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十六
中壸莫偕。况诞我圣君。缵承昌运。已协华于先帝。方延祚于后昆。思广贻谋。庶宏博爱。爰遵旧典。以慰孝思。当以宣懿皇太后祔在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庙。率是彝训。其敬承之。朕祗奉慈旨。载深感咽。宜尽令宣示中外。咸使闻知。
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东都太庙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禄山叛后。取太庙为军营。神主弃于街巷。所司潜收聚。见在太微宫内。新造小屋之内。其太庙屋室并在。可以修崇。太和中。太常博士王彦威议。以为东都不合置神主。车驾东幸。即载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尚书省集公卿及礼官学官详议。如不要更置。须有收藏去处。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李石既是宗室。官为居守。便望令充修东都太庙使。勾当修缮。奉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郑路等奏。东都太微宫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闻奏讫。伏奉今月七日敕。此礼至重。须遵典故。宜令礼官学官同议闻奏者。臣今与学官等详议讫。谨具分析如后。
献祖宣皇帝。 宣庄皇后。
懿祖光皇帝。 光懿皇后。 文德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 则天皇后。
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 和思皇后。 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 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亲尽叠毁。宜迁诸太庙。祔于兴圣庙。禘祫之岁。乃一祭之。东都无兴圣庙可祔。伏请且权藏于太庙夹室。未题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无题号之文。难伸祝告之理。今与礼官等商量。伏请告迁之日。但瘗于旧太微宫内空闲之地。参酌事理。庶协从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人奏议曰。礼之所立。本于诚敬。庙之所设。实在尊严。既曰荐诚。则宜统一。昔周之东西有庙。亦可征其所由。但缘卜洛之初。既须营建。又以迁都未决。因议两留。酌其事情。匪务于广祭法明矣。伏以东都太庙。废已多时。若议增修。少乖前训。何者。东都始制寝庙。于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时。非贞观开元之法。前后因循不废者。亦踵镐京之文也。记曰。祭不欲数。数则烦。天宝之中。两京悉为寇陷。西都庙貌如故。东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庙之灵。不欲歆其烦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后。弥历岁年。今若庙貌惟新。即须室别有主。旧主虽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谓宜祧不祧也。孔子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也。谓庙不得无主者也。旧主如有留去。新庙便合创添。谨按左传云。祔练作主。又大戴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非时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创添既不典。虚庙又非仪。考诸礼文。进退无守。或曰。汉于郡国置宗庙。凡百余所。今止东西立庙。有何不安者。当汉氏承秦焚烧之余。
译二十六座。自从安禄山叛乱以后，太庙被占用作军营，神主被丢弃于街巷之中，主管官员暗中收集聚拢，如今存放在太微宫内新造的小屋之中。太庙的屋室仍然保存完好，可以加以修缮整治。太和年间，太常博士王彦威曾建议，认为东都不应当设置神主，皇帝车驾巡幸东都时，就装载神主随行，至今仍沿袭此法，太庙尚未修建。希望命令尚书省召集公卿及礼官、学官详细商议：如果不需要重新设置神主，就必须有收藏神主的去处；如果应当设置神主，希望用拆除的大寺材木来修建太庙。李石既然是宗室成员，又担任东都留守之职，希望命他兼任修建东都太庙使，负责主持修缮事宜。"皇帝敕旨批准依此办理。
会昌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郑路等人上奏说："东都太微宫存放的神主共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已经分析情况上奏过。臣等恭敬奉到本月七日的敕令，此事礼制至关重要，必须遵循典章旧例，应当命令礼官、学官一同商议后上奏。臣等如今与学官等人详细商议已毕，谨此逐一分析陈述如下："
献祖宣皇帝、宣庄皇后。
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
高宗天皇大帝、则天皇后。
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
以上十二座神主，都是亲缘已尽、应当迁毁的，应当迁往太庙，祔入兴圣庙，到禘祭祫祭之年，才祭祀一次。东都没有兴圣庙可以祔入，臣等请求暂且权且藏于太庙夹室。另有未题写名号的神主十四座，这些神主既然没有题写名号的文字，就难以按照礼仪祝祷告祭。如今臣等与礼官等人商议，请求在告祭迁移之日，只将其瘗埋于原太微宫内空闲的地方，斟酌事理，希望能够权宜合适。皇帝下制批准。
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人奏议说："礼制的确立，本源于诚敬；宗庙的设立，实在关乎尊严。既然说是奉献诚意，就应当统一而不宜分散。从前周朝东西两地都设有宗庙，也可以考察其中的缘由，但那是因为当初卜卦定都洛邑时，既然必须营建，又因迁都之事尚未最终确定，所以两处都暂且保留，斟酌当时的事情，并非务求广泛设置祭祀之地，这一点很明显。臣以为东都太庙，荒废已经很久了，如果商议增修，未免有些违背前朝的训示。为什么呢？东都最初建立寝庙，是在武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时权宜，并非贞观、开元时的正规法度。前后沿袭而未曾废弃的原因，也是承袭镐京旧例的做法罢了。《礼记》说：'祭祀不宜过于频繁，过于频繁就会显得繁琐。'天宝年间，两京都被叛军攻陷，西都的宗庙依然保存如故，东都的却因此散失亡佚，由此可知九庙的神灵，不希望被过于频繁的祭祀所打扰。自建中年间不再修葺之后，历经多年岁月，如今如果要将庙貌焕然一新，就必须每室各有神主。旧有的神主虽然还在，但大半都应当迁祧，倘若一定要用几筵陈设供奉，那就是应当迁祧的却不迁祧了。孔子说：'凡是七庙、五庙，都不应当有空缺无主的庙室。'这是说宗庙不能没有神主的意思。旧有的神主如果有的留下有的迁走，那么新庙的空缺就必须要重新补作神主。臣谨按《左传》说，祔庙、练祭时才制作神主；《大戴礼记》说，虞祭时才设立几筵。如果不在应有的时机制作神主，那就是用凶事的礼仪来干扰吉庆之事。重新补作神主既不合乎典制，让庙室空虚不设神主也不合礼仪，考察各种礼典文献，进退都无所依循。有人说：'汉朝在各郡国设置宗庙，共有一百多处，如今只在东西两都设立宗庙，有什么不妥呢？'当汉朝承接秦朝焚书之后的弊病，不熟悉典章旧例，至于宗庙的制度，都是随意而定的。等到元帝、成帝二朝之间，贡禹、韦玄成等人相继提出意见，才终于有了正确的议论，最终将各郡国宗庙毁除。由此可知汉初的做法本来就不是依据礼经，又怎么能够作为效法的准则呢？有人说：'几筵不必再重新设置，庙室的修缮营建又有什么妨碍呢？等到皇帝车驾按时巡幸之时，就配合所装载的神主进行祭祀，探究此事的始末，也可以由此论定。'昨日下敕详细参详此事，本来是想要收藏旧有的神主，可是神主既然不设立，那么庙室又如何能够加以修建呢？假使皇帝巡幸九州各地，难道每到一地都要建立宗庙吗？臣愚以为庙不可修建，神主应当
不识典故。至于庙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间。贡禹韦元成等继出。果有正论。竟从毁除。足知汉初不本于礼经。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复设。庙寝何妨修营。候车驾时巡。便合于所载之主者。究其终始。又得以论之。昨者。降敕参详。本为欲收旧主。主既不立。庙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岛。一一皆立庙乎。臣愚以为庙不可修。主宜藏瘗。或就瘗于埳室。或瘗于两阶之间。此乃百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瑰等详议东都不可立庙。李福等状。又有异同。国家制度。须合典礼。证据未一。则难建立。并令赴都省对议。须归至当。工部尚书薛元赏等议。伏以建中时。公卿奏请修建东都太庙。当时之议。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备立其主。时享之日。以他官摄行。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皇舆时巡。则就享焉。三曰。存其庙。瘗其主。臣等取其三议。参酌礼经。理宜存庙。不合置主。谨按礼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是知王者建邦设都。必先宗庙社稷。况周武受命。始都于丰。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岁于新邑。册周公于太室。故书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后复归于丰。虽成洛邑。未尝久处。逮于平王。始定东迁。则周之丰镐。皆有宗庙明矣。又按曾子问。庙有二主。夫子告以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者。昔齐桓公作二主。夫子讥之。以为伪主。是知二主不可并设。亦明矣。夫圣王建社以厚本。立庙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官而严拱卫。取法元象。号为京师。既严帝宅。难虚神位。若无宗庙。何谓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诚者祀。诚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亲敬。用交神明。位宜存于两都。庙可偕立。诚难专于二祭。主不并设。或以礼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不可无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尝饰斋车。载迁主以行。今若修庙瘗主。则东都太庙。九室皆虚。既违于经。须征其说。臣复探赜礼意。因得尽而论之。所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论见飨之庙不可虚也。今之两都。虽各有庙。禘祫享献。斯皆亲奉于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虚陈于东庙。且礼云。惟圣人为能享帝。孝子为能享亲。昔汉韦元成议废郡国祀。亦曰立庙京师。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职来祭。人情礼意。如此较然。二室既不并居。二庙岂宜偕祔。但所都之国。见享之庙。既无虚室。则协通经义者。又欲置主不享。以俟巡幸。昔鲁作僖公之主。不于虞练之时。
译收藏瘗埋，或者就地瘗埋于坎室之中，或者瘗埋于两阶之间，这才是百代通行不易的正道。"
当年九月，皇帝下敕说："段瑰等人详细议论认为东都不可以建立太庙，李福等人的奏状，又有不同意见。国家的制度，必须合乎典章礼法，如今各方证据尚未统一，就难以确立施行，应当一并交付尚书省对质商议，务求归于恰当。"
工部尚书薛元赏等人的议论说："臣以为建中年间，公卿曾奏请修建东都太庙，当时的议论，大致有三种意见：其一是说，必须保存宗庙，齐备设立神主，四时祭祀之日，由其他官员代为主持行礼；其二是说，建庙立主，但只保存而不举行祭祀，皇帝车驾巡幸之时，才前去祭飨；其三是说，保存宗庙，而将神主瘗埋。臣等采取第三种意见，参酌礼经，认为道理上应当保存宗庙，而不应当设置神主。臣谨按《礼记·祭义》说：'建立国都的神位布局，社稷设在右边，宗庙设在左边。'《礼记》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应当以宗庙为先。'由此可知，帝王建立邦国、设立都城，必定先建立宗庙社稷。何况周武王承受天命，最初定都于丰邑，成王相视地形选定都邑，又卜卦选定洛邑，在新邑举行年终的烝祭，在太室册命周公。所以《尚书》说：'戊辰日，成王在新邑，举行年终的烝祭，成王进入太室，行祼祭之礼。'成王此后又回到丰邑，虽然洛邑已经建成，却未曾长久居住，到了平王时，才确定东迁洛邑。这说明周朝的丰邑、镐京，都有宗庙，是很明白的事。又按《曾子问》记载，庙中有两位神主的情况，孔子告诉他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常祭、禘祭、郊祭、社祭，尊位不能有两个至上，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是不懂礼的。从前齐桓公设立了两位神主，孔子讥讽这种做法，认为那是虚伪的神主。由此可知两位神主不可以并列设置，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圣明的君王设立社稷来敦厚根本，建立宗庙来尊崇祖先，所以京城必定要有宗庙社稷。如今国家将周秦故地定为东西两座都城，开辟纵横的街衢来建立宫阙，设置百官来严密拱卫，取法天象，号称京师，既然已经庄严地设立了帝王的居所，就难以让神位空虚。如果没有宗庙，又怎么能称为帝都呢？然而依凭神灵的是人心，在于诚意的是祭祀，诚意并非从外部来的，必定是从内心发出的，按理应当亲身致敬，用来沟通神明。神位应当在两都都保存，宗庙可以一并建立，但诚意难以专注于两处祭祀，神主不应当并列设置。有人认为《礼记》说七庙、五庙都不应当有空缺的神主，这是说不可以没有神主，所以天子巡狩之时，也有所尊奉，常常整饰斋车，装载迁祧的神主随行。如今如果修庙而将神主瘗埋，那么东都太庙的九室就都会空虚无主，这既违背经义，就必须核实这种说法。臣再三探究礼制的深意，因而得以详尽地论述此事。所谓七庙、五庙不应当有空缺的神主，这是说正在接受祭飨的宗庙不可以空虚。如今两都虽然各自都有宗庙，但禘祭、祫祭、祭飨献享，都是亲自在京师上都举行的，神主几筵，不应当空设在东都的庙中。而且《礼记》说：'只有圣人才能够享祭天帝，只有孝子才能够享祭双亲。'从前汉朝韦玄成建议废除郡国的祭祀，也说应当在京师设立宗庙，皇帝亲自主持祭祀，四海之内的人，各自按照职分前来助祭，人情礼意，就是这样清楚明白。神位既然不能并列同居两处，两座宗庙又怎么应当同时祔祭呢？但对于皇帝所居的都城、正在接受祭飨的宗庙，既然不应当有空虚的庙室，那么就合乎经义了。又有人想要设置神主而不祭祀，以等待皇帝巡幸之时再祭。从前鲁国制作僖公的神主，不是在虞祭、练祭的时候制作，《春秋》记载此事并加以讥讽；合乎祔庙时机的神主，如果制作得不合时宜，尚且要受到非议，如今如果设置不应当祔庙的神主，又不按照适当的时机制作，这种违背经义、逾越礼制的做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哪里有九室合祭的神主，却记载着设置而不祭祀的文字呢？两都的宗庙最初由周公开创，两位神主并列的做法曾受到孔子的讥讽，自古以来的制度创设，都取法于周公、孔子，旧有的典章依然存在，完全可以作为明证。臣之所以说东都的宗庙应当保存、神主不应当设置，正是这个道理。
春秋书而讥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时。尚为所议。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时而作。违经越礼。莫甚于此。岂有九室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两庙始创于周公。二主获讥于夫子。自古制作。皆范周孔。旧典犹在。足可明征。臣所以言东都庙则合存。主不合置。今将修建庙宇。诚不亏于典礼。其见在太微宫中六主。请待东都修建太庙毕。具礼迎置于西夹室。閟而不飨。式彰陛下严祀之敬。以明圣朝尊祖之义。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据礼院奏。以为东都太庙既废。不可复修。见在太微宫神主。请瘗于所寓之地。有乖经训。不敢雷同。臣所以别进议状。请修祔主。并依典礼。兼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事同。臣与公卿等重议。皆以为庙固合修。主不可瘗。即与臣等议状意同。但众议犹疑东西二庙。各设神主。恐涉庙有二主之义。请修庙虚室。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于夹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内有不祧之宗。今用迁庙之仪。犹未合礼。臣等犹未敢署众状。盖为阙疑。太学博士直宏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夫论国之大事。必本于正。而根乎经。以臻于中道。圣朝以广孝为先。以得礼为贵。而臣下敢不以经对。三论六故。已详于前议矣。再捧天问。而陈乎诸家之说。求于典训。考乎大中。庙有必修之文。主无可置之理。则正经正史。两都之庙可征。礼称天子不卜处。太庙择日。卜建国之地。则宗庙可知。若废庙之说。恐非所宜。按诗书礼三经。及汉朝正史。两都并设庙。而载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征。而去其文饰。援据经文。不易前见。东都太庙。合务修崇。而旧主当瘗。请瘗于太微宫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则奉斋车载主以行。太常博士顾德章议曰。夫礼虽缘情。事贵合道。将明厥要。实在得中。必过礼而求多。则反亏于诚敬。伏以神龙之际。天命有归。移武氏庙于长安。即其地而置太庙。以至天宝初复。不为建都而设。议曰。中宗立庙于东都。无乖旧典。征之古意。不亦谬乎。又曰。东都太庙。至于睿宗元宗。犹奉而不易者。盖缘常所尊奉。不敢辄废也。今则废已多时。宜循莫举之典也。又曰。虽贞观之始。草创未暇。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者。谨按定开元六典敕曰。听政之暇。错综古今。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时。春秋谓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欤。此时东都太庙见在。六典序两都宫阙。西都具太庙之位。东都则存而不论。足明事出一时。又安得云开元之法也。又三代礼乐。莫盛于周。昨者论议之时。便宜细参。取法于周。迁都而立庙。今立庙不因迁都。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又曰。建国神位。
译如今将要修建太庙屋宇，确实不违背典礼；至于如今存放在太微宫中的六位神主，请求等到东都太庙修建完毕后，备齐礼仪迎请安置于西夹室，闭藏而不加以祭飨，以此彰显陛下庄严祭祀的敬意，来阐明圣朝尊崇祖先的大义。"
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的议论说："根据礼院的奏议，认为东都太庙既然已经荒废，就不可以再修建，现存放在太微宫的神主，请求瘗埋在原来寄放的地方，这种做法有违经典训示，臣等不敢苟同。臣之所以另外呈上议状，是请求修建太庙、祔祭神主，都依照典礼办理，同时这也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的事情相同。臣与公卿等人再三商议，都认为宗庙确实应当修建，神主不可以瘗埋，这与臣等议状的意思相同。只是众人的议论仍然疑虑东西两座宗庙各自设置神主，恐怕涉及宗庙设有两位神主的嫌疑，请求修建宗庙但空置庙室，将太微宫所寄放的神主藏于夹室之中。臣以为这六位神主中，有属于万世不祧之宗的，如今用迁庙的礼仪来处理，恐怕仍不合乎礼制，所以臣等仍不敢在众人的议状上签署，是出于对疑点存而不论的谨慎态度。"
太学博士、直宏文馆郑遂等七人的议论说："论及国家的大事，必须以正道为根本，本源于经义，以求达到中正之道。圣朝以推广孝道为先，以合乎礼制为贵，臣下岂敢不以经典作答。三种论说、六条依据，已经在前面的议论中详尽陈述了。臣再次奉读天子的垂询，谨陈述各家的说法。若求之于典章训示，考之于中正之道，宗庙确有必须修建的明文，神主却没有可以设置而不祭的道理。正经正史都可以证明两都设立宗庙的做法，《礼记》说天子不用占卜选择处所，太庙则要择日而建，占卜确定建国之地，那么宗庙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如果说要废弃宗庙，恐怕不合适。臣按《诗》《书》《礼》三经以及汉朝正史，都记载两都并设宗庙，而且装载神主随行的制度，也早已施行，臣岂敢明知而回避，不据实陈述，反而去除其中的文饰。臣援引经文，不改变先前的见解：东都太庙，应当致力于修建整饬，而旧有的神主应当瘗埋，请求瘗埋于太微宫原来收藏的地方；皇帝如果巡幸东都，就用斋车装载神主随行。"
太常博士顾德章的议论说："礼制虽然缘于人情，但行事贵在合乎正道，若要阐明其中要义，实在在于把握适中。如果过分拘泥礼制而务求周全，反而会有损诚敬之意。臣以为神龙年间，天命重新归于李唐，将武氏的宗庙迁到长安，就地设立太庙，一直到天宝初年恢复旧制，都不是为了迁都而设立的。有人议论说，中宗在东都建立宗庙，并不违背旧有的典章，考证古代的本意，恐怕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又说，东都太庙，到睿宗、元宗（玄宗）时仍然奉祀而不改易，是因为一向所尊奉的对象，不敢轻易废弃，如今既然已经荒废很久，就应当遵循已经废弃不再举行祭祀的先例。又说，虽然贞观初年创业未久，来不及顾及此事，难道就可以说这不是开元时的法度吗？臣谨按制定《开元六典》的敕令说：'处理政务之余暇，综合古今制度，取法于《周官》，制定为唐朝的典章。'纵观其本末，可谓千载难逢的盛事，《春秋》所谓考求古法的做法，正是可以长久推行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时东都太庙尚且存在，《六典》记载两都宫阙的布局，西都详细记载了太庙的位置，东都则只是存录而未加论述，足以说明此事出于一时权宜，又怎么能说这是开元时的法度呢？再者，三代的礼乐，没有比周朝更盛的，昨天议论之时，本应仔细参详，取法于周朝迁都而设立宗庙的做法，如今立庙并非因为迁都，为什么赞美周朝的做法却不能效法它呢？又说建立国都的神位，社稷设在右边、宗庙设在左边，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应当以宗庙为先，臣谨按《六典》记载，永昌年间，武后将东都改称神都，此后逐渐加以营建，宫室百司才因此齐备，如今的宫室百司，正是武氏改朝换代时所备置的。上都长安已经建国、设立宗庙，此事不应当援引来作为依据。又说东都洛阳祭祀汉朝孝宣帝等五位皇帝，长安祭祀孝成帝等三位皇帝，以此作为设立宗庙的先例，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当时汉朝两处所设的宗庙，所祭祀的皇帝各不相同，如今东都建庙立主，与上都完全相同，仔细论证，
右社稷而左宗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者。谨按六典。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营构。宫室百司。于是备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上都已建国立宗庙。不合引言。又曰。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长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为置庙之例。则又非也。当汉两处有庙。所祭之帝各别。今东都建庙作主。与上都尽同。详而论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东洛复置太庙。有司同日待祭。以此为数。实所未解者。谨按天宝三载诏曰。顷四时有事于太庙。两京同日。自今已后。两京各宜别择日。载在祀典。可得而详。且立庙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经。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而欲立虚庙。法于何典。前称庙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为国之先也。前以非时不造主者。谓见有神主。不得非时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际。主并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废主之瘗。请在太微宫者。谨按天宝二年敕曰。古之制礼。祭用质明。义兼取于尚幽。情实缘于既没。我圣祖澹然常在。为道之宗。既殊有尽之期。宜展事生之礼。自今已后。每至圣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时者。今欲以主瘗于宫所。既与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瘗。请藏夹室者。谨按前代藏主。颇有异同。至如夹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庙主俱不中礼。则无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将营宫室。以宗庙为先。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今东都既有宫室。而太庙不可不营。凡以论之。其义斯胜。而西周东汉。并列两都。各有宗庙之证。经史昭然。又得以极。思于扬搉。诗曰。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大雅瓜瓞。言丰庙之作也。又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诗言洛之庙也。书曰。成王既至洛。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又曰。祼于太室。康王又居丰。命毕公保厘东郊。岂有无庙而可烝祭。非都而设保厘。则书东西之庙也。逮于后汉卜洛。西京之庙亦存。建武二年。于洛阳立庙。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亲幸长安。行禘礼。当时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于京庙。行幸之岁。与合食之期相会。不奉斋车。又安可以成此礼。则知两庙。周人成法。载主以行。汉家通制。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而引七庙无虚主之文。礼言一都之庙。室不虚主。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既联出征之词。更明载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实相统。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无二。故废桑主作栗主。既事埋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传筑郿。凡例谓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论。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
译这种说法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又说如今如果东都洛阳重新设置太庙，主管官员在同一天等候祭祀，以此为依据，实在难以理解。臣谨按天宝三年的诏书说：'从前四时祭祀太庙，两京在同一天举行，从今以后，两京应当各自另择日期。'这记载在祀典之中，可以详细考证。况且建立宗庙、制作神主，本来就是为了祭祀神灵，而说保存却不祭祀，这种说法出自哪部经典？说凡是七庙、五庙不应有空缺的神主，却又想要设立空虚的宗庙，这种做法效法的是哪部典章？前面所说'庙貌如故'，是指建中年间就现有的情况而言，认为这是国家的先祖之庙；前面所说'不是应有时机就不制作神主'，是指现有神主的情况下，不得在不应有的时机制作，如果像江左至德年间那样神主全都散失亡佚，就不能拘泥于常例了。又有人说废弃的神主应当瘗埋在太微宫，臣谨按天宝二年的敕令说：'古代制定礼仪，祭祀选用天色微明之时，本意兼取幽暗之意，情理上是因为死者已经不在人世。我圣祖恬淡常存，是道教之宗，既然与寿命有限之人不同，就应当展现事奉生者的礼仪，从今以后，每逢圣祖宫有祭告，应当改用卯时举行。'如今想要将神主瘗埋在太微宫，就与这道敕令完全违背了。又说神主不应当瘗埋，请求藏于夹室，臣谨按前代收藏神主的做法颇有不同，至于夹室，是用来排列昭穆次序的，如今的宗庙神主都不合于此礼，就没有禘祭祫祭的依据了。又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应当以宗庙为先'，那么建立国都、营建宫室，就必须设立宗庙。如今东都既然已有宫室，太庙就不能不修建。综合以上论述，这种说法更为有理，而且西周、东汉，都是同时设立两都，各有宗庙的证据，经史都有明确记载，也可以由此更深入地推敲斟酌。《诗经》说：'绳墨拉得笔直，绑好夹板来筑墙，建造宗庙庄严肃穆。'这是《大雅·瓜瓞》篇中说的丰邑建庙之事。又说：'于是那清静肃穆的宗庙啊，庄严恭敬、光明显赫的助祭者们。洛邑既已建成，来率领举行文王的祭祀。'这首诗说的是洛邑的宗庙。《尚书》说：'成王到达洛邑后，举行年终的烝祭，用一头红色的公牛祭祀文王，用一头红色的公牛祭祀武王。'又说：'在太室行祼祭之礼。'康王又居住在丰邑，命令毕公镇守安抚东部郊野。哪里有没有宗庙却可以举行烝祭、不是都城却设立镇守安抚之职的道理呢？这说明《尚书》中就记载了东西两处的宗庙。到了后汉定都洛阳时，西京长安的宗庙也依然保存。建武二年，在洛阳建立宗庙，而成帝、哀帝、平帝三位皇帝，仍在西京长安接受祭祀。建武十八年，光武帝亲自巡幸长安，举行禘祭之礼，当时五座神主陈列于洛阳的宗庙，三位皇帝的神主留在长安的宗庙，巡幸之年恰好与合祭之期相会，如果不奉迎斋车装载神主，又怎么能够完成这个祭礼呢？由此可知两都设立宗庙，是周人已成的法度；装载神主随行，是汉朝通行的制度。有人认为让一都的宗庙空虚是不可以的，因而引用'七庙不应有空缺神主'的说法，然而礼中所说一都的宗庙室位不能空虚无主，并非是说两都各自的宗庙都不可以有空虚。这是承接出征之事而说的，更是阐明装载神主随行的用意，是就具体事情而论，道理上实际是相通的，并非像解诗的人那样，可以断章取义。古人寻求神灵栖止之所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但敬奉神灵的心意却没有两样，所以废弃桑木做的神主而改用栗木神主时，对旧神主要举行祭祀后再瘗埋，这是为了表明心意如一。有人又引用《左传》筑造郿邑的记载，以及凡例所说的'凡是设有宗庙、供奉先君神主的城邑称为都'，来论证应当建立神主的说法。臣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造郿邑，《左传》为此发凡起例，《谷梁传》讥讽这是趁沼泽枯竭之利而筑城，《公羊传》则说这是为了避开凶年造邑的嫌疑，三传说法各不相同，《左传》的说法较为片面。为什么呢？因为在《春秋》记载的两百年间，鲁国总共建造了二十四座城邑，只有郿邑一处称为'筑'，难道其余二十三处城邑都设有宗庙、供奉先君的神主吗？拿这一点作为建立神主的依据，也不是通达的论断。又有人说废弃的神主为什么要瘗埋在太微宫原来收藏的地方，应当舍弃旧地而另择新地。这一点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筑郿。左传为筑发凡例。谷梁讥因薮泽之利。公羊称避凶年造邑之嫌。三传异同。左氏为短。何则。当春秋二百年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称筑城。其二十三邑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执此为建主之端。又非通论。或又曰。废主之瘗。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瘗主之位有三。或于北牖之下。或在西阶之间。庙之事也。其不当立之主。但随其所在以瘗之。夫主瘗于当立之庙。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则太微宫所藏之所。与汉之寝园无异。历代以降。建一都者多。两都者少。今国家崇东西之宅。极严奉之典。而以各庙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质正。即周汉是也。今详议所征。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时。岂可以拟议。亦孰敢献酬于其间。详考经旨。古人谋寝。必及于庙。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国家承隋氏之弊。草创未暇。后虽建于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文物大备之朝。历于十一圣不议废之。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庙有合立之理。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辟之司。与西京无异。銮舆之至也。虽厮役之贱。必归其所。理也。岂先帝之主。独无其所安乎。时也。虞主尚瘗。废主宜然。或以马融李舟二人。称寝无伤于偕立。庙不妨于暂虚。是则马融李舟。可法于宣尼矣。以此拟议。乖当殊深。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者。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惟郿一邑称筑。于城郎费之类。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谓之尽有宗庙。理则极非。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简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此则改作有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职，但合一一据经。变礼从时。则须候明诏也。凡不修之证。略有七条。庙主应迁。一也。已废不举。二也。庙不可虚。三也。非时不造主。四也。合载迁主行。五也。尊无二上。六也。六典不书。七也。谨按文王迁丰立庙。武王迁镐立庙。成王迁洛立庙。今东都不因迁而欲立庙。是违因迁立庙也。谨按礼记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今东都太庙。已废八朝。若果立之。是违已废不举也。谨按礼记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今欲立虚庙。是违庙不可虚也。谨按左传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记又曰。过时不祭。礼也。合礼之祭。过时犹废。非礼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时作主。是违非时不作主也。谨按曾子问。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
译。臣按瘗埋神主的位置有三种：或在北面窗下，或在西阶之间，这些都是宗庙内的事情。至于不应当设立的神主，只是随其所在之处加以瘗埋，如果说神主一定要瘗埋在应当设立神主的宗庙之内，那就不对了。就其所在的地方而言，太微宫原来收藏神主的地方，与汉朝的寝园并没有什么不同。历代以来，只建立一都的情况较多，建立两都的情况较少。如今国家崇尚东西两处都城，极尽严整奉祀的典章制度，却对各自设立宗庙心存疑虑，应当以建立都城的先例来相互印证，也就是周朝和汉朝的做法。如今详细考察议论中所引证的先例，追究其所处的年代，大多都是只有一都之时的情况，怎么可以拿来作为依据比拟呢？谁又敢在这中间随意应答呢？详细考察经义的本旨，古人谋划寝宫，必定同时考虑到宗庙，从来没有只设寝宫而不建立宗庙的。国家承接隋朝留下的弊端，草创之初无暇顾及此事，此后虽然在垂拱年间才建立东都宗庙，但也是事有所合。此后经历干戈平息的年代、文物制度大为完备的朝代，历经十一位皇帝都未曾议论废除它，难道不是因为这件事虽然出于一时权宜，但宗庙自有应当建立的道理，不可以一概加以变革吗？如今东都从上面的宫殿楼观，到下面的百官衙署，都与西京长安没有差别，皇帝车驾巡幸到那里时，即使是低贱的仆役，也必定各归其所居之处，这是理所应当的，难道先帝的神主，唯独没有安放之处吗？这是时势使然。虞祭时的临时神主尚且要瘗埋，废弃的正式神主也应当照此办理。有人拿马融、李舟两人的说法，称寝宫并存不妨碍两处都设立，宗庙暂时空虚也无妨，若是这样，那马融、李舟就可以效法于孔子了，拿这个来比拟论证，差得实在太远了。又有人说凡是设有宗庙、供奉先君神主的城邑称为'都'，没有的称为'邑'，'邑'称'筑'，'都'称'城'，臣谨按《春秋》两百四十年间，只有郿邑一处称'筑'，至于城郎、城费之类的记载，各有其原因，有的是为了防御他人，有的是为了自我巩固，说这些地方都设有宗庙，从道理上讲是完全错误的。又有人说圣明的君主有恢复古制的功业，典籍中有考订文献的美誉，五帝的礼乐各不相同，三王的礼制也各不相同，'遭逢时势就要制定相应的法度，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这是说改弦更张、有所作为，并非主管官员职责范围内的事。至于主管官员的职责，只应当逐一依据经典行事，如果要变革礼制、顺应时势，就必须等待皇帝明确的诏令。总而言之，不应当修建东都太庙的证据，大略有七条：宗庙神主应当迁移，这是第一条；已经废弃就不应再举行祭祀，这是第二条；宗庙不可以空虚无主，这是第三条；不应有的时机不制作神主，这是第四条；应当装载迁庙的神主随行，这是第五条；尊位不可以有两个至上，这是第六条；《六典》中没有记载，这是第七条。臣谨按文王迁到丰邑就建立宗庙，武王迁到镐京就建立宗庙，成王迁到洛邑就建立宗庙，如今东都并非因迁都而想要建立宗庙，这是违背了因迁都而建立宗庙的道理，这是第一点。臣谨按《礼记》说：'凡是祭祀，有已经废弃的，就没有人敢重新举行；有正在举行的，就没有人敢废弃它。'如今东都太庙，已经荒废了八朝，如果真的重新建立起来，这是违背了已经废弃就不应重新举行的道理，这是第二点。臣谨按《礼记》说：'凡是七庙、五庙，都不应当有空缺无主的庙室。'如今却想要建立空虚无主的宗庙，这是违背了宗庙不可以空虚的道理，这是第三点。臣谨按《左传》记载丁丑日制作僖公的神主，《春秋》记载此事是讥讽制作神主不合时宜；《礼记》又说，过了应有的时机就不再祭祀，这是合乎礼制的做法。合乎礼制的祭祀，过了时机尚且要废止，不合礼制的神主，又怎么可以随意制作呢？如今想要在不应有的时机制作神主，这是违背了不应有的时机不制作神主的道理，这是第四点。臣谨按《曾子问》记载，古时军队出行，一定要用迁出正庙的神主随行吗？孔子说，天子巡狩，一定要用迁出正庙的神主随行，装载在斋车之中，这是说必定有所尊奉的对象。
。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皇氏云迁庙主者。载迁一室之主也。今欲载群庙之主以行。是违载迁之主也。谨按礼记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今欲两都建庙作主。是违尊无二上也。谨按六典序两都宫阙及庙宇。此时东都有庙不载。是违六典不书也。遍考书传。并不合修。窃以武德贞观之中。作法垂范之日。文物大备。儒彦毕臻。若可修营。不应议不及矣。记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天之体。动也。地之体。止也。此明乐可作。礼难变也。伏惟陛下诚明载物。庄敬御天。孝方切于祖宗。事乃求于根本。再令集议。俾定所长。臣实职司。敢不条白以对。德章又有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两状。并同载于后。其一曰。伏见八月六日敕。欲修东都太庙。令会议此事。时已有议状。准礼不合更修。尚书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状。德章官在礼寺。实忝司存。当圣上严禋敬事之时。会相公尚古黜华之日。脱国之祀典。有乖礼文。岂惟受责于旷官。窃惧贻讥于明世。所以懃懃恳恳。将不言而又言。昨者。异同之意。尽可指陈。一则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庙。次则欲崇修庙宇。以候时巡。殊不知庙不合虚主。惟载一时。谨按贞观九年诏曰。太原之地。肇基王业。事均丰沛。义等宛谯。约礼而言。须议立庙。时秘书监颜师古议曰。臣旁观祭典。遍考礼经。宗庙皆在京师。不于下土别置。昔周之丰镐。实为迁都。乃是因事便营。非云一时别立。太宗许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岂无都号。太庙是时犹废。东都不立可知。且庙室惟新。即须有主。主既藏瘗。非虚而何。是有都立庙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矣。皇氏云。迁庙主者。惟载新迁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无载行之文。假使候时巡。自可修营一室。议构九室。有何依凭。夫宗庙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而定论。言苟不经。则为擅议。近者敕旨。凡以议事。皆须一一据经。若无经文。任以史证。如或经史皆无据者。不得率意而言。则立庙东都。正经史无据。果从臆说。无乃前后相违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会议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尧舜之为帝。迄今称咏之者。非有他术异智者也。以其有贤臣辅翼。能顺考古道也。故尧之书曰。若稽古帝尧。舜之书曰。若稽古帝舜。孔氏传曰。傅说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考之古道既如前。验以国章又如此。将求典实。无以易诸。伏希必本正经。稍抑浮议。踵皋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遗文。则天下守真之儒。实所幸甚。其余已具前议。其二曰。夫宗庙之设。主于诚敬。旋观典礼。贰则非诚。是以匪因迁都。则不别立庙宇。记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则东都太庙。已废多时。若议增修。稍违前志。何者。圣历神龙之际。武后始复明辟。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焉。本欲权固人心。非经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请祧藏。今庙室惟新。即须有主。神主非时之造。庙寝又无虚议。如修复以候时巡。则时巡惟载一主。备在方册。可得而详。又引经中义有数等。或是弟子之语。或是他人之言。今庙不可虚。尊无二上。非时不造主。合载一主行。皆大圣祖及宣尼亲所发明者。比之常据。不可同涂。又邱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贬。至陈泄冶以忠获罪。晋文以臣召君。于此数条。不复称君子。将评得失。特以宣尼断之。传曰。危疑之理。须圣言以明也。或以东都不同他都。地有坛社宫阙。欲议构葺。似是无妨。此则酌于意怀。非曰经据也。但以遍讨今古。无有坛社立庙之证。用以为说。实所未安。谨按上自殷周。旁稽古实。除因迁都之外。无别立庙之文。制曰。自古议礼。皆酌人情。必若稷嗣知几。贾生达识。方可发挥大政。润色皇猷。其它管窥。盖不足数。公卿之议。实可施行。德章所陈。最为浅近。岂得苟申独见。妄有异同。事贵酌中。礼宜从众。宜令有司择日。修崇太庙。以留守李石充使勾当。六年三月。择日既定。礼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寝。至五月。宣宗即位。复诏东都备法驾。迎木主归祔太庙。两都太庙木主。自此始也。
译现在若取七庙的木主一起迁行，那就有失礼制了。皇氏说，所谓"迁庙主"，是指只载运一室（新祧那一室）的神主。如今若想把众庙的神主全部载运出行，这就违背了"只载迁移一室之主"的规定。谨按《礼记》说：天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尝、禘、郊、社等祭祀，尊崇的对象没有两个至上者。如今若想在两京都建庙立主，这就违背了"尊无二上"的原则。谨按《六典》记述两都宫阙及庙宇，此时东都有太庙却未加记载，这就违背了《六典》未曾书写此事的事实。遍查经书传记，都不该重修（东都太庙）。窃以为在武德、贞观年间，正是立法垂范之时，礼乐文物齐备，儒者贤才云集，若东都太庙可以修建，当时不应该没有议及此事。《礼记》说："乐是效法天而作，礼是依据地而制。"天之本体是运动的，地之本体是静止的，这说明乐可以随时创作，礼却难以更改。伏惟陛下诚信光明，涵养万物；庄重恭敬，统御上天。孝心尤其恳切于祖宗，行事都要探求根本。如今再次下令集议此事，让大家判定孰是孰非。臣职责所在，怎敢不逐条陈明以对！
德章又有呈送中书门下及礼院的两份详议奏状，一并附录于后。
其一说：伏见八月六日敕令，欲修建东都太庙，命令商议此事。当时已有议状，依礼制不该再修建，尚书省丞郎以下三十八人，都联署了这份奏状。德章官居礼寺，实在忝任此职。正当圣上严肃祭祀、恭敬行事之时，又逢相公崇尚古礼、摒弃浮华之日，倘若国家祭典有违礼文，岂止是自己旷废职守要受责难，更恐怕会被后世明理之人讥笑。所以恳切再三，本不该多言却又不得不言。此前，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一一陈说：一种意见认为既有"都"之名号，便应当建立太庙；另一种意见则想修葺庙宇，以等待皇帝巡幸之时使用。殊不知太庙不该虚置神主，只应在巡狩之时临时载运一时之主。谨按贞观九年诏书说："太原这个地方，是开创王业的根基，其事与丰、沛相当，其义与宛、谯相同。若依礼制而言，应当议立太庙。"当时秘书监颜师古议论道："臣旁观历代祭典，遍考礼经，宗庙都设在京师，不在别处另设。从前周朝的丰、镐，那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是顺应事势而营建的，并非说可以一时另立宗庙。"太宗采纳了他的奏议，当天就停止了此议。由此说来，太原难道没有"都"的名号吗？可太庙当时仍然没有设立，东都不该立庙由此可知。况且庙室一旦新建，就必须有神主；神主既已入土安葬，不虚置又是什么呢？由此可知"有都便该立庙"的说法，不必攻驳便已自行破灭了。
又按《曾子问》说："古时天子出行，一定要用迁庙之主随行吗？"孔子说："天子巡狩，一定要用迁庙之主随行，载于斋车之上，这是表示一定要有所尊崇。"如今要把七庙的神主全部载出，那就有失礼制了。皇氏说："所谓迁庙主，只是载运新祧那一室的神主。"至于尚未祧迁的神主，并没有载运随行的文字记载。假使为了等待巡幸之时使用，自然可以只修建一室；如今却议论要构建九室，又有什么依据呢？宗庙之事，是至尊之事，至重之事，如此至尊至重，怎能凭疑惑不明的文字来定论！言论如果不合经典，那就是擅自妄议。近来敕旨说，凡是议论政事，都必须一一依据经典；如果没有经典文字，可任凭史书为证；如果经、史都没有依据，就不得随意妄言。可是如今在东都立庙一事，正是经、史都没有依据，却终究依从臆测之说，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尚书》说："三人占卜，就依从两人相同的意见。"参与会议的四十八人中，赞同（立庙）的只有六七人罢了，比起"二三人相同"的比喻，这差距未免太大了。
尧、舜之所以能成为圣帝，至今被人们传颂称道，并非有什么特殊的权术、超凡的智慧，而是因为有贤臣辅佐，能够顺应并考究古代的正道。所以《尧典》说"顺考古道的帝尧"，《舜典》说"顺考古道的帝舜"。孔氏为《尚书》作传说："傅说辅佐殷朝君主，也说过'行事不效法古代，是我从未听闻的道理'。"考之于古代的正道既如前面所述，验之于国家的典章又如此这般，若要探求确凿的成例，没有比这更能替代的了。伏望必须以正经为根本，稍稍抑制那些浮泛的议论，追随皋陶、夔那样的古道，效法周公、孔子留下的经文，那么天下坚守正道的儒者，实在是感到万幸了。其余的意见已详具在前面的议状中。
其二说：宗庙的设立，主要在于诚敬。纵观古代礼制，若有二心便不是诚敬。因此若非因为迁都，就不该另立庙宇。《礼记》说："天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尝、禘、郊、社等祭祀，尊崇的对象没有两个至上者。"又说："凡是祭祀之礼，本已废止的，不敢擅自恢复；本已举行的，不敢擅自废止。"那么东都太庙，已经废弃多时了，如今若议论增修，就稍微违背了先前的旨意。为什么呢？圣历、神龙年间，武后刚刚恢复正统君位，中宗取用了那座庙宇，改设为太庙，本来只是暂时用来安定人心，并非长久之制。伏念当时所供奉的神主，如今已请示迁藏，如今庙室一旦新建，就必须有神主；神主不能在非常之时随意制作，庙室寝宫又不该虚设无据地议论修建。如果修复庙宇是为了等候皇帝巡幸使用，那么巡幸之时只须载运一位神主，这在典籍中记载得详尽明确，可以查考清楚。
又，引用经典中的意义有几种不同层次：有的是弟子的言语，有的是他人的言论。如今"庙不可虚置"、"尊无二上"、"非常之时不制作神主"、"应当只载运一位神主随行"这几条，都是大圣先祖及孔宣父亲自阐明的道理，比起一般依据，不可相提并论。又如左丘明撰修《春秋》，都是借"君子"之言来定褒贬，可是遇到陈国泄冶因忠直而获罪、晋文公以臣召君这几件事，却不再称"君子"之言来评断得失，而是特意用孔宣父的话来断定。传注说："遇到疑难危疑的道理，必须用圣人的言语来阐明。"有人认为东都与其他都城不同，那里有坛、社、宫阙等设施，因而想议论修建庙宇，似乎并无妨碍。可是这只是斟酌于个人的意愿，并非经典的依据。只是遍考古今，并没有"有坛社便可立庙"的证明，用这个来立论，实在令人不安。谨按上自殷、周，旁考古代的实情，除了因迁都之外，没有另立宗庙的文字记载。
皇帝下制说："自古议论礼制，都要斟酌人情。必须像叔孙通那样通晓事理、贾谊那样见识通达的人，才能够发挥重大的政令，润色帝王的谋略；其余那些管窥之见，大都不值一提。公卿们的议论，实在可以施行；德章所陈述的意见，最为浅陋，怎能徒逞一己之见，妄生异议？此事贵在酌情适中，礼制应当从众而定。应命有关部门择定吉日，修建太庙，命留守李石负责办理此事。"
六年三月，吉日已经选定，礼官也已经行动，随即因武宗驾崩，此事便搁置了下来。到了五月，宣宗即位，又下诏命东都备好法驾，迎接木主归祔太庙。两都都设有太庙木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畴上言。前月十七日。飨德明兴圣庙。得庙直候论状。称懿祖室在献祖之上。当时虽以为然。便依行事。犹牒报监察使及宗正寺。请遇礼详窥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闻奏。尔后伏检高祖神尧皇帝本纪。伏审献祖为懿祖之昭。懿祖为献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极殊。今庙室夺伦。不即陈奏。尚为苟且。罪不容诛。仍敕修撰朱俦。检讨王皞。研精详核。得报称。天宝二年。制追尊咎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十载立庙。至贞元十九年制从给事中陈京。右仆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议。以为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国者。必尊太祖。今国家以景皇帝为太祖。太祖之上。施于禘祫。不可为位。请按德明兴圣庙。共成四室。祔迁献懿二祖。谨寻俦等所报。即当时表奏。并献居懿上。伏以国之大事。宗庙为先。禘祫之礼。不当失序。四十余载。理难寻诘。伏祈圣鉴。即垂诏敕。具礼迁正。其月。畴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敕。以臣所奏献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礼官集议闻奏者。去月十七日。缘遇太庙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群主。准贞元十九年所祔献祖懿祖于德明庙。共为四室。准元敕各于本室行享礼。审知献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时亲见献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于后遍检图籍。实见差殊。遂敢奏闻。今奉敕宜令礼官集议闻奏者。臣得奉礼郎李岗。太祝柳仲年。协律郎诸葛玫。李潼。检讨官王皞。修撰官朱俦。博士闵庆之等七人状。称谨按高祖神尧皇帝本纪。及皇帝图谱。并武德贞观永徽开元已来诸礼。着在甲令者。并云献祖宣皇帝。是神尧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尧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则献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献祖之子。即博士任畴所奏。倒祀不虚。臣等伏乞即垂敕诏。具礼迁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尚书李景让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庙。当迁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犹子。陛下拜兄尚不可。拜侄可乎。使陛下不得亲事七庙。宜升代宗已下八庙。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议。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黄巢犯阙。僖宗避贼于成都。夏四月。有司请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诏公卿议之。太常卿牛丛与儒者同议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迁庙主行。如无迁庙之主。则祝史奉币帛皮珪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斋车。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庙。夫失守宗庙。则当罢宗庙之事。丛疑之。将作监王俭。太子宾客李匡乂。礼部员外郎袁皓。建议同异。及左丞崔厚为太常卿。遂议立行庙。以元宗幸蜀时道宫元元殿之前。架幄幙为十一室。又无神主。题神版位而行事。
译，卒哭之后神主祔庙，祔庙之后制作神主，专门在神主前设祭，四时的烝尝禘祭则在宗庙中举行。如今的做法与此相违背。当年鲁文公二年，宗伯夏父弗忌将僖公的神位排在闵公之上，后来导致太室崩坏，《春秋》对此特别记载以示异议。如今的情形与此相同，君子都认为夏父弗忌的做法有失礼制。又按《五行志》记载，僖公虽是兄长，但曾经做过闵公的臣子，臣子的神位排在君主之上，这就是失礼，所以太室崩坏。况且身为弟弟之臣的兄长，尚且不可把他的神位排在弟弟之上，更何况身为兄长之臣的弟弟，又怎能把他的神位排在兄长之上呢？当年鲁庄公三十二年去世，闵公二年才举行吉禘之礼，从去世到举行禘祭，尚且间隔了两年，《春秋》仍然对此表示非议，认为有失礼制；何况如今夏天驾崩、冬天就举行禘祭，岂不是太仓促了吗？况且太庙的中央叫做太室，象征至尊至高的地位，鲁国自此便日渐衰败，几乎要堕毁周公的祭祀。臣据此推断，如今太庙毁坏，也正是当今将要走向衰败、堕毁先帝祭祀的征兆。这也是上天保佑我大唐国运，才降下这场灾异。因为陛下去年在别庙禘祭孝和皇帝（中宗），先告祭于太庙，却是没有先祭孝和皇帝，反而先祭太上皇，这正与僖公、闵公之事相同，都是先祭臣子而后祭君主。当年是把兄长的神位排在弟弟之上，如今却是让弟弟先于兄长受祭，过错比古时更为严重。当年是把臣子的神位排在君主之上，如今也是如此，事情岂不是相同的吗？当年太室崩坏，如今太庙毁坏，异变岂不是相同的吗？如果认为兄弟应当同列一个昭位，那就不应当将其中一人另立别庙；如果按照君臣的次序来论，那么孝和皇帝理应升列为昭位。当年武氏篡夺国政十五余年，孝和皇帝挥剑而起，重登帝位，复兴大唐国祚，恢复正朔服色，都依照贞观年间的旧例，这实在是对天下有大功的。如今却将他禘祭于别庙，这是废弃先圣的教训，抛弃中兴的功业，使君主居下、臣子居上，轻视年长者而看重年幼者。当年晋太康五年，宣帝庙的地基下陷，梁木
达礼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庙。
天佑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仆射裴贽等二百六十七人奏。窃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毕。祔太庙。合定祧迁。下尚书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庙朝大礼。宜循故实。今据太常博士李侗柳庄议状。证引不同。只请准近朝例。祧顺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从之。
唐会要卷十七
祭器议
永徽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议笾豆之数曰。谨按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镇海渎先蚕等。笾豆各四。宗庙。笾豆各十二。社稷先农等。笾豆各九。风师雨师等。笾豆各二。寻此式文。事实乖戾。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贵多。风雨少于日月。又不贵少。且先农先蚕。俱为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谨按礼记郊特牲云。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此即祭祀笾豆以多为贵。宗庙之数。不可踰郊。今请大祀同为十二。中祀同为十。小祀同为八。释奠准中祀。自余从座。并请依旧式。从之。
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敕文。宗庙致享。务在丰洁。礼经沿革。必本人情。笾豆之荐。或未能备物。宜令礼官学士。详议具奏。太常卿韦绦。请宗庙之奠。每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仅无一合。执持甚难。请稍令宽大。仍望付尚书省集众官详议。兵部侍郎张均。及职方郎中韦述等议曰。谨按礼祭统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圣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类之无限。故为之节制。使有常礼。物有其品。器有其数。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贵贱差降。无相踰越。百代常行。无易之道也。左传曰。飨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恭俭以行礼。慈惠以布政。享之与宴。犹且异文。祭奠所陈。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浓之味。随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旧制。其何限焉。虽笾豆有加。岂能备也。传曰。大羹不致。粢盛不凿。昭其俭也。若以今之珍馔。平生所习。求神无方。何必师古。自汉以降。诸陵皆有寝宫。岁时朔望。荐以常馔。此既常行。亦足尽至孝之情矣。宗庙正礼。宜依典故。率意变革。人情所难。又按旧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礼器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此明贵小贱大。示之节俭。岂可舍先王之道。以徇一时之所尚。废弃礼经。以从流俗。裂冠毁冕。将安用之。君子爱人以礼。不求苟合。况在宗庙。敢忘旧章。请依古制。庶可经久。太子宾客崔沔议曰。窃闻识礼乐之情者能作。知礼乐之文者能述。述作之义。圣贤所重。礼乐之本。古今所崇。变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谓变者。变其文也。所谓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于太古。人所饮食。
译折断；太康八年正月，太庙的殿宇陷落，于是改建殿宇、另建新庙，从远方运来名贵木材，又掺杂使用铜柱，从太康八年九月开始建造，到太康十年四月才建成，同年十一月，梁木又折断毁坏。由此说来，上天降下灾祸谴责，并非因为木材枯朽的缘故。晋朝不知悔过反省，最终导致天下分崩离析，王室大乱。臣特别希望陛下降下天恩，稍加详察，尽快召集宰相以下大臣商议，将孝和皇帝的神主移入正庙，又何必执意违背礼典，重蹈鲁国、晋朝的覆辙呢？皇上便下诏交礼官商议。
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等人议论说：《礼记·王制》规定，天子设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所谓昭穆，是父子的位次，由此可知七世之庙中并没有兄弟并列一世的道理。殷代自成汤传承至帝乙，父子兄弟相继为君的共有十二位，但其中正式传承的世系只有六代而已。《易乾凿度》说：“殷代的帝乙，是第六代王。”这正是兄弟不各自计为一世的明确依据。又殷人立六庙，亲庙四座加上汤庙共六座，殷代曾有兄弟四人相继为君，如果把兄弟都各自算作一世，那就应当依次迁毁四室神主，如此一来就没有祖庙、祢庙的祭祀了。古代庙室的位次，自祢庙以上，直到太祖，即使世数满溢需要依次迁毁，也是依序上迁，三昭三穆的数目，却从未有过缺失。又按礼制，大宗若无子嗣，就立支子为后；又说，被立为他人后嗣的人称为支子，并没有兄弟之间互相承继为后嗣的礼文规定，之所以舍弃至亲而选取较疏远的支属，正是因为兄弟属于同一辈分，没有父子那样的传承关系，所以父子相传称为“继”，兄弟相继称为“及”。按照礼制，兄弟不能同时都进入宗庙世次，假如兄弟先后相继为君，之后由孙辈或侄辈继承帝统，那么告祭之时，就不能称“嗣子”“嗣孙”，而应当在上一辈称“伯考”“伯祖”，在下一辈称“侄子”“侄孙”，这样虽能凑成七庙的位号，却不能成就继承皇统的名分，这是极为不可取的做法。又殷代十二位君主，只有三祖三宗，正说明兄弟相继为君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