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二

译吏治一旦清明。这就是曾国藩等人裁减额外征收、酌情确定丁税和漕粮应征银两数额的原委。到了同治二年，又经过前任布政使孙长绂因为银价下跌、钱价上涨而稍作变通，会同前任署理粮道吴集禧禀报，经曾国藩、沈葆桢批准，从同治三年开始，每银一两折作制钱一千六百文，地丁税每两原征银一两三钱的改为征收制钱二千四百文，漕粮每石原征银一两九钱的改为征收制钱三千文，万安、乐平两县比照其他各属，每石米多收制钱二百文。一律折收制钱，由官府兑换成银两解送，并声明以后如果遇到银价再次上涨，征收银两还是征收制钱由官府酌情决定。实行几年后，也相安无事。孙长绂在同治四年护理江西巡抚职务期间，会同前任总督曾国藩、前任署理总督李鸿章据实上奏。接到户部议覆批复：该省丁税和漕粮两项，自然应当都命令按照章程征收，本省办公经费依靠丁税和漕粮。如果不允许丝毫多收，实在不是长久之计。所请求的除了地丁税完纳解送正额和耗羡银一两一钱、漕粮完纳解送部价一两三钱之外，本省实在需要的捐款和公费，每地丁一两另外提取银一钱六分，每漕粮一石另外提取银二钱七分，在核减后的丁税漕粮征收数额内供给开支的地方，应请求批准按照所奏办理，在解送部里的款项之外剩余的丁税漕粮征收数额内供给开支等语。奉旨依照议覆办理，钦此。这就是孙长绂按照最初确定的丁税漕粮银两数额变通征收制钱的原委。后来因为钱价大跌，州县征收制钱兑换银两不足以解送和开支，经过前任布政使文辉在同治七年详报，经前任巡抚刘坤一会同前任总督曾国藩将丁税漕粮重新加以厘定。查照同治元年原议，一律改为征收银两。上奏获准户部议覆：江西漕粮自从改为折色征收以来，每石只解送部里银一两三钱，数额较少。如果不允许酌情加收，本省办公经费匮乏，而且恐怕恢复漕运旧制会有诸多阻碍。现在请求将向来征收制钱三千文的改为征收现银一两九钱，向来征收制钱三千二百文的改为征收现银二两二分五厘，对照原定价值并不悬殊，而且奏明一律征收银两与州县私自更改章程不同。地丁税征收制钱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改为征收银一两五钱，连同倾铸熔解火耗等项在内，除了完纳解送正额和耗羡银一两一钱之外，剩余部分作为提取补充捐款公费以及州县办公之用，均请求批准按照所奏办理等语。奉旨依照议覆办理，钦此。这是刘坤一仍然按照最初确定的章程将丁税漕粮改为征收现银的原委。随即在同治九年，前任侍郎胡家玉上奏请求命令总督巡抚通令各属征收地丁钱粮，每银一两遵照条例加收银一钱，所有另外设立名目的永远禁止革除，以缓解百姓困苦等语。钦奉谕旨，命刘坤一斟酌情形妥善商议上奏，钦此。又经过刘坤一详细叙述丁税漕粮更改章程的原案，请求将地丁钱粮仍然按照既定章程办理，上奏奉旨遵照执行。又于同治十二年，前任左都御史胡家玉又以江西省额外加征丁税银两为由上奏，奉旨裁革。经过臣以前在布政使任内，会同前任粮道王必达，仔细查议，地丁税每两征收银一两五钱，实在难以删减。只是布政使衙门因为革除办差供应，增添了一分公费，应当在无可裁减的年份，拟将布政使这一分公费删除，以后地丁税每两只征收银一两四钱九分。

译此外，征收漕粮加价一事，均势难以更改，前任巡抚刘坤一曾详细条陈，钦奉朱批：“览奏已悉，即着照所议办理。仍须随时认真稽查，倘有浮收，即行从严参办。该部知道。”钦此。

是年九月，前任左都御史胡家玉仍以江西违例加征上奏，奉谕旨着户部妥议具奏。户部随即根据江西当前情形悉心商酌，拟请按照原定每两白银连同加一耗羡折收钱二千四百文之外，再根据当前银价酌情增加钱数，由官府兑换白银解送国库，所增加的钱数每两不得超过二百文，以示限制。如此办理，民间增加的钱数乃是因为银价上涨，而非州县浮收；州县办公费用仍取自额定之中，无需向民间加派，一切私立名目均不得借口。

漕折一项，江西省每石解送户部白银一两三钱，向民间征收以一两九钱为率，核与河南、安徽各省折价支解章程尚属一致。惟该左都御史顾虑征银不便，也请求令该巡抚查照同治四年原定数目，每石征收钱三千文及三千二百文之外，酌情加收钱文，所加钱文即视地丁每两二百文的数目核算征收，不准再有浮溢，已先行奏报备案。待银价平减，即照原定钱数折征。

又经刘坤一饬令司道遵照部议核定：地丁每两连同耗羡火工，除删减藩司一分公费之外，实收钱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连同留支公用改收钱三千四百二十文；万安、乐平两县各加收钱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官府收钱易银上兑。漕米逾期完纳者，仿照江苏章程，每石加收钱五百文。至于银价高低不定，如日后银价大涨大落，随时确切查核专案奏办。于同治十三年二月奏报，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钦遵出示晓谕，通令各属一体遵办，均已在案。这就是刘坤一遵照部议核定丁漕收钱数目的原委。

江西厘定丁漕收数，属于由多减少。前任总督曾国藩深以为捐款烦重、陋规滋多，导致州县浮收日益严重，官民交困，因此奏免摊捐，革除陋规，规定地丁每两征收白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征收白银一两九钱。后来改征钱二千四百文及三千文，均是按照原征银数折收，并酌情确定捐款公费的确切数目，作为正本清源、长久无弊的计策。

后来因银价日贵，州县征收不敷报解，前任巡抚刘坤一按照曾国藩初定章程奏准征收白银。而降调左都御史胡家玉屡次进言，于是又遵照部议酌情确定钱数，改收钱文。诚如户部原奏所言，民间增加的是因银价上涨所致，州县仍取自额定之中，这是平允确论。况且江西丁漕合计收数，与苏、浙、楚、豫等省相比，均属有减无增。至今历时已久，官民相安。

如今御史欧阳云奏请仍照曾国藩原定钱数征收。殊不知曾国藩原定本是征收白银，若仍改征白银，势必又成为借口。如果按照孙长绂在同治二三年银价甚贱时所定丁漕征收钱数办理，现在银两依然昂贵，核与同治十二年、十三年相等，自不便骤然议定减征。如果明示州县征钱易银，仅够支付正税和耗羡的开销，那么前任总督曾国藩曾经厘定必不可省的捐款公费，便一无所出。州县廉俸不多，用费本繁，何堪赔累，势必不得不借丁漕浮收来应付支销。以十余年累次奏定、官民两便的举措，一旦废弃，舍弃明示的限制而不遵，必徒博虚名以为快意，诸弊从此复起，必至严重困害百姓。这是恤民反而害民，不但更改良法深为可惜，而且历年钦奉谕旨及部议都成了具文，亦于政体有碍。

该司道等悉心斟酌，江西丁漕应请求仍照同治十二年遵奉部议奏定的章程，地丁每两连同耗羡火工共收钱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连着留支公用共收钱三千四百二十文；万安、乐平二县加收钱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州县收钱易银上兑，以免不敷并杜绝流弊。仍待银价大涨大落时，再行随时确切查核专案详请奏明遵办，不准州县擅自更改章程，也不得在定章之外丝毫多取等情，具文详请上奏前来。

臣复核确核，均属实在情形。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江西省地丁、漕折，仍照同治十二年奏定的钱数征收，以杜绝流弊，实为官民两便。至于节寿等项陋规，自同治元年奏请禁革之后，迄今仍有违犯，臣仍当随时告诫，各守成规。如有私送私受之情事，或经征丁漕在定章之外浮收丝毫，即行从严参办，敢稍事徇隐。

《确查江西丁漕积弊并设法整顿疏》，光绪十一年。

江西巡抚德馨

窃臣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承准军机处大臣

译字寄。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称江西丁漕积欠甚多等语。丁漕是国家的正税，听说该省除了因灾减免的不计外，历年总共短征银五百多万两，为何竟积欠如此之多？其中的弊病在哪里？着德馨破除情面，认真彻底查核，据实奏报，不准稍有含糊”等因，钦此。由此看出朝廷对催征赋税、杜绝积弊的重视之意，我跪读再三，深感惶恐与感激。臣于上年十二月到任，稽核各属完解丁漕的征收数额，远不如从前。地丁截至年底为止，有完成不到五成的；漕粮九月开征，甚至年内还没有开始征收的。当时因为军饷紧急，需用浩大，我便发札给司道，严令各属切实催征，限定在次年二月以前完解六成以上，其余限定在奏销前完足。如果有达不到前述数额的，立即撤职参奏；如果能按额全完的，就酌情给予奖励，以期奖惩兼施，挽回积习。几个月以来，完纳数额稍有起色。钦奉上述旨意，我伏查江西丁漕积欠的数目，自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绪九年止，总共丁漕两项，除灾缓不计外，实际未完的民欠银四百七十余万两。现在，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绪五年止未完的民欠丁漕，已奉恩旨豁免。至于光绪六年起至十年止的丁漕两项，截至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除去灾缓不计，实际未完的民欠地丁银一百六十三万九千四百三十一两一钱二分四厘，漕折银八十三万余两，共短征银二百四十七万八千余两。推究导致短征的原因，议论者有的说是花户的疲玩，有的说是绅富的包揽抗税。但急公好义、奉公守法，小民都有天良；践土食毛，绅士尤其明白大义，怎么会把应完的正赋抗拒不交呢？恐怕这还不是洞察症结的切中要害之论。江西省历年积欠之多，也在于地方元气尚未恢复。复查全省征收疲弊、积欠巨大的情况，南昌府属以南昌、新建、进贤、丰等县为最；饶州府属以鄱、余干、德兴等县为最；南府属以星子、建昌、都等县为最；抚州府属，以崇仁、乐安等县最。九江府属，以德化、湖等县为最；临江府属，以新喻、峡江、新等县为最；吉安府属，以安福、永新、吉、永丰等县为最。以上这些县，都是连年多次遭受灾害的地区，民间困苦异常。那里的田地，高处的常苦干旱，低洼处的又苦水涝。就像今年四五月间，连绵阴雨数十天，河湖并涨，各县田亩又多被淹没。经我在月度奏折内先后奏报，纵然年年办理灾荒，岁岁请求缓征，无奈地方辽阔，赋额繁多，地方查勘灾伤，所办理的缓征递缓，统各县牵算，大约不过一二成及三四成而已。所以除灾缓外，稽查历年欠数，仍然成千上万，陈陈相因，其积欠多半是由水旱频仍、地方凋敝所致。一在于州县簿籍不讲究。查江西州县，其征多报少以及以完作欠的情弊，尚无此种情况。但身任催征之职，必须讲究簿籍，深悉欠粮的户，然后摘取欠额比追办理，才有把握。江西自办理军务以后，循例事件未能切实举行，如推收实征等项册籍，都未认真查造，书吏得以因缘为奸，上下其手。于是卖田的人不知过户，置产的人并不立户，欺隐诡寄，穿图漏，无从究诘。每有田在此而人在那的，也有田已卖而粮不除的，户书图差无从催追，暗中亏欠国家税收，每年不少。户粮如果不明，征收从何下手呢？访闻州县下郡催征，往往不知道粮户所在，且不认识何者为已完，何者为未完，只是每到一村，延出地方绅士数人，请他们向有粮之家劝谕完纳，令各户都立下限期状，或报完三四成、五六成不等，求其扫数完清，十次中难得一次。该绅士以帮同催征非其分内之事，公正者啧有烦言，狡黠者反而图谋包庇。地方官如果平日留心簿籍，各都各图清查粮户，完欠分明，那么按籍可稽，书差无从舞弊，粮户无从隐瞒，催追自然不费力，何至于积欠累累，催纳无从？这弊病在于户粮失于清查。

译其一在于义图制度未能完全确立。查江西从前缴纳丁税漕粮，民间向来有义图之法，按乡按图，各自设立首领，都由地方公正的乡绅老人公推轮流担任，并且设有总催、滚催、户头等职，各县名称不同，完纳期限不一，但都严格制定规章，互相劝勉，到期全部缴清，很少出现违误。战乱之后，只有靖安、高安、新昌、临川、宜春万载、玉山、广丰、瑞昌、安远宁都、定南等厅县还保留义图，因此丁税漕粮每年或全部报完，或达到九成以上，这都是因为义图尚存的原因。此外各县义图十之八九已经毁坏，以至于近年征收数额逐渐减少，积欠日益增多。上年前任巡抚之所以有命令下属举办义图，期望收到成效，借此杜绝丁税漕粮积弊的请求，正是出于此因。

其二在于漕粮没有分三限征收。同治四年，奏明厘定漕粮折银章程，分期限加价，从九月或十月间开始征收，第一个月为初限，第二个月为二限，超过此期限均为三限。凡是遇到期限完粮者，二限每石加价银五钱三限以后每石加价银一两，以促使早日完纳。民间无论贫富，一经收获，无不及时变卖，先解决急用，希望避免加价过多，从而省去催逼骚扰。那时漕粮在九、十月间完解，已经过半，再于冬腊月催完下忙的地丁税，民力自然舒缓。同治七年，户部议定改为二、三两限，每石各加银三钱，已经不如从前踊跃。同治十三年，又改为仿照江苏做法，年外完漕，每石加价五百文，从此州县催征毫无把握。因为民间认为九月完漕与十二月没有区别，徘徊观望，相继因循，起初收谷等待高价，继而变卖图利，加上日常饮食开销，挪作他用，未纳的漕粮消耗殆尽，下忙的地丁税更无着落。岁末严加追缴，有法无济，一到年外、次年上忙征期又至，新旧并纳，殷实户尚且力不从心，贫户更何能承担？积欠愈多，完清无期，只能等待豁免以清理积欠。漕粮无三限，其弊端不仅在漕粮，地丁税也因此短收。光绪九年，江西省查明丁税漕粮积弊情形，请求恢复漕粮三限，曾经前任巡抚奏陈，随即获准户部批复，令仍守年外加价旧例，暂免更改章程，致使未能恢复旧制。现在京协各饷及筹办海后事宜用款浩繁，如此丁税漕粮欠数日多，凭什么筹解？惟有认真整顿，命令下属培养民气，整饬簿册，兴立义图，恢复三限，以期征收日渐起色，借此挽回积弊。据布政使刘瑞芬、代理督粮道陈志培会详请奏前来。

臣查征收丁税漕粮，自以培养民生为重。江西水旱灾害频繁，民情困苦，虽然历年查办缓征，但积欠仍然很多。臣现在只督率司道，慎选廉洁能干的州县官，实心实意，将安抚百姓寓于催征之中，务令将国家正供年年清款，踊跃输完，以充裕国库而挽回积疲。至于江西近时州县，尚无征多报少以及已完捏造欠款的弊病，但身任催征、整饬簿册是其专责，却在推收、实征等册籍上未曾讲求，每年丁税漕粮暗中被粮户欺瞒隐匿不少。臣已严饬各州县，民间置买田地务必令业主推收过割清楚，开报真实户名，造册存查，不准再有脱漏隐匿一面按年查造征粮册，按都、按图、按甲，将完粮银米细数及粮户的姓名查清填注，以杜绝飞洒诡寄，使簿册有据，完欠分明，摘欠比追有条不紊，事情不烦而百姓不扰，对于征收可望起色。

至于设立义图，原是百姓急公好义、奉公守法之意，确实是法良意美，若能劝谕兴复，足以弥补官府催征之不足。仍饬各属察看地方情形，因地制宜，呈报办理，以期收到实效。至于漕粮三限，立法之初不过是促令赶完之意，本无贪图加价之私。现在江西漕粮完纳过晚，积欠日甚，臣悉心斟酌，似宜援照江苏年外加价章程略作变通，改为年内按限加征，以期完缴迅速。凡民间完纳漕粮，自开征之日起，初限一月内不加价，第二个月为二限，每石加价三百文，超过此期限均为三限，每石加价五百文，核算与现办加价数目并无出入。只是江省年外加价开办已有多年，今仍请求改复年内三限旧制，不敢说征数必能畅旺，但与将来恢复本色、冬兑冬开的意义较为符合。其征收米数，令各州县在开漕后按旬折报，务必界限分明，其加价钱文毋庸再归州县办公，统一令随解道库存储，册报查核。江西民田大半以堤工为保障，常苦于培修无资。此项钱文拟专门提充修堤公用，似乎对国家赋税和民生均有裨益。如蒙允准，所有本年冬漕拟饬各属照此办法办理。

晋省疮痍难复，胪陈目前切要害事宜疏。

曾国荃

窃微臣待罪晋疆，已逾一载上年四月

译就任后，正值全省遭遇罕见的特大荒年。本地的钱粮收入，既没有捐输的进项，而支出反而比往年增加。匆忙间勉强应付，早晨不能谋划晚上。仰赖皇上如天般的仁德，凡是遇到中外臣工为百姓请命，无不立即给予恩惠。甚至臣下思虑所未及之处，已蒙朝廷在事先筹谋划策。普天下的深厚恩泽，自古未有。因此感召天和，挽回浩劫。臣在忧虑焦灼之余，更加深感敬畏。独自静思，全面筹划时局，正值国库空虚，痛惜民气大伤。恐怕仁政有时而穷尽，那么善谋不可不预先准备。谨就我管见所及目前切要事宜，大约有三条，请为皇上陈述。

第一条是清理荒地。这次大灾之后，青壮年流徙他乡，老弱病残填塞沟壑。受灾严重的地区，十户人家仅存两三家，次一点的也不到五六家。荒田废地，没有哪个县没有。急切应当招徕开垦，以免额定的赋税虚悬。只是直隶、河南、陕西三省都歉收，流亡的户或客死他乡而不归，接壤地区的百姓多自顾不暇。招徕既非易事，即使开垦也徒托空言。臣拟发文命令州县，先对有主的田地，酌情给予种子，借贷牛力。那些有能力自备的就不说了。此外无主的地亩，就责成地方官督同公正的乡绅耆老，按亩清查，另立册簿。一方面出示邻境，劝其来耕种。如果确实是死亡绝户及寄居他处的，等到今年秋后不归，准许令本户近支承种，其次及远族。如果支派远近相同，则以辈分年齿长幼为顺序。本族无人，才准许同甲同村，或因同村人少，也允许外村、外县、外府的客民领种。其承佃的方法，由乡约社首禀明地方官，给予官印票证，交佃户收执。如果正值本户归来，当年新收获的粮食，除缴纳赋税外，全部给予承种的人。应等到明年播种之时，才允许认回。倘若耕种到五年，本户不回，就由该族戚村甲承为永业。因为晋省土地多贫瘠，人工牛力所费不赀。如果竭力耕种他人的田地，而本户坐收现成之利，反而使承种者工本无着，既失去持平之义，将产生畏阻之心，不能不设法招致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条是编审丁册。追溯明朝制度，鱼鳞册以田为经，以户为纬地丁之粮本分为二，地则永无消长；丁则时有减增。我们圣祖仁皇帝特施浩荡之恩，谕令全国丁册，以康熙五十年人数定为常额，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世宗宪皇帝又将各邑丁粮摊入地粮，自雍正四年至今一百五十年，全国无田之民，永免追呼之累。唯独山西一隅，办理稍有差异。乾隆年间，经前抚臣觉罗石麟、盐政吉庆以及御史姚成烈、戈涛等，先后奏请，将丁粮并入地粮，屡次推广，仍未能改归一律。查核册籍，有全未归并的二十余州县，有量归十分之二三的三十余州县。历任地方官，因为赋税的额度有常，考成之典极重，于是不再计较丁口的盛衰，只论额征的多寡，循例征收。小民迫于催缴，起初有卖妻鬻子以供口赋的，继则有逃入无何有之乡的。官衙因无丁可征，畏惧墨吏议处，其中桀黠者或将甲村的粮摊于乙村的丁，也有这种情况。其中循良者则直接代赔丁粮，深受公私之累，于是导致一蹶不振，比比皆是。那么晋民有无田之课，州县有赔粮的缺额，官民交困，行之丰年尚且受其病，处此凶岁更何以堪？长久不变，实在不是承宣圣化之道。

译臣拟令该州县等另行建立科丁详细册籍，按照重甲分户进行稽核，查明原额丁口有多少，现存丁口有多少。那些缺额丁口所对应的无丁之粮，恳请皇恩准许核实后酌情减免。至于有丁之粮，则将其归并到土地税中，以确立永久的赋税制度，这样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有裨益。如果蒙皇上批准，臣当即派遣妥帖官员，会同该管道府详细确切查访，专案上奏办理，一切等待圣训遵行。

第三项，是关于均减差徭的事。追溯汉代制度，民间男子二十岁起就服徭役。唐代确立租庸调法，一年之中，一个丁男出力二十天。宋代设立雇役和差役，历代制度各有得失。只是考虑到北方差役繁重，由来已久。山西地处京畿右辅，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州县供应的繁杂，几乎到了日不暇给的地步。车骡既取自民间，役夫也责成里甲提供。这种不能不扰民累民的情况，是形势使然。私下认为，徭役出自赋税，赋税重则徭役重，赋税轻则徭役轻。而各属办理的名目有所不同，有的全县里甲全年共同摊派承担，凭借众人的力量来应付差役，这种方法还算公允。有的分里分甲，限定年份轮流承担，第一年摊派一甲一里，第二年摊派二甲二里，各年的差徭多少不等，导致甲里承担的苦乐不均。更有豪强狡猾之徒，仗着甲倒累甲、户倒累户的弊端，将土地高价出售，却以空名自己认领赋粮。等到三五年后趁隙逃跑，连本村也不知道他的踪迹。本甲既代为赔偿无主的赋粮，又代为承担无主的差役，遗害无穷，控告无门。像这样流落贫困、无依无靠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山西任职的官员，没有不知道民间疾苦是由于差役比赋税更重，却无可奈何。此次如果不彻底清除积弊，以救济残存的百姓，流毒将何时才能止息。特别的是，大差固然不敢贻误，积弊也不可不清除。现在的计策，只有减差均徭这一法，尚能略微补救。臣拟行文命令州县，除各项大差持有传单勘合、依照常例支应外，本省差饷差委员向来没有定例的，都应遵照通饬条款办理。其余一概不准借端苛派，如果有擅自索取车马的，即将舞弊之人照例治罪，并参劾该管官吏。至于虚粮认差的弊端，拟趁此大灾一律厘正清除。核减之后，仍令全县按粮均摊，不许分里分甲，造成这边茂盛那边枯萎；也不准飞洒诡寄、张冠李戴，这样事理才能公平，稍微符合前贤因赋定役的道理，或许也是补偏救弊的一个方面。

这三条是就现在急宜择要兴办的事项，列举其大概，以备圣明采择。至于应办的善后事宜，千头万绪，多筹集经费以招集流亡，预备巨款以填还仓谷，整饬盐务以充裕课税，裁减练饷以供养劲旅，都是今年必不可缓的事。但没有财力就不能使百废俱兴，也没有人才就不能使策略兼营，除随时上奏明外，臣只有督率司道府厅州县，共同竭尽愚诚，斟酌缓急，依次办理，以期仰副我圣朝子惠百姓的至意。

沥陈川陕差徭苦累亟宜变通以恤农疏

阎敬铭

私下查考，山西巡抚曾国荃于上年五月与臣会奏山西政事切要三端，奉旨允行。本年二月又奉上谕，给事中郭从矩奏称：“大灾之后赋役艰难，请饬令认真变通办理”等语，钦此。郭从矩所奏与曾国荃去年会奏的大致相同，其中只有差徭累民确实严重，北方各省皆然，山西陕西尤其严重。此前军兴征调，不得不借助民力，粮银一两派差银数倍不等，但这还是兵差，是驿路处所。近年兵差已少，只有流差，不仅驿路差费未能大减，即使偏僻地区仍然显得烦重。现在粮银一两通常派差银八九百至一串余不等，名义上没有加赋之名，实际上有加赋之累。钱粮或许有蠲免缓征，差钱在歉收之年仍然摊派。臣是陕西人，又熟闻山西老吏老民的言论，确知二十年前实在不是这样。近年兵差仅有，而流差为害更甚，财尽民穷，哪能长久忍受。曾国荃与臣多次函商办法，陕西巡抚谭钟麟数年前也曾派员查访。无奈由奢入俭，大有积重难返之势。近来如四川总督丁宝桢锐意裁减川省夫马局费用，遂致怨诽纷起。臣认为这不是小事，急应核减。既然不是兵差难以停止，又正值岁歉危险之时，怎忍令驿路僻区增益加派？山西陕西地势高燥，田地利益本薄，农民终岁所得，缴纳赋税应付差役，牛力耕种之外，实在没有剩余，甚至赔累户少，积粮全部出售以应付追呼。民困如此，还有什么乐利？一遇旱荒，死亡无数，实在都仰赖圣恩加意拯济，未至大乱罢了，这也算是幸运了。论者说上年旱灾是二百年所无，其实道光丙午、丁未年山西陕西同此旱灾，那时未闻死亡众多，费帑小麦市石贵止白金八两，市肆粮贩各处堆存。为何上年死亡野费帑千万，粮价较道光时期加贵四五倍，几乎无粮可买。推厚

译疾病的根源，一是由于鸦片流毒，二是由于徭役繁重。鸦片的危害已经历次奉到谕旨命令剪除，徭役的累赘尤其不可不设法减轻。根据臣的愚见，恭敬地拟定办法八条。

译一、裁减例差与借差。候补人员成千上百，各自带着家眷仆从，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农民，全都以谋求差事为业。诸如查办驿站、烧锅、小钱、缉捕等事务，名目繁多，称为例差。那些回乡处理私事或前往他处的人，分别给予咨追、海捕、催饷等各种印信札子，借此节省路费，称为借差。二十年来，各种差事层层增加，各委员并不亲自出省、出府，而是派遣家丁手持印信札子四处奔走，向州县索取差费银两，向地方折收车马钱。虽然名义上是调剂贫困官员，实际上却苦累了农户。官员与农民相比，应当权衡轻重。这应当由各上司斟酌裁减，不要随意滥派。如果有重要事务派遣府厅正印官查办公事，派遣差役外出，也必定要以车马限制予以查验凭证，不得浮滥。

一、由臬司发放车马印票。各省州县所使用的限行排单，大多由臬司印刷颁发。差车差马，也可以仿照实行。臬司印刷连二差票，颁发给全省的院、司、道、府、州、县。如果有需要使用车马的事务，就在印票上填明事由、人名、车马数目，指定经过的州县路途，截留票根，季度末缴回臬司查核。州县所使用的车马数目，凡是有委员、饷鞘、人犯、公务过境，必须持有上司的委任札子，或者州县印文及臬司印票两者齐全，才在车马票内注明发放。如果有折收钱款等弊端，无论是给予者还是接受者，只要有一人首告，由受理衙门审实，立即按照折收数额加倍重赏。凡是职官、幕友、家丁、书吏差役借口办公，随意索取车马的，一概禁止革除。哪个衙门滥发印票，由上司查办参劾。外省委员前来办公，事先由外省知会，一律发给车马印票，没有印票的一概不支应差事。但恐怕臬署的差役书吏又索取印票使费，那就又要归咎于立法不善了。如果说这涉及繁琐，有什么长策，由各省自行决定。

一、喇嘛来往须有定班。喇嘛差事涉及甘肃、四川、陕西、山西四省，官民同样苦累。怀柔远方之人，不能停止，但可以减少。而且他们大多任意随时零星行走，真假难辨，向官员勒索使费，向百姓折取车钱。那些讹诈伎俩，多由通事伴送的人教唆分肥。稍有不如意，不是说“贡品被窃”，就是说“官物损坏”，诈赖手段多端，官民深怕他们生事。又包揽商贾货物，箱包捆载无数，诡称是官物，多索车马折钱勒费。这不仅偷漏税课、大量耗费资财，还可以索取银钱。拟定以后喇嘛来往，必须由理藩院、四川总督事先知会，指定一班共若干人役，实际共有箱包若干，实际使用车马若干，汇为一处，一班一次行走。尤其必须照样填写印票，开载一切毫无遗漏，让他们自己持有。每到一处，必须由州县验明印票，如数支应。倘若分起零星，先后错出，随身未持印票的，一概不支应。通事伴送人员，查出有通同私弊的，立即惩处。又陕西巡抚谭钟麟，光绪二年咨行四川、山西喇嘛过境的章程八条，似乎妥善，谨另缮清单，应请“下理藩院议奏颁行”。如有未尽事宜，应由甘肃、四川、陕西、山西各督抚继续商议，以清除各省的累赘。

一、奉使办事大臣宜禁滥索。西口领队办事、赴藏迎送往来以及钦差查办事件，在本官必定自知检束，但家丁多倚此为奇货。古人所说的“一出国门便作威作福”，需索供应，驱使厨传，事情确实存在。尤其苦于折夫折车漫无限制，巧取豪夺。明面上禁止，暗地里仍然刁难。可否饬令兵部，限定折夫车钱的定数，准许由州县报销，并拟定请求以后或稍微减少换班，或增加廪给，或酌情给予路费。只要能稍微减少扰累，就是体谅民生。从前钦差查事，有时仅拣派信臣一人，随员也少，事权归一，办事也有实效。大臣出使各知自重，朝廷自有法度权衡。

一、严除衙蠹、地痞。差务固然烦多，但中饱私囊的衙蠹、地痞交相狼狈。用一人报三人，官司知道却不过问，彼此含糊。贪婪的牧令认为这是理应如此，或者图个方便，或者邀誉过客，或者放纵差役，民间疾苦，视如秦越（漠不关心）。山陕地痞没有什么伎俩，也没有多少党羽与官员勾结，如果严正执法，他们就会畏服。各处侵吞这笔钱的人，不过是刁诈的差役和恶劣的乡愚，一经严惩，必能敛迹。应当命令各处严查，用账目广泛张贴示众，浮收滥派一定治以重罪。

一、令民间折交流差，钱文由衙门自行办理。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罢了。臣的本籍陕西朝邑县，不在大道上，十年以前粮银一两，摊派差费数千百文，到同治七年达到极点，几乎激起事变。臣写信告知督臣左宗棠、前抚臣刘典，在同治八年极力改革差章，当时还有很多兵差。近六七年来，按粮银一两派钱二百，提取多少钱交给县里自行办差，官员用自己的钱，各方面都节省，并不觉得不足。差役书吏酌情支付津贴，实行已十年，官民都还方便。

译严格考核账目，每年结余的钱款用来购买粮食储积在义仓中。去年遭遇旱灾饥荒，便使用结余款项应付差役，没有向百姓摊派一文钱。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属于例外摊派费用，只是明确规定了限制，以求暂时救济。曾国荃与我书信商议，先将蒲州解送偏僻道路向来摊派极重的荣河、夏县、虞乡三县，参照朝邑的做法，每两粮银每年摊派钱一百多文不等，交给官府办理，所有其他摊派一概全部免除。我对此实在惶恐不安，认为这并非合法之举，但农民却称这是大大减轻了负担。陕西巡抚谭钟麟命令同州府知府饶应祺也在所属各县试行，但我始终不敢将此视为良策，必须依靠治理人才。至于驿站沿线的州县，差役无常，能否照此办理实在没有把握。因为郭从矩原来的奏折说我在本籍办理差务没有事实依据，便详细陈述了这些情况。

译一、严格查核驿马，确保足额备用。差事按规定应有驿马，本不连累百姓。无奈各项差费多出于规定之外，州县官府实际多有赔补垫付。驿马数量不足，上级也难以查究。如果真能如前述六条切实执行，那么州县的负担便可减轻。严格查核驿马，使其达到足额，民间的车马征派就可以减少。如果仅凭空文责成，难以期望事情有实际成效。

二、本省征防各兵，给予长车，由军营自行办理。前述七条皆言流动差役，若遇兵差，也应一并考虑。查考湘军、淮军的营制，各有长夫。臣在山东时，仿照本省勇营的做法，酌情将长夫改为长车。每逢军队开拔及寻常转运差遣，由军营自备车马，节省费用且省事，将领和勇丁都觉得很便利。州县百姓不办理兵差，大大减少了扰累。只有外省过境兵差，不得不供给，也已奏请订立章程。至于遣撤勇丁出差，将弁如需支取差费，必须查验印信札子、印信票证。那些游勇投营，一切杂流私事往来，仅持各营官木戳记，没有印票的，一概不予供给。以上所陈述的，不仅各省旧章不同，即使州县之间也各不相同。因时制宜，革除弊端，增减损益，应顺应地方实际情况，总期没有差务，不连累官民。河南一省未能全面知晓，河南、陕西各地，如灵宝县数年前因差役繁重而滋事，也与山西、陕西的连累相同，应请下旨让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各督抚分别查办裁减改派，明确委任专员，破除官场陋习，洞察民间疾苦，详细查核四省章程，务必实行无名科派，务必尽数革除。追溯查考，差徭出自丁口，自前明实行一条鞭法，已将差徭并入丁银。无奈差徭依旧且加重，积累增加，至今百姓不堪忍受，应一概禁止革除。事情或许难以推行，且担心阳奉阴违，明去暗加，积弊日益加深，变通宜急。臣因灾荒严重，思考体恤农民以巩固国家根本，是否妥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上当事书

熊祖诒

我私下曾思考，《易经》的道理是，否极泰来，困极亨通。太平日子久了，松懈怠惰相安无事，必定等到奇灾异祸、决裂糜烂之际，然后人心才逐渐震动，天心才转向。法度不穷尽不变，弊端不极端不更张。前代史书所载，往往如此。河南饥荒歉收，亿万百姓涂炭，幸得您移节南来，淘汰不急之征，革除无名之费，中原遗民，如获再生。这固然是河南生灵的一大转机，也是河南政令的一大变革之机。祖诒身为客居绅士，明知披发缨冠（越俎代庖），是古人所告诫的，因此地方公事，从不妄加干预。自从抵达新安，每当遇到乡间父老，都说您心意良善深厚。然而我们百姓遭受年成灾祸，尚不及遭受差役之苦，苦痛相差万万倍。纵然给予很多金钱，一遇差徭，随即耗尽。等到他们言辞恳切，即使是永州捕蛇者的说法，石壕村老杜的诗篇，也不能超过。目睹此景，心中伤痛，怎忍心坐视不管。现在正值新政振兴，实事求是之时，失此不言，后将等待何时？不揣冒昧，谨就新安一县见闻所及，尝试陈述如下。查考新安地处深山，所有登记在册的地亩，大多是从丛岩绝壑中开辟石榛而来。其田地等级，有以一亩为一亩的，有以五六亩为一亩的。面积悬殊，生息大致相同，每年收入，不足以供给居民一年的口粮，常依赖其他贸易，藉以获取微薄利润，以此维持生计。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也已到了极点。而此地处于古汉、函谷之首，为秦、晋、豫三省会通要冲，徭役浩繁，倍于其他县邑，沿袭成习，又没有好的章程，致使奸胥蠹役盘踞成窟，种种弊病，无法穷尽诘问。总其大略，大概有三端：一是兵差，凡是遇到外省、本省军队移营换防及采购军械、装运军饷，车一辆，东至洛阳，需钱三千五百；西至渑池，需四千五百。马一匹，东去需二千，西去需二千五百。解回游勇用护送二人，每人东去需四百，西去需六百。署解马一匹，折钱三百。署差一名，需一千二百。这些银两，在地丁项下均匀摊派。在同治年间，军务繁兴，差役极重，地丁一两，派钱至十千以上。后来在同治十二年，兵差局由胥吏办理改为绅士办理，按季开具清单，张贴示众，似乎百姓困苦可以缓解了。然而积重难返，陋习依然，除了舞弊侵吞外，每年定规稿案签。稿、钱粮、杂务各部门，曹各用钱六十六千，用印十七千，持帖十八千，跟班四十八千。去年冬季，正值奇荒之际，尚每季每两摊派至七百余，一项如此，其他可想而知，这是第一个弊端。二是流差，凡是钦差往来及本省、外省官员奉公差遣，以及并无公事而持有差信者，支应车马同兵差一样，皆由衙役代雇乡民，出钱五十牌轮流值差。咸丰二年，冯县令设局定章，衙役气势受挫而人亡，则政令停滞；法令久行则弊病滋生，其在新安的漏洞，仍复如故，这是第二个弊端。

三是杂差，驿站马号旧有五十二匹，由五十二牌公同喂养，马匹时有倒毙，而喂养

译不削减每交草一束三斤为一束，折钱二百至三百不等；麸一斗折钱五千至六千不等。约计大牌每年出钱二百千，小牌九十千。粮行交料每年共三百石。油坊每月共支油四百斤，每年共支一千斤。肉肆每月出肉百斤，以四十斤为官价，每斤四十文；以六十斤为民价，勒令肉肆出买，以其资偿还官价，外尚获赢余。城北十牌倚邙山而居，民业烧煤，每年两次各纳口钱四百余千，用新令任加纳一次。五十二牌每年支正票煤车四百八十辆，句票二百四十辆，摊票一百二十辆，每辆折钱二千至三千不等。牙行每年出官骡折银二百四十两，新令任亦如之。夏季支凉棚杆数百根，冬季支木炭万余斤，旬炭、摊炭、年炭无定数。鸡二十只、鸭四只为一票，五日一支，每只折钱七百余文。每逢过差，出木槽、铡子、椅、器皿各数十件。总之，衙署内外起居日用，无一非取之于民，而又实用一分，出票多至四五分。差役下乡又多逾分诛求。刻下各铺闻风不敢复业，而胥役之敲骨吸髓，仍是怙恶不悛，此亦一弊也。

兹三者，当无事之时，相安已久，尚可勉力支持。自去岁大遭灾歉，苦瘠万分，执事方仰体朝廷德意，散银给种，轸恤优加。乃正供可减，而胥吏之陋规如故；国赋可蠲，而衙署之苛派依然。目前百姓虽稍有起色，然田亩荒芜者十之五，户口死亡者十之六，应差之源日塞，而派差之流日来，民亦岌岌乎殆哉。

夫国家定制，南则赋重而役轻，北则赋轻而役重。支应差使与完纳钱粮，同为小民维正之供，践土食毛，谊无可诿。顾赋有定额，而役无定章。有定，则颛蒙亦难骤欺；无定，则胥吏即易为弊。民非敢畏差，谓差而无定，则上不能入国中，不能入官，而徒饱吏胥私蠹耳。

律州县衙役不得过五十名。现新邑、函关驿皂、快、壮各分头二两班，每班约数百名，此数百名者，既无生业，又无田產，而顾日日饱食煖衣，试一思之，果何所从来乎？

乡间里长六十余名，地保五十二名。每当更替之际，里长出投认钱十七八千文，地保四五十千文，而牌中殷富之户，私赂差役求免点充，往往有费至数百千文者。

以上各条，如差使不能不应，必须明定章程；科派不能尽除，必须大加澄汰；衙役恃势横行，里长投充巨费，尤宜急为裁革。其究应如何釐订之处，执事折衷至善，自有权衡，局外书生何敢妄参末议？祇以目睹民艰，不忍不据实以告，伏候采择一二，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再，新邑函关驿额设马五十二匹，现在缺额与否，尚难熟悉。要之不敷供給，前此尚有宜阳腹地州县津贴车马。现此项银两久已裁革，无米之炊廉吏难为，其能不取之于民者几希。兹拟由局捐银二千两于新安、渑池两县购买车马以备支应。如蒙俯准，再当拟呈鉴。

译关于奏报减省五路差徭情形的附片，光绪八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再，山西各州县虐待百姓的政令，不在于赋税征收，而在于差徭。所谓差徭，并非轻易耗费民力，而是搜刮民财。向来积弊，每县所摊派的差钱，大县达制钱五六万串，小县也有万串至数千串不等。按田粮摊派，官吏从中分肥。交通要道的州县则设立车柜，追集四乡的牲畜，拘留过往的车马，或长年抽收，或临时勒索高价。一头驴每月敛钱一百，一辆车勒索数千，以致外省的脚夫不愿进入山西，外县的车骡不愿进入省城，远近行旅视此为畏途，痛心疾首，已非一日。西南路州县的差徭，经阎敬铭减定数额并确立规章，百姓得以宽舒，官府也不致困窘。只是贪吏贪得无厌，难以保证日久后不恢复旧弊。臣严厉告诫西南路州县，恪守阎敬铭的成规，不容稍有逾越。每月收支钱数，一方面在差局张榜公示，一方面将原榜照录详送备查。然而省城所治之地，以及附省数百里内外，纵横通达的大驿要道，差累未除，怨声未解。大致中路的首县阳曲，东路的平定州及其所属盂县、寿阳，西南路的灵石，南路的榆次，北路的忻州，都是最为冲要、官员往来频繁之地。有的车柜骡柜拉扣勒索，有的小甲差班无票横加骚扰，有的城乡设局任意摊收，居住者和行路人均受其害。前任巡抚也曾有意筹办，无奈官吏既不捐出私利，又不愿承担劳苦，漠视百姓艰难，敷衍推诿不办。臣坚持既定主张，甘愿成为众怨所归。阳曲责成阳曲知县锡良，平定、灵石派知府马不琮，榆次派朔州知州姚官澄忻州派代州直隶州知州俞廉三分头前往考察商议，各根据实际情况多方调剂。现已定章施行，彻底洗刷苛政。阳曲则是筹款生息，官设差局，自行供养车骡，如实在不足，临期自行雇备，并严令将驿马买补，严定应差章程，不许差员滥支。总之不取民间一文钱，不骚扰过客一辆车。平定、寿阳办理也相同，盂县令其津贴上下两站，代为接送。自四月以来，阳曲、平定、盄县、寿阳等处未发出一张拉车扣骡的票。灵石则将官署应酬的浮费痛加裁省，令其买补驿马自行支应差务，永除车柜之弊。为灵石本地百姓每年节省差费制钱二千余串，兼为邻近的汾西等县百姓每年节省帮贴差费银四百余两；榆次差钱三次核减，为百姓每年节省制钱七千串；忻州将旧日四乡的总局、南北车局的弊章厘正，革除冗费，为百姓每年节省制钱一万串，为行旅每年节省制钱一千余串。目前众情欢欣，运载络绎不绝，南北商旅及四乡车畜经过恒山、霍山而趋向省门的，车马相连，渐有坦荡之乐。以上五路乃是全省差务最繁重疲敝的地区，如今已一律廓清。此外支郡下邑，如果有积弊未除的，即当依次推行，随时整饬，并恳请圣恩明降谕旨。所有本省及外省经过山西境内的文武员弁兵勇需用车马，务必遵行定例，不得例外骚扰。如有额外需索，臣将据实参奏，那么有驿站的州县不致受累，而民困可以永远复苏。减轻徭役，是为了不剥夺百姓的时间，而劝勉他们尽力于农耕；减少敛财，是为了不耗尽百姓的财力，而督促他们合力缴纳正赋。这是臣为百姓谋划，而不仅仅是为百姓谋划的原因。至于官署用物、里甲支应、词讼买票、鱼肉富民，是山西多年来的恶习；藉名兴工、修志按亩摊派，是山西灾后的贪风，都已严令禁止革除，不许稍滋民累。所有裁减山西五路差徭的情形，理合附奏。

关于口外各厅编查户籍无碍蒙古游牧的奏疏。光绪十年。

张之洞

窃臣接准绥远城将军丰绅、归化副都统奎英来咨具奏：土默特地界内归化五厅寄居编籍，势必妨碍该旗游牧，拟请各厅体制恢复旧制，不要编入民籍一折，抄奏咨会到臣。当即飞饬布使奎斌、归绥道阿克达春详细切实查覆去后。现在据奎斌禀称：遵查七厅议定编户立籍，原本是因为种地的客民生齿日益繁多，所以就在边外原有民人中编户立籍，原有田地清丈亩数立册。既不是招引内地百姓增添移居边外，也不是让边外百姓另占蒙古土地。清理其根本，确定其法制，将来增丁减口有籍可查，夺地逃粮有册可考，可以查究奸宄，可以禁止侵占，不使像从前那样漫无稽查，对游牧有什么妨碍？先前请求编查户籍，实在与该将军等所引雍正十二年理藩院奏准设立排甲之意，正相符合。现在该旗认为民蒙杂居则相安无事，编籍则有妨碍，难道杂居足以禁止侵占盗买？一经编籍，反而无法禁止。如此持论，实在不可理喻。窥探其不愿编籍的隐情，所谓惊慌恐惧者，并非恐惧客民占据其土地，实则是恐惧蒙古官员失去权力罢了。从前归化等五厅蒙民交涉的命盗重案及有关

译徒刑以上案件的审理，有土默特蒙古官员参与会审；而寻常的诉讼案件向来由厅级官员自行处理，并没有会审的明文规定。近来无论土地、钱债等细微小事，一旦在厅里提起诉讼，蒙古方面就前往副都统衙门递交呈文。该衙门不问事情大小，立即委派蒙古官员参与会审。那些兴讼的案件，大多涉及典卖荒地、争夺熟地、驱逐佃户、增加租税，有利可图时就偏袒徇私，无利可图时就驱赶排斥，肆意营私舞弊，已经不止一天了。现在知道要改设厅制，恐怕难以施展他们原来的伎俩。这是蒙古官员不愿意的原因。

各处的副都统对于地方事务本不干预，但归化五厅向来有交涉事件，副都统俨然全部管辖。遇到商民事务，副都统也发布告示晓谕。一旦改制，担心失去越权干预的权力，这是副都统感到不便的原因。

自战争兴起以后，各地游民混杂居住其中，强悍风气逐渐显露，本地人与外来人混淆，实在不适宜。目前进行户籍编制和赋税清查，确实足以安抚边疆、消除祸患，但平庸浅陋的人见识不到这一点，上下错误地坚持己见，实在难以理解。

该藩司去年奉命查勘边疆，仔细体察，认为各厅编制清查户籍，属于地方重要政务，而且与土默特蒙古毫无妨碍，该蒙古安居自得，起初不知道改设是什么事情？哪有无故惊慌恐惧的道理？这不过是无知的蒙古官员造谣生事，意在阻挠。于是将“惊慌恐惧并非出自蒙古人的真情，编制户籍不会妨碍游牧”等各种情况查明上报等语。

又据阿克达春禀报称：查归化等厅位于土默特境内，与直隶张独多等厅位于察哈尔境内的情况稍有不同。察哈尔蒙古在本朝已经编入八旗，而土默特蒙古自命为外藩，想要私自分割土地，所以边疆制度更难着手处理。

追溯查考土默特蒙古部落，明朝末年实际上已经被察哈尔的林丹汗袭扰灭掉，其部众有的役属于察哈尔，有的逃匿到其他地方。我朝天聪年间，大军征讨攻破察哈尔，进军归化城，林丹汗从归化城西面逃跑，土默特首领等才得以聚集众人投降归顺。我朝兴起灭亡者、延续断绝者，让他们仍然居住在土默特游牧，恢复他们前明顺义王的封爵。不久，该蒙古人与明朝边将通谋，想要邀截大军归路，于是逮捕他们的王，削去他们的爵位，因此将土默特分为两翼，让投降的两名首领世袭两个都统分别统领。后来裁并为一个副都统统领，又改为由京城简放任命。

当土默特投降时，土地已经不属于他们所有，但该参领等还说带着土地投降，好像不知道那土地是我朝赏还给他们的一样。看他们所说的“我朝定鼎分界边墙，各自守卫各自的土地，不容越界侵占”等话，实在违背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道理。

至于他们所担忧的，百姓一旦编入户籍，就成为定居者，必然导致占据蒙古的牧地，妨碍蒙古的生计，这必定不是事实。查土默特部落靠近边内，其衣食起居竟然与内地百姓没有区别，逐渐导致懒惰成性，有土地却不习惯耕种，没有牲畜而难以从事畜牧，只依靠百姓租种他们的土地，他们才有粮食、食物和租税可用。所以现在该蒙古人以耕牧为生的人占十分之二三，依靠租税为生的人占十分之七八。

至于该旗所谓的游牧地、户口地，自康熙年间以来，早已陆续租给百姓作为田地和住宅，至今已有二百年了。这些百姓早已繁衍子孙，形成村落，各厅百姓何止万家？这些寄居的百姓即使不编入户籍，也成了定居者。历年已久，寄居的百姓逐渐增多。等到同治年间，因为陕甘回乱不靖，口外剿匪防务吃紧，各军队有的在这里驻扎，有的从这里经过，至今遣散的勇丁还很多。在雍正年间，寄居的百姓尚少的时候，仅仅设立牌甲制度，已经足以稽查边疆百姓。而近来长期居住的寄居百姓更多，如果仅仅设立牌甲而不编制户籍，那么人没有固定的名册，户籍没有固定的户头，本地人与外来人混淆而无法分辨，赋税徭役散乱而难以稽查，想要实施治理，确实难以着手。

译现在制定编造户籍的章程，无非就是核查各厅原有的居民，查明户口后登记入册。况且所编造的既然名为户籍，那么籍册内只登记户口本，与土地无关。蒙古地区依照惯例允许汉民租地，但不允许汉民买地。汉民虽然编定了户籍，土地仍然属于蒙古。此后蒙古保留作为牧场之地，如果蒙古不租给汉民，汉民怎么能侵占牧场？而且汉民编入户籍，也与蒙古的比丁册没有区别。蒙古比丁有年初统计，没听说人口日益繁衍，就把汉民挤回内地。汉民编入户籍以后，又何至于人口稠密土地狭窄，把蒙古人挤往后山边外？寄居的汉民如果不编定户籍，那么现在的人既无法稽查考证，未来的人更没有限制。不但有人满为患的弊端，而且恐怕盗贼窃发、蒙汉械斗的争端，都由此而起。如果一旦编入户籍，有产业的良民才能编收入籍，无籍的游民即可驱逐出境。并将后来寄居的汉民规定入籍的年份，那么陆续来的人也就有限制，客民不至于聚集在蒙古地区，也不必担心像群鸠一样杂乱居住。而且户籍既已编造，那么主客分清而良莠容易辨别，盗贼平息而蒙汉百姓都安宁。反而说如果不编籍则杂居尚可相安，一旦编籍则全旗无不惊慌恐惧，这道理实在令人费解。至于已入籍的住户，如果有滋事的人，轻则查明遣返回原籍管束，重则判处徒刑、流放或充军，国家有常刑，应当不担心滋事，难以逐一登记入天府版图，就变成莠民的渊薮。至于沿边外的县，如山西省的保德、河曲、偏关等县，也都有会审蒙汉交涉事件。这些州县不但印文中并无管理蒙古的字样，即使官衔也未必有加理事衔的明文。然而蒙古不能不服其讯断，是因为国家自有成例。况且我朝制度，凡是理事官员都能管理旗民、蒙汉各交涉事件，并不在乎印文中有无管理旗蒙字样。就像绥远将军印文并无管辖驻防旗人的字样，归化城副都统印文也无管辖土默特蒙古的字样。如果必须把管辖事件逐一镌刻在印章上，恐怕几寸的篆文很难一一涵盖记载了。总之，厅员虽然改为抚民，印文虽然经过改铸，而抚民同知、通判仍请加有理事衔，已经奏明在案。该蒙古如果恪守朝廷定制和皇上谕旨，交涉事件断不难办理等情，先后禀报回复请求上奏前来。臣查口外七厅，因为历年吏治不修，边政废弛，深怕成为匪类的渊薮，蒙汉百姓不能安抚辑宁，所以奏请改为抚民同知、通判。奉旨允准后，又命令藩司、臬司两司，归绥、雁平两道筹议未尽事宜。因为阿克达春久任塞外，奎斌熟悉边务，特别命令该道详细拟定条目。该藩司亲自前往体察，奎斌周历后回省，据称目前改章整饬，众人心情愉悦，欣欣然盼望治理。臣反复核查，兼考历任边外各员，才开始陈列十二条，于上年九月二十九日奏请议定施行。现在阅览丰绅等人的奏折，实在深感惊异。查户籍三等之外，里甲不具备保结的，立即驱逐遣返回籍，并议定编造牌册，分别良莠，这是臣原奏的第五条。清理界限，查访蒙情，使蒙古没有失去牧场的忧虑，这是臣原奏的第六条。臣仰体朝廷一视同仁的道义，绥靖边疆消除祸患的规划，现在的办法都是蒙汉两利之事。编籍这一条，正是原本雍正年间奏准设立牌甲的旧章。办理既不是迁移内地流民以充实边疆，也不是让现有客民另占蒙古土地。大青山以南，归化城以东、以西延伸数千里，自西汉元朔年间以来，长久作为郡县，即定襄、云中、五原三郡的地界。凭借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士农工商数十万户，断没有驱赶回内地的道理。入籍与否，与蒙古生计有什么关系？如果像所奏那样，那么土客混杂反而可以相安，法制井然反而产生疑虑。臣愚昧思考，实在未能理解。私下认为辽沈以北，吉林以东，以及圣朝龙兴丰镐之地，现在都编有民籍版册，人口繁盛学校荟萃，难道土默特一区就应当自成风气？至于奏折末尾请求体制恢复旧制一条，尤其接近枝蔓。谨考七厅规制，祖宗以来屡次有变通，无非是因时制宜，日益完善。土默特初设蒙古世袭副都统，后来改为由京城简放副都统，并设常驻将军。七厅最初设协理笔帖式，后来改为通判，后来又或改为同知，后来又增设归绥道。如果必须恢复旧制才可以，那么将尽罢将军副都统一切文武各官，仍然恢复世袭副都统，蒙古部落才能安居吗？现在根据奎斌、阿克达春先后查明禀报回复各节，非常清晰浅显。总之，因为编户籍而侵夺牧场，实在没有这个道理；因为改抚民而蒙汉百姓惊慌恐惧，实在没有这样的事。相应据实奏陈，恳请兵部仍照臣前奏各条，迅速议定回复，以便遵行。

勘办清丈请暂免田房税契片

张之洞

再，山西省征收，向来没有鱼鳞册，过割不清，辗转转移，或者耕种无粮之地，或者缴纳无地之粮，祖孙相承，无法穷究本源。

译州县催缴赋税，只知道责成户头和甲长，软弱的人被鞭打责罚并被迫包赔，狡猾的人则隐匿田产、转嫁赋税，于是产生了户头破产连累甲长、甲长破产连累里正的祸害。加上小民吝惜税契的费用，常有百年的恒产，只持有白契，并没有红契，灾荒之后，混乱迷乱的情况更加严重。如果不追根溯源、核实真相，而是贸然鞭打户头甲长，严急催缴赋税，那么凋敝困苦的百姓，将更加没有生存之路。这一件事是山西百姓的大害，现在想要除去它，绝对非进行清丈不可。昔日的贤人如宋代的朱熹，明代的海瑞、吕坤，本朝的名儒陆世仪，都急切地主张清丈，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从眼前的事例来看，高崇基在介休推行清丈，取得了成效；马丕瑶在解州推行清丈，成效更加显著，因此解州虽然是受灾极重的地区，但至今没有累赋，也没有荒地，成效显而易见。现在根据曲沃县绅士百姓呈请恳求清丈，已命令该县认真办理。此外如阳曲县，因为圈粮造成累赋，又有数千两的缺额钱粮；太谷也有数千两的累赋，由官府赔垫；汾阳、孝义都是民间自愿清丈，因为经费没有筹集齐，尚未开办。我应当督率司道州县，因地制宜，筹集款项办理。只是丈量土地必须先核查赋税，核查赋税必须先核查地契，才不会产生隐匿田产、缺额赋税的隐患。如果在清丈之前，明确告知粮户，令其将所有地契全部呈验，登记造册并加盖官印，免除他们这次的税契费用，宽恕他们以前漏税的罪过，并且必须与百姓约定，只收取足额的赋税为止，如果有超出赋额的土地，也不增加赋税，那么一县的地契自然会欢呼着像云一样聚集而来，一县的土地自然会细微之处都不遗漏，鱼鳞图册很快就可以办理完成。然后再进行清丈，拿着地契寻找田产，必然不会有短缺。询问熟悉山西官场事务和民情的人，所说的都一样。查山西州县田房税契，每处每年征收不过百余两到数百两银子，恳请陛下格外施恩，此后山西州县哪里能办理清丈，就由省级官员勘明后举办。在清丈开办的那一年，暂时免除一年的田房税契，估计一年所办的不过几个县，对于岁入减少不过是毫毛之数，而小民踊跃从事，田赋可以彻底澄清，向土地征收赋税，不必向人求取赋税，对上所损失的非常细微，而对下所增益的非常宏大，这也是培养元气的一种帮助。

译江苏省继续办理沙洲清丈工作，现已全部完成。此疏，上于光绪八年。

两江总督左宗棠

查得江苏各属地淤积生成的沙洲，经前任总督、巡抚曾国藩、丁日昌奏请，奉户部议定，改为每十年清丈一次。光绪六年正值续丈之期，经前任署理巡抚谭钧培会同前任署理总督吴元炳附片奏明，委派候补道朱之榛会同苏州布政使，参照上一届的成案议定章程。先将苏州所属的江阴等七县坍没、涨出的沙洲，分派干练官员会同地方主官，依次逐一勘丈，分别办理升科、豁除、催缴地价银两、补收花息以及酌情调整税率。同时将诉讼案件逐一审讯结案，所需清丈费用均由布政使司库从沙洲地价专款中支出，不准稍有勒索。奉旨：户部知晓。钦此。随即转行遵办在案。

现据苏州布政使及各属上报，芦洲田地除无坍没涨出之处，按照上一届成案一概免除重丈。靖江县据报也无新涨沙洲，应免查办。只有咸丰七年、同治七年两届清丈出的埂划沙洲一万三千余亩，尚未升科，历年课银自应酌情补收，但这是归入漕田的，应另案办理。其余江阴等处沙洲林立，坍没涨出无常，涨出时任意侵占，坍没时拖延不报。加上咸丰七年、同治七年承买的案册结报至今未咨报户部，应升科的仍未入额起征，应豁除的常以空粮连累沙棍，从而把持书吏差役，因而贪婪勒索，诉讼案件接连发生，弊端丛生，百姓受累无穷。仔细推究，是因为按户分造图册，事务繁杂费用沉重，各该厅县未免畏难，且需层层结转，尾数稍有不符，即遭驳诘，多次往返，最终束之高阁。本届查办既分先后，若等待通案汇报，更需时日，因此议定办成一县，先行造具简明清晰的册籍，咨报户部随时升科豁除，以期取信于民。前已将江阴、武进、宝山、丹阳四县的册籍详细咨报，奉户部奏明查核，业经详细咨覆。又查上海、南汇两县均有新涨滩地，向来未查办，隐匿甚多，也已委派官员前往勘验，责令一并召买缴价。川沙厅横沙地方孤立海外，前已议定该处为商船避风守潮之地，也是官船清洗放哨之所，永远不准承买，即使由渔户佃种，仍归召佃，以符合原案，只令按亩呈缴佃价，并按年完纳草税，以免觊觎而杜绝争端。

自光绪六年三月起，督令地方主官及委派官员，先从江阴一县办起，武进、宝山、丹阳县次之，丹徒、常熟、上海、南汇、川县五县厅又次之。将新涨各处逐亩勘丈，催缴价银，并查明围垦成田收有花息及上两届承买但未升科之地，分别酌情补收课税，统一发给凭单。田业遇有坍没，勘明后请豁历年诉讼案件，也予以审讯判决。历时两年有余，先后据报完竣，仔细查核，总共应升科滩地三十五万五千一百四十二余亩，特重地七千二百八十六余亩，每年共应征应增银一万七百八十八余两。其中先已起征银三千六十七余两，坍没地二万四千七百七十五余亩，共应豁银一千一百四十八余两。又未定案未围垦地二万五千八百九十四余亩，应请暂缓升科。共收存布政使司库田价、佃价银一十万三千八百十一余两，又补课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六余两。内除提拨各公所经费及清丈费等项银一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余两，统计实存银一十二万九千三百六十三余两，较之同治七年收数多至两倍有余。固然由于沙民踊跃缴纳，也由各地方主官及委派官员催追得力。前项银两应入拨造报。至于丹徒、常熟、上海、南汇四县的简明清晰册籍，业经分案详细咨报。川沙厅系承佃之案，无需查造，应由布政使司责令取来顷亩科则、图形册结，分别照例详细办理。并将在事出力各员详细请奏给奖等情。

前臣来等伏查，清理沙洲本非容易，今届自开办以来，该司员等督令地方主官及委派官员认真经理，应升科的升科，不准隐匿土地以逃避赋税；应豁除的豁除，不致空粮连累百姓。勘丈秉公，则地界端正；积案了结，则诉讼文书也清。并将应升课价及补课银两，体恤各处情形，适中议定，分别等差，严禁员董书吏差役等人不许勒索分文。即咸丰七年、同治七年未定的案件，也已造册详细办理。各沙民仰沐皇恩，从此都沾受安乐利益。所有在事各员不无微劳可录，拟照上一届成案，除出力稍次者由臣等酌情奖励外，谨将尤为出力各员缮具清单，恭敬呈御览。恳请天恩，俯准分别给奖，以示鼓励。

谕办台湾地方清丈章程示

福建巡抚刘铭传

查得台湾地方，自乾隆五十三年续丈之后，至今开辟田园数倍于从前，久未报丈升科。从前海内升平，朝廷

译看待台湾这一岛屿，似乎无关紧要，只期望没有内部祸患，不担忧外部侵扰，在赋税这一项上屡次奉承恩诏，格外从宽，以显示安抚远方、安定边疆的意图。现在海上事务繁杂，台湾是海疆重要之地，长久以来被外人窥伺，朝廷特意设立巡抚以资控制。本爵部院恭敬地接受这片土地，应当为地方做长远的大计，所以招抚生番以清除内部祸患，筹办海防以抵御外部侵扰，清查田亩以充裕军饷需求，不怕辛劳怨恨，苦心经营，一时并举，作为长治久安的计划。你们百姓应当知道，隔海迁来创业不易，也必须为子孙立下百世基业，官民同心同德，共同保卫边疆，一同享受安乐的土地。查考台湾向来被称为肥沃的土地，近年开辟日益增多，旧有的粮赋反而显得短缺，都是因为业主变迁不定，种植额度向来不推行征收，所以绝户逃亡无法追究，或者因为田园册籍先前毁坏无存，户主没有确切姓名，疆界混淆，土豪得以隐匿霸占，奸诈之民从中包揽控诉争讼，有的借防番之名抽收隘租，有的称完粮而自收大租，强者有田无赋税，弱者有赋税无田，更有靠近溪流的田地被水冲沙压，小民无力申报豁免，田地去而粮赋仍在，种种弊端有碍国计民生。如果不及时清查，遗害将无止境。现在经本爵部院奏明，清丈全台土地，委派南北二府设立总局，立即举办。你们的田园一经清丈，编立字号，某字某号的田为某处某人的产业，粮户叫什么名字，册籍清晰明了，遇到买卖田产，立即过户推收，可以免除侵占冒争，永远杜绝诉讼的纠缠。那些被水冲沙压的土地，也可以随时禀报，顿时解除积累的沉重负担。将来清丈之后，分省治理，粮赋额度既然增加，文武科举名额也必定奏请扩充，这对国计民生都有益处。应当切实晓谕，为此告示仰各属绅民一体知悉。自告示之后，各属一律办理清丈，无论官庄、叛产、营田，一体丈量。从前隐匿的罪过，宽恕既往不追，以后如果再有劣绅土豪从中把持违抗，或者包揽隐匿，或者造谣阻挠，立即严拿究办。本爵部院言出法随决不宽贷。所有清丈章程另列榜示

译一、在清丈土地时，委员会县于三天前张贴告示晓谕百姓，规定在某日清丈某保某甲的某几户。谕令该业户将历来持有的契约凭证查找到，带到田庄守候委员丈量，随后核对契约凭证。如果界址和亩数相符，就发放联单契据，仍归业主收回。如果有不符之处，就在契据上注明，按照新丈量的亩数填发联单，不许委员借机刁难勒索。违者允许业主指名举报控告。

一、清丈结束后，必须发放三联票单，一联归清赋总局，一联存留本县，一联归业主收执。另外建立清册两部，一部在总局，一部存留本县。目前清丈只核查亩数和界址，至于该田地应缴纳多少赋税，统一等到清丈事务结束后，再上奏请求朝廷议定。

一、清丈田地，须分为上、中、下三等。以长流水灌溉的为上等，依靠水渠池塘灌溉的为中等，山地田和靠天降雨灌溉的为下等。只有园田向来没有分别等级，就在联单上注明。如果有业主贿赂托请委员绅士，将多报少，将上等报作中、下等，无论何时查出，该田产充公，对委员绅士从重参办。如果是业主隐瞒隐匿，一经邻居举报，或经官府查出，即将该田产的一半充公。

一、此次清赋，已经奉旨，对于办事的官绅按照异常劳绩请求奖赏。该官绅等核查了何保何甲，须在联单上注明是由何官绅清丈。某户如果丈量出力，清查最多，准予优厚奖赏。如果有挂名的官绅，不帮助一同清丈，或懒惰偷安，不能吃苦耐劳，随意敷衍了事，就由地方官撤销委派，不准列入奖赏，以表示惩戒警示。

一、清丈时，官绅均由总局发放薪水，不准在民间稍有索取，如果有阳奉阴违，一经查出，总局以及同事委员未曾先行禀明，总办按照失察条例议处，同事都不准请求奖赏。

《缕陈丁漕利弊户口耗伤情形疏》，光绪十年。

翰林院侍读王邦玺

我私下认为，丁银和漕粮是国家正常的赋税供给，百姓耕种土地、食用土产，安居乐业，急公好义缴纳赋税，是理所应当的。然而我朝二百多年来，深厚的恩泽和仁爱早已深入人心，皇太后、皇上爱护养育百姓，超越前代，民间感戴，无不有捐躯报效之心。试看军兴以来，接着又是灾荒歉收，在这二三十年中，筹饷赈灾，无不借助民力，凡是绅士富商，都能踊跃输送，共同报答。何况对于丁漕正赋，有谁不愿意及时完纳呢？虽然疲困户拖延、劣等生员刁难抗缴，向来也间或有之，但这种情形终究不多。而征收之所以短缺的原因，实际上不在于此。我曾私下观察广泛访问，考察目前的情势，考证积欠的由来，才知道丁漕这一项，大概有五种弊端、三种困难、五种适宜、三种不可。州县不肯推求，疆吏未加体察，只使得户口有多无形的消耗，朝廷有岁入的短亏。不探究治本之道，却只责备催缴赋税，难道恰当吗？谨为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

一、有利于钱漕迅速完纳的是官员，有利于钱漕多拖欠的是差役。一县之中，承催钱漕的差役名目很多，有总头，有总总头，有都差、图差、保差，有币办差、垫办差，有比较上堂代受枷责的假差。像这样众多的人，都指望百姓积欠丁漕来养活自己。图保差下乡催征，总是先索取贿赂，名叫“包儿”。钱包儿到手，公家的款项就可以央求延缓。那些豪富突然变穷的户，积欠较多，则总头亲自前来催取，穿着华丽的衣服乘坐轿子，随从多人，勒索包儿，动辄数十千钱，而公家的款项也仍然可以央求延缓。等到卯限已满，完纳不旺盛，堂上官照例比较，就用钱雇佣无赖之人上堂领受扑打，或用枷锁警示众人，而总头、图头等差役安然无恙。而且更加挟持枷责作为索诈的工具，这是第一种弊端。

一、开征之初，书吏差役总是选择中等以上家产、能自己完纳的花户，代为裁减串票完粮，然后拿着票向本户加倍勒令偿还，收入自己腰包，名叫“代票”。那些稍贫的户，没有费用可榨取的，就不肯代为办理。地方官明知这是为民害，但贪图他们垫解的便利，也不禁止。这是第二种弊端。

一、书吏征收钱粮，必定先索取房费，然后才开票。如果这一图的房费没有立即交清，各甲花户有持钱来完粮的，一概不收纳。一旦拖延，那些钱可能因其他事情用去，不能再筹措办理，遂导致拖欠。这是第三种弊端。

一、绅士生员倚仗符牌抗缴欠赋，不过是自占便宜，而且愿意他人及早完纳，藉以抵塞卯限。那些无故挺身为一村包揽抗缴的，尚且没有此事。只有一种刁横武断、鱼肉乡里的人，勾结衙门蠹虫，包揽丁漕，常常向愚懦的花户骗钱入己，不为完纳，而差役仍然向本户追索，真是侵吞赋税、危害百姓的狡猾之徒。然而如果不是与胥吏通同作弊，欺压诳弄，他们的势力必定不能行得通。地方官常被他们蒙蔽，未能详察而严究。这是第四种弊端。

一、征收漕米本色之处，到现在改为折色。以前征收本色之时，无论每石加耗至一倍以上之多，更有永远不遵守定章的州县，

译每年只开仓三天，有时甚至连续几天才结束。那些势力强横的农户，争着抢先交米，常常发生拥挤践踏伤人的情况。过了这个期限就封闭粮仓，改收折色（货币或实物替代）。每石米定价七八千文，有的甚至高达一万多文，而百姓缴纳赋税愈发困难，受到的盘剥也更加痛苦了。这种弊端，在位的高官大吏从未察觉，这是第五种弊端。

译有一种花户急公好义，大多建立了协图，又称为义图。每年轮流由一甲充当总催，挑选本甲中勤勉干练的人担任，称为现年。按照每户粮赋的多寡，派征几十、几百甚至上千文钱不等，交给现年作为辛苦费，并用于打点书吏差役，称为甲费。有现年的图，甲差役不得上门催逼，只向现年催取。现年担心所领的钱不够支付差役的贿赂，不得不勤勉地催追，而花户也各自体谅。现年害怕自己受累，不得不极力筹措缴清，这就是协图很少积欠的原因。后来因为太平军占据城池，分设伪官，没有完粮的事，而总催轮充的年份顺序于是混乱。比如乙年已轮到的二甲，现在停歇了两年；按道理戊年应该轮五甲接充，而五甲认为三、四等甲实际上未曾轮接，理应补充，彼此推诿，于是协图大多废搁不行，这是第一个困难。

一种承管粮业的人家，其田地多租给农民耕种。近来因为接连遭受战乱、水旱、瘟疫等重大灾难，人民伤亡无数，再加上生计艰难，成年男子往往不能婚娶，生下女婴，大多溺死，因此民间人口，远不及从前繁盛。大约一个村子中，过去有百人从事耕种的，现在只有五六十人，而这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懒惰于农事的，又约有二三十人。其间风雨不调，肥料不足，收成大多歉薄，而世风日下，人心也不能像古人那样淳朴。粮户收取租谷非常不易，就以臣的家乡而论，自咸丰以后所收的租，或七八成，或五六成，或三四成，三十年之中，虽然遇到丰收年，从未听说有完全收齐租谷的。贫瘠的田地，竟然白送给人，承担粮赋而不肯接受。这种情况，推及其他省份，何尝不是如此？这是第二个困难。

一种民间光景既然显得萧条，幸遇丰年，谷石又苦于不能卖出好价钱。如果有田一百亩，计算应收租谷二百五十石。按照现在的土风时价，即使是丰收年，最多也不过收租八成，得到谷子仅二百石。如果遇到谷价极贱的时候，每石只能卖钱四五百文，扣除厘金后，得到钱不满一百千。完纳丁漕需要其中大半，所留剩余用来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的有多少？不必有胥吏的苛刻勒索，而急公好义已觉得吃力，这是第三个困难。

一种乾隆、嘉庆以前民俗直朴，丁漕户口都是本人名字。近来大多另写字样，一人而有数户，差役常以无从查传为借口。如果有人充当现年，就能逐户清理追缴，也可以备官传唤询问。协图之所以为良，没有现年的称为涣图，又称为烂图。协图中的花户有巧取者，往往另立户名，隐寄于涣图，希望拖欠。又协图轮充现年，必须派甲费，粮少的甲派费较难，有取巧者也往往另立户名，隐寄于粮多的甲，以图规避。这是近日民情的诡诈。地方官如果对协图这一方法，废置的能使之兴起，涣散的能使之聚集，巧取的能设法杜绝其弊端，那么在催征方面，恩惠就超过一半了。这是第一个适宜的做法。

一种差役得到钱包，掩盖总以不让欠户见官为秘术。前任上元县令袁枚有言：“选择民欠粮多的，召花户而想见他们，没有真正花户到而粮不缴纳的。”又前任庐陵县令杨晓昀代理安福县篆时，催征必令花户亲自到，比较必令总头受责。他的图保差下乡，虽然贿赂以钱，而不敢接受，一时风动四境，即使极疲乏的户，也无不争先完纳，这是已经显著的明验，这是第二个适宜的做法。

一种向来例征收，非上忙满、半下忙全完一概不准纳钱给票。小民铢积锱聚，未满一票之数，而催粮的役至，索赂以去，辄耗其所积的一半，如此屡积层耗，贿赂役的费用，往往多于正供数倍，而粮终究不能缴纳。听说从前有一县令，准许分两次完钱，完钱先给小票为凭，等到期限完满，换给串票，民间因此大称便利，征收更有起色。这也是讲求催征者，应当知道变通的。至于一人而分数户，也恐怕粮数过多，一时措钱非易，如果准许分票完纳，则此弊可免除。至于户口纷烦，茫无稽考，这是第三个适宜的做法。

一种从前有一县令，对于民间呈递状词，除命盗伦纪重案之外，如因口角、钱债细故兴讼的，先令开明本身花户钱漕多少，查核按户清完，方才准理。这与考童互结声明并无抗粮方准与考同一办法。一可以清顽户之欠，一可以遏制渎讼之风，似乎是一举两得，这是第四个适宜的做法。

一种收纳钱粮，必用官板大钱，市面日用常行的钱，一概不准收。花户大多以市钱一千，向铺商换大钱九百，等到完纳后，署中以此钱换银，每串可加钱色数十文。愚昧百姓不无吝啬，导致多延欠。地方官既然任听境内通行市钱，何不可通融收纳？用本处的钱，对于本官原无所损，似乎不必拘定大钱，致使征收减色。这是第五个适宜的做法。

一种乡闾

译殷实之家拥有丰厚的家产，官府和百姓都可以依赖他们来应对紧急或宽裕时的需求，应当加以保护，不应当骚扰侵害。近来地方官员听信差役的怂恿，往往将本甲或本村积欠的赋税勒令殷实之家代为缴纳，差役又再次从中敲诈勒索。富裕百姓既然苦于被侵夺剥削，顽劣户主便更加拖欠赋税，从此征收工作愈发难以办理，这是不可行的

译一、州县以催缴赋税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坐在衙门处理政务的时间少，下乡催缴粮税的时间多。每到一处，就传唤在学的生员，让他们写下限期完纳的状子，责令每个卯时催完一定数额，动不动就用上报革除功名来恐吓。不知道贫寒士子以笔耕为业，家中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十个里有九个。他们本身既不欠粮，又没有总催的职责任务，怎么能强迫他们做不该做、也不能做的事呢？而且反而让欠税户置身事外，更加滋生拖延懈怠。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

一、近来各州县更有委派官员亲属、家丁带领勇役下乡分头催缴钱粮漕税的，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异常骚扰牵累，诬陷勒索，暗中索取，甚至逼迫致死人命，捏造掩饰掩盖，本官受其欺骗蒙蔽，很少能觉察。那些家丁还擅自使用名片拜会绅士生员，尤其是不成体统。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

以上所陈述的十六条，各省互有差异，我籍贯江西，较为详细知晓。虽然丁漕的利弊不全在于此，但户口损耗的情形大致可以想见。拟请谕令各督抚大臣悉心体察，督率所属州县切实兴利除弊，去除其害而恰好得其利，便于百姓而不损害官府，总期望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裨益。安抚百姓用心劳苦，催缴赋税政绩拙劣，千古传为美谈。如今国库款项短缺，丁漕这一项原本不能视为缓图，但能将安抚百姓融入催缴赋税之中，使赋税经常足额征收，乡里不受骚扰，官吏完全杜绝烛照天象般的弊端，小民不空有献曝般的诚意，施行善政以培养生机，勉励官常以挽回风气，多行实事，不要托辞空言，那么用来充裕国用而巩固邦本，探究源头的治理不外乎是这样。

山西巡抚刚毅奏报晋省钱粮遵照部章并征信册量为变通举办的疏，光绪十二年

我于本年二月内接到户部咨议覆御史刘恩溥奏请清理民欠、整顿正供钱粮各折，奏奉谕旨行令钦遵办理，并发来章程及征信册式到山西。当即行文布政司通饬各属一体遵办，并转饬绥远城将军遵照办理。查部议定章，山西各厅州县民欠的钱粮等项，限十二月底截数，次年三月造送底册，六月由布政司刊发各该地方，八月汇总奏报咨文。现在立法精严，如果能实力奉行，确实足以剔除积弊。又因为这册子专为考查欠粮，如果给予的期限过迫，那么欠税的人多而册子越多，反而显得烦重难以施行。所以特意放宽期限，使钱粮扫数完纳的地区免除查造。那些未完必须造册的，已经寥寥无几，期望简易易行。其用意可谓周到。山西民俗循良，应纳钱粮向来都是年清年款，极少拖欠。等到大灾之后，元气大耗，农田劳力微弱，民间每年缴纳正供异常艰难，而下忙尤其多零星贫苦无力完纳的家庭，追比较难，于是渐渐不免延缓。计算全省只有蒲、解、绦三府州属的钱粮间有遵照例限在年内扫数完纳的地方，其余都迟至次年正、二月间才开始完解，甚至有迟至三、四月的。如果一定要照章在十二月底截数，那么未完的州县十居八九，可免造册的十之一二。而且这些欠税户不过是稍延月日，并非始终不完的人。倘若拘定期限，势必一律开作欠户，不久欠税者接着就全部完纳，愚民无知，只见已完的户在册内仍作未完，转恐相譁，致滋款议。况且口外七厅地势高寒，收成较晚，应缴纳的银米必须等到次年春夏才能征收。而大朔二府属应征的米豆比七厅更迟，向来九月开征，必须到次年年底才能扫数，相沿已久，势难骤然更张。所以历届奏销就与通省钱粮分案报部。现在如果勒令期限一概在年底截数，恐怕其中窒碍甚多。因此想到征信册的设置，是为了核实计算，不是为了勒令期限，只要令照章查造，不遗漏不错误，其期限迟早仍不妨量予从权。拟请通省民欠钱粮等项改限次年三月截數，六月造送底册，九月由布政司刊发，十一月汇案奏报咨文。口外七厅虽然征收粮食迟于内地，不便另定限期，也应据前一律照办。大朔应征的米豆，拟请再加展缓，另案在次年十二月底止截数，第三年三月造册送布政司，六月由布政司刊发，八月内奏报咨文，仍由我随时稽查。如果有迟逾欺隐等弊，即行据实严加参劾。这样分别变通办理，比起部限虽然稍迟，但因地制宜，尚不失朝廷慎重正供、实事求是的意思。至于积年带征民欠处所较多，花名繁琐，碍难并造一册，现在拟分别年分，各登各册，以免牵涉混淆。又各处老荒、新荒地，都应在册内注明蠲免缓征的数目年限，以便稽核。其余部章各条，都极详明，已饬各厅州县一并遵照办理。据布政使张煦详请具奏前来，除了咨报部外，理合将晋省钱粮遵照部章、册式举办，仍体察地方情形，量予变通的缘由，恭折具陈。

新疆巡抚刘锦棠奏报新疆通省田赋户籍清册咨部立案的疏，光绪十三年

我查新疆军兴以来，地

译当时正值荒废时期，收复之后，逐渐招抚百姓开垦。不仅往年的民屯、兵屯、围租田地不能全部恢复原状，即使各属地原本管辖的田地，也有不再沿用旧制的情况。例如昌吉县旧管该屯所的田地，早已拨作迪化屯喀喇巴尔噶粮员管辖的地方，也归迪化管辖。因此，事情虽然沿袭旧制，却无异于更新。现在清理田赋，只希望丈量田地，按亩征收粮食。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旧章，反而多有阻碍。此前陕甘总督左宗棠以及我多次派遣官员清丈迪化、昌吉、阜康、绥来、起台、吐鲁番、济木萨、呼图壁各属地，均按照上、中、下等地分别升科。上等地每亩征收粮食七升，中等地四升，下等地三升，按照规定一概不征收耗羡。镇西、哈密、库尔、喀喇乌苏、精仍照旧章科则办理。陆续据各属地清查核算，除去兵屯荒地，连同熟地计算应征粮石，均与原额相等。只有吐鲁番征收的粮食数量多于原额，征收的银两数量少于原额，而银粮相抵，只有盈余没有短缺。这是北路清查田赋的情况。

南路征收粮食，此前准噶尔部旧案，有的田地科则，还有征收铜斤、普尔钱等各种章程不同。而且从前是分驻大臣经管，此时改设郡县，划分疆域，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不能不从新厘定。前总督左宗棠派遣官员办理，此后征收粮食的各局暂按付一征收。随后我查照各局员详细核查亩册等则，酌情确定试办，因为轻重间有失平，又经过酌情减免。各按地方情况，上等地每亩征收粮食五升、四升不等，征收草五斤；中等地每亩征收粮食三升，征收草三斤；下等地每亩征收粮食一升五合不等，征收草二斤，耗料不另外加征。那些折征铜斤、金课的田地，旧章无论是否从事铜业、金业、户民，只要是额征铜金的田地，就必须交纳铜金，对百姓实在多有不便。我现在酌情制定章程，委派官员试办矿务，凡是旧日额征铜金的田地，一律改征粮食。所有铜金各矿所，民间开采的纳课归官。又各城伯克向来有养廉田地，自从改设郡县，伯克大多被裁撤，养廉田地归官，招佃承租，额粮照则征收。那些未裁撤伯克的养廉田地，又拨作义学、坛庙、香火等官地，均征收额粮，归入此项田赋案内。至于额征粮食，以小麦六成、包谷四成交纳，也间有搭征稻谷的地方。那些距离城池二百里以外，交纳本色不便的，则允许交纳折色，按时估定：每小麦一石折银一两，包谷一石折合银六钱。但仓储关乎官粮食用，自然又以多征本色为宜。现在规定需要粮食较多的区域，则全部征收本色，或者仅折三成，或者允许折五成，或者酌情允许五成以上。只有草束需用较少，折色较多，每百斤折合银五分，统在此次一律核定，作为永额。这是南路清查田赋的情况。

总计全省南北两路三道属，共查丈各等荒地、熟地一千一百四十八万一百九十四亩四分五釐。共额征本色粮食二十七万六千五十一石三斗一升四合二勺，额征本色草一千四百九十万二千七百斤七两七分。额征粮草折色及地课银子五万九千一百四十八两四钱一分一釐四毫四丝七忽。其中现垦熟地，每年应征本色粮食二十万三千二十九石二斗三升八合二勺；应征本色草一千三百九十五万八千二百一十斤一十两二钱八分；应征粮草折色及地课银子五万七千九百五十二两一钱六釐二毫一丝七忽。那些荒地已经招垦的，在升科之年再列入熟地核算；未经开垦的，责令随时报垦，照章征收粮食，以显示核实。又粮食由户出，田赋既然均平，户口即可一并计算。现在责令造齐户口清册，全省汉、回、缠民及入籍安民共计二十六方六千九百五十九户，男女大小一百二十万三千八百五十三丁口，逐一核查。其中北路户口最为稀疏，尚须极力招徕抚辑，以期望人口日益繁盛，额赋日益增加等情。据藩司魏光焘详细请求具奏前来，我复核无异。除将汇齐田赋户口各册送交兵部查核立案外，谨会同陕甘总督谭钟麟专折具奏。再，新疆各属地征收银粮，都在每年秋收后开征，没有上忙应征的款项。以后应办的考核各案，应请免造上忙，一并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