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六十七

译酒食，而是要打扰诸位参加宴会。朕有添丁进口的喜庆，所以借诸位共同欢乐。"又对太子说："你是国家的储君，府库财物与朝廷相通，金玉绮罗，不值得作为赏赐；只有先王典籍，可供借鉴警诫。"于是赏赐《尚书》《毛诗》《孝经》各一部。太子太傅萧瑀说："如今所赏赐的典籍，请让臣陈述其要旨。"皇上允许了。萧瑀便先讲说《孝经》，其次讲述《尚书》，最后讲解《毛诗》，都举出其中要旨，阐明义理旨趣，凡可作为深切警诫的道理，都详尽陈说。皇上十分高兴，认为选任师傅得到了合适的人才。

开成二年，宰相郑覃兼任太子太师，想要在尚书省举行上任仪式。太子詹事冯定上奏说："按太子太师隶属詹事府，不宜在尚书都省举行上任仪式。"于是诏令改在詹事府本府举行上任仪式。

**左春坊**

原名门下坊。龙朔二年，改称左春坊。咸亨元年，复称门下坊。景云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改称左春坊。

**左右庶子**——龙朔二年，改称左右中护。咸亨元年，复称庶子。

长安二年正月，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上言："谨按典籍记载，臣子与君主言谈以及上表时，不可直称皇太子的名讳。因为太子是国家储君，名讳尊贵重要，不可指名道姓，所以不予提及。晋朝尚书仆射山涛在启事中，只称皇太子而不称其名，山涛是当朝名士，必然是稽考了典章旧例，其不直呼名讳，应当是有所依据的。朝廷大臣尚且如此，宫中臣属避讳就更不应有疑问了。如今东宫殿宇及宫门名称，都有触犯太子名讳之处，临时告知回避十分困难。孝敬皇帝为太子时，将宏教门改为崇教门；沛王为太子时，将崇贤馆改为崇文馆，都是为了避讳而尊崇典章礼制。这些都已成为先例，可作为效法的准则。恳请皇恩依照旧例，交付有关部门加以改定。"皇帝准许了。

贞元元年七月敕令：左右庶子，按天宝三载敕令，应位列左右丞、侍郎之下，各司四品官之上。如今却排在少卿之下，这是不对的，应予改正。

太和四年十一月，左庶子孙革上奏：本司典膳等五局郎官，臣认为东宫诸局，辅佐护卫太子，必须任用公卿宰相的子弟，先要选拔文学修养、品行端正的士人。本朝一向不忘慎重选拔，期望得到合适的人才，有的历任清要之职，有的官至丞相。如今由于年代久远，渐渐产生讹误替代之弊，因其俸禄颇为丰厚，近年时有出身流外官的人，侥幸谋求授任此职。考核旧例典章，从未听说流外官出身能够忝居此职。若不加以约束禁止，实在有损官品清正。本司所属司经局校书郎、正字，品秩虽极低微，然而擅长文学的人却争相求任，正是因为必定选用得当之人，没有杂流混入的缘故。如今五局郎官的资历品秩，本属清要官品，如果任由流外官人不断进入，那么本司官员职位，将渐渐芜杂败坏。恳请自今以后，吏部不得再注拟流外官出身的人担任此职；现任官员中如有流外官出身的，允许臣开具姓名衔位牒送吏部，待到注拟官职之日予以替换。"

敕旨：可以照办。现任官员中如属流外官出身而获授此职的，等其考核任期届满，自今以后，吏部不得再予注拟。

**中允**——武德初年称内允。武德三年三月十日，改称中允，又隶属门下坊。永徽三年八月二十日，又因避皇太子名讳，改称内允，中舍人改称内舍人。显庆元年，太子被废，复称中允。龙朔二年，改称左赞善大夫。咸亨年间，又改回中允。

**司议郎**——贞观十八年十月四日，皇太子上表说："臣听说《汉书》记载，太子既已行冠礼成年，便设有记录过失的史官。如今臣冒昧陈奏，是想遵循这一旧例，

译愿意设置史官之职，作为警诫箴规之用。"于是门下坊设置司议郎四员，正六品上，掌管侍奉规谏之事，驳正启奏文书，并记录东宫日常事务，分管坊内诸事，任用敬播、来济担任此职。马周感叹说："遗憾的是自己资历品秩过高，不能得以担任此职，不无遗憾之感。"

仪凤四年五月，皇太子李贤颇为耽溺声色，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进谏说："臣听说太子是国君的副贰，国家的根本，是承继宗庙重任、维系亿万百姓民心所系之人，四方以此为准则，四海对此寄予厚望。况且殿下身居储君之位，具有天赋卓越的资质，一件善事天下必定传闻，一点才能天下都会信服，怎能不追求尽善尽美的作为，来求取长久宏大的美名呢？恳请殿下广泛阅览群书，来扩充自己的德行；屏退声色享乐，来抑制自己的情欲，成为储君之首的典范，秉承圣人开创的宏大基业。"

**左右谕德**——龙朔二年，设置左右谕德各一人。

**左右赞善大夫**——龙朔二年，改中允为赞善大夫。到咸亨元年，复称中允。仪凤四年二月十一日，另设左右赞善大夫，各十员，授予诸王之子担任。景云二年二月五日，开始兼用非皇族的士人。开元七年，各减省五员。

贞元十六年五月，任命崔芊为右赞善大夫，充任太子侍直，这是新设的官名。

**司经局**——龙朔二年二月九日，改称桂坊，脱离左春坊管辖，统辖崇贤馆，仍设置太子文学四员、司直三员。咸亨年间改称司经局，仍依旧隶属左春坊，其崇贤馆及司直，也依旧不变。

**洗马**——龙朔二年，改称司经大夫。三年三月九日，改称桂坊大夫。咸亨元年恢复旧称。

**典设局**——武德年间令典称为济司局，典设郎称为太子斋郎。

咸亨元年，皇太子长久居于宫内不出，很少与东宫臣属接见。典膳丞邢文伟请求减膳，上启说："臣私下见《礼记·大戴礼》记载：太子既已行冠礼成年，免除保傅的严格管教，就设有记录过失的史官、削减膳食的宰官。史官的职责，遇有过失不能不记，不记录就是失职当死；宰官的职责，遇有过失不能不撤膳，不撤膳就是失职当死。近来以来，殿下不太延请接见臣属，谈论议事很少接触，谒见也十分稀少。上朝之后，只与内宫之人独居，如何能够发挥圣明智慧，成为通达睿智、文采斐然之人呢？如今史官职位虽然空缺，宰官应当奉行职责，臣忝任此职，不敢逃避责任，谨遵礼经旧制，特此申请减膳。"当年，右史职位出缺，宰相进呈拟任人选数人，皇上说："邢文伟嫌我儿子不读书，不肯给他吃肉，此人十分正直，应当担任右史。"于是任命他。

**右春坊**

武德初年，沿袭隋朝旧制，称典书坊。龙朔二年，改称右春坊。咸亨元年，又改称典书坊。景龙元年，改称右春坊。

**舍人**——龙朔年间改称右司议，咸亨元年恢复旧称。

**家令寺**

龙朔二年，改称宫府寺，家令改称宫府大夫。咸亨元年，复称家令寺。

**率更令**

龙朔二年，改称司更寺，令改称司更大夫。咸亨元年，复称率更令。

**太子仆寺**

龙朔二年，改称驭仆寺，仆改称驭仆大夫。咸亨元年，复称仆寺。

**太子千牛**——龙朔年间，改称左右奉裕。咸亨年间恢复旧称。

**王府官**

武德年间令典规定：设师一人。景云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改称傅。开元二年九月六日裁省，此后又恢复设置。

武德年间令典还有王国常侍、郎、舍人等官职，开元初年制定令典时，一并予以裁撤。宝历三年六月，琼王府长史裴简永上状说："请求为诸王共同设置一处王府所在地。臣

译见诸王府原本在宣平坊东南角，已经损毁多年，因循未加修葺。到元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被庄宅使收管；当年八月二十五日，又卖给邠宁节度使高霞宇。臣认为，京城中在职百官都各有官署办公之所，唯独王府僚属官吏，独独没有公署衙门，每逢圣恩除授官职，无处行礼上任，属吏胥役分散居住，难以统一管辖，致使下属官吏因此懈怠散漫，王府官员被众人轻视。虽然名列朝廷官班之中，都被视作苟且偷安的闲散官职。臣认为，王府衙署本因诸王而设置，官员依附王府而设立，如今王府既已不存，官署也就形同虚设。恳请赐予官宅一处，使各王府合并共用一处官署，各府僚属虽会集一处而分处办公。如此则官吏可以统一集中管理，文书档案可以查验存亡，京城中不再有荒废的官署，道路上也可平息是非的议论。"

敕旨：可以将延康坊阎令琬的宅第一所赐予作为王府官署，仍令有关部门核实测算，酌情予以修缮改建，并按所需酌量置办器物用具。

宝历三年十月，改革诸卫及率府、王府等衙署中没有厨房供给的朝官等待遇。自今以后，每逢在寺观举行行香活动，以及有集会期会时，应准照廊下待遇发给，各给一餐饭食，仍令有关部门与京兆府商议协调。行香活动就在寺观举行，如另有集会期会，就在附近的店铺房舍举行，都委托京兆府按人数发给当地所需的帐幕、床榻、锅釜等物；如果行香活动分布在两处以上，依照惯例随中书门下所在的一处，即命令廊下有关部门负责料理，其他处所则由京兆府发给应有待遇，并负责安排造食。

太和六年，皇上因为鲁王李永渐渐年长，选拔名儒担任其王府属官，任用户部侍郎庾敬休兼任王傅，户部郎中李践方兼任司马，太常少卿郑肃兼任长史。当年，鲁王被立为太子，因为郑肃曾侍奉鲁王，言谈议论中正得体，又命他担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在东宫为太子讲授经书。不久太子生母失宠，皇上有废黜太子之意。郑肃以长史身份，趁被召见的机会，深切陈说邦国根本大计、君臣父子之义，皇上为之动容嘉许。然而太子最终仍因获罪而被废黜。

**致仕官**

旧制规定，年满七十岁以上应当退休致仕；如果精力体力尚未衰退，也允许继续处理政务。凡请求致仕的，五品以上官员由朝廷直接奏闻，六品以下由尚书省登记上奏。

贞观二年九月一日诏令：内外文武百官中，因年老致仕、上表请求辞去职务的，其朝参班次，应排在本品现任官员之上。

显庆元年四月制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因年老或患病而非因罪解职的，以及五品以上散官因礼制而辞任的，都准许同致仕官对待。

开元五年十月十四日敕令：致仕官应享用的物品，令有关部门送到宅第。三品以上官员，并准许参加朔望朝会。

当年十一月又规定：致仕官子弟中没有京官的，若在外地，允许一人停官在家侍奉赡养。

开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敕令：凡曾任高品官、非因获罪贬责而降为低品官的，致仕身亡后，都准照高品官的先例对待。

开元二十年正月七日制令：曾任五品以上清要官职、因理由正当而去职的，由有关部门具列名单奏报；年老患病不能处理政务的，准予致仕。

天宝九载三月二十三日敕令：听闻六品以下致仕官，四年之后，按规定一律停发俸禄。念及他们年老衰迈，理应予以安抚存养，岂能因为品级高低不同，恩遇待遇便有差别。凡五品以下致仕官，都应终身供养，并永远作为定制。

建中三年九月十二日敕令：致仕官所领取的半俸及所赐财物等，都应从敕令颁布之日起，在本籍或寄住地的州府支给。到贞元四年四月

译二十三日，致仕官仍发给半俸，其朝会及朔望朝参，都依照旧例，自今以后应依此办理。

贞元四年四月，恢复前左散骑常侍致仕官邱为的原有官职。当初，邱为致仕还乡，特别给予半俸；后来遭遇母丧，苏州官府对是否应发放俸禄有所疑虑，就此询问观察使韩滉。韩滉认为，授予官职而致仕，是让其不再理事，特别发给俸禄，是为了体恤养老之臣，不应因居丧而有所不同，命令仍照旧发给，唯有春秋两季的羊酒赏赐则不予发给。虽然于成文规定无据可循，但当时人称之为折中稳妥之法。等到邱为服丧期满，便恢复了原来的待遇。

贞元五年三月，任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书萧昕为太子少师，右武卫上将军鲍防为工部尚书，前太子詹事韦建为秘书监，都以致仕对待，仍发给半俸及赏赐布帛，其正俸全部停发。皇上念及他们是旧日老臣，特别命令赐给半俸，致仕官发给半俸的做法，就是从萧昕等人开始的。

贞元九年八月，任命太子右庶子、史馆修撰孔述睿为太子宾客，赐紫金鱼袋，准予致仕。孔述睿年纪不到七十岁，因病请求免职，多次上表才获准许，赐布帛五十匹、衣物一套。按旧例，致仕官还乡，不供给公家车马，皇上因宠爱这位儒者，特命供给公家车马送他回乡。

长庆三年四月敕令：尚书左丞孔戣，可改任礼部尚书，准予致仕，仍委托当地长官，按时亲自慰问，并致送羊酒；如到京城，其草料粮米及日用器具之类,委托河南尹酌情供给护送，务必从优礼遇。孔戣体力尚未衰退，坚决请求退休，所以特示优礼。

太和元年四月，检校右仆射兼太子少傅杨于陵，以左仆射身份致仕，特恩全额发给俸禄。杨于陵上疏说："臣因年迈体衰，恳请退休闲居，蒙受圣恩体恤怜悯，授予尚书左仆射一职致仕，全额发给俸禄。臣认为，朝廷给予的俸禄，本是为了酬劳职务上的辛劳，如今臣因年老多病请求闲退，理应在家自食其力。而致仕官发给半俸，是近代所行的惯例，其用意确实体现了朝廷优待贤才、养老敬老的双重深意。以臣的庸碌衰迈，怎敢领受全额俸禄，臣反复思量，仅得半俸已是过分的恩遇，如今若再逾越常制，重新蒙受特殊恩宠，赐给闲散官员的丰厚俸禄，用作衰朽之身的私人费用，按理度事，臣心实感不安，招致损害、导致盈满招灾，是臣所深深忧惧的。恳请陛下俯允收回圣恩，再次敕令有关部门，依照发给半俸的旧例办理，这才是臣残年最大的幸事。"敕令批复说："爱卿早年身负重任，屡建功业声名。多次听闻你请求告老还乡的言辞，特此顺遂你辞官归隐的请求，所以特优待俸禄，以示对你辛劳的褒奖。谦让恭谨、善始善终，虽是君子坚守正道的美德；但当仁不让，也是先贤留下的至理名言，望能体谅朕的深切心意，就此打消辞让之表。"次日，杨于陵又再次辞让，皇上便准许了。

当年九月敕令：请求致仕的官员，近来不论品秩高低，一律准予致仕，这既不合法度也悖离旧制，颇为逾越典章制度。自今以后，常参官须五品以上、外任官须四品以上，才允许准予致仕，其余一概停止。

太和三年四月，右庶子致仕官滕某上奏："臣蒙受天恩准予致仕，如今想要返归故里，家乡在浙东，路途遥远，臣官至四品，恳请特别给予直到婺州的公家车马凭证，以便使年老体衰之身获得安顿，也为乡里增添光彩。"

敕旨：滕某致仕还乡，家境贫寒、路途遥远，应准许给予公家车马，允准他的请求。自今以后，再有此类情形的，便以此为定例。

**员外官**

员外官及试官等，设置官职、分派职务，是为了统领事务、安排

译官吏，得到合适的人才，天下自然大治。《尚书》尚且说："官不必备，惟其人。"由此可知设置员外官的用意所在。员外官及检校、试官、斜封官，都是神龙年间以后才有的。开元年间大力革除前朝弊政，多已废除，唯有皇亲及有战功之人以外，不再另外除授；如今则是遭到贬责的官员，才以员外官身份安置处理。

永徽五年八月，蒋孝璋被授任尚药奉御，特别设置员外官，仍与正员待遇相同，员外官便是从此开始的。又据记载，显庆五年五月，授予廖绍文检校书郎员外官，与正员同等待遇，又说员外官从此开始，不知哪个说法正确。

神龙元年五月三日敕令：内外员外官及检校、试官，应令本司长官，酌量事务闲忙，选取有资历的人，与原有正员分掌曹务；其余的一律不在参与处理政务之列，各司长官及副贰长官不受此限。

景龙二年，长宁、宜城、定安、新都、金城等公主，以及皇后的妹妹郕国夫人陆氏、崇国夫人冯氏，还有昭容上官氏与其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的女婿弟弟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人，都结党营私，用未经正规程序的墨敕斜封方式授予官职。

当年十月，侍中苏瑰上密封奏疏说："臣听说萧何治国崇尚清静无为，被歌颂为'画一'之政；汉文帝垂拱而治、无为而治，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光武帝合并官员编制，务求精简官吏。这正是省事清心、切实有益于治国要务的表现。如今关中地区粮食并不便宜，加之戍守徭役频繁，各州县本有既定的员额，官吏俸禄却没有增加，公廨利钱又被要求分给员外官，如果官吏妻儿家小得不到供养，事理上势必导致侵夺盘剥百姓。恳请裁减员外官员额，以挽救时弊。委托巡察使及各州正员官员，凡有违犯者一并检举查处。臣认为，各地员外官凡资历相当、选出公正清廉能干的人才，应当立即予以替补授任，替补完毕后上报朝廷；正员官因惧怕被替代而不敢逾矩妄为，员外官因渴望迁升而自我勉励勤勉，如此逐渐停罢员外官，便能渐渐达到精简官吏的目的。"酸枣县尉袁楚客，也曾致信中书令魏元忠说："设官的目的是治理百姓，不是扰乱百姓；是造福百姓，不是危害百姓。如今天下困顿穷苦，四海之内衰败凋敝，正是因为州牧、县令的选任，大多用非其人，其余的僚属佐官，也很少有称职的，不致力于公正勤勉政务，专事苛刻盘剥百姓。譬如养马，必须除去害马之患；譬如牧羊，必须驱除扰乱羊群之敌。此道尚且存在这些弊病，反而还要增设员外官，这真是助纣为虐，恰恰足以加速祸患的到来。这些员外官深知自己身份特殊，唯恐别人不畏惧自己，必定用严酷的法令来使人恐惧；唯恐财物聚敛不够，必定枉法巧取豪夺。以有限的民力财物，供应无穷的贪欲索求，想要不引发祸乱，怎么可能做到呢？古人有句话说：'十羊九牧'，羊群既得不到充足的食料，人也得不到安息喘气的机会。《尚书》说：'官不必备，惟其人。'孔子曾讥讽管仲说：'官事不摄，焉得称俭。'依据这个道理，正员官员尚且不希望其冗滥，何况在正员之外，又再增设员外官呢？这就是朝廷的过失所在，明公若不加以匡正，还有谁能匡正它呢？"中书侍郎萧至忠也上疏说："臣听闻官爵是国家的公器，恩宠是君主的私恩。私恩只可用金帛使人富足、用酒肉款待供养，以此表达君主的私人恩泽；如果把国家公器当作私人恩惠随意施用，那么公正的道义就无法推行，百姓也会因辛劳而离心离德。"

译汉馆陶公主为儿子求郎官之职，明帝对她说：郎官上应天上星宿，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姓就要受害。于是只赐给她十万钱作罢。这就是至公之道毫不亏损、恩私之情也不废弃的做法。如今在位官员已经很多，冗员加倍，索求无厌，日益增加。陛下降下不合常规的恩泽，近亲外戚提出没有止境的请求，卖官谋利，枉法徇私。台省寺监之内，穿朱佩紫的官员满满当当，官职品秩因此更加轻贱，恩赏不再贵重。有才能的人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人没有才能，这两种情况相比，十有五成如此。所以人们不肯效力，而在职的多是不称职之人。想要求得天下大治，实在也难以实现。恳请陛下审慎衡量才能与职位，官职不要虚授于人，不要因私情妨害公事，不要因私情扰乱法度，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兵部尚书韦嗣立上疏说：设置官职、分派职守，要根据事务的多少来安排官吏，官职任用得人，天下自然大治。古时候选拔人才，必须先采集乡里的名声评价，然后才征召到州郡任职；在州郡有了声望，然后才征召到中央五府；才能在五府中显现出来，然后才升迁到朝廷。这样任用一个人，所考察选择的极为周详；提拔一个士人，所经历的考验极为深入。任用得当就能治理好，任用不当就会致乱，治乱所系，怎能不深加选择呢？现在的选人用人，与这种做法不同，大多没有经过认真的考验试用，官职就骤然升迁提拔。趋炎附势、争相求进，是人之常情；心存侥幸，也是人们所追逐的。如今那些一心求进、不避侥幸的人，接踵比肩，遍布于文武百官的行列之中，补授官职没有限度，官员的空缺不够分配，于是就设置员外官，人数数倍于正额官员的空缺。官署的属吏被应付这些人搞得疲惫不堪，府库仓储被供养这些人耗竭一空。国家大事，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古时候设立爵位等待贤士,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得到它。如果任用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有才能之人的晋升之路就被堵塞了，这正是贤人君子隐匿踪迹、消声敛迹、心怀叹恨的原因。

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说：臣听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一百个；夏商时官职加倍，也能够治理得当，这是精简官员的道理。又说：官职不必求全求备，只要用对了人；又说：不要使各种官职空缺，上天的职事要靠人来代行，这是为官职选择人才的道理。臣私下看到京城各官署中的员外官，积累多的达到正额的数十倍，这是近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官职不必求全求备，如今却是绰绰有余；人代行天工，大多数人却不理事务，广泛地授官任职,却没有什么益处。俸禄的花费，每年多达巨亿万，只是白白耗尽国库罢了，这难道是致治的办法吗？如今仓库空虚，百姓困苦凋敝，倘若炎旱成灾，租赋减少收入，国家的水衡府库没有陈年腐朽的积蓄，京城的粮仓也缺乏充裕的储备，陛下将靠什么来救济呢？员外官中，有的是衣冠望族、有清雅的名望，有的是台阁旧臣，有的通晓熟悉典章制度，有的一向熟悉政务要领，都是一时的良才干吏，却不让他们掌管文书政务，白白占据俸禄职位，埋没他们的才能而不施展他们的用处，尊崇他们的地位而不竭尽他们的力量。周朝号称人才众多，汉朝称为得人善任，难道是这样的吗？臣希望在员外官中，凡是有才能识见、为众人所共知，能够胜任州牧、县令以上职务的人，都请加以选拔提升，让他们到各地施展才干效力，申展他们的智慧才能；如果有年老多病、以及不能胜任政务处理的人，都一并加以裁减罢黜，使贤能与不肖之人区分清楚、判然有别，这是当今最为紧要的事务，怎么能说难以做到呢？

左台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讽上疏说：先朝所授予的斜封官，恩命已经颁布，可是姚元之、宋璟等人，败坏了先帝的圣明，把怨恨归咎于陛下，路人纷纷诽谤怨言，天下人都称冤。为何要与万人结为仇敌呢？恐怕会因此发生非常之变。皇上认为有道理，于是下诏说：凡是依照斜封、别敕所授予的官职，先前已下令停任的，应当一并酌量才能予以叙用。姚元之、宋璟一并上奏之后，各自被赐予布帛一百段。

监察御史柳泽进谏说：臣私下看到自神龙年间以来，群邪作乱，法网不能振举，纲纪极为紊乱，实在是由于宫内的宠妃专擅命令、外戚宠臣擅权专断，凭借尊贵、依仗恩宠，买卖官职爵位，穿朱佩紫的荣耀，竟出自奴仆婢妾之口；赏罚的施行，违背了典章制度的规定。妃嫔公主的门第，如同商贾之家；选拔举荐的官署，实际等同于市集。屠户商贩之子，都因邪门歪道而谬得官职；被贬黜之人，都因奸邪之术而冒滥晋升。天下越发混乱，社稷几近危亡。幸赖陛下聪明神武，将天下从将要倾覆之中挽救过来，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本可以永远作为鉴戒的。这难道不是恩宠授官的谬误、亲近宠信、听信请托所导致的吗？岂能不令人哀叹！又比如斜封授官之事，都是由奴仆婢妾引荐推动的，蒙蔽误导了先帝，从前朝就已经这样了，这难道是孝和皇帝内心所怜爱、心中所喜爱的吗？陛下当初即位之时，采纳姚元之、宋璟的建议，因而将这些人全都罢黜；近来又下令重新收录他们，这是把斜封之人当作不忍舍弃的人吗？还是认为这是先帝的意愿，不可违背呢？如果说斜封之人不忍舍弃，那么韦月将、燕钦融这类人，也就不应当追加褒奖赠官；李多祚、郑克义这些人，也就不应当予以昭雪。陛下为何不能对这些人容忍，却唯独能对那些人容忍呢？这使得善恶不能确定，反复相互抵触，这是陛下政令不统一的表现啊。再说斜封之官，本不指望特殊的恩泽，能免除罪责已是蒙受恩私了；十天半月之内，屡次颁下诏旨，前一道敕令说要等到冬天再作处分，后一道敕令又说要更换他人立即停任。为何要引导人们去做不正当的事，鼓励人们去走邪僻的道路呢？这将拿什么来惩戒风俗、拿什么来纠正奸邪呢？如今海内都在说，太平公主让胡僧惠范曲意引荐这些人，将会贻误陛下。所以有话说：姚崇、宋璟为相之时，邪不能胜正；太平公主用事之时，正不能胜邪。陛下难道不该以前车之覆为戒，却还想要沿着倾覆的车辙前行吗？希望陛下深思熟虑此事。

译开元二年五月三日敕令：各类员外试检校官，除皇亲以及各类五品以上亲属，以及战阵中需要的重要职位、内侍省以外的官员，一律全部停止设置。到冬季选官时，酌情根据其才能政绩、文书判词，授予正员官。从今以后，除了战功以外，若非另有特敕，不得擅自任命员外官。

开元十九年正月十九日，京兆尹裴次元上奏说：京畿地区事务繁剧，官员本来就已很多，又设置员外试官，处理起来颇为繁琐。京畿各县近来出现这种情况，皇上恩旨已下令立即停止，但仍恐怕吏部选官部门再有任命。希望请求京兆府及京畿各县，从今以后，一律不再设置员外试官。

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敕令：凡各处员外官的任命，由主管部门负责，上州不得超过四人，中州三人，下州及上县各二人，中县下县各一人。

天宝六载六月二十四日，御史中丞萧谅上奏：近来因有功劳之人等，兼授员外官，大多分管曹务，颇多烦扰。以上这类官员，恳请一律不许其参与政事。如果正员官全部空缺，则由清正干练的长官暂代处理，等正员官到任之日即停止其职务。敕旨：依所奏施行。

天宝七载正月二十二日敕令：内外六品以下的员外官，到考核期满之日，一律全部停止其职，各自依照选官旧例处理。从今以后，不得再任命员外官。其中皇亲中年幼者，以及各类因蒙受优待而授官者、有军功者、有技艺方术者，以及内侍省、左右龙武军、各蕃属官员等，不在此例之内。

干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诏令：州县员外官，都听任其自行安排，等到考核期满后，各自给予正式官资。仍从本类官员名额中减去一两个名额留给他们。如果员外官中有才识清正干练、曾经受任使用、为州县所倚重的，也酌情留用。每州上州不得超过五人，中州不得超过四人，上县不得超过三人，中县以下不得超过二人。

贞元四年正月一日敕令：从今以后，编制内官员如有空缺，中书门下及吏部不须再任命员外官补充。现任的员外官，三次考核之后一律勒令停职。

　　试及邪滥官

天授二年二月十五日，十道使所举荐的人员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全都授予拾遗、补阙之职；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全都授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予著作郎；魏州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予卫佐、校书之职。这是武后借以收拢人心之举。所以当时民间谚语说："补阙连车装载，拾遗用斗来量。手握椎的是侍御史，腕上脱皮的是校书郎。"试官制度就是从此开始的。

同年十二月，怀州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疏说：从前大唐承受天命，设官任职，国家多有滥刻官印的讥讽，人们多有堆积柴薪、居于人后的感叹。自从陛下临朝以来，顿时革除了这种风气。然而矫枉过正，也未免太过分了。至于六品以下的清要职事官，竟被视同草芥，比作沙砾。有的人德行连十户人家都不曾传闻，就已跻身朝廷之列；见识连一隅之理都不能推知，转眼间已登上仕途。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触目皆然。很少听到赞誉贤才的歌颂，只见到讽刺伐檀无功受禄的诗句。如今尸位素餐、滥授官职的现象，种类不止一种。若始终不加以淘汰整顿，臣恐怕会累及陛下的政教风化。

神龙元年四月一日，太白山人郑普思凭借方术被任命为秘书监。左拾遗李邕上疏进谏说：臣听说，人尚且会因感念一餐之恩而不惜舍身相报，何况臣身为陛下的官员，领受陛下的俸禄，怎能眼中看到却不用口说出来呢？陛下亲政的时日尚短，又深居九重宫禁之中，所以没有听闻此事。在外的群臣

译私下议论，道路上流言纷纷，都说郑普思常常施行诡诈迷惑之术，胡乱宣扬妖异祥瑞之说，唯独陛下不知情，仍旧任用差遣他。这种做法如果推行下去，必定会扰乱朝政。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无邪'。"陛下如果认为郑普思有奇异的法术，能够带来长生久视之道，那么爽鸠氏早就应当得到它，永远拥有天下，就不是陛下今日才能求得的了。如果认为郑普思能带来成仙之方，那么秦始皇、汉武帝早就应当得到，永远拥有天下，也不是陛下今日才能求得的。如果认为郑普思能带来佛法，那么汉明帝、梁武帝早就应当得到，永远拥有天下，也不是陛下今日才能求得的。如果认为郑普思能通鬼神之道，那么墨翟、干宝各自都曾进献给至尊之人，而当时的两位君主得到了，永远拥有天下，也不是陛下今日才能求得的。这些事都涉及虚妄之说，历代都没有成效。臣愚昧，不愿陛下在这清明盛世再度施行此类事。只有尧舜二帝，自古以来被称为圣人，臣观察他们所行之事，本来就在于人事：使九族敦厚和睦，使百姓政事清明，没有听说是靠鬼神之道来治理天下的。恳请陛下明察此事，那么天下将十分幸运。

同年六月，又任命方术之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侍中桓彦范上疏说：陛下自登基以来，立即下达制令说，军国政务教化，都依照贞观旧例。从前贞观年间，曾以魏征、虞世南、颜师古担任秘书监,以孔颖达担任国子祭酒。至于郑普思等人，不过是方术技艺的庸碌之流，怎能与前代贤臣相比并列。臣恐怕物议纷纷，说陛下选官不择人才，滥授官职品秩，加以私人偏爱。恳请陛下稍加谨慎选择。左卫骑曹参军宋务光上疏说：爵位赏赐，是君主执掌的重要权柄。古书上说："唯有名位与器物，不可轻易借给他人。"近来官职赏赐，颇显得乖谬失当。大功未能满足众人的舆论期望，高位却已越过朝廷官员的常规品级。这是贪夺上天之功，据为己有。秘书监郑普思、国子祭酒叶静能，有的凭借小术登上朱紫高位，有的靠浅薄之术取得银青光禄大夫之类的高官厚禄。既亏损了国家的常法，实在违背了天道。《尚书》说："在未乱之时就制定治理之策,在未危之时就保全国家。"这确实是治乱安危的关键时刻。恳请陛下敬承祖宗的丰功伟业,警惕王业的艰难，疏远奸佞之人，亲近有德之人，对乳母、保姆及妃嫔公主之家，按时接见，不要让他们轻慢亵渎朝纲。酸枣县尉袁楚客给中书令魏元忠写信说："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是要使天下安定；以邪道侍奉君主的人，就会使天下危亡。如果有危害天下的臣子，不能不将其斥退。如今国子祭酒叶静能、秘书监郑普思等人，不以忠正之道侍奉君主，反而妄引鬼神之说来迷惑君主。然而鬼神之事幽深难以知晓，所以邪道之人便借此来实施其欺诈行径，出售其贿赂交结的门路，必定占据非其才能所配的职位，必定享受非其德行所配的俸禄，这就是国家的祸害。古书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听从于民众；国家将要衰亡，就听从于鬼神。"难道现在不正是近似这种情况吗？这是朝廷的失误，君侯如果不予以纠正，还有谁来纠正呢？"

元和七年七月敕令：出使外藩的使者，不得同时私自领取正员官员的告身作为馈赠礼物，酌情另外支给，用以充作私人馈赠之用。按旧例，出使绝远之地的使者，允许出售正员官职，取得赀财以充当员外官经费，用以准备私人馈赠。这样虽是优待远行的使者，但实在不合法度，所以予以革除。

元和十二年六月诏令：因淮

译西、河北用兵，招募人员纳粮受官，以及全都选拔越级授官。

十五年二月敕令：出使回鹘的使者，仍旧照旧例授给私人馈赠所用的正员官十三员；出使吐蕃的使者授予八员。

　　伎术官

按旧例，伎术官都由本部门确定人选，报送吏部备案。所谓伎术官，是指秘书省、殿中省、太常寺、左春坊、太仆寺等掌管伎术之官职，只能由本部门选拔迁转，不得外调任职于其他部门。若本部门没有空缺，允许授予散官；若有空缺，则优先授予。若又经过一次考核期满的，允许外调任职。

神功元年十月三日敕令：从今以后，凡由本类出身、通晓天文的人员，升迁官职不得超过太史令；通晓音乐的，不得超过太乐署、鼓吹署令；通晓医术的，不得超过尚药奉御；通晓阴阳卜筮的，不得超过太卜令；通晓烹饪的，不得超过司膳署令。凡是从勋官子弟、流外国官、参佐亲属品级等出身而入仕的人，从今以后，不得担任京城清要显赫的重要官职。若累积官阶应当升至三品的，不须再进升官阶，每升一阶，以两转勋官作为酬劳。

垂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敕令：三辅地区及四大都督府，以及地理冲要、位于交通要道的地方，以及四万户以上的州市令，以及长安等六县的录事，都应当加以精简补充。

开元七年八月十五日敕令：出身并非伎术，但有能力担任伎术官职的人，允许酌情授予员外官。他们选拔任用、考核功劳，不须拘泥于伎术官的常例。

天宝十三载五月，吏部上奏：按照规定，伎术官各在本类本局署设置员外官，不得与正员官人数相同。皇上依从其请。

太和五年七月敕令：各类才艺技能授官的人，此后如有因罪被革职停任的，责令当日移文通报吏部，不在再度叙用之列。

　　留守

贞观十七年，太宗亲自出征辽东，命太子太傅房玄龄兼任京城留守。诏书说："您承担着如同萧何一样的重任，朕再无西顾之忧了。军队武器装备、将士粮饷，都委托给您来处置发遣。"东都留守，由萧瑀担任。

咸亨二年正月七日，高宗巡幸洛阳，任命雍州长史李晦为西京留守，回头对他说："关中之事，一律托付给您。只是让照章办事的官吏，不能仅靠成规来治理政务。凡是律令条式之外，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可随即施行，不须上奏禀报。"

仪凤元年十一月四日，司农卿韦弘机担任东都留守。当时有道士朱钦遂，被宦官派遣到东都，行事横行不法。韦弘机将其逮捕囚禁，并上奏说："道士假借宦官驱使的名义，倚仗权势胡作非为，臣恐怕会损害皇上的圣明，成为祸患的先兆。"高宗特意派遣宦官，赐书慰劳晓谕，并说："此事不须张扬泄露。"

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苏良嗣担任西京留守。当时尚方监裴匪躬负责监管皇家苑囿，打算趁机在苑中贩卖果菜，以牟取利益。苏良嗣驳斥他说："从前公仪休担任鲁国国相时，尚且能够拔掉自家园中的葵菜、辞退织布的家人，从未听说过身为天子的人，贩卖果菜与百姓争利的。"

景龙二年三月，侍中苏瑰兼任西京留守。当时秘书监郑普思图谋妖言逆乱，雍州、岐州两地妖党大肆兴起，官府将郑普思逮捕下狱审讯。郑普思的妻子第五氏，凭借鬼神方术得到韦皇后的宠信，居住在宫禁之中。因此中宗特别下敕慰劳晓谕，命苏瑰赦免郑普思的罪行。苏瑰上奏说："郑普思迷惑众人，罪不可赦。"尚书左仆射魏元忠上奏说："苏瑰是位忠厚长者，他的忠诚恳切竟到如此地步，愿陛下明察此事。"于是将郑普思流放到岭南以外。

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敕令：太原尹兼任留守，少尹兼任副留守。七

译月五日敕令：三都留守，两京每月初一朝觐问候起居；北都每季一次朝觐问候起居，并派遣使者。若皇帝巡幸尚未确定行处，则三都留守每三日一次派人问候起居；若皇帝暂时出行到达的地方，留守也照此例递上表章。

元和三年五月敕令：此前东都留守，没有防御使的名号，以前是因权宜之计而设置的，是为了图省事方便。现在为恢复旧有制度，其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及副使，应予停罢。所统辖的将士六千七百三十八人，其中原本统管的都防镇将士，以及宫苑、营田、河阴、阳翟、偃师等县镇遏使所辖，共四千六百三十人，委托留守统一管理；襄城、叶县镇遏使所辖共二千一百人，委托汝州防御使统一管理。同年七月，又重新设置东都留守防御兵士七百人。

元和九年十月，敕令东都留守新设立军队，所招募将士，务必精心选拔，需要府县共同详加登记造册。况且分设正、副留守，也应遵循旧有典章制度。命河南尹裴次元以本官兼任东都副留守。同月，任命尚书左丞吕元膺为检校工部尚书，兼任东都留守。按旧例，留守必定赐予旌旗铠甲，与方镇节度使大致相同。但等到吕元膺受任时，竟然没有得到任何赏赐。朝廷议论认为东部有寇患忧虑，特意任用吕元膺，尤其不应削减他的仪制，以致挫伤威望。谏官上疏，援引华州、汝州、寿州三州的先例，请求赐予武器装备，认为留守这一重任，本应予以宠信资助。皇上说："这几处都不应当给予。"此事其后就都停止了。

元和十年十二月，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求招募设置山棚子弟，以护卫宫城。东都西南连接邓州、虢州一带，山谷辽阔遥远，多有麋鹿猛兽，当地人习惯于射猎，不从事耕种农业，春夏之季随其族人部落迁徙无常，民间俗称为"山棚"。前任留守权德舆，知道这些人可以笼络任用，正准备上奏请求，恰逢朝廷下诏征召，所以吕元膺继续上奏此事。

长庆二年七月，任命前义武军节度使陈楚为东都留守，兼判尚书省事，兼任东畿、汝州防御使。按旧例，东都留守很少任用武将，如今任用陈楚，是用来威慑汴州、宋州一带。

开元三年（当为"长庆三年"或相近，原文如此）九月，东都留守牛僧孺，被征召拜授左仆射。皇上命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携带告身宣旨赐予。按旧例，留守入朝，没有由宫中使者赐予诏书的先例，皇上此次特意予以宠遇优待。

　　京兆尹

义宁元年五月十五日，改隋朝京兆郡为雍州，以别驾统领州事，任命韦让担任此职。

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三日，改别驾为长史，统领州事，任命高履行担任此职。

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改雍州为京兆府，称西京长史，任命张暐担任此职。

少尹。武德元年，改隋朝京兆郡丞为治中，任命襄邑王李神符担任此职。

贞观二十三年，改治中为司马，任命刘翁孺担任此职。开元元年改司马为少尹，任命韦维担任此职。原本设一员。大足元年七月二十日，增加一员，分设左右司马，原设为左，新增为右，任命杨宏胄担任此职。开元元年建寅月（即正月），敕令京兆府县官员多有借故躲避各部门差遣征召，避难就易，实非奉公之道。从今以后，各使职、各部门、各州，改任官员充当判官、支使、随身驱使等职者，依照旧敕不得放行离任。

广德三年三月十一日敕令：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员、诸王驸马期亲以上及女婿外甥，不得担任京兆府判司，畿县县令、赤县丞、主簿、县尉等职。

大历三年，李勉担任京兆尹。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使，兼掌国子监事务。前任京兆尹黎干，为讨好鱼朝恩

译，每当侦知他将要到国子监，就盛设供帐器具，酒馔丰盛精洁，能供百人食用，倾尽府库财物、动用全部吏员来操办。等到李勉到任一月有余，鱼朝恩来到国子监，府中官吏竟无人前往。先前置办供帐的人向李勉请示，李勉说："观军容使兼判国子监事，我理当在太学恭候。军容使既然到访国子监，自然应当以厚礼待之；但军容使若是恩顾光临京兆府，本官岂敢不备些粗淡饭食呢？"鱼朝恩因此深深怀恨在心。从此，他再也没有到过太学。

贞元十四年，天旱谷贵，百姓大多流亡。京兆尹韩皋，因政事治理不善而被罢黜。皇上召见右金吾卫大将军吴凑，当面授予京兆尹之职，当日就令他到任视事，过了一夜才正式下达制书。过了一个月，吴凑上奏论及掌管内厩、骑兵、飞龙、内园、芙蓉园及禁军各司等使职，其额外供给的人力物资费用过多，应酌情减省。皇上依从其请。

元和四年九月，许孟容担任京兆尹。有左神策军军吏李昱，向长安一位富人借钱八千贯，三年未还。许孟容派吏员将他逮捕拘押，用刑具拘系，限期命令他偿还，并说："若不能按期偿还，就要处死。"自兴元年间以后，禁军中有战功的军士愈发骄横，府县不能加以制约。许孟容刚正不惧，依法惩处，全军因此震惊，向皇上申诉冤情。皇上命宫中使者传达旨意，命令将李昱送回本军。许孟容将其继续拘留而不放行，宫中使者再度前来，许孟容才上奏说："臣确实知道不遵旨意应当处死，然而臣职掌京畿要地，理应替陛下抑制豪强势力。钱款没有全部偿清，李昱不能放走。"皇上嘉许他的用意，于是准许了他的做法。从此豪强势力才有所收敛。

元和十三年正月，京兆少尹主管府事的崔元略上奏说：各官司、各军队、各使职，追捕京兆府县的吏员差役以及百姓等，以往府县除了盗贼案件外，凡有推问审勘相关公事的，都用公文行知。近来大多不再行文照会，径自擅自抓捕，拘禁之后，府县方才知晓。其中有的吏员差役也有奸猾狡诈之人，因无凭据可查，便妄自捏造罪名冤枉他人，又难以辨明真相。百姓等人若听闻被追捕，因没有公文凭证，往往因此受到恐吓惊扰，以致有人逃亡藏匿。恳请今后颁降敕旨：凡各军各使需要追捕府县吏员百姓等人，除盗贼之外,一律应当行文照会，以期使官府部门之间免于相互侵扰。皇上依从其请。

长庆元年七月敕令节文：京兆府百姓中隶属于各军各使的，应当命令具报姓名，敕令下达后，一户之内，除已隶属各军各使的本人外，其余父兄子弟，依据法令，凡年龄符合应当承担色役的，明确登记造册，与普通百姓一同差遣服役。

长庆二年闰十月，中书门下上奏：所设立的种种防范限制，本来只是针对权贵要人而设，如今一概加以防范限制，实在是太过分了。今后请规定：凡宰相、左右仆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诸司尚书、侍郎、度支使、盐铁使中在京城任职者，以及诸王驸马期亲以上、女婿外甥等，请依照前后敕令，不得担任京兆府判司之职,以及畿县县令、赤县主簿、县尉等职,其余官员不受此限制。皇上依从其请。

长庆三年四月敕令：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特许免除台参之礼，此后不得援引为常例。当时议论认为，御史台监临府县，本已载于法令，如有妨害治理，理应予以革除；现今只是暂时便宜一人而已，不得作为常例，这实在不是订立长久制度的正道。

开成二年，崔珙担任京兆尹。京畿一带天旱，他上奏请求将引入宫内的浐水，十分之中减去九分，赐给

译贫困百姓灌溉农田。皇上依从其请。

开成三年正月，有盗贼在亲仁里作案，图谋刺杀宰相李石，贼人出自禁军之中。崔珙未能将其捕获，因此获罪被削减俸禄。

会昌三年五月，京兆府上奏：两坊市中有游手好闲、不事家业之人，在身上刺字纹身，私自屠宰猪狗，酗酒斗殴，以及以牵线撮合谋利、诈骗财物、聚众赌博等事者。恳请今后如有此类犯法之人，允许臣府追捕拿获。若是普通百姓，当即予以处置；若隶属各军各使或宫禁部门，则奏报朝廷处理。皇上依从其请。

大中三年九月，中书门下上奏：京兆府判司以及两县主簿、县尉兼带诸司职事之事。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如有相互侵越，便违背了朝廷法度。近来京兆府判司及两县主簿、县尉，多兼任诸司职务，以致有额外冒称职衔者，一人身兼数职曹务，容易导致因循懈怠，难以责成办理实务。臣等商议，从今以后，诸司职掌，改隶集贤殿书院、宏文馆的，一律不得再兼带京兆府判司及两县主簿、县尉之职；集贤殿书院、宏文馆，各司也不得超过一人。现任诸司职掌者，请责令归还本司任职。敕旨：依所奏施行。

唐会要卷六十八

　　河南尹

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之乱，废除东都之称，设置总管府，任命淮阳王李道玄担任此职。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设置洛州大行台，改称东都。武德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改东都为洛州。武德九年六月十三日，废除行台，设置都督府，任命屈突通担任此职。贞观十一年三月十日，改为洛阳宫。贞观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废除都督府，重新改为洛阳州，任命裴怀节为长史。

显庆二年六月五日敕令：洛阳州以及河南、洛阳二县的官员，比照京官对待，任命段宝元为长史。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敕令：应将洛阳州官职改为东都州县官员，其品阶一律比照雍州。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称神州都。神龙元年二月五日，恢复为东都。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河南府，任命李杰为府尹。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改为东京。上元元年九月二十日，废止东京的名号。建卯月（即正月），改称中都。

少尹。显庆二年设置司马，任命许力士担任此职。大足元年，增加一员，分设左右司马，任命孟诜担任此职。开元元年，改称少尹，任命刘迪担任此职。

开成五年四月，东都上奏：河南尹高铢，与主管台务的知台御史卢罕在街道上相遇，高铢乘坐肩舆而行，没有回避，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御史台与河南府因此争执不休。皇上于是下诏说："京尹职任重要,御史台地位崇高，二者道路相逢，礼仪规制未有明确规定,各执一词，屡有纷争，胜负仅凭一时决断，未曾就此明确制定长久规章。着令有关部门斟酌旧有典故，上奏朝廷。"尚书省议论认为：御史台与府衙相遇回避与否，本无明文规定。按前后旧例，知杂御史与京兆尹相遇，向来是京兆尹回避。如今东都知台御史仅有一员，兼行中丞职权，若不稍加严明尊重，恐怕人们不肯服从。现依据东都御史台所呈报的情况，此前历任河南尹都曾回避，请依照京城知杂御史的旧例制定规章。至于京城御史，人数较多，若命京兆尹一律回避，恐怕难以施行。请规定从今以后，京兆尹若遇到御史，即下车驻马让路，随从人等也一并停留在旁，等御史通过后，方可继续前行。东都知台御史也请依此例施行。至于京兆尹若是赶赴朝会或遇到宣召，则不可耽误停留，可各自分路前行。皇上批准施行。

　　诸府尹

太原尹。武德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并州设置总管府，任命窦静为长史。武德七年二月十七日，改为大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