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十一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十一

洋务十一 教务上

祸乱华夏的渐起 《中西纪事》

亚洲西部，有一个叫如德亚的国家，那是西方天主教创始之地。天主是谁？就是耶稣。耶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中文意思是救世主。他出生于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年，在世共三十三年，宣扬教化，印度五地的人都信奉他。等到他的教义向西传播进入大秦（罗马帝国），那么欧洲的人都信奉他。于是大西洋各国都用天主诞生的年份来纪年，不再自立年号。起初，西方人信奉佛教，从佛陀灭度后六百年耶稣诞生，认为人生最大的事，首先在于敬天，于是追寻最初的祖师，上溯到混沌初开，用十字来划定四方，融合气、水、火、土四行的精华，从而化生万物。天外没有神，所以没有偶像，也不祈祷。凡是建立庙宇设置神位，陈列牺牲酒食，演奏鼓乐，赞颂神名的，都是外道。耶稣以天为父，自称神的儿子，厌恶世间的修仙，代替众生受苦，以拯救万世。所以他死后，西方人尊称他为天主。然而自唐朝以前，中国没有听说过，等到唐太宗贞观年间，有大秦国的上德阿罗本，远道带着经书佛像来献给京城，太宗下诏建立大秦寺，度化僧人二十一人。历经七个朝代，到唐代宗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人景净叙述其缘起，撰写了《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来的儒生于是把这作为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开端。只是他所进贡的二十七部经书无法考证，而他所进贡的佛像则是三一妙身，没有元真主阿罗诃，还有三一分身景尊弥施阿，那是三一妙身的母亲，也就是碑文中所说的在大秦国由童贞女诞生的圣人。当时中国又有三夷寺，大秦是其一，祆神是其二，摩尼是其三。解释的人说，大秦是称呼其国名，祆神是其所供奉的神，至于摩尼则是进入中国的西方女子。这三种教都源于海外，而祆神就是天主，于是被西方人假托，以此作为他们教派在中国流行，大概已经有千年了。当大秦的经书佛像向东传播时，当时又有天方教（伊斯兰教），出自西印度的阿丹国，主持其教的是穆罕默德，生于耶稣后六百年，去世于隋朝开皇十四年，到唐朝时他的信徒日益增多，于是趁着回纥朝贡的时机，带着摩尼（即末尼）一起到达京城，私自创建邸宅佛祠，朝廷不能禁止。他们的教派专门排斥大秦教，所以自从回回教流行后，大秦教就衰落了。宋元以来，默默无闻，直到明朝万历九年，有大西洋的意大利人利玛窦航海九万里到达广东，又过了二十年才到达京城。宦官马堂把他的土特产进献，其中有所进贡的天主及天主母亲画像，还有神仙骨等物品。礼部上奏说：“他自称是大西洋人，而《会典》中没有大西洋的名称，他的真假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才进贡，这与远方仰慕道义特意来献珍宝的人不同。况且他所进贡的天主及天主母亲画像，既不合常理，而所进贡的又有神仙骨等物品，那就是唐代韩愈所说的凶秽之物，不应该让它们进入宫禁。何况这些土特产没有经过臣部翻译检验，就直接进献，那么内臣混杂进献，难道与臣等失职的罪过一样，都不容推辞吗？”等到奉旨送交礼部，他却不去礼部接受审讯翻译，而私自寄居在僧舍。臣等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请求赐予冠带让他回国，不要让他居住在两京与宦官交往，另生事端。皇帝没有回复。皇帝因为利玛窦仰慕道义远道而来，提供馆舍和饮食，赏赐优厚，最终没有遣送他。而公卿以下都看重这个人，利玛窦也安心于此，于是长久停留不离开，最终死在京城的寓所。自从利玛窦东来，他的信徒先后到达的日益增多。当时正值历官推算日食多有错误，于是五官正周子愚说：“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人深明历法，他们的历书有中国典籍所未涉及的，请求让他们仿照洪武初年设立回回历科的例子，允许迪我等人进入历局测验。”于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以推算为名，而暗中推行天主教。于是有王丰肃住在南京，专门用天主教迷惑众人，士大夫以及里巷小民都被他诱惑。礼部郎中徐如珂厌恶他。他的信徒又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徐如珂于是召来两人授予笔纸，让他们各自写下所记忆的内容，全都错谬不相符合，于是倡议驱逐他们。于是于万历四十四年与侍郎沈、给事中晏文辉等联合上疏斥责其邪说惑众，并且怀疑他们是佛郎机（葡萄牙）假托，请求立即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楙孳也说：“自从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又有天主教，于是留都（南京）的王丰肃、阳玛诺等人煽惑民众不下万人，每月初一十五朝拜动辄数以千计。通番左道都有禁令，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无为教等，而且往来澳门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有关部门不遣送斥责，国家的禁令在哪里？”皇帝采纳了他的话，这年十二月才下令。王丰肃、庞迪我等都被遣送赴广东，听任他们返回本国。命令下达后，很久拖延不执行，有关部门也不督促发送。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上奏：“臣与先臣利玛窦等十余人，航海九万里，来上国观光，受食大官俸禄十七年。近来南北官员参劾，议定屏除斥退。私下想到臣

译我等焚香修持、研习道法，尊崇信奉天主，怎会有邪恶的图谋，敢于造作恶业？只祈望圣明的陛下垂怜，待风向便利时便返回本国。如果寄居在海外岛屿，只会更加滋生猜疑，恳请一并对南京等地的部臣予以宽恕宽容。」朝廷没有回复，于是（他们）心中郁郁不乐地向西离去。丰肃不久后更改了姓名，再次进入南京像往常一样传教，朝廷官员没有人能够察觉。从明万历九年至此，都是《明史·意大里亚传》中的文字。

译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中国，士大夫们纷纷追随，以徐光启为首，李之藻、李天经、樊良枢等人相互附和，并且为他们润色文辞，所以其教义日益广泛传播。当时又有西洋人汤若望，进献《天主书像图说》，朝廷官员相互提倡援引，于是从京城周边开始建立教堂，蔓延到各省。京城则在宣武门内、东华门东、阜城门西；山东则在济南；江南则在淮安、扬州、镇江、苏州、江宁、常熟、上海；浙江则在杭州、金华、兰溪；福建则在福州、建宁、延平、汀州；江西则在南昌、建昌、赣州；广东则在广州；广西则在桂林；湖北则在武昌；陕西则在西安；四川则在重庆、保宁；山西则在太原、绛州；河南则在开封。总共十三省三十处，都有天主堂。以上据杨光先《不得已书》记载，自明朝万历以后，到清朝初年康熙以前，其教义不胫而走。

“大秦”之名，最早见于范晔《后汉书》的传记中，这是中国对它的称呼，西洋人并不知道。自从利玛窦进入中国，得以与徐光启交往，自称渊源于东汉，接着艾儒略见到景教碑，于是援引来证明天主教，于是撰写《西学凡》一卷，考证其时代源流。汤若望又叙述耶稣的神灵异迹，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受刑、替百姓赎罪的始末，绘图流传，于是耶稣及天主之名，遂在世间广泛传播。

清朝初年主持天主教的是汤若望，而公开辞让并驳斥他的是杨光先。汤若望是西洋人，跟随利玛窦来到中国，凭借推算历法的学问与罗雅谷并列，在崇祯三年奉诏在历局任职。徐光启奏请让他用西洋新法与中国《大统历》比较疏密，编纂《新法算书》一百卷，由徐光启进呈朝廷，正值战乱扰攘，又受朝廷大臣门户之见的牵制，未能实行。崇祯十七年，诏令李建泰平定山西，让汤若望随行负责火攻和水利，遭遇甲申三月之变而停止。正值我朝定鼎中原，汤若望于是于顺治二年到达京城，上书说新法有验证，并进献西洋仪器，得到旨意试行，特别任命西洋人汤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官员，于是按照西洋新法编造《时宪书》，颁行各省。

当时有安徽新安人杨光先，世代研习天文历算之学，于是向礼科呈递文书，说宪书封面上不应使用“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未获批复，随即在康熙三年状告礼部，摘取他们推算本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会的错误，上奏皇帝。旨意交吏部审理，于是罢免汤若望等人，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副官。不久转任监正。杨光自认为只明白推算历法的道理，不明白推算历法的具体数值，共五次请求辞职，不被允许。康熙六年，因为推算闰月失实，方才请求更正。但宪书已经颁行，于是将杨光先下狱，判处死刑。秋审定为缓决，于是议定流放边疆，遇赦返回。从此又任用汤若望、南怀仁为钦天监正、副官。一时士大夫中谈论天文学的人，无不推崇汤若望而贬低杨光先。

杨光先自愤恨自己先前的忧虑未被天下后世知晓，于是著《不得已书》，攻击其教义。其大略说：自从利玛窦进入中国以来，其党徒都借历法暗中在中原推行天主教。如今在京城宣武门外及各省开设教堂，共有三十处巢穴。而广东的香山澳，聚集数万人，盘踞其间，成为一大都会，暗中送往迎来，在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棋布党羽。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其《日食天象验篇》说：“汤若望的历法，推算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日的日食，人人有目共睹，难以完全掩盖。”而世人正以不符合天象交食为准，并附和它，因此把西洋邪教当作中国不可缺的人，想要招揽、援引他们，自找麻烦。无论其交食不准的程度如何，即使准确了，大清国卧榻之旁，岂能容许这些人酣睡？从古至今，有不奉彼国派遣来朝贡而能超越我国疆界的吗？没有入贡陪臣不回本国，却呼朋引类，煽惑我国人民的吗？江统的《徙戎论》，大概早就洞察先机，认为羽毛一旦丰满，不破坏人的天下就不会停止。如今著书直言，东西万国以及我伏羲和中国初民，全是邪教子孙，侮辱我国人民到了不可言喻的地步，而人们却直接接受而不推辞。将来如果有蠢动，是子弟抗拒父兄呢？还是子弟顺从父兄呢？道义上既不能抗拒，力量上又不能，请问天下人该怎么办？杨光先的愚见，宁可让中国没有好历法，不可让中国有西洋人。没有好历法不过像汉朝不知道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但仍然拥有四百年的国运；如果有西洋人，我害怕。他们挥金如土以收买我国人心，如同抱着火种放在积薪之下，灾祸将至指日可待。其《辟邪上篇》说：“天主教不许供奉君亲牌位，不许祭祀祖先父母，真是率领天下人没有君父。”而附会其说的人说：“佛、道二教终身处于君臣父子之中，却不知所谓的天，即使是儒者或许也不能没有弊端。”唉！这是什么话呢？

译二氏（指道教与佛教）在寺观中供奉龙牌，这是还懂得君臣之礼；佛经说供养干辟支佛，不如孝顺家中的双亲，这是还懂得父子之伦。何况我们儒家是以天定的等级秩序来教化世人呢？只有耶稣因为触犯国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懂得君臣之礼；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丈夫名叫瑟，却说耶稣并非由父亲所生，等到皈依他们的宗教，人人不得供奉祖先牌位，这是不懂得父子之伦。杨朱、墨翟危害正道，孟子坚决抵制他们，是担心人们走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如今天主教作为教义，却是担心人们保有父子和君臣之伦。唉！真是荒谬啊。

译徐光启因为历法之事，向朝廷推荐利玛窦等人。然而，对于来自数万里之外、不向朝廷朝贡的人，不考察他们从何而来，离开时也不追究他们去往何处，行走时不加监管押送，停留时不加关防稽查，致使十三省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全都被他们收录进地图和档案中，却没有人禁止。自古以来，哪有这样轻慢对待外国人的政策呢？

大清沿袭明朝对待西洋人的做法，习以为常，不加察觉，如同伏兵藏在草丛中，万一突然发难，百年之后，将会有人知道我的话是出于不得已。

又在下篇中问道：“耶稣是谁？”回答说：“就是天主。”问：“天主是主宰天地万物的，为什么要降生到人间？”回答说：“天主怜悯亚当造下的罪过。他们的说法是，天刚开始创造人时，男女各有一个，男的名叫亚当，女的名叫厄袜，作为人类的始祖，灾祸延及世世代代的子孙，许诺亲自降生来救赎，在五千年中，有时派遣天神下凡告知，有时借先知之口传达。降生的期限到了，天神报告童女玛利亚怀有天主，玛利亚欣然答应，于是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耶稣，所以玛利亚是天主的母亲，童贞之身尚未破败。”问：“出生在哪个朝代？”回答说：“出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唉！荒唐怪诞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如果天真的有天主，那么天地之间，四海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天主所主宰的，绝没有只主宰如德亚这样一个国家的道理。况且既然称为天主，那么天上地下四海万物都等待他来主宰，如今天主降生人间三十三年，谁来代替他主宰呢？天地既然没有主宰，那么天也不会运行，地也不会生长养育万物，人和万物也就几乎灭绝了。

天主降生救世，应当施行教化保存神道，树立仁德讲求谦让，使一代人达到和谐太平的境界，却仅仅以治愈人的疾病、使死人复活为能事，又怎么能赐予世人福泽，以恢复造化本有的秩序呢？

天堂地狱，佛教用善恶来区分，而他们的教派却只推崇侍奉耶稣母子的，就升入天堂，不侍奉的就下地狱。假如侍奉的都是善人，不侍奉的都是恶人，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侍奉的都是恶人，不侍奉的都是善人，岂不是颠倒了赏罚吗？

说佛堕入地狱中，永远不得出来，谁见过呢？而耶稣出生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现身于剑树苦海之中，哪有主宰天地万物的人，却不能自主自己性命的呢？作为创造世界的上帝，世人能杀害他、杀戮他吗？

剽窃佛教天堂地狱的残余说法，反而反唇相讥诽谤佛教，又援引儒家经典来诽谤儒家，列举六经中的“上帝”，断章取义来证明那就是天主。问他们救世的功绩，就说是治愈人的疾病，使死人复活，这无论不足以作为主宰万物的功绩，即使把这当作功绩，那么不如不让人生病、不让人死去的功绩更大。

况且利玛窦的书，只记载耶稣救世功成后，再次升天，却隐瞒他死于王难的事实。汤若望狡猾不如利玛窦，竟然连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图像直接传播。这与黄巾、五斗米道的张道陵相差多少呢？世人有的因为他们的器物精巧奇特而喜欢他们，有的因为他们不结婚不做官而看重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仪器精巧，兵器也精巧，正好成为我们的隐患。不结婚不做官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在小事，而在于诱惑我们的百姓并带走他们。就像日本夺取吕宋的往事，可以作为鉴戒。

《诗经》说：“看那雨雪，先聚集成为霰。”又《传》说：“鹰化为鸠，君子仍然厌恶它的眼睛。”如今海上的局势尚未平静，稽查应当严格，开门揖盗，后患应当防备。宁可让今天骂我嫉妒的人，也不要让将来把我当作先知的人。这才是中国的大幸。

徐光启既然遇赦归来，走到山东，被欧罗巴人毒死，又用重金购买那些不得已的书版并销毁。自从钦天监再次任用西洋人，就成为了定例，而汤若望、南怀仁等都以太史职位终老，死在京城的官邸。于是西洋人相继进入中国，渐渐地把推步历法进入钦天监作为开设教堂的捷径了。

直省开设教堂的禁令始于康熙八年，当时钦天监再次任用西洋人，又因为南怀仁推算闰月准确，奉仁宗皇帝特别旨意，允许西洋人在京师自行其教，只是不准在中国及直省开设教堂传教。然而从明末到清初，各省私自设立的天主教堂没有被追缴毁坏，而西洋人正以能够自行其教，作为护身符，互相包庇隐藏，于是开设教堂传教的风气久而愈烈。

康熙五十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上奏说：“天主教，各省开设教堂聚集众人，在广州城内外尤其多，加上洋船汇聚，同类招引，恐怕滋生事端，请求依照康熙八年的旧例再次严禁，不要使其蔓延。”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康熙五十七年，两广总督杨琳上疏说：“西洋人开设教堂设立教派，风气未息，请求依照五十六年的旧例再次禁止。”

康熙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因为胡乱上奏获罪，从轻发落禁锢。雍正元年恩诏赦免他回国，当时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上疏说：“西洋人在内地传教，见闻逐渐混淆，请求除了送往京城效力的人员外，都安置在澳门，将天主堂改为官署。”奏章呈入，得到旨意：“远方的人居住在各省多年，现在命令他们迁移，可以给予半年期限，委派官员照看，不要让地方受扰累，沿途劳苦。”

雍正二年十二月，两广总督孔毓珣上疏说：“西洋人先

译后来来到广东的西洋人，如果全部送往澳门安置，沿海地方狭窄难以容纳，也没有方便的船只让他们回国，请求允许他们暂时居住在广州城内的天主堂里。其中有年轻力壮愿意回国的人，可以搭乘外国商船归国；年老有病不能回国的，听任其留下，只是不允许他们随意走动、宣扬教义。其他府县的天主堂全部改为官署，内地百姓信奉其教的，令其退出。乾隆三年二月，毓珣又上疏说：“广东香山县的澳门有西洋人来居住，这两百多年来，人口日益增多，达到三千多人，请求设定一个定额，超过定额的全部令其随船回国。”皇帝都批准了。乾隆年间，西洋人私自前往各省传教的日益增多，经过湖广省查办追究，发现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都有私自传教的罪犯，奏报朝廷后奉旨交给刑部审理拟罪，判处永远监禁。随后在乾隆五十年十月奉谕旨：“先前因为西洋人巴亚里央等人私自进入内地传教，经湖广省查办追究出各省传教的罪犯，已经由刑部审理拟罪监禁。但我考虑这些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其他不法情事，况且追究起来，他们是外洋人不了解中国法律，永远监禁在牢狱中，情状实在值得怜悯，都着加恩释放，交给京城天主堂安分居住。如果愿意回国的，着该部派官员押送回国到广东，以显示朝廷怀柔远方的诚意。钦此。”以上据《皇清通考》四裔门记载：起初，进入中国的大西洋人中，意大利人居多，因为利玛窦就是意大利人，物以类聚。自从新法推行以来，其信徒日益扩大，接着《国初》允许他们在京城设立教堂，自行传教，于是上门求取住所的人，都以入京当差为名，而天文推算之学，也只有大西洋人独占。所以欧洲各国闻风而来，足迹遍布天下。然而在官府任职的人，则《国朝》自有定制，凡是西洋人愿意入监当差的，准许先赴澳门呈请，然后由督抚咨文送到兵部，部臣查验属实，留在京城效力。此后就遵照使用《天朝》的服饰颜色，安置在京城天主堂内，生在这馆，死在这殡，不准再回本国。自从传教者私自前往各省，结交百姓，往来自由，地方大吏漫无觉察，知道的人又恐怕别生事端，隐瞒不报，因而这些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绘制地图、测量镜子，消息互通。虽然《列圣》怀柔，示以大公，不怀疑他们有别的非法情事，但觊觎之心却由此萌发了。当时英吉利国王雅治，想借此与《天朝》通好，于是派遣使臣航海进贡。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进入京城，奉上其国王的表文，请求贸易各款，并乞求援引俄罗斯先例，派人寄住京城，虽然没有提到传教之事，意在放松禁令，以示中外一体，华洋相安。查看表文中没有这些话，大概是使臣在兵部呈请时的言辞。奉《纯庙》敕谕：“你们国家留人在京城，言语不通，衣服制度不同，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如果一定要像来京当差的西洋人那样，令他们统一改换服饰，那么天朝从不肯强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至于你们国家所信奉的天主教，原是西洋各国向来信奉的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颁布教化创立法律，四方亿万百姓一向遵循，不敢被异说迷惑。即使在京城当差的西洋人等，居住在教堂，也不准与中国百姓结交妄行传教。所请求的尤其不可实行。”英国使臣礼仪完毕告辞回国，《纯庙》也以礼送他。随后将赐答该国王的《敕谕》前后两道。颁发给广东地方长官，载入档案。以上据魏源《海国图志所采粤中档案，这大概是圣人防微杜渐的深意。英国国王的请求不被允许，又在乾隆六十年由商船赴广东，附带书信和礼物，交给广东总督陈奏。又在嘉庆二十一年再次派遣使臣向中国进贡，而其使臣刚进入广东，就争辩谒见的礼仪。入觐之日，又因为该国素来信奉天主法，没有跪拜之礼，睿庙退回其礼物而遣返他。从此开始有了不满之意，而其请求在中国贸易及寄居京城、澳门等处的念头没有稍减。一时私自前往各省传教的教徒，希望禁令稍微宽松，无所顾忌。他们的教义规定每七天斋戒一次，进入庙宇礼拜，大多在黑夜中相传，夹杂符咒之术。愚民被迷惑，奸民趁机利用。于是家家供奉十字架，人人持守七日斋戒，蔓延各省，无法查究。而白莲教、天理教等叛乱就由此兴起了。

译白莲教即是摩尼教的支派，是唐朝人所称的三西寺之一，与大秦教一同传入中国。后来回回教到来，带着摩尼教一起进入，所以它的教义介于天主教和天方教（伊斯兰教）之间。明朝徐鸿儒在山东作乱时，已经有了白莲教匪的称号。到了本朝乾隆末年，纯皇帝（乾隆帝）训政，完成权力交接，这就是嘉庆元年。当时苗族叛乱尚未平定，湖南、四川的教匪相继起事，蔓延到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他们的教派以白莲为名，大军一边剿杀一边招抚，历时八年才平定。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的李文成、直隶大兴的林清，再次以邪教煽动四省，约定内外呼应，于是发生了当年九月十五日的变乱。他们的教派称为天理教、八卦教，前后历时五个月，首犯和从犯依次被擒获。而这时愚昧的百姓被迷惑，持斋诵经咒的，大多以七七为名，于是有了不跨十字架、不吃猪肉的禁忌。回教不吃猪肉，摩尼教沿袭了这一规定，而不跨十字架，则是天主教的专属教规，与回部无关。正当嘉庆中期，广泛缉捕白莲教匪时，百相国龄担任两江总督，缉获教头方荣升等人，先在堂下审讯，命令跟随他们教派的人只要跨十字架，再吞下一块猪肉，就可以免死。而方荣升以及一名叫朱二姑娘的女尼，只求迅速判决，以便往生西方乐土，最终不肯跨十字架和吃猪肉，于是第二天就被执行死刑。审讯此案时，先名宦公在江宁，亲眼目睹了此事，回家后讲述了这件事。那么当时天主教早已进入中国了，都是出自中国无赖的奸民，借拜会敛钱来聚众谋反，又以同财同色作为他们教法的纲领，与传播教义的大西洋人无关。然而大秦、回回、摩尼三教同源，而且它们的教法也大致相同，愚民受其邪道迷惑，互相仿效，自立名目，所以自嘉庆以后，直隶各省教匪谋反的案件至今没有停止。又自从英国人入侵内地，他们刊印的耶稣教书籍流传到中国，奸民将其视为枕边秘籍。壬寅年议和，过了三年，有法国人在广东呈请放宽禁令，部臣不敢查问，于是各省会匪无不借拜会为名，最终归于天主教。逐渐发展到广西起事，金田结盟，而他们的教派更加不可收拾，这大概是“履霜坚冰”逐渐形成的结果。

道光二十二年《白门抚议》成议中所列的传教条款，说耶稣天主教原本是行善之道，待人如己，以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各省，必须一体保护，地方官不得苛刻对待或禁止阻挠等语。然而只是说对传教之人加以保护，并没有允许中国人信奉其教者也一律宽容，因为康熙八年以后的档案都在。到了五口通商，也没有允许他们增设教堂、聚集门徒讲教的明文规定，而《白门议款》确定英国、法国、美国都不包括在内。后来两国商船前往广东，相继陈情请求，法国货船来到中国的少，而私自前往各省传教的很多，颇不利于中国的禁令，于是想有所变通。道光二十五年，法国商船前往广东，随即到总督衙门，呈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并不是邪教，请求放宽中国人信奉天主教的禁令。当时相国耆英正担任两广总督，据此上奏，奉旨交由部议批准，在海口设立天主教堂，华人入教的听之，只是不许奸诱妇女及欺骗病人眼睛，违者仍治罪。从此外国人在五港口寄居的，都设立天主教堂，按照房虚昴星躔度的日期，以七天一次宣讲教法，洋商在这一天停止贸易，入庙礼拜，称为安息日，于是成为惯例。然而海口人民不服从其教义的，也以此屡次挑起事端，官吏调停中立而已。咸丰八年天津之战，英国人纠集法国、美国、俄罗斯三国，再次请求增定条约，命令前往上海，由钦派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等到上海会商，而法国意在传教，所以其八款内写明：“凡法国人按照旧约在通商各口地方，或长住或来往，应听其在附近处所散步活动，无需领取执照。”上面文字说领取执照的专指通商的船只而言，一如内地百姓无异。又十三款内写明：“凡按照第八款条约进入内地传教的人，地方官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意崇信天主教而循规蹈矩的，毫无查禁，都免予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堂的各明文，无论何处一律宽免。”当时因为广西西林知县张鸣凤将法国传教的马神父（神父是法国人尊称其教主的名号），依法处死，由该国控诉入京，并在续增条约中提出请求。将西林知县革职，缘由通知该国大臣，载入邸报。自此传教、信教的徒众，即使是华民，也胆大妄为，倚仗外国领事作为护符，更加轻视官吏了。

在上海议定，当时钦差大臣桂良等正奏请圣裁，令四国使臣先后进入京城换约。不久，英国人因背约闯入大沽口，毁坏我方防御器具，于是有了次年五月的战事。西方人战败退回上海，议和也搁置了。而外国已经将奏准的天津新议刊入西方人的通书中。

译同治十年，英军从天津入侵，皇帝巡幸滦阳，恭亲王奕欣留守京城，于是于当年九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七日等日期与英法等国交换和约。又在天津新议之外续增若干条款，颁布给各省督抚将军遵照办理。于是法国又请求续增专门条款，说应当如同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的上谕立即颁布：凡各省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允许他们聚会讲道、建堂礼拜，并且对滥行查拿的人给予应有的处分。又将以前禁止天主教时毁坏改为官署的天主教堂、坟茔、田土等物，应当立即查明交还，由法国驻京使臣转交给当地奉教之人，照旧持有，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房屋，完全由他们自行方便等语。当初同治八年上海议和刚定，法国人就在当年冬天以传教为名，游历于江浙之间，有的停留数月，有的半年，都与地方大吏分庭抗礼。至此奉到新议条款，允许他们在各省传教及交还旧毁的教堂地基等物。于是法国人前往总理衙门，请求发给护照游历各省，一时华人中从教的人倚仗外国作为护符，借此凌虐军民，胁迫官吏。又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习教人众，请分别良莠，命令地方官妥善办理等语。据称法国条约内记载天主教劝人为善，已经准许实行，只是近来各省习教的人与不习教的人往往彼此龃龉，此后各省地方官务必查明根由，公平办理：如果习教的人确实能够安分自爱，自然应当一体抚恤；倘若倚仗教民作奸犯科，也一定要照例治罪等语。当时就有湖广、江西拆毁教堂的事件（详见后卷），这就是天主教兴废的始末。

译查

译西洋的天主不可知，至于中国的天主教，其初入教时，有吞服丸药、领取银两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牌位之事，其同教中有男女共宿一室之事，其病重将死时有本师来取眼珠之事。凡是入教的人，给予银两一百三十两作为贸易资本，亏损允许再次领取，领取到第三次就不再给予，但仍赡养其终身。受教者先令吞服一枚丸药，回家后便毁坏祖先牌位，一心奉教，至死不变。有泄露其法术的人，服下毒药，看见腹中有物蠕动，清洗查看，则是女子形状，长约一寸，眉目栩栩如生。质问本师说：“这是天主圣母。”入教久了便手抱人心，终身信仰不改。凡是入教的人病重将死，必定报告其师，师至则妻子都跪在门外，不许进入，很久气绝，教师用白布囊包裹死者的头，不许解开查看，因为眼珠已被取去。有假装入教的人，想试探其法术，便假装生病几天不吃饭，报告其师到来，果然手持小刀靠近准备取眼珠，那人奋起抢夺攻击，那人便踉跄逃跑。听说泰西中国铅百斤可煎出纹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出原价，只是其银必须用华人的眼珠点化才可用，而西洋人的眼珠不起作用。”按默深所论，与黄冈吴君大体相同，而吞服丸药，则是传教者初获成功时，凭借此作为确据，大概药性初发时症状类似癫狂，因此有劈毁祖先牌位之事，等到药性下行，则心如魔醉，不但礼拜吃斋乐于服从，即使裸体受辱也心甘情愿，这就是所谓手抱人心，终身不改，必定有妖物附身了。又听说传教之士周游各省，凡是深山穷谷无处不到，有不信其教的人，则在其入堂讲劝之际，暗中将此药放入茶点中，不一会儿本性就改变，皈依不二了。至于同教男女共宿一室，为何有黑夜传情之事，则是本师预先看中妇人中白皙者，临时投以药饵，接受者不察觉而吞下，能令女子怀春，如野鸡鸣叫求偶，大概即是世俗春药之品，正所谓以鸩酒为媒了。然而部议所说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者，未能拔除传教的根株，而举此暧昧无凭之事以示惩戒，这犹如将男女关在一室而禁止他们交媾，遇到屠夫在市中而劝其戒杀，岂不是掩耳盗铃吗？

译汉朝的黄巾、五斗米教，难道是后来教匪的滥觞吗？明朝的白莲教、无为教，难道是天（主）教的帮凶吗？我朝乾隆、嘉庆年间，直隶各省的教匪公然活动。当时传播他们教义的人，被称为“七七教”。而考察他们的教规，不出吴、魏二人所记载的那几件事。这虽然还没有操起入室杀人的戈矛，但卧榻之旁已经被西方人酣睡侵占了。自从英国人请求订立传教条款，佛教徒请求放宽习教的禁令，于是各省的拜会组织无不借天主之名。即使不是天主教，也假托其名。广西战事兴起时，有冯云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共同结成金田拜上帝会，称上帝为天父，称耶稣为救世主，又杜撰赞美经，说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派遣太子降生凡间，捐命代赎。大多是剽窃耶稣书中的说法，来诱骗胁迫愚昧的百姓，让他们每顿饭时诵读。等到咸丰三年，粤匪攻占江宁，就有上海不肖的外国领事，想借此牟利，直接乘船由海道到江宁，与他们联教通款，于是酿成了当年八月上海刘丽川的案件。当时又有广东红棍贼，据曾国藩奏折中说：近来广东大吏不许人提及“会匪”二字，因而这些匪徒毫无顾忌，说大官并不禁止人拜会，我们乐得结拜，于是蔓延全省，波及广西，如今竟然祸连吴楚。当咸丰二十四年，有外匪来到我籍贯的香山，在港口、隆都各乡诱人入会。起初还是几十人在夜间结拜，后来则是成千上百人在白天结拜。他们结拜的地方，凡有路口都用枪把守，以防官兵围捕。凡是入会的人，每人敛钱三百。其党羽每引一人入会，则分钱二十文。已经结拜后再观看别人结拜的，称为“看戏”，也能分钱十文。结拜时，设一纸帐，帐上所供不知是什么牌位，旁边坐着一位穿白衣戴白帽的人，称为“亚妈”。入会的人都从刀门进入，跪听亚妈教授隐语，各自用缝衣针扎手指出血，血水盛在一钟里，各人饮一口。亚妈于是高声念诵悖逆之语，众人齐声答应后起身等等。按西方人崇敬天主，有“亚尼玛”之学。“亚尼玛”即华言“灵性”。天主之母叫玛利亚，意义也是如此。这些都是袭用西方人的陈词滥调，而夸大其教法者，至于血水一钟，各饮一口，其呼应如响，这必定夹杂了符咒方药，如同传播天主教者吞服一枚药丸即终身信奉之类，我认为必有灵物凭附，根据近年所见所闻。当壬寅年抚议定下后，过了一年“发棺之狱”兴起，徽宁一带受风水先生言论迷惑，久殡不葬，突然传出此事，互相戒严，然而所发掘的都是新丧衣物，无所取，只有死者的脑颅常遭斧凿，怀疑是取脑髓。一时乡里的无赖之徒于是乘机，发掘富家贵人的墓穴，窃取珠玉和寿衣。于是有歙县程侍郎及泾县潘河帅的祖坟事发，奏请限期严缉，而残尸的真盗没有抓获。当时大吏通令各州县，认为是青莲教匪党，然而绝无证据。过了三年而有浙江萧山小儿案，当时小儿急病而死，几天之间传染数十家，无人识破。有某户偶然查看其小儿埋葬处，被人掘开，斧劈脑骨，传遍邻户，无不如此，方才醒悟是妖术。贫家小儿在门外嬉戏，有路过的人投以瓜果，其中藏有鸩毒，不久，小儿晕倒在地，恰好有善医者路过查看说：“这是迷药，孩子其实没死，为何抛弃他？”于是传播解谜方，按此法急救而苏醒的，救活无数。然而一两个月间流毒南北各省，波及京城附近，御史奏请严缉，而各州县拘捕审讯的，大多是流佣、乞丐、卖药、占卜之徒，即使偶尔有刑逼认供的，也终究不能得其实情。我认为邪教中的符咒方药，想借助人身精气的灵性，而脑中的髓又是其精灵最聚集的地方，这类人以邪道惑人，预先为魔蛊所用，起初取新死者的髓不灵验，于是谋取活人的，所以用迷药投给小儿，使其醉而不死，待其被抛弃在乱葬岗，则如探囊取物，取珠于颔下，不啻从怀中取出而活捉了。然而操此术数行千里而不败露，难道真是鬼域之技能遁形，而胥吏因缘文网疏纵，想以图猛虎于断足之后，制毒蛇于断腕之时，不是太难了吗？这是道光二十六年事，这一年正值午年阳亢之运，又其事起于午未月，我告诉乡中父老，说东南数年之后必有大狱，不久广西就告变矣。西方人自弛禁之后，传教入中国的法国人尤多，近年来才开始有传播其取婴儿脑髓、室女红丸之事，传入人口。大概又在天主堂后兼设育婴会。道家修炼，其下者流入采补，这固然是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记于此。

附西人教法异同考

佛陀灭度六百年后，出现耶稣，这就是天主耶稣。治理世间又六百年后，出现穆罕默德，这就是天方教。这三教在西方先后消长升降的情况如此。

译佛陀诞生于中天竺，而天主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天方教）都诞生于西天竺。这三教都在亚洲的范围内，与极西的大秦（罗马）没有关系。然而佛教的传播，是从西向东，所以从天竺传到中国。天主教的传播，是从东向西，从波斯进入大秦。至于伊斯兰教，正值罗马衰落，于是兼并了其东部的西印度各国，自立一教，有不服从的人，就用武力胁迫他们，所以起初在岭南的东西传播，随后遍及中国的南北。只有欧洲人与之为敌，所以两教虽然并踞西方，已经形成水火不容的局面。但考察它们的来源，都是婆罗门教的支流余裔。佛经中有婆罗门天祠，斥为外道，而唐代玄奘出使西域，经历各国供奉天神的人，都认为是婆罗门种。可见这种教兴起于佛陀出世之前，而在佛教衰微之后再次兴盛。至于天主教演变为伊斯兰教，则是更晚的事情。看他们剃发留须，七日礼拜，以及把水土分为地体的两行，作十字为伊斯兰教的标志，这是拾取天主教的糟粕，且不必论。而综合两教的书籍论述，伊斯兰教古史称阿丹为治世之初祖，传说两千年后洪水泛滥，有大圣努海受命，让他的弟子四方治水等等，这完全抄袭泰西《创世记》中的话。说阿丹治世，就是《创世记》中所说的天遣亚当下世，开创人类。说努海治水，就是《创世记》中所说的挪亚躲避洪水之难，率领他的子孙散居四方。摩西本是以色列族，是耶稣的远祖，而因为他受十诫于西奈山，所以伊斯兰教也以此为据。西奈山在阿拉伯境内，是回部的首领之地。波斯本是条支之地，是回部的祖国，而认为大秦的经像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景教也尊崇它。至于考察它们的渊源所在，则两教实际上都以耶稣为根本，只有伊斯兰教忌讳这一点。大概伊斯兰教起源于尔撒（耶稣），到穆罕默德集其大成，所以回人尊尔撒为圣人、穆罕默德为至圣，而尔撒的出生正好与耶稣同时。我的朋友俞理初正燮说尔撒就是耶稣的对音，我用伊斯兰教古史来证明。说阿丹传，施师师传，努海传，易卜拉欣传，司马仪传，母撒传达五德，德传尔撒，尔撒没有传人，六百年后穆罕默德出生。西方人纪年以耶稣降生起算，回部纪年以穆罕默德去世起算。梅宣城根据回回历推算，穆罕默德去世的年份在隋文帝开皇十四年甲寅，上距汉哀公元寿二年庚申耶稣降生，正好符合六百年的期限。那么尔撒、耶稣不是两个人，毫无疑义。理初又引用回人《古兰经》（干尔塞经），塞与撒音之转，说尔撒圣人，也是阿丹的后代立教敬天为主，传徒繁盛，战胜攻取，或者通其妻，求异术。尔撒告诉妻子怕被人绑，妻子于是夜里暗系他的头发，仇人到来被擒，便被杀害。他的弟子愤恨天不保佑，于是奉天主，不再事天等等。这与汤若望所记耶稣被害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是无稽之谈，而受擒死于非命，大致相同。那时已经称尔撒为天主，更是同一人而非两人的确证。大概自从两教分裂，逐渐到数典忘祖，同室操戈，于是西方人尊耶稣而贬尔撒，回人尊尔撒而贬耶稣，实在不明白他们是同一个人，即使有知道的也忌讳不愿说。于是从六百年这一句话供证确凿，然后知道天主教、伊斯兰教固然是同一家眷属。杭世骏《续景教考》既然把伊斯兰教混同于大秦，钱大昕在《景教碑》跋尾，说耶稣出生在隋开皇之世，又误把穆罕默德去世的年份当作耶稣出生的年份，总因为两教争胜，都援引唐代景教碑文，所以考据家不能辨别它们的同异。要知道天主教本来不是大秦的产物，大秦也与回部无关，这不足以与之辩论。但根据它们后来的教法论述，则天主教固然拾取佛教的唾余，而伊斯兰教又拾取天主教的唾余。不仅两教自己分门户，即使天主教原本欧洲人所奉，也不尽相同。其总名曰基督教，后来遂演其派为三：一曰天主教（加特力教），即旧天主教，现在意大利、法兰西等国所行的是；一曰东正教（额利教），现在俄罗斯所行的是；一曰新教（婆罗特士顿教），士顿即斯丹，一曰算滩，都是转音对音。现在英国、荷兰、美国等国所行的是，婆罗特士顿者，英国人谓之耶稣教，始于明代，日耳曼人路德所立，遂与天主教的旧教分开。现在英国制度君主将继位，则大臣都聚集在巴厘满衙门，会议必须新主背离天主教，而尊崇新教，才共同拥立他。那么天主教、耶稣以一人而分两教，遂也如水火枘凿之不相能，这又怎么说？所以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可也。”

译《江楚黜教中西纪事》

西方人进入中国，凭借传教和游历为名，各省来的外国人中，大概十分之九是法国人。自从壬寅年议定抚恤通商条约，过了三年，法国人在广东请求放宽中国百姓传教的禁令，朝廷商议后允许实行，详细情况记载在第二卷中。己未年天津议和，相关内容载入法约第十三款，但与在广东所请求的大致相同。等到十年换约时，在续增的第六款中写道：“中国人无论军民，有传习天主教、集会讲道、建堂礼拜的，地方官不得随意查拿，违者给予应得的处分。又将以前谋害天主教时充公的天主堂、学堂、坟地等物，应赔偿给法国驻京公使，转交给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人，并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房屋等。”查阅旧档案，康熙、雍正年间，因为西洋传教之风日益炽盛，高级官员请求重申康熙八年直省开设教堂的禁令，奏请各省及广东外府县的天主教堂全部拆除改为官署，历经查办已有案可查。法国人所索赔还的地基，大概就是指这些。而中国传教的奸民互相煽动引诱，滋扰不休。江西抚州门外有法国人在义冢旁边租赁房屋一区，常在黑夜传教，也不敢自立教堂的名目。其他如抚州、建昌、袁州、瑞州、临江、吉安等地，也多像这样。只有吴城东菜园地方设有教堂，存在多年。道光年间新建，知县某人援引禁令撤毁，后来又在望湖楼下改设一区。咸丰五年，水师统领、现任兵部侍郎彭玉麟再次率领兵勇毁掉它，将该地改为龙王庙。当时天津新议尚未实行，法国人及传教士不敢阻止。京师换约过了一年，法国人请求赴各省传教，由总理衙门发给执照。有个法国人罗安当来到江西，船停在九江，派遣他的副手方安之去省城，向南昌府衙门呈递照会，约定日期进省。当时江西巡抚毓科会同善后总局，委派我和前任德化知县张国经担任接伴使，前往抚州门外会见方安之。方安之本来就是广东南海县人，据称罗教士现在已经从九江出发，带有总理衙门的咨文，要面见大府商谈一切事件。并且据方安之称，省城内快子巷有法国人新置的一区，作为育婴公会，里面收养女婴十余人，请求进去查看，约定傍晚回来。禀报大府，大府答应。当时是十一年十一月。过了一个月的十八日，罗安当到达省城。由方安之前期照会请求代为通报。于是我和张令会同南昌新建知县约定在公所相见。罗安当行免冠礼，于是一同入城。从巡抚以下都按平行礼节接待。坐间当面呈上恭邸的咨文一角，是关于赔偿吴城教堂的事。当时已是岁末，法国人请求在城内育婴公会过年。巡抚答应了他。起初，罗安当将要到来，江西巡抚传询相见的礼仪。我于是查阅天津新议法约第四款内称：“两国官员办公人员因公往来，各随名位高下，准许使用平行礼节。法国大宪与中国京内京外大宪公文往来都用照会。法国二等官员与中国省中大宪公文往来使用申陈。中国大宪使用札行。其两国平等官员照相并之礼。”等语。详究其文义，所称彼国大宪是指全权公使而言。中国京外大宪是指京师的王大臣及外省督抚而言。若所称二等官员，则是彼国的总领事及正副领事以下。又查阅英约内开：“该国正领事与中国道台同品，副领事翻译官与知府同品。凡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行礼。”又英人在上海照复桂相，援引法国二等官员类推。领事官既然与道台同品，总领事应与藩臬（布政使、按察使）同品。现在统核两国的条约，必定彼国有全权官衔者，才能与京内的王大臣、外省的督抚平行，这是明显的。查罗安当不过是彼国一个传教士，本来没有官职可作比例。而据他前次来信称“海国总理江西传教事务”，则与现在九江领事自称“总理江西通商事务者”相同。九江领事既然与九江监督同品，来往文移全用平行仪注。那么他行文给巡抚必须用申陈，与道员行文给巡抚的称详称禀相同。而他来往谒见也应当像司道见督抚的礼仪，在辕门外下车，由角门进入，督抚迎送如同见司道的礼仪。现在罗安当比照九江领事官例，已经属于优待。谨摘录条约缮具清折呈送核行等因。巡抚认为正确。等到罗安当到省，第二次来信中忽然增加“代理全权大臣”字样。我正要请中丞驳回，而中丞已经传谕。升炮开中门，如同督抚相见的礼仪。江西绅士百姓听说后感到骇然。罗安当出来后，有认识他的人说：“这是二十多年前藏在庙巷中的人，庙巷就是其旧天主堂地名，被前巡抚吴文节公驱逐出境的。”又有认识方安之的人，认为他就是江西的抚州人。恰逢罗安当发布传教告示，请求饬令地方官张贴。众议汹汹，过了一年祸端就发生了。

当法国人请求领取执照时，分遣传教士，游行各省，

译快到楚国时，楚地南部长沙、湘潭一带传播天主教的奸民，互相夸耀这件事，认为可以扬眉吐气，重见天日。楚地的绅士听说后厌恶他们，于是撰写了公开的文告，商议废除天主教，把提供房屋居住的人抓起来烧死，把容留藏匿的人逮捕，有信奉天主教的人，宗族不再接纳，子弟永远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文告大致说他们借宣讲为名，淫乱妇女，设立女婴协会，采集红丸，其他种种奸恶行为，描写得淋漓尽致，流传到了江西。当时罗安当拿着护照前往省城，逗留不去，正值科举考试期限将至，江西的大绅士们聚集在豫章书院，其中有告老还乡的翰林院检讨夏廷，以及在家闲居的甘肃按察使刘于浔等人，将楚南的公檄集资刻版印刷，一夜之间刷印数万张，张贴在省城内外的大街上。法国人听说后，请求追究主事者，恰逢同治改元，江西巡抚被召入京，接任的是沈幼丹中丞葆桢，他还没到任，督粮道李黻堂观察桓（文恭的儿子），当时刚升任布政使，代理巡抚职务，便以五日京兆（暂代职务）为由推辞，等到中丞到任，去申诉的人没有当面拜见，于是传教士更加失望，而当时正值南昌府试的期限，学政巡视也到了。二月十七日，我在郡署校阅试卷，傍晚时分，南昌太守王霞轩必达，南昌知县孙雪筠家铎急忙跑来告诉我：“刚才看见外面的揭帖，约定明天午时拆毁天主教堂，倘若激发生变，不仅地方官不便，就连委员也不便。”我说：“该怎么办？”两人说：“检讨在豫章主讲，虽然没有参与谋划，但可以制止他。”我说：“检讨整天饮酒，闭门谢客，只有我的儿子认识他的几个小辈，请去探视一下。”回到住处，叫儿子骑马疾驰而去，刚出门，罗安当的间谍就到了，报告说：“育婴堂已经被主人控制，幸好平安无事，现在正急速从抚州门出去。但是女婴已经失去控制，快要到达城外的教堂，不知道能否保全。”于是我带着张令急忙赶往郡署，两位知县都在，于是一同前往快子巷，除了育婴堂被毁外，又拆毁了从教者的店屋民房数十间，初更时分，城门已经关闭。回去报告中丞，中丞叹息说：“西方人长久以来对我逞强，没想到我的百姓借此报复。虽然如此，办理不善的罪责，我们自行承担，希望不要按缉捕论处。”于是据实上报，自请严加议处，而地方官及接伴的委员都不受弹劾。十八日，再次拆毁法国城外的旧天主堂，又毁坏了教士的坐船一只，都是在夜里拆毁的。罗安当逃跑出去时，与方安之分道而行，方安之到了瑞州，罗安当到了抚州，中途在从教的陈姓人家休息。这一天，我探得城内及城外散失的女婴共二十余人，都在南昌的茌港与进贤交界处，这是教士的间谍告诉我的。我把这话告诉孙雪筠说：“女婴在茌港，有乳母带领，将送往抚州该洋人的育婴会中。但是省城事起，沿途都以驱逐天主教为名，如果女婴被劫，她们本来没有罪，尤其恐怕教士借此借口。”孙雪筠于是选派可靠的差役，从茌港截回，逐一点验，连同乳母共二十七人，乘船送入抚州。果然有南昌、进贤两地的居民，因为搜捕罗安当不得，连劫陈姓几家，罗安当逃入浔阳，由浔阳到上海，于是到达总理衙门。不久恭亲王函致中丞，意思想要仍照赔偿结案。中丞商议以五千两赔偿教堂、育婴堂及酌情补贴从教者被毁的房屋，派我前往浔阳面议。而罗安当听说委员将至，避入上海，由上海总领事控告。该国驻京公使来文中称：“连年各处被亏及现在省城、进賢两处房屋、器用、经典等项，共计估值七萬两。”又想要索取抚州门外的丁家山及九江西门外的琵琶亭空地，以备该国教士随时建造房屋、教堂，交罗安当承管，由总理衙门备案。过了一年，罗安当、方安之又乘船到省城理论，刚停泊在滕王阁下，看见河边竖立一面大旗，禁止法国人入城，随即有抛击砖石飞中其船，才解缆下驶。中丞派员前往晓谕他们迅速赴浔阳，由九江关督会商办理，他们这才稍稍收敛，最终以二万金议结完案。又索取九江城外琵琶亭空地若干亩，即美国租界外的余址。法国人在浔阳既无贸易，也无领事，却以传教兴风作浪，占立马头余地，所以英、美两国商人也暗中忌恨他们，称他们为不商不贾的游民，都是约中“游历”二字启发的。

译正当教堂事件爆发时，江西的绅士们因为揭帖、公檄互相号召，于是成了拆毁教堂者的借口，大家因此惊恐不安。后来听说江西巡抚处理此案，不株连绅士，也不牵涉地方官员，于是由检讨夏廷呈送一包骨殖、一个铜管、一盒血膏，当面向江西巡抚声称：骨殖出自该洋人教堂院内，铜管是用来取眼睛的器具，血膏是由婴儿的精髓合成。巡抚认为他的话多不合常理，也没有根据，便发交南昌府县查办。经过南昌、新建两县按照蒸检法检验，那些骨殖并没有伤痕，那铜管、血膏似乎是外洋的物品，也不清楚它们的用途。因此详细禀报说：奉发的各件物品，虽然那些绅士们并非确有所见，但地方官员确实事先有所听闻。除了骨殖已经验明，应当不再议论外，那铜管、血膏究竟外洋如何使用，无从辨认。一旦传播开来，便令人震惊听闻，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应当将原件缴呈，请求立即咨文总理衙门，转而向驻京法国公使查问，并咨文告知来到江西，以消除绅士百姓的疑虑，以敦睦中外友好等情。由江西巡抚咨文办理在案。后来此案仍然按照赔款议结，这件事就平息了。

湖南排斥天主教的公檄既已发出，法国传教士与江西的情况先后同时到来，于是湖南的长沙、湘潭等县起来攻击他们。江西拆毁教堂，是在咸丰元年二月间，而湖南湘潭的事件也在这个时候超过一个月。有江西南丰编修吴嘉善，从湖南踉跄归来，路过省城，寄住在夏检讨家中。当时检讨夏竹林正为江西的事情担忧，听说编修从湖南回来，询问湖南的事情，吴嘉善自称他侨居在湖南，恰逢教堂案件发生，波及了几十家信奉天主教的人。这位编修因为熟悉西洋绘画，传授他们照镜点水的方法，嬉戏作为日常。一天突然遇到几百人凶猛地闯入，说他是天主教徒，将要逮捕他。他想辩解来不及，毁坏墙壁逃跑，寓所已经被抢劫一空。检讨的侄子某位大令跑来告诉我，我说：“现在士大夫中信奉天主教的，难道少吗？大概是某位编修的托词吧。”大令说：“请试一试。”于是请编修传授他的绘画方法，一天间传写了几幅画像，须眉毕肖，这才相信他的话不假。传闻湖南事发，地方官员被弹劾革职，限期严缉，但邸报记载不全。只有这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请求饬令地方官员对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办理一折。先前据该衙门上奏称，天主教原本以劝人行善为本，因此降旨令地方官员妥为办理。现在据该衙门上奏称，各省地方官员在接到文书后未尽认真妥办等语，着令该督抚转饬地方官员依照此次所奏，对于交涉教民事件务必迅速持平办理，不得心存偏重，以显示一视同仁的意思。折内所请各节都着依议执行。”钦此。按此奏正在江西、湖南毁教之后，怀疑就是该教士控诉入京，由该国公使照会云云。过了一年总理衙门照抄法国照会，咨文江西。见中间所叙述的都是江西、湖南两省的案件，又一并索取湖南赔款三万两。那湘潭等县革职勒缉，也一同记载在照会中。同一公文而分别咨文江西、湖南，后来湖南如何议结，未见明文。至于江西查办此案，巡抚不激不随，方伯也因为湖南事情的嫌疑，表面推辞而暗中持重，大概算是持平办理了吧。

按法国天主教的害人之处，都见于魏默深《海国图志》所载，以及黄冈吴德芝所记，详细见第二卷中。我阅读湖南公檄，说他们收养婴儿是为了采生拆割之用，室女从小进入教堂，必须过了天癸之期，才允许出嫁，而红丸被他们摄取，炼入丹中，可以恣意淫欲，资助长生。又说黑夜传教，所投妇女丸药，大都是春方，能让女子反求男子，所以他们的法术久而不泄露。偶尔有泄露他们法术的，让妇人带回去试验，立刻验证，但都没有左证。至于江西绅士送到的铜管血膏，尤其涉及暧昧。而他们的揭帖中说，毁堂之后，放出的女婴，都目瞪口呆，不省人事，都是欲加之罪而文致之，实在是无稽之妄语。我的朋友孙雪筠截回会中二十七人，逐一点验，那些十岁上下的，还能说出他们的籍贯姓氏，而且也没有一人诉称教民害己，不愿入会的，由此可见。只有我起初在快子巷查得女婴十三人，都是五六岁到十岁上下的，询问他们所养的小儿及女婴中在孩抱的，则称都交给乳婆带回家中。又询问这些女婴从何而来，则称断乳之后才送入堂中。询问男婴难道没有断乳而稍长的，为什么堂中不见一人，该教士词穷，捏造说赎回，或者说送入塾中读书，都是支吾其词。城外的旧天主堂，我起初查并无收养的婴孩，后来听说从饶州带来女婴十余人，查验与城内所收养的年纪大略相等，则该教士所说断乳之后送入堂中的话，也近似。只是会中不收男婴而收女婴，又男婴长成者不闻置有义学，而女婴长成者必欲收入会中。而且快子巷收养女婴

译仅有十三人，而查其照管的妇人已有四名，且老少各半，其中种种形迹可疑。当时该教士又向我说，瑞州高安有女婴已经赎回，后来因择配不遵守教条，导致两姓涉讼，请求代为向大府恳求，迅速命令瑞州府审结。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让他具呈代为传达，呈文中称高安有育婴会，交由本地信奉天主教的胡姓掌管，已历多年，十年前有高安吴秀才将女儿送入会中，等到女儿长成前来取赎，当时议定付给会中乳哺资费二十千文，付过一半，便将此女领回。只是该会规矩，凡女婴被人赎回，须在会中立约载明，此女长大后仍凭教士作主指配，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不得在教外自行择配。如今吴姓领回的女儿，胡姓是会中首事，想为她指配该族教内之人，而吴姓坚持女儿已赎，应听任自行择配。两姓发生口角，于是互相控告到县里，由县里上诉到府里，现在尚未结案等语。我固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言自明，请求转饬瑞州府公平断结。不久据府中传集双方供词，与该教士所呈大致相同，只是吴姓坚持女儿已赎，应听任自行择配，而且一向不崇信天主教，不愿与教内人结婚。胡姓无法辩驳，于是由府中断结，命令吴姓补出十千文交给胡姓收领，胡姓代为择配的婚事应不再议定。取得双方遵依的具结，由该府详请销案。岂料教堂狱案兴起，方安之逃入瑞州，又唆使胡姓翻控，至今未结。当该教士请求之时，我曾责问他说，收养的女儿应指配教内人，那么江省哪里会有信奉天主教相当匹配的男女？又怎么能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原因，逼迫她们远嫁异域？该教士笑着说：“江省哪个县哪个乡没有我国教中人？你难道不知道吗？”不久据瑞郡来信称，胡姓呈送多年前的卷宗，该族皈依教法确实始于明朝末年。那么天主教的流行由来已久，一旦明目张胆，倚仗有后台支持，难怪灾祸相继而来没有止境。

译关于设法办理教堂一案的奏疏，同治元年十二月。

沈葆桢

臣私下接到议政王、军机大臣寄来的谕旨，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江西教堂一案久拖未决，请求命令妥善迅速办理，并将照会等文件抄录呈览。着沈葆桢仔细斟酌核实，迅速回复奏报等因，钦此。臣当即督同司道官员，邀请公正的绅士，将抄发的照会等文件共同阅览，嘱咐他们各自晓谕士人百姓，仰体国家怀柔远方的心意，消除小忿以成就大信，务必释去猜忌嫌隙，永远缔结和好。所议定的条款必须一一照办，各位官员绅士深明事理，没有异议。然而传话刚过几天，街道各处就遍贴了扑灭异端邪教的公开信。据南康、新建两县揭发呈报上来，怨恨愤怒的言辞几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臣一方面命令县衙严密查拿，一方面传唤质问绅士，据称接到谕旨后就广泛告知亲友，有的用义理开导，有的用利害警示，听者无不顺从，都说全省自有公论，我们只知道跟随大众罢了。近来喧传揭帖，各位绅士都有见闻，但无法查出是谁撰写的。臣又追问夏子春、徐士章是谁，据称绅士中确实没有这两个名字。但江西这个姓氏很少，既然照会中指为捏造控告、唆使的人，那么各衙门自有案卷可查，不难追究研究。于是遍查臣及司道府县各衙门，并没有这两人的控诉词，而教堂一案也未曾有人具状控告。臣只得命令绅士再次逐一晓谕，如果士民百姓另有实在冤屈，允许他们联名呈诉，意思是既然有了主名，就有操纵把握。然而数月间没有一人呈诉，只有匿名揭帖越贴越多。这里揭去，那里又贴，道理开导、势利禁止都无从下手。臣访闻街谈巷议，都说官府借外国威逼，小民人心汹汹，深恐再次激成变故。因此秘密派遣一向信任的亲友假扮外地客商，在茶坊酒肆中托为偶然相遇闲谈，趁其不意与之反复辩论，希望他们逐渐开导觉悟，兼可访出带头的人。然而察看他们记录的问答之词，则满腹疑团，始终不能释怀，人言藉藉，众口一词。臣想此案必须使民间毫无猜疑，然后教士重新到省城，可以安心传教。如果只由臣等含糊答应，将来必大起争端，即使法国公使也预料事势必然如此，所以照会第一条，就有仍蹈前辙，只问各该省督抚的话。两国既然敦和好，臣等与该教士也休戚相关。如果不早策万全，导致后来有不忍言之事，臣等从重惩处，固然分所应得，但对教士已经吃亏有什么补益？就像本年二月间，何尝没有委员防护，兵役弹压？然而众怒难犯，势如潮涌，谁能抵御？所以再三熟商，数月不能定议。私下想传教与用兵不同，用兵则以力使人屈服，传教则以心使人信服。人人何以信服？相信了就会信服。人何以相信？展示可信之处，就会相信。就像佛教来自西藏，当其初入中国，谁相信它？现在则士大夫以至愚夫愚妇，都相信它了。即使天主教行于上海等处，民众趋之若鹜，而江西湖南突然有此变故，不是江西湖南好与法国为难。上海等处时间较长，民众确实见其可信，所以不强求相信而自然相信。江西湖南时间很短，民众未知其可信，所以强迫求其相信而更加不信。如果传教士逐渐展示可信之处，不强求立即相信，久而久之断无不信的道理。古人有言说：“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该教士既以传教为己任，必其学识深远洞晓人情，定以这话为不错。查江西前案与湖南、贵州颇不相同，当滋事之时，教士教民已经他往，并无受伤受辱之人。该教士一向以爱人如己，以德报怨为怀，当必不以此为芥蒂。教堂本来狭小，民居所值无几，该教士且肯舍弃家属资产而来。教民又都乐善好施，也断不以此为吝惜。揣度该教士之心，只以劝人为善，反遭不白之冤，如果罪无所归，恐为他国所轻视。臣打算由官府筹措五千金，等罗教士到达九江时解与九江道妥交，作为赔修之费。但凡百姓愿意卖的地，任凭罗教士自择建造，以壮观瞻至于臣防范既疏，又复调停乏术，导致中外大局几乎起衅端，仍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论惩处，似乎可以保全该教士之体面，而使其心服。该教士从此可曲顺舆情，因势利导由近及远，自易及难，那些一时未能立即相信的人，不要与之较量。教民倚势结怨的，晓谕禁止，不要听信一偏之词，导致嫌隙，使百姓欣然相告说：“那教的爱人如己，确实如此。那教的以德报怨，确实如此。”有不从之，恐怕晚了吧？所以说：“逐渐展示可信之处，不强求立即相信，久而久之断无不信的道理。”如果说以兵威震慑，期望在朝夕间收效，那么

译普通人不可改变志向，万众一心，背城借一，成败由天，胜负岂有定数？劝人为善的人，应当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是否可行？请下令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告知该教士遵照办理。

译皖南民心稍定，外国传教士屡次请求洗雪冤屈，并拟定了当前办理情况的奏疏。光绪二年。

沈葆桢

传教士居住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其不可违背国家的法律和官府的命令，僭越职权，以及败坏人名节、凌辱百姓，使人产生怀疑而激起众怒。如果毁及中国的正统信仰，公愤难以容忍。各传教士都应归地方官管辖约束。至于中国教民的一切事务，与平民没有区别，凡是演戏赛会，自然应当照常举行，免除摊派钱款，但应有的差役和地方公事，不得借故推诿。至于应当缴纳给官府的赋税，应当缴纳给地主的租项，更不准仗势拖欠。外国传教士不可包揽抗命，遇到民教之间的诉讼案件，听凭地方官公正审理判决，传教士不得插手干预诉讼。如果原告或被告中有教民，不准隐匿不到，导致案件中人牵连不休。倘若传教士干预诉讼，地方官将请托的原函禀报督抚，并通报本衙门，将传教士撤回本国。而教民如果有户籍、婚姻、田产方面的诉讼，擅自敢央求传教士出面说情的，地方官从严究办。查中国尊崇儒教，以佛教、道教推之，喇嘛原本不是中国人，但无不敬守中国法令，凡是非曲直，听从官府办理。听说外国传教士居住在各国时，各国的法律和风俗处处遵行，从不自立门户，违背国法，背离官令，僭越职权揽权，或污人名节，虐待平民，致使人怀疑而犯众怒。传教士既然来到中国传教，自然应归地方官管辖约束，竟然有骄矜自大，藐视官长的，实在不是自爱。而信奉教义的人本是中国的百姓，更应安守本分，与平民一律，况且教民在城乡都有邻里乡亲，更应彼此和睦。竟然遇到地方公事和公举各款，辄敢仗恃教义免除摊派，自己待己已薄，难怪人人都轻视他们。更有抗粮拒捕，辱官虐民等事情，传教士不知底细，反而被刁恶的教民所迷惑，包庇不肯送官究办，于是有犯了重罪投入教中寻求保护的人。况且各省教民结讼，竟然有外国传教士出头干预诉讼，如四川教民妇女骗赖平民租项，反而戳伤平民致死，法国主教居然行文说情，教民妇女竟然不用抵罪，四川百姓无不切齿痛恨。贵州入教的人遇到诉讼，自称教民作为护符，恶迹可知。况且各省民间互相结婚入教的，必令不入教者退婚，或者父兄入教必指责不入教的子弟，出忤呈控到官，传教士袒护各种情事，怎能免除人的怨恨？

一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居住邻近，用法两无所偏。若遇命案应当抵偿的，中国人按照中国律例，外国人按照西方律例，以服民心。无论中外，办案应当就本案定罪，不得在办罪之外另议赔偿，且不得在本犯之外任意牵连无辜。绅商受累，而地方官员遇到民教交涉的案件，或者是平民欺侮入教者，按照所犯之事拟罪；或者是入教者欺侮平民，也按照所犯之事拟罪，都应当公平允当。如习教者行为不法，被地方官访闻或被人告发，自然应当照例逮捕办理。传教士都不得包庇隐匿，如果有包庇隐匿不到案的，先将犯法者照例究办，仍将包庇隐匿抗传之传教士与犯人一律办理，或将传教士撤回本国。查同治六年四川殴打致死传教士冯弼乐一案，已经抓获冉老五正法。有梅传教士硬指绅士主使，逼迫勒索赔银八万两，本是无知贫民滋事，及至激成巨案，反而逼迫安分守己的绅富赔银，此等情形怨恨最深。又查同治八年四川殴打致死传教士李国一案，实由教民逼人退婚引发祸端，经李中堂崇将军会办，已将主凶何彩正法，刘幅拟绞；而教民用杀死平民及历年奸掳焚杀的首恶教民王学鼎、张添等，虽然已议罪，终不到案。其司铎覃辅助臣纠众杀毙团民赵永林等二百余人，梅传教士声称已赴外洋不能查办，四川百姓愈加愤怒。

一是法国传教士前往何省传教？在所领执照内必将某省某府详细注明。执照内指定在某省传教，不得暗中前往他省。注明某人收执，不准转给他人。传教士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物，不得私自带，企图偷漏。至于抵达某省某府，应当将所领执照立即呈交地方官衙门验看。如果验得人地不符，或私自授予中国教民顶替，除了将原照注销外，如查出有私买私授与不法等事，定将顶替的教民严究，仍将传教士驱逐回国。凡执照内传教士姓名，以汉字为凭，各处易于辨认。若传教士或回国，或病故，或改行，理应将执照缴销。至于各省有叛逆之处，领照之人不准前往。将来若有传教士请照前往之省，查系军务省份，即将执照停止发给，所以明示保护之意。查贵州教案内赵传教士一名，所领执照并未在花名册内注明。嗣后德翻译来函，据称查得洋文册内有被伤害身死的赵司铎，实

译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领取护照的瑞勒思，就是这个人，却误写为赵姓等等。又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三百二十五号的瑞勒思，是前往四川的，而贵州的护照簿中实际上没有赵姓，也没有瑞勒思。像这样传教的省份与教士的姓名前后互相矛盾，怎么能够取信于人并加以保护呢？又在教士林辅臣杀害俄国人的案件中，林辅臣先是充当教士，后来又在市馆中服役，而原来的护照竟然没有缴还，或许是私下转给他人，或许是遗失在别人手中。这不仅难免冒充的弊端，而且恐怕落入逆贼之手，那么国家受到的损害就很大，也大大损害了教会的面子。

译一位传教士本应劝导人们行善，应当在接纳人入教之前，仔细查访此人是否有作恶犯罪之事，应当接纳的就接纳，不应当接纳的就拒绝。应依照中国所有庙宇在地方保甲登记册内知会登记的做法，以便于查核。例如接纳一人，必须分别设定期限，呈报地方官，说明在何年月日进教，是哪里人，向来从事什么职业，确实没有犯罪或改名换姓，以便查考。如果此人外出，或病故，都应当上报说明。如果此人进教时本无罪恶，进教后行为不法，随即将其逐出教外，也要一并呈报。按月按季汇总登记在总册上，呈送地方官备查。地方官如果按照查访庵庙寺院的惯例，按月按季前往稽查，那么教民就不会有污点，而百姓和教民都能各自安宁。查同治五年贵州巡抚的案报，贵定县有冉石保等人先前曾跟随贼寇，后来入教；百姓袁玉相、夏正兴在团练中借助教会的声势，纠集众人杀害王江保、左寅寿二人，重伤三人，将他们的家财什物、牛马抢劫一空。又查同治八年贵州巡抚的案报，遵义县公禀内有宋玉山、唐神仙（即唐廷枢）、谭元帅、蹇元渊等人先前曾跟随贼寇，接受伪职，后来入教中骚扰危害乡城百姓，不可胜计。又有杨希伯、刘开文（即刘开文）、郑小明、霍闻九、赵文庵等人，都是遵义一带向来不安分的人，一同入教，在教堂中担任执事，乡间愚民被他们讹诈勒索，孤弱之人受他们欺凌，他们出入衙门干预诉讼案件。如果教民涉及诉讼审理不公，杨希伯等人率领众多教民闹入县衙，强行逼迫县官重新判决，教民被官府管押，就用外国教士的名帖强行请求释放。其他如强占他人的妻女财产以及人命重案，不可枚举。

一位洋教士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规矩，不可干犯名分道义，擅自使用关防印信在大小衙门送递照会。如果有自身应诉的案件，而与其他诉讼无关的，准许按照中国儒教士子的惯例，撰写禀帖呈明地方官核办。如果想要晋见中国大官，也与中国士人见大官的惯例相同，其见地方各官，也同此例，但必须相见以礼，不许扰乱公堂，有失体统。查同治六年成都将军咨报，法国有洪主教者，移文四川省局官员，擅自使用关防。同治七年，本衙门收到贵州主教福禄诺（胡缚理）照会一件，擅自由堤塘官驿递送，并且保举前任道员多文等人，请求给予优厚奖赏。山东传教士有擅自称巡抚之事，四川、贵州教士因为教案而有请求撤换地方官的说法，这是侵犯官吏的权力，事情已经难以宽恕，甚至侵犯国家的权力，情实难以容忍。像这样无理到了极点，怎么能不激起众人的愤怒。

此后教士不得任凭私意指请索还教堂，以免引起所有教中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的事端，应当与公正的原业主在该管地方官处呈报查明在风水上是否有妨碍，即使地方官核准，尤其必须本地百姓众口同声无怨无恨，才可以按照同治四年定下的章程注明契上是中国教民公共的产业，不可假托他人买产成交，更不得听信奸民蒙骗私自买卖成交。查传教士久居中国，本想彼此相合，中国人无所忿恨，自然所到之处都适宜。近来教中一切行为多致中国民心不服，就像查还教堂这一节，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是否有阻碍，强行命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强行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且在关乎体制的地方，以及会馆、公所、庵堂为全境绅民所最尊最重的地方，都任情需索抵作教堂。各省房屋即使实属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给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重新修理的费用所费不赀，而教士分文不出，逼迫让还，这样的情事如何不令百姓怒目而视，视同仇敌而激生事变？以上所开各节不过是举其大略而言，足以证明传教士行为不当，民教不安。譬如生病请医，审病发药，急求有益无害，不至于因传教一事而伤害中外和好大局。推之各省案件尚多，不及一一叙述。总之，人有善恶，惩恶即是为了劝善，就像奸商舞弊，不严办奸商而公正商人必受牵连。教士传教不问善恶，招之使来，一旦入教则不善者必藉教势欺害良民，甚至抗拒官长，众怒已成，将合中国百姓如同津民之恨洋人，当其时国家政令虽然严厉，也难以挽救，岂不是危险到了极点吗？现在拟定各条，中国自必竭力保护，不失宽和之道。而教士如果能实力奉行，自可相安无事。倘若认为这样对教士不便，不合于教规，那就请回本国传教吧。中国教民，中国一定与不入教者一视同仁，无所厚薄。这不是不准教士在中国传教，实在是因为教士未能自安本分，被不肖教民所惑，势必激成众怒，而达到决裂的地步。然而与其临时无可挽回，不如及时

译早早筹划防备，是更好的做法。

译禀复教化民众案件

徐赓陛

我于五月二十七日奉宪台札文称：光绪六年五月初十日接到法国李领事函件，内容如下等因。奉此遵查。本县民情粗野强悍，械斗成风，从前大姓吞并小姓，强房蚕食弱房，是常有的事。当时外有海疆不靖的逼迫，内有红匪攻围的威胁，地方官商议剿匪防御，日不暇给，加之习俗长期疲弊，纲纪不振，因此政教衰败，大家相率因循苟且。洋人因和议已成，来县传教，初到之时，弱民无处控诉，于是便跟随习教，希望保护身家。教士偶尔见到不平之事，代为伸冤，地方官察其确实在情理之中，也有听从其嘱托，立即查办的。于是民心趋附，信徒众多。等到同治七年，奉派方镇到县办理匪患，械斗之风逐渐停止，民气稍安。那时漏网的正凶、著名的积匪，于是又相继入教，以此作为护符。起初借教士之势，聚集逃亡之人；继而寻找平日的仇怨，横生争讼；最终勾结不法之徒，抢夺犯人殴打差役，横行乡里，甚至认为一经入教，官府不得拘捕责罚。朝廷免征钱粮，强占民田房屋，赖人钱债，百姓控告教民则拘传不到，教民控告百姓则挟制忿争，偶尔违逆其心意，教士便修饰言辞上诉。州县畏惧纠缠，于是遇事含容，多方迁就，导致民情积怨，痛恨他们如同仇敌。知道控诉徒劳无功，便激化为斗殴掳掠；知道官府终究庇护，便酿成擅自杀人。这是想要庇护他们却反而害了他们，想要保全他们却反而杀了他们。因此我履任以来，一方面恳切晓谕，说天主耶稣等教不过与佛教道教相同，佛教道教也来自异域，习久则毫不为怪，僧道虽然服饰异于教派，盛世也何所不容。百姓只要自修本原，不必惊惧其非同类。另一方面召见各教士，告知民间词讼，无论教民与非教民，都是我的子民，只问善恶，不分民教。因为民教词讼与中外交涉事件不同，中外交渉事件是指两国商民互有争论，我国怀柔远人，屈法原情，特设会讯之旷典。至于民教词讼，是中国民人由中国官员办理，固然不可因习教而稍加漠视，也不能因习教而稍废刑章。所以条约明文规定教士不得干预词讼，诚因我国自有政体事权，不容或挠。贵国也重视邦交，搀越职权，终嫌非分。况且你们传教者，如同民众之师；而我作县令者，乃是民众之父。如今子与子诉讼，事在家庭，自有严父的劝惩，不烦明师的陈说。何况父子之谊，较师弟更为亲近。一父而生二子，必不因是否习教而稍存歧视。人虽异域，理本相同。反复开导，各教士也无可辩难。因此两年任职，民教讼案因而不多。然而县属大溪輋法国教士苏恒礼，先前因正凶庄连喜被获，三次函求情，经我驳斥；继因叶亚兰抗粮不完，出头包庇，经我谕饬局绅按田查粮，不得迁；复因庄兆兰欠完住房租谷，先私函嘱托，经我明白批斥。于是便摭拾虚词，上烦宪台听闻，谨备录原案，为宪台详细陈述。一、咸丰七年，据民人李润�、李初招等控告庄连喜、庄添喜、庄月明等人与叶姓械斗，强勒该族将承耕的叶姓田地归其收租。该族不允，庄月明等人赴村掳人抢牛，经该姓尾随追赶。不料庄姓在范厝凹地方埋伏多人出而截杀，当场被庄添喜枪毙李丙生，庄连喜枪毙李进兴，庄月明枪毙李亚富等三人等情报。经前县饬差查起尸身并吊放被掳之人，均被庄莲喜等人聚众持械逐回，不遵查办。历任各前令设法拿缉，而庄连喜等人身居石鼓塘乡，该乡在万山之中,山路崎岖，层岩叠嶂。多派兵役则窜入深山，难以搜捉；少派兵役则聚众拒捕，不服拘拿。又加入天主教中，党类繁多，距县约二百多里之遥，即使拿获也被截夺。我抵任后，察知形势，知道非兵役所能捕拿。随即探得石鼓塘左边为五云洞彭姓，右边为书村叶姓，均为强宗大族。若招募其壮丁，前后夹击，其力自足制之，而且熟习山势险要，不难饬令穷搜，逼近其旁，他们更畏惧报复。能穷搜则断绝其兔脱之路，畏惧报复则杜绝其抗拒之心，固非同兵勇之后难以为继。于是便一面函告教士，一面召募彭、叶两姓的人，团集千丁，听候调拨，又访得教民首领有庄从禄者，在内主谋，一面悬赏严抓，使其自顾不暇，无暇代为施设。于是庄连喜、庄莲喜等人计无所出，便挽教士董若翰作书陈请，提审当提尸亲李初招质讯，供称庄连喜等人下手发枪伤人，情节凿凿，而庄连喜等人供称李丙

译生等三人的性命系于在逃的庄月明所导致的死亡，我们情愿缉捕并押送庄月明归案。天亮后，经赓陛将庄连喜、庄添喜分别押解收监，暂且责令他们交出凶手，同时一方面命令差役严密缉捕，并函告邻县一同查拿庄月明，务必抓获究办。然而，传教士苏恒礼屡次发函请求释放，经赓陛逐层予以驳斥。随后，苏恒礼又以绅士在外招摇撞骗，声称花钱即可释放等言语来相威胁，经赓陛质问绅士的姓名以便查究。随即根据信函呈上的上砂保正兼清粮局书吏庄受海的请帖一张，上面写着被控一案，敦请罗玉堂、范六和两位老人调解等话。

译当时提审庄受海接受海查审讯，据他供称：庄连喜等人是他的族叔，因为被官府拿获，打算邀请罗、范两位绅士，向李姓人家说合私下和解，情愿答应给李姓人家银六百元。然而发帖邀请后，两位绅士不答应调处，便作罢论等语。可见庄受海是听从族叔庄连喜托付向李姓人家私下和解，口头许诺虚赃，并非局绅在外撞骗，应当将庄受海惩处责打，并革去保正局书的职务，取保严加管束。函件中又称：庄连喜一入狱，就花费银一百二十两，张仲固认账一条，当时已经拘捕到张仲固，并提审会同庄连喜对质审讯。据张仲固供称：向来在县城开设杂货店和饭店谋生，一向与庄连喜熟识。庄连喜被押送后，就交付银一百二十余两，嘱咐随时雇人送水饭，打点房差。小的只雇送水饭百余天，用去银十余两，衙役差人等并没有向他勒索情事，并将用账呈阅。赓陛当堂将剩余银两责令如数缴出发还，庄连喜等人承领。责令此后庄连喜、庄添喜两名犯人的口粮由衙署发给，不准在外雇送，并详细覆奏该教士各在案。可见庄连喜、庄添喜等人是被死者亲属李初招等指控为正凶，即根据所供推诿为他的侄子庄月明致死，而现在庄月明尚未抓获审讯认罪，自然不能立即准许开释。这是中国命案的一定制法，与传教毫不相关。谨将赓陛与教士往来的书信抄录呈上，均鉴此办理。李初招控告庄连喜命案的缘由也。一、本县钱粮民屯米石，每年征收较额定数额不过五成，固然由于民俗强悍，视抗欠为常事。然而自近年以来，地方逐渐安定，都知道国家赋税有关紧要，都已经踊跃首先认纳。只有民屯米额以河田一带为最多，习教之民在河田一带最为兴盛。从前一经入教，图差里甲，不敢进入其家，而教民扬言入教后免除钱粮，愚妄者就信以为真。赓陛到任后，就在河田设立清粮总局，派廪生罗象桑、监生范鸣高总司其事。一方面明白晓谕，告知钱粮乃国家正供，无论民教都应当一体完纳。其有教民买田而未经过户的，立即过户立户，照例输纳，倘若再推延，就与平民一体。拿究不得，顾瞻随即据该局禀称：教民叶茂兰承买叶遗盛等本姓三十一户，杨振坤、李容特等外姓三十一户，共六十二户田赋，除奉恩豁免外，尚积欠折米六十七石零，屯田米六十二石零，并地丁屯丁在内，计算应银六百余两，既不过户，又不输粮，请示核办前来。当时经过赓陛派拨勇役，驰往拘捕，随即据备缴银六百两赴局收存，恳求一面查户过户，一面扫数清完。续据叶茂兰承认过户五十三户，共应完银三百七十余两，还有承买叶昌兴、叶相兴、李子荆、李宁岳、李开先、李成林、李传胜、李容特、李承发等九户田赋，未据叶茂兰承认。该局绅认为就田查粮，不容狡赖，勒令一律承认完纳，如果敢推延，就应按亩插田，以昭核实。如果田多粮少欺隐，就应惩处；如果田数与粮额相符，原银就发还承领。所议原本持平。然而教士苏恒礼赴县代求，意在免除其查插。赓陛说就田问赋，事属至公，请求免除插田，显有情弊。绅士人役夫马工资，均由县捐发，更无劳扰之患，自然不能徇情免究，致使国家赋税虚悬。于是该教士拂意之余，就隐瞒其包抗的实情，粉饰为迫借的虚语，且指为员绅等诱令反教其荒诞不经之说，固早在洞鉴中了。这是一件事。一、本年四月初十日，据民人庄绍徽呈称：他的父亲庄广就在道光二十六年典受教民庄兆兰的父亲庄应茂住屋一所，议定赁回居住，岁纳小斗租谷十石六斗，契约两据。现在庄兆兰既不完租，又不完钱，呈请拘究等情。正差传集审问，就据教士苏恒礼函称：庄绍徽嫉妒教诬控，请宪详察等语。过了五天才据庄兆兰赴案具诉。赓陛认为房屋钱债细故，就让庄兆兰被控枉抑，尽可赴县呈述，静候讯断。且与同族互争债，何得托言嫉教？由该教士出面干预，私函嘱托，既已显违条约，自然应当明示防范。随即将该教士不合之处，当堂明白批示，并将攀附请托的庄兆兰杖责二十，聊示薄惩。一方面责令传讯断，然而该教士恼羞成怒，积愧生嫌，因而编造嫉教的言辞，摇惑领事之听，上渎宪聪。这又是一案。总之，民教之案，办理端在持平倘若教士有争胜之心，牧令有偏袒之意，民之怨恫易启厉阶。在官司上体朝廷，无不以怀柔为务在愚民不知大体，难禁积忿生端迨事变既成，而始悔包荒之失

译等到酿成祸患，就已经太晚了。因此我认为，这绝不是违背礼制的行为，而是为了委婉地加以爱护；坚守不偏私的节操，才是妥善保全的方法。深切希望领事、教士等人各自怀有深意，善体此意，那么民众与教会没有不和睦的，中外坚固永久友好的心意也就实现了。我身负地方官职，职责重在安抚治理，无论民众还是教民都同属我的子民，对待民众和教民也应同样仁爱。传教之事无关紧要，嫉妒它有什么理由？政令贵在自身修明，嫉妒它有什么益处？只有平心静气地应对事物，坚贞稳固不动摇，才能仰承大人安抚远方之人、关怀保护百姓的至意。除了查办奉行的各案，遵照札文妥善办理外，所有各案的始末缘由，理应先行禀报大人查核，并恳请赐下札文，照会法国李领事知悉，并严厉告诫教士不得违反约定干预诉讼。

译附呈禀帖

我私下查核本县地方，从前信奉天主教的约有三千多人，信奉耶稣教的约有五六百人，势头已经猖獗，党羽尤其坚固结合，民间百姓有举足无措、侧目而视的恐惧之情。赓陛到任后，认为邪说危害正道，是因为我们的礼义教化不够充实；百姓依附顺从邪教，是因为我们的治理制度没有建立，欧阳修先生的本论值得深思。然而，如果不潜移默化地感化，使其消弭无形，难以仅凭口舌争辩取胜，因此赓陛在教民最多的地方，分别延请士人宣讲《圣谕广训》十六条，辅以先儒格言中浅显易懂的内容，以此来开启他们本能的善良喜好。用祭祀安葬以报答根本的道理，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礼仪，来触动他们天性中的良知。审理诉讼时，不因对方是教民而稍加偏袒宽贷，以此来剥夺他们利诱的媒介，瓦解他们胁迫跟随的势力。两年以来，耶稣教现在已经无人礼拜，教士迁往他处，他们租住的教堂已被赓陛租赁作为宣讲《圣谕》的场所。而天主教盘踞多年，虽然不能一时感化，但民情知道它没有益处，每月到教堂礼拜的也不过几百人了。然而赓陛接待教士则给予优厚的礼遇，起初并没有严厉苛刻的相加，议论教事则出于和平，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轻视。近来人心逐渐感化，退出教会的人很多，该传教士苏恒礼明知无可奈何，便在教民的词讼中急切争胜一两件事，以便夸耀诱惑他人。因此赓陛仍以条约的大义驳斥他，所以他粉饰为肤浅的诉苦之词，指责赓陛嫉妒宗教。赓陛自揣愚钝，本无学识，既然不能政事公平、诉讼合理，以报答清明的时世，更怎敢随意任性，使上级劳心忧虑，特此略陈固陋之见，密禀附呈。

禀呈督院张大人

徐赓陛

我私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恭敬奉到十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密札，承蒙以清除内部匪患一条，给予训示。察看我狂妄直率而曲意宽容，顾虑我粗疏而告诫我稳妥谨慎，谆谆教诲，简直如同师徒在一堂上勉励。在大人谋国的忠诚，处事的审慎，大概兼具武乡侯的谨慎，潞国王的精纯，以此来维持各项事务，周全照应没有遗漏，卑职有幸承蒙下风，既惭愧又感激，应当更加持守兢业，恭敬服从训词，竭尽愚忠，向上体察盛意。只是士人向知己伸张，野人向外界献曝，再次呈上浅陋之言，伏求照察。我私下查核广东拆毁教堂的案件，其起因或许不止一端，但导致民怨深重的，必定是因为地方官员压抑百姓而袒护教会。大概地方官不谙大体，动辄说外国人本性难驯，必须迁就才能了事。百姓懦弱容易控制，即使压抑委屈或许也无妨。不知道外国人不服从，越是迁就越是开启他们的骄横；民气不舒畅，越是压抑委屈越是产生忿怒。冤情在官府无法伸张，怨恨于是结在教堂。所以历来教堂的变故，都是酿成于地方官的庸俗鄙陋。倘若平日像慈母一样爱护，像严师一样敬畏，又怎会导致突然兴起祸端，敢于犯上作乱呢？至于百姓与教民互相诉讼的案件，虽然不敢说州县官全都出于公平，但既然属于教民，即使是刚直的官员，也没有因为畏惧洋人的挟持而向上烦扰宪府的。只有教士掩饰错误、庇护短处，州县官隐忍偷安，以至于民怨沸腾，一发不可遏制。这其中的缘故在于畏惧事端反而适足以生出事端。现在中外大局，声威教化不足以临御他们，军事威力又不足以制服他们，只有这民心的忿怒，是洋人一旦震慑就无可奈何的。所以驾驭的权柄，正可以趁着民情向背的契机，作为节制要求的地方。我私下认为愚顽固执的人应当约束，用来遏制边疆衅隙的萌芽；义愤不可摧残，用来维系国家根本的重任。伏望大人智周万变，学通三才，浅陋的思绪，愿听明诲。因为这是禀覆密札，事理辄陈固陋之见，改用夹单密订上呈，不敢通禀各宪衙门，请求免予批行，合并声明。

覆法国领事文 光绪十二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

案接贵领事官文书，称日前广东省各属教堂被抢被烧的案件，当时已经命令教士将各处情形逐一详细列单，共计三十三条，相应照送贵部堂查照。只是此次教士教民被害，共损失银三十八万三千三百八十八元三毫四仙，都是光绪十年、十一年（即法国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八百八十五年）的事情，也是因为各地方官未能切实保护，所以遭受此惨毒。虽然屡次奉到大清皇上保护的旨意，无奈各官不能切实奉行，所以各处百姓将教士教民任意欺凌，无法安身立命。此次既被扰害，又损失巨额款项，深为可怜。素仰贵部堂高厚广大的胸怀，定为本署领事用心迅速将案件办结，仍希望饬知各属一体保护，以敦厚和睦的情谊。或由贵部堂派委明干公正的人员，会同本署领事所派的人员商量，秉公妥善办理，也可以。至于应如何办理之处，希望立即照覆。为此照会等情，附送法文书一张，并中法损失清单三十三条。本部堂均已阅悉。查中法自去岁订立条约，敦睦如初。所有前年七月贵前任领事官离开广东以后，至去年六月回到广东以前的一切事件，本部堂实在认为无可议办。去

译七月初四日接到前任领事师某来的公文，已于七月十一日予以回复。文中以及七月三十日的答复函中，都已明确陈述在案，意思是说前任领事师某必定会恍然大悟，深深后悔自己言辞的失误。贵领事也必定不会再次沿袭前任领事师某的过错。然而此次来的公文，核查后发现与前任领事师某去年的文件大意相同，实在非常诧异。贵领事向来深明公平的道理，熟悉各国交涉的章程，不应该又掀起波澜，提出这种不合情理的请求。本部堂不得不与贵署领事切实讨论此事。来文中所称的教堂各案，大约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教堂，二是教士，三是教民。广东各属地的法国教堂，在有事变时，由官府代为封固看守；事变平息后，则清点清楚交还，保护的方法不过如此，这是教堂方面无可商议办理的。教士出境就护送他们，留在广东就让他们留下，保护的方法不过如此，这是教士方面无可商议办理的。以上两点，在之前的回复公文中都已详细切实地陈述，现在无需再重复说明。至于教民这一项，这些人虽然信奉法国宗教，但仍然是中国的子民。在贵领事离开广东期间，广东教民的事情，难道还能再次追问吗？这无异于干预中国保护子民的权力。这又是教民方面无可商议办理的。

译总之，先前奉到的谕旨保护法国官员、商人和教士，是我国家格外宽宏深厚的仁爱，舍弃小的怨恨，顾念旧日盟约的深厚情谊。所以虽然当时战事纷乱，但上天厚地般的包容滋润，并没有丝毫不同。广东地区的文武百官传达奉行恩命，为他们消除仇怨，为他们提供通行便利，为他们保护房屋家产。那时人心惶惶，数百里内外传书聚众，一定要抓到敌人才肯罢休。看到有敌国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敌国的物品，无论是钱财还是货物，发誓不在境内留存。前任领事以及教士等人，哪一位没有亲眼见到？哪一位没有深切知道？经过本部堂再三多次严令晓谕，声明法国官员、商人和教士并非因战争而来，本来与法军不同。严厉命令各位将领约束各营，明确指示严密防范，费尽心力，才有了今天的安宁。那些聚集了众怒的财产，竟然幸运地得以保全，即使有少许遗失，仅如细微之物留存于法国的，实际上也是大量且众多的。法国官员、商人和教士将要离开时，没有担心被杀害的恐惧；等到离开那天，没有迷失道路的悲伤；再次回来后，得到了栖身之所。他们所仰赖的天恩，极其优厚。而广东省地方官员重视和睦情谊，禁令严格；广东的百姓遵旨守法，格外厚道，也有很多值得感激的地方。本部堂认为，师前领事回到广东后，必定应当转述贵国国家以及将相大臣和教士的意思，用好言好语尽到礼节，道歉并致谢，以报答我们两广百姓。以后更加谦和，更加谨慎收敛，不争不抢，以期民众和教士永远相安无事，那么贵领事官这才算是善于奉行西方教义、维持商务的人。现在来信不知道感谢地方官员，不知道慰答众军民，反而说保护的法令各官没有切实执行，诬蔑为欺凌，诋毁为扰害。试想如果当时没有切实执行，那么在义民百姓愤怒沸腾之际，恐怕对贵国师前领事官已经不利了，还谈什么区区教堂的什物呢？现在玉帛重归于好，以前的事自然应该搁置不提。来信所说丢失银三十八万余元，请求将案件办结等语，查这些都是开战以后、议和以前的事情，无法归结。如果各属教堂在去年七月教士回堂之后，另有被抢被烧的案件，一经告知，自然必定按照条约命令地方官员公平妥善办理，也不必另外派遣商办的专员。再者，去年撤兵立约以前的事情，本部堂本不想提及，以免显得小气，现在来信既然屡次纠缠前事，那么本部堂也不便沉默不语。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直到十年六月鸡笼开战，之后耗费银款，各路用兵的费用以及税厘短收的款项，数额巨大。然而这是国家款项，断不屑与外国计较。即使以商民亏损而论，战端既开，生计多受阻碍，福州、台湾、镇海等地战火扰攘，士农工商、船户、渔户损失人口、财产、货物、船只，不知有多少。然而这还是其他省份，暂且不论。即使专以广东一省而论，掳掠广海的渡船，封锁北海的商口，省城、潮州、廉州、琼州道路梗阻，货物停销，商工船渔都受到亏折。统算广东省各口损失的银数，大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然应该以举兵侵入他国挑起事端者，承担罪责，贵领事官须先说清楚，将这三百八十万两银款如何查办，如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的办法，与本部堂议定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也可以。至于广东省筹办海防正需经费，现在拟筹备银四百万两，购买船只尚未筹措齐全。贵领事官以友好和睦为怀，如果能代为用心筹助，更是令人欣喜的。

洋教所说的，大多不符合西方格致新理论。

杨象济

以前担任丰顺中丞时，翻译了西方人七大洲地球图说，在每个国家政事之外，各自附列教会、民种一条，也就像中国地方志中有风俗一样。虽然教会的名目很多，但大体以天主教、耶稣教为大宗，只有佛教没有听说。大概因为五印度之地，全部出产鸦片，致力于贸易，西来的宗旨，早已失传。然而教会名目如此之多，而中国又有道教、佛教与圣人的教化并行不悖。赵氏翼说：“孔孟的教化占地很少，就像对于物体，其精粹至美的地方，本来不甚广阔，其皮壳所占的地方却很多。并非圣人的教化不敌那些教化的善，而是百姓都信服它。”然而现在前后藏都崇尚佛教，而办事大臣必定与班禅会衔奏事，民心不可移易就是这样。近来西方人又极力攻击天主教，而崇尚耶稣教。暂且就以耶稣教来说，论耶稣必须先论耶稣的由来。现在他们的书上说：“从贞女马利亚氏取得肉身。”童女受孕，是千古第一怪事。那么耶稣，有母亲而没有父亲，他本身的来历已经暧昧不明，其余更可想而知了。至于那些种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五尺孩童听了都会怀疑，即使拿这些去质问西方格致新理，也大多不符合。格致之学多征实，曰体、曰质、日点、曰光、曰热、曰气，

译这些知识都是亲眼观察、亲身试验而得到的。基督教的说法大多凭空臆造，说什么理、道、神、天、上帝、造物主，都隐没在无声无形的表象之外，这是最大的不合之处。《创世记》说：“创造天地，造了两个大光体来区分昼夜，小的区分夜晚，又造了星辰放在天空中，照耀大地。”那么天空中的所有日月星辰，造物主无非是为了地球而设置的。如果根据格致学家的说法，太阳是众多恒星之一，地球是众多行星之一，行星本身不能发光，都借太阳的光来发光，众多恒星之外必定有像地球一样的物体环绕着它，太阳所属的行星上，也必定有山川人物，就像地球一样，这是第一处不合。《失乐园》诗中说：“撒旦看见太阳在空中运行，就化作一个小天使，问掌管太阳的天使说想要去新造的地球，掌管太阳的天使指示给他。”那么天空的表面，难道真的有赤道、黄道这样的经络吗？其间任由人自由流行。如果根据格致学家的说法，行星、恒星都有引力，互相牵引，凡是空中的气体、液体、固体靠近它们的轨道内，必定会被它们吸引，应当撤除。当撒旦问掌管太阳的天使时，他靠近太阳是显而易见的，不知道当时用什么力量离开太阳而不被太阳吸引，这是第二处不合。至于所谓乘云升天的说法，尤其毫无根据。根据格致学家的说法，地球有吸引力，所以古今从未有人离开地球而坠入其他行星。况且人没有氧气就不能生存，离开地面两万丈以上空气中的氧气过于淡薄，不足以供呼吸。所以轻气球升到两万六千尺时人就已经死亡，那么乘云升天更是格致学家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其他如空中有声，荣光从天而降，各种神奇的天文、声学、光学原理，都平淡而无奇。凡是这样的说法，那些教士听到后必定说：“这本来就不是言语思维所能达到的。”既然不是言语思维所能达到的，还能称之为道，还能称之为教吗？《创世记》见于《慕维廉地理全志》，《失乐园》诗见于《艾约瑟乙卯中西通书》。

译洋教以《旧约》、《新约》和西方书籍为根本，他们将其奉为圣经，认为其中的言论都有确凿证据，几乎像金属铸造、汤池环绕一样坚固不可动摇。然而书中所述关于天地万物的道理，多半是古代老人的传闻，用实际观测来检验，往往与事实不符。只是西方人也拘泥于习俗，不敢私下议论其错误。自从格致之学日益精进，力学、光学、电学、化学的新理论日益精密，欧洲学识渊博的人士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对彼方（洋教）的怀疑必然强烈。这是不期然而然的趋势，这也是洋教兴衰的关键所在。其他各卷大多误解了题意，只有这篇作品独得要领，而且精通西学，足以堵住教士的嘴并挫败他们的锐气。可惜只列举了引力这一端，没有涉及其他罢了。

各国教门说

王韬

天下都有一个宗教作为纲纪维系，因为教化世人、教导百姓是不可或缺的。考察自从佛教在印度流行，伊斯兰教在天方兴盛，天主教和耶稣教遍布西洋，而说到它们的支派则各不相同。印度佛教分为三支：一是墨那敏教，即印度国的旧教；二是喇嘛教，即西藏的黄教；三是墨鲁赫教，即西藏的红教。天方伊斯兰教也分为三支：一是由斯教，即婆罗门旧教；二是穆罕默教，即穆罕默德在阿丹创立推行的；三是北阿厘教，即由其兄长在巴社传行的。天主教和耶稣教也分为三支：一是加特力教，即天主教旧教；二是波罗特士敦教，即耶稣新教；三是额利教，即希腊古教。说到各教流行的地区，从中、南、东三印度到缅甸、暹罗、西藏、青海、南北蒙古，都是佛教。从西印度的巴社、阿丹到西方的非洲，再到东方的岭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游牧地区，以及天山南路的各城郭，还有欧洲地区的土耳其国，都是伊斯兰教。大西洋的欧洲各国、外大西洋的美利坚各国，则是天主教和耶稣教。它们与我们中国、安南、朝鲜、日本的儒教，屹立并存为四大教。此外还有火教、神教散布在各方，也有土著蛮夷的流俗，尚且祭祀鬼神，没有什么所谓的宗教。当我们的中国尚未与外界相通时，所推行的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中庸》说“修道之谓教”，也并非另外有所谓的宗教。印度在佛陀出世以前，都是婆罗门教，以事奉上天、治理百姓为本，那就是他们那里的儒教。自从佛教兴起而婆罗门教衰落，佛教衰落而婆罗门教又兴盛。一次兴盛成为耶稣的天主教，再次兴盛成为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都是婆罗门教的支派。大概欧洲的学问，其起源都根植于印度，逐渐向西传播，所以天主教、伊斯兰教有时都不超出儒教的宗旨。即我们中国从古至今，道术分裂，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老庄之道也分为数支，这与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的异流同源，没有什么不同。唉！自从教术繁多，同中求异，在一种宗教内部争斗坚固，自相疏远，想要消除界限而汇通大同，大概也难以言说了。所以圣王在上，因其宗教而不改变，其风俗得以整齐；因其政令而不改变，其适宜得以保持。现在中国各教都具备，虽然教旨各不相同，但奉天治人则是一致的。怎么知道过去因为遥远而分离的，今天不因为接近而合拢呢？先前看到《申报》说：“西方国家没有佛教。”西方国家固然没有佛教，然而并非没有道教。那些人散布在各国，独自修身修炼，名叫“巴柳士艮教”。欧洲、非洲两洲都有，只是不像各教那样纪年建朔罢了。因论及宗教而提到它，以显示中西的宗教并非不能融合。

论教传洋务抉要

李东沅

听说宰相允许他们入京奏报，起初他们称兵以要挟，接着请求归还浙江的定海并献出两个角台来交换。宰相正想请示圣旨定夺，而英国人已经在香港张贴告示建造房屋、码头，视为己有。不久，将军参赞到达广东，于是以六百万两及香港一岛作为城下之盟。而义律的狡猾得以逞逞，于是始终在粤东如此行事。《诗经》说：“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于是公司再次设立。粤东罢兵后，义律就回到英国，不再前来。那些在福建、浙江、江苏称兵以要挟通商各海口的人，叫濮鼎查，叫郭士利。连兵两年，扰乱三省，由海入江，而白门的抚议再次兴起。二十二年秋，英国人停泊在下关，将要攻打江宁。钦差大臣、制府联名请求抚议，首先订立五口通商的条约。五口是：广东的广州，福建的福州、厦门，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上海。起初，英国人因为粤东关税沉重，屡次请求在浙江开舱，然而他们的本意也只是想在舟山建立码头，运货到宁波，不敢立即觊觎内地。二十年，英将伯麦占据定海，就想在定海通商。当时浙江巡抚刘韵珂刚上任，列举八条弊端，请求饬谕粤东钦差大臣，计出万策，慎重妥办，绝对不可准许。英国人在定海通商，然而自从粤东再次犯境，已占据定海作为老巢，于是将城墙拆毁，建造洋楼绵延数里，携带家眷居住。见于浙江巡抚致白门三帅的函件中。

译（英人）自以为足以满足其长久以来的愿望，不再有其他要求。然而一旦得逞并侵犯长江，挟持兵力要求招抚，便萌生了得寸进尺的念头。况且如果占据宁波，那么定海就成了另一个香港。上海有吴淞口作为屏障，修筑高大的海塘堤岸来遮蔽防御，一旦进入宝山县的城郭，扼住黄浦江的入口，就逐渐深入到了核心区域。关于闽港的申请，因为福州关乎省会地位，朝廷命令改发给泉州，但璞鼎查、马礼逊等人坚持原来的条约，三位主帅不敢与他们争辩，于是定下协议。当初广东刚刚开放通商口岸时，规定外国商人完成换货后，领取牌照返回澳门过冬，不得逗留在广州省城，携带家属寄居，也不得在城内设立货栈，以及外国商人擅自进入广州城。等到南京战役时，璞鼎查等人意在放宽禁令，于是在条约中写明五口通商，允许设立正副领事官管理贸易，都可以携带家属居住，又在海口租赁房屋、购买土地以及建造礼拜堂、医院、坟墓等类设施都听任其便，领事官遇到需要商议的事件，随时往来，都允许进入广州城，与地方官员在衙署相见。广东巡抚只以“通商”二字结案，不再援引携带家属进入广州城的旧例禁令，与他们诘问辩难。从此五口通行，都与澳门、香港没有区别了。这次战役，美国人没有参与，法国人也后到。后来听说通商事宜确定，宰相耆英担任两广总督，赴广东陈述请求，于是全部援引英国人的例子予以准许。只有俄罗斯，旧制是在黑龙江设立恰克图，只允许其在陆路通商，不准由海路进入广东。等到五口禁令开放，于是就在二十七八年间潜入广东以及江苏的吴淞口，虽然多次经过督抚查明驳回，但阳奉阴违，通常依附英国、美国的船只出没于五口之间，海关官吏不敢查问。这就是南京议和通商的大致情况。

译当初英国人要求在广东议和时，广东的士绅百姓唯独忌恨他们。恰逢赔款之事确定，英兵登岸，出北门，经过萧关，三元里的乡民聚集众人攻击他们，义律几乎未能幸免，详情见后卷。过了一年，在白门议和时，广东百姓正兴起团练的组织，与英国人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恨，听说条约中有领事官商议事件，可以在地方衙门相见，认为这将打破往年禁止入城的禁令，更加汹汹不可遏制。又过了一年夏天，濮鼎查来到广东，提前递上名帖，总督约定入城相见，广东百姓联名阻止，濮鼎查于是离去。此后多次请求入城，都不被允许。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年，英国船只闯入省河，挟持兵力要求入城，广东百姓集结团练为总督声援，英国公使文翰知道众怒不可触犯，于是请求取消入城的约定，恢复开舱通商如初。咸丰六年，英国人因为白门先前条约所定的税则一款，原本约定百分取五，近年货物价值逐渐降低，税额不符，拟请重新制定，并想援引白门先前条约得以与总督商议，当时署理两广总督的是叶名琛相国，不久奉旨授为钦差大臣，广东百姓于是拿着二十九年的条约与之争执。当时英国人在广东，正以中国扣押他们的船夫为借口挑起事端，于是公使、水师提督及领事巴夏利等人挟持兵力来要挟我们。这一年九月，英军攻城未能攻克，于是袭击沿河炮台，广东百姓非常愤怒，于是全部摧毁城外十三洋行，英国人不能取胜，于是回国报告君主，请求调派兵船，另遣重使来到广东，并约请法国作为援助。七年，英国公使额罗金来到广东，西方人月报作埃尔谨，大概是译音的转变。首先请求更改贸易条款，两次致信总督和相国都不予理睬。这时各国都以夏秋闲暇时来到广东，于是英国人以所请求未获准许为由相互号召，于是兴起联合的军队。十二月，英法进兵攻打广东，攻陷城池，抓获总督相国，绑在船中带回国内。八年，四国派遣军队由上海直接前往天津，于是有了这一年四月的大沽战役，以上都详见后卷。停战之后，俄国和法国再次以议和之事请求，奉旨命令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迅速前往天津查办，很久不能决定，而英国人挟持兵力要挟盟约，擅自拟定天津新议，共五十六款，催促请求换约，上奏听闻。皇上说税则的条款必须亲自到海口考察地形适宜，于是降旨命令四国使臣前往上海，仍然命令桂良等人乘驿车一同前往。这一年八月，钦差大臣及四国使臣先后到达上海，于是英国人拿着所拟定的天津新议中凡是交涉通商事务的，定为税则善后条约，将近年出口进口的货物，仍然按照百分取五，按时值估计载明纳税定数，约定十年修改一次时，直接洋药上税定每百斤纳海口税三十两。钦差大臣等又与三国商议专条，载入沪约第五款，与天津新议的第九款、二十八款无关，见后卷中。议定后桂相上奏请求，令该三国赴都城换约，于是有了九年不遵守原议，闯入大沽的战役。英国主帅既已战败，只有法国人因恭顺准许其换约而归，然而连同天津新议也中途废止了。当时西方人因为天津新议已经上奏批准，于是刊入西方人通书中，这是天津再次商议通商的概况。

十年，英国人因为换约未果，又惩戒大沽水师的创伤，回国招募潮勇，将要从天津登岸内犯京师。夏六月，英法联合军队入侵天津，僧格林沁王率领军队在大沽口抵御。七月初五日，西方军队从北塘后路袭击我大沽北岸的炮台。初七日，于是攻陷天津，僧王退守通州。西方军队由河西务、张家湾一带进袭通州，僧王抓获英国首领巴夏礼，囚禁在京城。八月初七日，西方军队从通州再次入侵，都统胜保率领禁军在齐化门外抵御，我军战败。第二天，皇上启程巡狩到滦阳，恭亲王奕欣奉旨留守京城。二十二日，西方军队袭击海淀，恭王退驻彰义门外四十里。西方军队直逼安定门，声称攻城。驻京王大臣等请求释放巴夏礼，商议安抚西方人，答应。二十九日，大开安定门，在国子监、天主堂等处安置西方首领。不久奉行在朱谕，命令恭王入城，迅速定下和议。于是于九月十一、十二、十七等日，与英、俄、法三国先后交换和约。英国由巴夏礼主持，在天津新议五十六款外增加八九条，法、俄也有续增的条款。又在先前索取通商各海口中增入天津、淡水等处，其税则专款在沪中确定的，叫《通商善后条约》，共十款，内载各国进口出口的货物都有一定税则，约定十年修改一次。以上各议均奉上谕颁行，各省总督巡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英、法于是罢兵，退驻天津。这是续议通商及天津前议得到旨意允行的张本。

议和之事既成，英国人想在各省逞志，以独占通商的利益。不久根据英国首领卜鲁士的照会，换约的王大臣内称：“八年所定条约内载，奉天即牛庄等海口都准许通商，想要派遣领事官前往驻扎。并称第十款所载长江一带，拟定在九江、汉口两处先行开商，请咨会湖北、江西各大吏一体

译查照遵办等因。」于是恭亲王奕欣等人奏请筹办通商善后章程，并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钦派各口岸通商大臣。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说：「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著即派遣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张文祥进行管理，并命令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关防。应当设置的司员，就在内阁、各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中，满族和汉族各挑选八人，即作为定额轮班办事。拥有侍郎衔的候补京堂崇厚，著作为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个口岸的通商事务，会同各该将军、督抚、府尹共同办理，并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的关防。至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以及内江三个口岸，还有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岸的通商事务，著由署理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办理。除了新设立的口岸牛庄仍归山海关监督管理外，其余登州各口岸，著由各该督抚会同崇厚、薛焕派遣人员管理。所有各国的照会以及一切通商事务，应当随时上奏缴送，并将原照会一并呈递御览，同时咨文礼部转咨总理衙门查照。至于吉林、黑龙江的中外边界事件，也著由该将军等人据实上奏报告，同时知照礼部转咨总理衙门，不允许稍有隐瞒掩饰。钦此。」上述内容都是依据王大臣等人奏定的章程六条中所列各事宜照议允准的。不久，恭亲王等人又斟酌制定了新设衙门的章程十条上奏，奉旨都著按照所拟定的执行。钦此。这是京师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口岸设立通商大臣的档案。

译以上所辑录的内容，前半部分依据《海国图志》所采录的广东旧档案，并参考了西方人所撰写的《华英通商事略》。自从道光十九年边境冲突发生以后，则都是从我个人的见闻中得来的。大概自从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以来，两百年间中外贸易的兴衰变迁，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于是评论者都说中西之间的冲突，是从销毁鸦片开始的。现在考证前后的情况，才知道冲突的根源在于贸易，而不是起源于鸦片。所谓贸易，实际上是中西争夺利益的所在，而海关胥吏和中间商必定想独占海外市场的利益，因为追求利益而招致祸害，于是就想把祸害留给中国，而暗中收取他们的利益。范蔚宗的话说得好：“匈奴贪婪，崇尚关市贸易，嗜好汉朝的财物，汉朝也开通关市不中断，以此来中伤他们。”这是盛世安抚远方部族的策略，是有识之士务实的言论。“中伤他们”的意思，就是满足他们追求利益的欲望。跨越万里，远涉风涛，得到利益就高兴，失去利益就悲伤，这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自从贪官污吏侵吞渔利，奸商搜刮克扣，他们为了求利而来，最终却失利而返，怎能没有怨谤沸腾呢？明朝的倭寇之祸，始于宦官，接着是商贾，最后是豪强权贵，于是外国人的怨恨日益加深，而中国也官民交困了。

清朝初年海禁开放后，设立海关有四个，江浙闽粤，没有不可通行的。然而不久广东海关就独占了这个利益中心，不久十三洋行就操纵了贸易的权力。税收有固定的准则，不久又增加了规费，开支的名目，不久又增加了归公充饷的名目。开始是胥吏收取，接着是官员收取。如果根据澳门月报的说法，洋行抽取的费用按规定不得超过三分。现在根据嘉庆年间大班控告的言辞说，棉花一石价值八两，向来行用二钱四分，连同税银不过四钱。据此可知最初规定的税率，每两不过二分，即百分取二。后来每石行用增加到二钱，几乎是原来的十倍了。又说茶叶在税饷二两五钱之外，洋行会馆每抽费六元到九元不等。计算茶叶出口的价格，不过比八两一石的棉花贵两到四倍，而税用两行已经亏损了其中的十分之三，这就是逐渐增加名目的原因。洋商不堪其搜刮，就向地方官控告。地方官不能公平审理诉讼，就越级向大府控告。大府不想穷究此案，于是向本国申诉。于是带着兵船来谈判，而战争因此兴起。《尚书》说：“就像倒下的树木又长出嫩芽。”俗话说：“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生出来。”由此说来，即使鸦片不进入中国，也不能保证外洋最终会安宁而隐忍。况且鸦片的到来，也是因为货物亏损的缘故。货物得不到利益，于是就想用违禁之物来补偿。如果税用不增加，拖欠的款项能收回，他们又怎么会乐于用违禁的烟土来让海关吏员把持，贿赂水师呢？我认为当时想要与他们申明烟禁，必须先考虑中西贸易的全局，通盘打算，平衡各种货物的税率，行用方面更要选择那些最恶劣的胥吏和中间商加以惩罚。一定要让外国人醒悟到生计的盈亏，不在于鸦片有没有。只要关税行用的积弊逐渐消除，那么湖丝、茶、黄的转运自然便利。这是中外一体，威福并行，制服敌人、安抚敌人的策略，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不清除源头而想堵塞水流，一旦决堤溃防就无法遏制，即使借十七省商民废弃的财产，也不足以填补那无厌的缺口。有识之士看到鸦片流毒中土，无不扼腕长叹，认为战争的根源兴起于关市，祸乱的阶梯梗塞于封疆，那就太严重了。小漏的过失轻微，而养痈的祸患巨大。有人问：中西的冲突兴起于贸易，那么闭关的议论可行吗？回答说：这是被热汤烫了嘴就吹凉菜、因为噎住就废掉吃饭的看法。中国不依赖外洋，而外洋实际上依赖中国，茶、黄之类就是如此。因为它们是用来祛除瘴气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中国以此保全百姓的生命，也就以此控制他们的生死。只要关市公平，蛮夷归顺教化，那么他们趋向中国就像慕香一样，他们甘心情愿就像吃美食一样，又何必采取闭关折符而断绝他们的做法呢？林文忠公奏覆曾望颜的一折，不想停止外洋贸易，而不知道他请求停止英国人贸易也是自己失误。为什么呢？当时英国人负隅顽抗，我们声罪致讨，本来已经师出有名，不值得追究他们琐碎的贸易而明确禁止。况且违抗封舱历来有成例，当他们聚集停泊在尖沙嘴，不听查验，计策只有不准他们的船只入口，而严兵守卫虎门内外炮台，断绝他们兵船窥伺的念头，似乎没有必要在请求停止贸易的章奏示谕中预先表明，使他们有所藉口。至于定海的陷落和大角之战，逆情明显，他们的货船在外面，怎肯贸然深入不测之渊，这又是禁止都不必禁止的。只是事机的失误，实在失误于广东自行撤除藩篱。如果增兵戍守，没有松懈可乘，那么他们的攻击不能得逞，本来就已经自我断绝于天朝，即使招他们来，他们的货船也一定不敢进入。然后广泛晓谕，允许恭顺的各洋先后进口开舱。这时如果被英国人拦阻在他们平时役属的港脚、双鹰等国，或许不得不仰仗他们的鼻息，而劲敌如法兰西、美国，岂肯甘心失利？有嘴三尺而不带兵船与他们谈判呢？根据美国呈请通商

译词内说：货船进入港口，正好可以借此制服英军，这正是以毒攻毒的机会。可惜当时虎门已经失守，无法抓住这个时机。如果防线依然稳固，只需严守内洋，大力宣扬通商的诏令，那么制约英军的权力就在英国人自己手中。英国人难道会阻塞航道来自取灭亡吗？英国人求战不得，开舱无期，最终必然还是由法国、美国两国出面调停，又怎敢索取鸦片赔款、索取香港来肆意叫嚣呢？我认为林则徐销毁鸦片之举，未免操之过急，而海口的防范也因此耗费了极大苦心。况且当时守卫虎门的是关天培，守卫沙角的是陈连升父子，都是一时的骁将。如果海口的屏障不撤除，即使英军使出所有的诡诈伎俩，也不过是在闽浙之间逞凶，而对于广东东部，已经扼住了它的咽喉、拍打了它的后背。又怎能突然展翅高飞，在海上纵横驰骋呢？那么，假如琦善没有到来，林则徐得以凭借一己之力逐步筹划，始终掌控局势，那么大局未尝不可挽回。

译广东巡抚处理事务的格局，贿赂款项六百万两，名义上是追缴交通欠款，实际上是按照道光十九年销毁鸦片的价码，如数偿还，仍然令其出具永不售卖的甘结。此外并没有包藏祸心的事情。至于壬寅年之后，中西交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都是从《南京条约》开始的。如果条约中五口通商，不把天津、山东等地申明的严厉禁令载入条约中，有识之士已经知道他们日后必定有得陇望蜀的要求。至于外国人禁止入城以及城内不得设立栈房，条约中既然没有提及，中间突然插入领事官有相商事件可以与地方官衙署相见一条，于是成为后来进入广东、福建的借口，最终酿成咸丰七年攻占广州城的变故。又如广东已经给予商亏六百万两，江宁议和时没有听说划抵，突然又增加军费一千二百万两，于是开启后来天津新议索取军费二百万两的先例。随后又在京师换约时增加索取六百万两。那些援引五口通商定约案例的，只有英国一国，直到咸丰二十五年耆英在广东才增加给予法国、美国两国通商条约，完全依照英国的格式，于是开启四国联合出兵以及十年以后大西洋各小国纷纷效仿陈请的效应。我近年奉差前往九江，看到西门外特别高楼连绵，就像上海一样，而自从广东战事扰乱，东南淮盐滞销，那些洋人就从长江驾驶一艘火轮船拖带盐船往来，任意妄为，甚至偷偷前往吴城、饶州一带。前年有到达省城的盐船，我奉命会同首县驳回，所经过的关卡不听查验，而盐法就败坏了。白银因鸦片而漏损，近来各通商口岸很少有以货易货的，所以洋商购买货物也使用银两和洋钱互相通用，中外流通。只有中国自行发行大钱之后，私铸既多，官方铸造的铜钱日渐减少，而洋船从海道往来购买铜料并中国的制钱，也捆载出洋，而货币制度就败坏了。至于茶、丝两项的出口，足以与鸦片的入口相抵，这是中国的地利尽失于外洋，而得到一块败坏的土地。以至于商民等人竭尽终年的劳作，不足以补偿暗室中的一盏灯。今日银荒，恐怕数十年后百货俱荒，全部落入外洋垄断的渊薮。大概利益所在，不夺取就不会满足，所以太史公读《孟子》而以利为乱之始，孙子说智者的考虑必定夹杂利害，确实有见于古。当今大势以利开始的，没有不以害告终的。唉！可以不引以为鉴吗？

《漏本末中西纪事》

当初五口通商时，外洋出入的货物大多定下税则，载入条约中。只有鸦片因为新例初颁，祸端于是开启。因此三位钦差掩耳盗铃，既不敢申明以前的禁令，又不便擅自定下税章，于是将这一款置之不议。于是各洋历年进口的货物，反而以不纳税的鸦片为大宗，而吸食贩卖之徒不禁明目张胆地趋赴逐利之市。旧例洋商以货易货，不允许交易纹银。自从茶、丝弛禁通行，于是有洋钱流入中国。又自从五口通商，外洋窥见专靠鸦片获利的利益，于是有易货不足补给外洋纹银的情况。近来洋商定议专门收取元宝，带回本国，再兑换洋钱，漏损的弊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英国人自从五口通商以来，印度鸦片税每年增加到八千余万，见于西方报纸中，那么中国进口的销量就可以想见了。商贩囤积居奇，关吏中饱私囊，国家赋税短缺，军饷浩繁，于是在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奏请征收厘金以充军饷。开始于江苏的上海，定下每箱二十四两，以二十两归入军需支出，四两作为办公经费。其后江西、广东的匪徒由杉关窜入福建境内，福建总督奏请参照江苏权宜办理，又以军饷紧迫，向洋商借贷银五十万两以扣税归还，这见于外洋月报中说领事官出示云。旋又经过兴泉永道出示，定下每箱四十员，外加费用八员。浙江的宁波有本地商户与洋商往来议定箱价，愿意赴官府包缴每月厘金。其他如江西的河口，安徽的屯溪，都以此作为厘金大宗，藉以接济军饷，然而其侵吞偷漏的情况也不少。八年冬天有人奏请定下鸦片税则，归入各关口一体征收，经过王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浑名叫做洋药，因为往年本照药材上税。议内说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等人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按聚赌例治罪外，其余百姓一概允许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的，都应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据西方人以箱计算，每箱一百二十斤。广东烧烟案中称，日久晒干也约在百斤以外，都是总其大概罢了。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是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达各税关口的，都请照上海一律输税。至于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运的，都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费。一切查缉私货章程照各税关口定例办理，各府州县不允许再为影射私征。其各关税口无需另立条款，以归简易。其各省关口在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

译关隘每年的税额上报户部。从接到户部文书之日算起，三个月内将所征收的税银账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运解交国库，不准奏请留拨充作他用。其中民间购买使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个月以后全部按照新定的条例一体遵行等因。奉朱批：依照所议。钦此。

译《中西纪事》中关于白门原约的两条记载：

壬寅年白门议和时，当时所议定的各条款抄录流传在外，我曾写信给友人论述此事。如今拿后来的事实来核对，大多被我预料中了，因此将其大概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条，议和条款中称通商口岸，一在广东，一在福州，一在厦门，一在宁波，一在上海，共五个口岸。查广东的香港已在上年奏请赐予在先，此时不适宜与之明确说明，将其作为广东的口岸，不许牵涉到广州省会。然而那些洋人竟然把香港当作已经得到的口岸，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况且五口通商，他们寄居在那里而我们征收他们的税，这终究还是中国的版图，主客的地位不同。如果香港这一岛屿已经与割让土地无异，将来所有的地租杂税都交给英国人，想要像澳门那样每年交五百两租金，有名无实的情况，恐怕也做不到。我私下担心汶阳之田那样再也无法收回了。既然给了香港，又允许在广东通商，这等于两个口岸了。福建给了厦门，又索要福州省会，皇帝下旨命令用泉州交换给他们，最终没有实行，这样福建也是两个口岸了。浙江的定海孤悬海外，并没有险要的地形可以防守，乾隆年间洋人多次请求在舟山建立口岸，皇帝下旨驳回。等到伯麦攻陷定海，竟然想在这里通商，浙江巡抚刘韵珂列举了八条弊端。现在因为索要宁波，不再提定海，而浙江巡抚先前争着要定海，现在却不争宁波。我认为既然得到了宁波，那么定海就是其出入的枢纽，何必再去索要？江苏既然得到了上海，那么吴淞也是如此，浙江名义上是一个口岸，实际上也是两个口岸。通商口岸，东南四省连成一片，以前是开门揖盗，现在简直是入室操戈了。这是壬寅年私下议论的原稿，后来应验，果然不出意料。比如香港口岸，最近看到西方人的月报，已经隶属于英国港口之下，与马六甲、新加坡没有区别。又核对他们所收的地租杂税各项，每年可得十余万两，竟然相当于中国一个大关一年的税额了。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的茶叶，见第三条中。后来看到梁中丞《归田琐记》，有致刘中丞鸿一封信中说：“您也知道那些洋人一定要住在福州的原因吗？那些洋人最需要的，是中国的茶叶，而崇安所产的茶叶尤其让那些洋人着迷。既然得到了福州，就可以逐渐到达崇安。这里早就传闻那些洋人想买武夷山，确实不是没有原因。如果福州真的得到了口岸，那么延平、建宁一带必然往来无忌。我记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欧洲某国有两艘大船停泊在台江，派出一艘小船从洪山桥直上水口。当时郑梦白方伯因请假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他们相遇，命令沿途塘汛的士兵开炮射击。回来时，那时他们已有到崇安勘察茶山的意图，他们对武夷山的垂涎可见一斑。又说以福建而论，必然不能富强于江南、浙江、广东。然而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允许设一个口岸，而福建一省却一定要增加一个口岸来讨好他们，这实在让人不解。中原沿海各省不一而足，如果援引福州的先例，在山东索要登州口岸，在直隶索要天津口岸，在辽东索要锦州口岸，那么难道都要唯命是从吗？外国像英国这样的也不止一个，如果各自援引英国的先例，也在沿海各省请求分设口岸，难道也要唯命是从吗？况且福州省城距离海边还有百十里之遥，江苏省城距离常熟海口不过百里，浙江省城距离龛赭海门也不过百里，广州省城距离澳门不过几十里。如果都因为海路可以通行的缘故，各自援引福州的先例，在各省省会城请求分设口岸，将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以上所说，核对后来的事实，无不预料准确，附记在这里，以证明我的说法符合事实。

第二条，条约中只记载通商的口岸，而没有提及不准通商的地方，这是重蹈广东的覆辙。靖逆将军用六百万两银子了结广东的局势，而没有涉及江浙；现在又了结江浙、闽粤的局势，而没有涉及山东、天津。在当时确实担心画蛇添足，会有意外的波澜。然而二十年时，义律在天津递送书信，返回时经过山东请求见巡抚，怎么知道他不是借此察看登州一带的地形，作为日后要求的依据？至于他滋扰浙江，又散布流言，说将从福建厦门再赴天津要求，这一切都见于靖逆将军及浙江巡抚的章奏中。那些洋逆声东击西，原本不足相信，只是天津万万没有通商的道理，正应该与那些洋人申明严厉禁止，载入条约中，以杜绝他们觊觎的苗头。然而害怕别生枝节，一味含糊，万一两千万两赔款付清后，那些洋人派一艘火轮船径直赴天津要求通商，那么当事者岂不是又要费一番口舌吗？况且辽东环海为卫，居庸关外实在是陪京神灵宫寝的区域，而上海沙船到达关东的，从南到北叫回空，从北到南叫正载。这是九州的上等肥沃之地，天地的深奥区域，怎么可以不谨慎？议和的次年，美国人果然赴天津呈请通商，被兵部驳回。三十年英国人进入天津，也是这个意思。近日天津议和，于是请求奉天、登州各海口十年换约，于是增加了天津通商一条。这都是二十年前

译千万次投掷中不幸命中的那一次。

译第一条约定中的两千一百万款项中，包含烟价六百万、商欠三百万，都是额外多给的。为什么呢？广东的六百万，名义上是追缴商欠，实际上是烟价。两万多个烟箱的价值，义律曾经索要一千二百万，经过英国人核算成本，减半支付，推算箱数和银两，正好与六百万相符。如果靖逆将军当日据实上奏，怎么会在南京议和时，又生出六百万的纠葛？即使濮、马等人任意虚报，也可以援引扬州商人三十万的先例，按数抵销。况且靖逆将军以追缴商欠为名，商欠的数目，与官府有何相干？而且又从哪里得到确切的数目？这六百万的增款，仍然是义律在广东所索的烟价，因为不足，又增加商欠三百万，岂不是贪得无厌吗？至于军费的一千二百万，当日为什么不向那些洋人质问？中国兴兵三年，所花费的军饷数以千万计，也应该责令那些洋人缴出，以此堵住他们的嘴。传闻当时议及这笔款项，张喜拂袖而起。即使是仆隶庸才，尚且心中抱不平，怒形于色。然而一品、四品的大员当日议定条款，却舒展眉头，恭敬地接受中间人的调解，一道一府，隐忍甘愿，一言不发。所谓在口舌之间化解冲突的人，在哪里呢？尤其奇怪的是，受贿的款项，完全不同于拖欠的债务。按年分配，偶尔有短缺，有什么值得计较的？甚至加上利息一层，也不敢争辩，也载入条约之中。广东争平，广东六百万，洋人净用，外洋法马；南京争息，那些洋人狂吠的声音，足以让强者瞪眼，懦者掩耳。商欠的名目，始于广东，后来因为广东民众烧毁他们的行栈，于是在八年扰天津时，索要商亏二百万。至于军费的名目，起于南京，于是八年扰天津，索要赔偿二百万。等到十年扰京师，又增加四百万，连法国人也效仿，索要如数。始作俑者的祸患，大概不知道将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十四

洋务十四商务二

长江设关中西纪事

咸丰十年秋九月，英法两国先后交换条约。过了一个月，根据在京英官卜鲁士照会恭亲王及当时换约的大臣等，内称：现行天津新议第十款所列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都可以通商等语。本国现在打算仅在汉口、九江两处先行开商，只是鉴于江西尚未安靖，所有两口通商之处，暂且按照后开章程办理。凡有英船上下大江内载货物，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应纳税饷，均在上海或镇江各关，按照新章纳税。各关监督都应当妥善设法，务必使各船遵行。再英船想要上大江，应当向海关先行报明所存保护船只的兵器、火药、铅弹等物有多少，请求发给照单。该关口查明所报军器数目，如果在情理之中，就应注明发给。倘若发出照单后查有额外军器，或者没有照单私行售卖军器药弹等物，就将该船所载货物全部没收入官，并驱逐该船出口，不准在江面交易。以上各节，应请查照并通知湖北、江西各大吏一体遵办等语。随即恭亲王等奏请给予照覆允准。奉旨依议。不久由军机大臣密寄湖广督臣、湖北、江西抚臣以及江宁、京口将军、福建陆路提督等，内称：十年十月二十日奉上谕：恭亲王奕䜣等奏，英国欲在长江通商业经给予照覆允准一折。长江通商一事，八年原定和约内载明，除镇江一年后设立口岸通商外，其余自汉口逆流至海各地，选择不超过三口，准许作为英船进出货物通商的区域。现在该国因为抚局已成，想要先赴汉口、九江两处开商，应纳税饷在上海、镇江各关按照新章交纳。并且根据该国照会内称，先向海关报明护船的兵器、火药、铅弹等物，请求发给照单。该关口查明所报军器的数目，如果在情理之中，就注明发给。倘有额外军器，或者没有照单私行售卖者，就将该船所载货物全部没收入官，并驱逐出口，不准在江面交易等语。该官员此次严定章程，无非是顾虑中国防范他们勾结贼匪售卖军火等物，有意存见好之心，已经恭亲王等允其通知湖北、江西各督抚了。只是汉口、九江两处属于通商创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须按照条约与他们妥善商定，不要另生枝节，以期永远相安。其进出口应纳税饷，恭亲王已令其与上海关共同商酌，也必须明定章程，以免税课亏短。至于该洋船所带的兵器、火药等，已经据该官员声明在海关呈报，都必须严密稽查，照章办理。其经过江面地方，所有防守兵弁都应命令一体知晓，不得滋生疑虑，以致另起争端。官文等悉心妥善办理，总期杜渐防微，而又不致使伤害和好，方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各秘密谕令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