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七十四

译官职挑人，而是选取的人多而官员的名额少。如今官员有定额，而进入官员行列的人却没有限制，用有限的名额供给无限的人数，于是使得九流杂役繁多冗滥，人数随着年份不断累积。我谨慎地估算所需的人数，衡量每年入流人数的比例：让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共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个名额，取整数算作一万四千人。壮年时任职，六十岁退休，取其平均年数，不过任职三十年。这样，一万四千人经过三十年就大致更替完毕。如果每年入流的人是五百人，三十年便得到一万五千人的定数。近来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已足够供应所需的数目，何况三十年之后，仍在任的人还有很多，这样便是有余，不必担心人数不够。如今每年应当入流的人，却超过一千四百，按应有的人数计算，经常多出两倍，加上现在候选的还滞留着六七千人，再加上每年新增的，实在不是妥善处理之法，希望能加以整顿，使选官制度稍加清明。中书令杜正伦也说入流的人太多，是为政的弊病，公卿以下都害怕改动旧制，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

苏氏评论说：我冕每次读到这段国史，未尝不放下书卷叹息。何况如今河西、陇右一带被贼寇侵占，河北、河南、关中，只计算官员的大概数目，比起天宝年间，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入流的人数,比起天宝年间，却增加了三分之一。自然必须制定法令，增加选官考核，设立标准检验，让选官部门考核才能。唉，士人三年守着官职，十年等待选官,想要让官吏中有称职的美誉，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比照刘祥道所说的情况，弊病岂止多十倍，难道不会更加严重吗？

开耀元年四月十一日敕令：吏部、兵部候选的人渐渐增多，等到铨选衡量的时候，十个人中要淘汰六七个，既让人疲于往返奔波，又白白耗费钱粮资费，应当交付尚书省，召集京官九品以上详细商议。崇文馆直学士崔融建议说：如今皇家两个部门精心选拔，三种官职完备设立，收纳其中的栋梁之才，剔除其中的杂草劣质之人。其中有因病、或犯有贪赃私罪应当受到惩罚贬黜的人，这些人既然不该被录用，希望允许他们同等参与选拔，记录他们的选任功劳。又选官人员每年的长名榜，常常延迟到正月半以后才公布，希望能加快铨选简择，缩短办理的期限，顺应人情事理，这样又怎会让人疲于往返呢？顺应人们的愿望，又怎会耗费钱粮资费呢？此外，铨选简择应以德行为首要标准,功绩状况次之，这是折衷的办法，大概接近这个道理了。尚书右仆射刘仁轨上奏说：我仔细审阅了众人的议论，条目虽然广泛，但大略不超出几种途径：大多是想让常选之人及有过失被谴责的人，依次设立年限，如同规定重新赴集，这样便是堵塞了他们自新的道路，关闭了他们进取的门径；或是请求增设更多的官员名额，扩大授官的数量，或是加强技艺学业的学习,提高入仕的门槛，这些做法恐怕也不是奖励劝勉的正常规则，也违背了节省官员编制的良好做法。徒然说要变更旧制，实际上恐怕会造成纷扰。只是太平日子已久，人口物产日益增多，脱离平民身份从政为官的人，确实增多了，近年以来，按照官员名额有多少空缺来看，临时虽然有代理摄职的办法，终究不能完全补足。希望请尚书、侍郎，依照官员名额补足人员，高品和低品，按照惯例分别铨选。分别铨选，则留任或放归可以尽快确定；限定得快，则公私两方面都不会耽搁滞留。应选之人短暂集合，远近的人都不用有积粮久候的辛劳；应当退归的人早日回归,京城就没有索求粮米的弊病。这样既遵循旧的规章制度,又顺应人情事理。如果还有不便之处，随事加以改革。至于那些落选的人、初次候选的人，以及资历尚浅、自知不能得官的人等，如果愿意不参加集会，就应当与选部曹司商量，希望能得到长久安稳的办法。

垂拱元年七月，鸾台侍郎兼天官侍郎魏元同，因为吏部选举人才不得当，上表说：汉朝诸侯可以自行任命四百石以下的官吏,至于他们的太傅、国相等大官，则由汉朝朝廷任命；州郡的掾吏、督

译邮、从事，全都由州牧郡守自行委任。到了魏晋，才开始归吏部管辖，此后相继沿袭，一直到现在。用文书笔墨来衡量才能，依据簿册文书来考察品行，这种法令的弊病，由来已久了。大概是因为君子重视因循守旧而害怕改革，如果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应当运用独到的见识,制定卓越的决议。像如今选官部门所施行的做法，并不是先代圣王的正统法典，而是近代的权宜之计，应当加以变革，这实在是最紧要的事。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士人如此众多，怎能委托给几个人来处理呢？假设铨选的人平正如同秤杆秤锤，明察如同水中镜子，但人的能力有限度，明察也有穷尽的地方，铨选综核的事务既然繁多，出现的紊乱失误也就广泛了。再加上近来担任此职的人，有时并非合适的人选，若有私情故意行事,又会到什么地步呢？世间悠悠风尘,奔走钻营的人都往这里聚集,纷纷扰扰谋求官职的人，如同市井之徒一般。加上有些人外表厚道、内心深沉，险恶如同深谷沟壑，选择言辞、观察品行,尚且担心不能胜任分辨,如今却要考察品行、探究才能，在片面的接触中作出判断,百官各种职位，专断于一个官署来决定，这不也太难了吗？何况如今各种出身进入官员行列的人，每年数以千计,各官署职位，并没有增加新的名额，官职有固定的编制，而人却没有一定的限额。选拔集会之初，人如云雾般聚集屯集，到最后擢升叙职的，十个人中选不出一个。清水与浊水既然混杂在一起,美玉与石头就难以分辨,任用或舍弃、去留取舍,得当与失当各占一半。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命令他说："谨慎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巧言令色、谄媚逢迎之人，只要用善良正直的人。"这就是命令他自己选择下属官吏的文字记载。太仆正不过是中大夫罢了，尚且把僚属的选择委任给他，那么三公九卿，也一定应该如此了。委任责成，是君主治国的根本之道。所委任的人越多，所任用的人才越精，所以才能得到济济一堂的众多贤才，兴盛如同茂密的棫朴一样的人才。裴子野曾说过："选拔官吏的困难，先王早就说过了。在家中观察其孝顺友爱，在乡里选取其诚实守信，在外出入观察其志向道义，在忧患危难中考验其智谋，用事务烦扰他,来观察他的能力,用道义面对他,来考察他的度量,从学校开始培养，在州里加以选拔，向朝廷各部门告知情况,然后才推荐给朝廷。这在汉朝时，尚且如此。州郡积累考核其功绩才能,然后被五府征召辟用,五府举荐其属官,然后升入朝廷,三公得以参与授职任命,并上奏天子。一个人的任用，牵涉到很多环节，一个贤才的进用，考核也十分详尽，所以能够做到用人得当，很少有败坏的事情。晋朝、魏朝与此相反，所失误的地方很多。"裴子野所论述的，还只是狭小的南朝宋而已，尚且认为难以承受这种弊病，何况是当今呢？如今不等待州县的推举，直接依据文章判词来选取人才，恐怕不符合先重德行而后重言语的用意。臣又听说《汉书》记载，张耳、陈余的宾客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之士，他们二人不过是些微小的人物，尚且能够做到这样，何况凭借如今国家的实力,却不建立长久的策略，作为无穷的根本,竭尽全力得到贤才、选拔士人的方法，反而只顾念魏晋遗留下来的风气，留意周朝、隋朝末年的旧事，臣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恳请依照周汉的规制，来分掌吏部的选任之权，这样才有望使任用之人精细审慎，很少出现差错。秘书省正字陈子昂上疏说：臣看到陛下忧心勤于治理国政，却没有把刺史、县令放在心上。臣是怎么知道陛下没有把刺史、县令放在心上呢？我看到吏部选拔人员，补任县令,就如同补任一个县尉一样，只按照资历次序和考核等第,凭做官经历依次递补,不论其贤能与德行，怎么能用这样的人来教化百姓呢？而破格提拔的人才,即使吏部侍郎有时知道这种弊病，想要越级用人，那么天下的小人，就已经喧闹起来相互诽谤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习惯于常规做法罢了。所以天下平庸之流,都被任命为县令，庸才一旦混杂进来，贤能与不肖就

译难以分辨,只按照资历次序来选拔，而不按才能来任职,所以天下政事日渐衰败，百姓无从知晓陛下圣明勤劳、日夜操劳的心意，只感到愁苦怨恨，认为天子的政令本来就是这样。自立国以来，这种弊病最为深重，却一直未能革除。神龙元年，李峤、韦嗣立一同在吏部任职，大多引用有权势的人，谋求声望，因此请求设置员外官一千多员,由此侥幸钻营的人纷纷奔走求进，那些员外官全都依附权贵势力，与正官争夺职权，百官纷纷竞逐,甚至发生互相殴打的事情。等到李峤后来再度入朝为相，才深深醒悟，看到朝野议论纷纷，于是上疏说：自从国运复兴以来，皇恩广布，只用爵位赏赐作为恩惠，不选择有才能的人来任官，授予官职、加封品阶，早晨迁调、傍晚更改，正官的名额还不够用，又加上员外官，这已经不是求贤辅助治理国家的做法了，大多是为了给人安排官职,接连不断,填塞满了各个官署,对政治教化没有益处，白白耗费俸禄，在京城则府库因此耗竭，在外地则百姓遭受侵扰盘剥。恳请稍微爱惜官爵的荣耀，逐渐减少官职的授予，使名不副实的议论,不在圣朝兴起，使能够胜任官职的美名,重新在当今显现光彩。

上元元年，刘峣上疏说：臣听说《论语》说："为政以德，就好比北极星一样。"《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做父母养育子女，而忧虑子女得不到照顾的道理呢？如今国家以吏部为衡量官员的准绳，以侍郎为鉴别人才的镜鉴。镜子所照见的是外貌，美丑可以看出;衡器所权衡的是法度,年资劳绩可以验证。至于内心的善恶，用什么来判断呢？如果判断不精确，必定留下后患。如今选官部门以核查勘验作为公正的标准,以文章判词作为得人的凭据。文章判词，是用来观察其智慧的，明白了道理却不能坚守仁德，这样的人可以让他从政吗？不可以让他从政却勉强任用了他，这是给天下留下祸患啊。如果有人德行能与科举甲科相比,而文章判词不能达到标准，难道就可以舍弃他吗？何况文章判词方面，借他人代笔的人很多。求取士人本应从乡里访察起,这可以说是最恰当的方法了。况且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双亲不孝顺,难道会对君主忠诚吗？对兄弟不友爱的人，难道肯顺从年长者吗？不体恤孤儿遗孀的人，难道肯体恤百姓吗？用不义手段谋取钱财的人，难道不会触犯贪赃之罪吗？为人不正直而喜好诉讼的人，难道肯坚守常规吗？强悍蛮横、意气用事的人，难道肯施行仁惠与和睦吗？喜好博弈、田猎游玩的人，难道肯坚守清廉正直吗？不把耻辱当作耻辱的人，难道肯恭敬谨慎吗？举荐的士人如果没有这些毛病，就可以任命他做官了。

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疏说：古代选拔任用人才,选取其声誉名望，有的从远方听闻其名而征召，有的见一面就任用，因此士人注重修养自己的平素品行,而流品也不混杂。臣认为吏部最初制作簿册文书，是用来防备遗忘人才的，如今反而在文书档案上求精细,却不急于选拔真正的人才，这与丢了剑却在船上刻记号来寻找有什么区别呢？离目标越来越远，实在令人痛心。凡是称赞吏部能干的人，就说"从县尉升到主簿,又从主簿升到县丞"，这是选官部门执掌文书、善于按官职次序办事的做法罢了。只讨论是否符合规定，不讨论是否贤能，大体上都是如此，难道不荒谬吗？臣认为选官部门的弊病，在于不改变旧法，而改变旧法的容易之处,就在于陛下痛快地推行它。凭一篇诗、一篇判词，就来决定一个人的优劣,这恰恰使贤能君子从此被遗漏埋没,这也是清明时代政治的缺失,是有识之士为之叹息的事情。

十三年十二月，泰山封禅回来后，因为选拔的期限逐渐迫近，宇文融献上策略，请求吏部设置十铨，礼部尚书苏颋、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卢从愿、右散骑常侍徐坚、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长史韦虚心、郑州刺史贾曾、怀州刺史王邱等十人负责。当时有牓文诗说："员外官反倒在铨选榜上题名，尚书却不能算在其中分权。"尚书是

译裴漼，员外郎是张均。这一年,太子左庶子吴兢上表劝谏说：臣听说《易经》说"君子考虑事情不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说的是各人只管好自己分内的事，不侵犯别人的职权，这实在是历代君王的准则。臣看到敕令旨意，命令刑部尚书韦抗等十人，分别掌管吏部的铨选事务,等到考试判词将要完成时，突然召入宫禁之中裁决决定，即使有吏部尚书及侍郎，都不能参与商议此事，议论的人都认为陛下轻易听信了谗言，不信任主管的官署。然而，居于上位统治百姓的道理，治理国家、匡正风俗的规范,必定在于推诚相待，才能感动人心。臣又听说，想要用尽天下人的智慧才力的君主，不如让天下人都信任他。所以汉光武帝把赤诚之心放在别人的腹中,确实有道理啊。从前魏明帝曾经突然驾临尚书省，尚书令陈矫跪下问道："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说："想去查看省中官署的文书簿册。"陈矫说："这是臣的职责本分，不是陛下所应亲临的事,如果臣不称职,就应当罢黜臣,陛下应该回宫。"明帝感到惭愧，掉转车驾回去了。又如陈平、丙吉，是汉朝的宰相,尚且不回答钱粮的数目，不过问路上死人的事,由此可知,从天子到卿士,各自恪守本分职责,而不可互相侵越。何况我大唐是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超绝千古之上，怎能屈尊亲自处理选官部门的事务，一下子在朝野招来非议呢？凡是候选人的文章判词，一并请委托给主管官署，仍旧停止这个十铨分别选拔的做法，依照旧制以三铨为准。

天宝十载，吏部选拔人才多有滥竽充数的情况，候选人刘乃向知铨舍人宋昱提出建议说：《尚书》说"知人则称得上明智"，"能够善于用人则功业巍然"，唐尧虞舜尚且以举荐人才为难事。如今吏部既然一开始就要选拔人才，最终要授予官职，那么了解人、任用人，就是重大的责任。从前大禹、后稷、皋陶这些圣人，尚且说要"考察各方面的表现"，考核政绩要经过九年,近代主管选官的人，却只委托一两个小官,通过一张纸的判词来观察其言辞，通过一次作揖的时间来观察其行为举止，古今选拔人才的迟速差异，何等悬殊啊！判词，是用简短的文辞、有限定的韵脚为体裁写成的，好比用一个小熔炉去冶炼众多的金属，即使想要铸成鼎或钟这样的大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判词讲究文采，是最局促狭隘的一种文体。至于铨选者，一定要以擅长文采为首要标准,以卖弄才华作为贤能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士人的丑陋行为，也是君子所诟病的。如果把周公、孔子请到铨选的庭堂上，那么即使有《易经》图书这样的大道理，用判词的体裁来衡量，恐怕还比不上徐陵、庾信；即使有沉默寡言的至高德行，用喋喋不休的言辞来评判取人,恐怕还比不上低贱的小吏。唉，那高耸入云、遮天蔽日的，确实是巨树啊，但如果要寻求尺寸大小的木材，就一定要用椽子、木橛来代替它了。龙吟虎啸，确实是稀有的声音啊，如果崇尚口舌之辩，那一定还比不上蛙鸣蝉噪。观察选拔人才的时候，能不令人悲哀吗？您考虑问题比龟策占卜还要深远，文章蕴含着典雅的教诲，怎么会拘泥于琐碎的旧例，曲意迁就因循守旧的做法呢？如果真能先用政事来咨询他，再用文学来考察他，然后观察他退朝回家治理家庭的情况，进而考察他在朝为官时坚守节操的情况，那么才华深厚、品性沉稳的人才，也就可以从他的家门中窥见一二了。

贞元四年八月，吏部上奏：自从艰难以来，年月已经积累很久，两都的士人，分散在远方各地,三库的敕甲档案，又经历了散失遗漏，因此很多人蒙混作假，官吏有的欺诈舞弊，冒用尚在世者官籍的，称为"擘名"；冒袭已死之人官籍的，称为"接脚"；甚至连制敕、旨甲这些文书,都被改动、篡改、撕毁,这类情况相当多。近来因循苟且，于是使这种风气滋长蔓延，所以选拔集会的人越来越多，真假混杂不清，实在需要核查追责，用以辨别真伪。我谨慎地拟定了履历状文的样式如前所述,恳请委托各州府县，对辖区内所有具备出身资格以上的人，就命令他们按照样式呈报状

译文，限定在敕牒到达后一个月之内完成，务必让所有人都申报，不得有遗漏。这道命令要用度支的紧急驿递送到州府，州府等到收纳状文完毕后，用州印盖在状文末尾，缝隙处相连，星夜派人送到观察使处，由使司确定一名判官，专门负责统一密封盖印,派遣官员乘驿马、驴子送到尚书省。到达京城五百里以内的，十二月上旬送到；一千里以外的，中旬送到；每远一千里，就增加十天期限；即使是五千里以外的,一律最迟正月下旬送到；至于黔中、岭南地区,那些不需要在北方（吏部）选官的人，不受呈报状文期限的限制，他们的状文直接送到吏部曹司，不需要经过都司转发。人员到达后，由主管部门制作姓名清册加以核对，这样奸伪之事必定会暴露，冤枉委屈的事也能得以澄清。如果需要盘问核实的，就下令所在州府责令其呈报状文。其中隐瞒遗漏尚未上报完全的，以及路途遥远来不及在期限内呈报的，也允许继续申报，依照前例由观察使转送到当地核实追究,如果确实发现有明显逾越法度、行为滥竽充数的情况，事迹十分明显，就依据情节轻重拟定处理条款，上奏朝廷,以期能够稍微澄清官员的流品，永久平息逾越滥竽充数的现象。皇帝敕旨批复：依照所奏执行。

贞元六年二月诏令：吏部续补候选官员新授职的人，到明年二月才去赴任。当初，吏部侍郎刘滋、李纾，因为去年冬天候选人没有空缺官职，就上奏请求代替贞元五年授官,已经按日计算满足考核年限的三百五十人，命令他们到今年八月赴任，议论的人对此表示反对。于是谏议大夫韩章上疏抗议说：我私下看到去年选授官职的人，大多要到六七月才到达任所,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来就任一个官职，到任才刚满一年，就遭到停职替换。又见留在候选之列的人当中，人数多的，有些注定了贞元四年才有空缺的，按照规定，要到明年正月才赴任；那些续补候选的人被注定填补五年空缺的,却匆忙让他们在今年八月就去赴任。这样，同样是补一个空缺，却分作两个等级授官,五年的空缺替补的人先赴任，四年的空缺替补的人反而在后，事情都不公允，道理上实在值得同情。如今诏令已经颁布施行，难以更改，(但)对于那些被授官的人,请命令他们到明年二月赴任。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元和八年十二月，吏部上奏：对于偏僻遥远的州县官员，请求酌情减少选任的年限：四选、五选、六选的，请求减少一选；七选、八选的，请求减少两选；十选、十一选、十二选的，各请求减少三选。查考偏僻遥远的地方共有七十五个州，候选人考试后，担心赶不上期限的，就可以呈状请求注拟任职,虽然有这个先例，但每年不超过一百多人。这些偏远州县，都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富庶乐土,如今有的因为俸禄减少，有的因为地处偏远,凡是正常轮到的官员任用，从前都不愿去注任。至于像劝课农桑耕种、招抚安顿逃亡百姓这样的事，这方面所选拔的人才，比就近地区更加急需。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注授官职，各地就只听闻有代理摄职的情况，百姓更加困苦，田地更加荒芜。恳请减少前述这些选任年限。敕旨批复：应当依照所请执行。

十一年九月，中书门下上奏：治理百姓的官员职位，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因此允许公开举荐，希望能得到德才兼备的良吏。但如果不依照条文规定，虚报事迹，这既开了荒谬举荐的先例，又助长了侥幸钻营的风气。希望从今以后，凡是被举荐人的事迹与条文规定不符,以及经检查核实没有依据的,以及到任以后不称职、及有过失罪责等情况的,一律请酌情按轻重情节追究举荐人的责任。轻的削夺其官职,重的贬谪。我认为前后的敕令文书，虽然已有相关的约束条款，但近来铨选核查，大多因循旧例、敷衍了事。如今重新申明这一点，是为了统一标准。凡是被举荐人到达尚书省后，由主管部门加以检查核实，如果与条文规定不符，就将具体情由连同举荐人的姓名职衔一并上报中书门下；如果主管部门粗疏草率，就轻易判定为合格，事后察觉情况有违反规定的，就让主管部门与举荐人一同承担责任

译。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宝历二年十二月，吏部上奏：吏部每年集合候选人才，决定留任或放归，至于注拟官职，都要依据空缺的官员名额。近来入仕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而申报的空缺却越来越少，实在是因为各道州府所上奏的（人事）请求全都被批准执行,导致选官部门的士子没有空缺可补，贫弱的人日益受冻挨饿，滞留候选的人喧闹诉苦的情况也越来越多，甚至有等待选任十几年的，携带口粮走上千里路来应选,经过多次驳回落选之后，才敢期望得到官职。等到正要注拟授官的时候，却又碰上另有敕令授官,私下的恩惠施行于外地官府,怨恨诽谤却都归于主管部门。特此恳请明确制定条文规定，命令从今以后，各司、各使及天下州府，在选任期限内不得奏请任命六品以下的官员。敕旨批复：依照所奏执行。

太和七年五月敕令节文：县令、录事、参军，如果在任职期间政绩显著，并且得到"上下"考等以及清白状、政绩优异状的，允许不受时限限制随时改选,并加以优厚待遇。其余官员在任职期间得到"上下"考等的，可以减少三个选限；如果本官任职已满两选以下的，同样按照不受时限限制人员的先例处理。

开成二年四月，中书门下上奏：天下的治理,在于能够善用人才,自古以来直到今天,都倚重吏部。但自从按照资历授予官职以来,衡量选拔的权柄逐渐丧失,设立规则来决定去留,却只按照簿册文书上的记载来计算。近来因为今年三月，选任事务刚办完，四月以后，才开始修订来年的选任标准文书，五月才颁布下达，等到传达到偏远地区,已经到了秋季。如今请求从这个月起，就制定下一个长期固定的标准,所在府州公开张榜晓谕。前任官员，从他的原任所解除官职（获得黄衣文书证明）,离本贯一千里以内的，三月十日之前把文书送到尚书省；两千里、三千里以外的，各递增十天；并由本州岛负责递送。候选人办完解职手续后，可以各自回家。到当年七月十五日，齐集到所居住的府中，查看吏部张贴的长榜，确定留任或放归。得到留用资格的人，一律限定当年十二月十日以前齐集到尚书省，参加考试、注拟、唱名。正月内，铨选的门槛开放,永远作为固定的成例。如果那年所需要补充的空缺较少，候选人的文书档案没有违犯规定可加以指责的，就在本类别的空缺内，优先集合选任资历深、年纪大的人。其余的人既然没有空缺可以集合参选，南曹只需制作判定名单，公示给他们所居住的州府知道，允许他们次年拿本住州府的证明文书，依照期限直接赴集，不必再重新取得本住本贯的解职文书。旧制度已经沿用很久，不方便再作更改，此事最终没有实行。

开成四年四月敕令：吏部去年冬天在文书上出现差错，加上根据长名榜被驳回落选的候选人等，听说他们在京城过冬,穷困潦倒得很严重，在街头巷尾诉苦申冤，情况值得怜悯同情。应当委托吏部详细检查核实，制定条例加以管理约束。如果不是逾越法度的滥竽充数之人，本人也确实到场，没有欠考、欠选，以及重大瑕疵弊病等情况的，就重新收录他们,用偏远残缺的空缺来注拟安置，不得使用平常留用的空缺。如果空缺的名额与人数不相匹配，出现唱名却没有人应答受官的情况，就任由他们参加冬季集会,不再另行按超过期限来论处。如果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呈报陈情的，在敕令下达之后，就不得再继续收录，今年冬天以后，不得以此为惯例。

会昌六年五月赦书节文：吏部三铨选拔士人，只凭资历考核年限,大多并非真正有才能的人。允许观察使、刺史，如果发现有政绩卓异的士人,可以推荐试用。

大中六年五月敕令：服丧期在大功以上的亲属，连续在任而停职守丧的，如果已经获得资历的，依照原官职的选数集合参选；如果尚未获得资历，以及尚未到任的，一律按照不受时限限制人员的先例放选。

天佑二年四月敕令：凡是天下府州的县令、录事,一律委托吏部三铨注拟安排。自四月十一日（起）。

译以后，中书省就不再任命授官了。有的是各道推荐上奏，酌量留用，就由皇帝裁定可否施行。

　　主管选官的好坏

贞观元年，温彦博任吏部郎中，主管选官之事，意在淘汰不称职者,对许多人加以摈斥压制。而被黜退的人不服气，喧嚣争讼之声充满朝堂。温彦博只是逞口舌之能，与他们互相诘辩，整日喧闹纷扰，很被有见识的人所讥笑。

译四年，杜如晦临终前，请求把选举之事委托给民部尚书戴胄，于是任命他为检校吏部尚书。等到他掌管铨选大权，压抑文雅之士而奖掖执法的官吏，不适合驾驭大局的需要，舆论认为他苛刻。

五年，杨铨担任吏部侍郎，铨叙人才等级，被称为恰当允正。然而他压抑文雅之士，提拔狡黠的官吏，善于观察时势、玩弄权术，很被当时的舆论讥讽。

八年十一月，唐皎被任命为吏部侍郎。他曾经引见候选人询问到哪里任职方便安稳，有人说他家在蜀地，他就把此人注授到吴地；又有人说自己父母年迈原先在江南任职，他就把此人调到陇右。议论的人都不能揣测他的用意。

十七年，杨师道担任吏部尚书。杨师道是权贵之子，对四海人才尚不能熟悉了解，他所任用的人多非其才，而又极力压制权贵及其亲党，是想借此避嫌，当时的舆论讥讽他。又这一年，吏部尚书高季辅主持选官事务，凡是他所铨选综理的，当时人称为公允恰当。十八年，他在东都独自主持选官事务，太宗赐给他一面金背镜，以表彰他清明的鉴识。

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元，依仗外戚的尊贵，对待候选人多不以礼相待，并加以排斥，被候选人夏侯彪所控告，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劾奏报，将他免官。中书令许敬宗说：早就知道杨吏部要失败。有人问他缘故，许敬宗说：一个彪（虎），一个狼，共同盯着一只羊，不失败还等什么。

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主持选官事务多年，铨选综理有条不紊，天下人都称赞他有才能。每年参加铨选的人有上万人，每当在街巷中见到他们，没有不知道他们姓名的。有被淘汰而提出申诉的人，他立即陈述其考卷、判词的错误失当之处，以及此人以前曾有过失，一点也不差错。当时的人都佩服他记忆力强，没有人敢欺骗他。

宏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铨选综理完毕，放出长榜，公布留用的人名，于是街巷喧哗议论，被参加冬集的人大加指摘攻讦，因此贬为太子中允，于是让中书舍人邓元挺接替他。邓元挺没有鉴识人才的名声，又患有消渴病，候选人因此称他为邓渴。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远主持侍郎之职。当时有个候选人姓刁，又有个叫王元忠的，都被淘汰。他们暗中与令史勾结，减省笔画，把"刁"改为"丁"，把"王元忠"改为"士元中"，打算授官之后再添上文字。李至远看了一眼就察觉说：今年铨选审核了几万人，我全都记得他们的姓名，哪里有姓"丁"名"士"的人？这是刁某、王某。当即追究他们的奸弊，他们立刻招认。省中的人认为他神明。

长寿二年九月，许子儒被任命为吏部侍郎。他生性没有鉴识人才的能力，所审察的铨选事务，都委托令史随意处置，他对令史说：你替我均衡安排就是了。

久视元年七月，顾琮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当时权贵幸臣很多，喜好托人求情。顾琮性情公正方直，忍受不了这种弊端，他曾经因斋戒之事到寺庙中，看见墙壁上画着地狱变相图，指给同行的人看说：这也可以称为诸君所作所为，为什么不画一幅天官掌管选官的图呢？

景龙三年，郑愔与崔湜共同执掌铨选之事，比额定名额多留数倍候选人，等到授官安排不能周遍，就借用三考、二百日的官缺，夏季不施行，又借用两考、二百日的官缺，早上注拟晚上就改，没有一定的标准，候选人得官，竟有三考都不能补上的。有一人要求边远之地，只得到校书郎之职。其中有不能安置的人，就给予公验证明，称之为"比冬"。因此选司的纲纪紊乱，人们都把崔郑二人作为话柄，此后选司的纲纪很难整顿。

景云元年，卢从愿担任吏部侍郎，精心处理条理，很受人称赞公平公正。凡是冒名伪造资历以及虚报增加功绩的情况，他都能揭发出来。他主持选

译官事务六年，颇有声誉，当时的人说：前有裴马，后有卢李，指的是裴行俭、马戴、李朝隐。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按照旧例有六七百个偏远恶劣的官职，常常没人愿去。这年冬天因为选拔了资历深的人，用这些官缺来铨选，每天当面注拟，各自都得到方便妥当的安排，不必列入长名榜，因此这些偏远的官缺全都用完了。

十八年，苏晋担任吏部侍郎，而侍郎裴光庭每次审核官员应当批退的，只是对着众人翻阅簿册，用朱笔点头示意而已。苏晋于是在选院张榜说：门下点头的，再引来重新铨注拟定。裴光庭认为这是在侮辱自己，很不高兴。当时有个门下省主事阎麟之是裴光庭的心腹，专门负责吏部审核官员之事，每次由阎麟之裁定，裴光庭就随口下笔批准。当时人说：麟之的手，光庭的口。

天宝元年冬选，六十四人判定入等。当时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判定入高等，有落第的人曾经做过蓟令，把这件事禀告安禄山，安禄山于是上奏此事。到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勤政楼下，皇上亲自重新考试，只有二十人比较优秀，其余全部落第。张奭一个字也答不出，当时人称之为"曳白"。吏部侍郎宋遥，被贬为武当郡太守，苗晋卿被贬为安康郡太守。考官礼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张埁、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国朝，都被贬官。

十一载十一月，杨国忠担任右相，兼任吏部尚书，奏请两京候选人，铨选当天就确定留用或放弃，不再列长名榜，在自己家中主持铨注拟定。虢国夫人垂帘观看，有的人年老病弱、相貌丑陋，她们就指名嘲笑，即使是士大夫也遭到羞辱。按照旧例，兵部注拟官职之后，要经过门下省审核，侍中、给事中不通过的，称为"退量"。杨国忠注拟官员时，把左相陈希烈叫来坐在旁边，给事中排列在前，说：既然当面注拟，就算是经过门下省审核了。陈希烈等人心里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侍郎韦见素、张倚，都身穿紫袍，与本曹郎官在屏风外面排列文案，跑来跑去禀报事情。杨国忠对帘中的杨氏（虢国夫人）说：这两个紫袍主事怎么样？杨氏于是大笑。候选人郑昂等人，都附和迎合他的意旨。二十多年间，人们大多在勤政楼设帐帘铨选，为杨国忠在尚书省南面立牌。他所注拟的吏部三铨候选人，事务繁多，不能亲自处理，都委托给令史和孔目官去办理，杨国忠只是签押一个字，尚且不能全部处理完。

贞元九年正月，御史中丞韦贞伯弹劾奏报，称吏部在贞元七年冬天把京兆府超额违规送来的人，已经授官的共六十六人，有的人没有到京城参加铨选考试，就凭空授予官告，按照文书档案选格铨状，候选人自己书写，考试当天笔迹不同，就应当驳回落选、违反格式的人，都没有核查，以及降低资格没有降到位的，有的仍然给予注官。臣认为以前的选官事务出现的错误，从没有像这样严重的。以致使有才学之士因贫困而等待官缺，而奸邪之徒靠贿赂获得功名，这不是陛下求才审慎选官的本意。因此，刑部尚书刘滋以前吏部尚书的身份，以及吏部侍郎杜黄裳，都因此获罪被削去官阶。

太和二年三月，尚书都省上奏，撤销吏部三铨在今年二月旨甲中超越资历授官的洪师敏等六十七人。敕令：都省所依据的是格式，铨选司所援引的是惯例，双方互相陈述，看似纷争不休。可贵的是既要公正又要通达，也要根据事理来制定制度。现在选官已经结束，此时才争论，候选人很可怜，难以再拖延停滞。那三铨已经授官、被都省撤销的，都仍按原来的注拟，重新汇总上奏，仍限五日内办完。那些官职超越一资半资、按照现在授官情况稍显优厚的，等到以后选官之日，酌情降级折算。尚书、侍郎注拟不一致，导致都省因此发生争执，郑絪、丁公着，应当罚一季俸禄。东铨所撤

译销的人数较少，杨嗣复罚两个月俸禄。今年的选格，仍要明确标出近来的成例，希望杜绝侥幸求取的现象。当时尚书左丞崔弘礼，因为吏部注拟大多不遵守条文，候选人中侥幸得官的人很多，就纠察此事。撤销甲敕之后，候选人们爱惜已经得到的官职，经宰相喧闹申诉，所以特地降下这道敕令加以约束。

吏曹条例

总章二年四月一日，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制定铨选注拟的期限等法规，又规定州县官职升降的资历高低，以此作为定例，并且撰写了十卷谱籍。

这一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元，把事务委托给员外郎张仁祎。张仁祎有见识谋略和吏事才干，开始创造姓历，改进修订状样、铨历等程序。李敬元采用张仁祎的方法，铨选综理有条不紊。张仁祎感激国士被委任重用，竟因为操劳过度呕血而死。

开元十八年四月十一日，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上奏，采用循资格选官。到二十一年，裴光庭去世，中书令萧嵩与裴光庭素来不和，认为循资格取士范围不广，就借上奏之机提出这个问题。六月二十八日下诏说：古代诸侯举荐士人，一定根据乡里的评议；官府任用属吏，也先考察其品行才能，所以人人自我检点修养，官府没有失败的政事。等到魏朝承接汉朝的弊端，专权设立九品中正制。如今吏部沿用这种做法，入仕的人日渐增多，法令也变得越来越繁密，但对于治理国家、求取人才，却没听说有深刻的见识；执掌大权处理事务，只是徒具繁琐的文书。朕日夜思念，常常为此惆怅。琴瑟如果音调不协调，就要改弦更张；法令如果不便利，道理又有什么不同呢？近来，有关部门限定名额，又拘泥恪守循资格，于是使铨选大权，不能选拔天下贤才俊杰，屈才滞留的情况很多。凡人三十岁才可以出仕，四十岁才能任职，又制定新的资格限制，按品级划分差等。如果按照所制定的条文，六十岁还离不开一个县尉之职，有才能的人才能做到这样，稍微朴实一点的人，就终身如此了。像这样选拔人才，难道称得上明智宽厚吗？从今以后，候选人每年，一律命令赴京集合，仍旧以三月三十日为期限。其中有才能优异、品行卓著的人，一律委托吏部随时选拔任用，重在取得实效，何必限于常规科目。即使是边远州郡的下级官员，如果名声政绩显著，也必须予以提拔，以此鼓励他们，使人们思考行善的好处，懂得进取的途径。朕所期望达成的，实际就在吏部。可以举出大要，让大家有所依循。近来，流外官员奏报名册，仍要送到门下省审核，簿册文书堆满了宫门，胥吏挤满了宫墙，这难道合适吗？实在是过于繁琐。从今以后，也应当依照旧例（改为不必送门下省审核）。

二十八年八月，把考功贡院的地方设置为吏部南院，用来存放候选人的文书，有人也称之为选院。这个选院本来在铨选机构之内，到这时才迁移出来。东都到二十一年七月，把太常园设置为南院。

二十二年七月六日，吏部尚书李嵩上奏说：臣发现告身的印和本曹的印文字相同，通用起来相互混杂，难以区分。希望依照司勋、兵部印文的做法，在告身上加"告身"两字。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令：亲王未出阁的，其侍讲、侍读、侍文、侍书，都从现任官员中选取充任，任满三周年放选，予以适当处置。习艺馆各种内教官，一律从前资官及常选人中选取充任，任满二年以上，选官之日，各自在本科减去两个铨选年限，予以处置。左右卫三卫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任满七年，其他各卫三卫任满八年，勋官任满九年，都放选，予以处置。

贞元二年三月，吏部上奏：谨依照今年二月十三日敕令，除台省常参官以外，其余六品以下官员，都按照旧例，一律交给本司处置。那六

译品以下候选人中，有才学出众、判词优异，而没有相当官缺的人，按照以前的成例，都要送到中书门下，又有立下功绩、上奏请求，需要给予褒奖的人，也都要委托本司注拟，就不同于常规候选人。如果没有相当的官缺，一一命令等待续补空缺，事情就会停滞，必然招致喧闹申诉。凡是因功绩、或非按时授官的人，应当授予正员官职、并且在选限之内没有相当官缺可以注拟的，请求酌情计算日期，用满三考的官缺补授。如果一时人数较多，注拟名额不够，确实需要处置发遣的，就请求兼用两考以上得资的官缺，并酌情按人才资历排序注拟完毕，依敕令送中书门下详细核定是否可行。那些六品以下、官阶资历较高、应当进入五品的人，即使不是五品，也请求按照以前的做法送交名册。敕令批示：两考的官缺不受此限制。三考的官缺，如果不是当年按格式应当使用的，除另有敕令授官的人以外，也不受此限制。如果官缺不够候选人使用，需要处置的，随时上奏请示。其余按照旧例执行。这年三月敕令批示：五品官，按照制度不应当选补，如果要注拟任用，应当交给吏部核查完毕，送中书门下。若依据资历应当授予六品以下官职的，任由自行处置。

这年五月，吏部上奏：谨依照贞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令，各州府以及京城五品以上官员停任、使府属下的郎官、御史等，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制定条例上奏。因为各类有功绩优异的人，非按时授官，官缺渐多，请求设立期限限制准许集合。上州刺史、两府少尹、四赤县令，停职卸任后，请求允许在一个月内到都省呈递文状，核查完毕，一并附上履历文书。每到月底，把名册送到中书门下，仍请求不再考试。太原、河中、凤翔、江陵、成都、兴元府少尹、赤县令，以及京兆府赤县令，中下州刺史，各使府属下停减的郎官、御史等停职官员，当年一律听任集合。六品以下常参官，因故去职的，当年听任集合，具列官员履历，京兆府先申报中书门下省，核查尚未办成、遗失文书档案的，那些先前在远方的、来不及赶来选集的人，一并请求依照后面所列的合集人限，在所在地呈递文状，随例赴集。候选人中有明经、进士、道举、明法出身的，以及没有出身、经制举考试及第的，或宏词、拔萃科及第的，判词入等清白无过的，以及有上下考核评定成绩的，以及以孝义闻名、经诏敕褒奖的，或曾经担任过郎官、御史、起居、补阙、拾遗、太常博士、两府判司、两府畿赤官、使府属下郎官、观察使、节度府、都团练、都防御、度支、水陆运盐铁使、留守判官、支使、推官、书记等职，敕令文书明确、贞元元年十二月以前离任的，一律听任集合，并且六府少尹、赤县令，都不在考试之列。凡是任职不满一考、被替换、丁忧服满、因废置省并官署而解职、因病或侍奉双亲而解职的，以及被隔绝在边远不上州府县、升降等官职的，都听任当年集合。因为还没有得到资望，按照六品以下候选人的成例，即使所试的判词入下等，也希望临时依据人才决定去留。那些违反期限没有赴任的人，经过赦免降罪的，听任集合，仍然退还本道本色官职。按照规定还不够条件集合的人，其中有文辞宏大丰赡、学术精深、显然为人所知的，也任凭在所在府州陈述申报，本州岛长官精心加以选择，堪称可以提拔的，具文申报，依例赴集，到吏部审查核实，如果确实才实相符，另行造册送名。如果有虚假滥竽充数的，其所在本州长官呈递申报文书的判官，酌情予以处罚。四品官员中，有年老多病、自愿担任致仕官的，只要是正员官，不限考核次数，可以在所在州府呈递文状，按照集合人的文状格式一并附上履历，依照前例送本道观察使呈报省里，不必亲自到礼部，附学的先

译前及第、由学官推荐给吏部的人，也听任集合，按照惯例考试评定去留。凡是应当集合参加考试的官员，都希望按照旧例呈报一份文状，仍旧依照建中二年的规格成例，以及大历十一年六月的敕令，请求委托左右仆射、兵部尚书、侍郎共同主持考试，考试成绩评定入上等的，具列姓名与所试文状，依限送中书门下，考入下等的，任其返回。

十一年十月，撤销吏部、兵部、司封、司勋撰写紧急发放告身的官吏，共九十员。

二十三年五月，齐抗以太常卿的身份代替郑余庆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前，每年吏部候选人考试判词，另外派官员考核，评定优劣等第，考完之后，中书门下再复核上奏，选派官员再次核定，逐渐成为惯例。齐抗担任宰相后，就上奏说吏部尚书已经是朝廷精心选拔的，不应当另外派遣考官重复考核。这一年由其他官员考核判词完毕后，让吏部侍郎自己复核，第二年，就不再设置考判官，这都是因为齐抗的建议奏请所致。

太和六年八月敕令批示：凡是权知授官的，都因为本身资历稍微优秀，还不足以凭借才能被立即提拔重用，所以暂且权知代理。如果通计满五考，就等同于正式授官，这实在是极大的侥幸。从今以后，凡是请求担任州府五品长官、司马权知正授的，通计满六考才停止。那些勒令留任的官员如果尚未满六考，被停发俸禄的，就依此规定恢复发给。

四年五月，中书门下上奏：谨依太和元年九月的敕令，整顿两京畿内及各州县官职，只有山南、剑南、三川峡内以及各州比较边远的地方，才允许自行奏请任命县令、录事参军，其余的一律停止。自敕令颁布以来，各道都有奏请，例如沧、景、德、棣等州，敕令颁布后已经多次奏请了三数员。臣认为敕令既已颁行，不应当违背逾越，但如果确有便利的地方，就必须加以变通。从今以后，山南、剑南、三川峡内以及各道边远州县的官职，从出身及前资正员官人中，每道除了令、录事以外，希望各自允许奏请三数员。像河北各道沧、景、德、棣之类的地方，经过战乱破坏之后，以及灵、夏、邠、宁、麟、坊等州，完全没有俸禄，有出身及正员的官员，都不肯前去，吏部以前大多不予注拟。如果是代理摄职有功劳的，希望允许从各类人员中，酌情奏请三数员。其余的约束限制及期限，都请依照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的敕令处置。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这年七月，吏部凡是边远州县课料钱的原定数额，按照原定数目支给，不得再有短缺折损。本司依据以前的钱数确定数目，行文告知候选人，让他们知晓。敕令批示：应当依照执行。

五年六月敕令：南曹核查勘验，废置详细断定的规定，候选人如果有委屈之事，足以来回申辩说明。近年以来，不论有理无理，大多经过中书门下接受申诉，导致有关部门失去职责，不知该如何遵循。候选人越权行事，只希望得到怜悯。如果没有条例约束，恐怕情况会更加严重。从今以后，凡是被驳回的候选人，如果已经依照期限，经过废置详断而仍未成功，自认为受了委屈，任凭到中书门下陈述申状，申状到吏部之后，铨选机构和负责废置事务的官吏，再作详细断定，审察其中的道理，可以受理的就受理。如果人数达到三人以上，负责废置的郎官请求由都省罚俸。如果达到十人以上，具列事情原委申报中书门下处置。如果没有经过废置详断，就随意越级申诉，或者已经经过详断没有错误，却又有人再次投诉的，候选人酌情罚扣两个选限，当天就具列条文张榜公示，希望没有冤枉遗漏之事，也避免有人心存侥幸妄求。

八年正月敕令：吏部梳理各类入仕人员，命令核查各司流外令史、府史、掌固、礼生、楷书、医工，以及各司流外令史等，总共一千九百七十二员，六百五十七员

译请求暂时停止，一千三百一十五员，请求命令各司保留原有名额，除了现在在职的以外，以后不得再增设，委托御史台监察访查。

开成二年六月，吏部南曹上奏：谨依今年五月的敕令，长期确定选官格式，增设南曹郎一人，另外制作一枚印章。敕令批示：依照奏请办理。

会昌五年七月敕令：凡是在京各衙门中官典因优异成绩而被授官的人，既然称为趋从吏事、执掌举荐，簿书处理优异，那么授予官职就应当从担任散秩官职开始。近来这种做法过于逾越僭越，扰乱了原有的规矩，积累资历有的甚至升到朝官，官员的班次序列怎能容纳这种杂色出身的人？从今以后，如果有转任官职的，应当止于中下州的长史、司马，只是不让他们担任朝官，这样处理才合适得体，永远作为定例。

天佑三年四月十九日，吏部上奏：今后候选人，如果是按照格式呈报的官缺，任凭他们方便的地方请求任官，不得随意指定各道官职。假期已满而抛弃官职不到任的，停留的官员，原有的官缺，以及违反期限没有到任的月限等官缺，皇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唐会要卷七十五

选部下

选限

武德初年，沿袭隋朝旧制，以十一月开始选官，到春天就停止。到贞观二年，刘林甫担任吏部侍郎，因为选限太紧促，选官部门大多不能详细审察，于是奏请四季都听任选官，随到随注拟，当时认为很方便。

贞观十九年十一月，马周担任吏部尚书，因为吏部四季都要主持铨选事务，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于是上奏请求收取所辖州县的文书解状，十月一日到吏部报到，三月三十日铨选完毕。按工部侍郎韦述所著《唐书》说，贞观八年，唐皎担任吏部侍郎，因为选官集合没有期限，随到随补职，当时天下渐渐太平，候选人渐渐增多，请求在冬初，一次大规模集合，到春末季结束，至今沿用此制。各史书记载有说是马周提出的，不知哪个说法正确，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

开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裴光庭上奏：文武候选人，以前是三月三十日才结束选官，等到汇总甲历时已经到了夏末。从今以后，一律在正月三十日之内汇总甲历，二月之内结束选官。到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萧嵩上奏：吏部选官人，请求依照旧例，到三月三十日汇总甲历完毕。

贞元八年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开始恢复命令吏部每年集合候选人。按照旧例，吏部本来每年集合候选人，后来就变成三数年才集合一次选官，候选人一齐到来，文书繁多，无法一一核查，真假混杂，官吏因此得以大肆营私舞弊，候选人一旦出现差错，有的十年得不到官职，而有官缺的地方，有的连续几年都没有人补任。陆贽命令吏部把内外官分为三部分，按照官缺集合候选人，每年成为常例，弊端消除了十分之七八，天下人都称赞他。

十五年六月敕令：吏部上奏：候选人依照以前在三月三十日以前汇总奏报完毕。其中流外的兵部、礼部举人等，专门委托郎官负责，恐怕不够详细审慎，共同决定取舍，恰恰体现公平。每到放榜确定去留的时候，都由尚书、侍郎当面核定，既有上下检查核察，务必要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令：从今以后，宗正寺负责修撰皇族谱系图谱的官员，以及知匦使判官，到考核期满之日，各自减去两个选限。

藻鉴（非因铨选，藻鉴附）

武德七年，高祖对吏部侍郎张锐说：今年候选人之中，难道没有有才能的人吗？你可以简选考察，将来打算给予他们美好的官爵。于是就任用了张行成、张知运等几人应命任职，当时人认为他很有知人之明。裴行俭担任吏部侍郎时，当时李敬元极力称赞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人，为他们延誉宣扬，把他们引见给裴行俭看。裴行俭说：他们才名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