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九

译上司的心意先前并未贯穿于此事的始终，又怎能明察其中的真情与虚伪？因此，树立表率实在是不易言说的。臣愚昧无能，只凭借这颗不敢不尽的心，在每件事上都与下属官员追求实际效果。半年来，随时进行考察，虽然不敢说洞察无遗，但对于司、道、府各级官员的立身行事、人品官声，尚能陈述其大概。除去扬州、徐州两府的官员刚刚请旨补任，尚未到任，不便列入考核之外，其余各员，谨就臣见识所及，出具切实的考核评语，亲手抄写清单，恭敬呈上供御览。

译选拔劣迹昭著者参劾，以图整顿四川吏治与营务的附片。

骆秉章

臣蒙受圣恩，被赋予兼管两省的重任。如今四川正值糜烂之后，急需寻求补救之法，应当以振兴吏治、整顿营务、宽裕筹划军饷、剿除贼匪这四件事为要务。而振兴吏治又是筹划军饷的根本，整顿营务又是剿灭贼寇的根本，那么在这四者之中，尤其应当以这两者为先。四川吏治、营务的败坏，积累已数十年，到了今天更是无以复加。臣率领军队进入四川，已逾半年，常听官绅士民的议论，一致认为吏治败坏于布政使祥奎，营务败坏于督标中军张定川。如果不迅速罢免这两人，那么诸事无从整理。臣仔细查考，祥奎不识政体，又用贪婪卑鄙来助长，任职六七年，贿赂公行，声名狼藉。不肖的守令相继出入其门，钻营攀附，无所不至，因此州县中优缺由署理者占据大半。军兴以来，军饷缺乏，辄借口军需以供其图谋勒索，于是缺分的委署有费用，军功的保举有费用，防堵的报销有费用。又听信幕友家丁，肆意讹诈勒索。四川近年每地丁银一两，加津贴一两，祥奎因为军饷支绌，又在津贴之外，每两加派银五两，名义上是按亩捐输。地方官既然奉严令，每日务求扑追比，百姓怨痛既深，随即聚众相抗。而渠县、广安、达县巴州、营山、东乡、南江、通各州县，遂至围城大哄，数日后才解散。仅凭任意苛派，激成事端，也确实不称藩司之任。州县既然以贿赂得官，牧令多与私交，想要吏治澄清，从何施行惩劝？这是吏治的病根，在于本源。张定川狡狯刁诈，又用柔佞来助长，由督署巡捕保至副将署中军的缺位，十余年前任督臣，很少不受其欺蔽。通省武官多受其笼絡，省城要职，非其义子门生即其亲信厚善之党。督署内外遍布私人，一动一言，皆所周悉，因此势倾等辈权重一时。起初或许通径窦以献其佞谀，继而倚权势而行其要挟。历任督臣因为其党羽之盛，也就熟视而莫可如何，所以年已七旬，犹复恋栈。军兴以來，兼管制造军装、帐棚、枪炮火药各项，诸多不实。当事者明知其侵吞而莫敢指言其非，既相容隐以釋其嫌，更加保奖以悦其意。如今该副将既加总兵衔，其子张庭奎亦保陕西候补知府。像张正伦、戴廷超、刘华之类，都是其私人，均任城守游击、都守等各要缺，声势显赫，家资巨万。这是营务的忧患，在于腹心。臣蒙受圣主特达之知，当西陲艰难之际，如果仍然稍事姑容，那么蜀事决无起色。如果想要力期振作，保全这富饶之区，非先去此两人，实属无从着手。反复筹画，已历旬时，因此敢疏陈。该二员劣迹，伏求圣断。布政使祥奎应请旨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警。总兵衔署督标中军副將张定川应请旨革职拿问。所有四川吏治营务废弛，先图整顿缘由，理应附片密陈。

密陈西藏情形请旨权宜疏

骆秉章

臣等先前认为西藏虽因克扣布施启衅，实为汪曲结布藉端报复，勾结李玉圃等人暗中煽动构陷，酿成祸端。当时哷征呼图克图尚未离藏，与布伦巴寺势正相持。臣等不仅据粮员严清荣等人禀报，兼得西藏当差的满营驻防旗兵家信，既然已经访闻实情，不敢不上陈宸听，以彰显是非。等到哷征势不能敌，〇印潜行离开，李玉圃等人又怂恿满庆朦胧具奏，让汪曲结布掌办藏务，赋予大权。汪曲结布既遂私愿，极力笼络人心，又藉剿办瞻对为名，大张声势。满慶并有请旨将李玉圃破格录用之奏，其被李玉圃煽惑主使，以为邀功掩罪的余地，显然可见。臣等认为汪曲结布其势已成，与哷征尚在藏时情形迥异，又密陈请旨先将藏兵撤回，并调李玉赴京质证，以除去主谋之人。然而满庆、李玉圃、汪曲结布既然以哷征到京控诉，又知严清荣等人禀报所有真情，不免败露，于是更加肆意欺诈。满庆摺中既盛称汪曲結布之功，为众人所归向，而汪曲結布等奏书中又力剖满庆、李玉圃之冤，说非此二人无以保全西藏，仅由此已可见其互相固结，隐露不可动摇之势其尤狡者，以瞻对为名，藉此可施惠土司，形容内地不为调兵剿办，使各土司因此觖望，日与内地饶舌，甚至撤驿站要挟。殊不知瞻对之患，非始于今日，自嘉庆年间用兵之后，等到前任督臣琦善大集兵力，耗费军饷至数十万，迄未得其要领，大概因为瞻对僻处鑪关之外，地险碉堅，

译山间小路错综复杂，内地征调的军队既不熟悉地形，又因气候水土不同而难以适应，粮草运输更是艰难，实在难以长期坚持。清军进攻时，敌人就潜伏不出；清军撤退时，他们又趁机偷袭。附近的各土司意志不统一，没有一个能自强自立，每当瞻对地区侵扰掠夺时，他们不是甘心依附敌人，就是要求内地派兵，自己则坐观成败。这在内地太平无事的时候，即使有重兵和巨额军饷，尚且难以确保胜利、彻底铲除祸根。如今正值内乱未平，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边远地区？于是满庆、李玉圃等人明知内地没有兵力可拨、没有军饷可筹，却故意以联合剿匪的责任推给内地，使内地陷入种种困境。所调集的土兵，名义上由西藏方面筹给四个月军饷，此后便需四川省拨付，实际上却在沿途抢掠。此前在巴塘已有明显证据，一旦超过四个月期限，他们便借口索要军饷向内地寻衅，让我们承担罪责。如果说这真的是为了剿办瞻对，那么十余年来瞻对年年出巢侵扰，为何没听说西藏方面派出一兵一卒？这次却不等奏请调兵，也未与我们预先商议，就命令李玉圃率领部队前来。瞻对虽然暂时归顺，但难保不会再次出扰，此时只应严防察乍，不让其闯入藏地，为何一定要内地派兵联合剿匪？况且还要四川省供给藏兵的军饷，这不仅是与我们为难，简直是想要挑起边疆事端，其居心险恶，想必难以逃脱圣上的明察。更奇怪的是，我所发给满庆的公文，竟然被写进奏折之中，不仅借“蛮触相争”一语，声称失去了西藏僧俗百姓的人心，想要耸动天听，还将史致康与建昌道鄂惠联合禀报的内容逐层引述。经查，我骆秉章所发的公文，是通知满庆无需派兵，并非让他将公文内容遍告西藏僧俗百姓。况且公文是汉文，未经翻译，汪曲结布怎能通晓？驻藏衙门的一切公务，都是李玉圃等人与汪曲结布串通一气，由此便不言而喻。至于天主教自从解除禁令以来，各省既已允许其传教，西藏也难以必然阻止其前往。而且罗勒拿在道光年间就已经进入西藏，当时没听说西藏方面驱逐他，为何解除禁令之后，此时反而想要禁止？如果说罗勒拿干预公务，并假传诏旨以及诱惑巴塘正副土司投奔瞻对等事，我们既没有接到各台文武官员的正式禀报，也从未听闻其他消息。这是满庆、李玉圃明知解除禁令传教，是朝廷因和议已成，不得已而顾全大局，满庆等人却故意以此刁难。况且他们的奏折中为何不提及此事，特意借奏折来无所顾忌，于是敢大放厥词。

译又查达赖喇嘛尚在年幼，既无呈递奏折的道理，其余僧俗向来也没有呈递奏折的先例。满庆敢于替汪曲结布等人违例呈递奏折，正是借此畅所欲言，以逞其恐吓要挟的私欲，并且请求圣旨饬令催促福济、景纹赴藏查办。以此来窥探朝廷的意图，这与徐之铭在云南屡次催促新任督抚赴滇，是同一套手段。福济等人既然不能统带重兵长驱直入，如果贸然轻进，即使中途没有阻碍，一旦进入藏地，手中没有实权，必然会被满庆、李玉圃、汪曲结布等人把持挟制，迫使他们附和以维护满庆等人以往的错误，这样是非就会更加混淆。如果福济等人不肯顺从，一旦彻底查办暴露了他们的奸谋，难保他们不会更加勾结，阴谋效仿云南的旧例，导致不可测度的祸患，这不仅会损害朝廷的威严，而且能借机煽惑人心，说是查办之人激起了事变，以此推卸责任，归咎于内地处理不善，枝节横生，更加难以收拾。因此，此时若令福济等人赴藏认真查办，而李玉圃、汪曲结表面奉命、暗中违背，诡计百出，其变故更难预料。李玉圃现在已到达何处，是否遵旨赴京，还是仍然统带藏兵？该员没有一字禀报给臣等，而且数月以来，察乍以西各台粮员的禀报不通，就连在藏当差驻防的旗丁也没有家信到四川，听说是因为藏中沿途设卡盘查，只有满庆的奏折可以传递，其余公文私函都必须拆开查看，如果遇到涉及藏事及旗兵满文家信，一概销毁，此后藏中的实情更加无从查究。臣等反复筹商，只有权宜办理，无需查办，先将哷征的案件暂时平息，以消除藏中的疑虑并瓦解他们的势力。臣等认为西藏地处偏远荒凉，只要僧俗相安无事，就没有暂时的混乱。臣等愚昧的意见，是否可以请旨宣示藏中，以哷征失查堪布克扣布施不能无罪，或将哷征安插到别处，或暂留京师，等李玉圃到京后折服哷征，定行重惩，让汪曲结布知道哷征不再回藏，所有藏务仍遵从前谕旨，即饬令汪曲结布协同达赖喇嘛掌办，令其安抚僧俗，务必使各寺庙相安无事，永远平息争端，不准区分党派，恃强凌弱，再生事端。如果全藏安定，尚可破格加恩，那么汪曲结布就不必担心查办前案，消除疑虑恐惧，并且知道赏罚出自皇帝决断，无需满庆代为要求，小人的党羽可以解散，大概能避免狼狈为奸，并请饬令将藏兵调回只防守藏地，不必越境会剿。所有满庆等人的种种欺诈行为，暂缓揭露，请旨饬令回京，并催促李玉圃迅速遵旨来京，等满庆等人到四川后，再将李玉圃押解赴京，请钦差大臣秉公严审，与哷征对质，不难水落石出。如果满庆等人果然有朋比为奸的罪行，既然已到京城，朝廷治以应得的罪责，以免他们抗辩狡赖，借西藏作为藏身之所，也可以伸张国法以警戒效尤者。严清荣被参的案件，也等将该员撤回内地后，再行查办。至于瞻对之前已回巢，史致康早已前往炉城，只是明正、里塘各土司借口要办剿瞻对，要求内地出兵调发军饷，因此不肯安分守己。查勘瞻对既然未出巢，此时万万难以劳师糜饷以进行远征，史致康现派阜和协兵五百名，先在河口驻扎查拿夹坝，依次打通道路。所有覆陈西藏情形，暂时筹划权宜办理，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由驿站具奏。

请敕贵州巡抚将劣员撤省查办的附片。

骆秉章

遵义各寨刚刚归顺，必须地方官体恤民情，妥善安抚。即使以前援兵未到，被贼人围攻，无法自救，耗尽家资，只求保全性命，愚民无知，其情本来就可怜悯。大军一到，相继反正，也应该宽恕他们过去的行为，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使他们能各自保全身家，安心耕作。田边多一个农夫，行间就少一个盗贼。如果贼人来的时候，地方官不能设法保卫；贼人退去之后，地方官只知道借机勒索，或托名招募乡勇，按户加征，或指为通敌，互相牵连，搜刮不遂，禁锢严刑。这样百姓不是死于贼人，就是死于官府，弱者转死沟壑，强者流为盗贼。一座城刚报克复，另一座城随即沦陷。大概官军在前平定叛乱，贪吏在后激起变乱，这是贵州的贼人越剿越多，疮痍遍地，不只是遵义如此。现在查访署遵义县知县冯澍，贵州流寓四川的人，都称他本性贪婪，在地方上只知搜刮，民间无不怨恨。现在又借招募乡勇为名，不免横加苛派。究其所招的乡勇，用来抵御贼人则不足，用来骚扰百姓则有余。倘若再激起事端，又将重烦兵力。可否恳请敕令贵州巡抚，将署遵义县知县冯澍撤职查办，另委贤员接署，使刚刚安抚的百姓，得以各安生业。

请严旨详申京察旧章的奏疏。光绪七年

礼部右侍郎宗室宝廷

窃本年又到了京察的期限，十月间有圣旨通谕部院各衙门，谆谆

译谆谆训诫，仰见圣朝澄清整顿官场的至深用意。然而奴才私下认为，各位大臣仍将视其为例行公事的空文，为什么呢？因为积弊已深，不是空谈所能改变的。近年风气日益败坏，每逢京察，各部院堂官、司官上下钻营，举国若狂，徇私情面，尚属弊病中较轻的，贿赂暗中流行，恐怕也未必没有。不论才能操守，不论资历深浅，不论成例先例，不论文理通顺与否，所保荐的若不是权贵近臣的子弟，就是浮华轻薄的少年，只借“当差勤奋”一语来掩饰耳目。其实平时点派差事，大半由请托而来，预先铺好道路，并非熟悉部务、确有勤劳，竟将黜陟幽明的大典，当作攀援势利的捷径。既然不能公正地弹劾，又怎能严厉惩处浮躁不谨的人员？各地都有这类人，都善于钻营，常为堂官所喜爱，不仅不被弹劾，反而想要保荐他们。历届京察所保荐的才长政勤者，多半是此类人，又怎能期望举劾完全得当呢？操守的清浊暧昧不易知晓，才能的真伪仓促间不易看清，而资历的深浅、例案的熟生、文理的明昧，则是容易知晓和看见的。在当今之世，内外大臣中求才守兼优者，能有几人？何况是司员，现在所谓的才能，不过是奔走勤勉、应对敏捷罢了。像这样的人，何足称为才能？而且往往没有操守，习俗改变人，人才难得。汉司员对例案文理尚不至于不熟悉，但气节操守未必都能刚正；满司员则对例案未必都能明白，文理甚至可能不通，操守清廉或许还有，但才能出众却极难遇见。当今满汉司员中，求才守都平庸者，已未能多得，又何况兼优呢？恭读嘉庆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的圣谕，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的朱谕，谆谆告诫以资历、例案、文理为标准。仰体圣训，大概知道积弊已深，非朝夕所能挽回，任职不滥，徒托空言，有举无劾，已成为固习，全才难得。与其求全责备，适致以伪乱真，不如核实节取，可收到得人的效果。现在想要整饬京察，非详细申明旧章、严定处分、责成枢臣认真考察不可。恳请再降严旨，通谕各衙门堂官恪遵历次圣训，考察时各备一册，秘密记录贤否，公议同览，作为举劾的依据。首先选取才守兼优之员，以备擢用；如果不可得，则选取资历较久、谨厚朴实之员。资历过浅者，若非才猷特出，不许借口差使，遽行滥保。文理不通、例案不明的司员，不许滥保；貌似有才、轻浮浇薄的司员，尤不许滥保。如有此等弊端，一旦查出，或被参奏，即谨遵圣训，按例实降不贷。听说近来京察堂官多不备册秘密记录，应令京察后将册封送军机处备案考察，以观各堂官取舍的公私偏正。皇上尚在年幼，皇太后垂帘听政。保荐一等者，开门之后，虽有引见可观察其年力，召见可考察其语言，但片刻之间，岂能考察详细？那些应劾而不劾者，更无从周知。应当责成枢臣，博采时论，秉公考察。**乞饬下枢臣，将保列一等的司员分日传至，详加验看诘间，如有不符，即参奏撤销一等原保的堂官。谨遵圣训，按例实降。如此核实举劾，认真考察**，庶几有所忌惮，稍除积弊，不敢视为故事具文了。然而这还只是小事。部院司员的京察，不可不公不严；内外大员的京察，岂独可不公不严？甄别的权力虽由皇太后、皇上掌握，但实际由枢臣代行。弹劾一个不称职的司员，不如弹劾一个不称职的大员。奴才私下担心徇私情面的弊病，不专在各部院堂官。枢臣果真能精白乃心，破除情面，不仅能考察各部院司员的贤否，也能考察内外大臣的贤否。如果不免徇私，无论不能察出，纵使察出，也不能秉公甄别。试问上届各部院京察果皆公且严乎？内外大臣京察果皆公且严乎？各部院徇私的弊病果皆察出吗？所察出的果能严办吗？这是枢臣先以京察为故事具文了，又怎能责备各部院堂官呢？更乞严饬枢臣，预先将内外大臣的才守声明，孰优孰劣，孰当举荐，孰当弹劾，孰当照旧供职，秉公详细考察，开单进呈，不得徇私庇护，应劾不劾，尤其不得徒以衰老无过与官职较小者休致数人塞责，如不公不严，经人纠参，只问枢臣。而考察枢臣的功过，则在皇太后与皇上。枢臣夙夜办公，均有微劳，但其中优劣也颇不同。若无所区别，一概给予议叙，这是朝廷先以京察为故事具文了？何以倡导率下呢？这在圣明独断，非臣下所敢妄加参预的。

译请求整顿八旗人才的奏疏 光绪八年 宝廷

我私下认为，本朝的制度，是满汉官员共同任用。从前八旗人才辈出，凡是汉族官员所不能办理的事务，满族官员往往能够建功立业。如今却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外省尚且可以不区分满汉，京官满汉并列任职，如果不能融合十八省的汉族人士来选拔，尚且未必人人称职。旗人的数量抵不上一个府，也一定要勉强凑足员额，怎能避免滥竽充数的讥讽。此时如此，日后更是可想而知。近年八旗的文风并未明显逊色于从前，为何人才如此匮乏？推究其根源，一是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没有章法，虽然不乏读书应试的人，但专门攻习科举业，所学的都是无用的东西。二是由于开捐纳以来，入仕太容易，捐一个笔帖式的职位，谋求进入八档房，只要能奔走攀附，即使目不识丁，不到十年就可以富贵。即使有聪明可造就的人才，沾染了这些陋习，也逐渐趋向于轻浮卑佞。所以有人说档房是淹没人才的深渊，这话虽然近于激烈，并非过分之论。现在想要培养八旗人才，必须从整顿官学和笔帖式开始。整顿官学之前已有旨意交由讨论，至于笔帖式则是尤其不可缓办的图谋。八旗走这条途径的人，比其他途径更多，必须立即加以整顿。如何整顿？只有教他们学习条例罢了。查考笔帖式的定制极其严格，如今却代考传递，无弊不有，清理并非易事。既然不能立即清除其源头，似乎不能不急于疏通其流弊。近来堂官看待笔帖式如同吏役，往往不屑于整顿。即使有心整顿的人，也不过是严格检查考勤簿册，即使让笔帖式每天到署迎送堂官，所习得的仍是奔走伺候，对公事有什么益处呢？对笔帖式有什么益处呢？这仍然是引导他们走向轻浮卑佞。考试难以核实，不如在到部时进行考核。拟仿照外省分发佐杂佐贰官员到省考试的办法，变通试行。凡是笔帖式到部，不论实缺、候补、捐赠、考取，一律用满汉文进行考试，必须大致通顺，才准许作为到部。那些太荒谬的，驳回令其自学三年，再赴部考试。如果仍然不通，仍驳回学习一年，再赴部考试，必须能够通顺，才准许留部学习。三年期满，奏请留任也必须遵例认真甄别，不准虚应故事。如果到署考试与奏留甄别不认真的，堂官以徇私论处。各部设立学例馆，选择深谙条例的司员，派充教习，不分满汉，将一署的笔帖式都让他们学习。条例《汉文》浅显的，先教他们，学习《汉文》，每月由堂官考核，分别优劣。每季再考，年终大考。优秀的酌情给予乌布（奖励），劣等的酌情开除乌布。三年京察，以条例案件的生疏熟练，以及差使的勤勉懒惰，分别等第，题升为主事。那些不愿学习条例的人，纵然翻译精通，差使奋勉，即使保举一等，也只送别项差使，不准题升为主事。主事是员外郎、郎中的阶梯，即将主持文稿、掌管印信，哪有不通晓条例案件而能胜任的呢？近来满族司员中，一半都是凑数备员，公事只依赖汉族官员与书吏主持，就是不学习条例的缘故。听说直隶按察使刚毅在部时，专心学习条例，跟随学习的很多。等到出任外官，很有政声，这就是学习条例的功效。果真能认真习例，不到十年，六部应当增添许多干练的满族官员。日后府道封疆大吏，何至于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呢？有人说满族有笔帖式，如同汉族有书吏，无须学习条例，只重视满文。如果终身只做这个官职，固然不必深求；如果想要成为司员，则不可不学习条例了。何况积累资历俸禄，在内可以正居揆席，在外可以统领兼圻呢？学习的方法，在某司行走，就学习某司的条例，日后精通，就可以掌管某司印信，主持某司文稿。如果才力有余，愿意兼习的听凭他们；那些限于才力，不愿学习条例的，也听凭他们。有人担心因此恐怕有翻译废弛的弊端，不知道汉文不通，未能有通满文的。从前笔帖式重视满文，是担心他们追求文词工巧而导致荒废满文，并非说不必通汉文，不必谙熟条例案件。现在要求他们通汉文、谙熟条例案件，却说“我学习满文”，等到考核满文，却又全不通晓，私下不知道他们究竟学了什么。三年考试的方法具备，只要认真甄别，又何须担心翻译的废弛呢？恭读乾隆二十九年圣谕：近来听说各部院办事，只有司员说堂、画稿，而各司笔帖式常年不得常见堂官，他们所熟悉的不过是跟班的几个人罢了。笔帖式将来都可以升用为司员，如果该堂官未曾谋面，遇到保题升用的地方，只以司官的话为凭，于理不合。该堂官自然应当在笔帖式中留心察看，遇到可以造就、尚能办事的人，时常加以训勉，以期有成等因钦此。又恭读雍正五年圣谕：各衙门笔帖式都是办事人员，将来升用。堂司之人虽然经过考取，必须慎重拣选人才补用，才于部务有益等因。钦此，仰见历代圣上培养人才的至意，足以证明笔帖式不仅应当学习满文，而且必须讲求部务了。造就的方法，拣选的法度，也只是教他们学习条例，而区别其能习与不能习罢了。

译学习罢了。八旗人才关系重大，培养的关键在于这两点，而笔帖式的积弊过深，尤其应当迅速加以整顿。恳请命令军机大臣详细斟酌、妥善商议，由皇上圣意决断。如果认为可以采纳，就恳请严令切实执行，不允许敷衍塞责、徒具形式，似乎不必再下发各部商议。六部堂官的差事繁忙，多此一举，未免更增加他们的劳累。然而各位大臣都蒙受国家的厚恩，满族官员固然应当以培养后辈为己任，即使是汉族官员也不至于有漠视之心。想必大家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译请将现任候补卫官仿照文职章程分别考察的奏疏，光绪十一年。

吴元炳

我私下认为，卫所守备虽然是武官，但他们征收钱粮、编查户口，大体上与州县官员没有区别。卫所千总签发民丁押运漕粮，事务也繁重。州县官员各自归属各省，便于考核；卫官分散隶属数省，大多与漕运总督相距甚远。漕运总督的耳目难以周全，卫所备弁的行为容易放肆。外补的官员贤能与否尚能平时了解，部选的人员连面都未曾见过，怎能知道他们是否深沉？光绪六年之前，漕运大臣黎培敬通令各粮道，将所属卫所守备每半年考核一次。刚开始实行时，大家颇知警惕畏惧，只是因为没有奏明立案，只有褒奖没有贬斥。我私下担心沿袭日久，渐渐成为虚文。查各省实缺和候补的文职官员，因甄别而被降职革职的人每年都不少。臣以前在江苏巡抚任内，也曾奏参过有案可查。确实是因为甄别不严，人们就不知奋发，原本并非故意苛刻。拟请今后现任卫所守备、千总，无论是实缺还是署理，都责成各省粮道督同该管府州认真考核仍然每半年出具切实的考语，秘密禀报。臣平时观察他们的政事，访查他们的声名，与该粮道的考语互相印证，如果有庸劣不称职的官员，立即奏参。那些部选的人员，自然应当命令他们遵守期限赴任，如果遇到不太熟练的人，估计难以胜任，似乎应当留在卫所察看学习，以决定去留，分别奏报咨文办理。这是现任卫官应当考察的。查定例文职各员，必须到省一年后甄别奏请留用，才准许委派署理序班，立法很好。卫所帮办各有文书卷宗，不识字将受胥吏的欺骗，升迁惯例进入标营，不习武何堪日后之用？拟请今后卫所守备、守御所千总、卫所千总，都照文职甄别的例子，在到卫所后试用一年，让他们缮写履历，习练弓箭枪炮。一年之后如果确实明白公事，才足以有为，再行奏报咨文留用，各自按原班名次补用。未经留用以前，不得署理补缺，这样才能杜绝侥幸而避免误公。向来候补文职都隶属藩司，武职由中军将领统辖，只有卫官隶属漕运总督，没有层层管辖的官员，候补的人多，容易形成习气。卫所帮办的员缺按规定都属于道府，难道他们候补的时候就可以毫无约束？查淮扬海道驻扎清江，可以就近管辖，命令他们认真究察，因材施教。臣仍然加意访察，如果有劣员，随时甄别。奏参绝不宽纵，这是候补卫官应当考察的。

酌拟奉省未尽事宜的奏疏。光绪十一年。

庆裕

难以辨别说：名声难以辨别，名声是士人所争相追求的，却容易迷惑人。天下有乡野小人的行为，有大丈夫的行为，乡野小人、大丈夫，这是他们的名声。考察他们的行为，观察他们是否有用，这是实质。世人称赞的叫做谨厚、廉静、退让，这三种是名声中最美好的，却不知道这是乡野小人的行为，不是所谓的大丈夫。大丈夫的职责，在于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有刚毅的大节，让君主畏惧忌惮，有深谋远虑，为天下做长远打算，符合道义就留下，不符合道义就离去，自身的便利安逸，顾不上计较。世人的指责，不敢逃避。现在却不是这样，说：我为天下做长远打算，那么天下的祸患必定集中在我身上；我让君主畏惧忌惮，就不能长久在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这三者可以安坐无患，而且名声又极其美好。没有祸患而可以长久在位，又有天下美好的名声，士人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近世号称公卿中的贤者，这三者居多。当他们戴着高冠穿着长袍，从容地行走在朝廷之间，上面的人不怀疑，非议也不加于他们；他们深沉不可测。一旦遇到重大利害，慌乱无措，闭口结舌而不敢言，而所谓的谨厚、廉静、退让到这里，全都无用了，这才想到以前让君主畏惧忌惮而有深谋远虑的人，却找不到了。况且谨厚、廉静、退让这三者，并非真的无用，也是各有时机罢了。古代有负盖世之功而想保持其后，挟持震主之威而惟恐不得善终，未尝不斤斤计较于此。有非常之功与名而斤斤计较于此，所以可以蒙受荣誉，镇住薄俗，保全晚节。后世没有那种才能而冒占那个职位，安享其乐而避开祸患，借助于名声中最美好的，却自以为满足，这是藏身之固，没有比这三者更便利的了。孔子所说的鄙夫，其究极是乡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的人。太可耻了！况且我听说大木有一寸尺寸的朽烂而不被抛弃，骏马有奔踢的毛病而可以驾驭，世间的贪婪者、矫饰者、放肆者，往往他们的才可用。现在的人表面上装作不贪、不矫、不肆，却终究无用，他们的名声是好的而实质是不好的。所以说难以辨别。乡野小人没有讥讽的了，然而难道没有身在草野坐着诵读而忧念天下的人吗？而士人在高位的，小心翼翼，竟然还不如乡野小人，为什么呢？所以君子慎重对待名声，乡野小人而有大丈夫行为的荣耀，大丈夫而有乡野小人行为的耻辱。

奏请核实疏 咸丰元年

焦友麟

臣认为：为政不在于多言，只看努力实行如何罢了。努力实行，务必追求一个“实”字

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尚书》说：“君主能深知为君之艰难，臣子能深知为臣之艰难。”这表明君臣之间互相警戒，上下互相依存，难道会有只责备君主艰难，而臣下反而安逸享乐、太平无事的情况吗？确实如先前奉到的圣谕所说：“各位大臣应当知道做臣子的不易。”皇上的话极为深刻，用来警惕激励臣工的道理，都在这里了。各级官员和各司职事，谁不应当惭愧恐惧交织，以求仰副皇上教育至极的深意呢？况且有幸逢到皇上勤于政事、谋求治理，虚心求才，正值革新政治之初，正是臣子弥补过错、竭尽忠诚之时。然而臣私下看到，此时吏治和民风，仍不足以仰慰皇上的心怀。那些在京的阁部院各位大臣，接近皇上的光辉，他们辅佐政事的情况，外人无法得知。至于一切大小事宜，无不当面领受提醒，严格遵守既定法度，维系四方人的观望，谨慎把握各项制度的纲纪。至于外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有的地位崇高、持节掌兵，责任重大、镇守疆域；有的宣扬教化、承继流风，明确形迹、施行教化。一个官职就有一项职责，一个人就有一件事务，如果事事振作兴起，那么天下立刻就会呈现强固精明的景象；稍有偷安苟且，那么废弛必然很多。臣观察历来积弊的病根，大约有几种：有的假借详慎的名义，来推卸责任；有的掩饰持重的意图，来陷入萎靡不振；有的在眼前畏惧阻碍；有的在事后包庇袒护；有的图谋小效而进行粉饰；有的面对大事而缺乏担当。总之，事情无论大小，侥幸没有纠察，就悠闲疏忽以求便利安逸；等到遇到严厉的谕令，才开始张皇失措以求敷衍塞责。皇上总览万机，岂能一一体察？那么废弛的情况不是已经很多了吗？臣又看到，如今积蓄空虚而百姓少有储备，教化松弛而风俗多浇薄，盗贼充斥而缉捕不力，邪正混杂而教匪逐渐滋生。地方官以催缴赋税为事，而百姓的忧喜与他们无关；军队以侵吞克扣为常，而士兵的训练不讲求；漕运时时棘手，河防也处处惊心。所有这些积弊相沿，想必难以逃脱圣明的洞察。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广西的贼匪，臣听说其萌动已在十数年前，以至于养痈遗患，耗费军饷、劳师动众。近年来四川的嘓匪，河南的捻匪，湖南的斋匪，湖北的痞匪，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素来被称为奸恶聚集之地，安徽的庐州、凤阳、颍州也有不少顽劣之民。所有这些尚未平定的祸根，责任在地方，固然不可扰民滋事，但在此前车之鉴不远的时候，并未听说善于整顿，以期望消除祸患于无形。臣又看到，世宗宪皇帝时曾有旨意，命令各省督抚将应当禁革、应当整顿的事宜，确切查访、分条列举，上奏依次举行，并命令年终将某事兴办如何，某事禁革如何，某事整顿如何，据实上陈，作为述职。所以当时如李卫、田文镜、鄂泰、杨名时各位大臣，多能实心实意整顿地方，政绩卓然，历历可考。恳请皇上申明雍正年间的事例，使各省大吏各自振奋精神，尽扫推诿因循的积习，以成就上下相需的治世，天下幸甚。况且臣还有进言：天下是由州县积累而成的。州县所亲近的百姓、所办理的事务，就是大吏所应统治考察的。如今州县只以钱粮簿册为重，而对于兴利除弊、禁暴安良、农桑教育、人心风俗等事务，漫不经心。官员对百姓，除了照例发布文告之外，既无其他事务；百姓对官员，除了诉讼纳税之外，完全不相了解。作为大吏，每年或许纠劾几名官员，所劾的不过是舍弃豺狼而询问狐狸，详究催缴赋税而略去安抚百姓。科条徒然严密，考核偏安，期望其蒸蒸日上吗？应请一并命令各督抚，斟酌州县的繁简、幅员的大小，分别给予期限，令他们根据地方情况，凡是前述一切事宜，体察确实，造册申报上司，依次兴办。每到年终及三年考核政绩时，据此作为考察，分别功过，汇总奏闻。如有日久视为具文、虚应故事的，督抚不纠察，另经发觉，除了将该州县惩处，并将该上司一并处分，使他们明白圣朝责实循名、孜孜求治的意图，那么上下断绝欺蒙，官民并无隔阂。即使钱粮乐于缴纳，诉讼不致繁多，而簿册可省，为政更觉游刃有余，文质彬彬的三代之盛，不难复见于今日了。

译给曾涤生侍郎的信

刘蓉

向您门下进言的人很多，其中难道有建立宏伟蓝图、规划长远策略、陈述天下重大计策的人吗？老翁老妇的智慧不出豆箪之间，我本来就知道是没有的。难道有献出忠言、陈述正直言论、攻击您的短处而指摘您瑕疵的人吗？投出计策以求进身，献上谄媚之语以取悦您，我尤其知道是没有的。那么您所饱闻而听厌的，不过是浅薄之人、小儒、道听途说之流、街谈巷议之辈罢了。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尽善尽美的直言，而君子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德。您如今被世人称为贤者，有忠言和至计却不告诉您，这不是对待大贤的方式，也不是有道君子自我处身的做法。所以冒昧地贡献我的愚见，重大而深远的道理不想立刻涉及，浅薄的道理又不足以陈述，那么请让我粗略地发起端绪。您试着平心观察，扩大您的度量来接受它，认为可以采纳，我将继此而有进一步的进言；如果怪罪我的冒昧，斥责而不采纳，那么这就是您的过错，不是我们这一方的责任了。称赞您才能的人说，文章效法韩愈，诗歌效法黄庭坚，奏疏所陈述的，是欧阳修、苏轼一类；志向度量所积蓄的，是陆贽、范仲淹的次一等。这几项确实足以显扬于天下了。道义丧失而文风败坏，得一两位贤者起来振兴它，难道说是小小的补益吗？然而这不过是士君子在当时不得志而有所期待于后世的作为罢了。既然已经显达而在上位了，就应当在天下推行道义，以宏大救济艰难为心，却还想着用区区词章来表现自己，不也是错了吗？依托文采来庇护自身，而不问政纲；藉助诗酒来娱乐日子，而不修吏事。陋习相承，已经不是一天了。君子推究祸殃的起源，将唾弃它还来不及，忍心再蹈覆辙而亲自为之驾车吗？大疏所陈述的，动辄关系到重大计策，这确实有说出别人不能言、不敢言的话。然而说了却没有见到成效，就足以塞住大臣的责任了吗？国策没有见到益处，而声望却因此日益隆盛，揣度贤者的心，不能不因此感到歉疚。至于陆贽、范仲淹的志向度量则远大了。这两个人，遭遇已经显隆而志向却没有伸展，学问已经端正而道义或许没有完全实现。然而匡扶君主、救济时世的谋略，先忧后乐的情怀，确实足以取信于当时、闻名于后世。您的雅量达到这个程度，大概能承担天下重任的人，也期望陈述古训来自我鉴戒而不矜持于意气，规划大道来自我宽广而务必宏大您的度量，集思广益，大概就接近了。如果效法欧阳修、苏轼的节概来自我夸耀，采撷韩愈、黄庭坚的词华来自我自豪，这是承平无事之世用来优游以培养大臣声望的做法，而不是当今时势所急需的，因为无助于治乱的气数。颂扬您贤德的人说：“他的廉洁可以效法。”阐明您志向的人说：“以身殉国。”即使是您自我期许，也是如此。说：“不爱钱，不惜死。”多么壮烈的言论啊！虽然如此，用这两点来阐明您自我对待的志向作为平定乱世、救济时世的根本，是可以的。如果用来安慰天下贤豪的期望，尽到大臣报国的忠诚，那么岂止于此呢？贪婪的人殉利，像蚂蚁蚊虫在粪壤中竞逐，埋首殒身而自以为得意。在这里如果有人，志节皎然，大利当前而不为所动，可不称为贤吗？然而从君子看来，这不过是士人品行中的一个方面罢了。贞洁的女子在众人面前自号说：“我能不淫乱。”不淫乱就足以概括淑媛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而立刻自我标榜，那么见识何其浅陋啊！如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想要驱使天下智勇材辩之士，抛弃坟墓，舍弃亲戚，出没于刀箭之余，与死寇相角逐，没有赏赐就不能劝勉。汉高祖捐出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豨被斩首；项羽印刓不忍给予，而韩信、陈平闲行以急切离去。所以滥赏则志士耻于与庸竖为伍，而吝赏则无以系住豪杰的心。用廉洁自我奖赏，那么也将用廉洁来约束别人，而功名之士就会掉臂而思离去。所以说：廉洁的操守，用来谈论您自我对待的志向，是可以的。大臣的道不止于此，而且也不能泛泛地要求人人如此。

给吴竹如方伯的回信

舒化民

二十八日接到您的手教，奖誉过当，感激交加。沧浪孺子，难道真的知道道义吗？只是听者自有会心罢了。往日看到白帖荐士书，说想要使了解我，形体已经憔悴，志气已经疲惫，唯独好才喜士的心没有死。我也认为形体已经憔悴，志气已经衰败，唯独忧悯生民疾苦的心没有死，所以有幸在大君子面前，不自觉地说出话来，不知道是否符合事理？您不鄙夷我为迂腐，还想要诱导我说话，寸草有心，怎敢缄默？私下认为阁下清操介性，律己甚严，而和厚谦逊，又使人可以亲近。韩魏公明足以烛照人的奸邪，而没有形于词色，而且必定留给人容身之地，这在古贤中寻求，哪里能多得？您说云端本善，确实如此，有什么可愧的呢？而潜移默化没有达到的，确实如您所说，近日仕途积习沉痼，挽回人心，不容易啊。偶尔回忆二十年前，我担任县令时，钟云亭制府，程月川巡抚，都还是方伯，李复斋廉访初守泰沂两府，随即掌管臬事，那时每逢切要的案件，在文札之外，另外加上信函，所以

译给下属官员写信，诸如保甲、缉捕、听讼、书院、仓储等事务，都谆谆告诫，不胜枚举，并且都刻印下来以训诫各下属。而贺耦耕制府在做方伯时，在编纂的《经世文编》中，也采纳收录了几条。当时担任县令的人，如梁楚芗中丞治理峄县，徐树人廉访治理泰安，宗小棠大京兆尹治理京城，乐陵王英斋观察治理清平，大都在遵办禀报的公文中，自行抒发议论，偶尔也附上条陈，上级长官又常常给予大力奖赏，有时甚至通令照行，稍微有点政绩名声的，固然没有不愿意长期任职的，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没有不争相磨砺自己以胜任职分的。那时并不知道有攀附请托的门路，也没有所谓揣摩风气的手段，确实是难得的际遇。而这种风气实际上是由李复斋先生开创的，至今流风余韵，仍然被人称道并深入人心，确实是因为下属官吏接到上级的信函，常常觉得格外振奋，两封信函胜过十倍的官文书。读陆清献公手辑的《政摘要》一书中，记载了王阳明、刘忠宣公几件事，不觉暗合，抄录呈上供阅览。出行前导，按例有“肃静”、“回避”两块牌子，也是实行辟除闲杂人员的道理。阳明先生开府南赣，将牌子上的字改为“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肃静是希望人们无言，听到过错就招引人来说；回避是希望人们不见，通达民情就召唤人来见。当时没有听说有人因为先生这样做而认为有失体统，只觉得他开诚布公，人人都能到督抚面前，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利益怎能不兴起？弊端怎能不剔除？政事怎能不纯粹美好呢？刘忠宣公巡抚两粤，凡是有事行文给司、道、府、县，不使用官封朱点，当堂拆开，只按照同辈往来的惯例，单帖具名，另外用副启陈述事宜，最后亲自填写四个字说“大夏顿首”。当时也没有听说有人因为公这样做而认为有失体统，而下级官吏凡是接到公的札子，感激仰慕教化，尽心奉行，如同等待严厉谴责一样谨慎。后来德行威严令人敬畏，难道不令人信服吗？近来太蒙王公巡抚江西，守令来拜见，不遵循旧例在庭参，邀请进入后堂，每次两人一见，左右列坐，王公亲自面向北烹茶细谈，询问治理的利弊，观察这个人的心事、识见、议论、年力，等他们出去后就疏理其大略，再邀请两人进来，也是如此，不厌其烦，不嫌降低身份，从容应对数日之间，全省官吏的贤良与否，思过半矣。人们看到王公如此留心，贤良的人更加勤勉，不贤良的人改变节操，有化枉为直的微妙机制。这三件事都是巡抚按察使的良法。良法何尝不是生于居高位者美好的心意？如果存有这种心意，推广开来，各自顺应时势，各自顺应地点，美意无穷，则良法无穷。化民按：居高位者陶冶官民，各有性情，各有措施，原本不是一条路。蔡端明擅长政事，与客人专门谈论文章，不谈论政事；欧文忠擅长文章，与客人专门谈论政事，不谈论文章。各自都能造就人才。包孝肃治理开封崇尚严明，欧阳公治理开封崇尚宽厚，各自运用其长处而不相违背。只要能开诚布公，随时随地以精力施行，化枉为直的机制就寓含其中了。只是言语教化不如身体力行容易遵从，法令不如德礼容易感动，这又是良法美意的根本，以及潜移默化妙用的所在。

译给安徽巡抚、清苑籍中丞大人的信

胡林翼

安徽是淮河流域的屏障，长江边界的重镇，士人杰出却专谋私利，百姓追逐商业而厌倦农耕。长江以北，人们以刀剑嬉戏，喧哗不安定，所以被称为难以治理。自从河南黄河再次决口，邻省成为泄洪的沟壑，即使像清献公那样视察越地，郑公那样镇守青州，也恐怕民气大受伤害，满目疮痍，那么寻求治理就更难了。然而君子不改变法令来治理，为什么呢？法令是根据人来制定的，贵在审察适宜；事情是根据环境而变化的，贵在恰当可行。以今天的天下来说，学校衰败而下面没有实学，科举泛滥而士人没有真才，小商贩得以乘坐君子的车，六部的胥吏无异于拥有宰相的权力，衣食忘记了农桑的重要性，而田野很少有力耕的农民，政事成为财用的来源，而上面没有根本的治理。所有这些长远的谋划，固然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和早晚之功所能拨乱反正的。即使目前所谓的武备、缉捕、刑名、诉讼，也非常衰微了。试着为老师一一陈述，以备采纳选择。

一、武官应当用心关注。国家设立官制，武官隶属于文官，而文官常常轻视武官。近日裕督师在浙江失败，是因为文武不协调，急切地寻求，骤然地约束，其无济于事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先用恩信对待，那么礼貌之间不损害威严，酒食的慰劳不伤害财用，而下属的身心乐于为其所用，这就是萧何、曹参之所以安定刘氏的原因。

一、标兵应当选拔其中的优秀者。本朝将军令寄托给督抚，就是将军的制度。行军的法则，必须有左右亲兵，然后可以冒着不可测的锋芒，而振奋一军的气势，韩世忠、岳飞的背嵬军就是这样。即使《明史》所载，如杨洪家的家仆，王越的荡跳士，梁震、何卿、马永、馬芳等，都凭借百余名亲兵建立了奇功。而满桂身处孤城，叛兵畏惧他的家卒；成梁蓄养健儿，后来都成为将帅，这是蓄养的力量。然而蓄养则费用不易，只有简拔兵丁，优厚地供给粮饷，如戚继光、谭纶的遗法，就可以收到练兵的效果了。

一、州县的疲沓玩忽应当振作其士气。公文络绎不绝，大抵完全不关心，交给幕友书吏之手，即使迫于期限，也含糊上报罢了。只有选择案件中的紧要者，用手札告知，明确撮取要点，直接抉破隐情，指示处置的方法，责成禀复的日期。公文相同而手札专门，就有不敢轻视之心；公文严厉而手札亲切，就有不忍漠视之心。曾见一位老吏说，生平所畏惧的只有这个。张居正鼓动人，卓然成为救时宰相，也仅此而已。

一、捕盗应当规定日程。先用手谕命令有案件的开报姓名，无案件的访查巢穴，宽恕以往的罪过，严惩隐瞒掩饰的科条。再自己设置册簿登录，分日分起，责令抓获，记功按月按年计算，而赏罚就确定了。即使有不肖之人，而因别的案件发觉，大宪访查，其不用力的很少了。

一、亲兵可以派遣捕盗。有所访闻，约定道路的远近，而给予书函若干。到第一驿站开启，第二驿站的封缄，依次到达边境，可以不泄露。他们恐怕中途改派，一定不敢预先拆开到达边境的封缄，而地方听说大宪专门缉捕，不敢不效力协助抓获。而且遇事观察才能，暗中授予方略的要领，积累功劳得到赏赐，又可以作为简拔的阶梯。这些人职位小，即使到州县需要多少？假设有犯罪之人，就有制裁罪行的法律。天下本来没有没有弊端的政事，只看如何使用罢了。广汉翁归，他揭发奸邪、揭露潜伏，虽然不免受到钩距的讥讽，但对治术并非没有补益。

一、诉讼刑名应当限制日程。案牍的兴起，一人投状，十家破产，官员揣测其肥瘠而食取。膏脂有多少，徒然饱了衙门蛀虫。或者优柔寡断，滥收于前，而积压于后。有案件历经十数个官员而不结案的，应当严立课程，限制册报，另外设置书记掌管，分日分起札追结报，与捕盗同样的胥役，应当严惩。这些人狼吞虎噬，为祸最烈。安徽某县差役，号称豪猾，一案到官，先纳钱请票，官员认为肥美，而差役的豪侈肆虐，甲于他省，这些都是应当革除的。

一、惩贪污以厉节操。国家的败坏，都由官邪。近日风气，似乎大法小廉了，而实际上不能这样。巧避其名，而阴取其利，事前市侩，事后偿还。大约给予者虽然强出而不能怨恨，接受者直以为礼义了。就像我朝的台湾、西域、川楚教匪，都因官吏贪婪职为祸阶。我朝承前明之制，有乱民而无叛官，虽百世可知了。然而民乱必由官贪，使早劾贪财之人，岂不贤于十万兵吗？那一家之哭，何如一路哭呢？

一、勤接见以广耳目。日坐厅事，门无留宾，专心询访，集思广益，即使纵横说士，谋利营私，而明镜在空，本无成见，正不可因噎废食。所有这些都很卑微，没有高论。以老夫子的德量涵古，经猷冠时，而我林翼却沾沾自喜为此，土壤不择泰岱之高，细流不捐河海的广大。工匠商贩进规，

译盲乐官献上颂歌，何况像我林翼这样蒙受知遇最深的人呢？我见识浅陋且没有文采，恳请陛下明察并加以教诲训导。

译奏为已故湖北巡抚胡林翼忠诚勤勉、竭尽辛劳缘由的奏疏

曾国藩

我私下认为，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从翰林院起步，接连担任外任官职。咸丰五年三月，蒙受先皇特别的赏识，由贵州道员不到半年，就被提拔署理湖北巡抚。当时，武汉已经三次失陷，湖北的州县大半沦陷，各路兵勇溃散殆尽。胡林翼被困在金口、洪山一带，身体劳累，心思焦灼，不仅没有兵力、没有军饷，而且没有官员、没有幕僚。从两司（布政使、按察使）一直到州县的佐杂官，都远在江北数百里之外，每一文钱、每一粒粮，都亲自写信向人借贷，情辞深痛，在残破之余，十个人中不到一个人回应。甚至动用他益阳老家的粮食来救济军需，士卒因此感动。恰逢湘勇从江西援救湖北，军势日渐振作，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汉，随后陆续收复黄州等郡县。议论的人认为湖北巡抚可以稍微卸去重担了。胡林翼没有为自己打算，全部军队越过边境围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总督巡抚以全力援救剿灭邻省敌人，是从湖北开始的。九江围剿一年多，相持不下，中间石达开从江西窥探湖北，陈玉成从皖北侵犯湖北三次，胡林翼始终不肯撤除九江的包围，回救本省的急难，有时亲自统领一支军队肃清蕲州、黄州，有时分派众将驱赶敌人退回安徽、河南，最终能够攻克九江，将贼寇杀尽，成为东南的一大转机。九江的战功刚刚完成，又上奏说明以全湖北的力量去办理皖北的贼寇。等到李续宾在三河全军覆没，胡林翼因母亲去世回乡守孝，未满百日，听到消息急忙起身痛哭，誓师后不进入衙署，进驻黄州。议论的人又认为李续宾这位良将新逝，元气尚未恢复，只可以暂时保全我们的疆土，不适宜兼顾邻省。胡林翼不以为然，惊魂刚刚安定，就派重兵越过二千里援救解除湖南宝庆的包围。援湘的军队还没有返回，又商议大举图谋安徽。这时我曾国藩有奉命入蜀的命令，胡林翼留我共同图谋安徽疆域，先消灭发匪，保护三吴的财赋，洗雪天下的公愤。绘制数十张地图，分别送给我和官文以及各路将领，日夜咨询谋划。十年春天在潜山、太湖大战，相继攻克，于是确定围攻安庆的策略，亲自驻扎太湖督剿。本年五月回援湖北，在病中仍多次寄信给我，详细陈述不要撤除安徽包围、全力剿灭援救贼寇的策略。所以安庆的攻克，我之前的奏疏推举胡林翼为首功，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议，而是当事的文武官员所共知，也是大行皇帝所洞察的。大凡良将聚集在一起，意见就会纷歧。有的人以道义自高，却难免气量矜持的过失；有的人以功绩自负，却难免器量见识的偏颇。一句话不合，动不动就变成水火不容。近世的将才，推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山、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都以国士相待，倾心结交，人人都有布衣兄弟般的欢乐。有时分出资财来惠及他们的家室，寄送珍药来安慰他们的父母。前敌各军，请求军饷请求援兵，他竭尽全力经营，夜以继日。询问的书信和馈赠的物品，在路上络绎不绝。自七年以来，每次遇到捷报的奏折，胡林翼都不具名上奏，常推官文和我处在主稿位置。偶尔上奏，就盛赞众将的功劳，而自己不与焉。他的心思兢兢业业，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要务。外省盛传楚军和睦，亲如骨肉，而对于胡林翼苦心调护，或许不完全了解。这是我自愧过去不及，而又担忧后来难以继承的原因。军兴以来，各省都以军饷不足为忧虑。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荡尽。乙卯年、丙辰年之际，穷困窘迫到了极点。自从荆州征收盐税，各府抽取厘金，湖北稍微能够自存。胡林翼综核名实的才能，冠绝一时，常在理财之中，暗寓查察官吏的方法。咸丰三年，户部规定漕米折价，每石折银一两三钱，但各省州县照旧浮收，增加到数倍。湖北甚至有每石数十千文的，上下因此交相困顿。胡林翼在七年春天，创设减漕，严裁冗费。先皇朱批奖谕，说他不顾情面，祛除百年积弊，非常值得嘉奖。统计湖北减漕这一项，每年为民间省钱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国家库房增加银四十二万两，又节省提存银三十一万两。利国利民，只是不利于中饱私囊的蛀虫。向来各衙门的陋规、台局的浮费，革除殆尽。州县征收正税，不准浮收毫厘，也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作为猾吏肥私之地。各关卡的委员，每天有训导，每月有考核。批复书信，娓娓千言，认为取民赡军，使商贾都知道同仇敌忾，这就是用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员都知道洁己奉公，这就是用来兴廉。贞白之士乐于为他所用，欺饰之徒谴责也重。所以湖北贫瘠之地，养兵六万，月费多达四十万，而商民不疲，吏治日益美好，这又是精心默运，不是操切之术所能比拟的。自从八月以来，安庆克复，江鄂肃清，正庆幸全局振兴，便可长驱东下，不料大功未竟，长城遽然倒塌。湖广总督官文奏请将胡林翼部优恤，蒙圣慈矜鉴。臣与该

译因此，我与这位已故巡抚共事日久，彼此了解颇深。咸丰四年，我曾上奏称胡林翼的才能超过我十倍。近年来遇事向他咨询，尤其佩服他修养品德的迅猛精进。我不敢阿谀逢迎、过分赞美，也不敢埋没他的忠诚功勋。现将这位已故巡抚因勤于职守而殉职的大致情形据实呈报，恳请皇上命令交付国史馆查照办理。胡林翼的儿子胡之勳读书聪慧，是否可给予恩赏，全凭皇上的格外恩慈。

译谨呈前两江总督曾国藩忠勋尽瘁的大略疏，由幕府代为拟写。

李鸿章

窃以为，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因病离职，朝廷已钦奉恩旨，深切怀念忠良，给予的丧葬礼仪极其优厚。伏读二月十二日的上谕，称他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为人清正。天子的褒奖赞许，确实可作为千古定评。至于他生平战功政绩，显赫在人耳目，且有历年奏报可查，无需臣再赘述。只是臣从前在曾国藩军营中辅佐数年，近来共同做事时间也最长，了解稍为详细。他前后所经历的困苦艰难处境，隐微曲折的情况，以及他向来志行的所在，有外人不能尽知之处，请向圣主恭敬陈述。

伏查咸丰初年，太平军蔓延东南各省，分兵北窜，寇和等流的毒害几乎遍及海内。太平已久，百姓不懂军事，绿营将士既不得力，各省办理团练的尤其鲜有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来治理乡兵，在举世风气衰败之余，英明谋略独自奋起，不墨守成规，虽然没有一点权力，却毅然以消灭贼寇为己任。奏请仿照前明戚继光编练军队的成法，招募勇丁训练，随即驻扎衡州，创建水师。凡是枪刀锚的式样，帆樯桨橹的位置，无不亲自演练测试，竭尽思虑精力，不惮再三更改制度，以达到极其精良。初次出兵救援岳州、救援长沙，都不利。世俗之人不明察，众口一词讥讽议论，甚至有意侮辱。当时，势力既不能行于州县，号令更难取信于绅民。这不仅仅是筹饷筹防，事事受到掣肘而已。曾国藩忍辱负重，坚定不动摇，准备材料训练士兵，振奋兵力再次出击，湘潭、岳州连战大捷，将太平军全部驱逐出湖南境，于是攻克武汉、蕲水、黄州，肃清湖北。咸丰四年秋冬之间，长驱直入千里，席卷无前，湘勇的旌旗于是为海内增添光彩。此后各路杀贼立功的人，都倚重他，以一县之人，在十八行省中捍卫乡里，最终平定四方，前古未曾有过。湖北既已肃清，于是率领水陆各军沿江东下，大有直捣金陵之势。无奈事机不顺，进围九江未能攻克，而总督杨霈的军队在上游溃败，贼寇又窜踞武汉。曾国藩以孤军被困在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将都遣回救援湖北，金陵大寇勾结楚粤诸贼，乘机迅速到来，曾国藩兵分饷缺，又没有地方官的职权，事权受到掣肘，一如在湖南之时，历经数年艰难，仅支撑危局，然而他所规划施行的，不仅仅是屏障一方的计策，风采隐然震动天下。

咸丰七年，因父丧回籍，三次上疏恳请守完丧期。文宗显皇帝鉴察他孝心诚恳，准许他暂时在守丧庐中。不久又奉命视师，廓清江西，进取安庆。随即因为苏州、常州沦陷，授予他兵权东征，赋予两江重任。当时，贼势如狂风疾雨，蹂躏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完好的土地，苏皖两省糜烂尤其严重。曾国藩在无可筹措之时，多方布置，奏荐左宗襄办军务，在湖南招募勇丁，征调鲍超于皖北，调蒋益澧于广西，定计不撤安庆之围，亲自率领所部万人，驰入祁门。刚接防皖南，而徽州、宁国又陷落，各路悍贼聚集在祁门前后左右，层层进逼围攻，几乎有应接不暇之势。曾国藩显示镇静，激励诸军，昼夜苦战，相持数月之久，贼寇望风丢下首级，丧胆连夜逃遁。从此军威大振，时局于是有了转机。

等到安庆攻克，沿江各城要隘依次平定，而全浙又陷落，吴越百姓接踵告急。曾国藩认为贼势浩大，定议分道进兵，他的弟弟曾国荃统率得胜之师，进逼金陵，攻守并用，激战连年。杨岳斌、彭玉麟专率水师扫江面，鲍超以霆军东西驰击。此外，左宗棠援浙之师为一路，臣李鸿章援苏之师为一路，淮颍一带则有袁甲三、李续宜、李续宜、多隆阿诸军分路并峙，将帅接连不断，军书络绎不绝。曾国藩总持全局，会商机宜，裁决得当，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迭起，他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虑劳苦的情状，难以一一列举。朝廷虚心延访，凡天下大政及疆吏的能否，无不殷切垂问。曾国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圣明鉴察他的忠诚，每有论奏，立即施行，因此庶政一新，捷报频传。议论者认为平定太平军的功劳，只有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他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使求之往古名臣，也很少见到。

当臣初募淮勇时，曾国藩授予臣手订的水陆营制，臣反复玩味，觉得他所定人数之多寡，薪粮之厚薄，都参酌时势，简要精严，确实是久远不坏的规制。又酌拨湘勇数营，使臣得以观摩练习。臣抵达上海之后，扩充训募，实以此军为发端之始。等到金陵攻克，多次函嘱臣不要撤淮勇，以备剿捻之用。同治四五

译虽然尚未见到迅速成效，然而长墙围困的策略，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关键。臣得以灵活变通以获取最大利益，从而完成全部功业，那开创事业的辛劳，实在不可埋没。臣在七年七月，曾经附片奏明，起初并非推卸功劳、美化自己的言辞。

译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考察官吏更优先的了。曾国藩在江南时，治理军队和治理官吏，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自从军务逐渐平定，各项事务开始创建。曾国藩集思广益，亲手制定章程，期望能够长久施行。他鼓励农耕，督促养蚕，振兴文教，救济贫困，抑制暴行，奖励廉洁，去除贪婪。不过几年时间，民心大为振奋，而官场浮夸滑头的习气也随之改变。他在直隶任职，不到两年，如清理积压诉讼，减少差役徭赋，筹划荒年政事，都有实惠惠及百姓。前后两次上疏举荐和弹劾下属官吏，尤其让众人信服。他的方法是，在官员上任之初，命令省里的司道官员将所属各员酌情加上考核评语，开列清单汇总呈进，以备核查。同时留心访查，偶尔有所听闻，就登记在册，通过多方参证错综比对而得到真相。等到贤良与奸佞分明，便上疏举荐或弹劾，全省震惊，认为他像神明一样，官民至今称颂。曾国藩平生未曾专门讲求吏治，然而他在培养元气、转变积习方面，却是专精吏治的人所不及的。两淮盐务，自从战乱以后，疲敝停滞到了极点。商人的资本已经亏损，盐引和盐岸全部废弃，加上军营军官把持，票法完全败坏。曾国藩自从驻扎安庆，就将淮南淮北的盐务依次整理，奏请制定新章程。因为运商运盐到岸的弊病在于争抢销售，就设立督销总局，以整顿轮销规则；场商收盐入场的弊病在于抢跌价格，就设立瓜洲总栈，以保障牌价。因为商人资本宜轻，才有利于转运，就规定暂缓征收厘金，以缓解商人的财力；因为正税收入，丝毫都重要，就规定奏报，以务必稽查。计算从同治三年春初到九年冬末，共征收盐税银超过二千万两，厘金超过七百万串。近来湘淮各军的军饷以及解送京师的军饷，实际上以盐利为一大宗。而商民安居乐业，上下都获益，这是他平日用意公正且广泛，更有在立法之外的好处。自从西方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比古代大变。曾国藩深知时势艰难，反复审慎，不肯轻率行事。他的主旨只是务求坚守条约，显示诚信，使对方不能在我方得逞。对于细微小事或许不予计较。曾国藩自称不熟习洋务，前年天津事件，议论者在责备期望之余加以诋毁非议，曾国藩也深深自责，稍不加辩解。然而他所坚持的大纲自然不可改变。他常以隐患正在增长为忧虑，说自强之道，贵在一点一滴积累，一步不可落空，一语不可夸耀。他讲求的要点有三：制造器械，学习技术，操练军队。所以在上海局制造轮船，方言馆翻译书籍，对洋学未曾不反复用心。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式队列，挑选幼童到天津学习，无非是为了自强奠定基础。大概他的心思兢兢业业于所谓未雨绸缪的谋划，未曾一天忘记。臣对于曾国藩忠诚功勋的事迹，谨略举其大要如此。至于他始终不变而持之以恒的，只是说：以克制自己为根本，以举荐贤才为应用。这两点足以概括他了。大凡克制自己的功夫未到，则根本不能确立，起初是学术的偏差，继而是事业的拖累。其开端很细微，其效果立刻显现。曾国藩自从入仕后，在官职侍从，就与已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已故太常寺卿唐鉴，已故道员何桂珍，谨慎地探求儒家先贤的书籍，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他的清修亮节，已震动一时。平时行为很严格，而不事张扬于外；立心很宽恕，而不务求全于人。所以他的道大而能包容，通达而不迂腐，没有前人讲学的流弊。接着他不轻易立说，专门致力于亲身实践增进德行尤其猛烈。他在军中在官府，勤勉以率领下属，则不分早晚；节俭以奉养自身，则不异于贫寒之士。久为众人所共见。他平时自我勉励并勉励别人的，每遇一事，尤其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然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也毅然前往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让给别人，任劳则引为己任。盛德所感化，起初部属被感化，接着同僚谅解，最终各省跟随羡慕效仿。他之所以能转变风气在此，他之所以能宏大救济艰难也在此。曾国藩秉性谦退，受宠如惊。从戎之初，就奏明丁忧期内，虽稍立功绩，无论何种荣耀，不敢接受。等到服丧期满之后，战功更加显著，宠命接连加封。他的弟弟曾国荃屡次因战功晋升，也一定上疏恳辞，至于再三。他的深意尤其想要远避权势，暗中防范外重内轻的渐况。所以对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的命令，辞让尤其有力，并非矫饰。临事则惧，大功之难成；终事则俱，盛名之难副。所以位望愈重，而愈存谦卑不足之思。前年回任两江，朝廷许以坐镇，听说曾国藩仍带病视事，不肯稍休。临殁之日，依旧接见属僚，整理公牍，他数十年来逐日行事，均有日记。二月初四日止笔，还殷切以旷职为疚，战兢临履之意溢于言表。这是他克制自己的功夫，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也无以过之也。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賢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识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中，一见以为伟器；

译有时在人的外表形貌中物色人才，坚定地赞许其为非凡之才。他平日所持的见解，常认为天下最重大、最繁复的变故，绝非凭一己之力所能维持，因此他在提拔幽隐滞涩之人、大力奖掖杰出人才方面，尤其是不遗余力。曾听说江忠源尚未显达时，以举人身份进京拜见，两人亲切交谈许久，曾国藩目送他离去时说：“此人必将在天下成名，但应当以节操刚烈著称。”后来便专门上疏保荐，以响应求贤的诏令。胡林翼以按察使身份统领军队，隶属曾国藩部下，曾国藩即上奏称其才能胜过自己十倍，二人均被破格提拔，表现出卓越的忠诚与勤勉。曾国藩经营军事，最终依赖他的辅助。在籍办理团练之初，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續宜、王鑫、杨岳斌、彭玉等人，有的从生员中聘请，有的从田野中选拔，有的从军营中招募，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能各尽所长。内部的幕僚，外部的台局官员，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其余部下将士，有的因立功日久而逐渐显赫，有的因血战而成名，临敌死守不退的尤其难以尽数。最后派遣刘松山一支军队入关，经曾国藩从列将中提拔，认为他可以独当一面，最终能在秦陇一带扬威，功勋卓著。曾国藩又认为人才靠培养而涌现，器量见识靠历练而成，所以他用人，凡是在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中有一项长处的，无不优厚地加以奖赏和借重，量才录用。将领官吏来拜见，无不立即接见，殷勤训诲，如果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很少不广泛访查、周知详情，代为筹划。分别之后则写信告诫，有老师督促学生功课的风范，有父兄期望子弟的心意。非常之士与自爱之人，都乐于为他效力。即使是桀骜不驯、贪婪狡诈之人，如李世忠、陈国瑞之流，如果有一节可用，必定给予书信，殷勤劝勉，奖其长处而指出其过错，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易弃绝，这又是他爱惜人才的盛意与造就人才的微妙权变相互依存而产生的。我私下曾综合叙述曾国藩的为人，他处事谨慎，行动符合法度，而成败利钝有所不计，似乎像汉臣诸葛亮一样，遭遇盛世，建树宏大，却又超过诸葛亮。他谋划决策，应对事物、估量事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乎像唐臣陆贽一样，经历诸多艰难，亲尝甘苦，却又超过陆贽。他无学不窥，默默探究精要，而实践笃实，始终真诚，似乎像宋臣司马光一样，百战勋劳，饱阅世变，却又超过司马光。臣对曾国藩师事近三十年，既有确切的见闻，固然不敢阿谀溢美，又怎忍心让他的苦心孤诣湮没不彰？反复筹思，道义上难以最终沉默，谨撮叙大略，据实冒昧陈述，相应请旨饬令国史馆查照施行，以彰显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后世人臣之法

译这是合肥相国拟好却尚未呈上的奏疏。在此之前，相国听闻文正公去世的消息，急切想要撰写奏疏详细陈述其事迹，请求交付史馆记载。只是因为相隔较远，对近期发生的事情未能全面了解，于是派人送信到金陵幕府，嘱咐他们就近考核查证，拟写一份奏疏草稿。无锡薛君福成实际起草了这份奏疏，南北往返，辗转拖延，忽然就过了两个月。当时代理两江制军何公、湖广制军李公以及安徽巡抚英公，都已经陆续上疏表彰。朝廷的恩惠礼遇优厚至极，反复多次，相国认为如果再次上疏，就近乎于烦琐渎职，因此搁置下来没有上奏。癸酉年春天，我得以借读这份草稿，其中叙述的许多重大方面，有超出各省奏疏内容之外的，于是抄录一份交付刻印，附在文正公奏疏之后，也是考证事实的一点帮助。张瑛跋

密陈革员捏控与历年办事本末的附片，光绪六年。

丁宝桢

再次密陈的是，宋大奎捏造臣以该革员有教令、王余照贿赂串通言官，将其提解到省城监禁这一节，臣现在已经据实上奏。只是想到该革员之所以如此捏造控告，其意图在于暗中使臣与台谏构成互相攻讦的局面，奸人用心可谓极其狡猾。查四川官场败坏闭塞，至此实在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各衙门贿赂盛行，本来是他省所没有的。州县剥削百姓以讨好上级，刁滑的绅士勾结官员以分取利益，上下互相征敛，于是发展到互相劫持胁迫，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荡然无存。州县终年不审理案件，不讲求缉捕盗贼，政事因贿赂而成，盗贼充斥民间，生意萧条，终年辛勤劳作抵御寒冷，几乎没有寸缕衣物，充饥也不满足于吃糠。失职无告的百姓盈满街巷，祸乱之气已经萌发，令人战栗不安。臣自从到任以来，日夜焦虑思考，设法整顿，州县逐渐知道畏惧法律，也知道讲求办事，表面上似乎大有改观，而隐微深痼的习气深入人心，则仍然牢不可破，似乎不是微臣浅薄的德行所能转移变化的。臣私下看到四川民生困苦，经费短缺，到任之后，首先裁撤各州县的夫役马匹，以体恤百姓而巩固根本；接着革除各衙门的陋规，以体恤官吏而杜绝贪婪；又裁减各处的厘金，清理亏空挪用，以充裕国库而供给支出；又收回盐务自然产生的巨大利益，作为以后裁减本省常年捐输的开端。这些都是官绅所不方便的，怨恨诽谤由此产生。大概四川各上官无不享受满堂红的利益，这些利益全都取自州县，而州县则又全都取自夫马局；州县取自夫马局，则又必然勾结绅士，以胁迫乡民而阻止他们控诉。而盐商王余照历年私自抽取堰厘、井厘各款项，井厂的人都认为全部是借名抽取，以供京师挥霍之用。因此四川从上司到州县以下，以及该地方在籍和在京的各绅士，或者享受盐务的利益，或者享受夫马局的利益，损害上级剥削下级，君主和百姓都受害。微臣收回盐务中饱私囊的利益，每年大约一百多万，历经奏报在案；革除将军、总督、布政使、按察使、道、府各衙门的陋规，每年大约六七十万，而无名的馈赠不在此数；裁撤各州县夫马杂项摊派，每年大约一百六七十万，而无形的勒索不在此数。统计这几项，这两年中凡是上缴给国家的，大约在一百多万以下，归还给百姓的大约在三百多万以上。这是该全省官绅历年固有的利益，微臣不敢隐瞒徇私，全部清理革除，稍微违背了古人水清无鱼的告诫。凡是与臣有平生交情的，无不写信劝谏，为臣感到恐惧，臣也自愧不是能承担重任的人才，知道最终会跌倒，然而终究不敢违背初心以辜负国家而害民。于是圣上怜悯，虽然微臣屡次触犯吏议，但如天般的仁爱，体察原谅苦心，委婉宽解，教诲殷切，无微不至。臣身受之下，固然感激涕零，即使四海之内，也没有不为臣感到荣幸的，认为同戴高天，而微臣独自蒙受恩眷至此，实在是古今少有的。然而朝廷体谅臣越深，人情嫉恨臣越甚，大概因为盐务、夫马、陋规三大项，全部夺走了官绅的巨大利益，仇怨已经无法化解。臣初任时，四川在京官员甚至有屡次写信请求微臣代为催促规费的事情，等到初步商议开办盐务，又有京官驰书劝阻此议，并且臣以前在京城时，四川人又有以商王余照托付臣任用的，以及上年春夏之间，听说臣有查办该商的意图，又有信函致臣的幕友僚属，请他们向臣说情。臣既然一切拒绝，积怨很深。四川与京师瞬息相通，言官的奏稿外面往往能传诵，这些情况自然在圣明的洞察之中。疆臣以持守大体、尊崇君主庇护百姓为职责，如果凭借外间传闻议论，就立即揭发以快意于睚眦之宿怨，必定开启攻击之风，引发朋党的苗头，不仅微臣不敢轻易成为祸首，蝼蚁般的愚诚，并愿朝廷暗中运用权宜，预先消除隐患。臣受恩深重，时刻想着图报，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敢稍自顾惜。但是心力固然有余，而其中办事艰难的情形，实在不敢不向君父沥陈。本年正月以来，浮议繁多，所有微臣经手的事件，几乎全部毁坏，不只是盐务一端而已。臣竭尽全力维持

译处理政务时，顾此失彼，下属官吏心存观望，公事多有牵制掣肘之势。虽然朝廷对我任用专一，责任厚重，但我仍常感棘手，心神俱疲。就像成都各属盗风最为猖獗，自到我任上便认真办理保甲，严厉惩办，三年、四年冬间，劫盗几乎绝迹。现据本年秋冬间各州县呈报，劫案虽不像往年那样严重，但比起前两年的安宁景象，却已不如从前。这类事情本来早已办出成效，至此忽然逐渐变得难以着手。大概是因为四川的官民都以为我锋芒日渐削弱，不再值得忌惮；州县官员在上因循怠政，刁民在下煽动滋事，人心不定，事故层出不穷。这些都与台谏弹劾的各项内容毫无关联，但在无形之中已感到事务多有变动，应接不暇。以后若再有必须开创的利国利民之事，深怕成效未现便先留下被攻击的口实。私下想到古人的道义，若与台谏不和，便只求辞官引退，以避开锋芒。我不敢效仿这种意气用事的小节，辜负君父的厚恩，也不敢畏惧避谤，毁弃平生的志向，仍当竭尽血诚，知无不为，始终如一。其他种种打压，并非全是以国家大事为意。恳请圣明陛下俯赐主持，暗中消弭党援攻讦的习气，不胜企望惶恐之至。近日承蒙恩谕，命我规复淮岸引地，责成我一手经理。查贵州边地盐务，本年上半年几乎导致决裂。自五月钦奉谕旨之后，商情既定，销路大畅，本年运销各引几乎与上年相等。明年二月奏销到户部即可考核，这大概不是我意料所敢及的。现在复淮让楚，机势渐成，等赶办奏销后再行妥议具奏。只是非常之事，百姓所畏惧。四川绅商不明大局，倘若听说有复淮之举，必定会巧造谣言，暗中阻挠此事，不胜惊恐。所有我历年办事的本末，以及近年艰难困顿的情形，谨附片密陈。

译啸亭杂录两则

礼亲王

黄文襄公张廷桂督理陕西时，西域发生战事，归顺的敌酋应当安抚，那些暗中发动叛乱的又应当剿灭。军队远征万里，粮草运输极为艰难。黄公认为应当先安定内部而后抵御外敌，外族跳梁作乱，国家不会有重大损失；如果因为军需供应导致骚乱，致使内地发生变故，那关系就重大了。于是命令运送粮草的车辆，每十家抽出一辆，给予优厚的报酬，允许携带物品进行买卖，百姓踊跃争先。又认为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粮食等到耗尽才运输，士兵就会饥饿；马匹等到缺少才补充，就会影响作战。于是命令从安西到哈密沿途开挖池塘储存豆料，马匹到达边行进边喂食。因此奔驰一千多里，马匹反而更加健壮。驿站有缺少米粮的地方，黄公说：“我安抚兰州时，曾购买谷物三百万石，分别储存在黄河东西两岸，正是为了这个。”大概黄公早就知道纯皇帝想要西征，皇上倚重信任他如同左右手，用酇侯刘晏来褒奖他，加封太保，封忠勤伯，赐予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黄公平时咯血，处理军务后，半夜常常起身，有时睁眼直到天亮，导致积劳成疾。病重时说胡话，仍然喃喃不绝地谈论马驮粮运、进剿擒贼等事务。文武官吏环绕床榻倾听，都为之流泪。皇上因为他没能参加饮至之礼，深深惋惜。

黄文襄公督师肃州，设立一所公馆。凡是藩司、臬司、兵备道、州县等掌管军事事务的官员，都住在那里。黄公整天端坐在正厅，邮驿的骑兵到达，直接进入馆院。黄公拆封查看，根据应付哪个部门，立刻分派。亲眼看到他起草文稿，盖印完毕，就立即回复。所以应付迅速，从来没有滞留。军事得以容易完成，掌管军事的人应当以此为法。

李元度

我的老师南皮张公担任湖南学政时，爱惜人才如同爱惜性命，尤其以伸张士气为要务。平江县有个县吏，靠写讼状致富，诉讼案件接连不断，忽然窃取二十七名士绅的名字，冒领孝义举人，得到批准后，建立牌坊，县里的士人非常惊骇。二十七人中与他相识的只有一两人，于是张公揭露他的劣迹以及窃名的情况，向台谏使者诉讼，交由岳州府查办。诉讼两年，终于胜诉。那个胥吏举人某某，恩贡某某，廪生某某，都因诬告被定罪革除功名。进士某某因病去世，暂且免罪。县里的人非常愤慨。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张公到岳州巡视考试，生员童生一千多人，在十里外烧香迎接，各自递交诉状申冤。郡守和学官用危言恐吓，不能阻止。张公停下马车收取诉状，第二天在明伦堂讲学，告诉学生们说：“诉讼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但昨天呈递的诉状实在是不得已，事情关系到名教。你们不力争，谁来争？我应当写信给巡抚，极力承担平反的责任，否则就据实上奏。”当时郡守和学官在旁边侍立，听到这话都变了脸色后退。观看的几千人，欢呼声如雷动。于是快马送信给巡抚，详细陈述偏袒压抑的情况。巡抚命令按察使亲自审讯，革除胥吏的职衔，剥夺旌表典礼，毁掉牌坊，而县里的士绅都免于议罪，士气大振。咸丰二年秋天，张公以奉天丞兼任督学政。当时宣宗升祔礼成，按照旧例凡是恭敬送上列圣列后的册宝，必须送到盛京太庙尊藏实录玉牒，编修完成也这样。在运送时，清理道路一千七百里，设置警戒仪仗如礼制，饮食住宿都搭建盛芦殿，随扈的官员校尉几千人。按规定发放国库银十四万，交给各州县办理供帐。有关部门暗中将应领的库银贿赂上官，而自己向百姓敛财，数额甚至加倍。上官被他们收买，不能禁止。于是上下互相征敛，把大差事看作利益源泉，百姓因此更加困苦。曾有诏书规定明年三月八日恭敬运送册宝进入陪都，张公出关恰逢年成饥荒，奉诏施粥赈灾，看到的饥民只剩皮包骨头，张公叹息说：“这还能供应大差事吗？况且实录即将完成，为什么不延期？”到了秋天合并为一次，国计与民瘼都有好处。当时李元度跟随出行，张公催促起草奏疏，希望与当事官员联合上奏。奏疏大致说：“三月，关外刚刚解冻，道路泥泞不可通行，如果草率行事，不足以显示严敬。查得实录秋初可以完成，如果改期八九月，与册宝一同恭敬运送，那时秋高气爽，辇路修整，大概没有潦草的祸患，而且发放库银办理供帐。”账目仍然不能不借助民力，现在关外饥荒，正奉诏赈济，接着是大差事，民力枯竭了。如果把两差事合并为一次，借此体恤穷苦百姓，实在足以仰慰列圣在天之灵，继承遗志阐述章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人说合并办理可以节省库银十四万用于军需，不无小补，这是见识短浅的言论，君子不因为天下而节俭对待亲人，臣愚昧不敢考虑到这一点。奏疏写好，张公称赞好，到达陪都，于是遍告当道约定联合上奏，当道都掩耳不愿听，强行劝说，他们愤怒地显露辞色。侍郎某某，副都统某某，与张公同在同文馆，张公用大义勉励，勉强答应。出来后受到众人嘲笑，又坚决推辞，张公非常愤怒，于是亲自缮写札子准备通过驿站上报。某侍郎正掌管府尹事务前来，极力阻止，笑着说：“事情是遵循旧例，您也没有不利，为什么故意做作？”张公引用虞翻的话拒绝说：“孟德难道想用盗贼的赃物玷污我吗？”侍郎拂衣而去，张公气结不能说话。李元度进言说：“我有一个计策可以解纷，李侍御鹤年，是籍贯关东的老师门下士，如果把原因告诉他，并且专门派人寄去奏疏草稿，让他代为陈述，皇上必定立即允许，您也不必……”

译与大众争辩了。”皇帝非常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第二天，治中某前来拜见，请求撤回那份奏疏，皇帝装作不得已的样子而答应了他。不到二十天，特别下诏更改日期，在秋季八月，与实录一同恭敬地送呈，相关官员茫然若失，心里都知道这是皇帝所为。

译不久，发生了平反复州书院冤案的事情。起初，道光十六年，复州知州章牧提议建立书院，大家凑集了数千两银子，占卜吉日动工，让代理吏目孙亦堂主持这项工程。州民邓某典当旗人产业，估价五千两银子，每年租金约一千两，捐赠给书院。旗人产业按例禁止买卖，所以称为典当。然而旗人不从事耕种，他们受领的田地都卖给百姓，虽然是典当，实际上却是出售。没过多久，章牧去世，孙亦堂因守丧离职。孙亦堂是浙江人，生性贪婪狡猾，见章牧去世，书院事务搁置，便将邓某捐赠的产业私自租给他人，收取租金据为己有。共四年，旗人眼红这个利益，怂恿原来的业主与佃户在州衙争讼，因为孙亦堂的缘故，原业主胜诉。佃户过了五年，廪生胡丕绪等人上诉请求追回邓某的产业恢复书院，并揭发孙亦堂贪婪赖账的罪行。孙亦堂不得已，提出旗人产业应归旗人的说法，于是以半价卖给原来的业主，也就是之前与佃户打官司的人。胡丕绪等人认为邓某既然已将产业捐给书院，那就属于官地，书院不分旗人汉人，不能用旗人产业归旗人的理由。况且旗人之前已得到邓某的价款，按法律不应再次出售，即使出售，价款也应归公，孙亦堂偷收租金四年，又贪得半价，请求追缴，这样书院才能恢复。诉讼多年未决，州衙上报此事，奉天府发文给盛京刑部。府尹某原本与孙亦堂关系亲密，刑部审讯孙亦堂仍然胜诉。判决称：道光十六年复州捐建书院，孙亦堂主持工程。十八年州内大饥荒，奏明捐资赈灾，孙亦堂虽然在家守丧，仍处理赈灾事务。恰逢负责赈灾的人资金不足，不得已向市场借贷数千两银子，完成赈灾。之后无法偿还，便将邓某捐赠的土地拨给市场，征收租金抵偿利息。后来因为旗人产业归旗人，允许原业主赎回，就用赎回的钱还给市场，孙亦堂没有沾手。胡丕绪等人挟私诬告，依法应革职，因为同案几人害怕质对逃跑，应等待归案一并审理。于是胡丕绪被囚禁十二年，前任学政知道他的冤屈，无法救援。孙亦堂这时以府经历的身份代理辽阳州知州。先生赴任时，李侍御详细陈述了这件事。腊月，胡丕绪等人来申诉冤屈，先生移文奉天府尹，调取原案卷宗核查，几乎无可指责，于是紧急发文给复州，调取赈灾案卷核查。使者路过辽阳，被孙亦堂阻挡，专门派差役去索取，才得到案卷。核查赈灾案卷，这一年复州饥荒，共赈济钱二万三千串，捐资赈灾若干人，领取赈济若干人，办事人员若干人。赈济后剩余资金六百串，委托学政设立机构资助饥民回乡，并没有孙亦堂借市场银子充作赈济的事。于是发文给奉天府尹，让他登载复查揭帖，在辕门批驳，毫不留情地揭露。这天，胡丕绪突然出狱，恰逢甄别书院生员，就让胡丕绪排在首位，并且因为事关学校，打算上疏奏闻。当事官员非常害怕，下令承德县复查审讯，仍让治中某来说情，请求不要上奏。追缴孙亦堂前后贪得的钱财，归还书院，勒令他称病离职。胡丕绪等人都不予追究。这两件事，元度亲自起草奏疏，削去牍板所以知道详情。前一件事，烧香申诉冤屈的人，元度是其中之一。受到国士的知遇，从此开始感激先生的刚正，连带记录下来。先生名鑅，字振之，道光乙未年进士，由编修官升至太常寺少卿。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一

吏政六守令

石瑶臣传书后

梅曾亮

从前太史公为循吏作传，从春秋到周末，将近几百年，然而为他作传的只有四五个人罢了，多么难啊！大概是有其人而事迹不传的人多吧？像麴令何易于，没有人出现在诗歌文字中，也在后世默默无闻了。地位高的人容易显扬，而地位低微困顿的人很少被记述，这是势所必然吗？有人说：循吏只是心里想着百姓罢了，智名勇功不是他们计较的。任峻、邓艾、杜元凯这类人，他们兴利与召信臣相等，但功名之心居多。君子也探究他们的心意而不愿与他们同列，因此符合循吏之名的人，大概很难吧！近今之世，我得到一个人，叫石家绍，字瑶臣，冀城人，道光二年年进士，官至江西知县，最终任铜鼓营同知。从上级官员、同僚朋友、士绅、先生、士民、卒隶，没有不认为他是循吏的。入京时除夕，在我斋中饮酒，谈论《史记》不绝口。问他所做的事，他就笑着推辞不自己说。等到死后看到他的朋友所作的传，都是为民吏者所应当做的。有人懈怠，有人虚伪，只有他尽力诚实地实行以尽其心。江西曾经大饥荒，钱粮尚未办齐，而聚集在西山的饥民已有数万，齐声呼救赈济，巡抚署屋宇都震动。上级官员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说：“紧急发文给石令！”石令到，万众都迎伏跪拜，说：“愿听处置。”这次赈济得以缓和而没有变故。在天下纷乱之时，见到一人就帖然服从的，只有婴儿对慈母是这样，而先生能得到这样，数千万汹汹饥迫之众，况且先生对百姓，并非能解衣给他们穿，推食给他们吃，而这样为什么呢？那殊尤卓绝的行为，固然伦常所应有的。至于父母对子女，虽然极其深情也不足为奇，所以虽然以先生为吏，也只是尽子民者所当为而已。然而不是以父母之心待民的人，就不能做到这样。先生之所以能得到百姓这样的爱戴吗？曾经自记说：“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则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則吾不敢，吾其为民佣者乎？”所以自号曰“民佣”。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