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三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三

户政二十 盐课二

回复赵菊言方伯

俞德渊

昨日收到您的来信，提到河南汝州、光州一带按规定应食用淮盐，但淮盐商人长久没有运盐到岸，导致私盐充斥，各种弊端丛生。去年杨海梁中丞行文给上级官府，商议改吃芦盐。后来再次核查，芦盐和潞盐的商人因为该地运盐成本过重，都不愿意增设口岸。现在据该地工匠和百姓呈文，请求将盐税归入地丁银征收，任由百姓自行购买。至于安徽颍州一府，也应该照此办理，是否可行？中丞特意嘱托阁下查明后回复可否？并且承蒙您指示靠近芦盐区就吃芦盐，靠近潞盐区就吃潞盐，您的意见也与此相同，充分显现出您的忠诚胸怀，垂示指示周详，我深感敬佩。况且我身处这个局面，怎敢不悉心体察，据实详细陈述，以仰副海梁中丞和您殷切垂问的深意呢？

查康熙四十二年，河南汝阳县曾有改吃芦盐的提议，奉皇帝谕旨，永远禁止。雍正年间，上蔡、平西等县屡次请求改行芦盐引票，也没有获准。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商议将上蔡等十四州县改归长芦盐区，当时两江总督会同盐政官奏议，认为离开淮盐改吃芦盐，邻境私盐更容易侵入，侵犯超越南北两淮盐区，两淮都会受到祸患。又经户部议定，仍按旧章办理。这样汝州、光州一带改吃芦盐，前人已经筹划过，当时虽然因议论受阻，到现在也已经一百年了。如果今昔情形不同，原本不妨酌情变通，以挽救时弊。只是该地民间所吃的全是芦盐和潞盐的私盐，从前屡次奏请改行长芦官盐，尚且担心对防范私盐有妨碍。此时如果任由百姓自行购买，在立法之初，固然仅仅实行于疲敝累困的口岸，而地势犬牙交错、靠近私盐区的地区，必将任意充斥私盐，即使想保守旺销处所全力专门办理，也恐怕势所不能。

以淮北现在的情形，盐税收入完全落空，本可以置之度外。但是汝州、光州、颍州、亳州实在是淮南的门户，眼下盐务虽然处于极度衰败之时，淮南去年盐税银两尚且征收二百多万两。如果一旦撤去藩篱，让出南汝、光州三个属县，并将颍郡的阜阳、太和等县划出另办，那么芦盐和潞盐的私盐从此层层侵入，不仅淮北的引地日益缩小，即使淮南也保障更加困难。淮盐行销六省，全都向商人征收盐税，如果仅将这十几个州县改入地丁银征收，对全局多有阻碍，必将全淮引地一概改归丁银缴纳，或许可以收到豁然改变的效果。只是担心税额过重，统计两淮每年内外正税杂税银两，虽然经过裁减之后，还有五百六十多万两，都是经费所关，无从再减，势必难以摊入六省的赋额之中。况且天下都是吃盐的人，天下不都是种田的人，农民仅列四民之一，未曾责令独自承担盐税，而官吏、商贾、手工业者等，他们的财力多半是农民的十倍，却都吃无税的盐，也恐怕不免有偏重之患。

只是汝州、光州一带官盐长久缺额，百姓食用堪忧，既然已是力穷势竭，自应极力整顿。我在接奉您的来信之后，再三深思熟虑，实在没有良策。因而想到淮北致病的原因，总因为运道诸多不便，历时既久，耗费更繁，导致岸上盐量短缺。眼下筹议实行运票盐法，所经历的路线，听任百姓贩运各从其便，不至于像从前五骏十杠那样繁杂，而且无论何种人等，各随财力大小，都可以贩运行销，与从前专商认运已有区别。即使汝州、光州等地的百姓，也不难稍出些资本来盐场贩运。先前邹公眉观察带同各委员前往海州逐一盐场实地勘察，据称给票抽兑的方法尚属可行，已经议定章程，与我处会详请奏。宫保经过扬州时，已将奏稿酌定，带到清江缮写发出，此时想必已经具奏。一俟奉旨允行，就应当遵照办理。现在淮北三场设立五个局，选派官商，既然已经粗立规模，势必难以中止。海梁中丞以南汝、光州改归地丁银的提议，行文咨商，宫保也必定不能以刚刚奏定的案子，就改变前说复议更张。

以我愚见，票盐之法刚刚奏行，其是否行之有效，原本没有把握。如果稍有转机，自应力图成效；倘若半年之后，仍然口岸无盐，那么盐税所关，自难坐视延误。就请海梁中丞以先前的提议发端入奏，等交专管盐政衙门议覆，那时即可乘机转湾，另筹变通之法。我的意见如此，不知您的意思以为如何？均希望裁定，海梁中丞处也恳请您代为回复。

回复陆心兰方伯

俞德渊

日前接奉您的回信，承蒙垂察。只是因为事务多棘手，心绪忙乱烦扰，回复久稽，私下深感惭愧惶恐。近来想您安康吉祥，不胜颂祷。我抵达扬州以来，已超过一个月，日常处理的稿件纷至沓来，都是向来未曾经历过的。每看一份稿件，每调阅一卷档案，反复推敲详查，尚且多有茫然不解之处。况且幕府中都是新手，没有一个熟悉业务的人，致使公事更加感到拮据。又加上衙门积弊，权力在吏员书办手中，稍不经心，弊病混乱就由此产生。如果想要条分缕析，又苦于无从索解。像这样困顿的情形，如同驱赶劣马跑千里路，颠踬困败，可以计日而待。

译罢了。至于盐务大局是否有转机，目前尚难预料。这是因为商人没有本钱，转运全靠岸税，新纲接命之源，全在于此。近来听说汉口岸销价下跌，各商资本亏损已多，虽然想急于为公效力，却无路可走。旧商如此，新商闻风畏惧，谁肯冒险前来？这就是辛卯年新纲难以指望其踊跃的原因。况且己丑年缴纳课税的盐，还有十余万斤未到岸，也不能不让它们先销售。传言汉口岸将来有缺盐的祸患，恐怕未必如此。而且即使八九月间新盐抵岸，如果私盐没有肃清，那么官盐仍然滞销。十余年来盐务败坏的原因，总归是坐在这个毛病上。如果不致力于缉私，而另求利运的方法，这是事理上必然没有的。渊到此逐一讲求，知道这确实是第一要义。追溯从前衰旺交替的规律，其关键都不出此。前面说缉私是堵塞水流，而以敌私为正本清源的，也只是得到了一半的道理。管子独占鱼盐之利，这个“擅”字中就蕴含着无穷杜绝私盐的意思。如果让今人来做，那么利就不是国家所有了，这不用辩驳就很明白。渊对这件事知道却做不到，一方面是由于才能短浅，一方面是由于权力轻微。况且事关各省，不通力合作，终究难以见效。现在的计策，不过是尽一分的心，希望收一分的效。倘若到今冬明春仍毫无起色，只有据实自陈，知难而退，以免留下失职的羞耻，也就够了。素来蒙受知遇之恩，所以敢絮叨陈述，尚祈俯赐教诲，使我知道遵守，尤为深切仰慕。省城公事，想必都顺手。只是贡院工程所缺经费还多，上下江各属民捐、官捐的款项，本来分作两次行文，不便混成一事。那些已解缴和未解缴的，都有底册可查。如果札催不应，或者委员守候提取，才不至于误事。至于官捐的款项，或许请求咨商苏、安两地，从养廉银中扣解以救济要工，也未尝不可。从前府中上详时，本来有此提议。五亩园书院府库存银二千八百余两，足够工用。其中有王竹屿筹措银一千八百两，将来不可埋没。王鸿轩先生不知是否已到署？听说书启一职屡次更换，尚未得人，不知此时是否已定？麦秋收成甚薄，下河一带低洼之处受灾尤重。听说各处有报灾的，不知如何办理？下煎丁困苦尤甚，折价催促缴纳不前。各场官都遭受革职处分，似乎不能不从权详办。承委之事，容当开列送呈。然而身已在局外，而轻易发表褒贬之论，于心终有不安。

译谕淮商

俞德渊

为明白晓谕之事。查得先前因船户不得在水中夹带私盐并影射销售，曾蒙钦差大臣会同督宪奏明，此后应当将水脚运费按照实数核发，回空船只按照到达日期的先后依次编号，不准再蹈买装旧习。之所以必须编号，原本是为了杜绝大船少装盐引，借此稽查盐引数量。查原奏内并没有轮号挨次装载的说法，商人以成千累万的资本捆盐上船，在江面行走一千多里，自应听任他们选择坚固的船只，寻觅老成可信的船户揽载而行，以显示慎重。况且船只大小不同，盐引多少迥异，如果一定要照号挨次装载，既违背人情，又更多滞碍。总之，如果专用埠头，那么买装的弊端难以根除；如果添设帮手，那么把持的弊端又会产生。督宪洞察情形，深深认为挨次装载之事不妥，因此发文命令另派公正办事的商人两名，专门负责编号及督发水脚事宜，以便消除积弊，以示公允。现在本署司到任后检查案卷，不仅该商人并未前往查办，而且自从上年七月间奉文编号起，至今并未办定，反而在埠头之外另添帮首董事的名目，实在令人诧异。试想埠头的把持勒索弊端已经明显，正期望大力整顿，怎么又能增添帮首董事，反而兴起把持压装的渐多现象。一件事就多一件事的周折，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费用，更与奏定删减浮费繁文的意图完全不符。况且本署司访闻添设帮首的人等，竟敢私自发出揭帖，意图挟制，亟应严格禁止革除，以警戒刁顽之人。除了详报督宪，并札令盐掣同知及仪征县访查捉拿，仍另行委派官员前往专门负责编号等事外，合行出示通行晓谕。因此告示仰商人及埠头并行船户等人知悉：自告示之后，所有委员添派的帮头董事等人，一概禁止革除。商人捆盐上船，听任他们在编定的四百六十五只船内自行雇觅，报知监盐官及委员等人配合盐引数量上船，总须将船装满，不准留有空舱以致多夹带私盐。如果所雇的船不在前编数内，即由委员将已接连编的船挨次添入，仍将自一号起至几百几十号为止，某号装引盐若干，注明船户姓名先造总册二本呈送，以便另委大员抽查。等到装载后，量明水迹，加烙火印后开行。每五日造册，报明督宪及本署司查考。至于应发的水脚，即查照前委员禀定的旧额，会同商人埠头原契给发。如果有克扣平色及埠头商伙商厮仍然有需索情弊，允许该船户到辕门喊禀，定行从严究办。该帮头等人，也必须各自知道自爱，潜迹藏踪。倘若敢仍像从前那样造谣生事，妄生事端，一经监盐同知及仪征县捉拿解到案前，本署司惟有执法从事，那时后悔莫及。应当各自凛遵不要违背，特此告示。

致前徐州守张丹村

俞德渊

离别越久，音信越疏。去年腊月接到您的手书，又因俗务冗杂，没有闲暇回复。并且遥想山中的起居，超然尘外，时常产生天际真人的遐想。每次执笔，觉得林泉猿鹤之思，触动心怀。自问尘容俗状，有不堪告诉世外之人的地方，于是日月迁延，久未修候。大抵由此，想您爱素深厚，久附神交之契，能在笔墨之外自我谅解。承蒙询问盐务情形，此事头绪繁多，全部叙述不能穷尽。但所说小人伺机而动一层，确实不可避免，并蒙您指示谨小慎微、思患预防之道，尤其显示关切之情殷切。渊在此任职，匆匆五年。对于淮盐疲敝，毫无补救，只是兢兢自守，约束自己不敢不严，待人不敢不恕。近来扬州绅士商民，幸得相安无事。只是此地现任候补各班，共计百余员，向来习惯于盐务积习，大率不拘绳检。渊在到任之初，未免稍加整顿，几乎有束湿之虑。近来也都安帖，彼此无猜。其中激励为善者，颇也不少。即使最下等的，也不至于荡检踰闲。然而防微杜渐，未尝不以自身率先，仍不出您所说谨小慎微之意而已。至于不禁商私、不裁官费、不筹国用，这些浮议，乃是远方臆度之辞，本省尚无此言，大概也实无此事。两淮商人保重身家，向来敢夹带私盐，只有商船夹带在所难免。船户获得夹带私盐之利，商人承受夹带私盐之名，这是向来冤案，非身履此地未必知道。自从宫保兼管数年，所孜孜讲求的，只有商船夹带为第一要义。近来虽未必全清，但已十去七八。岂料船户夹带渐少，而商盐耗折愈多。大概船户失去夹带私盐之利，其沿途浪费尽取之于商盐，盗卖偷爬，无所不至。这则是去一弊，又生一弊，是外人所不知的。至于盐规一事，有在口岸的盐规，如湖广、江西、安徽、河南等省上下衙门的岸费是也。有在扬

译地规中的盐规，指的是盐政、运司等衙门每月的费用供应。如今楚西各省的岸费，虽然奉钦差大臣之命裁减，但实际上阳奉阴违，依旧照旧。因为地域隶属外省，不仅运司的权力无法禁止，即便总督的威严也无从施展。况且商人运销食盐，怎能不仰仗州县官员？如果地方官员毫无所得，那么商人遭受的盘剥就会更多。这是无法完全革除的原因，是形势使然。至于此地两衙门每月的费用供应，银两多达数十万两，向来由商人支付，现在一概彻底裁除。月费是钦差大臣奏请裁减的，而“供应”这一项名目繁多，是渊到任后自行裁革的，只保留了“巡费”这一项，这是向来用于缉查私盐赏赐的款项。不仅是盐政、运司，就连漕运、河道两衙门以及府、县、营、弁都有此项，只是数额略有增减罢了。这笔款项从库中提用，用印文据上报，多年来公私开支都取自此处。此外，与商人毫无瓜葛。计算渊每年所得的数额，官吏、商人、百姓无不周知，所以能够与此地人士相安无事，共同谅解而没有其他缘由，是有原因的，并非侥幸所致。否则，众人的利益全部被剥夺，唯独自己保留油水，即使表面上故作矫饰，也只会欲盖弥彰，难道能避免众人的指责吗？而且不仅仅是渊一个人，就连此地的首领、书吏、差役，以今视昔，都有世事沧桑之感。每当谈起十年前，无异于天宝盛世，其世态炎凉也可想而知了。天下谈论经世济民之道的人，闭门造车，出门却都能合乎规范。盐务一事，其中的曲折，局外人不容易了解。渊亲身参与其中，发觉以前的见闻都属隔阂，难怪议论纷纷。去年当道中有与盐务为难的人，秘密侦查数月，然后全力攻击，也只说税课短缺、办理没有成效等事，终究没有切中要害。渊每次抚胸自思，身处这矛盾丛积之地，公罪或许无法避免，只愿秉持这份愚诚，只求能免除私罪，不至于被同党讥笑，即使被贬谪流放，也将欢喜承受，心中没有丝毫芥蒂。

译与王御史论淮盐第一书

杨士达

屡次劳烦您驾车前来，得以饱听您的高见。仰慕阁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心意，我感激不尽。只是您所论述的整顿淮盐政事，极力陈述弊端可以杜绝，而杜绝弊端在于缉查私盐。这虽然属于正确的言论，然而对于外界的实际情形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我斗胆进献自己浅陋的意见。请您听听。

弊端所在，必然寻求杜绝的方法，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如果不堵塞源头而强行堵塞水流，那么水流必然淤塞，弊端反而更加滋生，公私上下都将共同遭受困窘。如今两淮盐务中应当杜绝的弊端，就是官盐引票滞销；而杜绝弊端反而增加弊端的，就是缉查私盐。缉查私盐是国家法律，却认为它增加了弊端，这本来是有原因的。

大概官盐引票缺额无法销售，并不是因为缉私不力；缉私方法不当，实在是扰民的根源。淮盐销往六个省份，每年的定额引票为二百万张，如今滞销的引票已累积到百万张。官商忌讳谈论其中的缘故，而归咎于私盐贩子。历任盐政官员总是以纲盐不畅销是因为缉私不力为由上报朝廷，所以各省销售淮盐引票的地方，都在要害关卡设置哨卡，委派文武官员带领兵役缉查堵截，并且允许他们使用鸟枪射击。

自从嘉庆十九年，两江总督百公因为江西纲盐缺额无法销售，奏请按照安州、池州、太平府等地的做法一律参劾处理，缉私措施于是更加严厉。而各省的佐杂官员借此牟利，往往率领差役，手持军器埋伏在山谷水湾处伺机而动，当背负盐的人经过时，抢夺他们丢弃的盐，不归还官府，而是据为己有。私盐贩子正在渡河，听到风声逃跑，以至于落水溺死以及坠入山谷而死的人都有，也有中枪随即死亡的。还有肩挑几斤盐，不属于私盐贩子行列，却横遭抢夺的人。

缉私的官员不能说不严格，私盐贩子触犯法网不能说不悲惨。按理说官盐引票应该畅销，私盐贩子应该绝迹了。然而合计销售淮盐的郡县，人口不下千万，以食盐计算，应该销售亿万斤，而官盐引票仍然苦于滞销，这并不是天下有不吃盐的军民，而是疏通盐源的方法没有得当。

推究其中的缘故，一是因为商人加销额外引票，实际上是私盐却不占私盐名头的很多；二是因为从前盐政官员屡次为盐商请求增加额外利润，导致盐价日益昂贵。大概私盐有几种，武装走私只是其中一种。有官商夹带、改捆、增加重量的，有岸商巡查捕获的盐，名为“功盐”，作为官盐售卖却不按斤分配引票缴纳赋税的，有盐船在半途售卖私盐的，其名目有商私、功私、船私的区别。他们借引票来行私盐则是一样的，所以民间的私盐，对官盐引票的妨碍还轻微；官方的私盐，对官盐引票的妨碍非常大。

至于盐价逐渐增加，数额达到成倍。案件可以查考，嘉庆十二年奉旨，盐商成本视前数倍，此后不得继续请求增加，以免增加百姓负担。商人财力稍宽裕，就奏请减免。皇上谕旨：仁宗皇帝洞察民间疾苦，达到了极致。至今奏请减免没有明确的文书，天下产盐的地区有八个，于是淮盐价格唯独昂贵。长芦盐陆路运输最难，而盐价仅及淮盐的一半。官价既然高于私盐，供给的盐又混杂着砂砾潮湿恶劣不可食用，所以民间乐于吃私盐，而私盐贩子越发不可禁止。

起初官吏把持盐务的长短，而浮费日益增加；接着盐商结交官吏，请求增加额外利润，那么成本日益加重。两种弊端相互因果，积累起来难以挽回。作为救急的办法，不如减少额外引票，正规引票自然可以疏通，并且酌情减少额外利润，那么盐价就会平稳。价格平稳引票自然销售，官盐畅销，那么私盐贩子不用禁止自然就会断绝。

查考道光十三年间，福建光泽各处的盐田被水淤塞，私盐价格昂贵，武装走私者不来，抚州、建昌两府所属的官盐于是畅销，以至于引票供不应求。等到盐田恢复而官盐引票仍然像以前一样滞销，这不是明显的证据吗？

舍弃这个方法，想要以缺额销售归咎于私盐贩子，以缉私归咎于州县，那能不公私交困吗？最近听说湖广总督又请求添设卡座堵缉私盐贩子，我私下认为微小的官员受贿放行，起初就没有缉私的实效。多一个卡就多一份费用，有利于候补官员，而对畅通引票的实际事务没有益处，似乎不是好的计策。

至于背负贩卖的人，没有地方没有，他们对山川道路熟悉周知，水路陆路交错，处处可以通行。深密的丛林遮蔽偏僻的小路尤其多，用不熟悉的兵役去查察素来熟悉的私盐贩子，兵役少而私盐贩子多，本来就已经应付不过来。何况贫困窘迫的官员借办公来营私舞弊，不满足私欲就即使私枭经过也不问，想要私枭不充斥，势必不可能，况且缉私也难以言说了。

宋代张咏任杭州知州，正值年成饥荒，首先禁止贩卖私盐，捕获数百人，张咏全部宽恕他们的刑罚。官吏坚持认为不可以，张咏说：“钱塘十万家饿死的人如此之多，如果盐禁更加严格，那么成为盗贼的祸患更加严重了。”张忠定公的话好啊。

如今东南地区频繁遭受水旱灾害，富人逐渐变穷，而穷人更加困窘。所谓的武装走私者，只有四川私盐、潞州私盐以及淮北凤阳、颍州、泗州的人罢了，其余都是贫困艰难的军民没有田地可耕，借贷资本经营生计，妻子儿女嗷嗷待哺依靠这个活命。更有肩挑几斤盐，供给一个月食物，按例不在私枭之内的人，而卡座官员抢夺他们所有的盐据为己有，又裁减赃物来诬陷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不能折服他们的心，况且兵役借国家法律来便利私欲，视人命如儿戏，劫货杀人，与盗贼有什么区别呢？

贫困艰难的军民，横遭冤苦，走投无路，使他们急迫而产生异心，似乎不是地方的福气。从前嘉庆年间，广东盗贼谭阿招自称平波王，福建盗贼蔡牵自称镇海王，都杀伤官吏，扰害数

译当年，他们起初不过是贩卖私盐的匪徒罢了，因为官府追捕紧迫，才导致祸患蔓延到这种地步，这是过去事实的明显证据。那些桀骜不驯的野兽，如果有深山大泽来供养它们，就会驯服地垂下耳朵、低下头颅，潜伏其中而不出来；如果一定要烧光山岭、砍伐草木，让它们无处觅食，它们必定会逃往城市来咬人。据传闻，江南那些水泽险阻之地，私盐贩子中作为头目的，有大仗头、副仗头这样的称呼，虽然经过两江总督蒋公抓捕了他们的首领，但残余党羽至今尚未解散。像这样的情况，杀也杀不尽，那么是要让他们驯服地垂耳低头呢？还是要让他们逃往城市去索求食物呢？这是总督巡抚的职责，也是进言臣子的责任。阁下关心民间疾苦，请慎重考虑可行的办法，不要忽视。

译与王御史论淮盐第二书

杨士达

难道说私盐贩子果真不必缉拿吗？不是的。那么，设法疏通使官盐畅销，积弊就能消除吗？也不是的。官盐滞销，私盐就不可不缉拿，这是国家体制的要求，也是事势发展的必然。设法疏通，只是用来挽救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周全的上策。想要长久没有弊端，上不亏欠国家赋税，下不损害百姓生计，那就非斟酌变通不可。盐在天地间，无论有禁令还是没有禁令，都属于国家所有。自从将盐区分为官盐，于是产自私盐场的盐，官府反而不能收取其利；产自官盐场的盐，其利也不完全归于国家。不归国家，那就归于商人。商人与百姓争利而百姓受害，官府又与商人争利而商人受害，商人且与商人争利而商人受害更甚。商人和百姓都受害，祸患哪有尽头？况且盐产自盐场，就像五谷产自土地一样。五谷丰收而官府征收粮食，盐出售而国家征收其利，这是非常便利的。后世善于治理盐政的，没有比得上刘晏的。刘晏只在产盐之地收盐卖给商人，不过问盐运往何处，因此国家用度充足，百姓不困苦。前朝明朝嘉靖年间，每年办理二十二万四千道盐引，一道引纳税十分，减少到八分或六分。御史汪鋐上奏说不必禁止私盐，只请求官府抽取其税并颁发执照加以奖赏。推究这两位的用意，都是想将天下的大利公之于民。大概百姓得利，国家就没有不得利的道理。为当今之计，不如仿效汪鋐的方法，去掉官盐的名义，不再设置商人和盐引，任凭民间自行买卖，而官府规定产盐的额度，根据额度的多少作为抽取税收的标准，在年终上报户部。除了一税之外，官府不得干预。这样，大员就没有剥削商人、横征暴敛的弊端，而官场因此肃清；商人没有借取国库资金、积累欠款的弊端，而国库储备可以充实；两淮没有额外费用和陋规的弊端，而财政用度可以节省；盐没有滞销阻碍销售的弊端，而国家赋税自然充裕。举国都是私盐，实际上举国都是官盐，所谓财富藏于民间，就是这个道理。又如云南等地的白盐井、黑盐井，各处不一，又有属于子井的。设置官员管理盐井，近日的法度弊端颇使百姓受害。议论的人也说没有比顺应百姓便利而食用，官府就随地征税更好的了，不必设置官员管理盐井，其税收自然充足。是否比照淮盐的情况一律变通，以归于统一，也希望审慎考虑。这实在是使国家富足、百姓安乐的大计，古代贤人早有预见，但封章奏疏中没有进言的人，莫非是因为积欠未缴的缘故吗？商人欠款有名无实，不如斟酌其轻重多少而稍加减免。然而这不是财政匮乏时所敢言说的。将用什么来仰承圣明天子勤劳早起晚睡、孜孜不倦追求治理的德意呢？进言使其可行，就在于阁下了。

变盐法议

姚莹

嘉庆、道光年间，两淮盐法的弊端到了极点。淮北没有商人，陶文毅坚决实行票法而转衰为盛，唯独淮南未能变法，仅奏请了几项措施，减轻课本以体恤商人罢了。当时虽然说是体恤商人，但病根未除，淮南盐法仍未有好转。病根是什么呢？一是产盐的盐场，二是销盐的岸店。这两种弊端不消除，盐法未见其可以好转。道光十六年，文毅曾问我：“有人劝告淮南也并行票盐法，可以吗？”我说：“淮北赋税少而地域狭小，淮南赋税多而地域广大，情况不同。票法的好处，在于去除商贩的束缚而百姓便利。有票贩，有水贩。票贩缴纳赋税到盐场领取盐，运到西坝为止，耗时数月，在内河行驶数百里罢了。水贩都是淮北引地各府州县的人，到西坝买盐回去，分散出售给州县吃盐的住户，称为水贩。官府只向票贩责成赋税而不问水贩，票贩只把盐卖给水贩而不问吃盐的人。地域近而原本空缺容易填补，从此这就是它好的原因。淮南不是这样，它的引地远在楚西三省，而且有长江千里的险阻。如果实行票法，那么票贩断然不肯到盐场领盐，况且冒险千里运到楚西，远的运到仪征就停止了。楚西的水贩也断然不肯冒险在淮南卖盐，这样楚西就没有淮盐了。三百一十九个州县的人能不吃盐吗？只会驱使去吃四川、广东的私盐罢了。淮南盐既然没有销售的地方，赋税将损失十分之七八，国家依靠什么呢？”文毅于是停止。然而到了今天，文毅的方法又在淮南穷尽了。过去我曾两次代理运司库，储存实银常常三百六十多万，每年解送京城和各地的军饷，未曾告缺。现在运司库存银才十几万，京城和各地的军饷积欠又数百万，官员和商人都焦头烂额，互相看着束手无策。淮南定额盐引一百四十多万，仪征改捆每年常常七八十万，还认为少。现在连年仪征改捆仅三十万，捆工数万人，挨饿的大半，围着监掣号叫喊乞求活命而无法应对。殷实的商人运盐能行二三万引以上的不过十几家，新纲每次开启，几乎无商可派。积存的盐引如山，又多悬空而无着落。运司计策穷尽，只以“率由旧章”四个字借口掩饰拙劣。大府筹议补救，又受阻格不能实行。商人困窘到了极点，无可奈何了。十一月十九日夜，楚北停盐，忽然遭遇天灾焚烧。损失四百多艘，逃存不过三分之一。淮商课本一把火而去，四百多万民众商人听说后，魂魄俱丧，同声痛哭，共同

译呈请告退。总计淮商资本不足千万，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大半，想要责成他们运输价值千余万两白银的食盐来缴纳国家赋税，恐怕即使施加严酷的法律也无法实行，这确实是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甚至比道光八、九年时更加严重，还能不改变制度吗？改变制度该怎么办？回答说：制度有一半败坏还可以补救保全，如今败坏十之八九，就像病人只剩下一口气一样，非用大泻大补的方法不可。所谓大泻大补，就是减少缉查私盐的费用来收购盐场的食盐，撤销楚岸和西岸的盐店以消除匣费的弊端罢了。

缉查私盐的途径不止一种，除了私盐之外，以江船夹带的私盐和盐场透漏贩卖的私盐最为严重。江船透漏贩卖的私盐七八成出自盐场，其弊病源于垣商看时机谋取利益，不能多收购盐户的食盐，盐户不能饿死，情势下不得不私自卖给私贩。虽然律例禁令严厉，却无处施展。如果清查盐场的实际产量，每季出盐多少，分为四季，垣商收不完的，由官府收购，使盐户得以生存养育，何必犯法出售私盐呢？垣商的食盐用于商人运输，官府收购的食盐用于官方经营的口岸，与用银子向垣商购买相比，资本不是更节省吗？官方经营食盐的成本既然节省，怎么会再出现拖欠赋税的情况？只是收购食盐的费用不由司库出资，无法再筹措这笔款项，那么不如减少缉查私盐的费用来收购食盐，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大概缉查私盐这一项，每年常费数十万两，大体有名无实，不过是委员稍微分取私贩的利益以中饱私囊罢了，对公家早已没有益处。现在大力裁减，只保留几个扼守要害的地方，以及总督随时赏赐犒劳委员的费用，每年可以节省一半的费用。命令淮南二十个盐场的大使，责令他们按季收购食盐并上报备用，如果有短缺不实的情况，严格规定处分。官方经营口岸的委员不需要食盐本金，只需要运输到岸的费用，这是去掉了缉私的虚名，拔除了私盐的病根，而增加了官方口岸的实际效用，这就是所谓的大补。

楚岸和西岸盐店的弊端无穷无尽，起初是为了商人卖盐收取课本而设立，后来却成了地方文武官员取用不尽的府库。乾隆年间就有了匣费的名义，多次经过裁减，等到道光十年奏定，每引四钱，是按照销盐的数量计算的。而不肖的官吏却不计算销数，而是定为每年的定额，楚岸七十万两，西岸四十万两，不问费用从何而来，只是按照定额贿赂规费，争相索取罢了。近十多年来，楚岸每天增加到一百多万两。大概名义上是每年定额，却有重复支取，有预先借支，习以为常，这是没有增加额度的名义，却有增加费用的实际。再加上往来游客，随时索取馈赠，无法确定数目。大概从总督、盐道直到州县委员，没有再顾念商人处境艰难的了。楚岸和西岸盐店的人，无非是淮商的亲友。又借着官吏的聚敛贪婪，虚报使用数目，分润入己。这就是每年达到一百多万两的原因。

译假如按每引销盐缴纳费用四钱来计算，楚西地区的匣费一年应当只有数十万两罢了，然而违反条例随意索取、增加的数量却达到一百几十万两。试想想国家每年的赋税有多少，尚且每年还拖欠一百几十万两，而落入官吏私囊的反而丝毫不欠，而且超额支取、预先借支超过了定额。如今朝廷内外的财政如此匮乏，圣明的君主日夜忧虑操劳，大小官员吃着谁的俸禄，不能为国家分忧，反而互相勾结谋取私利，像这样损耗公家财物，难道心里没有愧疚吗？楚地的盐因为岸上店铺所在之处，汉口人口稠密，没有地方建造仓库，又时常有火灾祸患，因此都让盐船停泊在省会，由盐道发放水路行程凭证，听任各县的水贩和子店分盐散售。然而自从九江大姑塘以下，楚西两地二十多个州县，都坐视盐船经过而不能购买，商人的盐仍然必须从省会运回，价值怎么能不增加？因此人心不顺，都争着购买船户私自贩卖的盐，因为被条例所拘束，反而不允许开舱售卖，这成什么道理呢？法令都自我束缚，用来困住商人和百姓，等到弊端暴露时，国家也暗中受害却不知道。制定法令却使商人受害、百姓受害，以至于国家受害，还斤斤计较地守着它而不敢议论，这不是愚蠢，而是自私罢了。过去陶文毅最初的奏章本来有在黄州等地招募商人认运口岸的建议，而楚盐道详细陈述说设立店铺就有需要应用的经费，恐怕不肖的商伙影射私卖，导致汉口岸的水路行程无从稽查；西盐道则说所招募的商人新置办的店铺房屋、盐仓以及岸上店铺的工钱日用，核算下来店铺费用高于水贩到青山领取盐水的商人力量难以赔偿，仍然必然会增加盐价，似乎多有阻碍，于是搁置不实行。增设店铺、招募商人确实有如两位盐道所说的那样，然而实际上是用公家的名义，来暗中实现他们就近鱼肉商人的计谋，况且既然有省城的店铺，又在中途增设店铺，资费都必须重复支出，所以不愿意实行。现在不招募商人增设店铺，只让商人的盐船到达九江大姑塘就允许开舱分给水贩和子店运售，或者自己到各府散售，楚西岸上的店铺都撤销，留下的，官府不必过问，只让他们到两盐道请领水路行程凭证，就像淮北的票盐一样，西坝以上由官府稽查，西坝以下只给水路行程凭证，其余听之任之，那么官府和百姓都方便，火灾祸患都消除，两省的匣费仍然遵守定例，按数额由淮商缴纳，运司委派官员批解交给两盐道分给，这样岸上伙计就没有借口虚报开销，不肖的官吏无从超额支取、预先借支。游手好闲的人没有骚扰，可以节省匣费一百万两。假如本商愿意在青山或九江、大姑塘一带设立店铺的，听任他们，也可以。楚西交界紧要的地方，缉查私盐的文武官员照旧设立，他们的费用也让商人缴纳到司库，备文批解给盐道，不允许私自向商人索取。盐法本来是为了征收国家的赋税，其余的利润用来资助办公，是可以的。然而也只能占十分之一二。现在正税杂税才三百几十万两，而岸费已经一百几十万两，这是三分中占了一分。盛世尚且是违反制度，何况衰败到了今天，每年缴纳的正税杂税不到二百万两，而岸费仍然一百几十万两，只增不减。虽然侥幸众人隐瞒，上面没有严厉谴责，但商人的力量支撑不住怎么办！现在用淮南的姑塘、九江对应淮北的西坝，姑塘、九江以上既然处处稽查严密，姑塘、九江以下大开法网，去掉束缚，听任商人售卖，只约定水路行程和边卡仍然设官缉私，地方官不必责成销盐的数额，那么文武官员不能额外多取，店铺伙计不能影射虚报，游手好闲的人不能借机骚扰，然后岸费的虚增可以节省，而正税杂税的缴纳可以充盈，缓解商人的困境，下有利于民，上有利于国，中间不失去办公的资金。楚西文武衙门及委派官员、店铺伙计都有人心，应该也没有怨恨。这就是所谓的大泻。如果使大府原议的各条颁布实行，并且加上大补大泻的方法，即使不实行票盐，实际上也一半效法它的意图。淮盐的纲纪难道还可以建立吗？

论盐二

孙鼎臣

治理天下的弊端，应当追究弊端的始末，找到它产生的原因和最终的结局，去掉它，利益自然显现。天下产盐的地方，叫两淮，叫两浙，叫长芦，叫福建，叫广东，叫河东，叫甘肃，叫云南，叫四川。淮南每年盐引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一十引，课银五百八十余万两；淮北每年盐引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课银二十七万二千两有余。两浙每年盐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七引，课银二十九万两有余。长芦每年盐引九十六万六千四十六引，课银一百五十六万两有余。福建每年盐引五十四万五千六十二引，课银三十万二千六百两有余。广东每年盐引八十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引，课银六十四万七千五百两有余。河东每年盐引三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二引，课银五十八万一千六百两。甘肃花马每年盐引七万二千六百八十六引，课银一万四千五百两有余。云南没有盐引的年度定额，按斤计算的三千九百四十二万七千一百斤，课银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两有余。四川没有定额，看一年销售的数量，向户部请领盐引，而备用多余的盐引共五千引。大概盐课占天下财赋的四分之一，两淮最大，它的弊端也最严重，制定盐策的，也特别繁多。归结起来，就是缉私

译“也，恤也，裕商也。”这是关于盐政的三种说法。主张缉私的人说：天下没有不吃盐的人，如今人口比过去增加了一倍，但盐的销量反而不如过去，那么阻碍盐政的根源实在是私盐。那边堵塞了，这边就通了，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然而私盐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私盐的来源不止一种：船私，出自商船的船户；漕私，出自回空运输的军船；邻私，出自邻近地区的商人；枭私，出自当地的私贩，因为他们凶悍勇猛，所以称为“枭”；功私，出自商人捕获的私盐，而最严重的则是商人自己贩卖的私盐。商人贿赂官吏，以“卤耗”为名目，超出定额引票的数量比过去多了一倍。先有私盐，后有官盐，私盐没有税课，而官盐有税课。虽然如此，商人贩卖私盐，并非商人的本意，而是税课沉重导致的。税课沉重，并非税课本身的缘故，而是官吏贪婪导致的。顺治初年刚确定纲额时，淮南的盐引是一百四十二万三千三百九十引，淮北是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二引。如今淮南的盐引增加了三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引，淮北的盐引增加了六万七千八十六引。引票数量既然增加，商人还没收到盐就先缴纳税课，除了缴纳税课之外，每年还有贡赋，贡赋数额达五十万，公家的费用又有七八十万。其间遇到大工程、大军事行动，就有加价、加筋，商人又常常献银以资助国家的急用，通常达一二百万。产盐的地方，从场吏以上；行盐的地方，从卒役以上，直到文武大吏，没有不索取贿赂的。又责令商人向船户借贷造船，出资招募人员来缉捕私盐。其用费的繁多和广泛，就是这样。按规定，每引盐的税课银是八钱三分及一两一钱七分，但商人如果不花二三两银子，就无法运销一引盐。后来这两项费用增加了，从四两、三两增加到五两，卖出一纲盐才得到三百万两，而所花费的几乎达二千万两，想要不贩卖私盐，可能吗？所以即使贩卖私盐，官吏也不追究。商人私盐盛行，官引就滞销了。总计船私、漕私、邻私、枭私的数量，也比不上商私。船私、漕私、邻私、梟私可以用法律来制止，而商私却无法禁止。所以缉私的说法，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说法罢了。盐产自盐场，盐场不私自贩卖，私盐从哪里来？禁止私盐贩卖的地方，不如禁止私盐产生的地方，清除了源头，水流自然断绝。于是有人提议通过稽查“火伏”来禁止盐场的私盐。“火伏”是用来稽查盐产量的方法。一“〇”为一单位，经历一昼夜，一“〇”所产盐的数量有定数，开始和结束都由场官监督。然而各个盐场广袤数百里，火伏的时间有先后，逐个“〇”去监视，是做不到的。况且按人口分配盐，估算天下的人口，制定引票的数量，引票的数量有限，而盐的产量常常有余。把有用的盐堆积在无用的地方，想要禁止早晚都不够吃的丁口，使他们不私自贩卖，禁止贪图利益的商人和枭贩，使他们不私自买卖，这可能吗？禁止私盐，必须征收余盐来救济丁口，丁口有了余力，盐场没有余盐，私盐不缉捕也会自然停止。这就是“缉私先恤”的说法。虽然如此，这些余盐是交给无力的场商去收购呢？还是交给困顿的纲商去收购呢？税课拖欠，国库空虚，想要依靠官府，而官府又不能做到。所以“恤”的说法，也不过是画饼止儿啼罢了。不收购余盐，就无法救济丁口；不减轻商人的负担，就不能收购余盐。那么，“裕商”是“恤”的根本吗？于是盐政使司和计臣，请求免除玉贡，请求免除积欠，请求带征滞课，请求加价加筋而免除税课。又有封轮、散轮的方法，来调节盈虚，又有借底马的方法，来资助转运。凡是用来为商人考虑的措施，没有不周全的。而商人的困境没有缓解，定额的税课连年拖欠，官吏的费用却按时没有差错。所以“裕商”的说法，也不过是朝四暮三的说法罢了。推究其起始，穷尽其终结，其利弊所在，就清楚了。过去陶文毅总督两江，正值淮北积弊之后，纲商全部散去，于是改变方法，实行民运，官府发给票证并收取税赋，称为票盐。实行后见效，免除了一切冗费。其费用相比商运只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运盐的人已经获得了厚利。积年的滞销盐顿时清空，这也是宋代沈立裁减官估而岁额反而增加的证明。十多年后，淮南的商人更加困顿，陆沔阳因为陶文毅这样做而见效，也按照淮北的方法实行，结果纲法开始全部瓦解。不久，东南用兵，两淮的盐引地区戎马交驰，盐法更加扫地无余，而弊端也随之荡然无存。事理穷尽，过去那些钩带蟠结，坚固如锢山，纷乱如积丝，数十百年间，庙堂之上劳心焦思来图谋，宏识之士竭智毕虑来谋划，紧闭不可推开，障碍不可打开的局面，一旦决口，就像在千刃之冈上转动石头而坠入深渊一样。虽然是人事所为，难道不是天意吗？

译论盐三

孙鼎臣

从前，顾炎武先生赞赏刘晏的盐法，并推崇李雯的言论。顾炎武的主张，后人已经习以为常，将其上达朝廷，告知主管官员，却遭到阻挠而无法实行，这就是说盐利之所以不能振兴，是因为盐吏不能罢免。在道光九年，御史王赠芳曾经请求将税课征收权归回盐场。襄平籍的蒋相国与盐政福森驳回了这一请求。过了两年，华阳籍的卓相国、太仆寺卿梁中靖、翰林院侍讲学士顾又再次提出此请，安化籍的陶文毅驳回了他们。如今看那些驳议的言论，他们担心盐场地域广阔而漏税，盐户贫困而拖欠税赋，盐价随着税赋增加而上涨，商人争抢囤积居奇，偏远地区得不到盐，盐场无法设置仓库而场官辈出的运输烦扰，场官职位低微而稽查不能周全，地方遭受灾害而税赋成为负担，根窝裁撤而失业的人众多。关于根窝的说法后来终究被裁撤，也没有造成很大的祸害。担心土地不能没有灾害，那么制定田赋的人难道能保证上天没有水旱灾害吗？这几种说法，都没有就事情的道理进行深思熟虑，为其制定详细的处理方案。如果确实要制定法律，将拥有亭池自行产盐的场商定为盐户，发给执照并编入册籍。那些拥有亭池盐丁愿意成为盐户的，向官府报告，一律发给执照编入册籍。那些贫困无力经营亭池而将其卖给富民，自己只作为盐丁的，听任其自便。督抚选拔廉洁能干的州县官担任场官，并提高他们的品级。税银的征收解缴考核，参照地丁钱粮的条例，由运司总其成效，其余官员全部罢免。税率的确定，要通盘核算一年旧征正课的数额与各场一年产盐的数额，取其中间值加以斟酌，每百筋规定税赋若干，必须统一标准，不要轻重不均。旧征的杂项不予计算。盐户自行产盐，盐制成后报告官府，开设市场，场官稽查数量并监督买卖，按照所卖盐的数量依据税率缴纳银两。税赋缴毕，场官发给税票。贩商运盐出场，关卡查验税票放行，不过问贩卖的地点。贩商不论何人，先在所在州县领取执照，前往盐场买盐，无照者禁止。州县每三个月将数量上报运司。盐价不由官府规定，税率必须统一，是为了均衡轻重以杜绝趋利避害。不计算羡余，是因为有盐就有税，盐产量增加税赋也增加，盐没有多余的，那么税赋也就没有羡余。允许贫困盐丁将亭池卖给富民，是为了沟通贫富以重视盐户，顺应盐丁的情愿，不要强迫。选拔州县官担任场官，是因为官吏选拔谨慎，然后盐政才能清明。这是刘晏任用士人的用意。罢免其余官员而总归于运司，是为了统一事权堵塞利孔。场官发给税票，是为了便利商旅，讥察盗卖。贩盐必须领照并上报数量给运司，是为了稽查隐匿漏税，防止侵吞欺诈。盐没有固定价格，是因为产量有衰旺，物价有高下，市场交易之道，不可以法律强行统一。天下没有不纳税的盐，而私贩不必缉拿，盐一产出，税就收入，拖欠的税课不必督促。大商小贩，人人都能出资自行运输，盐无不通之地，垄断不必担忧，缺盐不必忧虑。官员少而费用节省，价格低而销售容易，盐利全部归于盐场，不必额外优恤，而盐户自然富裕，不必严厉禁止，多取而岁入自然加倍。各种弊端去除，各种利益兴起，因利利民，而国家也依赖于此，这就是原因。道光初年，纲法还没有很坏，食盐获利的人众多，税赋在盐场征收，国家、百姓、商人都有利，而官员不参与其中。所以即使以襄平的忠诚，安化的才能，也不能不向众多的势力屈服。时机未到，即使贤能者也无处施展力量吗？两淮的纲法既已废除，引地的禁令也全部松弛，东南百姓食用的盐无法查究，其价格不低于以前的纲盐。百姓不吃便宜的盐，而国家损失数十万的税课，利权旁落，都被奸民中饱私囊。盐法的更改，没有比此时更便利的了。于是主管官员，开始想起以前的言论，谋划征收场税，却不制定法律，不选择官员。从咸丰五年到七年七月，税银只有八万六千五百余两，偷漏侵吞都在所难免。于是有人就说海滨随地可以产盐，不能完全受场吏约束，势必设置军队加重刑罚，而那些亡命之徒无不通同盗卖。即使贤能也难以制服，而且盐官不能全部罢免，就像河吏不能全部裁撤一样。认为场税果然不可行，如果能听从我的话，盐户就确立了，还有不受约束的吗？盐利全部归于盐场，还有通同盗卖私盐的吗？确定场官的考核并精选人选，还有侵吞欺诈的吗？传书上说：“怀疑的事情不能成功，建立非常的原则，而遵循常规旧习的看法，内心受到牵制，以此要求成功，太难了。”

关于在盐场征收税课的说法，顾炎武先生极力称赞。其实这绝对不可行。海滨辽阔，随地可以产盐，随处可以销售，谁能禁止呢？如果实行此法，堵塞的地方自然堵塞，通畅的地方自然通畅，不过是驱使利益归于场官罢了。陶文毅晚年领悟到其错误，断然不实行，确实是深谋远虑。刘翰清志。

利淮鹾议

冯桂芬

顾炎武根据李雯的议盐主张，认为应当在盐场定额征税，之后不过问盐的去向，天下都是私盐，天下也都是官盐了。他说这个主张切实可行，又引用杜甫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又以昆山多食用淮私盐，而法令却推行浙盐，是掩耳盗铃的政策。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撤除一切疆界，以实行其不过问去向的方法，似乎也是探究根本穷

译关于盐政的论述。我年轻时读后认为它很好，等到后来在扬州编修盐法志，又亲自踏访盐场，才知道李氏的说法是书生的见解。淮南盐价每斤大约银五六厘，税额大约银一分；淮北官方规定的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税额大约银六厘。这就是所谓一次性征税，却使盐价增加了一倍到五倍。谁愿意承担这一重税呢？利益所在，人人都去追逐。户商、户船、户兵以及各类差役，没有不是偷漏私盐的人。官府能防范他们吗？况且官府也值得依赖吗？沿海数百里，港口众多，白芦黄苇一望无际，盐场零星散布其中。不在近处的官署偷漏，就在远处偷漏；不在晴天偷漏，就在阴雨时偷漏；不在白天偷漏，就在黄昏时偷漏。什么地方可以禁止，什么时间可以禁止？当下只需转述一句话：“天下都是官盐，天下也都是私盐了。”清朝初年虽然没有国库利息，但税额已经不少，那时百物都便宜，盐价必定便宜而不贵，情理应当相等。李氏却提出这种说法，岂不是荒谬吗？票盐制的开始，《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年间，山东、两浙命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发给票证，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庆年间，两浙巡盐御史李遂在黄岩等场推行票引，每张对应盐三百斤，设置票证九万张，又说后来逐渐推广，这又不止九万张的数量。计算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的“推广”山东还不包括在内，《明史》所载特别未尽详。魏氏《源票盐记》只引用《明史》，那么考查得不审慎。这接近于就场定税，只是不能不询问其作为折中之法的原因。陶澍在淮北推行而大见成效，陆建瀛在淮南沿袭推行，也是两纲全额税额全部征收，为多年所未有。而诋毁声蜂起，则是纲领正确而细节不当。现在议论盐法，除了这个没有更好的策略，也在票盐中寻求尽善尽美就可以了。其方法有四：一、清除旧套。凡事曲折繁重，都是弊病的根源。票法已经简易。然而还有可议论的：减引而转带乙、挽上六闸、仪征改捆、桐城等江运八岸仍归专商。应当一切铲除。在三江营一带相地设立局所，作为交税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的地方。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上八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过关卡查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税经费一律定额。其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也应当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共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论官绅士兵民，都准许承运。凡旧商旧引，一概不混杂。二、平减赋税。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对私盐则前纲早完，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稍微多有什么害处？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微少有什么害处？不能敌对私盐则私盐占据，利不归官，盐溢于海有什么益处呢？若如刊册税目斤税几及一分，实在过重。辛亥改章也因其过重，每引加带一二百斤，然而票盐仍不获利。为今之计，不如奏请删去帑利参价两项。帑本早已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于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 new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格出自商资，参归官。二者都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百余万，其数更大，实为滞销的原因，必须删减以减轻成本。三、制造洋船。拟造容五六百墩，可容盐二千余。轮船十艘，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每月得往来，三年得往来三十六次。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船之法，即全纲可举，又回船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船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行运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所遇到辄糜碎，海口捕盗往往见盗船就前触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计算没有比这更方便的。四、广建盐仓。向来运盐船笨而迟，到岸已须累月，守候卖动辄经年，多一日停泊就多一日费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机，整轮散轮还相为弊。且现在议洋船运盐，工食更大。有不可停泊之势，一入于仓，那么防范易于船，租金少于船，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急而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远无多盐缺盐之患。凡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来盐船守候本须逾年，即是久储仓中，亏折仅等。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都滨江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为什么呢？或又说：盐税中有按丁加斤之目，那么盐税之数原准丁数，今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税六百万计之，盐税当地丁十之二，径于地丁中加十之二作为盐税，也是简易之法。不知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

译万全之策，暂且切实推行，日后若度支稍显匮乏，必定会商议加重盐税，这正好成为弊政的借口，因此不敢轻易确立论点。至于两淮的盐引区域，其税额占天下大半，只要两淮的问题解决了，其余地区就无需再讨论了。

译关于采购淮盐、救济分岸食盐、缴纳盐税以资助军饷的奏疏。咸丰五年。

骆秉章

两淮的盐税是安徽军饷的主要来源，目前安徽军营正处于攻剿战事吃紧的时候，完全依赖北盐畅销、盐税充足，才能提供接济。查考淮北票盐刚实行时，每年销售四十六万余引，加上经长江运输的数万引，征收的正税和杂税银两几乎超过百万，奏销时每年的款项都能结清，这确实是因为立法精密、用人得当。近年来每年销售不过二十万引，或者只有十余万引，乙卯、丙辰两个年度的盐引尚未运完，票商则没有资金完纳，盐场则晒盐扫盐的工人失业，逐渐形成衰败散漫的局面。推究其缘故，都是因为管辖官吏管理不善，只知道谋取私利，不知道体恤商贾、招揽贩运，导致盐引滞销、盐税短缺。安徽军营守备、提督的军饷，拖欠长达数月甚至经年，对大局的影响非同小可。因此前任运判许惇诗、陈照，都已经被原任漕运总督袁甲三弹劾免职。无奈盐官积习相沿，专门崇尚攀附钻营，更多庸碌无能之辈，想要求得正本清源、实心任事的人，百中难得一。淮北盐务败坏已极，必须得到有作为、有操守的官员，才足以资于整顿并筹划盐税军饷。查考运使兼管两淮，现在蒙皇上简放新任运使，必能破除情面，任用贤能官员。只是淮北的利弊所在，恐怕难以周知。臣愚以为，得到合适的人选，制度自然确立；清除弊端，利益自然兴起。谨根据平日见闻所及，斟酌目前因循变革的适宜之处，恭敬地陈述六条浅见，向皇上敬陈：

一、裁撤厘捐以充实盐税。查考西坝是淮北票盐的总汇之地，湖南从西坝运盐经过各岸，途经高良、正阳关、临淮、三河尖等处，现在都设有厘金关卡，每处按包抽取捐税制钱六七百文，或一千一二百文，均由各军营的军官勇丁管理。交纳稍迟，鞭打立即到来，商贩畏惧，止步不前，盐税日益减少，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厘捐向来没有定额，不肖的军官往往征收十两上报一两，各军营仍有缺饷的忧患，可见厘捐有名无实。拟请裁撤厘金关卡，招徕商贩，以期定额销售全部恢复，军饷日益充裕，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裨益。

一、禁止私盐以扩大销路。自古以来整顿盐法，首要重视缉查私盐，而官场中的私盐尤其应当严加禁止。淮北提取盐斤抵充盐税以来，军营军官捆运饷盐，夹带私盐，包庇私贩，漏税闯关，一引饷盐，夹带数引私盐，其势头无法彻底查究。而且票贩到盐场买盐，经过漕运总督委派的人员，每运一引，在规定的盐斤之外加带二十余斤，积少成多凑成一引，运交给漕局，不征收国家盐税，名义上是饷盐，实际上是私盐，并且让场商赔偿盐斤，票盐赔偿包装，索取船行赔偿贩运，百般骚扰，怨声沸腾。徐州粮台的饷盐，向来在西坝采购，现在则由海州运判的亲属代办，到盐场买盐，克扣价值，拘禁车船，夹带私盐包裹，无人敢怎样。应当请求认真剔除营盐夹带等各种弊端，并将漕局、徐州粮台的盐务一概停止，淘汰冗员，以免扰民。

盐官的设置，各有专职。淮北从前实行纲盐制度，过淮河改捆，因此设有淮北验掣同知一员，专门负责改捆。同知一员，淮北批验所大使一人，白塔河、乌沙河巡检各一人，专门负责改捆等事务。等到改为票盐后，北盐直接运到西坝出湖，旧道全部迁移，官职徒设，同知等官员有官无职，无不谋求署理其他缺额，应当立即裁撤缺额，以节省俸禄廉银。再查票盐改章之初，板浦、中正、临兴三场设立四个局，新关、大伊山、五丈河、順清河等处各设一个卡，都由运使委派人员稽查。然而日久弊生，竟然有挂号、请坪、查舱、裁角等各种名目，每引黑费高达制钱数千。这些委派人员勒索陋规，徒然成为商贩的累赘，应当将局卡各员立即裁撤。所有秤量查验事务，就责成三场的官员实心管理。

一、减少经费，以减轻成本。淮北票盐旧有经费一项，随同正杂税银征收，数额很大。后来因为转运不及，改为运四成盐包，核算正杂税银不足三成，经费等款已在一成以上。凡是经费所提取的盐包存在西坝变价，官民互相争抢售卖勒索，实在不成体统。又壬戌年请运较旺盛，海州运判在例提盐包之外，每百引加征现银几两。这一年请运二十余万引，加征几乎达到二万余两，是否向上级禀报备案，应当令其严切根究，以禁止苛派。并将经费应提取的盐包迅速停止，酌情保留旧制经费的十分之二，征收现银，那么官吏没有分盐争售的弊端，有现银办公的实惠，票贩成本较轻，也足以广泛招徕。等到西坝销售畅旺，并将盐课提取盐包的章程停止，仍征收现银，以杜绝弊端。

一、确定盐价，以体恤盐丁。淮北改为票盐后，丁盐的駮价，每引规定为九钱。此后屡次减少又恢复，变更不已。每一任运判到任，必定先详细请求运使核减盐价，恐吓商民。等到贿赂装满口袋，才详细回复旧制。因此前任各运判都有减复駮价的案卷，价格减少则生产废弃，生产废弃则盐短缺

译盐课短缺则赋税悬空，赋税悬空则军饷亏损，弊端相互牵连，竟至于此。淮北屡次遭受捻军焚掠，盐亭、盐池、盐井大半荒芜，盐丁流离失所、失业，亟应保护巩固池盐生产，以充实赋税来源，应当仍查照票盐定例，每引定为盐价、驳价九钱，永远遵行。主管官员不得擅自核减，以致滋生扰害。

一是疏浚河道以利挽运。海州运盐河道潮汐时通时常淤塞。商贩旧有河费捐款，每引捐款银二分，足额年份捐款银八千余两，向来例规存于海州运判库内，以备随时疏浚河道。然而自咸丰元年以来，从未进行疏浚。现在河身淤垫日益增高，干涸时往往导致挽运多有阻滞。近来销数虽然不足已有十余年之久，捐款已逾数万。商贩屡次请求疏浚河道，该运判辄称库中无款，置之不理。应令确切查明，迅速将捐存款项发给用于疏浚，以利捆运。又听说淮北商捐全由官府管理，然而捐仓谷则义仓空空如也，捐勇粮则练勇不多。应令一并清查，以杜绝侵吞。

以上六项皆关乎淮北盐务的利弊，臣访闻较为确切，不敢壅塞不上达天听。应请旨饬下两江总督，遴选委派清正的大员，会同该运使彻底清查，不得徇私隐饰，以清除积弊而充实赋税来源。

译整理淮北票盐疏 同治三年

曾国藩

我私下伏身查考淮北盐务，自前任督臣陶澍改行票盐制度以来，立意美好、方法良善，商人和百姓都称便利。如果能遵循旧有章程，推行百年也不会败坏。无奈军兴以后，运输道路的通畅与阻塞没有常态，销售数量的畅达与滞涩没有定数。盐既不能按额定数量运销，税款也不能按纲期造册上报，拖延抵赖、互相套搭，已经感到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在未办理饷盐以前，票贩虽然日益困窘，但尚能勉力遵从公法；池商虽然难免偷漏，但不敢任意私自售卖。等到军营提取盐斤抵充税款，改变了旧规，营员日日从中牟利，商贩于是闻风止步。李世忠部下前往盐坝领取盐斤，尤其桀骜不驯，一旦欲望不遂，便百般恐吓。甚至因为栈盐不足，直接到盐场自行捆扎，一营开了头，各营纷纷效仿，护送私盐、夹带私盐的弊端，于是到了无法彻底查究的地步。现在李世忠已经被革职回籍，其部下兵勇也都遣散。值此淮甸地区清明安定，自然应当严格遵守圣上谕旨，将饷盐截停，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领盐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我广泛咨询、多方访查，参考既定成法，核议新章，大约有必须停止的三项，急需整理的四项，请向皇上陈述。

漕运大臣因为清淮防务费用短缺，先前命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计二十斤。随后因为逐包捐缴诸多不便，由海州分司详文改定，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所应完纳的课银及售出盐价，虽然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之用，但这样锱铢必较地索取，琐碎地摊派，实在不符合政体应有的规范。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一项。

徐州属于山东引地，先前因为捻军阻隔，山东引盐未能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的田在田奏准借运北盐，划收山东课税，原本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实行日久，流弊滋生。采买时私自前往盐场，销售时旁侵安徽边界。如今山东引盐已经通行，徐州百姓无虞缺盐，不能再借“借运”的虚名，留下侵销的实患。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二项。

北盐向来有净盐、毛盐之分，已经改捆的为净盐，未改捆的为毛盐，都必须纳课才准出湖。近来私枭勾结营弁，合伙贩卖毛盐，结队横行，连船闯越关卡。防守严密则营员出面包庇，缉查则官引尽被占销。这是必须停止的第三项。

大凡榷盐之法，革除弊端则利益自然兴起。饷盐停止，则强劫害贩的弊端就除去了；捐盐停止，则科敛病商的弊端就除去了；借运和朋贩的盐停止，则引界混淆、营私充斥的弊端，没有不除去的。我所说的整理四项，也是鉴于诸弊既去，顺势引导罢了。

淮北纲引先前是奏至戊午纲为止，如今在五月初八日接开己未新纲。只是兵祸之后户口大减，断然不能销售四十六万引的数量，应当遵循近年奏案，先办理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每举例收报部正课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成，另外外办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巡营各一分。此外如团练、坝工、缉私费、号项等款项，名目太繁杂，一概删除，以减轻商贩负担。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一项。

近来军饷都依赖盐厘接济，势不能实行裁撤，但长路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况且从前各卡总计，每包约须完纳厘钱二千余文，数额过重，自然应当大大核减。如今拟仿照淮南总收分解的方法，归并两处：从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装收厘钱五百文，运往上游；再在正阳关设卡，每包装收厘钱五百文。其他关卡只准查验盐票，不准重复抽取，统一由我选派委员驻卡经理。不减少厘金不足以减轻成本，不裁撤关卡不足以便利商贾。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二项。

淮北解饷原案，向来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分四成，滁州李世忠营分四成，安徽抚营分二成。如今临淮、滁州两营已经分别裁并，自然可以将这两营原有的饷银改拨给金陵一军，稍解燃眉之急。只是漕运大臣停止捐盐，也应当酌情拨济，以资贴补。此后所收课厘，我已经咨明吴棠、乔松年，仍应以十成分派：我营派五成，抚营派四成，漕运营派一成。论兵数则稍有增减，论旧例则没有太大更张。这是现筹整理的第三项。

北盐每举例定正盐四百斤，分捆四包，每包装连卤耗重一百一十斤。近来栈盐出湖都在西坝，改捆大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以节省运费及按包抽厘的费用。换包后盐票不符，弊端丛生。我已经严申禁令，不准改捆大包，并在例给大票之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也仿照淮南之例，填明舱口清单，使盐与票相符，可以杜绝就重避轻，不至于以多报少。这是现筹整理的第四项。

以上各条是依据户部原奏及御史刘毓楠的条陈，悉心参酌，力图挽回近年来的弊政。完全恢复昔日的成规，又恐怕积弊已深，一旦改收现课，各商贩不甚踊跃，更议辅以官运，照商贩一律办理以示倡导。淮北近年

译自那时以来，盐法纲纪混乱，开纲既无固定日期，奏销也无确定期限。眼下新章程已经确立，臣严厉命令运司，督同海州分司，广泛招揽引商，源源不断地认领运盐任务，仍然限定在一年内完成造册奏销，以符合既定制度。但是，原本例销北盐的口岸，在多次遭受苗民和捻军蹂躏之后，不仅烟户凋零、人口稀少，而且在尚未开纲之前，存积的饷盐、捐盐、贩盐数量不少，旧盐积压过多，新盐销售难以迅速，这是必然的趋势。又加上安徽的颍州、六安、庐州、凤阳，河南的信阳、罗山、光州、固始，逼近捻军势力范围，军情变幻莫测，时刻危险，盐税能否按额定数额收足，奏销能否依限造册上报，不敢说有把握。那五河、正阳关所征收的盐厘，将来自然应当连同正课一并上报户部，以重视款项。只是因为军饷需求紧要，此时所收的盐税，只能用于支应军需，未能先期运送京饷，内心深感愧疚，抱憾极深。臣只有督饬署理运司，竭尽忠诚廉洁，以满腔热血和实际力量经营管理，以仰副皇上整顿盐务纲纪的深切旨意。

译整顿淮南盐务疏

曾国藩

臣私下以为，臣在上年九月二十二日回复奏报京仓需要米粮的折子中，曾经将筹办淮南盐务的情形大致陈述在案。伏查淮南盐税居天下之首，自从长江被阻隔，盐引销售区域废弛，前任总督大臣在咸丰四年奏请办理，在盐场抽取税收，贩户到盐场捆盐，收取的税课非常微薄。又在咸丰七年奏请改设局征税，让水运商贩到盐栈采买，稍有成效。但是每年征收的税银比起全盛时期还不及十分之一，总因为湖北西部盐引销售区域没有打通，盐没有销路，所以税课没有来源。现在江路肃清，运输道路畅通无阻，所有湖北西部各销售区域，自然应该赶紧设法运盐供应销售，力图整理。而筹办的困难，主要有两大方面：一在于邻省私盐侵入太久，西岸食用浙江私盐、广东私盐，兼有福建私盐，湖北岸食用四川私盐、广东私盐，兼有潞盐私盐，盐引销售区域被占据将近十年，百姓已经借此来补充口粮，官府也借此来抽取厘金，积重难返，长期借据不还，形势不能突然禁止断绝；一在于厘金关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从仪征到金柱关到荻港到大通到安庆到华阳镇到达湖北西部，层层设立关卡，处处报税，都以盐厘为大宗，各路军队依靠此生活，性命相依，形势不能全部裁撤。臣广泛访求众人意见，核定新章程，切合今日时势，仍然仿效昔年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通销售、减轻成本、保证价格、杜绝私盐这四点，请为皇上粗略陈述其要点。自从邻省私盐侵占淮盐界限，成本低利润厚，淮盐不能与之抗衡，江楚百余州县都是如此，查禁不胜其烦，堵塞又恐怕生变，计策只有重税邻省私盐，使邻省盐成本高而淮盐成本低，或许邻省盐可以化私为官，淮盐也能逐渐进步。现在已经通知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省私盐厘金酌情加抽，听任邻省盐与淮盐并行不悖。譬如田产被外来户占据，田主刚回来暂且与外来户分耕而食，等到淮盐运输日渐增多，销路日渐畅通，然后驱逐占据田地的外来户，申明邻省私盐禁令，这是疏通销售的大略。近年湖北西部盐，每引完纳厘金大约共在十五两以上，所分济的，下游是都兴阿的军饷、冯子材的军饷、李世忠的军饷，上游是臣与官文部下的军饷，都是万万不可停的。臣与各处咨商，盐厘不能完全停，未尝不可暂缓，除扬州、镇江两防宜照旧额外，其余未尝不可稍减，酌定新章前逢卡抽收的，现在改为到岸销售后汇总完纳厘金，分解各军；前收卡税五两多的，现在改为湖北岸每引抽银十一两九钱八分，西部岸每引抽银九两四钱四分，安徽岸每引抽银四两四钱。既减少厘金以便商人先销售后纳税，这是减轻成本的大略。商贩携带资本求利，无不愿意价格常高保持而不失，然而不由官府主持，往往贪图小利急于求成，跌价抢售。起初一两个奸商零贩，只求卸货先销售，不肯守日期而赔利；后来彼此争先，越跌越贱，如风卷潮退，虽然想挽回以保成本，却不可得。官府与商人都受其害。现在在湖北西部各岸设立督销局，委派大员驻局经理，盐运到岸，让商贩投局挂号，挂牌定价，依次轮销。有时盐少百姓无吃贵盐的担忧，有时销售滞缓商贾无亏本的顾虑，这是保证价格的大略。盐法首重缉私，大批私枭明目张胆，尚不难派兵捕拿，最容易偷漏的是包内超重斤两，船户夹带，所谓官中之私，查禁尤其困难。现在已经恢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正盐六百斤，分八包捆扎，每包另给卤耗七斤半，包绳三斤半，共重八十六斤。由臣颁发大票，随时添给，并在大胜关、大通、安庆等处派员验票剪角，如有超重斤两夹带，立即严加惩究，提盐充公其各岸兼行邻省盐的，也必须另给税单，如果没有税单而贩私，即按律定罪，这是杜绝私盐的大略。这四点均就目前要务及道光年间成规参酌而损益，无论官运营运，都照商运一律办理。至于应完税银，因为盐厘数额太重，未能据议增加，仍照咸丰七年奏折征收。向来盐课按半年奏报一次，现在拟将各处汇收的厘金也分上下半年随课一并上报，以便部臣有所稽考。只是兵燹之余，户口大减，以今日人口数对照承平时期盐引额度，恐怕运销不及一半，加上邻省私盐充斥，挽回恢复不易，殷实商人极少，招徕尤其困难，能否渐有起色，殊无把握。臣只有督饬署理运使忠廉实力讲求，以期国课军需两方面都有裨益。

条陈长芦盐务疏

曾国藩

臣私下以为，臣在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奉到寄谕：先前因为给事中陈鸿翌奏请整顿长芦盐务，当时已经降旨交户部议奏。现在据奏称：陈鸿翌所拟各条，或者是申明成例，或者是现办有案，或者款项由外销，向来未报部，总之芦纲积弊，在于盐引销售区域虚悬，缺乏人认运，因

译然而交纳的款项日益减少，额外开支过重，商人的财力难以舒缓，导致国家正税暗中亏损，请求命令迅速整顿等语。皇帝下旨：着曾国藩按照户部议定的各条规定，督促长芦盐运使将应当办理的事务赶紧兴办，应当革除的陋习，要切实扫除。如果还有未尽事宜，也着体察实际情况，斟酌拟定章程上奏等因。钦此。当即恭敬抄录，发文命令盐运使恒庆据实详细回复，以便核实上奏。不久，该盐运使将盐捐钱款补贴剥船这一条，先行详细请求咨文回复，其余九条也在六月间详细回复。臣认为其中利弊未能详细厘清剔除，所陈述的内容尚有不实不尽之处，批示命令再次确切调查并详细报告。九月初间，又另行委派候补知府李兴锐赶赴天津，按照原奏各条明查暗访，仔细考究，据实禀报回复。现在根据该盐运使及委员先后查复的情况，臣相互参证，斟酌拟定办法，分条陈述如下。

译第一条，认定办理悬岸，应当确定期限。查考芦商认领引地，旧例是在递交禀帖之后，命令纲总查明其家道是否殷实，仍由本商自行寻找散商联名出具保结，由纲总按例加结，才由运司转详咨报户部，一方面更改姓名，一方面发给行知，领取引盐办理运输。这些层层折转，原本是为了慎重对待课税和帑银，由来已久。其中紧要的关键，在于出具保结的保商，而不在于加结画押的总商。如果商本实在不充足，或者外来者对当地人生疏，纲中没有商人承保，那么往返查访，拖延时日，也是事势中常有的，并非该商总等人有意刁难，借端勒索。只是新商认领岸地之初，办理千引的，向来命令先交纳两课银一千余两不等，名叫寄库，用来检验其资本是充裕还是匮乏。又在认运、租运、捆运之外，另有试运的章程，试运两三年，如果确实不能办理，允许其禀告退出。有寄库，则资本的证据早就明了；有试运，则本商的进退从容自如。对于纲总来说，不必过于慎重，白白引起垄断的嫌疑。不认为这是因循废弛公事，就认为这是吝惜美好的岸地，近来把持的情况如同勒索。此后新商递交呈文，只要有散商联名具保的，就命令纲总酌定期限，在二十日内加结画押，运司也迅速发给行知，这样众商可以受到鼓舞。

第二条，保结商人应当专责成查。长芦旧例，新商入纲，取具联名商保，保其家道殷实，如果有贻误课税运销，愿意甘心分赔，出具甘结。只是各商因为通纲向来有随引带交参课银两，遇到有参商拖欠课款，除了查抄家产变卖抵偿不足外，都在商交的参课内弥补，所以从来没有保商摊赔的案件。等到道光二十九年，引岸参悬，没有商人认领办理，悬课过多，参课不足以弥补，通纲增添捐输悬岸课一项，随领引时，每引交银四分，专门补充悬课之用。无奈悬岸日益增加，归补更加困难，所有续参商的课税，虽然逐案命令分赔，但始终没有据实完交实银。而且查考芦纲商人，多因运课，其本商名下自能保全出纲的，非常稀少。如果再责令分赔，代人受过，又不给予年限，难免不纷纷畏惧拖累而远避，那么芦属引地从此有参无认，对全局有碍。自应酌情变通，拟请仿照保固三年的定限，如果三年内认商贻误课税运销被参，即将应交正课，除抄查备抵外，其余参欠课银分作三成，在参商名下追交二成，出结的散商、加结的总商分赔一成。如果超过三年期限，认商已经完过奏销引课，可以称为家道殷实，就与保商无关，以示限制。像这样酌核办理，对课款分赔有着落，对各商也不致有畏惧拖累而不保的担忧了。

第三条，督催总商应当先完课。查考芦商完课，无论总商、散商，都按照通纲一律办理。近年奏销后所欠勒限期内的课银，确实是累商欠交的款项，纲商名下应交正课，都经依限催完。只是向来章程，每届上课之期，运司委派盐务候补数员，率领纲总督催委员，平日与众商情谊不融洽，对盐务底里不清楚，督催无权，虚应故事。每届大概完至八分以上为率，而这八分中谁多谁少，谁先谁后，无从查考。因此总商拉匀算账，从中取巧，物议也由此而起。此后只应当遵照部议敕令，纲总首先完纳。每逢奏销，将总商名下课款是否清完的情况，附案声明，仍由运司将总商另外立簿册，散商也立一簿，将已完几成、未完几成据实登注，随同销册详文送往盐院衙门备查。纲总无从牵拉算账，众商无从蒙混，开诚布公，大家看见听见，征收也应当日渐起色。

第四条，捆运悬岸应当交全额。查考长芦悬岸，先前在道光二十八年经钦差王大臣查办盐务案中，将无商州县五十五处，除有州县自行运销的十一处无需更改外，其余四十四处，河南悬岸二十州县全部改为票盐，仿照淮北成案，先课后盐，无论资本多寡，一经交课给票护运；直隶悬岸二十四处，给予半年期限，责令各州县或招商或招贩，一律整理，如果商贩无人，责成各州县领运，如果州县实在不能办理的地方，仍由盐运司遴选官员官运等因。现在查考直隶、河南各处悬岸，除陆续招有新商认领外，还有豫属的新郑、太康、扶沟、长葛，直属的成安、开州，以及先前曾有商认领办理后又参悬的豫属鄢陵、沈邱、项城、洧川，又二十八年以后续经参悬的引岸，除随据新商接认外，还有南岸的祥符、许州、禹州、临颍、郾城，直隶的永清、邢台、泽、隆平、钜鹿、衡水、唐山、曲周，统计二十三处。内除衡水现有新商禀认试办外，其余各岸叠经该司出示招商，并通饬各属一体广为招募，迄今无商认领办理，引岸虚悬，民食堪忧，自不得不照案命令官商贩招运，藉以救济民食，补充课款。只是捆运多寡无定，原本与包额认领不同，这些人唯利是图，能多捆一包盐，就多获一包的利，也未尝不愿意多运多销，但最终运的很少，大概也有原因，或者因为资本微薄无力多捆，或者因为岸地

译因盐货滞销导致亏损成本，致使未能按定额捆运。现在既然批准了部里的议定意见，就应当遵照执行，命令负责捆运的官员和商人：如果愿意包揽定额并承办，限在一年之内出具认状和保结，详细呈报并咨请吏部更改名册；同时由盐运使司另行招募新商，禀报认领并妥善办理。如果有确实因销售滞涩而无商认领承办的口岸，每个口岸单独立案详细咨报，不再用笼统空泛的言辞来搪塞。因为悬岸（积压盐货的口岸）是中外共同忧虑的问题，捆运乃是盐政的弊端所在，本来就不容许掩饰。

译第五条，长芦纲总应当允许更替。查考山东纲总虽然按年更换，但山东是先征税后发引，长芦是先发引后征税，纲总的责任两者并不等同。如果更换期限太短，必然会把甲年应当完成的税款责成丙年的纲总督催，恐怕推诿扯皮的弊端，必定层出不穷。况且纲总是整个盐纲的领袖，关键在于选拔合适的人选，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即使一月一换，对实际政务也无益；如果是合适的人选，即使多年不换，也符合公众舆论。长芦盐商中殷实富足的很少，殷实且认真办事的尤其少，年年更换，恐怕选中的人不多，而废弛的祸患会更严重。现在运司已在旧纲总四人中挑留杨俊元、华祯，斥退高凌云、黄昭融，并于本年六月具奏，众议尚属公允协调。此后纲总拟不必限定更换期限，被众商所信服的人，酌情留任接充；如果不这样，随时撤换，详细请示并咨呈户部查照。

第六条，代销、融销，应当分别查考。查考长芦滞销岸口的积压盐引，按规定允许融给畅销岸口的盐商分成代销。当初办理融销时，原本是因为长芦盐商大多疲累，销路又滞涩，每到奏销期限，虽然引地积压有存盐，但税款无处筹措，无力完成，势必纷纷被参劾追缴。各盐商认为融盐与融引事同一律，禀请将积压的盐融卖给其他盐商销售，将所得的盐价即交入国库抵充税款。只有复价一项归买商完交，其余一切税款仍由卖商按期限呈纳。这仍然是为了保全奏课起见，同治三年前任总督刘长佑奏覆，河南巡抚张之万奏参长芦盐商把持一案中，已将融销引盐一事详细声明，有案可查。检查近三年案卷，也是疲累的盐商，或因正课无处筹措，或因复价到期，无力筹措缴纳，不得已将所运的盐融卖给其他盐商，运往畅销口岸销售，其所得价银由买商呈出交给官府，以救济眼前的急难。这样卖商得价融销，就与自行运销无异。对于买商来说，既然已经按包交价，并非得到无税的盐；对于卖商来说，盐已收到价款，也并非上缴无盐的税款。融卖、融买，出于两商自愿，并非买商图得便宜以致有弊端。况且代销与融销稍有不同之处，代销则卖主津贴银每引三钱五、六分至四钱不等，其正杂税、复价等款概归买主完纳；融销售则买主代交正税六钱、复价五钱、解费二分一厘其余各款仍由卖主自行完纳。代销则是卖主出津贴之费，融销则是卖主有自纳之款，办法不同，而使疲累盐商得以稍资周转则相同。卖者、买者彼此核算定价，两相情愿则也相同。所有各商融销引盐，除捆运的盐商仍遵三年奏案饬令，一概领取盐引运盐，不准融销外，其余行商融盐应请照旧办理，免除禁革，以保全颓败的盐纲而重视国库款项。

第七条，历年积欠应当令代交。查考归补库垫积欠一项，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中，共计银二千三百四十三万一千四百余两，每年议定库垫银六万两，积欠银十一万两，分年按引摊交，每引摊银二钱四分零。自同治二年起，因商力拮据，改为外引拨出银一钱二分，京引拨出银八分，领引时随引完纳，其余银两仍照案按期限带交。后来在同治五年，因盐纲情况更加疲累，禀请外引减交银一钱，京引减交银六分。自道光二十九年起至咸丰八年止，除已完现商净欠交银五十九万八干三百三十余两，业经奏奉户部覆准，自咸丰十一年奏销后分作五年代交。又自咸丰九年起至同治七年止，续应征银一百七十万两，内除参劾悬空无着银四十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余两，永平七属官办及天津公共口岸未拨银四万四千二百三十余外，现商应交银一百十五万六千五百二十余内，已完银三十五万六千七百余两，连同前项实计现商共未完银一百三十九万八干一百五十余两。其已交银两均经凑拨各军饷动用，按季册报在案。其欠交银两虽屡经严谕催缴，无奈各商一致声称，因近年引地被扰被灾，领运失时，额引滞销，商力拮据，顾运顾课已属万分竭蹶，前项积欠代交前商参累之款，一时无力赔交，委属实情。况且近来参劾的盐商迭出，长芦悬岸已属不少，如果以此纷纷参办，通纲无商不欠，几乎达到无岸不悬，全纲牵动，所关非细。现在准户部议，除将欠交银两赶紧设法严行催缴以清积欠外，所有随引先交之款，按每年出库引数核计应完数目，造入春秋拨册，听候户部拨用。至于想要纾解商力，必须减少成本，臣当另案陈奏。

第八条，报灾补运应当再详细查考。查考各州县详报被抢被水各盐商引盐，有详报运司已经委员会勘尚未勘覆详报的，因此失盐数目即院司两处案卷已觉得不能相符。现在据该司逐细详查，除奉户部覆准补运五、六等年被枭匪发逆烧抢的宁晋、临城县，七年被捻逆焚抢的定州、南乐、清丰、大名、开州东明、临漳等州县

译商人益德裕等人被抢劫丢失食盐一万六千零二十九包，不计入内。实际根据委员勘察后陆续详细上报的情况，清苑等地的商人被抢劫丢失食盐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七包；新城等州县被洪水冲淹丢失食盐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一包；已经委派但尚未复查的济源等州县，以及尚未委派勘察的安平县，商人被抢劫丢失食盐一万零八百五十六包；又因案情与批文不符，下令复查但尚未据实详细回复的温县等地，商人在途中被抢劫丢失食盐三千二百四十六包。除了由布政使司核实清楚，按照惯例分案详细上报，并将尚未全面详细上报的各州县分别下令另行补报，以显示核查确实之外，所有州县的商人姓名和食盐数量，分别另外编制清册呈送备查。请将原册封装送交军机处，并分别行文知会户部，以备考核。

译第九条，加筋抽钱应当实行禁止。查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件记录，每包加盐一百五十筋，合计北盐重量五百六十七筋有余，南盐重量五百七十二斤有余。违反者即按私盐论处。各商人前往盐场筑盐，向来由批验所大使查验明确、秤量后，按包编号，然后才命令商人装运。此前奉部里命令，该运司即明查暗访，出示严禁，并亲自到关卡查照盐包，依次编列号数，按包抽提，当庭秤量，都相符。审讯据各商人一致称说，他们前往盐场按引筑包，都由批验大使查验、秤量、编号，有一斤盐必有一张引票。造关时按号抽提过秤，既有官府稽查，又有部颁标准砝码斤两，众目共睹，不是商人所能行私舞弊、蒙混过关的。况且他们深知条例禁令极其严厉，也应当自顾身家性命，怎肯犯法取利？至于造关时装载备查的，就是批验所过秤编号的引盐，此外实在没有另外私筑号盐意图夹带私盐、增加斤两的情况。再次命令据小直沽批验所大使王凤冈称，查明各商人前往盐场筑运，都遵照部颁标准砝码斤两一律办理，没有夹带斤两、增加携带、另筑号盐以备抽查的弊端，出具印结详细送到运司。该运司恐怕还有不实不尽之处，又经过连日逐细查访，一致称说情况相同。此后只有更加严格，督饬委员及批验大使认真秤量，不时秘密查访，倘有奸商夹带私盐、增加斤两的弊端，立即照例从严惩办。臣也应当不时从省城派委员到天津秘密查访掣验事宜，断不敢稍存姑息之心，以杜绝流弊而肃清盐政。至于随引每包抽收津贴钱五十文，乃是同治六年海运案件内各商人公议捐作津贴漕运剥船民船之用，并没有浮收抑勒的弊端，已经另行详细明白咨报部里覆准在案。

第十条，墨笔科则应当加以裁革。查道光二十八年钦差王大臣查办 salt 务核定科则说：正杂课、平饭、补欠、归补积欠、王范满垣租息、领告杂费、缉费、各项解费、内外帑利，共九款。每引分摊交纳银二两六厘，刊印单子通行，命令商人遵照。这是木板刻印的科则。后来有续增的商捐款项，因为年限多少，没有一定标准，一经捐足，即由各商人随时禀请停止，并不是作为定额，所以向来用墨笔添写。刊印单子之后，同治三年河南抚臣张之万上奏参劾芦商把持，运使受其蒙蔽案件内，指称墨笔私加私用。经前任运司克明查出墨笔添写的说：悬岸课、捐补参价、钦天监生息、归补缉费、口岸泛工、筹补津贴、还垫办公、酌增领告、朝袍册宝、修署、报效军需、随引复价，共十二款。当时将墨笔原委逐款造册，由前任督臣刘长佑上奏覆奏有案可查。随后将朝袍册宝六厘、修署一分、报效军需二分三款，先后停止。同治六、七年间，因为接连奉内务府奏派长芦采办绢纸，以及芦勇口粮，并捐筑金堤、挑挖府河等事，增添一款，起初叫寄库还款，改叫金堤还款，其余都照前奏之数，没有丝毫增加。此外又有南场各商人禀请增添大河口延费一款，南引各商人捐添报效豫省协饷一款，是不在通纲科则例内的，都是墨笔的科则。至于所称领引时外加的三款，查有津贴办贡一款，因为以前办理采贡缎商人张监历年赔累，各老商人公议情愿每引津贴办贡银三分五厘。又有津贴办公一款，因为总商办公一切费用出自自己腰包，众商人公议愿每引帮贴办公银六厘。等到因为老商人星散，新商人心力不齐，完交的寥寥无几，本年已将此两款停止了。至于巡费津贴一款，是承办青静沧盐四处引地缉费裁减不够，通纲公议每引愿帮银四厘，这是为了保护引地而设的，应当仍其旧例。这三者是外交帮贴的科则。据该运司造具木板科则一册、续增墨笔一册、外交帮贴一册，并将领告科则款式呈送来，理当封送军机处，并分咨户部备查至于部里议定认为浮费过重，命令认真厘剔，分别禁止。臣也深知芦纲的疲敝，是由于成本太重，销路太滞，而众商人也禀诉苦累情形，呈请拯救。近日到天津，与运司当面商议一切，即日将各项科则酌拟裁减，上奏以减轻成本而挽回颓败的盐纲。以上十条，就部文所指的，逐细登覆。至于引盐滞销、商人疲敝，全纲不振，另图补救的方法，容即于酌减科则案件内另行具陈。

楚岸盐引淮川分界行销疏

曾国藩

奏为楚岸淮南引地业经会同商定议，暂与川盐分界行销，恭敬上奏覆陈，仰祈圣鉴事。私下认为楚省引岸被川盐侵占太厉害，经臣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三月间详细具奏，随后准户部奏覆，应当由两江会同湖广、四川妥议章程，上奏明白办理

译理。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恭录转咨前来。臣等伏查，行盐各有引界，如今以四川、淮南两省的盐在湖北同一引界内并行，这边通畅那边就会滞塞，这是必然之势。近年淮南盐销量日益疲弱，存盐积压，无法疏通，都是因为川盐到处散卖，致使淮南引界几乎被川盐占尽。论盐质，颜色白、味道咸，川盐原本就胜过淮盐；论运输，顺流而下，川盐路线比淮盐更近；论民情，楚地百姓吃川盐，习惯已成自然；论政务，川盐商贩聚集在楚地，骤然禁止恐怕会引发事变。所以川盐私盐侵占淮南引地，虽然是大乱纲纪的事，却有难以立即改变的局面。现在想在积重难返之后挽回一二，仍应当暂时划分疆界，作为逐步恢复的计划。湖北淮南引地涵盖九府一州，这是国家的大法，永远不变。在川盐侵占淮盐的地方，从中收复几府，专行淮盐纲法；酌情划分几府，允许销售川盐，这是目前的权宜之计，四面兼顾。臣等书信往来，反复商议，就湖北九府一州而言，现决定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先归还给淮南，专销淮盐；其余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及荆门一州，仍允许川盐暂时借销。划定淮盐分界后，不准川盐侵入分寸；而在川盐分界内，仍可由淮商在其中酌情设立子店，拨售零引，以表明这里本是淮引地方，不可喧宾夺主。一旦分割就永远放弃，之前在沙市设立的配销局，既对川盐商贩多有不便，淮盐销售也并无成效，应裁撤此局，移设到新堤，改为分销淮盐局。至于武汉、黄德四府内湖北所设的抽收川税水陆局卡，也一律裁撤，禁止川盐颗粒侵入四府地界。这是会议分界的大致情况。淮盐滞销的原因，固然因为川盐私盐充斥，而银价日益昂贵，盐价日益昂贵，也阻碍了销路。最初定章程时，湖北每银一两约换钱一千五百多文，现在增至一千八百多文。居民买盐用钱，而局中售盐收银，水贩成本因此暗中增加，不得不酌情减少。查楚岸定章，原本规定每引售银二十四两，后来递减至十九两二钱，现拟每引再减少售价一两二钱。每正引六百斤，定价售银十八两，所减的价款在应解鄂淮盐厘内各半分扣。将来如果银价下跌，再将盐价随时酌情提高，以显示公平，这是减价的大致情况。地方州县本有缉私疏销的责任，如果不加意整顿，深恐完税的川盐虽申禁令，而无税的川私盐势头更蔓延，加上潞私、北私互相侵灌，名义上虽定了界，仍对淮盐销售无补。除湖北饬派缉私各兵勇照常部署外，所有武汉、黄德四府拟选择扼要之地设卡分堵。凡是潞私、北私及川盐越界漏税的私盐，仍由臣瀚章通饬各州县不论界限，协助局卡实力缉拿。每年年终由督销局会同湖北盐道，根据销量之畅滞，评定州县之勤惰，开具清折送由臣等会同考核，酌情劝惩，以收实效。一方面由臣国藩责成运司督饬各盐场讲求煎炼之法，务必使淮南盐色白洁，期望与川盐抗衡。如果有以劣质低盐运入盐栈的，立即将场员记过撤职，这又是讲求缉务、整顿盐质的大致情况。战乱之后户口大减，各岸应销的盐较往年定额已属极少，而从事盐业谋生的人数日益增多，盐场产量也日益增加。臣等不敢期望销量极旺，只求从事淮盐者不至于因销路被夺而断绝生计，从事川盐者不至于因销路被堵而引出事端，这就是两全之道。此次分界之后，如果淮盐厘金有盈余，鄂盐厘金日益短缺，就应当补贴鄂饷，期望匀分余利为止；如果淮盐销售仍滞，川盐销售大畅，就应当严堵川私盐，期望不侵犯新界为止。如果军事大顺，滇黔肃清，川盐自然有本管的引地，那么今日分割的五府一州仍当归还淮盐纲法。淮南引地实行数百年不可更改的典制，臣未敢轻率议割。总之，随时体察川淮情形，纠正偏差补救弊端，务必不违背时宜。不废弃宪章。至于湖南堵川之法，之前经臣国藩奏明，等湖北酌情堵截川盐稍有起色，再续行奏办。现查湖南省只有岳州、常德、澧州三处行销川盐，岳州是通往省会的门户，常德是进入辰沅的要津，都是淮盐紧要口岸，也经议定专归淮盐销售。只有澧州与荆州相近，川盐运往路线快捷价格低廉，应暂时分给川盐销售，其余未尽事宜，等开办数月后，再酌情核查续陈。

译给刘星房都转的信

曾国藩

近日拜读阁下寄来的《盐法节略》一纸，仰见筹划精当，谋虑深远，敬佩不已。去年变法之初，规模粗略具备，或许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今又打算稍作变更，以期保全大局，这是精益求精的做法。只是试行不久，诽谤的火焰尚未熄灭，忽然又改变之前的说法，正好让奸邪之人有了口实。这次小议改弦更张，务必周全详尽、谨慎小心，不再留下丝毫漏洞，以期十年、二十年永远不再更改，而后才能有所自立。我们虽然不熟悉盐政，但也想避免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式的浅陋见解来辅助，搜寻其中的疏漏来互相诘难。谨就节略中所记载的以及未记载的，悉心研究，私下认为不值得忧虑的有两点，尚未深入明晰的有四点，应当熟思计算的有三点。恳请分别详细指示。

辛丑年五纲的残余盐税以及清查扣留部府各款项，从前奏折案件规定每引加带盐税银五钱有余，这是旧商人的欠款，本来与新商贩无关。户部不能拿着甲所欠的债向乙索取，拿着纲商的账目向票商追讨。况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时，这项欠税已经奏明停缓，难道刚过一年多，忽然就追索吗？这是不值得忧虑的第一点。

活支外款本来没有固定的数额，节省一万就上报一万等待户部拨给，节省十万就上报十万等待户部拨给。假如外面动用已尽，没有分毫可供指拨，户部也不能拿着筹算来质问，拿着账簿来责备。这项银两是两淮额外乐捐的，或多或少，或有或无，其权力操在您手中，户部不得干预。这是不值得忧虑的第二点。

节略中说此时盐税都应当恢复旧额，才是正确的办法。不知道所谓恢复旧额，是恢复一百三十九万余引、每引四百斤的额度呢？还是盐斤恢复一百三十九万余引的旧数，而仍然按照新章合并为六百斤的大引，仅存九十三万引呢？按照前一种说法，则由六百斤改回四百斤，这是成本骤然增加，税额骤然增多，办理将会大致陷入困境，想有智慧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按照后一种说法，则比戊申纲的八十九万引，仅多行销四万引，虽然斤数暗中与《会典》定额相符，但引数终究嫌短少。这是我们尚未深入明晰的第一点。

节略中又说都恢复旧额，按照科则即每引须加征五钱有余，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这项应当加征吗？不应当加征吗？认为应当加征，则两年以来，每引只花费六两一钱有余，众商已经习以为常了。忽然增加五钱，也恐怕他们会因此裹足不前。认为不应当加征，则国家税额自有定数。去年议增二十万引，已经摊派税额而使之减轻。今年议减十六万引，也应当摊派税额而使之加重。倘若直接裁减税额，则人言啧啧，岂不可怕？这是尚未深入明晰的第二点。

岸价（销岸盐价）的涨跌，不是官吏所能为力的。场价（盐场盐价）的贵贱，则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陆公所奏定的新章说：“官定场价不得超过二两四钱，不许抬高价格居奇。”如今节略说：“场盐每引加贵七八钱，为什么官府不能控制？”这是尚未深入明晰的第三点。

去年奏定的新章说：“只行销一百九十余万引，满额即止，以防壅积。”然而节略中说：“改行票盐以来，已运销正引三百余万。”这是两年而行销了三纲的引数。如果真的壅滞呢？则在百九万引额满之时，就应当停止，不应自己违背前奏，溢出额外，自夸销引之多，却承受壅积之害。如果真的疏畅呢？则此时不应忽然有改图减引的议论。这是尚未深入明晰的第四点。

乙未纲的盐，从前陶文毅公的奏案，本请求分年带运，盐既分十年带运，税也分十年带征。听说此纲至今，盐未运完，税也未征完。去年陆公的奏章，却称为乙未纲，以缴纳钱粮未运之盐，实在与陶公前奏不合。我们已在心中蓄疑。只是极力筹划减轻商人成本的方法，不得不考虑增加盐斤。既然考虑增加盐斤，不能不指这项乙盐为名，以为所增加的盐斤，初非无税之盐，有识之士也应当深深体谅任事者的苦心。只是每引配带二百斤，两年以来，行引多达三百万，则乙盐全纲配带已毕，而且溢出乙盐之外了。此后每引仍加二百斤，又将指哪项盐为名？将来淮南票引，永远以六百斤为定例吗？还是仍有改回四百斤的时候吗？若不奏明，必被言官所藉口，这是应当熟思计算的第一点。

去年陆公奏定章程说：“自百引起至千引止”，后来仪征设栈，改为自十引起，以便小贩。从前淮北试行票盐之所以从十引起，是因为其引地很狭窄，道路很近，民贩很小罢了。淮南则纵横万里，交错七省，与淮北截然不同了。进而听说江广各岸，小贩充斥，贪图微利，争先跌价。大贩守候不利，就折本贱售，一辙既覆，相戒不再举。大概大贩受小贩的挤压，也如同官盐受私盐的挤压，似乎应当禁革小贩，仍从百引起票，否则大商畏缩，

译这确实对大局有妨碍，这是应当仔细考虑的第二点。去年奏定的新章程说：“遭受灾祸的旧盐商，凡是申请运输新盐一千引的，允许其搭配补运免除税课的盐二百引。如果旧商没有财力，愿意自行招募新商代为运输的，也允许搭配补运二百引。”我们私下认为这条规定过分了。每引六百斤之中，既然有二百斤是免除税课的盐，以一千引计算，因为加斤而免税的占三分之一，因为搭配补运而免税的占五分之一，这样免税的盐就占了五百三十多引。免税的盐太多，成本太轻，岸上的盐价怎么能不便宜？新商怎么能不亏损？盐场的产量怎么能不短缺？过去纲商取巧的手段，有所谓“淹销补运”的，有所谓“加带融楚”的。什么叫淹销？船只被水淹没的盐，允许其免除税课补运。奸商则凿沉没有装盐的船，而企图谎报淹没。什么叫融楚？在食岸缴纳轻税的盐，通融运往楚岸销售。奸商则搁置应当运输的盐引而钻营，谋求融楚。这两种免除税课、缴纳轻税的做法，其危害比私盐更严重。今天的搭配补运免税盐，其危害比这两种更严重。如果不裁撤这项制度，那么新商运销盐票既受到小贩的排挤，又受到搭配补运导致跌价赔本的排挤，就是由此造成的。这是应当仔细筹划的第三点。以上这几件事，我们没有亲身经历，或许不了解其中的关键。十年来，国家的大政方针，只有这件事足以挽回元气。阁下与陆公的忠诚勤勉，是士人阶层共同敬仰的。然而裁减抑制的事情太多，诽谤指责也就很大。起初规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这次稍微讨论变更，不能不详尽周到，务必使目前没有遗留的议论，日后没有留下的弊端，才足以在艰难中大有补益。

译关于收回淮南引地的奏疏

曾国藩

我查得湖北省原本属于淮南盐的引地，定额最多，销盐范围最广。从前淮南盐务兴盛时，每年征收各岸的盐税银子居天下首位，征收江苏省的不到十分之一，征收江西、安徽两省的不过十分之三，征收湖南、湖北两省的则占十分之六。因此，淮南盐务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湖北盐岸的畅通或滞塞。军兴以后，长江阻塞，淮盐无法通行，湖北省经督抚奏明借食川盐，原本只是权宜之计。臣在同治二、三年间整理盐务时，当时淮商就请求收复湖北盐岸，只是因为引地被占据十多年，实行已久已成习惯，禁止起来不便过于仓促，所以暂时酌情加重邻盐的厘税，原本希望川盐私盐因成本重而日渐衰败，淮盐逐渐进入而日渐兴旺。没想到川盐贩子善于规避，千方百计漏缴厘税，每运两引盐，只缴纳一引的税。臣查知这一弊端，上年曾派委员到宜昌，会同湖北省委员共同查验。本年又减少淮盐的厘税，期望收到抵制私盐的效果，并非没有多方补救。然而查得湖北、湖南两局积压的淮盐不下十余万引，库存数量极多，销售极滞，而川盐私盐纷至沓来，比以前更加兴盛。推究其根源，总因为湖北省利于食用川盐，虽然有查验的名义，却暗中让出斤两。近来听说宜昌征收川盐税仍不过六七折，以致川盐贩子成本太轻，来源更加旺盛。因此，以前绕道偷运的，现在更加肆无忌惮。川、鄂两地的官商几乎忘记了引地应该属于哪个省，请将淮盐受川盐侵害的几个方面，向皇上陈述。淮盐逆流而上，历经长江、洞庭湖的危险，每船至少须装一千多包，船笨重载量大，计算从瓜洲开行，非四、五个月不能到达湖北，非六、七个月不能到达湖南，偶遇暴风山矶，立即淹没，巨额本金全部化为乌有。川盐则从四川顺流而下，势如建瓴，杂用小船，便捷异常，计算路程则淮远而川近，论船行则下易而上难。这是运道比淮盐快捷的，其危害第一。淮南的盐以余东、吕四两场为通场之冠，俗称余吕真梁。从前在湖北盐岸畅行，其盐色洁白，是由于商力充足。本年所产的盐堆到次年才开始销售，堆得越久则卤水越纯净。近年盐场商疲乏，随收随售，盐色不免稍减。川盐则自从行销湖北以来，广开盐井，其色很白，其质很干，川盐贩子因此居奇；淮盐岸，因此日渐废弃。喧宾夺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盐色胜过淮盐的，其危害第二。淮盐定章，以五百引起票，是鉴于道光末年改办票运，不拘引数，任由商人禀报认领。后来承办数千引的大贩，都被一二引的小贩抢运所误。所以新章定下限制，一来杜绝无本冒充的弊端，二来检验有力承运的资本。计算请领湖北、湖南引票五百引，非现银六、七千两不能办理。川盐则计斤不计引，集资几百几千即可办理运输。盐都散装，既官私莫辨；厘税不预先缴纳，也来去自由。这是筹运比淮盐巧妙的，其危害第三。湖北、湖南两局售盐，都以到岸的先后定出售的迟速，盐不到轮次，不准抢卖。近数年来销售虽然极疲，商人未跌价，深得整轮之益，应当在船守风抵岸，守轮计一档的盐，非一年之久不得脱销。川盐则到处可卖，得价即卖，销路广则穷乡僻�，遍地皆私；卖价轻则铺户行家，不卖川盐。这是筹销比淮盐方便的，其危害第四。有这四种危害，淮盐怎能与川盐抗衡？川盐一日不停，淮盐一日没有畅销的希望。议论者说川盐停止对四川业盐人等有妨碍，殊不知淮南通泰二十场垣商煎丁，以及捆扎忙人等，不下数百万户，兵荒年久，困苦的处境，为从来所未有。满望江路通行，恢复引地，徐图转机。不料湖北、湖南最畅的盐岸尽为川盐私盐所占，西岸也为粤盐、闽盐私盐所占。场商倒闭歇业的家庭固然众多，而煎捆各役失业的人尤多。比起四川业盐者，何止数倍？凡是认淮引的商人，屡次到臣衙门呈递禀词，请求堵截川盐私盐，几乎无虚日。譬如家有田产，任客民多年占据，作为尊长者忍视子弟啼饥号寒而不为之救，有这样的情况吗？至于湖北军饷，原本以川厘为大宗，现在发捻俱灭，军事大定，湖北存营极少，饷项足敷周转。淮盐中也收湖北厘税，淮销如果畅通，鄂饷就随之增加。此时堵止川盐私盐，核与前准部文“俟淮运畅行应即申明旧章，严禁邻私，毋任侵占等语相合相应。请旨敕下四川、湖广各督抚停止川盐私盐，行楚以恢复昔年之旧制，而收经久之利。臣职司盐务，历有岁年，所征课银因军饭紧要未能多筹解京，私衷抱歉，耿耿在心。今虽交卸盐篆，犹思筹异日的有余，补近年之不足。我朝盐法沿用明代旧制，划分引地，是大经大法，一成而

译不可更改。如今南北军务已经完结，如果不极力争取以谋求恢复旧制，那么二百多年来的典章制度就会从我这里败坏。那些违背商人意愿、招致一时怨恨的行为，其罪责尚轻；而败坏既定法度、给后世留下讥讽的行为，其罪责更重。因此我详细剖析并陈述如上，如果蒙受圣旨准许禁止四川私盐，应当如何分别设定期限，逐步减少直至停止，以及如何巡查缉捕广东、山西、浙江、福建的私盐，不再征收邻省的盐税，全部由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核定议定章程，上奏朝廷后办理。

译回复李少荃中堂关于轮船运盐的信

李宗羲

近日收到您小除夕的来信，信中提议将鄂湘、西皖、淮盐酌情分出两成，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装载运往各岸交付等事。从中可见您谋划宏大周详，没有远达不到的地方。招商局如果真的能得到这笔大宗生意，水域便多了一层额外利润，这确实是个好策略。只是这对于淮盐的大局颇有关系，不得不广泛访求咨询，仔细讨论其中阻碍实在很多，请允许我为您详细陈述。淮盐的规定，是以船只到达的先后作为卖盐的次序。轮船行驶极快，凡是狡猾的运商必定乐于雇佣运输，以便抢先到达抢售，这已经恐怕会扰乱轮运章程。那些自己拥有江船以及向来有结实船户承揽装载的商人，又必定会用轮船吊包起驳，抛洒损失尤其严重。而且每票五百引分拨两成，不能同日开江，同时到岸，另外需要派人照料，费用尤其增加。衡量众人的情况，不能全都满意。况且哪些商人应该装轮船，哪些商人应该装江船，分配难以公平，白白滋生争端。这是第一个阻碍。近年盐运到岸，等待轮到，快的要一年，慢的甚至长达十七八个月不等。商人运来的盐大多存入仓库，或者就用红船长期守候，也听凭商人方便。轮船到岸不能停留，必须将盐全部起岸。江、楚各盐仓以前已经有盈满的忧患，深怕轮船承装的盐突然拥到，没有仓库堆储。这是第二个阻碍。尤其严重的是，淮南装盐的船只只有这些，却日渐增多，各岸销量并没有通畅，导致船户生计愈发困窘。现在仪征栈前停泊的江船，少的有一千多号，多的不下两千多号。以每船十二人计算，大约水手有两三万人。竟然有一两年不能揽载的，有的将船只变卖，有的拆船板零售。世香、省三都是目击情形。马端敏公在任时，因为运商克扣水江船船户，聚集众人滋事，几乎酿成大案。前事不远，可以作为鉴戒。如今江船的困苦如此，如果再酌情分出两成拨给轮船，各帮船户一听到这个消息，难免争论不休，他们铤而走险，纠集众人滋扰闹事，更在意料之中。这是第三个阻碍。洋船不准装盐，载入通商条约。近年来间或有洋船装盐驶往江、楚，都经过关道查办议罚。如果中国轮船一旦准许装盐，洋人势必效仿。虽然责成仪栈关道约束，不准外国轮船装载淮盐，但洋人有借口，倘若竟然装运岱盐及别项私盐，闯入长江，造成的祸害何可胜言？这是第四个阻碍。有这几层原因，似乎觉得难以照办，事关淮南全局，谨就我管窥所及，详细陈述给中堂。您洞察如神，希望您鉴察并原谅。

收回淮南引地，应遵照部议，迅速举行。疏，光绪二年。

沈葆桢

私下认为古今财赋的来源，除了丁税漕粮之外，以盐税为大宗。淮南定额税课居天下之首，乾隆年间，两淮每年解送户部的正款，达到一时的鼎盛。每逢重大政事，如扫荡伊犁，平定金川，淮南捐献输纳的饷银，从一百万两到三四百万两不等。天子褒奖嘉许的话，记载在典册中。这本来就是列祖列宗缔造的宏大规划，也是古代不可磨灭的良法。自从粤逆倡乱，长江梗阻，前任署理湖广总督臣张亮基奏请借拨川盐在楚地销售，盐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咸丰末年，两淮盐法废弛，盐亭荒废，商人逃散困顿，几乎荡然无存。同治初年，前任两江总督臣曾国藩攻克安庆，奏定淮南新章，至今十多年了。只是因为奏请恢复引地，迟迟未能实行，两湖销售的盐尚不及定额的一半，而通泰二十场产量超过销量，逐年积压，几乎没有空地容纳。臣于去年十月到任，接连接到场商、运商联名公禀，请求恢复楚岸。值此滇黔肃清，川省自然有自己管辖的引界，以前借销的淮界，不应长期借用不还。臣正与兼署湖广总督臣翁同爵咨商会议，间接接到部文议覆御史周声澍“禁川复淮”的奏折，以及安置川商、整顿淮纲的方法，酌情议定章程五条，奏奉谕旨准许命令臣等切实奉行。查部臣统筹全局，根据盈虚的数目，斟酌损益的适宜，确实秉持至公，规划长远。从前汉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最好的是顺应它，其次是引导它获利，再次是整顿它。”现在将淮盐固有的楚岸，仍然让归淮盐，这是顺应；将川盐应销的滇黔，责成川省运输，这是引导获利；命令川省查封私井，命令楚省复设巡卡，命令淮南讲求煎炼，各自杜绝弊端而整顿它。臣所说的关系国家大计者，谨以裕国利民两件事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查楚省抽收川厘，湖北每年上报户部一百五十余万串，大约折合银两不足九十万两。淮盐在楚岸销售一引，从前奏明可得厘银六两三钱有余，后来在分界案中减收一两二钱，实收银五两一钱七分七厘，加上课银，每引由督销局收银一两二钱三分三厘，共收银六两一钱四分。恢复引地后，每年即以增销十五万引计算，可收银九十余万，臣拟令淮商每年承包完纳鄂饷

译银九十万两，如果销足十五万引，就将厘金税款全部抵充湖北的军饷；万一销量不足，另由准商按引分摊赔偿，务必使湖北军饷收足九十万两才停止。如果幸运地超额销售，其厘金税款也全部归入湖北军饷，使湖北省每花费一分疏销的力量，就获得一分疏销的利益。由督销局随着销售随时解缴，不经过运库转拨，使湖北省没有拖欠的担忧。湖南禁止川盐后，淮盐销售必定畅通，所增加的淮盐厘金每年绝不止像川盐厘金那样收取三四万串钱，无需另外商议津贴，这对于楚省军饷的需求必定大有裨益，不仅仅是毫无节省而已。淮南自从制定新章程后，运商获利颇厚，以前招引不来的人，如今听说收回引地的消息，便争先恐后地前来。将来增加盐引时，必须征收捐输并抽签决定，才能显示公平。过去认运的各旧商，如清水潭、直隶省赈济、本省工赈等，都已经缴纳过多次捐项，才被允许常年办理运输。现在新商应当同一律例，楚岸盐价尤其高昂，这项捐输，以每票征收数千两银子计算，必定能积成巨款，借以充作中外紧要的需用，所谓使国家富裕的就是这个。盐是百姓日常所需，少了则饮食无味，多了则积压滞销，所以立法之初，必须先计算户口数量，以此确定定额销售的数量，计算定额销售的数量，以此确定定额生产数量。盐场与盐岸呼吸相通，首尾相应，才能持久而不败坏。然而淮盐定额尚未恢复，而淮盐产量却日益增加，难怪盐场有岌岌不可终日的危险态势。前些年并非不急于谋划恢复淮盐界域，无奈滇黔地区不安定，川盐也没有出路。因此湖广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吴棠联名上奏，认为川盐不可立即停止。湖广总督李瀚章极力主张淮盐引地未能骤然恢复，并非心中存有地域界限，实有万不得已的苦衷。现在的情形则与以前截然不同，正当趁此机会，将侵入楚地的川盐引地，转而恢复滇黔的旧定额。譬如客民起初因为无处可归，不得已而租田耕种，一旦本籍自有可耕种的田地，断没有舍弃自家田地去耕种别人田地的道理。如果不这样谋划，恐怕再过几年，像云南的昭通、贵州的贵阳等原本按规定食用川盐的口岸，其百姓绝不肯忍受淡食，将会被其他地方占据。那时川盐和淮盐都遭受困境，体恤淮盐则川盐面临生计断绝的祸患，偏袒川盐则淮盐滋生铤而走险的忧患。煎盐丁、捆运役以及船户等人，两省何止亿万，同时产生怨恨，难保不勾结巨枭，激而生变。御史周声澍的原奏疏，部臣的覆奏，都看到了淮商今日的弊病，也就是川商的前车之鉴。想要寻求两全之策，必定在此时急图收复淮盐引地，并恢复川盐引地，使得川淮商民各得其所，源源不断地办理运输，视为世业。所以平息目前侵灌之争，利益还小；所以消除日后无形的祸患，利益才大。所谓使百姓受益的，就是这个。

译有人说淮盐不如川盐洁白，难以强迫楚地百姓舍弃好的而选择坏的，但他们哪里知道，吃盐的人是以盐味浓厚为美，而不是以颜色洁白为美；卖盐的人是以盐质干燥洁净为美，也不是以颜色洁白为美。因为味道浓厚，一勺盐可以抵两勺之用；质地干燥洁净，长途运输就没有卤水损耗的亏空。臣到任以来，盐场商人环绕诉说、哀求呼吁的，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臣认为上策，莫过于自己治理。要求别人必须先反省自己，广泛咨询访求，大家都说淮盐质地胜过颜色，腊月腌制食物到春天也不变质，本来就是楚省所看重的。近年来盐场商人因为资本被占用搁置，没有闲暇精心考究；盐场官员因为松懈马虎成为风气，不再过问。灶丁只图多煎盐获利，火候掌握不均，煎好后随意堆在地上，与泥土混杂。由于盐场没有遮蔽，沿途的风沙雨屑进入其中，收进盐垣后因为担心卖不出去，更加不知爱惜，踩踏它，飞扬洒落它。出运后又有船户掺杂使假，子店伪造，甚至掺入石膏，盐的味道就不可问了。盐场产量向来有定额，后来因为有的产量达不到定额，于是改变章程，以实际产量的多少作为配运数量的多少，以此来鼓励超额生产并警戒产量不足。各盐场垣于是相继虚报产量，彼此效仿。笨拙的积累多年老盐堆，丝毫不动；灵巧的随收随运，余卤未干，水贩领取一包新盐，过了十天只剩九折，盐的质地就不可问了。就像余东、吕四所产的盐，向来是淮南各盐场中最好的，其洁白程度与川盐相当，却因为尽收尽运，盐新而卤水损耗多，湖南湖北的水贩都抛弃它，愿意取颜色低次但质地干燥洁净的，就说楚地百姓偏重盐的颜色，这是道听途说的言论。实际上淮盐多年滞销，无力用心讲求，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罢了。臣私下考虑积弊已深，无法彻底查究，不得已宽恕过去的错误，委派江西督粮道段起、江苏候补道庞际元，带领廉洁干练的委员，前往通泰二十个盐场逐堆清查丈量。丈量准确而虚报的弊端就杜绝了，虚报杜绝而盐的等级差别才能按籍可查。这些道员不避劳累怨恨，破除情面，耗费两个月的精力，亲自经历各盐场，一律查清完毕。臣命令提取各盐场的样盐，亲自查验，其中积年老堆干燥洁净纯净，质地味道都好的，也有不少，已经命令先尽量派运老堆盐，不让新堆盐超越。老堆运完后，隔年的新堆又成了老堆，那么水贩转运就没有卤水渗漏的损耗，责成盐场官员严厉告诫。盐场商人多购买芦席，凡是煎盐、堆盐的地方，都命令下面有衬垫，上面有遮蔽，即使从盐垣出发，中途也用芦席保护，以便抵御风雨。此后出场之盐，仍有盐味淡薄、盐质混杂以及卤水损耗多的，商人革职，官员参劾。然后再严厉查禁沿途掺杂泥沙，并禁止到岸后减少斤两，责成淮南总局、仪征盐栈以及各岸督销局，层层约束，希望挽回多年的弊端，以便两省百姓食用。至于川盐进入楚地，售价本来比淮盐贵，因为厘金重。现在打算撤卡停征厘金，此后川盐价格更加便宜，难保川私盐不乘虚而来，多方侵灌湖北的平善坝，这实在是川淮相连的扼要地区，必须专门派遣大员，调集船只实力扼守堵截。此外哪里适宜设专卡，哪里适宜设分巡，臣断不敢因为湖北有督销的责任，稍有推诿。一切巡缉经费，也应当由淮商筹措，责成现办湖北督销局的广西补用道程桓生，选派熟悉地形的委员，前往各处相机行事，妥善商议后通禀，会同川、楚各督抚大臣和衷共济妥善办理。李瀚章、翁同爵、王文韶向来怀抱公忠之心，心存君国，接到部臣的这个建议，必定能破除疑虑，严格遵守成法。因为鄂省所担忧的是军饷不足，现在军饷有来源了。川省所担忧的是边引未恢复，现在盐有销路了。这样恢复淮盐引岸在川、楚并不难实行，对于淮盐纲纪万万不可迟缓，相应请求圣旨敕令湖广、四川各督抚大臣遵照部议，从速办理，使淮盐引岸早日恢复一天，盐场早日缓解一天的困境，国家早日获得一天的利益，大局幸甚。再湖南平江所吃的盐，并非土产，仍然由淮南运销。凡是煎盐时底部结块的，叫作盐，各路都把它视为下等，而平江专门认为它好，它的味道苦而有力，质地坚硬而不损耗，价格便宜，平江非此不食，各私盐无法灌入，所以销路特别畅通。该岸在同治五年据湖南商人专门认领请票，较早不随湖南纲众商人给运，所收课银汇入上下半年奏报合并声明。

两淮盐价仍难议增疏，光绪二年

沈葆桢

私下先前办理西征粮台的户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各省酌情增加盐价一案，两次接到部咨，命令各督抚专案奏覆等因。先前经前署督臣刘坤一札饬运司及各盐道体察筹议，因为未覆齐，所以未经覆奏。现在经臣催促，据各司道先后详覆前来。查考袁保恒加价之议，意在充裕军饷供养军队。西陲需用之繁，等待军饷之急，没有比今天更甚的。臣负责盐政，如果对度支有益，怎敢不竭尽心力，希望贡献微薄之力？只是淮务大纲，首重疏通销售，而疏通销售没有比便利百姓更急迫的，便利百姓没有比

译减轻成本。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两淮地区地域广阔，但只是产盐区，而非销盐地。其引界在淮南的，销售重心在江楚地区；在淮北的，销售重心在皖豫地区。贩卖私盐的禁令固然严厉，但跨省则呼应不够灵通；地域广阔则耳目难以遍及。战乱之后，各引岸长期被邻省盐占据销售，至今未能迅速恢复。查缉无票私盐尚且不易，查缉有票私盐尤其困难。淮南近年上报的盐厘收入，日渐减少。淮北以八个月为一纲，从未依限销售完毕；最快也须十个月才能办完一纲。又因统计纲分尚缺四纲，所以即使能稍稍提前，也是接着办理新纲，并没有用四个月带销积压引盐的说法。邻省盐路途近且价格贱，淮盐路途远且价格贵，避贵就贱，是人情之常。如果在与邻省交界毗连的地方提高淮盐价格，而希望铺户和水贩舍贱就贵，即使有法令有时也会穷尽。这是加价有碍疏通销售的实际情况。盐是民间日用必需品，减少一分售价，就缓解一分民力。从前盐法只征收盐课，不征收盐厘。战争兴起以来，各省借盐厘来救济军饷，起初是分别抽取，后来归并统一解送。淮南虽然多次奏请减免，但湖南、湖北、江西各岸每引仍收取六两多至八两多不等。淮北五河、正阳两卡每包收取厘钱五百文，已经历有多年。盐课和盐厘合计，与往昔相比，仅征收的课银数额已经沉重。楚西等岸又因银价日益昂贵，钱价日益下跌，民间用钱零星购买，价格已暗中增加，每日只求减轻而不可得。这是加价有碍便利百姓的实际情况。商人办理盐务，必须先计算本利，是盈利还是亏损，盈利则不招自来，亏损则招之不来。原奏先请求每筋酌情增加三四文。后来减少为酌情增加二文，有人说：二文已经是最少了。殊不知两淮引额重于其他省份，淮北规定每引四百筋，淮南规定每引六百筋。即使按每筋二文计算，淮北每引须加八百文，淮南每引须增加一千二百文。无论在场征收，还是随课并纳，最终都要归入成本核算，商力实在难以承担。况且以前运商运盐到岸，场商收盐入库，都因积压过多，非守至一年有余不能脱手销售，因此有卤耗的拖累、停留日久的拖累、银利利息的拖累，转运输送更加停滞，折损亏损令人担忧。这与最初定章时的情形截然不同，这是加价有碍减轻成本的实际情况。以上各层，臣根据各司道所详细证明，结合近日商情，参酌往昔成法，广泛咨询访求，众论一致。两淮课厘收入，虽然未能恢复到全盛时期的旧貌，但每年淮南北统计，已在三百万两以上。历年上报解送京饷，全靠盐课，西征各军如老湘营，专门提取淮北的盐厘。此外淮军月饷、江南留防各军营饷，又特别拨出的万年吉地惠陵等工程紧饷，都取自盐厘。近来江皖滞销，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各项拨付款项短缺，不可言状。谨慎自守，还担心失去旧观。万一因增价而缺货销售，因缺货销售而耽误运输，必然导致课厘大幅短缺。私下恐怕对军需有所增益的徒有其名，对国计有所损害的深受其实。臣固然不敢稍有推卸，存有畏难苟安之心，又怎敢轻易变更，导致得不偿失的祸患。

译淮商遵缴四川、湖北的饷银，恳请确立期限以收复楚地盐岸的奏疏。光绪二年。沈葆桢

我私下认为，关于收回淮南盐引地一案，恭敬地奉到皇帝谕旨，命令臣等妥善迅速会商，预先上奏确定等语。当时已经分别咨文告知各督抚大臣，一方面命令盐运使司会同淮商筹议。现在据盐运使欧阳正墉取具各商人的切结加结详细回复前来。臣查访得知，淮南盐税定额重、课税紧，依靠两湖地区的收入占十分之六，两湖的盐引地是万煎丁赖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千古盐法的常规。如今通泰二十个盐场盐堆积如山、蒙尘封盖，几乎没有空隙之地，情况急迫到那种地步，户部的议定严切到这种程度。管理淮盐的人，在今天如果不图谋恢复盐引岸，对上无法遵循历代圣君的法则，对下无法拯救穷苦的海边百姓。深夜扪心自问，怎能不感到愧疚。但是禁止川盐、恢复淮盐，前任总督曾国藩、马新贻都曾上奏请求户部议行，而最终没有就绪的原因，是云南、贵州的军务未平，川盐无处归宿，各省筹措军饷同样紧急。为了淮盐考虑，无暇为川鄂考虑，顾此则失彼。这就是川鄂两省不得不联名请求援助的原因。现在四川运往贵州边地的盐引，业经四川总督丁宝桢筹措巨款，由官府运输、商人销售。在四川尚且存有让出淮盐市场的心意，在淮盐怎敢吝惜补贴四川的费用。《论语》说：“以己之欲顺从他人，就可以。”《尚书》说：“同僚应当协和恭敬，同心同德啊。”因此想要恢复淮盐，必须事事为川鄂设想，才符合同舟共济的情谊。臣广泛采纳意见，集思广益，深思熟虑了三件事，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第一，包缴饷银应当守信。就淮南的饷银事务而言，每年户部拨给京饷四十五万两，尚且不能解足八成。其他如出关紧急军饷，贵州、甘肃、乌城、东三省等地的拨饷，有的酌情解济，有的丝毫未解，支绌到这种地步，哪里还有余款可筹？然而既然户部议定包完，论成本未免骤然增加，论公议确实没有推卸的责任。那些谋求盐票不得的人，听说有加引的说法，纷纷而来，虽然勒令他们缴纳重捐，也是他们所甘心的。然而谋士众多，未必能守住这个大信用。我私下思考，商人世代家族所贩卖的，甘苦都尝遍了，所筹划的必定长远。与其招揽新商最终不能成为万众无遮拦的集会，不如保护旧商可以巩固百年不拔的基础。臣督同盐运使传集众商，允许他们尽数完成鄂湘原认定的盐引，循环转运，不再另外增加新引以扰乱他们的权力而夺取他们的利益。这些商人仰体朝廷的德意，情愿每引捐缴银二两。鄂湘两岸近年本可销售淮盐二十万引，禁止川盐以后以增销十五万引计算，共可销售三十五万引。每引二两，可得银七十两。加上原奏的课厘九十万两，总共合一百六十万两。拟定用一百万两补贴湖北，六十万两补贴四川。湖北向来征收川盐厘金，分正税、加税、公费三项。加 tax 内有分解给淮局的费用，统一在这百万两中查照旧章，分别抵扣。每年包缴的银两，由督销局按月分解，责成淮商在年终截数统算。短缺则如数包纳，盈余则留备滞销。已经与各商坚明约束，取有切结送达户部。将来淮商短缴丝毫，微臣愿意承担罪责。这是恪遵户部议定，开诚布公，先示大信的辦法。

第二，确定期限应当预先安排。淮南盐场盼望恢复盐引地已经多年了。一旦议定禁止川盐，不啻久旱遇到甘雨。早晨发令而晚上奉行，还苦于其缓慢，这也是情势使然。只是川盐运往湖北，之所以胜过淮盐，是因为淮盐收取现银，川盐收取期票，历时既久，账目繁杂，不宽限岁月无从清理。即使四川修复边引，也断非一蹴而就之事。趋利往往败于欲速，而用志尤其贵在专一不纷乱。川盐从井口起运到达宜昌，完税后分赴荆襄等府。如果先禁止其出售，那么旧积存的盐如何收回成本？如果先禁止其进入楚地，那么已经运来的盐势难折回。臣悉心酌议，应当以本奏折奉旨之日为起算，确立一年期限，截止川盐出运，以清理其源头。自截止出运之日起，再限六个月，一律运输完毕。自运输完毕之日起，再限六个月，一律销售完毕，而其流弊也清理。倘若已届限期而川盐尚有尾数存在岸上，或由川商核算存本，归淮商收买搭配销售，以免纠缠不清，这也是两全之计。截止川盐起运之日，就是平善坝设卡的开始。设卡后限内有票的川盐，由卡验明，仍归湖北照常抽税放行。淮南应当在湖北的宜昌、樊城、湖南的澧州等处，酌情设立督销淮盐分局，仍归总局统辖。等到到岸的川盐销售过半，才将淮盐运往各分局先行储备，全部封存，等到川盐限满销售完毕，才准许接售淮盐。这样宽限两年，那么川商旧欠可以陆续收回，川井新盐可以陆续减运。那时开办边引官运商销，必定已有成绩。这是遵行户部议定，不求速效，次第整理的办法。

第三，用人应当谨慎。既然禁止川盐，必然停止川盐厘金。川盐厘金既停，商贩则利于其成本低，百姓则贪图其价格贱，虽然免除了私枭，不乘隙而入。盐引地既经收回，责成商人包缴饷银，淮商的命脉系于此，川鄂的饷源也系于此。关系既极

译事情重大，筹划不可不精细详密。大抵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而关键在于用人。用人得当，则缓急弛张都能切中要害，自然能使百姓感念恩德，奸徒畏惧威严。臣打算挑选廉洁明察、精细干练、能顾全大局的道员，先与湖广总督李瀚章商议，务必求得彼此深信，然后再会同奏请派遣，在平善坝设立缉私局，总领其事。应当如何增造船只？如何抽调船只？如何设立旱地缉私队伍？如何选派委员分驻关卡？均由该员届时妥善商议，通禀会办。襄阳一带是山西私盐侵入最严重的地区，也应派员前往，联络地方官员，极力筹划堵截缉拿。今后湖北、四川的州县协同淮南缉私，为淮南出力，与为四川、湖北出力没有区别。三省合为一家，随时会商，勤勉者奖赏，懒惰者淘汰，这是遵照户部议定、用人得当、私盐净尽、官员执行的办理方法。至于淮南盐的质量，自去年清理盐场围墙，优先运出老堆盐以来，臣每日与盐场局各员加倍讲求，未曾片刻懈怠。现在运往湖北之余，东台、吕四、石港、金沙、伍佑各场的盐卤纯净、质地洁白，逐渐能与川盐抗衡。向来质量较差的盐场，现署理泰州分司的许宝善命令提取各场原卤，用石灰重新淋洗一次，调集丁役，试煎呈验盐样，一律洁白如霜所加工的工本，每斤不足一文，考究既精细，整顿尤易着力。臣已命令分司和盐场官员依法煎炼，并以盐色的高下决定售价的高低，以此区分盐场官员的勤惰，加以鼓励并督责，以期盐色日益提高，绝不允许他们以低劣卤重的盐质自取滞销。运盐的是商人，食盐的是百姓，从未有不便利百姓而商人能获利的。倘若禁止川盐后，淮南盐局以劣质盐充数，导致湖北百姓有食盐昂贵、质量低劣的痛苦，臣愿受湖北督抚的参劾，不敢辩解。臣凭借二百余年固有的盐引地，耗费百数十万各商人的血本，披肝沥胆向邻省求助，难道是喜好做艰难之事吗？实在是鉴于祖制不可违背，部议不可阻挠，国家财政不可耽误，百姓不可没有生计，万不得已的苦衷，应当为四川、湖北所共同谅解。臣一方面上奏，一方面咨商湖广、四川、湖南各督抚，将臣所议各节是否妥当，秉公妥善商议，迅速覆奏，并咨明臣处，以便会同事先次第开办，以仰副圣主整饬盐政的至意。再，广东盐占据湖南岸销，应等川盐禁绝后，再另察酌情形奏请办理，一并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