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七十七

译之书为业的人，也能登上科第，其诱导向善的用意虽然深远，但设立科目却未必正当。恳请命有关部门去除庄子、列子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理的人，其科目选拔标准比照明经科。奏疏呈上，没有得到答复。

宏文崇文生举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八日敕令：宏文馆、崇文馆的学生，因为是贵族子弟，大多不专精本业，便予以及第，实在不应如此。从今以后，一律依照令式加以考试。到天宝十四载二月十日：宏文馆学生，从今以后，应当比照国子监学生的先例帖经考试，明经、进士科的帖经数量一并减半，杂文和策论，都必须大体通晓，并永远作为常规制度。

广德元年七月二十六日敕令：宏文馆、崇文馆两馆学生，都是凭借门荫补入，所修习的经业，务必精熟；楷书字体，都要合乎标准样式。通晓的授予出身，不通晓的予以罢黜。

贞元四年正月敕令：应补宏文馆、崇文馆的学生，员额空缺极少，请求补入的人很多，其中须酌量排出先后次序。恳请比照建中三年十一月敕令，先补皇室缌麻以上亲属，其次是宰相辅臣的子孙，仍在同类人当中，凡用门荫者，优先选取门第清贵、经历切近的人，其余的根据官荫高下依照类例处理。六年九月敕令：本来设置两馆学生，都是选拔功勋贤达之家的子弟，本意是要让他们讲习经艺，承袭家风，绝非要开设这条侥幸之门，破坏教化典章。而且令式当中，都有具体条文，考试之时理应精细核查。近来听闻这方面弄虚作假的现象颇为严重，有的假借门第资历，有的改换宗族辈分，这实在有愧于教化的根本，只会助长侥幸争竞的风气。尚未补入的人务求谋取空缺名额，已经补入的人自然登第。用荫既已背离实情，考试才艺又都请人代笔，诱导上进的办法，怎能如此。从今以后，有关部门应当依照令式条文加以考试，评定升黜。如有弄虚作假的，一并依法处置。

太和七年八月九日敕令：宏文馆、崇文馆两馆学生，今后一律依照法式考试。经义考试完毕之日，仍派尚书省郎官两人加以复试，必须责令具保担保，不得擅自允许替代。

九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奉旨命令削减各类入仕人员，宏文馆学生现定为十六人，现请求削减一人。敕旨：依照所奏施行。

开成三年二月，左右两军使上状称：请求依照太和元年五月十七日以前的敕令文书，官阶达到品级的，即可用门荫补授子孙两馆学生出身。敕旨：神策大将军用荫补授两馆学生的，应当比照左右金吾大将军的先例处理。

崇元生道举附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在元元皇帝（老子）庙设立崇元学，命学生修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到修习学成之后，每年比照举人的先例送名单到尚书省，比照明经科考试，通晓的比照及第之人处理。设博士一员。

天宝元年五月，中书门下上奏：两京及各郡崇元学生等，依照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的制令，此前所述人员应当修习《道德经》《南华经》（庄子）《通元经》（文子）《冲虚经》（列子）四经；又依照天宝元年二月的制令，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依此规定应当加以补习，崇元学也应当一同修习研读。依照后来的制令，应当通晓五经。其中《洞灵真经》民间少有藏本，臣近来命各道观寻访，道士全然没有修习过的。原本流传就不广，学业实在难以修成。加之《冲虚经》《通元经》两部经典，也恐怕文字尚不确定。道教方兴，学者应当力求精审。这《洞灵经》等三部经典，希望交付有关部门，各抄写十本，校订完成后，交给各道采访使颁发施行；贡举司及两京崇元学生，也希望各发给一本。今年冬天崇元学之人，希望姑且依照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制令的规定加以考试，《洞灵真经》，请等到学业修成后再依照法式处理。皇上依从了这个意见。

二年三月十六日制令：崇元生考试帖经与对策各减少一条，

译三年学业修成后，才依照旧有的规定施行。

七载五月十三日：崇元生出身，到选官之时，应当比常例减少一次选拔，作为留用递补之例。

十三载十月十六日：道举停止修习《道德经》，改加《周易》，应当从来年开始施行。到宝应三年（当作宝应二年）六月二十日，道举应当停办。七月二十六日敕令：礼部上奏，道举既已停办，崇元生一事希望交由中书门下商议处理。

大历三年七月，增设崇元生员额至满一百人。

建中二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依照制令，崇元馆学生考试之日，减少策论一道；崇元馆随附的学官现任在职的，既然一同参与考试事宜，理应一同沾受恩泽，只是策论一道不可以减，可以再减大义两条。皇上依从了这个意见。

论经义

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写《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为《义赞》，有诏令改称为《五经正义》。太学博士马嘉运常常指摘其中的错误，又有诏令重新加以详细审定，尚未完成他就去世了。

永徽二年三月十四日，诏令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以及中书门下，以及国子监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已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写的《五经正义》，其中若有讹误之处，应当立即加以刊正。到四年三月一日，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以及国子监官员，此前受诏修改《五经正义》，到此时功成，进呈皇上，诏令颁行天下，每年明经科考试，都依照此书作为标准考核。

长安三年三月，四门博士王元感，上表进呈《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汉书》，请求官府拨给纸笔，抄写送入秘阁。皇上制令让弘文馆、崇文馆学士，以及成均监博士，详细审定其可行与否。弘文馆学士祝钦明、崇文馆学士李宪、赵元亨，成均监博士郭山恽，都专守先儒旧有的章句解说，深深讥讽王元感摘取旧义加以改动的做法。王元感随机应答，始终没有屈服。唯有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司张思敬，一向喜好新颖独到的见解，每每为王元感申明辩护他的见解。因此王元感被擢升为太子司议郎。

开元七年三月一日敕令：《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安国注、郑玄注，其中的旨趣，颇多相互矛盾抵触之处，精微的义理、奥妙的道理，似乎无所归依。这样一来，治学用心，又能凭依什么呢？应当命令诸位儒者一并访求后辈学者中通达此理之人，加以审定并奏明。同月六日，诏书说：《孝经》，是德行教化所首先重视的，近来以来，独尊郑玄注解，孔安国留下的旨意，如今已经无人问津。又子夏所作的《易传》，近来也无人修习。王弼所注的《老子》，也阐释得十分明晰。各家所传承的注解，互有得失，只依据一家之说，难免有短有长。应当命儒官详细审定各家的长处，命修习明经的人研读学习。如果道理相当，也可以并行不悖。至于修习《周易》的人，也应一并附加子夏《易传》，一同抄写为一部，也请详细审定其可行与否并奏明。当时的舆论认为不可行，于是此事作罢。

同年四月七日，左庶子刘子玄（知几），进呈《孝经注议》说：谨按照如今世间流行的《孝经》，题为郑氏注。自从近古以来，都说这个郑氏就是郑康成（郑玄）。然而魏晋之朝，却没有这样的说法。到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以及孝武帝太元元年，两次聚集群臣，论辩经义，有个叫荀昶的人，撰集孝经各家学说，才开始以郑氏注为宗本。自齐、梁以来，多有不同的议论。陆澄认为这不是郑玄所注，请求不要收藏于秘书省。王俭没有依从他的请求，于是这部注解得以流传于当时。北魏、北齐时又将其立于学官，著录在律令之中。这大概是由于世俗浅陋无识，才导致了这样的讹误。既然如此，那么《孝经》并非郑玄所注，其证据共有十二条。

依据郑君（郑玄）

译自己的序文说，他遭逢党锢之祸，逃难中注解《礼记》；党锢之祸解除后，注解《古文尚书》《毛诗》《论语》；后来被袁谭所逼迫，来到元城，才注解《周易》。全然没有注解《孝经》的记载，这是第一条证据。

郑玄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们追述整理老师的著述，以及应答当时人的问题，称为《郑志》，其中记载郑玄所注解的，只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全然没有提到郑玄注解《孝经》，这是第二条证据。

又《郑志目录》，记载郑玄所注解的著作，五经之外，还有《中候》书传、《七政论》、《干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答临硕难礼》、《驳许慎异义》、《发墨守》、《箴膏肓》以及《答甄子然》等书信，即便是寸纸片札，也没有不加以记载的。如果有《孝经》的注解，不可能隐匿不提，这是第三条证据。

郑玄的弟子分别传授门徒，各自陈述老师的言论，互相问答，编录他们的对话，称为《郑志》，其中只记载了《诗》《书》《礼》《易》《论语》，言论并未涉及《孝经》，这是第四条证据。

赵商撰写《郑先生碑铭》，详细列举他所注解、笺注、驳论的著作，也没有提到注解《孝经》，这是第五条证据。

《晋中经簿》记载：《周易》《尚书》《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共九部书，都称为"郑氏注，名玄"；至于《孝经》，却称为"郑氏解"，没有"玄"这个名字，这是第五条证据（原文续接前证，实为第六条之误，此处依原文顺序）。

《春秋纬·演孔图》说：康成（郑玄）注解三礼、《诗》《易》《尚书》《论语》，至于《春秋》《孝经》，另外只有评论。宋均在《诗谱》序中说："我的先师北海郑司农（郑玄）"，那么宋均就是郑玄传授学业的弟子。老师所著述的书籍，不可能不知道，而这里却说《春秋》《孝经》只有评论，并非郑玄所著，于此可以特别看得清楚，这是第六条证据。

宋均注《孝经纬》，引用郑玄《六艺论》，叙述《孝经》说："郑玄又为此经作注。"郑司农的言论既然如此，然而宋均却说"无所听闻"，这是有其名义却无其实辞，令人昏惑不解。既引郑玄的话，又说"无所听闻"，这是第七条证据。

宋均注《春秋纬》说："郑玄撰有《春秋孝经略说》"，这并非"作注"的意思。而所说的"郑玄又为之作注"，只是泛泛之辞，并非事实。序《春秋》时也说"郑玄又为之作注"，难道也可以据此责求他确实注解过《春秋》吗？这是第八条证据。

后汉的史书，留存于世的，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人所撰，他们都为郑玄立传，记载他所注解的著作，都没有《孝经》，这是第九条证据。

王肃《孝经传》的开篇，有司马宣王（司马懿）的奏疏，其中说奉诏命诸位儒者注解《孝经》，以王肃的说法为优。如果先前已有郑玄的注解，也应当有所提及，然而并未提到郑玄，这是第十条证据。

王肃著书，专门发掘郑玄的短处，凡是郑玄有小的疏失，都记载在《圣证论》中。如果《孝经》这部注解也出自郑玄之手，被王肃攻讦，应当是最为繁多的，然而王肃对此却没有片言只语，这是第十一条证据。

魏晋时期的朝廷贤达，辨论当时的事理，郑玄的各种注解，没有不加以援引的，却从未有一句话援引《孝经》的注解，这是第十二条证据。

凡是这些证据验证，是很容易加以考核的，然而世上的学者，却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趁着这个谬误的说法，争相加以推崇举荐。各家的解说都没有被立于学官，唯独这部注解独行于世。看它言语鄙陋粗浅，本来就不应当拿来展示给后来的学者，流传于不朽。至于像古文《孝经》的孔安国传，本出自孔壁之中，论其内容详审正确，无须再加商榷，然而历经岁月而散佚亡失，不再流传。到隋朝开

译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在京城市集中的一个陈姓人家那里得到一本，送给著作郎王劭，又拿给河间人刘炫看，并命他加以校订。然而这部书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参照，很难依凭核实，刘炫便凭自己的见解，随意加以刊改，因此撰写了《古文孝经稽疑》一篇。王劭认为这部书的经文完整保存，正义十分精美，然而历代却从未把它列于学官，实在十分可惜。既然如此，那么孔安国、郑玄两家注解，高下有如云泥之别。如今皇上下诏询问，比较两家的短长，臣以为应当施行孔氏之注、废止郑氏之注，于道理而言最为公允。

又如今世间所流行的《老子》，是河上公的注解。其序文说：河上公，是汉文帝时代的人，在河边筑起草庵，因此以此为号，他所注解的《老子》，传授给汉文帝，因此腾空飞升上天。这实在是荒诞不经的鄙陋言辞、流传于世俗的虚妄之语。按《汉书·艺文志》记载，注解《老子》的共有三家，河上公所注解的，却没有听闻记载。这难道不是注解者想要神化其事，才假托编造了这个说法吗？这个说法言辞鄙陋，道理错谬，哪里比得上王弼所著的注解，义理旨趣更为优胜？必然要黜退河上公的注解，尊崇王弼（辅嗣）的注解，对于学者而言，实在是最为适宜的。

又按《汉书·艺文志》记载，《易》学共有十三家，却没有子夏所作传注的记录。到梁朝阮孝绪的《七录》，才有《子夏易》六卷，有人说是咸婴所作，有人说是丁宽所作。然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韩氏《易》有两篇，丁氏《易》有八篇，若要求其相互符合，事情就显得格外矛盾抵牾了。历经千年岁月，历经百代传承的《诗经》，其所著述之说，尚且湮没沉沦而不流传，难道不正是说明后世之人假托依附先哲之名吗？这也正如石崇被谬误地称作阮籍、郑璞被冒滥地称作周宝一样。如果一定要施行采用，臣实在深感疑虑。臣私下以为郑氏所注的《孝经》、河上公所注的《老子》，这两部书讹误驳杂，不值得流行；孔安国、王弼两家的注解，实在值得作为师法传授。臣心中常怀有这样的想法，却一直未能如愿以偿。近来见到上月十日的敕令，命有关部门详细审定这四部书的得失，具状上奏。臣等随即草拟议论，请求施行王弼、孔安国两家的注解，已行文礼部。如果情状确实允当，请即刻颁行。

国子祭酒司马贞议论说：如今所流行的《孝经》，是汉代河间王所得到的颜芝的本子，到刘向时用这个本子参校古文本，删去繁琐疑惑之处，定为如今这十八章。它的注解相传说是郑玄所著，然而《郑志》及《目录》等书都没有记载，所以历来的贤者对此都心存疑虑。唯有荀昶、范晔认为是郑玄所注，所以荀昶《集解孝经》，全都收录了这个注解，而且他的序文说是"以郑注为主"，这是前代贤达经过精心选择，认为这个注解最为优胜。况且这个注解纵然不是郑玄所作，但义理旨趣通达流畅，可以认为是恰当的。其中有几处稍有不够稳妥之处，实际上也并不违背经传的本意。至于古文本二十二章，本出自孔壁，此前是孔安国作传，因为遭逢巫蛊之祸，世间未能流行。荀昶集注之时，尚且还有孔安国传本存在，到中朝（西晋）时便已散佚了这个本子。近来的儒者想要推崇古学，便妄自撰作了这部传注，假托孔安国之名，随意穿凿附会加以改动，又伪造增添了《闺门》一章，刘炫轻率盲从，妄自称赞它的美善。况且"闺门"这一章的义理，是近乎世俗的言辞，并非孔子的正统学说。查考其中的文字说："闺门之内，可算是具备礼仪了吧？严守兄长、妻子、臣仆，就如同百姓服徭役一般。"这是把妻子比作服徭役的人，文句粗俗鄙陋，不符合经典的规范。

译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以下"另分作一章，还加上"子曰"二字。然而"故"字本是承接上文的语辞，既然是一章之首，就不该说"故"。古文既已亡佚，后人便妄自开列出这几章，以凑足二十二章之数。这样一来，不仅经文不真实，而且传习也变得浅薄虚伪。又，注文说"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其大略说：脱去衣服从事劳作，暴露身体在外，早晚干活，披头散发，赤脚劳动，从小习惯于此，心里也就安然了。这些话虽然旁引自诸子，但拿来作注，说得何等鄙俗浅陋啊。比起郑氏所说的"分辨五种土地，视其地势高下，高田宜种黍稷，低田宜种稻麦"，二者优劣悬殊，哪里是同一等级的东西。如今议论的人想要采取近世儒者的诡异之说，用残缺的经文、有缺失的传注，来废弃郑玄的注，这道理实在说不通。恳请依照旧制，《孝经》郑注与孔传依旧一并通行。

又，注《老子》的河上公，本是凭空虚设的名号，汉代史书中实际并无此人。然而他的注以养神为宗旨，以无为为本体，文辞浅近，义理宏大，往小处说足以修身持诚，往大处说可以安宁百姓、安定国家。而且河上公虽说是注书，实则是借文立教，宗旨言辞都明白切近实用，这可以说是懂得言辞之要了。王弼向来擅长玄谈，颇深通道家要旨，穷究"神用"于橐钥之喻，持守静默于玄牝之理，他的义理畅达，旨意精微，在玄学一门，确实是他的所长。至于就近世世人立论而言，修身弘道，则以河上公之注为得当。如今恳请王弼、河上公二家的注本，都让学者通行研习。

又按刘向《七略》，载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通行已经很久了，如今所存的，大多已非原本真书。又荀勖《中经簿》说：《子夏传》四卷，也有人说是丁宽所作，这是前辈学者已经怀疑并非子夏所作了。又《隋书·经籍志》说：《子夏传》已经残缺，梁代时是六卷，如今是三卷。由此可知此书错讹谬误之处很多，对后学并无益处，不可用来附会考订正经。

译其年五月五日。诏曰。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其河郑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孔所注。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子夏传逸篇既广。前令帖易者停。

那年五月初五，下诏说：近来各家儒者所传授的学说，颇多违背通行的义理。推崇孔氏（学说）的人，希望郑氏一派消亡；崇尚今文经学的人，指古文经传为伪造。这难道符合朝廷把各家学说都并列收藏于书府，以广开儒学之门的本意吗？河间献王与郑玄两家的学说，可以让人依旧照常施行使用。王肃、孔安国所作的注，传授学习的人稀少，应当保存这延续绝学的典籍，多加褒奖表彰。子夏所传《易》的逸篇内容已经广博，此前规定用以考帖《周易》的做法应当停止。

十四年八月六日。太子宾客元行冲等。撰礼记义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是。右卫长史魏光乘上言。今礼记章句踳驳。故太师魏征。更编次改注。堪立学传授。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及疏成。右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历代传习。已向千年。着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厘改。兼为之注。虽加赏赐。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敕撰疏。勒成一部。欲与先儒义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学。行冲怨诸儒排己。退而着论以自释也。

十四年八月初六，太子宾客元行冲等人，撰写《礼记义疏》五十卷完成，奏呈皇上。此前，右卫长史魏光乘上奏说，如今《礼记》的章句错乱驳杂，已故太师魏征曾重新编排改注过，可以立于学官加以传授。皇上于是立即命元行冲召集学者撰写义疏，准备设立学官。元行冲于是征召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一起检讨删改。等到义疏撰成，右丞相张说上奏驳斥说：如今流传的《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定的，历代传习，已将近千年，被奉为经教，不可随意刊削改动。到了魏国的孙炎，才开始改动旧本，按类别加以比排，做法如同抄书一般，前代儒者所引用的内容，最终并未被采用施行。贞观年间，魏征依据孙炎所修订的本子，又加以整理改动，并为之作注，虽然当时受到赏赐，但那部书最终也没能施行。如今元行冲等人奉敕撰写的义疏，编成一部，想要与前代儒者的义理章句相隔绝，如果想要施行采用，恐怕并不妥当。皇上认同了这份奏疏，于是把那部书留存下来，收藏在内府之中，最终没能立于学官。元行冲怨恨诸儒排斥自己，退下之后撰写论著来为自己申辩解释。

其年八月十四日。上读洪范。至无颇。以声不协韵。因改颇为陂。诏曰。每读尚书洪范。至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韵。惟颇一字。实即不伦。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应由煨烬之余。编简遂缺。传授之际。差舛相沿。原始要终。须有刊革。洪范无颇字。宜改为陂。庶使先儒之义。去彼膏肓。后学之徒。正其鱼鲁。仍宣示国学。

那年八月十四日，皇上诵读《洪范》，读到"无颇"一句时，因为读音不合韵，于是把"颇"改为"陂"。下诏说：每次诵读《尚书·洪范》，读到"遵王之义"这一句，反复诵读，常有疑惑。依据下文来看，都是协韵的，唯独"颇"这一个字，确实不合体例。又《周易》泰卦中有"无平不陂"一句，《释文》说"陂"有读作"颇"的音，"陂"与"颇"两字，在训诂上没有区别，写作"陂"则文意也能会意，写作"颇"则声韵不成文理。这应当是由于经书遭火灾焚烧之后，简册因而残缺，后世传授之时，差错相沿而袭。追本溯源，探究终始，必须加以刊正改革。《洪范》中的"颇"字，应当改为"陂"字。希望能使前代儒者的解说，去除那深藏的谬误；使后学之辈，纠正其中鱼鲁之类的讹误。仍将此事宣示于国学。

天宝五载正月二十三日。诏曰。礼记垂训。篇目攸殊。或未尽于通体。是有乖于大义。借如尧命四子。所授惟时。周分六官。曾不系月。先王行令。盖取于斯。苟分至之可言。可弦望之足举。其礼记月令。宜改为时令。

天宝五载正月二十三日，下诏说：《礼记》垂训后世，各篇篇目各有不同，有的未能完全贴合整体义理，因而与大义有所违背。譬如尧命令羲和四子分掌四时，所授之职只关乎时序；周朝分设六官，也从不与月份相关联。先王颁行政令，大抵取法于此。如果说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可以言说，月亮的上弦下弦、朔望盈亏尚可举述，那么《礼记》中的《月令》篇，应当改名为《时令》。

其载二月二十四日。诏曰。朕钦承圣训。覃思元经。顷改道德经载字为哉。仍隶属上句。及乎廷议。众以为然。遂错综真铨。因成批注。又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

这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下诏说：朕恭敬承奉先圣的教训，深入研求《道德经》这部元经。此前曾把《道德经》中的"载"字改为"哉"字，并使之归属于上句。等到交付朝廷议论，众人都认为这样是对的，于是错综考辨，融会真义，因而写成批注。此外，《孝经》的注疏，虽然大略有所阐发，但幽深奥妙之处未能全部揭示，还不够完备。如今再加以推阐畅达，以补充其中的缺文。仍命集贤院将其详细缮写，送交有关部门，颁行示知朝廷内外。

贞元七年十二月。秘书监包佶奏。开元删定礼记月令为时令。其音及义疏。并未刊正。其开元礼所与月令相涉者。请选通儒详定。从之。

贞元七年十二月，秘书监包佶上奏说：开元年间删定《礼记·月令》为《时令》，但其中的音注和义疏，都尚未加以刊正。《开元礼》中与《月令》相关涉及的内容，请选派通晓经术的儒者详加审定。皇上准许了这一请求。

开成二年八月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国子监奏定。得覆定石经字体翰林待诏唐元度状。伏准太和七年二月敕。覆定九经字体者。令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其旧字样。岁月将久。画点参差。传写相承。渐致乖误。今并依字样书参详。改邪就正讫。诸经之中。分别疑阙。旧字样未载者。古今体异。隶篆不同。如总据说文。即古体惊俗。若近代之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或经典相承。与字义不同者。引文以批注。今刊削成。请附

译于九经字样之末。敕旨。宜依。

开成二年八月，敕命编成《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国子监上奏审定，得到负责覆核审定石经字体的翰林待诏唐元度的状文说：谨依据太和七年二月的敕命，负责覆核审定九经字体的，令详细核查，大多依据国子司业张参所定的《五经字样》作为标准。其中旧有的字样，年代已久，笔画点画参差不齐，辗转传抄承袭，渐渐产生讹误。现在都依照字样加以核对详审，改正错讹使归于正确。各经之中，分别标出可疑及缺漏之处，凡是旧字样未曾记载的，因古今字体各异，隶书篆书写法不同，如果一律依据《说文》，那么古体字会让人感到怪异惊诧；如果依从近代通行的文字，又或有传抄错讹之处。如今与校勘官一同商议核定是非，取其适中折中之处，编纂成《新加九经字样》一卷。有些经典相沿承袭，与本字字义不同的，就引证原文加以批注。现在刊定删削已经完成，请附在《九经字样》之后。皇上敕旨批示：应当依此办理。

诸使上

观风俗使自贞观八年以后不置。

各类使职（上）

观风俗使自贞观八年以后就不再设置了。

贞观八年正月二十九日。诏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内列公卿。允厘庶绩。外廷侯伯。司牧黎元。惟惧淳化未敷。名教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存省风俗。时雍之化。率由兹道。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务尽使乎之旨。俾若朕亲觌焉。于是分遣萧瑀。李靖。杨恭仁。窦静。王珪。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宏智等。巡省天下。

贞观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下诏说：从前，圣明的君王统治天下，朝廷内设列公卿，切实处理各项政务；朝廷外分封侯伯，管理教化百姓。只担心淳厚的教化未能广布，名教或许会衰废，所以设有天子巡狩的典制，用来黜退昏暗之人、擢升贤明之士；又设有行人之官，用来考察保存风俗民情。太平和乐的教化，大都是遵循这样的途径来实现的。应当派遣大使，分别巡行四方，宣扬朕的心意，慰问询访百姓的疾苦，考察风俗的得失，察访政令刑罚中的苛刻弊端，务必要竭尽出使的本旨，使百姓感到如同朕亲自视察一般。于是分别派遣萧瑀、李靖、杨恭仁、窦静、王珪、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宏智等人，巡行视察天下。

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巡察、按察、巡抚等使职。

贞观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谏议大夫褚遂良谏曰。臣以为自去年九月不雨。经冬无雪。至今年二月下泽。麦苗如是小可。使人今出。正是农时。普天之下。不能无事。东州追掩。西郡呼集。兼复送迎使人。供拟饮食。道路遑遑。废于田种。使人今犹未发。时节如是小迟。望更过今夏。至来年正月初发遣。书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国家但得四方整肃。何必要须罪罚。

贞观十八年，派遣使者巡察十七道。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臣以为，自去年九月以来没有下雨，经过整个冬天也没有降雪，到今年二月才有些许雨水滋润，麦苗长势尚且如此微弱不佳。如今正当此时派遣使者出巡，正是农忙时节。普天之下，各地不可能没有事务需要办理。东边的州县要追查掩护，西边的郡县要传呼聚集，加上还要迎送使者，供给饮食，道路上人心惶惶不安，耽误了田间耕种。使者如今尚未出发，若时节像这样稍稍延迟一些，希望能等过了今年夏天，到明年正月初再行派遣。《尚书》上说："万方之罪，在予一人。"国家只要能使四方整肃安定，又何必一定要靠加罪惩罚呢？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多所贬黜举奏。太宗命褚遂良一其类。具状以闻。及是。亲自临决。牧宰以下。以能官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贞观二十年正月，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依据六条标准巡察四方，弹劾贬黜、举荐奏报的事项很多。太宗命褚遂良将这些事项归类整理，写成文状呈报。到这时，太宗亲自临朝裁决：州县长官以下，因政绩优异而得以升迁擢用的有二十人，判处死罪的有七人，流放及以下罪行、被免职罢黜的有数百人。

仪凤二年五月。河南河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侍御史刘思立上疏曰。今麦序方秋。蚕功未毕。三时之务。万姓所先。敕使抚巡。人皆悚忭。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踊跃参迎。必难抑止。集众既广。妨废亦多。加以途程往还。兼之晨夕停滞。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却成烦扰。又无驿之处。取马稍难。简择公私。须先追集。雨后农要特切。常情暂废须臾。即亏岁计。每为一马。遂劳数家。从此相承。恐更滋甚。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后闲时。出使褒贬。

仪凤二年五月，河南、河北大旱，朝廷派遣御史中丞崔谧等人，分道慰问百姓、赈济发给粮物。侍御史刘思立上疏说：如今正值秋收麦季，养蚕之事也尚未完成，春夏秋三时的农事，是百姓最优先要办的事情。朝廷派使者前来安抚巡视，百姓无不惊喜振奋，抛下自家产业，希望能得沾这份天恩，争相踊跃前来迎接，必定难以约束制止。聚集的人既多，耽误荒废的事情也就多了。加上路途往返的时间，又有早晚停留耽搁，既然要办理赈给，就必须建立账册文书，本来是想要安抚百姓，反倒造成了烦扰。再加上没有驿站的地方，征调马匹颇为困难，无论公私都要经过挑选，必须先行追查聚集。雨后正是农事最为紧要的时候，寻常人家哪怕只是暂时耽搁片刻，就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每征用一匹马，便要劳烦好几户人家。如此相沿下去，恐怕弊病会更加严重。希望暂且委托州县官员自行办理赈给之事，等到秋收之后农事清闲之时，再派遣使者出去褒奖惩处。

垂拱元年。秘书省正字陈子昂上疏曰。臣伏见陛下忧劳百姓。恐不得其所。将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诸州。兼申黜陟。以求民瘼。臣窃以为未尽善也。何以言之。陛下所以降明使。岂非欲天下黎元众庶。知陛下夙兴夜寐忧勤之念。陛下必若以此而发使乎。则愚臣窃见陛下之使又未尽也。若愚臣所请使者。先常雅合时望。为众人所推。慈爱足以恤孤惸。贤德足以振幽滞。刚直足以不避强御。明智足以照察奸邪。然后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为恶也。天下强御。惮其直而不为过也。天下英杰。慕其德而乐为之用也。天下孤寡。赖其仁而欣戴其德也。夫如是。然后可以论出使。故輶轩未动于京师。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犹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为非。在朝廷之有职者。亦不称之。天子之使未出魏阙。朝廷之人皆已轻之。何况天

译下之众哉。而欲黜陟求贤。未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选人。亦轻此使。非天下之任。故陛下遂大失于此。苟以出使为名。不求任使之实。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弥多而天下弥不宁。其故何哉。是朝廷轻其任也。徒使天下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无益于圣教耳。臣久为百姓。实委知之。臣。愿陛下与宰相更妙选朝廷百官。素有威重名节。为众所推者。陛下因大朝日。亲御正殿。集百寮公卿。设礼仪。以使者之礼见之。告以出使之意。遂授以旌节而遣之。先是京师。而访豺狼。然后揽辔登车。以清天下。若如是。臣知陛下圣教。不旬月之间。天下家见而户闻也。此之一使。是陛下为政之大端。谚曰。欲知其人。先观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不如不出使。以烦数无益于化。但劳天下之人。是犹烹小鲜而数挠之耳。四月六日。尚书左丞狄仁杰。充江南安抚使。吴楚多淫祠。仁杰一切焚之。凡除一千七百所。

垂拱元年，秘书省正字陈子昂上疏说：臣看到陛下忧虑劳心百姓的境况，唯恐他们生活不得安所，准备派遣九道大使巡察天下各州，兼办理官吏的黜退擢升，以求了解民间疾苦。臣私下以为这样做还未尽善。为什么这样说呢？陛下之所以要派出贤明的使者，难道不是想让天下的百姓民众，知道陛下早起晚睡、忧劳勤政的心意吗？陛下如果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派遣使者，那么臣私下看来陛下所派的使者还未能称职。倘若依臣所请的使者人选，应该是平素就一向符合时人期望，被众人所推重的人；他的慈爱之心足以体恤孤苦无依的人，贤德足以振拔沉沦困顿之人，刚正足以不畏避强横凶暴之人，明智足以洞察奸邪之徒。这样，才能使天下的奸邪之人，畏惧他的明察而不敢作恶；使天下的强横之人，忌惮他的刚直而不敢为非；使天下的英才俊杰，仰慕他的德行而乐于为他所用；使天下的孤儿寡妇，依赖他的仁爱而欣然感戴他的恩德。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谈论派遣使者出巡之事。所以使者的车驾还未从京师出发，天下人便已经一致地都知道了。如今陛下所派的使者，还未走出朝廷，路上市井之中的人，就都已认为不妥，在朝廷中任职的人，也不称许他。天子的使者还没走出宫阙，朝廷中的人便已经轻视他，更何况天下的百姓大众呢？这样想要黜退擢升、求访贤才，是不可能做到的。陛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失误，就在于没有精心选择人才，也轻率地对待这一使职，没有以天下重任来看待它，所以陛下在这件事上才大有失误。倘若只是以出使之名，却不追求担当此任的实效，那么使者越是派出，天下就越加疲敝；使者派得越多，天下就越发不得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朝廷轻视了这一职任，白白让天下百姓，修整道路，迎来送往，对圣明的教化毫无益处罢了。臣长期身处百姓之中，确实深切地了解这些情况。臣希望陛下与宰相更加精心地挑选朝廷的百官，选取那些素来有威望、重名节、为众人所推崇的人。陛下可以趁大朝会之日，亲临正殿，召集百官公卿，设立隆重的礼仪，以对待使者的礼节接见他们，告诉他们出使的用意，于是授予他们旌节而派遣出发。先在京师之内，探访那些如豺狼般的奸邪之人（先加以惩治），然后再挽起马缰登车出发，以肃清天下。如果能这样做，臣深知陛下圣明的教化，不出十天半月之间，天下家家户户都会看到、听到了。这一使职之事，是陛下治理国家的重大关键。谚语说："想要了解一个人，先看他所派遣任用的人。"这是不可不谨慎的。如果陛下确实知道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倒不如不派遣使者，因为频繁派遣对教化无益，只是徒然劳苦天下百姓罢了，这就如同烹煮小鱼却屡屡去搅动它一样（反而搅坏了它）。四月初六，尚书左丞狄仁杰，担任江南安抚使。吴、楚一带多有滥设的淫祀祠庙，狄仁杰将其全部焚毁，共废除了一千七百所。

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着焉。

天授二年，派出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代理御史大夫职事的李嗣真等人担任。满朝官员都写诗为他们送行，编成《存抚集》十卷，流传于世。其中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人的诗作尤为出色。

万岁通天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疏曰。陛下创置左右台。分巡天下。察吏人善否。观风俗得失。斯政途之纲纪。礼法之准绳。无以加也。然犹有未折衷者。臣请试论之。夫禁网尚疏。法令宜简。简则事易行而不烦杂。疏则所罗广而无苛碎。窃见垂拱二年。诸道巡察使科目。凡四十四件。至于别作格敕令访察者。又有三十余条。而巡察使率是三月之后出都。十一月终奏事。时限迫促。簿书委积。昼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少尚一千已下。皆须品量才行。褒贬得失。欲令曲尽行能。皆所不暇。此非敢惰于职而慢于官也。实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与其节度。使器周于用。力济于时。然后进退可以责成。得失可以精核矣。

万岁通天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疏说：陛下创设左右御史台，分道巡视天下，考察官吏的善恶好坏，观察风俗的得失利弊，这实在是政务途径的纲纪、礼法制度的准绳，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然而其中仍有未能恰当折中之处，臣请试着论述一下。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的网禁应当宽疏，法令应当简明。简明则事情容易施行而不繁琐杂乱；宽疏则所涵盖的范围广大而不苛细烦碎。臣私下看到，垂拱二年，各道巡察使的考察科目，共有四十四条，此外另外制定敕令要求访察的事项，又有三十多条。而巡察使大都是三月之后才出京都，到十一月末才回来奏报事情，时间期限十分紧迫，公文簿册堆积如山，日夜奔波追赶，以求赶上期限。而每一道所要考察的文武官员，多的多达两千余人，少的也还有一千以下，都必须逐一评量他们的才干品行，褒贬他们的得失优劣，想要做到详尽周全地考察其才能表现，都是来不及做到的。这并非是他们敢于怠慢职守、轻慢官务，实在是才力有限而精力不及罢了。臣希望能够斟酌他们的工作量，与其行程节度相配合，使职权与用度相称，精力足以应付时限，然后进退升黜才可以责求实效，得失才可以精细考核。

圣历元年十月。纳言狄仁杰为河北河朔安抚使。及回。上疏曰。臣闻朝廷识者。以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顺逆。或有迫胁。或有愿从。或授伪官。或为招慰。或兼外贼。或是土人。迹虽不同。心实无别。诚以山东强猛。由来重气。一顾之势。至死不回。近缘军机。调发伤重

译。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曲侵渔。因事而起。当州役使。十倍军机。官私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修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今以负罪之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逃。山东群盗。因缘聚结。臣以近尘虽起。不足为忧。中国不安。以此为事。臣闻持大国者。不可以小道治。事广大者。不可以苛细分。人主恢宏。不拘常法。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自然人神通畅。率土欢心。

圣历元年十月，纳言狄仁杰担任河北河朔安抚使。等他回朝后，上疏说：臣听闻朝中有见识的人认为，是契丹从中作梗，才能够辨明人心的顺逆归向。有的人是被胁迫而从贼的，有的人是心甘情愿归附的，有的被授予伪职官位，有的是被招抚安慰而来，有的兼有外贼的身份，有的本来就是当地土人。他们的行迹虽然各不相同，但内心的实情并无差别。实在是因为山东（太行山以东）之地民风向来强悍勇猛，一向看重意气，一旦意气所向，便至死也不肯回头。近来由于军事调度，征发劳役过重，使百姓家业全都破败，甚至有人逃亡他乡，拆房卖地，却无人肯买；反顾自家生计，早已是四壁皆空。加之官吏借机敲诈盘剥，趁事生非，本州所摊派的徭役，比军事征发还要重上十倍。官府和私人都不加怜恤，一味逼索必得，枷锁棍棒之下，痛彻肌肤。事情紧迫、情势危急之时，人便顾不上礼义了。在这样愁苦的境地里，人们不再留恋自己的生命，有利可图便归附贼军，姑且苟且偷生。这原本是君子所感到羞愧耻辱的事情，却成了小人的常见行径。如今那些身负罪责的人，必定不敢待在家中，只能露宿荒野、潜藏于山泽之间。若赦免他们，他们便会出来归顺；若不赦免，他们便会继续逃亡。山东一带的群盗，正是借此机缘聚集起来的。臣以为，近来边境的战乱虽然兴起，还不足以令人担忧，中原腹地的不安定，才是应当当作大事来对待的。臣听说，掌握大国的人，不能用琐碎小道去治理；处理宏大的事务，不能用苛刻细碎的方式去区分。人君应当胸怀宽广，不必拘泥于常法。对他们加罪治罪，则众人心生恐惧；对他们加以宽恕，则那些心怀不安的人便能安定下来。臣恳请陛下宽赦河北各州的百姓，一律不加追究，自然能使人心和顺、神明通畅，四海之内都能心悦诚服。

神龙二年二月敕。左右台内外五品已上官。识治道通明无屈挠者二十人。分为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

神龙二年二月敕命：从左右御史台内外五品以上官员中，挑选通晓治国之道、明察事理、不屈从枉法的二十人，分派担任十道巡察使，两年轮替一次，以清廉之心考察各州郡。

景龙三年。置十道按察使。分察天下。至开元八年五月。复置十道按察使。以陆象先。王皎等为之。

景龙三年，设置十道按察使，分别考察天下各地。到开元八年五月，又重新设置十道按察使，以陆象先、王皎等人担任。

开元元年二月。礼部侍郎张庭珪上疏曰。天下至大。郡邑至多。贤牧良宰。诚难尽得。兼下僚贪暴。小吏侵渔。黎庶不安。穷困众矣。纵其发使廉问。暂往速还。假申今冤。却招后患。各思钳口。无敢率心。臣窃见国家比置十道按察使。不限年月。惩恶劝善。激浊扬清。孤穷获安。风俗一变。伏望复下明制。重选使臣。秋冬之后。令出巡察。自然贪吏望风惩革。陛下视听。恒遍于海内矣。

开元元年二月，礼部侍郎张庭珪上疏说：天下极其广大，郡县极其众多，贤良的地方长官，实在难以全都物色到。加上下层官吏贪婪暴虐，小吏敲诈盘剥百姓，使百姓不得安宁，陷于穷困的人很多。纵然朝廷派遣使者去清廉察访，也只是短暂前往、迅速返回，假使真有人趁此申诉当下的冤屈，事后却反招后患，因此人人都想缄口不言，没有人敢直言其心声。臣私下看到国家先前设置十道按察使，不限定年月长期考察，惩恶扬善，激浊扬清，使孤苦穷困之人得以安定，风俗为之一变。臣恳请陛下重新颁布明确的制度，慎重选拔使臣，在秋冬之后，命他们出巡考察。自然会使贪官污吏望风而改过自新，陛下的视听，也就能常常遍及四海之内了。

三年三月敕。巡察使出。宜察官人善恶。其有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者。不务农桑。仓库减耗者。妖讹宿宵。奸猾盗贼。不事生业。为公私蠹害者。德行孝弟。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堪应时用者。并访察闻奏。

开元三年三月敕命：巡察使出巡，应当考察官员的善恶。凡有户口流失散逸、户籍账簿隐匿遗漏、赋税徭役不公平的；不务农桑、致使仓库储粮耗减的；散布妖言谣传、留宿匪类的；奸猾的盗贼、不从事正当生业、成为公私祸害的；以及德行孝悌、才能出众超群、深藏才能不显露踪迹、足堪应时任用的人才，都要一并访察，据实奏报朝廷。

兴元元年正月诏。令门下平章事萧复。充山南东西。荆南。湖南。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呜呼。往率乃职。敬敷朕命。慰勉征戍。劳来困穷。访其所安。察其所弊。滞淹必达。冤滥必申。无惮幽远而不被。无忽细微而不恤。

兴元元年正月下诏：命门下平章事萧复，担任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荆南、湖南、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道、浙江西道、福建、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诏曰：唉，前去恪尽你的职守，恭谨地宣布朕的旨命。慰问勉励戍守征战的将士，抚恤慰劳穷困的百姓。访察他们安乐的情况，考察他们弊病困顿之处。凡有滞留积压的事务，必定要使之通达；凡有冤屈枉滥的情形，必定要为之申雪。不要因为地处偏远幽僻而不去施加恩泽，不要因为事情细微而不加体恤。

贞元八年八月。诏曰。朕以薄德。托于人上。励精庶政。思致雍熙。而诚不动天。政或多阙。阴气作沴。暴风荐臻。自江淮而及乎荆襄。历陈宋而施于河朔。其间郡邑。连有水灾。城郭多伤。公私为害。损坏庐舍。浸败田苗。或亲戚漂沦。或资产沈溺。言念于此。当食忘。宜令中书舍人奚陟。往江陵及襄郡。随。复。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齐语。往陈宋亳颍徐泗濠等州。秘书少监雷咸。往镇。冀。德。隶。深。赵等州。京兆少尹韦武。往扬。楚。庐。润。寿。滁。苏。常。湖等州宣抚。应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抚使赈给。死者各加赐物。在官为收理埋瘗。其田苗所损。委宣抚使与所在长吏速具闻奏。于戏。一夫不获。一物失所。刑罚不中。赋役不均。皆可以失阴阳之和。致雨旱之

译沴。系囚及狱诉久不决者。委所在长吏。即与疏辩。务从宽简。俾绝冤滞。贪官暴吏。苛法害公。特加惩罚。用明典宪。灾伤之后。切在抚绥。咨尔方镇之臣。洎乎守宰。咸宜悉乃心力。以恤凶灾。宣布朕怀。使各知悉。

贞元八年八月，下诏说：朕以浅薄的德行，托身于万民之上，励精图治处理各项政务，一心想要达到太平和乐的境地。然而诚意未能感动上天，政事或许有诸多缺失，致使阴气酿成灾祸，暴风接连而至，从江淮一带一直蔓延到荆襄地区，历经陈州、宋州，又波及到河朔一带。这期间的郡县，接连发生水灾，城郭多有损毁，公私财物都遭受祸害，房屋庐舍被损坏，田间禾苗被淹坏，有的百姓亲眷离散漂泊，有的家产被淹没沉没。想到这些，朕连吃饭都感到不安。应命中书舍人奚陟，前往江陵及襄州诸郡，以及随州、复州、鄂州、申州、光州、蔡州等州；左庶子姚齐语，前往陈州、宋州、亳州、颍州、徐州、泗州、濠州等州；秘书少监雷咸，前往镇州、冀州、德州、隶州（棣州）、深州、赵州等州；京兆少尹韦武，前往扬州、楚州、庐州、润州、寿州、滁州、苏州、常州、湖州等州，进行宣抚。凡各州百姓因水灾而不能维持生计的，委托宣抚使予以赈济发放。因灾死亡的人，各自加以赏赐财物；在官府任职而死的，为其收殓安葬。至于田间禾苗的损失情况，委托宣抚使与当地长官迅速详细奏报。唉，只要有一个百姓未能得到抚恤，一件事物没有得到妥善处置，刑罚使用不当，赋税徭役分配不均，都可能导致阴阳失调，招致水旱之类的灾祸。系押的囚犯以及诉讼多年未能判决的案件，委托当地长官立即加以审理辩明，务必从宽简处理，使冤屈滞留之事得以杜绝。贪官污吏、苛刻的法令危害公务的，要特别加以惩罚，以彰明法典律令。灾害发生之后，最紧要的就是加以安抚绥靖。希望你们这些藩镇之臣，以及地方州郡长官，都应当竭尽心力，以体恤这场灾祸。将朕的心意宣布出去，让大家都知晓。

永贞元年八月。诏曰。治天下者。先修其国。国命之重。寄在方镇。方镇共治。实维列城。列城为政。系于属县。然则一夫之耕。匹妇之织。积微方着。以供国计。永怀蒸庶。厥惟难哉。顷年以上。准租赋及榷税。委在藩服。使其均平。太上皇君临之初。务从省便。遂令使府。归在中朝。或恐巡按既多。职因交替。新制未立。旧纲已紊。况河汴而东。濒海之右。名都奥壤。疆理接连。如或征赋不均。挽输难济。物轻货重。法弊人劳。又闻江淮数道。比愆时雨。深忧黎庶之不足。军国之缺供。政有所不宣。事有所未便。牧宰有课绩。官吏有臧否。爰使使臣。申我休命。宜令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潘孟阳。专往宣谕。慰安疲甿。询访便益。蠲除疾苦。安民利国。称朕意焉。

永贞元年八月，下诏说：治理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国家政令的重要，寄托在各方镇之上。各方镇共同治理，实际上依靠的是各个城邑；各个城邑施行政务，则又系于所属各县。然而，一个农夫的耕作，一个妇人的纺织，积少成多才能显著地成就出来，以供给国家的经费之需。朕常常挂念着百姓，深知这是极难的事情。这些年来，租赋及榷税的征收，一向委托于各藩镇负责，让他们自行使其均平合理。太上皇即位之初，力求从简便利，于是将征收使府之权归还于朝廷。但是恐怕巡察按核的官员多了，会因职务的更迭交替，使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旧有的纲纪却已经紊乱。何况黄河、汴水以东，濒临大海以西这一带，名都要地，疆域相连接壤，如果征收赋税不均平，运输转运难以周济，加上物贱货贵、法度弊坏、百姓劳苦。又听说江淮数道，近来错过了应时的雨水，朕深深忧虑百姓生计的不足，以及军国供给的匮缺。政令有的地方尚未宣达，事情有的地方尚不便利，州郡长官有的政绩优劣，官吏有的操守好坏，因此派遣使臣，申明朕的美意善命。应命度支使及各道盐铁转运使、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潘孟阳，专程前往宣谕朝廷旨意，安抚慰问疲惫困顿的百姓，询问访察利便有益之事，蠲免除去百姓的疾苦，做到安民利国，以符合朕的心意。

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郑敬。使湖南宣歙。吏部郎中崔芃。使浙东。司封郎中孟简。使山南东道荆南湖南。京兆少尹襄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抚。将行。并召对。上告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历。惟拯救百姓。则不计所费焉。卿等今者赈恤灾旱。当勤于奉职。勿如潘孟阳。所到务饮酒游山寺而已。仍许敬等以便宜行事。以孟简独衣绿。遣使追赐绯袍银鱼。

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郑敬，出使湖南、宣州、歙州；吏部郎中崔芃，出使浙东；司封郎中孟简，出使山南东道、荆南、湖南；京兆少尹襄武，出使江西、鄂岳等道，进行宣抚。他们即将出发时，皇上一并召见他们当面询问，告诉他们说：朕宫中的花费用度，凡一匹布帛以上的，都要有账簿记录；只有在救助拯济百姓的事情上，才不计较所花费的多少。你们这次前去赈济体恤灾旱之地的百姓，应当勤勉尽职，不要像潘孟阳那样，所到之处只顾饮酒游玩山寺罢了。仍准许郑敬等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因孟简当时官服品级还只是绿色官袍，皇上特派使者追赶上去，加赐他绯色官袍及银鱼袋。

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逆贼李师道。淄青兖郓等十二州平。诏户部侍郎杨于陵。以本官充淄青等州宣抚使。

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杀了叛逆贼首李师道，淄青、兖州、郓州等十二州平定。诏命户部侍郎杨于陵，以本官职务充任淄青等州宣抚使。

唐会要卷七十八

《唐会要》卷七十八。

诸使中

黜陟使

各类使职（中）

黜陟使。

贞观八年。将发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内未有其人。上问房元龄。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尚书右仆射李靖曰。畿内事大。非魏征莫可。上曰。朕今欲向九成宫。事亦不小。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乃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必无所隐。乃命李靖充使。

贞观八年，将要派遣十六道黜陟大使出巡，京畿地区尚未选定人选。皇上询问房玄龄：这一道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任使者？尚书右仆射李靖说：京畿地区事务重大，除了魏征没有人能够胜任。皇上说：朕如今正要前往九成宫，此事也不小，朕每次出行都不愿与他分离，是因为他能对朕的是非得失，一定毫无隐瞒地直言相谏。于是命李靖充任京畿黜陟使。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贞观二十年正月，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人，依据六条标准巡察四方，黜退擢升官吏。

开元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