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二十三

译享，请将张良移祀于汉高祖庙。皇帝下敕同意。

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敕文说：平定祸乱的人，必定先凭借武德；拯救百姓的人，确实要依靠正道之师。从前周武王开创大业，能够平定天下，全靠师尚父（姜太公）辅佐成就王业。何况太公德行可为师表，道义足以禁止暴虐，考核古代典章，理应崇尚典礼。太公望应追封为武成王，有关部门比照文宣王（孔子）之例设置庙宇，并委托中书门下，挑选古今名将，比照文宣王庙设置亚圣及十哲的先例，享祭的典礼，与文宣王庙相同。到建中三年闰正月二十五日，礼仪使颜真卿上奏说：武成王庙用乐一事，臣认为自太公被追封为武成王后，追封之礼与诸侯王名位相同，庙庭用乐应当比照诸侯的规格。如今请每逢释奠之礼，演奏轩悬之乐。皇帝敕令交付有关部门办理。到七月十一日，史馆上表奏称：今年五月十五日敕令，武成王庙配享的人选，应命史馆详加考订确定名单上奏。又依照开元十九年四月的敕令，应挑选自古名将充任十哲。汉太子少傅张良，先前已经配享。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河西太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绩。七十二弟子为：齐将孙膑、越相国范蠡、赵将信平君廉颇、齐将管仲、齐将安平君田单、赵将马服君赵奢、大将军武安君李牧、秦将王翦、汉相平阳侯曹参、梁王彭越、左丞相绛侯周勃、太尉条侯周亚夫、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大将军长平侯卫青、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前将军李广、后汉太傅高密侯邓禹、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征西将军夏阳侯冯异、建威将军好畤侯耿弇、执金吾寇恂、左将军胶东侯贾复、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太尉新丰侯段颎、魏太尉邓艾、征东将军晋阳侯张辽、太尉槐里侯皇甫嵩、蜀前将军寿亭侯关云长、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吴南郡太守周瑜、南郡太守孱陵侯吕蒙、大司马陆抗、丞相陆逊、晋征南将军南城侯羊祜、镇南将军当阳侯杜元凯、抚军大将军襄阳侯王浚、太尉长沙公陶侃、车骑将军康乐侯谢玄、前秦丞相王猛、前燕太宰慕容恪、宋司空武陵侯檀道济、征虏将军王镇恶、后魏太尉长孙嵩、北齐右仆射燕郡公慕容绍宗、右丞相咸阳王斛律光、梁太尉王僧辩、周大冢宰宇文宪、太傅英国公于谨、右仆射郑国公韦孝宽、陈司空南平公吴明彻、隋尚书令赵国公杨素、右武侯将军宋国公贺若弼、上柱国新义公韩擒虎、上柱国太平公史万岁、皇朝司空河间王李孝恭、右武侯将军鄂国公尉迟敬德、右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礼部尚书闻喜县公裴行俭、夏官尚书王孝杰、左武卫大将军韩国公张仁亶、兵部尚书中山郡公王晙、兵部尚书代国公郭元振、太尉临淮王李光弼、太尉汾阳王郭子仪。

天宝六载正月敕令：乡贡武举人入京参加考试之前，先命他们拜谒太公庙；每次任命大将、以及出师获胜，也应当到庙中告捷。

贞元二年二月，刑部尚书兼知删定礼仪关播上奏说：上元年间，下诏挑选古今名将十人，在武成王庙配享，如同文宣王庙的仪制。臣认为太公自古称为大贤，如今在其之下设置亚圣，是贤人之上又有圣人，这在道理上说不通。而且孔门十哲，都是当时的弟子，如今所选名将，年代各不相同，这在道理上既不通顺，事实上也有失当之处。臣请求删去名将配享的仪制，以及"十哲"的称号。皇帝同意。四月，下诏武成王庙的乐章一直未曾撰写演奏，应命于邵等人撰写进呈。四年八月十三日，兵部侍郎李纾上奏说：依照开元

译十九年敕令，设置武成王庙，以张良配享，按照惯例以太常卿、少卿、丞等人担任初献、亚献、终献三献官。祝文说"皇帝遣某官，敢昭告于齐太公、汉留侯"，到上元元年，追赠为武成王，享祭之礼与文宣王庙相同。有关部门于是差遣太尉充任献官，并且进呈祝文版由皇帝亲自签署。臣本月三日，蒙差遣代理祭祀，这才亲眼见到庙中仪制。臣认为，太公即周朝的太师，张良即汉朝的少傅，本朝将他们列入祀典，已经是极大的尊崇。祝词中若要求折中平衡，道理上或许有些过分，鬼神岂敢领受这样的礼遇？如今在至尊面前屈尊行礼，对臣子表示敬意，每每要求御笔署名并称"昭告"，用于对上对下的祭祀，臣私下认为并不合适；与文宣王庙等同对待，恐怕也不妥当。臣认为文宣王垂教后世，是百代宗师，五常三纲，没有他的教诲便不能昌明；治国治家，没有他制定的礼法便不能确立。所以孟轲称他"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因此才确立了他"素王"的地位，加上"先圣"的称号，音乐用宫悬之制，献官差遣太尉，尊师崇道，与正经相符合。至于太公的著述，仅限于《六韬》，功业只显于一代，怎能与孔子的盛德相比拟，享受同等特殊的礼遇呢？前述祝文，请求从今以后不再进呈署名，其中"敢昭告"一语，请改为"致祭"。献官请依惯例差遣太常卿以下官员担任。皇帝下诏命百官集会商议后上奏。大理卿于颀等四十六人，议论与李纾相同。尚书右司侍郎严涗等人议论说：谨按李纾所奏，援引经典训示，比照礼制等级，祝文轻重的分寸、献官尊卑的规矩，确实十分恰当。但推而广之，仍未尽善尽美。人的美名和封号，是先代圣王用来褒扬前代贤哲的，有美德的人，要求他的言论可以作为世人的规范，他的德行可以流传百世，他的功业可以震动千古。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就不该虚加美誉。太公不过是精通兵权奇计之人罢了。当殷纣王丧失德行之时，八百诸侯都归附周朝，那时太公正当壮年，辅佐武王成就大业，对周朝而言有大功，但对殷朝又该如何看待呢？祭祀的典章不是说过吗："法度施于百姓的人，就应该祭祀他。"就像孔子祖述尧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之制，删定《诗》《书》，制定礼乐，使君臣父子各安其分，后世君王及学者，都尊奉他为宗师，这才可称得上是"法施于民"了。贞观年间，因为太公属于兵家一流人物，才开始在磻溪立庙。开元年间，逐渐形成上戊日释奠的礼仪，这对于提升他的尊荣，已经不算轻薄了。到了上元年间，执掌此事的人只因当时用兵紧急，便尊奉他为"武成王"，比拟于文宣王，优劣相差万分，这样的做法不可作为后世法则。《礼》不是说过吗："比拟一个人，必须与其同类相当。"太公与圣人（孔子）并非同类。太史公将韩非与老子合为一传，百姓至今仍非议此事。汉高祖封韩信为侯时，韩信自己都以与绛侯周勃、灌婴等人并列为耻，何况本朝褒扬美誉的称号，怎能与之雷同呢？臣认为应当去掉"武成"及"王"字，仍旧称为"齐太公庙"，这样人们就不会有异议了。至于享祭献官等事，其余都依照李纾所奏办理。刑部员外郎陆淳等六人议论说：臣听说，统治天下靠的是礼法，救助天下靠的是权变谋略。拯救危难的人常常用权变来改变礼制，用谋略来变通法度；而拥有国家的人则应崇尚德行而轻贱权谋，尊崇礼制而收敛权变。为什么呢？礼法通行，则百姓安于本分，致力于修身；权谋盛行，则人心思变常法，一味贪求苟得。安于本分，

译是治世的根源；思变常法，是乱世的祸根。所以拯救一时弊端的做法，不应当留给后世；垂范万世的法度，往往不能施行于当世。臣认为武成王本是殷朝的臣子，见纣王暴虐，不能进谏，反而辅佐武王倾覆殷朝，这对周朝来说算是社稷之臣，可对殷朝而言又该如何看待呢？况且尊崇一个人的道，必定要以其人为师、效法其德行，使天下之人进入这座庙宇、登上这座殿堂时，考察此人的生平，便会想要效法他的德行，学习他成事的方法；如果如此，那些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的志士，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呢？圣人之所以尊崇尧舜、贤明齐名伯夷叔齐，而不效法齐桓公晋文公，不赞美伊尹吕尚，是先以敬让为本，再以礼乐尊崇他们，正是这个道理。如果让"武成"之名与"文宣"相并列，权谋之术与道德相齐衡，恐怕这不是不可更改的典章制度。臣愚以为应当废除上元年间追封立庙的制度，依照贞观年间的旧例，在磻溪设置祠堂，命有关部门按时祭祀，这才是合乎礼法正道的做法。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议论说：如今兵革未息，应当崇尚武教以尊崇古制，看重忠烈以激励今人。若要贬损其地位，恐怕不合乎激励人心的道理。追尊王位，按时祭祀，正是武教的宗主；如果不尊崇这样的礼制，就无法彰显武教的重要性。文武二教本来相同，废立也不应有所差异。况且这项典礼制度，已经历经三朝，如今想要更改，恐怕不合适。到九月十六日，敕令以上将军以下官员充任献官，其余都依照李纾所奏办理。

天佑二年八月十三日，中书门下上奏说：迁都以来，武成王庙至今尚未建立，如今仍请求改另选地址重建武成王庙，其制度及配享，都依照旧例办理。皇帝同意。

　　寒食拜埽

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下诏：听闻有些人在父母刚去世时就嫁娶办喜事，这种风气积习已久，竟成为常态；还有人在送葬之时聚在一起欢饮，互相劝酒，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去；也有人在寒食节上坟时，又变成欢乐场面，坐对着松柏坟茔，竟无半点悲戚之色。这些行为既玷污了良好风气，都应予以禁止。

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令：寒食节上坟扫墓，礼经中并无明文记载，是近世相传，渐渐形成的风俗。士人百姓中有不合乎宗庙祭享规格的，如何表达孝思呢？应当允许上坟，行拜扫之礼。在坟茔南门外陈设祭品祭奠，撤去祭品后，哭泣辞别，剩余的祭品在别处食用，不得奏乐。这项规定应编入礼典，永远作为定例。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令：一般百姓之中，人情礼数多有欠缺，寒食节上坟，竟然变成宴饮作乐的，如果是现任官员及未经考核的候补官员，罚停俸禄考核三年；平民百姓则杖责一顿。

贞元四年正月下诏：近来常参官请假前往东郊拜扫坟墓，往往因此荒废职事。从今以后，允许派遣子弟代为前往，以表达孝思之情。

元和三年正月敕令：朝官寒食节拜扫坟墓，若又需要出城，都允许在假期内自行往来，不必上奏请示。

长庆三年正月敕令：寒食节扫墓，本已写入法令条文，近来却常常无端受到妨碍阻挠。朕想让臣下都能满足私人的心愿，从今以后，文武百官中坟茔在城外及京畿之内的，都允许前往拜扫，只要在假期内往来，不限定天数。若因此出城，假期已满仍未归来的，交由御史台负责查办。仍从今以后，内外官员若要探望在外州的亲人，以及扫墓，都允许依照令式规定的年限请假。太和三年正月敕令：文武常参官拜扫坟墓，依照令式，五年给假一次，应由本司依照令式处理；若在朝任职未满五年的，不在给

译假之列。八年八月敕令：厘革规定，凡属私事，一概不再供给公家驿券。命臣等商议后认为：唯独寒食拜扫，写入令式，乘驿马以示哀荣，如今忽然接到圣旨，重新颁布新命，那些属于私事、以及扫墓不出府界、只在假期内往来的，都不在供给驿券之列，以求保存原有制度，可以长久遵行。皇帝同意。

开成四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说：常参官寒食拜扫坟墓，奉旨依照以往惯例供给公家驿券。臣等谨查旧制，此前常参官因私事请假前往外州往来的，都供给驿券文书。

　　缘祀裁制

旧的礼仪制度中，每次祭祀，笾豆的数目各不相同。到显庆二年，才统一为一个标准：大祀笾豆各十二，中祀各十，小祀各八。

旧的仪注规定：大祀、中祀都在祭祀前七日或十日，小祀在祭祀前五日，占卜择日，都在太庙南门之外，占得吉日后前往行事。若遇到废务（不办公）之日，都不予回避。

贞元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太常卿齐抗等人上奏说：每年大中小祀，共七十祭。其中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腊日、上辛、吉亥等日，大概是依据节气；其后寅日、后申日、后亥日、后丑日等，则是依据星宿方位次序。臣认为节气运行有固定时刻，星宿方位有固定次序，或者固定用某日，或者固定用某时辰，都不可更改移动，请依照旧制。至于若有另外增加的祈祷祭祀，则由太卜署择日举行，并请依照四月六日敕令，废务日不予举行，这样便可作为定制。旧仪注中没有日食时废除祭祀的条文。元年建丑月（十二月），祠部上奏说：来年建寅月（正月）初一，要祈谷祭祀昊天上帝，这个月，司天台预先上奏，说那天太阳会出现日食。当时礼仪使于休烈上奏说：臣谨按《曾子问》记载，曾子问："正当祭祀而遇到日食，该怎么办？"孔子说："接续祭祀就是了。"但若牺牲还未宰杀，则应停止祭祀。汉初平四年正月，正当祭祀南郊，遇上日食，又要举行冠礼，博士殷盈孙与八座大臣商议，认为正月初一太阳有亏，而冠礼中有祼献之礼，配有金石之乐，这样做是听闻灾异而不加以严肃对待，见到异象而不心生警惕。希望下令太常寺，另外择日举行。初二祭祀太一神，礼仪祭品与祭祀之所相同，既然涉及日食，各自坚守本司职责，也希望一并下令太常寺重新择日。皇帝下诏：可以。

旧制规定：每年大中小祀，共计七十九祭，都已确定固定日期，记载在祀典之中，凡是与规定文书相符的便举行祭祀，不再另行占卜择日；另有三十四祭，依照礼制只规定时月，不确定具体日期，由太卜署临时择日。

正月十二祭：上辛日，祈谷祭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祭祀前二日，祭告高祖一室。立春日，祭祀青帝于东郊。亥日，祭享先农于东郊。立春后丑日，祭祀风师于国城东北。立春日，祭祀东岳天齐王、东镇东安公、东海广德王、东渎长源公——以上都依照祠令规定固定日期。荐献太清宫，祭享太庙，祭祀九宫贵神于东郊——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二月十祭：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上戊日，释奠于武成王。春分日，祭祀朝日于东郊。祭祀日祭太社太稷——以上依照礼令规定固定日期。祭祀五龙坛，祭祀马祖，开凿冰井，祭祀司寒之神，祭东冰井、西冰井，祭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庙，都在同一日举行——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四月十祭：立夏日，祭祀赤帝于南郊。立夏后申日，祭祀雨师雷师于国城西南。立夏日，祭祀南岳司天王、南镇永兴公、南海广利王、南渎广利公——以上规定固定日期。荐

译献太清宫，祭享太庙，雩祀（祈雨）昊天上帝于圜丘，祭祀前二日，祭告太宗一室——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五月四祭：夏至日，祭祀皇地祇于方丘，祭祀前二日，祭告太宗一室——以上规定固定日期。祭祀先牧，祭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庙——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六月四祭：季夏土王日，祭祀黄帝于南郊，同日祭祀中溜（灶神）、中岳中天王——以上规定固定日期。这一天又祭祀广德王。

七月八祭：立秋日，祭祀白帝于西郊。立秋后辰日，祭祀灵星于国城西南。立秋日，祭祀西岳金天王、西镇成德公、西海广润王、西渎灵源公——以上规定固定日期。荐献太清宫，祭享太庙——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八月八祭：上丁日，释奠于文宣王。上戊日，释奠于武成王。秋分日，祭祀夕月于西郊。社日，祭太社太稷——以上规定固定日期。祭祀马祖，祭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庙——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九月二祭：季秋，大享明堂，祭享前二日，祭告宪宗一室——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十月十祭：立冬日，祭祀黑帝于北郊。立冬后亥日，祭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于国城西北。立冬日，祭祀北岳安天王、北镇广宁公、北海广泽王、北渎清源公——以上规定固定日期。荐献太清宫，祭享太庙，祭祀神州地祇于北郊，祭祀前二日，祭告高祖一室——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十一月六祭：冬至日，祭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祭祀前二日，祭告太祖一室——以上规定固定日期。贡举人拜谒先师，祭祀马步神，祭享文敬太子、惠昭太子庙——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十二月六祭：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卯日，祭太社太稷。辰日，腊祭祭享太庙，上奏祥瑞——以上规定固定日期。季冬，太清宫上奏祥瑞，藏冰，祭祀司寒神、东冰井、西冰井，都在同一日举行——以上都临时占卜择日。

开元九年六月五日，太常寺上奏说：谨按唐礼，祭祀五岳四渎，都要自称"嗣天子"，祝文版都要皇帝亲自署名。臣私下认为，按照祀典，五岳比照三公规格，四渎比照诸侯规格，不应称"嗣天子"及皇帝亲自署名祝文。臣恭请改为："皇帝谨遣某官某，敬致祭于岳渎之神。"皇帝同意。

二十三年正月七日敕令：以往所供给的明衣，多在斋戒前夕才送到，既然不提前制作，就徒有其名。从今以后，明衣绢布，都应在祭祀前五日先行供给，交由监祭使清点核查，并永远作为定例。到大历六年十一月三日敕令：从今以后，五品以上官员及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应依照惯例供给明衣绢及浴巾，其余按照通常惯例办理，所需布绢由左藏库的青苗物款支给。

同年正月二十日下诏：从今以后，凡遇大祭，应差遣丞相、特进、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等官员代理主持祭祀事宜。到天宝七载六月八日敕令：从今以后，每次差遣代理祭祀官员，应命吏部挑选朝廷中有德望的人担任。

天宝五载五月，专知祠祭使王玙上奏说：各类祭祀官员，长期以来管束松弛，不畏惧刑法。到了祭祀之日，有的遇到雨雪泥泞，有的正值节庆，全都请假不到，竟无所顾忌。从今以后，臣将亲自暗中察访，若实在没有正当理由却谎称请假、或者行事不严肃恭敬的，登记姓名上奏，请予以贬责。至于因办事而稍稍迟到，或有小的疏漏，请酌情视情节轻重，直接通报有关部门，扣除其俸禄。皇帝下敕同意。九载十一月三日，制曰：春秋祭享，用以表达崇敬之心，祝史陈述祭文，必须措辞恰当。如果名位有所不合，对上对下都不方便。以往有事

译于宗庙时，都称"告享"，这本是对下之辞，颇违背尊上的道理，仔细斟酌这一称谓，实在不够恰当。从今以后，凡皇帝亲自祭告太清宫、太微宫的，改称"朝献"；有关部门代行祭祀的，称"荐享"；皇帝亲自巡陵的，改称"朝陵"；有关部门代行的，称"拜陵"；凡涉及各类祭告宗庙之事的，都改称"奏"；郊天、祭地及各类祀典的祝文中，称"敢昭告"的，都改为"敢昭荐"，因为"告"本是对下的用语。仪式应随礼制变化而调整，以表达诚心，昭示中外，使大家知晓朕的心意。那年四月二十九日制曰：近来每次祭祀黄帝，都在南郊举行，实在有失妥当，礼制上也不方便，参照体制规格，理应不是如此。应在皇城内西南方，即坤位，改设黄帝坛，朕将亲自祭祀，以昭示诚敬之心，并命中书门下与礼官等人再深入商定后上奏。到十一月三日下诏：以玉礼神，奠玉是为了表达诚意，玉质精洁能够体现内心，温润能够契合美德。自从冯绍贞上奏之后，有关部门便使用瓒玉，但《礼记》说"君子贵玉而贱瓒"，瓒玉不可使用。何况国家如此富庶，又有天下万方助祭，怎能在祭祀天地宗庙时，所奠之玉有所欠缺呢？从今以后，礼神所用六器、宗庙所奠之玉，都应使用真玉；其他各类祭祀所用玉器，如果难以找到大块的真玉，宁可用较小的，也要保证制度合乎规格，以求其真。

宝应二年五月四日，吏部尚书刘晏上奏说：各类祠祭事宜，委托礼仪使撰写礼料作为定例。祭祀前应点检祭器，以及祭品、明衣，若有短缺的，由有关部门酌情处理并加以处罚；行事的官员若擅自离开斋宫，或者未能到场，明衣及祭料，都不得随意供给。皇帝制曰：可以。

上元元年四月敕文：有关部门所设立的秘祝之法，有的将罪过转移到年岁上，有的转移到他人身上，作为君主怎能忍心这样做呢？从今以后，废除这种做法。其中的中祀、下祀以及各种杂祭之礼等，一律停止。至于各种应当合祭的礼仪，凡列入常典的，所用祭祀物料，一律依照古制，务求节省，以符合朕的心意。到贞元元年二月十七日，太常卿崔纵上奏说：立春后丑日祭祀风师，立夏后申日祭祀雨师，立秋后辰日祭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祭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依照上元元年的制令，中祀、小祀一律暂时停止。到永泰二年，有敕令恢复祭祀风师、雨师，至于灵星、司中、司命等神坛，应命有关部门依照《开元礼》配享祭祀。

大历七年八月，礼仪使杨绾上奏说：祭祀官员在祭祀前一日，从斋所集合到太常寺，一同前往祭祀场所；如果祭祀地点在皇城之内，则不必集合。皇帝制令同意，并永远作为定例。到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大内皇城留守张景上奏说：接到御史台公文，景风门、安上等门，每逢祭祀之日，因为祭祀官员要到尚书省接受誓戒，然后才赴朝，依照旧例应当提早开门；但依照监门式的规定，皇城门并无提早开门的明文规定。皇帝敕令：从今以后，祠祭接受誓戒的官员，当日既已前往尚书省，就不必再入朝了。贞元六年正月诏书：官员有私丧且已按规定除服的，允许其参加宗庙的祭祀。当初，御史台负责监察此事的官员上报说，依照礼制，凡有缌麻以上丧服的，都不得参与祭祀荐献。于是吏部上奏加以申明说明，命令按此执行以便有所依循。九月又上奏说：官员穿丧服者，已经安葬并按规定除服的，以及听闻居丧期满的，请允许穿吉服参加宗庙祭祀；至于同宫尚未安葬的，即使已按规定除服，也请依照以前的规定加以禁止，使轻重各有分寸

译，以此统一法度。皇帝同意。

贞元八年七月，将作监元亘，当值代理太尉祭享昭德皇后庙，因为那天是他的私忌日，不肯接受誓戒，被御史弹劾，命尚书省与礼官、法官共同商议。于是尚书左丞相卢迈等人上奏说：谨按《礼记》记载，大夫、士将要奉命参加国君的祭祀，已经视察过祭器清洁完毕，而恰逢父母去世，仍然要奉命参加祭祀。又依照唐礼，散斋期间遇有大功之丧，致斋期间遇有周亲之丧，斋戒期间若生病则可以回家，不参与祭祀，这些规定中都没有"忌日不接受誓戒"的条文。虽然《假宁令》规定忌日可给假一日，但按《春秋》大义，不应以家事推辞国事。如今元亘以《假宁令》的常例，来废弃代理祭祀的新任命，权衡轻重，接受誓戒是祭祀应有的礼义，比照礼法规定，忌日不过是循常的制度。详细考察典章依据，此事既涉及祭祀荐献，就不应以忌日为借口推辞。因此元亘获罪受罚。

元和三年四月，太常礼院上奏说：太庙的四时享祭，与告庙、朔望荐食若在同一日，臣谨按礼经记载，祭祀不应过于频繁。臣认为太庙的禘祫大祭，礼制上重于四时享祭。依照礼制，禘祫与时享若在同一月，就只举行禘祫，不再举行时享，正是为了不使祭祀过于烦琐，这是以重要者为先的礼制原则。如今时享的礼制重于朔望荐食，详细考求礼制情理，斟酌轻重，应当在举行时享的月份，其朔望荐食也应当一并停止。如果两种礼仪同时举行，恐怕祭祀会过于繁复。臣恭请每逢时享及腊享之月，只举行享礼，当月的朔望荐食请予停止；其余各月则一律依照旧制。如果告庙之日与朔望荐食之日相同，臣恭请先举行告庙之礼，然后再行荐食之礼，以求疏密有度，合乎礼制的中道。皇帝同意。

长庆二年十一月，监祭使、监察御史苏景胤上奏说：祭祀时称定要从斋宫出发等旧例，依照规定若在庙参时未能到场，四品以上罚二千文，五品以上罚一千文，臣认为处罚力度略轻，请求加重处罚。皇帝下诏说：郊庙祭祀之礼，本应恭谨庄重，处罚过轻便会滋生怠慢之心，应当酌情加重。从今以后，凡有临祭时擅自离开斋宫的，应当罚俸一个月，并命监祭使每次将被处罚官员的姓名衔位详列上奏。

太和九年十一月，兵部尚书兼判太常卿、充礼仪详定使王起，请求创制礼神九种宝玉，奏议说：邦国的礼制中，祭祀是头等大事，拜献玉璧的仪式，经典中早有先例可循。臣谨按《周礼》记载，祭祀天地四方，用苍璧礼敬上天，用黄琮礼敬大地，用青珪礼敬东方，用赤璋礼敬南方，用白琥礼敬西方，用元璜礼敬北方。又说：四珪有邸座的用以祭天，两珪有邸座的用以祭地，圭璧用以祭祀日月星辰。凡此九种器物，都是礼敬神明所用的玉器。又说：用禋祀之礼祭祀昊天上帝，郑玄注解说："禋，就是烟。制作玉币祭祀完毕后加以焚烧，使烟气上升以报答上天的阳气。"这与如今《开元礼》的仪制相同，这便是焚玉的例证。又《周礼》记载：掌管国家玉镇大宝之器的官员，若遇重大祭祀，事毕之后便加以收藏，这便是收玉的例证。梁代崔灵恩撰写的《三礼义宗》说：凡祭祀天神，各用两块玉，一块用于礼神，一块则用于焚烧。用于礼神的玉，祭祀结束后便收回；用于祀神的玉，则与牺牲一同焚烧。崔灵恩的说法，是符合礼经的。如今国家郊祭天地，祀神所用之玉常有供给，遵守经典依据古制，礼神之玉却付之阙如。臣等请求命有关部门，精心求取良玉，创制苍璧、黄琮等玉器。

译九种祭器。祭祀完毕后就收藏起来。其余燎祭用的玉器，就按照惯例执行。（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牲牢

武德元年十一月九日下诏说：祭祀的根本，都是为了百姓。使穷困的百姓破费财物来祭祀神灵，这是有违正直之道的。杀牛(丰厚的祭祀)不如禴祭(简薄的祭祀)，光明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馨香。用古人的道理来推及今天，百姓和神灵的道理是一致的。除了祭祀圜丘、方泽、宗庙之外，其余祭祀都可以只用少牢（羊、豕）。原来用少牢的，就应改用特牲（一牲）。等到年成丰足、时运和顺之后，再恢复施行原有的常礼。

译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敕令：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祭祀五岳四渎四海五镇，用牲畜作祭品；其余的都用酒和肉脯来供奉。

天宝三载闰二月敕令：祭祀必定要奉献牲畜，礼仪上有分赐祭肉的规定。现在要推行施恩惠的教化，用来推广神明的福佑。近来祭肉进献的很多，从今以后，应当少进献一些，仍旧分赐给祭祀的官员，以及应当入衙参加常参的官员在厨房共食。

天宝六载正月敕文：祭祀的典礼，牺牲所准备的，是要表达虔诚之心，并不依靠大量宰杀。从今以后，每次大祭祀应用的红色小牛，应令有关部门酌量减少数目，并永远作为定例。当年起，天地合祭，四时各用两头牛犊。五帝迎气各用一头牛犊。冬至祭圜丘用一头牛犊。夏至祭方泽用一头牛犊。九宫贵神四时祭祀，每次祭祀各用一头牛犊。神州祭祀用一头牛犊。太庙五次祭享，每次用一头牛犊。东京比照上述办理。文宣王三次祭祀，每次各用一头牛犊。东京三次祭祀。五岳每年一次祭祀，各用一头牛犊。以上根据旧有的规定，每年用牛犊五百一十四头，现在请求减少一百六十五头，实际使用三十九头，其余祠祭都请求停止用牛犊。到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敕文：国家的大事，郊祀为先，贵在极其诚敬，不必追求丰盛的祭品。黍稷虽然陈设，也未必称得上真正的馨香；牲畜白白用得多，也未必能算是真正的享祭。圜丘、方泽的祭祀，仍按旧例办理；宗庙各种祭祀，只要临时献上熟食即可，用以表达明德的馨香，才符合周文王祭祀西邻的道理。从当年起，请求昊天上帝、太庙各用太牢一份，羊、猪各三头，其余祭祀随事供给。太庙的羊、猪，过去各用九头。

大历六年十二月三日敕令：五方上帝、九宫，都属大祠；朝日、夕月、百神、大社、先农、释奠，都属中祠。从今以后，太社用牛犊，中祠用猪、羊各一头，委托有关部门支给，送太常寺入栏喂养待用，其副本按照以前的规定办理。

贞元十八年五月，太仆寺奏报：每年四季，送太常寺入栏喂养的羊、牛犊，送去之后有的称已暴死，按照惯例已经掩埋，真假难以辨明。臣认为毛色纯正的羊、牛犊很难挑选，如果有病死的，希望送还太仆寺卿，按数目送来替换，这样容易辨别清楚，永远作为定例。皇帝下诏说：可以。

　　忌日

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出征高丽，在五月五日出发。到达辽阳后，正逢高祖的忌日。八座大臣奏言：臣等谨按礼书说，君子有终身的忧思，而没有一时的欢乐，这就是所谓年岁轮转、双亲去世的那一天到来时，想到他们生前的居处，就不做欢乐的事情。如今陛下亲自统率六军，已经进入敌境，各种事务繁多紧迫，等待裁决。可以尊崇先圣的常规，也可略微顾及近代的公议，希望所有军机紧要之事，各部门依旧例上奏。皇帝亲手写诏书答复说：如今既然是军旅大事，不可因此耽误时机、失于迅速，所以既顺从古代的礼法，也顺从今日的请求。

神功元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武攸宜打败契丹凯旋而归，想在忌日这天到朝廷献俘。内史王及善认为军将入城，按惯例有军乐，如今正值国家忌月，请求准备好军乐但不演奏。凤阁侍郎王方庆上奏说：臣查考礼经，只有忌日而没有忌月的说法。晋穆帝纳皇后是在九月，那个月是康帝的忌月，当时争议不定，交给太常寺，礼官荀讷议论说，礼书只有忌日没有忌月，如果有忌月，那么也该有忌时、忌年，更没有礼制依据。当时听从了荀讷的意见。军乐是军队的仪容，与平常的音乐不同，臣认为演奏军乐对事情没有妨碍。

贞元五年八月敕令：天下各上等州，都应当在国忌日按照惯例行香。十二年五月诏书：先帝的忌辰，刚刚经过慰问，皇亲国戚之内，本应恭敬谨慎，可是却匆忙从事游乐宴饮

译、饮酒作乐，既违背礼法，必须加以惩处。前邠州长史郭煦，应安置到袁州；前南郭县尉郭晅，安置到柳州；曹自庆流放到冰州；驸马郭暧、王仕平，仍命令勒令回到自己家中。此前，刚经过代宗忌辰，驸马及各位皇亲都到银台门奉慰。慰问回来后，王仕平就邀请驸马郭暧、张昭贤、张怙，以及郭暧的女婿嗣许王李昭、郭暧的堂弟郭煦、郭晅，用教坊的乐工曹自庆，一起在家中欢乐。皇上对此发怒，所以有了这道诏书。不久也准许郭暧和王仕平出入。

永贞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昭成皇后窦氏，按国史记载，是在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去世的。那时因为则天皇后临朝执政，用十一月建子之月作为岁首。到中宗恢复旧制，改用夏历正月，那么正月行香停止办公的日子，必须改正，应以十一月二日为忌日。

元和九年正月，修撰官、太学博士韦公肃上疏说：按照礼制，没有忌月禁止音乐的规定。如今太常寺及教坊，因为正月是国家的忌月，停止练习郊庙祭祀宴会的音乐，朝廷内外的士人百姓，都停止庆典娱乐。臣仔细查考经典，恐怕这样做不太恰当。臣谨按《礼记》，有忌日不奏乐，没有忌月的记载。汉魏以来，历代都沿袭这个宗旨。只有晋穆帝将要纳皇后时，因为正值康帝的忌月，交下去议论，礼官荀讷、王洽、曹耽、王彪之，都是当时懂礼的人，都说礼制上只有忌日没有忌月，如果有忌月，那么也该有忌时、忌年，更没有礼制依据，当时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臣认为一直以来所禁止的，都在二十五个月的丧期之中，如今时代久远，礼制应当改革。臣又听说治理百姓、建立法度，一定要遵守先王的常规，力求做到既向前看齐，又能顾及实际，不违背圣哲的明训，对下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对上保留圣明的鉴察，不因个人私见而超越礼节。《礼记》又说，禫祭之月可以奏乐，这是圣明的君王制定礼制时，逐渐消解丧亲之情，不应该因为追念先人反而加重礼制。如今太常寺停止练习郊庙的音乐，这是加重礼制反而怠慢神明；有关部门禁止朝廷内外的音乐，这是无缘无故地废止音乐。详考先前的典籍，情与礼不相符合；考察其沿袭的由来，又没有依据。倘若陛下能纠正因循守旧的过度做法，效法经典的明文规定，节制礼仪的做法能够载入史册，那天下百姓就非常幸运了。诏书交付中书门下，命令召集太常卿与礼官、学官等详细商议是否可行。中书门下上奏说：忌日，太常寺及教坊，全部停止演习音乐，朝廷内外的士人百姓，也都一律禁止。按照礼文及历代典章故事，都没有忌月禁止音乐的规定，请求依照平常教习。敕旨：可以照办。士人百姓之家，也应依照此例。

太和七年三月敕令：按照法令，国忌日只禁止饮酒奏乐，至于处罚人，吏部没有明文规定。只因为这一天不应当处理公务，官府就不得判决刑狱案件，大小笞刑责罚，在礼制律法上本来都没有妨碍。从今以后，纵然有这类情况，御史台、京兆府不必再举报上奏。均王的傅官王堪的儿子王损，在国忌日于自己家中责打仆从，被御史台奏报，于是下达这道敕令。十五年五月，太常礼院奏报：睿宗的神主已经迁祧，他六月二十日的忌日，以及昭成皇后十二月二日的忌日，按照礼制应当废除。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开成四年五月，太常寺上奏：本月二十二日，在东郊祭祀先农，这一天与穆宗皇帝的忌日相同。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季冬，蜡祭百神，与敬宗皇帝的忌日相同。按照那年十二月六日的敕令，近庙的忌辰，奏乐不太合适，冬季的蜡祭又不能移动日期，变通礼制、因事制宜，古代有明确的依据，应当在那一天悬挂乐器而不演奏，才符合经典的原则。本月二十二日祭祀先农，也想依照先前的敕令，悬挂乐器而不演奏。皇帝听

译从了。

这一年十月，户部侍郎崔蠡上奏：臣认为国忌日行香，此事并非效法古制，圣上一心求治，一举一动都取法典章制度。臣先前在延英殿奏陈，希望能有所改革。陛下命令史官查考，发现设立此制并无经典依据。昨日在宫中，又蒙陛下询问，虽然一直因循未改，也无损于盛世朝廷；但如果能革除这不合经典的做法，希望能流传美名于后世。敕旨：朕认为郊庙的礼仪，是奉承祖宗，备办祭品竭尽诚意，是希望能感通神明。恭敬地想到忌日的哀思，就是所谓终身的忧思。可是近代以来，归依佛道二教，征召两教僧道设斋供食，聚集百官行香礼拜，想以此仰仗神灵冥中赐福保佑，这和帝王的治国之道不同，也颇违背教义的宗旨。昨日因为崔蠡的奏论，于是命令查考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现经文法令中，并未曾记载此事，只是世俗因循沿袭而已，很应当予以革除。京城及天下州府，国忌日在寺观设斋行香的做法，从今以后，一律停止。这个月，御史台上奏请求：国忌日，天下各地依旧不奏乐、不处理公务、不施行鞭笞之刑。臣认为佛道二教，虚无缥缈，陛下不予归依，确实符合至理。但是历代先帝忌日行香，以及借此修建功德，是向百姓昭示广行孝道，加之天下州县，不奏乐、不处理公务、不施行鞭笞，因此天下百姓，能够经常记得历代先帝的庙号。如今既然已经停止行香之后，敕令内又没有说明那一天是否仍旧撤乐、停止公务、不行鞭笞的规定，恐怕边远地区，会弄不清方向，就与平常的日子完全没有区别了。臣考虑此事，终究关系到圣上的思虑。《礼记》说：君子有终身的忧思，而没有一时的忧患，所以忌日不奏乐，是说不举行喜庆之事。恳请陛下圣明留意此事，如果认为设斋祈福，此事略有不合经典，从今废止，已经有了诏旨；那一天天下州县，不奏乐，不处理公务，不施行鞭笞，恳请再次颁下明确的诏令，依旧遵守。那么凡是边远之地，乃至蛮荒之邦，都不会忘记先帝的庙号，有益于孝道礼仪的根本。敕旨：设斋行香，近来已经革除；停止公务，本有常规制度，御史台的奏报，用意在于详细周密，应当照办。到宣宗即位之初，因为先帝们的忌辰行香已经实行很久，应当申明追念、祈求冥福，用来表达孝思，京城及天下州府各寺观，国忌行香，一律照旧。

天佑二年八月八日，太常礼院奏报：本月十三日，是昭宗皇帝的忌辰，这一天，百官在阁门奏慰之后，前往寺院行香，请求以此作为永久的定式。皇帝听从了。

　　讳

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于东宫，总揽万机，下令说：按照礼制，两个字的名字不必都避讳。孔子是通达的圣人，也不是没有先例。近代以来，曲为限制，两个字都要避讳，因此废弃缺漏的字很多，如此率意而为，是违背经义训诰的。如今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典籍中，凡是"世"、"民"两字不连续出现的，都不需要避讳。

永徽二年十月七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上奏说：按照礼制，"舍故而讳新"，所谓"故"，是指亲属关系已尽的祖先。如今皇祖弘农府君的神主应当迁出，请依礼不再避讳。皇帝听从了。

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诏书：孔子设立教化，以正名为首要。戴圣留下典范，嫌名不必避讳。近来看到抄写古代典籍，凡是遇到朕的名字，有的缺笔画，有的随意改换，恐怕使六经的雅正文字，因避讳而多有差错，诸子百家的通用义理，因避讳指事而完全违背原意，这实在不是著书立说的根本原则。从今以后，抄写旧典文字，都应当照原样抄成，不须随意更改。

景云元年，贾曾被授任中书舍人，坚决推辞，因为"中书"与其父名"忠"同音。议论的人认为"中书"是官署名称，又与贾曾父亲的名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在礼制上没有妨碍，贾曾

译于是就任。

永贞元年十二月，改淳州为睦州，还淳县改为清溪县，横州淳风县改为从化县，姓淳于的改姓为于，因为"淳"字读音与宪宗名讳相同。议论的人认为，古人不避讳读音相近的字，比如"禹"与"雨"、"驱"与"区"这样的字，行文时不必避讳。比如周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周诗》说"克昌厥后"，又说"一之日觱发"；鲁庄公名"同"，《春秋》记载"同盟于幽"；宣公名"午"，《尚书》说"陈侯午卒"之类，都是这样。如今古今时代变化，所以避讳更加广泛。当初宪宗做广陵王时，顺宗下诏，将要册立他为皇太子，几天后，兵部尚书王绍上表陈述，请求改名为"绍"，因为原名与宪宗的名讳相同。当时的君子非议此事说：皇太子也是臣子，东宫的属臣，理应请求改名，怎么能不是东宫的属官，却急忙请求改名来避讳东宫呢？这难道是侍奉君上的礼数吗？左司员外郎李蕃说：历代的先例，都是因为没有精通经学的大臣而出错，最终不能纠正过来，这类事情很多。当时，韦贯之担任监察御史，名字与东宫太子相同，唯独他没有请求改名。不久，下诏让陆淳担任给事中，改名为"质"，充任皇太子侍读，韦贯之不得已，才上疏请求改名。大臣们沉溺于世俗风气，认为这是小事而不加纠正，这不是应当遵循的成例。

开成元年十一月，中书舍人崔龟从上奏：前婺王府参军宋昂，名字与皇帝的名讳相同，十年都没有改，昨天参加选官，追查核实本人身份，才知道改名太迟，很不合乎敕旨的规定，应当罚停两次参选资格。

会昌六年四月二十日敕令：朝廷内外的官员，凡是名字与皇帝名讳相同的，以及文字点画相似的，从今以后可以立即奏请更改；音韵不同、文字点画不同的，不在奏请更改的范围之内。

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溪，因为奏状中的字与宗庙名讳同音，被罚一季俸禄。他又上奏申辩说：臣按《礼记》，不避讳读音相近的字。又按《职制律》，凡是触犯宗庙名讳而读音相近的不予治罪，注文说，比如"禹"与"雨"，是说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如今如果受罚，就是违背了法典条例。于是免除了他的处罚。

天佑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上奏：太常寺止敔两个字中，"敔"字，冒犯了皇帝的名讳，请求改为"肇"字。皇帝听从了。

唐会要卷二十四

　　受朝贺

旧有的制度，元日这天，大规模陈设仪仗，皇太子进献寿礼，其次是上公进献寿礼，其次是中书令上奏各州的表文，黄门侍郎上奏祥瑞，户部尚书上奏各州的贡献，礼部尚书上奏各蕃邦的贡献，太史令上奏云气物象，侍中上奏礼仪完毕，然后中书令又与供奉官一同进献寿礼，这时殿上都高呼万岁。按照旧有的仪注，缺少供奉官献寿的礼节，只是按照位次站立，礼仪结束，竟然没有拜贺的仪式。开元二十五年，李林甫改革了这旧的仪注，上奏后予以推行，冬至也是如此。

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上奏：天下太平，各种政务简省，请求三天临朝一次。皇帝下诏准许。到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长孙无忌等上奏，请求安排上朝的日期。皇上答复说：朕年幼即位，日夜勤勉不倦，还担心政务壅塞堆积，从今以后，每天都照常临朝。此后到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说：下个月一日，在太极殿接受朝拜；此后，每五天一次在太极殿处理政务，朔望日上朝，永远作为定制。

显庆二年二月，太尉长孙无忌等上奏，因为天下太平无事，请求隔日处理政务，皇帝准许了。

圣历二年正月，制令：朝官如果有期丧、大功丧且尚未安葬的，不得参加朝贺。神龙元年二月，在上阳宫朝见则天皇帝，因此下敕：每十天朝见一次。左台侍御史卢怀慎上表说：臣听说从前汉高祖受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