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三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三

工政六·水利通论

南北两路山水总叙，伊犁总统事略。

松筠

新疆境内的山脉发源于岭，自西向东延伸，其中天山最为巨大，即《汉书》中所称的祁连山。天山的南麓是土鲁番、哈密；北麓是巴里坤。然而山脉跨越数千里，重岩叠嶂，因地而异其名，最著名的在北路：如伊犁的额琳哈毕尔罕山，塔尔巴哈台的楚呼楚山，乌鲁木齐的博克达山；在南路的要地：如喀什噶尔的玉斯图山、阿尔图什山，叶尔羌的密尔迪山，和阗的桑谷树山，雅乌什的贡古鲁克山，阿克苏的穆苏尔达巴罕山，喀喇沙尔的博尔图达巴罕山，都是其分支。盛夏时节积雪不消，俗称为雪山。新疆各水分流而异向，南路的水都向东流，出自南北山中：如喀什噶尔的乌兰乌苏，叶尔羌的玉河，和阗的哈喇哈什、玉龙哈什二河，乌什的瑚什奇，阿克苏的浑巴什，库车的渭干，喀喇沙尔的开都，全都向东汇入土鲁番的罗卜淖尔。凡是南北山积雪融化之水，都流入其中，沉滞蓄积并伏流于地下，即古代的蒲昌海。北路的水，如伊犁诸河多向西流，塔尔巴哈台的额尔齐斯诸河多向东流，乌鲁木齐的玛纳斯诸河多向北流，有的归入淖尔，有的流经苇湖，有的伏入沙碛，以及雪融汇合之水很多。伊犁的山有格登山，在城西南一百多里；有额琳哈毕尔罕山，在城东北部，哈什河接连围场山阴一带，大约三百多里；有阿布喇勒山，在城东二百多里，哈什河东一带与乌鲁木齐的博克达山相连；有阿勒坦额墨尔都图山，在城西北部四百多里；有塔尔奇山，在城东北部一百多里；有崆郭罗鄂博，在城东北部五十多里。水则有伊河，靠近城南绵延一千多里流入哈萨克游牧区；有哈什河，在城东北部二百多里；有崆吉斯河，在城东七百多里。这两条水即是伊河的上游；有特克斯河，源头在城南隔山三百多里，向东流然后向北，再向西，也是伊河的上游；有奎屯河，有策集河，有萨马尔河，都在城西北部三百多里；有霍尔果斯河，在城西北部二百多里；有察罕乌苏山泉，在城北部二百多里；有阿里玛图河在城北部二百多里，此外从东北到南，还有乌哈尔里克，有辟里沁，有济尔哈拉，有博罗布尔噶苏，有察布查尔各河，汲取水灌溉，广泛利于屯田。有赛里木淖尔，在城东北部隔山二百多里，属于察哈尔游牧西南一带，又有特穆尔里克，有格格，有哈尔奇喇，有察林诸水，都供游牧使用。凡是境内的水，都朝宗于伊犁河，只有赛里木淖尔不在此列。西南四百多里，鄂尔果珠勒及哈尔奇喇等哨卡以外，行走一百多里，有善塔斯大岭，山中多出产野物。怀疑《汉书》所说的岭，就是它的支脉。从善塔斯向西行走三百多里到达特穆尔图淖尔，其水面周广数百里，西北南三面都是山，山脚下都是布鲁特人的游牧区。沿岸潮湿的沙土，人们用来熬炼铁。特穆尔，翻译为铁；图，是有；淖尔，是海子。说这水产铁，所以以此命名，并且出产大鱼。从淖尔南岸越过巴尔浑大山，海塔尔垓河逆流向上向东南，越过大山可以到达回疆乌什。这水向西流归入纳林河，进入安集延。从淖尔南岸到塔尔垓河，共行走三百多里。西南经过察奇尔图大山，经过穆苏尔达巴罕西麓，由此向西，仍然经过布鲁特游牧区，又行走五百多里到达铁里冶克山岭下二十多里。向西转而向南，由南而东，共行走四百多里到达喀什噶尔。穆苏尔达巴罕，是冰山，在伊犁南界。从伊犁向西南行走一千五百多里才到达山脚。说塔尔巴哈台的山，则有塔尔巴哈台，又名楚呼楚，在城北一百多里，有巴克图山，在城西七十多里，有珠尔呼珠山，在城东北部二百多里，有霍博克萨里山，在城东二百多里，有达尔达木图山，在城东南部五百多里，有巴尔鲁克山，在城南二百多里，有格德苏山，在城西南部五百多里，有绰讷库图勒山，在格得苏山以东。水则有额弥勒河，在城南三百多里，有固尔图河，在城东南部二百多里，有额尔齐斯河，在城东北部七百多里，与科布多以此河为界。有噶桑淖尔，在城东北部五百多里，为额尔齐斯河所汇聚，又有噶札勒巴什淖尔，在城东部四百多里。有额宾格森淖尔，有阿克图琥勒淖尔，在城西南部哨卡以外。有札噶苏淖尔，在城东北部靠近额尔齐斯河。此外也有泉源，诸水都供屯田和牧养使用。

从伊犁向南到乌什，

译这里有贡古鲁克山，位于城北二百多里；有巴什雅哈玛山，位于城西南一百里；有雅满素山，位于城西北二十里。水方面有毕底河，源自布鲁特游牧地，向东流分为两支，南边一支又分为三股，再向东流汇合为一，与北边一支汇合后向东流出边境。官屯和回庄的田地，都依靠它灌溉。喀什噶尔的山，有玉斯图阿尔图什山，位于城西北九十多里；有穆什山，位于城西北一百五十多里；有塔什密里克山，位于城西南一百五十多里。这三座山山冈相连，翠绿重叠，环绕三面，直接延伸到英吉沙尔。山上多有积雪，春天融化后供回庄灌溉。水方面有伊兰乌瓦斯河、图舒克塔什河、乌兰乌苏河、霍色尔河、泰里布楚克河，各条水流最终都汇入乌兰乌苏成为大河，回民的田地也依赖这些水的灌溉。下游汇入叶尔羌、和阗等地的水流。英吉沙尔的山，与喀什噶尔相连。其水有图木舒克大河，从东边的布鲁特流到城南，宽四五丈，到沙梁处架设木桥以便行人渡河。回民开渠引水灌溉田地。叶尔羌的山，有密尔迪山，位于城西南二百多里，出产玉石；有玛尔瑚鲁克山，位于城西南四百多里，出产玉石。又有一座大山，在叶尔羌西南，与密尔迪山相接，陡峭突出，峰峦层叠，广阔无际，回人称为塔尔塔什达巴罕，怀疑就是所谓的岭。水方面有玉河，从密尔迪山流出，南支分流进入和阗。和阗境内正南一带的山，与叶尔羌的密迪尔等山山冈相连不断，都覆盖积雪。水方面有哈喇哈什河，本名桑谷树雅；有玉陇哈什河；有哈琅圭塔克河，都多产玉石，且供灌溉田地。阿克苏的山，有穆苏尔达巴罕，位于城北五百多里，即冰山。这是伊犁、阿克苏南北两路的必经之道。有滴水崖，位于城东温巴什地方；察尔奇克西南六十里有铜矿。有盐池沟，位于鄂依斯四十里，产铜。水方面有浑巴什河，位于城西五十里，库车以北一带也是雪山。有丁谷山，位于城西北一百多里；又城北一百多里有山，产砂。水方面有渭干河，位于城西一百多里，源自北山。流出后环绕城东南流，回庄多引渠灌溉田地。喀喇沙尔的山有博尔图达巴罕，位于城东北一百三十里；有着勒土斯山，位于城西北一带，接连雪山，回环千里。那里水草丰茂，土尔扈特、和硕特两个部落在此游牧。水方面有着勒土斯河，位于着勒土斯山怀抱中；有开都河，位于城西门外五里，源自大雪山，流经喀喇沙尔城西，水势很宽，回人引渠灌注田地。有布古尔苇湖，位于城西四百多里，湖上有一座土桥，是西入回疆的咽喉，即《汉书》所说的土桥之险。凡是自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英吉沙尔、乌什等地从东北而来的人，都在这里渡河，除此之外别无路径。土鲁番的山，即天山东北边界，巴里坤西达穆苏尔达巴罕，再向西直到岭，绵延数千里。水方面有罗卜诺尔，位于城东南五百多里，其沼泽周围数百里，是西域东南的一大泽薮。中间有两处回庄，人家各四五百户，每年进贡水獭皮九张，设置六品伯克居住管理，归土鲁番管辖。这罗卜诺尔普遍接受西域回疆各水以及雪山冰山融化的水，停滞不流而渗入地下，向东南到达西宁所属番目那本错多玛的游牧地。有山名叫噶达苏赤老，水流出成为黄河，经过星宿海，即青海南岸向东流至西宁一千多里，详见《御制河源记》。古人所说的河出昆仑墟，大概是因为天山岭及穆苏尔冰岭一带蒙古语称为崑都仑，快读则为昆仑。那罗卜诺尔汇聚的水，无非来自天山岭，只是从罗卜诺尔伏流地下，到噶达苏赤老才出现，这就是黄河的源头，有人误以为罗卜诺尔就是星宿海。哈密的的山，即天山最高处在城北一百二十里，山的北面是巴里坤三百多里。水方面有柳谷水，位于城东北，源自天山，借以灌溉田地。

译水利议延陵处士集

吴麒

水利的废弛与兴办，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极大。就天下的水利而言，漕河最为重要；就江宁一省的水利而言，震泽最为重要；就云间一郡的水利而言，黄浦最为重要。这些都是应当疏通而不应当堵塞的。然而黄浦的通畅与堵塞，不仅关系到一郡，也关系到一省，更关系到天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黄浦是松江府的大河，吞吐潮汐，宣泄泖湖和淀山湖的水，田地依靠它灌溉，沟渠依靠它通达，国家的人都知道，不必再说了。但是震泽有数万顷，位于江浙七郡的中间，接纳七郡的水流汇入大海。自从历代以来，都依靠吴淞江宣泄，现在吴淞江堵塞，专门依赖黄浦作为入海口。如果黄浦稍有堵塞，那么七郡都会沉没。所以说关系到一省。江浙七郡，是财赋的重地，朝廷的外库。一个县所缴纳的赋税，足以抵得上其他地方的几个郡。如果黄浦不治理，而大雨成灾，湖水震荡，那么国家财政没有依靠，户部尚书就会因缺粮而晚食。所以说关系到天下。如今七郡山溪的水，全部汇入震泽；震泽的水，全部流向黄浦。水流急而加深，海潮虽然浑浊，不能堵塞，在大势上本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松江府所担心的不在黄浦，而在支流的堵塞。海潮从黄浦进入，分流灌溉百川，泥沙浑浊，只有黄浦的力量足以冲刷泥沙，而支流细小微弱，泥沙一天天地堆积。所以从上海以西，沿着吴淞江的岸边直到青浦，从东芦到米墅，有十七条港；从上海以南，沿着黄浦的北岸直到郡城，从龙华到官绍，有十五条港；沿着黄浦的南岸直到金山，从马家到米市塘，有三十条港。大体上都是淤塞浅狭，有的比原来减少十分之一二，有的减少十分之三四，有的减少十分之五六，严重的甚至和平地一样了。从前上海的田地本来多种水稻，自从都台乌泥泾逐渐变浅，不足以灌溉田地，于是上海的田地都种木棉和豆类。每当秋粮开征，就到华亭买米，民力非常困苦。华亭东南十五、十六保各处，也是稻田。自从陶宅逐渐淤塞，那里的百姓只吃麦粥，年年有饥荒的脸色。如今从闸港、金汇、横沥各塘以南，其间大镇有几十个，村落以千计，田亩以百万计，依靠灌溉的，经向的水流有四条，纬向的水流有十二条。现在被潮泥淤填，细流像丝带一样，有远见的人无不寒心，认为几年之后金山以东，大体上都和上海一样，不再有稻田了。上海失去水利而种植花豆，那么一郡肥沃的土地减少十分之三；如果金山以东再失去水利，那么一郡肥沃的土地减少十分之五，将怎样支撑赋税而充裕民生呢？这不能不急着研究。如今的计策，开浚固然不可迟缓，但是尽力开浚，暂时得到通畅便利，而海潮日夜两次到来，每次潮水沉淀少许泥沙，一个月就满一寸，一年就超过一尺，几年就达到一丈，形势又将变成平地。我私下认为开浚之后，应当在古人设置水闸的地方依旧设置水闸，以阻挡浊流，潮水退去就开闸，潮水到来就闭闸。那些水口太直的，应当使其弯曲，减弱潮水的力量。疏浚塘河的工程，每年冬季执行疏浚，不要成为虚文。与其一时耗费巨大，不如平时逐渐修缮。这是草野百姓对家乡的计划，而像史超、召信臣那样的人，神明贤良的官员所乐意听见的。

秀州水利纳泄泖湖考

顾广誉

水有上流，有下流。上流，是水的来源；下流，是水的归宿。以秀州的水势来说，最上流就是杭州府临安县西五十里，在县城北四十里的东天目，以及湖州府安吉州西南七十五里的西天目。最下流就是江苏松江府上海县的大海。但是西天目在湖州的部分，大多汇合各水流入太湖，而通过运河流入秀州境地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只有杭州的东天目和武林各山的水，通过上下塘河依次从西南向东北流，而秀州确实全部接纳。大海固然是万水的归宿，但一定要由东泖进入三泖，由三泖进入黄浦，然后又由黄浦流入大海。上流不是人力所能施加影响的，而三泖、黄浦又在华亭境内，潮汐往来极为汹涌，可以不用担心其淤塞，应当深入考察的是东泖。查考志书，秀州的水向东流出会龙桥，分为两支：一支由汉塘到平湖，一支由魏塘到嘉善。由汉塘向东流的，汇合胥江、陶泾各水，汇聚为当湖、海盐、鸬鹚、上值、黄道各湖的水，合流向北，经过柳庄、独山、乍浦各塘的水流入。向东北流由三泖进入黄浦。从魏塘向东流的，一支是华亭塘，向东是张泾，汇聚为风泾的白牛塘，汇合祥符荡、叶荡的水，会合章练塘向东流入泖湖；一支是冬瓜湖塘，向北流入夏墓荡，又向北流入汾湖，又向北流入淀山湖，向东直到黄浦入海。这是大概的情况。既然泖湖是秀州的下流，那么应当有排泄而没有接纳，但是有接纳的，为什么呢？

译因为大海有潮汐的缘故。这是天地间的巨大利益，是人力应当兴修、研究水道的人应当首先考虑的事情。过去议论秀州水利的人，只说观察地势，不如疏通各条水港，让水进来有门，出去有路，把这作为第一要义。这种说法确实如此，但在建国初年到乾隆年间，人力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罢了。如果现在，干旱时依靠泖湖来蓄水，水涝时依靠泖湖来排水，水利的关键，首先在于疏通泖湖。泖湖疏通了，那么天时的困穷就可以用人力来补救。秀州水用来排泄的地方，嘉善是张泾汇和风泾，平湖是泖浦塘和东泖。那些可以用来排水的河道，也可以用来蓄水。然而通过张泾汇和风泾排水的，地势迂回而缓慢，能影响到嘉善，不能影响到嘉兴、秀水；通过泖浦塘和东泖排水的，地势笔直而迅疾，能影响到平湖，也能影响到嘉兴、秀水。在嘉庆年间，泖浦塘、张泾汇、风泾都是汪洋大水。现在则大多因为海潮灌入，淤积成沙洲，每当潮水退去，船只搁浅停滞无法通行。突然遭遇水旱灾害，想要它的蓄水和排水完全如人意，能做到吗？所以议论秀州水利，没有比疏浚东泖、泖浦塘、张泾汇、风泾更重要的，而其中东泖、泖浦塘尤其重要。这与过去有所不同。大概乾隆以前，海潮只到达泖浦塘就停止了，没有到达当湖。所以乾隆五十年后，遵义王侯恒在东湖边建有问潮亭。等到嘉庆年间，海潮到达了当湖，等到道光年间，海潮到达了嘉兴、秀水。近年来又已经逐渐波及海甯的地界，水势的变化就是这样。水势与过去不同，那么谈论水利也与过去不同。上游有天目山、武林山，固然是秀州无穷的利益，所担心的是水势过于旺盛，干旱时又日益干涸。只有泖湖疏通，那么遇到大水时水流退去可以迅速，遇到大旱时水流到来有规律。然而如果不能在平时治理那些关键河口，像泖浦塘这些地方海潮逐渐侵蚀得更远，那里的填塞淤积必定更加严重。实在担心干旱时将没有水源用于灌溉，而水灾又将成为祸患。司马迁说过：“水带来的利害真是严重啊！”那么用来兴利除害的措施，怎么可以不急切地讲求呢？我谨慎地探究其源头和脉络，搜集所见所闻，写在这篇文章中，希望掌管民生的人加以选择。

译论东南水患，附论江西水患

李祖陶

天下的祸患有积累了几百年的，已经成了顽固的病症，到现在去治理，还来得及挽救；如果再迟上几百年，就会病入膏肓，那祸患就说不尽了，东南的水患就是如此。因为大江是东南地区的纲纪，凡是四川、两湖、江西、江南这六省的水，都流入大江然后入海。这就像人身上的肠胃，肠胃通畅，上面可以容纳饮食，下面可以排泄大小便，人就不会生病；否则积滞在体内，人一定会胀塞而死。道光甲午年，我在吉安府鹭洲书院教书，替张南山司马写《黄梅御灾录》的序言，说南方的纲纪有大江，就像北方的纲纪有黄河。黄河水挟带泥沙，性情容易暴怒，只有用堤坝约束水流，用水流冲刷泥沙，或许可以保全一时的安全。南方则是泥土松软，又处处石山高耸，沿江修筑堤坝来抵御水流的暴烈，所以水患时有发生，百姓也不至于流离失所。然而几十年以前，水患还不严重，近年却频频报灾，与黄河无异。这是因为辛卯、壬辰、癸巳等年份雨水过多，但是雨停了水却不立即退去，有的拖延到两三个月之后田地才干涸露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大江两岸到处围地造田，与水争地，所以导致洪水四处溃决而无法制止。而且蓄积两湖之水的，南方没有比洞庭湖更大的了，湖旁被人为围占，湖容纳不下而溢出到江中，荆州、沔阳于是处处成为祸患。疏通湖北水流的，北方没有比汉水更大的了，汉水从襄阳向南流，折向东到汉阳府下游，水面比上游狭窄，堤坝逼迫水流筑起，水涨起来无处宣泄，汉川、天门等县于是长期泡在水中。我在丙戌、丁亥、戊子等年份在湖北做学幕，跟随使臣的船上下航行，仔细察看情形，曾经作了一首七言古诗来表达我的意思，大意是说湖北不应该筑堤，没有堤坝则水势分散缓和，即使大雨也不会成灾。比如一杯水，固然担心它溢出；如果倒在大盘子里，就只见盘子而看不见水了。主人和幕府中的客人都对我的话感到惊骇，但最终没有人能改变我的观点。到了黄梅以下，则是长江、汉水与彭蠡湖汇合的地方，也就是《禹贡》所说的三江，水势浩大，超过黄河一倍，而到处围田，到处建房，江面逐渐狭窄，江水于是不能顺畅流动，况且土地全部开垦，沙土没有草根固坝，一遇大雨就涌入江中，江底也逐渐变浅。江面不宽阔则容纳的水不多，江底不深则排水不快，加上淫雨连绵，蛟龙怪异发作，水怎么能不横溢成患呢？黄梅处于其中，上面涌来下面逼迫，小小的土堤，一触即破。这就是韩愈所说的“拉紧绳子去拉断它，它断裂的地方必定有定数”。司马拿出全部力量为黄梅抵御这场大灾，固然不是一般官吏治理所能达到的，然而受职守的限制，也不过是眼痛医眼，足痛医足，至于洗涤肺肠，流通血脉，上面让咽喉可以吞咽而不致哽噎，下面让尾闾可以排泄而不致鼓胀，则来不及顾及了。将来他升任言官，或者持节坐镇一方，知道一定有办法来处理这件事了。那时我还没有与吴竹庵司马相交，文章也是统论东南，而不是特指江西。后来竹庵把他所著的《此君园稿》交给我勘校，看到稿中的文章，有与我暗中契合的。他记登新吴文昌阁，说文昌阁位于考棚之中，向西远望山影隐隐，渺茫地与天际相接，论述棚民开垦的勤劳，稻畦竹林与山势一起向上延伸，桑麻鸡犬好像在云端。然而地方全部开山剥皮，也破坏了山势而冲激，往往淤塞良田，填高了河路，沧海桑田的变迁，将会给几百年之后留下祸患。于是生计既然繁多，没有田地可耕，于是砍伐山林播种，跨越山岭种植松树，固然因为人力的勤劳，也是因为谋生的迫切。寥寥数语，祸患的根源已经揭开了。他写《石钟山新洲记》，说石钟山临水而高，石头都峭拔玲珑，水则穿穴激荡，风吹来涌起则呼吸有声，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丙申年冬天，船经过湖口，望见上下石钟山都矗立在平地上，水竟然不到它的脚下，因为近年傍山涨出一个沙洲，与西岸的土堤相接，岸既然狭窄则受水的地方不能扩大其容量，水流的地方逐渐停滞而难以通畅，那么这个沙洲的继续增长增高，所关系的不浅。况且长江、汉水向东朝宗，汇聚成泽的是彭蠡湖。彭蠡湖流江西十三郡的水，聚集成为东西鄱阳湖，东湖的水由徽州、饶州、广信、南康而来，西湖的水由南安、吉安、临江、南昌而来，它们的合流在吴城的罐子口，它们的出路只有湖口。湖口的水被沙洲阻挡，则将逆流散漫而无所归，恐怕江西的水灾就不堪问了。我自丙戌年以后未曾北上，不认为这话是对的。后来甲辰年往安庆经过那里，则石钟竟然绝响了，这就像肠胃间生了一个大毒，上面的饮食不能容纳，下面的大小便也不通畅。这，它对江西的危害，岂是言语所能说尽的？他论江西水势，说：沧海真的可以变成桑田吗？这种说法近乎荒唐。它的变化由于积累逐渐，大概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我到江西三十年，

译如今与往昔的情形，已是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相同。比如水势一天天上涨，河道一天天变浅，不知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自从戊辰年我在豫章郡候补任职以来，无论是官署还是民宅，没有把水当作住宅的。如今辛卯年以后，洪水灌入城内，多次淹没，从东大街向东，屋内的水痕都达到了墙壁的中间。沿河居民把堤坝当作性命，流离失所，几乎无法互相救助以生存了。然而河道反而因此一天天变浅，十年前粮食运输船还听不到需要起驳转运的消息，如今起驳转运的地方不止一处，即使出了长江之后，闸河也处处因水浅而受阻。豫章各郡之所以水浅，是因为山地开垦导致泥沙淤积闸河；以北地区之所以水浅，是因为河工挑挖不力。而其根源则是因为海口狭窄导致江水壅塞，江水水位高导致湖水滞留。靠近湖口的地方又新生出几里的沙洲了。湖水难以流出，于是浸溢到江西各郡。水涨时担心水深而居住不安，水退时又担心水浅而不利于航行。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知道将如何妥善处理后事？于是有人提出疏通长江的说法，裕鲁山制军守卫武昌时，看到湖北年年发生水灾，堤坝高则水也随着升高，实在是因为江底淤积变浅不能容纳水量，就想通知各省合力疏通长江，但还没来得及实行。

译去年有幸逢圣主下诏征求言论，顺天府丞臣陈宝禾便以此进言，说近年东南之所以屡遭水灾，并非江水一年比一年盛大，其弊端在于下游因河流淤积形成沙滩的面积每年增加数十处，而每年增加的原因，一半是因为湖广等地无业游民私自开垦山地，常将挖掘出的细碎沙石抛掷在江边，有的被雨水冲倒，有的被潮汛冲转，逐渐涌向江心，历时既久，高出水面，阻塞河道形成陆地；下游苏松地区的居民又因河田改种茭芦，税轻利重，往往占为己有，借此谋生，小则数十里，大则数百里，与水争地，难怪水会横溢溃决而成灾。臣愚以为，趁现在江水尚未上涨之时，钦派一两名臣工，仿照明朝永乐年间夏原吉、袁浚的先例，乘坐小船，顺流上下，体察全江情形，探访滨江父老，哪些是原有的沙滩，哪些是新生的芦苇荡，沙滩形态已成，应如何开垦，沙势已经聚集，应如何疏通，众水汇入江中的地方，应如何引导汇聚，以便积蓄水力冲走淤沙，大江出海口门应如何疏浚拓宽，以便宣泄洪流顺应水性，绘图并附说明，恭敬呈上御览，或者干脆交给巡视之人办理，抑或分交各督抚详细估算工费，酌情设置人力，委婉开导附近居民，不得争夺这点小利，以致每年遭受淹没之灾，并严禁江广游民在靠近江边左右抛弃沙石，这样江流就能顺应轨道，水患就可以永远平息。这道奏折所言导致弊端的原因，只提了上游抛弃沙石、下游开垦沙洲，而未提及开山垦土围地为田，虽然尚未详尽，但其奏请命官体察访闻等内容，则切实可行。如果真能实行，那么江西尤其会大受其福，因为江西近来频繁遭受水患，都是因为鄱阳湖口不能消纳湖水，之所以不能消纳，是因为江水一旦与湖水持平，就能阻挡湖水，使其不能迅速排泄，《禹贡》所以说“东汇泽为彭蠡”，如果江水高于湖水，就会乘隙倒灌，黄河之所以用浊流淤塞运河航道也是如此。如果能从海口以上节节疏通，傍岸为田的全部废弃，中流形成沙洲的全部清除，那么江水都能滔滔东下，鄱阳湖水和洞庭湖水也就随之流动，这样东南的水患就消除了，江西的水患也消除了。然而这是盛大的举措，也是巨大的工程，必须做一劳永逸的打算，不可苟且应付以塞一时之责。首要在于用人，必须得到一位智勇深沉、通晓事理且能担当重任的人，如元朝的贾鲁、明朝的潘季驯、本朝的靳辅那样，驻扎在九江适中的地方来主持。各省督抚相互呼应，从长计议，按照轻重缓急的形势来推行。不到一年可以成功，费用浩大，不必请拨国库银两，也不必开捐。各州县都依据田亩科派，不仅近江附湖的可以派，即使远不相及而有水流注入湖中的也可以派。因为沙土随流可下，其受惠是均等的。劳役则调取附近州县的丁夫，按人口给予资粮，附近居民身受其患，必定乐于从事，可以不劳督责了。大江治理好后，用余力一并治理鄱阳湖、洞庭湖及汉水这些大为民患的地方。然后申饬州县，凡小港支流有水流可入通川的，以及通川归于鄱阳、洞庭的，都加以疏浚，使泥沙都能随之入海。并令州县每年委派丞倅巡查一遍，有不如法的，随即督责。这样就能地平天成，其功绩应当与神禹相比拟了。大禹治水，大禹自己说过：“我疏通九川直达四海，疏浚田间沟渠直达河流。”意思是先疏通大川之水使其归于海，后疏通田间之水使其归于河流。孟子又代为他说：“水在地中流动，江淮河汉就是这样。”当洪水横行，包围山陵，怎么能使之在地中流动？那就是疏通排导，孟子又历历道来，而不是像近人那样筑堤作坝来阻挡。东南之水没有比长江更大的，江西之水没有比章江更大的。长江以大海为归宿，章江以鄱阳湖为归宿。而鄱阳湖水又流入长江趋向大海，所以必须江水深通，在地中流动，而后湖水不至于壅积。湖水不至于壅积，而后章江得以顺轨安流。章江得以顺轨安流，而后各郡的通川、小港及田间沟渠之水，都不致横溢成患。这就像人身肠胃通达，血液周流，而上部的咽喉可以容纳，下部的尾闾得以排泄。吴竹庵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言之谆谆，词之复复。虽然未及疏江，但意实重在疏江。陈府丞本着他的意思而申述，而后治病之方一旦提出，只需善于用药，主攻伐而不主补剂罢了。我故牵连书写，而作此论。世上有大力者实行，则是东南数千里之福，也是东南数千年之福。

田制沟洫水器稻种附

林则徐

明朝袁黄《宝坻劝农书》中关于井田畛涂沟浍的论述，不必完全拘泥于古法，纵横曲直

译根据地势的深浅高低，顺应水流的态势。其中低洼特别严重的地方，测量后疏浚成池塘，在沟渠之间挖掘排水道。干旱时蓄水，水涝时排水。对于地势低洼、积水多的田地，顺应地形，四面修筑高堤以阻挡洪水；中间再修筑小堤，堤下开沟以排水。如果外水位高导致内水无法排出，就用机械车水排出。沿海的涂田，潮水往来，淤泥经常堆积，咸草丛生，这里需要开沟筑堤，或树立木桩，以抵御潮汛。田地形状中间高、两边低的，每隔十几丈开小沟，几十丈开中沟，几百丈开大沟，用来排放雨水，称为甜水沟。先种植水稗，等到盐碱味完全消退后，再种植水稻，这是沙田和沙淤田。这种田地大多靠近水源，土地经常湿润，可以确保丰收。四周适宜种植芦苇，以保护堤岸；内部普遍修筑田埂，可以种植水稻和高粱；其间设立村落，可以种植桑树和麻。有的田地中间贯穿湖沟，干旱时可以均匀灌溉；有的田地旁边环绕大河，水涝时可以排水，没有水旱灾害的忧虑，所以优于其他田地。

译邱浚《大学衍义补》：京畿地区地势平坦广阔，不需要长时间的大雨积水，就会造成损害庄稼的苦难。不如稍微仿效古代遂人的制度，每个郡以境内的河水为主干，又随地势分别开凿大沟，宽度在一丈以上的，用来连通到河里；又随地势分别开凿小沟，宽度在四尺以上的，用来连通到大沟；又随地势分别开凿细沟，宽度在两三尺以上的，曲折地连通到小沟。那些大沟由官府负责开凿，小沟由拥有田地的人共同开凿，细沟则由每个人各自在自己的田地里开凿。每年二月以后，官府派人督促开挑，并且时常巡视，不让沟渠淤塞，即使有大雨，也不能造成灾害了。

左光斗《屯田水利疏》：大禹的功绩和美德，不过是平整水土、疏通沟渠罢了。支流既然分流，主流自然减弱；下流既然排泄，上流自然安宁，没有水灾淹没的危害，有灌溉的利益。这是应当商议疏通河流的原因。沿河的地方，除了运河不敢开泄之外，其余水源汇聚之处各不相同，水陂、池塘、堤坝、堰坝也各不相同，有的旧迹可以探寻，有的方便之处可以设置，这是应当商议疏浚渠道的原因。东南地区地势高，水在低处，需要用车把水提上来灌溉，农民不能耕种十亩地；北方地区地势与水平齐，几十顷地只需很短时间就能灌溉，事半功倍，难易悬殊，这是应当商议引流的原因。河流逐渐向下，地形反而变高，不能平着引水，其方法是在河中设坝来阻挡水流，有的阻挡二三尺，有的阻挡四五尺，然后平着引水，水面与坝齐平，水流从上面越过，依次流下，节节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能俯就地面来适应水，而只能提升水来适应地面。支流浅流，最适宜用这种方法，这是应当商议设坝的原因。蓄水排泄不及时，秋水按时到来，毁坏禾苗、冲荡房屋，往往有这种情况，只有在入水的地方设置斗门，干旱时打开，涝灾时堵塞；出水的地方则相反，这是应当商议建闸的原因。沿山带溪，最容易导引，但山水暴涨，沙石冲压，再次挑洗，劳费得不偿失，其方法是顺着水流设陂来阻挡，使用河支而不使用河身，用支流灌溉，让河身听任其向下流，这是应当商议设陂的原因。如果一定要全部种植水稻，恐怕不能迅速习惯，随着地势高低，听任作物适宜，总之水源一开，水田的利益胜过旱地一倍，价值也增加三倍，渐渐由此而不察觉，通达而不疲倦，那么焦旱的原野都变成水乡了，这是应当商议考察地形的原因。春夏急水，秋冬没有用处，储存有余以等待不足，方法是用池塘来积蓄，既可以储水待旱，又可以种鱼莳莲。每见南方百亩的人家，通常以五亩为塘，水用不完，利益也如同那五亩地的收入，仿效施行，或者五家一塘，或者十余家一塘，竟然如同井田制的遗意，只有原洼下的地方不必另外设置，这是应当商议池塘的原因。

国朝汤世昌《请修沟道疏》：江浙地区的田地每亩收获几石，是因为水利修好而农民勤劳。西北地区却不是这样，并没有沟渠，完全依赖天时。大道两旁完全可以开沟，深度和宽度用来资助蓄水和排泄。恳请谕令各该督抚饬令下属，在秋收之后督促率领农民，按照河工民夫修筑的惯例，酌情命令富人按亩出夫，穷人出力，在大道经过的地方糊口。宽阔的地方两旁开沟，狭窄的地方只开一道，帮宽四尺，底宽二尺，深度一丈，根据地势节节开通。如果有积水洼地，酌情加深加宽，作为蓄水之地，就把挖起的土培平大道的坡岸。趁着这农闲的几个月可以完工，施行有效。即使村庄的小路，也可以仿效施行。

胡宝瑔《开田沟、路沟疏》：豫省地势平坦广阔，它所依赖宣泄的，沟渠的功效，实际上与河道互为表里。先前疏通河道工程竣工，即将民间田地沟渠应当开凿，以及每年加挑路沟和小沟、废弃渠道应当恢复的各缘由陈奏，奉旨按照所议，永远实力施行。臣恭敬遵从率领下属办理，都是民间业主佃户各自就地施工，虽然有几十里的，但一人一户承挑的并不多，所以民众容易出力。从此每年或在春融时，或在农闲时，随时查勘，总因为民间连续获得丰收，已经享受其利，每年加修更是费力少而事情便利，所以各处都宽深，很少有水患。即使上年被水灾，都是由外河冲决，并没有内水弥漫的地方，而且节节疏通，向下非常有利，田地都能迅速干涸，不耽误耕种，尤为明显的验证。

沈梦兰《五省沟洫图说》：开沟渠的方法，先看通河作为川，次看支流、小水以及地形低洼便于疏浚节省工力的，每距离二十里为一浍。川纵向则浍横向，除去山泽、城邑以及沙砾不可耕种的地方，每距离七百二十步为一洫，每横向距离八十步为一遂，纵向距离二百四十步为一沟，都经过规划标识。合并方圆二十里，造一册，田地多少户，每户多少亩，逐一注明。选择那些老成、众人一向信服的人主持其事，不可假手胥吏。每年十月，农事既已收获，开浚洫和浍，深度和宽度符合法度，其土就堆在两旁用来填平道路，人工按亩计算。田地通常一人耕种三十亩，工率每天挑二百尺，人十天而洫和浍完成，接着开沟和遂，又十天而都完成了。如果天寒冻得早，沟和遂明年春天开也可以。那些田地不是自己耕种的，就责令佃户开浚，按照佃户科派工役，田主酌情给予饭资，每亩

译谷米一升。工程完工后，丈量土地面积，每亩折合四步，统一分摊以归于标准一致。每年春季和冬季，都命令捞取沟渠中新淤积的泥土来作为田地的肥料，每亩大约三四十尺，作为常规制度。○另外，沟渠的制度，没有地方是不适合的，而西北地区尤其迫切。西北地区地势平坦广阔，河流湍急且多浑浊的涨水，那么湍急的水流汹涌就会造成冲决堤岸的祸患，水退后浑浊的泥沙停滞沉淀就会造成淤塞的祸患。古人因此开凿沟渠来治理它。夏秋季节水势上涨，就通过疏泄来灌溉，河流没有迅猛的水流，田野没有干枯的土地，这是善于利用其决口（排水）的作用。春冬季节水势消退，就通过挑挖疏浚来作为肥料治理，土壤贫瘠的可以使之肥沃，水浅的可以使之加深，这是善于利用其淤积的作用。

译《畿辅安澜志》记载，乾隆九年，河道总督高斌请求扩建唐县的广利渠，引导唐河、完河的水向东流一百二十里，在渠身两岸，每五里设置一个涵洞，共有二十四个，让百姓开浚沟渠引水分流灌溉，均匀润泽田地。十一年，又上奏称涵洞引水对农田大有裨益，请求唐县、完县、满城县的涵洞不再拘泥于五里一设，听任百姓自行增设。○另外，澧河流经南和、任县两地，利益非常广泛，但没有闸座和涵洞，民间在堤坝上挖洞，用空心大木横穿其中，两岸沿堤开沟，水从木心流到各条沟渠田埂，称为“桶引”。水充足时就撤去木桶，堵塞洞口，堤岸依然如故。○还有，唐县县令杨一桂引导唐河水向东流到南雹，有客水沟横向而来，沟底比渠底低约三尺，如果顺着地势，渠水就会跌落无法向东流；如果填平沟底，又会阻塞客水，淹没田地。于是建造木腾桥，使河水从桥上流过，山水从桥下穿过，上下并行而不互相妨害。桥栏作为闸门，可以开启关闭，开启时水泄入沟渠，再流回河中。

王心敬《井利说》：用水车的井，必须用砖包砌。浅井需要七八两银子，深井需要十两银子以上。而一辆水车也需要十两银子。浅井可以灌溉二十多亩地，深井甚至可以灌溉三四十亩。只要施肥灌溉及时，耕耘除草勤劳，仅这一口井，一年收获可达百石，少的也有七八十石。花费二三十两银子，而在荒年收获百石粮食，哪个更合算呢？至于使用辘轳的小井，不需要砖砌，工匠费用不过几文钱，器具不过一两银子。如果地带沙石需要砖砌的，工费也只有三到五两银子。一口井可以灌溉五亩地，只要勤劳耕作，一年可得十四五石粮食，更加精心勤劳，可得二十四五石。花费三到五两银子，而在荒年收获十四五石甚至二十多石粮食，哪个更合算呢？

蒋炳《谕民凿井疏》：农民不知道尽力耕种开凿，臣留心访察，凡是有井的地方，都是上等良田。每口大井可以灌溉二十多亩地，中井也可以灌溉十亩左右。如果雨水不足，足以依靠打水灌溉。请求让臣详细议论并晓谕农民，有能凿大井的，给予口粮和工本费，中井减半。地方官员亲自勘察，考虑到长远利益，或许贫瘠的土地可以变成肥沃的土地。

刘于义庆说：《盐山事宜疏》。庆云、盐山两县，虽然有咸池和苦水的地方，但甜水可以浇灌的土地很多。只是百姓无力砌井。查每砌一口砖井，需要物料银八两，可以灌溉五亩地。如果广泛开凿水井，小旱之年百姓竟然可以不挨饿。请求从水利节省项下，将庆云县赏赐银一万两，可以砌砖井一千二百五十口；盐山县赏赐银八千两，可以砌砖井一千口。再命令百姓每年多开土井，以辅助浇灌。

元王祯《农桑通诀》：如果田地高而水位低，就设置机械使用，如翻车、筒轮、戽斗、桔橰之类，提水而上；如果地势曲折而水源远，就制作槽架、连筒、阴沟、疏浚渠道、陂栅之类，引水到达。凡是下灌和平浇的田地最好，用车提水的次之，需要二次、三次提水的田地又次之。

王祯《灌溉图谱》：水栅，排列木头阻挡水流。如果溪水深而田地高，水不能到达上游，制作水栅阻挡水流，使其旁流出下灌溉，到达田地。水闸，开启关闭水门。如果有地形高低不平，水路不均，就跨越要津，筑坝前立斗门，以备开启关闭。旱时激水灌田，又可以转激转磑，确实是水利的总枢纽。水塘，即洿池，利用地形低洼处，蓄积水潦，或者修筑圳堰，以备灌溉。大凡陆地平坦的田地，没有溪流井泉灌溉的，救旱的方法，非水塘不可。○还有翻车，即现在的龙骨车。牛转翻车，比人踏的功效加倍。水转翻车，根据水势适宜使用。其水日夜不停，远远胜过踏车。筒车，水流冲击转轮，众筒兜水灌溉田地，昼夜不息，连筒用竹管通水。架槽，木制架水槽。戽斗，舀水器具。刮车，上水轮。桔，提水机械。辘轳，打水机械。

明西洋熊三拔《泰西水法》：“龙尾车，是河边提水的器具。节省物力而不繁琐，用力少而得水多。如果有水的地方，全都使用它。私下计算人力可以节省一半，天灾可以避免一半，年收入可以加倍。玉衡车，是井泉提水的器具。一人使用，可以抵得上数人。高地种植谷物，即使大旱，也能救活一夫之田。”

《畿辅通志·宛平县》：产稻，有糯、粳两种。香河县产粳稻、糯稻、水稻、早稻。昌平州产膳米，房山县产稻，有红、白两种。遵化州产东方稻、双芒稻、虎皮毛稻之类，都是食用米。糯稻有旱糯、白糯、黄糯都可以酿酒。满城县产稻，有黄须的，有乌须的，有粳稻、早稻、糯稻。涞水县产水稻，邢台县产出稻，有三种：红口稻、芒稻、糯稻

臣则徐谨按：沟渠水利的利益非常广泛，不仅仅水田适宜设置，前人论述得很详细了。而规划水田，关键在于尽力于沟渠、陂塘的蓄水，以此来供给沟渠的调拨。闸堰、涵洞的开启关闭，用来均衡沟渠的节制和宣泄。

译这样。沟渠修治完备，农田设施齐备，农田设施齐备，那么土地中的水没有一勺不被疏导，如同血液一样；水旁之地，没有一亩不变成肥沃的良田。大禹养育百姓，其要点不外乎疏通河流通向大海，疏通田间沟渠通向河流。既然如此，那么经营农田的政策，也不过是尽力修治沟渠罢了。直隶八个郡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而一个郡县之中，又各自有高低的不同。现在选择靠近水的地方，因地制宜进行规划：背靠高山、地势高仰的地方，可以引导泉水灌溉，就修建池塘，以备干旱；沿河平坦广阔的地方，可以疏通渠道灌溉，就修建水闸和堰坝，以调节旱涝；濒临海边和湖泊的地方，可以修筑围堤灌溉，就修建圩田和堤防，以防止水漫溢。这样，水成为农田灾害的就少了，水不被农田利用的也就少了。规划已经确定，播种可以实施，于是再衡量地形，制作水利工具以节省灌溉的劳力；辨别土壤性质，选择稻种以适应气候的适宜。使得过去听凭天时决定丰歉的，现在一律取决于人的勤勉与懒惰。人的事务修举得当，天时就不会造成危害，土地上的宝物都丰收了。

译关于将畿辅地区的水利经验推广至各省的议奏

林则徐

《史记》列传记载：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时，发动百姓开凿十二条水渠，灌溉农田，百姓因此富足。

《汉书·沟洫志》记载：“史起担任邺县县令，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变得富裕。○又有郑国开凿泾水修建水渠，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收成达到每亩一钟，于是关中成为肥沃的田野，因此命名为郑国渠。赵国中大夫白公开凿水渠引泾水灌溉农田四千五百多顷，因此命名为白渠，百姓从中获得丰饶。○又在列传中记载：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开通沟渠，修建水门和堤坝，以扩大灌溉面积，逐年增加，最多达到三万顷。”

《后汉书》列传记载：邓晨担任汝南太守，兴修鸿陂等数千顷田地，汝南土地因此殷实，鱼稻的丰饶流溢到其他郡县。

《唐书》列传记载：姜师度调任同州刺史，拦截河水灌溉通灵陂，将废弃的土地二千顷变为良田。○又有韦武担任绛州刺史，开凿汶水灌溉农田一万三千多顷。○又有温造担任朗州刺史，开复乡渠百里，灌溉农田二千顷，百姓获得利益，称之为右史渠。太和年间，河阳节度使奏请恢复怀州古秦渠、枋口堰，以灌溉济源、河内、温县、武陟的农田五千顷。

《元史》列传记载：郭守敬陈述水利六件事，其中第五件：怀孟沁河漏堰的余水，引向东流至武陟县北，汇入御河，可以灌溉农田二千多顷。第六件：黄河从孟州西开，引少许分流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着河的古岸下至温县南，再流入大河，其间也可以灌溉农田二千多顷。

明代周用《东省水利议》：治理黄河与开垦农田的事，是相互表里的。田地不治理，水就无法治理。运河以东，济南、东昌、兖州三个府，虽然有汶、沂、洸、泗等河流与民间田地，却从未相互贯通。每年泰山、徂徕山的山洪骤发，就泛滥成巨大的水灾；一旦遇到干旱，又原本没有池塘、水渠、堤堰蓄水以应急需，于是导致齐鲁之间一望无际都是赤地。这都是因为沟渠不修的缘故。现在修筑沟渠，各自根据水势、地势的适宜，纵横曲直，随其流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远最终汇入大海，这就是治理黄河、富裕百姓的计策。

冯应京《重农考》：中原地区沿河的区域，当秋季洪水到来时，百川灌入黄河，却没有一条沟渠来停蓄洪水，因此频繁遭受水患，而不能获得丝毫利益。至于邺地的漳水，南阳的钳卢陂，前人大多用来灌溉，并州西南，如汾水、沁水，都可以引水注入作为农田。引用本朝毕沅《陕省农田水利疏》：陕西四面险要，疆域雄伟，其田地称为上等，汉中、兴安、商州各属地，绵延南山，水土丰饶；西安、同州、凤翔三个府，邠、干两个州，沃野千里，实在是陆地的富庶之地。泾阳龙洞一条水渠，是关内最肥沃的土地。像泾、渭、灞、滻、沣、潏、潦、潏、河、洛、漆、沮汧、汭等河流，水流长源头远，如果能够就近疏导引水，筑堰开渠，将贫瘠的土地变为良田，农民自然能获得加倍收成的利益。况且三秦地区是中原的上游，大川有一半在其境内，如果分为沟渠，蓄作池塘，那么流入黄河的水，其势头也可以稍微减弱。

臣林则徐谨按：西北各省，古代称为肥沃富饶之地，有很多河渠沟洫，自汉唐以来，历代都有兴修，成效记载在史册上。自从水利长期失修，肥沃的土地都变成了旱田，于是好像黄河以北，土地性质本就不适宜种稻，突然提倡稻田的利益，告诉百姓他们一定不相信。然而粤西的民俗，却又只知道水田种稻，不知道旱地可以种杂粮。先臣李绂因为土地有余利，请求多寻找农师教导，兼种北方的粱粟，易地观察，可知南北种植的不同，关键在于百姓的习惯，不完全关乎土地性质。现在请求等到畿辅地区倡导实行之后，确有显著成效，且共同认识到稻田的收入倍于旱田，自然必会闻风兴起，于是将营种的方法颁布给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令他们各自因地制宜，逐渐兴修。由此推广越广，利益越大，财用丰足，家家衣食充足，风俗纯朴厚道，正道确立百姓兴起。东南可以借此缓解苏州的积困，而西北且普遍庆祝连年丰收，这是亿万世无尽的福分。

兴修水利议

冯桂芬

为什么说绘图来兴修水利呢？国家休养生息二百多年，人口比乾隆、嘉庆时期增加了好几倍，而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开垦，于是就有遭受饥饿的人，弱者死于沟壑，强者逃入山林。小的偷窃财物，大的就砍树举旗造反了。有人对我说：“英国纵横不过数百里罢了，只因为能渡重洋，不远万里，开垦田地拓展国土，所以人口繁衍越多，国家用度越充足。中国没有这样做所以贫穷。”他的话是对的。虽然如此，近处的尚且要抛弃，哪里还谈得上远处呢？一亩稻田可以养活一个人，十亩粱或麦，也仅仅可以养活一个人。直隶省田地总共七百四十多万顷，这是《会典》乾隆四十三年统计的数字，《通典》田制记载，大禹平定水土，九州之地，确定的开垦面积为九百一十万八千二百顷，数字反而更多。只是九州的疆域以及步法、亩法没有确切的依据，不能立刻进行比较。至于汉代以后，历

译各地开垦的田亩数量悬殊极大，杜氏认为史书记载失实，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种植水稻的田地占了一半，其余的地方难道都不适合种稻吗？《周礼·职方氏》记载适宜种稻的州有七个，如今仅剩下荆州和扬州，这也是后世各项政务废弛的确凿证据。西北地区的土壤深厚，胜过东南地区的泥泞土壤，但所种植的只有高粱和小麦，所使用的只有高处的旱地，那些低平适宜种稻的地方，一下雨就积水汇聚，变成一片汪洋，不适合种植高粱和小麦。如果在适宜种稻的地方却种植高粱和小麦，已经是将十个人的口粮缩减为一个人的口粮，更何况有些地方连高粱和小麦都种不了呢？这样一来，被废弃的土地就太多了，百姓遭受的夭折困厄也就太多了。人口众多而追求富裕，没有比推广稻田更好的办法了。林文忠公（林则徐）编纂《西北水利说》，广泛采纳了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的言论，我曾参与编校工作。文忠公又亲自撰写了奏疏草稿，大意是说西北地区可以种植水稻，这样东南地区的漕运压力就可以减轻，应当从直隶东部多水的地区开始，准备在述职时呈报上去。宣宗皇帝执政时，某位尼姑从中阻挠。召对时也没有谈及此事，于是最终没有实行。只有草稿中提到：“如果等待所有的水利问题都治理好之后才开垦农田，那么就没有成功开垦的那一天。”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即使不能全面治理所有的水利，也应当选择重点先治理。因为没听说过水利不治理就能成功开垦农田的，怡贤亲王（胤祥）曾经尝试过并且取得了成效。为什么一旦废弃就不再推行呢？是因为水利没有治理好。水利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是因为没有区分水源和流向，没有理清脉络，测量高低时顾此失彼，不能选择重点进行治理。水利不治理就去开垦农田，要么在高处开垦而水达不到，要么在低处开垦而大水泛滥，一旦没有成效，就因噎废食，文忠公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真如前面的建议，绘制地图使水源流向和脉络一目了然，屈指可数，然后观察高低，适宜疏浚的就疏浚，适宜筑堰的就筑堰，适宜放弃的就放弃。不仅平坦的地方能成为肥沃的良田，低洼的地方可以蓄水，即使高原上的水有了排泄的渠道，高粱和小麦也能加倍丰收。湘阴郭中丞（郭嵩焘）说：“天津的水有咸味，每年必须灌洗三次，才能成为农田。”这种说法是前人没有提到的，应当参考。而且不仅仅是这样，就以东南地区来说，同样是高处，靠近水的容易提水灌溉，远离水的难以提水灌溉。我家乡西郊贞山脚下，先父墓穴左侧有几十顷田地，地势高且远离水源，有一条旧河长期堵塞。我居住在那里时勘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乙卯年冬天劝告乡人疏浚恢复旧河道，次年大旱，田地获得了中等收成，乡人非常高兴。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收成差异很大。有一个叫“镬底潭”的地方，地势低洼且不与外部水系相通，一下雨就泛滥，不下雨就干涸，这都是沟渠不修葺的弊端。得到这种方法并勘察疏浚，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良田的就会很多了。

译此篇议论西北水利，末尾又推及东南，所以归入水利通论类。至于林文忠公疏陈西北水利的稿本，则已归入直隶水利类了。

劝谕泾阳等县士民条约

刘蓉

查得农田关乎百姓食粮，而水利更是地方的紧急事务。查龙洞渠即是古郑白渠的旧址，原本属于泾阳、三原、高陵、醴泉四个县农田灌溉的水源。正值逆贼回部制造祸乱，渠堤毁坏决口，于是导致浑浑的源泉溃散流入泾河，而四个县依赖此渠生存的百姓，顿时失去依靠，灌溉用水大大减少。查高陵、醴泉两个县，向来不专门依赖此渠，而且百姓勤于耕种，开垦的土地逐渐增多，百姓的粮食尚能自给自足。只有泾阳、三原两地土地本就贫瘠，人力又多有荒废，近来遭遇歉收之年，粮食尤其艰难。如果不紧急修治水利，拿什么供养遗留的百姓？先前本部院曾发公文委派泾阳县令黄某、三原县令唐某劝捐经费，召集工匠修筑，希望合两县物力，恢复从前的景象。后来听说三原的富绅很愿意出资协助此事，只是因为向来三原用水的时间太少，颇怀计较之心；而泾阳的士民又坚持旧日的定额，不做通融打算。本部院又发公文命令西安知府吕某亲自到龙洞渠勘察工程，召集各县绅民共同商议。因为泾阳受水的旧规，每月可得二十一日七时，而三原仅得二日一小时，两相对比，多寡悬殊。于是拟定在泾阳、高陵、醴泉三县受水的各斗日时中，均匀节省，每时扣出一刻，按照志书记载的日时积算，每月大约共匀出三十六时，给三原使用，仍令减水各斗。老练的农民等到开浚之后，水源畅旺之时，按时加倍灌溉，那么时刻虽然比从前减少，获利却比旧时增加。这处置颇费苦心，实在彰显公平。然而听说那些士民颇有成见，多怀顾虑，直到今天时间已久仍未动工，而时节迫近腊月，转眼春天就要到来，实在有耽误农时、荒废生计的忧虑。本部院深切挂念民间疾苦，深感焦急，既已召集泾阳绅士五品衔光禄寺署正荣祖、候选教谕吴乙东、举人徐韦佩、候选州吏目姚明亨、候选巡检何光焕、候选典史怡立诚来到衙门开导劝谕，再三尚且担心该县士民未能周知本部院反复谆切的意思。因此又发公文命令这些绅士分别前往泾阳各乡，委婉劝导，也希望我士民各存大公之心，不要存有私小之见，对下能信服众志，对上能迎接天福，那么仁厚礼让的风尚，和乐融洽的意态，这正是治理此地官员所乐于听闻，而深深赞许、深深期望的。所有劝谕的各条，列于下方。

一、龙洞一渠，既属于泾阳、三原、高陵、醴泉四县的公共利益。若论一视同仁的道理，就应将四县水田亩数的多少通同计算，以渠水的多寡按数均匀分摊，这才是平均公正的好办法。如今既然前人定有定额，记载在志书中，自然不便提议突然更改。只是泾阳一县受水较多，三原一县受水太少，彼此相差悬殊，不得不略微斟酌。查泾阳当日之所以得水较多，大抵也是因为当时修渠经费捐派较重的缘故，积时累日，遂成定规。起初也并非有弱肉强食、兼并吞并的弊端。如今正值渠堤溃决，督工修葺之初，只有劝谕三原富绅多捐经费，以完成修渠之功，确立经久巩固的规矩；劝谕泾阳士民酌情减少用水时间，使恢复旧章，每月六日的定额，以期达到损有余补不足、称量物产公平施予的意思。至于泾阳上限白公斗的东边，另有钱眼成村，每月从初二日起至十九日寅时四刻止，灌溉土地二十一顷六百亩有余。此斗既不在各斗轮流分灌的行列，却独自常年受水十八日之多。查其地在高陵、三原本两邑上游，旧志未记载起自何时，又不记载十九日寅时以后如何封开。万一该地居民截断渠流上游，暗施诡计，那么高陵、三原只有分灌的虚名，没有受水的实际，尤其不是公平恕道。似乎应将此处铁眼酌情更换，以杜绝弊端显示大公。善行没有比同心同德更大的，利益没有比和合众人更大的。希望我士民共同体会此心，一同走向正道。至于阴谋暗计，利己损人的举动，只会开启争端而招致祸患，尤其不是存心积善的君子所忍心做出的。本部院博览古今，深察事物变化，只有这种阴险诡计，实在是损害心性、伤害理义的极致，其得祸最快，获报最重，尤其不希望我士民万一做出这种事。这区区私衷之所以劝谕，反复不能自已的原因。

一、本部院忝任秦中巡抚，凡是泾阳、三原、高陵、醴泉的百姓，都是我的子民，一体相待，哪有界限之分？哪有厚待三原、薄待泾阳等县的道理？而今苦劝该士民等将渠水润泽三原，实在是因为前日水程定额多寡太不均平的缘故。譬如人家兄弟四五人，已经分家过日子，没过几年贫富悬殊，又过几年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为

译父母不忍心看到孩子落到这般境地，只得劝告富裕的家庭多分一些财物来救济贫困的兄弟，帮助那些贫穷的兄弟。这也是父母出于公心，如果子女能深明大义，顾念手足之情，按照各自的能力拨出财产相助，那么既巩固了兄弟间的友爱，又承欢了父母的心意，孝道与友爱兼备，全家和睦安宁，难道不是极好的事吗？然而世间常有一种不识大体的人，出言争论，说当初的产业本来就是平均分配的，后来奢侈懒惰的人自己导致家道败落，勤俭的人自己导致家业兴旺，这都是靠自己辛苦挣扎积累得来的。他们自己不肯成家立业，怎么能要求兄弟出钱来填补那无底洞呢？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做父母的虽然心中伤痛急切，却也无可奈何。然而那些兄弟自觉穷困难堪，有的指责他不念骨肉亲情，有的指责他不遵从父母命令，起初是怨恨，最终变成愤怒。于是兄弟间的友爱衰退，家庭内部的争斗祸患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各位士绅百姓也都习以为常、听得多了，其中的利害是非，自然分明容易看清。我本官自愧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未能稍尽职责，现在劝谕各位士绅百姓将水利收益分润给三原县，也是一片公心，并无厚此薄彼。试着设身处地想想，假如各位士绅百姓改隶三原管辖，水程过少，难道能不指望泾阳分润吗？以此类推比较，那么别人的心就是自己的心，三原县百姓的心就是泾阳县百姓的心。只要从此推己及人，自然就能胸怀宽广、大公无私，共同崇尚仁厚之风，从而形成礼让的习俗。这就是我本官日夜期盼于各位士绅百姓的。

译福善祸淫，是天地间自然的道理。凡是存心忠厚公平的人，必定会招致福庆；居心刻薄自私的人，必定会遭受祸殃。这是天道的常理，并非后世所谓阴德果报的说法。如今我泾阳、三原、高陵、醴泉的百姓，遭受回民叛乱祸害的，十之六七。当日殷实富厚，各家所有的资财、衣物、房屋等产业，约值数万金或数十万金的，现在都化为灰烬，荡然无存。他们一家的父母兄弟妻子，也有的同归于劫难，没有遗留。想到这种情形，最为悲惨。唯独当地的士绅百姓，在战火之余，安然无恙。这一定是向来存心宽厚，祖宗尚有余荫，所以能保全家庭，保全性命。此时痛定思痛，应当极力敦行古道，共同迎接天降的福佑，或许能积累善行福泽，不辜负天地化育的恩德。况且这渠水，是天地自然的利益，自应公之于同在此地的人，怎么可以再怀自私自利之心，还拿着当时的凭证、定额来说事？试想从前富厚殷实之家，所有的银钱人口，现在在哪里？即使他们仅存的田地产业，有契约凭证的，现在都属于谁？还有谁去争执，谁去计较？可见一家独有的产业，还有不能凭据占有管理的时候。当地的士绅百姓，还想拿着当时的定额，争夺这片刻的水利，争短比长，难道没有思考吗？类比来看，也可见他们没有远见。本部院之所以劝谕当地的士绅百姓，放开眼界，放开胸襟，大家存一点公心，不要再固执私见，或许能仰承上天庇佑，最终承受厚福。

平定捻军善后议 戊辰七月

葛士达

捻军叛乱肆虐十几年，蔓延数千里。虽然没有占据城池，但根基纠缠比太平军更甚。现在首恶既已歼灭，党羽中散匿的还很多，必须搜杀干净才肯罢休。不仅杀不胜杀，而且大大伤害了阴阳的和气。想要缓纵他们，但这帮人顽劣凶悍成性，显然不是法纪所能约束的。况且其中勇猛凶悍的人，难道就没有吗？他们乘机窃发的心思，正难以预料。而东豫各省接连遭受兵祸以来，田地荒芜，房屋零落，百姓颠沛流离无处申诉的，到处都是。大军之后，不幸又逢歉年，能保证他们不再啸聚而起吗？那么平定捻军后用来妥善安置的措施，正不可不预先筹划。从前孟子说：“让百姓的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就没有不仁爱的了。”管子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大概食物是百姓的天，富裕是教化的根本。自古以来论及治理，没有不以民事为首务，以富足百姓为要图的。如今北方省份的百姓好乱乐祸，难道都是没有良心吗？祸患在于贫穷罢了。不想办法救济他们的贫穷，却只责备他们不做坏事，这就像耕种的人拔苗助长希望苗长得高一样。这就像捕鱼的人抽干池水希望得到鱼一样。这就像医生用有毒的乌头做药饵，却希望病能痊愈一样，可以吗？况且上天生养百姓并设立君主，于是设立百官师长，是为了百姓。至于驱使他们使他们不得其所，逞用兵力扼住他们的脖子诛杀他们，已经够痛心了。区区遗民，又不想安抚聚集他们并给他们衣食，难道是仁者的用心吗？圣贤使百姓富足、国家富强的经世之道，难道另有方法吗？也不过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利益而引导罢了。所以大禹的功绩弥天壤，孔子称赞他说：“尽力于沟洫。”孟子谈论王道，只有种植畜养之事，道理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现在试着拿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与江浙比较，土地不一定狭窄，百姓不一定稀少。江浙即使遇到凶年，也不至于流亡；北方省份偶尔歉收，就多饿死的人。况且江浙的百姓耕种几十亩田，八口之家可以不挨饿；北方省份耕种动辄几十顷田，往往不够一年之用，这是因为水利不修，土地多荒废，人力有多余罢了。土地荒废而粮食不能荒废，那么贫穷更加困顿；人力有余而无所事事，那么遇到丰年游手好闲废业的人，遇到歉年就会竞相谋求不义之事，所谓安逸就会思淫邪。土地之所以能生长茂盛的作物，是因为有水滋润。那些种植一花一木，尚且必须朝夕灌溉，才能成就，难道耕种就独独不然吗？曾经考察古代，谋臣良吏想要谋求利民，无不急切讲求水利。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地，魏国的河内因此富裕；郑国劝说秦国开凿泾水，从中山西到瓠口，沿着北边注入潞水，用来灌溉田地，关中称为沃野。汉代大司农郑当时开凿渭渠，从长安南山下到黄河，灌溉田地万余顷；河东太守番系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庄熊罴；开凿洛水灌溉重泉以东，赵中大夫白公开凿渠道引泾水，从谷口进入栎阳注入渭水，都是大利。民歌传唱至今不绝。此后如裴延浚幽州督亢渠，何承矩形引滹沱河灌溉水稻，阎承翰引唐河到定州，引保州赵彬堰徐河进入距泉以通漕运，利民像这样的，难以一一列举，没有不显效的。难道施行于古代而不能施行于今天吗？祸患在于没有人经营筹划罢了，祸患在于治理百姓的人没有兴利除害的实心罢了。现在如果能仿效古代沟洫

译沟渠灌溉的制度，要衡量土地的适宜性，效法其主旨，不要拘泥于形式的变化，普遍推行，让百姓各自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田地挖掘沟渠引水：拥有百亩田地的，挖掘两面沟渠，宽四尺，深四尺；拥有千亩田地的，挖掘三面沟渠，宽八尺，深八尺，中间再挖一条沟渠横贯其中；达到万亩田地则合力合作，共同挖掘一条大沟，宽一丈，深一丈二尺，方圆曲折顺应田地的形势，总之要使水流大小畅通，辗转灌注，互相灌溉，以不垄断水利、不设置阻碍为主。挖掘后的田地丈量确切，免除粮赋，所挖出的土用来修筑田地四周的堤堰，仿照南方圩田的方法，以防备水涝和干旱。达到十万亩田地则寻找一条大河引水注入，或者县城中没有河流湖泊可以引水，就寻找淤积较少的旧河道稍加疏浚并决水灌溉，否则就在车路较深的地方挖掘引水，作为众多水流的源头。县上报府，府上报省，水有了本源，不至于干涸亢旱，就避免了千里赤地的灾害；水有自然排泄的渠道，不至于泛滥成灾，也就没有万顷汪洋的忧虑。秣麻等杂种容易改为米谷，就近运输，国家粮仓可以储备以备缓急，紧急时的用度可以节省津贴，水运的费用可以避免海路风波的担忧，可以免除损耗陈腐的弊端，而黄沙荒地全都变成肥沃的土地。百姓看到利益，各自奋力治理田地更加勤勉，治理水患更加尽力，百姓有所依赖，自然不至于沦为匪类，而且种稻的辛劳百倍于种秫麦，终年水耕火种，常恐来不及，邪僻之心无从产生，而沟渠纵横，田地重叠，一旦有紧急的战事，敌人不能逞强驰骋突击，更可以设置平地的险阻来巩固京师的门户，万世的基业，我私下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件事体重大，长年累月不能取得成效，况且战乱之后，百姓困苦尚未恢复，开创这样的大举必然导致骚扰，恐怕难以实行。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哪有难易之分，只是问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与否罢了。如果真的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却认为困难而不做，那么国家和百姓依靠谁来获得利益呢？八年四载，手脚生茧，其艰难没有超过这个的。然而圣人不因为困难而停止，大概是因为意见游移，容易的事也变得困难，精神专注，困难的事也变得容易。何况今天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所谓的困难。兴修水利、教导农业，本是地方长官的专门职责，也关系到民生切身利害。各县治理各县的水利，各家治理各家的田地水利，不必另外派遣官员差役，不必动用公款。各省长官就各自责成地方长官，地方长官责成里正和乡绅长者，再亲自巡视劝导，衡量形势，顺应土地的适宜性，随顺百姓的便利，不要被豪强所迷惑，不要让差役骚扰百姓。等到农事结束后，督率动工，以三年为期限。里正等能出力的人，破格奖赏，地方长官也以勤勉懒惰作为升降的依据，省长官就以地方长官的能力作为优劣的标准。一劳永逸，为北方省份考虑，实际上是为天下社稷考虑。至于遣散士兵，安置投降的人，抚恤难民等事，想必当事者已经筹划成熟了，我还有什么敢多嘴的呢？

译消除盗贼必须先使百姓富裕，使百姓富裕的方法必须先兴修水利，而在北方几个省份应用，尤其是最为紧要的计划。这话真是高明啊！只是想要让北方地区改种黍粟为种植粳稻，那么各地土壤适宜性各不相同，恐怕有不能强行推行的情况。推究起来，充裕百姓粮食，充实仓库储备，黍粟与稻谷有什么不同呢？正不必用那种作物来替换这种作物。

开浚长沙城北碧浪湖议

李元度

则徐

我私下认为，国家建都在北方，从南京粮仓转运粮食，储备一石粮食，常常耗费数石的运费。沿袭实行既久，转运输送固然不会穷尽，但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务必为万年长久的计划，我私下希望还有进一步的建议。恭敬地查考雍正三年，命令怡贤亲王总理京城附近地区的水利和营田事务，不到几年开垦成功六千多顷，后来工程虽然未能完成，但当时的成效有明确的证明，至今议论的人感慨向往遗留的痕迹，称赞称道不绝。大概京城附近水田的利益，自从宋朝臣子何承矩、元朝臣子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朝臣子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尧、左光斗、董应举等人，相继议论施行，都有成绩。本朝各位臣子的奏疏文书，指陈直隶开垦田地利益的，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朝生、蓝鼎元，都详细地论述了。我私下看到南方土地面积比北方狭窄，而一亩田地中等收成的年份，收获谷物大约五石，那么就是米二石五斗了。苏州、松江等属地的正额和损耗漕粮，每年大约一百五十万石，如果使原来开垦的六千多顷田地修治而不废弃，这个数量就足以承担。又曾经统计南方漕粮四百万石的米，如果有二万顷田地，就足够供应所运输的，倘若担心每年收成不齐，再得到一倍的土地，也必定没有短缺的忧虑。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个府州可以作水田的地方，听说还很多，有的处于低洼之地而沦为沼泽，有的接纳海河水而延伸为芦苇荡，如果实行沟渠排水的方法，都可以成为肥沃的土地。恭敬地考据宋朝臣子郏亶、郏乔的议论，说治理水患先治理田地，这是确切的论断。直隶的土地如果等待众水全部治理好然后营田，那么就没有成为良田的日子，以前在道光三年举荐又停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仿照雍正年间的成法，先在官有荒地上试行。动工之初，自然需要酌情给予工本费，如果开垦有成效，那么利息每年增加，譬如成为良田千顷，就得到米二十多万石，或者先酌情将南方漕粮十万石折征银两解送京城，那么疲惫的漕帮九运的船只就可以停止建造十只。此后每年收获北方米多少，令核算其一半的数量折征南方漕粮，作为归还原来开垦工本及继续开垦佃户劳力的费用。实行十年，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八个府州的漕粮，都能从京城附近地区获取，如果越多越好，那么南方漕粮折征每年可节省数百万两，而粮船既然不需要起运，凡是漕务中按规定给予银米所节省的，应当也相应如此，而且河工经费因此可以更大大地节省，对上使国家富裕，对下使百姓便利，都是可以预料的成效。至于漕船逐渐减少，不担心突然解散，水手的困难而漕运弊端不禁止自然消除，绝无调剂旗丁的苦衷。朝廷万年的长远计划，似乎就在这里。恭敬地汇集各种书籍，选择简明切要可供施行的，分条列出事宜，分析为十二门。首先列举水田的利益，国家大计和民生，明确当前的急务；其次辨别土壤适宜性，其次考据成绩，因利而利，展示已经成功的事情，显示必定有效的凭证；其次专门负责，其次优厚劝奖，齐心协力，激励勤劳；其次减轻赋税以消除顾虑，其次禁止扰民以杜绝流弊，其次破除议论阻挠以防中途梗塞，由此令行禁止，而经营规划可以施行；其次制定田地沟渠制度而营种的事情完备，经营规划既已施行，美好的利益务必在于均平，所以分摊拨给其次；美好的利益既已显现，小的终结遗留远害，所以禁止占碍，又其次；首都倡导施行有效，依次推行各省，普遍享受快乐利益，而营田的能事就完成了。凡是所抄录编辑的，广泛考据简要选取，不是凭借考古，专门崇尚适宜当今，希望对于富裕国家便利百姓的长远计划，或许稍有补益。

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议

林则徐

乾隆二年七月谕旨：自古以来达到治理，以养育百姓为根本，而养育百姓的方法，必须使兴利防患，水旱没有忧虑，才能储备充裕，缓急有依靠。因此河流湖泊池塘沟渠堤岸，凡是有关农事的，平时预先筹划，这样蓄泄适宜，涝时有疏导的方法，旱时有灌溉的利益，不能委之于天时丰歉的偶然。然而以临时赈济为可以塞责。我即位以来，日夜忧虑勤劳，只以百姓的依靠为咨询询问，前后谕旨反复再三。但教化引导自在地方官员，而督率则由大吏。近日各省督抚，只有甘肃巡抚德沛到任后，就以兴水利裕仓储为请求，署陕西巡抚崔纪也有劝民凿井灌田的奏章，尚能留心百姓粮食，知道根本计划所应当优先。其余能尽心于吏治官方命盗钱粮各种事情的人，尚不乏人，而对于民生衣食本源未能切实讲求。地方守令，也只关心刑名钱粮自顾考核成绩，至于以爱养百姓为心，留意于庄稼桑麻，

译像古代循吏那样做的人，大概已经找不到了。就像直隶今年夏初雨水偏少，便以干旱为忧；等到连续下了几天雨，雨量还不算大，永定河却出现了涨水泛滥的祸患，决口多达四十多处，低洼的地方大多被水淹没。虽然是因为山洪暴发突然，但水的本性是向低处流，它流经的地方本来就有固定的去处，假如预先修筑沟渠来排泄洪水，修筑塘堰来蓄积洪水，自然可以分散削弱水势，不至于汇聚成洪流猛烈冲击、漫溢得如此严重，这都是平时不能预先筹划造成的。各该督抚及地方官员，务必体察我忧民如己的心意，时刻把百姓的生计利益放在首位，对于一切水旱灾害的事宜，要仔细研究，应当修缮兴办的就立即修缮兴办，或者劝导百姓自行修理，如果工程重大需要动用国库银两的，就立即上奏妥善办理，兴利除害，使旱涝灾害不侵害百姓，粮仓丰满，以符合我爱护百姓的至意。

译《明史·列传》徐贞明著《潞水客谈略》说：西北的土地，干旱时赤地千里，水涝时洪流万顷，只有风雨适时，才勉强能有好年景没有饥荒，这可以长久依赖吗？兴修水利，然后旱涝都有防备，这是第一利；中等人家谋生，一定要有常年丰收的田地，以国家全盛的国力，却独自依赖东南供给粮食，难道是得当的计策吗？兴修水利，那么剩余的粮食堆积在田间，都成为仓库的积蓄，这是第二利；东南转运粮食，费用是数倍，西北有一石的收入，东南就节省数石的转运，这是第三利；西北没有沟渠，所以河水横流，民居大多被淹没，修复水田，就可以分流河水，减轻水患，这是第四利；西北平坦辽阔，游牧骑兵得以长驱直入，如果沟渠全部修筑，那么田野都像金城汤池一样坚固，这是第五利；流民轻易离开乡土，容易作乱，兴修水利，那么从事农业的人依附于田里，而流民有所归宿，这是第六利；招引南方人来耕种西北的田地，那么人口均衡，田地也均衡，这是第七利；西北遭受沉重徭役的痛苦，田地开垦、人口聚集，那么徭役可以减轻，这是第八利；沿边各镇有积蓄储备，转运不烦劳，这是第九利；天下依靠富家为佃客的浮户无数，招募他们务农，并选拔他们为兵，屯田政策没有不兴办的，这是第十利。

本朝沈梦兰《五省沟洫图说：沟渠的设置，旱涝都有防备，这是第一利；淤泥肥沃贫瘠坚硬的土地，全都变成肥沃的土地，这是第二利；沟渠纵横交错，战马不能跨越，足以作为阻碍和巩固的凭借，这是第三利；贸易运输用船载运，通行方便，费用节省，物价可以平稳，这是第四利；蝗虫偶尔发生，沟渠深容易捕捉治理，这是第五利；西北耕田，人力无处施展，俗语所说的“靠天吃饭”，沟渠既已开凿，平坦的田地都变成有沟渠的田地，这是第六利；西北地广人稀，年收成不多，家中没有储备，兴修水利后将变得富饶肥沃，与东南没有差别，这是第七利；东南百姓奢侈而勤劳，西北百姓节俭而懒惰，用西北的节俭学习东南的勤劳，百姓饮食自然充裕，这是第八利；邪教兴起，是因为流民多，百姓都从事于田间耕作，风俗自然安定，这是第九利；东南转运粮食，一石费用高达数石，所以古人说“西北有一石的收成，东南就节省数石的费用”，这是第十利；河流涨发时，担忧冲决堤坝，五省开凿沟渠，计算可以容纳涨水二万余千丈，这是第十一利；涨水既有地方容纳，河堤抢修每年的费用逐渐可以裁减节省，这是第十二利；军政没有比屯田更好的，沟渠通畅便利，荒地都可以开垦耕种，因此招募开垦屯田，不耗费军饷而兵额充足，这是第十三利；规划一定，田块分明，民间没有争占的借口，里胥没有摊派舞弊的弊端，这是第十四利；每地方二十里，共用沟渠水井，相互救助，联合保甲、兴办社仓等事方便容易，这是第十五利。

徐越《畿辅水利疏》：臣考察得知，太仓每年漕粮的收入，仅够支付一年的支出，现在正值江浙饥荒，淮河黄河阻塞，已经有每年运输不能足额、抵达通州不能按期的担忧。万一自然灾害再次发生，运输困难，赈济借贷无法接续，无论东南的凋敝没有策略来拯救，即使京师数千百万的官民军旗人等，能没有米做饭吗？这时候才开始筹划，也已经晚了。查漕粮原有固定额度，每年还可以留下余粮，只是因为每年有一百六七十万石涝粮的供给，于是导致空仓而出。如果能够因地制宜，使八旗不致荒歉，涝粮得以商议节省，那么每年有一百六七十万石的结余，不到三年就可以有四五百万石的积蓄。即使遇到天时凶灾，河道阻塞，而国家有准备没有祸患，这不是万年根本的重要计策吗？冀州的区域，古称燕赵，从来肥沃自给，不完全依赖东南供给粮食，只是因为人事未尽，于是将自然的地利废弃不讲，以致水旱都是灾害，每年没有固定的收获。如果考察地势高低，顺势引导，大兴水田，大概人事修明而地利显现。不仅八旗屯丁车篝盈祝，不依赖仓库拨给，而且各府民田由此全部开垦，即使东南的民力可以复苏，近畿的盗贼可以平息。为什么呢？东南漕粮，民间交兑以及漕船每年修行的费用，以至于抵达通州后的盘剥，合计公私费用，大约一石米到仓费用银四五两不等，而领出涝粮及运军的余米，在京卖价不过八九钱罢了。民力白白困顿，而对国家财政有什么益处？兴修水利则米谷多，将来可以照改折解银，在本京收购足额，朝廷每年可以增加改折银数百万两，而办理漕运的民力不因此复苏吗？至于西北米多价高，生计各自充足，既然没有荒地，自然没有流民，谁再迫于饥寒而甘当盗贼？这又是不制止盗贼而盗贼自然平息。臣所以说：积累漕运的利益，国家富裕、八旗安定、百姓安宁，没有比大兴畿辅水利更有效的了。

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多年来，朝廷怜悯灾荒州县，商议减免、商议赈济，所费钱粮不可胜数。与其在灾荒之后减免赈济，何如在未灾荒之前讲求水利？减免赈济的恩惠在一时，水利的恩泽在万世。应当通查所属州县的水道，何处适宜疏通，何处适宜堤防，大约长宽多少，工费多少，汇成《畿辅水利》一书，进献呈请依次分年举行。以一时来说，虽然似乎不免于耗费；以久远来说，比起减免赈济所节省的，必定百倍”

译加倍。或者鼓励官吏和士绅，能够开辟河道若干里的，给予怎样的优待和奖励？这也是一条策略。」

译李光地关于兴修水利的公文：北方土地的适宜性，大概受涝灾困扰的占十分之二，受旱灾困扰的占十分之八。而北方遭受旱灾，以至于无法支撑，是因为水利设施没有修筑。现在普遍命令各州县，各自根据山川高低的适宜情况，比如靠近山的地方引导泉水疏通沟渠，靠近河的地方引导水流分设渠道。如果没有山没有河平坦广阔的地方，就劝勉百姓凿井，也可以稍微帮助灌溉。如果一个县开凿一万口井，就可以灌溉十万亩田地。大约计算每亩收获米一石，十个县的收入就已经相当于通直全属的仓库储备了。一条沟渠的水，又可以相当于一百口井；一条渠道的水，又可以相当于十条沟渠。由此推论，兴修水利，比起积蓄粮食防备荒年，其利益不止是数倍乃至十倍百倍。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天灾是国家历代都有的；荒政，没有百无一失的计策。口头施舍粮食，只能救活将死之人并扶持瘦弱之人；以工代赈，也是挂一漏万。哪里比得上把百万资金投在水边，而立刻收到国家富强百姓安定的效果？即使遇到尧时的洪水、汤时的旱灾，也可以从那里汲取注到这里，这叫做没有弊端的赈济。连年米价屡次上涨，圣上心中尽数停止采买，难道可以长久实行吗？捐纳监生输送粮仓，也不是上策。如果小民收获向来充裕，自然有资财。臣访问直隶的士人百姓，都说有水的田地，比没有水的田地，年收入不止加倍，这叫做不竭的常平仓。况且京城附近多八旗庄地，直隶也是京兆的臂膀，都应该使之富饶，才可以居重驭轻。如果水利已经兴修，自然军民两利，这叫做无形的国库。况且雨水，是水土之气上腾而下泽形成的。土气太盛，那么水气就受制约。所以明代臣子魏呈润、徐光启都把兴修水利作为求雨的方法。直隶近年来，祈雨的情况屡次发生，说是政事的缺失，是圣人自责的情怀；推托为气数的偶然，也是术士无稽的言论。只要使水土调和，自然雨水阳光适时，这叫做有验证的调节。况且水性分开则有利，合拢则有害；使用则有利，抛弃则有害。所以周用有话说：人人都是治田的人，也就是人人都是治水的人。先臣张伯行也主张这个论点。又陆陇其担任灵寿令，督促百姓疏浚河道，起初颇有怨言，说开凿没有水的河道来害民；不久大水到来，其他县份苦于水患，唯独灵寿有宣泄疏导，年终有了收成。经商的人旱季就储备船只，治国的人防备这些就没有祸患，这叫做隐含的河防。

臣林则徐谨按：《周礼》中大司徒掌管天下土地的地图，辨别十二种土壤，而知道种植树木农作物的事情，繁多啊。而在王畿之内，只有稻人设置专门官员，其用水作田的方法，也比其他职官特别详细。大概五谷所种植的，稻米的收入最丰厚，又性质适宜水，为之设置沟渠堤防蓄泄的制度，天时不齐，可以依靠人力补救，不像其他作物一样听命于天。所以农业是天下根本事务，稻米又是农业的根本事务，而京畿种植稻米又是天下的根本事务。我朝劝勉农业重视谷物，历代圣君相承，茅檐耕织，都受到帝王篇章的恩泽，海边雨阳，都牵动圣上忧虑。庄稼谷物是宝物，艰难周知，已经立下万世不拔的基础了。而京畿农田水利，历经奉旨兴修，种植稻米至今还没有广泛。现在京畿行粮地六十四万余顷，稻田不及百分之二。不是土地不适宜稻米，也不是百姓不愿意种植，是因为不知道稻田利益比旱田加倍。于是观看潞水客谈所述以及本朝各位臣子奏疏，先后指陈稻田利益深切明显。像这样，对上补助国家计策的，不独是仓库的富足，而且通于屯政河防；对下有益于民生的，不独在收获的丰厚，而且涉及教化邪恶消除盗贼，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更是救时的迫切事务。现在确实逐条研究考核，确信经营农田种植稻米实为根本至计，效果可以必定达到而事情必定实行，那么万年美利就不难操之有券，观察成功开始，经营就可以与更端而图始。而土地适宜性的辨别，已往事情的征验，可以依次详细了。

直隶土性适宜稻米，有水都可以成为田地，议。

林则徐

《元史·列传》虞集进言：“京师的东边，濒临大海数千里，北到辽海，南到青徐，是芦苇的场地。海潮每天到来，淤积为肥沃的土地，适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水为田。”

《明史·列传》徐贞明上水利议论说：京畿各郡，有的支流经过，有的泉水自然流出，都足以资助灌溉。北方人没有习惯水利，只苦于水害，不知道水害没有消除，正是由于水利没有兴修。现在顺天、真定、河间各郡，桑麻的区域，一半成为沼泽。诚然在上游疏渠浚沟，引水灌溉田地，以削弱水势；下游多开支河，以宣泄横流。那些淀中最低的地方，留以蓄水；稍高的地方，像南方人筑圩的制度，那么水利兴修，水患也消除了。

《明史·河渠志》：万历三十年，保定巡撫汪应蛟说：“易水可以灌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溉恒山，唐水可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国，漳水可以灌溉邺下。而瀛海处在众河下游，所以号称河间，看江南泽国没有不同。至于山下的泉水，地下的水，到处都有，适宜各自设置坝、建闸、通渠、筑堤，使用南方水田法。六郡之内，得到水田数万顷，京畿百姓从此富裕，永远没有旱涝的祸患。不幸漕河有阻碍，也可以”

译将南方的赋税改为折纳，从北方购买粮食，这是国家取之不尽的利益。

译明代汪应蛟《海滨屯田疏》：天津可以开垦的荒地，土地相连，田界相接。如果全部开凿渠道，用来调节水量的蓄积与排泄；修筑堤坝以防备旱灾和水灾。每千顷土地能产谷三十万石，以七千顷来计算，可以得到谷二百万石。况且这片土地位于三岔河之外，海潮上涨溢出，用来灌溉对河流没有妨碍。白塘以下多为官地，原本没有赋税徭役；白塘以上为民田，愿意出售的给予价款，不愿意出售的给予种子。不违背民情，其中管理得当，长久推行，难道不说是国家万世的利益吗！

本朝怡贤亲王请设营田疏：“北方本是夏商周三代实行分田授井制度的地区，而京畿附近的土壤肥沃，天下第一。东南濒临大海，西北背靠群山，有流动泉水和潮汐的滋润，没有秦晋地区山岩险阻的阻隔，也没有豫徐黄淮地区水势激荡的困扰。在这里谈论水利，可以说是用力少而成功多。”

又《京东水利情形疏》：蓟州运河向东南流至宝坻，会合白龙港；又向南经过玉田、丰润，汇合浭水到达海河。河身深阔，源远流长。请在下仓以南建造桥梁和闸门，拦蓄河水使其升高，注入两岸，多开沟渠，远近贯通，使用就不会缺乏了。浭水又名还乡河，沿河一带建造闸门开凿渠道，数十里内没有不是肥沃的土地。玉田本来属于稻乡，沿河形成湖泊，引流种植水稻，足以提供灌溉。丰润背靠山峦，环绕水流，地下涌出泉水，疏通水流引导河流，随时取用都充足。县南接连大泊，平坦的田地达万顷，土壤滋润。陡河从馆山东面流出，环绕县境向南流，沿河稻田数百顷，农民大多富裕。如果推广开来，两岸的良田不可胜数。滦州的别故河，如果疏通，那么西南靠近城郭的田地都能获得浸润的利益。龙溪、沂河之间，地势平坦广阔，土冈环绕，东南一望无际，都可以引水灌溉。西南则游观庄引泉可以种田，南面则稻河、吴家龙堂等处引河可以种田，西北则自沙河驿向东、榛子镇向西流，水清土肥，地平路阔，沿岸一带建造堤坝开凿沟渠，无处不是水耕火耨之地。迁安的桃林河、泉河、三里河沿河都可以种田。黄山的山脚，清泉喷涌，这就是还乡河的源头，两岸土地与水面齐平，播种可以种植稻田百余顷，而且可以分散还乡河的水势。卢龙县北燕河营涌泉成河，以及营东五泉水漫溢四处流出，都可以汲取用来作为种植作物的利益。

又《京西南水利情形疏》，胡良河流经的地方号称肥沃，沟渠圩岸宛如江南，扩大推广开来，房山、涿州之间都成为稻乡了。涞水一支，石亭、赤土楼水稻最盛，而河流经过的定兴、新城等县也沾溉浇灌的利益。三条易水叫濡水、武水、雹水，都挟带源泉分流开渠，其形势非常便利。一亩泉流为清苑河，五云泉、石臼泉二泉流为放水河，蒲水潜流后又出现，涞水、五郎河、九龙泉环绕庆都流入方顺河，水源充沛水流丰富，疏通引导它们，不可胜用。滱水流入唐县成为唐河，横水会合它，居民引水灌溉水稻，直达下素，田块相望，经过曲阳而灌溉的尤其多，向南流入定州白龙泉会合它，沿河各处都是圩岸。推广开来，所得稻田难以用顷亩计算。派水经过新乐、定州，沿流大多用于灌溉。滋河经过灵寿成为慈水，沿流都可以种田，潜流后又出现，环绕无极经过深泽，疏通水流形成渠道，是天然的水利。洨河到栾城会合北沙河而水流开始逐渐变大，灌溉可以依靠，只是岸高难以提升引水，应该作堤坝拦蓄它，使水与岸齐平，开沟二三尺，纵横都可以通流，点滴之水都为我所用。伏秋水涨则决坝泄水，旱涝无忧，是万全的利益。圣女河源头出自任县泉，从地下涌出引流可以种田。牛尾河、百泉河源头出自邢台，作闸门调节宣泄，沿流一带都是水田。滏阳河源头出自磁州，到邯郸会合渚水、沁水二水贯入大泊而与滹沱水会合，所经过的地方都可以开渠灌稻。南北二泊是二十多条河流的汇聚处，而水口河身大多浅窄，现在应该挖掘拓宽加深，引导南泊的水归入穆家口，北泊的水流入滏阳河，积水日渐消退，旧岸逐渐恢复，四周干涸出的土地还可以用数目计算吗。然后作小堤环绕它，多开斗门，开渠种稻，那么低湿之地无非是乐土了。

畿辅通志《京东辅郡负山控海，泉深而土泽，潮淤而壤沃，诸州邑泉从地涌，一决即通，水与田平，一引即至，具可疏凿成田。宝坻县营田引蓟运河潮水，按明臣袁黄为宝坻令，开疏沽道，引戽潮流，教民种稻，盖潮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浙闽所谓潮田也。京西诸河汇于西淀，新安三面皆潦，水汇注，岁失耕稼，贤王为开河分泄，筑堤扞御，沮洳遂为乐土，稻野蒸蒸，殷富。安州居其上游，积淀环绕，地多圩莱，闻新民坐获美利，州人羡之，相率垦洿泽，引河流，自行插莳，营田收获甚丰。涞水县稻子沟，盖缘稻得名。涿州有督亢亭，旧亦土壤膏腴之证。文安为七十二清河汇聚之区，土人于濒河傍淀处，芟茭莳稻，多获丰收。大城为

译子牙河流经的地方，土壤肥沃，是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区域。满城的亩泉涌出，地底喷珠，鸡距、红花等泉水连绵相接，灌溉条件优渥。宛平卢沟桥西北的营田，引桑干河水灌溉。明朝大臣徐贞明曾说，桑干水流经保安境内，有人利用土牛阻挡水流形成水田。如今保安、怀来的稻田最为兴盛，都是在上游疏导引水，顺着地势高低开凿沟渠，淤泥沉积壅塞，不施肥也肥沃，庄稼抽穗结实，收成比其他水源灌溉的田地加倍。这也是桑干河可以开垦农田的一个证明。

京南西部一带，重峦叠嶂，众多泉水汇聚，交流汇合于大泊，形状如同聚拢的扇子。元朝大臣郭守敬曾说，在滏水与漳水合流处引水，经由滏阳、邯郸、洛州、永年，向下流经鸡泽，汇入澧河，可以灌溉田地三千多顷。大陆泽是上游的蓄水池、下游的水源，澧河发源于大陆泽，源头水流盛大，两岸汲取引水，其利益特别广大。刑台的百泉，泉水时出不穷，不仅有利于本地，还能滋润邻近的疆域。

天津的营田，完全依靠潮汐。一面沿河，三面开渠，潮水来时渠道充满，就关闭闸门留住水，以供车戽灌溉。中间的沟渠田埂，宛转交通，四面筑起堤围以防旱涝，这都是前明汪应蛟留下的制度。

又，永定河的浊泥善于肥沃庄稼，凡是淤积的地方，都能使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收成数倍增加。河流经过的地方，两岸低洼咸苦的土地很多，如果根据地势高低开凿长渠，像怀来、保安、石径山引水灌溉的方法那样，分道浇溉，那么咸苦之地就会变为肥沃；而分水的渠道既多，奔腾的水势自然减弱。从高到低，由近及远，一条河的润泽可以惠及十几个州。这也是将灾害转化为利益的一个奇策。

译《畿辅安澜志》记载：“浑河的水质肥沃，流经之处能将盐碱地变为肥沃的土壤。过去文霸地区所属的信安、胜芳等地，本是靠近水边的荒凉乡村。自从康熙戊寅年开凿河道以后，浑浊的水流旁溢扩散，土地变得肥沃湿润。如今田埂相望，宛如江南风光。”○另外，卢沟桥以上的修家庄，地处山脚，大半是沙石荒地，但农民自行开辟稻田，至今几十年来未曾废弃。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都是山西人，他们生性勤劳且不畏艰难，所以事业成功并最终享受其利益。他们种植水稻的方法是，铺设石渠，在沙石之上引水并留住淤泥，又在四五月河水细小的时候，引水向上流，借此插秧。水量充足时，则仍排入原来的河道。正定、平山引滹沱河水种植水稻，也采用这种方法。再往上到宣府、大同之间，处处可以引水，关键在于贤能的官员实心实意地劝导，展示确凿有效的成果，督促百姓各自努力经营，这才是善于兴办利事的人。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说：臣请求考证古代，验证当今。直隶是《禹贡》中冀州的区域，那里的田地等级为中中。如今土壤却如此贫瘠，东南地区的农民，家有五十亩地，十口人也不挨饿。这里即使拥有几百亩地，常常还担心不够用。虽然是因为土地干燥，人懒惰，也不应该悬殊到这种地步。汉代张堪开辟狐奴稻田，百姓有歌颂麦穗的歌谣。狐奴就是现在的昌平。北齐裴延修督亢陂，获利十倍。督亢就是现在的涿州。东西两个淀泊，是宋代何承矩塘泊的遗迹。天津十字围，是明代汪应蛟屯田的旧址。记载在史册上，并非虚妄。又查本朝李光地任巡抚时，请求兴办河间水田，说涿州被水占据的土地，每亩卖二百钱，还没有人买。一旦开辟成水田，每亩可换十两银子。去年直隶总督高斌请求开凿永定河灌溉农田，也说查勘所到之处，众人心情欢欣喜悦。又听说石径山有个姓修的庄头，能自行引浑河水灌溉农田，比一般农民每亩收成多几倍，旱涝都不会造成灾害。又听说蠡县也有富户自行凿井灌溉农田，每逢旱年，他们的利益丰饶。又听说现任霸州知州朱一蜚，在二三月间曾劝百姓开凿二十多口井，现在很依赖这些井。用近事来验证，确实有据可查，那么水利可以兴办，是确定的了。

臣则徐谨按：稻，是水生的谷物。《大禹谟》中的六府，始于水而终于谷，所以天下有水的土地，没有不适合种稻的田地。近在内地者，不用说了。迪化在沙漠之中，但有泉水可以引，适宜种禾，赐以嘉名。台湾悬于闽海之中，但有潮汐可以相通，产米居各郡之首。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的荒地，在本朝开辟，一经耕种，就成为乐土。京城雄踞上游，背靠高山而怀抱大海，水源之盛，势如建瓴；归入沟壑的水流，形如聚扇，又有淀泊来扩大其蓄积，有潮汐来提供其润泽。水脉遍布全省，就像气血周流全身一样。丰富的资源，是天造地设的，有一处水，就应当发挥一处水的作用；有一处水，就应当享受一处水的利益。然而如果不深明因地制宜的用法，化贫瘠为肥沃的方法，恐怕拘泥于成见，一定会对水土性质不同产生怀疑。现在且不敢远求，断自元明建都以来，陈述各种策略，已经说得确凿，试验有效。而我朝怡贤亲王周历考察，多次上疏陈述，参考各位大臣的奏议，《三辅志乘》凡是适宜种稻的土地，可以开垦为农田的地方，都经过逐段指出，那么广阔的京畿地区，确实具备天地自然的利益，更是万无可疑。现在即使水道的通塞分合，略有不同，但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不广，实在是因为人事没有修好，而所以因地制宜、兴办水利的方法，可以考证寻求遗策，切实推行了。

历代开治水田成效考

林则徐

《后汉书·列传》：张堪被任命为渔阳太守，于是在狐奴开辟稻田八千多顷，劝勉百姓耕种，以致殷实富裕。

《水经注》：魏将军刘靖在嘉平二年经过高梁河，建造戾陵遏，开凿车厢渠，灌溉农田每年二千顷。到景元三年，派遣谒者樊晨重新设置水门，水流进入车厢渠，从蓟城西北直通昌平，向东直到渔阳潞县，灌溉农田一万多顷。

《魏书·列传》：裴延转任幽州刺史，修复范阳郡督亢渠、渔、燕郡、戾陵各堰，灌溉农田百万多顷亩。

《隋书·食货志》：北齐皇建年间，开凿督亢旧陂，经营屯田，每年收获稻粟数十万石。

《册府元龟》：隋开皇年间，幽州都督裴方行引卢沟河水，开辟稻田千顷，百姓依靠它而丰足供给。

《唐书·地理志》：渔阳郡三河县，有孤山陂，灌溉农田三千顷。

《宋史·列传》：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上疏请求在顺安砦西开凿易河蒲口，利用其陂泽，筑堤贮水作为屯田。于是任命何承矩为制置屯田使，让他主持这项工程。从顺安以东，濒临大海，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五七十里的范围，全部成为稻田。

又《食货志》：咸平六年，和保州赵彬分流徐河水，向南注入运渠，设置水陆屯田。天禧末年，河北屯田每年收获二万九千四百多石，保州最多，超过一半。

《唐县志》

译金泰和六年，县尹刘弁开挖渠道，引唐河水灌溉田地数千亩，又引导水流向东，用来灌溉完县各地的田地。○又明朝万历二十七年，知县杨一桂疏浚渠道，引唐河水灌溉田地一千余亩，第二年再次大规模疏浚，引唐河水向东流入，流经唐县三十五里、完县三里，灌溉田地二百多顷，命名为广利渠。

译《元史·本纪》记载，脱脱说：“京畿附近的水边土地，招募南方人去耕种，每年可以收获百万余石粮食。”于是，西到西山，南到保定、河间，北到檀州、顺州，东到迁民镇，凡是官有的土地以及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制定法令进行佃种，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

《明史·河渠志》记载：永乐八年，疏浚定襄旧有的渠道，引滹沱河水灌溉田地六百余顷。万历三十年，真定知府郭免疏浚大小鸣泉四十多处，灌溉田地千顷。邢台的达活、野狐两股泉水汇流成牛尾河，百泉汇流成澧河，修建了二十一座闸门、两道堤坝，灌溉田地五百余顷。天启二年，命令太仆卿董应举管理天津到山海关的屯田，规划数年，开垦田地十八万亩，积蓄粮食无数。

《明史·列传》记载：万历十三年九月，徐贞明担任垦田使，先在永平府招募南方人作为倡导者。到第二年三月，开垦田地三万九千余亩。《新安县志》记载：万历年间，县令张廷玉开凿王家桥下的三条渠道，利用雹河水灌溉田地一千五百余顷。

《怀安县志》记载：明代兵备道胡思伸疏浚惠民渠，引洋河水灌溉民间田地数万顷，都变成了肥沃的土地。

明代来复《保安水田记》记载：万历年间，兵备道胡思伸疏通保安西边的两条渠道，开垦田地十万余亩，水稻的利润与江南相当。

汪应蛟《海滨屯田疏》记载：天津葛沽一带，人们都说这里历来是盐碱地，不适宜耕种，只有靠近河边种豆子的，每亩收成不过一二斗。我私下认为，这里没有水则干燥，有水则滋润，如果采用福建、浙江治理土地的方法，未必不能变成稻田。今年春天购买耕牛、制造农具，开渠筑堤，一时并举，计算葛沽、白塘两处耕种共五千亩，其中水稻二千亩，那些施肥多、勤劳的，每亩收成四五石；其余三千亩种绿豆、旱稻，绿豆得到水灌溉、施肥多的，也每亩收成一二石。只有旱稻因为干枯而死，于是地方的军民才开始相信闽浙的治地方法可以在北方实行，而我和各位官员更加相信盐碱地可以全部变成肥沃的土地了。

《畿辅通志·天津蓝田》记载：康熙年间由镇守大臣蓝理所开垦。河渠圩岸，周长数十里，开垦田地二百顷。招募浙江、福建的农户几十家，分别考核耕种。每田地一顷，用水车四部。秋天收获每亩三四石。

又在京东局，雍正四、五、六、七、十一等年，玉田县引小泉、暖泉、孟家泉、蓝泉等河水，经营稻田三百八十四顷二十亩；丰润县引陡河水、泥河水、黑龙潭水、杨家汫水，经营稻田四百十五顷十一亩；迁安县引徐流河水、三里河水、黄山泉水，经营稻田十六顷二十七亩；滦州引沂河水、暖泉水、福山泉水、馆水，经营稻田二十九顷八十二亩；平谷县引洳河水及山泉水，经营稻田六顷十一亩；蓟州引大小海等泉水，经营稻田五十六顷五十六亩；宝坻、武清二县引蓟运河潮水，经营稻田二百十五顷八十六亩；武清县引风河水，经营稻田十八顷二亩。

又在京西局，雍正五、六、七、十、十一、十二等年，新安县引雹河水、依城河水及淀河水，经营稻田八百九十一顷五十五亩；安州引依成河水及淀河水，经营稻田十六顷三十八亩；安肃县引督陂及雹河水，经营稻田一百七顷五十六亩；唐县引唐河河水，经营稻田八十一顷六十九亩；庆都县引潢池、北隆、坚功、涌鱼等泉水，经营稻田十二顷五十三亩；涞水县引洳河水，经营稻田二十二顷二十八亩；房山县引拒马河水、挟河水，经营稻田二十六顷四十四亩；涿州引拒成河水、胡良河水，经营稻田三十顷六亩；霸州引中亭河水，经营稻田一百一顷三十五亩；任邱县引自洋淀水，经营稻田八十五顷八十亩；文安县引会同河水、子牙河水，经营稻田四百五十九顷四十亩；大城县引子成河水，经营稻田三百三十二顷九十七亩；定州引小河河水、马跑泉水，经营稻田六十二顷四十七亩；行唐县引荷花池及龙泉之水，经营稻田十四顷十二亩；新乐县引海水、涌泉水，经营稻田三顷三十六亩；满城县引一亩等泉水，经营稻田二顷二十一亩；宛平县引永定河水，经营稻田十六顷。

及京南局，雍正五、六、七、八等年，磁州、永年、平乡引滏阳河水，经营稻田一千二百十顷七十三亩；任县引成阳牛尾等河水，经营稻田一二百顷四亩；正定县引大鸣泉、方泉、班泉水，经营稻田三十二顷七十九亩；平山县引成成河治河水，经营稻田三百四十顷十八亩；井陉县引冶河水，经营稻田四十七顷二十亩；邢台县引成成河水及达活、紫金等泉水，经营稻田八十六顷九十六亩；沙河县引成成河水及小澧等泉水，经营稻田五顷六亩；南和县引成成河水，经营稻田八十五顷五十五亩。

译另外，天津局在雍正五年、六年期间，天津州、沧州、静海县以及兴国、富国两个盐场，引取海河的潮水，共同开垦田地四百八十七顷四十三亩。

译怡贤亲王上疏请求将磁州划归广平府管辖。明朝大臣高汝行、朱泰等在滏阳河流经之处，修建了惠民八闸，用来资助灌溉。沿河的州县百姓都因此富裕，稻米产量之盛，超过其他郡县。

刘于义在《南府水利疏》中说：钜鹿县过去有四万多亩土地无法耕种，乾隆九年知县详细查明情况，修建水闸引水灌溉，凡是经过水流滋润的土地，地气顿时消除，播种秋粮，收成十分丰饶。

《一统志》记载：宝带渠位于怀柔县城外，当地人钟其潆开凿渠道引水，县境内原本是咸土，从此便变成了水田。

《畿辅安澜志》记载：阜平县农民沿着沙河开渠引水，经营农田。自乾隆十年以来，获得了八十多顷稻田。

臣林则徐谨按：天下的事情，开创时难以与人共同谋划开始，沿袭时容易与人共同谋求成功。所以治理土地没有比沿袭旧法更好的了。明朝大臣左光斗在《水利三因策》中说：顺应天时，利用地利，顺乎人情。在北方种植水稻，看似是开创，实际上是沿袭。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话正确，水利事业大举兴起。邹元标曾说：“三十年前，京城的人不知道稻草是什么东西，现在到处都有。”这是“三因”策略明显的成效。臣私下认为，今天使用沿袭的方法，没有比沿袭古人遗留下来的设施并修复它，沿袭现在已有的成效并推广它更好的了。这不仅施工容易，见效也快。西北的水田长久搁置不研究，一旦兴起，事情如同创始，利益虽然宏大，土地适宜虽然得到，但未经过试验验证，人们将不会相信。宋朝何承矩规划塘堰，很多人议论他不方便，朝堂上议论纷纷。何承矩援引汉、魏到唐朝屯田的旧例来驳斥他们，众人才信服。不到两年，运送稻穗送到朝廷，功效显著，至今京南的稻米还是他的遗泽。何承矩大概是善于运用沿袭方法的人。现在历次查考开垦的成绩，记载在篇章中：某个州县，某个泉水，某条河流，按照地图可以寻找，真实而有证据。主张议论的人既然确信说法一定可行，负责办事的人也明白功效有所依据。或者寻找废弃的堰坝、古老的渠道遗留下来的规制，或者就在吃鱼吃米饭的地方讲求成熟的方法，那么一切经营开垦的事宜，就可以着手实施了。

关于责成地方官兴办，无需另设专门官员的议论。

林则徐

明朝徐贞明在《潞水客谈》中说：得到人才固然困难，但必须有统筹规划的功劳，而没有频繁变更的困扰，那就好了。世上有能承担重任的人，不必像宋朝人那样专门以劝农为名，也不必像现在的制度那样责成水利职务。因为劝农而兴修水利，是养育百姓的首要事务。现在只选择守令长期任职并责成他们，考核优劣系于其上。利益兴起而百姓不知道，是可以坐享其成的。

清朝怡贤亲王制定考核，以专责成。上疏臣等疏浚水泽，经营稻田，所有完成的工程，按规定应交给地方官收管。各处水田的沟渠，必须每年管理，命令管理河道的各道督率所属州县，按时修缮疏浚。但考核没有定例，河道官员没有依据举荐或弹劾。请求今后在考核时，将水利营田的事实逐一开列注明，由河道官员结报送给督抚，以确定优劣。

孙嘉淦覆奏：“消除积水，疏通田间沟渠，数量成千上万，而河道交错，兼多疑难之处，众说分歧，臣等不能亲自阅视，即使委派官员分别勘察，以一人之身查数十州县，势必不能遍历村庄，那么详细的委折，仍须责成州县。”

范时纪《京南洼地种稻疏》说：伏查京南霸州、文安、大城、直隶、宝坻、天津、静海、沧州、青州等地地势低洼，遇到雨水稍多，或河流泛滥，动辄淹没成巨大的积水，如果不设法疏治，长久下去田地恐怕都会废弃。请求命令直隶总督在所属府厅州县内遴选平日留心地方民生疾苦的官员，在这十几个州县地方详细踏勘，何处可以展挖沟渠、疏浚支流、添筑堤坝作为稻田，一州一县行之有效，对该处承办官员从优议叙，使其他县邑观效，逐渐推广，自然可以将贫瘠变为肥沃。

工部议覆御史汤世昌《西北各省疏筑沟道疏》，应如所奏实行，命令各该督抚严饬所属，在每年农闲时亲自前往勘察，督办工程完工后册报。道府前往查勘，如果确实是实心任事的官员，行之有效，就详细报告督抚，在考课殿最时列为一条。倘若漫不经心，甚至纵容役使滋扰百姓，也就纠参示警。

臣林则徐谨按：周人重视农业，所以农官没有比《周礼》更详细的。汉魏以来，如搜粟都尉、宜禾都尉、典農中郎將、司田参军，都是在守令之外，特别设立的专官。私下认为养育百姓、富裕国家，本是守令的事。如果设立官员专门统领，对于民情的苦乐、地方的利弊，未必周知；而且既然没有牧养百姓的权力，那么命令未必能执行，禁令未必能制止，公事恐怕多有牵制。如果仍须会同地方官，又容易开启推诿歧视的端倪。而且多一个衙门，多一项冗费，即使是乡董劝农的人，如农师、田长等名目，也不必设立。恐怕奉行日久，实际去名存，徒增民间浮费。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情况熟悉，呼应灵敏，选择其中勤恤民隐、实心任事的人委托他们经理。以成田的多寡、得稻的盈绌，考核其殿最，不烦更张而事情可以集

译试验种植、倡导推行的章程，自然应当专门简派高级官员核定办理。等到事情有了头绪，成效可以广泛推广，那么专门责成地方官员办理就更为便利。

译劝课奖励议

林则徐

雍正二年，皇帝谕令直隶总督、巡抚等官员：我认为养育百姓的道理，以物资充足为首要。我自登基以来，无时不念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务求根本，已经多次申令强调了。但我国休养生息数十年来，人口日益繁多，而土地只有这么多，如果不率领天下农民竭力耕耘，获得加倍收成，想要家家户户富裕安宁，是绝对做不到的。《周礼》所载巡视农事的官员不胜枚举，又有保介、田畯，每天在田间，都是为了督促农事而设立的。如今督促农事虽然没有专职官员，但从总督、巡抚以下，谁不兼任此职呢？希望各位督率下属官吏，尽心劝导，并不时咨询访查百姓疾苦，有任何妨碍农业的细微之事，务必予以清除。仍然要在每个乡中挑选一两位勤劳吃苦的老农，给予优厚的奖赏，以示鼓励。这样，农民就会知道受鼓励，懒惰的人也可以转化为勤劳的人了。再说，房舍旁、田边，以及荒山等不可耕种的地方，衡量土壤适宜性，种植树木、桑树、柘树可以养蚕，枣树、栗树可以辅助饮食，柏树、桐树可以提供用材，即使是榛树、楛树等杂木，也可以供烧火做饭。命令下属官吏督率指点规划，督促种植，仍然严禁不合时节的砍伐、牛羊的践踏、奸徒的盗窃，这对百姓的利益也不小。至于繁殖饲养牲畜，如北方的羊，南方的猪，如果饲养方法得当，按时哺乳照料，对生计不无益处。总之，小民虽然愚昧，经营衣食并非不迫切，但对于眼前自然的利益，反而多有忽略。所依赖的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或许能使百姓踊跃争先，人力没有遗余，而地利才能尽数发挥。这不仅民生可以丰厚，风俗也可以转变。你们这些总督、巡抚等官员，各自体察朝廷爱民的心意，实心实意地奉行。倘若视为具文，苟且敷衍，或者反而扰民，那就更加不可取了。

明代徐贞明《潞水客谈》：设立牧养百姓的人，选择地势顺遂、功效显著的地方，招募愿意前往的百姓，经营其开端，以显示倡导率领的契机，使百姓确切知道水利可以兴办，那么必定有竞相劝勉而争先的人，或许政令不烦而事情自然成就。至于如果不花费公款，不愿招募百姓而农事自然兴起的情况，边疆屯田以供给军饷，其道有三：倡导努力耕作的契机，制定奖赏功劳的制度，推广世袭职务的方法罢了。内地开垦田地以富足百姓，其道有三：优待恢复产业的百姓，设立努力耕作的科目，开设赎罪的条款罢了。

袁黄《皇都水利书》开田赏功论述：元朝泰定年间，虞集进言，京城以东，听任富人想要做官的，授予他们土地官，划定边界作为界限，能带领万人耕种的，授予万夫之田，担任万夫长；千夫、百夫也如此。三年后，看其成效，依次逐渐征收赋税。五年有积蓄，任命为官，就其所储存的粮食给予俸禄；十年不废弃，得以世袭，如同军官的法度。至正年间，脱脱大致仿效虞集的议论在江南施行，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的人，各一千名，担任农师，降下空名文书十二道，能招募百人者，授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入者，从七品，就令其管领所招募的人。嘉靖年间，秦鳌进言，京城附近之地，水土肥沃，请求选拔江浙人士担任长官，仍然又仿行古代孝悌力田的科目，有能率领众人开垦田地万亩者，授予其官职；其千亩者也如此。果真能劝课有法，不吝惜破格提拔，那么三四年后，必定有万仓的积蓄了。

徐光启《农政全书》垦田奏疏：开垦荒地足以充足粮食，是万世永久的利益，而且不烦扰官府资金。招徕的方法，计算起来非武功世职，如虞集所说不可。只是虞集所说的世袭如军官之法，所拟定的不管事，不升迁，不出征，是空名而已。田在，爵位就在；离开其田，随之离开其爵位。即使是世袭，又是空名。只是恐怕空衔之人不乐意趋赴，所以必须以空衔为根本，而又使得可以入籍登进，以此作为鼓励。

《大清会典》，康熙四十三年，天津附近荒弃地亩，开垦一万顷，作为水田。下令各省巡抚，将福建、广东、江南等处水耕之人，出示招徕，按人口授予田地，给予牛种。

许承宣《西北水利议》：国家广泛开设捐纳事例，以辅助军需，如今次第底定，将停止事例，以澄清整顿官方了。何不即用现在开设的事例，在西北各省，每县增设农田官？这一天的品级与其他时候的升迁，都能比照县令，而以其捐纳的数目，招募耕夫，储备钱镈，买小牛，储存种子，并偿还百姓将熟田变为水道的人。

怡贤亲王请设营田疏：小民可以与其乐成，难以与其虑始，请求选择沿河滨海施功容易的地方，设立营田专官经营治理疆界，招募南方老农督促引导耕种。其有力之家率先遵奉的，圩田一顷以上，分别旌表奖赏；有能出资代人营治的，百姓则优厚旌表，官员则议叙。仍然每年收取十分之一归还原本。至于各属官田约数万顷，请求首先举行，为农民倡导。其浚流圩岸，以及蓄水、节水、引水、戽水的方法，一一酌量地势，次第兴修。一年成为田地，二年小丰收，三年粮食多得像狼藉一样。小民水田收获之丰饶，自必鼓动趋向效仿，将凡可

译凡是水流通达的地方，没有不是庄稼繁茂的乡里。

译户部议复大学士朱轼的条奏：一、自行经营自家田地的人，按照田地亩数的多少，授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顶戴花翎，以示优厚表彰；一、尽力经营田地的人，应当酌情考虑工程的难易、顷亩的多少，分别录用；一、因过失被降职革职的官员，如果尽力经营田地，准许恢复原职；一、流刑徒刑以上的罪犯，如果尽力经营田地，准许减轻刑罚。

臣林则徐谨按《魏书·高允传》说：边长一里的正方形土地，就是田地三顷七十亩；边长百里的正方形土地，就是三万七千亩。如果鼓励耕种，每亩可增产三升；不鼓励耕种，每亩则减产三升。边长百里的土地，增减的比率是粟二百二十三万斛。以天下如此广阔，这话多么精辟啊！它阐明劝农的好处，可以说简明而通达。然而这是就已成型的田地而言的，如果治理旱田变为水田，改种杂粮为稻米，每亩增产可达一石以上，那么劝课农桑的功效，其益处就更大，其效果就更广泛。恭读《大清会典》记载：本朝开垦荒地，资助牛只种子，宽缓征收赋税，此外还有悬爵赏赐以激励招徕的条例，规划周详，务求荒野没有闲置的土地。只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督促他们勤劳耕作，所以奖赏也极其优厚。如今营田成功之后，地方官员既然各自根据开垦亩数的多少作为考核成绩，民间自行经营的人，查验明确成熟有效，按照顷亩分别等级，给予优厚奖赏，再辅以议叙的典章、赎罪的条例。这样那么劝勉率导既已周到，鼓舞激励自然产生。几年后加倍收入的收获，亲眼看见且亲身习得，美好利益所在，百姓自然趋向，不需要劝勉而没有不劝勉的了。

缓科轻则议

林则徐

康熙十二年谕令户部：自古国家长久安定治理的楷模，没有不把使百姓富足放在首位的，务必使田野开辟，积蓄有余而又取用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成就丰亨豫大的美好景象。实行开垦荒地的定例，都限定六年开始征税。朕想小民艰难地开垦荒地，物力艰难，恐怕催征期限紧迫，反而导致失业，朕心深深为此忧虑。以后各省开垦荒地，都着令再加宽限，总计十年才开始征税。那些管辖地方官员原有议叙的定例，如新任官员为了谋求自己的议叙，频繁变更扰民者，着令各该督抚严加稽查题参处分。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一：开垦荒地适宜鼓励。京城附近各州县荒地累积千百顷，朝廷屡次下达劝垦的命令，而报告开垦的人寥寥无几，不是百姓不愿意开垦。北方土地贫瘠，荒地熟地不固定，一旦报告开垦，转眼六年就开始征税，所报的粮额一定而不可变动，所以小民视开垦为畏途，任其荒芜而无人顾及。我私下认为这类荒地原本与定额内的土地不同，与其稽查太严，使百姓畏惧而不敢耕种，何不稍微假借给地方官员以权宜之便，使得能够以熟地补荒地？如果有额外新垦之地又荒芜的，听任地方官员查他处新垦地来补，其荒粮就予以免除，不必像定额内土地那样必须达到部里奉旨才准许豁除，没有赔累的痛苦，没有驳查的烦扰，百姓不畏惧开垦的累赘，自然没有不踊跃开垦的了。那些已经开垦成熟的，或许再请宽限到十年开始征税，使得能够偿还牛种工本的费用，然后责成他们上供，这也是为了鼓励开垦。

李绂《广西垦荒事宜疏》：臣想土地不加开辟的缘故，开垦荒地的人出产只有谷物，缴纳赋税需要银两，差徭随着田地而产生，恐怕遗留日后的累赘，所以裹足不前。新奉旨意：水田六年升科，旱地十年升科，放宽丈量标准，减轻征税额度，那么差徭就可以没有累赘了。

杨永斌《请轻科劝垦疏》：查得原报可垦之外，各属尚有荒地。体察民情，恐怕贫瘠土地收成微薄，倘若遇到旱涝，粮赋无着落，因此不肯尽力。臣私下想贫瘠田地虽然产谷稀少，如果多开垦数十万亩，年成丰收可得数十万石米谷，即使年成歉收也必定稍有收获，养活多人，不至于因缺粮而沦为匪盗，对民生实在有裨益，确实不可不多方劝导，以尽地利。臣查粮额内斥卤之地，轻则每亩征银四厘六毫四丝，稻米四合二勺六秒。如果命令凡有难垦之地，准许按照轻则起科，那么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广泛收取。

臣林则徐谨按：水田的兴起，是西北的大利。然而如果计算其岁入的丰饶，而议论到岁供的数量，那么民情惧怕遭受重赋，必将瞻前顾后不敢前进。从前徐贞明担任垦田使，北方人惧怕东南漕储派于西北，事情刚开始就烦言顿起，于是中途停止，这是明显的证据。宋代臣子晁公武有言：“晚唐百姓致力于稼穑，就增加他们的租税，所以播种少；吴越百姓开垦荒地而不加税，所以没有旷土。”这是因为开垦而议论赋税，恰好因为赋税而损害开垦，最终导致田地不加开辟，赋税无可增加，对国家与百姓，两无裨益。况且我朝赋役的制度，东南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用一缓二，实在是立法的精心。如今役既无可议减，赋又何可议增？请求从今新开水田，如果原本是有粮地亩，照原额征收，永不加增；如果是无粮荒地，也须酌情宽缓年限，延缓升科，减轻赋税。那么明定章程，颁布晓谕，使共同知道圣天子深仁大度，只求民间有加倍收入的收获，不计国赋有丝毫的增益，庶几良懦绝顾瞻之虑，豪猾息梗阻

译谋划，并乐于做事、勉励功效，共同拥戴皇上的仁德了。

译禁止扰民累民的议论

林则徐

雍正元年，皇帝谕令户部：朕即位以来，日夜忧虑勤勉，凡是有益于百姓生计的事情，无不广泛筹划考虑。考虑到国家太平日子已久，人口众多，土地产出的粮食，仅够供给，一旦遇到灾荒歉收，百姓吃饭就十分艰难。将来人口日益增加，靠什么谋生呢？只有开垦荒地这一件事，对百姓最有益处。但以往开垦的弊端，从州县到督抚，都需要索贿陋规，导致开垦荒地的费用高于买地的价格，百姓畏缩不敢前进，往往肥沃的土地被荒废，这难道不可惜吗？此后各省凡有可以开垦的地方，听任百姓根据土地适宜情况，自行开垦并申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也不得阻挠。至于开始征税的规定，水田仍然从第六年起征，旱田从第十年起征，定为永久不变的条例。那些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土地多的，准许给予议叙奖励；督抚大吏能督率下属开垦土地多的，也准许议叙奖励。务必做到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家家户户衣食充足，以符合朕使百姓富裕、风俗淳厚的意愿。

雍正五年，皇帝谕令内阁：兴修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本是为了造福百姓，必须详细告知并劝导，让他们受到鼓舞而从事，才有益处，不能用法律来约束他们。如果地方官员因为关系到考核成绩，督促严厉急切，那么小百姓反而会受到骚扰了。着令直隶学政转告教职各官，切实晓谕，不时劝课，使小百姓踊跃兴修。如果地方官员怠慢疏忽不加劝导，或者有逼迫过严的，着学政稽查奏报。三络巡察御史，也着善于劝导，悉心稽查，如果地方官有执行不善的地方，就据实奏闻。

雍正六年，皇帝谕令：“凡是兴修河渠等事，朕的本意是想恩惠养育百姓，作为地方长久依赖的利益。然而派去的人员等执行不善，反而成为百姓的骚扰。先前听说直隶工员中有因为营田拔去百姓已种的豇豆之事，因此谕令怡亲王确切查办。如今根据参案，梁文中事先不晓谕，竟然将已成熟的庄稼逼令抛弃，违背情理妄行，明显是想阻挠政事，不是无心错误可以相比的。该巡察御史苗寿、陶正中为什么不稽查弹劾？梁文中所犯既已属实，不必交给该督再审，着革职在工所枷号示众。他所毁坏的豇豆，着立即从梁文中名下照数追赔。”

李光地饬令兴修水利的公文，此事原本是为百姓筹划，不像钦工上差诸务，限期征发，随即督责。该府州县官员体察民间，务必减省随从，只带一匹马一辆车，慰问父老，询问农事，不得骚扰百姓，耗费百姓一草一木。胥役有借此制造名目，惊扰百姓的，立即杖毙。

臣林则徐谨按：治理国家不担心没有做事的人，而担心有败事的人。做事的人正在兴利以救弊，败事的人就因利而弊端滋生。所以说：利益不百倍，不兴办；危害不百倍，不除去。确实要慎重啊。如今兴修水田，为西北百姓建立无穷的利益。民间自营的产业，人自己耕种，人自己享受，赋税不增加，租佃由便。是有利无害的。只怕开始实行的时候，或许急于见到功效，执行不善；或许假手胥吏，生事滋扰。甚至违背情理妄行，借此阻挠政事。像雍正六年上谕处革的梁文中那样的人，将养育百姓的政策，反而变成优待百姓的事情。这个开端一开，浮议乘隙而生，必然导致惩羹吹齑，因噎废食。这在于承办各官，不要急于近功，不要固执偏见，虚心咨询访求，善于言词劝导，不要让书役得以借口，大概杜渐防微的考虑周全，而善作善成的效果可以期待了。

惩罚阻挠的议论

林则徐

《宋史·食货志》记载，何承矩任雄州知州，大造稻田，以充足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的粮食。兴修堰坝六百里，设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晚稻正值霜降不成，取江东早稻种之，八月稻谷成熟。起初，何承矩建议，阻挠的人很多。既然晚稻不成，议论更加激烈，事情几乎被罢免。到这时，何承矩载着几车稻穗，派遣官吏送到京城，议论的人才平息。

本朝怡贤亲王请求设立营田的疏奏：“浮议迷惑百姓，其说法有二：一是北方土性不宜种稻。凡是种植的适宜，因地干燥潮湿，没听说有南北之分。如今玉田、丰润、满城、涿州以及广安、正定所属，不乏水田，何曾年年成熟呢？二是北方的水暴涨则溢，旋退则涸，能造成危害不能造成利益。山谷的源泉不竭，沧海的潮汐日至，长河大泽的流水，遇到旱灾未曾完全干涸。何况陂塘的储备，有备无患呢？”

蓝鼎元论北直水利书：“人情的公私不一，怎么保证一定没有异议？只在于锐意举行，不被浮言摇惑罢了。如今所担心的是，有人说南北适宜不同，水田一定不宜于北方，这很不对。永平、蓟州、玉田、丰润, 漠漠春畴，深耕易耨者，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北地无水，雨集则沟浍洪涛, 雨过则万壑焦枯, 虽有河不能得河之利, 这可以用闸坝堤防蕴其势, 使河中常常有水, 而因时启闭, 使旱潦不能为害者也。有人说

译北方没有坚实的土壤，水流冲刷导致沙土溃散，堤岸无法坚固，早晨还是河道，傍晚就淤积成陆地，这确实需要花费精力去规划治理。然而黄河两岸，用芦苇承载浮沙以抵御水流，也能起到防护作用，如果真不惜工力去疏浚加深，用治理黄河的方法堆砌加固两岸，而渠道的水流又不像黄河那样湍急强劲，那么一劳永逸，也未尝不可以依靠。

译柴潮生《水利救荒疏》：“有人说：北方土地高亢干燥，不适合种植水稻。土壤性质沙质，水一渗入就漏掉了。挖掘百姓的田地，容易引发怨恨之声。况且前朝徐贞明推行此事而失败，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的经营，也即将成功却半途废弃，可以作为明显的鉴戒。臣请求再一一陈述：九州的作物各有适宜的种类，从未听说水稻不是冀州的特产。如今玉田、丰润的水稻长势茂盛，况且现在只是兴修水利罢了，可以种稻也可以种粟，听从百姓的意愿，这是第一个没有疑问的理由。土壤性质沙质确实存在，不过只是少数地方罢了，难道所有的土地都是沙质吗？况且即使沙质多，多一条行水的渠道，终究比听任洪水冲溢要好。这是第二个没有疑问的理由。如果认为沟渠损害了田地，尤其是不懂农事的人。现在假如十亩田地损失一亩用来蓄水，而九亩加倍丰收，与十亩田地都收成微薄相比，哪个更有利？况且损失的部分又给予拨还，这是第三个没有疑问的理由。至于前人屡次推行屡次废止，这也有原因。徐贞明有干练济世的才能，所说的也是百世之利。当时王之栋参劾他，是出于宦官勋戚的意图，他的奏疏也只是说滹沱河不可开凿，并没有说水田不可推行。但他招募南方人开垦，就把土地给予他们，又允许他们占籍落户，左光斗的屯田学校也是如此，这是夺取北方人的田地，又堵塞了他们的功名之路，招致非议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营田四局，成绩确凿存在，公论难以诬蔑。当时派遣官员不力，没有不执行不善的，所以贤王一去世就因过失而废弃，这不是有远见卓识的人所做出的决定。非常之事，百姓所畏惧，贵在持久才能成功。秦人开凿郑白渠，利益惠及百世，而当时甚至想要杀害水工郑国。汉代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溉田地，河渠多次改道，种田的人不能偿还种子，直到唐代长孙恕再次开凿，每亩收获十石。凡是开始做事难，完成事情易，继续坚持到底，就能成功；如果中途放弃，就不能成功。这是第四个没有疑问的理由。”

宜兆熊刘师恕奏：有唐县的劣等生员于超等捏造将来加征粮税的名目，恐吓愚昧百姓，将去年已经具结情愿营种的水稻田不许加功，以致相互观望。经知县臧珣再三开导劝谕，而于超等反而到臣衙门递交诉状，执意抗拒不遵，当即咨文革除并严加追究。这类劣等生员、监生造谣阻挠，理应奏闻。容臣等斟酌情罪，严加追究拟罪，惩一儆百，使众人知道畏惧，而善政才能收到实效。奉朱批：处理得很是，案中罪犯审明后应当严惩，其他地方也要勤加察访，如果有此类不法之徒，断不可宽纵，以免助长刁风。又奏：磁州东西二闸，上年议定每五日一次启闭，水利均平，确实是最完善的。现在正值启放之时，有吏员沈国连、刁民顾成法等人率领众人阻挠，当即饬令该府州将首恶拿解，并宣布圣意：水利务必均平，岂容独霸？随即据报沈国连已被拿获监禁，顾成法畏罪脱逃，正在严缉，而百姓都顺从地听从启放。除饬令严缉顾成法严究外，对附和的愚民分别宽恕，以广皇恩。奉朱批：直隶这种强横之风，岂可不大力革除？沈国连应当严拟罪名具题，顾成法严缉务必抓获，那些附和的愚民一概从宽发落。你们如果能这样不事姑息，大振萎靡之风，那么历年的颓风何难挽回？只须力行不倦，不要偶做这一两件事以取信于朕，随即又松懈怠惰。朕的褒贬，也只据一事论一事，就一时论一时罢了，勉力为之。

臣则徐谨按：天下事在积重难返之后，万不得已而思变通，幸好符合事理，这是万世之利。然而北米充仓，南漕改折，国家每年节省经费万万，民间每年节省浮费万万，这都是从蛀穴中剔出，从陋规中芟除的。那么推行的时候，浮议阻挠，必然百出。如前明弘治年间浚大通河，漕船已达大通桥，节省钱财无数，而张鹤龄等人因失去车利，造谣说这是灾祸，以阻坏之。成功的事尚且可以破坏，未成的呢？徐贞明初上水利议，被搁置不行，过了十年，加上苏瓒、徐待、王敬民、申时行之人的力量，才得一试。不久流言传入，王之栋一疏就败之有余。举事者何其难，阻挠者又何其易！如今圣上谋划枢赞，一德一心，询谋既定，不用担心异议滋生，而小人的浮言梗阻，势所难免。总之，鼓吹不足听信，而刁健不可助长，在于卓然不惑，处之有道而已。

开筑挖压田地计亩摊拨议

林则徐

怡贤亲王请设营田疏，臣等还有请求：从来非常之利，言之而不行，行之而不究竟的，不是局外的浮议阻挠，实在是局中的规划不周全。臣等恭聆训旨，凡民间的小屋有碍水道的，加倍赏偿。伟大的王言，顺人情而广施美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伏念浚河筑圩，损害少数人的产业，利于广大农民的耕作。甚至富家百顷都享受平整之利，贫人数畦偏偏遭遇挖压。如果一概按官价赔偿，不仅费用巨大，

译这也不是百姓所愿意的。按照田亩平均摊派，通融划拨抵补，根据原本的田亩数量增加十分之二三。那些河淀洼地已经成熟并上报升科，必须挖掘的，将附近的官地按数量划拨补充。这样就没有中途阻挠，人们都会乐于顺从了。

译柴潮生《水利救荒疏》说：开挖河道、沟渠，修建闸门，挖掘池塘。其中如果有侵占民田，以及古代堤坝废堰早已成为百姓产业的情况，都应按亩数均匀地拨还。百姓的心情自然没有不乐意顺从的。

刘于义、高斌关于水利事宜的奏疏说：第一，修筑堤坝、开挖河道，偶尔估算占用成熟的地亩，经查是旗人土地，就近拨补；如果是百姓土地，按惯例给予价格，仍在粮册内查明后奏请免除赋税。

臣林则徐谨按：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每亩折算出四步作为沟渠，损失四步以增加二百三十六步的良田，人们都知道其中的利益。至于池塘渠道的用途，需要的土地更多，带来的利益也更广，有的利益遍及一个县，有的利益关乎几个郡。而遇到估算占用百姓土地的地方，往往产生异议，损害一家私人的财产，充实一方公用的利益，本来就不是常情所乐意顺从的。我康熙皇帝洞察这种情况，于是有加倍赏赐补偿的谕旨。后来经过怡亲王奏请，均摊拨抵，朝廷议定准许实行，立法最为完善。到了乾隆年间，旗地仍然归拨补，而民地则改为给予价格。私下认为民间田地，时价不齐，给少了则民情不融洽，给多了则经费不足，并且恐怕民心难以满足，反而引发怨言。看徐贞明治理滹沱河的工程，因为补偿价格不足，导致滋生忌恨者的口实，功败垂成，可知给予价格的方法大多存在阻碍。况且开筑既然依靠公共利益，那么地亩自然应当由公众分摊，所有挖掘压占的田地，仍应在灌溉所及的土地上，按亩数均匀拨还，这样国家财政不浪费，而民情大大顺从了。

禁止占垦阻碍水流淤积土地议

林则徐

乾隆三十七年谕旨说：淀泊的利益在于宽阔深邃，其旁边的淤地，不过在水小时偶然露出，水来了就应当让给水，才足以通畅荡漾而资于蓄水。不像江海沙洲，东边坍塌西边涨起，听任百姓按惯例申报开垦那样可比。于是靠近水边的愚民，贪图淤地的肥沃滋润，占垦效仿，所占的土地日益增加，那么蓄水的区域日益减少。每当遇到雨水涨潮，水无处容纳，甚至漫溢成灾。在百姓获利有限，而对于河务关系不轻，其利害大小显而易见。因此屡次谕令，希望官吏实力办理。如今地方官奉行不过是敷衍塞责，而且不只是直隶如此，其他省份临近河湖的地面，像这样的恐怕也不少。这些占垦升科的土地，一望可知，保留过去的，杜绝将来的，不难极力防遏。为何如此漫不经心？通令各督抚，除了已开垦的暂免追禁外，此后务必明白切实晓谕，不许再行占耕，违者治罪。如果仍然不真心管理，一经发觉，只追究该督抚的责任。

陈仪后湖官地议，玉田后湖的营田，贤王处置的精妙，尤其在于保留湖心不垦，作为潦水的归宿之所。大概周围修筑堤堰，山洪固然不向内侵入，而雨水过多，那么内部的水也难以向外排泄，保留湖心来容纳它，田地的功效才能万全。所舍弃的少，而所保全的大。自从游民申有山借开垦荒地的名义，冒耕湖心的土地，违背贤王处置的苦心，于是遗留营田的祸害。

陈黄中《京东水利议》想要兴起西北的水利，就应当规度地势，舍弃最低洼的田地，免除其常规赋税，蓄积为陂泽，潦水有处排泄，旱灾有处依靠。只要每个县免除若干顷，而其余开垦的土地，荒年都可以无忧。这是一时免除的数量很少，而久远的利益没有边际。如果一定要洼下的土地，贪图其肥沃淤积，一寸一寸地耕种，水既然没有归宿，那么漫溢旁流，高原也一同遭受祸害。这是得到肥沃淤积的利益少，而遭受泛滥的祸害多，这是势必行不通的。

沈联芳《邦畿水利集》说京畿地方平坦广阔，河道纵横，入海的地方，只有海河一个门，全靠大泽来容纳蓄积众流。近来淀泊淤地被民间占种，甚至申报开垦升科，地方官吏受其迷惑，殊不知阻碍水道，其罪责极重。只是积重难返，围圩耕种的土地未能全部除去，是不可以不详细查明的。如果有实在阻塞水道的地方，应当急忙铲挖，永远禁止。

臣林则徐谨按：上天用五行生成万物，而首先用水。水有利益，是水的本性。至于用水的人，与水争夺土地，而水违背其本性，水利丧失，水患滋生了。明朝臣子潘凤梧说：“如果计算开田，先计算储水。”《荒政要览》说：“沼泽没有河流，不能流通；河流没有沼泽，不能停止。两者互为体用，作为上流的沟壑，作为下流的源头。”全在于沼泽，沼泽废弃，就没有河流了。京畿之地，百川汇聚，依靠淀泊来容纳蓄积，而后涝灾不担心泛滥，旱灾不至于焦枯。自从图谋小利的人，在附近淤地，日渐占垦，以至于阻碍水道，旱涝都使全省受害。水利大局关系不小，治理土地的方法，将有所取，必有所弃。他们只知道沼泽内的土地可以成为田地，而不知道沼泽外的田地将全都成为水，其弊端比起即鹿无虞、凿空寻访的人大概更严重。如今巡视勘察所到之处，凡是有这样的地亩，务必查明界址，分别永远禁止侵垦，所谓舍弃尺寸的利益，而远离无穷的危害，这

译在经营之初，就应当尽早加以禁止杜绝，以堵塞流弊的产生。

译请求制定天津水田章程的奏疏

侍郎、通商大臣崇厚

我私下认为，水利是农业的根本，田地是衣食的来源。直隶地区拱卫着京城，濒临河流与海洋。追溯从宋、元、明以来，何承矩、虞集徐贞明、汪应蛟、左光斗等人讲求水利，曾在京东、京南以及天津、河间府等地，先后尝试开垦水田。我朝雍正年间，直隶发生大水灾，怡贤亲王周游京畿地区，大力兴修水利，开垦稻田六千多顷。经过一百几十年，逐渐有些荒废，但沿河的州县仍然多种植水稻，长久享受其利益。士人百姓感慨于这些遗迹，至今仍在称颂。咸丰年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亲王在大沽海口督率军队，因为海河两岸旧有的水田长久废弃，倡导劝捐资金，在咸水沽开垦水田三千五百四十亩，葛沽开垦水田七百五十亩，挖掘沟渠建造闸门，引用海河的潮水来灌溉，就地招集农民，发放资本，让他们认种。当时，我随办海防事务，亲眼看见勘察规划，于是使盐碱之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现在已经四年，每年都有收获，因此附近的乡民都知道水田的好处，就有泥沽等村自行开垦稻田多顷，闻讯兴起，确实有成效。去年夏天，僧格林沁将之前开垦的稻田奏请圣旨，交给直隶总督派员管理，我命令天津海防同知姚经陛就近管理，已有案可查。我复查水田种植水稻，利益非常广泛。自从北方很少田地耕种的好处，导致从南方运输粮食，如果不怕烦劳，不计较眼前功效，因地制宜，顺应水势，相机治理，那么开垦一亩就得到一亩的收益，确实对国家经济和民生有重要关系。我往来海口，曾看见沿河的荒地一望无际，高的地方长满杂草，低洼的地方积水泥泞，荒废而不治理，非常可惜。查大沽协都司邓启元，以前在僧格林沁开创稻田的时候，就是该都司跟随勘察办理，熟悉情况。我又派该都司前往，将之前开垦的土地现在的情况详细实地勘察。现在据邓启元、姚经陛当面禀报，之前开垦的土地三千五百四十亩，近年有佃户认种的二千七百九十亩，其余的土地因为地势高低不同，距离水源远近不同，收成不能一样，佃户赔累难以支撑，因而佃户逃跑土地荒废。该委员们详细勘察，其中还可以招佃承种的二百四十亩，其余五百一十亩不是渗漏不能储水，就是盐碱不能生长，实在是地势造成的，并非耕作不力，必须添开一条进水沟，那么前述荒地留下二百亩，可以招佃承种，并在沟旁荒地可以开辟七百五十亩，一律引水种植，总共收复并新开土地一千多亩，使已经形成的田地不至于再次废弃，而水利可以推广到各散佃。除了咸丰九年所招募的，经僧格林沁给予资本外，新招募的佃户以及现在议定开垦土地的佃户，都应该发放资本，春天借出秋天归还，每年如此，使他们能及时播种，并打算购买房屋十几间，用来安放碾米和囤积粮食。统计建筑桥闸，挖掘沟渠，以及佃户资本、置房费用，总共大约需要京钱一万五千七百多吊，秋后仍可缴还，永远作为种子资本使用。查天津道库历年收存的租米变价，据该道李同文称，除了公用外，还存有银一千五百多两，又去年新收租米大约可变价银二千两，全部动用，现在还差一千四百多两，打算在洋药厘捐项下暂时借垫，等到收到租米粜价就还款。至于僧格林沁原定开垦章程，每亩地，第一年交租米三升三合，第二年五升，第三年一斗八升，都按海口市的量器交收，此后永远作为惯例，没有增减。又每亩地一分交稻草一束，重五十斤。现在各地开始征收租数，应该照例办理，只是据各佃户称，土地有肥沃贫瘠，收成有丰歉，每年秋粮登场，除了交租米所剩无几，不够一分人工之用，赔累难以支撑，恳请稍微减租。我详细体察，除了葛沽稻田由营兵承种，原定每亩交租一斗二升本来不多，而且土壤肥沃，收成丰饶，无需讨论外，咸水沽地的各佃户多是勤劳的贫民，如果不稍微变通，恐怕佃户逃避，使已经熟化的田地荒废不治，应该按原定租数，改为每亩收仓斛一斗八升这样就比海口市的斗已经减少了。至于总佃副佃所种的土地，应交租库酌情减免十分之三，以示体恤而免借口。我为了力保已经形成的水田并推广水利，如果蒙恩允许，我就命令天津道督责该员等负责。总佃招募诚实农民，认种一方面，将应修各工程赶紧按估计妥善办理。此后稻田收获租米，除了变价发放资种，并归还借垫以及岁修沟堤外，剩余的稻米就仿照义仓、社仓的惯例，由天津道妥善管理存储，以报答皇恩而垂范永久。

译屡次兴起又屡次废止，是真的不可行吗？还是推行时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呢？

译范本礼

南方依靠水来灌溉，所以把水当作宝物一样爱惜；北方担忧水冲击决堤，所以像躲避仇敌一样避开水。难道水唯独对北方有害吗？我认为北方的水利事业，一天不兴办，水患就一天不能消除。大凡水的本性，分流则有利，合流则有害；利用则有利，废弃则有害。如今直隶一省，除了京东滦河、榆河等水系外，都汇聚于天津三岔口流入大海。将全省七十多条大小河流，总汇于区区一个水口。像这样遇到涝灾，怎么能不泛滥成灾呢？而河底到处淤积，高得与河岸齐平。淀泊又大多被百姓侵占，水无处蓄积，一旦决口便一泻无余。像这样遇到旱灾，怎么能不干旱呢？等到水旱灾害交替发生，才请求动用国库资金、截留漕粮来作为补救。我担心国家的漕粮和国库银两是有限的，而北方的旱灾和水患却永无止境。根本重地，不自己谋划粮食自给，却张着嘴依赖东南供给，这是把太阿宝剑的柄倒过来交给别人。太平无事时这已经是错误的策略，万一海疆不安宁，运输通道被阻塞，又将靠什么来支撑呢？

查考北方在《禹贡》中属于冀州，赋税等级为上上等田地、中等中等赋税。当时所有的秸禾粟米都赋税于甸服，其他州的贡品仅进献当地特产，没有其他举措，只是疏通大河、挖深沟渠罢了。既然这样，那么北方的水利如此可行，实行起来如此有效。如今舍弃三代培养根本之道，而专门采取唐宋以来苟且应付眼前的计策，自己放弃粮食而依赖他人供给，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可以说是苟且偷安了。却又制造出浮夸的议论，来掩饰自己的苟且，说北方的水有害无利，所以自从元朝虞集之后，像脱脱、明朝邱浚、徐贞明、汪应蛟、张国彧、顾养谦、左光斗等人，有的建议未被实行，有的刚实行就停止。我朝怡贤亲王创立营田制度，贤王去世后制度也随之废除，都是这些畏难苟安之辈，多方阻挠。未实行时，以劳民伤财为借口；既实行后，又吹毛求疵作为口实。然而我反复推究，之所以不能长久实行的原因，也不完全由此。即使虞集等诸人所议论的，也确实有未尽善之处。诸人知道地势适宜的道理很清楚了，却不知道如何妥善处置高低适宜的问题；知道民情适宜顺从的道理很清楚了，却不知道如何强力破除迷惑人心的见解；知道吏治适宜得到合适的人选很清楚了，却不知道如何妥善维持长久之计。如今如果确实能鉴戒这几点，学习他们的长处而弥补他们的缺失，有什么不可实行的顾虑呢？

沙土浮松，海潮盐碱不宜种植水稻，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审视地形在于辨别高低罢了，高原远离水源，即使不是特别干旱，引水汲水实在困难，一概命令种稻，很少有不枯槁的。低洼潮湿之地，虽然都肥沃美丽，但池塘淀泊，全部被占为农田，水无处容纳，仍然必定涨溢，灾害立刻就会到来。失去因地制宜的原则，反而归咎于土地不可耕种，这是因噎废食。只有规划地势，放弃最下等的田地，挖深拓宽，作为池塘沼泽，而又多挖沟渠，以削减水势，挖深淀泊，作为蓄水之所，干旱时依靠沼泽，大雨时通过沟渠排泄，水旱灾害何必担心不均匀呢？而高燥之地，听任百姓仍然种植杂粮，土著习俗又何必担心不便呢？然而水田耕作，劳苦百倍于旱田，北方民情，久安于偷惰，强迫他们习惯勤劳，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况且低洼肥沃淤积的田地，让他们捐弃，夺走他们眼前的利益，要求他们承担不熟悉的劳苦，愚昧的百姓没有长远考虑，必定苦于不便。利益所在，百姓争相趋附，而事情没有实效，浅见的人不相信。所以我认为，与其把利益给百姓而百姓感到痛苦，不如让百姓看到利益而自来。

如今八旗人口日益繁衍，大多没有固定职业。国家按人头供给粮食，耗费甚巨，而北方田地甚至有的想贱卖却卖不出去。现在打算全部购买民间靠近水源的田地，让旗丁耕种。凡是凿渠、开沟、疏河、浚池，都役使旗丁，而官府支付他们的工钱。农具也由官府置备，每亩官府收取一石多，则动用国库资金收购粮食。旗丁不费一文钱而获得厚利，小民看到必定产生羡慕。等到民情欣喜感动，然后为他们开沟渠、浚池塘、置器具，赋税不增加征收，而收购粮食又优厚地给予价格，见利忘苦，有不踊跃从事的人吗？这是因势利导的方法。国家根据一年收入的数额，酌情将南方漕米的一半改为折色，那么不仅有利于北方，而且有利于南方；不仅有利于百姓，而且有利于国家。唯独开沟洫、教树艺，实在依赖良吏的经营。官吏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弊端就会丛生。营田之所以废除，虽然由于后继无人，也确实有未能尽善之处。营田的制度，分设四局，局各有长官、副手，又有效力委员。官员多则心思不一，而权力不专一。设有专局州县，反而得以推诿，况且保不准有不肖委员借机勒索的人吗？纵然有举劾，而百姓已经受其累矣。设局费用大，雍正全盛之时，尚且可以施行，如今也是势所难办。所以劝耕不必另立农官，就可以责成于州县；举劾不必特别简选大臣，就可以责成于总督府尹。以百姓的勤惰考核州县，以州县的能否责成督尹，那么官员不增加而事情全部举行了。唯独旗丁开始耕种时，不能由州县督管其事，打算仿照营制：十夫设长，百夫设长，五百夫设总，以六品满员担任；千夫设总，以五品满员担任。分京、东、西、

译南路、天津四路，每路设置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以督促他们的耕作。农闲时则操练军事。农事兴盛而武备修治，便得到了地利，荒废的土地都能变成良田；顺应民心，懒惰的百姓都能成为好农夫；明确责任，有能力的官吏都能成为农业导师。治理水患、教导耕作的功效，大概差不多实现了吧？我曾总体论述过：旗人有了固定的产业，可以富足，而国家节省每月供给的粮食，这是第一个好处；征收折银来购买大米，费用节省而米粮增多，充裕国家又便利百姓，这是第二个好处；水田兴起而水患消除，太平无事时百姓能安居乐业，发生战事时也有粮饷作为资助，这是第三个好处；旗人以务农为当兵，既没有游手好闲之人，又避免了饥寒，兵员和粮食都充足，这是第四个好处。一举而得到四种好处，哪有比这更大的利益呢？却因循守旧坐失良机，苟且偷安于旦夕，忘记了长远的考虑，真是令人感慨啊。然而有人曲意解释说：北方少有坚实的土壤，水流冲刷沙土崩解，河岸坍塌而河道淤塞，百姓苦于挑挖疏浚，这是第一个不便；购买耕牛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水草不便，饲养不当，容易导致牛只死亡，这是第二个不便；水田农具种类繁多，北方铁木难以购买，工匠又不熟悉制作，这是第三个不便。具备这三个不便，虽然说有四种好处，终究看不到可行之处。我认为不是这样，河岸容易坍塌可以修筑堤坝抵御，河道容易淤塞可以挑挖疏通。况且我看到南方的百姓，常常把河泥捻起来作为田地的肥料，因为淤泥最能肥沃稻田，以此开导百姓，百姓知道这对田地有利，将会争相挑挖捻泥，难道反而认为是苦事吗？至于耕牛容易死亡，农具难以制造，虽然是实情，但确实不必担忧。如今西方种田的方法，一台机器可以耕种数百亩，或者向西方人购买，按亩分摊费用，或者由制造局制造发放，这样耕牛和器具都可以不需要，哪里还说有什么不便呢？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如果能不惜重大花费，不畏惧难以成功，不被流言迷惑，不追求速效，仔细审察弊端产生的根源并加以去除，尽力筹划长远的办法来实行，而利益还不能兴起，祸害还不能去除的，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