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

译宗庙叙述大观的体制，附祭五世祖，议论的人认为不恰当，确实不如远取“别子为祖”的含义，近依程子“人本乎祖”的含义，奉祀始祖才是好的。而统祭四亲，中间奉祀始祖，又不如专设宗庙奉祀，合乎百世不迁的含义，并且使家族有所统领而不涣散。《王制》说：“大夫三座庙，一座昭庙一座穆庙，加上太祖的庙共三座”，大夫得以奉祀始祖，这是明显的证据。朱子不祭祀，说“怀疑是僭越”，有人说他寄居在福建，家族在婺源，所以不祭祀。程子则有“夺宗”的说法，认为自己的官法得以立庙。国朝会典，品官都祭祀高、曾、祖、父四世，而士大夫的家族多有始祖祠堂，法令也不再禁止。程方望溪侍郎说：“人情所安，不可强行抑制。”这是对的。我的祖先自明永乐初年改姓居住在桐城，到现在十八代，而没有合食的宗庙，赡养家族的田产。先父常常为此慨叹。乙未年，树华从汝南乞养归来，树章经营义庄，粗略有了头绪，思念先父的志向，于是购买城西的土地，再筹集资金，庇护财产兴工建造，经过十六年才完工。前堂奉祀一世祖文学府君，而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祖从祀；后堂奉祀六世祖太仆府君，而七世八世祖从祀；九世以下，仿照鄞县桓溪全氏、我们家乡麻溪吴氏祠堂的条例，凡是贤而有德、能而有功、贵而有爵、才有文者从祀。始迁之祖，始为卿大夫之祖，礼仪上可以不祧，专祀本来适宜。有其他先祖从祀，礼仪可以因义而兴起。况且古代九命，现在九品，有人说元士视同附庸，古代自附庸即得立五庙；有人说九品相当于古代的一命，古代一命现在九品，都得以立庙。太仆公以下得有庙的人众多了，而现在都汇聚在一堂。杨文定公说过这样的话。与古人规模简略相比，那么即使祭祀到远祖，本来没有兼于越分。咸丰壬子年仲春初，将举行祭祀，从此每年以二仲之月行礼，以三献，行以一跪三叩，恭敬遵循祭礼，不敢有差错。至于少牢、特牲，不特别杀牲等，俎鉶敦笾豆的数量，隆杀必视爵禄，则采纳李文贞公、朱文端公、李穆堂侍郎等人的议论，定以有禄于朝者主祭，执爵祭奠，庶几子子孙孙更迭以其禄位主持这祭祀。树华、树章德薄，害怕不足以自致其诚敬，只希望义必依于古而宜于今，后人能恪守它，那么在敬祖收族之道上，或许还有什一之存。与树华谨记。

译谨查《大清通礼》中关于家祭吉礼的规定，主人应穿朝服，担任执事工作的子弟应穿盛装。如今规定，凡处于丧服期的人不参与祭祀，参与祭祀的人都穿吉服，穿靴，夏秋季节戴纬帽。

《通礼》规定，家祭以及时节荐新、朔望献茶，都实行一跪三叩的礼节，不行揖礼，不行四拜礼。四拜是沿袭旧礼，如今不可行。

《通礼》规定家祭的日期，每年在春夏秋冬四个仲月选择吉日进行祭祀，这是为了祭祀四亲庙。如今祠堂祭祀始祖以下祖先，谨定在春秋两季的仲月朔日，严格遵守典礼恭敬地进行。

《通礼》规定，一品至三品官员用羊一头、猪一头，四品至七品官员用特杀的一头猪，八品以下官员用豚肩，不特杀。祭器方面，三品以上官员，每案用俎两个盛放牲体，鉶两个盛放羹汤，敦两个盛放饭食，笾六个盛放时令水果、饼饵、鱼腊、兽腊之类，豆六个盛放炙肉、肉酱、时令蔬菜之类。七品以上官员，用俎一个，鉶、敦各两个，笾、豆各四个。八品以下官员，用俎一个，鉶、敦各两个笾、豆各两个。礼节有等级差别，不得僭越，所以应当由有爵位的人主持祭祀。如今规定前堂、后堂、旅中，有爵位的人延景，各有一人主祭，一人赞礼，一人读祝，各两人分献，每案各安排两名子弟执事，其余众人按次序站立。主祭和分献的次序分层行礼。七品以上官员应用特杀猪一头，俎两个，鉶两个，敦四个，笾四个，豆四个；日后若有官至三品者，才用少牢。如果只是微官，就不特杀，必须严格遵守典礼，以昭示荐献的馨香。

《通礼》规定家祭，在祭祀前三天，主人及参与事务的人都斋戒。前一天，主人率领子弟穿盛装进入庙堂，清扫擦拭，设置供案、香炉灯架等器具，祝案设在香案西侧，尊爵案设在东序，盥洗盘设在东阶。宰杀牲畜，辨别祭器所盛之物。到了祭祀当天五更鼓响，主人穿朝服参与祭祀，执事者穿盛装进入庙堂。执事者在供案南面陈列香炉灯架，在东序案上陈列尊爵，在祝案上放置祝文，在盥洗盘中盛水，加上巾帕。天刚亮，子弟中年长的人盥洗后前往各室，在神位前跪下叩首一次，起身捧出神主，依次设置完毕。赞礼官站在堂东檐下，面向西。各位执事分别站在东西台阶上，相对而立。赞礼官唱“就位”。主人盥洗后走到中檐拜位站立，同族的人站在东西台阶上，都面向北。赞礼官唱“参神”。主人从堂左门进入，走到香案前跪下，两名执事者，一人捧着香盘，一人从尊中舀酒斟入爵中，走到主人左右跪下。左边进香，主人三次上香；右边进爵，主人将酒洒在地上，将爵放在案上，起身退出右门，回到拜位，与同族的人行一跪三叩礼。赞礼官唱“初献”，在案上荐献匕箸、醋酱，庖人分解牲体盛在俎上，执事者捧着升堂，分别荐献在供案上。主人走到案前，持爵者奉上爵，主人献爵后放在正中，跪下叩首后起身，分献者献完，退到拜位站立。赞礼官唱“读祭文”，主人跪下，同族的人都跪下。祝官走到祝案前跪下，读祭文说：“维某年月日，几世孙某恭敬地告诉某考某官府君、某妣某氏的灵位：时序流转，正值仲春仲秋，追念感怀岁时，不胜长久仰慕之情，谨以洁净的牲体、各种物品、谷物、甜酒，恭敬地荐献岁事，让某亲某氏等附祭，请享用。”读完起身，将祭文放回案上退下。主人以下的人叩首一次后起身。赞礼官唱“亚献”，庖人调和羹汤盛在鉶中，盛饭在敦中，荐献在案上以及腊肉、炙肉、肉酱。主人向各位神位的左边献爵。赞礼官唱“三献”，荐献饼饵、果蔬，主人向各位神位的右边献爵，分献者献祭都像初献的仪节。赞礼官唱“受嘏”，祝官取供案上的酒食，降到香案旁，主人走到香案前跪下，祝官代祖先向主人致福，主人尝酒尝食，将器具交还祝官，接着起身，主人叩首一次后起身，回到原位。赞礼官唱“送神”，主人以下的人行一跪三叩礼。赞礼官唱“望燎”，祝官拿着祝文从中门出去焚烧。主人退到东阶下躲避，众人都下台阶。主人走到焚烧位，焚烧完毕，参与祭祀的人出去。主人率领子弟将神主纳回，上香行礼，撤去祭器，传到宴饮器具中，清洗干净恭敬收藏，关门各自退下。中午时分，才进行餕食。

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有不便按次序站立、随同行礼的人，即使是赞礼、读祝、执事等人，也不能随同行礼。查会城大祭，设有纠仪一人，祭祀前行礼，然后排班，谨仿照其意，规定在捧出神主设置完毕、焚香献茶后，就先按次序站立行一跪三叩礼，各自退下。然后赞礼官唱“就位”，其后堂左室前祭祀贞烈节孝各位，后祭祀无嗣各位，谨定这天，前堂、后堂祭祀完毕后，父兄各一人，子弟各两人，分别前往致祭，跪下上香、奠爵、叩首起身，陈设俎、鉶、敦、笾、豆完毕，行一跪三叩礼，各自退下。

近世大族的家庙，有不给妇人制作神主的，有夫妇共用一个神主的。我们乡里众子分居，就仿照这种制度，考妣共用一个神主，不写神主而写神位，就是这样。查《谷梁传》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疏引麋信引卫次仲说：“宗庙神主都用栗木，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宽厚三寸。”《左传》昭公十八年疏引“作左主七寸，右主指父亲，左主指母亲。”汪中容甫《述学》妇人无主答问引《杂记》《丧服小记》：“如果妇人没有神主，妇人和妾依附在哪里？王母怎么能独自享受祭祀？”这是不为妇人制作

译祖先牌位，实在是不合礼制，绝对不能遵从。至于父亲和母亲共用一个牌位，虽然在古代没有确凿证据，但《仪礼·少牢馈食礼》中占卜选尸时命辞说：“孝孙某某，在丁亥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某，以某某妃配某某氏，以某某的某某为尸，请享用。”这是丈夫与妻子共同占卜选出一个尸。《周礼·司几筵》郑玄注说：“周礼虽然合葬以及同时停殡，都使用不同的几案和神位，实际上不在宗庙中共同受祭，但共用一个几案是因为精气相合。”孔颖达疏引《祭统》说：“铺设席子设置同几，是因为他们的精气相合。”参照同几同尸的礼制，父亲和母亲共用一个牌位，尚且符合道义。况且祠堂合食，不同于四亲之庙，现在恭敬地采用这种做法。

译我们家乡的吴氏祠堂，左边祭祀崇报，右边祭祀显扬，而有文才的人不参与祭祀。鄞县全氏祠堂，祭祀有德行、有爵位、有文才的人，而有功绩的人不参与祭祀。现在谨慎参酌确定，这四个方面并列：凡是沉潜于学问，亲身实践，表现出忠节孝悌行为的，称为贤而有德；凡是正途出身在京任职九品，在外任职八品以上，援引成例在京任职八品，在外任职知县、教职以上，武职都司以上以及封赠官职与其本人相同的，称为贵而有爵；凡是尽力保护祖先坟墓，捐资修缮族谱，捐出祭田、义田租谷三百石以上，或者白银一千两以上的，称为能而有功；凡是有经学、史学著作完成，子部书籍成书，诗文专集足以传世的，称为才而有文。都能作为主祭人，一体附祭。只有有爵位、有文才而没有德行的人，也不得祭祀。如果有原配、继配妻子的，遵循朱子的说法，都配享祭祀。

《会典》规定命妇因子孙受封加“太”字，受赠则不加。如果丈夫还在世，也不加“太”字。妇人不能以尊临丈夫的名义。姚姜坞先生笔记：“太皇太后升祔称皇后，正是这个道理。”世俗将府君、太君并称，大错特错。现在确定配称封号，没有封号的则采用邱文庄公的说法，也称孺人。

日前谈到刘学博玉麟所著的《经说略》，粗略地说了概况，恰好客人到来，来不及详细陈述。〇〇帚寓后不久收到您的信，殷切垂问。过去看到刘氏的说法，多从《说文》引申义出发，不是我浅陋所能完全理解的。只是士大夫的庙没有神主，辨析明白畅达，又可惜其实也未核实。《祭法》郑玄注说士大夫的庙没有神主，只有天子诸侯才立神主，古代制度确实如此。刘氏根据《祭法》“大夫三庙，适士二庙”，《曲礼》‘措之庙，立之主’，认为有庙就有神主。根据《士虞礼》‘男男尸，女女尸’，《特牲》《少牢礼》都有尸。《杂记》‘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认为有尸就有神主，这不是所谓的臆断吗？他根据《左氏传》‘孔悝反佑于西圃’，杜预注‘佑藏主石函’，许慎说：‘佑，宗庙主也。’认为这是大夫有神主的证据，不知道这只是末世的事情，其他经传没有可以证明的。他根据《公羊》何休注引《士虞记》，‘丧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谥之’，认为《士虞》士礼既然吉凶都有神主，这是士也有神主的证据，不知道何休注下面说‘盖为禘祫时别昭穆’，明确说明这条记载通说天子诸侯的礼仪，与士无关。古今损益很多，度数典章，时代越降制度越完备。后世庙都立神主，确实比古代好，但怎么能用后世的好来怀疑三代的制度呢？《惜抱轩集》有《答袁简斋》，引《曾子问》‘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聘礼》‘宾介所馆皆庙’，作为士大夫庙不设神主的证据，并且引《公羊》何休注及《左传》‘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做主’，杜预注说‘凡君者谓诸侯以上，不通于卿大夫’，证明何休、杜预都与郑玄意见相同，他的说法极为精当。您曾经感叹惜翁文章纯粹，经史深厚，世俗讥讽为空疏，实在荒谬啊！这个论述大概是先生酝酿精深，绝非炫耀博学以求美观的人所能同日而语的。

承蒙示下大作三篇，父卒为母服论及变葛辩，都很精当，只是毁庙论我私下认为不对。《士丧礼》说：‘卒哭，第二天按班次祔祭，这是祔庙的期限。’《谷梁传》说：‘做神主坏庙有时日在练祭的时候。’坏庙坏庙的方法，换屋檐也可以，改涂饰也可以，这是坏庙的期限。庙坏之后是否迁移，传中没有明文。郑康成、卢辩都认为坏庙就是迁庙，有练祭而迁庙的说法。服虔注《左氏传》，说特祀于神主在寝，三年丧毕，遇到烝尝则行祭于庙，见于《士虞礼》疏而不说迁庙在何时。杜预则认为三年丧毕才迁庙。杨士勋疏《谷梁》，也说坏庙在三年丧终。朱子根据迁庙礼，君臣都穿元服，怀疑迁在除丧之后。您因此说在练祭坏庙，不是迁庙；在三年迁庙，不是坏庙。我反复阅读迁庙礼而感叹：郑玄的说法不可非议。迁庙礼说：‘君升祝奉币，跟在左边，北面再拜，起身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币告于皇考某某侯成庙将徙，敢告。’到了新庙，祝奠币于几东，君和祝再拜，起身祝声三：‘曰孝嗣候某敢用嘉币告于皇考某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庙，敢告。’再拜，君就东箱西面，祝就西厢东面，如食顷，君反位，祝跟在左边，祝声三：‘曰孝嗣侯某絜为而明荐之享。”考察吉祭祀辞没有噫歆警神的礼仪，只有《曾子问》：‘君薨而世子生，告及生子见殡，都祝声三。’《士丧礼》将启，商祝袒免执功布升声三启三命哭。那么噫歆警神的礼仪，不是吉礼了。迁庙

译《礼记》说：“赞者洗手后升阶进入房中，进献干肉和肉酱，国君洗手后斟酒奠于干肉肉酱的西侧，然后返回原位。”孔广森说：“《聘礼》中释奠于神位，虽然没有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仍由一人举起酒爵；此处奠酒而不举爵，是因为尚未立即转为吉礼。”从前鲁昭公在练祭时举爵行酬礼，这是不合礼制的。那么，迁庙时不举爵，就与《曾子问》中练祭不行酬礼的说法相吻合了。

丧期十三个月举行练祭，二十七个月丧期结束，此时改变涂饰、更换屋檐，并不拘泥于特定的时日。迁庙的礼仪，一处说：“新庙建成将要迁主”，另一处说：“新庙建成将要徙主”，这说明毁旧庙就是建成新庙，建成新庙就是迁主入新庙，两者时间相距必然不远。如果新庙建成后迟至一年多才迁主，就与迁庙的礼文不符。杜预所说的三年丧期结束后才迁庙的说法，不足以采信。至于以君臣穿元服（黑色礼服）为疑点，那么古人守丧本来就有解除丧服的时候。

《檀弓》说：“戴弁冠、系麻绖、穿葛服而送葬，这是与神灵交接的方法。”郑康成说：“与神灵交接的方法，不可以纯用凶服。这说明送葬时的冠服有所变化。”《丧服小记》说：“练祭时占卜日期、占卜选尸、视察濯尸，都系麻绖、拄杖、穿绳屦。有司报告准备就绪，然后才去掉手杖。”郑康成说：“临事去杖，表示恭敬。”这三者都是祭前之事，尚且要去掉手杖，那么祭时的情形就可以推知了。这说明练祭时服饰有所变化。《小记》又说：“大祥祭时穿吉服来占卜选尸，吉服指的是朝服。”郑康成说：“凡是变更丧服转为吉服的，一定要穿吉服来参与祭祀，不能用凶服面对吉事。”这说明大祥祭时服饰也有变化。既然为了安神的缘故，脱去凶服而穿上元服，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况且按照礼制的等级来推断，大夫吉祭穿朝服，所以大祥祭穿朝服；诸侯吉祭穿冕服，那么大祥祭也应当穿冕服。大祥祭穿冕服，那么迁庙在练祭时就应当穿弁服。所以卢辩认为未完全转为吉礼时略同于爵弁服，以此来解释“元服”。《诸侯衅庙》篇中也说君臣穿元服，而《杂记》中写作“爵弁纯衣”，所以卢辩解释为爵弁服。如果诸侯大祥祭也穿朝服，那么迁庙在练祭时就应当穿元端服。所以孔广森以冠戴元端来解释元服，并解释说：“吉事的开始，所以暂借吉服，更换衰绖。”不说是正式的祭服，是因为尚未完全转为吉礼。元服究竟是爵弁还是元端，虽然还不能确定，但穿元服不必等到除丧之后，这一点是可以断定的。郑玄的说法怎么可以非议呢？

您依据殷代在练祭时祔庙，周代在卒哭时祔庙，于是认为练祭时坏庙还是殷礼，周代在卒哭时已经坏庙，并以《檀弓》中“舍故讳新”作为卒哭坏庙的证据。那么垚私下认为，“舍故讳新”并没有坏庙的确凿证据，而练祭时坏庙也未必一定是殷礼。您已经把坏庙和祔庙合为一件事，于是认为坏庙后祖主升堂，升堂后新主祔入。那么垚私下认为，祔庙在卒哭，坏庙在练祭，这是截然两件事，不可混淆。

又依据《曾子问》：“天子驾崩，国君去世，祝官取走宗庙的主牌，藏在祖庙，卒哭祭成礼后，主牌才各自返回其庙。”于是您认为祧主因此就藏起来，祔主因此就升堂，事情不再重复举行。那么垚私下认为，孙辈跟随祖辈祭祀，所以称为祔。如果祖主已经升堂，那么所祭祀的只是新主罢了，不能称之为祔了。只有孙辈跟随祖辈合食，所以《丧服小记》说“士祔于大夫则易牲”。如果祖主已升而只祭孙辈，就不必更换牺牲了。《士虞记》说：“卒辞说：哀子某，明日某将祔你于皇祖某甫，尚飨。”第二天按班次祔祭说：“前往你的皇祖某甫处，以祔你的孙某甫。”尚飨。郑玄说：想要他们祔合，所以要两告之。如果只祭孙辈而不祭祖辈，就不必两告之了。

古人解释经书，都基于师承传授，又经过精深细致的思考，左右考证，然后才确定。一种新说，不容易创立。创立一种新说，起初似乎可喜，仔细校勘，发现与整部经书都不符合。您认为对吗？希望再次赐教。

译回答关于祭祀外祖父母的疑问

王人定

同乡黄某是一位读书人。他家堂屋的神龛上立着外祖父母的木牌位，在清明、冬至等家祭时也一并设祭。他的族人中有指责他这样做不合礼制的人，黄某便来告诉我：“这是我母亲的遗命。我母亲没有兄弟，于是将外祖父母接来奉养，直到他们终老。丧葬之后立木牌位祭祀他们。如今我母亲已经去世，但对外祖父母的祭祀没有废止，是因为不忍心违背我母亲爱护敬重他们的心意。况且我听说程颐（伊川）的礼制中也有这样的做法，他们却以不合礼制来指责我，这是为什么呢？”我说：“祭祀外祖父母，在经传中没有记载，只有程子实行过。只是《伊川集》中有他母亲上谷郡君的行状，记载说：‘郡君生病，在去世前一天，对伊川说：‘今天我在，应当为我祭祀父母。’明年就不再祭祀了。’朱子曾经拿这件事告诉门人，说伊川也曾祭祀他的外家。何氏燕泉说：‘上谷郡君说的“明年不再祭祀”这句话，是说这种祭祀只限于她生前，她去世后就可以废除这个礼制了。’现在的人没有考证程集，仔细审视上谷郡君临终的话，就把在节令家祭前一天祭祀外祖父母当作伊川的礼制，这大错特错了。你如果不是读书人也就罢了，你是读书人，你的族人指责你不合礼制，你还有什么借口呢？而你因为不忍心违背母亲的心意，就应当用上谷郡君“明年不再祭祀”的话来裁断，不要最终导致不合礼制。”黄某连连答应着退下了。

回答陈仲虎关于杂论祭礼的信

张履

承蒙您展示古祭礼，以贵贱来定祭祀的世数。现在的通礼中，士人和百姓也祭祀四代祖先。我查考士人和百姓的祭祀必定要及到高祖，程子已经这样说过了。最近万氏充宗论述得尤其详细，大概是用小宗法五世则迁，自然可见附庙等说法来证明，道理上也没有疑问。至于说支庶之子立为长子之后，继承祖父的重任，就应当主持祭祀，他的本生父亲应当处在陪祭的位置，这有嫌疑。我对此情确实感到有些不安。然而拿“尸”来作比喻，国君在祭祀时不臣服的对象，是作为儿子行事的“尸”，而父亲要面向北侍奉他，《曲礼》说为人子者祭祀时不做“尸”。郑玄注说那么“尸”是占卜没有父亲的人，孔颖达疏《郊特牲》注说大夫用孙辈的晚辈做“尸”，说伦理明确不是自己的孙子。皇侃采用崔灵恩的意见，认为大夫用自己的孙子恐怕不对。这里说儿子行事也不是自己孤身一人，总之是不以尊卑为嫌疑，以此类推又拿斩衰三年服来比喻，那是儿子穿父亲的丧服，而父亲穿长子的丧服，这都似乎情感上不安，但古人安然接受。现在支庶之子立为长子之后，这也似乎情感上不安，但古人安然接受。长子继承他的祖父，就是宗子，即使是本生父亲也不能排在他前面。古时候长子不给人做后嗣，您让长子过继给伯兄，是不对的。既然做了后嗣来祭祀高祖曾祖，您如果是继承高祖曾祖的宗子，可以祭祀高祖曾祖，如果不是继承高祖曾祖，那么祭祀应当在继承高祖曾祖的人那里。您就是阁下的兄长，阁下不应当参与。如果每一代设一案，可以不参与；如果合为一案，又不能不参与了。祖父就是阁下的父亲，既然宗子祭祀他，阁下参与，又另外设祭考妣，不及于祖父。以通礼来说，既违背了祭祀及四代的文辞；以宗法来说，又违背了支庶不祭祀的意义，似乎两方面都错了。现在阁下虽然让长子过继给伯兄，但未曾分家，推测祭祀的供品都是阁下准备的，这样对于考妣已经有所尽孝，又何必另外设一个祭祀呢？古时候天子诸侯祭祀始祖并不在冬至，冬至是祭祀天圜丘罢了。士大夫冬至祭祀始祖，是程子、伊川所开创，朱子起初依从实行，后来认为这是僭越。始祖或者是受姓的祖先，或者是起初生民的祖先，朱子也没有定论。现在通礼中又没有，这本来就不可以实行了。然而古时候大夫士中做大宗的人，本来祭祀别子始祖，《王制》《祭法》说一大夫有始祖，一大夫无始祖，这是殷周的区别。现在世俗的宗祠必定有始祖，或者是开始受爵的，或者是开始迁徙的，以古宗法来说，应当在祠堂中间专门设立始祖一个牌位，寻求他的世适，作为大宗主，祭祀时族人全都侍立。如果没有世适，可以推举爵位、年龄、德行尊贵的人主持。现在世俗专门重视族长，族长的名字，古代有，但不是现在所说的族长。他的高祖曾祖父亲，应当各自为室，祭祀时，只有同出的侍立祭祀，高祖则同高祖的侍立祭祀，曾祖则同曾祖的侍立祭祀，祖父父亲也是这样。而族人不参与，其余旁支的牌位，应当全部归到所出子孙的家，祭祀也如此。现在世上的宗祠合族数十上百个牌位都在，似乎起源于元朝末年，看宋潜溪林氏重建先祠记可见。林氏分为三支，统为神牌，五死则写上名字在上面，不各自为牌位。现在世俗也有这样的，但都不及始祖，这样对于古今礼制都没有违背了。祫祭及毁庙，只有天子诸侯才这样，大夫千祫已经只及到高祖，士人更可知。程子时祭只及到高祖，高祖以上，在立春设二位统祭。朱子起初也依从实行，后来也认为这是僭越。您说现在民间宗祠祭祀从始祖以下没有祧制，不必论，而岁末相沿迁主都祭祀，案未子却没有岁末的祭祀，也是祫祭的遗留，而怀疑有举者不可废，无礼者不可逾越。我说不可逾越是对的，不可废是错的。大概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也是在分内可以祭祀的罢了。如果求之于古礼而

译如果不符合古制，考察现行制度却又违背，仅仅是由于沿袭习俗而犯了僭越的错误，那就正需要通晓礼制的君子站出来予以纠正。又有什么理由说这些举措不可废除呢？我履礼对礼学的研究极为浅薄，暂且凭自己的见解来议论，说得对不对，希望赐教指正。

译答陈仲虎论殇祭书

张履

来信说：古代的殇祭都只祭祀男子，然而殇服的服制却包括了女儿、姑母、姐妹、父亲的妾室所生的女儿，即有庶母，既然制定了服制，那么女子殇也不应被遗漏。为什么祭祀礼仪中没有女子殇的祭祀呢？

我查考：古代不仅女子殇不祭祀，即使是庶出的殇也不祭祀。《祭法》规定：天子以下祭祀殇者五人，诸侯三人，大夫两人，士和庶人只限于祭祀嫡子。郑玄注说：凡是庶出的殇都不祭祀。《丧服小记》说：殇者和没有后嗣的人，跟随祖先附祭。注解说：凡是所祭祀的只有嫡子罢了。《曾子问》说：凡是殇者和没有后嗣的人，在宗子的家中祭祀。注解说：凡殇指的是庶子中的嫡出者，宗子中的嫡出者也属于凡殇，超过这个范围就不祭祀了。《杂记》说：对于殇者称呼为阳童某甫，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神灵。注解说：阳童指的是庶殇，宗子则称为阴童，这是以嫡殇相对于宗子而言，所以说庶。根据这些，可知殇祭只限于嫡子，不涉及庶子，女子殇不祭祀，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庶殇、女殇与嫡子服制相同，但不与嫡子一同祭祀。推究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大概是因为服制用来表达哀痛，祭祀用来追念供养，同属所生之人，那么死亡的悲痛没有不同；如果不是将要传承宗庙重任，那么养育之恩就有终结。然而杯羹盂饭，在别室设位，让他们的兄弟主持祭祀。《曾子问》说：宗子殇者举行吉祭用特牲，不设无肵俎，不用元酒，不告利成。注解说：没有尸位以及所省略的，凡是殇者只用特豚。这样看来，庶殇应当更加简略了。《曾子问》说：凡是殇者在宗子家中祭祀，这是跟随祖先附祭而由宗子主持的，庶殇、女殇与此不同。

《文献通考》说：殇祭没有祝辞，不拜，一献就停止，这也是顺应情感的做法，而圣人所不禁止的吗？

有人说：您论述非宗子不祭祀，始祖即使是大夫也不合祭、不迁主，礼制如此严格，而对于庶殇、女殇的祭祀却独自遵循俗说，为什么呢？

回答说：不是这样。上祀主要在于敬，主敬者物品必须完备，所以应当遵守其分位的常道；下祭主要在于恩，主恩者礼仪可以简略，所以可以通晓例子的变通，请问有道德的人认为如何？

部文引用条例记载：独子承继两房，所继承的是大宗，准许其兼承，不得并行三年丧，其本生父母仍然服期丧，正是说为所兼承的大宗服三年，而本生父母仍然如同出后降服为期丧。这大宗未必世代都是嫡子，而服制如此，未曾与我的浅见相合。来信所说，似乎误读了条例文字，希望再详细考察。

履顿首。

《曾子问》疏说：“熊氏说：‘殇与无后的人，只有附祭和除服两次祭祀就停止了。’这话吉祭只依据附祭与除服。庾氏说：‘吉祭通四时，是常祭。’如果像庾氏所说，殇与无后之祭不知何时停止，未曾听闻过。”《丧服小记》疏说：“庾氏说：‘这殇与无后的人所祭祀的时候，不仅仅一次，四时跟随宗子而祭祀。’我查考结合《曾子问》《小记》来看，都没有见到不与四时吉祭的说法。而且有父母兄弟而只有附祭与除服两次祭祀就停止，也不合人情。”孔颖达疏在《小记》中仍然引用庾氏之说而没有驳斥，固然不敢认为他的说法是错误的。至于“何时停止”的疑问，如近代儒者惠氏说：“所附祭的祖庙就停止。”祖庙必定亲过高祖，殇与无后之祭必定到这时才停止，似乎又太远了。又不知道三殇如何分别。

仲虎依据《通礼》记载：“附位伯叔的成人无后及其长殇，兄弟成人无后及其长丧，中殇子姓成人无后及其长丧。”中殇指的是下殇之祭终父母之身，中殇之祭止兄弟之身，长殇之祭止兄弟之子。然而《通礼》说子姓长殇、中殇，不说下殇，那么似乎下殇不祭祀。仲虎所说“下殇之祭终父母之身”，也与《通礼》不相符合。

题主说

李棠阶

世俗题写神主牌位都虚写王字的一点，临时请显贵的人点之。考察各种书籍都没有这个说明，儒者吕新吾以及本朝刘山蔚都驳斥其谬误。今年仲冬，张云阶先生安葬其母，因为尊翁神主已经用朱砂点过，此时用墨，一个匣子两个神主，朱墨不同于心，不安于命。我题写神主仍然用朱砂点，云阶先生是我父亲辈的人，怎么敢违背？但他援引唐宋题主墨书完毕，以光漆重模为据，则有疑问。《通典》所载是天子的礼仪，宋朱震引用它，也是天子的事，不是士大夫的礼仪。唐宋士大夫的礼仪不可考，而今世遵用朱子《家礼》朱子固然是南宋士大夫，《家礼》只有题主，并不说点主。如果用朱，那么必定像《通典》特别提及，不容概而言之。根据《家礼》，那么宋之士大夫不敢援引光漆重模之说，可知矣。至于本朝《通礼》品官只说题主，即使国丧也只说大学士题主，如果用朱，那么也必定像《通典》特别提及，不容概而言之也。以墨笔为常，朱为变。宋之士大夫不敢援引当时大丧之礼，而今日却用之，今又不援引时制而援引唐宋大丧之礼，无乃不可乎？又说寻常素书遇“诰”字用朱书写以示尊敬，诚然，但必须全书其字，哪有只用一朱点为尊敬呢？只用一朱点，则实系以上行下牌票告示所用，此外

译没有。这座山蔚先生的话似乎并不错误。如今题主只用一个朱点，这果真是出于尊敬吗？还是仅仅随俗沿用呢？习俗固然不能立刻改变，一个人又怎么能改变习俗呢？但是考察古今都没有依据，问心则不安，究竟应该遵循什么呢？

译齐必变食说

顾广誉

世人认为斋戒时吃蔬菜不吃肉。朱氏锡鬯写了《释齐辨》之一，引用《周礼·膳夫》：“天子每天一次大宴，天子斋戒时每天三次大宴。”注解说：“杀牲畜准备丰盛的食物叫举。”以此证明斋戒日仍然吃肉，而且次数还增加了一次。又根据《论语》“斋戒时必定改变饮食，以下直到不多食”。邢昺疏解说：“以上这些都承蒙斋戒的文意，而孔子只有酒没有定量。”以此证明斋戒日也喝酒。至于认为斋戒吃素不吃肉，这种方法大概始于佛教和道教。朱氏正是用《周礼》的明文来论证，这是正确的。至于《乡党》篇的分节，朱熹不遵从注疏，这有独到的见解。衣服和饮食，人生一天都不能缺少。衣服方面，每件事都详细记载，至于饮食，却专门详细记载斋戒时的情形，而完全遗漏平时的情况，这可以吗？斋戒时举出“举”（大宴），衣服举出“变”（改变），饮食举出“迁居”（改变居住），这些都是并列的，而在饮食方面却全部列举出来，竟然没有这样的文章写法。以前的儒生只看到下面有“在公家祭祀，祭祀的肉”的文字，于是就把这些都归结为斋戒。然而，据此断定斋戒时喝酒，是这样吗？朱氏又说“不喝酒，不吃荤”，出自《庄子》的文字，似乎不足以作为依据。推究他的意思，大概认为不喝酒、不吃荤虽然不是指吃蔬菜，但吃蔬菜或许从此开始，所以一并驳斥。然而没有剖析不吃荤与不吃肉的不同，几乎好像不吃荤就是不吃肉，那么也就无法让《庄子》信服了。为什么呢？斋戒时吃肉但不吃荤。荤是什么？《说文解字》说：“有臭味的菜。”荀子叙述孔子回答哀公说：“穿着端正的礼服，戴着礼帽乘坐大路车的人，志向不在于吃荤；穿着斩衰丧服，穿着菅草鞋，拄着丧杖喝粥的人，志向不在于酒肉。”又说：“穿着绣有斧形花纹上衣和黼形花纹下裳的人不吃荤。”杨倞注解说：“礼仪中斋戒时不吃荤。”那么斋戒时不吃荤，荀子也说过。《朱子语类》说：“不吃荤是不吃五辛，未曾说过不吃蔬菜就是吃荤。”《国语·周语》中虢文公论述藉田的礼仪说：“天子进入斋宫，百官办事的人，各自进入自己的斋室。三天后，天子沐浴并饮用醴酒。”到了祭祀的日期，郁人进献鬯酒，牺人进献醴酒。天子用鬯酒灌地，饮用醴酒后才出发。有人据此证明斋戒也喝酒，却不知道这正是不喝酒的明显证据。《周礼》辨别五种齐的名称，“第二种叫醴齐”，而《内则》说“饮用重醴，醴和糟都摆设”。郑玄认为五种齐中只用醴作为饮料，是因为取醴味清淡与酒味不同。《闲传》说：“禫祭时饮用醴，开始饮酒的人，先饮醴酒。”注解说：“不忍心放纵厚重的味道，刚脱去丧服的人不嗜好味道，所以先饮醴。”斋戒时不追求极致的味道，也饮用醴而不饮酒。先王制定这个制度，是为了调和身体，又不让人达到醉的状态。古人谨慎斋戒的意思，依靠这两句话可以看到其遗存，不容易轻易议论。

《语类》：“问改变饮食，是指不喝酒，而现在斋戒的人有喝酒，为什么呢？”回答说：“喝酒是不对的，但礼仪中也有饮用但不致醉的说法。按照饮用但不醉，礼仪中没有明文规定。大概是朱熹斟酌礼仪的本意才这样说。后世没有古时的醴酒，而善于喝酒的人必定断绝饮用，将导致枯寂无欢，也不符合礼仪的本意，所以变通成这样。”《家礼》：“在时祭前三天斋戒，每天喝酒不得致乱，吃肉不得吃荤。”正与这条相表里。

华亭南荡张氏支祠记

张文虎

华亭南荡张氏支祠，华亭县令西充人周炜已经记述过了。道光十二年，系孙布政司理问张烒等人，以及堂兄弟继承先辈的志向而加以扩建。建造厅堂叫敦睦堂，左边建筑留景轩，用来准备斋戒住宿。左右两边的夹室，作为存放祭器和剩余祭品的地方。前面建造亭子，用来安置乐人。整齐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简陋。君子认为这符合礼仪。有人说：礼仪规定，大夫建三座庙，适士建两座。理问的官秩，比照士，不应该祭祀到曾祖。回答说：现在的家庙实际上是祠堂。庙的制度有室有寝，祠堂则只有一个室而已，不能用庙的规格来类比。况且古代没有庙的鬼魂，有祈祷时就筑坛来祭祀。大夫、士有大事，向国君省视，合祭时祭祀到高祖。那么没有庙的人只是非常祭罢了。非常祭就没有神主，现在为什么有神主？回答说：自从做官不再世袭俸禄，宗法消亡，庙制废除，于是有了祠堂。这是古今的变化。礼仪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丧服中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以及媳妇为公婆服丧，现在都比古代重，而符合人情，那么制定礼仪的人就顺应它。程子说：高祖自有丧服但不祭祀，很不符合现在。《会典》规定品官都可以建立家庙，庶士庶人则在寝室北面设龛。从你以上都可以祭祀到高祖。依照现在的制度有神主，是适宜的。有人说：古代左边是庙右边是寝。朱熹《家礼》说：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先在正寝的东边建立祠堂。现在立在墓侧，符合礼仪吗？回答说：这是权宜之计。唐朝会昌年间，敕令百官在京城内建庙的，只准许在所居住的地方处置。然而居处偏狭，邻里没有可以开拓的地方，终究不能按照制度，大概是形势有所阻碍，不必完全用制度来约束。汉代人多在墓所建立祠堂，仿效这样做，不也可以吗？有人说：记述中以大夫音乐和声乐都具备为非礼，特牲、少牢两篇没有奏乐的文字。在亭子作乐，不是太盛大吗？回答说：礼仪忌讳音乐和声乐兼备，不是忌讳使用音乐。大夫用判县，士用特县，这在经文中很显著，只是馈食礼的文字不完整罢了。

译众仲回答羽数时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有了相应的舞蹈，自然就有相应的音乐，这难道仅仅是为了愉悦自身吗？如果陈列在台阶之下，就显得轻慢；如果混杂在堂上，就显得逼仄，这就是亭子之所以建造的原因。因此，礼是用来沟通上下级的情感，通达古今的变化。殷商和周代的增减损益，都是顺应时势，遵循适宜和习俗，实行起来没有阻碍。世俗之人不懂礼的本意，往往拘泥于古代的制度来互相检核，大抵在这里阐发了它的常理。至于张氏的源流世系，以及他们累代积累的隐德，周君的记载已经详细了，所以这里就简略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