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十四

译钦此。此时，江苏巡抚薛焕正奉旨代理钦差大臣，督办五口及长江三口的通商事务，会同湖广、江西的总督和巡抚筹办汉口、九江开埠通商的事宜。不久，薛焕准奏称，转据江南海关道吴煦详细禀报：江海关征收西洋各国的税钞，已于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查照新章办理。忽然接到新关税务司李泰国函称，英商宝顺（即颠地行）禀报：现在前往婺源、屯溪、河口一带采购货物运出海口，请求发给凭照。担心内地关口地方未曾周知，理应摘录条约，即上海所定税则的第七款，呈送并飞速咨文浙江、江西、安徽巡抚查照办理等情况。

自从卜鲁士得到照覆后，英商将其视为护符，不等各省督抚知照，擅自驾驶火轮，以兵船护卫，从镇江驶往九江、汉口等地。过了一年，长江开埠通商的格局便形成了。当初英官卜鲁士请求在长江通商时，恭亲王照覆说：南省军务尚未肃清，长江道路是否疏通，本王爵无从推测，应由贵大臣斟酌办理等语。随后江西巡抚毓科上奏称：九江通商之事属于开创，关系重大，恐怕不是九江关监督一人所能办理，拟请遴选委派藩司大员前往九江。当时江西藩司张集馨详细禀报：徽州、池州的巨寇分股窜犯，攻陷东流、建德，向上侵犯湖口、彭泽，气势猖獗。现在查得九江一带商贾绝迹，此时如果匆忙前往商办，不但交易无人，更恐怕逆贼肆扰，有碍外国船只航行，应请求暂缓前往九江等语，经江西巡抚据此上奏朝廷。

而此时宝顺前来内地采办茶叶，已由江苏巡抚咨文知照在案。接着又接到江海关道飞速报告，探得英国水师兵头霍姓（即和普），现带领小火轮兵船五只，战兵八百余名，以及数名洋商，于咸丰十一年（原文称本年以纪事故表之）正月初二日，直接停泊吴淞口，起锚驶往长江，声称前往汉口等处察看通商情形，并称还有夹板货船随后开来等语。不久薛大臣上奏称，查得恭亲王照复该官卜鲁斯的公文，言明九江、汉口等处进出应纳税饷的章程，令其就近与上海关共同商定，先前已转饬苏松太道照会英领事密迪樂知悉，至今未据照复。卜鲁士现在天津，尚未来沪商办，此次兵船驶往长江，又不事先知照，突然起锚开行，实属任性自由，无法以理劝谕等语。

随后署江宁将军巴栋阿上奏称，英国商船于正月初十日已抵达镇江，探看地势，设立署栈以备通商。由水师及镇江府知府先后禀报，当即委派佐领文禄前往接见，询问来镇江通商的情形，据称该国参赞巴夏里一人，水军提督和普一人（和与霍译音不同，实为同一人），又称贺亦同，正副领事官二人，确实是来镇江通商，现无货载，也无其他情况，其余未到的货船十余只，陆续即可到达镇江等语。接着在十一日，该国水师提督和普驾驶轮船一艘，前往金陵上游，于十二日折回，十三日驶入上海。随后在十二、十三日，该国参赞巴夏里、副领事等人前来，奴才接见时询问情形，据称确实是来镇江察看地势，设立署栈以备通商，昨日开轮船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并想让粤匪闻知，不敢开炮拦阻该船，十三日驶回上海，现有商船两艘在镇江停泊等语。奴才随即饬令镇江府、丹徒县遵照条约妥善筹办商办事宜。现在据该参赞等人看定在镇江西门外云台山上下建造公署商栈，又在甘露寺地方暂设副领事费笠子的公署以便会商一切，十五日巴夏里已开船驶往上游，察看江西九江、汉口一带情形等语。于是江西巡抚接连收到各处咨文，飞速饬令藩司张集馨酌情带领委员和经费前往九江办理，于是有了在九江建立码头（马头）的提议。

译咸丰十一年二月，江西布政使张集馨抵达九江途中，接到饶九道的公文，署理九江知府程元瑞先后上报称：正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等日子，陆续有七艘火轮船抵达。经两广总督委派都司，带领英国参赞巴夏里、领事官许士二人，进入道署。据巴夏里当面陈述，船内还有水师提督贺布和贺布普（实为同一人，因翻译不同而异），意图先在九江、汉口两地设立口岸，派领事官许士驻在九江，办理通商事务，并想先前往南康、饶州一带查看地方情况，探明水势。他与贺布亲自前往汉口商定一切后，仍返回九江商议等语。张布政使于当月初六日抵达九江，此时巴夏里已从九江起锚前往汉口了。过了几天，巴夏里从汉口返回，与布政使会见，行了脱帽礼。洋人脱帽之礼本属平辈相交，我之前奉命接待法国使节，他也脱帽相见，原奏称其恭敬顺从，其实并非如此。双方商议租地建市事宜，而巴夏里想先前往上下游察看地势，再作定议。十三日，巴夏里带领布政使的委员前往湖口，众官员一致认为湖口地势险要，鄱阳湖是江西的咽喉，上通吴城，下达江苏、安徽，形势更为优越，想在该处建市。经委员马长康告知，湖口城内多乱石，城外全是沙土，难以修造楼房栈房，且该处山回水深，风涛险恶，商人船只停泊通商必定不愿前来，又因地处建德、东流交界，时常担心贼寇侵扰，水陆防军混杂，容易引发事端，不如仍在九江，才符合原议。经过再三辩论，巴夏里的意见才转变。他与众官员用千里镜远观四周，又用盘子盛水银测验地底，确认确实是沙石，于是同意折返九江。十五日，在九江府城西门外龙开河的东边丈量土地一百五十丈，深五十丈，商议起草租约。巴夏里因弓步测量不准，再按指南针方法用绳子校准，得出深度六十丈，内有民房三百余家。巴夏里提议每亩给五十千文，如不愿搬迁者，由地方官酌情提取公费补贴，于是定议应当立下永久租地契约，以一百五十亩计算，载明丁米正耗银两数目，按年由领事官清缴给德化县，归入编粮额度之下。又商议租约上由该参赞与中国联衔布政使画押，各执一份。这就是英人在九江开商的大致情况。

汉口通商之事，在九江之前。因为巴夏里先前往汉口，已将一切安排妥当，才回到九江。所以九江的条约，江西巡抚上奏称仿照湖北的样式。如今根据湖广总督大学士官文的原奏内称：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先有一艘英国火轮船驶抵汉口，询问得知是上海宝顺行（即颠地行）的行主韦伯，同英国官员威司利、通事官曾学时、杨光让以及随从四五十人，当即命令汉阳知府、汉阳知县等妥善照料。二十七日，威司利等人入城到官署相见，据称从上海来汉口查看地势，建立商行通商。随即在汉口托人代找了一处栈房，每年议定给房主租金银四百两，留通事杨光让居住照料。行主韦伯等人随即于二十九日驶回上海。二月初一日，又有火轮船、兵船四艘抵达汉口，约载英兵共三四百名。随即有英国参赞巴夏里带领属官渡江到官署相见，据称从上海前来查办九江、汉口开港事宜。至于在九江上岸诸事尚未确定，先来汉口查看地势，建造栈房。其领事由福建调来，风向不顺，尚未到达湖北。次日，又有英国水师提督贺布率领所属武官二十人到官署拜见，只是贺布声称驶往上游一带探看水势，并无其他意图，当即命令沿途经过的地方妥善迎护，当时他尚未返回。连日来，巴夏里在汉口下街尾、杨林口上下看定了民地基址，会同府县勘验，丈量宽二百五十丈，深一百一十丈，四周立石为界。现已由巴夏里到布政使衙门请求发给丈量地基的对约，加盖布政使印信，议定等候英国领事到达汉口，召集地户房主会同地方官，当面议价立券照给。交付土地之后，任凭英商建造栈房，应纳的丁漕由英商赴县交纳，并商议再有他国来湖北，须在英商商行以下择地盖栈，不得占据正街。事情定下来后，水师提督也自上游折返，于初十、十二等日同巴夏里的船先后开行，仍留英官夏姓及一艘火轮船停泊汉口等。这就是英人在汉口开商的大致情况。

九江建市之事定下来后，巴夏里随即返回京师。据称法国、美国（美即弥也，此处档案作美）两国的商船也将接踵而至，江西巡抚仍命令布政使留在九江。随即据该布政使详报称：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国水师总领施狄烈伦驾驶火轮船一艘抵达九江，于四月初一日卯时驶往汉口。当日午时，美国商人驾驶飞箭火轮船一艘由汉口返回九江，停泊登岸。美国金甯谦及纪洋商在九江府城西门外勘定了地基，并要求琵琶亭空地十五亩。又旗

译昌行商人勘定琵琶亭空地三十亩，因该地地势低洼，商议立即动工用土填高。探询该商人等人一致称：美国领事官尚未确定人选，法国领事也没有来浔阳的确切消息，并说该国的通商事务均由商人自行专断，不必等待领事官确定局面等语。只有租地换约等事宜，须等领事抵达浔阳后才能会商办理。这两国领事既无来江的消息，不便延候等因。江西巡抚据情上奏，请饬令藩司回省，等两国领事抵达浔阳后再前往商办。所有各国通商的寻常事件，即由九江镇道督同府县妥善办理，以专责成。于是藩司张集馨遵照命令回省，当时正值粤匪上窜黄梅，浔阳的洋商便怀疑他是闻警潜逃，传入北京由总理衙门奏闻，奉旨革职留任不久，又被两江总督奏劾罢官归乡。随后据兼护饶九道的九江知府蔡锦青详报：九月二十二日接到湖北汉黄德道刘齐衔的信件称，美国记洋商已在九江勘定地基，但尚未承买过户，现委派暂署领事官别列子赶赴九江办理通商事务，并将前次勘定的地基一段传集业主公平定价出售，以便记洋商承买管业等因。当时查美国勘买地基应行换约划定界限，与英国情况相同，应遵照前次谕旨饬令藩司来浔阳会办等因。奉批：美国领事既已到浔阳，而张藩司已卸任，自应仍由该护道妥善筹办等因。不久据以奏闻，自此浔阳的通商事务全由九江关监督一手经理，而效仿胁迫制衡的苗头，纷纷陈请，应接不暇。先前美国商人因无领事来浔阳，中国不肯与之订立租约换约，因此该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称该国商人在九江贸易生意不大，意图将来不设领事官，即交由九江府代为照应等语。由恭亲王咨明江苏巡抚，随即批准驳回。因有暂署领事官别列子来浔阳之事，当时查勘定地基一节，前已与该国总领事议定该国商人在浔阳贸易之事与英国不同，所有租买地基造屋等事，无须换约。地价租钱应由商人直接向业主公平买卖，地方官不必过问。至于民买民卖，固然不容业主抬高价格，也不准洋商恃强勒占。因此该国旗昌洋行现有在九江租赁民房设立行栈，是向居民自行议价给租，未经官府，相安无事。如今该国记洋行于三月间所勘的西门外地基，经该国领事官别列子来到浔阳，并不前赴道署会商，竟于十月初八日记洋商率领工匠在西门外前勘地内砌墙筑垣，被本地百姓阻止，才停止。别列子知道事情办不成，才于初十日前赴道署，由通事传言说该行前勘之地只能照英国的价格给发，且急于起造房屋等语，经监督反复驳诘，不欢而散，声称此界前已租定，必欲照英国章程低价承买。又经监督询问绅民，则称此系大街热闹区域，与龙开河偏僻有水之地不同。随后批准监督照会驻扎汉口的总领事，才仍照民买民卖议结。而此前所勘西门外琵琶亭空地增索至五十亩，因其地在龙开河之西，与英界情况相同。监督查明地系濂溪书院空基，仍然经地方官会同钉界，其价也比英商稍增。此即美国人在浔阳开商的大略情况。

译这一年三四月间，湖广总督兼大学士官文咨会总理衙门，文中称：英国领事官以及俄国、美国的船只抵达汉口，货物也已陆续前来，但俄、美两国并没有设立领事官，船只任意装载往来，缺乏稽查考证，因此咨请妥善商议遵办。不久，总理衙门斟酌制定了章程：所有各国商船前往各通商口岸，必须设有该国领事官管理，才准许商船前往贸易。如果该国没有设立领事官，准许其委托别国领事官代为管理，但也必须得到别国领事官同意代管，才允许该国商船开舱贸易。否则任意前往，不仅不准贸易，即使该国人在当地受到欺凌侵害，地方官也一概不管。除了咨行江苏巡抚就近札饬俄国、美国的领事官遵照办理，并出示晓谕通商口岸的百姓一体遵行等事外。当时薛大臣札饬上海道传谕驻在上海的美国领事。不久接到回复称：关于汉口通商一事，此前已另外派遣西地惠林士为汉口领事，已经接印任职等情。又据办理三口通商大臣传谕驻在天津的俄国领事官孟第，饬令其查照办理。但孟第说，俄国并未设立领事官，也没有船只前往汉口贸易的事，恐怕是别国假冒俄国名号，或者是该省关口官吏查报不实，请求由总理衙门行文给该省确切调查等语。不久江苏海关道详报称：汉口应当设立领事官，已经照会俄、美两国领事查照办理。现在接到俄国领事官夏德尔的照会，其中称：七月二十七日接到本国驻京钦差札委，由本领事兼理长江一带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事务，随即本领事转请美国驻扎汉口的领事魏连士代理本国通商事务。此后凡有本国商人到那里经商，都由美国魏领事代办在案，请求详细办理等情。查俄国如果没有船只在汉口，何必请人代理领事？明显是孟第所言凭主观臆测，而该国观望犹豫、行迹诡秘的情况，也可以大致看出。这就是俄、美两国在汉口开商及设立领事的大致情况。

起初，英国官员卜鲁士照会长江通商时，拟定有《长江暂订章程》十款，大多是与巴夏里往返商定，由恭亲王咨行江面各省大吏查照办理。不久接到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的回复，认为其中第七款、第九款多有阻碍。因为原订章程载明货物出口入口的税课，都在镇江或上海缴纳，九江、汉口一概不征收，所以第七款内有“沿途任便起货下货，不需要请给准单，不需要随纳税饷”等语。薛大臣说，这样办理毫无稽查考证，应当饬令该洋商将运进长江的货物，除在海关已完正税的不计外，所有应完的内地半税，即子口减半的二两五钱，先在上海缴纳，由上海发给凭单上驶；出口货物如果在汉口出口的，先在汉口缴纳；在九江出口的，先在九江缴纳，由各该关发给凭单下驶。像这样上下稽核，自然没有偷漏的弊端。又第九款内称“遇有人因事故将该船主禀告各口领事官，由该领事官将该船留在口岸内，等到查办完结才准许开行”。薛大臣说，这是英国商民与各国商民之间的口舌之争，与关务无关；至于干涉关务的事情，仍应由管关监督自行主政办理，领事官不能参与。于是分别批准和驳斥，咨会总理衙门及各督抚备案。随后巴夏里到上海，认为第七款确实便利两国通商，又当面交来译出的章程十条，与前译的十条字义又有差异。因此先将已定的八款试行，其余请恭亲王照会卜鲁士会商定夺，长时间没有决断。后来英国总税务司赫德来京，呈递清单，逐条陈述税务事宜，核对与前定章程十款互有出入。总理衙门认为所议章程头绪纷繁，实在难以洞察流弊，请求饬令户部会商办理。不久接到行在军机处字寄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的上谕：“此次各口设立新关，与外国交涉，如果一切章程不能妥协，徒增争论，况且各口情形不同，恐怕户部不能凭空确定。所有各口关税章程，仍着奕欣等人悉心斟酌拟定具奏，并咨令办理各口通商的大臣，各自根据地方情形妥善筹议，务必破除情面，力洗积习，以免外国商人有借口，将此谕令告知，钦此。”大概赫德的清单内说，想要征收子口税，必须选择紧要处所设立关卡，意在九江、汉口等地。后来恭亲王在赫德来公所谒见时，与他逐层辩论，其中最紧要的，除洋药外，就是内地出进的子口税。查原订章程，出口入口的货物，都在镇江或上海征纳税饷，此次议定专门归上海征税，镇江以上、汉口以下，准许商人任便起货下货。将镇江以上就作为上海内口，无需设立虚设的关卡，其立意在总处纳交，以杜绝偷漏。然而总纳之后，就可以沿途任便起卸货物

译货物漫无限制，这仍然与原议模棱两可。又据清单内称，洋船装载土货出口，完纳出口税银后，便前往外国，那么中国就无法征收第二次之税。如果出口后又复经进口，如湖丝、茶叶，既从上海口出口，又复进入广东口之类，议定按照新章加征一复进口之子口税。不知华商进出货物，有一关便有一关之税，怎能唯独让洋商取巧，况且容易开启华商影射之端。因此议定内地货物复进口时，完纳一正税、一子口减半之税，此后经过仍须逢关纳税，又与该国公使往返驳诘，才请求给予该国照会，以便向洋商商办。至于赫德所请紧要处所设立关卡，他是专指洋货进口、土货出口而言，那么子口之税仅有一次。如今土货出口而复进口者，更应在紧要处所设卡征收。土货出口，以过关准照为凭；洋货进口，以入关准照为准。总期该商进口、出口货物完纳一正税，即有一子税办法，以期税收充裕。因此更酌定《长江通商章程》及南北各通商口岸共同章程，奏请颁发长江各口岸遵照办理。据原奏内称，各口岸关税章程此前已咨令各口岸通商大臣妥筹去后，迄今数月之久，未见到该大臣等商定办法，分别奏报咨文。屡次据湖广总督、江西巡抚咨称，洋人进入长江以来，进出口正税均在上海交纳，其从进入内地卖洋货、买土货，既然未议征子税，而洋人又不受地方官管辖。抽厘汉口、九江领事又均不服稽查，请求臣等与英、法驻京公使面议等话。即法国公使也声称中外交涉事件，不能与外省大吏纷纷商议办理，因此与臣等公平面议。查本年春间，薛焕曾与巴夏里议有长江通商章程十款，对于船只往来颇有稽查，只是尚有未尽严密之处，而对于收税一节也未议及。因此就原议章程重加增改，定为长江通商十二款。凡是洋商来往长江有关军需之物，令其呈交保单，向各关领照起卸，均有查验，才不至于再有接济匪类之事。再长江及南北各口岸，现在尚未一律议征子税及土货复进口之税，因此另拟通商各口岸共同章程五款。臣等与英、法公使当面商议数次，于八月间照会英、法之后，如今据英国威妥玛到公所当面称章程两件均欲照办，该国已发出英商告示两张，令其遵照办理，送阅前来等语。又附片奏称：土货出口而复进口之者，若不议增复进口之税，将来洋商用贩运土货为得计，必然导致内地商人无可营生，因此臣等此前与英、法公使极力相争。凡是土货出口如欲运往他口岸，虽已完纳过出口税，不能照洋货发给免重征之税单，其复进口时应交纳子口减半之税，不扣二成（二成指扣归军费之款），只扣正税半税，不扣其交纳过半税后，只准在口岸售卖，若运入内地销售，仍照内地惯例逢关纳税，过关抽厘，如此才足以保全华商生计，而内地各关也不至于有缺额之虞。如今已列入通商各口岸共同章程之内，应饬令南北各口岸遵照办理。于是汉口、九江先后奏请设关，这才为长江别开生面了。

译这一年八月，湖广总督、大学士官文上奏请求在汉口设立海关，征收洋商进出口各类货物的税款，以严格稽查并杜绝弊端。他大致说道：英国公使巴夏礼所增订的长江通商十条中，包含卜鲁斯原先议定的十款，经英国官员翻译出来，并非另外增加。其中第七条规定，凡进出口货物，均归上海稽查纳税，这实在是蓄意取巧，预先埋下欺骗蒙蔽、偷漏税款的祸根。

查近半年来，洋商往返贸易，凡有洋货进口在内地售卖，或土货出口贩运到外洋的，因为从今春二月以来，太平军上犯，向来在汉口的巨商大贾已迁移一空。所到的洋货，都在汉口各商行暗中以货易货，运载上船，既不递交进口货单，也不申报出口货目，以致毫无稽查。对于应缴纳的子口税，虽然上海方面有来文通知，但据该领事说，必须先完纳正税，然后才完纳子口税，即条约内规定应办应查的事项，一概置之不理。

更有内地奸商，船插英国国旗，借以影射偷漏，甚至将禁止运输的货物，如米粮、木材、铜铅等装载上船，不免私自卖给贼匪等弊端。必须在汉口设关收税，设立官办商行，按货单发货，到上海照单查验；出口洋货，也凭上海发出的货单到汉口开舱，这样长江自镇江至九江、汉口进出口的货物，才能免除偷漏的弊端。如果像英使所说，出口货物仍到上海纳税，那么迢迢长江千余里，随处都可以上货下货，任其自便，这实在是存在欺骗蒙蔽的明显证据。

近来据司道传询英、美等国领事，一致称汉口没有海关也没有监督税务的官员，凭什么稽查征收？如果竟然听之任之，让他们来往自便，漫无稽查，那么长江上下中原的利源，将全部归于外国。加上内地奸商倚仗外洋势力，私自买卖，不仅税款偷漏，也必然损耗厘金，对筹饷大局实在有妨碍。

洋商坚持“一税不二税”的说法，不肯缴纳厘金，却不想纳税出自洋商，收厘取自华商，两者互不相关。现在有内地商人到湖南、湖北产茶的地方购买茶叶等货物，动不动就声称是英商雇佣的伙计，大多抗拒不缴纳厘金。像这种情况，那么内地奸商人人都可以称为洋行雇伙，内地货物种种都可以指为洋商采办，汉口之外，山乡市镇处处都可以作为通商口岸，那么条约中所称不超过三个口岸的规定就成了虚设。

只有在汉口设关收税，明确章程，设立行栈，收票发票，稽查查验，并禁止华洋雇伙前往各埠头采办，全部由商贩自行贩运到汉镇入行售卖，才可以杜绝弊端的根源，也与先前议定的条约相符合。应当请求在汉口设关，按照海关章程，将内地各货出口的正税及子口税一并在汉口完纳；进口洋货运至汉口，仅照单点验，才允许售卖，以符合“一税不再税”的条约，并禁止华洋行伙前往山乡镇市自行采办，以符合“不逾三口”的条款。

现已命令汉阳府勘选地基，设立关卡，并请求添设监督一员，督办关税事务，以明确责任等因，于八月二十六日上奏。奉旨交给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等妥善商议上奏，钦此。随后总理衙门议称：上海是进入长江、放洋的总汇，稽查较为方便，应将长江进出口的税饷仍在上海征收，拨归湖北、江西两省。

至于洋人自行进入内地购买土货一事，英约第九款载明，允许持照进入内地游历通商，势不能禁止他们不进入山乡市镇采办。现与英国议定，凡是洋商进入内地买货，先请该海关发给买货报单，单内注明本商姓名和本行字号，以此杜绝奸商影射。随后又与英国议定，此项单照专门由海关发给，与领事官发给的各处游历通商执照不同。那些并不买卖货物、专门进入内地游历的人，仍由领事官发给地方官盖印的执照，内里只需注明游历字样，不必再写通商等字，以避免混淆。如果有借游历执照在内地影射买卖货物的，经地方官查出，按照偷漏税款的条例惩办。

议定之后，湖北汉口由督抚奏派道员专门办理通商事宜，监督税课，并奏请将九江关一切应办事宜，咨明江西巡抚，依照汉口海关办理。于是湖北的汉口、江西的九江都在这一年及次年先后开关。于是查考档案，叙述其本末并加以详述。这大概是自从通商议和以来，中外的一大变局。

查官文相国奏章内说，有装载违禁货物接济贼匪的事，都是内江通商以后的事。见于奏报的，如江宁将军上奏称，二月间有洋船在福山、狼山之间游弋，起初与贼军开炮对峙，随后改挂白旗，嘱咐不要动手。那时正值各国商船从镇江到九江，从九江到汉口的时期。又据两江总督上奏称，本年四月十六日辰时，有一艘洋船悬挂红旗，船内载货约二千余石，停在安庆城下，第二天早上才开往下游，重载而来，轻载而去。随后据投降的贼匪供称，城内米

译军粮即将耗尽，恰逢有外国船只来到此地，于是得到了接济。又据总理衙门发给法国人的照会称，近日乍浦失守，也有中外商人前往接济。又据都将军上奏称，官兵轰击君山的贼军队伍时，有一艘外国人乘坐的沙关快船顺流而下，见官军战船追击，便弃船逃跑，搜查船舱得到一张伪天义陈坤书的印信凭证，当时“四眼狗”（陈玉成）正向上侵犯湖北北部一带，凭证上写着上海洋官玛土哆等人采办洋货由福山进口等字样，大约就像中国的路票一样。凡此种种，都发生在外国船只停泊在浔阳、汉口之间前后的事情。查访得知，洋人勾结贼匪已不止一年，然而他们的志向在于贪图利益，所以他们接济贼匪，不是用帮助贼匪的利益来引诱他们，就是假装帮助中国剿灭贼匪，并非真心效忠顺从。然而两利相比，则取其重者。如今洋商不远数万里而来，想要在中国谋求巨大的欲望，区区米粮军火，想要独占居奇的高额利润，却先把自己试探于不可测的危险深渊之中。我知道他们必定不会这样做。这些接济贼匪的船只，必定是奸徒假冒，一方面倚仗外国船只作为护身符，一方面以洋人为傀儡。料想其中必定有无赖洋商依附陪伴游历，而海上的奸徒暗中勾结，许诺分润利益，于是才有此事。然而长江一带在未开放通商以前，外国船只向来少见，偶尔遇到，水师巡逻船只容易察觉，如同咸丰三年上游领事为上海贼匪传递书信，就是证据。如今通商畅行，船只连绵上下，轮船烟雾遮蔽天空，无从查问追究，所破获的案件尚且未必能达到十分之一。大都是在停泊之际，见其形迹可疑，侥幸抓获。那么长江的祸患，哪有止境呢！

译西方人游历中国各省，始于法国传教士，乾隆年间便已有此现象。经地方官员查访拘捕并囚禁，纯皇帝（嘉庆帝）念其无罪，下旨释放，将其遣返回国。然而这些人皆已习得汉语，效仿汉族服饰，与中国百姓混杂居住。即便在五口通商之后，除海口之外，也没有敢明目张胆进入内地的人。自从长江通商议定后，咸丰十年冬天，我在祁门督师幕府中，据军营探报，有数名洋人从河口来到景德镇，说是要前往屯溪、婺源一带。后来据江苏巡抚咨文会知，这些人就是英商颠地等人。次年五月间，据九江关监督详文称，本年四月十八日，据英商怡和公司呈验上海关监督发给的凭照一张，准许该商前往内地江西义甯州采购货物，按照条约，应在第一子口报验，即请该子口查验执照，务必将何字号、何货物以及件数或箱或包若干，计重量多少或尺寸多少，详细载明，盖印填发，以便沿途各子口及海关分卡查照检验放行，如有不符者，即照通商章程究办等语。当时查得该商采购货物必以茶叶为大宗，即经札令义甯州就近查明采购货物数量，先行申报，并移文南昌府转令遵照办理在案。现在听说英商怡和得知义甯附近已有贼寇踪迹，便在吴城镇租栈收购茶叶，又有英国宝顺号以及美国记旗昌号等商船，既无海关凭照，也未知会到关，均有陆续前往该镇办茶之事，并有洋商直接在九江向内地商人买茶的，又有商人采办徽茶由饶州来到九江的。伏查各国商人既在九江设立码头通商，其前往内地采购货物，自然不能禁止他们不去，而稽查之法也应查照通商条约，随时察看情形，任凭中国设法筹办。因未奉有明文规定，理合禀请批示遵行，或者咨会五口通商大臣另议章程令其遵行等语。后来批准江苏巡抚来文，谓英美两国商人有无凭照买茶之事，既经查明，应询问该商为何无照，即按照条约将无照擅自进入内地之人送交领事官惩办，由海关监督照会各国领事，告诫其今后必须领取中外盖印执照方准前往。至于该商在内地买货，须照条约缴纳内地子口税，应由该道在大关旁边，慎重选择总隘地方设卡，专收内地税银，随时遵照办理等语，在案。查通商自有一定码头，如当日五口通商，除港口贸易外，不得擅自前往各省郡县。如今长江通商，除两处关口贸易外，即不得擅自前往山乡市镇采购货物。官文相国所奏，自是一定办法，然而该洋人坚持其天津条约第九条，反复争论。恭亲王以前约既已实行，穷于纠错，不得已只从中分出通商、游历两层，稍示限制。然而他们既在内江占据设立码头，水陆任其所往，舟车听其自租，势必通盘筹算，认为从华地出售为商，不如从当地民人处购买，获利更多。况且又在吴城等处增设栈房，转运无所不便，何必通往外国，舍近求远？是其土货之复进口者，左右逢源，既然不能禁止，那么除了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外，也别无办法。这也是办法穷尽而不得不改变的情况。总之，限防一旦决口，便有不可收拾之势，修补漏洞，顾此失彼。所以通商的条约愈多，而变更愈甚，不但有伤政体，也无益于军储。当日桂花诸臣，为何如此重视违抗敌意，而轻视谋划国家呢？

我近年奉命前往浔阳，见九江设关之后，贸易繁盛，月异而岁不同。后来因查勘舆图，亲自前往该郡西门外，以步代弓，周历大街小巷前后，绘制西门外洋界图，粘签贴说，由江西巡抚咨文备总理衙门查核。自西门出城，沿大街西行至大马头，约二里许，此地是大江的港湾，即龙开河所在。又自龙开河沿大江东行至西门外大街的功叙坊口，即大街的后身，也就是英商所定一百五十丈的界限，今称洋街的是也。此地楼台连绵，是英商行栈聚集之处，东西有界，东界直达功叙坊的北大街，以南为前，以北为后，有英商费礼查新建洋楼一所，租赁给海关，作为办公收税之地，即今所称洋关的是也。自功叙坊入口，即为大街，大街北侧之地，自功叙坊口起，东行至张公巷子止，为美商记起止界，即前次勘地基自向民间承买者也。又自张公巷子起，沿大街东行，其南侧为美商旗昌行栈，其北侧为旗昌下货入江的码头，亦称旗昌洋行，即旗昌自向居民议租者也。凡此皆在大街中，与在大街后方的英界无关，而其租赁自居民，不经地方官换约，也与英商码头分别办理，固自无嫌。而自功叙坊沿大街西行，直至湓浦河的南面，甘棠湖的北面，湓浦河在街后，中间隔着小河，被

译英商搭建板桥，一直延伸到大街中间，全都是英商设立的行栈，不经过地方官员的手，意图是步美商的后尘而效仿实行，但这已经超出了英租界的范围了。湓浦河对岸的大街，其南侧有一条巷子，是英商沙逊洋行的通道，里面就是沙逊洋行，洋行的南面是法国天主教堂，正对着甘棠湖，这也是法国人租赁的，与英美采取同样的办法。所有这些，都与民居商铺交错混杂，界限不清。再查记洋行承买的地界，因为房屋尚未建成，又在离西门最近的大街上另外租下记洋行，在此进行贸易，而在其西侧又有英商仁记栈房。经查，仁记行栈已经在了一百五十丈的界内，这又是他们增设的。对于洋商来说，占据民房自然是越多越好，而浔阳百姓贪图利益私自出售，将来西门外大街的房屋势必全部归洋人所有，还不会停止；而城内的居民也将效仿他们了。传闻城内小南门地方有一所英人的房屋，距离道台衙门不远。关署过去在大关口后面，被太平军所毁，如今新建的道署位于大街南端。我前去查看，见其建筑样式如中国风格，整天紧闭锁着。有传言说是英人的教堂，有人说马盖南把它当作校场，洋人在此放马。话虽有些道理，但两侧走廊的木板甬道装修整齐，又完全不像马厩。过了很久，有居民常在夜间窥探，听到里面有妇女喧笑的声音。我询问德化县令，他却并不知道城内有洋人房屋这件事，真是令人感慨啊。美国官方划定的界址在龙开河的西侧，渡河向南走，就是琵琶亭的旧址。当初巴夏里来到浔阳，最初想在此设立市场，因为九江太守某的一句话就停止了，大概是说那地方低洼潮湿。后来英人勘定东岸的界址，东岸居民怀疑是太守指使的。划定界址的时候，大家鼓噪反对，某太守因此被撤职。美商随后到来，无地可图，于是谋划筑土增高地面，商议租地换约。后来因为开市在大街中间，贸易颇为方便，所以虽然在那里钉下了界桩，但实际上至今未建立房栈。然而我因为绘制洋界图，向县衙索取此案卷宗，却发现已经定在十一年之后了。琵琶亭旧址的湮没不值得可惜，而东岸的湓浦河被英商筑土加高，只有涓涓细流从英人行栈流入大江，而城内的水口也因此淤塞了。

译《洋药土税中西纪事》

鸦片按照新定的税则征收，始于咸丰九年。在此之前，在上海订立条约时，经钦差大臣桂良等人与三国代表当面商议，称税则条约内所规定的出口和进口货物，均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作为征税标准。只是查得鸦片本是例禁进口的物品，现在因为定税而放宽禁令通融办理，应当与其他货物分别征收，另立专门条款以示限制。三国都认为这样是对的，于是在上海税则条约第五款中写明：“向来鸦片不准通商，现在规定稍微放宽禁令，听任商人遵守规定纳税贸易。现在议定鸦片准许进口，每百箱纳税银三十两。只是该商人只准许在口岸销售，一旦离开口岸即属于中国货物，只准许中国商人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使是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国人持照前往内地通商，以及第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的规定，都与鸦片无关。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以后遇到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其他货物定税等语。”

查得鸦片按每百箱征税三十两，原本是在海口向洋商征收的。现在条约内载明，一旦离开口岸即属于中国货物，那么此后运入内地的鸦片，都是向中国商人征收，与外国人无关。向中国商人征收的部分，听凭中国办理，那么就必须按照内地惯例，遇到关卡纳税，经过卡口抽取厘金。所以自从新定章程后，各省只有海口三十两的税一律办理，其余则是收税抽厘，应当酌情考量情况，随时随地或增或减，完全凭中国办理，外国人不得干预。

于是上海正按照新章执行，而据英国在北京的威妥玛函称：“上海设立局所抽取厘金，在征收进口税银三十两之外，又另外征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的明文相违背，极大不便商民等情。”经总理衙门行文查问江苏后，随即批准回复：“鸦片进口，每百箱征收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收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这样向洋商征收的，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都是向华商征收，与洋商无关等因。”总理衙门据此照会英使威妥玛，威妥玛这才无法辩驳。

接着据英国总税务司赫德来京，呈递的清单内有关于鸦片各口岸情形一项称：“鸦片抵达中国的，每年大约有七万箱，税则太重，就会开启包庇私货偷漏的弊端。现在议定有两种征收方法，一是在进口时征收一次重税，每箱六十两，完税后准许前往各处，而不再另外征收别的税。一是在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收华税十五两，准许在通商的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旦出本府之境，应当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等语。”当时恭亲王等人与他辩论，说鸦片一旦进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税为宜。而赫德说现在上海的办法并无起色，如果按照清单内的办法征收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恐怕仍不免有走漏。所以到香港的虽然已有七万箱，而清单内只以六万箱估计。如果按照内地办法另外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私下担心有名无实，走漏更多，恐怕所征收的还不如每百箱仅征四十五两之多。又经恭亲王等反复驳诘，赫德仍坚持收税愈重，走漏愈多的说法，于是上奏将呈单发给南北通商大臣妥善商议在案。

又据赫德另外呈递的鸦片一项内称，广东省城设有鸦片抽厘总局，如果有人先在局内缴纳厘银五十两，即无需在关卡上完纳正税等语，也经总理衙门行文查问入粤在案。接着恭亲王等仍按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许在海口销售，不得运入内地。其卖给华商后如何征收税银的方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中复进口的货物，应当听凭中国逢关纳税，过卡抽厘。那么鸦片进入内地的，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抽厘都与中国商人没有区别，于是外洋无从取巧，口舌之争才平息。大概威妥玛、赫德二人的请求，是为了便利其鸦片运入内地的私心，而所称包庇私货走漏等弊端，都是自洋商开始而华商效仿。即使纳税抽厘节节防范，而上海条约所谓鸦片一经进口即为中国货物的说法，也成空文了。

长江通商自属内地，那么由上海进口时，鸦片已征过正税三十两，此后所过的都是子口税了。又洋商在内地不得销售鸦片，那么自上海入江之后都是华商了。当浔中议定开关，按照长江暂定章程办理，核查其条款并无洋商售卖鸦片征税的条款。忽然据九江道详称，英商贩卖鸦片来浔销售，内地商人于承买鸦片后，遵照岸路药税章程，每百箱征银二十两，于是英商借口收税导致货物阻滞为词。所有九江关征收鸦片税银，可否查明停止，抑或离开口岸另外设局征收，请咨总理衙门核示遵行等因，由江西巡抚咨照。随即批准回复，鸦片一项由上海入长江，其进口正税已在上海缴纳完毕，到九江时原不能再令洋商交税。只是洋商只

译准许在口岸销售，但不能将洋药运入内地。卖给华商之后如何征收华商的税银，洋人不应过问。所有应当征收的华商洋药税银，自然应当照常办理。至于是否离开口岸设立分局征收，该巡抚既然已经分别咨文户部，应当由户部审核答复即可。我说洋商不准将洋药运入内地，哪有准许其在浔口销售洋药的道理？只是因为长江一开，内地毫无限制，行栈既已设立，囤积居奇，决不肯罢休。身处内地却听任洋药在海口销售，以让利于华商，海关既然不能禁止，那么除了逢关纳税、过卡抽厘之外，别无他法。现在九江设立海关，也是税厘兼收，不分华商洋商。这样，上海第五款条约的规定，实际上是从长江这一局开始破坏的。洋药进口，以香港为总汇之地，属于英国属地。那里设有公会稽查，缴纳赋税之后，才准许运往中国各口岸。所以赫德的清单中称每年有七万箱的数量，然而只就六万箱估计税则，那么其余都是各口岸的漏税。清单中详细列出漏税的口岸，以广东东部为最大，福州、厦门次之。据称香港是中国无税的口岸，四面环海，离岸不远，而广东东部水路多歧，因此各船不论大小，都可以到港。洋药物资体积小价格高，偷漏难以防范。那些从香港运入广东境内的，也不是外洋船只，都是各乡村的渡船、渔船或贩私盐的船只，更有官方设立的包庇走私的巡船，不难指明其名称。这些船只如果有海关船前往查拿，就开枪炮抗拒，不遵从查验。漏税之多，仅以粤海关一关而论，一年就有五十万两，也就是两万余箱了。又据清单中按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岸每年的税额：天津、牛庄、登州的洋药，以每年二千箱计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千余箱计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计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二千二百箱计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计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计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等处无从核算，也大约有数千箱。这六万余箱洋药抵达中国各口岸的税则是可以查考的。

译内地从事鸦片贸易的人，分为三类：一是口岸，二是行户，三是烟馆。自从咸丰九年三月允许民间购买使用的命令下达后，鸦片贸易与其他货物的经营并无二致，而稽查税收，势必不得不设法办理。于是赫德在呈文中说：想要从事这类贸易的人，必须先向海关申报，拟定在何处开设鸦片店铺，申请字号招牌，并颁发准予经营的执照，才允许开业。发给执照的应以一年为期限，申请执照的人应分别属于口岸、经纪、烟馆三项，执照内注明某项应缴纳银两若干。如果在通商港口申请执照，不必拘泥于限额，以符合条约规定等语。又在后开另款中称：在上海从事鸦片贸易的人，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揽垄断市场，但查验明确有执照者，无论是经纪、口岸还是烟馆，均可随意，或在栈房，或在停泊的船上，不论与外国何人买卖鸦片等语。我认为从事鸦片贸易须发给准予经营的执照，即是中国牙行领帖承充的惯例，只是生意有大小，而税收的多寡随之而定，既然稽查不易，而其呈文中所称通商港口不必拘定限额，以及另款指明在上海从事鸦片贸易的人，不论栈房、停船，与外国交易鸦片者悉听其便，凡此皆为洋商自行运输自行销售的人预先占据地盘。上海入口即是长江停泊的船只，既然无所不通，栈房也随处可设，难道还有华商、洋商的区别吗？总之天津第九条的新议既已实行，长江暂定的章程随后出台，从此中外界限不可再理，不仅经纪、口岸华洋混杂经营，将来游历内地的洋人资本逐渐亏损，也可开设烟馆，所谓锥刀之末都将尽数征收。如果华商不依附洋人，沾其剩余利益，难道还有营生立足之地吗？

查赫德所呈呈文中，考核通商各口进出货物，无非是为了夸大中国税额的增加，以显示通商对国家财政的巨大裨益。唉，这是玩弄婴儿于股掌之间的计谋啊。现在仅就鸦片一项而言，海关的税每箱不过三十两，以六万箱计算，应每年增加税额一百八十万两，扣除饷银的二成，则剩余一百四十四万两。又根据呈文中酌定各口征税费用，为外洋税务司及以下各项开销，每年总共银五十七万两有余。通盘核算中国每年征收各货物的税额，约在一千万两上下，这鸦片一百八十万两，占各货物五分之一。又以五十七万两有余的费用摊扣在一千万两中，则百分中去其五有余。现在鸦片税一百四十四万两，应摊扣费用七万两有余，加上中国设关的一切薪水杂费，这又是一成。如此则中国每年增加鸦片税额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两，仅得中国关税五分之一。直省各关税额每年约五百余万两，而这六万箱及偷漏的一万余箱，每年换取中国价银三千数百万两，都是商民的膏血被剥削以补贴外洋的。若其他出口进口的货物，有向来通商所不禁的，自从各口开放，外洋搬运往来，课额有增无减，所以其呈文中估计除鸦片外，得岁额八百余万两。然而中国出口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湖丝次之。现在自从通商口岸日益增多，外洋竭泽而渔，华民趋利而附，于是茶丝两项价格日益上涨，而湖丝之贵，加上钱价的上涨，较之十年前如同贾三倍，而中国民力枯竭了。出口例禁的货物，如铜钱、米谷、豆石之类，条约所载悉放宽禁令，以致昔日银荒，今日钱荒，两受其弊。又如条约所载豆石、豆饼，在登州、牛庄两口岸不准装载出洋，而十一年查有洋船从登州空载而出，中途与辽东豆石议定买价，驳运上船装载南往，经三口通商大臣咨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与照会，往返驳辩，最终议定此类豆货准雇内地商船运往天津、上海等地，但仍循原议不准装载出口。案件完结自此，洋商出入无不自便，而华商的生计窘迫了。照会内称：“两口岸所出豆石、豆饼，内地商人藉此养命者不下数万人等语。”两利相比，则取其重；两害相比，则取其轻。现在取其至轻之利，而受其至重之害岂但失算哉？可谓无算可也。

牛庄设关通商约章类纂

盛京将军等奏，再查没沟营允许通商，上年开办之初，经前任监督福瑞会同旗民地方官及委员等，与英国领事密迪乐共同商酌，因没沟营下街尾的东弓湾地方，河面宽阔，离街道稍远，当时议定在该处设立码头，作为洋船停泊之所，各国衙署行栈，也议定在东弓湾河口南岸相地建造，以期内外商民两无妨碍，当时已会同奏报，并声明添设卡房，剔除厘税弊端，一切章程相机办理。现在查上年所建海关，系在户关之西搭盖

译洋船进口时稽查偷漏，原本已经周密，但如今正值开河之后，各国洋船大多停泊在东弓湾，距离海关往返路程不少于十余里，每当委员上船查验，以及洋商报税、赴关请领税单时，来回奔波都显得不便。况且海关与洋行相隔遥远，委员和差役耳目难以周全，更难保证没有内地奸商勾结洋人，借机影射偷漏走私，亟须严加防范。臣等经过深思熟虑、妥善筹划，拟在东弓湾洋行附近增设一处分卡，即令海关委员常驻该卡，这样洋商报船完税近在咫尺，比起以前也更为省便；至于出口时，仍由海关查验放行，如此互相稽查，希望对税务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