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一

译石头露出来的已经大半，所以均摊赋税对这些人不利，却从未对官府不利。为什么呢？从一户来说，得到的似乎突然减少；从万户来说，得到的必定反而增多。因为如果标准统一划一，没有包揽的余地，那么以前包揽的费用就流入官府，这是第一点；在摊派荒地之外没有荒地可以注记，没有趋避的余地，那么以前注记荒地的费用就流入官府，这是第二点。又，差役用来欺骗州县、州县用来欺骗上司的，动不动就以没有长价就无法弥补百姓欠粮为借口。其实我们吴地的粮户，除了千分之一无主赔绝的情况外，从来不曾听说百姓能欠粮。所谓的民欠，就是前面所说的差役包揽欠粮，百姓出的钱只是稍微少一点罢了。一旦实行均摊法，与其出钱稍少而欠粮，不如出钱稍多而完粮？断没有不将欠粮转为完粮的道理。至于绅士欠粮、生员欠粮，官府称之为欠，他们称之为荒。现在明确规定摊派荒地，即使不能解决欠粮问题，他们也不敢欠粮。况且没有瑕疵的人可以指责别人，不愁没有方法来治理他们。这是以前漕运尾款也流入官府，这是第三点。据此粗略计算，均摊的数额虽然少，也并非没有盈余。只要每石盈余五百文，那么征收五万石粮食的县，就有二万五千串的盈余。用来致富虽然不够，用来办公却是绰绰有余，盈余即使不丰厚，绅士百姓共同看见听见，无可非议。漕运事务中可以刑罚搁置不用，上司也必定会体谅。将来减少摊派款项，裁减陋规，都是意料中的事，有什么快乐而不做的呢？千万不要跟随那些人的言论，说均摊赋税对官府不利。

译均赋说·劝绅

冯桂芬

如今江苏的州县官员谈论漕运事务，总是说：“我并不是想要多收钱粮或强行折价。”但是，铺设仓库需要费用，起运粮食需要费用，上下打点漕规也需要费用，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呢？不得不从粮户那里索取补偿。而绅士大户中，有的正额外所剩无几，有的仅够缴纳正额，甚至有的颗粒未缴，这就又不得不从小户那里索取补偿。大户的折价越短，小户的折价就越长。这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大户造成的。漕运事务中的弊端，主要在于差役胥吏，其次在于官员，再次才在于绅士。这话只能对明白人说，一般的高官日常与州县官员相处，听惯了州县官员的话，就以为确实如此。奏章中常常有“剜小户的肉，补大户的疮”这样的话。推而广之，谚语说：“江南必然因漕运而造反，多收钱粮、强行折价，上天震怒、百姓怨恨，将来祸患不可预测。”又会出现像嘉定、青浦那样的旧事，我们绅士难道要承担罪责吗？这种名声难道可以承受吗？况且大小官吏积怨深重，像老虎一样窥伺我们的破绽，一旦失势，令人寒心。近年常熟一案，就是前车之鉴。计算田地缴纳赋税，少交州县多收的部分，并不是少交国家的正税，在情理上不算过分。然而同样的田地，同样的完粮，别人为什么应该多交，我为什么应该少交？我能保证子孙做绅士而不做平民吗？能保证子孙有田还是无田吗？更能保证子孙有还是没有吗？天道循环，富贵无常，设身处地想想，真是可怕啊！办理漕运的弊端，不全在于不均；但征收漕粮的弊端，则都起于不均。不均的端绪起于绅士，然后多收钱粮、强行折价的局面，或许举出最短的一两户，就作为赔偿贴补巨大的实证。这些人表面上怨恨，暗地里却感激，怨恨固然不能承担，感激更何尝能承担？我们节省的有多少，却坐视官吏差役藉口，肆意施展狼吞虎噬的威势，无辜的小民因此丧命破家，被吸尽骨髓，血肉狼藉，恐怕我们绅士不能不为这些人分担十一的过错。至于有多少田地，应完多少粮，注多少荒，这是本分。本分之外少完，那么这少完的数目，官府不会凭空悬置。小户代为偿还，小户以每石八九千的价钱代为偿还，这一年少完多少，就有多少小户耗尽数百上千的脂膏，来供奉我们一家，这是损人利己最明显的行为。夜深人静时想想，忍心吗？不忍心吗？况且也想想均与不均相差多少呢？突然将一两数钱的短价，改为四五两的长价。田地的收入，实在不足以供给。现在所出的，是均价而不是长价，规定每石四千，合银二两，相差本来不多。有能力拥有这些田地，就有能力缴纳这些粮税，不用担心不足。冒着难处的名声，沽取多方面的怨恨，酿成将来的祸患，造下无形的罪孽，却只获得这点微小的利益，稍有见识的人，必定不会这样做。我们吴地以好善为风俗，救灾济贫的举动，天下第一。但是各种善举，出一钱，人只受一钱的恩惠。如果这件事，我们所损失的不过数十金、数百金罢了，而人们受到的恩惠，不止恒河沙数。我们力量微薄，正应该行这种不太费钱的功德，舍弃小利而积累大善，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私下希望各位共同勉励。

均赋说·劝民

冯桂芬

我们吴地的民气最为驯服，不仅其他省份没有，其他郡县也没有。自古以来，号称容易治理。近来实行均赋，看到贤良的父母官特殊的恩惠和旷古的典制，本来应该像流水一样顺从命令；但也有隐微深痼的弊病，希望与家乡百姓彻底铲除的：一是不知足，二是不自量。加上喜欢听信浮言，恐怕又会造成徘徊观望的局面，自找麻烦罢了。往年每石八九千，今年每石四千。往年请求注荒或许得不到一二成，今年不必请求注荒却自然得到四成。正数既悬殊，浮费又完全断绝。平心而论，何止天壤之别？但进入不知足的人心里，将要求更少于四千，或者省下这四千求得，必定奔走追求，断然得不到反而有所损失，也将尝试并希望侥幸。这是苏民的大病。至于刚硬的就吐，柔软的就吞，久已成为习俗。官吏叫嚣冲突，如狼如虎，就俯首帖耳，敢怒而不敢言。所以闹漕拒捕的案件，其他郡县多有，而我们吴地没有，能说不是良民吗？只怕只知道畏惧威势，不知道感怀恩德。等到宽典施行，转生玩忽之心，正如村塾顽童，夏楚声绝，书声也随之而绝。吴谚说：“不吃敬酒，吃罚酒。”这又是苏民的大病。于是有一种差役胥吏，习以为常，利用这个空隙，互相制造浮言，以为另有良法。或者隐匿拖欠，或者贿买灾荒，可以更减于四千。近来以捐抵赋的案件，就用此术迷惑乡愚，听从者不少。现在实行均赋，关系更大，阻挠必定更有力势，必定竭尽伎俩，使输纳寥寥，明年不能再行，得以藉口恢复旧制，而后才罢休。这些人固然应该如此，只是奇怪家乡百姓积年的一旦忘记，只听信这些人，堕入他们的圈套而不醒悟，是不知足、不自量之心误

译这是必然的道理。要知道有田地就有赋税，在天地之间是无处可逃的。我们家乡的百姓本具良知，值此推行非常善政之际，应当如何感激并报答皇恩，踊跃缴纳赋税呢？况且数额并不多，新谷刚刚收获，趁此良机，早早完成国家的赋税，然后安然高卧，这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如果继续拖延耽误，转眼之间，一年中各种开支都需要用钱，米价已经下跌，拖欠的赋税还未还清，凶悍的官吏登门催逼，勒索将会更加严重。过去一旦应对不当，枷锁随之而来，后悔就晚了。如果听从那些人的话，人人观望迟疑，明年必定恢复旧制，这是贪图一年的小利，却留下百年的大害。谁得谁失，不必多说。这虽然不是一人一家所能决定的，但也希望我们家乡的百姓互相劝勉，一呼百应，像云聚集、影子跟随一样响应。只要不被邪说迷惑，那些人也就无可奈何了。

译均赋议

冯桂芬

如今苏州所属地区缴纳漕粮的办法，是根据人的贵贱强弱来决定缴纳数量的多少，不仅绅士与平民标准不一，就是绅士与绅士之间、平民与平民之间也不统一。绅士家庭大多折算成银两缴纳，最少的大约是一石二三斗折算为一石，多的依次递增，最多的加倍折算。平民家庭中，最弱的大约三四石折算为一石，较强的大约缴纳二石多米折算为一石，特别强的也缴纳不足二石米折算为一石。像元和县属下的章练塘这类地方，向来缴纳米粮较少，去年冬天闹漕之后，不过是一石六七斗折算为一石，而且绅士和平民中又有完全荒废田地的户。官府所说的欠粮，农户所说的荒田，不能简单地定为“欠”字，绅士凭借势力免除，平民通过贿赂免除，但他们最终没有完成缴纳这一点是相同的。于是同样拥有百亩田地的家庭，有的不缴纳一文钱，有的却缴纳到一百多串钱，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了！现在既然不能全部清理漕粮，而商议补救的办法，如果不让绅士和平民标准统一是不行的，如果不通晓利弊也不能确定统一的价格。议论的人只知道绅士有低价折算的情况，却不知道缴纳米粮的乡村农户也有低价折算的情况。绅士低价折算中最高的大约与乡村农户缴纳米粮的价值相当。只知道强制折算的高价应当减少，却不知道缴纳米粮的低价也应当减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向来闹漕毁坏粮仓的案件，大多不在强制折算高价的乡村农户，强者都缴纳米粮，所以强制折算的农户必定是最弱的，不能滋事，反而在缴纳米粮低价的乡村农户。这些仗势欺人的平民，今年绝对不能照旧征收。因此，绅士不是值得畏惧的，值得畏惧的是这些人，这些人首肯了，就没有不首肯的了。只有逐渐增加低价折算，大幅减少高价折算，再稍微减少乡村农户缴纳二石多米折算为一石的价格，大约一石米不能征收二石米，以一石几斗为界限，而统一征收折算米价，米价在二千文以内不能达到四千文，米价在二千文以外不能超过四千文，这是确定的比率。用这个数目计算，苏州府今年业主的情况，申报减免租税三四成，加上三次限期所减免的，即使没有拖欠，每亩也只能得到六斗，仅够缴纳银两和米粮，幸好有普遍减免的三分，如果佃户拖欠不到二三分就可以没有负担。如果再增加，从哪里抵补办理呢？这是作为百姓父母官所必须知道的。○数目以钱计算，不可以银计算，如果用银计算必然导致像条银那样二千八九百文当作一两，仔细核算州县海运开兑的各项账目，不但断无赔累，而且有盈余，并且足够供给本署以及本道、本府一切办公的费用。至于书吏差役以下，千百个无赖之徒，则一笔勾销就可以了。只是这种方法实行，折算成银两缴纳就可以，折算成实物米粮缴纳就不可以。一旦开仓，必然出现有统一的名义，没有统一的实际。将会看到米数统一，米的质量不统一；斗斛解送统一，平满程度不统一；当场统一，暗地里不统一；今天统一，明天不统一。让那些积习舞弊的人，处在最容易舞弊的地方，却说区区文告可以让弊端绝迹、风气澄清，我这是在欺骗谁呢？于是刁钻的生员和劣等的监生挟制更多，小户百姓怨恨更甚。其危害与不改变法令相同。而且本折兼收，是让实物与折色相当吗？那么实物有盘运损耗，折色没有盘运损耗，人们必定愿意折色不愿意实物，白白耗费铺仓的费用，恐怕缴纳米粮的人会减少。是让折色稍微高于实物吗？这又是打开不统一的大门，势必又以贵贱强弱作为实物与折色的区分。太仓、镇洋均漕，而绅士借米的质量和价格作为通融的途径，就是明显的证据。是让统一的本色和折色各占一半吗？无论多一个名目，就多一个利益漏洞。况且斗升小户，从来不知道缴纳米粮，不堪繁琐打扰，势必假手包揽。起初是差役，继而是生员监生，这个开端一开，弊端说不尽了。况且今年不便开仓的，还有三点。此时定价既少，自然以节省浮费为第一要义。开仓的浮费，动辄需要二三万串，摊派每石不下三四百文，而且民间上仓的私费更属不可估量，无非是把金钱扔进无底洞。况且向来仓米征收之后，往往发卖，官仓如同牙行。等到交运时又让牙行包办，何苦多一个曲折，坐耗这些无名之钱？既应体谅小民，又应体谅州县，这是第一点。向来州县常常用下忙的钱来垫付铺仓，今年捐抵之后，资金无处来源，必然导致严刑追比旧欠，或者重利挪借，书吏差役不是损害百姓就是损害官府，这是第二点。开仓之日，乡民聚集，千百成群，这是官民相仇，百姓不畏官府的时候，差役等人既不肯洗手从事，又不肯降气平心，恐怕口舌之争变成殴打，殴打变成拒捕，拒捕变成叛乱。外侮未息，内乱可忧，这是第三点。所以不如一律折色那样简易而无弊端。有人担心市侩把持，临兑时无米，不知道近地的米只有这个数目，不交官仓就在民间，况且各县同时征钱不征米，那么中等户争相卖米，市侩怎么能把持？况且以本年情形论，家中大多空无一物，恐怕没有囤积居奇的家庭。寇贼在墙垣，更少囤积居奇的商人。米价有贱无贵，可以确信无疑。正担心利于官府不利于百姓，哪里担心无米可买？只是或许钱被私用，拖延到明年春天，难保市价不涨。这不是立法的过错，只有严令州县，一面收钱，一面买米，

译不准挪作他用。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度，也对百姓有好处。有人说：招募县里拥有数百石以上粮食的殷实大户，不论是士绅还是平民，都允许他们认购实物米粮，取得认办的保证书后，先发给凭证，等到兑换交付米粮时，按照规定的运输数量为止。这虽然是一种简便的方法，但有利就有弊，而且或许会开启标准不统一的弊端，不敢轻易提议。至于其余防止弊端的条款，恭敬地拟定了八条如下。

译大堂设立柜台征收赋税，不允许私下交给差役胥吏。银两和铜钱按照当时的市价折算，大字书写并高高张贴，每天更换一次，不允许私自丝毫增减。各纳税户持钱购买易知单，或者新旧银米串票，或者自行开具都图户名及斗石细数，一律呈交缴纳，立即截给板串，不允许超过当天。如果有故意刁难、扣压不给等弊端，允许立即击鼓向官府申诉。

一律不准发放串票，追缴赋税向来由州县截留串票发给差役，按户追缴银两，按期限上缴银两。起初还是先使用后上缴，后来变成一次性使用后零散上缴，最终变成九成使用仅一成上缴。一半被用于嫖赌浪费，一半被差役中饱私囊，差役亏欠赋税成千上万，鞭打责罚混乱不堪，对公事有何补益？不知道钱出自百姓，进入官府，何必多一个经手之人而减少数额？只要一概不发放串票，不让差役经手银钱，那么差役亏欠赋税的弊端自然断绝。

欠户应当仿照诉讼案件的例子，任意签派县差，协助保甲拘捕人员。向来欠户由本都图的粮差、粮书承办，只要多行贿赂，大约视应完赋税的一半以上，便可永远不到官府，这是近年最大的弊端。只要任意签派其他差役，仍然押解本人到县衙柜台亲自完税，也不允许该差役经手银钱，那么藩篱自然破除了。

漕总及钱漕家丁的名目，一概禁止。县里有户房、库书，自然能管理文书；宅门以内的银钱，归账房管理；公事归签押稿案处理，永远不允许有前述名目。违者严厉参劾治罪。不仅如此，这些人长期依赖此为专门职业，其中著名凶恶者，州县争相招揽，不是取他们办公熟练，实是取他们作恶狠辣。每次办理漕运，辄以数千金为诱饵，而最终获得二三万金的收益，殃民祸国。这实在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明正典刑，岂能任由他们安享饱食？应密令各州县，查明上三届漕总门丁先行拘捕看守，清查欠款。倘若新漕仍有漕尾，罚令全额赔偿缴纳，以赎从前罪恶。如此从严办理，才不至于暗中设法阻挠我的新章。

严格核查征收数额，不允许将已完税当作欠税。应令在例设堂簿之外，另刊印完粮征信录，将某日某人完粮多少户，计多少石，简明其词，随时刊入。印刷一二百部，送给绅士。允许完粮而不入录者，呈明上司，给予重赏，这也是杜绝弊端的一种方法。

易知单的费用也应由绅士百姓一体承担。定为每亩七文，刊明在单上，不允许丝毫多取。那些粮书迟误，不在开征前交到本户的，不给费用。过户纸笔费，照此办理。勒索者，允许各户在完粮时诉官严办。该户无需等候质询。

荒田分摊应当均摊。定例办理荒田，必将都图坵数实地勘察确实，才准予注缓。这俗称为官话，正是以便书役上下其手。听说有业田数百亩，而佃户指熟田为荒田，业主无从辨认的情况，何况一县之大呢？只有均摊荒田这一方法，不失为公平，即使实有赔绝之区，只宜留一二厘不摊，以通其变。太仓、镇洋荒政极公，可以通行各郡。本年所办的，按户统免四成，可谓第一善政。另外听说将续办抛荒，似乎也应均摊为允。

绅士积欠应当杜绝。各县绅士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的，官吏口恨而心甚德之，因为他们的数额不多，而可作垫欠的明证。如方伯札内所指的某某等姓抗赋诸巨棍之类，实在是漕务的大害。只有罚田入官，清完日给还，永为定制，才可知所惩儆。有人说罚田入官反而可脱累，不知道从不完粮本无累，何云脱乎？

这些建议中丞亟称善，函致方伯某公照办理，颇亦采用。只是所议原是按照海运起数，定议后数日，又以饷急，改为征折。按之当时银价实已稍高，且恐来年办运，将以不能照数为借口，则事机之深可惜者也。又定议之后，太守乔公出示，有“不论有无易知单”一语，为绝弊极善之政。于是三县粮书见之大恚。粮书挟单舞弊，书中已详言之，更有甚者，则是改串朦征之弊。粮书于造册之时，先于真户之外虚造一同图同名不同数之户，称为鬼户。如真户赵大完米一石即再造一鬼户赵大完米一升开征后该粮书代完一升截串以“升”字改作“石”字凭串向赵大取一石之价赵大不知也而此一石之串遂永成实欠在民也。有捐抵局查出吴县许春圃一案可证此弊。惟“不论有无易知单但开细数即准完粮”一法可以绝之宜粮书之大恚也。久之三邑竟以难于稽考空词详藩批准凭单完粮尚何言哉？又记

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代作

冯桂芬

窃惟大学论理财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收必曰均。禹贡九等太宰九赋不外平均。今天下之不平不均者莫如苏松太浮赋。上溯

译（苏松地区的赋税）相比之下，比元代多三倍，比宋代多七倍。旁证来看，比相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其他省份多一二十倍不等。从土地肥沃贫瘠的角度来说，江苏一年一熟，不如湖广、江西一年两熟。从亩地面积宽窄的角度来说，江苏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只有缩减没有盈余，不如其他省份有的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而（江苏）赋税额度却特别沉重，这是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的租额所致。

官田并非没有定例。查阅《大清户律》记载：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可见官田也有统一的额度，唯独江苏不是这样。考查宋代绍熙年间，朱熹推行经界法，吴地粮税每亩仅五升而已。后来将蔡京、韩侂胄等人的庄园籍没为官田，又贾似道大量购买公田，元代继续增加官田，明太祖平定张士诚后，又没收了各豪族的田地，都依据租籍征收粮税。宣德年间，巡抚周忱、知府况钟上奏减免苏松地区的粮税百万石。奏疏中说：苏州府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其中民粮只有十五万余石，其余都是官粮。可见这两者并未合并。官粮自七斗六升起，民粮自五升起。嘉靖年间，命令各州县将境内官民田地全部括算，通过增减调整，分摊确定定额。长洲县官田最多，所以定额最重；其他县郡官田依次减少，所以定额依次减轻。如今苏州府长洲等县，每亩征收平粮三斗七升，依次不等，折算成实际的粳米，多的将近二斗，少的一斗五六升，远远超过律法所载官田的数量。这就是苏松地区赋税过重的源流。

自明代以来，实行五百年未曾改变，而其中的升降增减则因时而异。《苏州府志》称：明代大臣周忱上奏规定，缴纳布匹一匹抵米一石，缴纳银一两抵米四石。又说考核官吏以催征六七成为上等考绩，整个明代没有征收到八九成的情况。本朝康熙十三年前，巡抚慕天颜上疏说：没有一个官员曾经征足，没有一个县可以完全，没有一年偶然能达到定额。雍正年间上奏批准江苏漕米折征，每石银一两，当时银价每两兑换钱七八百文，由此看来，前明及清初赋额虽然重大，大多拖欠或折抵，有名无实罢了。

此后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实富足，是古来罕见的。江苏更是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聚集充盈，居全国之首。当时，即使是挑担的脚夫、卖蔬果的佣工，也能通过转换职业，分享一些余利。无论自种还是佃种，都用余力经营田地，不关乎仰给朝廷的需求，于是没有完不成税的情况。所以乾隆中年以后，几十年都能办完漕粮，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百姓富裕。

只是末富不是本富，容易兴盛也容易衰败。到了道光癸未年大水，元气顿时损耗，商业利润减少，农业利润也随之减少。于是百姓渐渐由富变贫，但还能勉强支撑十年。等到癸巳年大水之后，才开始没有一年不荒，没有一县不请求缓征。因为国家减免赋税的旷世大典，竟然成了每年的惯例。癸巳年以前，一二十年才歉收一次；癸巳年以后，则年年歉收。而且邻境都不歉收，唯独苏松太（苏州、松江、太仓）歉收，这是什么道理呢？说是州县捏造灾情，这三十年来，督抚司道更换了几十人，难道没有一两个不肯同流合污欺妄的人吗？而且圣主不加斥责，户部不加驳斥，朝廷大臣科道不加纠察，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赋税沉重百姓贫穷，有无法支撑的趋势。部臣的职责在于守法，自然应当一切不过问，坚持不减的名声；疆臣的职责在于安民，实在因为万不得已采用这种暗中减免的手段。开始实行的是前任总督陶澍、前任巡抚林则徐，都是一代名臣。揣测他们的意图，必定认为减额则永远不能再加，灾缓则以后不为例，原本希望民气渐渐复苏，不难恢复旧制，起初没想到年复一年，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而无法挽回。

臣私下认为，以前办完漕粮的时候，偶尔遇到水旱灾害，办成灾情的占一成，办带征的占九成。带征之后，依然全漕，所以以年计算是减免了，以十年计算，并非真正减免。如今则年年办灾，永远没有带征的日子，这才是真正的减免。又有一项官垫民欠，道光初年，数额仅分厘；癸巳年以后，逐渐达到一二成。所谓垫，难道州县真的能垫付吗？不过是移杂项垫正项，移缓项垫急项，移新项垫旧项，移银项垫米项，用官府的钱完纳官府的粮。将来或者豁免，或者摊赔，同样归于无着落，等同于未完纳。所以历年粮册必须除去垫欠的虚数，才能得到征收的实数。以此数来看，百姓固然未曾完纳。

译臣等查考苏州所属地区全部漕粮原为一百六十万石，此后逐渐减少。大概从道光中期开始，至今已有三十年了。《礼记》说：“用三十年间的平均收支来制定国家用度，说的是综合三十年间的大致情况，这样以后的情况就可以预知了。”现在试着从道光十一年到咸丰十年这三十年的漕粮运输数额分别计算：辛卯年以后的十年，总数一千三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的部分，得到正额的大约七八成；辛丑年以后的十年，总数九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的部分，得到大约五六成；咸丰辛亥年以后的十年，总数七百余万石，其中扣除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的部分，仅得到正额的四成而已。自从广东逆匪窜入并攻陷苏州、常州，焚烧杀戮掠夺的惨状，远远超过了宋代建炎四年庚戌年金国阿术的旧事，大概七百三十年没有这样的大灾难了。臣等亲自到新收复的各州县，往日著名的市镇，全都成了焦土，交通要道两旁被践踏得尤其严重。又因为各股贼寇不能互相统属，这伙贼寇占据的地方，难免被那伙贼寇劫掠，所以贼寇地盘即使不与官兵交界，也都是一片荆棘丛生。凡是田地一年不耕种就会变成荒地，现在已经三年了。各厅县上报抛荒的田地占三分之二，即使是穷乡僻壤，也人口稀少。在倒塌的墙壁和废弃的井旁，遇到有居民，无不面黄肌瘦、形销骨立，奄奄一息。伤心惨目的景象，实在不是郑侠的《流民图》可以比拟的。已经收复的松江、太仓尚且如此，未收复的苏州可想而知。而想要责成他们缴纳重赋，责成他们缴纳比别处重数倍的赋税，向来那些横征暴敛的官吏所说的“敲骨吸髓”，到了这里连骨头和骨髓都没有了。皇上视百姓如受伤般怜惜，没有受伤的尚且如此怜惜，何况已经受伤而且伤得极重的呢？因此臣等根据实情恳请全部免除三到五年的赋税，以皇上如天般的仁德，一定会恩准。只是国家粮仓的正供已经停运三年，军需费用浩大，财政支出捉襟见肘，这怎么能够维持呢？臣等不敢提出这样的建议。又关于荒田招垦，有顺治年间各省屯田的先例可以援引，然而开垦成熟需要很长时间，增加赋税更加迟缓。现在上报荒田占三分之二，已经荒废的提议免除，未荒废的提议减免，剩下的仅有一两成，这也是臣等不敢提出的。至于办理灾荒的成例，从七八成到五六成再到四成，咸丰三年听到警报抛荒仅止三成。如果稍微存有敷衍塞责的想法，援引抛荒的案例，减而又减，大约得到两三成，并非不能应付差事，但以前督抚大臣之所以这样做，还或许希望恢复旧貌。现在则明知没有恢复旧貌的希望，却拘泥于积习，不直陈实情，这是完全没有为国之心，只有欺瞒上级的罪过。这也是臣等不敢提出的。臣等仔细核算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超过一百万石的仅一年，超过八十万石的六年，而且都有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十余万石在其中，所以最多的一年，百姓实际缴纳的不过九十万石。成例如此，民力如此。积弊之后，大难之余，催缴赋税一事，棘手程度加倍。臣等忧虑艰难，悉心筹划，上体察皇上日夜忧民的急切，下考虑军国急需的紧迫，在万难兼顾之中，寻求两不相妨的方法，似乎应该采用“以给予为索取，以减损为增益”的方法。比较历来征收的各数额，斟酌近十年的平均数，重新规定赋额，不许捏造灾荒，不许挪借垫付。对于虚额则大幅减少，对于实征则不减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时正是正当的办法。或许有人说根据这个定额，未免过少。不知道减少后的数额，仍然是全省最重的数额，尚且不是宋元旧额，不能说少。而且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咸丰十年以前，历年如此，未曾对历年国家用度有所减少。那时战争未起，人口未改，田园庐舍没有损失，不还是完整的江苏吗？完整的江苏，仅有这个数额，那么残破的江苏，不应该仍有这个数额。现在臣等在残破之余，请求按照完整时的定额，而且不援引近年最少的数额，不假借垫付拖欠的虚数，确实不敢说一定有把握。如果仍然执着于久置不用的虚额，衡量多寡，想要超过完整时的数额，皇上圣明，洞察有这样的事情吗？有这样的道理吗？事理上必然没有，就是刑法上必然穷尽。恐怕贤如刘晏、李巽，不贤如裴廷龄、李实，也将束手无策了。又或许说数额既然还是这样，为什么不仍沿旧例，还希望将来呢？不知道乾嘉年间的江苏，确实是千载难逢的盛世，不能作为先例。臣等认为从此以后，如果上天福佑东南，无事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希望可以恢复咸丰及道光末年的江苏；再二三十年，希望可以恢复道光中期的江苏。而悬着这个虚额数十年等待，无论没有这样的政体，恐怕日后的利益未必能恢复，目前的危害已经不可支撑。因为臣等今天所办的，所谓以给予为索取，以减损为增益的方法，正将借减赋的名义达到足赋的实质，之所以能按照完整时的定额，其关键全在减赋二字中。怎么说呢？办理灾荒和缓征，权力在胥吏手中，防弊虽然有百法，舞弊何止千端？只有这些民力，只有这些地产，不减额的弊端，在于多一分虚数，就多一分浮费；减额的效果，在于少一分中饱私囊，就多一分上缴。减额既定，胥吏无权，百姓既沾实惠，公家也

译有实际的救济，这是转移（灾祸或困境）的善法之一。

译吴地百姓除死亡者外，大半流散到四方，因此故乡赋税沉重，人们望而生畏，一般的减免缓征还不够，必须去掉重赋的名目，才能招引他们回来，否则荒地会越久越多，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呢？只听说减免赋税的命令，百姓必定争先恐后地恢复户籍，这是安抚招徕百姓的好方法之一。过去各城被攻陷，官吏全部逃散，乡团拼死抵抗敌人，锣声所到之处，万众争先，小股贼匪见到就退走。就拿三个首县来说，洞庭、香山、金市各乡，有的相持了七八个月之久，这固然因为朝廷恩泽极深，也证明我们这些卑微百姓的良知尚未泯灭。此时减免赋税的命令下达，他们看到皇上在经费匮乏的时候还有这样超越寻常的举措，难道不会感激涕零、出乎意料地踊跃缴纳吗？这又是激励劝勉的好方法之一。大体上从事理来说，残破之地比起完善之地，赋税理应递减，而有这三点可以弥补递减的数额，这也是从事理上决定的。臣等所说的以给予为获取，以减损为增益，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苏州府还陷在贼中，听说各乡大多暗中约定结团，等待时机行动，以响应官兵。就像常熟反正时，乡民毁坏贼寇关卡、杀死贼寇头目共十余处；崑山收复时，沿湖居民截杀逃窜的贼寇无数，这是明显的证据。一旦听到减免赋税的命令，必定感激涕零，望风振奋士气，将来军队所指之处，驱策如弩矢般迅速，百姓必定更加奋力地带着食物和酒浆迎接，必定更加真诚，这未尝不是一种巩固团结、招徕百姓的方法。臣等恭敬地查考顺治八年三月奉上的谕旨：“凡是前明仇怨的地方，有的地方加征粮食很重，我朝并没有仇怨，怎么可以沿袭这种做法？”详细查察这些情况具奏，钦此。于是江西袁州、瑞州等府，明初因为陈友谅抵抗朝廷军队而加倍加征粮食，布政使庄应会奏请恢复旧额，唯独苏州、松江没有来得及上奏请求。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亲王奏请酌情减免苏州、松江的浮粮，奉旨：“苏州、松江的浮粮，当日部臣从未上奏，常皇考圣怀屡次想要施恩议减，现在怡亲王等悉心筹划斟酌奏请，朕体察皇考爱民宽赋的盛心，准许将苏州府定额征收的银两减免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钦此。又乾隆二年奉上谕：“江苏省的粮额还有浮多的地方，着再加恩免征银二十万两。”钦此，部文按照雍正三年的例子办理。仰想列祖列宗在东南全盛的时候，还如此体念百姓，其恩情深且厚，何况今天兵火战乱后的幸存者，流离失所，到了这种极点呢？漕粮是正当的供给，而唯独苏州、松江称为浮粮、浮赋，见于列圣的谕旨及郡县志书，并不以此为嫌，由此知道确实有浮多应减的地方，留待我皇太后皇上施行罢了。只有恳请圣慈鉴察，特别施予殊恩，俯准减定苏州、松江、太仓三属的粮额，由臣等督饬司道设立局所，分别查明各州县的情况，以咸丰年间较多的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望与旧额本来较轻无需议减的常州、镇江二属通融核算，仍然得到每年起运交仓的漕白正耗米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定为定额。南米丁漕照例减成办理，就从以后开征的年份开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的名目。像这样核实办理，不仅与十年、二十年的通计相比，固然不短缺，即使与三十年的通计相比也不相差太远。至于官垫民欠，本属弊政，新收复之地，各项款项皆空，无可垫而想要其垫，弊端更会百出，必须永远禁止。又以后除非大旱大水，实在荒歉的，不准捏造灾情，定为法令。伏愿皇太后皇上俯念苏州、松江各属是十八省未有的重赋，不同于其他地方被陷的州县，又是七百年未有的大难，不同于历年受灾的例案，去掉无益的虚籍，求得有依据的实征，向下延续亿万濒临绝境的生命，向上继承累朝未竟的志向，百姓幸运，国家财政幸运。如果蒙恩允准钦遵，等到苏州属肃清，一体办理，先从松江、太仓开始实行，由臣等设立局所拟定章程，漕粮一切琐碎的款项，酌情归并淘汰，以节省烦琐文书而彰显实际。随后再详细具奏，恭敬地将历年起运数目缮具清单，又《苏松财务考》一书，曾收入四库馆，对于重赋的始末说得颇为详尽，一并恭敬呈上御览。

代拟归并科则片

冯桂芬

再，苏州、松江各属田亩的科则繁杂琐碎，头绪纷乱。苏州府崑山县有五十九则，元和县有五十三则，长洲县有五十二则。松江府虽然不过四五则，但在各则内又分每若干亩准一亩，多达数等，所以华亭县也有五十六则。其中有数亩一亩，或者数分独占一则的，哪有这块田必须完纳这种粮，不可增不可减的道理，只是滋生了书吏影射飞洒的弊端。趁着这次恩准减赋整顿漕务的时候，拟将各种积弊一并铲除。这也是积弊的一大端，应请酌情归并。查各县只有崇明、南汇止于六则，吴江、震泽止于九则，可以援引照办，总以至多不超过《禹贡》九等数为限。唯独五六十则并为九则，现在与减赋并行，不能没有小有阻碍的地方。拟先

译将旧则中相近的若干则合并为一则，以旧则中应征米石的通摊得数作为新一则未减免的数额，然后将减免的分数分摊进去，作为新一则已减免的数额，其余八则都如此办理，仍要仔细核算，务必使各块田地有的多减、有的少减，而没有完全不减免的，使其与减免赋税毫无阻碍，这才足以广布皇上的仁德并彰显公平允当。

译拟请再减赋额疏

冯桂芬

臣等先后接到军机处寄来的户部奉上的谕旨，内容如谕旨所言，恭敬地读完并反复诵读，深切体会到皇上如天般广大的仁爱，将数百年来积累的弊端、数十万两的税额，一次性予以免除，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非常举措，更是旷世之举。皇上又怜悯遗留的百姓，恩惠有加无已，在减额之外，又准许蠲免一年，再减免一两年。臣等原本不敢轻易请求的，尚且蒙受圣虑周详，无微不至，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钦佩承蒙。臣等也有天良，也知道国家财政与民生必须兼顾并重。此时局势只能做到去除极端以趋向适中，不能完全做到损害上层以增益下层，怎敢再有冒昧的请求？只是部臣所说的减少十分之六，是针对虚额而言的；臣等所说的斟酌十年的平均情况，是针对实际运输而言的。

私下查考部议所定的一百二十万石这个数字，在道光二十一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只有道光二十四年运米一百十二万石，道光二十七年运米一百四十四万石，是空前绝后的数字。除去官府垫付和百姓拖欠的部分，只有道光二十七年这一年尚且足够一百二十万石。又如在咸丰年间，藩司王友龄用心精力充沛，冒着苛刻聚敛的名声而不惜，先后三年所得总共也未超过一百万石。这是事势所趋，民力所限，当时尚且如此，何况今日大难之后呢？

至于税则的轻重，应当看土地的肥瘠。苏州省唯独以官田的多少作为差别，这原本是明朝的坏政策。查考苏州、常州的肥沃土地交错分布，天时地利完全相同，东南适宜种稻的地方，以无锡、常熟并称，出产于松江、太仓盐碱地之上。议论的人常说苏州应当照常州的标准起征，这确实足以显示均平的规矩，仍不失为上等的赋税。然而沿袭下来的赋额，苏州地区每亩起征一斗九升有余，一斗七升有余不等，与常州地区每亩七升有余、六升有余起征相比，几乎达到三倍。至于镇江地区每亩五升有余起征，更不止三倍。差距如此悬殊，臣等明知常州、镇江的赋额比其他省份为重，且也遭受贼寇蹂躏，不应被冷落，只有与最重的苏州、松江、太仓相比，才不敢相提并论，不得已暂时搁置，并非厚待苏州、松江而薄待常州、镇江。

现在蒙受皇上特旨，一律优加体恤，实在出于天高地厚的恩德，臣等不胜钦佩信服。只是常州、镇江原本就是三分之一的旧数，既然本来就轻，少减之后就更轻了；苏州、松江、太仓原本是三倍，旧数太大，大减之后仍然重，所重的部分尚且都在一倍以上。臣等也不敢立即请求比照起征，不敢固执减去五六成的说法。但是减分既然不能达到五成，如果仍然使用按亩平均减少的方法，恐怕轻重尚且会有悬殊。

计议只有设法变通，分别各州县原额最重的多减，次重的少减，让最重的也在每亩一斗以内起征，不过半倍于常州，一倍于镇江，这与部议不甚悬殊的意义相近，而减分较可以从少。只有再次恳请皇太后、皇上逾格恩施，在准许减少苏州、松江、太仓赋额三分之一的之外，再行酌情减少，定为减去四成，分别科则编征。那些兵行局恤各米、地丁、漕项各银，都以苏州、松江、太仓六折，常州、镇江九折，照历届办理灾荒的成案一律定减。至于如何分派的地方，容臣等督率司道秉公核议后具奏。

核计四府一州大约可得米一百十三万石，声明不准垫付拖欠，那么颗粒都归实在，不准捏造灾荒，闲遇水旱豁免少而带征多。以十年来计算，不仅可以超过最近十年的七百五十万石之数，而且可以超过稍远十年的九百五十万石之数。名义上是大减，实际上反而稍增，只就其力量能够勉强符合的来实行，可以期望有利无弊。如果想在残破之后，取完善时二十年中的某一年作为标准，这是仍然给官民一个万难筹措的数字，而且又不准捏造灾荒，不准垫付拖欠，把从前所谓的出路一一断绝，私下恐怕势所难行，顾此失彼。而在当此立法之初，又断不宜开启苟且弥缝的开端。

臣等反复商议，左右思维，没有善后之策，只有据实直陈于圣主之前，尚祈俯察愚诚，破格允准，将长久不能完成的空数全部予以免除，这样永远作为例行的实征才比较有实际意义。臣等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致姚衡堂书

冯桂芬

清丈田亩成为弊端的渊薮，前人已经详尽地论述过了。王安石推行方田法，弊端已经明显暴露；张居正清丈田粮，当时士人有诗云：“量尽山田与水田，止余沧海共青天。世间安得闲洲渚，寄语沙鸥莫浪眠。”其扰民之状可想而知。然而也有实行而没有弊端的，子产划分田畴，孟子整顿田界，不必多言。朱熹在漳州，海瑞在琼山，清初李敬修在我长洲，至今还被称道。那么清丈并非必然有弊端，也看如何实行罢了。

然而从前所谓的清丈，虽然有弊端和不弊端的情况，但我确实不敢承担。朱熹的经界法已无可考证，海瑞的法令让百姓用灰画地，六尺为一限，即一步，当时就被认为是痴算。后人又有创造棕网之法，一格为一步，也是痴算之类。李敬修的鱼鳞册，方向不分，长短不别，有零数凑整的情况，没有由整化零的方法，是清而不彻底的。

大体上古人没有真正懂得清丈方法的人，所以地理没有标准，图籍田亩没有实数，实行清丈则耳目寄托于胥吏，期限会议波及业主、佃户、证人、佐理，又旁推至里

译因为册籍登记了粮长，所以各种弊端便纷纷产生。从前李申耆先生曾对我说过：“以前我担任凤台知县时，想要清理丈量田亩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最近才知道使用罗盘测量的方法，只遗憾没能及时采用。”我的这种方法大概就是李申耆先生传授的，后来我又尽心竭力，加以变通使其更加精密，可以说是开创了前人所未有的先例。这种只有好处没有弊端的清丈，不同于自古以来所有的清丈。大致说来，有七项好处：按照田亩征收赋税，那些有田无粮、田多粮少的弊端就杜绝了，这是第一利；荒废的区域和废弃的坟冢，一概予以免除，那些有粮无田、粮多田少的弊端就杜绝了，这是第二利；高低不同的田亩，赋税标准极为公正，没有人能从中上下其手，这是第三利；真实的田亩、真实的户主、真实的赋税，使飞洒（将赋税转嫁他人）难以施行，诡寄（隐瞒田产以逃避赋税）容易辨别，这是第四利；土地田产的争讼，按照图册就可以裁决，不需要亲自实地勘察，这是第五利；高低有度，旱涝灾害容易核查，这是第六利；地势高亢的地方寻找提水灌溉的来源，低洼的地方筹划修筑堤坝的方法，按照图册很容易理清，水利事业可以兴办，这是第七利。如果现在推行，还有一项好处。这种方法推行后，平时免除赋税的额度，很难弥补；增加赋税的户主，必然会产生怨恨。现在正好赶上皇帝下旨减免赋税的时候，不仅没有免除赋税的，即使增加赋税的，最终也是只减不增，不会成为百姓的祸害，这又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时推行尤其适宜。至于近代论述清丈危害的人，不下十几家，没有比杨自西的奏疏和陆桴亭的论述更切中要害的。用现在的方法来检验。杨疏中列举了七种危害：一、佥报（共同申报）的危害，现在由局方自行丈量自行绘图，与业主佃户无关，无所谓佥报；二、供给（供应物资）的危害，现在经费限定每亩四十文，无所谓供给；三、造册的危害，现在总费用在四十文之中，无所谓造册；四、差役的危害，现在一切由局方经理，无所谓差役；五、弓式（丈量工具）的危害，现在局董随身携带一步弓，无所谓弓式；六、比较（核对）的危害，现在图册完成事情就结束，无所谓图长比较；七、覆丈（重新丈量）的危害，现在一次丈量没有不准的，无所谓本官覆丈。陆论中列举了四种弊端：一、县官没有才能，现在不问县官；二、吏胥作弊，现在不关吏胥；三、豪强横行霸道；四、小民奸诈欺骗。现在凭借田亩得到数据，无可增减，横行霸道和奸诈欺骗，手段无处施展。而陆氏论述最后说：“只有设立大小标竿的方法，简明没有弊端。”陆氏不知道使用罗盘的方法，而这一句话却先得我心。这种方法如果推行，让陆氏从九泉之下复活，也应当拍手称快。这是我为某四十议之一，姑且说说。我年老多病，害怕从事此事，实际上能说而不能做。陈子晋茂才，精通算术，说确有把握，于是有了试行的提议。我却始终担心它不能成功，因为从来没有能成功反而成为弊端的。听说贵郡的官员士绅不太赞同，抚藩属某前往郡里当面论述，以消除疑虑。我已经答应去一趟，后来想想，成功对我有什么增加？不成功对我有什么损害？何必冒着酷暑穿着厚衣，希望一定推行？所以拖延了一个多月，特意先将章程寄上。只要仔细审视规条，就知道这种清丈有利无弊，并请求传给各位君子观看。或许是因为习惯听说了自古以来所有的清丈，而不知道现在的清丈罢了。知道了，大概可以释然。如果有启发我蒙昧的，本来就很愿意听到。

译《江苏减赋记》（或作《江南减赋记》）

冯桂芬

苏松地区重赋的源流，我在替合肥李公鸿章起草的奏疏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大概一亩地的税，苏松太地区最重的几乎达到二斗，较轻的也有一斗，与常州的六七升、镇江的五升相比，差距极其悬殊。先后提议减免赋税的，有明建文帝的诏令规定每亩税不得超过一斗，不久被明成祖废除。此后，周公忱、况公钟奏请减免秋粮一百多万石。本朝韩世琦、玛佑、严沆、孟熊飞、吴正治、慕天颜、汤斌、壬辰旦等人的奏疏，百姓陆大猷等人的诉状，先后请求减免，都被户部的议论所搁置。雍正年间，怡贤亲王认为米粮尚能缴清，银两多拖欠，请求减免银两而不涉及米粮。乾隆年间，减免银两的案件沿袭此例。自古以来，论述减免赋税危害的，除了那些痛切激烈的奏疏外，没有比蒋公伊的《流民图》、周梦颜的《苏松财赋考》更甚了。蒋公的图已不可得，周公的书则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并有刊印本。我生长在田里，深知其中的痛苦。先母家中因催缴赋税而破产，曾对桂芬说：“你日后若有进言的责任，这是第一件大事。”母亲去世后，我更加耿耿于怀，但终究没有得到进言的责任，而且认为内部进言不如外部进言快捷，想求一位贤能的督抚来进言，但衡量时势不可轻举妄动，所以迟迟未动。只是三十年来，官府中一言一事涉及漕运赋税的，我必定寻求其详情，亲手记录，久而久之渐渐成册。这是因为道光十年以后，没有一年不遭灾荒，平均每年的赋税不过五六成，我私下认为这是减免赋税的时机，但所见到的督抚尚不是合适的人选。不久发生了粤寇的劫难，我避居上海，湘阴曾公国藩奉诏东征，通过钱君鼎铭招我前往，我推辞了并将减免赋税的节略寄给他。曾公首先赞同。同治元年春，合肥李公鸿章率军到上海，又有幕府的邀约，见面我就以减免赋税之事相告，他欣然同意。我对李公无所求，却因此事特意赴军，同事粮道湘阴郭公嵩焙引为同志。李公遂将此事托付给我两人，先为郭公起草详文，继而为李公起草奏疏稿，历经数十天才完成。广泛访求通达之人，向当时精通财政法令的人如李君友琴、邹君雨平等咨询谋划，大家都没有异议。然而事后回想，则有四点遗憾。初稿直接请求常镇不减，苏松太减半，使重额减为一斗，稍高于常州，轻额减为五升，大致同于镇江。有人议论说汤文正请求减免一二分都未获准，现在骤然请求减半，难道不是夸大其词吗？不如先以三十年前的情况比较。单是请求酌定中额，获得批准之后再明确说明，我深以为然。改如现在的稿子，起初不知道朝廷宽大，直接请求也可以获得批准，这是第一点遗憾。又吴君云说应当请求按照常州起征，我认为骤然请求减免三分之二，终究嫌夸大，不敢下笔，但还是详细说明了苏常两地犬牙交错，天时地利人事无一不同，而赋额却是两倍，是最不平不均的。第二天又因为篇幅过长，删去了这一段。后来看到户部文书屡次有不得其平的话，完全不知道苏赋是常赋的三倍，开始后悔没有听从吴君的话，这是第二点遗憾。又全部以灾荒缓征比较立论，所以我的手稿请求减免米数，下面有“南米丁粮一体核减”八个字，郭公不懂钱谷之事，认为词句繁琐，清稿时省去了这八个字，我复核竟没发觉，发出后才察觉，这是第三点遗憾。起初我有片稿说各属科则百十等是胥吏舞弊的渊薮，请求一律按照江震例九等定则，后来郭公另作均赋片稿，说关系较重，宜将我的稿子搁置缓办，我很赞同，谁知后来一切都由方伯某公主导，与我的意见恰好相反，前稿遂未实行，这是第四点遗憾。做事不慎，后悔莫及。议定之后，有候补道某从江北邮寄上书，说减免赋税不宜过多，苏松太减免二成，常镇减免一成就够了，只要将考成例十分改为七分计算，起运米仍可得百余万，官民两利，他的言辞很辩驳。某公极力主张此说，认为是不易之法，拜见院司赞成，李公将此交给我，我驳斥他说：“从此小民缴纳十分之赋，国家收取七分之漕，包欠的丁胥，惯欠的绅衿，捏欠的州县，永远享受这三分的利益。”该道创立此异论，请求更改两百年各直省通行的例子，为这些人开辟一个绝妙的方便法门，不知居心如何，况且不仅不可行，也不能行。漕额有一分，就有一分的用途，应由何人何款弥补，为何不筹划？某公见状咋舌说：“弊端竟至此乎！你说的话是对的。”这是我与某公龃龉的开始。

我又认为周梦颜《财赋考》卷首的绘图，最能动人心目，适宜附呈。乙览购买于上海，旧藏书数万卷，寄存在太湖中冲山寺，已三年，于是派人取来。以腊月朔日登船，八天后贼至，寺庙被毁，我的书独自完好，于是请李公加跋，恭敬进呈一切备具。当时官军已收复青浦、嘉定、常熟，将及苏州城。曾公与李公约好俟红旗同上。一日，郭公议捐江北沙地，对吴君云说：“你熟悉此事，去请他。”吴君说：“江南北捐事，几乎没有遗利了，这不足以烦劳您。您有

译考虑到苏州、吴县的百姓，何不请求减免赋税？况且疏通粮道也是您的职责。”郭公将曾国藩、李鸿章关于红旗的约定告知了他。吴云说：“我认为现在行动已经晚了。官府的赋税如同私人的租子。如今正是没有租子的时候，假设有佃户请求业主减租，这件事是虚的且容易。城池收复后，既要征收租子又要请求减租，这件事是实的且困难。我认为现在正是实行此事的时机，不可错失。”郭公非常赞同，返回幕府邀请我一同请求，李公迅速发出文书。于是于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呈上，二十四日抵达京城。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们的请求。此前四月二十日，太常卿潘祖荫；二十三日，御史周寿昌接连上奏章谈论减赋之事，都交下部议而未获回复。六月三日回复奏章，请求苏州、松江、太仓减免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免十分之一。皇帝下诏再次听从。部里的文书到达后，我与郭公商议，苏州城完好无损之前，每年漕运七八十万石；苏州城残破之后，每年漕运转为一百二十万石，势必不可行，只会滋生各种弊端，应当请求再减免一成。早晚向李公陈述，李公答应，嘱咐起草文稿。文稿写成后寄给曾公，他也答应，尚未发出。一天，曾公忽然拿着我的文稿行文给司道会议，意在迅速实行。起初郭公撰写详文时，没有会衔某公，同事秦缃业说：“口舌之争从此开始了。”某公果然非常愤怒。至此郭公已调离，于是某公欣然将此作为自己的责任，想要完全推翻原议，共有七件事：一、常州、镇江不要减免，请求收回成命；一、苏州、松江、太仓不要再减免；一、五升以下的定额不要减免；一、减免银两另定比例，不要援引灾荒缓征的旧案；一、常州、镇江一体减免银两；一、科则全部恢复旧制，不要更改；一、减免比例酌情使用等差，不要普遍减免三分之一。先以红色禀帖向曾、李二公陈述，都不允许，于是压着详文不上报达数月。而李公统兵逼近苏州城，城池早晚就要攻下，我已辞别李公离开幕府，想起吴云的话，先后三次写信，请求直接上奏不要等待。司道详文李公于是嘱咐幕府钱恩棨缮写完成并发出。某公从上海到苏州，极力争辩，急切要求必须答应，才回去。于是所谓的一成十数万石，永远留在了江苏。而其他六件事尚不允许，积压数月，某公固执不已。李公嬉笑怒骂，开导劝说万般，他都不为所动，详文也几乎不上报。过了一年，李公命令某公赴省城谒见曾公决定此事。曾公也曲从他的意见，只驳去常州、镇江不减免这一条，其余都如某公所指。详文于是上疏，疏稿即出自他的手。李公因为疏中酌定等差一节，词不达意，仍然截取我之前的文稿修改后上报。不久，曾公督师河南，李公署理总督，某公代理江苏巡抚了。随即得到部里批复不准减免银两，但驳斥漕项的言辞重，驳斥地丁的言辞轻，按法律可以更改，请求之余，我在减赋之外，又以清丈、津贴两件事与某公长期抵触。李公在金陵，因为同郡殷兆镛阁学疏请免除厘金的言语侵犯了他，迁怒于苏州士绅，有后话，估计写信没有益处。同县潘曾玮多次在某公面前争辩，他不听。减赋的案件于是定案。清丈是我所主张的，《校邠庐抗议》中有绘制地图的方法。某公看到后认为很好，请求李公行文让我丈量川沙田地，未过半，某公忽然请求罢免。李公愕然，行文让我斟酌进退，我也不能理解，详见致李公的信中。回来后，一位幕友说：某公常听说民间有隐匿田产的说法，想要清丈来揭发。清丈者，是想求得田地增多罢了。现在听说丈量的结果反而减少，所以罢免了。

译起初，我前往川沙任职时，某公给我上海县的弓，推测它与苏州的弓相同，用它来丈量田地，通常比原来上报的田亩数稍少一些。我提议采用朱熹条奏《经界状》中所谓的“通县均纽”，以及顾亭林《日知录》中所谓的“一境通摊”的方法，将少出的田亩数平均分摊到全县的田地中，在实行减赋时，尤其能消除痕迹，使人毫无察觉。某公却大为惊恐，先后两次上详文斥责此举严重违背民意，大概是因为他不曾读过朱熹和顾亭林的著作。某公于是说上海的弓不可用，广泛寻求其他的弓，下属官吏中迎合他的人，有人进献了华亭县烙印的旧弓，计算下来十亩田可以得到十一亩，某公便大喜过望。凡是州县申请使用弓的，都改发给华亭弓。我对此产生怀疑，告知李公，请示朝廷指示，朝廷的弓送到后，竟然与华亭弓相符。当时某公已代理巡抚职务，更加大喜，发文通令各道遵照朝廷的样式执行，我更加怀疑，于是详细考证《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及户部则例，都记载朝廷的尺度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是正例。江苏等省旧有的田亩准用本地旧弓，不使用朝廷的弓，只有新增赋税的田亩才使用朝廷的弓，这是变例。又查阅长洲、元两县残存的鱼鳞册积数，都使用六归法，以六尺为一步，与朝廷规定的五尺为一步明显不同，这更是确凿的证据，这才恍然大悟，朝廷的弓和华亭弓都没有错，而是用朝廷的弓丈量旧有的田亩才是误会。三县即将进行清丈，于是我上详文并致信三县的县令，长洲、元两县于是改作六尺弓。某公听说后很不高兴，吴县不敢更改，也没有最终进行清丈。后来太仓用藩司的弓清丈完毕，多出田亩数万亩，整个州城大为哗然，于是商议分摊减轻各田的赋税以符合原来的额度，大吏打算听从，官员和绅士来问我，我说：“分摊重税则不会驳斥，分摊轻税则必然驳斥，不如采用申算的方法。”官员和绅士赞同。当时某公已因丁忧离职，大家说：“如果某公还在，太仓就要加赋了。”然而各县使用某公发放的步弓依旧，不丈量田地而胥吏已经借此向百姓勒索，百姓深受其苦。六年夏天，丁日昌方伯到任，才开始会同同人呈请申明旧例，也没有实行。同治十年，曾公在苏州阅兵，我才向他陈述此事，曾公会商中丞南皮张公、之万公后，尤其明了，于是咨文上报朝廷，朝廷大臣回复说应当专门上奏，最终未能定案。

关于津贴的事，起初在道光丁未年，沔阳陆建瀛公巡抚江苏，推行海运议，因为河运停减的银米充公，而水运经费取自州县，当时我因母丧在家，承蒙陆公延请访问，我说：“将河运费移作海运费，这是正道。”陆公说：“你的话确实如此，但海运只是试行罢了。明年就要恢复河运，今年由重变轻，明年由轻变重，难以等到河运果然废除，必定如你所说，我无法反驳你。”不久浙江实行海运，正如我所说的，江苏却因循拖延了十多年。减赋之初，我以此在各位公卿面前大声疾呼，某公也附和。我认为这早已在改正之列了。一天，吴艾生观察从浙江来拜访我说：“最近听到某公说，今年商议大小户均赋，每石津贴运费一千文，杂费一千文，希望各位助我，意志很坚决。这是要奉旨浮收勒折了，这是家乡的大事，你不说，谁该说呢？”当时减赋的事已经大体确定，我因为某公的缘故，与李公约好绝口不提漕运的事，于是邀请潘遵祁太史、顾文彬廉访四人共同致信减赋局员陈庆溥观察，信中有“奏加津贴秕政流毒”等句，言辞颇为刻薄真挚。陈君将信示给同僚，某公听说后索要得到，大怒来到我家，气势汹汹如山，说并没有奏请加津贴的事。我回答说：“那么‘秕政流毒’等语，您不接受，说是我误听也可以。”某公又说：“苏漕将漕项粜变各银作为海运费，实在不足，加上赡军田的利息才够，屡次请求宫保不答应，所以有取自州县的说法。”我说：“果然是为了这一件事吗？这确实是我该负责的。”第二天，李公来，大概是听说我与某公不和，想要排解。我详细陈述了始末，并且请求使用田息，李公坦然答应另奏。于是删除了津贴的提议，从而成就了后来的局面。某公代理巡抚时甄别陈君及吴观察的女婿某人去官，知道此事的人为他们感到冤屈。这一年，某公于是实行均赋法，当众宣布，每石在时价外加八百文。等到确定数额的日子，时价每石三千二百文，漕价每石四千五百文。第二年，某公因丁忧离职，随即自缢。中丞郭柏荫公、方伯王大经公主持漕议，米价减二千二百文，漕价四千二百文，于是与不删除津贴等同了。传曰：“制定法度如果过于宽缓，其弊端尚且是贪婪；制定法度如果贪婪，弊端将如何呢？”令人感慨。

减赋既定，大家都说租税用来供给赋税，减赋自然应该减租。这年秋天议定，每亩一石以内的正数减为九七折，一石以外的零数五折，仍然不得超过一石二斗，这是减赋的终结之事。这件事，做得好的是曾、李两位公做的，做得不好的是某公做的，有人认为是我做的。有左右之力的人听说后，我内心特别惭愧，所以详细叙述始末，以表明我在这件事上心力交瘁，最终无功，有遗憾而不能校出疏文中脱漏的八字，这是更大的遗憾。有人说这其中有天意，这不是我敢用来自我辩解的。由我看来，常镇三十年来

译也都年年办理灾荒救济，战乱之后怎么能转而办理全部的漕粮？减少一成也是适宜的。只是米既已减少，银两就可以不减免。此外，苏州、松江、太仓、嘉兴、湖州这五个郡，应当再请求确定一亩地的税额，米不超过一斗，银不超过一钱，这才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办法。希望以此告知天下后世关心民事的人。

译核定钱漕科则疏

江苏巡抚丁日昌

我私下认为，州县官员是亲近百姓的官职，必须做到一言一行都让百姓共同看见听见，内外之间没有隔阂，恩泽才能得以宣布。江苏省田地赋税等级多达二百多种，田主只知道田亩的多少，不知道赋税等级的轻重，每当征收土地税和漕粮时，书吏和差役便借此作为牟利的途径。又因农户缴纳银两和米粮，所依赖的是卖谷卖丝，往往用所得的洋银或铜钱零星缴入官库，书吏和差役暗中掌握着权柄，洋银可以压低估价，银价可以抬高，而且在正税之外，还可以勒索串票费。百姓的财富有限，书吏和差役的贪欲无穷，种种弊端实在难以一一列举。臣去年在江苏布政使任内，曾经通令各厅州县，在易知由单之外刊刻简明告示，注明某区某图的赋税等级是几等，每银一两折合铜钱多少，每米一石附带损耗几斗，不准淋尖踢斛，洋钱每元当时市价多少，其册串纸张、书役卒饭等费用一并注明，由官府发给，不准丝毫勒索。如果在告示未记载之处额外勒索分文，允许百姓控告。在开征前数日将告示张贴于城乡，使愚夫愚妇一目了然，书吏和差役不能上下其手，并命令将告示样式通报查考，这确实足以杜绝弊端而禁止欺瞒。所以上年收成虽然并非都丰收，但完税数目尚称踊跃。本年上忙开征，我访闻各厅县张贴前项告示的固然很多，但隐藏告示不贴的也不少，都是因为这项告示一旦到处张贴，书吏和差役就无法施展额外勒索的手段，所以从中阻挠，州县官员不免被他们迷惑。经臣督促江苏布政使严令各州县遵照执行，并一面严查，如果是暂时疏忽，先行记过，倘若故意玩忽误事，即分别撤职参奏。仍担心各州县开始时勤勉最终懈怠，日久生厌，因此恳请圣上慈悲，俯念这项简明告示是为了杜绝额外勒索起见，准许臣通令江苏省各厅州县，此后永远作为定例，这样偏远乡村的百姓才能长久承受圣上的仁德，而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胥吏就无法从中饱私囊了。

江宁垦熟田地酌减科则疏

两江总督李宗羲

我私下查考，江宁府所属七县的田地，自从战乱之后，赋税等级已无从查考。在同治七年，经前任总督曾国藩仿照安徽省章程，无论民田、卫田的丁税和漕粮，都酌情确定数额，仍分上下忙折征铜钱，将一半提归司库，另一半买米起运。奏请蒙获批准，历年以来均经奏明照此办理在案。多次接到部文催办开征，屡次檄令布政使严令府县，先将熟田分造区图册籍，开征丁税和漕粮，体察情形议定详文后上报。现在据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署理江安督粮道薛书常会衔详称：江宁府所属各县的赋役全书均已毁失，先前曾详请咨部颁发，也已霉烂无存。只有嘉庆年间重订的《江宁府志》赋役一门，载明七属田地山荡征收银米的各种额数，尚可依据查验派征。地税和漕粮银米各款，则有部颁道光二十七年的奏销册可以作为凭证。查《江宁府志》内记载，民田上元县十二则，江宁县十则，句容县七则，江浦县十四则六合县四则，溧水县八则，高淳县六则；卫田上元县三十二则江宁县三十七则，句容县七则，江浦县四十则，六合县三十四则。究竟哪一等级的田地有多少，征收银米多少，并未详细记载。各县追溯旧志，询问老民老吏，百计探寻。只有句容县田地山荡各自为一则，还容易分辨。此外各县民田大小赋税等级不等，一区一图之中，也分几则，某田某地属于哪一等则，无法完全知晓。即使询问原业主，也不能完全知道。又上元、江宁、句容、江浦、六合五县都有屯田夹杂在民田之内，赋税等级与民田不同，大致是米多银少。除去屯田最多的六合县和最少的句容县，屯田尚能区分，可以各归各则征收。其余上元、江宁等县，实在都是民屯错杂，无法辨认。屯田是津贴运丁的世产，条例禁止典卖，然而私下授受，随处都有，自知违例，大多隐瞒。乾隆、嘉庆年间历次清理，终究未能查实。战乱之后物是人非，更难根究。按其赋税等级银米合计，与民田相当，何田为民田，何田为屯田，既然难以确指，自然应当仿照民田民地银米一则征收，以归于统一而杜绝规避。只是现在据该府县转据耆老绅民禀报：开垦荒田完缴抵征，实在已经尽力。今闻开办丁税漕粮银米并纳，不胜惶恐。实在因为今日情形大非昔比，从前人物富庶，从事农业的家庭父子相承，无不尽力于农田，赋额虽然重，不敢有异议。现在本地农民不多，招人代种工本加倍，而且荒芜已久，失于培壅，收获不及从前的一半。如果仍照旧制，那么完粮恐怕未垦之田无人敢领，已垦之田又将要复荒。听说苏州属县平定后，即经奏请减免额漕，江宁属县被兵灾时间最久，凋敝情形较苏州更重，恳请一视同仁，或者酌情减少赋税等级，或者普遍减少赋税额

译上述情况，已多次详细禀报。

译我查阅上元、江宁、句容等县的垦熟田地，按照原定额数仅超过五成，溧水县则不足五成，六合县熟田最多，也仅有六成半。其原因在于田地多而人口少，赋税重而利息微薄，即使遇到丰收之年，每亩所收的租籽，除缴纳正赋之外，仅剩余数斗，倘若遇到水旱灾害，竟然没有颗粒剩余。如果不酌情减轻赋税标准，不仅催征困难，恐怕业主无利可图，将其抛弃，荒田无人愿意开垦，而熟田反而将再次荒芜。国家的赋税定额是固定的，原本不敢轻易提议更改减少，然而与其照旧征收而民力不足，徒然从事追逼呼喝，不如酌情减轻，使百姓容易缴纳，反而能收到实际效果。现在与该府县反复商议，所有垦熟的田地，分别肥瘠，定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拟请将上元、江宁、六合、溧水四县最重的上等赋税标准减少一至两成，句容县赋税定额最多，赋税标准尤其重，地方贫瘠困苦，拟请将上等赋税酌情减少两成半。江浦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遭受战乱时间又久，拟请将上等赋税减少两成半，中等赋税减少两成，下等赋税减少一成。其余草场及各县下等田地完纳数额较轻者，全部仍按旧例，无需核减。又高县向来征收折色银两，核算其赋税标准比其他县为轻，无需改减。只是该县大粮田地原本是按六升六合起征，前明因固城湖淹没，田粮加派到高县，所以有八升六合起征的，有八升起征的，有六升六合加一勺零起征的，县志记载可查。该县农民赔纳至今，不堪其累。查考浮粮条例允许请求豁免，自然应将此加摊的二斗一升四合及一勺零的浮粮准予豁免，全境田地一律按六升六合起征，仍征收折色，以广布皇恩而解救百姓困苦。此后七县新垦成熟的田地，全部按照此次减定的赋税标准分别征收，似乎比普遍减少赋税定额更为核实等情况，详细请示具奏前来。我们查考江宁府属遭受战乱十三年，受灾最深，同治三年收复后豁免钱粮三年，深受皇恩，也比其他地方更为深厚。百姓缴纳正赋，具有天良，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怎敢轻易请求商议减少。我们权衡收支各项，下顾民生，更应上筹国家赋税，也断不敢轻易提议变更，只是参酌时势，广泛访求民意，仰体圣朝爱民之意。仔细核算从前原收的数额，查考江宁各属原额田地共六万三千九百二十二顷八十余亩，征收银二十九万三千五百三十七两有余，米豆一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七石有余。各县现在垦熟的田地共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三顷四十一余亩，按原标准应征收银一十七万二千七百九十七两有余，米豆九万三千五百一十三石有余。现在就按该司等所拟酌情减定的赋税标准计算，应征熟田银一十四万二千七百九十六两有余，米豆七万六千八百八十二石有余。通盘核算，垦熟田地占原额仅达十成中的五成，而减成后的征收数额则较原额尚有五成。只是因为所征收的熟田以上等居多，其没有避重就轻的情况可知。至于所减赋税标准少征的银米，仅占原额十分中的一分五厘有余，对正赋没有大亏损，而百姓受益无穷。不仅目前催征不至于棘手，此后农民闻风归耕，或许荒田逐渐开垦，赋税定额日益增加，实在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益处。可否恳请天恩俯准敕令户部核覆施行。

拟请援例减漕疏 光绪三年

沈葆桢 吴元炳

据查江宁府属熟地恳请减则征收一案，多次经前任督臣李宗义等奏陈，均被户部议驳。随后署理督臣刘坤一会同臣吴元炳呼吁请求暂减三年，户部议定光绪元年丁漕准予减征二年，按元年的减征数额酌情减半，三年查照原定赋税标准征收等因，当时已经转行饬令遵行在案。臣沈葆桢到任后，因为各属荒田严催未垦，而江宁府属反而多有开垦后又荒芜的，乍听之下不胜疑惑，反复访求，都说江宁赋税之重仅次于苏松，而土地贫瘠等同于徐海，让十余年废耕的土地责成数百里幸存的百姓，倘若钱漕照额征收，恐怕年复一年，流亡增多而荒芜更甚。随即据前两广督臣邓廷桢之孙优等贡生邓嘉缉禀称，祖遗田地二百四十多亩，无法招佃，情愿充公，言之甚为痛心。臣派员实地勘察，有佃户承佃耕种的尚有一百七十多亩，抛荒的仅七十多亩。原因是担心年成不好，佃户继续逃跑，垫付完赋税既苦于缺乏资金，积欠的赋税可胜负疚。以累代簪缨的家族，尚且因无力赔赋，弃之如遗，那么穷苦百姓困于追逼呼喝，何堪设想。国家大利在于农业，如果不培植其根本，恐怕安抚百姓和催征赋税二者均无从下手。藩司孙衣言到任时，正值上忙奏销之际，多次通盘筹划，认为利农必在劝垦，而不减漕，则无以利农。现在据其详细禀称，从前江宁府属权办抵征上等田，每亩征钱二百五十文，下等田

译每亩征收钱一百三十文，数额非常低廉，按理应当争先开垦，趋之若鹜，然而急切寻求开垦者，响应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实在是因为战乱之后，乡民自种自食，每户不过十几亩地罢了，剩余的土地招募外来客民耕种，给予他们资本，应募者来自江北，水土气候不同，加之性格强悍难以驯服，耗费资金多而缴纳租税少。大约从前每亩收米一石的，现在只收稻子一百斤或七八十斤，碾成米不足四斗，稍加催逼就卷铺盖逃跑，牛具和田租都化为乌有，而田地已经上报为熟田，赋税无法减免，办理抵征时的弊端已经如此。如今又恢复丁漕原额，总计上等田每亩须完纳钱四五百文，比起抵征的数额几乎翻倍，农民安守祖业，放弃田地则无法生存，守着田地又不足以偿还赋税，善良懦弱的人放下农具，狡猾奸诈的人揭竿而起。上年六合闹漕，虽然借口屯米，实则企图普遍减免。户部的职责在于充实国家财政，原本难以轻易提议变更。但是充实国家财政必须先使百姓富裕，一定要让战火后的幸存者全部缴纳太平年间的赋税，情理上不忍心，实际上也难以推行，万一另生事端，私下担心损失更大。目前虽然遵照户部议定，上忙勉强开始征收，现在已到六月，各州县上报解送的钱粮不前，加上大旱持续几十天，蝗虫遮蔽田野，近来幸好得到充沛雨水，插秧已经迟了，所应当及早熟筹谋，预先杜绝后患。因此想到地丁这一项，不敢再请求减征，只有援引同治二年恩免苏州、松江、太仓三属虚粮的先例，将江宁府一属，除了高淳、溧水二县向来缴纳折色不计外，其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定额征收的漕粮等米一律减免十分之三。查核该县田地荒熟合并计算，应征原额漕屯兵等米共十五万五千四百八十九石有余，以十分之三核算，减米四万六千四百六十六石有余。就现在开征的熟田计算，应征原额漕粮等米九万二千九百余石有余，共请求减免三成米二万七千八百九十八石有余，尚应征熟田米六万五千零九十七石有余。将来陆续开垦的熟田，也照此科征，不再加重。百姓都有良心，有幸沐浴皇恩优厚如此，断没有不踊跃乐输的。有田之家既然得到田地的盈余，岂肯轻易放弃产业？无田之民不畏惧田地的赔累，更应当竞相趋向耕种。十余年后，民间增加数十万亩熟田，国家即增加数十万正赋等情，详细请求具奏前来。臣等伏查漕粮关系到正供，不容轻易议论增减。苏州、松江等属同治二年蠲免十分之三，这是破格的恩惠，哪里是寻常所应当援引先例的？然而江宁府属沦陷的时间，比苏州、松江更长，遭受荼毒的残酷，甚于苏州、松江，田地贫瘠而遗留的百姓稀少，更无从与苏州、松江比较。同是朝廷的赤子，何忍心听任那些刚刚安居的人导致流亡？苏州、松江、太仓减米五十四万余石之多，是前古未有的隆厚施恩，所以巩固万世无疆的皇位。现在在江宁府属再减米二万七千余石，仅仅达到苏州、松江、太仓的二十分之一，对国家财政似乎没有大损，而圣主如伤之隐痛，周遍旁徨，合乎人情。为田一树，百获者哪里可以数计？只是前此所请求减免的，有二成半、二成、一成半的区别。现在则统一减免三成，似乎期望侥幸过甚。然而前次米粮一律请求减免，现在不减银而减米，权衡起来不甚悬殊。我国家列圣相承，都以爱民为本。幸逢皇太后、皇上勤求民隐，屡次颁布温诏。父老捧诵诏书，无不感激涕零，奔走相告。臣等不能奉行宣扬德意，使土地没有遗利，家家有余粮，绝无致富的谋略，只有乞恩的奏疏。扪心自问清夜，何地自容？然而实出于智尽能索的苦衷，不敢蹈钓誉沽名的陋习。惟有吁恳鸿慈，逾格特旨批准，照苏州、松江、太仓成案，核减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漕米一成，使百姓不以纳税为畏途，而以垦荒为利源。臣等不胜感激屏营之至。除了饬令该五县按三成米石均匀摊派，哪则哪田减免若干，另行造具减则亩册分别备查咨报外，理合会同漕运总督臣文彬恭敬上奏沥陈。

译《代邑绅请减漕项银两禀稿》，出自《环溪文集》，作者周保珪。

我们私下认为，职等籍贯隶属江苏嘉定、宝山两县。同治二年之前，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大学士与前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奏请减免苏、松、太三属的漕粮额度，经户部议奏，统一按照原额减去三分之一。六月初三日奉皇帝谕旨：“着曾国藩、李鸿章按照户部酌情减去的比例，各按上、中、下赋税等级一体分别议减，以显示公平合理。”等因，钦此。随后经总督、巡抚命令布政使司查核减免，前任苏州布政使刘郇膏起初有“轻则不减”的提议，当时总督曾国藩主张普遍减免，最终因布政使坚持前议，酌定五升以下的轻则不予减免，奏准照办。因此苏、松、太三属的各厅州县都按等级递减，而嘉定、宝山两县因为全境田亩征收的米都在五升以下，唯独未能参与减免。后来因为沿海地区土地大多贫瘠，酌情给予优惠减免，所以常熟、昭文、华亭、奉贤、金山、南汇、川沙、太仓、镇海等各厅州县在按等级递减之外，再加以核减，而嘉定、宝山两县素来被称为沿海最贫瘠的地区，因为业已列入轻则不减的范围，仍然未能参与减免。至于常熟、镇海两属，总督、巡抚原奏称旧额本来较轻，无需议减，随后经户部议奏准统一减免十分之一，所以该两属内每亩原额轻至三合零的，也能普遍减免，而嘉定、宝山两县每亩二升七合零的，又因为苏、松、太轻则不减与常熟、镇海分别办理，仍然未能参与减免。统计江苏五府州减免漕粮的案件中，唯独这两县未减分毫，这就是说即使科则果真较轻，也已觉得特别委屈，何况米少银多，名义上轻实际上重，并非苏、松、太各属的轻则所能比拟的。因为嘉定、宝山土地不产米，自从前明万历年以来，漕粮向来缴纳折色，历经本朝减免，改入地丁银，如今额征条编银内有漕折银，嘉定为二万四千二百余两，宝山为二万二千二百余两，这虽然归入地丁一并征收，但实为漕粮正款。漕粮既然缴纳折色，那么与地丁一并加征扛银，应当不再另有漕项，而嘉定、宝山向来编派苏州、太仓、镇海三卫军储等钱，加上白粮经费，共解送苏州粮道银，嘉定一万余两，宝山九千余量，这其中已经代为包揽邻邑的漕项了，而且还有跨属加派的漕项。顺治十一年，江安粮道御史傅作霖因为江宁等地行月粮折价不足，议定在折漕州县加派，因而派及苏州粮道所辖的嘉定，骤然加派漕项银五万三千余两，经御史冯班等人参劾，奉旨命该部严察具奏。经户部议定核减，尚留加派银二万数千两。雍四年分设宝山一县，按额均编。如今额征条编银内，有解送江安粮道加漕银，嘉定一万三千余量，宝山一万二千余两。这虽然不是漕粮改折的正款，但实为折漕加派的钱粮。兼有这两项，总计嘉定、宝山额征地丁漕项以外，每县各加折加派银三万数千两。这都是其他州县所没有的，所以苏、松、太各属地漕银，每平米一石，最重的派至三钱六分零，唯独嘉定、宝山派至四钱五分零，这就是明证。折漕之后，只有白粮应完本色。乾隆二年以白粮的一半改征漕粮，后来合并耗赠漕项及各项米石，共现征收米，嘉定一万七千余石，宝山一万四千余量，都是民折官办。按亩计算，三斗田应征米二升七合一勺零。这是漕折所剩的余粮，并非全漕实征的科则。以改折加派三万数千两的银，合现征一万数千石的米计算，实与常熟、镇海的轻则悬殊，而与苏州、松江的重则无异。然而当时仅据现征米数，一概归入五升以下的轻则，这是没有考察折漕的本末了。漕粮的本折，视乎米的有无，而无关于赋税的轻重。嘉定、宝山的米不是土产，当前明未经改折以前，百姓困于漕粮，大半逃亡，几乎导致废县，所以不得已而征收折色。并非数百年来独享其利，而一朝可以偏私吝惜其恩惠。

伏查雍正三年、乾隆二年两次诏免苏、松浮粮，嘉定、宝山都在漕折项下一体蒙恩减免。又乾隆三十一年皇帝谕旨：“前经降旨将各省漕粮分年普遍免除一次，但听说漕粮款内有例征折色及民户纳银由官府办理漕粮的，虽然征收银米不同，其为按田起漕的条例则一。着再谕办漕各省州县内征收折色的，一体概予蠲免等因。”钦此。我朝历代圣君相承，勤恤民隐之意，大概就是这样深切。即使同治二年减漕原案，户部议定固然说统一按原额减三分之一了，钦奉皇帝谕旨固然说一体议减了。诚因兵燹凋残之后，必须加施休养生息之恩。当日两宫皇太后及穆宗皇帝怜悯疮痍，有一夫不得其所之心，又就是这样公正而广博。然而平均的恩惠出自天恩，而轻重的见解固执于议事的官员，又舍弃银两而论米，甚至混淆重则为轻则，于是使海边偏隅同居高厚之中，唯独抱憾于生成。这就是嘉定、宝山两县的百姓彷徨抑郁而急于向朝廷呼吁的原因。只是款项系正供，事情已经奏定，

译假如劫掠百姓的积蓄，民力尚能支撑，我等世代蒙受国家恩德，又怎敢因为区区两个县邑的私利，就贸然惊动圣听？然而自平定寇乱以来，已经十多年了，田土中的荒芜之地尚未完全开垦，民间百姓的生计反而更加艰难。一亩农田的收入，上等田不过两千文钱，下等田不过一千文钱，而每年条银和漕粮折算成钱缴纳，每亩必定要四百三四十文，积蓄的资金日益困乏。租佃方面年年拖欠累积，客籍农户又往往逃亡，加上本地特产木棉连续遭遇灾荒歉收，从前价值二三十千文的田亩，如今每亩价值十千文还求售而无人应承。历年荒田新垦，地方官上报熟田开始征税的，现在熟田有的又复归荒芜，赔偿补交钱粮，想要开垦却无力承担。像这样窘迫的情形，估计只有仰求朝廷恩赐，才能缓解积久的困顿并培养元气。如果再拖延隐忍，不仅无法抒发草野百姓失望无助的隐痛，也不是彰显朝廷一视同仁仁爱的做法。

臣等私下考虑，嘉定、宝山两县折算后剩余的漕粮，比起苏州、松江各属数量本来较少，这是不敢请求减免的。那些折算漕粮编入地丁税的，实质是漕粮而名义是丁税，这又是可以请求减免而不敢贸然请求减免的。只有顺治年间江安道加派的漕粮这一项，现在嘉定实际征收银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二两六钱一分三厘，宝山实际征收银一万二千五十八两三钱七分六厘，这本来不是原额正供，应当可以乞求恩准免除。虽然同治四年、光绪元年两次改拨苏州属旧解往江安的漕粮款项，已将这项全部归入江苏省司道衙门抵充海运经费，但在光绪元年督抚奏请加运费的折子内，原本请求在司道各库漕务款项中酌情提取，户部议定在改拨抵充之外，也一并准许拨用漕务中未提取的款项。既然漕款还有未提取的，那么这项并非难以筹补，而且臣等不敢期望减少定额内的税收，只是请求裁减额外加派的税收，似乎对政体民生都有裨益。

如果蒙受圣上慈爱垂察，俯念江苏太仓州所属嘉定、宝山两县漕粮名义上轻而实际上重，唯独在五府州普遍减免的案子里没有减免到，准许将旧解往江安道库的加派漕粮这一项，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核议免除，或者另行酌情筹划体恤，以符合同治二年一体议减的谕旨，两县百姓将非常幸运。

译适逢上奏关于酌情减免嘉定、宝山两县漕米的疏文

吴元炳 谭钧培

我们私下接到户部咨文，光绪五年九月十八日内阁奉上的圣谕说：都察院上奏，编修廖寿丰等人派遣代表，因为本籍地的漕粮没有普遍减免，呈请代为呼吁永久免除加征的漕银。据称江苏嘉定、宝山两县，因为赋税定额较轻，在办理减免漕粮的案件中没有减免分毫，而统计应当解缴的漕银实际上是名目轻而实质重，民力枯竭，请求命令将应当解缴给江安道库的加漕一项核议免除，或者另外筹画体恤的办法等语。江苏普遍减免漕粮这一案件，出自特别的恩赐，为什么嘉定、宝山两县没有议定减免？这两县的漕米加上各项漕银，在赋税定额的轻重上与各县究竟如何？道库加漕这一项能否宽免？应当如何另外筹画体恤的办法？命令沈葆桢、吴元炳斟酌情况上奏说明办理，务必保证国家赋税不受妨碍，而民力不至于拮据，才为恰当。钦此。抄录原奏原呈移送咨文核办等因。让我们看到圣主垂念民间疾苦，一视同仁的至意。我们无比感激，遵命立即转行司道查明详细办理。现在据代理苏州藩司许应鑅、苏松粮道王藻会合详文称：江苏同治初年查办减免赋税一案，经前任督抚臣请求将苏松太三属极重的浮粮大大核减，上中各则及沿海贫瘠地区的漕粮分别递减，优厚减免仍然不减五升以下的轻则，也不超出部议三分减一的范围。常镇两属则不分斗则轻重，普遍减免漕粮十分之一，其漕项地丁银先前已经奏请一并减免，部议没有核准。嘉定、宝山两县田亩因为本色科则中最重的，每亩只征收米二升七合有零，都在五升以下的轻则，当时已经汇入清单声明不减免漕银，因为并入地丁折征没有议及各自在案。现在该编修廖寿丰等人因为当时减免赋税案件中这两县独自没有沐浴皇恩，未免感到失意，请求将应当解缴给江粮道库的加漕一项核议宽免。经都察院上奏奉到圣谕命令议定遵查。原呈所称江道加漕银这一项，是因为顺治年间节省运军行月口粮改折不敷，奏明增加编派于高安东、兴化、泗州、嘉定等州，随后批准均派溧水一县。后来嘉定、宝山分县后，除了坍毁豁免减免外，各额编银一万二三千两不等，汇入条银征收解缴，早已凑抵不敷的沙船水脚及海运经费，款项有专柱待用，非常急迫。现在运费万分短缺，尚且节省浮滥，设法弥补，还担心不够。一旦减免前银，不仅与运务关系重大，即使同增的各县，恐怕难免纷纷藉口，并且与从前不减免条银的圣谕也大大相违背。因此这项加漕，万万不敢轻易议定宽免。至于漕折这一项，因为这两县地滨海疆，向来不产米，不能全部征收本色，所以将应当征收的漕粮每石折银七钱六分，归入地丁征收，始于前明万历年，沿袭至今，历次遇到恩旨与地丁一体扣减免除银一万数千两之多。现在嘉定仅征收此项折漕正银二万四千二百两有零，宝山仅征收此项折漕正银二万二千二百两有零，体恤实在已经周全。何况在减免赋税之际，这两县绅民先前漏未陈明，现在定案已经十余年，本来也不便轻易更改奏案。只是江苏减免赋税前案，实为千载一时的旷世大典，这两县只因为有此漕折，导致现在额定的本色科则较轻，未能与各县同样蒙受恩减，论情不免感到失意。并且查苏松太等属各县钱粮，每亩最上的科则征收银仅一钱稍零，而这两县因为漕折并入，每亩最上的科则须征收银一钱四分有零，本来较别县独多。以折银与额米合计其间也有在五升以上的科则，原呈所称名轻实重，似乎不为没有原因。加之这两县自战乱后，十室九空，承平虽然已有年，元气未能完全恢复。民为邦本，上全国计，尤其需要下恤民生。因此经该司道等反复筹商，认为加漕这一项既然难以议免，而现在所征本色科则已经轻，又不在定章应减之列，只有在无可调剂之中，谨遵圣谕，另外筹画体恤的办法。拟请求将这两县前项漕折银两，照原折银数额仍旧恢复本色，按亩验分加入现征米内，合计科则，如果在五升以上者，仿照常镇各属的案例，酌情减免米额十分之一；仍在五升以下者，不批准核减。所减的米将来统在现征本色米内扣除。因为原折每石仅科银七钱六分数额已经轻，不得援引苏松太等属三分减一为比照。例如这样办理，是所减仍然只在米，而不在银，与减免赋税原案及折漕本意似乎都相符。在各县既不致藉口，而京仓也尚无大碍。并且据声明，约计两县所减的米都是一千数百石，其白粮米石关系天庾玉粒，照例仍然与漕粮项下按数拨足起运。体恤孤寡米石为计授要需，也在南米内拨补。其余减缺米石，各就本款扣减

译（此前）无需另行筹补等情，经酌核后，由定议会详请奏报前来。臣等复查嘉定、宝山两县的田赋，既然据该司道等查明，漕银与漕米的合计税额也有在五升以上的等级，自然应当酌情予以减免。考虑到所征收的漕折，从前如果不是因为当地不产米，本应以实物米粮起征。因此，这项漕折原本就是漕米，所以“漕折”这一名目是苏松太各府县所没有的，唯独该两县才有。《赋役全书》中的附注记载清晰，确凿可考。况且银和米来源相同，如果抛开银两只论米粮，嘉定、宝山两县固然不应议减；但如果比较银米的总数，则变通处理尚可权宜行事。可否恳请天恩俯准，将该两县的漕折银数仍折算为实物米粮，核计入当前征收的米粮内，并核算税则：如果在五升以上，按照常州、镇江两府的惯例酌减十分之一；如果在五升以下，则无需核减，以顺应民心而广施皇恩。

译关于请求酌减漕米的奏疏

刘坤一、谭钧培

据查，镇江府所属的金坛县，因为荒废的田地尚未全部开垦恢复，连续多年上奏请求延期办理抵征（以钱代粮），屡次接到部里的咨文命令开征本色（实物粮食），都经过转行遵照办理在案。现在据署理苏州布政使许应鑅会同署理江安粮道德寿、江苏粮道王毓藻详细报告，根据金坛县绅士吴炳照等人呈报说：该县土地贫瘠、百姓贫穷，在全省首屈一指。粤逆（太平军）窜犯攻陷该城时，当地百姓坚决抵抗守卫了很久，遭受屠杀践踏，比其他地方尤为惨酷。肃清之后，人口凋敝，大约统计存活的男丁不足三万人，因此田地全部荒芜。屡次设法招徕开垦，而外来移民前来开垦的寥寥无几。收复已经十多年了，开垦的田地还不及一半。历年延期办理抵征，每亩只征收钱二百文，如果开办丁漕（人头税和漕粮），民力实在担心不够用。虽然镇江府属曾在减赋案件中奏准普遍减少一成，但新的漕米税额重的还有五升三合零，将钱和漕两项核算比较，抵征增加到一倍有余。查同属的溧阳县重则每亩四升六合起科，丹阳县重则三升四合起科，金坛县与它们土地相连，唯独科税最重，租金抵不过粮税，收入不够支出。外来移民就会避重就轻，势必迁徙他处；本地居民则计穷力竭，也逐渐流亡。招徕开垦和催缴赋税，两方面都束手无策。查江宁府属被兵祸较重，民力艰难，曾奏准减少漕额三成。丹徒县沙潮田地，过去肥沃现在贫瘠，在普遍减少一成之外，也曾奏蒙恩准继续减少。现在金坛一县，糜烂程度等同于江宁，贫瘠程度倍于沙潮。拟请比照丹阳、溧阳两县的科税标准，酌情居中核减，使不至于轻重相差悬殊，或许缴纳稍微容易些等情。经过该司道等命令该府县复查明确，援引丹徒县沙潮田准予减少的先例，请求将金坛县米额在前次普遍减少一成之外，比较丹阳、溧阳两县的科税标准，酌中核议，将五升三合二勺余的民地、荡田、寺田、学田三项以及四升四合余的民地，按照定额各减少十分之一分四厘，计算应减米五千七百六十余石，又闰月米三尺余，以便恢复征收，小民的困累稍微缓解，荒田逐渐开垦恢复等情，详细报告请求上奏前来。臣等伏查金坛县应征收的漕米，前在减赋案件中已奏蒙恩旨普遍减少一成，此时正商议开征，怎敢轻率请求再减？只是该县被兵祸之惨，实在与江宁府相同，而土地尤其著名贫瘠，至今休养十多年，人口百不及三，荒田开垦不及一半，连年延期办理抵征，也是事出无奈。然而抵征是权宜之计，终究不是长久之法。丁漕是维持正供的赋税，势难长久延缓。无奈该县新定的漕米税额较重，如果命令按税额开征，体察情形，实在难以做到。现在据该司道等共同酌议，详细报告请求再乞恩赐，核与丹徒县沙潮田减少剩余科税再请减收奏准的先例相符合。无不仰恳天恩批准，将金坛县减少后应征收的漕米五升三合余、四升四合余各则，按照定额各减少十分之一分四厘，以缓解民困而广施皇恩。如果蒙受允许，臣等即命令该县查照减定的科税标准，核算造册开办丁漕，一面查照科税等级派减米数各册，咨送户部核查。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二

户政九赋役下

遵查江西征收丁漕的奏疏

江西巡抚刘秉璋

据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四年正月十二日上谕：御史欧阳云奏请将江西省混入钱漕内的节寿陋规严饬革除一折等因，钦此。当时已经转行司道钦遵查办去后，现在据布政使李文敏、署理督粮道王嵩龄详细报告说：伏查江西丁漕未经改章以前，征收数额不一，地丁每两征收银一两七八钱，征收钱三千数百文，漕米每石折支钱七八千，或银七八两不等。这是因为州县办公的费用没有来源，捐摊的案件过多，不得不借助于民，刁顽的举人劣等的监生从而欺凌小民，包揽漕粮抗拒赋税，挟制官长，其弊端不可胜言，浮收有加无已，官民都陷入困境。沿袭多年，前任总督曾国藩目睹情形，力图补救，于同治元年先将江西奏派的州县捐摊各款奏请豁免，声明设法减少丁漕征收，另筹旧款，永远禁止捐摊。钦奉谕旨允准，一方面会同现任总督沈葆桢，前在江西巡抚任内督导命令前任藩司李桓确切核算妥善商议，裁减浮收。自同治元年开始，规定地丁每两连同耗羡征收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折收银一两九钱，广泛张贴告示，一律遵行。所征收的地丁除了完解正耗一两一钱外，另提取银一钱；漕米除了完解部价一两三钱外，另提取银二钱，作为本省各项实在需要的捐款。其地丁每两余银三钱，漩米每石余银四钱，分别酌情提取留存，作为司道府县办公的需要，明确规定限制，各有遵循。所有捐摊的各名目全部裁停，各项陋规一概禁革，官员没有赔累之苦，百姓感激薄赋之恩，刁顽的举人劣等的监生无法施展其伎俩，官民都感到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