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五十七

译元元年九月，才特别下敕令，明确规定他们参与朝班的顺序，与各司知制诰的官员相同。按照旧例，中书省用黄麻纸和白麻纸，来区分诏令的轻重等级，近来所颁行的诏令，仍旧使用黄麻纸的，其余用白麻纸的诏令，都在翰林学士院起草。如果不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拜官授职之类，或者是恩德赦免之类的诏书，那就不必经由翰林学士院了。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前往奉天避难。当时祠部员外郎、翰林学士陆贽，随驾前往行在。天下动荡不安，各地征调发兵的文书，每天颁下数十道，都出自陆贽之手。陆贽提笔拿纸，片刻之间便写成，不再另外打草稿，起初看似不曾经过深思熟虑，写成之后却没有一处不曲尽事理，切中时机要害。仓促之间轮番委派任务，同僚都拱手叹服，无法从旁协助。陆贽常常启奏德宗说：如今诏书应当痛切地引咎自责，以此感动人心。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因此行在颁下的制诏一经传出，听闻的人即使是武夫悍卒，也无不挥泪感动激奋。议论的人都认为，德宗能够平定叛乱，不仅仅是因为神武用兵之功、将士竭尽全力，也是因为文德广布天下，得到了心腹之臣的辅助。贞元初年，李抱真前来朝见，因而上前庆贺说：陛下当年在奉天、山南避难之时，敕书传到山东，将士们没有不感动流泪、发奋图强的，臣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就知道各路叛贼不足以平定了。

同月，皇帝仓皇之中从苑北便门出逃。翰林学士姜公辅拉住马缰进谏说：朱泚曾经担任泾原节度使，向来深得军心，前不久因为朱滔叛乱，受牵连被夺去兵权，朱泚心中一直忧愤不得志，不如派人将他逮捕，否则恐怕会被叛军拥立为主，必定会给国家留下祸患。皇帝说：已经来不及了。后来朱泚果然僭越称帝，朝廷内外都称赞姜公辅有先见之明。

兴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敕令翰林学士，朝服班列的次序，应比照各司知制诰官员的旧例。兴元四年，翰林学士陆贽上奏说：翰林学士本是皇帝的私人近臣，玄宗初年设置时，只是在内廷等候诏命，仅限于应和诗赋文章而已。诏诰的起草颁发，本来是中书舍人的职责，只是因为军兴之际，事务紧迫，权且命翰林学士代为撰写。如今朝廷内外已经安定，应当归还原来的职责分工，任命将相的制诏，请交由中书省来发布施行。众人的议论都认为这样是对的。

贞元八年，征召卫次公为左补阙，不久兼任翰林学士。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驾崩，当时顺宗身在东宫，病情正重。仓促之中召翰林学士郑絪等人到金銮殿商议。当时宦官中有人说：宫内正在商议，皇位继承人还未确定。众人都没有回应，卫次公立即上前说：皇太子虽然有病，但地位是嫡长子，朝廷内外都心系于他，万不得已之时，应当立广陵王（即顺宗之子）为帝。如果另有他图，祸乱立刻就会发生。郑絪等人随即附和赞同他的话，众人的议论这才确定下来。等到顺宗在服丧期间，朝外有王叔文一党把持权力、结党营私，再无正常的规章制度，卫次公与郑絪身处内廷，多有匡正之举。

元和二年，崔群担任翰林学士，受到宪宗的嘉奖赏识，宪宗曾经传旨说：今后学士呈进的奏状，一律要有崔群联署签名，才能呈进上来。崔群认为这是禁密要害之司，一旦成为惯例，从此以后学士中如果有厌恶正直、丑诋忠正之人，那些正直之人便无从进言了，因而坚决不肯奉诏，三次上疏论奏，皇帝才答应了他的请求。

元和二年二月，下诏浙江西道，因为连年遭遇水旱灾害，蠲免去年的两税，及上供钱三十四万余贯。凡是用白麻纸书写的制诰，都是在朝廷上当廷宣读的，用来任命辅政大臣、授予节度使、抚恤灾患、征讨叛逆不朝之人，都用这种方式。宰臣在正衙接受诏书，交付通事舍人。如果是任命宰相的诏书，则由通事舍人承接皇帝旨意，都要宣读完毕之后，才交付有关部门执行。当时也有内廷诏令不经宣读，便直接命令奉行的情况。

元和三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献绢帛为魏征

译的子孙赎回其旧宅。翰林学士白居易谏阻说：魏征是陛下先朝的宰相，太宗曾经赐给他建造正室的木材，与其他人家的宅第本不相同，官府自可出钱赎回，如果让李师道借此邀买美名，实在不合适。宪宗深以为然。

元和五年十二月，任命司勋郎中、知制诰李绛为中书舍人，仍兼翰林学士。皇帝当面告谕说吐突承璀用兵没有功劳，应当加以明确的责罚。此前，吐突承璀曾在军中立"圣政碑"，李绛又认为这不合旧制，不可允许。皇帝起初非常生气，脸色都变了，李绛坚持奏请不止，言辞恳切，因而流下眼泪。皇帝这才慢慢体察他的用意，脸色渐渐缓和，最终大为省悟，因此才有了这次任命，并立即下令军中拆去所立的石碑，说：没有你的谏言，我都不知道这碑对我有害。第二天，又当面赏赐紫色官服和金鱼袋，皇帝亲自为李绛挑选上好的手板，勉励他说：你以后不要改变今日的心志啊。

元和五年八月九日，任命前朔方巡盐节度使王佖为右卫将军。王佖在藩镇任上没有什么才智谋略，又被召回朝廷超过一个月，才被授予卫将军之职。凡是将相官员的任命，都由翰林院起草制书，称为"白麻"。王佖凭借自己地位尊贵，上奏请求罢免中书省起草制书的旧例，直到李进贤，都沿用了这个先例。

元和十三年二月，皇帝驾临麟德殿，召见翰林学士张仲素、段文昌、沈传师、杜元颖，因为张仲素等人在平定叛乱期间撰写书诏十分勤勉，赐张仲素紫色官服，赐段文昌等人绯色官服。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翰林院上奏：学士以及中书省的待诏共九人，每人每天各给杂买钱一百文，用户部现有的钱款支付；每月共给米四石，麦五石，令司农寺供给。敕令批复：依所奏施行。翰林院额外加给俸禄，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长庆元年，翰林学士李德裕上疏说：臣看到本朝旧例，驸马因为身份亲近，不适宜与朝廷要员往来。开元年间，对此禁令尤其严格。臣访察得知近来驸马常常前往宰相以及要员的私宅，这类人并无其他才能技艺可供延请接待，只怕会泄漏机密要事，暗中沟通朝廷内外，这是众人所熟知的，似乎成为很大的弊端。如果是身份普通的朝官，来往倒也无妨；如果是身居清要显职之人，怎能让他们随意接触呢？希望陛下把这个意见宣示给宰相知晓，命令驸马及各位皇亲，今后有公事，就到中书省去见宰相，不得再到私宅拜访。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当初，穆宗还在东宫时，就已听闻李吉甫的名声，等到即位后，见到李德裕，尤其器重他，宫中重要的诏书大手笔，多命李德裕起草。李德裕常与李绅、元稹一起在翰林院任职，凭借学识才名，三人交情深厚密切。

長庆四年三月，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说：臣听说汲黯在朝为官，淮南王不敢图谋反叛；段干木隐居魏国，各诸侯不敢发兵侵犯。这就是称王称霸的道理，都是凭一位贤士便能阻止百万大军，凭一位贤能之人便能制止千里之患。臣认为裴度功勋高于中原，声名远播四夷，王廷凑、田弘正都畏惧他的威名，吐蕃、回鹘也都信服他的名望。如今如果让他位列朝廷要职，参与决策大事，西方的吐蕃、北方的回鹘，就摸不清中原朝廷的虚实；黄河以北、太行以东的藩镇，也必定遵从朝廷的谋划。何况幽州、镇州局势未定，尤其需要倚重重臣。管仲说过："各自分散地听取意见就会显得愚蠢，合而共同听取就能显出圣明。"治乱的根本，并没有别的办法，顺应人心便能大治，违背人心便会大乱。臣听闻陛下曾在用膳时叹息，遗憾没有萧何、曹参这样的贤臣，如今现成有一位裴度，却还不肯留用驱使，这正是冯唐当年感悟汉文帝所说的道理：即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若不能任用，又有什么用呢？大凡对待宰相，应当委以重任、信任不疑，亲近礼遇；如果办事没有成效，对国家没有功劳，就应当罢黜为闲散官员，贬谪到边远州郡。这样一来，在位的人便不敢不自我勉励，将要进用的人便

译不敢苟且求进。陛下若能秉持有始有终的分寸，只要不永远弃置不用，那便是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了。如今得进用之人都身负着天下的重望，即便被贬退，也不失去担任六部尚书的资格；这样一来，不肖之人便无从受到惩戒，贤能之人便无从受到勉励。臣与李逢吉，向来没有私人恩怨，臣被裴度举荐提拔，也并非无端受贬之官。今日所陈述的这些话，对上是为了回答圣明天子，对下是为了传达众人的议论，臣披肝沥胆、感激涕零，伏地哭泣。伏乞陛下体察臣爱护君主的心意，怜悯臣一心为国的忠诚，那么天下人都将感到万幸。当初，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翼的家属，全都被镇州节度使王廷凑杀害，穆宗深深感叹宰相辅臣中没有杰出的人才，才导致奸邪凶恶之人长期不能被感化归顺，因此韦处厚借这份奏疏举荐裴度。

同年四月，赏赐翰林学士高釴锦彩七十匹，因为他在左军值夜班辛劳的缘故。

同年七月，翰林学士韦处厚，在浴堂殿中，趁机劝谏皇帝游猎和晚起的事，说：臣有大罪，愿意在陛下面前碰头请死。皇帝说：什么事？韦处厚回答说：臣没能以死劝谏先帝，致使先帝耽于游猎和女色，以至于未能长寿，臣本应当被处死。臣之所以没有以死相谏，是因为陛下当时还在东宫，年纪才十五岁；如今陛下的皇子刚满一岁，臣因此才不避死罪的责罚，斗胆进言。皇帝听了非常高兴，深受他这番话的感动，赏赐锦彩一百匹、银器四件。

同年十月，翰林院侍讲学士、谏议大夫高重，侍讲学士、中书舍人崔郾，中书舍人高釴，在思政殿中谢恩。崔郾上奏说：陛下授臣侍讲之职，已经八个月了，却从未召见臣询问经义，臣内心惭愧尸位素餐，也愧对同僚。皇帝答复说：朕近来公务稍有空闲，会召见你们几位请教学问。高釴回答说：陛下心中虽有求治的诚意，但恐怕天下人未必都能相信，如果不亲身实践，又怎能显示出忧劳勤政的诚意呢？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各赏赐锦彩五十匹、银器二件。

宝历元年，路随担任翰林学士，有人拿着金帛来感谢他授官的恩惠，他必定呵斥并拒绝，说："我怎能因为公事而收受私人的财物呢？"始终没有接受过。

宝历二年，敬宗认为翰林学士地位崇高，不可随意亲近狎昵，想另外设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之用。京兆尹刘栖楚，推荐前进士熊望，说他的文才可以充任学士，此事还未实行，皇帝便驾崩了。

太和元年四月，翰林院上奏：按照旧例，学士每人每天在户部领取杂买钱一百文，臣等认为这个数目太少，购买日用物品不够用，恳请每人每天再由户部增加一百文，希望能免于短缺。敕令批复：依所奏施行。

开成四年二月，敕令翰林学士，应依照旧例，遇到节日假期，每次由一人入值。

大中六年十二月，敕令翰林学士，从今以后，官至郎中的，命兼知制诰；其余的都依照本官的任职月限，以及比照外朝制诰官员的旧例处理。

大中十年，党项部族屡次侵扰河西一带，皇帝召见翰林学士询问边防对策。学士毕諴，当即援引古今事例，论述破敌之策。皇帝高兴地说："我正要挑选一位能干的统帅，去安定河西，没想到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就在我的翰林院中，你愿意为我出行赴任吗？"毕諴欣然接受任命，当天就被授任邠宁节度使、河西供军安抚等使。毕諴到任后，派人前去晓谕叛乱的部族，各羌族部落纷纷归顺教化。他又认为边境防御敌寇需要大量军粮，积蓄粮食才是上策，于是招募士兵，开设屯田，每年收获谷物三十万斛，皇帝下诏嘉奖他。

大中十四年三月，敕令左拾遗刘邺，充任翰林学士。

中和二年，僖宗前往蜀地避难。当时黄巢进犯京城附近地区，关东一带用兵不断，书写诏令的重任委托于翰林学士杜让能，他起草文书迅速敏捷，笔下从不涂改，每每切中要害，皇帝十分嘉许，升任他为户部侍郎、承旨学士。等到沙陀军队逼近京城，僖宗仓皇出逃，当夜，杜让能正在宫中值夜班

译，听闻变乱发生，便徒步跟随御驾出宫，出城十余里后，得到一匹遗落的马，没有笼头缰绳，便用衣带系着骑上。御驾到达凤翔时，朱玫的军队突然逼近，僖宗急忙逃往宝鸡县，近臣中只有杜让能一人跟随。此后皇帝再次逃往梁州、洋州，在艰险的栈道之间，杜让能始终不离皇帝左右。皇帝看着他说："朕失道再次遭遇迁徙流亡之难，在艰险之中，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正是古人所说的忠于所事之臣，你没有辜负朕啊。"杜让能回答说："臣家世代承担重任，蒙受国家厚恩，陛下不因臣愚钝而弃用，反而提拔臣担任近侍之职，如果在患难之时苟且逃避，那是臣的耻辱；如今能够护卫御驾，是臣的荣幸。"皇帝更加赞赏他。

大顺二年十月，宣布：每次进呈的诏书，另外用小字誊录一份底本留在宫内，永远作为定例。

乾宁二年十月，颁赐渤海王大玮瑎敕书，翰林院认为加官进爵这类事应当由中书省撰写文书，须咨询报请中书省。

乾宁三年二月，承旨批复公文说：凡是中书省覆核上奏钱物一事，如果是关于赏赐或征调催促之类的，只需大略说明品类名目，具体数目不必写在文中，只说一律另按敕令处理。中书省覆核奏状的文书，如果说要由中书门下颁行敕令，那么诏令的措辞就不得与覆核奏状的措辞相同。

同年七月，翰林学士承旨陆扆，拜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按照旧例，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官员除授拜官时，都有"光署钱"，用来宴请旧日同僚，翰林学士院却没有这个惯例。陆扆入相之日，赠送翰林学士院光院钱五百贯，特意开创了这个新的先例，翰林院上下都以此为荣，于是便定下惯例：将相各出二百千钱，使相出五百千钱，观察使出三百千钱，度支使出三百千钱，盐铁使出二百千钱，户部出一百千钱。

天复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学士柳璨，遵照旨意在兴政殿传令告知翰林院当值的待诏说：从今以后，誊写敕书之时，后面不得留有空白纸张，只要圆满完成敕书的撰写并到了交付之日，就应当在当天呈交完毕。

　尚书省诸司上

　　尚书省

武德元年，沿袭隋朝旧制，设置尚书省。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称中台。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称尚书省。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称文昌台。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称都台。咸亨初年，又恢复为尚书省。长安三年闰四月十五日，又改称中台。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称尚书省。

按照旧例，朝廷内外各官署所接受处理的事务，尚书省都要在其上盖印注明收到的日期，以此确立办理的期限。京城各官府机构，凡有符、移、关、牒等文书下发到各州府的，必须经由尚书都省转发。按照惯例，除吏部、兵部之外，其余各司共用尚书都省的印信。到圣历二年二月九日，才开始配备文昌台二十四司各自的印信，由本司的郎官掌管，下班后便带回家中收存。建中三年，左丞赵涓，才开始命令将印信交纳到值班的官厅中保管，遇到假日以及不到值日的时候，都由该司的当值郎官使用本司的印信，其余司的印信也一概不予开用。

按照旧例，叔侄、兄弟之间，是不允许同在尚书省担任郎官的，但这在格令中并没有明文记载，也没有正式的敕令。贞观二年十一月，韦叔谦被任命为刑部员外郎；贞观三年四月，韦季武被任命为主爵郎中；同年七月，韦叔谐被任命为库部郎中。太宗对他说："知道你们兄弟都在尚书省任职，所以特意授给你这个官职，是想成全你们一家的美事，不必因为官阶稍有委屈而推辞。"此后同在尚书省任职的兄弟亲属渐渐多了起来，但近来除非是皇帝特别下旨任命的，其余的官员在同省任职时便相互回避了。

龙朔三年六月十五日，皇帝对左肃机崔余庆说："中台是国家政务的根本，是众多事务汇聚归总的地方，分设诸曹的官员僚属，各有其职守所在，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用心处理。至于像各种物资的征调、支取，都必须弄清其来源出处，近来各曹官员，却从来

译不曾留意这些，以致征调索取时说不清来源出处，也不体谅远方百姓的辛劳困顿之情尤其深重。身为官员如果这样，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从今以后，不得再这样。"

上元三年闰三月二十日制令：尚书省颁发文书给各州府县，都应当使用黄纸。

久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敕令：尚书都省各司，既然已经设有主事一职，就不必再另外安排人员值守。

神龙二年九月一日，敕令：门下省及尚书都省，应当每日分别记录制敕，每三个月呈进一次。

开元二年四月五日敕令：在京城有申诉冤情的人，都应到尚书省递交状纸，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如果拖延而致使案情长期不能得到公正处理的，交由左右丞及御史台查访察问后上奏。如果没有经过尚书省的，不得径直越级向三司申诉。

开元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敕令：尚书省各司，凡是敕令颁下之后再另行提出请示的事项，以及敕令交付有关部门商议处理的事项，都要将所请示的内容及商议的结果记录成状，送交门下省及中书省，各自附在原敕令之后。所申报的事项，仍要在原敕令年月之前，注明"起请"以及"商议如后"的字样。

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令：周朝设有六卿，分掌国家大政，各自统率所属官员，来宣扬帝王的教化。如今的尚书省，就相当于古代六官所居的地位，古时称之为"会府"，实在是政令的源头，各种政务事项都归于此处，就如同人体的咽喉舌头一般重要，又如同上天有北斗星一样不可或缺。朕承继皇统大业，却遭逢重重艰难，典章旧制，长久以来未能予以整顿。尚书省应当申明规章制度，一律依照旧有的成例。各司、各使职，以及天下州府，凡有事项按令式规定应当申报尚书省的，先申报尚书省裁决决定；至于所奏请的事项，敕令一旦到达尚书省，如有不便于施行之处，由尚书省详加审定后再奏报，然后才付诸施行。自今以后，郎官职位如有空缺，选任时要挑选那些见多识广、通晓前代典章制度、志向操守正直、文才史学兼优的人，不要只图虚名，务必要选取切实有用之才。六种品行都要完备，各项政务都要能胜任，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处理得当，符合职责所在。要斟酌旧有的成规，遵循朕的时政法令，凡是在位任职的各级官员，都要体会朕的这番用意。

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令：西汉时以丞相、御史大夫二府分理政务，东汉时则以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总揽政务，至于统领天下的纲纪、精练核实各项政务的要害、评断邦国政事的得失善恶、诏令政令出纳的枢纽，无不以尚书省这个总汇之地为依归。尚书令、仆射综理朝政大纲，尚书侍郎阐明弥合国家的典章制度，如同上应天地而分掌四时的秩序，配合星辰而统摄五行的运行，国家的根本要务，都寄托于此。九卿的职责，也是尚书省的辅助，大小政事，大多与他们有所关涉决断。自从朝廷屡遭多难以来，朝廷内外的经费开支、征收调发，都迫于国家的急需、军事的紧迫，大多采取权宜之计来裁夺处理，另立新的处置办法来应付，姑且解救当时的急难，实在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如今外患已经平定，四方无不遵从朝廷法度，正应当彰明划一的法度，广布焕然一新的政令，振兴教化的根本，摒弃末节而归于根本。度支使及各道转运使、常平使、盐铁等使，都应当停罢。国家的安危，不单单系于将相大臣；政事的治乱，本来也在于众多的官员。尚书省的尚书、侍郎、左右丞，参与掌管重要政务，是朕所亲近倚重的人，理应早晚进见，来匡正辅佐朕的不足。此外，各省寺的事务，多有所分派，简省而无事可做的，久旷而不能与民生接触，应当大力振举纲纪要目，重新颁布法度规章，都应当详细校核各自所掌管的职务，明确考求先前的典章旧例。

大历十四年六月敕令：天下各使职及州府，凡是需要改革处置的事项，一律先……

译申报尚书省。委托仆射以下官员商量后奏报，不得擅自直接奏请。建中三年正月，尚书左丞庾准上奏：省内各司的文案，按照规定，都应当由都省发付各司裁决处理，都省负责核查稽核有无延误失误。近来以来，旧有的规章大多被废弃。如果不经由此程序发付核查，就无法总揽其中的条理规则。凡有援引敕令及旧例而不经由都省发付核查的，恳请从今以后，不在施行使用之列，以杜绝错谬，端正常规。皇帝准奏。

译贞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上奏请求，尚书省的六个职司，命宰臣分别掌管。于是让宰臣齐映掌管兵部承旨及杂务，李勉掌管刑部，刘滋掌管吏部、礼部，崔造掌管户部、工部。到三月三日，敕令尚书省各郎官，除休假外，应当每天办公。自至德年间以来，各司或因事务简省，或因餐钱不足，有隔日办公的情况，尚书省都是隔日办公。此前，宰相张延赏想把事务归于尚书省管理，担心导致拖延积压，依照旧例，命令每天办公。没多久，张延赏去世，又恢复隔日办公了。

八年敕令，凡任命台省官员的，各自把举荐人姓名写在任官的诏书里。此前，郎官出缺，由左右丞举荐；御史出缺，由御史大夫、中丞举荐，诏书上不写举荐官员的姓名。等到赵憬、陆贽任宰相时，建议郎官不应只由左右丞举荐，应让尚书以及左右丞、侍郎，各自在本司举荐，其授官诏书上，仍要写明举荐人姓名，御史的任命也照此办理。日后考核政绩优劣时，可以此来看举荐人是否称职，于是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一年十月，裁撤吏部司封、司勋两司抄写紧急文书告身的官员共九十一人。自天宝年间以来，征战之事繁多，每年因军功而授官的多达十万人，都要由有关官员抄写官告送到本道。兵部因此设置抄写官告的官员六十人，供给粮饷，满五年后，用官职酬劳他们。没多久，吏部、司封、司勋、兵部各设置十人。大历年以后，各道大多自行抄写官告，负责紧急文书的官员无事可做，只是被各曹役使，所以宰臣请求裁撤他们。

元和二年正月，尚书左丞郑元请求取河中的盈余钱三千贯，充作资助尚书都省厨房的本钱，皇上准许了。

三年五月，尚书右仆射兼判度支裴均上奏，请求取荆南的杂钱一万贯，用来修缮尚书省，皇上准许了。州府的盈余钱财，却被用在尚书省以此作为功绩，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这个做法的失误也很严重。

十三年敕令，凡是同司的官员，有大功以上亲属关系的，如果不是连署判案及负责句检核对的官长，就不在回避改任的限制之内。何况旧例本来就不必如此，明文规定都在，官署相同、职务分属不同司的，即使是父子兄弟，也没有什么可嫌避的。从今以后，应当依照天宝二年七月的敕令处理。当时刑部员外郎杨嗣复，因为父亲杨于陵新近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就依照近来的惯例回避嫌疑，请求调出尚书省。宰臣等人援引法令上奏请示，所以才有了这道命令。

太和元年六月敕令，元和、长庆年间，都是因为用兵，权且用来应付急务，所颁下的制敕，难以通行。应当命尚书省取元和以来的制敕，参照详审删改校定，送中书门下议定后上奏。

会昌五年六月敕令，汉魏以来，朝廷的重大政事，一定交给公卿详加议论，广泛探求治国之道，以便充分了解众人的意见，所以政事必定要有常法可循，人人都能遵循正道。近来事情大多关涉礼法，众人有疑问的，命本司申报尚书省，交给礼官参与议论；如果是刑狱之事，也先命法官详加议论，然后申报刑部参与核覆。如果郎官、御史中有能够驳正问难的，或依据经史旧例，议论精当的，就予以提拔迁转以示奖励。如果所言涉及浮华不实、全无根据的，就不予申报奏闻。

六年八月，太仆卿浑侃，乘马经过都堂门。敕旨说：浑侃久居朝班，应当熟知典章制度，竟招致这样的议论，须予以薄惩，罚俸一个月。

大中四年，兵部侍郎令狐绹，被任命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上奏说：按旧例，兼带尚书省官职的，应先到尚书省上任。皇上说：同僚聚集在少府监。此前，白敏中、崔龟从，曾任太常博士，等到升任宰相后，想使他们旧日的官署显荣，就改为聚集在太常礼院。如今请求依旧聚集在少府监，皇上准许了。

尚书省分行次第

武德令规定，吏、礼、兵、民、刑、工等部；贞观令规定，吏、礼、民、兵、刑、工等部

译。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六官，依照《周礼》分设，也就是如今的次第。

旧例，以兵、吏及左右司为前行，刑、户为中行，工、礼为后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的名称为头司，其余为子司。显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侍郎也照此办理，于是以度支为头司，户部为子司。到龙朔二年二月四日，又恢复了旧的次第。

尚书令

武德初年，沿袭隋朝旧制，尚书令设官一员。龙朔二年二月七日，废除尚书令这一官职。贞观元年六月一日，授予秦王。广德元年七月十一日，授予雍王。十一月三日，授予郭子仪。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授予太尉，加尚父之号。宝历元年五月三日，李辅国被授予司空，加尚父之号。本朝的尚父，只有这两人，所以附记在尚书令之下。

德宗被封为雍王后，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收复东都，到广德元年，就被拜为尚书令。自太宗担任过这一官职后，此后便废置不设，到这时代宗因德宗有大功勋，特别授予他此职。到建中二年十一月，授予郭子仪，不久他也恳切辞让而作罢。

左右仆射

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称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左右仆射。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文昌左右相。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又改为左右仆射。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左右丞相。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又恢复为左右仆射。

尚书左右仆射，自武德年间到长安四年以前，都是正式的宰相。当初，豆卢钦望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拜授左仆射，因诏书中没有说他"同中书门下三品"，所以不敢参与议论政事，几天后，才有诏令加授他知军国重事。到景云二年十月，韦安石被授予左仆射兼东都留守，不带"同一品"的头衔，此后凡是空授仆射的，就不是宰相，于是成为惯例。

贞观二年敕令，尚书省的细务，归属左右丞管理，只有重大事情需要奏报的，才交由左右仆射处理。房玄龄通达吏事，又辅以文才学问，不因求全责备而选取人才，不以自己所长去衡量他人。他与杜如晦引荐提拔士人，常常唯恐来不及。至于台阁的规模制度，都是这二人所制定的。皇上每次与房玄龄商议事情，一定说：非杜如晦不能决断。等杜如晦来到，最终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这是因为房玄龄擅长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的缘故。二人配合默契，同心为国效力，所以唐代称贤相的，都推举房、杜二人。

三年三月十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开耳目，访求贤才。有武艺谋略、才能足以安抚民众的，任用他处理边事；有经学明达、德行修养、通晓事理的，任用他做侍从之臣；有精明干练、办事清正、处事公平的，任用他处理繁难事务；有博通古今、见识通达政术的，任用他治理百姓。这才是宰相的重要职责所在。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词讼诉讼，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怎能帮助我求访贤才呢？于是敕令尚书省的细务，归属左右丞处理，只有冤屈重大、应当奏报的事，才交由仆射处理。

上元二年，刘仁轨任左仆射，戴至德任右仆射。每逢有人申诉冤屈滞留的案件，刘仁轨总是说好话答应他们；戴至德则先依据法理反复诘问，如果确实有理，就暗中为他上奏，始终不显露自己的裁断，因此当时的声誉都归于刘仁轨。他们常常轮流值日受理词讼，有个老妇人前来陈述冤情，恰逢戴至德已收下诉状正在审阅，老妇人上前说："我原以为你是通晓事理的仆射，所以才来申诉，你竟是个不通事理的仆射，反把诉状退还给我。"戴至德笑着把诉状还给她。议论的人更加称赞他是忠厚长者。有人问戴至德为何不显露自己的裁断，戴至德说："庆赏与刑罚，是君主的权柄，凡是做臣子的，怎能与君主争夺权柄呢？"

元和三年四月，裴均在尚书省都堂上任仆射一职，其间递送官印及呈报孔目、唱案授案等

译事，都由尚书郎来完成。文武三品以上的官员，登阶列坐；四品五品的郎官、侍御史，依次拜见，在厅堂下叩拜，然后召见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他们登阶答拜。当初，开元年间，张说任右丞相，玄宗命他择日上任，于是制定仪注，极其尊崇隆重，凡不是中书门下及诸三品以上的官员，这一天都要坐着接受他的礼拜。当时有人追问这一礼制的来历，回答说："圣历年间，王及善、豆卢钦望同一天拜授文昌左右相，也曾用过这套礼仪。"当时因为张说正受宠信，没人敢再追问，于是成为惯例，其实并非旧有的典章制度。

六年十月，御史中丞窦易直上奏说：臣谨按唐礼，各种册拜官员与百官相见，没有接受下拜的规定。又，谏议大夫到拾遗，御史中丞到殿中侍御史，都属于供奉官，不应享有特殊礼遇。如今仆射初次上任之日，有的在阶上答拜，有的接受庭中的下拜，沿袭这种混乱驳杂的制度，常常招致纷纭的议论。恳请下令尚书省、太常礼院详加议定，永远作为定制，使大家得以遵行。于是太常卿崔邠，召集礼官等参与议论。礼官议论说：按《开元礼》，有册拜官员上任的仪注，初次上任的，都要与品级较低的官员互相答拜。如今左右仆射，都是册拜之官，应当依照这一礼制作为定制。查考如今所施行的仪注，其中并没有典礼的明文根据，也没有格式敕令作为依据，这是超越礼制、随时变通的做法，有关官员理应及时厘正，何须等到议论之后才改革呢？窃以为《开元礼》，其源头是太宗所创立，高宗所承述，玄宗所纂修，称为《开元礼》，后世圣君以此为准则，其中没有记载的礼制，就不可以流传施行。如今仆射初次上任，接受百官下拜，这是舍弃了高宗、玄宗所承述纂修的礼制，而违背了《开元礼》的正文，这是有关官员在传承礼制上出了差错，却又称之为礼，怎能没有过错呢？如今既然承奉圣旨详加议定，就应当遵守礼制经文来加以纠正。有人议论说：致敬之礼，有的是三品拜见一品，四品拜见二品，这该怎么办呢？致敬就是先行下拜，所以下文说，丞相让助教下拜博士，如今丞及助教必定要先行下拜，就是这个道理，并非不答拜。为什么呢？《礼记》说：大夫与士相见，如果贵贱地位不相当，主人尊敬客人，就先拜客人；客人尊敬主人，就先拜主人，这叫做致敬。又说：除非是国君，没有不答拜的。郑玄注解说：礼尚往来。又说：国君对士不答拜，如果不是自己的臣子，则要答拜。郑玄注解说：不敢把别人的臣子当作自己的臣子。如今仆射不答拜，这是把百官都当作自己的臣子了，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又查考汉代制度，八座及丞、郎，初次拜官时，都要聚集在都堂互相行礼，仆射属于八座之一，也没有不答拜的规定。窃以为左右仆射，就是旧日的左右丞相，位次仅次于三公，三公尚且答拜，而仆射却接受下拜而不答拜，实在不合常理。姑且参照三公的上任礼仪，以及《开元礼》来制定仪注，或许能符合等级威仪的次序，这才是最恰当允当的结论。太常卿崔邠、博士卫中行、冯宿等人，见解都一致。于是修改了旧的仪注，送交尚书都省，召集众官详加议论。七年二月，尚书左丞段平仲上奏说：谨按《开元礼》，凡是接受册拜的官员初次上任的仪注，都应当与品级较低的官员互相答拜。又依照令文，仆射的班次品级在三公之下，三公上任的礼仪，尚且曾经与品级低的僚属互相答拜，而仆射上任却单单接受侍郎、中丞等人的下拜，考查国家典章，向来没有明文规定，沿袭这种偏差错误的做法，切实需要加以厘正改革。太常寺所拟定的仪制，是依据三公上任的礼仪，其间或许有所增减，但整体规制十分恰当折中，应当定为永久的制度，可以施行。臣与太常见解相同，一并联署。太常礼院的仪注，以及兵部尚书王诏等

译三十三人，所参议的见解都如前所述。皇帝下诏批准。

十五年，当时因为仆射上任的仪注，前后规定不一致，中丞李汉上奏拟定，但朝廷议论未能一致认可。中书门下上奏，请求依照元和七年以前的仪注，左右仆射上任之日，接受各司四品、六品以下丞郎的下拜。谏议大夫兼史馆修撰王彦威上奏论说：臣谨按《开元礼》，凡是接受册拜的官员，都要与品级较低的官员互相答拜。本朝的官品令，三师、三公为正一品，尚书令为正二品，都属于册拜授官，上任之日，也没有接受朝官再拜而不答拜的规定。仆射的班次位于三公之后，又是尚书令的副职，虽然职任重要，与百官有别，但仍与百官同为侍奉君主，《礼记》说：不是自己的臣子就要答拜。又说：大夫的家臣不行稽首礼，这是尊重家臣以避开僭越君主之嫌。如果仆射上任之日接受常参官下拜，这件事很不合乎礼仪。况且元和七年七月，已经经过奏议，斟酌定为制度，编入国家典章，近年来的上任仪礼，又有了受拜的礼节，公众舆论并不安然接受，请依照元和七年的敕令定为制度。当时李程任左仆射，宰执大臣难以更改这一礼制，虽然没有采纳王彦威的建议，但议论的人都称赞他。

太和三年四月，中书舍人李启上奏说：臣恭承敕旨，命令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共同详加议定仆射与御史中丞以下官员在街道相遇时应行的礼仪并上奏。臣谨按《仪制令》，各文武官员如果品级相隔悬殊、地位较低的一方，都应下拜；如果按令应当致敬而彼此并非统属关系的，就不必下拜；致敬的礼式，在路途中就是勒马侧立。又查考旧的仪注，仆射上任之日，除两省供奉官外，尚书省、御史台以及各司四品以下官员，都要在阶下下拜，这大概是因为仆射职任重要，是百官的师长，即使属于别的官司，也都算作统属关系，所以采用隔品下拜的礼节，并非没有依据。臣又依照元和七年二月七日的敕令，虽然停止了下拜之礼，但每逢上任之日，台官仍要到仆射厅堂，列班送其上任，与尚书省的官员并无不同，那么途中相遇致敬也就不必怀疑了。臣等又查考令文，属官在街道相遇，品级相隔悬殊的一方要致敬，礼节悬殊过大的要下马，并没有回避的明文规定。《杂令》所说的"转让给贵重之人，避开低贱之人"，只是说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中，各自表示谦让，并非命令要藏匿回避。只有皇帝车驾出入时，警戒清道，行人回避，这关系到最高的尊严，不属于臣下应有的礼节。只是品级低的官员自己主动躲避，大多改走别的道路，百姓不明就里，也都跟着效仿，道途回避，因此形成惯例。其中台官因为职责在于弹劾纠察，人们心里畏惧奉承，别的官员与之相遇，只求推崇尊敬，起初出于私人的敬意，渐渐演变成公开的礼节，如此沿袭已久，就以为本该如此，于是笼罩街道、独占道路，阻断了行人的通行，来不及躲避的人，就被治以罪责。臣等在古代典籍中征引不同的说法，在近来的实例中访求走卒的做法，其实国家典章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不必再重复检索寻查，竟然对于百官的师长，也想要求得均等的礼节。臣等自从奉敕详加议定以来，屡次行文礼部，以及太常礼院、御史台，检索详查武德以来的礼令制敕，各自得到了回复，都没有台官在见仆射时应与一般司官不同礼节的记载。臣等详加议定，恳请从今以后，御史中丞以下官员与仆射相遇，依照令文致敬，勒马站立等候仆射经过。仆射谢恩上任之日，御史大夫、中丞与三院御史，到幕次参见；至于在观象门外排列班次，既然是以后到者为尊重，御史大夫、中丞排班之后，朝堂负责引导的官吏，引领仆射就位站立，传呼引导，如同御史大夫就位的礼仪一样；仆射上朝退朝时，走出宣政门，朝堂负责引导的官吏引导他到幕次，直到兴化

译门，等到与随行的官员相遇再一起退去。御史大夫与仆射既然品级悬殊，理应分道而行，这样才能使轻重得当，典章制度不至于紊乱。敕旨说：仆射实在是百官的师长，国朝初年是正式宰相的官职，品级极其崇高，仪制特别不同一般。近来有的是勋臣担任此职，才导致旧有制度不再施行，以致品级低的官员凌驾于上，旧有的典章在下面被废弃。昨日命令详加议定，做得颇为得当，应当交付有关部门，永远定为制度。

四年九月，中书门下上奏说：左右仆射，谨按仆射上任仪注的旧例，从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都要在阶下罗列下拜；依照元和七年杂议所定的仪注，则完全没有接受下拜的礼节。当时大概是因为仆射任非其人，所以减损了礼节。臣等以为，这只应当依据官职的轻重，不应当因人而随意增减。接受中丞、侍郎的下拜，就显得太重；只答拜郎官以下的官员，又显得太轻。臣等商议，命令各司四品以下官员，以及御史台六品以下官员，还有郎官，都应当依照旧例；其余的依照元和七年的敕令处理。敕旨说：应当依此办理。

这一年十一月，中书门下上奏说：左右仆射上任，请求接受四品、六品以下丞郎的下拜，都应依照元和七年以前的仪注，命令有关部门依此拟定仪注。皇上准许了。

会昌二年正月，宰臣陈夷行、崔珙等，请求更改仆射上任之日接受京城四品官下拜的仪注。臣等谨查考礼令，并没有仆射上任之日接受京城四品官下拜的仪注，近年礼制的变化，多是传承旧例。尚书省四品官员，从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都要在阶下罗列下拜，认为这是隔品致敬的礼节。查考各种礼制中的致敬，是先拜与后拜的礼仪，并非接受下拜而不答拜之意。又依照礼制，皇太子初次拜见皇上时，众官员要行致敬之礼，众官先行下拜，皇太子后答拜，这是因为尊位不能有两个至尊，礼制必须避嫌。仆射与四品官员，同列于朝班之中，同样是侍奉君主的臣子，怎么应当致力于僭越礼制，单独显示自己特殊尊崇呢？况且事情有随时应变、权宜行事的道理，礼制也有沿革损益的变化，接受下拜既然没有根据，随俗行事就会扰乱法度。臣等曾见已故吏部尚书郑余庆，议论仆射上任的仪制，不与隔品的官员行对等礼节；当时窦易直任御史中丞，上奏认为并非郑余庆所议的那样；等到窦易直担任仆射后，却贪图荣耀、追求眼前利益，忘弃了从前的志向，大家都对他感到鄙视，在座的官员有人拂袖而请求告退的。臣等承蒙特殊的恩宠，被提拔担任百官的师长，不愿在礼节上有失，被当时人所讥笑。臣等又查考《礼记》说：大夫、士除非拜见国君，没有不答拜的。又说：君子、士不答拜。如今仆射不答拜，这是把百官当作自己的臣子，传承成为惯例，又有什么可以效法的依据呢？谨按开元元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位次仅次于三公，三公尚且答拜，而仆射接受下拜却不答拜，实在是不适宜的。臣等上任之日，恳请依照三公上任的礼仪，作为永久的制度，如蒙准许，希望命令有关部门依此拟定仪注。皇上准许了。

大中三年正月三日敕令节文说：三公、仆射，不是经常授官的，每逢上任之时，必须有聚会，应当命令度支、户部，依照开元年间进贡的惯例安排酒宴，取用京兆府本色的经费，不得让府司摊派给百姓。

唐会要卷五十八

尚书省诸司中

左右丞

武德元年，沿袭隋朝旧制没有改动。到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称左右肃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恢复称左右丞。旧制左丞为正四品上，右丞为正四品下。永昌元年三月二十日，敕令说：中枢机要的官府，管辖事务实在繁多；尚书都省的勾稽职司，管辖之责极为重要。如果仍旧沿用旧有的职位，就无法适应维新的政务。左右丞的品级，应当晋升为从三品，卢献、李景谌，都应升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