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七十六

译恐怕后辈争相效仿，会败坏陛下崇尚的雅正文风。太宗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说。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被任命为考功员外郎。在此之前，进士考试只考策论而已，刘思立认为这样考核平庸浅薄，奏请增加帖经考试和杂文考试。此后便沿用为定例。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礼部侍郎姚奕奏请进士帖经加试《左氏传》《周礼》《仪礼》，通过五条即为及第。

干元初年，中书舍人李揆兼任礼部侍郎。李揆曾认为主考官选取人才，大多不考核实际才学，只是一味设置严苛的防范，专门检索背诵书本条文，却不知道才学不够的人，即使身处文史氛围之中，也不能展现其文采，这实在有违求贤的本意。到了进士考试文章的那天，他在庭院中摆设五经和各类史书，以及《切韵》等字书放在案上，然后引导贡士对他们说：国家选拔进士，只求得到真才，经籍就在这里，各位尽管去查阅检索。因此几天之内，美好的名声就传扬开来，为上面所知晓。

建中二年十月，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上奏：进士考试从前每次考诗赋各一篇、时务策五道，明经考策三道。现请求改用箴、论、表、赞代替诗赋，仍旧考策二道。

三年四月敕令：礼部所属应参加进士科举的人，从今以后，如有曾任试官而不合选，以及各种其他出身的人，若要应举，须先在举司呈报陈状，按惯例考试。如果才学能够及第的，把姓名送中书门下重新加以考核，如果确实有才堪任，就命令有关部门追缴其官员告身，注销其官籍，按惯例给予及第。到候选之日，仍要酌情从优安排。若是正员官，不受此应举名额的限制。

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令：从今以后，各州府所推荐的进士，如果行迹涉及疏狂放荡、有亏礼教，或者曾担任过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乎清流身份的，即便略有文才，一律不得申报送考。如果日后此类事情被查发，长吏要奏请停免其现任官职；如果已经停职调任的，罚停选二年；本次主持考试的官员及司功官，无论现任还是已停职调任，都要酌情予以贬降处分，仍委托御史台经常加以查访。

长庆元年敕令：今年礼部侍郎钱徽所录取的进士郑郎等十四人，应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重新考试，结果覆核后落榜十三人。三月丁未日下诏：国家设立文学科举，本是为了寻求真才实学，如果容许侥幸取巧，就有违至公之道。听闻近来有一些浮薄之徒，结成朋党，暗通关节，干扰主考官，每年科举录取名次，往往事先就已内定。念及此事败坏风俗，深为忧虑。郑郎等人昨日重新考试，特意选取生僻艰深的题目，用以观察其学识的深浅。孤竹管是祭天所用之乐，出自《周礼》正经，然而看他们所写的文章，竟完全不知道这个典故，文辞粗鄙浅薄，繁冗芜杂之处很多。其中温业等三人，尚算通达，可以及第，其余的一律落榜。今后礼部举人，应依照开元二十五年敕令，及第人所写的杂文，先送中书门下详加复核。侍郎钱徽贬为江州刺史。

三年正月，礼部侍郎王起上奏说：礼部张榜公布名单，已算是确定了名次，中书门下再加复核，尚未算正式及第。若在复核之中，万一有所变动，那么张榜之后，远近之人便会以讹传讹，这在事理上实在不妥。臣恳请今年凡进士考试堪能及第的人，本司考试完毕后，先把其诗赋送中书门下详加复核，等敕令批下发回本司，然后再按旧例用大字张榜公布。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太和七年八月，礼部上奏：进士举人先考帖经，并略微考问经文大义，选取经义精通的人，其次再考议论各一篇，文理高妙的便予以及第。原先所考的诗赋一律停

译止。恳请规定大经、小经各帖十帖，能答对五条、六条即为合格。所考问的经义大义，就在所修习的大经之内，按规定比照明经科的先例，考问十条，仍须当众口头答问经义。谨依照新的制度，进士略微考问大义，因是刚开始改革，暂且以答对三条、四条为合格，明年以后，一律依照明经科的标准执行。所考的议论，请规定以五百字以上为标准格式。皇帝下旨：依所奏施行。

八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进士张榜公布，按旧例，礼部侍郎都要先把及第人的名单呈报宰相，然后才张榜。臣以为既然把这件事委托给有司，本应精审谨慎，如今宰相事先得知取舍名单，这有违至公之道。今年以后，请直接张榜公布，不必先呈报姓名给宰相。及第人所考的杂文，以及籍贯、三代名讳，都在当日一并送中书门下，此后便作为定例。皇帝下旨：依所奏施行。同年十月，礼部上奏：进士举人科举，自本朝开国以来，考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其中虽偶有暂时更改，但很快又恢复旧制，大概是因为已成定规便于遵守，也是选拔人才的成效所在。去年八月敕令节文规定，先考帖经、口义、议论等科目，依臣商议，应取折中之法，恳请先考帖经的通过数，仍依照新的规格处理。皇帝下旨：依所奏施行。

九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本月九日，蒙皇帝当面下旨，命令规范限定进士人数，并削减各类入仕人员。谨按太和四年的规格，进士及第不得超过二十五人，现请求增加至四十人。明经科按太和八年正月敕令，及第不得超过一百一十人，现请求再减去十人。

开成元年、二年、三年，都由高锴主持贡举考试，每年都由皇帝恩赐题目，及第人数皆为四十人。

同年十月，中书门下上奏：朝廷设立文学科举，用以求取杰出人才，台阁重要的清要官职，无不由此选拔而来。近来因为核实工作不在乡里进行，导致虚假之名混杂于非本色人等之中，以致有些地方跋扈盛行，请托交通之风兴起。要澄清人才选拔的源头，就在于严明举荐的规矩。臣等商议，从今以后，举人在礼部呈交家状之后，应依照以前的做法，由五人互相担保。属于士族衣冠者，以亲戚故旧、长期共同交游的人作保；属于江湖之士者，以封地邻近、素来相知的人作保。如果有缺失孝悌品行的、倚仗朋党势力的、行迹出于邪僻门径的、言语涉及多方牵连的，一律不在准许参加考试之列。如果有徇私隐瞒的情况，一旦被人揭发检举，同保的举人一并三年不得应举。仍委托礼部明确规定为戒律，编入科举的规章之中。皇帝敕令：依所奏施行。

会昌三年正月敕令：礼部所录取的进士及第人数，从今以后，只要才学堪任即予录取，不必限定每年只取二十五人。

四年二月，权知贡举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录取及第二十五人，接着又上奏五人堪能及第：杨质、至窦缄、杨严、郑朴、源重。奉敕旨：只准杨严及第，其余一律落榜。

五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贡举陈商，录取及第三十七人。

同年三月，敕令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重新考试，覆核后落榜七人。

同月，中书门下上奏：贡举人一律不许在两京府衙取得应举资格文书，一律须在两都国子监参加考试。

大中元年正月，礼部侍郎魏扶录取及第二十三人，接着上奏三人堪能及第：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都因文才为众人所知，但他们的父亲都身居要职，不敢擅自录取，便把他们所试的诗赋封存呈进，奏请裁决。皇帝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韦琮等人复核，结果都完全符合标准。

同月二十五日，奉旨：一并交由主管部门录取及第。有司考试，理应秉公办理，如果

译涉及徇私，自有相应的刑律惩处。从今以后，只依照惯常的规程取舍，不得另外奏报请示。

同年六月，中书门下上奏：贡举人取得应举资格，应按旧例，在京兆府、河南府集中考试。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二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自贞元元年到太和九年秋冬之前，都是及第之后，便由诸侯府奏请充任试官，担任从事；同时史馆、集贤院、宏文馆及各司各使也奏请授官充任职务。用这种方式选拔人才，常常能多得贤士，因此长久不缺乏可用之材。太和、会昌末年以来，规定要经过选官考核之后满四选，各道才能奏请充任州县官职，如果还未到候选资格的，一律不在申报奏请之列。臣等昨日已经上奏论及此事，蒙皇帝当面下旨：从今以后，及第后满第三年，即可听任奏请。皇帝敕令：依所奏施行。

天佑三年三月敕令：今年吏部所录取的进士，在去年人数之外，再增加两人。

　　缘举杂录

长寿二年十月，左拾遗刘承庆上疏说：臣见近年以来，天下各州所进贡的物品，到元日那天，都陈列在皇帝御前，唯独贡举之人却单独在朝堂拜列。孝廉、秀才之类的贤才，既然已充作每年的贡献，理应列于朝廷之上，怎能让金帛羽毛之类的贡物摆在御阶之下，而贤良文学之士却被弃置在金门之外呢？恐怕这就是所谓看重财物而轻视道义，重视物品而轻视人才。臣恳请贡举之人在元日引见皇帝时，排列在各地方贡物之前，以充实朝廷庆典的礼仪。皇帝下制说：可以。

开元五年九月下诏：各州乡贡的明经、进士谒见完毕后，应引领他们前往国子监，拜谒先师孔子，由学官为他们开讲经义，解答疑问。仍命令有关部门丰厚地设宴款待，两馆及国子监内取得应举资格的人，也依照此例。当日，五品以上的清要官员及朝集使，都前往观礼，此后便定为惯例。谒拜先师，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十九年六月敕令：各州贡举，都应在本人籍贯所在地明确核实身份，然后依例进行，不得在所依附寄居的籍贯地，就直接申请送考。如果有这类情况，所在的州县应立即予以追究纠正，不得互相包庇纵容。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礼部因贡举事务，请求另行设置专用印信。

天宝十二载七月十三日下诏：天下举人不得再通过乡贡的方式应举，都必须补入国子学或郡县学的学生名额，然后才准许参加科举。到至德元年以后，又恢复依照先前的乡贡制度。永泰元年七月，因京师米价昂贵，于是分东西两京集中考试举人。到大历十年五月十九日敕令：今年各类举人一律赴上都长安考试，按照旧例，十月二十五日随例考试，由户部记录到考名单。兴元元年，中书省内有一株柳树，建中末年枯萎，到这时又重新繁茂，人们称之为瑞柳。礼部侍郎吕渭考试进士时，出了"瑞柳"为题，皇帝听闻后很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贞元七年，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当时崔元翰、梁肃文才冠绝一时，陆贽对梁肃倾心相待，与崔元翰一起推荐才学出众的士人。发榜之日，虽然众人的期望并未完全得到满足，但那一年选拔的士人，仅有十四五人，几年之内，身居台省要职的却有十余人。

十六年十二月敕令：礼部别头考试的举人，应交由礼部自行考试，不必另设别头考官。

十八年五月敕令：明经、进士从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录取的人数，明经不得超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超过二十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不必一定要凑足这个数目。

十九年敕令：礼部举人考试，自春天以来，长久缺雨。念及这些寄居京城客居求学的举人，资费屡屡告罄，今年礼部举人考试应暂且停止。

元和十三年十月，权知礼

译部侍郎庾承宣上奏：臣有亲属应考明经、进士科举者，请依照旧例送至考功院考试。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自贞元十六年以来，高郢主管贡举，请求暂停考功院的别头考试，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如今才重新恢复。

太和元年二月敕令：从今以后，天下功臣宿将子弟中，有能修习文辞、崇尚学问、应考进士、明经，以及通晓史学的人，交由有关部门务必加以奖励引荐。

同年七月敕令：今年应暂在东都设置科举考场，明经、进士考试便在东都集中举行。上都国子监的举人，仍应在上都考试。其余细则未尽事宜，另行条列奏报。

八年正月，礼部侍郎李汉上奏：谨按太和七年八月敕令，贡举人不必考诗赋策论，先帖大经、小经共二十帖，其次对答经文正义十道，再考议论各一篇，考核完毕后录取及第。同月，敕令吏部、礼部、兵部：今年因选官临近，正值秋末虫灾旱情相继发生，恐怕造成灾荒，暂且予以停罢。等到收成入库之后，物力略微宽裕，念及那些求取功名的人，必定心怀失望之情，宁可违背我原先的命令，也要以此来安慰他们的心意，应依照惯常的规程重新恢复举行，凡涉及呈递文状及铨选考试等的期限，仍按照今年的规格，一律顺延一个月。

大中元年正月敕令：从今以后，进士放榜之后，杏园宴集仍照旧举行，有关部门不得加以禁止。此前是因为武宗喜好巡游游乐，才禁止在曲江亭一带聚众宴饮的缘故。

十年四月，礼部侍郎郑颢，进献《诸家科目记》十三卷，皇帝敕令交付翰林院，规定从今以后每次发榜之后，都要抄写及第人的姓名，以及所考诗赋的题目呈进宫中，并交付有关部门，逐年编次记录。

咸通十一年四月敕令：去年因为正值用兵之际，暂停贡举考试一年，如今战事已经平息，应该恢复旧制。来年应额外准许三十人及第：进士十人，明经二十人。此后不得援引此例。

　　制科举

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干封元年，幽素科，苏瑰、解琬、苗神客、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三年正月，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永隆元年，岳牧举，武陟县尉员半千及第。皇帝亲临武成殿，问道：兵书上说有天阵、地阵、人阵，各自指的是什么？员半千答道：臣观阅古代典籍，大多认为天阵是指星辰孤虚之说，地阵是指山川向背之势，人阵是指队伍编排、互相弥补配合。依臣的浅见，认为并非如此。用兵出师能合乎道义，就如同应时而降的好雨，得到了天时，这就是天阵；军队足食，且耕且战，得到了地利，这就是地阵；士卒轻捷锐利，将帅和睦团结，这就是人阵。如果统兵之人使这三者都丧失了，还凭什么去作战呢？皇帝深为赞赏他的回答。

垂拱四年十二月，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沈迹下僚科，张漪及第。

万岁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璘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颋、崔元童、袁仁敬、何凤、孟兼礼、洪子舆、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主试拔萃科，崔翘、郑少微及第；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冯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愔、卢绚、张文成、褚璆、成廙业、郭璘、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贞、张敬及第。

二年，才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瑰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泚、卢怡、吕恂及第。

译

景龙二年，抱器怀能科，夏侯铦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元及第。

景云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二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华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璘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咎、赵居正、贾登、邢巨及第。

开元元年，直言极谏科，梁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润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诲及第；文史兼优科，李升期、康子元、达奚珣及第。

六年，博学通艺科，郑少微、萧识及第。

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防、樊衡及第；高才沈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沈迹下僚科，吴巩及第。

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

二十三年，王伯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六载，风雅古调科，薛璩及第。

十三载二月，辞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友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辞清丽科，奚涉、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及第；经学优深科，孙玼、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邱园科，张绅、卫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悦及第；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郭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贞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质、杨邵、裴复、柳公绰、归登、李直方、崔邠、郑敬、魏宏简、沈回、田元佑、徐衮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许贽及第。

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农、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宏毅、韦彭寿、邹儒立、王及、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县令科，李巽及第；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张皓及第。

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珣、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宏毅、杜毂、崔群、皇甫镈、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林、邱颖及第；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祯、韦惇、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瑀、元修、沈传师、萧俛、柴宿及第；达于吏治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二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吉宏宗、徐晦、贾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冯苞、陆亘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于吏治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任畹、吕述、姚中立、韦曙、李回、崔嘏、崔龟从、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绅、杨俭、韦瑞符、舒元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晖、韦繇、李昌

译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晦及第；详明吏治达于教化科，韦正贯及第；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云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合、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兴、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愔、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宋昆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载初元年二月十四日，在洛成殿前考试贡举人，考了好几天才结束，在殿前考试举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说：国家把得到贤才当作珍宝，臣把举荐贡士当作尽忠之道。因此子皮把国政让给子产，鲍叔把相位推荐给管仲，燕昭王把兵权托付给乐毅，苻坚把国政委托给王猛，这些都是因为深识贤才的缘故。至于宰我被孔子看轻，逢萌被文叔（光武帝）赏识，韩信在项羽那里默默无闻，毛遂在平原君门下不受重视，这些都是失察贤才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近来的荐举，大多不以真才实学为标准，靠虚假的名誉、四处奔走宣扬来互相吹捧，只图谋取润身之小利，却忘记了臣子应尽的大义，这不是用来报效国家、招求贤才、以副陛下殷切期望的做法啊。古代选拔士人，与如今不同，先考察其名声品行的根源，考究乡里对他的评价，崇尚礼让来自我勉励，弘扬信义来标榜诚信，把注重实际德才的人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把只会雕琢辞藻的人放在后面。因此人们崇尚谦让的风气，去除轻浮的行径，仰慕古风的人必定修养坚定不可动摇的操守，实行难进易退的规矩。众人的评议已经确定了高下，郡里的长官也难以在其中曲直上作假。所以贡举人才的贤愚，关系到州将本身的荣辱；行为丑恶被暴露出来，也会让同乡之人感到羞愧。因此李陵投降，陇西之人为之惭愧；段干木隐居不仕，西河之人以此为美。所以名声胜过利益，那么小人钻营取巧之道就会消退；利益胜过名声，那么贪婪暴戾的风气就会盛行。由此可知，教化风俗的根本，必须摈弃轻浮之风。从前冀缺凭恭行礼节而登朝为官，晋国人因此懂得了礼；文翁用儒学来奖掖引导风俗，蜀地的士人因此都归向儒学。从没有上面所喜好的，而下面不跟随效仿的事情。自战国七雄以来，虽然纵横之术混杂其间，但汉代求取人才，仍然征验各种德行。因此讲究礼节的士人，注重道德自我修养，被乡里推重，然后才被官府征辟任用。魏晋取人，尤其偏爱放达不羁之士；晋宋以后，只看重门第出身，助长了替人谋求官职的风气，违背了授职推贤的本意。梁朝举荐士人，特别爱好属文辞章；陈朝选拔贤才，尤其珍视诗赋吟咏。所以那时候看重的是诗酒才情，不把修身当作要务。到了隋朝，这种余风仍然存在。开皇年间，李谔向隋文帝论及此事说：魏朝三祖（曹操、曹丕、曹叡）都特别喜好文辞，世人因此以此互相攀比标榜，朝廷也据此选拔士人，所以文章日益繁复浮华，而政事也日益混乱。隋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于是下令禁止浮华的文辞笔法。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奏表不合典章实际而获罪，于是风俗为之改变振作，政治教化大为推行。到隋炀帝继位后，又改变了先前的法度，设置进士等科目，于是后辈之人又相互仿效，缀辑一些浮华小文，称之为策学，不以切合实际为根本，反而以虚浮华丽为可贵。我大唐建国以来，虽然改革了前朝的弊病，陛下临朝治理，也一心想在共同治理天下中察举真才，树立根本、崇尚教化，就在于表彰贤才。如今的举人考核，实在有违实际情况。评议其言行，往

译往出自小人的笔下；行为操守，也没有长者的公论。策论第等在州府之间喧闹争竞，请托祈恩之事甚于卑躬拜伏。有时朝廷制令刚一颁布，就派人四处打探，奔走于官府之门，出入于王公之府第。要考察一个人的品行，衡量一个人的才学，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品格了。徇私求利之心越迫切，那么大公至正的道理就越背离；贪求仕进之性越显露，那么廉洁的风气就越淡薄。由此可知，即使官府征召的地位再高，也比不上黄叔度谦逊辞让的美德；黄门侍郎的官位再显贵，也没有秦嘉那种谦恭辞让的情操。纵然不能做到抑制自己、推举贤能，也应当能够等待三命之礼，而不急于求成。至于那些才学足以经邦济世的人，却只让他们考策论；武艺足以制敌的人，却只考验他们的弓马骑射。如果文章擅长奇特清丽，便能位列甲第；文思才藻稍有欠缺，随即就被淘汰归乡。用这种方法选拔人才，恐怕有违实际。为什么这么说呢？乐广曾借潘岳之笔来润色文辞，谢灵运的文才高于刘穆之，公孙弘的文章不如司马相如，曹植的文笔比荀彧更华丽。如果以射策考试为最高标准，那么潘岳、谢灵运、贾谊、司马相如这样的人，必定要位居孙权、乐毅这样的实干之才之上；如果要协助赞画军国大计，那么潘安仁、谢灵运这类人，也未必有实际的补益。由此说来，不可以一概而论地取人。至于武艺方面，赵云虽然勇猛，也要依靠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周勃虽然英雄，也缺乏陈平那样的谋略。如果让樊哙担任萧何的职务，必定没有指挥调度的才能；让萧何统领戏下的军队，也未必有保全主公的功效。由此可知，出色的将领不必只取长于弓马之人，贤良的宰相也不必只依靠善于射策之人。恳请陛下颁布英明的诏令，制定严峻的科目标准，摒弃浮华空泛的辞藻，选取切合实用的良策。文才方面就以是否能够胜任官职来考验，武艺方面就让他们担当守御之责。开始时既要考察言辞、观察行为，最终则要按照名分来责求实效。谨按汉代的法度，举荐人才的主管者要终身承担保任的责任。扬雄因牵连田仪之事而获罪，是因为要追究他冒昧举荐之过；成子因居于魏相之位，是因为酬报了他知人善任之功。赏罚的法令得以推行，那么请托干求之心就会断绝；谦退辞让的道义得以彰显，那么贪婪竞逐的风气就会消退。恳请陛下宽限考察的年限，容许充分采访核实，甄别淘汰出真正堪用之人，让他们试守任职以观察其能力优劣，参验比对以辨别是非真假。如果所举非实，就仿照王丹之例罢免其官；如果确实得到了真才，就仿照翟璜之例予以奖赏。这样自然能够推举到真正的人才，这才是君子应当奉行的长久之道啊。

景云元年十二月制令：四方选拔举人，各方人才汇聚一堂，就如同拿着斧子砍削斧柄，标准就在眼前，并不遥远。凡是能够精习三经、通晓大义的人，综贯一部史书、通晓其本末的人，通晓儒释道三教宗旨、深究其精微的人，精通六经文字、辨别声韵物象的人，博通古雅乐律、精于六律五音的人，深谙孙武、吴起兵法韬略、洞察天时人事的人，文辞畅达、领悟力强、善于奏对陈述的人，都命令有关部门广泛采访、认真考核选拔上来，朕将亲自加以选择。

开元八年三月，皇帝亲自在含元殿策试应制举的举人，对他们说：古时候的策问有三道题，如今减为一道。近来没有出现甲科（最高等）的人才，朕打算保留甲科的名额，务必要收纳真正的贤才俊杰。仍命令有关部门为他们设宴款待。

译二十六年正月下令：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是教化的根本。近来把这些人和应举之人一同考核诗策，今后这两类事要分开对待。凡是事迹格外突出的，交由所在地的长官随时以名荐举，不必再按照考使的惯例申报送选。

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皇帝驾临勤政楼，考试四科举人。其中"辞藻宏丽"科，在对策之外又加试诗赋各一篇。制科考试加试诗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译元和三年三月下敕规定：应试举人交卷完毕，有逼近夜晚才交策文、估计来不及回家的，一律在光宅寺住宿。负责巡查检点的官吏，以及随从人员，等举人交完策文后，一并前往保寿寺住宿。仍旧各自命金吾卫使派人监督引导，护送到住宿地点。至于管理事务，不要让场面喧哗混乱。

同年四月，任命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涯为都官员外郎，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果州刺史。此前，策试贤良科时，诏令杨于陵、郑敬、李益与韦贯之一同担任考官。这一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对策条陈甚为直率，无所畏惧回避。考官评定三人的对策，都列在上等。当权得势的人有的怨恨他们诋毁自己，而未被录取的人，便批注他们的策文，一同散布诽谤之言。又说王涯身为翰林学士，他的外甥皇甫湜被选中，考核之时没有事先申明回避，所以一同受到牵连。过了几天，韦贯之再度被贬为巴州司马，王涯贬为虢州司马，杨于陵于是出任广州节度使。裴垍当时是翰林学士，居中复核此事，认为并无异议，于是权贵宠幸之人向皇上哭诉自己受冤情由。皇上不得已，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职务，改任户部侍郎。

十五年二月敕令：先帝所征召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朕不打算亲自策试，应命中书门下及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就在尚书省一同考试。吏部尚书赵宗儒上奏说：奉敕命将先朝所征召的制科举人，命与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一同在尚书省应试。臣以为制科考试，本应由皇帝亲临；在尚书省进行策试，也不是旧有的制度。况且如今山陵大典日近，公务繁忙紧迫，等候应试的士人，前来应试的也不多。臣考虑此事应当暂且停办。皇上依从了这个意见。

太和二年，任命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担任考策官，共录取二十二人。而前进士刘蕡的对策果决恳切、直言不讳，却未被录取。他的对策中指陈时政，不回避权贵近臣，言辞激烈恳切，士林之人无不感动，即使贾谊、董仲舒也不能超过他。然而考官心存畏惧顾忌，不敢向上禀报，便按惯例将他摈弃斥退。有见识的人对此议论纷纷，舆论喧腾不平。持守正道的人传抄他的策文，甚至有人相对而泣。谏官等人有的拿着他的策文，禀告宰相。宰相畏惧胆怯，也不敢为他申明公道。登科之人中有个叫李合的，深感愧疚，上表请求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蕡，此事最终没有施行。到天复初年，刘季述败亡之后，起居郎罗衮上疏，请求追赠刘蕡官职。于是下诏追赠他为左谏议大夫，并访求他的子孙加以任用。当初，刘蕡在对策中陈述宦官权势过盛，日后必成祸患，到这时果然应验了。

四年正月的德音制文说：天下各类人当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以及经术学问精深、可为师表法度、通晓吏治、明达教化等科目，委托常参官及地方州郡长官，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才；民间无人举荐的，也听凭自荐。限定在来年正月抵达京城。五年正月十七日诏令：因战事未息，暂且停办。

大中元年二月，吏部宏辞科举人考试泄漏试题，被御史台弹劾。侍郎裴稔，改任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俸两个月；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扶，外放为虔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俸一个月。当年登科的十人一并落榜除名。

十二年三月，中书舍人李藩主持贡举，录取博学宏词科陈琬等三人。在呈上所作诗赋论文时，皇上召见他问道：所赋诗中重复使用某字，你觉得如何？李藩回答说：钱起的《湘灵鼓瑟》诗中也有重复用字，那已算是接近完善了。皇上说：这首诗似乎比不上钱起的那首。于是将其黜落。

孝廉举

贞观十八年二月六日，引见汴、鄜等州所举荐的孝廉，赐座于御前。皇上以帝王治国之道询问他们，皇太子又以《孝经》中曾参的事迹询问，他们都答不上来。太宗对他们说：从前楚庄王因为群臣没有能赶得上自己的，退朝后面带忧色说：诸侯能自己求得贤师的可以

译称王，能自己谋划而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会灭亡。如今凭我这样不贤德的人，群臣却说没有人能赶得上我，我们的国家能免于灭亡吗？朕下诏征召天下才智出众之人，才用浅近的问题询问他们，竟都答不上来。难道海内的贤能之士，竟没有这样的人吗？朕对此深感忧虑。

宝应二年六月二十日，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请求每年选举士人，依照乡举里选之法，考察秀才、孝廉。敕令公卿以下官员集议此事。中书舍人贾至议论说：杨绾所奏，确实是正论。然而如今士族多有迁徙，人们大多寄居他乡，士人居住在本乡本土的，百中无一二。如今依照古制，恐怕选拔人才之道未必能尽善。当今礼部每年选拔甲乙科人才，只足以助长浮华轻薄之风，开启侥幸求进之路。国子博士等官职，希望增加员额。十道大郡，酌量设置大学馆，命博士外出兼管，郡官招致生徒，依照旧例施行。保有祖籍乡里的，由乡里举荐；流寓在外的，由学校推举。这样一来，青青子衿之诗就不再兴起讥刺，纷扰的局面也会因此回归根本。敕旨说：每州每年考察孝廉，选取乡里中有孝悌廉耻德行的人加以举荐，委托有关部门以礼相待，考核他们所通晓的学问。五经之中，精通一经，兼能对策、通达治国之体的，并根据其品行才能授予官职。明经、进士两科一并停办，道举也应比照此例办理，况且有关部门已拟定条例上报处理。七月二十六日，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贡举条目说：孝廉科各令精通一经，其经典取《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周礼》《仪礼》《毛诗》《尚书》《周易》，任凭通晓一经即可。每经出义理题二十条，都取旁通各方面义理、务求穷究根本的题目。再试策文三道，问古今治国之体及当今时务，务必选取能够切实施行的内容。仍旧每天问一道，连续三天问完。经义与对策全部通晓的定为上第，上第者希望交付吏部，直接授予官职。义理十条中通晓七条，策文通晓两道的为中第，授予出身。其余的一律罢黜。又说《论语》《孝经》都是圣人深奥的旨意，《孟子》也是儒家通达之人所著，希望学官兼习这三部书，合为一经，考试方式同上。秀才举人，希望命他们精通五经，问义理题二十条，对策五道，全部通晓的定为上第，上第者送名单至中书门下，请求破格予以任用。义理十条通晓七条，策文通晓四道的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授予官职，其余的罢黜。孝悌力田科，只要能熟读一经、发音吐字准确恰当的，就命有关部门举荐，考试通过的授予出身。至于今年的应举之人，有的旧业已经修成，从道理上难以骤然更改；有的从远方州郡送来，本人已经在路上，此事必须予以收纳嘉奖，不可中途废止。今年秋季应举之人中，有情愿依照旧例应举的，也听凭其便。今年以后，一律依照新的敕令施行。敕旨说：明经、进士两科，设立已久，如今骤然要求他们改换学业，恐怕难为其人。各类应举之人，应当与旧法并行施行。到建中元年六月九日，敕令孝廉科应当停办。

开元礼举

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令：《开元礼》是国家的盛大典章制度，历代圣主不断增修完善，如今却不列为科目，只是收藏在官府书库中，使得担任官职的人昧于郊庙祭祀的礼仪，治理家庭的人不通晓冠婚之礼的道理。要转移风气、稳固根本，就应当端正这个源头。从今以后，各类应举之人中，有能通晓《开元礼》的，与举人一样比照一经的先例，选人不限选数，都允许学习。只需询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部通晓的破格授予官职；义理通晓七十条、策文通晓两道以上的，准予及第；不足此数的不在录取之列。若有散官能通晓的，也依照正官的先例处理。到贞元九年五月二十日敕令：习《开元礼》的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部通晓的定为上等；大义通晓八十条以上、策文两道以上的，定为次等。其

译余一切都比照三礼科的先例处理，并永远作为定例。

元和八年四月，吏部上奏：凡是应《开元礼》科及学究一经登科之人，旧例是根据等第高下，酌量人才授予官职。近来因为校书郎、正字等职位名望渐高，只要沾上科第，都请求指名注授，坚持等候合适的空缺，有的甚至等待超过一年。倘若没有法规限制，恐怕会助长侥幸之风。从今以后，等第较高、文才学识兼优的，恳请酌量注授较高的官职；其余的，习《开元礼》的人，太常寺官职有空缺的，相应予以注授；通经的人，国子监官职有空缺的，相应的一并优先授予，以便他们讲习探讨经义。如果本人不情愿，就通融注授其他官职。这样才能使名实相符，纪律得以维持。今年以前等候空缺的人，也请依照此项条例限制，使之成为常规制度。敕旨：依照所奏施行。

三礼举

贞元九年五月二日敕令：君王设立教化，最重视劝勉学业。生徒修习学业，以执守礼制为根本。礼制是治学的根本，是立身处世的开端，是安居乐业的重要法则，是达成治世的关键之道。此前有关部门定议，修习礼经的人只授予散官，颇为偏离了原来的宗旨，姑且致力于宏大褒奖，以广泛弘扬儒家风气。从今以后，各类人中有修习三礼的，前资官及有出身的人，依照科目选的先例选用；吏部考试白身之人，依照贡举的先例，由吏、礼两部共同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所试的大义，仍委托主管部门在朝官学官中，挑选精通经术的三五人上奏皇帝。主考官对同场应试者，义理与对策全部通晓的定为上等，特别予以破格奖励；每经大义通晓二十五条以上、策文通晓两道以上的，定为次等，依照资历授予官职。如果原本是员外试用官的，允许比照正员官的先例处理。各馆学生，愿意修习三礼及《开元礼》的，都听凭其便。并永远作为定例。

三传三史附

长庆二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上奏：谨按《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王道的公正、人伦的纲纪都完备记载其中，所以先师孔子自称志向在于《春秋》。历代设立学官，无不推崇尊奉这一教诲。臣以为《左传》的卷帙文字，比《礼记》多出一倍；《公羊传》《谷梁传》，比《尚书》《周易》多出五倍。因此本朝旧有制度，明经科授予散官，如果在大经中能修习一传，就可以放归冬集。然而明经科中兼习传学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二。如今明经科一律冬集，人之常情，都趋向少而容易的路子，三传就再没有人修习了。臣担忧周公的精微旨意、孔子的崭新意涵、史官的旧有典章，将要湮没在地。恳请设置三传科，以此劝勉学者。《左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传》《谷梁传》各问大义三十条，策文三道。义理通晓七条以上、策文通晓两道以上的，予以及第。其中白身应试的人，请比照五经科的先例处理；原本已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试的人，请比照学究一经科的先例处理。殷侑又上奏说：历代史书，都记载当时的善恶之事，并附以褒贬，以此垂示教化、劝善惩戒。其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与范晔的两部《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仅次于六经，堪称世间教化之典范。臣以为本朝旧例，国子学中设有文史直官，弘文馆的弘文生，都要用《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来考试。又设有一史科，近来以来，史学全都荒废了。以至于身处朝列官班的人，对朝廷的旧有典章都茫然不知，何况前代的史籍记载，又怎能了解呢。恳请设置前述的史科，每部史书问大义一百条，策文三道，义理通晓七条、策文通晓两道以上的，定为及第。能通晓一部史书的，请比照五经三传科的先例处理；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试的，请比照学究一经科的先例处理，有出身及前资官的可酌情予以优待。三部史书都能通晓的，请记录上奏，特别予以奖励提拔。并请颁行两京国子监，任凭生徒学习诵读。敕

译旨：应当依从所奏，并交付有关部门执行。

童子举

广德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敕令：孝悌力田科，每年的贡举应当停办；童子科每年的贡举也应停办，童子科仍限定十岁以下者应举。到大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敕令：童子应举之人，选取十岁以下的，修习一经并兼通《论语》《孝经》，每卷诵读经文十科全部通晓的，授予出身，仍每年冬天由本籍申报送至礼部，与明经应举之人一同考试完毕后上奏。到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敕令：童子科应当停办。开成三年十二月敕令：各道所荐举的能诵万言的童子等，朝廷设置科目选拔人才，门类已经很多，有官职的人应当前往吏部，尚未任职的人则应归礼部。文词学艺，各自发挥所长，此外再加以延请引荐，就会显得冗杂繁多。从今以后，不得再有荐举，使他们从正途出身，杜绝侥幸之门。虽有此项命令，但以童子身份被荐举的人，仍屡见不鲜。

明法举

贞元二年六月敕令：明法应举之人，若有能兼通一经、小帖经义通晓的，比照明法科的先例处理。

《唐会要》卷七十七

贡举下

科目杂录

太和元年十月，中书门下上奏：凡是没有出身、没有官职的人，如果有文学才能，只应当到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职的人，才应当到吏部参加科目选。近年以来，法令条文屡有差误，多有白身之人及授散试官而自称乡贡的人，都前往参加科目选。到注授官职之时，就妄自援引资历次第，全无成规可循，有关部门不知该如何遵行。其中有宏辞科、拔萃科、《开元礼》科、学究一经科的，则有确定的规章；然而也请不要允许散试官在此限之内应选。三礼、三传、一史三史、明习律令等科，如果是白身之人，命国学及州府比照明经科与一史科、三礼三传比照进士科与三史科的先例，当年送交吏部，便授予第二任官职。如果是有出身及有正员官职的人，本来就是吏部常选人，则任由其在吏部不限选数参加科目选，仍须核查其出身及所授官职有无逾越滥用之处，只是为了选取学艺之才，至于其余文书状纸的错讹，则不在驳回之限。如果考试登科，都依照资历注授较好的官职，只有三史科则可超越一级资历授予官职。至于制举之人以及各类人等都可以参加考试选拔，那么无出身无官职的人也都可以应试，也请不要采用散试官的名义。臣以为散试官偶尔在各道甄别录用之处得便，获取第二第三任官职，既然用的是虚衔，等到授官时反而胜过进士及各类科第登科之人所授的官职，实在恐怕会滋生侥幸之风。敕旨：依照所奏施行。

大中十年五月，中书门下上奏：根据礼部贡院现设科目，包括《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道举、法、算、童子等九科，近年来选拔人才颇为滥竽充数，往往并无真才实学可以采用，只是白白增添了入仕的门径，须议定条例加以整顿，使之精研本业。臣等已在延英殿当面奏明，恭领圣旨，要求写成文字奏呈。前述九科，臣等商议，希望从大中十年起暂停三年，期满之后，再赴科考试的，命有关部门根据所举荐的人先呈报名单，令中书舍人重新加以复核审问。如果本业尚算通晓，堪当朝廷顾问之用，即依等第呈报名单，等候敕令处置；如果学业荒废，不应当呈报名单却妄自呈报的，考官先要受到朝廷责罚。至于童子科，近来各道所荐送的人，大多年龄已经超过限制，考核他们的学业，又都是寻常之辈。从今以后，希望命天下州府所荐举的童子，必须确实年满十一、十二岁以下，并且必须精熟经书，经义全部通晓，兼能自己书写的方可。如有违反条例的，本道长官也应予以议处惩罚。皇上依从了这个意见。

咸通四年二月，进士皮日休上疏，请求把《孟子》列为学科，说：臣听闻圣人之道，不外乎经；经之下一等，不外乎史；史之下一等，不外乎子。诸子之中不背离于道的，是孟子。如今国家有以研习庄子、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