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三十五

译以举荐，由主管部门加以考核测试，允许他们进入四门学，充任俊士。至于各州参加省试落第、情愿入学的人，也予以允许。国子监所管辖的学生，由尚书省补选；州县学生，由长官补选。各州县学生，除了专门研习正业之外，还要令他们兼习吉礼凶礼。凡有官方或私人举行礼仪之事的场合，要让他们展示仪式，此外都不得随意驱使他们。允许百姓自行设立私学，想要寄托在州县接受教育的，也予以允许。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令：古时候乡里有"序"，党里有"塾"，用来弘扬儒家教化，诱导教育学子，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都是由此而来。天下各州县，每个乡里之内，各在乡里设置一所学校，同时选择合适的老师，让他们负责教授学业。

贞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求把京畿各县乡村中废弃的寺院，改建为乡学，同时上呈了二十余条制度设置的建议。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

太和七年八月的赦令节文说：所有公卿士族子弟，从明年正月以后起，如果不先进入国学修习学业的，不得列入明经、进士科考试的资格之内。

会昌五年正月制令：公卿百官子弟，以及在京畿地区寄居的士人客居者，凡是研修明经、进士科业的，都应当隶属于太学；外地州县寄读的学生以及士人，都应当隶属于各自所在的地方官学。

　　褒崇先圣先师附

武德二年六月一日，下诏说：盛大的德行必须予以祭祀，这是史册所记载的道理。通达的人闻名于世，福泽流传后代。自从姬旦开始，辅佐周朝的开国大业，创立礼法制度，大力阐明典章法令，开启了百姓的耳目视听，穷究了法度的本源。至于孔宣尼，天资聪慧深邃，四科的教诲，历代都不可磨灭；三千弟子的流风余韵，从未止息。这两位圣人，德行昭著于百姓，如果不修举对他们的宗庙祭祀，谁又能够彰明褒扬呢？应当命令主管部门在国子监设立周公庙、孔子庙各一所，四季按时祭祀，同时广泛访求他们的后代，将其姓名详细上报，仔细考察适宜的做法，应当加封爵位和土地。

贞观二年十二月，尚书左仆射房元龄、国子博士朱子奢建议说：武德年间，下诏在太学举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认为周公与孔子（尼父），都被称为圣人。在学校举行祭奠，本来是因为孔夫子的缘故，所以晋、宋、梁、陈以及隋朝大业年间的先例，都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这是历代所奉行的，也是古人所通行认可的。恳请停止祭祀周公，升孔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一建议。

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建宣尼庙于兖州，赐给二十户人家，用来负责祭祀事宜。

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下诏认为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人，历代都沿用他们所著的书，垂范于国家的贵族子弟。从今以后，凡是在太学举行祭祀典礼时，都令这些人配享于孔子庙堂。

显庆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长孙无忌等议论说：按照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依照贞观二十一年的规定，以孔子为先圣，又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一起配享孔子于太学，都作为先师。如今根据永徽年间的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于是把孔子降为先师，颜回、左丘明等都作为从祀。谨按《礼记》说：凡是学校，春天要在先师处举行释奠礼。郑玄注说：这里的"官"指的是掌管诗书礼乐的官员。所谓先师，如同礼学中的高堂生、乐学中的制氏、诗学中的毛公、书学中的伏生，都是可以作为老师的人。又《礼记》说：初创设立学校时，要祭奠先圣。郑玄注说：这指的是像周公、孔子这样的人。依据礼制来判定，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所谓"圣"，不是周公就是孔子；所谓"师"，则是各自精通一部

译经书的人。汉魏以来，取舍标准各有不同，颜回、孔子交替被作为先师，孔宣父、周公也交替被作为先圣，追究其中的礼制条文，历来各有得失。所以在贞观末年，太宗亲自颁下诏令，依照《礼记》的明确文字，斟酌郑康成精深的解说，正式确定以孔子为先圣，加封众儒者为先师，永远垂范于后世，革除以往各代的错谬做法。而如今的新令文，没有详察制诏的本意，就擅自加以改动，于是违背了先前明确的诏令。但是话说回来，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摄政掌权，制礼作乐，功绩堪比帝王，所以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称为六位圣君。又说明王孝道时，也提及周公严配上天之礼。这说明姬旦（周公）的丰功伟业，理应与君王同等看待，如果只让儒官前去祭祀他，实在是贬低了他的功绩。孔子生于衰败的周朝末年，拯救文教丧乱的弊病，效法尧舜之道，遵循文武之典章，将圣人的教诲弘扬于六经之中，将儒家的风范阐明于千秋万世。所以孟子称赞说，自有生民以来，孔子是独一无二的一人。自汉代以来，孔子历代子孙相继受封为侯，尊崇奉祀他的圣德，一直延续到今天。怎能因此贬低这位大圣人，让他俯就于先师的地位呢？况且左丘明等人，其学说至今仍在通行，却被贬为从祀，这也没有先例可循。如今恳请改用旧令而废除新诏，这样在道理上才算恰当。至于周公，仍应依照另外的礼制配享武王。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三年，文宣王庙的乐舞，下诏使用《宣和之舞》，国子博士范頵撰写了乐章。

干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赠孔子为太师。到天授元年，又追封孔子为隆道公。总章元年二月一日，颜回被追赠为太子少师，曾参被追赠为太子少保。到太极元年二月十六日，又追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二人都配享于孔子庙。到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下诏说：弘扬我朝的王道教化，在于师儒之道。能够阐发彰明这一大道，启迪蒙昧的心灵，那么自有生民以来，还没有谁能比得上孔夫子。正所谓上天特意造就的人物，兼备圣德与多才多艺，德行可与天地相配，身躯高举如同日月。所以他能够确立天下的根本大道，成就天下的常经大法。美化政治教化，转移社会风俗，使君臣父子各安其分，百姓直到今天仍受其恩泽，这难道不令人赞叹吗？可叹的是，楚王没有封他土地，鲁国国君没有重用他，使这位大圣人只能位列陪臣，四处漂泊、栖身旅舍，实在令人感慨。年代虽已久远，但他的德泽光辉却更加彰显。虽然历代都有褒奖称誉，但尊崇的地位还不够崇高，与他的实际德行不相称，人们又会怎么看呢？孔夫子既然被称为先圣，可追加谥号为"文宣王"，命三公持符节前往册命。他的后嗣褒圣侯，改封为嗣文宣王。从前是周公面南而坐、孔夫子在西侧陪坐，如今地位既已不同，怎么还能沿用旧制呢？应当补正这一有失完备的典章制度，永远作为定式。两京国子监以及天下各州，孔夫子应当面南而坐，十哲等人分东西两侧列位陪侍。而且孔子门人三千，其中被称为"十哲"的，兼具众多美德，实在超越常人。他们弘扬了大圣人的风范准则，启发了人伦道德的耳目见闻，都应当予以褒奖追赠，以此彰显贤明。颜子既然被称为"亚圣"，应当特别提高他的爵位品秩，追赠颜子为兖国公，闵子骞为费侯，冉伯牛为郓侯，仲弓为薛侯，冉有为徐侯，子路为卫侯，宰我为齐侯，端木子贡为黎侯，子游为吴侯，卜子夏为魏侯。又孔夫子曾有格言，说曾参资质迟钝（"参也鲁"），虽然位列七十弟子之数，却未列入"四科"的名目。此前虽然把他列入十哲之中，终究与其他弟子相比并无特殊，如今应当依从先前的旨意，让他遵循原来的位次，这样礼制才能井然有序，人们也才有所瞻仰效法。二十七日，命尚书右丞相裴耀卿代理太尉，持符节前往国子庙举行册命典礼完毕，由主管部门负责祭奠

译，也如同释奠之礼一样进行。又派遣太子少保崔琳前往东都，在庙中举行册命之礼。二十一日，敕令两京以及兖州旧宅的孔庙塑像，应当改穿冕服衮衣。各州县的孔庙规模较小，只需将塑像改为面南朝向，不必更改其服饰。两京孔庙祭乐使用宫悬（天子等级的乐悬），在春秋两季的仲月上丁日，命三公代理主祭之事。七十弟子也一并予以追赠：曾参赠郕伯，颛孙师赠陈伯，澹台灭明赠江伯，宓子贱赠单伯，原宪赠原伯，公冶长赠莒伯，南宫适赠郯伯，公晳哀赠郳伯，曾点赠宿伯，颜路赠杞伯，商瞿赠蒙伯，高柴赠共伯，漆雕开赠滕伯，公伯寮赠任伯，司马牛赠向伯，樊迟赠樊伯，有若赠卞伯，公西华赠郜伯，巫马期赠鄫伯，梁鳣赠梁伯，颜柳赠萧伯，冉儒赠纪伯，曹恤赠曹伯，伯虔赠邹伯，公孙龙赠黄伯，冉季赠东平伯，秦子南赠少梁伯，漆雕子敛赠武城伯，颜子骄赠琅琊伯，漆雕徒父赠须句伯，壤驷赤赠北征伯，商泽赠睢阳伯，石作蜀赠石邑伯，任不齐赠任城伯，公夏首赠元父伯，公良孺赠东牟伯，后处赠营邱伯，秦子开赠彭衙伯，奚容箴赠下邳伯，公肩定赠新田伯，颜相赠临沂伯，鄡单赠铜鞮伯，句井疆赠淇阳伯，罕父黑赠乘邱伯，秦商赠上洛伯，申党赠召陵伯，公祖子之赠期思伯，荣子期赠雩娄伯，县成赠巨野伯，左人郢赠临淄伯，燕伋赠渔阳伯，郑子徒赠荥阳伯，秦非赠汧阳伯，施之常赠乘氏伯，颜哙赠朱虚伯，步叔乘赠淳于伯，颜之仆赠东武伯，原亢赠莱芜伯，乐欬赠昌平伯，廉洁赠莒父伯，颜何赠开阳伯，叔仲会赠瑕邱伯，狄黑赠临济伯，邽巽赠平陆伯，孔忠赠汶阳伯，公西舆如赠重邱伯，公西箴赠祝阿伯。

制令说：追封荣显道德之举，岂能局限于古今之别？追赠典章，用来彰扬德行。孔夫子十哲之外，还有曾参等六十七人，同在孔门受学，传承研习经术学问。夫子提出的"四教"，他们都切实践行，亲自受教于圣人的微言大义，弘扬孔子的大义精神，堪称通达的贤人，这不也是十分盛大的事情吗？敬慕效法古代的风范，进一步崇扬这位元圣孔子。至于十哲，都已受到荣宠的褒奖，但曾子这一辈人，还未获得相应的称号，应当仅次于四科弟子的规格，赐予他们五等爵位中较低的封号，让他们与先师一起，共同享受这一隆盛的礼遇。

神龙元年正月一日敕令文书：各州孔子庙堂，如有不朝向正南方的，一律改为正南朝向。

开元八年三月十八日，国子司业李元瓘上奏说：京城国子监的孔庙堂中，先圣孔宣父，配坐的先师颜子，如今他的塑像是站立侍奉的姿态。按照礼制，被授予坐位的人不应站立，被授予站立的人不应下跪。况且颜子的德行仅次于生而知之的圣人，才德可以称得上是登堂入室的弟子，既然已经配享，他的塑像却还是站立的姿态，恳请依据礼制条文，应当改为坐着陪侍。又四科弟子闵子骞等人，都心怀儒家学术，亲承圣人教诲，虽然也在庙堂中列有塑像，却没有参与配享祭祀。谨按祭祀令文，何休等二十二位贤人，尚且能够享受从祀，怎能反而让这些登堂入室的弟子，独独不能享受配享的余泽呢？希望请求在春秋释奠之礼中，将他们列入享祀之位，排在二十二贤之上。至于七十弟子，即使是文翁所建的壁画中，尚且不曾缺失他们的形象，怎能国家的太学之中，反倒没有他们的图绘呢？请命令主管部门，将他们的形象绘于墙壁之上，同时为他们撰写赞词，以此来敦促劝勉儒家的风气，光大彰显圣人的伟业。曾参的孝道值得尊崇，他是唯一亲自受经于孔夫子的弟子，希望依照二十二贤的规格，让他享受从祀。皇帝下诏说：颜回等十位哲人，应当制作坐像，全部列入从祀之位。曾参有大孝之德，德行超越同辈，特别为他制作坐像，坐在十哲之后的位次。同时绘制七十弟子以及二十二贤人的图像于庙墙之上，因为颜子被称为亚圣，皇帝亲自为他撰

译写赞词，刻于石碑之上，同时命令当朝的文人学士，分别为其他人撰写赞词，题写在庙墙上。

　苏氏评议说：查阅贞观、显庆年间的敕令，都称为"二十二贤"；又查阅太极、开元年间的敕令，也称为"二十二贤"。把之前的敕令与学令加以对照比较，在服虔之后，还多出杜预、范宁、贾逵三人，不知是哪一年月份被增补进去的。

建中三年闰正月，任命文宣王三十七代孙孔齐卿为兖州司马，承袭文宣王爵位。

元和四年二月，任命文宣王三十八代孙孔惟昉为兖州参军。十三年正月，任命文宣王三十八代孙孔惟晊承袭文宣王爵位。

会昌二年十月，任命文宣王三十九代孙孔荣为国子监丞，承袭文宣王爵位。

大中三年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上奏说：文宣王庙，最初是太宗所建立的，睿宗曾亲笔题写匾额。武后当政初期，将匾额上的篆字改题为"大周"二字，请求将这二字削去。皇帝依从了这一请求。

大顺元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祭酒孔纬上奏说：文宣王祠庙，经历战火焚毁，主管部门举行释奠之礼却没有场所可用。请求让朝廷内外的文臣，各自从自己的官员俸钱中，每一缗抽取十文钱，用来资助修缮国学。皇帝依从了这一请求。

　　释奠

武德七年二月十七日，皇帝驾临国子学，亲自主持释奠典礼，召引道士、僧人与儒学博士相互辩论驳难了很长时间。

贞观十四年二月十日，皇帝驾临国子监，亲自主持释奠典礼。

二十年二月，下诏命皇太子在国学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皇太子担任初献之礼，国子祭酒张复裔担任亚献之礼，光州刺史代理司业赵宏智担任终献之礼。仪式结束后就前往讲堂听讲，赵宏智讲演《孝经》中忠臣孝子的道理，右庶子许敬宗呈上四言诗，用来赞美这件盛事。

二十一年，中书侍郎许敬宗等人上奏说：按照《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是学校，春天要向先师举行释奠礼。郑玄注说：这里的"官"指的是掌管诗书礼乐的官员。那里所说的是四季学习之时，将要学习其中的道理，所以由儒学官员在其各自的老师处举行释奠之礼，既然不是国学中举行的正式礼仪，所以不涉及先圣。至于春秋两季合乐祭祀的日子，天子亲临视察学校，命令主管部门掌管典礼的秩序与节度，总领祭祀先圣先师之事。秦汉时期的释奠之礼，已没有文献可以查证。到了曹魏时代，则是派遣太常代为主持典礼。自晋、宋以来，有时皇帝亲自举行，而由学官主持祭祀，全都没有确切的典章可依。况且既然名为"国学"，礼乐就该用轩悬（诸侯级别的乐悬），祭祀用的樽俎等威仪礼器，也都应由官方置备，由臣下负责，从道理上说不应专擅其事。况且一般的小神祭祀，尚且都要派遣使者前去行礼，释奠之礼既然已经列入中祀的规格，按理必须禀报皇命而后行事。今后国学的释奠礼，命国子祭酒担任初献，祝词中要称"皇帝谨遣"，同时命司业担任亚献，国子博士担任终献。至于各州，由刺史担任初献，上佐担任亚献，博士担任终献；县学，由县令担任初献，县丞担任亚献，博士本来没有品秩，请让主簿一并担任终献，如果缺员，就依次由代理人员补充。州县的释奠礼，既然请派遣刺史、县令，亲自作为主祭者，希望依照祭社之礼，赐给他们明衣。修订附入礼令，作为永久的定式。学令规定，祭祀用太牢之礼，音乐用轩悬，六佾之舞，同时配以登歌一节。如果与大祭祀的日子相遇，就改用中丁日举行；州县通常用上丁日举行；没有设学的地方，祭祀用少牢之礼。

总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李弘在国学举行释奠礼。

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亲自举行释奠之礼。

开耀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在国学举行释奠礼。

景云二年七月，皇太子亲自在国学举行释奠礼。

译有关官署起草仪注，规定随从的臣子都要骑马，穿戴衣冠。太子左庶子刘子元进言议论说：古时候自大夫以上，都是乘坐车马，用马来驾车。魏晋以后，一直到隋朝，朝廷官员又改乘牛车。至于像李广北征匈奴时，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征时，据鞍回顾张望，那么鞍马这种装备，是用于行军作战的，是穿军服时所骑乘的，看重的是便于骑乘熟习。

据考，江东一带官员做到尚书郎，如果轻率地骑马，就会被御史弹劾。又如颜延年罢官之后，喜欢骑马出入乡里，当时的人都称他放荡不羁。由此可见，乘坐专车凭靠车轼，可以穿着朝服；单人骑马乘鞍，则应当穿便服。从近古以来求证，这是十分明显的证据。

宽大的衣服、阔大的衣带,方头的鞋子、高高的帽子，本来就不是骑马时所应穿戴的，而是乘车时的服饰。况且衣裾长、衣袖宽，衣摆随风飘动，佩玉叮当作响，绶带飘垂，铿锵华美，如果在风尘之中驰骋奔跑，在仪仗旌旗之间出入,倘若马受惊狂奔，人从马上跌落下来，就会使随行车驾右侧的人，鞋子掉落也来不及收拾，清道两旁，衣带缠绕不断，这本来就会被路人嗤笑，有损威仪。

臣以为，骑马时穿戴朝服衣冠这件事，私下认为应当废止改正。皇太子下令交付有关部门宣布施行，并且编入法令,作为定制常规。

译太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亲自举行释奠礼，开设讲筵，国子司业褚无量执经讲授。

开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因为贡举人将要拜谒先师、请教质疑经义，朝廷下敕让皇太子及诸皇子举行齿胄礼。二十一日，皇太子拜谒先圣，皇太子担任初献，亚献、终献都由国子监学生充任。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讲授《孝经》，并讲《礼记·文王世子》篇。当初，诏令侍中宋璟担任亚献，中书侍郎苏颋担任终献；等到举行祭享之时，皇上想到齿胄之礼的意义，于是改换了献官人选。

开元十一年九月七日敕令：春秋二季举行释奠礼，各州府一律停用牲牢，只用酒脯，从今以后，永远作为定例施行。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敕令：各州乡贡考试结束后，令引导他们前往国子监拜谒先师，学官为他们开设讲筵，讲解疑难经义，官府设食招待。宏文馆、崇文馆的学生，以及国子监内的举人，也允许一同参加，于是成为定例，每年都照此施行。

开元二十八年二月五日敕令：文宣王庙春秋释奠，应命三公主持礼仪，并将此写入定例。二十日，国子祭酒刘瑗上奏：依照旧例，释奠之日，百官及僧道人士都应到国子监观礼，请依照旧例写入定例。皇帝批准。

建中三年二月，国子司业归崇敬上奏：上丁日举行释奠，按照旧例，这一天应召集朝官讲论五经文义，自大历五年以前一直照常施行未曾中断。那年八月以后，暂时停止了讲论。如今日期已近，恐怕需要重新奏请依旧施行。

贞元二年二月，举行释奠，自宰相以下官员都齐集国子监，学官登上讲座，讲述五经大义及先圣之道。

贞元九年九月，太常寺上奏：十一月贡举人拜谒先师的日子，如今与皇帝亲自祭享太庙的日子相同。依照《六典》，上丁日释奠若与大祀同日，就改用中丁日；拜谒先师之礼请另择日期。皇帝准奏。

贞元十五年四月，归崇敬任膳部郎中，奏议说：每年春秋二季释奠，祝文版经皇帝亲笔署名后，要面朝北方作揖，臣以为这样的礼节太过隆重。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时，武王是面朝东方接受的，请斟酌礼节轻重，务求得当。

元和九年十一月，礼部贡院上奏：贡举人考试结束后拜谒先师，依照旧规，学官为他们开设讲筵，讲解疑难经义，常参官及致仕官员可以观礼。按旧例，到时候要专门奏请。诏令：应当拜谒先师，其余的礼节都停止。此后虽然每年仍旧奏请，但都没有再施行。

　　经籍

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上奏：如今经历战乱丧乱之后，经籍多有散失，请求出资购募遗书，加重钱帛悬赏，并增设楷书手，专门负责抄写。几年之间，各类典籍便都齐备了。到贞观二年，秘书监魏征认为丧乱之后典章制度散乱，便上奏引荐学者，校订四部典籍，几年之间，秘府藏书焕然齐备。

干封元年十月十四日，皇上因为四部群书传抄多有讹误，并且也有缺失，于是下诏命东台侍郎赵仁本，兼任兰台侍郎的李怀严，兼任东台舍人的张文瓘等人，召集儒学之士，先加以刊正然后再抄写。

文明元年十月敕令：两京四库藏书，每年正月，要依据旧籍上奏朝廷；每三年，由比部核查具体的官员和典守人员，以及代理官员交接之时，都要依据数目交接清点，如有缺失，就向后任追查。

景云三年六月十七日，因经籍多有缺失，命令京官中有学问品行的人，分别前往各地，搜寻检点图籍。

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时，谈到内库及秘书省的典籍，皇上说：内库的书，都是太宗、高宗前代的旧书，整理排比之事，一向命宫人主管，其中有残缺的地方，一直未能补缀，篇卷次序错乱，查阅十分困难，你们试着替朕整理排比一下。到开元七年五月，下敕命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以及各官署，包括官员和百姓，都可以借来抄写。等到四部书整理完成，皇

译上让百姓、官员进入干元殿东廊观看藏书，无不惊叹。

开元七年九月敕令：近来书籍多有缺失亡佚，且多有错乱，实在是因为簿籍记录不明，纲纪散失所致，有时想要查阅，很难校对寻找。命令在丽正殿抄写四库藏书，各自在本库中每部编制目录。其中若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相符的，依照刘歆《七略》的分类，排列为七志。经史子集及个人文集，以时代先后为序，以品秩高低为次第。其中《三教珠英》既有缺失散落，应依照旧目录，随文补齐。

开元十九年冬，皇上车驾从京师出发，集贤院四库藏书，总共八万九千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其中夹杂有梁、陈、齐、周及隋代的古书，以及贞观、永徽、麟德、干封、总章、咸亨年间奉诏抄写的书籍。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皇上车驾从东都返回京城，敕令百司随从官员，都要削减集贤院藏书，三分留一，贮存在东都。到天宝三载六月，四库重新造册登记现存藏书目录：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卷。从天宝三载到十四载，库中又陆续抄写增加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卷。

天宝三载七月敕令：先王的法度规范，没有超过唐尧虞舜的，上古遗留下来的典籍，都称誉于训诰之中。虽然《尚书》百篇的深奥义理，前代或有亡佚，但六体奇文的旧有规制仍然存在。《尚书》中应当用古体书写的文字，一律依照现今通行的文字抄写施行，旧本仍然收藏在书府。

这年十二月敕令：从今以后，应令天下家家收藏一本《孝经》，勤加教习，学校之中要加倍传授，州县官长要明确劝勉督促。

天宝十一载十月敕令：秘书省检查核实四库藏书，与集贤院会同核算填补登记。

贞元七年十二月，秘书监包佶上奏：《开元礼》中与《月令》相关涉及的内容，请选派通晓儒学之人详加订定。皇帝准奏。

开成元年七月，分察使上奏：秘书省四库现存新旧书籍，共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却没有相应的文案记录及新抄写的文书。从今以后，凡填补旧书及另抄新书的，都要随时校勘登记，并要建立文案记录，另外设置登记簿册，每月上报御史台，并由外派巡察使每年年终，核算课业上报数目，写成状文奏报朝廷。皇帝准奏。

大中三年正月，秘书省依据御史台的公文，按照开成元年七月的敕令，凡应抄写及校勘的书籍，到年终奏报，命令楷书手等人，从今年正月以后，应当抄写书籍四百一十七卷。

大中四年二月，集贤院上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抄写完毕入库以及填补缺失的书籍共三百六十五卷，共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

大中五年正月，秘书省行文报告御史台：从今年正月以后，本司应当校勘的书籍为四百五十二卷。

　　书法

太宗曾在《晋书·王羲之传》后评论说：钟繇的书法布局纤细浓重，分布疏密有致，如云霞舒展卷曲，浑然一体，没有间隙。只是他的字体偏古而不合今日之用，字形偏长而超出法度。王献之虽然有独特的风格，格调新颖工巧，但笔画疏瘦如同寒冬里的枯树，虽然枝干交错却没有屈伸的生气；结体拘束好像严厉人家中饥饿的奴仆，只显得羸弱而不放纵。萧子云的字没有丈夫气概，一行一行像春天缠绕的蚯蚓，一步一步像秋天盘绕的蛇。（他的字仿佛）让王蒙躺在纸中，让徐姬坐在笔下，凭这样来传播美名，岂不是名不副实吗？所以详细考察古今书法，精心研究篆书素书，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大概只有王逸少一人吧。看他点画牵引的工巧，结构布局的精妙，如烟云缭绕、露珠凝结，笔画尖细好像断开却又相连，如凤凰飞翔、蛟龙盘曲，笔势好像弯曲却又挺直。玩味它不觉得疲倦，观览

译它却看不出它的头绪。心中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个人罢了。

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人整理御府所藏古今擅长书法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共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到贞观十年，太宗曾对侍中魏征说：虞世南去世以后，没有人可以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说：褚遂良下笔遒劲有力，很得王逸少的笔法体势。太宗当天就召命他担任侍读。太宗曾用金帛购求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天下人争相携带古书，到朝廷进献，当时没有人能辨别真假，褚遂良详细说明每件作品的来历，一件都没有出错。

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亲自书写真草书屏风，展示给群臣看，笔力遒劲，堪称一时之绝。当初太宗购求民间书法，共得真书行书二百九十张纸，装成七十卷；草书二千张纸，装成八十卷。每逢处理政务的闲暇，就拿出来临摹观看。太宗曾对朝臣说：书法是小道，本非急务，但时常留心练习，总胜过日后荒废。凡是各种技艺，没有肯学而学不成的，问题在于心力懈怠，不能专心精研罢了。朕年少时身为公子，屡次遭遇敌阵，义旗初起之时，正逢平定寇乱，执掌金鼓一定亲自指挥，观察敌阵便能知道强弱，总是用我方的强兵对付敌方的强兵，用我方的弱兵对付敌方的弱兵。敌人来犯我方弱兵，追击逃敌不超过一百几十步；我方进攻敌方弱兵，必定要突破敌阵，绕到背后反击，没有不大败的，多是用这个办法取胜，是因为深思熟虑得到了其中的道理。我如今临摹古人的书法，完全不是学他们的外在形态笔势，只是在追求其中的骨力，等到掌握了骨力，形态笔势自然就会随之产生。然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都是先立定用意，所以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当初设置宏文馆，选拔有见识才具的贵臣子弟担任学生，宫中拿出书法作品命他们学习；又访求民间擅长书法的人，追征入朝为官。十几年之间，天下都追随这种风气。到贞观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太宗召集三品以上官员，在玄武门赐宴，太宗提笔书写飞白书，群臣趁着酒兴，争相到太宗手中抢夺。散骑常侍刘洎登上御床伸手，这才抢到手。那些没抢到的人，都说刘洎登床应当治罪，请求交付法司处置。太宗笑着说：从前听说班婕妤辞让皇帝的辇车，如今看到常侍登上御床。

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书写飞白书，写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人绝妙，对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说：端午旧俗，一定要用衣服器玩相互祝贺，朕如今各赐你们飞白扇两把，希望能带来清风，以增添美德。

龙朔二年四月，皇上亲自写书信给辽东各将领要求他们投降。许敬宗说：许圉师平素十分珍爱书法，可以拿到朝堂上展示给他看。许圉师看了之后又惊又喜，私下对朝官说：我见过的古代书法真迹很多了，魏晋以后，只有王羲之、王献之二人可称。然而王逸少的字力度略欠而妍美，王子敬的字妍美而力度略欠。如今见到圣上的墨迹兼有二王之绝妙，如凤凰飞翔、鸾鸟回旋，实在是古今第一的圣书。

神功元年五月，皇上对凤阁侍郎王方庆说：你家中藏书很多，应当有王羲之的遗迹。王方庆上奏说：臣家十代再从伯祖王羲之的书法，先前有四十多卷，贞观十二年，太宗访求购取，先臣已经全部进献了，只剩一卷还留存在，如今也已进献。臣的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洽、九代祖王珣、八代祖王昙首、七代祖王僧绰、六代祖王仲宝、五代祖王骞、高祖王规、曾祖王褒，以及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王献之以下共二十八人的书法，共十卷一并献上。皇上驾临武成殿，展示给群臣看，还命中书舍人崔融撰写《宝章集》来记述此事，又把这十卷书法赐还王方庆，当时的人都以此为荣。

开元六年正月三日，命人整理御府所藏古今擅长书法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共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开元十六年五月，宫中拿出

译二王的真迹以及张芝、张昶等人的古迹，共一百六十卷，交付集贤院依照原文摹拓四份进呈宫中，分别赐给诸位亲王。当初，贞观年间搜访王羲之等人的真迹，民间的古本都汇集起来，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鉴定真迹，以及王献之、张芝等人的作品，也各自按数量多少，装订成卷帙，用"贞观"二字作印，钤盖在装裱的接缝以及卷首卷尾。这些书迹又命褚遂良用真书小字写在贴纸上，摹写其古本的题记；其中也有属于梁、隋官方藏本的，梁代的则由满骞、徐僧权、朱异等人署名记录，隋代的则由江总、姚察等人署名记录。太宗又命魏征、褚遂良等人在卷末再写下姓名记于其后。《兰亭序》一本，相传说将随葬入昭陵；另有一本，长安神龙年间，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奏借去，出入摹拓誊写，因此就下落不明了。开元五年，敕令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人检校现存并加以更换，标记为两卷，共八十卷，其余的都已散失。陆元悌又上奏说：前代名家押署的印记，如今只用自己的姓名代替。皇上亲自写"开元"二字作印，用来钤盖标记。王羲之的书法共一百三十卷，王献之的二十卷，张芝、张昶的书法各一卷。王羲之的真书行书，只有《黄庭经》《告誓文》等四卷留存下来。

元和十四年九月，考功郎中萧俛，进献古今书画二十卷。

开成三年，任命谏议大夫柳公权为工部侍郎，仍旧担任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最初学习王羲之的书法，遍览近代各家笔法，字体笔势刚劲妍媚，自成一家。上都西明寺的《金刚经碑》，兼备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各家的体势，尤其是他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文宗夏日与学士们联句，皇上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接续道："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皇上吟诵良久，便命他把诗句题写在殿壁上，字大约方圆五寸。皇帝说："钟繇、王羲之再生，也不能超过这个了。"皇帝召他登殿，在御前书写三张纸：军容使西门季元捧着砚台，枢密使崔巨源为他递笔。一张纸写真书十个字："魏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张纸写行书十一个字："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张纸写草书八个字："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柳公权常常评价说砚台以青州石末砚为第一，说是因为它使墨不易干冷，绛州黑砚次之。

唐会要卷三十六

　　修撰

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给事中欧阳询奉敕撰成《艺文类聚》，进献给朝廷。

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监魏征撰成《群书政要》，进献朝廷。太宗想要浏览历代帝王得失的经验教训，于是从六经开始，一直到诸子百家，上起五帝，下至晋代，魏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历时始成，共五十卷，进献朝廷，各位皇子每人赐一本。

贞观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扬州长史李袭誉撰成《忠孝图》二十卷，进呈朝廷。

贞观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令将特进魏征所撰的《类礼》，赐给皇太子及诸位亲王，并将底本收藏在秘府。当初，魏征认为《礼经》遭遇秦代焚书灭学，戴圣编纂时条理次序混乱，于是删削其中的解说，按类相从重新编排，分为五十篇，合成二十卷。皇上十分赞赏，赐给他布帛一千段。

贞观十五年正月三日，魏王李泰进献《括地志》五十卷，皇上嘉许他，赐给布帛一万段，并将此书交付秘阁收藏。当初，李泰喜好学问，热爱文章，司马苏勖劝说李泰上表请求编修，皇上下诏准许。于是大规模开设馆舍，广泛招揽当时才俊，于是奏请引荐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人，一时人才辐辏，门庭若市。李泰渐渐意识到规模过于庞大，想要尽快完成，于是分派人员到各州，翻检疏理记录，历经四年才编成。这年四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吕才和其他阴阳学者十几人，撰成《阴阳书》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