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六十四

译就对他说：大丈夫应当坚守道义，宁死不屈。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又对他说：早晨听闻真理，晚上死了也甘心。起居郎刘知几又对他说：不要玷污青史，给子孙留下拖累。第二天，武则天召皇太子、相王及宰相等人到殿庭之上，命张昌宗与魏元忠、高戬当面对质。武则天对张说说：详细陈述这件事。张说回答说：臣今日当着百官的面，请以事实相告。于是厉声说：魏元忠确实没有谋反，这都是张昌宗逼迫臣诬告陷害的。这一天，百官都感到震惊惧怕。武则天听到张说这番话，对宰相说：张说心术不正、反复无常，暂且全部收押禁锢，等候进一步审讯。改日，又召见审问，张说仍照前面的话对答。张昌宗于是屡次诱导逼迫他改口。张说看着张昌宗说：请陛下明察，天子面前尚且如此逼迫臣，何况魏元忠确实没有谋反的言语，为何要让臣凭空诬陷加罪于他？如今大事已经败露了，希望陛下记住这一切。张易之、张昌宗，必定会祸乱国家社稷。武则天沉默不语，命有关部门暂且将张说收押禁锢。掌谏议大夫、知政事朱敬则秘密上表说：魏元忠向来以忠诚正直著称，张说获罪又毫无根据，如果都判以死罪，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希望陛下详加审察。于是把魏元忠贬为高要尉，张说流放钦州。当时人们议论说：张易之、张昌宗包藏祸心，于是与张说密谋，想要图谋加害大臣。宋璟等人知道张说被巧诈利用，担心会伤害忠良之人，于是与他谈话，让他自我反省。假使张说当初不答应张昌宗要求他作伪证陷害魏元忠，就一定不会有后来这些事了，这是他自己招致的过失。幸亏他懂得随机应变，转祸为福，不然的话，皇太子恐怕就危险了。多年以后，张说官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到史馆，读到武则天实录，看到记载他与魏元忠对质那件事的文字，便对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说：刘五（刘知几，排行第五）修撰实录，评论魏、齐国公（魏元忠）那件事，一点也不肯宽恕，对我下了狠手。当时张说料想是吴兢所写，所以假托说是刘子玄写的。吴兢从容地回答说：这是我吴兢写的，不是刘公修撰记述的，草稿本还在，刘公已经去世了，不可以冤枉他的亡灵，让相公错怪了他。一同修史的官员苏、宋等人，见吴兢如此回答，都深感惊异，于是感叹说：从前董狐是古代的良史，如今就是这样的人了。张说此后多次请求删削几个字，吴兢说：如果迁就人情，那还叫什么秉笔直书呢？

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一并监修国史。此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因为监修的人太多，认为这对国史修撰十分不利，于是请求辞去史职，向萧至忠呈上奏记说：知几自从在士人之列取得功名，在朝廷中任职以来，三次担任史官，两次进入东观（史馆），最终都不能编纂成一部国家史典，留给后来的人，这是为什么呢？静心思考，这有五点不可行的原因。为什么呢？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如鲁国、汉朝的左丘明、司马迁，晋国、齐国的董狐、南史，都能够著书立说、传之不朽，收藏于名山之中，没听说过要借助众人之力，才敢说完成的。只有后汉的东观，大规模聚集众多儒生，撰述没有次序，条理章法都不能确立，因此王充讥讽它不真实，仲长统认为应当焚毁它。张衡、蔡邕二人，在当时就纠正批评它；傅玄、范晔两家，在后世也讥笑它。如今史馆招揽人才，人数比东汉的东观还要多，人人自以为是荀悦、袁宏一流的人物，家家自称是像政、骏（可能指史学名家）那样的才俊。每当想要记载一件事、记录一句话，都停笔相互观望，含着笔无法下决定，所以人人都可能等到白头，却终究没有修成一部完整的史书的一天，这是第一个不可行的地方。前汉时，各郡国的统计文书，先呈报太史，副本呈报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写的记录，先汇集到公府，再呈报到兰台。因此史官所修撰的内容，取材广博。可是到

译了近古以来，这种做法就不再施行了，史官编纂记录，只能靠自己去询问搜集，而左右二史，又缺少对朝廷议事的记录；至于官宦人家的行状事迹，也很少能通行获取；到州县去寻访民间风俗，见闻不够全面；到兰台去查考历史沿革，簿籍档案又难以查阅，这是第二个不可行的地方。从前董狐记事的原则，是公开示于朝廷；南史记载弑君之事，是拿着竹简勇往直前的。而近代的史官机构，都设在宫禁深处，深藏于九重宫阙之内，不想让人看见，探究其中的用意，大概是为了杜绝人情面子，防止有人来请托说情。可是如今史馆之中，聚集人才如林，人人都愿意畅所欲言，没有人愿意闭口不言。倘若史书刚刚编成，其中一字有所贬斥，话还没说完，朝野上下就都已知晓；笔墨还没停下，士大夫们就已经都在议论了。孙盛据实直书，招致权贵怨恨；干宝秉笔直书，被显贵家族仇视，这是人之常情，能不心生畏惧吗？这是第三个不可行的地方。如今史官记事，多要请示监修，杨令公（杨再思）就说必须秉笔直书，宗尚书（宗楚客）却说应当多隐讳恶事，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命令难以推行；一国却有三公发号施令，究竟该听从谁呢？这是第四个不可行的地方。臣私下认为，史官监修的做法，虽然没有古代的成例可循，但探究这个名号的含义，还是可以说一说的。所谓"监"，大概是总管统领的意思。比如创立纪年编年，年代就应该有断限；起草传记叙事，事情就应该有详略取舍；有的可以删略却没有删略，有的应该记载却没有记载，这是删削整理的事务。至于组织文辞、编排事件，劳逸应当均衡；挥笔运墨，勤惰应当均等；某一部分某一篇，交给这个人负责；某一纪某一传，归给那个人负责，这是分工配置的道理。这些都应该明确制定条例章程，划清各人的职责范围，倘若人人心中都想着自我勉励，那么史书就能顺利完成。而如今监修的人既不加以指导安排，修撰的人又无所遵循依据，坐等寒来暑往，白白拖延岁月，这是第五个不可行的地方。可是当时的舆论议论，怎么能笑话我编纂无成呢？萧至忠爱惜他的才能，不允许他解除史职。宗楚客嫉恨他的正直，对其他史官说：这个人写文章竟是这样，想把我置于什么地位呢？刘知几又撰写了《史通》二十卷。

开元五年十月十八日，皇帝下诏说：为王者要敬顺天道，遵循时令行事，考察六官的教化，遵循五行的法度，因此才能使灾害不生，吉祥屡至。正月在东郊举行仪式，祈求春天、犒赏士人；孟冬在北方举行仪式，迎接寒冬、抚恤孤苦。参照四季运行的规律，考察五行运用的法则，如果不合乎应当遵循的时令，或许就会遭遇灾祸。从今以后，每逢四季的第一个月，史官应当逐条上奏应当施行的事项，应当斟酌典章礼制，力求达到美善，并宣布于朝廷，使众人知道朕的心意。

至德二载六月二十三日，皇帝对史官于休烈说：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载，朕如果有过失，你应当记录下来。于休烈回答说：臣听说夏禹、商汤能够归罪自己，他们的国家因此而兴盛。有德行的君主，从不忘记记录自己的过失，臣为此深感庆幸。

永贞元年九月，记载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去世，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史官路随立论说：凡是功名不足以传示后世，而善恶又不足以起到警戒作用的人，即使是富贵之人，也只需记载他去世这件事罢了。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都做过汉朝的丞相，爵位都是列侯，但良史认为他们不过是拘谨廉洁、不过是充数的官员罢了，没有能够彰显功名的地方，所以都没有为他们立传。伯夷、庄周、墨翟、鲁仲连、王符、徐璆、郭泰，都是终身的平民百姓，有的辞让国家而坚守节操，有的修养德行而著书立说，有的出奇计而排解危难，有的坚守道义而躲避祸患，可是他们的传记却与周公、召公、管仲、晏婴同列。所以富贵的人有所屈抑，贫贱的人有所伸张。孔子说：齐景公拥有四千

译匹马，死的时候，百姓却没有什么可称颂他的；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下忍饥挨饿，百姓到如今还在称颂他们。既然如此，那么有志之士想要在后世大放光彩，又何必依赖爵位呢？富贵之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最终却不能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是因为他们不修养德行、只看重利益而轻视道义的缘故。从古至今，这样的人怎么数得清呢？

元和四年正月，减少集贤院抄写皇帝所用书籍的人手十名，交付史馆收管使用。史馆上奏：本馆的旧制，惯例只设楷书手的名额，没有专门的"御书"名额，请求把这十个名额改正为楷书手名额。皇帝依从了。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一并停止修撰之职，仍保留本官。任命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任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因兵部尚书裴垍改任太子宾客，因病罢去宰相之职，改拜兵部尚书，很久没有赴朝谢恩。宰相李吉甫，从淮南回朝，重新兼任监修国史，与裴垍有嫌隙。又因裴垍抱病正要退职，不适合由他将《贞元实录》呈进，所以史官都被罢免，也另外改调了闲散官职。

元和七年六月，皇帝阅读《肃宗实录》，见其中大臣传记，多有浮夸虚美之词，因此传旨给史官，说记事应当每每务求真实，不得虚饰夸张。

元和八年十月，宰相以下的官员，在延英殿等候奏对。皇帝就时政记一事询问宰相，监修国史李吉甫回答说：这是宰相记录天子的言行事迹，用以提供给史官编写实录的依据。古时候，左史记言，如今的起居郎就是这一职务；右史记事，如今的起居舍人就是这一职务。永徽年间，宰相姚璹监修国史，考虑到君臣私下交谈的话，或许无法为外人所闻知，于是请求随君臣朝廷奏对之后，在退朝之时予以记录，提供给史官，如今的时政记就是这样来的。皇帝说：这中间有时修撰、有时不修撰，是为什么呢？李吉甫回答说：凡是当面聆听的圣旨德音，还没有付诸施行的，一概都算作机密，本来就不可以写下来送交史官；其中有些出自臣下的谋议，又不可以自己书写后交付史官；至于已经施行的事情，皇上的旨意已经彰明昭著，天下人都能够听闻知晓，那么史官的记录，就不必等待此事发生之后才能得到了。而且臣观察时政记这件事，姚璹在长寿年间修撰，等到姚璹罢职，此事便废止了；贾耽、齐抗在贞元年间修撰，等到贾耽、齐抗罢职，此事又废止了。既然如此，那么凡是关系到政治教化的事，不虚加褒美、不隐讳恶行，才可以称为良史。

元和十二年九月，皇帝下诏：记事记言，是史官的职责，昭示法度、垂示鉴戒，都记载在旧有的典章之中，凡遇到该记载的事情就一定要记载，这是朕深切的期望。从今以后，每逢临朝之日，宰相以及各部门奏对之后，如果有事情可以作为劝诫、应当记载的，就委托承旨宰相宣示给左右起居官员，让他们记录下来，仍旧按照旧例，每季度送交史馆。当时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请求恢复旧制，因此才有了这道诏书。不久后，宰相因为事关机密，不肯把情况告知起居官员，这件事最终没能施行。自从左右史官失职以来，到如今大约将近一百五十年了，这中间往往也有时政记出现，但既然是由宰相录记的，事情就等同于自我称赞，推功让善的做法虽然得以推行，但直书信史的原则却已经缺失了。然而当时还能保留十分之四五，如今则完全废止了，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惋惜。

元和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翱上奏：臣等有幸忝居史馆秉笔之职，以记录史事为本职。劝善惩恶、直言不讳，记载圣朝的功德，记述忠臣贤人的事业，记载奸邪佞臣的丑恶行径，以此流传后世，这是史官的职责。凡是一个人的事迹，如果不是极为善良或极为邪恶的，众人便无从知晓。按照旧例，都要访问他人，又要取用行状、谥议，作为依据。如今撰写行状的人，不是死者的门生就是他的故吏，无不虚加仁义礼智之词，妄称忠肃惠和之名。这样做，不但用心不实，而且只是想在自己曾

译受恩惠的对象身上虚加美誉罢了。这也是因为撰写行状的人本来就不属于游夏、司马迁、扬雄一流的文人，只求文辞华丽而忘记内容真实，沉溺于辞藻而抛弃了道理，所以写出的文章既失去了六经那种质朴的古风，记事也不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实录水准，不然的话，就是词句鄙陋，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因此事实失去了根本依据，文辞损害了道理，而行状便不足以取信于人。如果让撰写行状的人，只指陈事实、不加虚饰美言，那么一定会有人知道其中的真假；不这样做的话，即使是让门生故吏来撰写，也不可能荒谬地凭空捏造美德善行硬加在死者身上了。臣如今请求，撰写行状的人，只须指陈事实真相，直接记载具体的言辞，善恶功过，都根据事实就足以自然呈现出来了。假使为魏征作传，只需记载他直言进谏的言辞，自然就足以显示他的正直了；假使为段秀实作传，只需记载他倒用司农寺的印信来追回叛军、又用象牙笏板痛击朱泚的事迹，自然就足以彰显他的忠烈了。如果考功郎在核定谥号时，见到行状不遵照这个原则撰写的，就不予接受谥议；遵照这个原则撰写的，才交付太常寺，并转发史馆。太常寺核定谥号后，也把谥议转送史馆。这样一来，行状的记载，纵然未必能一一都完全可信，但比起那些虚加妄言、毫无事实依据的行状，总要好得多，就如同山泽有高有低一样，程度不同。史官记录，必须掌握事情的本末原委，如果只是凭借以往的旧例，那都是虚言，让史官凭什么去依据呢？恳请陛下批准臣所奏的意见，让考功郎依此把关审核。臣等只是想要了解事实真相，因此才敢冒昧陈奏。皇帝下制批准。

同年六月，史馆上奏：本馆的楷书手，按照原来的敕令，与集贤院同例，经过五次考核年满后就可以放选任官。如今集贤院选官所需的年数依旧不变，而本馆却要多加三年，与弘文馆同例，八年才能放选。但因为本馆的人员是一直连续在职当值，而弘文馆是分批轮流值班，情理上确实吃亏，请求依照原来的敕令处理。皇帝下敕：依照所奏办理。

长庆元年正月，史馆上奏：抄写国史的楷书手原定名额三十人，其中十人被馆司先后停减，五人被吏部奏请裁减，如今只剩下十五人在职，恳请恢复吏部原先裁减的五人名额。皇帝下敕：应当酌情增补三人。

同年二月，史馆上奏：楷书手、典书等人授官的次序等级，恳请敕令吏部按照集贤院的成例予以比照安排。皇帝下敕：应当依照集贤院的成例处理。

同年四月，开始修撰《圣政纪》。中书门下上奏：臣等认为，唐尧、虞舜的政事，都记载在《尧典》《舜典》二典之中，君臣之间雍容应答的旨意，无不完备记载。此后虽然历代都设有史官，但大多是事后追记，因此所记之事有的能够记录下来，所记的言辞却大都简略。太宗文皇帝亲自勤于处理政务，朝中多有贤良之臣，讨论政事、进言献策，随时都可以记录，所以能够远远继承唐尧虞舜的传统，文章焕然可观。本朝旧有的制度，每当正衙奏事时，史官都在玉阶之下执笔记录，凡是议论朝政的内容，都能够听闻记载。等到永徽年间以后，退朝之后便各自散去，宰相商议的内容，外人便无从得知。长寿二年，宰相姚璹认为，帝王的谋略训示不应当缺乏记述，而史官地位疏远、无从得以记录，于是请求从此以后，凡商议的军国重要政事，委托宰相中一人负责撰录，命名为时政记。这一制度已经废止很久了，史官不再能够听闻朝政，只是抄写诰命词章，记录官员任免除授而已。臣等常常为此深感愤懑不平，非常担忧圣明的谋略无法因此彰显光大于天下。恳请皇上恩准，臣等每逢临朝理政之日，凡有关于政事的谋议商议，便当日撰录，命名为《圣政纪》，写成之后缄封，到年末，就交付史官，永远作为定制，以求陛下的圣明谋略能够……

译如日月高悬。圣政惟新。与天地广运。臣等不胜大愿。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太和五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上奏说：臣昨日当面接到圣旨，因为《顺宗实录》颇为不够详实，委托臣等重加刊正，完成之日再上奏。臣认为史册的撰作，是为了存留劝诫之意，事情有应当记载的，理应归于实录。匹夫的善恶尚且不能诬枉，人君的得失更不容虚妄记载。况且贞观以来历朝实录，也有经过重新撰写的先例，臣不敢坚决推辞。只是此书成于韩愈之手，如今的史官李汉、蒋系，都是韩愈的子婿，若派他们参与校订,或恐招致徇私嫌疑。臣既然职在编修，理应命人详加订正。此事经奏请后，便得以施行。如今众官竞相进言，表章交相奏上，臣既被众议所迫，只好冒昧上闻。况且韩愈所撰之书，其内容也并非出于自己臆断,元和以后，已是相沿承袭。纵使他与本朝有亲近之嫌，又岂能妨害公理。使此事归于本职之人办理，实在是正其名分。这部实录，恳请取出旧本中错误最多之处,交付史馆,委托重加修订。皇帝下诏说：这部实录中所记载的德宗、顺宗两朝宫禁中事，多起于谬传，实在算不上信史，应令史官详加订正，其余部分不必再作改动。当初，韩愈撰写《顺宗实录》，讲述宫禁之事颇为切直，宦官们十分厌恶，屡次在皇上面前进言说其内容不实，所以才下令刊正此书。

译开成三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延英殿奏对，宰臣应当记录。臣等以为，陛下亲自勤于处理各项政务，远超前代帝王。每次与宰臣对答，常常到日暮时分仍不知疲倦。在正衙决断政事时，有左右两史在前记录，但在便殿坐朝之日，却完全没有记录。长寿初年，宰臣姚〇曾上奏请求设置《时政记》，但此事搁置未能施行。贞元年间，宰臣赵憬又请求恢复旧制，不久又被废止。臣等恭敬地想，圣明的政事必须加以阐发彰明。今请求今后每逢延英殿坐朝之日，凡宰臣与陛下往返对答之言、关系教化政刑之事，责成中书门下当值之人加以记录，每月月末送交史馆，希望使朝廷的谋略政令不致湮没，国史也能井然有序。昨日在延英殿当面奏请，已蒙陛下允准。敕旨：依所奏施行。

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上奏《时政记》、《起居注》、修撰国史体例等事。臣等以为，《时政记》始于长寿二年，宰臣姚〇认为帝王的谋略训示，不可缺少记述，而史官职位疏远，无从得知，因而请求自今以后，凡所议论的军国政要之事，由宰臣一人撰写记录，称为《时政记》。此后因循懈怠，多有缺漏未加记述。臣等商议认为，此后凡坐朝之日，每逢听闻圣上言论，如有考虑关涉百姓生计、事关国家兴替，可以昭示后代、留给子孙借鉴的，以及宰臣进谏献策、有益于教化风气的，都请依照本朝旧例，由当日执掌印信的宰相撰写记录，联名封印，到季末送交史馆。至于《起居注》，近来不按季度撰写记录，甚至有官员离任三五年后仍未送交的情况。臣等以为，每次延英殿奏事之后，向外传述之言，往往三件事有两件失实虚谬，何况《起居注》都是三五年后才采集拾取传闻，耳闻目见已相隔多时，实在难以真实可信。今后《起居注》所记之事，希望每季之初，即送交前一季的文书，与史馆交接完毕后，具文呈报中书门下；史馆接收完毕，也应申报中书门下。至于起居郎的迁转，希望以记录的迟速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如有军国大政，传闻有疑误之处，仍应允许政事堂在场的宰相等，临时酌情商量；如果事情已经施行、并非机密，就应一一说明，以期使记载留存真实可信，避免出现疑误。关于修史体例，臣等见近来的《实录》，多记有"禁中所言"之语。臣等以为，君主与宰臣及公卿的言谈，都必须是众人共同听闻见证的，才适合记入史册。宫禁之中的言语，外间从何得知？或是得之于传闻，多出自邪僻谄媚之人，若便载入史笔，实在有损于国家大业。今后日录之中如有这类内容，都请一律删削，不得再以此加以记述。又，宰臣及公卿议论政事，行与不行，须有明确依据：有的奏议恰当，必定得到褒扬称许；有的所论乖僻，自然会受到惩戒责备。在藩镇进献表章的，有诏书答复；担任要职上呈奏事的，也应当写明清楚，都应当昭然明白，在众人耳目共见之下，或取或舍决定于政事堂的案卷，或与或夺体现于诏敕之中。前代史书记载明确的奏议，无不由此而来。近来所见《实录》，多记载秘密奏疏，言语没有公开听闻，事情当时也未曾显明，材料取自其家中，实在难以取信于人。今后所记载群臣的章奏，凡是可否得失须为朝廷共知的，才可以记述，秘密奏疏一律请不予记载。这样一来，所修之书必定可以效法，人人都能恪守公道，爱憎之私情不能得逞，褒贬之言必能取信于人。臣等见近来《实录》，事情多有错谬，如果要详加考求核实，必须依据旧有的典章制度。敕旨：应依所

译奏施行。

大中四年四月，史馆上奏：本馆的写国史楷书、典书等人，与集贤院的写书人等，历来一例都是考满五考后，即准予参加铨选。自太和八年以后，被吏部条奏疏文限制，五考期满后，还要等候三年方可参选。如今集贤院以其劳役年久、难以补人为由，去年三月十三日，具事由申奏，已蒙敕令下达，免除三年等候之期。如今本馆尚未蒙裁处，恳请依照旧例，一并按五考期满，即准予参选。敕旨：依所奏施行。

八年七月，监修国史郑朗上奏：本馆修撰、直馆共四员。按照旧例，以通籍者担任直馆。臣等以为，修史是国家大事，应当选用朝廷重臣，若品秩过低，恐怕笔削不称职。请求废除直馆一职，另增添修撰二员。原馆中万年尉张范、泾阳尉李节，仍留任本官；以户部郎中孟穆、驾部员外郎李涣，一并充任修撰，连同原有共为四员，分别修撰四季之事。朝廷准从其请。

天佑元年十月十三日，前绛州曲沃县令高处鲁，向史馆进献亡佚之书三百六十卷，授予兼监察御史之职，赐绯色官服。

**宏文馆**

武德四年正月，在门下省设置修文馆。到九年三月，改名为宏文馆。同年九月，太宗刚即位，大力弘扬文教，在宏文殿聚集经史子集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在殿旁设置宏文馆，精心选拔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任学士，命他们轮流值宿。听政之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议政事，有时到深夜方才罢休。命褚遂良检校馆务,号称"馆主"，此后便成为惯例。后来又得刘祎之、范履冰，都曾先后特敕担任馆主。贞观三年，迁至纳义门西。九年，又迁至门下省之南。此后随銮驾迁至大明宫，该馆也设在门下省之南。仪凤年间，因馆中收藏图籍众多，设置详正学士加以校理。神龙元年十月十九日，改名为昭文馆，是为了避讳孝敬皇帝的名讳。二年，又改名为修文馆。到景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设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召擅长文辞之士充任。二十三日，敕命中书令李峤、兵部尚书宗楚客，一并担任大学士。二十五日，敕命秘书监刘宪、中书侍郎崔湜、吏部侍郎岑羲、太常卿郑愔、给事中李适、中书舍人卢藏用、李乂、太子中舍刘子元，一并担任学士。五月五日，敕命吏部侍郎薛稷、考功员外郎马怀素、户部员外郎宋之问、起居舍人武平一、国子主簿杜审言，一并担任直学士。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赵彦昭、给事中苏颋、起居郎沈佺期，一并担任学士。景云元年，馆中学士多因罪被贬黜，宰臣于是命给事中一人，暂代掌管馆事。二年三月八日，又改名为昭文馆。到开元七年九月四日，依旧改名为宏文馆。学生三十八人，比照宏文馆、崇文馆学生旧例：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太后大功以上亲属、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身受实封的功臣、京官职事正品、供奉官三品之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门下侍郎之子，都听凭挑选性情聪敏者入学。

贞观元年敕令：现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官员之子，凡性喜学习书法、或具有书法天赋的，允许在馆内学习书法，其书法内容由朝廷颁出。当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命虞世南、欧阳询教授楷书笔法。黄门侍郎王珪上奏：学生学习书法之余，请设置博士，兼修学业。敕命太学助教侯孝遵，传授儒家经典；著作郎许敬宗，传授《史记》、《汉书》。二年，王珪又上奏，请求为学生设置讲经博士，考

译核测试经业，比照科举贡举的规格，并兼学书法。

开元二年正月，宏文馆学士、直学士、学生中，情愿夜间读书者，以及负责誊写供奉之书、拓写书籍的人，愿意留宿馆内的，也都听任其便。又，宏文馆命一名学士专门主管馆事，并派遣给事中一人，负责稽查督察，明列簿册记录。学生既已在馆留宿，博士及直馆，每夜各派一人轮流值守。

七年十二月三日，裁减宏文馆、崇文馆的校雠人员，设置宏文馆校书四员、崇文馆检书两员。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裁减宏文馆校书两员。

长庆二年闰十月，宏文馆上奏：楷书、拓书、典书原额三十五员，其中七员先前已被停减。今请求在先前所减的名额之内，酌量补充五员，连同现有人数，一并令其长期从事写书，其功课及年劳官资，请依照史官之例处理。敕旨：应依所请。

三年二月，宏文馆上奏：请求添加修缮房屋，以及建造藏书楼。臣等以为，儒学之科，是政教的根本，如果因循废弛，人们又将何所观瞻？恳请降敕命有关部门，从速加以修缮补葺，希望使已成之业不致衰败，弘扬阐发的意义得以再度彰扬。敕旨：应依所奏施行。

同年七月，宏文馆上奏：按照《六典》，本馆先前设有学士、直学士、详正学士、校理、直馆、雠校错误、讲经博士等职，虽然职事相同，但名目稍有不同,须有确定的制度，以便遵行。今请依照集贤院、史馆两司在元和年间停减各种繁杂名目的旧例，凡是已入朝五品以上者充任学士，六品以下者充任直学士，未入朝之官，一律充任直宏文馆，其余名目一并请求停减，希望使典章制度不致繁琐，职责事务均能齐备。敕旨：依所奏施行。

大中四年七月，宏文馆上奏：本馆的楷书、典书等人，与集贤院、史馆的楷书等，历来沿袭旧例，一并须考满五考方可参选。自太和八年以后，被吏部条例限制，须再等候三年方可授予散官。如今集贤院、史馆奏称劳役年久、招补困难，已蒙敕令免除三年等候。今本馆恳请依例处理。敕旨：依所奏施行。

六年六月，宏文馆上奏：臣等以为三馆的建制既然相同，事例也应当相等。近来没有出现问题，故未敢申报陈论。如今因奉敕修撰续会要以来，官僚……

**文学馆**

武德四年十月，秦王已平定天下，便专心致志于典籍学问，在宫城之西开设文学馆，以延揽四方贤才。于是命僚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以及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元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咨典签苏勖等人，都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待薛收去世后，又征召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命库直阎立本绘制他们的画像，具体题写各人的爵位籍贯，命褚亮撰写赞辞，号称"十八学士"，将画像藏于宫中书府，以此彰显礼贤下士之隆重。诸学士享有五品官的珍馐膳食，分为三班，轮流值宿阁下,每日引见，探讨评议文典。凡能入馆者，当时人称之为"登瀛洲"。

**崇文馆**

显庆元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子李宏，请求在崇贤馆设置学士、并设置生徒，朝廷下诏准许。起初设置二十员，其东宫三师三少、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卫率，以及崇贤馆三品学士的子孙，也应当一并选取。到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贤馆为崇文馆，是为了避讳章怀太子的

译名讳。

永隆二年二月六日，皇太子亲自行释奠之礼，礼成后，上表请求广泛延请年高德劭、才学出众之士，担任崇文馆学士，朝廷准许。于是薛元超上表举荐郑祖元、邓元挺、杨炯、崔融等人，都担任崇文馆学士。到贞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崇文馆改由左春坊主管事务。

**集贤院**

西京集贤院在光顺门大街之西、命妇院之北，原本是命妇院的旧址，开元十一年分割设置。北院全部利用命妇院的旧屋。东都集贤院在明福门外大街之西，原本是太平公主的宅第。十年三月，才将书院迁到此处，向西开门，院内房屋都是太平公主所建造。兴庆宫的集贤院,在和风门外横街之南，二十四年，皇帝驻跸东都时，张九龄派遣直官魏光禄，先入京城建造此院。华清宫的集贤院,在宫城之北横街之西。

开元五年十一月，敕令在秘书省昭文馆，广泛招揽各类擅长书法之人充任，都须亲自经过御前挑选。此后又选取前资官员、常选出身的三卫散官五品以上的子孙，各有年限规定，依照资历甄别叙用。到十九年，敕令有官职者担任直院。

六年，干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以秘书监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担任修书使。起初，此院的创设经营，都由褚无量负责处置。到八年正月，命散骑常侍元行冲担任使职,检校院内修撰官。此前，褚无量曾上奏：前闻喜县尉卢撰、前江阳县尉陆元泰、前左监门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县尉徐楚璧，分管书库检校事务。到六年以后，又有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陆元悌、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刘怀信、胡履虚、恭陵令陆绍伯、扶风县丞马利贞，都另外奉敕加入本院。

八年十月敕令：学士等入院已满三年以上者算作资深，如果校理精细勤勉，纠正错谬较多，以及虽未详加复核但有所发现阐明的，命修书使记录上报，另行给予褒奖或贬责。

九年冬，皇帝驾幸东都。当时集贤院四库藏书，总计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九卷。到二十四年，车驾返回西京，敕令随行的各部门，都要精简裁减，藏书三分留一存放于库中。到天宝三载六月，四库重新整理造册，当时库中现存书籍：经库七千七百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二卷。从天宝三载到十四载，四库又陆续抄写增加书籍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卷。

十三年四月五日，因奏报封禅仪注一事，敕命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等人，在集仙殿赐宴。皇帝说："如今与诸位贤才在此同宴，应当将集仙殿、丽正书院改名为集贤殿、集贤院。"于是下诏说："'仙'是捕风捉影之类的虚妄之说，朕所不取；'贤'是济世治国的实在之才，应当务求其实。"院内五品以上者为学士，六品以下者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担任学士，主管院事；散骑常侍徐坚担任副职；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坚，一并担任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担任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左补阙韦述、李钊、陆元泰、吕向、拾遗毋煚、太学助教余钦、四门博士赵玄默、校书郎孙季良，一并担任直学士；太学博士侯行果、四门博士敬会真、右补阙冯朝隐，一并担任侍讲学士。起初拟以张说为大学士，张说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的称号。中宗想以此崇奉宠信大臣，景龙年间修文馆才有'大学士'的名号。像臣这样怎敢

译以'大'自称。"皇帝依从了他的请求。

二十八年敕令：设造书直及抄写御书的人员一百人。

贞元四年正月，敕令裁减集贤院抄写御书的人员十人，转交史馆管理。

同年六月，集贤院上奏：按照《六典》规定，设有学士及直学士。而依集贤院注记之外，还有校理、待制、留院、入院、侍讲、刊校、修撰、修书、及直院等职，名目繁多，等级并无区别。今请求入朝官员五品以上，依《六典》规定担任学士；六品以下担任直学士；学士中取一位品秩最高者主管院事，若缺学士，即以直学士中品秩最高者充任；其余非入朝官员，不论品秩，一律担任校理，其余名目一律停止，永为定例。朝廷准从此请。

同年五月十一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泌上奏：臣蒙恩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臣私下考察旧例，中书令张说，乃朝中元老、德高望重的鸿儒，尚且恳切推辞"大"字之称，众人都称赞他懂礼。此后至德二载，崔圆担任宰相，加封集贤殿大学士，此后便沿袭下来，成为惯例。臣恳请削去"大"字，崇文馆大学士，也照此办理。敕命准从其请。

八年六月十三日，设置集贤殿校书四员、正字两员，仍在秘书省现任校书、正字之中酌量裁减相应人数，秘书省所裁减的官员，便依数额一并停罢。

十八年，皇帝询问神策军创设的缘由，宰相府反复查考，都不知出处。于是召集贤学士蒋乂询问，蒋乂追溯来龙去脉，事情都详细清楚。宰臣高郢、郑珣瑜说："集贤院真是有人才啊。"次日,便下制命蒋乂主管集贤院事务。蒋乂是集贤院学士蒋将明之子，他的父亲常常因为兵乱之后，图籍杂乱无章，于是禀告执政大臣，请求携带蒋乂入院编排整理。于是宰臣张镒，署任蒋乂为集贤院编录官。

元和二年七月，集贤院上奏：臣等谨按《六典》，集贤院设有学士及校理、修撰官，历代圣主崇尚儒学，从未改变这一制度。到贞元八年，主管院事的官员陈京，才开始上奏停止校理、分校书郎四员、正字两员，改设为集贤殿校理、正字。如今各校书郎、正字，都又归属秘书省。本院请求依旧设置校理官，以求名实相符，且恢复开元年间的旧制。又，直官请求裁减五人，抄写御书人员请求裁减十人。朝廷准从此请。

同年闰十月，集贤殿大学士、中书侍郎平章事武元衡上奏：因厨房用料短缺，再请拨给本钱一千贯文，用其利息充作开支，设置捉钱人四人。所设人员，请以直官及抄写御书者各两员充任，每人捉钱二百五十贯文，作为定额，即可免除额外增设人员。敕旨：已经安排捉钱的人员，等到任期满后依照旧例处理，其中出现空缺，就予以停止，不得再补充。其余依所奏施行。

太和五年正月，集贤殿上奏：关于校勘宣示颁布的经典书籍等事，恳请依照前年三月十九日的敕令，暂时抽调秘书省及春坊、宏文馆、崇文馆现任的校正人员，轮流当值到院中一同校勘，所需厨房用料请依照原敕处理，事情完毕之日即予停止。朝廷准从此请。

开成元年四月，集贤殿御书院，请求铸造小印一面，以"御书"二字为印文。朝廷准从此请。

大中五年正月，校理杨收，遇到侍御史冯缄与三院御史退朝一同入台，杨收没有为此回避退让，冯缄便将他的随从仆人追捕加以鞭笞。当时宰臣、大学士马植就此论奏，此后才立下规矩：三馆学士不必回避行台御史，这一惯例便是从马植开始的。

**崇玄馆**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三日，在玄元皇帝庙设置崇玄博士一员

译，命学生学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学业修成之后，每年比照贡举参加考试之人的先例，送到尚书省，比照明经科的规格加以考试。

天宝元年五月，中书门下上奏：两京及各郡崇玄馆的学生等，按照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的制令，前述参加考试之人，应当研习《道德经》、《南华经》、《通玄经》、《冲虚经》等四部经典。又按照天宝元年二月十日的制令，将《庚桑子》改称《洞灵真经》，按条例应予补入，崇玄馆学生也应一并聚集研读。臣等谨按旧制，应当通习五经，但《洞灵真经》，民间流传的版本很少，近来命各道观寻访，也竟无人学习此经。此经本身流传既不广泛，学业实在难以修成。而《通玄经》、《冲虚经》二经，也恐怕文字版本不确定。玄门教化正当弘扬之际，学者应当精益求精。这《洞灵真经》等三部经典，恳请交付有关部门，各自抄写十本，校订完毕后，交付各道采访使颁行；贡举司及两京崇玄馆学，也希望各领取一本。今年冬天，崇玄馆学的应试者，希望依照开元二十九年的敕令条例考试；至于《洞灵真经》,请等到该经学业修成之后，再依照规定施行。朝廷准从此请。

二年正月十五日，改崇玄学为崇玄馆，博士改称学士，助教改称直学士，设置大学士二员。天下各郡的崇玄学，改称为通道学，博士改称学士。二月四日，命门下侍郎陈希烈兼任崇玄馆学士。

同年二月十二日，敕令两京的玄元宫及道院等，都委托崇玄馆学士统一检校管理。

贞元六年十二月，给事中卢徵上奏：太清宫崇玄馆，原设有楷书二十人抄写道经，人数已够，请求不再增补。敕旨：依所奏施行。

《唐会要》卷六十五

**秘书省**

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名为兰台，其监称为兰台太史，少监称为兰台侍郎，丞称为兰台大夫。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各自恢复旧有名额。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名为麟台，监等官职名称一并随之改易。神龙元年二月五日，又恢复改称秘书监，一如从前。

少监：武德初年，沿袭隋朝旧制,称为秘书少令。七年裁省。贞观四年十一月，恢复设置一员，以虞世南担任此职。太极元年二月，增加一员，以崔琳担任此职。

秘书郎：原设四员，开元二十八年裁减一员。

校书郎：原设八员，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裁减四员，天宝十三载正月十三日又恢复设置。

正字：原设二员，开元二十六年裁减一员，天宝十三载正月十三日又恢复设置，贞元八年六月十三日划归校书四员、正字两员，隶属集贤院。

著作局：龙朔二年，改为司文局。著作郎，咸亨元年又恢复旧称。

著作郎：原设四员，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裁减两员，掌管修撰国史之事。贞观二十三年闰十二月，在门下省设置史馆，由宰臣监领修史，从此著作郎便不再负责修史之职。

贞观六年三月，皇帝驾幸九成宫，宫人返京途中在围川县官舍休息。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也相继到来，官府属吏便将宫人迁往别处，而让李靖等人住在原处，唯独对李靖等人接待周全，却又不以礼节对待宫人。皇帝听闻此事，怒道："威权福祚的权柄，难道是由李靖等人掌握的吗？为何礼待李靖等人却轻慢我的宫人？"当即命令查办审问。秘书监魏征进谏道："李靖等人是陛下的心腹重臣，宫人不过是皇后身边洒扫的婢仆，论及委任托付，二者事理原本不同。况且李靖等人出行在外，官吏拜访问候，是遵循朝廷法度礼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