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五

译盐引，是康熙初年根据人口数量确定的定额。如今户口增加无数，为什么每年常有销不完的盐引，导致拖欠累累？仅以两淮地区为例，臣听说其亏欠竟多达三千余万，固然因为私盐贩子充斥，定额盐引难以销售，但如果不是商人舞弊走私、奢侈浪费，为什么缺额会达到如此地步？阻碍官盐销售的，有商人的私盐，有商船的私盐，有私贩的私盐。官盐一到口岸，先卖的是商人私盐；商船私盐则在中途出售，又在商人私盐之前；私贩私盐则到处充斥。计算这几项私盐，数量往往是官盐的数倍，而究其来源，总不出盐场。查盐场按定额煎盐，大使亲自检验，按月向运使报告，如有隐匿，以通同作弊论罪。又查获私盐，承审官不追究买自何地、何人，按放纵条例议处。可见清查私盐的方法，本来详尽完备，而私盐依然放肆如故，固然因为盐场官员执行不力，也因为众商承买无力。查商人运盐纳税，必须是家资殷实、极知自爱的人，才能承办无误。近来听说有的商人起初资本有余，但因挥霍败落，仍然做商人；有的是赤手空拳、无依无靠之徒，钻营顶替，只求自利。而作为总商的，又只知道按盐引摊派费用，剥削散商，以至于虽有殷实的商人，也担心盐引多则摊派也多，不肯增加资本运盐。而那些毫无资本的商人，却虚设门面，挥霍成性，衣食住行，穷极奢侈，往往因为已到口岸的盐尚未售出，而后续运出的盐，又必须按时缴纳，不得不高利借贷，暂时搪塞，利少费多，已显拮据。加上口岸贸易，假手伙商，任其虚报销量，不知清理，于是夹带超重之弊产生。商人借盐引走私，而官盐滞销了。官商收买的资本少，则盐场的盐不全归商人购买，而私贩日益滋生了。课税积欠，实源于此。这是国家的一大收入项目，已因奢侈而败坏，且日渐减少。河工以购买物料为先，以办理工程为要。臣近来听说河工所堆的物料垛，多系空松，全不坚实。这是因为厅员购买物料时，多包办于人，所给的料价已多被侵吞克扣，因而工友、门丁、巡兵、书吏，处处分肥，层层剥蚀，物料未到工地，早已克扣无数，遂至虚设花堆，只为蒙蔽耳目。这实为河工通病，贻误非轻。河南的料价本多于东河，而料垛反而小于东河。臣风闻河南每垛物料，即使办得充足，也可获盈余四五十两不等。近来偷减更甚，侵蚀更多，只顾饱私囊，不顾国家大计，河务日益败坏，原因在此。至于办理工程的关键，全在冬季勘察、春季修筑。每年霜降水落之后，厅汛营员能在所管境内详细勘察，悉心估定，一交春令，依次兴办，限期做完，料实工坚，入伏经秋，必然很少出事。近来听说各处工程，往往不在春修时做完，暗中留作抢险地步，因为一旦抢险，则事出仓促，更易侵蚀，所以三汛抢修之时，一切浮报冒领，更难查究。而该厅员等，又只知道声色自娱，沉溺逸乐。只要遇到玩赏之物，不惜挥霍千金；一进入饮酒赌博的场所，动辄流连十天半月。别项既多所虚耗，则工料必更多偷减。因此挑河筑坝，无不浮估冒销，防险办工，全委托给家人幕友。以每年有限的金钱，徒供河员浪费国库，误工何时能止？这是国家的一大支出项目，又因奢侈而败坏，且日渐增多。在此时若想盐务有起色，必须革退匮乏之商，另选殷实之人，力除浮靡，增加资本运盐，使煎盐定额不至虚报偷减，盐场之盐尽归商贾，庶几盐政渐趋严肃，而课税可常充足。在此时若想河务有起色，必须核实料垛，督验春修，激励勤能，力惩奢侈，定议追缴分摊赔偿的期限，严格厅营考核的条例，庶几河防更加重视，而国库不虚耗。应请下令盐河诸臣，务必以身作则，全力挽回，则收入不至积欠，而支出可期节省。不仅对盐务、河防两有裨益，更能充裕国计而富足民生。

译请消除近日流弊的奏疏

孙翼谋

一、各省的厘捐亟需变通。设立厘捐，原本是因为军务尚未结束，暂时用来补充军饷，并非为了垄断专利。因此，设立厘捐局的人，必定在商业繁华的大城市，选择公正的委员，斟酌权宜之计，按照章程征收，使得上级受益而不损害下级。然而近来，通过捐纳获得出身的人员，千方百计钻营，将厘捐局视为名利双收的地方，像苍蝇追逐臭味，像蚂蚁附着膻味，甚至外省无耻的官员亲属，本地不肖的生员、监生，也互相援引，滥竽充数，还有游手好闲之徒，贿赂厘捐局官员，领取执照承包办理，在各处关卡设置卡口，锱铢必较，偶尔有讹诈未遂的情况，差役等人，都收受私规，都是他们的党羽，倚仗权势肆意违法，任意欺凌，以至于穷乡僻壤，搜刮无遗，背负货物的小贩，苛索不免，物价日益昂贵，民生日益困乏，危害不小。实际上，用于军饷的，只有十分之二三；饱私囊的，有十分之七八。厘捐与税收，本来就是轻重相辅的。主要道路上，既然设立了税局，就应当分别设立厘捐局，这就足以方便征收。如果一定要在港汊歧路，节节稽查，难道厘捐局担心百姓偷漏，税局就不担心百姓偷漏吗？如果一定要多派委员，各类人员，纷纷办理厘捐，难道税局的人员足以驱使，厘捐局的人员反而不足以驱使吗？委派一个官员，就有一个官员的薪水；增加一个差役，就有一个差役的工食。是将这些全部从厘捐中收取呢？还是不全部从厘捐中收取呢？请求圣旨命令各督抚，选择诚实的官员管理，限定吏役人数，不得过多，使得管理厘捐局的人易于稽查。那些外省的官员亲属幕僚以及本地的生员、监生和承包厘捐的人，一概不准充数。除了水陆码头、市场聚集的地方，按照惯例征收外，所有在小径分设的厘捐局，全部裁撤，以杜绝官场蛀虫而顺应民心。此外，臣还有请求，各省厘捐章程不一，大概厘捐的正额和耗羡，比常税加重，与其让官员中饱私囊，不如将财富藏于民间？而且偷漏税额的弊端可以消除，财政来源就不会匮乏。应当命令各督抚酌情减少章程，条理分明，张贴在通衢大道，向百姓显示诚信，使得借机勒索、侵吞入己的弊端无处施展奸计，这样百姓容易知晓和遵从，就会乐于急公好义了。

一、各省捐例应当分别停止，改归在京铜局办理。铜局捐例开诚布公，所以报捐的人源源不断。外省则官员与百姓互不信任，名义上叫劝捐，实际上则是勒捐。臣籍贯在福建，深知从前勒捐时，每开一个捐例，就遍传殷实之户，以及家境仅小康的人，派定捐数，开始还以礼相待，后来则以威吓之。因此，无力报捐的人贿赂求免捐，有力而怕多捐的人贿赂求少捐。捐数既已登记在册，仍有无力全额缴纳的人，于是佐杂委员及官员亲属幕友以五六折、三四折抵换，甲移乙就，称为买报捐。现在福建候补人员一半是由买捐而来。而且小民害怕捐输也有原因，今天勒捐，明天就按捐户的名字勒借藩司，给予借票，允许在厘捐局用实银搭交。等到厘捐局委员收买借票时，不免压低价格，这样百姓既在捐输上亏损，又在借贷上亏损，积怨在民，而得意尽在官员。捐款之外，另有捐费，票本例每银子一两费二分三厘，防剿例每银子一两费三分二厘二毫，随官监生每名费十二两，大约捐费不下数十万两。报销之日，聚集分肥，何尝对军需稍有裨益呢？富人乃是百姓的元气，千金之家可以养活数十人，百金之家也可以养活十数人。自从捐输无遗余力，而田产变卖，铺户关闭，导致贫民也无以资生，赈济恤助的情义衰微，廉耻的良知泯灭，臣实在痛心。近来听说广东屡次实行劝捐，富民迁居，陕西府州县因办理捐输修城，纷纷扰民。各处用兵的省份捐例也未完全停止，想必民力已疲，岂容再行勒派？而且官场恶习大都假公济私，身处肥缺的人断不能不有所沾润。想要遏制弊端，必须清除源头。先前恭阅阁抄，见到山东巡抚阎敬铭所奏的道府州县改归京铜局报捐的奏折内称：“现在办理军务的各直省都不专门依赖捐输，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的军饷出自地丁，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的军饷一半出自地丁一半出自厘税，广东、福建的军饷出自地丁、盐茶，陕西、甘肃的军饷出自地丁协济，四川、浙江的军饷出自地丁厘税，只有云南、贵州的军饷无处出自，稍资于此。”该巡抚熟悉情形，自必有确切的见解。私下认为捐输既无大益，何妨一律全部停止？至于云南、贵州两省应交的款项，该省督抚详细商议可否，另行具奏请旨。然而有人说各省捐输都搭饷票，捐输既止，饷票必定不流通。臣反复思考，又有变通的一法。听说各省近日情形，报捐封典、职衔、贡监生的人居多，报捐实职官阶的人尚少。拟请所有封典、职衔、贡监生，仍准许听凭百姓方便，就近报捐，照例减成收纳。此外，实职官阶，统归在京铜局报捐。这样百姓不受抑勒，章程消除参差，而那些担簦蹑屩赴京来捐的人

译这更加显示出名位和礼器的珍贵，以及众人应征时踊跃真诚的诚意。

译请将外省陋规名目分别裁定的奏疏

左春坊左庶子 黄体芳

近来屡次因为言官条陈奏报，皇帝下诏命令总督、巡抚将各项陋规革除。这体现了圣明君主澄清整顿官场风气的深切用意。我私下认为，外省的陋规原本并不一致，其中向属员索取的陋规，对吏治的危害最为严重。各省的名目各不相同，有的叫节寿到任礼，有的叫季规，有的叫薪水，有的叫帮项。早年间，总督、巡抚中颇有收受节寿等陋规的人，如今这样的总督、巡抚已经很少了。这件事在布政使中有的有、有的没有，各省情况不同。至于按察使以及道员、知府，没有不依赖这些陋规来维持生计的。近年来的恶劣习气是卑躬谄媚，州县官员中多有迎合上司喜好、主动求取的人，胜过从前贪婪蛮横的大官，则进行额外的勒索。富庶之地由少变多，贫瘠地区由无到有。而那些狡诈的属吏，就借此挟制上司，以至于道员、知府作为表率徒有虚名，诉讼案件不能提审，劣等官员不能揭发。况且布政使专掌升迁调补和署理之权，按察使掌管刑名生死大事，一旦接受了他们的馈赠，那么在委派撤换时必定会瞻顾徇私，招解案件时不便翻案驳斥，吏治和百姓性命还值得过问吗？这是各省共同的情况，正不仅仅是河南如此。然而历来言官弹劾的人很多，属员告发的人也有，从未听说总督、巡抚因此弹劾罢免过一个人。如果确实存在却不参奏，那么封疆大吏难道都是瞎子吗？只是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廉俸被削减成数，加上摊派捐输和坐扣，多的只能得到一半，少的仅得一两成，办公经费实在不够。伯夷、原思那样的人，古今能有几个？所以大官也只好听之任之，沿袭弊俗，半公开半隐蔽，既不完全公正也不完全私心。在奏章上极力辩白，而在与僚属相对时却直言不讳。身处局外时就诋斥陋规，等到自己成为外吏时，收受陋规也和前人一样。有本心的人嫌这终究不是正当的收入，含垢忍辱而顺从时俗；强有力的人仗着自己稍微不同于贪赃枉法，索取多而无顾忌。如今仰蒙圣谕谆谆告诫，如果能从此认真查禁，一律革除，自然属于极好的盛举。只是担心大官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多有阻碍，仍不免视为具文，阳奉阴违，借属员不便之词，为自己滥收陋规之地。虽然天天劳神申诫，但严厉禁令悬空无效，这决不是朝廷实事求是的本意。臣愚以为，在圣明之世，应当让大小官吏光明磊落、不欺瞒，既不取那些羞于见人的暧昧之财，也不受办公经费匮乏的拖累。贪暴者无从多取，廉洁者得以自存。但陋规之中颇有区别，布政使、按察使的祸患在于上官加增，道员、知府的祸患在于属员挟制。如果总督、巡抚的廉俸本来丰厚，布政使都有平余，用度绰绰有余，这绝对不可稍向下面索取。按察使、道员、知府，这应当酌情变通，明确制定限制。查考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费，为粮道、州县明确定下盈余，从此漕运弊端一清，官民两利。文宗显皇帝亲手诏书批复，说其去除百年积弊，非常值得嘉奖。曾国藩督理两江，沈葆桢巡抚江西时，核定钱漕，将全省陋规裁定，名为公费，州县用公文书分解，至今江西吏治肃清，上下都称方便。左宗棠督理闽浙时，也将福建陋规裁定立案。近来安徽也将各衙门陋规裁定解送布政使司转发，全省匀分，名为津贴。阎敬铭巡抚山东时，大力裁减摊捐，宽留坐支，州县亏空于是减少。这些大臣都是近日所称公忠体国、通达治道的人，而所办理的大致如此，为什么呢？将裁制寓于体恤之中，公事公说，各有定分，这就是用来教导廉洁的方法。事情追求禁令容易执行，法律期望中等人能够遵守，而不用矫情无实的话语欺饰。朝廷这就是用来教导忠诚的方法。既然有旧例可循，成效可考，拟请下令各省总督、巡抚悉心核议，咨取江西、福建、安徽的章程，体察本省情形，酌情采择，仿照办理，将向来节寿等陋规范目永远裁革。除总督、巡抚、布政使无论旧日有无，一概禁绝外，为按察使、道员、知府酌定公费，其数额以二三十年前的旧规为准，过多的酌情核减，取足办公即可，尤其不得以近年加增的为准。令州县用印文直接解送各该衙门，奏明立案，敢于在定章之外多受一钱的，以贪赃论处，总督、巡抚治以徇私隐庇之罪。至于摊捐各款，未必全归公用，多入布政使署私囊，前已有旨饬令裁减，并请求严令痛加删汰，令将裁减多少限期覆奏立案。以后允许减少而不允许增加，大概廉洁者有供养，贪婪者有制约，下面知道敬畏，上面严正风纪。国家的根本在百姓，百姓的性命在州县，必须使州县不重负，而督察州县者各尽其职，那么州县就治理好了。方今民生日益困顿，吏治日益懈怠，如果不为之分别裁定，实在担心道员、知府以下忍耻收受者依然如故，而两司以上挟势加增者将无底止，倘若蒙受严旨，饬令议定，法在必行，正名核实，一洗百年积弊，那么吏治蒸蒸日上，就不难了。

陈明湖南办理厘金照旧章的奏疏

毛鸿宾

我私下接到户部咨文，奉上谕说：厘捐的设立，虽然是为了兵饷着想，但穷民受到的拖累确实很深，而且恐怕狡猾的官吏奸胥借端压制勒索，侵吞舞弊。除各省奏明在通衢要口设立厘卡，其偏僻地

译凡是小商贩经过的地方，以前设有厘金局的，一概予以裁撤。命令各该省督抚查明，分别哪些厘局应当保留、哪些应当裁撤，咨报户部，以杜绝扰民并严格稽核等因。钦此。又奉上谕说：各直省劝捐抽厘，借以充作军饷，多次明谕告诫，严禁扰累百姓，再三强调。只是地方大员派遣人员管理，往往不得其人，凡是有顶戴虚衔的人都可以充任，良莠不齐，增减无从深入考察，以致营私舞弊、聚敛利益，流弊滋生很多，实在令人痛恨。此后各该督抚对于捐厘委员，一概裁撤，统一归地方官管理，并按月申报厘捐各款项的实际数目，由该管督抚按照规定的期限报部。那些通都大邑捐厘事务繁杂，州县官难以应付，就命令派遣该管地方的道、府等官分头办理，不得用不肖的委员充数。至于抽厘的大法，也命令各督抚按照部定章程简明条款分别详细记载，张贴在交通要道，使商民一看就知道，不至于让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胥吏从中舞弊等因。钦此。

遵照旨意查访湖南办理厘捐的情况，初创之初，经前任巡抚骆秉章参考舆论，体察情形，仿效唐代大臣刘晏任用士人的方法，不归入衙署，不假手于吏胥，极力革除关卡的陋习。湖南地方贫瘠困苦，本来不是富商大贾聚集的地方，因此历来没有设立货关，与湖北、江西等地大物博的省份情形截然不同。而总计每年收入，虽然衰旺不同，大约总在百万两上下。连年保卫边境、援助邻省，支撑危局，深深依靠它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用人立法，权衡得当，征收解送都显示核实，商民长久信任顺从，所以能有助于军饷，不损害政体。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创办北省厘捐，全都仿照湖南的成法。臣咸丰十一年到任之后，留心查访其中的细节，有的尚须随时变通，但大纲实为尽善。现在如果裁撤分卡，专门归地方官管理，那么阻碍滋多，弊端更甚，谨为皇上一一陈述。

湖南办理厘金之初，原本只在长沙、湘潭、常德、益阳等买卖较大的地方设局试办，后来各客商于是有改向未经办厘的地方贸易的，商民纷纷禀请一律抽收，以示公允并杜绝规避。于是开始在沿河各口岸依次添设，那些乡村小市不通舟楫的，至今未曾举行。又湖南号称泽国，洞庭以南港汊纷繁，设卡处所无从控扼，总卡势必要不能不设分卡。春夏水涨之时，总分各卡又多，未能扼要势，又不能不设稽查卡。分卡在商船终年往来的地方，稽查卡则随水势的涨落而撤留，这都是选择必不可少的才开始举办，仍随时察看情形，如果没有补益便立即停撤。凡是过卡的货物核算清楚，收明厘金，立即填写禀报放行，毫无阻滞。在此卡已经完纳厘金的货物，经过彼卡查验货票相符，并不重复抽取。计算湖南全省卡局不过数十处，相安已久，商民都没有异议。如果一律议定裁撤，那么坐贾或许随之迁移，行商必定因此绕道，不仅总局总卡恐怕成为虚设，而且厘金的有无不同，物价的重轻互异，奸巧的人每每网利以自私，良懦的人或许向隅而受累，这是对军饷有损害，而对商民并无益处。这是湖南厘金分卡难以裁撤的实在情形。

厘金这一项，从商贾那里取什一税，款目繁多，事务冗杂，过客的去来无定，抽收的多寡难权，不像地丁钱粮垂为定额，官有册籍可以稽查，民有旧章可以遵守。湖南办理厘金的章程，官绅并用，凡是收支稽查以及书写算货等事，都从生员童生中选派，由督办官绅逐日考核所收的数目，按月张贴在通衢，有目共睹，不仅商民都能见信，而且前年洋商因为茶税一项赴岳州卡局，也称湖南办事有条理，既然成效可见了。现在将委员委绅一概裁撤，而只责成地方官办理，比较起来，其弊端有四：委员委绅专办厘务，又有帮办的绅士分担其劳，精神专一则照料容易周全，耳目多则箝制更严密，只要是中等人才便可胜任。地方官如果留心民生社稷，那么一邑的公事已经觉得日不暇给，即使是长材肆应，也难以用余力顾及厘金。于是吏胥伺机以营私，奸商通同而舞弊，收数必然立刻显得短缺，军饷将何所取资？这是弊端一：各卡局每天经过的商旅，不下数十百人，委员、委绅常在局中，收钱算货，无不亲自督办，随到随行，偶有争执，也可以立即了结，无所拖累。地方官深居衙署，如果任听客商出入，体制未免太亵渎。而且一县之中，市镇不止一处，距离县署远的，有一二百里，近的也不下数十里，万难日日亲历，其势不能不假借丁胥之手。上下之情不通，那么苛索留难扰累无从究诘，亏挪侵蚀，丁胥相互倚仗以为奸，既恐怕饱私囊而损害公家，尤其担心拂逆商情而滋事，所以

译它的弊端有两点。

译设立关卡的地方，都有地方官员管辖。被委派的官员和绅士，没有权势可以倚仗。收支账目，人人都可以翻阅。稍有积存的弊端，不仅地方官员可以纠察，就连地方的绅士、商人和百姓，也可以揭发。如果改由地方官员管理，那么银钱应当存入县库，账簿应当存放在官署中，一切收支的明细，外人不能全部知晓，即便知晓也不敢议论。对于自爱的人来说，固然不至于任情挥霍，但难保不会因为公事而挪用。如果遇到任期届满卸任，列在抵充款项中移交，这是势所必然的，案卷因此变得杂乱，款项必定会落空。这是第三个弊端：征收捐税厘金，是事非得已。当此军饷匮乏之时，所以不能不设法弥补。将来大局肃清，就不可不随时停止。被委派的官员和绅士，由省级局所发文派往协助办理，绅士也多是从外地遴选而来，收发的权力由上级掌握，想执行就执行，想停止就停止，没有牢不可破的隐患。一旦授权给地方官员，那么吏胥就会将其作为牟利的渊薮，目前尚且没有实际益处，日后且会成为陋规。即使等到军务完毕，发文命令裁撤，但阳奉阴违，把持盘结，势所难免，将朝廷权宜的创举，供吏胥长远的私图。这是第四个弊端：兼有这四个弊端，又有两个困难。被委派的官员和绅士奉命办理厘金所，办事不善，就可以因事撤换。地方官员总理一县，所管辖的不只是厘金，有廉洁安静的官吏与百姓相安无事，但对于厘金时常废弛；有明干能事的官吏办公无误，但对于厘金无暇兼顾，不便以办理厘金的优劣作为考核标准，这样厘金仍然没有责任归属，这就是考察功过的困难。道台、府台所辖地方，远的有一千多里，他们本任有表率的责任，职位又较尊崇，因为办理厘金而旷误职守，既恐怕不能整肃官常，因为办理厘金而与商民同列，更觉得有违背治体。况且道途往返，州县的供应徒然繁多，草率稽查，局务的秉承终究隔阂，这就是道台、府台分办的困难。钱粮定有科则，尚且相率勒折浮收，豁免刊贴誊黄尚且时常私征入己，却说地方官员管理厘金就能弊绝风清，这是势所必不能的。臣固然不敢相信被委派的官员和绅士都贤能，也不敢怀疑地方官员都不肖，只是认为天下没有没有弊端的法规，只贵在守法的人。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归被委派的官员管理也可以，归地方官员管理也可以。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被委派的官员有弊端，地方官员也有弊端，而地方官员的弊端更甚于被委派的官员。俗话说：两害相形取其轻，两利相形取其重。这是湖南厘金难以归地方官员管理的实际情况。臣查湖南从前防御剿杀窜贼，分援四邻，支用浩繁，筹饷竭蹶，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任职以来，李秀成在江西窥伺，姜芳、张高友等在黔粤鸱张，而石达开大股又狼奔豕突窜扰边陲，转饷征兵，几乎有岌岌不支之势。幸好厘金按月收解，得以均匀散放，借此避免饥溃而策成功。加上各营兵勇的行资，以及军火器械，应接不暇，实在是东南诸路的总粮台，也全赖厘金支撑这危局。况且两粤、黔、鄂、江、皖数省都与湖南唇齿相依。当此军情吃紧之时，怎敢不竭力维持作为先事预防之计？湖南民气刚强，筹办军队较易，筹办军饷则万分艰难。近因邻敌四面逼近，商贾裹足不前，厘金已日渐减少。如果再更改旧章，设有窒碍，那么诸务都将束手无策。可否恳请天恩俯念湖南厘金办理有成效，准许仍照旧管理，不必另议更张，实在对大局有济。臣还有陈述的：军兴十余年，东南财赋之地概遭蹂躏，开源节流两穷于术。既然不能撤兵以纵贼，即不得不筹饷养兵。筹饷之法，以征收捐税厘金为最善。征收捐税之法，用地方官员不如用被委派的官员，用被委派的官员不如用绅士。情形洞悉，则处置自能适宜；耳目较亲，则利病易于上达。其他省份的情况，臣不得知，只就湖南而论：自咸丰五六年，先后设立厘金、盐茶局助饷，积累成巨款，而农安于野，士安于 home，商贾也相与安于市，百物价值初未腾贵民间无所谓病也。现在议论的人动辄称征收厘金为弊政，果真另有生财之道，谁肯居聚敛之名？只是为局外的空谈，未究局中的情事，那么圣门耻于言利，凡人皆若可疑。想要举一以概其余，将因噎而废食。臣私下观察天下大势，不患弱而惟患贫，征收捐税厘金是现时必不可已之举，只须责成各督抚慎重用人。务期国计民生两无妨碍，用人得当，立法自然公平，不仅补救时艰，也免留贻后患。否则防弊以法，弊端就缘法而起，法愈繁，弊愈巧，反而得以恃法以事其弥缝，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历观古今得失之源，得人者兴起，恃法者败坏，凡事皆然，而厘金特其一端。这又是臣度势审时，管见所及。

译恳请陛下圣慈垂怜。臣对各州县办理厘金的官员和绅士，认真访查，尚无不肖之徒滥竽充数；倘若查出有营私舞弊的情弊，就应当据实参奏治罪，决不肯稍有姑息宽容。至于各州县的捐输，也是由官员和绅士共同委派办理，与办理厘金大致相同，并请一概依照旧例，免除地方官的经管职责。

译遵旨厘定章程以除积弊疏。光绪六年，徐宗瀛上奏。

臣私下得知，先前吏部咨文称：御史孔宪、詹事府左庶子黄体先后上奏，奉谕旨：着将各项陋规全部革除，摊派捐输的各款项酌情裁减等因，钦此，臣恭敬遵奉，当时已经转行办理在案。随即咨文批准江西、福建、安徽等省抄送章程到河南，并命令据委员分头查明各属地的收支款项，开列清单呈送前来。经臣督饬布政使全面核算，参酌江西、福建、安徽等省的章程，悉心筹划商议。现在据布政使长赓详细陈述：查陋规固然应当裁革，但办公也必需资助。如按察使、道员、知府等官员，虽然都有应当领取的养廉银，但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都按成数减扣、按平色减重，所得无几，而且不像州县还有钱粮漕运的平余可以资助津贴。因此江西、福建、安徽等省将节寿等各项陋规裁革，必定酌定所需的经费，使得办公有资。仔细阅览该三省原定的章程，江西是在丁银漕粮解送朝廷所余下留作本省公用，安徽是专门出自漕粮一项，福建则因为丁银漕粮无几，取给于关税厘金的余款。现在河南一百零七个厅州县有漕粮的，仅有五十三州县，西南两路所设的税厘局卡，每年收数不多，已经全部充作军饷，是不能像福建那样关税厘余可以挹注。即使额定征收的漕米，也不及江西、安徽两省之多。既然与各省情形互异，又没有闲款可筹，再三思忖，只有酌盈剂虚，变通办理。除了巡抚、布政使两处向来没有陋规，粮道经管漕务，南汝、陕汝两道兼理河工，各有津贴的款项，无庸再议外，只有按察使为全省刑名总汇，需用颇烦，道员、知府各缺烦简虽有不同，但办公需费则一。既然想要尽革陋规，不能不筹给公费，以避免藉口赔累。现在查有漕折项下奏明，每石提取银二钱，留为本省办公之用，按察使公费拟即于此项银两内酌情提拨，尚有不敷，并将司库核减扣留开封府每年应领发审修金等项，一并提取归按察使，以补不足，统由布政使按月移解收用。将来漕米仍征收本色，所提漕折之款，即由粮改于漕耗各州县应领运脚项下列支。其南汝、光河、陕汝三道以及开封等九府公费，拟在所属州县内，除苦缺不计外，核算其平余多寡，酌情派提，银两即由该州县按季度直接解送该管道府，不必再解送司库，以免领解之烦。所有银数，都是按照该司道府清单开出的款项酌定，计算尚足敷公用。其一切陋规，全部裁革，并将摊捐各款核算清楚，解饷、盘费、秋审赏耗、各府办理发审案件、岁科考试经费、文武会试帮帘真差盘费、隆冬粥厂、考场渡船、监狱等项工程、京省各提塘报纸津贴、各衙门书吏饭食纸张等项，都是每年应需之款，仍旧存留，分别扣除养廉银捐解。其余原定清查军需报销各局经费、候选同知通判薪水、道员知府到任铺垫执事、司库房银封纸等项，全部裁汰。各衙门书吏册费，一律裁四留六等情，详细请求具奏前来。臣查陋规一项，上级官员从州县索取，州县从百姓索取，上下互相蒙蔽，诛求无厌，最终导致官民交困，贻害无穷。臣素性迂拙，视此陋习，痛心疾首。自从登仕版以来，只以坚贞自守，即使门包等项，也已经一律禁革，从不准收受分文。而且在接见僚属时，谆谆告诫，务必各自洁己奉公，以期吏治日有起色。听说河南属地陋规，向来有节寿、季章、漕规等名目，到河南后就想一并革除。现在经委员陆续查明，督同布政使全部永远禁革，并将摊捐各款核算清楚，实系必不可少者，酌情存留，其余全部裁汰。各衙门册费，也已经裁四留六。统计裁去各项，每年共计银九万余两。按察使道员知府各按清单详细开出款项，分别酌情给予公费，通饬一体遵行，使得各办公有资，无所藉口。经过此次大加裁减，各州县节省已多，如果还不知自爱，敢有亏空官帑、剥削民财以及私相馈遗情事，一经觉察，定即按与受同科，从严参办，以除积弊以肃官方，仰副朝廷澄清吏治的至意。

奏请设局办理清查疏，光绪八年，张之洞上奏。

臣私下认为山西贫穷，到今天达到极点。然而不是匮乏的忧患，而是弊端混杂的忧患。为什么呢？自从咸丰年间战事兴起，费用广大用度紧急，纷纭牵补，没有界限断绝，以至于今天。算起来距离道光二十九年，没有彻底清查的三十三年了。外困于供给繁多，内困于垫款巨大，亏空挪用掩盖，没有穷期。藩司以淆杂为秘局，有司以拖欠为得利之计。如果再不为之所，譬如上面填下面漏，即使休养数十年，岁入数百万，无救于贫穷。一由于军需报销的案件，岁月过久；一由于善后

译关于挪移款项的案件，涉及金额巨大；另一类是由于交接案件，未结清的款项过多。而这三类案件的盈余、亏空、真实与虚假情况，相互勾连，隐蔽交错于其中。三类案件若不厘清，就会产生五种弊端。

第一种弊端叫作“筹垫”：第一案中军需费用筹借垫付的十三万两，转嫁到了第二案；第二案中军需费用筹借垫付的五十万两，转嫁到了第三案；第三案中军需费用筹借垫付的四百三十三万余两，一直悬宕至今。那些垫付欠款的名目，无论是正税、杂捐、兵差还是生息，无所不有。例如，每年年底呈送军机处和户部的藩库常年实存银两册籍，尚且列有旧管实存银一百五六十万两，大抵都是嘉庆、道光以来正杂各款项的尾数。凡是已经使用但尚未报销，确实有出处的，按规定报为实存。于是，案库储存的账籍上说是实存大量银两，核查军需案件的账目却又说是筹借垫付了巨额款项，忽盈忽亏，矛盾到了极点。杂项摊派的各种款项，大多与此类似。我私下认为，既然这些案件已经由部里核准报销，如果在当时报销时，就将款项拨划清楚，难道不是径直分明吗？现在打算核查司库册籍，查对部里档案，凡是在核准数额内、军需按规定可以动用的，就将所借的款项各自归入本款开支，不必虚设垫欠的名目，徒增拨还的文案。如果有本款当前需要应用，或者本款垫付了军需，又借其他款项来转供本款使用，必须辗转归还，客观上难以核销的，分别列出简明确切的数目，从容筹款归还。这样就能简化繁杂的文书，头绪分明，即使想侵吞挪用，也无法借机影射舞弊。因此，划清筹垫款项是首要之义。

第二种弊端叫作“滥支”：查核筹垫的各项款项中，当时因为确实是实际动用，曾多次详细审核。然而年代久远，有的款项可以用现款支撑，陈年旧款无须归还；有的前案早已渺茫，欠款无人认领。葆亨在任时，对此类款项放手滥发，纵容家丁和书吏按成数朋分倒扣，三七二八分账，浪费不可计数。如今虽然颓败的风气难以挽回，但前车之鉴不可不吸取。打算确切查核，如果有此类情况，立即予以勾除，不准再行归还，以免用有限的正税去满足无底洞般的私欲。删除滥支款项是第二要义。

第三种弊端叫作“拨抵”：凡是州县垫办兵差费用，经核准尚未发放的，就由本员用来抵充应解缴的款项。追溯查考咸丰末年、同治初年，军务文书繁忙，供应项目浩繁，而且那时上司执法都力求严谨，下属官吏的风气也多厚道朴实，赔累确实不可避免。近年来巧诈虚伪之风萌生，开报账目已难以深究，甚至本员兵差费用的结余用不完，还可以借给他人贱卖获利。于是州县欠解的实银变成了空账，从此人人都觊觎交接时的漏洞，谁肯清理完结，这仅仅是为藩署的丁役胥吏提供了牟利的渊薮，危害国家、助长奸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查考从前已经拨抵结案的情况不可胜数，难以追究。如今所存的此类情况尚多，臣已严厉命令司局，迅速将兵差垫款已抵充和未抵充的确切数目查清，截止之后，除本员外，不准再行借以抵充，使州县不至于效仿。因此，为了杜绝亏空和挪用，禁止拨抵是第三要义。

译第一条是借动。司库遇到急需，难免权宜借放，但还没有像晋省库账那样混乱杂乱的。有的零星凑集，并不专借一项；有的辗转填补，并不随时归还。比如甲欠乙，乙又欠丙，丙或许又欠甲。甲虽然有精于计算的人，也突然难以穷尽头绪。遇到需要动拨款项时，只能坐听书吏指挥。书吏说拨甲，就拨甲；书吏说拨乙，就拨乙。这都是司吏幕友故意制造混乱，作为居奇牟利的手段，勒索费用的门路。导致司库存款谁虚谁实，州县欠款谁完谁欠，都没有确数。现在拟定层层拨正，从流溯源，务必让本款有无多少，一一披露。以后各支各款，不允许纷纷借动。如果有必须移缓就急的，应当整借勿散，限期归还，即将簿内札库借拨的条目注销。这样就能得到存款欠款的实情，而量入为出的策略有所施行，所以把厘正借动作为第四义。

第二条是隐匿。晋省近日法纪废弛，与其他省份截然不同，往往入款出款达到数十万，却漫不经心地收放，不上奏不详细报告。巡抚大臣并不知晓，一定要等到他年报销后才知道，那时已经时过境迁，虚实无法辨别。就像臣六月十二日所奏，查出善后余款两项，共三十七万多两。这笔款从哪里来？以前臣衙门并没有只字案据，实属骇人听闻。此外牵涉的地方还很多，现在仍依次清理。又如光绪六、七年拨解曾国荃山海关防饷四十八两内，有二十三万两，直到光绪七年十二月曾国荃撤防半年后才补详请奏。四十八万之外，又有十万两直到本年五月曾国荃来咨造销后才得知。种种参差，大多不可理解。巨款如此，何况其余？现在命令司局将各案通盘彻底查开报，并命令按月详细报告收支。有动用巨款及不在例支之内的，随时详细核查，这样一切就都有限制。所以把稽核隐匿作为第五义。

大概筹垫清楚，那么度支的数目就确切了；滥支除去，那么侵盗的风气就止息了；拨抵禁止，那么州县的亏空就少了；借动停止，那么书吏的权力就衰落了。赶办奏销以察新亏，免除摊捐以省司垫，裁减浮费以节约众流，都与清查库款互为表里。除随案分别命令办理外，统归于此。

其次一律清理。繁碎缴绕的，是书吏所乐，而官员所苦的。混淆牵搭的，是盗臣所利，而国家所害的。能去掉以上五种弊端，那么简易明白，盈虚在目。废弛过久，积压案件如山，首尾二三十年，款目四百余万，而且这件事又是作弊者所不方便的，必将百计推宕而阻挠。因为这实在是奸窟穴之所藏，而帑藏漏泄之所在。如果不在此着手，晋省终究没有理财节用的方法。臣于上月奏设清源局，这项库款、兵差交代、摊捐、借款、拨各案清查，统归一局办理，庶可通盘呈现。查藩司方大湜，起家州县利弊素悉，且到任未久，无所用其庇护。臣即责成该司会同臬司冀宁道，并添委补用道高崇基，命令局员迅速办理，限定五个月，于年内将各案一律清查完毕。相应请旨严戒晋省大小官吏限期办理，庶各该员知所畏惧，不致推延。总期于断焚丝而挽宏纲塞旁流以归正派。臣赋性迂直不敢避劳怨而不为，俟办有规模再行详晰奏闻，并开单咨部核查。

筹款裁抵摊捐疏 光绪八年 张之洞

私下臣刚进入晋境，既问民间疾苦，因而问官员疾苦，则都说以摊捐为累。对于摊捐凡是关系一省公事用度，而例子不能销的，就科之于州县。晋省自干嘉以来，州县解交两暨本管府州之摊款，通计需十一二万两。节经前抚臣格、鲍源深、曾国荃先后议裁抵，时有增减，至今尚存常年摊十七款：一平好铁不敷价部饭部费等项；一潞绸不敷价盘费；一农桑绢不敷价盘费；一毛头纸不敷运盘费；一京饷津贴差费；一科举经费；一岁科考棚经费；一兵部饭食臬司兵部奏销印红饭；一秋审繁费；一臬书食；一省城臬府县三监费；一土盐公用；一各府州岁科举经费；一交代繁费。通计约十万两，实为官场第一巨累。大率上缺所摊一千余，亦数金，州县无从取办，或移甲乙，暗亏正供，或剜肉创，苟且称贷。即使批解额，固已力尽筋疲，亦惟有私勒派，受贿鞫狱，以取偿百姓。臣以为欲清晋省吏治，必先去摊捐之累，使州县利宽然有余，而后下不至以朘者累民，上不至以亏挪者累。晋省地瘠民贫，即所谓膏之区，本已远逊他省，俸减扣

译自那以后，办公经费极度匮乏，又加上摊派捐输的拖累，于是能自我保全的人很少，而能洁身自好的人更加稀少。况且官员交接时的纠纷，多因摊派捐输而起，常有官员相隔六七任，案件悬置十余年，而调拨核算、咨询催促，纠缠不休，致使在这地方做官的人，都愁眉不展，担心有拖欠债务的牵连，而毫无廉洁奉公的快乐。这不仅对澄清吏治的方法有妨碍，恐怕也不是太平盛世所应该有的。近几个月来，督促饬令两司以下的各级官员，全面筹划详细商议，决心革除这一弊端，使可以删减的直接删减，可以节省的极力节省，那些绝对不能删减、也绝对不能节省的，就在本省筹划闲置款项来抵补。现在已经筹划确定办法，普遍命令执行，专门设立一个局来办理裁减抵补摊派捐输的事，以澄清吏治的源头，命名为清源局。只有平好铁这一项，事情重大且款项巨大，难以全部筹划；绸绢五项名目繁多且拖累深重，即使代为筹划款项，仍有纠纷拖延的痛苦，谨另外上片奏明，请旨办理。如果蒙受圣上允许，那么这六项的费用可以变通节省，不足的部分仍由本省筹划，还可以勉强做到。山西一省地方官的苛扰一旦清除，就没有借口了，考察官吏的命令可以必定执行，惠及百姓的政策可以下达了。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话要说，摊派捐输的欠款不能参劾追缴，往往急需时已到，而原本的款项却不来，只有在司库中挪移款项垫付。遇到有参劾原因且极尽拖累的官员欠款，最终仍然拖欠，那么藩司又取其他款项来掩盖弥补。摊派捐输待用的款项不能暂停，而摊派捐输应解的银两十成中欠下五成。那么司库年年挪移垫付，无虑数万金，都是什么钱呢？追究其归宿，不仅侵吞损耗正项款项还不止。起初是损害官吏，最终是危害库藏，这也是无形的漏洞。臣考察山西一省历届清查报销的各种底案，正项杂项各款都容易寻求，唯独到摊派捐输这一项，烦琐纠缠，交接时的推诿拖延，司库的拨补抵充，辗转计算，新旧牵缠，大约是奸猾胥吏作弊的巢穴，狡猾官吏取巧的手段，全在其中。将这些纠缠的葛藤一一在库款交接中披露，都有裨益。

译请求动用厘金抵补铁价的片文。光绪八年。

张之洞

再，山西省摊派捐输之中，最为官员所累的，莫过于平好铁。每年应解送的平铁一批八万四百九十八斤，好铁四批次共二十万斤，按例支取的脚价银一万一千三百余两，尚不足以弥补铁价、脚价以及部饭、部费、盘费等银三万九千多两，由州县摊派赔补，各级官员对此深感困苦。光绪六年之前，巡抚曾国荃曾有奏折，请求对按例支取的部分免除扣减三成，对不足的部分动用厘金，当时被户部议驳。在户部大臣看来，这是担心开启效仿的先例，至今又过了两年。臣仔细考察利弊，实在有不得不向圣明君主申诉的理由。查按例支取的价脚，定于一百年以前，谨按清初至雍正、乾隆年间，百业丰盈，物价低廉，各种工匠杂役以及职务调动之间，民间雇佣费用不多。考察本朝掌故及前人文章笔记，大致当时每银一钱抵得上今日三钱的购买力。自俸禄饷银等大项以及一切工程物料价值，当日都是综合核算后支出的，所以同样的银数，过去常常有余，现在却日益不足。凡是涉及例定价格的，无不如此。百年来物价人工日益昂贵，而额外耗费日益增多，承办官府物资的人因此陷入困境。赵代地区是九州产铁的区域，如今并非缺乏铁，自从潞安、平定遭受灾荒，人口凋敝，工匠几乎殆尽，粗工因百姓流散而开采者稀少，细工因百姓笨拙而学习制造者少，所以今天不担心没有铁，而担心没有工匠。铁炉的产出不足以供给铁贩的需求，出铁既艰难，铁货也昂贵，驮畜既少，运费也高昂，价脚日益增加，而州县日益困苦。自从六年议驳以来，虽然有摊派捐输此项铁斤的名义，但处处经手拖欠，月月催追，至今并未还清，仍归司库筹款垫付。臣到任以来，考察铁政，将官铁局章程详细稽核，派员亲自赴省外铁炉访查利弊，事事求实求节，从前浪费浮销、居奇垄断的弊端全部扫除，选拔廉正精密的官员总领其事，计算每年可节省银一万六千两，然而尚短缺银二万三千多两。虽然想设法筹补，苦于数额太多，除曾国荃所请免除扣减三成一节有定章不敢申请外，恳请天恩俯念晋省地贫官累，略加补苴，所有前项不足的铁价铁脚等费，可否比照例定价脚之数，准许暂时从本省厘金项下动用银一万一千三百两，稍资津贴，以五年为期。等到五年后物力逐渐充裕，再由本省筹发。其余不足的银一万二千多两，由臣筹款抵补。至于晋省厘金，有由各局卡征收的行商部分，近年收数甚微，无非借口摊派捐输赔累，千方百计推诿。如果蒙圣恩明确予以体恤，稍减积累，这些官员自有天良，臣竭力整饬，必能使州县每年的收数较前逐渐增加，足以抵补此项而有余。铁款既无摊派，那么通省摊派捐输的害处可以廓清。

设立局所办理科场裁免行户支应缘由的夹片。光绪八年。

张之洞

再，山西省文武乡试，向来归阳曲县承办，所需食用各物，都由省城行户及附省州县民间支应总行科派于零贩，甲长敛取于农工，洒派有追呼的烦扰，交纳有留难的痛苦，甚至深山极僻的静乐，供应千里以外的蒲州供应铁，供应纸，行户借口支差，从中渔利，科场之年，百物价格暴涨，不止三倍，因而累及赴试的士子，在省的居民，首县每遇科场，辄称赔累。因为监临、提调、监试以下文武各官员，地位都在首县之上，各衙门的家丁吏役，百般需索勒取使费，承办者不堪诛求。以致食物泛滥，闱舍敝漏，疾病丛生。所以承办的知县，支应的工商农民，入闱的官员士子，都以此为苦，而市侩衙役则获利。计算文武场一次实用不过二万余金，首县赔累达三四万金，骚扰奔命者涉及省内外十余州县。此时晋省官民交困，必须优恤。本年壬午科乡试，督饬司道另外筹款公款，将民间各项支应一律永远免除，禁止行户借口抬价。查江南、浙江、湖北诸省平定以来，科场事宜都是设局委派官员经理，此法甚善。兹特设科场供给所，遴选候补知县周天麟为总办，以及正佐数员帮办，差委百物务必丰洁，价值务必核实，浮华糜费痛加禁改，各色陋规定全行裁除，应用各物刊印清单定数，钤盖监临提调关防张贴各所，额外勒索者直接禀报监临，立即惩办。只有藩司胥吏及阳曲县贡书向来以此为利窟，最为骚扰，此次改章已经优予津贴，难保他们不心存无餍，藉端挑剔，已责成藩司严加查究，各该吏如有勒索误公者，从重惩办。至于贡院年久失修，围墙低矮，屋宇倾圯，实在不足以重试典，现已筹拟修理，务必令其整严完固，并于大门外创建两廊七十多间，以

译为士子提供停宿休息之所，以及设立机构办理科举考场、裁撤免除行户供应等各项缘由，按理应当一并陈述。

译裁减公费、禁止水礼等各项缘由的奏疏。光绪八年

张之洞

我私下查访得知，外省按察使、道员、知府、直隶州等官员办理公务，常常苦于经费不足，廉俸又被扣减，更加显得拮据，不得不依赖下属官吏供给。那些逢年过节的馈赠，向来有三节两寿、季度规费、到任礼、程仪等名目，各省都相同，山西也是如此。上级大吏中讲求吏治的人，知道这些足以拖累州县，却又没有办法安置司、道、府、州官员，于是另外筹措闲散款项，明确制定公费，使得上级没有匮乏，下级没有挟制。所以近年各省遵照圣旨议定公费的案件，在奏章中屡见不鲜。然而这笔款项必定有出处，如三江、福建、四川等省，有的取自厘金盈余，有的取自漕粮折色，有的取自盐价平余。倘若别无其他可筹措的，也必定酌情加以裁减，然后定为固定数额，大抵都是意在体恤下级罢了。自从光绪六年王定安担任冀甯道时，鉴于晋省官吏贫困窘迫，旧日的规费礼金不能按期如数缴纳，于是怂恿葆亨巧立裁汰陋规的空名，改立公费以便其谋取私利。旧日只送水礼的，一律改为实银，并妄称裁减了一二成，欺瞒蒙混上奏。州县因此更加困苦，人人叹息怨恨，舆论沸腾。我抵达山西后，查考实际情况，发现都是明减暗增，甚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原奏所说核减三成的，仅仅只有两个县，其余只减一成、半成，而加上加平、加色等附加费用，较旧数实际上反而更多。况且向来致送规费礼金，每年五六次之中，必定短欠一二三次不等。至于水礼这一项，厚薄有差别，接受与否没有定规，即使收纳也不过几种颜色（指银两成色），如今却将私费转为公费，将亏缺转为盈余，公然委派专员专门提取公费，在领取款项时坐扣，以致归绥道所属向来没有节寿陋规的地方，借口新章，一律添收，横征暴敛，败坏官场常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除了晋省的苛政，首先将原议我衙门的公费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供支卓饭六千四百两，以及此外一应查库门包等陋规全部裁禁。随即对全省公费，根据光绪六年原定数目，体察实际情况，分别裁汰。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所收公费，除河东道全部裁除外，其余酌情核减。那些著名贫瘠困苦、原有解送公费的，如永和、蒲县、大宁、平鲁、吉州、汾西、和顺、榆社会、宁乡、宁武、偏关、沁源、屯留、沁水静乐、五寨、天镇、五台、左云、霍邱、广灵、苛岚岚县等二十五州县，全部裁免。著名贫瘠困苦、原无解送公费的，如石楼、应州、山阴、垣曲平陆等五州县，申明永远禁止；口外各属新增解送公费的，如归化城、绥远城、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城、和林格尔等六厅仍然裁革。其余旧有解送公费、尚非贫瘠地区的六十四厅州县，一概减半。各属中如雁平道以及朔宁、平、汾泽五府，辽、沁、�隰三直隶州，有的地处贫瘠，有的裁减较多，不得不酌情予以补贴，即从我衙门所裁各费中酌情提取津贴。总计裁减的数额，除津贴各属外，为两司及各道每年节省银六千二百一十一两，为各府、直隶州同知、通判每年节省银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九两，为州县每年节省银五万八千一百三十七两，总计为全省属官每年节省银七万八千九百一十六两。晋省去上司送水礼的风气，也是巨大祸害，实际上与节寿礼金无异。送礼时开具票据，持票折换钱款，优缺每年五六次，统计其价值，抚藩两衙门多的二三千金，少的一二千金，以下衙门依次递减，廉洁者不收取，收取者通常留下一半，一年所费也不菲。如今一并严申厉禁，刊印章程，从本年四月开始，通令遵行。我平心审核，此次所定，固然本着损上益下的原则，但实际上也足以敷用办公，绝无强人所难之事。此后倘若有人在裁减之外横索巧取的，当即弹劾治罪。

请派大臣查办片

奎斌

再，两旗争界一事，已经臣专门上奏陈明。至于土默特蒙古官员废弛旗务，苦累兵丁，更是不能不说的，谨就访闻所及，向皇太后、皇上陈述。查归化城土默特在清初定制，官员兵丁均无俸饷薪粮，每户拨地四顷，作为养赡，原本足以顾其身家。后来支派繁衍，地分减少，谋生缺乏办法，糊口艰难，那些绝户的地粮往往被该管官员趁机侵吞。兵丁原本不准互相交易产业，也只有该管官员得以欺瞒蒙混兼并，积年已久，侵夺遂多，兵丁日益贫困，官员日益富有。该旗幼丁年满十六岁就必须编入丁册，按春秋两季，每丁派制钱一千数百文，名叫撵差钱，遇到轮查户口之时，科派尤其严重。兵丁散居乡里，向来没有差役操练，虽有上进之心，苦无进身之路，懦弱者困于饥寒冷冻，强悍者流为盗贼。该旗户口之所以未能繁衍昌盛，就是这个缘故。全旗设置参领十二员，没有一文钱的俸禄，然而没有不

译居住在宽敞的宅邸，拥有肥沃的良田，并非世袭的官职，却俨然像世代承袭一样，那么他们把持旗务，专门从事搜刮掠夺，损害下属以奉养上级，其情形大概可以想见了。该旗规定在春秋两季调集一千名蒙古士兵操练一个月，每人每天发给五分银子的盘费，共需银子三千两，另有公费银子四千两，都由归化关按年支领。听说该旗每季调集的士兵只有几十名，操练仅三五天，不知这笔领取的款项作何开支，难怪士兵懒惰安逸，相沿成习，既没有鞍马，又没有器械，连队列阵形都不讲究，更不必说了。在咸丰、同治年间，土默特多次奉命征调，该旗有这么多士兵，不思整顿训练，坐视参领等官员克扣败坏而不顾，实在令人感慨。我想，土默特的废弛，虽然不始于副都统奎英，但这位副都统在任时间最长，不免有讨好属员之心，导致各参领专权营私，无所不为。升任的巡抚张之洞在离开山西时，密奏该副都统不识大体，人地不宜，也确实是看到了这一点。近来旗人困苦比以前更甚，而参领恣意妄为有增无减，如果不早做打算，恐怕会连累边疆，将有不可收拾的局面。在这个时候，如果得到精明干练的大员尽心筹划，节省每年的开支，严密封堵虚耗，酌情增加训练费用，切实勤加操练，完全可以在整顿旗务之中寓含优待体恤蒙古士兵的意思。核算该旗每年支用的练兵盘费和公费共七千两，有各厅征解的生息银子四千六百余两，各项地租银子二千余两，备买谷价的银子一千五百余两，另款谷价银子八百余两，每年共得银子一万六千两。在当时设立一款必有一款实用，现在却借名目开销，也只是图谋饱私囊罢了。此外，该旗的煤矿、牧场、厂房、基地都有进项，数额很大，如果能一一清理核实，必能筹集若干作为增添训练经费。不仅武备日益修明，即使穷苦的蒙古部众也可渐渐找到生路，对于边疆屏障确实有益。

译统筹新疆全局，以规划长远，疏奏户部。

臣私下认为，理财的要旨在于量入为出。考察《礼记》说：“财物充足所以百事都能成功”，又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由此可知，财物穷乏则苟且应付的办法就会繁多兴起，即使天下的大患潜伏其中，也不是小事。我朝用兵的费用，没有像现在这样多且久的，财物窘迫匮乏，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自军兴以来，近三十年所用的钱财何止万万？直到天下平定，而甘肃、新疆需要的军饷却极多。除去明春一军已经裁撤的不计算在内，以现在调拨的情况来看：刘锦棠、谭钟麟在关内关外的军队，每年拨银七百九十三万两，这是西征军的军饷。如果西宁每年拨的一万两，宁夏每年拨的十万两，凉州、庄浪每年拨的八万四千两，还不在其中。金顺一军接统荣全、景廉旧部，每年拨银二百二十八万两，部里垫付三十六万两，这是该军的军饷。如果巴里坤专饷多次提拨的四十万两，也不在其中。锡纶接统英廉所部新招募的各军，每年拨银三十三万两，这是塔尔巴哈台的军饷。长顺接统恭镗所部的军队，每年拨银九万六千两，这是乌鲁木齐的军饷。如果张曜所带的豫军每年需要银六十余万两，一向由河南供给支用，也不在其中。以上西路各军每年总共需要银一千一百八十余万两，遇到闰年增加银九十余万两。军需之外，善后经费又每次动用拨银数万、数十万两不等。事权本来没有统一，所以勇丁没有定数，军饷尤其没有定额。通盘计算，甘肃、新疆每年的军饷耗费，接近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各省关或搜刮库藏，或向商人借贷，剜肉补疮，设法筹措解送，已属不遗余力，而各路仍然以军饷不够用为由，屡次向朝廷请求。臣部不得已为之提拨积欠。各省关如果解送积欠就停止月饷，解送月饷就停止积欠。虽然屡次奉到谕旨，令统兵大臣将拖欠解送的藩司、监督指名严厉参劾，而各将帅深知艰难窘迫的情形，难以参劾。公议既已穷尽，不得已私下写信婉托委员守候催提解送。偶尔有拖延不前的，便飞速上奏报告匮乏，都说百姓嗷嗷待哺。奏请动用部库储备，臣部无可指拨，不得已从封储洋税项下动拨数万或数十万两来解救他们的困境。这里刚刚领完，那里又告急到来，事情同一律例，本来难以区别对待，不得已再次拨银。库藏中历年部里垫付的军饷银，各省关未能全部还清，支出暗中增加，收入暗中消耗。臣等认为部库关系根本，储备不多，实在难以轻易向外拨给；而各处领到部饷，刚还清旧欠，又有新亏，不得已另向商人借贷，或将虚报的勇丁数目，暗中赔偿，或将应协济的军饷银，明面上请求抵补。一款未清，又借一款，层层计息，越累越多。近来所偿还的利息款项，将近千万，上损害国库，下耗尽民脂民膏，艰难窘迫的情形，日益严重。查光绪八年，各省关实际借给西路军饷银，尚有五百八十万两，划拨偿还洋款银二百一十六万九千余两，部里垫付银四十八万两，部库另外拨银八十一万两，各军共接受协饷银八百五十三万余两。协饷必定出自库藏，现在库款空虚了。从前因为军饷不足，务必力求节省，丧葬银、红事等赏赐，早已全部停止，廉俸、兵饷、役食，没有不减少折色的，一切支款，又须减平。总计裁省的数量，全部供给军用，既供给本省各营，又顾及各路协饷，预支来年钱粮，不足以填补上年旧欠。地方大吏则以搜刮一空，频繁登载奏章，臣部也以库款支绌，屡次冒犯天听。上年筹办海防，西路协饷很难兼顾，各省奏请改拨，臣部几乎无可改拨；各省奏请停解，臣部怎敢据情听从？各省声称万分艰难，臣部还说务必筹措军饷，不衡量其能力，只托空言，天下没有大患难的时候，尚且拮据如此，万一海疆有警报，岁入更减，各省自顾不暇，西路的局势，何堪设想？况且协饷终究出自百姓，现在百姓更加困穷了。查咸丰初年，开始实行抽厘助饷，在关税之外，又设厘卡，近来征收更重。大吏告诉百姓暂时抽收，事毕裁撤，小民都怀有同仇敌忾之义，勉强缴纳。其后厘卡愈密，法网愈周，分析到秋毫，贩运背负者都不能免除。都是因为军饷不足，至今未能立即裁撤。计算每年报部收厘的数目，千数百万，至于外销的款项，以及官吏所侵蚀，书吏差役所索取，又不用说了，层层剥削，竭泽而渔。商人都说事毕不裁，久称商累，货物昂贵，最终累及百姓。至于田赋所出，都有常规，军兴既久，供给不恒定，于是败坏经制。如四川的按粮津贴捐输，已近加赋。各省遭受贼寇蹂躏，城池刚收复，就从事征收，兵火残余，得不到喘息。本年的钱粮，既须完纳，历年的积欠，又须带征，军饷需要紧要，不得不严格考核成效。考核成效极其严格，不得不采取扑责。至于州县的勒派，胥吏的营求，尚不在其中，而民间捐资

译用来应付差役，摊派费用来办理团练保甲，这也就罢了。虽然官府没有增加赋税，但百姓私下缴纳的已是加倍。几十年来，全国民生凋敝，几乎没有富裕的人家，田地大多荒芜，大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译近年山西、河南两省接连遭遇大旱，死者枕藉，村落化为废墟，竭尽全力救援，仅存少数幸存者，至今元气尚未恢复，生计萧条。上年山东黄河决堤，洪水横流千里，沿河百姓半数溺亡，辗转流离失所者数以万计。虽然蒙受圣恩截留漕粮、发放国库银两赈济灾民，仍有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卖儿卖女，只求苟活的人。饥民众多，隐患正深。至于顺天、直隶、湖北、江苏、浙江省、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的水旱偏灾，更不必说了。大乱刚刚平定，又遭遇奇灾，一切权宜之计都未曾停止。臣等私下对此感到忧虑。

查考我朝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将全疆两万里土地纳入版图，当时府库充盈，当时尚且不免有人怀疑耗费中原资源去经营西域。如今国库空虚如此，民力困穷又如彼，而西路的军饷却是国家全盛时期的数倍，竭尽所有供给，却无止境。如果不预先筹划，只能仰屋兴叹。倘若蒙圣上垂询国库空虚的原因，臣等毫无补救之策，实在难以推卸罪责。即使圣上不加以谴责，天下后世清议，又将如何评价？臣等反复思考，耗费中原资源来供养边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但西陲要地，若不从内地调拨支援，也无法支撑。因此查考旧制，参考众说，不揣冒昧，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陈述：

一是确定定额军饷。甘肃、新疆每年需要拨付军饷千数百万两，断难供给，且绝无全部解送的道理。这只会让应协济的省份任意挪移资金，盈亏难以查考；受协济的省份借口欠解，频繁借垫，这都是因为定额军饷未定的缘故。查道光年间，定额兵员尚未裁减，臣部估算拨付甘肃、新疆岁饷等项四百四十万两，或四百一十五万两有余，除去留抵部分，实际拨付银三百余万两。咸丰年间陆续裁减扣扣，每年计拨银三百二万两，除去核减折放留抵部分，仅调拨银二百四十四万五千余两等到回部叛乱，攻剿军队另拨月饷，定额军饷久已停解。光绪四年西路逐渐肃清，前督臣左宗棠在奏陈新疆情形的折子中，请求三年之后户部拨付甘肃、新疆的军饷，每年以三百数十万两为限。臣部议复，届时再行奏明办理。迄今已过三年之期，所有甘肃、新疆各军军饷应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调拨的款项三百数十万两，不准各省拖欠，加上本省岁入留抵的款项，已在四百万两上下，此后不准再向商贾借贷，也不得随意请求户部储备，长久之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二是确定兵额。查关内减兵裁勇已有规模，只有关外统兵大员太多，都能单独上奏请求招募兵勇，一直没有定额。现查刘锦棠所部马步兵二万三千余人，张曜所部六千余人乌鲁木齐古城兵勇八百余人，巴里坤官兵九百余人，金顺、锡纶所部约二万余人。总计全疆兵勇数逾五万，比承平时期定额兵四万的数量已多出一万余人。兵力分散于将领众多，财力匮乏于士兵众多，臣等私下认为新疆既已改设州县，时势变迁，乌鲁木齐、巴里、古城、库尔喀喇乌苏等处，自从遭受回乱，旗丁所剩无几，宜归并伊犁，即以伊犁将军专辖旗兵，如同内地驻防之例。应令刘锦棠等人通盘筹划，根据军饷数额酌情保留兵勇，应合并的速合并，应裁减的速裁减，合并南北两路满蒙汉兵勇，总数不得超过旧额四万之数。现在防营无事，每人尚给行粮，若有战事时加饷，则款项更难筹措，不加饷则何以激励？臣等拟仿照成法，稍作变通，暂以二万人为勇营，改行粮为坐粮，出征外域才照行粮支给。再从愿意留在关外的客勇中，加选精壮者万余人，规复制兵，照土勇章程支给其驻防及台站、卡伦各项官兵每人所得若比土勇少，不必议增，以节省军饷。只是各路兵勇饷章差异，约有数十等，应令刘锦棠等人查明各路章程，尽心筹划，力任其难，将兵数、勇数、军饷数额妥议定章，奏明办理。

三是统一事权。查新疆南北两路每年所需兵饷等项，向来由该将军、都统、参赞大臣核明确切数目，预先在甘肃调拨，仍由陕甘总督将调拨的各数归入甘肃兵饷内，于年终造册具报，户部在冬拨案中汇总拨付，至今成法荡然无存。招募勇营则各自请求专饷，善后则各自立章程，军饷则各自迎提，浮开营费局则各自添设，经费尤多。至于无事之员，也张着嘴等待喂食，一个官员的费用耗费十数个勇丁的口粮，官阶无可清查，虚冒更难考核。就像前乌鲁木齐都统恭镗所部一千余人，申报差员至一百七十余名，几乎几个勇丁配一个官员，纷纷滥支薪水，尤其出乎情理之外。良由事权不一，无所考核，才导致如此。虽有督办军务大臣，而各将帅地位相当、势力均衡，终究不能像内地督抚那样可以节制全省。今议调拨定额军饷，汇总发

译供给必须任用合适的人选，总揽统筹以达成统一，使各营的规章制度整齐划一。解送到的款项专门归集到一处，再分拨给各军各路，差遣的人员完全可以裁撤，以充裕军队的粮饷。

译我们臣等所商议的这三件事，广泛参考、长远论证，道理确凿无疑，但仍担心有人阻碍我们的提议、扰乱我们的主张。

有人会说：西部战事非常紧急，如今与往昔的情形不同，即使调拨千万两军饷，尚且苦于支撑不住，现在却仅以三百多万两作为定额。西部边疆是贫瘠之地，每年的收入有限，为边防打算，不是太疏忽了吗？

却不知道内地是根本，边疆是枝叶。如果公私财力枯竭，那么根本就会受损；根本受损，那么枝叶又将依附在哪里呢？天下的祸患，不在于外敌，常常在于内部，史书上记载的，都有明确的证据。

自从通商以来，四海之内，都有敌人，几乎无处不需要防备，遇到事情就用虚张声势来恐吓，使我们常常为此做准备，军队疲惫、财力匮乏，敌人希望趁机逞强。当今最重要的策略，在于积蓄财力以等待时机，绝对没有偏重一隅的道理。

新疆距离京城万里，如果耗尽中原的财力，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这不是好的计策。追溯同治初年，各省办理操练、防御，未能兼顾定额军饷，每年调拨给新疆的经费仅四十万两，还没有全部解到。此后如果再有缺乏，客籍勇丁剽悍，岂止是哗变溃散值得担忧？想要让他们像旗兵那样甘心穷困饥饿，实在不可能，能不让人寒心吗？

即使说边防不可不修，但筹划必须着眼长远，所以定额军饷应当恢复。恢复定额军饷应当裁减勇丁以恢复正规军，通过屯田来抵充军饷。所商议的定额军饷，原本出自左宗棠的奏案，那时甘肃尚未裁兵。

查阅左宗棠奏请甘肃裁兵节饷的案卷，与咸丰年间调拨二百四十万两相比，已经减去四十九万二千多两，这样调拨应减为一百九十余万两。现在按照左宗棠的原议，以三百多万两为定额，实际上多了一百多万两。此外还有本地的租赋、杂税、厘金等款项，可以用来抵充发放。

确实如左宗棠先前奏称“新疆的利源可以开发，流失也可以节省，就地取资”所说，将来调拨的数额还应当按照咸丰年间的成案核减。如果只求目前调拨的多，而忘记日久难继的祸患，发生意外变故，恐怕不是浅陋见识所能预料的。

又有人说：逆贼头目勾结煽动回民，俄国人暗中蓄谋不轨，即使增加兵力，仍担心裁减不当；客籍勇丁则军威不振，减少勇丁军饷则口粮不足，所考虑的难道不周全吗？

却不知道自古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士兵，只看谋略如何罢了。如果处处都填满兵勇，那么防备多而力量分散，善用兵者绝不会这样做。当今养勇太多，虚报冒领占了一半，老弱残兵占了一半，而西部边疆各军每天担心敌人到来，不敢立即裁减，坐致疲敝，长久都无用，实在失策。

用兵如同下棋，巧妙的人熟审全局，在要害处放置几子，足以制人；拙劣的人不懂犄角之势，即使布子满局，不免于败。现在商议淘汰弱兵保留强兵，将全疆兵勇以四万人为定额，一半列戍作为防守之局，一半居中作为游击之师。

如果将领得其人，军队没有虚籍，平时屯田以劳累他们，农闲时训练以整齐他们，必定非常可靠。纵然俄国人挑起事端，逆贼窥探边疆，全部出征，不难调关内的兵，巩固后路，并不在于多养无事之役，耗费国家有限的财力。

议论的人认为兵多足以依靠，好比千金之家，常担心盗贼，每天需要数十人来防备，盗贼尚未到来，不到一年千金之家已成为穷人。

勇饷不足的说法，说是关外粮价昂贵，现在查关外粮价与关内无异，甚至有比内地稍贱的地方。先前据刘锦棠奏称，颇有谷贱伤农的祸患，况且楚军坐粮已比土勇优厚，土勇章程比起制兵定额军饷已增加两三倍，也不算少。

远考军需则例，出征加给盐菜钱，事毕就应停止支给；近考刘锦棠、张曜所议，也以改行粮为坐粮，招募土勇，恢复制兵为请。只要严禁克扣军饷，口粮必定不会不足。

至于各城回民虽然众多，同样是血气之伦，安抚他们就会来归，虐待他们就会反叛。边疆大臣仰体皇上的仁德，宣扬教化，愚昧的百姓没有不帖然顺服的，偶尔有顽梗之辈，不难诛杀铲除，又有什么勾结煽动值得担忧的呢？

私下揣测众人的议论，大致都在这里了。我们臣等也不是故意发表高论，随意穷究诘问。至于用人是皇上的大权，臣下不敢妄言，而筹划兵力军饷，边疆官吏与我们臣等应当共同体谅时艰，勉力谋求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规划，以维护国家根本。

刘锦棠身负重任，洞悉边疆情形，尤其应当完成这最后一篑之功，恢宏远略，相应请求圣旨饬令督办军务大臣刘锦棠等，会同陕甘总督潭钟麟，统筹全局，就左宗棠原议每年调拨三百多万两的数额，核算所有甘肃及新疆南北两路，某处酌情保留若干兵勇，某处实际需要若干钱粮赋税，留抵若干，偿还洋款若干，屯田抵饷若干，一切费用若干，无论如何规划，总应按照原议军饷数量入为出。

一旦议覆到达后，我们臣部就在今年秋季按照新的定额军饷，将十一年分的饷项预先奏请调拨。该大臣务必力求节省，虑始图终，以免牵动大局。我们臣等幸甚，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