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六十一

译的十二辰堆，就是郑审当年所创建。干元元年三月，度支郎中第五琦兼任诸道馆驿使。大历五年九月，杜济被任命为京兆尹，兼任本府馆驿使，从此以后京兆尹常常兼带此使职，到建中元年才停止。大历十四年九月，门下省上奏，两京请求委托御史台各自确定一名知驿使御史，往来主管相关事务，于是称为馆驿使。谨按《六典》和《御史台记》以及《杂注》，都没有说台中设有馆驿使一职。

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率军征讨辽东，从定州出发。皇太子上奏，请求以飞驿传递奏表报告起居情况，又请求以驿传送敕令下达指示，皇上都准许了。以飞驿传送奏表报告事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大足元年五月六日敕令：各军节度大使，允许携带家眷八人，副大使六人；统率万人以上的镇军大使四人，副使三人；统率五千人以上的大使三人，副使二人，都发给驿马车乘。

长安四年五月二日：乘坐驿传的使者若事务不急，每天不得超过四驿。

景云二年八月四日敕令：各使者到达京都后，若停留超过一日以上，就停止乘坐驿传车马及供给。

开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敕令：专门负责主管驿传的官员，一经确定任命后，在任期年限未满之前，主管部门不得随意撤换，也不得另外差遣其他使职或另行通报安排接替之人。同年七月一日敕令：各道按察使的家眷，往来经过驿站的，应当给予传递便利。

开元十五年四月十日敕令：两京都亭驿，凡是奉命出使的三品以上官员及清要官员，驿马到达后，不得滞留耽搁，超过时限不出发；其余官员一律令其就驿出发。左右巡御史专门负责查访察看。

开元十八年六月十三日敕令：听说近来给传的使者，因为没有传马，仍然只乘驿马，白白押送传递物品，事务颇为劳烦。从今以后，凡应当乘传的官员，应当发给纸券。

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新任命的都督、刺史，以及缺三名官员的州上佐，都发给驿马遣送上任。

开元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敕令说：先前设置陆路驿站，用以传通使命，如果没有耽误之事，是很适宜的。听说江淮河南一带，兼设有水驿，损耗人力、耗费马匹，很觉得劳烦。况且使臣受命出行，贵在按期赶赴行程，怎么能贪图安逸，反而故意造成劳扰呢？其中应当设置水驿的，应当一并停止。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五日：从今以后，各郡太守到任谢恩的表章，一并附驿传递呈进。

大历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郎官请假回乡扫墓，应当按照开元、天宝年间的旧例，发给公乘车马。

同年九月十七日，门下省上奏：按照公式令规定，凡发给驿马，职事官三品以上及爵位三品以上者，若是亲王，发给四匹；四品以上及国公，三品、五品及爵位三品以上者，发给二匹；其余官爵各发给一匹。臣希望今后一律按照前述马匹数额发给驿券，随从人员，每匹马允许带一人。皇上准奏。当月敕令又规定：两京应当委托御史台各确定一名知驿御史，往来主管此事；各道则委托节度观察使各自在本道判官中确定一人专门负责，确定后需具名衔上奏，一并牒报。

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设置馆驿分为五等，规定使者所需人马数额。同月，诏令商州开辟修筑通往上津的道路，沿途设置馆舍。

贞元二年三月，河南尹兼河南水陆运使薛某上奏：本府所辖馆驿，按照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所奏，出使者沿途经过，若无缘故不得在馆驿滞留，即使有事，逗留超过三日以上，就应当在民居安置，馆驿只提供限定的供给；如果携带家眷随行，以及自身需要在村店安置的，不得令馆驿供给日用什物、饭食、草料等，用以供给他们。臣认为以前的规章敕令，并非不曾三令五申，但年深日久，因循积弊。如今来往的使者，多为武将出身，逾越规章制度，广求供给，府

译县稍有短缺，便招致悔恨忌恨随之而来，正当地方凋敝残破之时，实在难以筹办应付。况且都城大路，耗费加倍更甚。恳请重新降下特恩，重申先前敕令，杜绝其中的侥幸滥用之弊，使其有所敬畏遵守章程，庶几邮驿制度得以保全，主管职司也能各尽其责。敕旨批复："交付主管部门，依照原敕令处理。"

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敕令：各道进奉之后返回，以及按敕令遣发的官健家眷，本不应发给驿券的人等，以往一概都发给了，沿途转达时，公文命令州县给予熟食、程粮、草料。从今以后，应当委托门下省核实查勘，凭据分明后，才发给传牒遣送出发，务必严加勘察核实，不得让不合规矩之事泛滥容留，仍旧按照发给驿券的先例，每月一次将具体情况上报。

同年十二月敕令又规定：从上都到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到荆南为次路驿。管理六路驿站的官员，每满一周年没有失误过错的，减少一次候选资格的等待，仍可累计计算；管理次路驿站的官员，两周年无失误的，减少一次候选资格，三周年减两次。

贞元八年，门下省上奏：邮驿的规章制度中，凡应当发给纸券的，除门下省以外，其余各使各州，不得发给往返用的驿券，到所前往的州府缴纳后，另外再发给让其返回。凡常参官因外任除官授职，以及分司官员因休假往来的，都发给驿券。皇上准奏。

元和四年正月敕令：按照元和三年关于各道滥发驿券的敕文规定，总计滥发一百二十七道以上的，该州府长官应当被扣夺一季俸禄，本州岛的官曹官及录事参军，交付吏部记录考核，去任时按殿失一次选任资格论处。

同年，监察御史元稹弹劾奏报徐州节度使王召，护送已故监军使孟升的灵柩返回京城时，违规发给驿券乘用驿马，并将灵柩安置在驿馆之中，有违典章惯例。

元和五年正月，考功司上奏：各道节度使、观察等使，各自选取一名清正干练的判官，专门负责邮驿事务，如果满一周年没有违犯规定的，给予上等考评；如果有违犯逾越之事，则记为下等考评。臣认为遵守规章制度，只不过是尽本职之责，如果就给予特别优异的考评，恐怕失之过于优厚。现在请求：不违犯敕文规定的，记中上考评；违犯逾越的，仍按前例记下等考评，并请永远作为惯例。"敕旨批复："依所奏施行。"

同年四月，御史台上奏：御史出使及返回途中，所经馆驿如果遇到中使等人，按照旧例，御史先到馆驿的，已经安排在上等厅堂住下，如果中使后到，就到另外的厅堂；如果中使先到上等厅堂，御史也到另外的厅堂。这样因循已久，成为惯例定制。近来访查得知，多有不遵守此例的情况，中使如果不熟悉以往惯例，往往责求逾越常规；御史如果不坚守旧例，又恐失去朝廷宪章的威严，因而在道途上发生喧闹争执，很有损体统。恳请各自遵奉旧例，希望各安其分。敕旨批复：其中三品官员及中书门下、尚书省官员，或是奉命出行、或是入朝赴京，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赴任本道或入朝觐见，以及前任节度使、观察使被追召赴京的，也都比照此例。此前，监察御史元稹从东台出使返京，行至敷水驿，与中使刘士元争夺厅堂住处，刘士元用马鞭抽打元稹的脸，元稹光着脚逃走，所以才有这道命令。

元和九年四月，从夏州到天德，重新设置十一处已废弃的馆驿，用以应对紧急事务的传通。当时前一年回鹘部落从北方南下越过大漠，走西城柳谷路前去讨伐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的表奏传到朝廷，朝廷十分惊恐，因为回鹘虽然声称讨伐吐蕃，怀疑其真实用意是要入侵。宰相李吉甫认为，回鹘既然入侵，就应当逐渐断绝和好交往；但也认为回鹘不应当马上就来犯边，只须加强防备，不必过于忧虑，因此奏请设置这些馆驿。

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门下省上奏：凡非紧

译急事务，不得乘坐驿马。皇上准奏。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又重新以宦官担任馆驿使。按《六典》的制度，是以监察御史第二人主管邮驿事务。元和初年，常常任命宦官曹进玉为馆驿使，此人依仗恩宠而暴虐乖戾，对待四方来使多加倨傲无礼，追责时甚至有揪扯侮辱之事，朝廷内外屡次为此进言，宰相李吉甫等人上奏罢免了这一职务。到这时又重新设置。左补阙裴潾上疏说：臣认为馆驿的事务，每个驿站都各有专门负责的官员，又有京兆府、观察使、刺史相互层层监督管理，御史台中又有御史担任馆驿使，专门检察其中的过失和缺漏。臣认为近来虽有失职败事之事被上奏圣听，若能明确颁布法规条例，严格督责相关官吏，依据其过失罪状，明白施加贬黜处罚，他们又怎敢不心存戒惧、日夜勤勉自励呢？如果让宫廷内臣参与外朝馆驿的事务，那么内臣与外朝各职守本应各有分际，恳请务必堵塞侵越职权的源头，杜绝逾越本分的开端。事情若有不便之处，必须在开始时就加以警戒；法令若有偏差，不必等到酿成大祸才纠正。当此扫清妖氛、开创太平至治之世的时候，正应当澄清本源、端正名分，正在今日。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

元和十三年，库部员外郎李渤担任潞州吊祭使，上奏说京畿一带各驿站的马匹大多死损。皇上命令拨给他飞龙厩马数百匹。

长庆元年九月，派遣两名宦官担任行营粮料馆驿使，左补阙蒋防等人认为这不合旧例，恐怕会引起众人不满，上疏恳切劝谏，于是罢免了此职。同月，又重新设置行营粮料馆驿等宦官使职，宰相恳切进言劝阻，给事中封还敕令，谏官也上疏劝谏阻止。

同年四月敕令：听说馆驿传递驿马，死损的情况日益增多，本想让主管的胥吏承担责任，却又都推诿归咎于宦官中使。驿站官吏声称没有见到驿券，就随其索要一概供给，既然没有凭据依据，又怎能有一定的数额呢？从今以后，中使乘坐驿传，应当出示驿券给驿站官吏看，依据驿券供给马匹，如果没有出示驿券以及额外索要马匹的，一律不得强行供给。此后从长乐、临皋等驿站开始，一律照此核验凭证，如有不遵守的，务必迅速上报，仍委托当地长官当即具名上奏。凡常参官出使，以及各道幕府将领等，凡应乘坐驿传的，都必须依照规定的格式，如有违反逾越，应当加以惩处贬责。

同年九月，当时朝廷诏命授予行营各司方略，早晚更改，驿使往来络绎不绝。京兆尹柳公绰上状陈诉说：自从幽州、镇州用兵以来，使命往来频繁，馆驿贫乏空虚，鞍马多有缺额。又敕令使者传送公文，全都没有限制约束，驿站官吏不得查验驿券文书，只凭口头要求就立即供给，驿马供应殆尽后，便强行夺取百姓的鞍马乘用，士人百姓惊扰怨叹。于是皇上降下敕令：中使传送使用的驿券，本有固定数额，听说近来多有超越驿券规定的情况，应令各司府依照元和十四年四月五日的敕令，明白告示晓谕，从今以后如果再有违反逾越的，所在州县应当立即具名上奏。

宝历二年二月，凤翔陇州观察使上奏说：本管辖境内因兴元新开辟的斜谷路，新建馆驿三处：岐山县南界设渭阳驿，郿县北界设过蜀驿，宝鸡县南界设安途驿。同月，山南西道观察使上奏：本道新修筑斜谷道路，其中须设置馆驿，并新建及更改驿站名称的有三处：甘亭馆请求改名为悬泉驿，骆驼蔫馆改名为武兴驿，阪下馆请求改名为右界驿。皇上都予以批准。

太和四年十月，御史台上奏：臣按照《六典》旧例，外官奉命上任，都应当走最近便的道路赴任，这本是因为官职空缺、朝廷急于让人前去治理政务。近来官员大多公然陈述私人便利，不顾虑朝廷之事，绕道劳民，违逆常规选择道路，有的并非正规的传置驿站，却新设供应接待，况且

译每道馆驿都有固定数额，使者的供应也有一定规章，若都逾越常规，供给计划就会失去准则，使偏远州郡的下级官吏，如何能够应付供给？又按照假宁令规定，官员任职满五年考核，才给予一次拜扫祖坟的假期。如今借口称要顺路探望乡里祖坟，那么就是本应展墓的假期反倒被用来趁便出行，而赴任却往往因此绕道而行。臣本月五日，已经在延英殿当面奏明此事，蒙圣上恩准，命臣将所陈状文送有关部门执行。请求从今以后，公私出行，都必须遵守纪律规章，如有胆敢违反逾越的，请委托主管部门加以论处。敕旨批复："依所奏施行。"

太和八年八月，门下省上奏：常参官因私事请假，向来按照惯例，都发给驿券公文。现在商议，若是因家事请假，各自陈述私人事由，应当约束公家的费用。从今以后，凡是有这类因私请假的官员，一概允许自行前往，门下省不得发给公用驿券。如果有特殊情况出自皇帝的特恩，不在此限。敕旨批复："依所奏施行。"

开成四年二月，门下省上奏：常参官寒食节拜扫祖坟，本月七日在延英殿面奏请示处理办法，命令按照以往惯例发给公用驿券。臣等谨慎查检旧案，凡常参官因私事请假、往来外州的，发给驿券公文；但按照太和八年八月十日的敕令，已经厘革规定，凡属私事一概不许发给公用驿券。现在臣等商议，唯独寒食节拜扫祖坟，是载于法令条文之中的，蒙受皇恩乘坐驿传，用以表彰哀荣之礼，恭敬奉行圣旨，重新颁布新的规定：凡拜扫不出本府界限、假期内往返的，一律不在发给驿券之限。敕旨批复："依所奏施行。"

会昌元年二月，御史大夫陈夷行商议条陈上奏：所设置的馆驿，鞍马器物，以及所用工匠人数多少，及其功钱课税，每年的开支耗费，应当用什么样的钱物来添置修缮支应，其驿马数目查勘，每驿现存欠缺多少，应速加以分析上报。臣现在建议：请按照敕令先行文各州府，查勘鞍马器物、工匠功钱粮课，并查勘每年应留供馆驿马匹的钱数、各项开支，以及所用粮料、驿马草料等，等各州府回报到齐后，再一并详细上奏。现在已经检核前后相关敕文，凡是仍然施行且适宜的，参照订立新的规章，逐条条陈，以革除馆驿的各种弊端。

同年三月，门下省上奏：按照本月六日的敕令，中使乘坐驿传所用券牒的人马数额，访查得知近来都能遵守敕文规定，不敢逾越，但要长久施行下去，还须有所变通调适。其中，远近各地派送春衣的使者，如果随行有大将的护卫，应当酌量增加马匹一匹。敕旨批复："既然贵在必须施行，理应有所变通调适：供奉官因为随从人员较多，应加给驿马一匹；春衣、端午使，在原有基础上再加一匹；冬衣使，在原有基础上再加两匹。其余都按照三月六日的敕令办理。"

会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敕令说：听说江淮两浙一带，每个驿站供给使者的水夫费用，按旧例大约十五千钱左右，近来相沿成习，索取无度，苏州、常州以南没有陆驿，供应使者的费用达到四十余千，有的地界内有四五个驿站，往来须耗费四五百千钱。今后应当依照以往的惯例，不得额外多取供给，如有违反逾越的，本地长官以下官员一并追究治罪。

大中五年七月敕令：听说江淮之间，多有水陆两条路线，近来乘坐驿券出行的使者等人，有的是使者本人走陆路，随从却乘船而行；有的是使者本人乘船，随从却改走陆路，用一道驿券，两处都要供应，损害财物、扰乱百姓，弊端相当严重。从今以后，应委托各道观察使，以及出使的郎官、御史，并各地的巡院，切实加以查察，如有这类情况，即刻具

译上奏后要按名弹劾。应当加以惩处斥退。如果州县无端接待照应，官吏及相关经办人，各按等级予以议处，不得宽容姑息。

六年二月，汴州观察使崔龟从上奏：本管辖三州的水陆官驿，先前已依敕文条例规定，水夫都有固定编制，一律不许在正式转牒供给的份额之外多派人手。年深日久之后，仍被过往使客格外索求，多要人夫，另外配给粮料。臣现今打算规定：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刺史，以及诸道监军、别敕判官赴任及返回朝廷时，如带有家眷及随从人员，可酌情予以供给。至于本管迎送的军将、官健及相关经办人员、各色受雇之人等，本道既已各自给定了行程期限，又已领取了雇佣钱，一律请不再供给。只怕使客曾在馆驿得到过分外的供给，如今忽然被削减，必定会花言巧语加以毁谤，上达圣听。现今打算依此加以厘正革除，不敢不上奏。敕旨：应予照准。其余诸道也一并依此办理。

译弹劾

旧例：御史弹劾奏事，皇帝坐朝之日称为"仗弹"。到景云三年以后，都是先呈上奏状，听候皇帝决定是否进呈。允许的就上奏，不允许的就作罢。仪凤二年二月十九日敕令：凡是弹劾纠举之事，都要等大理寺断案完毕后，再记录其功过。至德元年九月十日下诏：御史弹劾事务，从今以后，不需要经御史大夫同意后一起处置。旧例：凡是朝廷内外百官之事，应当弹劾的，御史向御史大夫禀告，大事就用方幅正式奏弹，小事就只需签署姓名。干元二年四月六日敕令御史台：想要弹劾的事，不必先呈上奏状，仍旧穿戴獬豸冠。被弹劾的人，有的声称有仇怨嫌隙，都是希望借此拖延，以求侥幸免罪。但只要所举发的确实是罪状，那么即便有仇也不算嫌疑。如果御史官不举发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降职调离御史台；倘若涉及徇私包庇，就要加重贬责。旧制：凡不是御史大夫、中丞所弹劾、而应当奏弹的事，就要详细记录成状文，由大夫、中丞在上面签署后上奏。大事要戴獬豸冠、穿朱衣、纁裳、白纱中单来弹劾；小事穿常服即可。

贞观十一年，吴王李恪喜好打猎，损害了百姓的田苗庄稼，侍御史柳范上奏弹劾他。太宗因此对侍臣说："权万纪辅佐我儿子，不能辅导他走正道，罪应当死。"柳范进言说："房玄龄辅佐陛下，尚且不能劝阻陛下打猎，怎么能单单归罪权万纪呢？"

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压低价格购买中书省译语人史诃担的宅第，监察御史韦仁约弹劾他。大理丞张山寿判决，认为褚遂良应当赔偿铜二十斤。少卿张叡册认为不妥当，估价应当从轻。韦仁约上奏说："官府购买依照估价，私人买卖只需双方两愿即可。至于园宅和田地，不属于市肆买卖之列，怎么能套用估价？张叡册歪曲依据估价购买之事，判他无罪。大理寺的职务，怎么可以让这种人担任？"于是就调离了褚遂良和张叡册的官职。

显庆元年八月，中书侍郎李义府倚仗恩宠专权用事，听说妇人淳于氏容貌美丽，因案件被关在大理寺，就暗示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把她放出来，打算纳为小妾。有人秘密报告了这件事的情形，皇上命给事中刘仁轨审理此案。李义府害怕泄露自己的阴谋，就逼迫毕正义在狱中自缢。皇上知道后却特意宽恕了李义府。侍御史王义方上奏说："李义府擅自杀害寺丞官员，陛下虽然已经释放了他，臣也不应该再追问。然而天子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来是要像水火互相调济、盐梅互相辅佐一样，然后各项政事才能兴盛，天地才能和顺。由此可知君主不能独断是非，都应该依据圣明的旨意行事。从前唐尧至圣，却失察于四凶；汉高祖仁德深厚，却失察于陈豨；光武帝聪明宽厚，却失察于庞萌；魏武帝勇武谋略英雄一世，却失察于张邈。这些都是英明的君主，无不是先前有所失误、后来才有所补正。陛下继承圣业，抚育天下万方，蛮荒夷落之地的人尚且畏惧刑法之网，而在天子脚下咫尺之地，奸臣却肆意作恶，杀害六品的寺丞，足以使忠臣激愤、义士扼腕。纵然毕正义是自己上吊自杀，这件事也更加不能容忍。假使这是因为畏惧李义府的权势，能够以死灭口，那么这生杀大权，对上而言不是出自君主，赏罚的权柄，对下而言则转移到了奸佞之手。臣恐怕就像履霜坚冰一样，小恶积累就会酿成大祸。请求重新审理此案，查清毕正义致死的原因，为九泉之下的冤魂昭雪，在光天化日之下诛杀奸臣。"当廷呵斥命李义府退下，李义府观望不肯退去，王义方连喝三声，皇上一直没有说话，李义府这才快步退出。王义方于是宣读弹劾文书说："李义府生性阿谀奉承已成习性，谄媚讨好作为姿态。从前侍奉马周，靠分桃之情得到宠爱；后来交结刘洎，靠割袖之谊承受恩遇。凭借这些人培植自己的羽翼，抬高自己的身价。趁着际遇的机缘，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不能竭尽忠诚、端正节操，来发扬君主的美德，却像驽马劣驹一样，虽承受皇恩眷顾，反而依附权贵，遮蔽日月般的公正，公然收受请托，交结群小之辈。他贪恋淳于氏姣好的美色，赦免有罪的淳于氏；又恐怕泄露他的阴谋，害死无辜的毕正义。即使有拔山超海的力量，与此相

译比还嫌轻微；即使有回天转日的威势，与此相比也还显得低劣。这种行为如果可以宽恕，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如今秋风肃杀之时，白露降寒之际，御史的霜简与秋日的典章一同显得清正，忠臣与鹰隼一同奋起搏击。臣愿意在玉阶上碰碎头颅，以表明为臣的节操。请求交付法司审理，以申明国家的典章法度。"

龙朔二年三月，铁勒道行军大总管郑仁泰、薛仁贵杀死了投降的九十余万人，又到大漠以北去征讨他们的余部，遇上大雪，士兵粮食用尽，冻死饿死的十有八九。御史大夫杨德裔上奏弹劾说："臣谨查郑仁泰，凭借着并不出众的才能，谬蒙朝廷提拔重用，率军出征瀚海，讨伐天山一带的敌人，理应虔诚奉行朝廷的谋划，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但他心胸狭隘、缺乏谋略，气量短浅、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于是肆意残暴，任意杀戮。当初如果大军刚到时，明白晓谕朝廷的旨意，安抚接纳先前投降的人，招徕后来归顺的人，那么铁勒部就会转而向善，用不了多久便可平定。郑仁泰一向缺乏长远的谋划，不懂得军机大事，军队没有纪律，军令不明，于是使得那些叩头屈膝投降的人，遭受涂炭的杀戮；使得那些惧怕死亡、想要活命的人，因此走上逃往绝漠的绝路。加上大漠边塞辽阔遥远，风雪严寒，他既不衡量士兵战马的疲惫程度，也不估计粮食的多少，就下令班师，致使冻饿的士兵、死亡的战马，尸骸堆积如山，肢体残破，横七竖八，暴露的尸骨堆满道路，深深地埋入地下，实在令人悲痛怜恤。丧失既定的战略部署，理应受到严惩明罚。自从本朝平定天下以来，还没有像郑仁泰这次出征这样，如此严重地损伤国威、挫伤锐气。薛仁贵一贯贪婪残暴，处事不公不当，纵然夸耀自己的战功，也弥补不了造成的损失。他们二人怎么可以一并凭借虚妄谎报的战功，而不予以法办呢？为了抚恤悼念死伤的人马，按理应当予以惩处整肃。郑仁泰等人故意杀害投降的人，饿死士兵，一并请求交付法司，以申明国家的典章法度。"

万岁通天五年五月，监察御史纪履忠上奏弹劾御史中丞来俊臣，列举他的罪状有五条：第一是专擅国家权柄，第二是谋害忠良善类，第三是贪赃受贿污浊，第四是有失道义违背礼法，第五是淫乱昏聩凶残暴戾。综计这五条罪状，应当判处死罪，请求将他下狱治罪。

大足元年，张易之更加放纵专横，常私下召请相士李弘泰占卜吉凶，说的话涉及大逆不道。御史中丞宋璟请求彻底追查此事，武则天说："张易之等人已经自己向我禀报了。"宋璟说："谋反是大逆不道之罪，不容许首犯免罪。张易之等人格外承受皇恩，臣知道说这些话会招来祸患，但心中义愤激昂，即使死了也不后悔。"武则天很不高兴。内史姚〇害怕违逆圣意，急忙宣布敕令让宋璟退下。宋璟说："圣颜近在咫尺，臣是亲自领受皇上的旨意，不劳烦宰相擅自宣布皇上的命令。"武则天这才回心转意，于是把张易之等人收捕到御史台。不久有敕令特赦了他们，还命令张易之等人到宋璟府上谢罪。宋璟拒绝接见，说："公事应当在公堂上说，如果私下接见，那法律就不公正了。"

长安四年三月，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劾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贪赃枉法，苏味道被贬官。御史大夫李承嘉曾经召集各位御史责备他们说："近来弹劾之事，不咨询大夫，这合乎礼法吗？"众人不敢回答。萧至忠上前说："按照旧例，御史台中没有长官，御史是君主的耳目，与君主地位相当地侍奉君主，可以各自弹劾奏事，不必互相通报。如果先禀告大夫，而大夫允许弹劾才可以弹劾，那么如果大夫不允许弹劾，又该怎么办？大夫恐怕不知道该说谁吧。"李承嘉沉默不语，从此忌惮他的刚直。

神龙三年，吏部尚书苏瑰审问郑普恩一案，郑普恩的妻子受到韦皇后的宠幸，皇上特下敕令命二人当面对质辨析。皇上屡次压制苏瑰而为郑普恩说理。侍御史范献忠越过台阶上前说："臣请求先治苏瑰的罪。"皇上问他缘故。范献忠说："苏瑰是国家的大臣，享受荣华富贵已经很久了，却不能斩杀逆贼后再上奏，如今竟使圣听受到迷惑，动摇了刑罚的权柄。郑普恩谋反的罪状已经昭然显露，陛下却曲意为他辩

译解开脱，这样一来，为王者之道就要断绝了。如今圣体万福安康，怎么会有多余的天子呢？臣请求先死，终究不能容许侍奉郑普恩。"皇上的心意这才有所松动，此案于是得以判定。

同年，监察御史魏传弓上奏弹劾内常侍辅信义放纵暴虐。窦怀贞说："辅常侍深受安乐公主的信任，权势很高，常能左右人的祸福，怎么能随便纠举弹劾他？"魏传弓说："如今朝廷纲纪逐渐败坏，君子之道日渐消亡，正是由于这些人擅权所致。如果今天能杀了他，明天就算我因此被处死也毫无遗憾。"

景龙元年九月十二日，魏传弓又上奏弹劾银青光禄大夫、西明寺主持惠范，奸邪贪赃四十万，请求处以极刑。皇上召见他，脸上有宽宥惠范之意。魏传弓进言说："刑罚和赏赐，是国家的大事。陛下的赏赐已经胡乱加给了不该赏的人，怎么可以刑罚又不加于该罚的人呢？"于是削去惠范的官职，放归家中。

景龙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上奏说："律令格式，悬挂在宫门之上，奉行实施，事情就没有处理不好的。近来看各部门的官员们，不能遵守规章制度，事情无论大小，都一概上奏禀报。臣听说，做君主的要善于任用臣子，做臣子的要奉行法度，所以说'你作为君主的耳目，要负责明察'。由此可知，国家万机政务纷繁，不可能事事都亲自过目，所以才要设立官职、分派职责，委任下属、责成他们办成事情，让各种事务都按时办理，以成就垂拱而治的教化。近来疏浚一条水沟，或者砍伐一棵枯树，都要一并上奏皇上，请皇上裁决，这难道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至公无私的治国之道吗？从今以后，如果是关系到军国大事，以及公文格式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才允许上奏请求裁决，其余按规章制度应当施行的事务，各自命令依法处理。如果因此故意制造疑难拖延，导致耽误延误的，希望命令御史随时按事纠举弹劾。"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景龙三年二月九日，娑葛入侵，监察御史崔琬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宗楚客、侍中纪处讷，说："他们生性阴险邪僻，志向贪婪如同深壑难填。他们有幸遇上圣明的君主，屡次蒙受特殊的荣宠，承受了陛下的恩德，身居辅佐朝政的要职，却不能克制自己、砥砺节操，忧国如同忧家，反而暗中勾结外族，收受财物、谋取私利，公然引进凶顽之徒，收受贿赂没有限度。而且与境外势力交往，情形难以揣测，如今娑葛反叛，边境不得安宁，正是由于这两个奸贼，招致了外族对我朝的怨恨。臣忝任御史之职，理应直言不讳、匡正邪恶，请求罢黜这两个大蠹虫，以此报答皇天厚土的大恩。并请求将他们收押监禁，派三司追查审讯。"

同年五月，李尚隐与监察御史李怀让一同上奏，弹劾吏部侍郎崔湜、郑愔有所偏袒依附，贪赃枉法名声狼藉。皇上下诏命监察御史裴漼审理此事，当时安乐公主专权用事，暗示裴漼从宽处理，裴漼却当廷更加严厉地弹劾奏报，郑愔最终被贬官削职。另有一种说法是靳常所弹劾的，恐怕不对。

开元二年，崔日知任京兆尹，贪婪暴虐、触犯法律，御史大夫李杰纠举弹劾他，反而被崔日知诬陷构害。侍御史杨玚当廷上奏说："弹劾之举，如果遭到恐吓威胁，从而使奸人的阴谋得逞，那御史台本来就可以废除了。"皇上因为他的话恳切正直，立即命令李杰照旧任职，把崔日知贬为黟县丞。

同年三月，殿中御史郭震弹劾刑部尚书赵彦昭、太子宾客韦嗣立、青州刺史韦安石，说："赵彦昭因为女巫赵五娘以邪道扰乱纲常，假托认作姑母，暗中互相援引提携。既然靠这种关系提拔，就得以登上高位。有时驱车登门拜访，穿上妇人的服装；有时携妻子一起谒见，表示如同侄儿一般的情谊。他们同恶相济，竟到了这种地步。又如张易之兄弟，权势倾动朝野，韦嗣立当时与他们结为舅甥关系。神龙初年，张易之兄弟就应当被处死，只因法网疏漏，才使他侥幸保全性命。韦嗣立与韦安石攀附韦皇后，被编入韦氏宗族的族谱。中宗驾崩后，废除了太上皇辅政的制度，制定了韦皇后临朝听政的策略，当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群臣心怀怨愤。臣虽然才识浅薄平庸，忝任御史清正之职，既然熟知这些奸邪之事，怎敢不加以纠举弹

译劾。请求依法处置赵彦昭等人。"于是这些人都被罢官。

建中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张着头戴獬豸冠，在紫宸殿弹劾京兆尹兼御史中丞严郢，因为严郢奉诏疏浚陵阳渠，却隐匿诏令不及时执行，故意使工程仓促紧迫，从而把怨恨转嫁给皇上。皇上刚即位时，侍御史朱敖曾请求恢复旧制，在内廊设置朱衣獬豸冠，遇有人犯法，御史穿戴这些服饰进行弹劾；又下令御史可以专断弹劾之事，不必再向中丞、大夫通报。到这时张着首先施行了这一制度，于是削去严郢御史中丞的官职，特赐张着鱼袋。从此以后，衣冠每日悬挂在宣政殿的左廊。然而张着是迎合杨炎的心意而弹劾严郢的，人们大多认为他做得不公正。

贞元元年三月，宰相召见谏官、御史宣布皇上的旨意说："从今以后上呈弹劾奏章，应当由本人自行陈述论奏，不得联名上奏章，以免涉嫌结党。"起初，京兆尹李齐运因公事斥骂万年县丞源邃，命左右不停地按压捶打他，源邃竟然死在公堂上，京城的人都认为这不公道。源邃的妻子郑氏，不断申诉冤情。崔纵坚持原来的奏报，御史中丞张或接着上奏论列，各位御史接连上章弹劾李齐运。李齐运于是上奏说自己孤立无援，被朋党所排挤，所以皇上才下令宰相宣布这道旨意。

贞元元年正月，侍御史殷永被免官。起初，奉诚军节度使康日知朝见皇上时有失礼仪，被御史弹劾，皇上下诏赦免了他，因而敕令御史，如果是刚到任的节度使，朝拜礼仪上有小的失误，不要弹劾。到这时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入朝觐见时也有失礼仪，殷永当廷弹劾了他。张献甫穿着素服在宫阙下等待治罪，皇上召见他并加以安慰开导，因为殷永忘记了先前的敕令，所以将他免官。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卢坦举奏说："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被授予镇守一方的重任，寄托尤为重大，至于朝廷敕令，理应首先遵行。他前不久回朝时，竟公然违背明确的旨意，又进献贡物，扰乱了典章制度，恳请交付法司处理。"又上奏说："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到京城时，也有进献，当时查问追责，他说是离开越州后，才见到赦免的诏书，路途已经遥远，没有地方缴纳退还。既然已经蒙受大赦，就应当酌情考虑，已经记录论罚过了。依照今年正月的赦文，从今以后，各道的长官，凡是入朝觐见的，都不得索取本道的钱财物品，谎称是进奉朝廷。柳晟等人既然违反了新的法令，臣不敢不上奏。"起初，卢坦既然举奏柳晟、阎济美二人，这二人都在朝堂等待治罪。皇上召见卢坦当面对答，褒奖安慰了很久，说："柳晟等人所进献的，都是用自家的财物，朕已经答应宽恕他们，不可失信于人。"卢坦上奏说："赦令是天下最大的信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如今二位大臣违反了赦令，这是不畏惧法度。陛下怎能因为对个人的小信用，而失掉对天下的大信用呢？"皇上说："朕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进献，该怎么办？"卢坦说："把这些财物交还有司，不要收入内库，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以此彰显陛下的圣德。"皇上称赞他说得好。

元和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直上奏说："元和十二年，御史台曾经奏请，负责纠弹的侍御史如果被弹劾，就请让下一位侍御史依次承接监奏之职；如果有人没有到场，就由殿中侍御史站在侍御史之下，以补其缺位。臣认为朝官入阁朝见时如有失礼，负责纠弹的侍御史应当弹劾其过失，其后的侍御史与中丞、大夫，依次互相弹劾，事情办完后回到原来的班位，等候监奏出阁，然后才由负责纠弹的侍御史等候治罪，这本是殿廷的旧制度，处理起来很合适。现在如果把这个职责移交给殿中侍御史，排在负责纠弹的御史之下，用来防备上面的官员出错，或者殿中侍御史自己出了差错，那又该另立什么人排在他下面呢？监奏之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只应当由负责纠弹的侍御史来处理即可，不必另外委派殿中侍御史，否则既违背原有的成规，最终恐怕会造成混乱。恳请从今以后，还是依照阁内旧例，纵使负责纠弹的侍御史自己有过失，也不被弹劾，等到退班监奏完毕之后，再出来等候治罪，希望能够简便易行，可以长久遵行。"皇上批准了这个奏请。

长庆四年六月，侍御史温造

译在阁内上奏弹劾左金吾大将军李佑，说他近来违反敕令罢免下属官吏，请求进献马匹来处理此事。李佑快步退出等候治罪，皇上下敕令宽恕了他。

太和二年，义成军节度使李听被魏博军打败，损失了大半兵力。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弹劾他说："赏罚制度得不到确立，就无法向天下人昭示是非。李听按兵不动、拖延时间，阻挠军政大事，以致军队狼狈行军，只图自己苟且免罪，恳请交付司法机关论罪。"皇上特意宽恕了他。

太和七年九月，侍御史李款在阁内弹劾前邠州行军司马郑注说："他对内勾结宫中宦官，对外交结朝廷官员，两方往来穿梭，谋取钱财货物，白天潜伏夜里活动，窃取国家权柄，人们都不敢说话，只能相互以目示意。请求交付司法机关处理。"奏章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李款接连上了十几道奏疏，因此朝廷反而授予郑注通王府司马之职。

太和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上奏说："负责纠弹的侍御史，京城各官署以及天下各州府的公事，凡是涉及公文法度的，都要先呈报给御史台。旧例配给负责纠弹的侍御史一人，专门掌管这些事务，到入朝之日，又要当廷弹劾朝廷内外不守法度的官员，事务最为繁重，又必须详审精细，一个人承担，实在恐怕难以应付。臣考虑，请求设负责纠弹的御史一人，专管京城各官署的公事；另设弹劾侍御史一人，分管各州府的事务，希望能使各项官务都得到妥善处理，没有遗漏。"皇上依从了这个建议。

唐会要卷六十二

御史台下

谏诤

长安四年十一月，敕令在登州、莱州设置监牧，公家出面收购牛羊。右肃政台监察御史张廷珪进谏说："臣私下见朝廷在河北地区公家收购牛羊，以及在荆州、益州等地购买奴婢，打算在登州、莱州等地设置监牧。这一定是有人认为国家用度不足，或许打算效法陶朱公、公孙弘、卜式等人的做法，从而向陛下献上这样的计策。臣愚昧地认为，这是琐碎狭隘的小算计，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不是圣明天子应当施行于天下的做法。为什么这样说呢？陶朱公等三人，实际上都是平民百姓，凭借空闲的土地，竭尽辛勤劳苦之力，蓄养多年，积累了千金的财富，如果就一家而论，这样的打算是划算的。如今圣朝疆域包括四海，天下万民都是陛下的臣民，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无不为陛下所有，却一定要向百姓索取，在国家层面上经营畜牧，这怎么能显示出朝廷心胸广大，反而近于树立私利呢？况且公家收购、辗转运送，所到之处骚扰百姓，公私耗费不可胜数。如今河南发生牛瘟的地方，牛只十不存二，家家都想保住自己的牛，怎么愿意随便卖掉？现在虽然名为公平交易，实际上比强行夺取还要严重。近来各州虽然确定了估价，但既然是要合并收购，那么即使价格公平，加上挑选甄别的环节，事情就必然需要贿赂求情，侵吞盘剥的弊端，就从这里产生。牛羊的价格必然飞涨，比平常高出一倍。百姓私下赔付，就会倾家荡产。虽然官府只得到一头牛、一只羊，但百姓已经损失了两头牛、两只羊的价钱了，这就是只有损失没有利益啊。臣又听说，君主所依靠的是百姓，百姓所依靠的是粮食，粮食依赖于耕种，耕种依赖于耕牛。失去耕牛就会荒废耕种，荒废耕种就会失去粮食，失去粮食百姓就无法生存，百姓无法生存，君主还能依靠什么呢？既然如此，耕牛就是君主治国养民的根本，怎么能无缘无故地征取它呢？假使畜牧真能因此繁盛起来，几年之间可以积累亿万财富，陛下难道可以把它们卖到中原地区，宰割它们的性命来获取钱财吗？耕牛的损害如彼所述，羊只的无益又如此所言，恳请陛下特别加以审慎考虑，仔细谋划利弊得失。凡是要公家收购以及新设置监牧等事，倘若能因此回转圣意，即日停止，天下百姓将不胜庆幸。"过了几天，御史中丞卢怀慎上表说："臣奉命出使幽州处理案件，途经卫州、相州等地，得知河北地区公家收购、送往莱州监牧的牛只情况。臣听说官府和百姓，当地耕牛本来就少，而收购的数额又多，官府估价已经低于市价，各家又要私下相互赔补，等到盖了印之后，却又交还原主饲养，等到春末青草长出后，才送往牧场，竟然没有任何减免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