唐会要卷四十
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选良善平恕人。断狱允当者。赏之。即奸伪自息。上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天下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至三月十七日。大理引囚过次。到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郑善果等官位不卑。纵令犯罪。不可与诸囚同列。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将身过朝堂听进止。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决罪人不得鞭背。初。太宗以暇日阅明堂孔穴图。见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叹曰。夫棰。五刑之最轻者也。岂容以最轻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下此诏。
译想要使案件审理得当，如今该用什么办法，才能做到公平允当？
王珪上奏说：只要挑选善良公正、宽厚待人的人，凡是断案得当的，就加以奖赏，这样奸诈虚伪之风自然会平息。
太宗说：古时候断案，一定要征询三槐九棘之官（即朝中重臣）的意见。如今三公九卿，正是担负这一职责的人。从今以后，天下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交由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省共同商议裁定。
到三月十七日，大理寺依次将囚犯提审过堂，轮到岐州刺史郑善果时，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等人官位并不低微，即便他们犯了罪，也不该与其他囚犯排在一起。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犯罪，不必亲自到朝堂上听候发落。
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下诏规定：处决罪犯时不得鞭打后背。
起初，太宗在闲暇时查阅明堂孔穴图，看到五脏的经络都连属于背部，便叹息说：鞭笞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怎么能因为最轻的刑罚，反而导致犯人死亡呢？古代帝王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这不是很可悲吗？当天便颁布了这道诏令。
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诏。死刑虽令即决。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三覆奏。决日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着于令。初。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大理丞张蕴古按其事。蕴古奏。好德颠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属相州。好德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遂斩于东市。既而悔之。遂有此诏。至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赦文。自今已后。其犯极刑。宜令本司。依旧三覆。
其年十一月九日敕。前敕在京决死囚日。进蔬食。自今已后。决外州囚第三日。亦进蔬食。因谓三品已上曰。今曹司未能奉法。在下仍多犯罪。数行刑戮。使朕数食空饭。公等岂不为媿。宜各存心。以尽匡救。
六年十二月十日。亲录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归于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诏。三品已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问皆不追身。
总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决杖一百。各致殒毙。乃下诏曰。别令于律外决杖一百者。前后总五十九条。决杖既多。或至于死。其五十九条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今后量留一十二条。自余四十七条。并宜停。开元十二年四月敕。比来犯盗。先决一百。虽非死刑。大半殒毙。言念于此。良用恻然。今后抵罪人。合杖敕杖。并从宽。决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隶碛西。其岭南人移隶安南。江淮人移隶广府。剑南人移隶姚嶲州。其碛西姚嶲安南人。各依例程。
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敕。官吏准律应枉法赃十五匹合绞者。自今已后。特宜加至二十四。仍即编诸律。着为不刊。
四年八月十二日敕。刑之所设。将以闲邪。法不在严。贵于知禁。今后应犯徒罪者。并量事宜。配于诸军效力。
贞元八年十一月敕。比来所司断罪。拘守科条。或至死刑。犹先决杖。处之极法。更此伤残。恻隐之怀。实所不忍。自今已后。罪之死者先决杖宜停。
十三年四月敕。农事方兴。时雨犹少。言念囚系。虑有滞冤。京城百司及畿内。有禁囚李士政等六人。合处极法。宜从宽典。各决四十。配流诸州。其余禁系者。委御史台与诸司计会。敕到后五日内。疏理讫闻奏。
元和四年二月敕。自今已后。在京诸司。应决死囚。不承正敕。并不得行决。如事迹凶险。须速决遣。并有特敕处分者。亦宜令一度覆奏。时。右街功德使吐突承瓘牒京兆府。称奉敕令杖死杀人僧惠寂。府司都不覆奏。故有是诏。八年九月诏书。减死戍边。前代美政。量其远近。宜有便宜。自今已后。两京及关内。河南。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两道。州府犯罪系囚。除大逆及手杀人外。
译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诏令：死刑虽然规定立即执行，仍要三次覆奏。在京城的要五次覆奏。在行刑前一天三次覆奏，行刑当天三次覆奏。只有犯十恶不赦重罪者，一次覆奏即可。将此定为法令。当初，河内人李好德患风疾神志错乱，说了些荒诞不经的话，皇帝下诏让大理丞张蕴古审理此案。张蕴古上奏说李好德患癫病有明显征兆，依法不应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说他籍贯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是相州刺史，张蕴古有意徇私放纵，于是张蕴古被斩于东市。事后皇帝后悔，于是有了这道诏令。到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的赦文中说：从今以后，凡犯死刑的，应命令主管部门依旧执行三覆奏。
当年十一月九日敕令：先前敕令规定京城处决死囚的当天要进素食，从今以后，处决外地州郡囚犯的第三天，也要进素食。太宗因此对三品以上官员说：如今各主管部门未能奉行法令，下面仍多有犯罪的人，屡屡执行死刑，使朕多次吃素食，诸位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应当各自留心，尽力纠正补救。
六年十二月十日，太宗亲自审录囚犯，释放死罪犯人三百九十人回家，命他们明年秋天自行前来受刑。后来他们如期全部到齐，太宗下诏全部赦免了他们。
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诏令：三品以上官员，犯公罪当流放、犯私罪当徒刑的，送去审问都不必拘押其人。
总章二年五月十一日，皇帝因为常法之外，先杖打一百下，往往导致死亡，于是下诏说：另外规定于律法之外杖打一百的条款，前后共有五十九条。杖打次数既多，有的导致死亡。这五十九条之中，对于盗窃及危害尤其严重的，如今酌情保留十二条，其余四十七条一律停止执行。开元十二年四月敕令：近来犯盗窃罪的，先杖打一百，虽不是死刑，但大半因此丧命。念及于此，实在令人悲悯。今后应判罪的人，凡应杖刑而敕令加杖的，一律从宽处理，杖打六十下，其一家人口，迁移隶属碛西；岭南人迁移隶属安南，江淮人迁移隶属广府，剑南人迁移隶属姚嶲州。至于碛西、姚嶲、安南人，各依旧例路程办理。
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敕令：官吏依律应判枉法赃满十五匹处以绞刑的，从今以后，特意加重到二十四匹，并立即编入律令，作为不可更改的定制。
四年八月十二日敕令：设立刑罚，是用来防范邪恶的，法令不在于严酷，贵在使人知晓禁令。今后凡应判徒刑的人，一律酌情安排，分配到各军中效力。
贞元八年十一月敕令：近来主管部门断案，拘泥于成文条款，有时判到死刑，还要先杖打，再处以极刑，如此更加使人伤残，令人恻隐不忍。从今以后，判死罪的，先杖打的做法应当停止。
十三年四月敕令：农事正兴，时雨还少，念及关押的囚犯，担心有冤屈滞留。京城各部门及京畿之内，有在押囚犯李士政等六人，应判处死刑，应从宽处理，各杖打四十下，流放配发到各州。其余在押的囚犯，委托御史台与各部门商议，敕令下达后五天之内，处理完毕后上奏。
元和四年二月敕令：从今以后，京城各部门凡要执行死囚，若未奉到正式敕令，一律不得执行。如遇情节凶险，须迅速处决，且有特别敕令处分的，也应再进行一次覆奏。当时右街功德使吐突承璀行文京兆府，称奉敕令将杀人的僧人惠寂杖死，府司完全没有覆奏，所以有这道诏令。八年九月诏书：减死流放戍边，是前代的善政，可酌情根据远近，给予便宜处置。从今以后，两京及关内、河南、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两道，各州府犯罪在押的囚犯，除大逆及亲手杀人者外，其余应判死罪的，一律免死流放到天德五城各镇，有妻儿的也允许随同前往。又因近年以来，凡有配隶发落，有的并非重罪，却被远迁，主管部门上报，又要拘泥于年限。今后如有轻罪，
其余应入死罪。并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诸镇。有妻儿者。亦任自随。又缘顷年已来。所有配隶。或非重辟。便至远迁。有司上陈。又烦年限。今后如有轻犯。更不得配流五城。
开成四年五月敕。京城百司。及府县禁囚。动经岁月。推鞫未毕。其有绝小事者。经数个月不速穷诘。延至暑时。盖由官吏因循。致兹留狱。炎蒸在候。冤滞难堪。宜付御史台。委裴元裕选强明御史三两人。各本司分阅文按。据理疏决闻奏。如官吏稽慢。亦具名衔闻奏。
其年十月敕。自今已后。将敕决死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须准故事覆奏。
太和二年二月。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三日制。刑狱之内。官吏用情。推断不平。因成冤滥者。无问有赃无赃。并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出入人罪。合当坐者。不言有赃无赃。今请准律科本罪。不得原免。敕旨。依。
三年三月敕。京畿之内。万类聚居。触刑章者。多于天下。加以百役牵应。由斯致咎。若一一不恕。则杀戮滋多。应京畿内见禁囚犯。死者降一等。从流当徙者。以远近节级递减一等处分。
四年四月敕。法寺用法。或持巧诈。分律两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计。则黎庶何安。今后宜令每书罪定刑。但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仍须颁示天下长吏。严加觉察。不得辄用奸吏。如有此色。当即停解。
八年四月敕。朕比属暇日。周览国史。伏睹太宗因阅明堂孔穴图。见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系于脏腑。针灸失所。尚致夭伤。鞭扑苟施。能无枉横。况五刑之内。笞最为轻。岂可以至轻之刑。而或致之死。朕恭承丕业。思奉贻谋。言念于兹。载怀恻隐。其天下州府。应犯轻罪人。除罪状巨蠹。法所难原者。其它过误罪愆。及寻常公事违犯。并宜准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处分。不得鞭背。今年以后。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条之中。亦宜量与矜减。仍速为疏理。不得久令禁系。仍并委御史台切加纠察。永为例程。
咸通十四年五月敕。慎恤刑狱。大易格言语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而狱吏苛刻。务在舞文。守臣因循。罕闻亲事。以此械系之辈。溢于狴牢。逮捕之徒。繁于简牍。实伤和气。用致沴氛。况时属歊蒸。化先茂育。宜覃赦宥。以顺生成。其诸州府罪人。并委本道十日内速理。或信任人吏。生情系留。观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加惩谴。
光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敕。近日用刑。皆隳旧例。多黩斧锧。鲜行鞭笞。今后应天下州县科断罪人。切须明于格律。不得以军法戮人。
臣下守法
武德四年。王世充窦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责其党与。
译不得再流放五城。
开成四年五月敕令：京城各部门以及府县在押的囚犯，动辄拖延数月，审讯尚未完结。其中有极小事情的，也经过数月不迅速查清，拖延到炎暑时节，这都是官吏因循懈怠所致，使案件积压。酷暑之中，冤屈滞留的痛苦难以忍受。应交付御史台，委托裴元裕挑选二三名精明强干的御史，各自到主管部门分别查阅案卷，依理迅速处理并上奏。若官吏拖延懈怠，也要一并列明姓名上奏。
当年十月敕令：从今以后，凡将要奉敕处决死囚而未令覆奏的，主管部门也须依照旧例进行覆奏。
太和二年二月，刑部上奏：谨依今年正月三日制书，凡刑狱之中，官吏徇私，判断不公，因而造成冤屈滥判的，不论是否受贿，都不在赦免之列。又依律文，凡故意出入人罪、应当获罪的，不论是否受贿，如今请依律判处本罪，不得赦免。敕旨：准奏。
三年三月敕令：京畿之内，各类人口聚居，触犯刑律的比天下其他地方多，加上百般徭役的牵累驱使，因此招致过失。如果一概不予宽恕，那么被杀戮的人就会增多。凡京畿内现关押的犯人，应判死罪的降一等，应判流放当徙的，按远近等级依次递减一等处理。
四年四月敕令：法司用法，有时耍弄巧诈，把律文拆分为两端解释，从而构成罪名，既让奸猾的官吏得逞，那么百姓又如何能安宁？今后应当在书写罪名判定刑罚时，只直接指明事实，不得舞文弄墨，随意援引，还须颁布告示天下地方官员，严加监察，不得任用奸猾的官吏，如有此类情况，应立即停职查办。
八年四月敕令：朕近来闲暇之日，遍览国史，看到太宗因查阅明堂孔穴图，见五脏经络都附系于背部，于是规定判罪不得鞭打犯人背部。况且人的生命，系于脏腑，针灸稍有失误，尚且导致夭折损伤，何况鞭打随意施加，怎能不造成冤屈枉杀？况且五刑之中，笞刑最轻，怎能因最轻的刑罚，反而导致死亡？朕恭承祖业，思承先志，念及此事，深怀恻隐之心。天下各州府，凡应判轻罪之人，除罪状特别恶劣、依法难以宽恕者外，其余因过失犯罪，以及日常公事中违犯的，一律依照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书处理，不得鞭打背部。今年以后，每逢立夏到入秋之前，犯罪之人依州府常规判罚的，也应酌情从宽减轻，并迅速审理，不得长久拘押，一并委托御史台严加督察，永远作为定制。
咸通十四年五月敕令：应当慎重体恤刑狱之事。《易经》有格言说：如果能体察案情实情，就应哀怜而不应欣喜。然而狱吏苛刻，专务舞文弄法，地方官因循懈怠，很少亲自处理案件，因此戴枷锁之人，满溢于牢狱，遭逮捕之人，充塞于文书案卷之中，实在损伤和气，招致灾异之气。况且时值暑热蒸腾之际，正应顺应万物生长化育。应普施赦宥，以顺应自然生成之理。各州府在押罪犯，一并委托本道于十日之内迅速审理，若有信任下属官吏，故意拖延滞留案件的，观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定加以惩处贬斥。
光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敕令：近来用刑，都违背了旧有的规矩，多用斩杀，很少施行鞭笞。今后凡天下州县判定罪犯，务必明晓法令条例，不得以军法处死犯人。
臣下守法
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大赦天下，事后却又追究其党羽，一律命令迁徙流配。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上表劝谏说：本月十三日，颁布了云雨般恩泽的诏令，既然说常规赦令都不能豁免的，也一律赦免，这不仅是赦免其罪，也是要与天下人一起除旧布新。为何王世充、窦建德的部下，赦免之后又要迁徙他们？这是陛下自己违背了本心，若要遣发下属，让人如何效法？依臣愚见，凡经赦令应当免除处罚，那些想要迁徙流配的人，请一并放免，那么天下人就非常幸运了。
贞观元年，太宗致力于整肃奸
并令迁配。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上表谏曰。今月十三日。发云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以更新。因何世充建德部下。赦后又欲迁之。此是陛下自违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法。如臣愚见。经赦合免责罚。诸欲迁配者。请并放之。则天下幸甚。
贞观元年。太宗务正奸吏。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上怒。将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于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上纳其言。谓百寮曰。矩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理。其年。温州司户参军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若不首。与尔死罪。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伪。将处雄死罪。少卿戴冑奏据法止合徒。上曰。我已与其断。当与死罪。冑曰。陛下既不即杀。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滥。上作色遣杀。冑言之不已。至四五。然后赦之。仍谓之曰。曹司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也。
七年。贝州鄃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欲斩之。殿中侍御史李干佑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便乖画一之理。臣忝宪司。不敢奉制。
十四年。尚书左丞韦悰。勾司农木橦七十价。百姓者四十价。奏其干没。上责有司。召大理卿孙伏伽。亟书司农罪。伏伽曰。司农无罪。上惊问之。伏伽曰。只为官木橦贵。所以百姓者贱。向使官木橦贱。百姓无由贱矣。但见司农不识大体。不知其过也。上乃悟。顾谓韦悰曰。卿识用不逮伏伽远矣。遂罢司农罪焉。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阳人李宏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谋反。上令不待时而斩之。侍中于志宁上疏谏曰。陛下情笃功臣。恩隆右戚。以无忌横遭诬告。事并是虚。故戮告人。以明赏罚。窃据左传声子曰。赏以春夏。刑以秋冬。顺天时也。又按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无杀昆虫。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又汉书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暂回圣虑。察古之言。傥蒙垂纳。则生灵幸甚。疏奏。从之。
上元三年九月七日。左威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并为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减死。并除名。上特令杀之。大理丞狄仁杰执奏。称不当死。上引入。谓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须杀之。仁杰又执奏。上作色令出。
译猾官吏，于是派人拿财物去试探他们，有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太宗大怒，要将其处死。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此人接受贿赂，确实应当重罚，但陛下用财物试探他，随即就要处以极刑，这就是所谓的陷人于罪，恐怕不合乎以道德礼义教化的原则。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对百官说：裴矩能够在朝廷上当面据理力争，不肯当面顺从，若每件事都能如此，天下何愁治理不好？当年，温州司户参军柳雄，在隋朝时虚报官阶品级。有人揭发此事，太宗命他自首，说若不自首，就判他死罪，柳雄坚持说自己所报是真的，始终不肯自首。大理寺查明此事是假的，将要判柳雄死罪。少卿戴胄上奏说依法只应判徒刑。太宗说：我已经与他说定，应当判死罪。戴胄说：陛下既然没有立即杀他，而是交付给臣下法司，那么罪不至死，就不可以滥用酷刑。太宗变了脸色，命令处死柳雄，戴胄仍坚持进言，前后达四五次，太宗这才赦免了柳雄，并对戴胄说：法司若能像你这样为我守法，何愁滥杀无辜呢？
七年，贝州鄃县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门夫，太宗要将他斩首。殿中侍御史李干佑上奏说：法令，是陛下在上制定的，天下人在下遵行，是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并非陛下一人所独有。裴仁轨所犯是轻罪，却要处以极刑，便违背了法律划一的道理。臣忝任监察之职，不敢奉行此诏。
十四年，尚书左丞韦悰，查核司农寺木橦每根价值七十文，而百姓买卖的只值四十文，上奏认为司农寺贪污中饱。太宗责备主管部门，召来大理卿孙伏伽，急令记下司农寺的罪状。孙伏伽说：司农寺没有罪。太宗惊讶地询问，孙伏伽说：正因为官府的木橦价格高，所以百姓的价格才显得低。假使官府木橦价格低，百姓的价格也就不会低了。这只能说明司农寺不识大体，并非有过错。太宗这才醒悟，回头对韦悰说：你的见识和才干远不如孙伏伽啊。于是免除了司农寺的罪责。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阳人李宏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谋反，太宗命令不等秋后就立即斩了他。侍中于志宁上疏劝谏说：陛下对功臣情谊深厚，对至亲恩宠隆重，因长孙无忌无端遭到诬告，事情全属虚妄，所以要诛杀诬告者，以彰明赏罚。窃据《左传》声子所说：赏赐在春夏施行，刑罚在秋冬施行，是顺应天时。又按《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不可杀害昆虫，要省察牢狱，去除桎梏，不得妄加拷打，停止诉讼。又《汉书》董仲舒说：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应当从上天那里寻求端绪。天道最重要的，在于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司杀伐，德主司生养。阳常居于盛夏，以生育长养为职事；阴常居于严冬，积藏于空虚不用之处，由此可见上天是重视德教而不重视刑罚的。恳请陛下暂且回心细思，体察古人之言，倘蒙采纳，那么百姓就十分幸运了。奏疏呈上，太宗采纳了。
上元三年九月七日，左威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一起因为砍伐昭陵柏树，大理寺上奏依官职减死罪，一并革职除名，太宗特意下令处死他们。大理丞狄仁杰上奏坚持认为不应判死罪，太宗召他入宫，对他说：权善才砍伐陵墓上的柏树，这是使我背上不孝之名，必须处死他。狄仁杰又坚持上奏，太宗变了脸色命他退下，狄仁杰进言说：臣听说触犯逆鳞、忤逆人主，自古以来都是难事，但臣认为并非如此。处在桀纣那样的时代就难，处在尧舜那样的时代就容易。臣如今有幸遇到像尧舜一样的明主，不惧怕像比干那样被诛杀。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盗取高庙的玉环，张释之在朝廷上力争，最终只判处弃市之刑；魏文帝要处死一人，辛毗拉住他的衣襟劝谏，也被采纳。况且明主可以用道理说服，忠臣不可以用威势恐吓。如今陛下不采纳臣的进言，臣恐怕死
仁杰进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居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徒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臣恐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也。陛下作法。县之于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岂有犯罪极轻。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二军将。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如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诏。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上意乃解。谓仁杰曰。既能为善才正我。岂不能为我正天下也。
神龙元年正月。韦月将上变。告武三思谋逆。中宗大怒。命斩之。大理卿尹思贞。以发生之月。执奏以为不可行刑。竟决杖流岭南。三思令所由司以非法害之。思贞又固争之。三年。节愍之诛。武三思事变之后。其诖误守门者。并配流未行。有韦氏党。密奏请尽诛之。上令鞫断。大理卿郑惟忠奏曰。今大狱始决。人心未宁。若更改推。必递相惊恐。则反侧之子。无由自安。遂依旧断。
开元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蒋挺有犯。敕朝堂杖之。黄门侍郎张廷珪执奏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可杀而不可辱也。
十年八月。冀州武强县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上大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缘是乞赃。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参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议条。十世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不弃。平典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若今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取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寂。定为元勋。恩倍常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遂决杖一百。配流。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卢坦奏。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于赦令。理合遵行。一时归朝。固违明旨。复修贡赋。有紊典章。
译后无颜面见张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制定法律，公布于象魏之上，徒刑死刑都有等级差别，怎能因犯罪极轻，就下令赐死？法令若无常规，百姓将如何是好？陛下若一定要改变法度，请从今日开始。古人说：假使有人盗取长陵的一抔土，陛下将如何处置他？如今陛下因昭陵一株柏树，杀害两位将领，千年之后，人们将说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这正是臣不敢奉诏杀权善才、使陛下陷于不道的原因。太宗的怒意于是消解，对狄仁杰说：你既然能为权善才纠正我，难道不能为我纠正天下吗？
神龙元年正月，韦月将上告变事，告发武三思图谋叛逆，中宗大怒，命令将他斩首。大理卿尹思贞，因为正值万物滋生的月份，坚持上奏认为不可执行刑罚，最终判处杖刑并流放岭南，武三思命令有关人员非法加害于他，尹思贞又坚持力争。三年，节愍太子诛除武氏之后，因武三思事变而受牵连的守门人，一并流放尚未执行，有韦氏党羽秘密上奏，请求将他们全部诛杀。中宗下令重新审理，大理卿郑惟忠上奏说：如今大案刚刚判决，人心尚未安定，若再改判，必将辗转互相惊恐，那么心怀不安的人，将无从自安。于是依照原判处理。
开元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蒋挺犯了罪，敕令在朝堂上杖打他。黄门侍郎张廷珪坚持上奏说：御史是宪司清正之职，是皇帝耳目所寄之官，若有过犯，当杀就杀，当流放就流放，不可以杖打，可以处死而不可受此侮辱。
十年八月，冀州武强县令裴景仙，犯乞讨索取贿赂罪，累计五千匹，事情败露，太宗大怒，命令召集众人将他处死。大理卿李朝隐上奏说：裴景仙所犯是乞讨索取赃物之罪，罪不至死。而且裴景仙的曾祖父，已故司空裴寂，当年参与开国大业，是首要功臣，载初年间，家族无辜遭难，他的兄弟全都被诛杀，唯独裴景仙一人幸存，如今是嫡系承继之人。依所犯赃罪，还不至判死刑；依所犯之罪，仍属可议之列。十世宥及贤者后代，是应当记录的功勋；一门绝祀，情理上也令人哀怜。愿宽免暴尸街市的刑罚，让他去服流放边远之役，这样既不废弃先人的功勋，又符合公正的法典。皇帝手诏不许。李朝隐又上奏说：判决出自天子，处以极刑，生杀大权，本应由君主专断；然而轻重自有法条，臣下应当遵守。枉法之罪，是歪曲事理而索取财物，十五匹就判处死刑；乞讨索取之罪，是借乞讨之名而成赃物，累计数千匹也只判处流刑。如果如今乞讨索取罪也判处死刑，那么以后有枉法之罪当判者，又将施加何种刑罚？臣之所以为国家珍惜法度，坚持遵守律文，并非要以法屈就人情，曲意宽宥裴景仙一人性命。就像射兔于魏国御苑、惊马于汉朝桥边的事一样，起初震怒于皇威赫赫，最终还是依从了朝廷议论，难道不是因为威势不能制服一切，而法度贵在恒常吗？况且裴景仙曾祖裴寂，被定为开国元勋，恩泽应当加倍，若裴寂的功勋都被抛弃，裴景仙的罪特意加重，那么叔向那样的贤人，又有何值得称道之处？若敖氏的鬼魂，岂不是要挨饿了吗？请求舍弃罪责、顾念功勋，恳请皇上垂听。于是判决杖打一百，流放配发。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卢坦上奏：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被授予地方要职，责任尤为重大，至于赦令，理应遵行。他一时归朝，却公然违背明诏，又进献贡赋，扰乱了典章制度，请交付法司处理。又上奏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到京城时也有进献。当时勘察此事的人称，他离开越州之后才见到赦文，路途已远，无处交纳。既然已经过恩赦，须加以商议，以此告诫后来者之心，必定要举明赎刑之典。此事已判罚完毕。谨依今年正月制书：从今以后，各道地方长官，凡离任赴京朝廷的，一律不得取用本道财物，妄称是进献贡奉，若有违
伏请付法。又奏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到城亦有进献。当时勘者。称离越州后。方见赦文。道路已遥。付纳无处。既经恩赦。须为商量。将诫来者之心。必举赎刑之典。已书罚讫。伏准今年正月制。自今已后。诸道长吏。有离任赴阙廷者。并不得取本道财物。妄称进奉。苟有违越。必举宪章。柳晟等既违新令。不敢不奏。上曰。山南所进。与柳晟并不相关。先释放讫。阎济美。制书颁下之时。寻离本道。身已在近。物须有归。以此奏请进纳。非赦文所革之意。其罚亦宜释放。坦既奏晟济美二人皆当罪。上召坦等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献。皆是家财。朕已许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违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受小利。而失大信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归之有司。不入内藏。使四方知之。以昭圣德。上嘉纳之。
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雠杀人。自投县请罪。敕。复雠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殉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于是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献复雠议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复雠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异同。固宜辨论。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雠。见于春秋。见于礼记。见于周官。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雠。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雠。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雠。雠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雠也。如百姓相雠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雠。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雠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雠。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礼所称。将复雠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雠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译反，必定依法惩处。柳晟等人既然违背了新令，不敢不奏。皇帝说：山南所进献的，与柳晟并不相干，先予释放。阎济美，是在制书颁布下达之时，正好离开本道不久，人已在近处，财物必有归属，因此才奏请进纳，这并非赦文所要革除的本意，他的处罚也应当释放。卢坦既已上奏柳晟、阎济美二人都应治罪，皇帝召见卢坦等人，长时间褒奖慰问说：柳晟等所进献的，都是他们的家财，朕已经答应宽恕，不可失信。卢坦上奏说：赦令，是陛下的大信，天下人都知道，如今二位大臣违反赦令，就是不畏惧法度，陛下怎能贪图小利，而失去大信呢？皇帝说：朕已经收下了，怎么办？卢坦说：归还有关部门，不要收入内库，让天下人都知道，以彰显圣德。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了人，自己投案到县衙请罪。敕令：为父报仇杀人，固然有古代的常法可循；但因他是主动申明冤情、自首请罪，视死如归，亲自到官府投案，这是出于天性，志在殉节，本无求生之意，宁可失之于不合常法。特此减免死罪，判决杖打一百，流放循州。于是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献上《复仇状》说：谨奉本月五日敕令，为父报仇之事，依据礼经，则义理上不共戴天；征引法令，则杀人者当处死。礼与法两者，都是帝王教化的重要根本，出现这样的矛盾，理应加以辨析论定，命令都省集会商议后上奏。臣认为儿子为父报仇之事，见于《春秋》，见于《礼记》，见于《周官》，见于诸子百家史书，不可胜数，从未有人认为是错的而加以治罪。这本应最详尽地记载在律法中，但律法中却没有这条规定，这并非是遗漏，大概是因为：如果不允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之心，违背先王的教诲；如果允许复仇，那么人们将会依仗法律而擅自杀人，无法禁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律法虽然本源于圣人，但执法而行的，是主管官吏；而经书中所阐明的，是用来规范官吏的。之所以在经书中反复叮咛此义，而在律法条文中却故意隐去，其用意大概是要让执法的官吏依法断案，而通晓经术的士人，则可以援引经义来加以议论。《周官》说：凡杀人合乎义理的，命令不许报仇，若报仇则处死。义，就是适宜。这说明如果杀人不当其理，那么子女就可以为父复仇；如同百姓之间互相仇杀一样。《公羊传》说：父亲若不当受诛而被杀，子女为父复仇是可以的。所谓不当受诛，是指其罪不当被处死。诛，是上对下所用的说法，并非指百姓之间互相残杀。又《周官》说：凡要报仇的，须先在士官处登记备案，杀之则无罪。这是说要报仇，必须先禀报官府，这样才算无罪。如今陛下留心典章制度，思虑要确立定制，珍惜有关部门的职守，怜悯孝子的心情，表示不独断专行，而广泛征询群臣的意见。臣愚见认为，复仇之名虽然相同，但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百姓之间的仇杀，如《周官》所说的，可以在今天加以讨论；有的是被官吏所杀，如《公羊传》所说的，在今天则不可推行。又《周礼》所说的先向士官禀告方可无罪的规定，如果是孤幼弱小之人，怀抱复仇的心志而伺机等待仇人的机会，恐怕不能自行禀报官府，这也不能作为今日断案的依据。既然如此，那么处死或赦免，就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制定这样的制度：凡有为父复仇的，事发之后，将其详情呈报尚书省，集会商议后上奏，斟酌情理而后处置，这样经义和律法就都不会有失偏颇了。
八年二月，僧人鉴虚交付京兆府，判决重杖一顿处死，并没收其财产。鉴虚在贞元年间，靠讲经说法募集钱财，又用财物贿赂结交权贵，肆意为非作歹，事情败露后，朝廷内外掌权者，想方设法要保全他。皇帝下诏，起初命令赦免他的罪。当时御史中丞薛存诚不接受
八年二月。僧鉴虚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顿处死。仍籍其财产。鉴虚在贞元中。以讲说丐敛。用货利交权贵。恣为奸滥。事发。中外掌权者。欲便保捄之。有诏。初命释其罪。时御史中丞薛存诚不受诏。翌日。又宣旨。吾要此僧。面诘其事。非赦之也。存诚又奏曰。鉴虚。陛下欲召之。请先贬臣。然后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杀之。
开成二年八月。上御紫宸殿。召御史中丞狄兼。问李伯展狱如何。兼奏曰。不知陛下疑何事。李伯展。卢行简。及和州知场官卢元度。已结奏讫。并合处极法。臣是法官。只知有法。陛下若欲原宥。特降恩旨即得。上嘉叹之曰。从前法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
定赃估
开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敕依。其应征赃入公私。依例程。至上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自今已后。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协从宽。俾在不易。刑部尚书卢正己奏。
天宝六年四月八日敕节文。其赎铜如情愿纳钱。每觔一百二十文。若负欠官物。应征正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绢四尺。若会恩旨。其物合免者。停役。
上元二年正月敕。名例律。评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评功庸者。计一人一日。为绢三尺。牛马驴骡车亦同。其船及碾硙邸店之类。各依当时赁直。庸虽多不得过其本价。自今已后。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
元和三年正月敕。今后应坐赃。及他罪当赎者。诸道委观察判官一人。专勾当。及时申报。如蔽匿不申者。节级科贬加罪。不系奏官长。量情处置者。其赃但准前申送御史台。充本色给用。仍差御史一人。专知赃赎。不得以赃罚为名。如罪名未正。妄罚其财。亦委观察判官勾当。差定后先。具名闻奏。
太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元奏。准制条云。杂物依上估绢结赃。所犯若干匹。并无估定计折字者。伏以监利物与两税物。好恶有殊。一例科决。虑忧有屈。今请盗换两税绸绫绢等物。请依元盗换匹数结罪科断。更不估定。如盗换监利物。杂麻布焦葛匹段丝绵纸。及诸色进贡物。不是两税匹段等。请准法式估定数。依上绢结赃科断。敕旨。依奏。
大中六年闰七月敕。应犯赃人。其平赃定估等。议取所犯处及所犯月上绢之价。假有蒲州盗盐。嶲州事发。盐已费使。依令悬平。即蒲州中估之盐。
译诏令。第二天，又传旨说：我要召见此僧，当面查问他的事情，并非要赦免他。薛存诚又上奏说：鉴虚，陛下若要召见他，请先贬黜臣，然后再召见他。皇帝赞赏他有操守，于是下令将鉴虚杖杀。
开成二年八月，皇帝驾临紫宸殿，召见御史中丞狄兼谟，问他李伯展一案审理得如何。狄兼谟上奏说：不知陛下疑虑的是什么事。李伯展、卢行简，以及和州知场官卢元度，已经审理结案上奏完毕，都应当判处极刑。臣是执法官，只知道依法办事，陛下若想要宽恕他们，特意下达恩旨即可。皇帝赞叹说：从前法度不统一，是先前的大臣未能坚守法度所致。
定赃估
开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上奏：天下评定赃物估价，各地互有高低。比如山南绢价便宜，河南绢价昂贵，绢价便宜的地方计算赃物，不到三百匹，就要判处死刑；绢价昂贵的地方要到七百匹以上，才到死刑标准，这样一来轻重就不相符，刑罚的准则又何在？请求统一天下评定赃物的估价，绢每匹计价五百五十文为标准。敕令依照办理。凡应征收充公或归还私人的赃物，依照旧有程序办理。到上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敕令：先前依照旧例，每匹按五百五十文估价折算成绢一匹。从今以后，凡是评定赃物数额，应按照当时的绢价估算，一律折合成实际钱数，以求从宽处理，并保持不变。刑部尚书卢正己上奏（此事）。
天宝六年四月八日敕令节文：应赎的铜，如愿以钱代纳，每斤按一百二十文计算。若拖欠官府财物，应征收正赃，以及应赎之物没有财力，用服官役来折抵劳役，物虽多，最多限期三年，每人每天折抵绢四尺，若遇恩旨，其财物应予免除的，则停止服役。
上元二年正月敕令：《名例律》评定赃物，都依据案发当时的物价，及依上等绢的价格估算功庸，按每人每天折合绢三尺计算，牛马驴骡车也依此办理，船只以及碾磨、邸店之类，各依照当时的租赁价格，功庸虽多，也不得超过其本身价值。从今以后，凡评定赃数，应依照当时的绢价估算，并折合成实际钱数。
元和三年正月敕令：今后凡应判坐赃罪、及其他罪应赎罪的，各道委托观察判官一人专门负责办理，并及时申报。若隐瞒不报的，按等级贬职加罪。若不涉及需要奏报的官员，可酌情处理的，其赃物仍须依前申送御史台，充作本类开支之用，并另派御史一人，专门负责赃物赎金事务，不得以赃罚为名（滥收财物）。如罪名尚未定案，就妄自罚没财物的，也委托观察判官核实处理，按先后次序，列明姓名上奏。
太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元上奏：谨依制条规定，杂物依上等绢价折算赃物，所犯若干匹，并没有明确规定折算方法的条文。臣认为监利物与两税物，品质好坏有区别，若一概而论加以判决，恐怕会有失公允。如今请求，凡盗换两税绸绫绢等物的，请依照原盗换的匹数计算定罪，不再另行估算；若是盗换监利物，如杂麻布、焦葛、匹段丝绵纸，以及各类进贡物品，不属于两税匹段之类的，请依照法定方式估算数目，依上等绢价折算定罪。敕旨：依照所奏办理。
大中六年闰七月敕令：凡应判赃罪之人，评定估价等事宜，应参照所犯地点及所犯当月的绢价。假设在蒲州盗卖盐，而案发于嶲州，盐已被使用，依令应就地评估，即依照蒲州中等绢的价格作为标准，在嶲州判决之类的做法。纵然实际卖价有贵贱不同，也一律以估定价格为准。当年十月，中书门下上奏：凡应判赃罪之人，评定估价等事宜，各外州府按旧例，虽然依律文以本地上等绢价估算赃物，但有的地方并不出产绢，即便有出产之处，也担心在结案时须重新勘估，因当地价格贵贱不同，便滋生弊端。加之各州府绢价，除果州、阆州外，没有比宋州、亳州的
准蒲州上绢之价。于嶲州决断之类。纵有卖价贵贱。所估不同。亦依估为定。其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其犯赃人平赃定估等。其外州府比者。虽准律文。取当处上估绢定赃平估。或有不出土绢处。纵有出处。亦虑结狱之时。须为勘估。因其贵贱。便生异端。兼以州府绢价。除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上估绢者。则外州府不计有土绢及无土绢处。并请一例。取宋亳州上绢估。每匹九百文结计。如所取得绢已费使。及不记得当时州土色目。即请取犯处市肆见货当处中估绢价平之。如不出绢处。亦请以当处见货杂州中估绢价平之。庶推劾有准。断覆无疑。从之。
论赦宥
贞观二年七月。上谓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已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数赦则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证圣元年。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曰。臣闻小不忍。乱大谋。小仁者。大仁之贼。窃以赦之为用。复何益于国哉。若乃皇业权舆。天地初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则时藉非常之庆。申以再造之恩。必求之政术。犹为未允。况乃时非变革。代属清平。而辄降彼谬恩。原兹罪罚者乎。是以历观敻古。两汉旧事。匡衡儒学之俊才。吴汉弼谐之良辅。至于谠言规主。惟愿勿赦。刘先主亦尝谓诸葛亮曰。我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闲。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理。及后主嗣业。蜀赦渐多。故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仁贤。百寮称职。有何旦夕之急。而数惠奸宄之徒。上违天时。下违人理。岂具瞻之美。所望于明德哉。自是蜀政凌迟。浸以雕弊。自皇家受命。赦宥之泽。可谓多矣。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若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敓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无疑惮。设使身婴桎梏。迹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且下愚不移。习性难改。虽频烦肆眚。每放自新。而见利忘义。终焉不易。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沐恩光。作恶者独承侥幸。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恶之夫。每欲览辔埋轮。效鹰鹯而报国。褰帷露冕。去蝥贼以安人。而遇赦无以效其功。阅恩无所施其巧。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其斯之谓也。伏望远览匡吴陈郑之说。近寻刘葛费孟之谈。而今而后。颇节于赦。
开成元年五月。
译上等绢价更高的了。如今不论各州府是否出产绢，请一律以宋州、亳州的上等绢价为准，每匹按九百文折算。如果所取得的绢已被使用，且已记不清当时该州出产的绢的成色种类，就请以案发地当时集市上现售的中等绢价来估算；如果是不产绢之处，也请以当地现售、附近州郡中等绢的价格来估算，这样才能使判案有依据，覆核判决时也不会有疑虑。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
论赦宥
贞观二年七月，太宗对侍臣说：凡是大赦，只应惠及那些非法犯上之辈。古语说：小人得到侥幸，君子却因此不幸。一年之内两次大赦，善良的人就要沉默无言了。凡是纵容恶草生长的，就会伤害庄稼；凡是施恩于奸邪之人的，就会伤害善良百姓。当年周文王制定刑罚，规定犯此罪者绝不赦免。小的仁慈，实是大仁的祸害。所以朕自从拥有天下以来，很少实行大赦。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若频繁赦免，愚昧之人就会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着犯法，而不知悔改，应当慎重对待赦免之事。
证圣元年，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说：臣听说小事不忍，会扰乱大局；小的仁慈，是大仁的祸害。窃以为大赦这种做法，对国家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是在开国之初，天地初开，新君即位，百姓要重新开始生活，那时可以借助非同寻常的恩庆，施以再造之恩，即便如此，从治国之道来说，仍算不上完全妥当。何况现今并非改朝换代之际，正处于清平盛世，却屡屡颁下这种谬误的恩泽，赦免这些罪犯呢？因此纵观古代，遍观两汉旧事，匡衡是儒学中的杰出人才，吴汉是辅佐朝政的贤良重臣，至于他们正直进言、规谏君主，都是希望不要轻易赦免。刘备也曾对诸葛亮说：我与陈元方、郑康成交往之间，每每听他们讲述治乱之道甚为详备，却从未提到过赦免之事。至于刘表、刘璋父子，年年施行赦免，对治理有何益处？等到后主继位，蜀国的赦免更加频繁，所以孟光曾在众人面前责问费祎说：赦免这种事，是偏枯不均的做法，并非清明盛世所应有的。如今主上仁厚贤明，百官各尽其职，有什么迫在眉睫的急事，要屡屡施恩于奸邪之徒？这样上违天时，下违人理，哪里称得上众所瞻仰的美德，又怎能符合对明君贤德的期望呢？从此蜀国政事日渐衰败，逐渐凋敝。自我朝受命以来，赦免的恩泽，可以说已经很多了，近的一年两次，远的每年都不间断。至于那些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入户籍的以掠夺为业，担任官职的则贪求贿赂，无不公然明知故犯，毫无顾忌畏惧。即便身陷牢狱、脚戴镣铐，一到元日朝会，就盼望着能得皇恩赦免；一到重阳佳节，就等待着皇恩降临。他们如此揣测，也大都果然得以释放。而且下愚之人本性难移，习性难改，即使屡次宽赦，每次都放他们重新做人，可他们见利忘义的本性终究不会改变。这就使得社会风气多有顽劣悖逆，很少有廉洁方正之人，行善的人得不到恩泽的沐浴，作恶的人却独享侥幸。至于那些方正敢言之士、守善嫉恶之人，常常想要挽起车帘、埋轮不畏权贵，效法鹰隼猎击奸邪以报效国家；掀开车帷、露出冠冕以除去为害百姓的蠹贼来安定民生，然而每逢大赦，就无从施展他们的功绩；每有恩泽施予，也无处施展他们的才能。古语说：小人得到侥幸，君子却因此不幸，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恳请远览匡衡、吴汉、陈元方、郑康成之说，近寻刘备、诸葛亮、费祎、孟光之言，从今以后，对大赦之事有所节制。
开成元年五月，皇帝驾临紫宸殿，问宰相说：治国之道，自古以来就很艰难。宰相李石说：只要朝廷的法令能够推行，事情就容易办。皇帝说：凡是犯有罪过的人，都不能轻易赦免宽宥。
唐会要
唐会要卷四十一
断屠钓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令：从今以后，
上御紫宸殿。问宰臣曰。为政之道。自古所难。宰臣李石曰。但朝廷法令行则易。上曰。凡犯罪过人。不得赦宥。
唐会要
唐会要卷四十一
断屠钓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
如意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杀。
圣历三年。断屠杀。凤阁舍人崔融议曰。春生秋杀。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国之大事。豺祭兽。獭祭鱼。自然之理也。一干豆。二宾客。不易之义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挥其鸾刀。烹之鹤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辑穆。百王千帝。殊途同归。今若禁屠宰。断弋猎。三驱莫行。一切不许。便恐违圣人之达训。紊明主之善经。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河西诸国。以肉为斋。一朝禁止。倍生劳弊。富者未革。贫者难堪。二不可也。又如贫贱之流。刲割为事。家业傥失。性命不全。虽复日戮一人。终虑未能总绝。但益恐吓。唯长奸欺。外有断屠之名。内诚鼓刀者众。势利依倚。请托纷纭。三不可也。虽好生恶杀。是君子之用心。而考古会今。非国家之大体。但使顺月令。奉天经。造次合礼仪。从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为尽善。
景龙元年。遣使江淮。分道赎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书舍人李乂上疏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虽云雨之私。有沾于末类。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傥多。则常支有阙。与其拯物。岂若忧民。且生鬻之徒。惟利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贫无之徭赋。治国爱人。其福胜彼。
景龙二年九月八日敕。鸟雀昆虫之属。不得擒捕。以求赎生。犯者先决三十。宜令金吾及县市司严加禁断。
先天元年十二月敕。禁人屠杀鸡犬。
二年六月敕。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
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敕。诸州有广造沪取鱼。并宜禁断。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敕。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敕。两京五百里内。宜禁捕猎。如犯者。王公以下录奏。余委所司。量罪决责。
天宝五载七月二十三日。河南道采访使张倚奏。诸州府今后应缘春秋二时私社。望请不得宰杀。如犯者请科违敕罪。从之。
六载正月二十九日诏。今属阳和布气。蠢物怀生。在于含养。必期
译每年正月初九，以及每月十斋日，一律不得执行死刑，各地官府及百姓，都应禁止屠宰和垂钓。
如意元年五月，禁止天下屠宰杀生。
圣历三年，禁断屠宰。凤阁舍人崔融进言说：春天生长、秋天肃杀，是自然的常道；冬天打猎、夏天护苗，是国家的大事；豺狼祭祀百兽、水獭祭祀游鱼，是自然的道理；一为祭祀干豆之用，二为宾客款待之需，是不可更改的礼义。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挥舞鸾刀宰杀牲畜，用鼎烹煮食物，用来充实厨房膳食，因此能感通幽明之界，使人神和睦融洽，历代帝王，殊途同归，都是如此。如今若禁止屠宰，断绝渔猎，那么冬猎三驱之礼也无法施行，一切都不许可，恐怕将违背圣人所定的通达教诲，扰乱明君所立的良善法度，这是第一条不可行的理由。再说像江南各州，正是以捕鱼为生计，河西各地，也以肉食为常，一旦禁止，都会加倍造成劳苦困弊，富人尚且难以改变，穷人更加难以忍受，这是第二条不可行的理由。又如那些贫贱之人，以宰割为业，若失去这份家业，恐怕连性命都难以保全，即便每天处死一人，恐怕终究也无法彻底禁绝，只会更加恐吓百姓，反而助长奸诈欺骗之风，表面上有禁止屠宰的名声，实际上私下操刀屠宰的人依然众多，权势利益互相依附，请托说情纷纭杂沓，这是第三条不可行的理由。虽然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是君子应有的用心，但考察古今形势，这并非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只要顺应时令，遵奉自然天时，随时合乎礼仪，从容之中合于刑典，自然人人都能顺应本性，万物也都能顺遂生长，又何必一定要加以改革，才算是尽善尽美呢？
景龙元年，朝廷派遣使者前往江淮一带，分道进行放生赎买，用当地官府的财物充当赎金。中书舍人李乂上疏说：江南水乡之地，以捕鱼采捞为业，鱼鳖之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虽说这如同云雨般的恩泽，能惠及一些微小的生灵，但这种生养万物的恩惠，却未能普遍施及百姓身上。为什么呢？江湖资源丰饶，生长繁育无穷无尽，而官府库藏的开支，却容易枯竭。若花费太少，那么所能救助的又有多少呢？若使用太多，那么日常开支就会出现亏空。与其去拯救鱼鳖等物，倒不如去体恤忧念百姓。况且以捕捞贩卖为生的人，只看重利益，钱财每日源源而至，渔网也会年年增多，一时的放生赎买，反而会使他们百倍地经营捕捞。不如把用于救赎放生的钱财物资，转而用来减免贫苦无依百姓的徭役赋税，这样治理国家、爱护百姓，其福祉要胜过前者。
景龙二年九月八日敕令：鸟雀昆虫之类，不得擅自捕捉，以此来求取赎生放归的功德。违犯者先杖打三十下。应命令金吾卫及各县市司严加禁止。
先天元年十二月敕令：禁止百姓屠宰鸡犬。
二年六月敕令：宰杀牛马骡等牲畜，触犯者依法治罪，不得以官职折抵或荫庇赎罪。公私贱隶若触犯此令，先杖打六十下，然后再依法定罪。
开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敕令：各州凡有大规模修造沪具（渔网设施）捕鱼的，一律应予禁止。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敕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从十三日起至十五日止，一律应禁止宰杀渔猎。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敕令：两京五百里以内，应禁止捕猎，若有违犯者，王公以下需登记上奏，其余人等交由主管部门酌情判罚。
天宝五载七月二十三日，河南道采访使张倚上奏：各州府今后凡遇春秋二季民间社祭活动的，请不得宰杀牲畜，若有违犯者，请依违反敕令论罪。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
六载正月二十九日诏令：如今正值阳气舒和、万物滋生之时，蠢动的生灵都怀有生机，对于养育万物，必定要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