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

译先生随科举北上，润臣与他谈论诗歌，在长安的风雪中纵情饮酒高歌，彼此快乐相处了十多年，往来频繁也不感到厌倦。后来先生回到淮水之滨，不再出仕，润臣于是写信拜师，行弟子之礼。先生谦退不敢接受，随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师生关系的真谛。”从前韩愈对李蟠有所感触，写了《师说》送给他，说近世士大夫以互相拜师为耻。唉，他们真的是以互相拜师为耻吗？现在的时代距离古人的时代又更远了。士大夫急切地向人求取功名，从座主到做官时有推荐提拔之恩的人，都称为老师。他们的老师太多了。“称为老师”、“称为弟子”的说法，不过是凭借权势罢了。那些座主尚且是因为文章才了解你的，称为老师还可以。做官的人有官职在身，却强行名义上称为老师，是为什么呢？况且现在的人既然已经通过做官显达了，对于年少时传授学业的人却不增加礼遇，其他稍有轻重关系的人，行礼往往超过本分，难道他们比古人更厚道吗？大概古人以互相拜师为耻，但师生的实质还存在；现在的人不以互相拜师为耻，但师生的实质却丧失了。所以说不过是凭借权势罢了。《礼记》说：“学习却不尊崇老师，叫做悖逆。”我没见过凭借权势的人果然能不悖逆的。先生只是一个穷困的诗人罢了，如今他去世已经多年了，了解他的人已经很少了，而润臣却对此念念不忘，这与世上那些凭借权势交往最终却背叛的人相比，不是有所不同吗？我既然看重润臣能践行古道，又曾经读过先生的《养一斋诗》，知道先生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于是为他写了这篇记。

译与黎樾乔编修书

分别以来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不仅仅是因为疏懒，也是因为这几年毫无长进，不值得告诉您。我自从去年中秋，寄居在这里，清冷如冰。常常想起古人为了贫穷而出仕，转而以此自我安慰。既然不能凭借精神才力去承担世务，就应当如此安顿，哪里还会有其他期望呢？内心没有营求，气息自然平静。端正地居住无事可做，只是取出往日曾经思考议论而有心得的东西，时常自我反复推敲，私下辨析纠正，颇觉得年轻时也有所收获，可惜当时没能得到机会与明师益友一一质证以坚定自己的见解，因此虚度光阴而不能有所成就。近来颇想把自己内心所自得的东西，全部表达出来，然而头绪已经很多，心中反复思考颇为清晰，等到想要写成一篇学说，却拿起纸笔便中途停止，这也只是因为从前尚未踏在实地，所以至今胆气不能壮大。王益信认为这件事有根本有枝末，深入其中，长久涵养，然后才能发挥出来而不可阻挡。我私下认为一切文章都凭借根基，以此去追求，令人心满意足的很少，大抵根基不是可以强行得到的。自来这里也有两三个学者拿着学业来询问，我打算就时文这一件事引导到道义的领域，常常让他们沉潜反复于圣贤言语，切实体认，务必有所心得。如果人果真肯在这方面致力，长久做下去，自然确有见解，确有把握，那么时文这一件事本来就可以当作讲学。然而学者本来认为这件事只是为了猎取科举名位的计策，像我所说的，很少有人不认为荒谬而不恰当的。您近来担任分校官，选拔士子已经很多，当选取他们时，自然不能不稍微顺从时尚，而且考场中的文章俯就规矩，暗中摸索不过如此。只是我私下认为从此门下弟子已经很多，提倡后学最宜着力，像晨钟暮鼓那样时常给予警惕，中间必有英杰之才，听到言语而相信的。我私下认为评定文章选拔士子，是一时的荣耀，成就人才，全在于平日。近来学校废弛，都无所谓师友的情谊，只有知遇之时尚且融洽。他们既然尊奉我为师，那么本来可以拿出平生得力的地方，诚诚恳恳地告诉他们，这是所能达到的非常深远且重大的。我听说欧阳文忠公喜欢与学者谈论吏治事务，李文正公门生满朝，下班之时带领他们讲论伦理文艺。我私下认为性情嗜好各有所主，然而专门谈论文艺不如切实研究实用来得得当。范文正公是千古第一秀才，然而也只有他肯向世务上着实理会。如果果真肯理会，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必定获得实用。这件事全靠玉堂各位极力提携，或许能为天下储备多少有用之才。曾经说天下名山得到几位掌教，直省按临得到几位学政，馆阁教习得到几位学士。这样而人才不兴盛，是没有的。大概只有这几位，他们的力量可以转移风气，而根本尤其在于馆阁，形势如此。您往日赠送我的作品，时常拿出来展玩，往往窥见深意。那时奉答几句，然而我至今尚且忧惧，认为我这一生对内无益于自己，对外无益于人，虚度岁月，实在可叹。所以听到同辈交好，一有得意之处，就内心欢喜，不是为了通达显贵足以扩大声援，庆幸我的朋友有可为，也就足以引颈而自我安慰了。我之前所说的经济这一句话，这不是腐儒的言语，书生的通病，把名位看作希奇，把世务看作平常。究竟希奇之物有时而至，平常之事却束手无能。古人说富贵如亭台，名德如树木。我还认为才具优劣，一半由于资质，一半由于学力。如果使见闻广博，细心熟悉，从容无事之时，精神闲暇，便如同置身当事，具有经纬之才。古人所谓事先预备就能成功，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古来经济名臣，多在闲暇之日发表文章，这不只是想要以文章自我表现，大概他们操笔写文章，就像经理世务，反复曲折，精详审慎，他们的心才痛快。用心既久，以此取而尝试，临事就安定，有不从容自如的吗？近来仕途只有馆职最优，一旦受到知遇，就承担重任。您已经位列上考，藏器待时，知道必定有自我勉励的了。闲暇时希望拿出所得来展示。

复曾制军书

天下只有左右近侍不可不谨慎，左右近侍没有正直的人，即使良友直言也不能进献。危险啊微妙啊！宫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作为消长否泰的关键。昔年在贵州，与黄心斋、魏将侯纵情谈论，凡是官员从督抚、司道直到牧令，都应当每年拿出千余金，或者数百金，敦请道德忠鲠的儒者，作为师友，匡正他们的心思，增益他们的耳目，知道思虑所不及的地方。必须这样，然后德行可以修养，名声可以保全。黄公、魏公都赞同他的话。祖庚把耳目寄托给抚标弁兵，把爪牙寄托给卢、袁，把心腹寄托给杨恩绂，没有不溃败决裂的。近年颇举此义来告诫鄂中朋友，请教高明的人，认为怎么样？甯国是进兵之路，这个机会不失，秋冬战功必定有伟绩，不仅有益于浙江的兵事，兼可大慰朝野的人心。此地不守，那么处处为坚城坚垒所阻，功效稍微迟缓罢了。皖南吏治，必定以优秀的人来协助，善于守境的人，守于境

译外。林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近来如果不从官吏治理和人心方面痛下工夫，彻底清洗整顿，必然难以挽回局面，这话说的对吗？这难道是平定吴地的第一大功吗？您已掌握了其中的纲领，子游、子夏那样的贤才也不再需要增添赞美的言辞了。

译衡量交往之道

王柏心

谦逊而端正，恭敬而没有过失，这是与上级交往的原则。严肃而不怠慢，施恩而不亲昵，这是与下级交往的原则。虚心而有包容，温和而不随波逐流，这是与广泛交友的原则。有善行则互相劝勉，有过失则互相规劝，这是与志同道合者交往的原则。以恭敬远离狎昵，以厚道远离轻薄，这是与故旧交往的原则。先打开心扉而后通达其内心，先揣测意图而后接纳其言语，这是与新结识者交往的原则。交往必须诚信，没有自己不讲诚信却能取信于人的。交往必须谨慎，没有开始不谨慎却能坚守到底的。做到了诚信，做到了谨慎，用明智来择友，用宽恕来待人，那么交往的原则就掌握了。容易结合的必定容易离散，喜欢赞誉的必定喜欢诋毁，相同之处多的必定差异也多。怨恨没有比依赖期望更大的，深重的隔阂没有比贪求无厌更大的，祸端没有比广泛攀附更大的，灾祸没有比苛刻约束他人更大的。崇尚公正，不崇尚通达，交往才能有所成就。坚守正道，不执着于私情，交往才能成功。看重元黄（正色）适合色彩，不看重琴瑟胶漆般的一味黏合。看重淄水渑水呈现其本味，不看重甜酒令人沉醉。看重椒兰香气袭人，不看重荃茅后来变质。《易经》记载三人相损，又占卜两人相同。《诗经》陈述伐木的仁爱，又告诫阴雨的轻薄。各位君子，恭敬啊，恭敬啊！交往后再衡量，必定失败；衡量后再交往，就没有悔恨。

回复某人讨论先生称呼的信

袁翼

阁下为世交之子撰写墓志铭，怀疑称“先生”过于尊崇而向我商量，这本来就不必怀疑。查考“先生”这个名称，始于《礼记》《四书》等儒家经典，含义如同先达、先进。如果杂家书籍、神仙传记中，见于三皇五帝时期的，那是后人私自撰写的称呼，并非三皇五帝时已有此称。所以“君”可以施用于臣，“子弟”可以施用于父亲，“兄弟”可以施用于老师，“妻”可以施用于丈夫，也可以施用于岳父，乡里的士人百姓可以施用于官员，学校中的英才，路途旅店中可以施用于年纪稍长不知姓名的人。道士有在其上加号号的，孝子、高人、义士有在其上加谥号的，有放置其姓名而加上字的，有遗漏其名而加上姓的，有敬重百世以上的人而称呼他的，有年纪卑幼，道德功业卓然成就，即使是问业的老师、尊长的长辈为其撰写墓志而称呼他的，典籍都在，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大概是天下的通用称呼。现在阁下怀疑“先生”过于尊崇，加上“老”字稍显卑微，还拘泥于世俗的看法，而不考察前明以加“老”为尊重的情况。王弇洲先生说：“京师称呼极尊贵的人叫老先生，从内阁到大小九卿都这样。两司从方伯、佥宪称抚台为老先生，门生称座主也这样。”其说法详细记载在《觚不觚录》中。我按：清初士人给尊者写信，还沿用这个称呼。康熙己未年开鸿博科，一时聚集在京师的，一半是前朝的耆老，人们称呼他们没有什么异议。现在只有座主称呼门生的儿子，掌院及六部堂官称呼后辈司员，反而叫老先生。如果平辈往来而用这个称呼翰林院、六部、九卿，必定脸上露出不悦，心里感到刺痛，这竟然把加“老”当作卑微了。这种风气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依据什么而这样。听说某人的儿子侍奉父母孝顺，做官吏廉洁，人伦中享有重望，谁比这更尊贵呢？阁下为其撰写墓志而尊称他为“先生”，他必定当之无愧。

送江岷樵同年回新宁序

邓瑶

道光乙巳年夏天，我的朋友江岷樵同年送他的老师邓铁松君的灵柩回湘乡，已经从湘乡经过邵阳，拜访我叔父在濂溪讲院，住了一晚就回新宁探亲。我于是再拜恭敬地送行，又用言辞重申说：“如今朋友之道不讲求已经很久了。平日申盟发誓，肝胆相照，真好像可以患难与共，死生相托。等到有变故背弃，不再顾念，像秦越人那样互相看待的，比比皆是。朋友的伦理既然丧失，推而广之，父子兄弟之间，都可以变得淡薄。再推而广之，君臣之义，还指望他们忠贞不懈，面临大节而不可动摇吗？”江君对友谊如此笃厚，他能够孝顺且友爱，出仕后忠于我们的君主，是必然的。起初邓君主持新宁书院，岷樵跟随他学习。邓君观察他的志向心意，认为他与众不同。后来邓君参加礼部考试，住在京城，岷樵也留在京师。不久，邓君生病，岷樵侍奉疾病非常谨慎，而他的朋友关中邹孝廉兴愚也卧病在京城的寓所。岷樵往来调配汤药，日夜没有空闲时间。邹君不久去世，邓君病势更重，想回家。岷樵于是用一辆车载邹君的灵柩，托付他的同宗溥霖送回陕西，而自己护送老师返回湖南。走了八天，邓君死在车中。仆人说不宜将尸体带入旅店，恐怕主人有怨言。岷樵斥责他说：“荒野哪里可以入殓？赶快赶车进去！”主人也就无可奈何，于是从容购买棺材，入殓完毕又载着前行，历经艰险，才到达汉水边的旅舍，陆路改水路到达连道岸边，而回到家中。经过四千里的路程，积累六十天的时间，资金匮乏，仆役疲惫，而江君没有丝毫骄傲的神色。唉，可以说难啊！两汉时期独行其道的士人，对于师友的丧事，用意特别周到，往往不害怕数千里亲自送归。大概那时风气淳厚，道义充沛，所以士君子都知道

译他们以学问和品行互相磨砺激励，在生死患难之际，尤其不忍心冷漠地将其置之不理，总是担心自己救助的力量不够。而当时史官采集那些高尚德行的人，对此特别详细地记载，用来教化警示后世。只是这种风尚已经很久不被推崇了，江君大概具有古代遗留下来的风范吧？虽然如此，我还有话要说。东汉济北人戴封到太学求学，拜东海人申君为师。申君去世后，戴封送葬到东海，路途正好经过他的家乡。父母预先为他娶了妻子，戴封只是短暂停留拜见双亲，没有留宿便离开，回到京城完成学业。我曾经读过他的传记并对此感到疑惑，认为他淡薄了父母的恩情，亏欠了夫妇的礼数，虽然勤奋好学，我私下里并不赞同这种做法。江君没有儿子，父母年老体衰，既然长期居住在京城，荒废了定省之礼，这次回家，理应长久留在父母膝下尽孝。趁着这段时间，更加讲求经世济民的事务，等到有了儿子，安慰老人含饴弄孙的愿望，然后再出仕，从而充分施展他蕴藏的才能，被世人所用，那么江君在伦理常道方面就没有丝毫遗憾，至于他日后的名位功业，我又怎能推测其能达到的高度呢？

译欧阳生文集序

曾国藩

乾隆末年，桐城姚姬传先生名鼐，擅长写古文辞，仰慕效仿同乡先辈方望溪侍郎的作为，并从刘大櫆及其伯父编修方苞那里学习法则。这三人的学问既已通达，儒学界的声望很高，姚先生钻研这种学问更加精深。历城周永年字书昌为此评论说：“天下的文章，大概就在桐城吧？”因此求学的人大多归向桐城，号称桐城派，就像前世所称的江西诗派一样。姚先生晚年主持钟山书院的讲席，门下登记在册的弟子中，上元有管同字异之、梅曾亮字伯言，桐城有方东树字植之、姚莹字石甫这四人，被称为高材弟子，各自把所获得的学问传授给门徒朋友，往往传承不绝。在桐城的有戴钧衡字存庄，侍奉方植之很久，尤其精力过人，自认为坚守本邑先贤的法则，教导后辈，在道义上毫不谦让。那些没有列入弟子名册的，同时信服并尊奉的有新城鲁仕骥字絜非、宜兴吴德旋字仲伦，絜非的外甥是陈用光字硕士。硕士既拜舅舅为师，又亲自受业于姚先生门下，同乡的人受其感化，大多喜好文章。硕士的跟随者有陈学受字蓺叔、陈溥字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字子序，都承袭絜非的风气，私下向姚先生学习。因此江西建昌有了桐城的学问。仲伦与永福吕璜字月沧交朋友，月沧的同乡有临桂朱琦字伯韩、龙启瑞字翰臣、马平王拯字定甫，都追随吴氏和吕氏，并且向梅伯言进一步广泛求取学问。因此桐城宗派流传扩散到了广西。从前我曾奇怪姚先生主持湖南乡试，而我们乡里出自他门下的人未曾听说跟随他学习写文章，不久得到了巴陵吴敏树字南屏，称述他的学问，笃实喜好而不厌倦。而武陵杨彝珍字性农、善化孙鼎臣字芝房、湘阴郭嵩焘字伯琛、浦舒焘字伯鲁，也把姚氏的文章看作正统，违背这个又还能追求什么呢？最后得到了湘潭欧阳生字生吾，他是欧阳兆熊字小岑的儿子，而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那里学习法则，也师事新城两位陈先生，他受熏陶的地方很多，他的志趣嗜好，举天下美好的事物，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桐城姚氏的。当乾隆中期，海内杰出的儒生和特立独行的人，崇尚广博，繁杂地列举旁证，考证一个字，累数千言不能停止，另立旗帜，名叫汉学，深深排斥宋代诸子关于义理的说法，认为不值得再保存。他们写的文章尤其芜杂缺乏要点，姚先生独自驳斥众人的议论，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须以义理为根本，然后文章有所依附，考据有所归属。在一部著作中，唯独对此特别谨慎。当时孤立无助，传了五六十年。近世学子渐渐诵读他的文章，承袭使用他的学说，道学的废兴，也各自有时机，这是命运吧？自从洪秀全、杨秀清发动叛乱，东南遭受毒害，钟山石城，昔日姚先生拄杖讲学的地方，现在成了犬羊的巢穴，根深蒂固而不可拔除。桐城沦为异族之地，攻克后又失去，戴钧衡全家殉难，自己也吐血而死。我来到建昌，询问新城、南丰兵火之余，万物荡尽，田地荒芜不治理，蓬蒿没人高。一两个文士辗转流徙无处安身，而广西用兵九年，盗贼仍然嚣张，突然难以整理。龙君翰臣又去世，只有我们乡里稍微安定，两三位君子还能悠闲地从事文学，曲折地寻求符合桐城的轨辙。而舒焘先前去世，欧阳生也因痨病而死。老年人被人事牵累，有的遭遇动乱不能完成学业；年轻人有的中途夭折。四方多事，想要像姚先生那样聪明早达、太平长寿、从容地跻身于古代作者行列，终究不可能。那么学业的成败，又怎么能说不是命运呢？欧阳生名勳，字子和，死于咸丰五年三月，年龄二十多岁。他的文章和诗歌，清丽缜密喜欢反复推敲，也时有战乱离别的感慨。庄周说：“逃避空虚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就高兴，更何况兄弟亲戚在旁边咳嗽呢？”我不再听到桐城各位老先生的咳嗽声，已经很久了。看欧阳生的作为，难道仅仅是脚步声而已吗？所以为他作序，用来慰藉小岑的悲伤，也用来表明文章与世变相互关联，使后人得以考察阅览。

友说

姚文栋

从天子到平民，没有谁没有朋友。朋友，是人伦之一，与父子、兄弟、君臣、夫妇同等重要，所谓五达道。虽然如此，有势利之交，有声气之交，有文章道义之交。势利之交，我不评论。声气之交，名流或许难免如此，追求外在迎合他人，君子要警惕。只有文章道义之交，以学问互相切磋，以德行互相勉励，才是得到交友的正道。孔子论述有益的朋友说：“正直、诚信、见识广博”，又说：“以文章会友，以朋友辅助仁德”，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它的弊端也有三种：拘泥于长幼的礼节，那么朋友因年龄产生隔阂；辨别贵贱的等级，那么朋友因身份产生隔阂；怀有门户之见，那么朋友因地域产生隔阂。你们忘记年龄，乘车戴笠互相作揖，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唯独到了两国人才，郑重相见，就有互相不服气的意思，务必自我夸耀以为国家光荣。对于分析疑难追求益处的意义，往往缺失。这虽然是白布黑带结交，也是所谓的面朋罢了。文章道义之交，本来是这样吗？从前子贡问仁，孔子告诉他说：

译身处这个国家，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结交其中仁德的士人。郯子来朝见，孔子向他询问官职制度。古代的圣人虚心求教，汇集众益，不因地方的远近而有不同的看法。孟子说：“一个乡里的善士，就与一个乡里的善士交朋友；一个国家的善士，就与一个国家的善士交朋友；天下的善士，就与天下的善士交朋友。”所谓善士，并不是指那些追逐虚名浮气的人，而是指那些在文章道义上可以共同磨砺切磋，互相观察学习以成就善德的人。倘若存有丝毫争强好胜、互不相让的念头，那么就会被一乡一国的狭隘眼界所局限，怎么能将境界扩展到天下呢？那么，想要成为孟子所称道的天下士，固然必须效法那种虚心求教、汇集众益的圣人，彻底消除世俗偏狭的界限之见，这是毫无疑问的。文栋在日本居住了三年，知己好友遍布东海，而与丽泽社的诸位学子最为亲近。如今即将回国探望母亲，与诸位学子举杯话别，心中难免依依不舍。要想侍奉父母，就不能不了解人。不顺从父母的人，朋友也不会信任他。侍奉父母的方法，与结交朋友是相互辅助的。子路离开鲁国，对颜渊说：“用什么来赠别我？”颜渊也说：“用什么来对待我？”我私下借用这个意思，写下《友说》赠给诸位学子。诸位学子一定会有所增益于我。

译十三间楼校书记

张文虎

西湖宝石山半山腰，大概是宋代十三间楼的旧址，是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时处理公务的地方，据说现在这块地属于弥勒院。郡人瞿世樱先生重新修缮了三间楼房，仍然悬挂“十三间楼”的匾额。己亥、庚子两年的秋天，钱熙泰先生继续文澜阁校勘书籍的工作，与我一同寄居在这里。楼前是后湖，两岸夹着锦带桥，西南方向对着孤山的放鹤亭。我的诗中所谓“开看放孤山鹤，万古逋仙共髡翁”说的就是这里。起居饮食，都在竹林阴影和山岚翠色之中。临近提笔书写时，手持绿毫笔和纸卷诵读，与寺院的梵音相应和。天还没亮，听到钟磬声，悠然披衣起身，看山色朦胧如同梦境，这梦也。中间曾出游湖上各处名胜，向西到九锁天目山，向南渡江，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寻访兰亭修禊的地方，有时住一两天，有时超过十天才返回。返回后仍然在这楼里校书。当时绩溪人户部郎中胡匡衷（字竹村）和文学陈硕甫一同寄居在湖上。胡先生精通三礼，正在为《仪礼正义》补充贾公彦注疏的遗漏；陈先生专治《诗经·毛传》，也作疏以纠正孔颖达的疏解。他们时常过来一起商讨疑难义理，大概是读书的乐趣、交游的雅致、登临游览的胜景，这三者都具备了。从前苏东坡在杭州居住，游历的足迹只到洞霄宫，不曾去过浙东，那时他被官职所牵制，读书交游的事情，能否像今天这样，本来难以知晓。而我们两人以超脱世俗的身份，同时拥有这三者，不是很大的幸运吗？钱先生笑着说：“苏东坡读破万卷书，结交贤士大夫，足迹遍布半天下，而你却以此傲视他，太狂妄了。”我说：“苏东坡伟大，我怎敢妄言。虽然如此，茫茫宦海，名列党籍，舟车所到之处，曾不得一日安处，晚年流窜穷荒之地，备历忧患，他看我们两人像闲鸥野鸭，翱翔山水之间，怎知不会顾念而羡慕我们呢？况且不只是苏东坡，当世确实也有仰慕羡慕的人。”钱先生感慨叹息说：“有这样的话啊，你的言论，大概是有所感慨而发的。”回来后，请工匠绘制《十三间楼校书图》，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述。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

治体一原治

远见篇

宗稷辰

天下有用眼睛看的人，有用心灵看的人。用眼睛看的，即使像离娄那样视力敏锐；加倍用眼睛看，即使像史皇那样；加倍用眸子看，即使像虞帝那样。而师旷是个瞎眼的人，所见却不低于这三个人，为什么呢？这三个人，用眼睛看是有穷尽的；师旷用心看是无穷尽的。所以考察九渊之深的人，或许不能推测万里之外；领悟事物变动的人，或许不能推演百代的变化；畅通四门观察的人，或许不能周游十二州的遥远之地。现在的人看见红云布满天空，都说旱灾将要到来；看见黑蚁迁移土堆，都说水灾将要到来。这些凡是有视力的人，大都知道，只是因为它们近而易信罢了。观察近处知道近处，是常人的明智；观察远处知道远处，也是常人的明智。即使所见洞察一方，符合四方眺望，远远不同于常人，我也不称之为有远见。可贵的是有远见的人，在涓滴初泛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形成江河；在尘埃轻微堆积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形成山岳；在毫厘细微亏损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累积成山丘；在嫩芽刚萌发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滋生丛莽；在虫蚁微动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张开爪牙。这是就事物而言的远见。在皱眉微笑偶尔失误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导致滔天大祸；在几微疏忽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导致拔发之祸；在瞬息差错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酿成百年患难；在方寸之心有细微瑕疵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危害一世；在嗜好偏颇时，就担心它长久下去会毒害一生。这是就自身而言的远见。所以在昌盛隆盛之日，羡慕之声充满街衢，歌颂之辞满布庭院，那些窥探侧目的人，在耳目之前互相炫耀，而一两个老成持重的人却悄然深思，仿佛为未来的重大忧患而忧虑，不认为喧闹显赫是好事，反而感到不安。浅薄之人和愚昧百姓所看不到的，这些人却看到了。等到事情像回声应验、影子跟随一样显现，神奇得像灵蓍占卜一样，让后来的人追思往昔哲人的微言大义，感叹惋惜当时没能提起明灯倾听他们的教诲，警醒私心蔽塞的心灵，使昏昧的人重新恢复明智，最终导致变迁到这种地步。至于一个人或一件小事的细微末节，其盈虚消长，知道的人自然没有不可知的，在宇宙之内，也只是识小罢了。哪里值得计较它们的轻重呢？《诗经·大雅·板》说：“为犹不远”，又说：“犹之不远。”古代君子反复强调“远”这一说法，深切用意，不重视这一点难道值得思考吗？作《远见》。

崇简篇

宗稷辰

古代在天下施行明政教化的人，用乾道运行天下，必定用坤道使天下安静。《易经·系辞传》说：“坤以简能”，又说：“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大概想要天下长久安定治理，不实行简约就不能成功。从前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只崇尚简约；夏朝的忠厚、商朝的质朴，都沿袭了这个传统。到了周朝，法制典章，逐渐变得繁杂。然而其宏大纲领和百姓所见的，寥寥可数。春秋时期，强国谋划兵刑，弱国谋划丝粟；上层盛行辞令，下层著述经论。大概渐渐形势日益趋向繁琐。在洙水泗水之间，圣人贤人思考挽救当时偏胜的弊端，而恢复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要道，于是商议简约的可行与否。虽然稍微偏向简约，如子桑伯子，也觉得它对浊世大有裨益而不认为不对，所以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