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读编卷八十三

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三

兵政二十二 剿匪下

前赴山东剿贼疏，同治四年五月

曾国藩

臣私下恭敬地奉到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上谕：“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气侯曾国藩，着即前往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江苏巡抚由刘郇膏暂行护理。”钦此。又接到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初一日的多次上谕，命令臣赶紧赴援、保卫京城周边地区等因由。臣部署好一切，打算在月内起程，先前往徐州，以徐州作为大本营，派遣一名良将驻扎在济宁。臣也应当亲自前往济宁一带察看形势。只是僧格林沁作为督师的重臣，突然牺牲，震动了远近的人心，助长了逆贼的凶焰。朝廷责成臣讨伐贼寇极其急切且迅速，就连山东的官民也盼望臣迅速北上。臣反复斟酌，有几种难以迅速行动的情况，请向皇上详细陈述。臣从江宁起程，不能不酌情带领几营楚勇以资护卫。查臣部现有的勇丁，除了刘连捷等新调往江西、易开俊等分防皖南皖北之外，金陵未撤的兵仅存十六营，人人都想回家。三月间因御史朱镇参奏，谕令命令裁撤，当即向各营宣告，命令将秦淮河的淤土挑完，一律撤遣。此次听说有山东之行，各营纷纷请求回家，不愿北征，劝谕了三天，才定议裁撤十二营，北征的仅四营。又新招募两营，共三千人，作为跟随臣左右的亲兵。此外只有刘松山在宁国的军队，距离较近，现已飞速发檄文前往调遣，等候刘松山前来。如果他的部卒不愿北征，臣也不再勉强，应当酌情带领楚军将弁，另外招募徐州的勇丁，仿照臣处的营制来约束他们，保留楚军的规模，开启徐兖的风气。李鸿章所部的淮勇，已经稍微习惯北方了，但还是专门吃稻米，不习惯麦面。如果徐兖之间能另外出现劲旅，那么北路数省到处都适宜。臣鉴于金口兵勇的祸患，不敢强迫楚勇远征，现在只有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归臣调遣淮勇虽然号称劲旅，人数尚少，不够分拨，不得已采取这种迂缓的策略，增添招募徐州的士人，大约需要三四个月才能训练成军，这是不能迅速行动的第一点。捻匪多年掳掠，仗恃的马匹极多，此次蒙古马队溃散，恐怕也被贼寇所得，现在听说贼马多达万余匹，在平原上驰骋，其锋芒很锐利。臣处以前也有两千匹，除了拨给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外，其余都拨给了曾国荃、鲍超两处。几个月以来，那些隶属曾国荃、李榕部下的，已经全部遣散；那些隶属鲍超部下的，就是上杭饥噪的军队，尚未安抚就绪。刘铭传一军增添招募马队，刚刚由李鸿章在三月间奏请出关买马，臣也打算在徐州增添训练马队，派员前往古北口一带采买战马一千匹。大约计算往返路程，最快也需要三个月，加上训练，再不得两个月断难集齐。如果竟然不辅助以马队，而强行驱赶步兵来抵挡骑兵贼寇，即使是贲育那样的勇士，也将不战自溃。这是不能迅速行动的第二点。遏制贼寇北窜，只有黄河天险最为可恃。防河的策略，自然是目前第一要义。臣上次的奏折内就打算由河南、山东巡抚另外制造舢板仗船。现在事机尤其紧急，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都需要迅速造船，分别排列在河边以壮大声势。根据吴棠所奏，江南的船与黄河水性不合，与臣前奏相符。所有的斟酌船式、采办木料、招募水勇，应当由该三省督抚悉心筹划，因地制宜。只有炮位这一项，北方较少，金陵存留尚多。臣打算拨炮三百尊，分给三省，派船解到济宁州，由该三省派船前来迎接。黄河水师办理成功，京城周边可以永远没有捻匪的祸患。这件事虽然缓慢，但利益很大，然而没有四五个月的功夫难以期待就绪。这是不能迅速行动的第三点。至于刘铭传一军，不宜立即进入直隶，适宜在黄河以南剿贼。臣在上次奏折内陈明在案。现在奉到多次寄谕严催刘铭传渡河，直接前往刘长佑军营。如果确实对事情有补益，自然应当设法北渡。只是目前濮州、范县、菏泽、郓城等地，黄河南岸一片贼氛，如果不节节扫荡，怎么能冲过北岸？如果一定要避开贼锋，绕路行走，那么上游须绕到河南兰仪等地，下游须绕到山东县城、长清等地，不迂回五六百里不能直接渡河北上。而且该军现在在南岸还可以遇到贼寇打一仗，如果贼寇没有北渡而该军先到北岸，反而把劲旅置于无用之地，似乎对军情地势都不适宜。

臣昨天接到刘铭传来信，批示令他在鱼台、滕县附近运河之处驻扎，打算等粮运稍有把握，再令进驻济宁。正在筹划间，接到五月初三日的寄谕，命令刘铭传由金乡、嘉祥一带黄河南岸向西方兜剿。又接到国瑞来咨，也想让刘铭传在黄河南岸协剿。

译这与臣此前暂不北渡的说法相吻合。从情理和形势来衡量，黄河在夏秋季节水势盛大，刘长佑亲自统领大军在河北岸防守堵截，叛军应该难以飞渡。不仅刘铭传目前不宜渡黄河，即使将来局势稍定，也不宜让黄河沿线的军队兼顾河北防务。查河北仅有直隶一省，近年捻军祸患尚少；河南则涉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近年捻军祸患尚多。据臣的愚见，直隶应当另外筹组防御兵力，只令其分守河岸；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应当另外筹组防剿军队，不让他们驰援河北。因为楚勇惯例每天只行军四十里，黄河船只稀少，万人渡河动不动就要超过十天。如果让他们时而北渡，时而南渡，我方就会疲于奔命，而贼寇则已远离，这实在不是好策略。这是因行军不能迅速，从而不能兼顾直隶的原因，又是其中一个方面。僧格林沁忠勇绝伦，妇孺皆知，华夏与夷狄都传颂。他统兵追贼，每天行军七八十里，或者百余里不等。然而步兵赶不上骑兵，劣马赶不上良马，势必参差不齐。听说僧格林沁在三月间驰至汶上，步兵晚了七天才到兖州，骑兵也有晚了两天才到的。行军太快，不能自带米粮，埋锅做饭，只能行文给州县命令他们供应面食。在战乱困苦之余，州县难以具备数千人的食物。又或许因为仓促得到消息，家丁逃匿，或者在两县交界之处，彼此推诿，将士争先恐后，饥饱不均，有连续几天吃不到一顿饭的，队伍难以整齐。行军神速的原因在此，弊端也在此。臣处行军的惯例，每天扎营支帐，埋锅做饭，不向州县索取米粮供应，略微效法古法，每天行军仅四十里，少的只有二三十里。李鸿章的淮勇也仿效楚军的办法，其步步稳妥的原因在此，其行军迟钝的原因也在此。僧格林沁剿办此贼一年来，周遍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五省。如果其他人接办此贼，断不能兼顾五省，不仅不能到达湖北，即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也不能处处兼顾。如果以徐州为老营，那么山东只能办理兖、沂、曹、济四郡，而济南、东昌、泰安、临清以北就力不从心了。河南只能办理陈、归二郡，而开封、许昌、南阳、汝宁以西就力不从心了。江苏只能办理淮、徐、海三郡，安徽只能办理庐、凤、颍、泗四郡，其余地区都力不从心了。这四省的十二府州，纵横千里，自古就是四面受敌的战场，历年捻匪出没最熟悉的区域。如果将此责成督办大臣，而将其他地区责成四省巡抚，那么广大地区各有专属，各种事务逐渐有了归宿。此贼已成流寇，飘忽不定，应当各自训练有固定驻地的军队，才足以制服无固定据点的贼寇。这是因行军不能迅速，从而不能兼顾各省的原因，又是其中一个方面。当今贤良的统帅新近陨落，凶悍的寇贼正猖獗，山东盼望援兵，急如星火，而臣的策略却要在半年以后才能依靠。北路最重的，莫过于京城附近，而臣的策略直隶却需要另外筹组防兵。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话，大概不免于舆论纷起，纷纷上奏责备。然而臣深思熟虑多日，认为不专力于捻匪最熟悉的十二府州，不足以消除流寇的祸患，理应直陈浅陋之见，供圣主采择。

译奉旨覆陈疏 同治四年 曾国藩

我私下禀报，臣于七月初五日接到军机大臣字寄的六月二十九日奉上的谕旨：现在发捻匪众聚集在河南境内，该省兵力不足以剿办，命令曾国藩、乔松年迅速命令张得胜、史念祖等军队奔赴河南，会合李世玉等将领将赖汶洸等股匪剿灭干净，并命令曾国藩增派官兵，并命令副都统托伦布、富森保等骑兵飞速前往吴昌寿军营听候调遣。那春寿和乌尔图纳逊两起骑兵，也命令曾国藩、乔松年迅速命令赴河南助剿，不要稍有迟缓。皖北是否还有占据的匪众？官军现在剿办的情形如何？以及怎样布置？一切情形就命令迅速驰奏。此后皖鄂防剿事宜，官文等人应当随时具奏，不得仍像以前那样迟缓，致使朝廷长久深切盼望。曾国藩并命令遵奉前旨，斟酌情形，选择要地前进驻扎，以便就近调度等语，钦此。

查雉河集解围以后，发捻向西逃窜，分为两路：那向北路的为张总愚、任柱等首领，由柘城、太康、扶沟、洧径直向西，现听说将至汝州、洛阳，尚无确切消息；那向南路的为赖汶洸、李允等首领，由太和窜至沈邱，蹂躏陈州、周口一带。臣在半月以前已发檄调直隶提督刘铭传全军奔赴周口。后接到陈州知府告急的禀报，又增调乌尔图那逊等骑兵同去救援陈州。积水淹没道路，行走极其艰难。然而屈指计算，这两支军队近日应当已抵达陈州，与贼军接战了。北窜汝州、洛阳的一股，臣军万难追及；南窜陈州的一股，有刘铭传等两军应当足以制服他们。万一兵力尚单薄，再派周盛波、托伦布两军前去援助。周盛波的步兵，臣批示令进驻亳州，以便就近救援陈州；托伦布的骑兵前来谒见时，臣已当面嘱咐他整顿一切，预备赴河南了。这是臣斟酌派遣马步各队援助剿灭河南的情形。

谕旨又命令富森保前赴吴昌寿军营。查富森宝的骑兵，就是色尔固善所管的一起。富森保现在萧县，因大水阻隔，生病未愈，不能来营与臣一见。色尔固曾来到临淮，臣接见数次，据称骑兵奔驰太久，又在曹南新近受挫，人马都疲惫，枪械不齐，马匹多缺失，必须大加整顿才可以剿贼。臣嘱咐他就在徐州认真整顿，不特色尔固善这一起如此。又有达尔济一起，是奏明由山东拨归臣处的。现据阎敬铭咨文称达尔济在兖州患病。察哈尔官兵生病的几乎达到一半。派讷穆锦带领吉林官兵及马勇先到徐州。现在也人困马疲，急需整理。又有帕克巴札普一起，是新由察哈尔调来的。官兵不熟战事。马匹病死的尤其多。这几支军队如果不是大加整理，断难驱使他们向敌。臣本想急赴徐州料简一切，无奈一个多月以来淮河盛涨。沿河民居及臣的营垒都在水中。筑堤抵御时担心溃决。百物缺乏。临淮屯扎重兵应当储备的军粮器械，应当修建的米仓药库都未就绪。大小道路处处被淹。应当等到晴天久、水干涸才可以起程赴徐州。这是骑兵必须整理，臣尚未到徐州的情形。

谕旨又令臣斟酌前进，选择要地驻扎，以便就近调度。臣虽然愚笨，岂不想步步追逼，急图剿灭的方法。只是臣仔细观察贼情，已成流寇行径。如果贼流动而官兵与他们一起流动，则节节尾随，着着落后。假令此时追至汝州、洛阳，待贼南趋光州、黄州，又折而追至光州、黄州。或者贼东趋徐州、兖州，又折而追至徐州、兖州。虽然终年奔波，终究对贼没有大损害。臣的愚见常想坚持初议，在捻匪必经之路驻扎重兵。如刘铭传驻周口，贼若回窜扶沟、鄢陵，即自周口迎头击之。张树声等驻徐，贼若回窜永城、萧县、砀山，即自徐州迎头击之。推而广之，贼窜蒙城、宿州，则刘松山等自临淮迎头击之；贼窜曹县、单县，则潘鼎新自济宁迎头击之。变尾追之局为拦截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庶几渐渐有归宿。皇上如果认为臣议可采纳，则在臣驻兵四处之外，请旨敕下湖北、河南督抚，在豫之巩县、洛阳、南阳、邓州，楚之随州、枣阳、黄州、麻城各驻劲兵一枝，与诸将坚约，重在拦头迎剿，不重在贼退尾追，似也是制胜之策。

近来人多说捻匪并无大志，旦夕可平。微臣独自担忧捻匪或成流寇，祸患方长。这贼有很像流寇的一点；有不很像流寇的一点。凡是流寇之所以日益聚集、日益众多，并非良民都乐于从贼。只是因为贼骑剽悍轻捷，劫掠居民，不得耕种收获，百里废耕，则百里之民从贼苟活；千里废耕，则千里之民从贼苟活。现在凤阳、颍州、徐州、泗州、归德、陈州等郡，几乎千里废耕，而官兵又骚扰异常，几乎有贼过如篦、兵过如洗的惨状，民圩仇视官兵，对贼匪反而有宽恕之词，即使从贼也无愧色，这是很像流寇的现象，验证之可危的。

译大凡流寇如同没有源头的水，随其流向任意游荡，而这股贼寇尚且眷恋蒙城、亳州的老巢，周边各县田地荒芜、房屋毁坏，而蒙城、亳州却仍有安居田庐之乐，这便不太像流寇，是证明其性质稍好的迹象。臣既已在四处部署重兵，以遏制其流动，又打算查办民间圩寨，以清除其根源，先查办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地的圩寨，区分好坏，大力惩治，其余有捻党活动的州县再依次查办。近日已发布一道告示，抄录稿本附呈御览。臣驻扎之处，仍应以徐州作为大本营，以临淮、济宁、周家口作为行营，这样对于清查民圩、督责各将两方面都有益处。

译平定捻匪的策略

程祖植

自古以来流寇的兴起，有的是因为困于饥寒交迫，有的是因为激于残暴压迫，不过是百姓在潢池之地玩弄兵器；但捻匪却不是这样。他们源于习俗的凶狠顽劣，成于发逆贼寇的挑动煽惑。起初他们聚集时就是盗贼，分散时就是农商；如今却分队设立帅旗，公然与官军为敌。在这个时候，无论贼寇不可招抚，即使招抚他们也不接受，怎么能不筹划消灭他们的办法呢？我听说兵势像水一样，水根据地形来制约流向，兵根据敌情来取得胜利。因此平定捻匪的方法，与平定发逆贼寇不同。为什么呢？发逆贼寇的长处在于据守，他们穷途末路的计策也在于据守；他们得势在于分兵，他们失策也在于分兵。大概据守的话，我虽然艰难收复，但实际上便于聚歼；分兵的话，我虽然困于防备众多，但他们也因此力量薄弱。至于捻匪则是流动而不据守，聚合而不分散。流动则奔突无常，使我疲于奔命；聚合则人多势众，我时常有兵力单薄的忧患。再说发逆贼寇擅长进攻，捻匪却不进攻而胡乱窜逃；发逆贼寇依靠的是步兵，捻匪依靠的是骑兵。他们的态势又有各自不同的地方啊！然而贼寇的形势不同，而我尾随追击却不能迎头痛击，只是追逐却不能大量杀伤，这个过失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贼寇越扑剿越猖獗的原因。现在根据捻匪的情况，略作筹划方略，就是：充实兵力，选择地利，挑选轻兵，筹划粮饷，分散贼势，刺探贼眼罢了。从前王翦讨伐楚国，请求六十万人军队；汉高祖被项羽围困，一定要等到韩信三十万军队到来。不是王翦怯懦，汉高祖不能作战。大概兵力的多少，是强弱区分的原因，也就是胜负判断的依据。因为捻匪虽然不能与楚国、项羽相比，但歼灭大寇必须大规模出兵，这是审察形势的结果。某地建立镇守，某地设置防御，何处出奇兵，何处置伏兵，这是分配责任。谁攻击，谁守御，谁应援，谁是犄角之势，谁迎击贼首，谁击破贼腹，谁扼住贼尾。务必使我军八方齐集，四面包围，照应处处严密。安徽进攻紧急，不能让贼溃逃进入山东；山东进攻紧急，不能让贼溃逃进入河南；河南进攻紧急，不能让贼溃逃进入湖北，使他们像锅底的鱼一样，无路逃脱，或许有歼灭的机会。如果不急忙出动大军，做一劳永逸的打算，恐怕官军惊动于东，贼匪奔驰于西；贼匪践踏于前，官军蹂躏于后。军队疲惫财力溃散，百姓穷困变故兴起，明朝末年张献忠、李自成的祸乱，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所谓充实兵力，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捕捉老虎一定要用陷阱，捕捉兔子一定要用罗网，善于用兵的人一定要把贼寇置于死地，这与上述有什么不同呢？从前陈奇瑜在汉中车箱峡围困李自成，正可以聚而歼灭，却因为专主招抚，放贼出峡，于是导致燎原之势。大概贼寇在深山密林之中，就容易坐困；在平原旷野之中，就容易狂奔。制服狂奔的贼寇，不把他们制服在可以坐困的地方，这就像想要遏制洪水却不筑堤坝一样。况且兵法说：步兵利于险要，骑兵利于平坦。贼寇凭借骑兵狂奔，而让他们处于有利的地形，用什么来制服他们呢？从前杨武陵计策驱赶贼寇入川，把四川当作祸害的归宿，现在似乎应该仿效他的意思，在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四省选择一个可以设陷阱张罗网的地方，成诱或放纵或驱赶，使他们落入我的计谋中，设置坚固的包围坐而制服他们，用奇兵逐步剿灭他们，务必使他们进入后不能复出，或许可以限期荡平。所谓选择地利，就是这个意思。捻匪行走轻捷如飞，官军虽然尽力追击，常常苦于势力不能赶上，等到官军到达，贼匪已经饱食扬长而去。善于用兵的人，隐藏自己的短处而夺取敌人的长处。现在似乎应该另外设置先锋，挑选营中跑得快善于行走的士兵，单独编为一军。又或者贼匪是什么人，就招募类似的人来相互制约。凡是冲锋破敌、追奔逐北，由这支军队承担。如果壮健有余、轻捷不足的，安置为后队，作为正兵使用。这样就能夺取他们的长处，不仅使贼匪不能悠闲休息以养精蓄锐，而且有迎头截击的来截断他们的前路，更能收到前后夹攻的效果，而逼迫胁迫圩寨、荼毒百姓的祸患，也有所不敢施展了。所谓挑选轻兵，就是这个意思。贼匪从百姓那里获取粮食，没有地方没有百姓，就没有地方没有粮食。官军的粮食必须转运，因此常常多有延误。现在似乎应该在将要用兵的地方，预先选择便利险要、陆路通达车运水路通达舟船的地方设置粮仓，在当地就近从附近郡县按公平市价采买储积其中，官军到达随地支取。至于所设置的先锋与贼匪追逐的时候，应该仿效古法，像牛肉干、炒面、油面之类，预先制造，行军之际用这些供给他们，即使奔驰千里也没有空腹的担忧。所谓筹划粮饷，就是这个意思。制服贼寇的方法：贼寇利于分兵，我一定诱使他们聚合；贼寇利于聚合，我一定诱使他们分散。从前人消灭贼寇的方法，有的招抚贼将让他们为我所用，有的欺骗迷惑贼党让他们自相攻击，这是分散他们的党羽；有的趁贼寇行进之际，用奇兵劲旅冲击其中间，截成几股；有的探知贼寇分散抢掠之时，伺机他们纷纷出动，急忙用轻兵掩袭。使分散的不能再次聚合，或许他们力量因分散而削弱，不至于像横流的洪水那样不可抵御。治理贼寇，就像治理水患。从前大禹治水，分为九条河道，大概因为水势太盛，不得不分流，以削弱它的势头罢了。所谓分散贼势，就是这个意思。贼匪马匹肥壮轻捷，一天可以行走二

译百里之内，官军若阻挡其前方，则无法遏制其冲击；若追击其后背，则无法追踪其踪迹。并非总是以此取胜，这是关键所在。顺势加以制约，那么敌人就会失效。马匹可以陷落使其毙命，可以投毒使其死尽，可以引诱使其前来，可以惊吓使其奔逃，可以利诱使其无法发挥作用，可以抵御使其不能得逞。古代的方法都具备，选择其中便于实施的，学习并运用，那么敌方的骑兵或许可以制服。所谓刺探贼寇要害的，就是这些。只是赵充国说：“听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用兵难以在远处揣度。我未曾亲自到行军途中考察，又未曾阅读各路军情报告，兵情贼势，怎能掌握其关键？”只是痛心盗贼侵侮我国家，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身为草野之人愤然发心，私下谋划如此，恭敬地陈述这些以等待裁断选择。

译全面筹划滇黔大局的奏疏，同治四年

曾国藩

我私下查考，云南在天下最为偏远，贵州在天下最为贫瘠，值此局势糜烂之余，实在有鞭长莫及之势。然而圣上继承大统，即使在新疆万里之外，尚且每一寸土地都必争，每一个百姓都必救，何况滇黔尚属内地，岂能不努力谋求长远战略，规复旧有根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但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负责之人。所以谋划江南的人，必以上游为本；谋划西域的人，必以关内为本。道理本来如此，古今不变。我愚昧地认为，谋划云南应当以四川为本，即将筹饷的责任交给四川总督；谋划贵州应当以湖南为本，即将筹饷的责任交给湖南巡抚。四川南部多与云南相邻，湖南西部多与贵州相邻，进剿也就是为了自我防御，形势有不得已之处，道义上也不能推辞。只是既然命令他们专门谋划一方，就不能兼顾其他省份。试以湖南为例，近年向西进剿贵州，向东防御江西，本省兵力为数不少，又有东征一局以巨额款项解济安徽、江苏，此外还有滇捐局、黔捐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处筹饷愈多，则本省收入愈少，断不能大有作为。上年恽世临派遣周洪印、戈鉴等进剿贵州，接连攻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座城池，贵州百姓已有复苏的希望，当时若能乘势进取，向北进剿镇远，向南攻打都匀，即可与贵阳省城互通声气，劳崇光等人也不至于被困到如此地步。因为湖南饷银无几，恽世临不敢招募勇丁增加营伍，大举深入，致使辜负了贵州百姓的期望。如今皇上慨然深谋远虑，思虑将贵州百姓从水火中救出，命令臣与李鸿章妥善规划。新任巡抚李瀚章原本在臣军营六年之久，又是李鸿章的胞兄，金陵回湘的将领，苏军得力的官员，多与李鸿章相知相信，如果让他选将练兵，专门图谋贵州事务，必可次第奏效。只是东征局裁撤之后，只能酌情增加本省厘金以接济平定贵州的军饷，不能多供给甘肃，更不能分济云南。谋划专一则情意专注，军饷分散则力量薄弱，这是谋划贵州的一种说法。再就四川而论，近年肃清本省，协济外省也已搜刮尽净，民力久已枯竭。成都距离云南近三千里，万山丛杂，兵多则粮食运输极难，兵少则回匪难以制服，即使竭尽四川之力图谋云南，尚恐无济于事，何况川北的保宁、龙安，须以重兵防御甘肃的贼寇；川南的酉阳、泸州，须以重兵防御贵州的贼寇。其势不能专事云南境内，而尽弃其他地方。然而云南孤悬南方边陲，只有四川距离稍近，昭通、东川二府，康熙以前原本隶属四川，雍正年间才开始隶属云南。皇上不忍将云南百姓弃置于教化之外，舍弃四川别无下手之方。倘若让四川总督兼领督办云南军务的头衔，或者干脆前往叙州驻扎半年，调度一切，每月专门解送云南军饷四五万两。巡抚林鸿年进驻昭通、东川，庶几有恃无恐。而文武官兵跟随进入云南的，消除他们有去无回的恐惧，才可以鼓舞他们立功杀贼之心。数月之后，果真能在昭东站稳脚跟，修明政事，云南百姓感念天子不弃偏远之地，信任巡抚足以依靠保障，相继归附，共同图谋剿灭回匪的方法。然后开设铜厂以振兴鼓铸，制造战船以利转运，或许可以挽回全局，这又是谋划云南的一种说法。我也知道湖南、四川两省物力有限，然而若非湖南节节进剿，则守卫贵州的人将因援尽而最终陷落；若非四川月月馈运，则进驻昭通的人将因粮绝而仍然撤退。此后愈难着手处理了。张亮基想在苏、皖征兵，林鸿年想从长沙分饷，其用心良苦，而成效难以期待。倘若蒙皇上采纳臣言，将贵州事务责成湖南巡抚，将云南事务责成四川总督，那么甘肃的军饷应责成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份，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诿。

进驻泾州筹办军务的奏疏，同治八年六月

左宗棠

我私下认为甘肃的祸患，在于回匪、土匪，而皆由陕西回民构祸而起。回民入居中国，由来已久。传记称骊戎，则是陕西的回民；陆浑之戎，则是河南的回民；山戎，则是直隶的回民；徐戎，则是江南的回民。商代说“将氐羌遏制在域外”，周代兼用“戎索”将其蓄养在域中，然而都臣服。他们未能改变其习俗，他们杂处诸夏，原本本是齐民。他们的经典则专习天方教，别为一类。虽然新教老教有自相残杀之时，东密西密有互相猜忌之隙，然而等到与汉民争斗，则撸起袖子纷纷而起，彼此联结，一气视若公敌。他们的声息暗中相通，迅如邮传。就像陕西回民肇祸之初，云南回族即参与逆谋。有称普洱阿洪者，尚在贼军中，见为戎首。各省遇有调拨当地回民，必先通消息，使陕西回民预先为之防备。至于甘肃回民久相勾结，即使已经就抚的灵州、金积堡回人马朝清，即马化清，水县长家川的回人李

译对于回民，有的用马匹、器械、粮食公开与他们交易，唆使他们骚扰陕西；有的凭借官军声势浩大，劝他们暂时接受安抚，等待时机行动，都借口同属一个教派、一家，暗中相互亲近依附。外表虽然装作恭顺，与朝廷百姓无异；内心却暗中肆意猖獗，仍然滋生祸患于其他族群。就像西宁的马朵三，假称接受安抚，挟持官吏，而西宁的汉、回兵民各自暗中归附他的掌控，名义上是官府安抚回民，实际上是回民控制官府，这与云南回民包藏祸心，如出一辙。他们的党羽交结如此坚固，阴谋诡计如此深重。如果一概加以剿杀，不仅杀不胜杀，也担心未变心的回民人心不安，从而妨碍大局。如果广泛显示包容，酌情招纳，那么贼心不死，转眼之间军队一撤匪患又起，实在在意料之中。甘肃之前处理的安抚局面，就是前车之鉴。陕西回民败逃窜入甘肃之后，散布在黑城子，预望着同心各回民堡地，与金积堡相近，有的递交文书请求安抚，有的投奔河州回民巢穴，有的从中卫渡河东逃，随即又败退回来的，他们互相猜疑，不再像以前那样团结坚固。甘肃回民担心官军进剿，势力将波及自己，有的预先自陈为良民，有的因为陕西回民侵掠而闭门拒绝接纳。马化龙也上禀代为陕西回民请求安抚，臣仍然用前年分别剿抚的谕旨指示他们，生死祸福，听他们自己选择，旨在申明神武不滥杀的恩德，以及怙恶必诛的威严，以期长远安定。刘松山的一支军队从清以指定边花马池出发，臣命令他先筹备三个月的军粮，节节递运，然后前进。到达花马池后，稍作停顿，观察马化龙的安抚局面及陕西回民离合的踪迹，再决定进退。金顺、张曜的军队，则已向磴口进发了。道员魏光焘进屯安化县板桥和庆阳府城，提督刘端冕分屯合水县城，总兵张福齐进屯宁州以西，提督丁贤发进驻正宁，周兰亭驻守萧金镇，互相联络，就近屯垦，以利于掌控秦陇关键，安抚灾民并充裕军粮。臣驻扎在泾州瓦云驿，地处庆阳、汧陇之间，足以资于控制和策应。命令雷正绾、黄鼎两军逐渐推进至平凉、固原，以剿杀北路散居的逆回，与南路军队遥相呼应。储备粮食，勤于屯垦，禁止骚扰百姓，戒除妄杀，仍然遵循。谕旨只区分良民与匪类，不区分汉人与回民，作为长远的规制。对于贼寇的根本，尽心谋划，不敢轻敌误事，也不敢求快而忘记长远大计。自从回民祸乱兴起，官军不能制服贼寇，民间堡寨有的被回逆攻破，无家可归，流落成为匪类；有的因为官军诛求无厌，无处控诉，激愤成为匪类，如已安抚的黄福祥、扈彰等，见到请求安抚的静宁州张贵，以及刚进入镇原的孙百万等，指不胜屈。官军因为急于安抚回民，遇到成股的土匪，往往用官衔顶戴优待他们以示笼络，从而安定不安定的人心。这些人则纠集党羽，妄立营名，私自刻制木印，私造旗帜，竟然以统领营官自命，向民间征粮，借机肆意剽掠，无业之民趋之若鹜，似兵非兵，似勇非勇，似匪匪，似团非团，混乱不堪，徒然成为百姓祸害。现在听说臣的军队渡过陇山，有前往各军投效的，有请助战的，臣打算挑选其中桀骜狡黠的人，用营制约束他们，其余均勒令归农，给予赈济粮食和籽种，收缴他们的马匹器械，令他们各自安守生业，不要互相侵扰暴虐，否则就诛杀他们，这是治理逆回、治理土匪的大致方略。至于甘肃兵事败坏，是由于饷银太短缺，而军营太多，不挑选将领而广泛招募勇丁，将领又势力相倾轧，各不相让，任意进退，无所禀承，他们的勇丁数量有一营仅止二三百名，仍然领取五百名的粮饷，每营每天派粮八百斤，而用一半折取粮价，兵勇敷衍日常饮食，尚且不足，将领的办公薪水则只务求盈利，所以勇丁数额每天都有逃亡。而将领很少有请求退职的，也有虽然是一营但人数多达一倍、两倍的。如范铭所带的勇丁十二营，而人数实际多达一万数千，那么一人充当勇丁，一家随之坐吃闲饭，与客军的虚额相反，而虚耗糜费则相同。所以不能战也不能守。臣与穆图善未曾谋面，而以所闻所见来说，似乎爱护克制其威严在所难免。诸将不仅不知道感激，反而轻慢他。穆图善不仅不加裁抑，反而纵容他。陇地事务之所以难以整理，原因在此。臣虽然深受恩命，谬领军队，但在未接督篆以前，事权不一。臣对于诸将，如果命令有不执行的，即使对于穆图善，也是爱莫能助。在干州时，曾恭敬抄录谕旨，咨会穆图善行抵泾洲，接受督篆，尚未接到穆图善的咨覆。所有兵事、饷事，一切都未便轻率置议，谨一并据实声明

译分道进剿，布置联络情形疏。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

左宗棠

臣以为，军事行动有既定的规模，有自然的次序。其先后的缓急节奏，必须根据贼寇的态势和军队的情况来应对。臣自从进驻泾州以来，仔细考察了甘肃的全局。北起花马池向南，稍偏西是灵州，再向南稍偏东是环县，又向东南是庆阳、宁州、正宁，折向西南是泾州、灵台，再向西包绕陕西汧阳、陇州的北境，翻过山向西是清水，再向西是秦州。清水以南是两当与徽县、成县，向东连接陕西地界，向南与四川接壤，这样甘肃从北到南的道路就走到了尽头。按照地理学家“飞鸟之数”（直线距离）计算，不过一千三百多里；按照人行走的距离计算，则将近两千多里。这是甘肃从北到南的地势。从花马池向西，稍偏北是宁夏，再向北是平罗。从宁夏向西南是中卫，再向西是古浪。古浪的西北是凉州，凉州的北边是镇番，西北是永昌、山丹，再向西北是甘州、高台、肃州，再向西南延伸就是嘉峪关了。这是甘肃的北路。从庆阳向西是镇原、固原州，从泾州向西是崇信，西北是平凉府，再向西是隆德、静宁州，再向西是会宁、安定，再向西北到达兰州。兰州的西北是碾伯县、西宁府。这是甘肃的中路。从秦州向西是伏羌、宁远，西北是巩昌府，再向西北是渭源，再向西北是狄道州，二百三十里到达兰州。秦州以南是徽成，东边是清水，东南是两当，西南是西和、礼县，再向南是阶州。巩昌的西南是岷州、洮州及各土司地区。这是甘肃的南路。以目前的贼势来说，陕西、甘肃的叛乱回民聚集在宁夏所属的平罗、灵州、中卫一带。其中向东窜扰缠金的贼寇，经过张曜的打击，沙金、托海、磴口的围困迅速解除，阿拉善定远的重围也被打破，穷追至广宗寺，又进入贺兰山，距离宁夏不远。宋庆又击退了鄂尔多斯及五胜札萨等旗的贼寇。据张曜报告，金顺等马步各营又已行进到磴口附近，似乎边境以外逐渐可以肃清。刘松山全军七月十二日已从清水疾驰到达镇靖堡，将粮草运输的后路层层布置，携带十二天的口粮向花马池前进，估计此时已到达花马池，进剿宁夏、灵州的贼寇。北路兵力已经雄厚，似乎边境以内也逐渐可以肃清。南路秦州一带河州，窜出的回民自从被李辉、吴士迈两军击败后，六月十九日又经过甘肃军记名提督梅开泰的打击，在伏羌县北六十里的马家岘，擒杀了众多贼寇，余贼全部逃回老巢。兰州的运输道路逐渐疏通，穆图善此前停止运输的军饷都已全部提取。昨天接到藩司崇保的来信，每月官商搭伙往来的驮骡，或五六百头，或七八百头，形势很有转机。河州盘踞的叛贼近来没有大股出来窜扰。穆图善所派的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统领喻正祥、敖天印、彭忠国的二十四营，臣命令他们分驻徽县、榆树坝、高桥、李子园娘娘坝、皂角铺，以保护完好地区，打通军饷运输道路，使吴士迈、李耀南、汤聘珍得以随时往来剿杀，以加速军事行动。似乎南路也逐渐有肃清的希望。其中路平凉府所属固原以北陕西回民的零散小股，多有到军营请求招抚的，臣命令各地方官员指定荒废的地亩，随时安置。马朝清继续禀报，陕西回民有急于接受招抚的，有依然顽固不化的，臣仍然以分别剿抚的意思示之。一方面调道员魏光焘进驻庆阳，提督马朝清进驻合水，以防备环县窜出的贼寇；总兵张福齐进驻董志原的萧金镇，分驻屯子镇、西镇；总兵丁贤发由正宁进驻镇原的驿马关，以遏制宁夏、灵州横溢的贼寇。一方面调陕西提督雷正绾由平凉进驻古城川，提督周兰亭由萧金镇进驻固原的瓦亭，以扼守南北要冲。只有中路平凉一府，古称雄镇，自从回民叛乱开始以来，府城三次失陷，官军连年无暇剿办，守令多寄居在村堡，无力制服土匪，甚至借助土匪来巩固自己，假借义旅的名义，任其蚕食村堡，欺软怕硬，不辨良匪。有盐茶厅百姓张贵，即刚八，因为怨恨其兄刚五被枉杀之事，纠集党羽，胁迫良民，窃据静宁州、庄浪县丞辖境威戎镇、水落城等堡，攻破静庄两属民堡五十多处。其党羽侯得应攻破会宁、通渭县黄家各堡十七处，又攻破会宁县东北乡民堡四处，泰安县民堡被攻破的数量不知有多少，聚众多达二十八营，仿照官军营制，旗帜器械居然整齐，与镇原匪首孙百万遥相呼应勾结，拷掠之惨，甚于叛乱回民，成为平凉、秦州的一大祸患。臣先前因为驿马关有贼骑突然到达，檄令黄鼎派队剿杀。路过镇原县时，出其不意擒获孙百万，押解到军营。代理镇原知县廖溥明也抓获其弟孙百智，押解审讯。臣亲自提审孙百万、孙百智，讯问明白，攻破寨堡百余处，杀人无数

译犯下此罪的人，应当立即斩首，并将首级传送到案发地点示众，以伸张国家法度并大快人心。张贵听说此事后，与他的同党谋划叛变，行动更加急迫。

译臣先前奉旨，都察院奏称工部员外郎王梦熊因贼围紧急等情，派家人赴该衙门呈诉。左宗棠率军进入陇地，着即查明该处如有贼匪窜扰，立即派兵剿灭，以安定地方。原呈抄给阅看。钦此。臣奉旨后，详细考察张贵的罪状，还有王梦熊未曾提及之处。此贼若不铲除，各地百姓难以忍受毒害。况且所扰乱的静庄、会宁等地，本是兰州通往中原的大道，秦安又是兰州东南的要道，都不能稍有阻塞。这些地区位于甘肃南北之中，宁灵的回民与河狄的回民往来勾结，不从静庄就从秦安出动，想要南北分兵扫除余孽，而土匪从中作梗，粮饷通道令人担忧。如果等待驻军防剿，只会分散兵力。臣现调黄鼎率领其八成队伍，由崆峒、化平直捣庄浪所辖威戎镇的贼巢。调臣营务处前衢州镇总兵官简敬临，由灵台出崇信，经过马颊口以捣毁水洛城的贼巢。调驻秦州的员外郎衔中书吴士迈、道员李曜南、汤聘珍等，拨其所部进军秦安、清水会剿，防止贼人南窜，并搜剿占据秦安神峪河的另一股回逆。如果能迅速平定事端，那么兰州东西便一律肃清，省城只需防备河州的贼人，无须重兵。黄鼎仍回军平凉，进军固原，会同雷正绾进剿宁灵一带的回逆。秦州的军队进剿河狄的回逆，那么甘肃大局可望恢复振兴。这是微臣谋划入陇调度，由东向西的大致方略。穆图善先前催促臣进军泾州接任篆印，奉有谕旨。昨日又奉谕旨，命令臣进军驻扎秦州接任篆印。随即批准穆图善的函件咨文，又已上奏请旨。私下认为臣由关内进入陇地，必走中路，本是既定之局。从形势来说，北可联络宁灵、庆阳固原，南可联络巩昌秦州，东可屏蔽秦川，西可直达兰州。从军事来说，北路刘松山定边、花马池的军队，距离泾州虽仅数百里，然而战乱之后，邮传不通，文书往来必须从延安绕道传递，已非二十天不能到达。臣接到刘松山的信件，又须斟酌调度通知北路、中路各军，辗转迂回，已担心贻误军机。如果再移驻秦州，那么山谷阻隔，往返更多一千多里，尤其觉得声息难通，在剿抚兼施之际，随时因应事变，不可预知。臣驻军于适中之地，尚可就近估量，相机应对。如果移驻秦州，偏于南路，不但北路阻隔，即使中路也运转不灵，似乎对大局关系不小。况且陇中连年军事失误，由于置平庆泾一道不顾，专门就秦安一条粮道作为苟安之计，致使匪回纵横，百姓遭受荼毒如此。难道不是说粮饷短缺时局艰难，应当缓攻土匪而急攻回民吗？难道不是说应当先巩固根本，打通运道，暂时支撑危局吗？而其效果已可验证，如果舍弃泾州而进军秦州，局势有何不同？那些议论臣的人，必定会说臣只知道穆图善，而不知道国事；只知道兰州，而不知道陕甘。臣即使有百口，怎能推卸罪责？这是臣反复筹划，不知如何处置的原因。况且从地理远近来说，由泾州到兰州，一千零二十里；由泾州绕道秦州到兰州，一千一百六十里。本无须舍近求远。而从贼势来说，秦州无贼，静宁、庄浪有贼，臣不可避劳就逸。如果北路事机顺利，臣当由泾州大路进军平凉，以奔赴兰州。纵然兰州有急，臣檄令南路秦州各营为迎击之师，檄令中路平凉各营为横击之师，似乎也易有把握。至于督篆交接迟速的适宜，全听穆图善斟酌上奏。总之甘肃军事，臣断不敢居功，如果有失，也断不敢以未接督篆为由推诿给穆图善，一并声明。

复李制军书

刘蓉

近日接到京口您的来信，欣喜得知您身体安康。您的旌节将莅临省会，阔别几年，渴望一见。而我像麋鹿一样，久安山林，不愿远涉尘世，钦佩仰慕至极，只能怅然思念罢了。您所询问的几个方面，确实关乎利弊，道义上难以沉默，就根据近期所见所闻，逐条回复，以供采择。湖南的会匪，其源头大概发于四川，根基最深，蔓延最广。大概是青莲教的余孽，所谓红钱会，其头目叫帽顶，总头目叫大帽顶，最大的叫坐堂老帽。设有管事人员，各自列出名目，不可胜数。加入其会的人，给予牌符，转相煽动引诱。能招聚百人者为百人头领，招聚千人者为千人头领，招聚万人者即为万人头领。各自设立某山某堂字号，以作区别，如龙虎山忠义堂之类，自分支派，不互相混淆。听说现在又在天下妄分五旗籍：两湖江西的为白旗籍，两粤闽浙的为黑旗籍，皖吴河南的为蓝旗籍，云贵陕甘的为红旗籍，唯独四川的为黄旗，尊崇其教所自出的地方。听说只有直隶山西两省没有，山东兖沂曹济一带，也已有传染者。湖南行军日久，传衍尤其多。其头目或许应当分散

译勇武之人，其营官、百长等下级军官的资历地位反而有低于他们的。白天，这些勇武之人在营官、百长面前拜跪拱手站立；等到聚会中有事时，便由这些散勇传达召集其党羽到山谷间，夜间登上高座，营官、百长反而跟随他们跪拜。给他们杖刑就受杖，给他们处罚就受罚，没有人敢喧哗。近年各军遣散撤编，于是他们更将教义传播到乡间，称为“造台放飘”。各地埋藏凶器、行为恶劣的少年，以及游荡无业的百姓，往往投入其中。而在团练纪律稍显松懈的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如此。甚至富家大户，也被迫胁从加入其教。因为官府未曾禁止革除，形势已成孤立，不得不采取暂时保全身家的策略。近年来多次发生叛乱，幸而其首领多在黔军营中，乡团迅速集结，所以叛乱刚起就迅速被扑灭。然而被诛杀的人终究不多，对叛乱势力毫无损伤。因此乡村时常有纵火焚屋的案件，毫无顾忌。当权者如果侥幸认为眼前无事，便互相漠然置之。下属官吏秉承这种风气，更加心怀观望，有的甚至粉饰辞藻上报，说民间是自己失火。乡团有时抓获匪首送到官府，官府反而用好言安慰说：“我知道你本是良民，以后不要再这样了。”释放并纵容他们，不肖之徒又再次作恶。借此敲诈勒索保结的费用，而所谓的纪纲法度，完全不存在。无赖不得志之徒，更加放纵横行，纠集党羽，与乡团结怨。湖南必然发生动乱，不出三五年之间，不需要智者就能知道。现在幸得星轺（指朝廷使者）屈尊询问我这草野之人的意见，或许是上天暗中保佑我们湖南，不想让我们一同陷入浩劫，那么转危为安的关键，确实是湖湘士民拍手同庆的事。我私下认为，要想做防患于未然的打算，不如推行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命令各州县乡村百姓挨户联名，互相担保结连。如果有入会为匪的人，各家不肯联保，就交给团练和宗族查明，分别轻重处理。情罪重的，立即执行死刑；情罪轻的，暂时听任亲族担保结连。如果敢包庇隐瞒，日后发觉，九家连坐。至于联名保结之后，仍命令互相稽查，如果有一家重新入会，允许其首告免罪，不立即用徇私包庇连坐的法律治罪。每县选派几位廉洁明察公正的绅士，会同地方官督率查办。每到年终，责令州县出具境内并无会匪的切结，归入考核成绩，以杜绝事后推诿拖延懈怠的弊端。而州县也索取各乡绅士的切结，以相互统属并专责成。只要大府励精图治，实力督率，严格劝诫惩罚，估计不过两三年，根株可以彻底断绝，吏治也应当改观。有人说这类人实在繁多，恐怕会导致激变，不知道变快则祸小，变慢则祸大，这是古代已经发生的事。如果听信庸人荒谬的言论，拱手旁观，从而酿成大乱，这不是公忠体国的大臣所应该做的。阁下深识远略，远远超过时人，安危的关键，希望仔细审察并紧急谋划。

译关于设法严厉缉拿哥老会匪徒的奏片

沈葆桢

臣接到军机大臣传发的谕旨，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谕说：李瀚章奏称，匪徒设立会名，关键在于高级官员督促地方官设法严厉缉拿，不必另外制定章程，命令臣体察实际情况，仔细妥善商议等语，钦此。臣查考刘坤一提出的收取兵标（收编）的说法，意在将祸患消弭于无形，但不仅巨额款项难以筹措，而且恐怕暗中勾结外部匪徒，依靠内部奸细作为护身符，流弊更加不可估量。李瀚章认为应当设法严厉缉拿，自然是正确的言论。但是哥老会、安清道友由来已久，如果全部予以诛杀则杀之不尽，只能惩治首恶，解散胁从者。而各地查访到的头目，说法各不相同。如果凭空下令缉拿，正恐怕恩怨相寻，传闻不实，首犯漏网，波及无辜。如果畏难苟安，那么小蛇不摧毁，变成大蛇怎么办？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根株，前鉴不远。臣反复思考多次，私下认为前督臣曾国藩所说的“不问其会不会，只问其匪不匪”这两句话，可谓要言不烦。因为这类人不能空腹相随，其势必会走向盗窃，盗窃得到他们想要的，然后像野兽在旷野奔跑一样，实际有很多徒众。如果有犯罪必定惩处，那么他们无法谋生，怎么能够聚集而不解散？这是用兵者切断粮道，不攻击就自行溃败的策略。只是缉捕是地方官的专责，而近日地方官反而把缉捕视为畏途。就以江苏省的情况而论，伏莽以江北为最多，而地方官的职位也以江北为最艰苦。有极力节俭才避免亏累的，有极力节俭尚不免亏累的。一起盗案发生，捕役有费用，眼线有费用，大的案件不是捕役眼线所能胜任的。也会营有费用，雇佣勇丁有费用，案件破不破还不可知。地方官的力量已经竭尽了。幸而破案，上司拘泥于法律条文，必定命令押解去省城，或数百里，或千余里。犯人到了省城必定翻供，翻供必定发出舟车费用不菲，地方官更加无计可施了。所以起初隐瞒盗案，继而纵容盗案，相习成风。隐瞒盗案的认为这是权宜之计，纵容盗案的认为这是阴德。自从有署事一年期满的规定，官署如同旅馆，他们以五日京兆自待，别人也以五日京兆对待他们，谁愿意以缉捕自累，而且兼以为后任累呢？盗贼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会匪的根蒂不可动摇了。臣愚以为应当慎重选择地方官并长期任用，不要拘泥于调剂的习惯，使人心无所定向。州县距离省城稍远的，遇到劫案定供后，督抚批饬本管道的道府复审，相符即予就地正法，使人必定知道警戒，地方官不至于严重亏累。营弁长于缉捕的，重赏他，优擢他，大概吏治振作而盗风止息。盗风止息而会匪自然消亡了。

操练西丹备调的奏片

黑龙江将军丰绅

奴才等上年五月间奏请江省七城增添操练西丹四千名，春秋传操各六十天，每名每天给口粮银一钱，其余日子回屯，农闲时演习操练，按月分旗调考，周而复始，不再给口粮。现在松花江南面贼势猖獗，且正值封冻，偷渡尤其容易，不厚集兵力难以资于防剿。查新练西丹渐有起色，可以供驱策，拟请在省城原练西丹一千二百名内练出二百名，于呼兰河原练西丹六百名内练处三百名，于巴彦苏苏原练西丹四百名内练处三百名，分留各该处，派员朝夕训练马步枪箭刀矛等技艺，就近备调击贼，除该西丹额有马干毋庸另筹外。拟请自本年十月初一日起至来年正月底止，每名每天给口粮京钱二百文。三处共留演习西丹七百名，四个月应发京钱一万六千八吊。不请正饷，也不动历年额征地租。查有本年巴彦苏苏、呼兰新升科租钱足供支发。此项除动用外尚有赢余。目下各段丈量土地委员因落雪尚未查清，统俟清理完毕咨部查考，合并声明。

请准首匪投诚的疏 光绪九年

浙江巡抚刘秉璋

臣秉璋于五月二十九日钦奉上谕说：有人奏称台匪金满乞求招抚，经台州绅民公具保状，该巡抚已准令投诚等语，所奏各事有无其事，着即行奏闻等因，钦此。当时将办理情形附片奏明在案。随后于六月十二日接据署台州府知府郭式禀称：据管带越军中营举人王右禀称，金满、守龙悔过自新，情愿投立功赎罪，该举人于六月初二日前往点名，察看其悔罪情切，当即逐一点验，册造百名，作为越军新中营，以金满为正哨弁，守龙为副哨弁，以资督率，该首民等感泣图报，立功自赎等情况。经臣秉璋批饬该府会同统领温州台州各军记名提督杨岐珍亲往点验后，编成一哨，归入越军中营，交举人

译用以赎清以前的罪过。并据举人王右人禀报，内容与前述相同。六月十二日，由署理台州府的郭式昌前往点名，金满率领众人沿途跪接，感激得泪流满面，自愿努力立功以报答朝廷的恩察。他所留下的那一百名人员，都是年富力强的壮丁，可以录用。又据提督杨岐珍转报王右人禀称：本月十七日，金满派人抓获了重要匪徒程老二一名，送交官府究办，这是金满立功自赎、尚存良心的表现等语。又经批令台州府将该犯程老二审讯供认并惩办，已有案卷。以上系办理收抚、分别安置的实际情况。

臣等查考，治理国家的道理，总以安抚地方、顺应民心为最重要。金满这一罪犯多年作恶，罪不可赦，但他本是本地人，百姓深受其害。台州府的士绅百姓关心乡土，鉴于他悔罪有心，便因势利导，请出廪生谢梦兰来省城，先前往兵部尚书彭玉麟的行馆叩见，直接陈述请求，允许他转向臣秉璋商量办理。凭借彭玉麟向来显著的威信，听说他一言许可，不但谢梦兰深感荣幸，就连台州府的士民无不欢欣鼓舞。而金满投诚的说法，全省皆知，且已上达天听。臣秉璋也认为彭玉麟军事经验丰富，胸有成竹，此举无非是为了安抚地方。临行时的信函中还有“不可失信”的话，因此臣不揣冒昧，仰体皇上好生之德，给他一个机会，以示法度。

此外，经举人王右人、前山东临邑县知县贺璠、武生戴荣、哨官陶锦华、江西候补知县徐春荣等人往返开导，察知其情属实，才准许他率领众人来营，及时自首。他所带的人员仅有一百名，已经点验入册，编入越军中营，加以训练，使其遵守法度，也没有其他隐患。以后附近地方再有抢劫案件，即责成金满随时缉捕，以期得力。现在事情已经就绪，可否恳请天恩网开一面，批准金满留营效力，以顺应民心、安定地方，实为万幸。臣等蒙受皇恩深重，断不敢苟且应付眼前之事，自当随时留心察看，以消除后患。

译禀报办理匪乡事宜

徐赓陛

我私下查访得知，本县陈村田赤塘尾地方，距离县城二十五里，是赤坎埠通往高州、雷州以及进入县城的必经之路。那里都是王姓族人聚居，人口多达万余人。自从道光末年以來，鸦片禁令严厉，私贩四处活动，该村便出来拦截抢劫，受害者不敢向官府报案，后来便把抢劫掠夺当作常规，接连犯下多起重大抢劫案件。从前地方文武官员屡次督促命令兵役抓捕办理，但抢夺人犯、伤害官员以及殴打差役、士兵的案件层出不穷。致使兵役不敢进入该乡，历任前任县令都曾附信禀报在案。自从同治十一年，上级长官因黄略麻车械斗一案亲自驻扎本县查办，曾将该村匪徒一并严厉抓捕惩治，这种风气稍加收敛。但当时是因为办理其他案件顺便查抓，没有专门办理，所以匪类畏罪远逃，也就没有再深究。今年六月间，本县赤坎埠事主朱朝栋家发生盗窃案件，我在访闻详情禀报后，分别命令兵役四路搜缉。随即据线人报告，是陈村田的匪徒王亚马、王那佑等纠集族中匪徒大肆抢劫，现在海头墟分赃。当即秘密移文城守千总李大有，酌情带领几名精兵前往秘密抓捕，抓获匪犯王亚马、王那勇、王那佑、王久血等四名，押解回城。走到中途，突然被该村匪徒王无头兴、王木匠等数十人蜂拥出村，将人犯抢走，并导致兵目陈廷兴左太阳穴等处受伤。该军官回城急报，我当即亲自前往该乡，众匪闻风四散。当时将该族的老王、老福、王汝佳等带到县衙交差役看押，限定日期责令捆送匪犯。一面秘密禀报上级长官，就近调拨管带恬波轮船的冯都司督带轮拖船只到县驻扎华封港口，堵住该匪外窜出洋的道路。仍然秘密禀报上级长官，就近调拨雷州右营官兵一百五十名到县会同办理。随即于十一月初一日会同进村，连日搜捕，当场将首犯王无头兴一名，从犯王咸、王老勒养、王木匠、王亚新等四名抓获。并据该族绅耆增生王兆、附王际荣、监生王汝筦、乡老王郁哉等呈报说：该族族大人多，匪类不少，现在幸有大兵临办，恳请设法彻底查究，务必斩尽根株，使良莠分明，从此得以安心生活，情愿设立乡局，自雇壮丁协助捕送等情。根据这些情况，我私下认为该乡抗官拒捕，将近三十年。追溯其原因，实在是因为丁口众多，读书人少。现在既然该族绅耆等人自知悔改前非，力求安良除匪，应让他们洗刷旧习，酌情给予自新的机会。但治理混乱必须清除其根源，改变风俗贵在探究其根本。不清除导致匪患的根本原因，而只从事于抓捕匪徒，那么一个匪徒伏法，另一个匪徒又产生，怎能与他们重新开始？于是根据我所见的范围，酌情拟定章程，其条目有四条：一曰设立公局以抓捕匪类；二曰搜缴军械以遏制凶恶萌芽；三曰编立保甲以资约束；四曰设立义学以兴办教化。关于设立公局，在通村适中的地方设立公局一所，即遴选其族内诚实的绅士十余人作为局首。一面悬赏花红购买线索抓捕匪徒，一面分别造立户口册籍，编立门牌。所有该局的公费，即从该族祠堂蒸尝项下支用，官府稽查其数目，分毫不得滥支。关于搜缴军械，该乡自制火器军械很多，往往出来劫掠械斗。如果不严厉勒令全部缴出，那么遗害匪浅。现在已责成各房房长查明件数，用火烙印，勒令缴官寄库。关于编立保甲，该族大小四五千家，如果不设法清理，不仅良莠不分，即使族老也无从觉察。现在已命令先将户口人数造列清册，仍然按十家为一甲，设立甲长一人；五甲设立党副一人；十甲设立党正一人；百甲设立联董一人，依次递加约束。村民一旦犯法，依次责成捆送，徇私包庇者查出，同罪。同甲十户知道而不举发的，按连坐之科处罚。关于设立义学，该乡家祠最多，各有祭产存积其平日无非用来作为械斗及购买顶凶之资。现在已命令该房族悉数开出田产数目，每年出息多少，除提给春秋祭扫外，余资全部拨作义学膏火。建立义学四所每年将每学出入用款报官一次。其中祭产最多的是王禄士祠，乃是该村各房所共之支祖。现在将该祠改为书院，其原有公费拨为膏火和花红，延请邻乡经明行修之士担任山长，聚集其子弟俊秀者在其中学习，使以诗书化去其嚣凌之气。以上四条，或已开办未竣，或现在刚议举行。容俟办有端倪，再行禀报，请上级长官鉴察。至于所请雷州营兵，现在搜捕弹压处处需要人，不便立即议定裁撤。其所请恬波轮船，因省城琼州差务紧要，不便久留。现在首犯已获，而近海各港口又经我分设巡船，调拨东山水师营兵丁，随时协助缉捕，自应移请冯都司督带轮拖船先行回省销差，以免延误旷职。除再会

译督率营兵与乡勇，严定期限，严密缉捕遗漏的匪徒务必抓获，并将现已抓获的各犯，对照其所犯的原案，分别依法办理之外，所有本县陈村田、赤塘尾王姓匪徒伤害官兵之事，业经卑职禀报并奉命调拨兵勇到县会同办理，已抓获首要各犯，现仍严密搜捕余匪，布置善后各项事宜，理合通禀呈请察核，恳请批示遵行，不胜荣幸。

译通禀筹议缉捕海盗

徐赓陛

我遵照旨意查访，下游沿海各郡县的居民在海上伺机作案的情况很多。他们的渔船编造名册、颁发执照，并加盖火印，长期以来一直奉命严格执行，据我所知，半数官员并未松懈。然而，驾驶船只进行抢劫的人，虽然使用的是渔船，但其中既有原本就是渔户、被商人允许同行的人，也有船主并不甘心被胁迫而被迫驾驶的人，更有被强盗掳去船只、驱逐船主登岸，由强盗自己驾驶的情况。大致来说，下游盗案的来源有三：一是来自澳门的海盗，二是来自华越交界处的海盗，三是本地土匪。本地的土匪不难抓捕，却难在治理，弊端在于州县官员的因循守旧。为什么呢？本地的盗贼三五成群，趁着渔船停泊时进行抢劫，得手后张扬声势，随即散去。如果责令族人和邻居捆绑送交官府，多派遣勇丁和差役访查抓捕，也属于容易控制的。无奈的是，一旦抓获送到官府，有的编造寻仇借口与事主互相诉讼以掩盖盗窃实情，有的贿赂生员、监生联名担保以混淆视听，有的通过衙门差役散布谣言以掩饰冤屈。州县官员秉持“宁可释放无辜”的原则，又不能当机立断，往往经过一两次堂审无法查实，就将犯人暂时关押，不久便保释逍遥。或者刚向官府报案，经亲族调解赔偿赃物，双方私下和解，事主递交悔过状，州县官员庆幸无事发生，也就姑且置之不理，因此杀人越货的风气习以为常。但这还是弊端较浅的表现。大体上，广东东部的州县大多隐瞒盗案，十起盗案报官的未必超过一半，而官府上报的又十不抵一。一起案件发生后，武营汛地的武官和所辖捕快担心受到四次参劾，首先极力隐瞒。如果遇到州县官员坚持正义，他们必定阻挠事主，使其拖延不报，以威势胁迫，以利益引诱，无所不用其极。州县官员看到盗案众多，屡次受到申斥，贪恋官位的人害怕丢官，固宠的人害怕失宠，又见互相隐瞒盗案不至于立刻遭到严厉参劾，于是效仿这种做法，日趋苟且简略，称之为“服水土”，同僚朋友都以此为能事。至于其他县破获后移送归案，或奉上司公文发交该州县处理的，不仅毫无愧悔之意，反而辗转拖延，多方开脱，务必放纵了事，然后搜集供词赃物不实等理由禀复结案，掩盖隐瞒盗案的痕迹。这是本地土匪应当责成州县破除积习、真心惩办的。那些来自澳门的海盗，是由澳门洋人招集无赖，提供本钱，令其在秋夏之交南下，在高州、廉州、雷州、琼州一带游弋伺机抢劫，大体都是船坚炮利，海盗强悍且人数众多，沿海水师若不兼带轮船，势不能敌。即便在轮船驻扎的地方，等到得到消息前往抓捕，该匪船已驶向浅沙港口，潜行躲避，轮船远在水深之处，可望而不可即，无可奈何。如果用随带的小舢板载兵前往抓捕，则又船小兵单，反受其制。那些来自华越交界处的海盗，是在中华与越南交界的地方，叫狗头山、阿婆万等处。那地方我未曾亲历，不能全面了解，但多次抓获海盗审讯供词，据称该处位于山中的岛屿林立，海道相通，绵延数十里，海盗船只或百余艘，或数十艘，聚集于此。其中头目不止一个，有一个头目统领数船的，有一个头目统领一船的，最凶狠狡猾的是陈大，即阳江大；其次是邓大仔；再次是朱槐；还有高老青。他们都每人统领七八条船，每逢出劫之时，均由贼目招集外来流亡之人，发放工钱，收为党羽。那地方靠近钦州与越南交界的朦街，两广游民飘流无依，无不像苍蝇蚂蚁一样聚集依附，依山而居的也有数百户人家，多半以盗为生，或者赊给贼匪洋烟、柴米，厚取利润以谋生。

刑政一刑论

与王咸斋太守论自新所书

张諴

县里的自新所，前明公奉皇上谕旨拆毁，士民拍手称庆。如今听说刘明府详细禀报宪台商议恢复，已经动工，全县人心惶惶。刘明府只是因为贼匪增多，考虑不周，未能深谋远虑，不知其弊端有不可胜言之处。当年李明府创建之时，原本是因为小窃贼匪不忍心让他们背离王化，所以每人给钱一百文，令其从事职业、习于勤劳，自谋生计，不加桎梏，一年内没有过错便恢复良民身份。这就是自新所命名的由来，原本与监狱不同，立意固然很好。后来情况日益严重，先是用锁链，锁链不够，接着用镣铐，镣铐不够，接着用木笼。于是被收进自新所的人，开始无异于入狱了。然而刚开始进入其中的只有窃贼，久而久之，争讼的人也被关进去，生员、监生有时也难免，衣冠士族几乎与盗贼为伍，乡里自爱之人将他们排斥不齿，从此永远断绝了自新的道路。创始者也没有料到流弊会达到这种地步。然而接连有贤能的官员治理此地，却始终不能革除，这都是胥吏遮蔽所致。因为小民一旦被收进自新所，从刑房书吏、差役、狱卒到捕快，都有例行的贿赂钱，那些有财产的人尚能支撑，若是赤贫无资，则遭受拷打拘禁，百般恶毒更甚。

译在监狱中，所以民间有“宁肯进监狱也不愿被收进自新所”的谣谚。而胥吏们将其视为牟利的渊薮，曲意隐瞒，无不借盗贼之名作为借口，耸动长官的听闻，不知道责成捕快有案必严，严惩窃匪，自然减少，这与自新所的设立与否无关。不然的话，为何在自新所设立之前与毁坏之后，没有见到盗贼充斥的现象呢？无奈地方乡绅因为此事与自己关系不密切，不肯直言，而自新所危害之大，无法传达给主管官员的听闻。我先前曾向明公进献过一点浅陋的意见，现在不对刘明府说，是因为子夏说：“取得信任后再进谏，如果明公不鄙夷我的迂腐，才能做到言听计从。”刘明府刚刚结识，怎敢不同心就贸然进言？然而此事关乎百姓生活甚大，我自忖热心肠，不忍沉默，幸好明公尚未做出决定，敢借您的大力挽回，恩德无穷。如果蒙刘明府允许听从，应当责成他们当天拆成平地，永远断绝祸根，不要让日后治理此地的人再次受胥吏的迷惑，而轻易想着复兴自新所。前日明公说：“前任县令的政策一定要告诉新任县令，这是最重要的了。”

译罪疑惟轻说

裕谦

我厌恶那些歪曲法律的人助长罪恶，于是提出“救生不救死”的论点来纠正他们，又写了《宽纵辨》来申明这个道理。不久遇到疑难案件，我按照从轻的原则拟定了判决。有位客人在座间嘲笑说：“这是宽恕呢？还是纵容呢？又凭什么与‘救生不救死’的说法不同呢？”我说：“这并非所谓的宽恕，更不是所谓的纵容。因为这是疑案，案情暧昧难以查明，迹象相似却未证实。认为他没有杀人吗？那么他的情状和迹象都让人怀疑他杀了人；如果因为怀疑他杀人而释放他，我无法向死者交代。认为他杀了人吗？那么他的情状和迹象都让人怀疑他没有杀人；如果因为怀疑他没杀人而判他有罪，我无法向生者交代。所以从轻判决，然而不能称之为宽恕，为什么呢？”宽恕过错没有大小之分，必定要有确凿证据证明过错重大且无疑，即使过错很大也予以宽恕，这样刑罚才不会滥用，所以称为宽恕。惩罚故意犯罪没有大小之分，必定要有确凿证据证明故意轻微且无疑，即使轻微也予以惩罚，这样刑罚也不会滥用，所以也称为宽恕。如果案情真实、罪责相当却曲意脱罪，那就是明知他杀人而故意纵容。所以宽恕与纵容都不是针对疑案而言的。经典说：“罪疑惟轻”，并解释说：“与其错杀无辜，不如违背常规。”这是圣人的谨慎，谨慎而称之为“失”，大概是不敢假托宽恕，正是担心其流于纵容。客人问：“既然如此，那又凭什么与‘救生不救死’的说法不同呢？”我回答说：“我之所以救生，所以不敢加重他的罪责；又因为要救死者，所以未曾脱去他的罪责。这是对生者与死者两相持平。”客人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凡是犯法的人都将会夸大其词、制造假象，来混淆司法官员的判断，而天下的疑案将会增多，如果都跟着从轻判决，那么奸邪之人将无所不为，这难道不是违背了‘明察公允’的宗旨吗？”我说：“不是这样的。那些夸大其词、制造假象的人，只是故意设置可疑之处，而不是真正存在可疑之处。我依据情理来衡量，根据迹象来惩戒，详尽地推究，广泛地取证，那么疑点必定会被破除。所以说，明察秋毫，那么出入人罪就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然而圣人不敢自夸明察，因为天下本来就有无法查明的事。”有杀人的动机，没有杀人的迹象，这是疑案；有杀人的迹象，没有杀人的动机，这是疑案。有仇怨而杀人，有图谋而杀人，有猜忌嫉妒而杀人，这些都是动机，但未曾亲眼见到他杀人，这是疑案。或者是殴打致死，或者是用刀枪致死，或者是用药物水火致死，或者是在黑夜杀人，或者是在山野偏僻处杀人，或者是主谋指使人杀人，这些都是迹象。但殴打的伤痕较轻，不足以致死；刀枪的伤痕最久超过辜限才死亡；药物水火的伤痕或许未曾见到。所使用的药物、水火的情况，黑夜山野，被指认为盗杀，但或许未曾丢失财物；被指认为仇杀，但仇人或许不止所指的那个人，或者所指的那个人容貌言辞，都不是能杀人的人；被指认为主谋，但那个人或许愚笨拙劣不足以做主谋，这是疑案。至于多年前的案件，证据全部遗失；遥远省份的案件，形势无法考证，没有不令人怀疑的。疑案是无法查明的，而明案是可以查明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自夸明察，正担心死者不能昭雪，而生者却要陷入黑暗之地。所以圣人特别在经典中写道：“罪疑惟轻”，疑案并非明案，但有办法通达明察的穷尽；从轻并非宽恕，但有办法巧妙运用宽恕的作用。它看待“救生不救死”的缘故，与纵容人犯罪岂能相提并论呢？”客人无言以对，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来记录此事。

体法外之仁

宋邦

有固定标准的是法律；没有固定标准的是人情。用有固定标准的法律来衡量没有固定标准的人情，法律上无可宽恕，但人情上实在值得怜悯和原谅。于是就有了法外之仁。比如老幼废疾、妇女流罪以下，都准许收赎；亲属之间除谋反叛逆外可以互相隐瞒；犯罪自首，酌情予以宽贷；死罪除非大赦不予原谅的，以及犯徒刑流刑的，都准许留养。这类情况几乎无法尽数陈述。那些需要随地、随时加以怜悯宽恕的情况，全在于审理刑狱的官员留心体察，才不至于愧对仁人的用心。

经训

《尚书·舜典》：“金作赎刑，眚灾肆免。”眚，指过失；灾，指不幸。

《周礼》一宥曰：不识。二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大赦曰：幼弱。二大赦曰：耄。三大赦曰：惷愚。

戒滥刑

宋邦

非法刑讯拷问，本来违反条例禁令。即使是寻常的鞭打责罚，也应当慎重。因为无论罪犯轻重，衡量情理引用律法，法律自然难以逃脱。如果审讯获取供词，全靠公正详细地审问，真伪自然分明，曲直自然显现。万万不可率性用刑逼供。自古以来冤狱，没有不是通过严刑逼供诬陷服罪的。从前明道先生担任县令，常在左右书写“视民如伤”四个字。士大夫如果时常存有这种心意，那么恻隐之心就会产生，自然不忍心将喜怒加诸他人了。

经训

《尚书·君陈》：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仗法律来削减宽恕而要有节制，从容平和。又不要对顽固之人怀有愤恨疾恶。《吕刑》：哀怜恭敬地审理案件。

《左传》：仁人的言语，其利益广大啊！晏子一句话，齐侯就减少了刑罚。

慎疑狱

宋邦

曾子说：“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哀怜怜悯而不要欣喜。查明案情尚且要哀怜怜悯，哪有疑似揣摩就能作为定论的呢？如果遇到疑似难明的案件，或者暂时缓办核查以期熟察，或者从轻减刑以示怜悯保全，切勿卤莽严刑逼供，导致冤狱。警惕啊！警惕啊！

译《尚书·大禹谟》说：“罪行有疑问时，应从轻处理。”又《吕刑》说：“适用五刑有疑问时，可以赦免；适用五罚有疑问时，也可以赦免。”

译礼制规定：对于疑难案件，要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如果众人仍有疑虑，就予以赦免。必须仔细考察各种判例的轻重，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

皋陶论

李元度

孟子论述道统，以尧舜为首，而将禹和皋陶视为亲眼见到并知晓道统的人。子夏也说：“舜拥有天下，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提到皋陶，也就涵盖了稷和契。能够了解尧舜的人，没有比皋陶更透彻的了。然而看皋陶称赞舜，不过说“帝德没有过失”，“没有过失”也就是没有过错罢了。凭着舜那深邃明哲、文明圣德，似乎应该智慧周遍万物，但他任命皋陶担任司法官，又告诫他“只有明察才能公允”，这一定是奖赏要与其功劳相当，刑罚要与其罪行相当，既不错判无罪之人，也不漏判有罪之人，这才称得上明察且公允。然而舜并不自信，皋陶也不自信。所以不颂扬舜的大智慧，只是以宽厚简略作为“没有过失”的根本。至于指出宽厚简略的具体表现，就说：“罪行可疑时从轻处理，功劳可疑时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那“违背常法”难道可以作为准则吗？但相对于“错杀无辜”而言，宁可出现这种情况。况且功劳和罪行都说是“可疑”，这说明舜作为天子，皋陶作为司法官，还不能使赏罚完全得当。只是可疑的情况一定从宽处理罢了，不能保证罪人一定被抓获。只是保证无辜者不至于被滥杀罢了。唉！这是舜和皋陶深切体察爱惜生命的德行，唯恐错杀一个无辜者的苦心啊。所谓的“没有过失”，只是求得不违背爱惜生命的本心罢了。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皋陶之所以了解舜的原因吧？况且世道的治乱，百姓的死生祸福，系于君主宰相的一念之间。昏庸的人不必说了，正担心那些天资英明的人，倚仗自己的聪明察断而强行决断，自以为没有疑问，而他们的过失却很多。聪明睿智，哪有超过舜的呢？尚且不能保证没有疑问和过失。后来的人自视聪明，谁比舜更多？却一定认为功劳和罪行没有疑问，刑罚完全得当，这是想要胜过舜。舜是绝对胜不过的，而百姓遭受的毒害已经说不尽了。这是皋陶所大大担忧的。皋陶是司法官，而他说的话如此，然后才知道申不害、韩非、商鞅的法术，武断严酷，违背爱惜生命的德行，真是千古罪人。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实情，就应哀怜同情而不高兴。”宋代欧阳观说：“力求让犯人活命而做不到，那么死者和我都无憾了。何况力求而能让他活命，就知道不求而致死的会有遗憾。”这两种说法，大概与皋陶的论述相互阐发吧！自从申不害、韩非的毒害侵入人心，后世的酷吏，史书不断记载。即使是号称儒者，也往往持论偏激，轻视爱惜生命的人为妇人之仁。从皋陶的观点来看，这些人都是尧舜的罪人。舜称赞皋陶说：“明察五刑，辅助五教，百姓协调于中庸之道。”所谓协调于中庸，并非自信已经协调，与其过度，宁可不足。时时担心失去中庸，这才恰好得到中庸啊。唉！舜和皋陶明君良臣一心同德，像这样，他们独自承继亲眼见到并知晓道统的地位，而仁爱覆盖天下，是理所当然的。

书荥阳狱

周树槐

荥阳百姓姚哑，生来哑巴，又有一只眼睛瞎了，另一只眼睛也近视。姚哑的父亲叫连印，娶了陈氏，生了姚哑和姚毛。姚七是连印的堂弟。荥阳百姓在山洞中居住，连印和姚七相邻而居。连印原本以缝补为生，在太康游历，于是开店铺居住，让陈氏和两个儿子寄居在那里。陈氏凶悍，殴打连印，打瞎了他一只眼睛。连印愤怒地离开，陈氏于是带着两个儿子回去，跟随姚七的母亲居住。连印因为妻子凶悍而回来，所以与姚七谋划共同殴打报复，姚七不肯。连印愤恨，于是带着姚毛离开。姚毛不久夭折，没有回来。陈氏和姚哑留下，过了很久。姚七破旧的家与姚七迁移居住。连印和姚哑，每天出去乞讨，有时几天不回来，回来就栖息在姚七破旧的家屋中。恰逢邻居妇女孙邢氏经过，听到呻吟声，进去查看，陈氏躺在地上，血染全身，惊恐地问：“哑哑！”再问也不回答。村里人聚集查看，已经不能说话，于是死了。于是县里逮捕姚哑和姚七等人，带上刑具到省会审讯。姚哑让吏员大声呼喊，听不见。让连印上前说话，起初好像不认识的样子，仔细审视很久，竖起手臂，连印点头，用手比划缝衣服的动作，又点头，于是揪住胡须哭号，已经伸出七根手指，又做挽发髻、插簪子以及两人躺卧的样子。官员推测说：“是他的母亲有私情吗？”想到伸出七根手指说：“同居的本来就是姚七。”叫姚七上来，试着让他靠近，姚哑怒视，拉着连印的拳头想要殴打他，说：“就是他了。”问连印说：“不知道。”问邻居说：“有这回事。”姚七无法隐瞒，全部招供，于是涉及姚哑杀母的情节。起初，陈氏跟随姚七的母亲居住，姚七与她通奸。等到连印同居，而姚七的母亲死了，连印很久没有消息。姚哑又时常出去不回来，回来也另住别处。姚七和陈氏俨然像夫妻一样居住。一天，姚哑看到他们，愤怒吼叫，拿着刀想要刺姚七，姚七夺过刀绑住他并痛打。至此，姚哑早晨敲门，姚七系着裤子出来，遗落了腰带，陈氏再次进去索要。姚哑出来取镰刀奔向姚七，姚七跳开，姚哑本来近视，姚七于是从后面抱住他，姚哑挣脱，姚七躲藏在阴暗角落，陈氏又从后面抱住他，姚哑反身割倒他，仔细审视是母亲，放下镰刀哭泣。姚七跑出来，姚哑追赶姚七没追上。案件审理完毕，巡抚程祖洛怀疑说：“姚哑杀母，只有邻妇叙述他母亲生前的一句话，在他呻吟痛苦混乱的时候，言语可能有未尽之处，其他没有看见的人，看见的只有姚七。姚七是淫乱的人，他的话不可信，怎么知道不是姚七……”

译杀了那个哑巴，把罪责推给他吗？可是哑巴不能说话辩解，又没有人听见。”于是（县令）在庭院里审理囚犯，拿出两幅图画，一幅画着妇人受伤躺卧，一幅画着男子拿着镰刀交给哑巴。仔细观看后，（县令）剪了一张纸做的镰刀给哑巴，哑巴拿着纸镰刀对着七（人名）比划，又指着七做出七拥抱自己的样子，接着反过来割向自己，于是拿起妇人的图画哭泣。县令又命令把妇人的图画和纸镰刀交给哑巴。七让哑巴割那幅画，哑巴夺过纸镰刀，磕头趴在地上。县令于是对连印说：“怎么样？”连印说：“确实如此。”案件上报，刑部判定是哑巴杀人，七奸淫并杀害母亲，这与预期不符，（连印）引用旧例请求复核。奏章呈上，哑巴得以减刑，七被处决于市。

译张文和公逸事

李元度

桐城张文和公张廷玉，继承其父张文端公张英执掌国家政务，被封为勤宣伯，死后配享太庙。他那些美好的谋略和伟大的功绩，国史中已经详细记载了，但有一两件事，世人并不完全知晓。他造福于士人和百姓，尤其普遍。我谨根据公所著的《澄怀园语》，特别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对司法官员的劝勉。

康熙五十九年，公担任刑部侍郎。山东盐枭聚集众人劫掠村落，首领六七人，各自率领党羽数百人，在南北道路上横行，几乎造成梗阻。又有青州诸生鞠士林，招集无赖之徒，倡导邪教。巡抚和总兵官捕获了一百五十余人。事情上报后，皇帝下诏让公会同都统陶赖、学士登德，乘驿车赶赴山东，会同巡抚、总兵官审理治罪。圣祖当面训示说：“奸民聚集众人，妄称伪将军名号，图谋不轨。审讯清楚后，应当判处死刑的，就在济南执行正法；应当充军戍边的，分别发遣。”公奉命前往，仔细查察狱讼供词，查访得知大概情况，公开直言说：“这是盗案，不是叛案。”众人问：“为什么？”公说：“根据供词，有‘仁义王’‘义勇王’以及‘无敌将军’‘飞将军’等称呼，看‘飞’这两个字，不过是市井间的绰号罢了，不值得深究。”众人都说对。于是公亲手拟定判决书，按盗案拟结：斩首七人，充军三十五人，使用肉刑砍断脚筋的十八人，残废疾病免予议罪的七十二人，无关人员释放的二十五人。起初，盗魁供称某人名下有众四百，某人名下有众五百，合计二千余人。公认为罪责在于首恶，只就按察司械送的一百五十余人进行审讯结案，之外不再逮捕一人。即使各囚犯供称，或充当某姓佃户、某姓家人，在某乡绅富豪家佣工，或租赁某姓房屋居住，也一概不过问。这次案件，地方守土官员从巡抚、总兵到典史、千把总，都有失察及疏纵的罪责。公仍然记录他们捕盗的功劳，上奏请求免予议罪。案件审理完毕，地方官吏进言说：“宽大是宽大了，只是奸民党羽众多，未加审理的还有数千人。你们返回朝廷后，万一他们再次蠢动，罪责将由谁来承担？”公笑着说：“我只知道仰体圣主‘罪疑惟轻’的意思罢了。如果为了替有司官员躲避谴责贬谪，以多杀人为防患之计，我发誓不这样做。况且因为用法宽大而获罪，也没有这样的天理。”后来匪党全部解散，历经数十年，山东最终没有警报。等到雍正十年，公以大学士身份总领吏部、刑部事务。山东巡抚上奏绅士欠粮者一千余人，按法都应削职。部臣引用成例上奏，世宗询问部臣。部臣说：“法律如此，不削职，无法警示众人。”又询问公，公叩头说：“绅士抗粮，固然应当削职。只是山东连年灾荒歉收，情有可原，与顽固抗粮者有区别。是否可以乞求恩旨宽限一年？倘若来年仍不完纳，依法惩处也不晚。”皇上怜悯地说：“你说得对。”于是下达宽限三年的旨意。此前康熙初年，江苏巡抚朱国治汇总弹劾欠粮绅士万余人，一并予以降职罢黜。修撰徐元文因族人欠粮，也被贬为銮仪卫经历。至此，公一句话说出，山东免于削职的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共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彼此相比，仁言的利益广大啊。两朝圣主，爱惜生命如同天地，听从善言如同流水，确实超越千古，而公的居心行政如此。君臣同心同德，他们保全世道并使之更加壮大，是理所当然的！世上司法官员，动不动以深刻严厉为能事，奉行律例认为牢不可破，看了这些可以恍然醒悟了。

审明迤西续获匪犯，就地正法折

林则徐

这次迤西一带查拿汉回各匪，呼应较为灵便，一则凭借兵丁练勇众多，地方县营不担心势孤力弱；二则因为臣林则徐亲自驻扎兵地，抓获的犯人一经提审明确，立即惩办，其中情罪重大的就恭请王命就地正法，不必远远解送到省城听候逐层审转。各文武官员都认为这次办贼可以避免连累官员，更加踊跃从事；而汉回百姓目睹犯法者受刑，也都异常警惕恐惧。现在回到省城，与臣程矞采详细陈述迤西民情，并共同讲求长治久安的策略。访查得知滇省向来解送犯人种种受累，凡是重犯一名到省，沿途囚笼夫役以及征派的差役兵丁饭食，无非是地方官赔垫，距离省城越远则费用越多。因为滇中地域辽阔，一县所辖有达到七八百里之遥的，而且步步皆山，夫役价格比其他地方数倍。地方官从起解重犯到省，直到审明办决，已经不胜赔累之多。假如在省城翻供，往返驳审，或调原审官到省随同复审，那么州县因办理一犯而累月经年，奔波滞留不能回任的也有。况且这种匪犯，不仅在解省后仗着没有旁证，最容易狡辩翻供，即使其起解在途中，先前也难以驯服，因为有过人的膂力，扭断镣铐，攀折木笼，都是他们的惯技。甚至路僻径歧之处，他们的匪党暗中聚集多人，图谋劫夺，如果兵役力量不敌，导致被杀伤，遂将要犯劫去，长解短解的官员均遭参劾留缉，而要犯最终漏网的也有。大体上地方官实心整顿的少，畏难苟安的多，认为因拿犯而受累无

译处境艰难时，不如表面顺从、暗中违抗，反而成为得计。即使上司严加督促，也只会抓捕零星匪徒来敷衍塞责，对于结伙众多的大帮巨股，反而不敢轻易下手。盗贼之所以猖獗，病根大多在于此。那些被贼杀害的人家，并非不急于向官府报案抓捕，但抓不到案，或者抓到后又逃脱，则遭受报复的危害更加严重，所以有被贼侵害却不敢呈告的情况。访闻迤西一带向来有“贼不畏官，官畏贼，百姓虽被贼害也不敢向官府鸣冤”的谣谚。因此，各村庄以防备盗贼为名，设立牛丛以聚集众人，起初抓获盗贼擅自杀害，并不报告官府，后来彼此结仇，所杀的多非真贼，而大股奸盗反而得以勾结横行，无人敢过问。颓败的风气已久，不得不极力挽回。此次幸赖全胜的兵威，得以大加惩处；而将来各属缉捕的要务，竟无一刻可以放松。然而想要责成他们不放松，必须先使他们免于连累。考虑到大伙巨匪被抓获时，当场格杀本是条例允许的，不论其抓获的匪犯中，如有患病受伤，容易侥幸逃脱死刑，或者党羽众多，气力过强，沿途实在难以防范的，拟即准许就近批解至道、府审问明确，由道台移文臬司具文详报督抚核明清罪，如果确实允当，即由臣等咨行该处驻扎的提督、镇将，恭请王命就地正法。这不仅使所获凶盗可免长途被劫或被逃，而且在犯事地方行刑，使被害者显伸冤屈，使顽梗者共同慑服于并诛，且地方官不至于畏累苟安，缉捕可望奋勉，似乎也是制止暴乱、安抚良民的一种方法。除寻常命盗各案仍按条例逐名批解，不准援引办理外，臣等为扫清匪类起见，暂且权宜设法办理，以期匪徒全部止息，边疆更加安靖。

译慎重刑章疏

御史胡庆源

我私下认为，京城自入夏以来，雨水稀少，多次奉到皇上谕旨，命令刑部清理各类案件，并且屡次下诏让皇上亲自前往行礼，虔诚祈祷，本应早已降下充足的甘霖，然而雨水虽然时有，却未能深入土壤，农民渴望雨水的愿望依然迫切，城市中疫病之气偶尔发作，旱灾的迹象即将形成，形势非常令人担忧。我私下认为，上天的意志下应人心，百姓的性命上通皇上的眷顾，这必定有暗中相互感召的因素。查考刑部近年屡次制定新章，其中切合时务要害的固然很多，但未能持平公正的也难免存在，仍然应当斟酌做到尽善尽美，以期宽严适中。谨就我见识所及的四条意见，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一是盗案从严，但盗源应当清除。先前因为盗风日益猖獗，将抢劫各犯按照强盗的本律，不分首犯从犯，都判处斩决。法律已经够重了，然而新章又将强盗自首这一条规定为五日期限，超过期限就不允许自首。我认为，堵塞其流不如清除其源。查考条例记载：伤人首盗自首以及听到追捕消息而投首的，判处斩监候；未伤人的首盗自首及投首的，分别判处充军至未伤人的伙盗自首者，按照律法免罪；听到追捕消息而投首的，判处徒刑。又规定盗首伤人逃逸，如果能捕获其他盗贼解送首犯的，判处徒刑等语。条例用意周密，所以解除胁从者的胁迫而给予他们自新的机会。如果五日后就不允许自首，势必导致他们坚持作恶而不悔改，驱使他们归于盗窟而不知回头。况且其中也有被胁迫同行，分赃以堵住口舌，尚且不能与甘心为盗的人相比。如果能够不拘泥于期限，随时允许自首，以符合旧例，那么纠集相约的人就不会过多，线索缉捕可以期待得力，而盗风自然平息了。古人告密的方法，大概不外乎此吧。

一是洋药禁令开放，犯案的罪名应当革除。查考洋药现在征收税款，除了官员和士兵不准吸食，犯者仍然治罪外，其余应当听任其买卖自便即可。如果是漏税的私货，自然应当治以漏税之罪。如今首创三十六家的限额，除了三十六家之外，虽然不是私货，也不得售卖。这是朝廷立法，特意替奸商巩固垄断之计，非常不可理解。又规定烟馆按照窝赌的条例，犯者判处满徒，房屋没收归官。如果说担心其窝藏匪类，殊不知窝藏匪类自有窝藏匪类的重罪。如今贩卖数百斤的人，既然允许其公然开设店铺了，而贩卖这些零星数文钱货物的人，却有满徒的罪名。衡量情理，如何向百姓解释？况且因此获罪的人很多，而接踵效仿的人仍然不少，徒然让胥吏蠹役讹诈包庇，无恶不作。我认为急宜革除的，就是这一条。

一是赦免条款太宽，应当酌情区别。赦免的典制固然是朝廷宽大的恩德，但也有不可滥施的时候。查考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恩诏，妇女犯罪不涉及十恶，其一切死罪即使是谋杀故意杀人，也给予援免。我认为，刑罚不可失之于严，也不宜失之于宽。谋杀故意杀人的重情惨酷，几乎无人理，如今一概免罪，这是活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致使含冤的幽魂抱屈，含冤莫诉，其戾气不散，也足以酿成水旱疠疫之灾。杀人尚且可以说他没有必欲杀人的心，可以宽其一线；如果谋杀故意杀人也免罪，似乎觉得轻纵了。应当明确制定章程，以示区别。

一是监狱未清，而章程应当确定。汉臣曹参有言：“慎重不要扰乱我的狱市。”确实因为监狱，是百姓性命所系的地方。京城五方杂处，狱讼繁多，刑部南北监狱每年常有囚犯因桎梏凌虐而死，以及克扣囚粮，使囚犯饥饿而死，这是残害百姓性命啊。然而其弊端必然不能革除的原因，大概是提牢官的权力太轻，而处分又太重，稍一认真，禁卒就舞弊以驱逐其官，使之罢职而去，易如反掌。官员的升降，听命于禁卒之手，所以禁卒有所挟制为非作歹，而官员不敢过问。我认为，应当放宽对提牢官的处分，而严定禁卒的罪名，那么监狱的积弊可以清除，而百姓性命可以保全，以此感召祥和，应当比影响还要快捷了。以上四条，我是出于慎重刑章的考虑，如果蒙皇上命令刑部妥善商议施行，庶几宽严适中，仰副我皇上期望达到无刑至治的本意，将看到邪气厉气完全消除，而和顺甘霖立刻到来。

酌拟抢劫重案就地正法各条疏，光绪年间。

边宝泉

我私下查考光绪八年批准刑部咨议奏报各省盗案，如果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件重大，并且情同叛逆的罪犯，暂时允许就地正法；寻常盗案统一限制一年内恢复旧制等因，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伏思抓获盗匪审明就地惩办，原本是一时权宜之计，确实不可视为常例。只是审理案件固然贵在详慎，而立法更在于因时制宜。陕西境界连接五省，是西南要冲，四川的签匪，楚豫的客民，西路的散勇，络绎不绝往来，到处混杂踪迹。严查则先缺乏为匪的实据，留置则随地勾结为匪。奴才到任几个月以来，据各属具报抢劫重案，多达十余起，其中抗拒伤害事主以及当场毙命的不计其数。多次命令下属举办保甲，整顿团练，晓谕邻里听到警报互相救助的道义，事主格杀勿论的条款，并通令各防营添设巡卡，扼守要道分布，会同地方官缉捕，又将

译对于疏于防范的文武地方官员，分别摘去顶戴、撤去职务。近日各路巡察虽然比以前更加周密，但抢劫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推究其中的原因，实在是因为陕西粮价平稳低廉，谋生本就容易，匪徒辗转招引，接踵而来，有的假装做小买卖营生，有的借口开垦荒地，行踪诡秘，聚散无常。以数省失业的游民在境内出没，乘虚而入，扰乱危害百姓。如果不权宜使用重典，使宵小之徒知道警戒畏惧，转眼之间冬季来临，恐怕他们会结党肆意横行，酿成重大案件，造成的危害实在不小。奴才详细推敲部定章程，酌情保留土匪、马贼六项均准就地严办的规定，实在是在慎用刑罚之中仍显示惩治奸恶的意思，立法本来极其公平允当。只是就陕西的情形而论，有不得不因时因地略微变通的地方。私下认为，宽大的政令用来安抚善良百姓，严峻的法条用来惩治邪恶之人。陕西盗风日益炽盛，动不动就三五成群，手持兵器，白天拦路抢劫，夜晚入室行凶，公然逞凶抗拒抓捕以致伤害事主。邻居朋友称他们为马贼，则是徒步行走；称他们为游勇，则没有号衣；称他们为会匪，则不肯招认入会及首匪姓名；称他们为土匪，又不是本地籍贯。核查其凶暴的情形，比起游勇、马贼仅止两三人行凶抢劫的，情罪更为重大。如果一概照例议定后转送上级审理，不仅那些匪徒狡猾拖延时间，担心疏漏逃脱，而且隔了很久才执行死刑，又不在犯事地方枭首示众，实在不足以昭示警戒而遏制祸乱萌芽。奴才仔细筹划，只有将凶暴显著且与部议土匪、马贼诸条情罪相同的，仿照近年各省奏定的章程，明确区分。拟请此后陕西盗案，在土匪、马贼、会匪、游勇等项目之外，如果有手持刀械、火枪强行抢劫且聚众五人以上者，伙众抢劫达两三次者，纠众抗拒抓捕、伤人及致伤事主者，入城抢劫及连续抢劫数家者，匪徒凭空抢夺妇女已成事实、杀伤事主者，只要具备其中一条，该州县记录供词禀报，即由督臣与奴才核查案情，批令该管道府提审，或委派道府大员前往督审。如果确属供证确凿，罪恶昭著，准许就地正法，汇总案件奏报。等到数年之后盗风稍息，再恢复旧制。其余寻常盗案，一概遵照部议照例解送勘验。像这样分别轻重，明列条目办理，既有限制，与部章防止滥杀、重视民命的意图，正相符合。

译遵照筹议军犯情形疏

丁宝桢

我私下查得，于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接到刑部咨文，称各省充军、流放、徒刑的罪犯脱逃日益增多，亟应变通整顿，请求圣旨饬令各省体察地方情形，妥善商议安置办法，以维护法纪。光绪九年十月三十日奏报，当日奉旨依议办理，钦此钦遵，并咨行各地。到达臣处后，当即饬令司局核议，现在据按察使如山具文详报前来，臣再次加以考核。

我想，制定法律贵在探究其本意，王道不外乎合乎人情。五刑之中，设有徒刑和流放，而在徒刑和流放之上加上充军遣戍，是为了在生死之间权衡轻重，以扩大罪犯悔罪向善的途径，法律如此，善意至为良善。然而至今奉行日久，本意逐渐丧失。充军、流放、徒刑的罪犯既没有差役来拘管他们的人身，又没有月粮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安置没有良法，主管看守徒存虚名。这类罪犯，大抵向来是不安分守己的窃盗之徒，尤其身处冻饿交加之中，让他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势所不能。诚如刑部所说，有不得不逃的形势，更有可以脱逃的机会，确实是探求根源的论断。

如今寻求变通之法，若加重脱逃者的罪名，他们实在是迫于无奈；若严加主管看守的条律，罪犯本就分散难以稽查。如果说由长官录籍供给食物，守法者固然会自谋生计，而偷惰者势难强迫他们遵从，况且事务繁琐，怎能人人救济？至于兴修工程以供给劳役，那么修城、挑河、运粮、运炭及一切体力劳动，不能时时都有，况且工役没有固定场所，编管尤其担心难以周全。

治理河流的人必须疏通其源头，治疗疾病的人应当巩固其根本。如今配所逃亡的罪犯，既因生计穷迫，又用森严的法令峻加惩处，这与堵塞河流以防洪、用攻伐来治病有什么区别？其不致溃败的情况几乎没有。衡量圣祖列宗怜悯罪人的本意，也失去了公平。

现在经过悉心筹划，成法已经具备，不敢妄议更改。想要束缚他们的人身，不如不让他们分散居住；想要约束他们的意志，不如供给他们口粮。就四川省各属安置罪犯而言，计算大处不过二十名，中处十五名，小处十人，每名每日供给口粮银三分，计算大处每日银六钱，中处每日银四钱五分，小处每日银三钱，数目不多，筹款尚易。

现在拟定全省各厅州县，每处在城内设立徒流所一处，每五名罪犯，选派一名稳妥可靠的看役，在所在常川看管各犯，早晨出去晚上回来，不准在外散处，并令各犯或编草鞋，或编织篾席，允许他们售卖。仍照例由该典史、吏目等人专管此事，每十天前往检查一次，禀报该管厅、州县。每月点名一次，当堂分发口粮，不经胥吏之手，以免克扣。禁止勒派绅粮，以杜绝扰累。不准动用正项经费，以节省公款。仍造具月册，直接上报院司，按季汇报刑部查考。

如果有能从事生业的罪犯，听其自便，应给的口粮，即由各该厅、州县按月捐出廉俸散发。其创设徒流所一项，应饬令现任各厅、州县垫款建置，以垫款的多少定记功的高低，总期事不烦扰而民不受害，方可垂之久远。

这样一番调剂，对于畏法的人固然可以从容执业，即使是懒惰的人也不会苟且偷安。倘若仍在配所脱逃，这是朝廷颁布宽大之恩，该犯冥然不觉，严惩也不为过，主管看守的人也没有可推卸的罪责。应将脱逃的罪犯及主管看役与专管、兼管各官，照例分别加等治罪议处，这样情理与法律两尽，别无窒碍了。

查五军罪犯，自边卫裁撤后，徒存其名，刑部所议与现在的流犯无异，轻重倒置。酌情保留极边四千里及烟瘴充军两项，其余附近、近边、边远三层酌情删减之处，确实核实。只是事关数百年旧法，可否变通，应由刑会核办理，不是臣与该司一隅之见所敢妄议的。至于新疆能否发遣作为安插，也应由该省酌情核办，以显示周全妥帖。

命盗案件请暂行变通办理疏，光绪七年

刘锦棠

我私下查得，安集延逆酋阿古柏占据新疆十余年，弱肉强食，民气更加嚣张。向来缠回杀死人命，均由凶犯拿出买命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给付死者亲属，从无抵偿的说法。阿古柏唯利是图，变本加厉，以致殷实的土豪视杀人为儿戏，而抢劫的风气也因此日益严重。

臣于光绪三年由托克逊进军规制南路，每攻克一城，就召集该地民众，宣布朝廷的德威，饬令荡涤污秽习俗，共同保全身家，并责成各头目挨户劝导。如果仍像从前一样不法，不知悔改，立即扭送惩办，头目包庇不报，一经查出，一并究治。

随后经大学士、前陕甘总督左宗棠翻译刊印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卷，刷印许多本，分发各城义塾及大小伯克、头目诵读讲解，并令传告乡民共同知晓，观感察看近日情形，从前贪忍凶悍的习气似乎已经稍加收敛，偶尔有不怕死杀毙一二条人命以及伙众持械抢劫审讯

译证据确凿、赃物分明，依法难以宽恕的案件，因为地方刚刚收复，民心尚未安定，就依照军法就地严厉惩处。那些情节稍轻的犯人，分别判处管押、系杆、枷号、笞杖等刑罚，并根据罪行轻重酌情决定刑期长短、杖责次数，然后取保释放。案件审结后，都将案由及办理情况摘述出来，翻译成简明通俗的告示，张贴在城镇街道和案发地点，让顽劣凶暴之徒看到后互相传告，希望达到使他们改过自新的效果。

只是南路各城距离近的有几百里，远的有一二千里，郊野关隘之外，大多是戈壁盐滩，往往行走数日路程，渺无人烟，押解犯人上路时常常存有戒心，不逐次派遣勇丁防护是不行的。自吐鲁番以西，只有善后总局和分局，向来没有州县和按规定设置的监狱，即使略知律例案情的幕友，也因为离家遥远，视为畏途，无法聘请，因此平日办事既缺乏人手协助，遇到过往人犯收管在局内，又不免有疏漏失察的担忧。北路虽然设有正式委任的官员，但举目荒凉，民气尚未恢复，也与南路情形大致相同。

况且查得新疆百姓种类繁多，风气不一，语言文字、制度礼仪、衣冠嗜好各自成俗，南路以缠头（维吾尔族）、布鲁特（柯尔克孜族）为最多，蒙古人次之，汉人、回人又次之。北路以哈萨克族为最多，蒙古人、汉人、回人次之，缠头又次之，而满洲、汉族的遗民，两路都寥寥无几。这些百姓长期远离朝廷教化，刚刚纳入管辖范围，像牧马一样，一时虽然勉强接受约束，但其奔放不羁的本性，终究难以骤然消除。

臣反复思考，只有在犯人案件到达关卡后，勤于审讯、勤于结案，挑选其中最为不法的人，立即给予严厉惩处，或许各种不良之民都会产生畏惧之心。如果拘泥于文法，不远数千里辗转押解勘验，不仅押解收管事事困难，而且拖延日久，即使将重犯处以严刑，愚昧的百姓事过即忘，也将熟视无睹，不足以震动他们的心。

从前汉朝初定关中，废除秦朝苛政，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和盗窃抵罪。后来班超平定西域，也告诫接任者，认为水清就没有大鱼，政令过于明察就不能使下级和睦，应当宽简平易，宽恕小过，总揽大纲，任尚不听从，最终导致变乱叛离。《礼记》说：修明教化而不改变其习俗，统一政令而不改变其适宜的做法，实在是因为军旅之后，荒远之地，尤其应当免除烦苛，让百姓休养生息，不可以常规条例来拘束。

查得乾隆元年平定贵州苗疆，开设郡县，钦奉谕旨：“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截然不同，此后苗民一切自相争讼之事，都按照苗例完结，不必完全依照官法。”等等。钦此，仰见我高宗纯皇帝对边疆慎重、圣意深远、无微不至。虽然新疆早已纳入版图，似乎不能与初开苗疆相比，但道路绵长，台站疲困，种族错杂，习俗纷歧，想要一下子用华夏礼仪改变夷俗，迅速达到大治，实在不容易说。

臣去年在喀什噶尔行营，曾将命案、盗案的处理办法咨商左宗棠，随即批准回复：历代安抚驾驭边疆百姓，立法最宜简易，现在所办的各项事务，因地制宜，本来没有不合之处，只是草创初期，应等改设行省后，由新疆督抚体察情况奏请办理。眼下如有前项案情，就饬令各善后局员酌情拟办，复核遵行等因。

咨行到臣左宗棠，他随即交卸职务北上。臣自忖资质平庸愚钝，不懂吏治，骤然被提拔，代理钦差大臣职权，并奉特旨暂辖哈密、镇迪道所属的文武地方官职，责任越重，兢业警惕之心越深。而改设行省，又不是短时间内能就绪的，我这点愚昧的意见，不敢缄默不言，恳请天恩俯念万里穷边与内地省份情形不同，饬令新疆南北两路的命案、盗案暂时变通办理，使得能够就地迅速审拟完结。由臣按季度摘述案由汇总上奏，一面咨报刑部立案，似乎对安抚治理边防大有裨益。

臣仍当会同帮办军务的伊犁将军金顺、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乌鲁木齐都统恭镗、署帮办军务的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督饬各善后局员和各印官，对于一切重案悉心研讯，不许刑讯逼供，务必做到不冤枉好人也不放纵坏人。定案详报后，再行逐细复核饬行，以仰副朝廷严明刑罚、确立法制，期望最终无需刑罚的至意。

译关于新疆人命重案难以立即恢复旧制的奏疏。光绪十二年。刘锦棠。

臣私下接到刑部咨文，议覆新疆办理命盗案件一折，称新疆擒拿抢劫盗案暂准就地正法，命案中罪应凌迟、斩绞、立决及监候的各犯，均由该巡抚等人详细核勘，照例拟定罪名，单独上奏说明，请旨。待奉到刑部批复后，将应凌迟、斩绞、立决以及例定实入勾决的犯人，再行处决等语。奉旨依议，钦此。可见朝廷钦恤民命、明慎用刑的至意，臣自应恪遵办理。但新疆地处极边，与内地迥异，其窒碍难行之处，略有两点，谨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查条例规定，州县承审案件，定拟招解上司，按律改正，总督巡抚均在题本咨文中据实声明，待刑部核覆后，若是州县官原拟错误，即照刑部驳斥改正，条例按其罪名出入分别议处等情。新疆新设的州县，事属草创，辅助人员缺乏，略知条例案例者多不愿游幕万里之外，即使从关内招募刑名幕友和仵作，大半滥竽充数，验伤填写格目诸多不熟。臣对各属案件，只要求供词情节确实，并不苛责其文书格式，一概由臣督同镇迪道兼按察使衔详度案情，参酌律例，酌情拟结。若如刑部议定办理，必须由州县定拟如律，则新疆州县几乎无一员可以自保，这是不能立即照旧制办理的第一点。凡罪至凌迟、立决，都是决不待时，即使斩绞例入勾决的人犯，也属法无可贷，这类亡命死囚久滞牢狱，倘若病死于狱中使宪典幸逃，倘有失逃入邻境危害更深，自宜早伸国法，然而不能不稍为迟延的原因是，缠回等言语不通，真实供词真情颇不易得，若按条例规定的承审期限绳之以法，势必行不通。各属距离省城遥远，详文批复往返约需两三个月，若有驳诘申覆，往返亦需时日，情罪既然重大，核转上司或应亲自提审，长途解犯动辄千数百里，待供词情节审定，转详到省，每结一案，快则大半年，慢则一年多，已经迟之又久。若照刑部议定随时具奏，京师距新疆省八千六百余里奉准部覆去来程限也须三个多月，再由臣行文犯事地方，又需一月有余，通盘合算处决一决不待驳之犯，总共须一年以外，这是不能立即照旧制办理的第二点。恭读嘉庆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上谕：“盛住等奏拏获图财害命之回犯审明确定拟一折。此案胡特鲁克着即处斩。回疆不比内地，嗣后遇有此等案件情节较重的，于讯明正凶后，即着立时惩处，毋使久稽显戮等语。”钦此。如此回疆情形不比内地，早在圣明洞鉴之中。现在虽改设行省，但风气所趋，终究非旦夕所能更变。可否仰恳天恩，俯念新省地处极边，州县诸凡创始，暂准命案罪应凌迟、按季摘由汇报。待数年之后，察看情形，再行奏请规复旧制，至斩绞监候入缓人犯，即遵刑部议定办理，专案具奏，听候部覆，应行减军、减流，即同寻常遣发军流徒等犯一体，南北二路互相调发，以助屯垦。据藩司魏光焬、镇迪道兼按察使衔恩纶会同详请奏前来。臣覆查无异，所有新疆命案，碍难遽复旧制，仍请旨敕部暂准变通办理各缘由，谨会同陕甘督臣谭钟麟、署伊犁将军臣锡纶恭折具奏。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五

刑政二律例上

筹议严禁鸦片章程疏

林则徐

本年五月初二日，准兵部火票递来，刑部咨开：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上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着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上奏，折并发，钦此。臣查原奏内称：“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换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自鸦片烟流入中国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缙绅士，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广东每年漏银渐至三千余两，合之各省又数千万两。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限期。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罪以死论等语。”臣伏思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是以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