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

译又说六年岁入七千余万，却不提关税有多少。一个通事说：“这七千余万中，关税的增加最多。”那外国通商范围扩大，固然不只针对中国，但中国确实是大宗。他们增加了而我们没有增加，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更加减少，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如实征收、如实解缴。至于他们能够如实征收、如实解缴，我在江海关已经看到了。货物进口，他们派洋人拿着账本来交换，我们凭单据让我们的差役运货上岸，没听说运送单据中没有的东西，也没听说私自运送一件货物，当然也有奸商漏税，那是另一回事。以如今洋人的气势，如果让我国的官吏、商人去处理，必定十件中漏掉七八件，我也无可奈何，但他们却不这样做。他们在我国海关如此，那么在他们的海关可想而知。过去曾说洋钱重七钱三分，实际含银六钱五分，其余八分是铅。在中国流通，通常当作八钱以上的银两使用。中国仿造的，即使没有铅，也不流通。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它是洋人铸造，就可以相信它含有实银六钱五分。如果他们掺杂铜铅，也不是我们能识别的，但他们决不会这样做，所以能够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铸造银饼，起初也方便使用，不久就质地混杂。市场上把它拆成零银，银饼于是废弃。又如现在洋人的市场，我们购买他们的货物，先付银后交货；他们购买我们的货物，先交货后付银。甚至有寄贩的名目，交付货物后就扬帆西去，以一年为期，盈亏由他们说了算。总之，他们不能信任我们，就断然不敢与我们交易，那么通商的局面就瓦解了。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即使在蛮貊之地也可以实行。”不是说蛮貊能信任我们，而是被蛮貊所信服，令人叹息。现在观察关务，更加感慨他们能够守信，而我们不能守信。我们不能守信，是隐微深重的痼疾，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突然想要洗心革面，断然做不到。不如将各海关全部撤销，京城城门恢复只稽查不征税的办法，将税额并入厘捐，以代替各海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士董事治理。厘捐立法尚新，依赖它谋利的人应该较少，即使分散而无纪律，尚不至于过境不留。如果有弊端，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起关政，还是好一些。只是不能多设卡栅，招引海关蛀虫，有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况且厘捐是市场征收。《王制》说：市场只收摊位费而不征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孟子说文王治理岐地，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而《周礼》有关卡和市场的征税，说明这种制度必定始于殷朝衰败时，文王废除了它，周公又实行了它。春秋战国时期没有改变。《管子·霸形篇》说：“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收摊位费而不赋税。”这是管子也曾说过的。孟子想要恢复文王的治理，以复古，即使是周公的制度也不以为然。即使现在的制度，本来也是有关卡征税，没有市场征税。落地税是为了弥补关卡征税的不足，不是市场征收增加厘捐，而是关卡和市场同时征税了。厘捐的弊端，恐怕会像宋朝陈遘的经制钱、翁彦国的总制钱，流毒无穷。选择一项废除它，又怎么可以拖延呢！

译关于严厉酒税的议论

冯桂芬

禁止饮酒由来已久，大禹疏远仪狄，周成王颁布《酒诰》惩戒酗酒，周朝设有司虣官，禁止在街市上游荡饮食的人。汉朝初年，饮酒者要缴纳罚金，汉武帝时桑弘羊开始实行酒类专卖，酒禁才废除。只有诸葛亮治理蜀国时，禁酒很严，道路上没有醉汉，其余时期我没听说过。王应麟说酒类专卖的危害比鲁国初次征收田亩税更严重，没有其他原因，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酒却是粮食的蛀虫。统括五谷，大约以升为单位，一升粟米酿成酒一斤半作为标准；统括万民，大约以十人为单位，一人饮酒一斤半作为标准。这是十个人消耗了十一个人的粮食。亿万民众中必然有十分之一的人因此挨饿，怎么能不禁酒呢？然而却无法禁止。大凡民间日常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微事情沿袭已久，习惯成自然，一旦想要改变它，即使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压制，以大辟死刑的严厉威慑，最终也实行不了。不考察古代的事例，不采纳近代的传闻，不通达人情事理，或者任性，或者倚仗才学，都不知道酒禁不可行。不知道酒禁不可行却去禁止，正好用来扰乱百姓，最终无法禁止。雍正年间曾经禁止使用铜器，先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允许使用铜器，后来改为只允许一品官员使用。乾隆初年，尚书海望上疏说禁止铜器没有效果，请求解除禁令。也曾严厉禁酒，乾隆初年，孙嘉淦上奏罢免禁酒令。奏疏中说直隶省一年中被拘捕的人有上千人，受不了牵连拖累，而酿酒卖酒依旧如故。雍正朝正当鼎盛之时，朝政整齐严肃，内外敬畏顺从，按理可以令行禁止，然而却无法禁止，这就说明确实不能禁止，这些都是前事之师。又何必谈论近年来的鸦片禁令呢？我私下认为像酒这种东西，只适宜加重酒税来困住它。厘金本来抽取百分之一，唯独酒可以令酒税增加十分之一，酒税增加十分之二，舞弊者加倍处罚。经过三四次厘金征收，酒价翻倍了，使贫穷的人不得不节制饮酒，尤其贫穷的人不得不停止饮酒。只要减少一分酿酒，就多若干米，也就多活若干人，这是有利无弊的。至于征收厘金有效，应当酌情减少五谷棉布的捐税，尤其应当广泛颁布戒酒的谕令，加重酗酒的法律，对宴饮之事加以节制，沉溺酒色的人不要列入举荐名单，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皇上的意图所在，或许才能有所好转吧？至于孙嘉淦奏疏中有说：“不酿酒则粮食弃置在地，反而使百姓受害，这就像说赌场妓馆，贫民转移就业，官员依赖它们获得俸禄，这是什么议论呢？”这是不值得辩驳的。

酒税考

陆心源

汉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

唐德宗贞元二年，每斗酒征收一百五十文钱。

查杜甫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现在征收一百五十文，则是抽取十分之五了。

宋真宗至道二年，两京及各州征收酒税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百五十三万五千余贯，京城卖酒收入四十八万余贯。

宋真宗天禧末年，酒税增加铜钱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余贯，铁钱增加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贯，卖酒收入增加三十九万一千余贯。

查《会要》记载，铁钱十文相当于铜钱一文。

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开始征收增加的盐酒税利钱，每升增加一文，称为“王福部”一文添酒钱。

宋仁宗皇佑年间，每年酒税合计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九十六贯钱。

宋神宗熙宁五年正月四日，命令官营酒坊每升增加一文。

宋徽宗崇宁二年十月八日，命令官营酒坊，上等酒每升增加二文，中下等酒增加一文。

崇宁四年十月，酌情增加两种酒的价格，上等酒每升五文，次等酒三文。

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命令各路依照山东酒价，每升增加二文。

宋高宗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纡申请暂时增加酒钱，每升上等酒四十二文，次等酒十八文。

宋高宗绍兴元年命令，增加酒钱，每升上等酒二十文，下等酒十文。

绍兴三年四月八日，命令酒税增加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额。

查：从庆历到绍兴，共增加一百一文，而说作一百五十文足额，那么旧税应当是五十文了。

绍兴五年闰二月，每升各增加五文。

绍兴六年二月，暂时增加每升十文。

绍兴八年六月，命令两浙各路酒税增加十文足额，并腊蒸酒增加六文足额。

绍兴九年，因都督府申请，暂时增加十一文。

又有发运使造船，增加酒钱，每升上等酒三文，次等酒二文，提举司酌情增加酒钱，又以上下等酒每升一文，不知始于何时。

查：酒有税赋，尚且很久了。而获利之厚，没有超过南宋南渡后四川一省的，每年征收达到六百余万贯，所以能用江南半壁江山支撑强敌，马匹腾跃士兵饱食，延续百余年。其生财之道，真是好啊。酒是嗜好之物，而非日用所需，不饮酒的人即使强迫他也不能喝，嗜好饮酒的人即使禁止他也不会停止，所以即使加价十倍，也不会连累百姓。与在田地上加赋，在丁口上抽钱相比，相差不是远了吗！

南宋浙江酒税考

陆心源

杭，今杭州府，十个酒务，三十万贯以上。

越，今绍兴府，十个酒务。

湖，今湖州府，六个酒务。

秀，今嘉兴府，七个酒务。

婺，今金华府，十个酒务，十万贯以上。

明，今宁波府，五个酒务。

温，今温州府，七个酒务。

台，今台州府，八个酒务。

衢，今衢州府，四个酒务。

睦，今

译严州府七个酒务年收入五万贯以上，

处州府八个酒务年收入三万贯以上，

这是《宋史·食货志》所记载的庆历年以前未增加酒税时的收入。当时每斗酒的税额不过五十文，而收入已经如此，那么南宋时税额增至一百五十文，每年应当能得到三百万贯。查考《文献通考》记载南宋浙江地区人口四百多万，我朝太平盛世二百多年，人口日益增多，比起南宋大约增加了一倍还多。这一千万人中饮酒的应当占十分之二，以每人每天喝一斤酒计算，每天可以卖出酒二百万斤，每斤酒增加税额五文，每天可以得到钱一万贯，一年就可以得到三百六十万贯。土地没有重新开垦，民众没有重新聚集，如果真能参考古今的适宜做法，得到廉洁干练的人来经营管理，对于国家财政难道只是小小的补助而已吗！

译召见恭纪

吴廷栋

咸丰壬子年，臣廷栋由刑部郎中在京察中获一等，当时刑部的堂官为满族尚书恒春，左侍郎全庆，右侍郎书元；汉军尚书周祖培，左侍郎曾国藩，右侍郎彭蕴章。此前，书元兼任崇文门副监督，上奏查获长兴店私酒三十六家，人犯数十名，交由刑部分司审理办理。那五万余斤酒，全部交给缉捕役卒作为赏赐。各位堂官知道案情尚未确凿，书元却坚持认为是漏税，想要加以严惩。承审官员拟判人犯满杖（一百大板），书元还认为太宽纵。恰逢案犯呈诉问官枉法断案，各位堂官认为控告涉及本部问官，应当回避，于是上奏请求钦派大臣审理办理。奉朱批：“因先存成见，有意推诿，严加训斥，不准回避。”堂官于是改派廷栋等满汉八人复审，查究出书元的家人借查拿私酒之名，远至城外诈取赃款，未满足欲望才送交刑部等情，先上奏大概情形，并请求圣旨转饬监督，将委员及家人交出归案质证。奉朱批严厉斥责昏愦糊涂，显存成见。又训谕说城外寸土皆为国家之地，何分远近，命委员听候传讯，家人送交刑部归案等语。钦此。上意怀疑书元孤立同僚，故意标新立异。不久调全庆至吏部，书元转任左侍郎，以基溥署理右侍郎。调曾国藩至吏部，彭蕴章至工部，以吕贤基署理左侍郎，陆应谷署理右侍郎。随后三月京察引见，廷栋蒙恩记名，以府道任用。初九日召见，仰瞻天颜略微含怒，首先说：“你承办私酒案了吗？”奏道：“臣是奉命派去复审的。”皇上说：“案情如何？”奏道：“此案不能称为私酒。长兴店距离彰仪门四十里，归宛平县管理，起初不归崇文门管辖，而且其所卖之酒都是买自各处有官帖的烧锅，有发票为据，也不能称为漏税。至于崇文门收税应当以城门为限，入城而不纳税才叫漏税，既然未入城，何名漏税？如果一定把离城数十里外的酒称为漏税，那么何处不是私酒，小民如何遵守？这不过是徒然让差役影射，开启讹诈的端绪罢了。监督大臣只以国税为急，恐怕有偷漏，不得不任用家人作为耳目，家人不能遍巡城外，不得不任用差役巡逻，差役有定额，又不得不借白役供驱使，俗名所谓圆扁子就是。这类人都是游手好闲之徒，既无工食，甘愿奔走效力，其意图究竟为何？无非为了利益而已。监督本欲整理税务，却不知被家人蒙蔽，家人即使不尽欺瞒营私，也不能不受差役诓诱，至于将权力授予圆扁子，民间的扰累就不可问了。况且监督家人敢于到长兴店索诈，也是因为崇文门兼收城外半壁店的酒税。立法不善，所以得以借为借口。去年九月间，崇文门上奏查获冒充官役妄拿私酒一案，就是臣审理办理的。臣认为收税只以城门为限，才容易稽查，无虞偷漏。自从有城外收税，远至离城十八里的半壁店，巡逻难以周全，实在容易生弊。定案时曾上奏请求饬下崇文门另议章程，以城门为收税界限。当时书元阅览奏稿，深以此议为是，可见缉私远及长兴店，并非监督本意。皇上听奏未及一半，便转怒为喜，连声应答。廷栋又奏道：长兴店既然不能称为私酒，那么这些人就没有罪可判，所获之酒自然应当发还，诈赃的家人自然应当按照惯例惩办，这样才得其平。皇上点头应允。当时一同召见的有刑部满族郎中多山。皇上随即问多山家世数语，于是一同退出。廷栋回到刑部，谨遵所奏办结此案，缮写稿本呈交堂官，还未及上奏。三月十五日，廷栋奉旨补授直隶保定市遗缺知府。次日谢恩，蒙召见。皇上问直隶官员中有你的同年吗？奏道：只有藩司陈启迈是臣拔贡同年。皇上说：你常读什么书？对曰：臣曾读程朱之书。皇上说：为什么学程朱的人多迂腐拘谨？对曰：这正是不能善学程朱的缘故。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是由体达用的学问，天下断没有有体而无用者。其用不足，必定是其体尚多缺陷。凡是临事迂腐拘谨不通，正是由于平日不能像程朱那样格物穷理，而只凭记诵，并非学程朱的过错。

皇上说：“明朝的杨大洪，这类人，难道能说不是程朱之学吗？”对曰：“明朝开国，即崇尚程朱之学人人奉为法守，所以能培养一代人心，廉耻而节义最著。杨大洪是节义之士。程朱并非无节义，只是自尽其性分之常，而不能仅以节义名。若节义之士，深加涵养，也就是程朱之学。但其至性勃发，迫于忠诚仁爱，每近激烈，不是容纳直言之君，不能谅解其心。”皇上深取杨大洪，是崇奖节义之士，而人心将自此振作。皇上说：“你认识曾国藩吗？

译我回答说：“曾国藩曾代理刑部左侍郎，臣下确实早就与他相识。这个人立志勤勉、行为严谨，也是杨大洪那一类的人才，虽然进言接近激进，但内心实在没有别的想法。”皇上问：“你认识倭仁吗？”我回答说：“臣下也早就与他相识，他是笃守程朱理学的学者，平时专门在身心修养上自我检点，每天自我记录作为考验，臣下尤其佩服他的笃实。他坚守道义似乎有些迂腐，但能懂得大体。”皇上问：“他记录所写的是什么书？”我回答说：“这不是著书，而是每天自我反省的课程。大概学问不从身心上探求，那么根本就不能确立，其用处就不能没有弊端。从前宋代臣子程颐向君主进言有三点：一是立志，二是专责，三是求贤。志向不确立，那么规模就不能确定。”“皇上高居九重宫阙，是天下人所瞻仰的，心意有所趋向，没有不响应如回声的。如果这个志向一定，什么事不能成功？志向在于成为尧舜，就成为尧舜了，起初并没有困难。责任不专一，那么大臣就能推卸责任奉行。”“皇上以独揽纲纪的崇高地位，自称处于奉行命令、接受教导的位置，而对得失两方面都不参与，天下的事谁与皇上分担忧虑？古人所说的君主安逸臣子辛劳，正是各自接受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各自专守自己的职责。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首要在于得到人才，不急于求贤，就没有人与之共同治理。然而想要得到人才，必定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尤其归结于君主的一心。”“皇上读书穷究事理，以扩充了解人才的见识，而又清心寡欲，以培养静坐观照的明察，在深宫之中无论醒睡，广泛寻求，那么辅佐宰相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辅佐宰相推荐贤才等待任用，那么内部各部院，外部各督抚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各部院、各督抚各自选择他们的下属，那么内外各级官员、州县就没有得不到合适人选的，这样贤才就涌现出来了。”皇上说：“像某某那样的人，才能也可以使用。”我回答说：“小人没有才能，不足以施展他的欺骗，□□□□是他敢于欺骗皇上的验证。”从前道光年间□□□□□□□是他敢于欺骗咸丰皇帝的验证，咸丰皇帝赦免他的重罪，授予他重任，他又敢欺瞒皇上、谋取私利，他的才能所依赖的是什么？皇上听完奏报沉默不语，廷栋于是恐惧地退下。廷栋已经离开刑部，到十八日才上奏所结案的私酒案，奉朱批严厉斥责荒谬，坚持成见，着令再次仔细钦此得心审讯等因钦此。得到严旨后，刑部中众人恐惧，只有吕公贤基说此案不能再审讯，谨申明案情确实已经确凿，不能再审讯，仍按照原拟于二十二日上奏，才奉旨依议钦此。这是审办私酒案奏结的原委。过了几天，廷栋去拜见彭公，彭公告诉廷栋说：“皇上曾经垂询军机大臣，现在留心理学的祁春圃相国以倭仁及你的名字回答，我也以曾国藩的名字回答。你昨天召对后，皇上告诉我们说吴某学问扎实。”廷栋听到公的话，为之恐惧不已。私下想到，我小臣一念爱君的情诚，发自不知不觉，说话越过了本分，然而圣明的君主不认为我冒犯，反而虚怀接纳，诱导我尽情进言，得以蒙受非分的知遇，正不知道该如何报答。然而我们君王的聪明天赋，听言如同转圜，尤其独独留心正学，岂是臣下所能窥测的？如果想要稍微裨益高深的圣德，应当知道什么该先做。己未年仲冬月，臣吴廷栋追忆恭纪。

译请求禁止直隶境内烧酒作坊片 光绪四年

直隶总督李鸿章

直隶境内的粮食价格高涨，固然因为秋季收成歉薄，也是因为耗费太过严重。全省烧酒作坊大约有一千多家，每天需要高粱两万多石，每月总共需要六七十万石。即使按每人每天吃一升粮食来计算，这些烧酒作坊一天的耗费，已经占去了二百多万人的口粮。境内以及外来的粮食，都被它们购买使用，于是导致百姓粮食缺乏。虽然招引远近商贩，源源不断地运来贩卖，但粮价仍然不能平抑。查访得知，永平、宣化、顺天各属地的烧酒作坊最多，其中在永平、遵化一带的，还使用海船亲自前往奉天省大量采购。如今直隶、山西灾区都指望奉天的粮食接济，势难任由它们争购。酒可以终年不喝，但粮食每天不吃，那么饥荒的轻重原本就有区别。这些烧酒作坊每年应缴纳的税银，总共不过三万多两，对国库收入的增益有限，而占夺穷民生计，给民间带来的祸害确实深重。自古以来荒年赈济的政策本来就有禁止酿酒的规定，山西最近已经奉旨下令禁止烧酒作坊。直隶省是京城附近的重地，值此粮价日益上涨、民生困苦之际，更应当舍缓就急。应请求除热河、承德县因年成丰收、粮价低廉可以不必讨论外，凡是直隶、顺天各属地的烧酒作坊，从明年正月起暂时停止酿酒，以救济百姓口粮。等到秋季丰收后，仍允许恢复酿酒并照常纳税。如果蒙恩准允，就由臣发布告示晓谕禁止，倘若有人在期限内私自酿酒，按例治罪，并通令地方官秉公查察，不准差役借机勒索包庇，或借端骚扰索取，违者从严参办，分别重惩。

《请将台属各项杂饷分别豁除疏》

福建巡抚丁日昌

私下认为，我朝深仁厚泽，薄赋轻徭前代所有的弊政，无不一概予以免除。凡是能够缓解百姓艰难、培育国家元气的，即使在田赋正供方面，也不惜一再减免。仰见我皇太后、皇上恩泽普及，损上益下，百姓欢悦无边，实在足以超越远古。台湾虽然隔着重洋，是海外一隅，但百姓生计的盈亏，没有一项不牵动皇上的念虑。现在因为当地征收的杂饷，还有沿袭郑氏旧例、未经厘定的，谨据实陈述，仰乞圣明采纳。查访得知，台郡在郑克塽归顺时，仅有台湾、凤山、嘉义三县的辖区，其彰化县、淡水、噶玛兰两厅都是后来开辟的。地域东至内山，西至海边，都浅狭，只有南北狭长。计算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合计长二百九十里，总共定额征收供谷十三万多石；而后开辟的彰化、淡水、噶玛兰三厅县合计长五百八十里，仅定额征收供谷五万六千多石。核算彭淡兰之地，比台湾、凤山、嘉义几乎多出一半，而所征收的粮食比台凤嘉反而不到一半。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开辟较早，所征的税则都沿袭郑成功的旧例；而彭淡兰新开辟之地，则由朝廷新定科则，所以赋税较轻，百姓都安居乐业。议论者或许担心轻重不均，但有田地而后有粮税，百姓勉力耕耘，尚不至于亏缺正额。其中尤其成为百姓负担的，莫过于杂饷。查访得知杂饷名目繁多，其中如归化生番不种植稻麦，没有田亩可计算，没有田粮可征收，只知道捕鹿种麦，按数量缴纳饷银，就以鹿皮、小米为名。至于所谓的塭饷，则征收于蓄鱼的地方；所谓的蔗车、糖蔀，是同一种行业不同名称，系各自在田园设厂雇工经营，按作坊征收饷银。像这类，虽然苛细，但因其稍有赢利，酌取一二以增益正供，不过像四川有碾榨税，直隶有榛栗税，对百姓尚无大损。其他如海水支流叫港，洼深积水叫潭，凡是可养鱼的地方，就与塭饷一律征收。时间久了地势变化，或填成田亩，税项仍然不能减少。如果有水道可通的地方，无论竹筏、小船运载货物，就按照抽取资费。又如草厝、瓦厝，就是市廛建屋的地基；牛磨，就是磨坊；旁及瓦菜、园槟榔、番檨无不征收饷银。其中征收渔户的，叫罟，叫罾，叫〇，叫縺，叫滚，叫箈，叫纲，叫沪，叫鸟鱼旗。更有采捕小船，也征收税饷，剖析到秋毫。吏役借此勒索，横征穷民，苦累实在严重。而且所征杂饷，佣户、鱼民都来来去去不定，官役不能尽知底细，就必须依靠熟悉情形的土豪出来包揽。先须向地方官预纳承充的费用，然后垄断浮收。舐糠及米，输于官的十分之一，取于民的百分之一百。臣到台湾后查悉各弊，即打算稍加厘剔，而各项名目大为琐碎，影射牵连非尽断葛藤，终难杜绝其弊窦。除番社所缴纳的鹿皮、小米还有任土作贡的遗意，以及民间塭饷、蔗车、糖蔀，其弊尚易厘剔，应仍其旧例外，所有港潭等项杂饷，统计各属地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两九钱六分五厘，都应豁免，以消除百姓负担。其港潭有浮变成田的，另行勘明升科。饬令台湾道夏献纶转据台湾府知府张梦元代查覆，开单具详请奏前来。查访得知台湾府所属台、凤

译、嘉三县正项供谷的征收已经繁重，而杂饷的名目尤其繁多，小民终年辛勤劳作所得几何，而一旦遭受胥吏的骚扰侵扰，便会有枷锁棍棒加身、鸡犬不宁的感叹，百姓的困苦从哪里得以缓解，社会的元气从哪里得以恢复呢？这项征收名目本是郑成功开创的，向来是内地没有的做法。如今恰逢圣主仁爱如天，让百姓休养生息，即使江浙数百万漕粮尚且蒙受裁减，台地这些杂饷每年征收合计不过数千余两，且各项都是就地征纳支发并归入奏销。台湾近年出产茶叶、樟脑等的厘金、关税都属于新征，比起这些杂饷多出数倍。而台北现议筹划开矿事务，则地利更可大兴。前项杂饷数额不多，谨即查列清单恭敬呈上御览。恳请天恩俯准将清单所列征收杂饷各款自光绪三年起永远一律免除。如果蒙受圣旨允准，当即恭敬誊写黄榜宣示恩德，务必让偏远地区周知，以杜绝吏役藉词索取规费，以期实惠惠及百姓。至于各厅县有应支的款项，当饬令该道府另行筹拨补充，也不至于有所阻碍。所有请求豁除台湾杂饷的缘由，谨会同闽浙总督何璟，恭敬上奏陈述。

译恰逢商谈整顿关务的奏疏，光绪九年。

福州将军穆图善

臣穆图善多次接到户部奏报并传知，命令遵奉谕旨整顿关税，设法稽查征收，务必在足额之外力求超额解缴等因，深感自己平庸愚钝，勉强图谋报答皇恩，与臣何璟、臣张兆栋遇事共同商议，同心协力。臣认为征税的方法，在于选择地点设置官员，根据时机设立税卡，扼守岔路口以杜绝奸商偷漏，遵循既定法规以稽查贪官污吏的侵吞掠夺。先前因为甯德县辖境内开垦筑堤，经臣等奏请将税关移置东冲，将白石改为查验卡口。建议之初，人情难以与之谋划开始，外部议论不免有同有异，坚持既定见解，实行数月后，商船往来，一律按照税则征税，毫无例外，获取利润的商人都称便利，这都是宣扬朝廷恩德，遵守户部定章的结果，因此纳税日益好转，这是移关的验证。查原设关税口岸十九处，甯德白石是北路之二，甯德关移设东冲后，仅在白石填发照单，对于税课仍有较多疏漏。至于以茶叶为大宗，甯属白石一处，向来征收茶叶渡税，长征福安所产之茶，起初因为该处采购内多茶胚茶梗，体恤商人艰难，每担折收制钱六十文，当时出产有限，都附入货税造册上报。等到光绪初年所征逐渐旺盛，才开始汇总折报，按则科征，每担征银一錢，列册报部有案。自从白石改为验卡，福安茶叶不经东冲经过，导致漏税，且查北路产茶逐年增旺，不仅福安一县，统计福甯所属五县，到处都有茶商运茶，按其地势都属于海滨港口纷杂，容易滋生绕越，与西路延建等处绝无海口不同，不选择要地移卡不足以杜绝偷漏。臣穆图善日夜焦虑思考，与臣璟、臣兆栋往返筹商，务必使国家税课得到裨益。命令东冲口委员佐领金生会同甯德县县令朱宝书察看海况，得知距离福甯府二百二十里的飞鸾地方，是北路茶商进省必由之路，将以前白石征收的茶叶渡税，在该处设立总卡稽查征收，确实足以扼守五县要冲。查照常税则例，从轻征收，不论粗细，每担征银一錢，其余杂货也照税则减成折收。经臣等联名告示谕令，分别命令各该地方官转令遵办，并命令福防同知王冕南传谕各茶商不许推延观望，臣等复查卡口移置，既非新设税目，也遵循旧例，并非重征，属于扼要之区，容易剔除漏私之弊。当此财政支绌之时，固然不敢专求科敛，不顾民间艰难，也不便任听奸人私自谋取利源，相应请旨，由部核议示覆，以便遵行。

会查税课，酌拟章程的奏疏。光绪十年。

奉天将军庆裕

臣查接管卷内，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到钦差吏部尚书徐桐、刑部左侍郎薛允许升来咨，奉命查办奉天事件，上奏称：辽阳以税课盈余作为每年办公之用，旧章相沿已久，势难一概裁革。只是市卖牛马等税，每价钱五千作为银一两征收，市钱五百文，按照时价，属于十分税一。以及每年派差分赴乡屯查税，名叫海查，既任听旗民举报漏税，往往传查十余家，仅止二三家应罚，未免过于骚扰累民，诚恐其他城池也不免如此等情。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著该将军府尹会同盛京户部，将各城税课章程详细厘定，奏明办理等因。钦此，钦遵知照到奉，奴才庆裕、裕长出任后，当即会同奴才启秀，挑选委员分赴各城，将各项牲畜税课确切查报。随即据先后查明，分款开单禀复前来。奴才等按款复查，所有漏税罚钱一节，现经查明各城都没有勒罚情弊。海查一节，现经查明各或于每年年底派差分赴村中催令报税或随时派差查催，均无海查名目只是辽阳城守尉衙门于每年秋后查照常章，派差分赴四集镇、油粉、豆坊、客店查催牲畜税课，该商民按照历年包纳之数呈缴，是否与购置牲畜实数相符，税局从不查问，这就是所谓海查。辽阳税课与各城不同的情形。其买卖牛马骡头税课一节，现经查明确实广甯、益本、牛庄、铁岭、锦州、熊岳、复州、金州等九处以买价东钱五千作为银一两收税银三分余，另有票钱、牙行佣金多寡不等，与辽阳以钱五千作为银一两收钱五百，不收票钱、牙行佣金者，不甚悬殊。开原以六千作为银一两收税钱四百文。岫岩、昌圖、甯远、凤凰城、新民厅、中前、中后所均以买价十千作为银一两收税，自三分至六分不等，另有的票钱、牙行佣金也多寡不等。统计此项税钱，以辽阳等十处以较多。至于猪税，则以岫岩、甯遠、复州、金州、中后、中前所较多

译羊税则以宁远、中后所、中前所征收较多，这是辽阳收税与各城或同或不同的情形。查核户部则例，奉天全省唯独没有税则，各衙门征收的牲畜税课，有的始于康熙年间，有的始于乾隆年间，有的不知始于何年，年久相承，各有定章。在此想要强行统一，如果准许按最少的数额征收，恐怕此后各处征收难以足额；如果打算以适中数额为准，向来少收的各款都须增加，法令越改弊端越滋生，自然不如仍令各循旧章，以免纷乱歧异。就像斗秤厘捐，各城收支数目都有不同，当初创办之时，原本就是因地制宜，本来不只是税章如此。徐桐等人查办税务，并未议令改为统一标准，想必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此项税课，除了按定额上报户部外，盈余用来津贴办公，并开支薪水、工食、房租、纸张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款项。徐桐等人奏折内声明税课盈余用于每年办公，旧章沿袭已久，势难一律裁革，自然是确论。至于税课十分取一，以及派差海查和漏税罚钱等事，经徐桐等人奏奉谕旨，命令详细厘定，奏明办理。奴才们应当立即钦遵会核，以筹定章程避免漏弊。查核各城收税，既没有勒罚的情弊，也没有海查的名目，应请不必再议。辽阳税局向来有海差，虽然不是核实纳税的方法，但每年纳税一次，比起限期上税、纷纷稽查的情况尚觉简易，商民相安已久，没有弊病。况且辽阳所属的刘二堡、南北两堡商民数百家，每到单日就有集市买卖牲畜，每年不少于百余匹，仅包纳东钱一百七十千，折合白银不过十七八两。油粉、豆房、客店都饲养猪，每家每年多则宰猪百余口，少也七八十口，仅包纳东钱十千，折合白银不过一两，比起核实纳税非常轻减。如果一定要禁止海查、不准包纳，不仅恐怕滋生烦扰，而且税钱反而会增加，商民必然受累，似乎不必嫌弃海查包纳的名义，而招致增税扰民的祸患。只是辽阳所收牛马骡头税课，按买价东钱五千作银一两，征收东钱五百，属于十分税一。这是应当酌情减少的款项，广宁等九处，也以东钱五千作银一两，虽然每两税钱不及五百，但另有牙票等钱，与辽阳相差无几，也宜一律酌情减少，以显公允。查奉省从马税银内，有按照东钱六千一百折合银一两解送户部的款项，奴才们共同商议，拟将辽阳等十处收税折银的章程，统一改为六千一百折合银一两，每两按例征收税银三分，愿意交钱的，准许按时价折钱投税，各随其便。只是以银两解送户部，都必须符合库平库色，而且解银运费，也是必不可少的款项，而薪水办公，又应当筹划，拟令在正税三分之外，酌情征收税银二分，以一半添补平色，一半作为伙食公用，此外一切名目，全部删减，永远不准再收一文，以免变本加厉。各行牙纪在市场取用，应听买卖双方酌情给予，不便由官府随课征收，仍将办理漏税的章程按例申明，以杜绝胥吏借端滋扰。至于岫岩等处所收牛马骡税，向来以十千折合银一两，开单向以六千折合银一两，按其每两所收税银，都比新章轻，请仍沿旧制。如果蒙恩允准，奴才们即会同出示晓谕，使各城永远遵守，如果有额外多收、违例勒罚，立即从严惩办，这样税务都有定章，而稽征可免流弊。

译关于酌拟崇文门税务章程的奏疏，光绪十一年。

武英殿大学士宝鋆

臣等奉旨详细修订崇文门章程，已将尚贤、刘恩溥所奏各节遵照议定并上奏。私下认为，崇文门征收税课，是国家正当的赋税收入，正额和盈余都有定制。京师是各方汇聚之地，号称首善之区，优待商人、便利百姓，尤其属于当前的急务。近来劣等官员、狡猾吏员、蛀虫差役和奸商，借机作恶，导致上则亏空国家税收，下则连累百姓生计，危害不可胜数。应当紧急设法整顿，以重视税务并消除积弊。臣等谨就尚贤、刘恩溥原奏中未议及的内容，酌拟十六条，恭敬呈请御览。

一、嘉庆五年钦奉上谕：各关税机构如再有勒索扰民等事，从重治罪等语。又道光二年钦奉上谕：严禁崇文门税局索贿舞弊等语。应当命令该监督将这两道谕旨恭敬谨慎地誊写，悬挂在该衙门大堂，以便永远遵守。一、奏派人员应当选择本属官员。向来正副监督到任后，事务都责成奏派委员总理一切。文职任用印稿司员，武职任用印务参佐。这些人通常以明白干练、心地正直者充任，所以能上顾国家正税，同时可以制约查验货物的家丁，避免滋生弊端。近来有时参用亲友等人，导致堂官家丁熟络牵制，种种弊端在所难免。正本清源，必须从奏派委员开始。

一、堂委人员应当戒除滥派。奏派向来只有二员，恐怕有别项差事原因，则由堂官派委员辅助。此项委员也应当以一二员为宜。因为廉正朴实的人才本来不多见，而人多则牵制也多。近来听说堂委人员多至十余员，或二十余员不等，不是轻浮浅薄的少年、沉溺酒食征逐，就是困窘的低级吏员，或者喜欢生事惹祸，实在对公务无益。应当紧急裁汰，以端正浮夸风气并杜绝扰乱。

一、各税口应当选择妥帖人员。崇文门向来设有分局，按规定设在芦沟桥、东坝、海淀、半壁店、洋口、穆家峪、张家口等处，派员驻守以慎重分司。需要人员既多，势不能全部选取本属明干人员，全派去当税差，导致荒废本职。所以向来监督每选择素来相识之人，量才使用，但也不容许纯凭情面，因私废公。况且张家口、东坝两处，中外商人交错于途，查核并非易事，奸巧猾商借端影射，应当详细遴选明白晓事之员。常州驻局，涉及中外茶商交涉，倘有疑点，即禀明监督，迅速行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细查办，不得漫不经心地任用冗员，妨碍税务。

一、芦沟桥、东坝、半壁店、穆家峪关、海淀、张家口等处口岸，向来设委员分驻稽查。近年监督所派委员未能一律在局住宿，一切公事都由家人、书吏经手，导致滋生弊端。应当紧急申明旧章，由监督命令分司税口委员轮班住宿，督同书役、家人认真办理，以消除积弊。各口委员，每处只需四员，由正副监督各派二员，以免人浮于事。

一、京城十三门，向来监督只派家人、书役分驻巡查。但各门距离较远，委员耳目难以周全，导致有勒索、刁难等弊端。拟请以后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右安、永定、德胜、西直、阜成、右便、广安、右安十三门，均由监督挑选廉勤人员，每门二员轮班住宿稽查不准旷违者参处。所有十三门委员所需的饭食津贴银两，由监督酌情筹给，奏明办理。

一、海巡应当调派营弁。海巡向来使用家丁，世家大族世仆老练，或许不敢肆意妄为。近来仕宦之家，大多招募派。

一、海巡只知道借端滋扰，得财卖放，比比皆是。未革除偷漏之弊，徒增勒索之端。营弁终究是官属，尽可行文步军统领衙门，调用该衙门巡役清册，点交给该弁。该弁也可获得海巡津贴当差，并可勤奋立志。倘若仍不得力，即由该监督自行参劾惩处。

一、光绪九年，给事中楼誉普上奏：崇文门海巡，请按名发给号衣、腰牌。后来该衙门上奏称：如果给予号衣、腰牌，反而恐怕倚仗有官物，四处招摇，流弊更甚，且对密查偷漏，更加多有阻碍等语。私下认为，该巡役若无号衣、腰牌，则倚仗无查考，肆意妄为；若有号衣、腰牌，则奉命缉拿，被拿者既不敢拒捕，往拿者也不敢诈扰。至于巡役藉词密查，实在搜求攫取无所不为。仍请命令该监督，将巡役每名各给号衣一件，并发给印花腰牌，均写明某门海巡姓名有讹索者，准商民指名禀告追究，庶几真伪可辨，而棍徒蠹役不能冒充。如有伪造号衣、腰牌，冒充巡者，严行究办。其制造号衣、腰牌的经费，准由盈余项下开销。至于巡役向来没有定额，散漫无稽，无法追究，拟请命令崇文门监督，将巡役酌情定

译各门的定额人数，每门各有多少名，务必统计十三门的总人数，造册上报户部查核。此后每逢年终造册上报户部，若有人员更换，随时上报。

译条例规定：各关卡征税的科则，责令主管官员详细刻制木榜，竖立在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员将税则刊印成小册子，每本定价二分，听任行户颁发遵照。倘若主管官员不设立木榜，或将小字书写悬挂在偏僻之处，企图操纵税额高低，一经查出即参劾治罪。又条例规定：已废除的税项，一概刊榜晓谕等语。如今崇文门未将税则及已废除的税项刻榜竖立，地方官员也未将税则刊印颁发，致使商民无从知晓，亟应申明旧例，略加变通。所有的征税科则，应由该监督认真详细刻制木榜，其中条例规定免税的货物，逐款列明，另刻木榜一并悬挂。税务衙门门外以及十三门和各税口，均由该监督将商税则例、现行比例增减的新例及免税各条刊印成书，于每年八月初三日监督到任后发给各行户、经纪每人一本，使商民共见共闻。刊榜印书的经费，准许从盈余款项中开支。

条例规定：乾隆四十九年奏定：丁梨、脆枣是最下等的物品，不过是近京所产，即使有兴贩，也仅限于肩挑背负。此后应豁免税银，以便近京小民有所补益等语。此后除水梨属于客货，仍照例收税外，至于近京西山等处所产的丁梨，无论是否肩挑背负，应一律免除送务征税。芦沟桥及各门也不准私收税钱、饭钱，违者予以惩办。

条例规定：关卡商民纳税，填写收税红单两张，一张给商人收执，一张送部查察。如有不给红单，或纳银数多给票数少，以及私自撤回红单、多征勒索者，允许商民首告究办。此后崇文门收税，拟请使用三连票根，一张给商人，一张存留该衙门，一张送户部，以备稽查。如有前述情弊，一经商民首告，照例究办。

条例规定：崇文门税课令，本商自行完纳，若货到而本商未至，准许店铺代报纳课等语。但往往有数家的货物，该行到税务呈递验片，只写一家字号，容易滋生弊端。此后货物报门，无论数家共一货车，总必须各分各单，不得数家并作一单，只写一家字号，致使牵混。至于各门每日送务的手本，也必须将各铺字号一一分写，不准笼统含糊，以杜绝行户影射漏税及巡役蒙混诬拿等弊。

一、行次，是重责成也。商贾纳税，必由行次办理，原是为了事期简易，责任有所归属。但日久相沿，竟成了作弊之首。平日串通本地书吏，临事贿赂嘱托验货家丁，卖放营私，视为常事。而该衙门所办的漏税案件，不过偶尔抓捕一两个贫民，或是背负私酒的，或是卖蛋的，反而以此扑打以显示官威。行次的弊端，反而置之不问。因此应当饬令奏报，委派司员随时逐行详查。倘若敢仍前作弊，立即严惩，不可稍有轻纵。

一、崇文门抓获漏税客货，该委员过堂时并不说明罚银数目，辄先令画供认罚。待画供后，委员在原供内批罚银多达数百两、数千两，交由坊押勒缴，实在不成政体。拟请饬下崇文门监督：此后遇有应罚之案，除按照条例规定的倍数拟罚外，务必先将应罚银数告知该商，并在供词内写明，令其心服画供，不得刑逼勒罚。所罚款项既有限制，商人百姓方能呈交罚款，也不至于虚悬无着。每月实收罚款多少，分列货物款项、案由、分驻本税银多少、罚款几倍银多少，明示于税务衙门门首，咨明户部，以儆偷漏并便于稽核。

一、崇文门照例验货纳税放行，不准刁难勒索。此后每日各门送到的行李货物，务必无论天晚，必须当日验完，不准押送客栈，延至次日才验。违者即将委员、监督参劾处分。

一、崇文门监督到任，向来是出示晓谕，严禁官店。至于每日送务未经验完的行李货物，押送店内，有押至数日之久的；抓获的漏税货车，有押至数十日之久的。无官店之名，有官店之实。这些店铺串通差役，借机渔利，商民受累不堪，是历年未除的积弊。此后崇文门附近客栈，如敢容留送务交押的车辆，准许被押之人赴城喊控，即由该城监察御史将委员查明参劾处分，并将该店勒令封闭，店主从严惩办。以上各条，或参酌旧例，或酌拟新章。总之，立法必先防弊，任事尤贵得人。应请示下崇文门监督，随时督饬委员，认真办事，实事求是，以期国课民生两有裨益。所有酌拟崇文的税务章程缘由，谨恭折具陈。

查明梧州关税病商实情并厘剔一切弊端疏。光绪十二年，张之洞。

臣张之洞于光绪十年六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闰五月初七日奉上谕：有人奏称广西梧州关税加费过多，请饬令永远全裁。

译等语；又有人上奏称广西积弊太深，亟宜剔除，呈递一折等因，奉此圣旨。当时臣张之洞曾咨会前任广西巡抚潘鼎新，据实查明并会同上奏，多次发札命令广西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会同查办，均有案可查。潘鼎新始终没有一字回复，广西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回复称：潘鼎新在光绪十年上奏，将梧州关口的公费解交省局，但很久没有抄录奏折咨会臣张秉衡。潘鼎新在担任按察使期间，因广东事务紧急，奉旨驻扎龙州办理后路事宜，随即蒙恩命暂代巡抚职务。又奉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上谕：关于张曜上奏广西被水成灾，拟筹赈款的奏折等因，奉此圣旨。经臣张秉衡先后提取充作赈款，一面恭录转行署理广西布政使庆爱、署理按察使沈康保查办。关于梧州关口一案，经臣等多次委派官员秘密查访，广西委派知府黄宏藻，广东委派直隶州知州陈占鳌、通判徐敦诒、降补知县杨铨、光盐大使周志端、从九品张祖恩，先后分别秘密查办，并会同委派奏留差遣的河南候补道朱寿熔再次确切查办，会同广西布政使、按察使两司核议后禀报回复。现在据回复称：查原奏内称梧州府关税自咸丰七年之后加抽经费，是为了招集乡勇保卫地方起见，凡往来货物在正税银一两之外加抽银一两，每年合计约加抽银四五十万兩，均只收银而不给票据，肆意侵吞渔利，无从查考。加征过多，请求饬令永远全部裁撤一节。查梧州关口加抽经费，实系咸丰初年艇匪、土匪肆意骚扰，前任梧州府知府陈瑞之招募勇丁剿捕，经费无处筹措，召集商人商议，按货物抽捐以供勇丁费用，竟然有税费相等的，有费多于税的。后来贼平定勇丁减少，而经费依旧，商人屡次为此进言，于是减去旧数的一半，先设分局十二处，陆续裁撤。光绪六年又将木只分局裁去，或由粤东会馆经费局抽取，或由水旱两关带抽。现在经委员改装易服，前往向来往商民分别秘密查访，或假装商贾赴关纳税，或暗中搭货船观察其收费，并传讯该局司总梁宝琛等人以及平码馆商董东茂兴、公昌、聚丰信、全昌等，调集水旱关及各账簿、书巡等私簿互相参核，计算该府每年所收经费约银十万两有余，实无三十万至五十万之多。该府自战乱之后，正税未能足额，即以经费拨补。另外广西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道衙门办公经费不足，历年从梧州关口经费项下拨解公费，此款早年出自税收盈余，后因战事兴起税收短缺，改在经费内动用。从前是每年三万两，此外虽有节寿之说，收与否视乎上司。光绪十年减为二万二千两，裁去皮节寿，余下的作为该府路勇两营及护关扒船的饷费。只是查历年经费之数，官家收取虽不过十万两有余，而商人所费实不止此。吏胥、巡役、家丁、地棍、船户浮收包吞，都不可避免。虽然没有档案账册可查，但追查出书巡分银底账及船户木商充经费底簿，按月核算总数，约略可知。约计每年大概收银十七万两，实为商民巨大负担。此外还有因头一款，是原奏所未言及的。此款系由书吏算船估税而起。规定榷算米数豆麦各船的方法，以长一丈、广一丈、深五尺为一因，一因五千斤，五因共作二万五千斤（此处原文“五因一因五千斤”似有衍文或笔误，依常理及下文推断，应为每因五千斤，五因即二万五千斤）。其他货物二三因至七八因不等，皆有定则。书吏欺骗愚昧商贾，如米则说例应七因，今私下让为六因，应纳使费若干，所以叫因头。商人恳请关吏不要报足十成，甘于在税外私纳规费，名为让减一因，实则暗增一因。起初商人贪图隐漏，后来关吏沿袭旧例多求，既害商，也兼害税。计暗加因数每年约银二万两，私下所得因头每年约银五万两，是书巡幕丁所得。又有外费一款，是书巡府差人等所得，每年约银六千多两。又有现费一款，乃上下水零星货物，如缸瓦、挂碎、爆竹、彩钱、笔竹、木梢等款，都是例不收税之物，系查船巡丁所得，每年約银五千两。又有柴火银一款，乃无税无偿之物，每柴一束收钱一文，系充该场日用，每年约银一万三千两。合计起来，正税尚属有限，而商贾在正税之外，所费达二十多万，商民怨苦，实在不能忍受。蛀虫纵横，人人想染指，情弊之深，至此而极。

译查该厂经书七名，算房七名，税房十名，即在官银匠巡役四十四名之中，正总四名，也称签子手，也称尺手，书巡都是五年一换。经书、算房、税房及正总更换时，各自缴纳充任费用一千两上下不等，这一条最为各种弊端的根源。查梧州一区，既有按规定设立的税厂，又有厘金总局，又有经费局，一天之内三次征税，百两的货物完税达到十分之一，实在是祸害商人的苛政。况且经费局一项，商民花费达二十多万两，国家并不能使用其中一分钱，尤其出乎情理之外。征敛越重，商贾越困顿，逃避走漏、勾结影射的情况越多，广西西部税厘大局将不可收拾。自应将经费一项立即裁免，抽收以缓解疲困的商人而保证正饷，并将该府所招募的两营勇丁全部裁撤，以节省浪费，由广西另行派遣防营驻守梧州巡查弹压，令该府在征收正税时自行竭力稽查征收，不得借口缺额另图弥补。从前该厂征解税项，是前后递推牵搭，淡季旺季不均，有的淡季所解极多，有的旺季所解甚少，应改令按照定额每日摊解，以免借口赔累。此后该厂征税都按定则估算，不准浮加一分，其余吏役私收的因头分费、现费等项一律严加清除，永远免除商累，并刊给三联印票，分别存档、发放、上报查核。其厂书巡役的充任规费一概禁革，但根蒂不除，弊端决不能断绝。应将厂书、算房、税房、签子手、尺手等名目和年限一概革除。厂中查船、核算、书写、记簿都改用司事，签手、尺手改募巡丁。现在没有报部额缺充满年限，即可随时另募，随时更换，才可以杜绝贿赂充任、贪婪勒索的弊端。但向来各项人员仰仗此厂生存的不下数百家，此次裁除太多，如果不酌情筹定饭银限定数额，必致另开需索刁难的弊端，防不胜防，甚至包串漏税，反而亏空正款。拟令按正税数额，每两只许收饭银五分，分给司事、巡丁等一切人员都包括在内，不准多取分毫，也不准另立名目。查梧州厘局向来有商捐三江缉捕一项及盐包小厘一项以养护商扒船，每两五分，每年约一万二千两，现经臣秉衡命令将此项缉捕委员勇役扒船全部裁撤，另派水师扒船巡护。缉扑盐包捐项全部免交，计算以此项抵充税厂饭银，每年商民还可少纳银七千余两。此外货船一只收红单银一钱，有挂号钱上水一百文、下水二百文，有收旗钱三十文，都是散役差艇所得，数额很小，应准许都仍其旧。又查上项所开柴火银这一项销路很广，收取很少，积累很多，无税无费，尚不至于成为商民的负担。这一项一万三千两就遵旨提充公用。查广西乡闱经费按规定支出仅一千九百余两，不足很多，向来由各州县派捐银一万四千余两，其余从外部筹补，各属贫困难以支撑，应即在此项内按年提银七千两解存布政使司库备用科场经费，以后各州县应摊派的闱费立案永远免派。至于旧日院司道公费二万二千两，原是办公所需，臣秉衡及司道等均未提取作私用，但现既停止抽取经费，不宜累及该府，只有极力节省，拟裁减一万六千两，即用柴火银余款六千两分季解交善局分充巡抚、藩臬、盐道等衙门办公所需，并将此次裁革减定的各项数目榜示在该厂十里内外，并勒碑于水陆通衢，人人共见，永远遵照执行。计算税费都按例定方法征收，一项裁减约二万两，经费一项公私裁除约十七万两，因头一项裁除约五千两，外费现费两项裁除约共一万两千两，缉捕捐款、盐包小厘两项抵充饭银外裁减约一千余两，总计此后商贾经过梧关的每年约可省银二十五万两。如果有浮收勒索超过定章之外的，被人告发或经查出的，严行参办，并严禁梧州府永远不准馈赠上司节寿，如有私送私收的，与受者一律参处。

又原参奏内称，广西藩司衙门有吏一房、二房，向来由广东肇庆府黄姓充当，而作弊以吏一房尤为严重，盘踞日久，视缺分的肥瘠，索取规费一节。查广西正职佐职各缺原有详定轮委、酌委章程，前任藩司张梦元谨小慎微，在任时每当有缺出，必详核轮委、超委名册，照章办理。现署藩司庆爱依据定章，偶尔有人地不宜的，改为酌委的，随时禀由臣秉衡酌定，才悬挂牌示详委，传到各员当面给予委札，不经书吏之手，官场并无闲话，似乎没有延搁索规的弊端。至于补缺本有定例，无论酌补、轮补的缺，都详由臣秉衡悉心核定，分别题奏办理。又有官员缴凭，按规定应在到任后扣明程

译限制，是否有超过期限的，具结列批送交各司，按季度汇总缴纳，其间若有声明错误、驳查更正，导致稽延，也是常有的事，并没有半年后才缴凭据的情况。藩署吏一房的书吏，前任藩司张梦元到任时查阅卯册，发现姓黄的居多，且籍贯多为肇庆的，已经分别更换。吏二房的书吏经查没有姓黄的人。署理藩司庆爱随时访查各书吏，尚无弊病，其中任期届满的，一概撤换，一旦有弊端，立即革职究办。又原奏内称，广西厘金各卡口，自桂林顺流而下，省城上下关两卡，阳朔县城一卡，平乐府一卡，昭平县城一卡，梧州府三卡；自梧州府溯流而上，则到藤县一卡，蒙江一卡，平南县白马塘一卡，大乌墟一卡，桂平大隍江墟一卡，浔州府两卡；又自浔州府分南北河溯流而上，南河则有横州南乡墟一卡，永县城一卡，南宁府三卡，宣化县三江口一卡，右江平马墟一卡，百色城一卡；北河则到武宣县属浊水河一卡，柳州府两卡，融县长安墟一卡，古宜一卡，庆远府怀远镇一卡，都是大河船只常经之处，其余穷乡僻壤私设的卡口尚难尽悉。各卡有督办、帮办、委员司事、尺手巡丁，除耗费侵吞外，报解不过十中一二，剥削商民，应在府城旧设厘卡，酌情裁并。其外卡，除择要者酌情留一二处，其余一概删汰。这一节，查广西地瘠山多，舟楫可达之处，才有商贾聚集，因此开设厘卡，都在滨河口岸。而四境多与云贵、广东、湖广等省连界，支河歧出，并无扼要的总口可以归并抽厘，不得不于桂平、梧州、浔州、南宁、百色、柳州、庆远等府属沿河市镇设立正反各卡，或管抽收，或司查验。设卡的数目虽似较多，实则杜绝绕漏，并非节节重征。因为西省厘金章程，凡商民囤货发行时，抽取落地厘金一次；贩运货物由邻省入境的，抽取入境厘金一次；由本省运往邻省的，抽取出境厘金一次。无论落地、入境、出境，都只抽收一次，经过各卡验票放行，一概不重抽。办理多年，历久相安。除了水陆设卡之外，陆路只有泗城府属甸卡一处，稽查滇省绕道进入广东的货物。其余僻远地区，实无一卡。历来设卡的地方，必须先详细由抚臣批示，大张告示晓谕，才无抗违，更不能任意私设卡口。至于各卡有督办、帮办、委员、司巡等名称，则是根据厘金事务的繁简，分别酌情派遣。其应支薪水等费用，向来有定章，不能任听虚耗。历经查察整饬，将行为卑陋、声名平常的试用县丞蒋锡熊、吴桂森，从九尹鋆、典史葛森、徐溥、试用通判程铣，先后参革。并将开报含糊的通判陶用中，加平渔利的司事丁忧湖北巡检孙新原（即孙中裘）参革究办，在案。近年厘金数额，每年总在六七十万之间。广西贫瘠省份，货少商稀，抽数尚不短缺，似无侵蚀之弊。如果报解不过十中一二，则每年收数当在四五百万，从哪里有此巨款？所议裁汰厘卡一节，查前此给事中刘曾、戈靖先后奏请查办均经彻底查核，凡有可裁之卡，已遵旨裁去二十余处，无可再裁。前抚臣覆奏有案，臣等也知道抽厘是不得已之举，如能随时裁撤，以爱惜商艰，原属善政。无奈边防紧迫，饷需紧急，广西别无筹款之处。惟有仍请循旧办理，严饬承办官员，倍加谨慎，力杜烦扰，容待时务渐缓，再行体察情形，酌情议定裁并。

译又在原奏中提到：州县案件积压未决的太多，等待对质的人一概被关押，书吏差役私自拷打，停止供给粥饭，必定要勒索诈骗得逞才肯罢休。炎热酷暑熏蒸，狱卒又不打扫，监狱中因此死于饥饿、拷打和瘟疫的人接连不断。主管官员规定按月上报期限，期望各州县大多只是虚文应付，当时案件仍然拖延搁置不办。这一节查各州县办理一切案件，先前已经由升任的巡抚张树声按照直隶清理诉讼的章程，将积案、监禁、管押、逃犯四种分别管理收押。除了在四柱账目中按月册报，还专门委派官员将各属地的月册逐案详细审核，随时督促审讯结案，分别评定功过。自理词讼一案，原告、被告、证人，或者证人至多两三人就停止，令头门外悬挂粉牌，将在押人员姓名、案由、月日以及有无刑具逐一记载。倘有私自关押、私自用刑，准许该家属喊冤禀报，并由省里随时委派官员秘密查访。如果并未悬挂牌示以及开报不符的，予以惩处。臣秉衡出身于州县，在体恤百姓这一方面，时刻谨慎在意。先前在按察使任内，深怕各州县有名无实，又经过全面查访各属地未结的各案，应当办理的依期限详细办理，应当释放的取保释放。各州县陆续禀报遵行，虽然才能长短不一，尚不至于拖延搁置不办。那些等待对质的人分别取保等候审讯，并非一概关押，严厉命令各州县清查监狱，不让狱卒勒索凌虐。曾经委派官员秘密查访，分别惩罚警示，尚无十分荒谬的情弊。至于署理按察使沈康保到任后，仍然不时严加查催。只是州县断不能人人勤勉明察，差役更不能忘情于虚伪欺诈，只有随时秘密查访，随事重惩。有被控告及查出的，决不宽贷，或许可以减少冤民。这又不是章程公文所能奏效的。据该司道等先后查明议拟，分别禀报回复前来。臣等复查此次命令查访的各节，以梧州经费为最紧要。此事先前曾经言官论及，此次奉发的片折都论及此事，其为害商人、残害百姓，也可以想见。此次臣之洞委派官员前往查访，书吏巡捕等许诺以重金贿赂，加以恐吓，该官员坚拒不听，于是便造谣中伤陷害，希冀撤回。臣等察知其狡诈阴谋，不为所动。那么积弊之深重，查访之艰难更可以概见。现在已经裁撤经费局，革除厂局书吏签手，裁减公费，禁止节寿馈赠。更改章程的案件，刻石永久遵守，应当对体恤商人、保障饷银都有裨益。丁忧的梧州府知府梁俊，未能禁止书吏差役多取，为害商人，屡次命令查访，仍不执行，据实禀明查禁节省经费充公，罪责无可推辞。只是经费局历经沿袭，弊端积重已久，不便专责一人，导致偏枯，况且该知府平日居官尚能办事，似乎可以量予从宽。相应请旨，将梁俊降补为同知，以示薄惩。其严禁藩署书吏盘踎把持，以及整顿厘务、清理诉讼监狱各节，均系实在情形。至于光绪十年梧关解存的公费，臣秉衡与西藩、臬两司及盐道俱系存入局中充公，并未移作私用。臣秉衡上年先前已经奏明提取作为赈抚水灾之用，在案。十一年臣禀衡等人的公费也已遵旨提取解送。再此件因为臣等六次委派官员秘密查访，才得以查核详实，且须察度情形，会同商定章程，所以覆奏较迟，合并声明。

请饬禁抽收赌款疏

邓承修

窃以为广东赌风最盛，向来有闱姓、番摊、白鸽票、花等名目。近年番摊、白鸽票、花会经过督抚大臣明令禁止，虽然未能尽绝根株，尚不至于设局开场，抽收经费，像闱姓一事那样。查闱姓之赌，起自机房平民，渐渐相率效仿，流行于省会。经过前巡抚郭嵩焘罚缴款项，以资津贴，奸猾百姓因此藉端禀案，抽缴经费，巧立“榜花”名目。每届乡会科考及岁科两试之前，设局投票，每票限写二十个姓氏，以中姓多少为赢输。其投票的资金，则自一分一钱以至盈千累万。其投注之处，则自省会以及各府州县穷乡僻�。其投注之人，则自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贾、妇孺走卒，无不倾尽所有，各存侥幸心理，希图一掷以致倾家破产，歇业潜�，甚而服毒投�，卖妻鬻子，凡此之类难以尽数。尤其骇人的是，每逢科考之年，谣言四起，或说某姓已通关节，或说某姓已托人情。其岁科两考，千方百计钻营，有姓氏未登票内，或经取录，则给予多金，怂恿其不去复试，或寻找其瑕疵，激怒大众禀告攻击，否则有贿赂之故犯场规，甘遭摈�的。至于武闱乡试并无糊名，其监�等弊�更难�指。以国家选拔人才的典礼，作为市�赌博的资金，阻�寒士登进之阶，启�官绅贪污之�，立心之险，设局之奇，竟有如此者。伏思粤东素称富�，自红�构乱以来，�经兵�，贾�萧�，民生凋�。该督抚大臣留心民�，各赌具已行明禁，独�闱姓未经裁革。其

译起初是借着罚款的名义，随后又以抽取成例为借口，在这位总督和巡抚的心意中，不过是因为经费短缺，借此作为补贴罢了。哪里知道它的危害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呢？

番摊、白鸽票、花会等各种赌博，大都是市井中无赖之徒中最恶劣的，稍微懂得自爱的人还不愿意参与。至于闱姓，则是公然设立赌局，明目张胆，倚仗官府作为护身符，即使是父亲和兄长，又怎能约束他们的子弟呢？

败坏风俗，损害国家，祸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禁止赌博，朝廷明明有法律条文，如今官府却亲自抽取税款，这还成什么政治体制？

即使假设有利益而没有危害，臣愚昧地认为也不可以。所获利益无几，而留下的祸害却如此巨大，如果不尽早禁止，恐怕科举考场会因此发生事端，必定会酿成重大案件；百姓会因此陷入贫困，必定会流落成为强盗。其中的弊端还有不忍心说出口的。

这样如何能够向上回应我皇上爱护百姓、选拔人才，勤勉追求治国安邦的深切旨意呢？应当请求圣旨，命令广东总督和巡抚，迅速裁撤抽取闱姓赌款的制度，发布告示严格禁止，以严肃政治体制并杜绝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