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六十三

译，则大多有所遗漏缺失。如今耳目还能接触得到，尚有可以凭据的资料，如果再过十几年，恐怕事迹就会湮没无闻，无从记录了。到武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皇上下诏说：典籍序言中说，史官记录事迹，考评论定得失，深究穷尽其中的变通道理，用以裁定事类，惩恶劝善。从北魏到陈、隋，各朝无不自命为正统，绵延经历了多年，各自有不同的称号，也删定了礼仪制度。然而简牍尚未编成，纪传都还缺失，随着岁月流逝，风俗谣传也逐渐讹变，前代的余风遗烈，将要湮没消逝。眷念这段历史将要湮没，深为痛心哀悼，有心要撰写编次，实在需要正直良善之人。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以修撰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以修撰周史；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以修撰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以修撰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征，可以修撰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可以修撰陈史。经历了数年，最终没有完成而作罢。修史事业的开端，是从令狐德棻开始的。到贞观三年，在中书省设置秘书内省，用来修撰五代史。

贞观十年正月二十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进呈皇上，各人依功绩不同加官晋爵、赏赐财物。

二十年闰三月四日，皇上下诏：命修史所另外撰写晋书，编排取舍前代史料，裁定编成史书体例，所需资料可依照修撰五代史的先例，如果人手不足，让学士们酌情追加征调。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管此事。又有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邱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共同分工撰写记录。又命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细审定其体例，酌情加以考订校正。以臧荣绪所著晋书为底本，从各家撰述以及晋代文集中采摭补充，编成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其中太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宣帝、武帝二帝论，以及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四篇史论，都称作"制旨"。房玄龄以下众人所写的部分，称为"史臣曰"，凡是体例都由敬播独自创立。此书写成后，赐给皇太子以及新罗使者各一部。

显庆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撰完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三十卷，太尉长孙无忌进呈皇上。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吕才，撰写隋纪二十卷。同年，符玺郎李延寿，采摘近代各种史书，南朝起自宋朝，终于陈朝，北朝起自北魏，终于隋朝，合成一百八十篇，称为《南北史》，皇上亲自为它撰写序言。

景龙三年十二月，太常少卿元行冲，因为自己家族出自北魏，还没有编年体的记载，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记事详尽而文字简练，被学者所称道。当初，魏明帝在位时，西部柳谷的祥瑞石上，出现了"牛继马后"的图象，魏收所撰的《魏史》，认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因而改姓司马氏，以应验石上的图文。元行冲难以寻得确切事迹，便以后魏道武帝名"犍"，是继承晋朝而受命，又考核校订谶纬符命，专门撰写论述来加以阐明。

光化三年，直史馆柳璨，因为刘子玄所撰的《史通》议论驳斥经史过于偏激，便纠正刘子玄的错误，另外编成十

译卷，名为《柳氏释史》，又名《史通析微》。

　　修国史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进呈所撰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派谏议大夫褚遂良诵读，刚开始读到太宗出生时的祥瑞征兆时，太宗感动流泪说：朕如今富有四海，追思在父母膝下的往事，却不可再得了。因悲伤而不能自制，下令收起卷帙，仍命人收藏到秘阁中，并赐给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想要抄写的，也听凭他们抄写。

永徽元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长孙无忌等，修撰完成《贞观实录》，进呈皇上，记事起自贞观十五年，止于贞观二十三年，编成二十卷。

显庆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崔敦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中书侍郎李义府、崇贤学士刘允之、著作郎杨仁卿、起居郎李延寿、秘书郎张文恭等，修撰国史完成，起自义宁年间，终于贞观末年，共八十一卷，将该书收藏在内府中。到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允，受诏撰写贞观二十三年以后至显庆三年的实录，编成二十卷，添补成一百卷。这一天，封许敬宗的儿子许选为新城县男，令狐德棻的儿子加封为彭阳县公，许圉师封为平恩县公，李淳风封为昌乐县男，杨仁卿封为余杭县男，顾允子都加官为谏议大夫，以奖赏他们修撰实录的功劳。皇上因为许敬宗所记录的内容多不真实，对刘仁轨等人说：先帝当年身穿铠甲，亲历战场，戎衣沾满马汗，头盔上都生出虱子，才削平天下，安定百姓，几年之间，四海安宁，才开始归功于上天、临御天下百姓。昨天看到国史所记载的内容，多有不周到详尽之处，你们必须穷究细微、探寻隐情，从头至尾追根究底，先帝的丰功伟业，都应当详尽完备地记载下来。比如先帝写的《威凤赋》，本意是称许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许敬宗却把它移到了尉迟敬德的传记里。又曾经有一次先帝亲临温泉演习军阵，长围合拢，万队一齐前进，忽然云雾昼晦，队伍错乱。先帝看到这种情形，担心违犯军法的人太多，于是暗自躲藏起来不出现，等到队伍整理完毕，才出来视察，回头对朕说：整顿军队、训练士兵，是国家的大典，这次的差错，按律法处置不算轻。我如果看到了，必定要依法处置，一旦损伤了军政法纪，获罪的人就会很多，我如今不出面，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现在却被移到魏征的传记里，说成是魏征的谏言，这些都与事实不符，用什么来传示后人呢。朕曾经跟随先帝前往未央宫，仪仗队已经过去，忽然在军队中看见一个人，身上带着横刀。那人说：听说仪仗队到了，害怕不敢出来。守卫的人搜查时没有发现他，他便伏地不敢动。先帝收住马缰立即返回，回头对朕说：这件事如果被人发觉，好几个人都得处死，你可以在后面偷偷看着，早点把他放出去。史官只有这一件事记得差不多，没有失实。郝处俊上奏说：先帝的仁德之恩，此类事情比比皆是，臣的弟弟郝处杰当年当值宿卫时，被差遣抬御辇侍奉，看见一名三卫的侍卫误碰到先帝的衣服，那人吓得魂不附体，先帝对他说：这里没有御衣，我不认为你做错了什么，不必害怕。皇上对郝处俊说：这也应当写入史书。到三月，下诏命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书侍郎郝处俊、黄门侍郎高智周等，一并修史。刘仁轨等人于是引荐左史李仁实，专门负责这件事，正要着手刊改，恰逢李仁实去世，此事又搁置了。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令：应命特进梁王武三思，与

译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修撰唐史，采集四方的记载，写成一家之言，长久垂示后世的法则，以此留传劝诫。神龙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骑常侍武三思、中书令魏元忠、礼部尚书祝钦明，以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撰《则天实录》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进呈皇上，各按等次赏赐财物。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进呈朝廷。二人又援引古时的先例向执政大臣陈述。宰相姚崇上奏说：臣看到贞观十七年，监修国史房玄龄，与史官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修撰《高祖实录》二十卷、《太宗实录》二十卷编成，皇帝下制封房玄龄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封许敬宗一子为高阳男，赐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议郎，赐物五百段，并都下达玺书褒奖。又神龙二年五月，监修国史中书令魏元忠，与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国子司业崔融等，修撰《则天实录》三十卷编成，封魏元忠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徐彦伯等各加爵二等，赐物五百段，其余低品级官员各加两阶官位，赐物按等次分配处置，也都下达玺书褒奖。如今史官刘子玄、吴兢等，撰写《睿宗实录》，又重修《则天实录》《中宗实录》，都已完成并进呈了，按照撰修《太宗实录》的先例，监修官以下官员应加官晋爵及赏赐。如今刘子玄援引古今先例，想要臣代为奏闻。臣仔细查核旧例，都是因事而设的恩赏，属于当时的特殊情形，不能作为固定标准。刘子玄等人从头至尾修撰，确实也很辛劳，但记叙的事迹言辞虽然内容重要，承受恩赐赏命，本不在于多少。刘子玄等人请各自赐物五百段。皇上准许了。

至德二载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上奏说：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以及其余书籍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原存放在兴庆宫史馆，都被叛贼焚烧了。而且国史实录，是本朝的重要典籍，编修花费了很长时间，如今全都没有底本了，希望委托御史台推问查勘史馆有关人员，并命府县搜寻访求，如有人收藏得国史实录，能够送交官府的，重加悬赏；如果是官府文书，一并赦免其罪；能交出一部的，破格授予官职；每卷赏绢十匹。数月之间，只找回一两卷。此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在叛贼攻陷东都时被俘，到这时，把他家中先前所藏的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交官府。大历三年，起居舍人兼修史令狐峘，修撰《玄宗实录》一百卷。令狐峘的撰述虽然精细，但处在丧乱之后，起居注多已散失，编纂开元、天宝年间的事迹，只能靠各家文集编录，其中的诏册、名臣传记，十分之中只能得到三四分，后人因此讥讽他记载疏漏。

建中元年七月，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因吴兢所撰的国史把武则天的事迹列为本纪，上奏加以驳斥说：史官的撰述，本来是用来惩恶劝善的，用以端正君臣的关系，维系国家的根本，作为前代千古的表率，作为后世万代的法则，使人活着时不敢有所差错，死后也不忘畏惧，用它来维系人伦、经营治理国家之道，作为百代帝王的准则，绝不仅仅是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按日月记事罢了。所以善恶的道理，在于劝诫；劝诫的权柄，在于褒贬。因此《春秋》的义理，尊卑轻重、升降变化的细微之处，仿佛只在一字二字之间，必

译有微旨存焉：这里面存有深意。

况鸿名大统：何况帝号与大统这样的大事。

其可以贷乎：怎么可以轻易地宽假处理呢。

伏以则天皇后：我认为，则天皇后。

初以聪明睿哲：起初凭借聪明睿智。

内辅时政：在内辅助朝政。

厥功茂矣：她的功劳是很大的。

及宏道之际：到了弘道年间。

孝和以长君嗣位：孝和皇帝以年长之君继承帝位。

而太后以专制临朝：而太后却独揽大权临朝听政。

俄又废帝：不久又废黜皇帝。

或幽或徙：有的被幽禁，有的被迁徙。

既而握图称箓：接着又篡夺帝图、自称受命之符。

移运革名：改朝换代，更改国号。

牝司燕啄之踪：像牝鸡司晨、燕啄皇孙那样的行迹。

难乎备述：难以一一详述。

其后五王建策：后来五位大臣定策。

皇运复兴：唐室国运得以复兴。

议名之际：在议定她名号的时候。

得无降损：难道不应该有所贬降吗。

必将义以亲隐：一定要按情理为亲者隐讳。

礼从国讳：礼法上遵从国家避讳的规矩。

苟不及损：如果不至于贬损。

当如其常：就应当依照常例。

安可横绝彝典：怎么能够违背常法。

超居帝籍：越格列入帝王之列呢。

昔仲尼有言：从前孔子说过。

必也正名：一定要先正名分。

夏殷二代：夏、商两代。

为帝三十世矣：做了三十代帝王。

而周人通名之曰王：而周人一概称他们为王。

吴楚越之君：吴、楚、越的君主。

为王者百有余年：称王已有一百多年。

而春秋书之为子：而《春秋》却仍称他们为子。

盖高下自乎彼：因为地位高低取决于对方的实际情况。

而是非稽乎我：而是非评判则取决于史家自己。

过者抑之：超越名分的就贬抑他。

不及者援之：达不到的就提携他。

不以弱减：不因其弱小而减损其名分。

不为僭夺：也不因其僭越而承认其名分。

握中持平：秉持中正公平。

不振不倾：不偏不倚。

使其求不可得：使他们想妄求也求不到。

而盖不可掩：而其真实情况也无法掩盖。

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这就是古代君子慎重对待名分的原因。

夫则天体自坤顺：则天本应秉持坤道柔顺之性。

位居干极：却身居天子至尊之位。

以柔乘刚：以柔弱之身凌驾于阳刚之上。

天纪倒张：使天道纲纪颠倒错乱。

进以强有：她进取是凭借强力占有。

退非德让：她退位并非出于德行的谦让。

今史臣追书：如今史官追记这段历史。

当称之为太后：应当称她为太后。

不宜曰上：不应当称她为"上"。

孝和虽迫母后之命：孝和皇帝虽然被母后的命令所逼迫。

降居藩邸：降为藩王居于府邸。

而体元继代：但他本承继大统。

本吾君也：本来就是我朝的君主。

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史官追记应当称他为皇帝。

不宜曰庐陵王：不应当称他为庐陵王。

睿宗在景龙已前：睿宗在景龙年间以前。

天命未集：天命尚未归于他。

徒禀后制：只是奉行太后的制令。

假临大宝：借居帝位。

于伦非次：从伦序上说并非正当继承。

于义无名：从名义上说也没有名分。

史臣追书：史官追记这段历史。

宜曰相王：应当称他为相王。

未宜曰帝：不应当称他为帝。

若以得失既往：如果因为事情已经过去。

遂而不举：便不加以纠正。

则是非褒贬：那么是非褒贬。

安所辨正：又从何处加以辨明匡正呢。

载笔执简：史官提笔执简记事。

谓之何哉：又该如何自处呢。

则天废国家历数：则天废除了国家的正朔历法。

用周正朔：改用周朝的正朔。

废国家太庙：废除了国家的太庙。

立周七庙：另立周朝的七庙。

鼎命革矣：国家的鼎运已经更改了。

徽号易矣：帝王的称号已经改变了。

旗裳服色已殊矣：旗帜、服饰、颜色也都不同了。

今安得以周氏年历：如今怎么能用周朝的年历纪年。

而列为唐书帝纪：却把它列入唐朝史书的帝纪之中呢。

征诸礼经：拿礼经来验证。

是谓乱名：这叫做名分混乱。

且孝和继天践阼：而且孝和皇帝承天继统即位。

在太后之前：本在太后称帝之前。

而叙年制纪：如今编年撰纪。

居太后之下：却排在太后之下。

方之跻僖：这就好比把闵公祭祀升格排在僖公之上一样。

是谓不智：这叫做不明智。

详今考古：详审今事、考核古制。

并未为可：都是不妥当的。

或曰：有人说。

班马良史也：班固、司马迁都是良史。

编述汉事：他们编写汉代史事。

立高后以续帝载：立吕后之纪以承接帝王本纪。

岂有非之者乎：难道有人指责他们吗。

答曰：回答说。

昔高后称制：从前吕后称制。

因其旷嗣：是因为惠帝之后没有嫡嗣继位。

独有分王诸吕：她只不过分封诸吕为王。

负于汉约：违背了汉初的白马之盟。

无迁鼎革命之甚：并没有到迁移国祚、改朝换代那样严重的地步。

况其时孝惠已没：何况当时孝惠帝已经去世。

孝文在下：孝文帝尚在民间未即位。

后宫之子：而当时在位的少帝乃是后宫所生之子。

非刘氏种：并非刘氏血脉。

不纪吕后：如果不为吕后立纪。

将纪谁焉：又该为谁立纪呢。

虽云其然：虽然如此。

议者犹谓不可：议论的人尚且认为不可以这样做。

况迁鼎革命者乎：何况是像则天这样迁移国祚、改朝换代的情形呢。

或曰：有人说。

若天后不纪：如果不为则天立纪。

帝绪缺矣：那么皇统的记载就有缺失了。

则二十二年行事：那么这二十二年间的政事。

何所系乎：又该记在何处呢。

答曰：回答说。

孝和以始年登大位：孝和皇帝在初年即位。

以暮年复旧业：又在晚年恢复旧日的基业。

虽尊名中夺：他的尊号虽然中途被夺。

而天命未改：但天命始终未曾改变。

足以首事：完全可以作为纪首之事。

足以表年：完全可以用来标示纪年。

何所拘忌：又有什么可拘泥忌讳的呢。

裂为二纪：非要把这段历史分裂成两纪不可呢。

昔鲁昭之出也：从前鲁昭公出奔在外的时候。

春秋岁书：《春秋》仍然逐年记事。

其居曰公在干侯：记他所在之处说"公在干侯"。

且君在虽失位：况且国君虽然失位在外。

不敢废也：史书也不敢废弃对他的记载。

今请并天后纪：如今请求把则天的纪事并入。

合孝和纪：合并到孝和皇帝纪之中。

每于岁首：每逢年初。

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一定先写明孝和皇帝当时所在何处，以此统摄全年。

书曰：写作。

某年正月日：某年正月某日。

皇帝在房陵：皇帝在房陵。

太后行某事：太后施行某事。

改某制云云：更改某项制度等等。

则纪称孝和：这样纪名仍称孝和。

而事述太后：而所记之事仍是太后的作为。

俾名不失正：使名分不失其正。

而礼不违常：而礼法也不违背常规。

名礼两得：名分与礼法两全其美。

人无间矣：人们也就无可非议了。

其姓氏名讳：至于她的姓氏名讳。

入宫之由：入宫的缘由。

历位之资：历经各种位号的资历。

才艺智略：才艺智谋。

年辰崩葬：年岁与崩逝安葬之事。

别纂录入皇后列传：则另外编纂，收入皇后列传之中。

于废后王庶人之下：排在被废黜的王庶人皇后之后。

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篇题写作"则天顺圣武皇后"。

事虽不行：这个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施行。

而史氏称之：但史家仍然称道这一见解。

译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相韦执谊上奏说：臣认为帝王的重大典章制度，实际保存在史册之中，流传千年，记述传播之事不可轻率。臣私下见到，近来史官所修撰的史书，都是各自在私宅中记录，原本不存放在史馆之中。褒贬评判之间，恐怕会有偏颇的一己之见；编纂记录之时，或许会有遗漏的文字。从前以来，都有这样的缺失。从今以后，希望命令修撰官各自撰写日历（史料日记），凡到月末，就在史馆中一起详细核定是非，署上姓名，共同封存。除了已经撰成实录、进呈宣布之外，其余正在编修的日历，一律不得在私家存留底本。并请永远作为定制。皇帝同意了。

元和二年七月，太仆寺丞令狐丕，进呈其已故父亲、原史官令狐峘所撰写的《代宗实录》四十卷。皇帝下诏交付史馆。

元和五年十月，宰相裴垍与史官蒋乂等人，撰成《德宗实录》五十卷，进献给皇帝。

长庆二年十月，皇帝下敕，命翰林侍讲学士、谏议大夫路随，中书舍人韦处厚，兼任史馆修撰，修撰《宪宗实录》，仍分日进入史馆修撰实录。在实录未修完之前，暂且允许不必进入内署当值，仍然免去朝参。

会昌元年四月，皇帝下敕：《宪宗实录》应当命史馆重新修撰进呈。之前撰成的旧本，不得注销毁弃，应连同新撰的本子一并进呈。到会昌三年十月，宰相兼监修国史李绅与修史官郑亚等人修完并进呈，皇帝赐给银器、锦彩，各有差等。到大中二年十一月，又下敕说：《宪宗实录》应当施行旧本，其新本委托天下各州府查访，如果有抄写留存的，都要送交史馆，不得隐藏。

大中五年七月，宰相崔龟从等人，撰成《续唐历》三十卷。

大中八年三月，宰相兼监修国史魏扶，修成《文宗实录》四十二卷，进献给皇帝。史馆给事中卢耽、太常少卿蒋偕、司勋员外郎王沨、右补阙卢告，皇帝颁赐银器、锦彩，各有差等。

大顺二年二月，皇帝下敕，命吏部侍郎柳玭等人修撰《宣宗》《懿宗》《僖宗实录》。起初丞相兼监修国史杜让能，因这三朝实录尚未修撰，便上奏请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郑光庭等五人修撰。过了一年，竟不能编录一字。只有裴庭裕采录宣宗朝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之事，撰成三卷，题名为《东观奏纪》，纳入史馆。又在龙纪年间，有处士沙仲穆，编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年间，终于龙纪年间，题名为《太和野史》。

　　在外修史

开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下诏：右羽林将军、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博学多识，通晓前代典籍，学问渊源于旧史，文章写得含蓄委婉，辞藻润泽如金石之声，可以彰明弘扬风雅，光大宣扬典范教训，可以兼任修撰国史，仍携带史书原本随军前往并州修撰。

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吴兢上奏说：臣从前在长安景龙年间，以左拾遗、起居郎的身份兼修国史。当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人，相继监领这一职务。武三思等人生性邪恶谄媚，不遵循法度典章，只求粉饰虚言，绝非秉笔直书。臣愚见以为，撰写国史，关键在于善恶必定要如实记载，于是潜心钻研思考，另外撰写《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收藏在私宅中。虽然历经二十多年，仍未删削整理完成。只因臣家中遭逢不幸，近年因丁忧离职，从此便停止参与史事。臣私下想到，帝王的功业言论，所记之事极为重要，倘若有所废弃断绝，实在深感忧惧。于是重新整理旧的记录，再次加以删削编纂，虽然文笔不算精工，但记事都力求真实。断限从隋大业十三年起，到开元十四年春三月止，即皇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全部都在其中了。既然打算在私宅中撰成此书，不敢不奏明。又因卷帙渐渐浩繁，缮写非常困难，特此希望拨给臣三数名楷书手，以及纸墨等物，等到全部完成之日，当送交史馆。于是皇帝下敕命吴兢在集贤院修成此书。不久又命他到史馆修撰。等到吴兢

译调任荆州司马，此书尚未修成，吴兢所修的草稿本，吴兢自己带走了。皇帝命宫中使者前往荆州取回五十余卷，其中记事疏漏简略，不能用于施行。

开元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皇帝下诏命左丞相张说在家中修史。中书侍郎李元纮上奏说：国史，是记载君主善恶、国家政事得失的，一字之褒贬，千年之后仍被人称道。如今张说在家中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使国家的重大典籍，分散在数处。况且太宗当初特别设置史馆，设在宫禁之中，就是为了重视这一职责，并对其事保密。希望命令张说等人到史馆去参详撰录，那么典章旧稿就不会散失了。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长庆三年六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杜元颖上奏说：臣去年奉诏，命令各自根据现有的史官，分别修撰《宪宗实录》。如今由于沈传师改任官职，如果再另求他人，选择人选并不容易。沈传师所负责的部分虽然搜罗尚未周全，但条目纲要已经大致有了头绪。臣私下认为，班固身处乡里而能续成《汉书》，陈寿身在私家而能专心撰成《国志》。玄宗朝的国史，是张说在本镇兼修的；代宗朝的编年史，是令狐峘从外郡任上奏进的。远考前代，近参本朝，都可以作为明证，确实有成例可循。沈传师所负责的那一部分，恳请命他在湖南就地修完，先送交史馆，与其他史官一同参详审定，然后再上奏皇帝。这样才能使职责有所归属，有始有终地见到成效；使传闻据实核查，不至于有相互矛盾的差错。皇帝下制批准。

　　修史官

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帝下诏：修撰国史，重在保存典章的真实性。从今以后，应命有关部门在史官中间挑选适合修史的人，登记姓名报送宫中。其余居于史职之人，不得随意听闻见到所修的史事，以及国史施行使用等事务。

长安二年，凤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曾经说：史官对善恶必定要如实记载，言论要成为准则，使骄横的君主、奸贼的臣子有所知晓、有所畏惧，这也是很重的权柄，按理应当安于清贫而乐守此道。从前班固接受金钱，陈寿索求米粮（撰史求利），我把这些看作浮云一般。只要对百官的善恶都能如实记载，就足以成为千载不朽的美谈，难道不是很盛大的事情吗？

长安三年七月，朱敬则请求慎选史官，上表说：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在于记事的史官。因此五帝的淳朴之风，凭借史官的记述而流传；三王的兴盛功业，依靠史官记录而垂名后世。这种人才实在难得，难得的程度极为严重。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平王东迁以来，历经六百年，齐桓公九合诸侯，晋文公一战而称霸诸侯，秦穆公在西戎称霸，楚庄王势力遍及南海，其间的礼乐文物，都无从听闻。如今所保存下来的，只有鲁国的史书。假如鲁国没有像孔子那样的君子，这些记载传述就会遗失，那些称雄称霸的宏图伟业，也一定会湮没于地下，岂不可惜吗？就连齐、周这样的小国之主，尚且能够留意于史册。北齐神武帝高欢曾对著作郎魏收说：你不要看陈元康、杨遵彦等人在我面前奔走效劳，就以为他们对我最为勤劳；我身后的声名，掌握在你的手中，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不明白。等到文宣帝即位，又曾经敕令魏收说：秉笔直书，不要畏惧，我终究不会像魏太武帝那样诛杀史官。又如周文帝任丞相时，采纳了柳虬的建议，特意命令史官秉笔不隐讳。他们的用意都在于借此劝善惩恶，如此重视。臣以为陛下圣德鸿业，确实可以垂范后世，倘若遇不到良史之才，那么大典就无从成就。而且像董狐、南史这样的直笔史官，难道只出现在过去的时代，而唯独今天没有吗？关键在于求与不求、喜好与不喜好罢了。如今如果能访求到善于秉笔直书的人，恳请陛下用公正忠诚来勉励他，用远大的期许来要求他，再破格给予美好的职位，使他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郑惟忠曾经问刘子玄说：自古以来文人多而史才少，这是为什么呢？刘子玄回答说：史才必须具备三长

译，就是才、学、识。如果有学问而没有才能，就好比拥有百顷良田、满筐黄金，却让愚笨的人去经营，终究不能获利致富。如果有才能而没有学问，就好比兼具良匠公输班那样的巧思，家中却没有楩楠木料和斧头锯子，终究不能建成宫室。还必须秉性正直，善恶必定如实记载，使骄横的君主、奸贼的臣子因此有所畏惧，这就如同为老虎添上翅膀，好上加好，天下无敌了。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八，任命道士尹愔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知史馆事，特别赐予朝散大夫的品阶。尹愔上表恳切辞让，皇帝下优待的诏书，准许他穿道士服装办理公务。尹愔于是接受了这一职务。

贞元九年十二月，任命前河南府王屋县尉蒋武为右拾遗、史馆修撰。皇帝很重视、慎重此职，制书未曾下达之前，先在延英殿召见他，到这时才正式任命官职。贞元十二年正月，蒋武以工部郎中的身份仍旧兼任史馆修撰。

同年二月，又推荐他从左谏议大夫升任秘书少监，仍旧兼任修撰。当时裴延龄地位显贵，想要与宰相意见相左，就对皇帝说：谏议大夫，是评论朝廷得失的官职；史官修撰，是记载朝廷得失之事的。凡是担任史职的人，不宜同时担任谏官。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任命（调离谏官职位）。

元和六年六月，宰相、集贤院大学士裴垍上奏：史馆请求凡是登朝官进入史馆的，都称为修撰；不是登朝官的，都称为直馆。修撰之中以官职最高的一人主管馆中事务，其余的名目，都请求不再设置，并请永远作为定制。皇帝依从了。

太和六年二月，任命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祠部员外郎苏涤、右补阙裴休，一并充任史馆修撰。按照旧例，修撰不超过三员，有时只设两员，如今一次任命四人，议论的人对此颇有非议。

天佑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皇帝下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如今修撰这一职名地位稍显低微，与内廷机要重职不相称，应当改任兼修国史。

　　史馆杂录上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说：本月十六日，陛下颁发圣旨，发出德音，说起居记录记载帝王善恶之事，前代都只是收藏在史官那里，君主本人不能看见。如今陛下想要亲自阅览，用以了解自己的得失。臣以为，陛下圣躬的举动，全都没有过失之事，史官所记述的，其意义也都归于尽善尽美，陛下独自阅览起居记录，于事并无损失。但如果把这种做法当作成法传给子孙后代，臣私下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大唐虽然享有七百年国运、天命不会改变，但到了曾孙、玄孙之后，或许并非都是上智之人。假使遇到中等或平庸的君主，掩饰过失、护卫短处，见到当时史官的直言记载，极力陈述君主的善恶得失，那么这样的君主一定不会反省自身、归罪自己，只会一味迁怒于史官。而君主地位尊崇，臣下地位卑贱，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史官哪里还有地方逃避刑罚呢？既然不能像朱云那样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折断栏杆，像董狐那样毫不隐讳，冒着生命危险秉笔直书，那就只能顺应君主意旨，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了。这样悠悠千载之后，还能听到什么真实的历史呢？这就是前代君主不亲自阅览起居记录的原因啊。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记录，记录的是什么事情？大体上君主能不能看到呢？褚遂良回答说：如今的起居官，就是古代的左右史，用来记载君主的言行，善恶必定要记录，希望君主不做违背法度的事，没有听说过帝王亲自观看史书的。太宗说：朕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会记录下来吗？褚遂良说：坚守道义不如坚守职责，臣的职责就是执笔记事，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黄门侍郎刘洎说：假设褚遂良不记录，天下的人也都会记录下来的。太宗对房玄龄说：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看到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必定如实记载，恐怕会有冒犯圣意的地方，所以不能让陛下看到。太宗说：朕的想法不同。如

译今想看国史，如果是好事，本来不必多说；如果有不好的事，也想以此作为借鉴警戒。你可以撰录进呈给朕。房玄龄于是删削简略了国史，上表进呈。太宗看到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那件事，文字多有隐晦委婉之处，便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周朝得以安定；季友用毒酒杀死叔牙，而鲁国得以安宁。朕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罢了。史官执笔记事，何必过分隐讳呢，应当立即改动删削，直书其事。到七月八日，太宗又对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记录，记的都是些什么善恶之事？朕如今努力做好三件事，希望你们史官不要记载我的过失：一是远鉴前代败亡之事，作为借鉴；二是进用贤良之人，共同成就治国之道；三是斥退小人，不听信谗言。朕能够坚持做到这些，始终不会改变。鹰犬这类平生所喜爱的东西，如今也已废弃不用了。虽然顺应时节进行冬狩，也不超过十天就返回，也不曾到遥远的地方寻访奇珍异物，向远方索求珍馐美味。近来饮食都没有兼备的美味，若非风调雨顺、年成丰收，或军队征战获胜，从不曾与诸位举杯饮酒、奏起管弦之乐。朕虽然每天都心怀敬畏戒惧，但终究要依靠诸位辅佐匡正，希望各位都能勉力而为。

贞观二十二年二月初七，太宗因铁勒各部归附朝廷，对群臣说：朕知道劳逸不同的情况有两种：铁勒各部解开发辫归顺朝廷，离开危险、归于安定，边疆夷族无事可扰，难道不是安逸快乐吗？而那荒僻不毛之地，如今全都成了平民百姓，自古以来，史书都不曾记载这样的事。如今的起居记录，记载朕的功业，也可算是十分辛劳了。

显庆二年二月以后，礼部尚书许敬宗常常修撰国史。自从他执掌国史以来，记事多有阿谀曲笔。起初，虞世南的哥哥与许敬宗的父亲，同时被宇文化及所杀害。封德彝当时任内史舍人，亲眼见到这件事，因此对人说：虞世基被杀时，虞世南匍匐在地请求代替兄长受死；许善心被杀时，许敬宗却手舞足蹈以求活命。许敬宗听说这话后一直怀恨在心。等到为封德彝立传时，就极力渲染他的罪恶。许敬宗把女儿嫁给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的儿子，钱九陇本是皇家的奴仆，许敬宗贪图钱财而与他结亲，于是就为钱九陇歪曲叙述门第家世，虚妄地增加他的功绩，并把他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列在同一卷中。许敬宗的儿子娶了尉迟宝琳的孙女，得到很多贿赂馈赠，等到为宝琳的父亲尉迟敬德作传时，就说太宗曾作《威凤赋》赐给他，其实《威凤赋》本是赐给长孙无忌的。又有白州人庞孝恭，是蛮族酋长中的平庸之辈，率领乡兵随军征讨高丽，敌人知道他懦弱，便袭击打败了他，许敬宗又收受了他的财物，就称赞汉将中骁勇强健的，只有苏定方、庞孝恭二人，曹继叔、刘伯英都在他们之下，他的虚妄荒谬到了这种地步。高祖、太宗的实录，是敬播所修撰的，颇为详实公正，许敬宗又常常依照自己的爱憎，随意删改，议论的人都责怪他。

长寿二年，开始修撰时政纪。在此之前，永徽年间以后，左右史官只能在朝廷上依仗奏对时承旨记录，退朝之后的谋议，就都听不到了。文昌左丞姚璹认为，帝王的谋略训示，不可以就这样没有记载记述。如果不由宰相宣示出来，那么史官地位疏远，也就无从得以记录。这一天，姚璹便上表请求，将退朝后所商议的军国政要，由宰相中一人负责撰录，命名为时政纪，每月封存送交史馆。宰相撰写时政纪，就是从姚璹开始的。

《唐会要》卷六十四

　史馆下

　　史馆杂录下

长安三年，张易之、张昌宗想要作乱，图谋加害皇太子，于是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张昌宗上奏说，可以让凤阁舍人张说来作证。张说起初不答应，于是他们用高官贿赂他，张说被逼迫，便假意答应了。张昌宗于是上奏说，魏元忠与太平公主所宠信的司礼丞高戬暗中勾结密谋，编造流言说："皇上已经年老了，我们应当拥护太子，才能长久。"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很厌恶听到这样的话。凤阁侍郎宋璟担心张说曲意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