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二

译陈述如下。查直隶总督那彦成等人原奏中称：现在纹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三百文，应当请求引地较近、例价每筋在十七文以下的，以一千二百五十文为定；引地较远、例价在十八文以上的，以一千二百文为定等语。经户部大臣计算核定的数额，除去将加价三文抵算外，每筋尚多卖至一文以上，认为这对于背负贩卖的穷苦百姓不无粮食昂贵的苦处。臣自忖，粮食昂贵岂只是穷苦百姓？但遭受其累害的，确实是穷苦百姓最为严重。因为允许加价一文，那么商人所加的价有断不止于一文的。就像天津县所属，每盐一筋，例价卖二文五毫，其价格最轻，且因为属于公共口岸，向来不加价。然而现今该县市场买盐的价格，每筋需要制钱十六文，较定例已多卖到五倍有余。一个县如此，其他县可以推知。凭借例载确定的数额，众人皆知，商人尚且敢不遵守。如果改为按银两核算，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数目，那些商人更可操纵在手，任意抬高价格，势将何所底止？伏惟皇上免除租税、借贷赈济，每每不惜千万国库资金，以加惠民间，岂肯因为调剂商人，反而致使累及穷苦百姓的口粮？况且从前加价，尚不过是暂时权宜之计，还有停止的时候。如今银桩的加价，则将定为常例，永远没有指望减少的时候。臣所说的有累于平民的，就是这个原因。又督臣等人原奏中所改称：“改定银桩后，成本灵活，转运迅速，即可定为先税后引，新税每年结清每年款项，断不至于再亏损。每年所得余利，全部限定时间交官，约计可得数十万两，弥补积压欠款，也可以逐渐还清等因”，似乎是为慎重税课起见。殊不思嘉庆十七年加价一文，一半补贴商人，一半弥补积压欠款，而户部大臣查出弥补的数额，至今仅有十九万余两，仍然属于欠款累累，毫无实际效果。道光五年堰工加价二文，三年后也是以一文解送户部充公，以一文弥补积压欠款。那充公的，岂能说对国库资金没有裨益？即弥补欠款的，岂能说对商人没有益处？如果按数额催征，每年结清每年款项，何尝不可逐渐收到实效？如今一旦将先前加的价全部减去，而充公补欠的全部用来惠及商人，这是将来商人的完款尚在虚悬，而目前现征的加价已归无着，名为筹划税课，实则侵吞国库，其理甚明，固不得再计议而决断也。

译况且臣听说该商等人借引私运，由来已久。计算他们每年所获的利润，哪里能数得清？然而他们仍然亏欠盐税和国库银两，屡次乞求圣恩调剂豁免不止，接着又请求延期缓缴，延期缓缴不止，接着又请求借垫。不但旧欠没有还清，新欠又累积到一千数百万两之多。这说明该商等人顽固抗拒、欺瞒混淆、贪得无厌，实在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还说只要一改银桩就能增加盐税，谁又会相信呢？臣所说的对国库银两有损无益，就是指的这个。如果认为整顿长芦盐务，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良策，那么浙江盐务在嘉庆年间改用钱桩，为什么近日加以整顿，就有了转机，并没有因为改易银桩赔折而受拖累？两淮向来使用银桩，常常有盈余，为什么现在疲敝的情形，仍然难以补救？由此可知盐务的衰败与兴旺，并不取决于卖价是用银还是用钱，如果管理得当，自然日渐充裕。臣又查考两淮就是先收税再发引，而近来亏欠却累积到三千余万两，这说明即使芦盐改用银桩就能先收税再发引，也属于空话，对实际救济没有作用。况且臣听说长芦改用银桩，只有总商最为热衷，愿意的散商并不乐意遵从。因为总商只求专利，而散商则因为一旦加价，一切浮杂派费无不增加，更加受到总商的扰累。这说明商人中已经人心不一，怎么能增加盐税而杜绝商人亏欠？该督臣等人所说的试行二年就能年清年款，弥补积欠，原本并没有真正的把握，不过是仍然询问商人。总商等人只知道苟且谋取眼前利益，欺瞒混淆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恐怕试行二年以后亏欠依然如故，只是白白为奸商等便利他们渔利行私的计谋罢了。臣所说的祸害百姓、损害国库，将来终究对盐政没有益处，就是指的这个。臣又查考户部议覆奏折内指驳的各种情节，也以请求改银桩为不可行，只是因为该处盐务废弛，拖欠盐税日益增多，所以请求下旨给河南、山东巡抚再加访察，等他们覆奏到达时，恭候圣裁。而臣审察情形，参考舆论，既然确切知道此事有碍民生，无益国计，也不敢因为曾经奉旨饬查就缄默不言，以致犯下知道却不说的罪过。

再者盐务至今百弊丛生，臣一向听说两淮盐政、运司两衙门，每年商人都有例行的规费赠送，其数额正是不菲。虽然偶尔有不接受的，也很少。等到遇到拨解款项时，盐政、运司又因为库藏空虚，不得不向商人挪借，以致总商有所要挟。所以盐务的一切陈奏，有很多出自商人意指的。两淮如此，长芦恐怕也不免。此前长芦请求改银桩，交部议奏的时候，外面传闻说商人赴京谋求干预，希望议准。道路传言固然没有根据，只是该商等人唯利是图，惯于钻营，这话也未必完全没有原因。国家大计，岂能容许商人暗中营谋？这是关于盐务的小事，而关于国政的大事。现在纲纪肃清，该商等人虽然未能得逞，但不可不防其渐。臣既然有所听闻，理应附片陈述。

会同两湖督抚筹议楚省盐务疏

陶澍

臣陶澍恭敬奉旨派赴江西、安徽一带校阅军队，奏请顺道回籍修墓，并乘便会同臣讷尔经额、臣周之琦、臣裕泰安商淮盐缉私销盐事宜，仰蒙圣鉴。所有湖南盐务，臣陶澍前过长沙时，曾经会晤商议臣裕泰，现在由洞庭顺风东下，于十一月初七日抵达武昌，与臣讷尔经额、臣周之琦会面，又将盐务彼此悉心筹议。因为湖广南北两省，是行销淮盐最重要的口岸，每年额定盐引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余道，而装运的仪征老河引，距离贮盐的汉口相隔将近二千里，长江险阻，风向不定，转运本来就不容易，加上船户水手夹带私盐盗卖，中途处处逗留，稽查更加难以周全。况且楚省是水陆交通要道，交界于四川、广东、河南、安徽等省，四通八达，邻省私盐最容易侵入，防范如果稍有疏忽，就导致祸害腹地。内部如湖北宜昌府属的官渡卡，紧接川江，从前铜铅船只从四川装运北上，一路收买四川私盐入楚售卖，经过关卡并不听候查验，以致宜昌一郡都吃四川私盐，并侵入下游荆州各属与荆门的远安、当阳，湖南的澧州、石门等处，大为淮盐之害。已经议定章程，奏奉谕旨饬令宜昌总兵亲自督率关卡运输各员查验，催促并云贵、四川各督抚饬令沿途各州严禁卖给该船户盐斤。自从奉行一年以来，宜昌一带水道四川私盐严行堵截，销量日渐进步。又随州、应山连接豫省信阳州等处，多被潞盐侵入；黄安、麻城靠近光山、固始及皖省英山等处，多被长芦私盐侵占；靠近淮北票盐之处，也有渗入，都是因为小民趋利如飞，贪图便宜吃私盐，缘山越岭，辗转售卖。此前臣陶澍在淮北英山等处设卡，并派六安营参将赵某等带兵按时巡查查拿。又经臣讷尔经额、臣周之琦派遣湖北盐道于克襄亲往黄州各

译臣等已勘明重要关隘，分别设置关卡进行堵截缉查。近来食盐销量已有好转迹象。又襄阳府各属与河南省南阳各地交错接壤，河南行销的潞盐与淮盐价格悬殊。私盐渗透本就容易，而河南奸商又逼近楚地边界，广泛开设分销店，甚至包运到楚地转卖，以致阻碍淮盐销售，对官盐造成极大危害。现于奉旨缉拿匪犯张开运一案中，查出多名盐枭，予以拘捕究办，以示惩戒。应待会同河南巡抚商议疏浚缉私章程，另行上奏。又湖南郴州所属的永兴县，是广东盐的销售区域，粤商开设分销店，销售生盐，与淮界熟盐本有区别。广东商人借口海船舱底沙泥允许煎熬，名目繁多地设置熬锅，将生盐煎熟，渗透侵入淮界，导致楚省盐引额度短缺。道光十一年，前任湖广总督卢坤上奏奉旨，必须严格制定章程，令各方严守地界，酌情确定熬锅数量，永久限制，不许私自增多设置等语。卢坤当即遵旨，命令两省官员核议。后来卢坤核定，每家分销店允许保留一口锅，咨询广东方面，而广东方面总以熬锅不能确定数量为借口。等到卢坤调任广东，臣讷尔经额连年文书往返咨询，而粤商又纷纷呈递诉状，始终不肯酌情确定数量，以致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借机多熬，充抵淮盐引额，在所难免。臣等认为广东方面来文称，广东盐在全省融合销售，若将永兴分销店的熬锅数量限定，该省盐税就会受阻。加之楚省商议缉获贩卖私盐的人犯，按规定应讯明来历，如讯明是永兴分销店所卖，咨询提取究办，乃是楚人自己犯下的罪行，与广东分销店无关，不应胡乱牵连拖累等语。臣等认为缉私关键，必须正本清源，只有不稍存地域界限，才能各自巩固防线。广东融合销售的比例未必全在永兴一县，为何不能定额销售？且熬锅是为煎熬海船舱底泥沙而设，数量很少，怎能借此增加税收？其必定想要广泛设置熬锅，无非是借机影射，将生盐煎熟，混杂侵入淮界，这样广东盐税固然宽裕，而淮盐引额即被侵占，剜肉补疮，对公家有何益处？且查湖南省连年详细办理贩卖粤私案件不一而足，虽然各犯罪由自取，而多留熬锅为奸商开启偷漏之门，使愚民陷入贩私之网，在情理上似乎不妥。此事关乎阻碍淮盐引额，若不加以限制，诚恐越来越多，没有止境。查永兴县现存分销店六十五家，相应请旨命令两广总督，将永兴分销店六十五家，每家只允许保留一口锅，永远作为定额，不准私自增加及增设分销店。锅口尺寸，也不准稍有宽大，总期望对粤盐引额、淮盐纲纪两无妨碍。至于缉获私盐，须按规定究明买盐来历，提取审办。粤商更不得规避推卸，失察私盐出境，地方文武各官，也应按规定议处，方可使各方知晓警戒，以巩固防线。此外疏销事宜，前次立法已详细规定，如有应因利乘便之处，随时酌情办理，不令窒碍。臣等惟有随时随地，同心协力，认真管理，以期望盐税充裕、盐引畅通，仰副皇上整饬盐政的至意。

译恭敬地陈述两淮盐务积弊的附片

陶澍

再者，臣查访盐务事务繁杂，弊端不一，如印本知照、贝票贴息、套搭等，都是弊端中特别严重的。不肖的奸商巧立名目，借故开销，致使国库本金完全空虚，赋税项目日益短缺，竟然有积重难返的趋势。就像商人办理运输，所有的引课、场价、运脚、使费等一切费用合并计算，称为成本。其中有一项商人缺底，名为根窝，每引收取票银一两，每年按引计算就需要银一百六十九万多两，归于底商，先于国家赋税而坐收其利，其余则大多是浮费。每由总商开销，从散商处收取，名为办公，但实际上不知其名目，成千上万，任意摊派，这类情况很多，成本怎么能不沉重？成本既然沉重，那么售价必然高昂，而私枭由此产生。比如汉镇是销盐的第一口岸，盐价每斤需要钱四五十文，等到分运到各处销售，近处的六七十文，远处的竟然需要八九十文不等。其实盐务成本，首要的是正课，其次是场价，计算每引配盐三百七十四斤，仅征收正课银一两到数钱零不等，其朱单杂课也仅征收一二钱不等。计算场价，每盐一斤不到十文，而转销到各处竟然达到数十倍的价钱，而且有搀和污泥、杂入皂荚、蛤灰等弊端，盐质更差，以至于江广地区的百姓膏血尽竭于盐，贫家小户常常有忍受数十天甚至一个月不吃盐，不知盐味的，而邻私便乘机灌入。这不是私贩的销售能力胜过官盐，实在是因为盐价太昂导致的。至于仪征一带，是捆盐的盐场，奸商与商厮难免私自夹带，江船水手从而效仿，而私枭也因此无所顾忌。其实私枭所贩卖的盐，就是盐场所产的盐，如果商人能收买余盐，怎么会还有私盐可贩？只是因为商人不能收买，而百姓穷困，偶尔有漏税以维持生计，于是导致辗转负载，积少成多，而没有资本、没有身家的匪徒聚集而成私枭。幸好这些人多属乌合之众，见利则趋，听说抓捕则散。现在知县王用宾、代理游击金万全都是擅长缉捕的人，私枭畏惧，自从六月内黄玉林指认抓捕各犯以后，纷纷逃散，地方尚属安宁。只是盐务要拔本塞源，必须革去奸商，另外招募殷实的商人，而殷实的商人又必须明确章程，删去浮费，使不受总商摊派的拖累，然后才肯前来，与运司谆切言之，应当可以次第整理，合并附片具陈。

再陈述淮盐积弊的疏

陶澍

私下观察两淮盐政关系国家财政，臣近年在苏州，已听说其疲敝情形日益严重，但不料山穷水尽，竟然到了如此极点，固然由于院司屡次更换，没有责任归属，因循诿过，各顾眼前，而库贮既空，奸商无可盘剥，遂成涣散。臣仔细察访，其由来有自，也不起于近日。查淮商向来有数百家，近因消耗匮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都是自己资本，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得行盐的，以至于利衰引滞。向来是两年三运，如今是一运两年，愈迟愈积，月利愈亏，而且商人习惯淫侈，大多是醉生梦死之徒，不知道自行经理，只任商伙、商厮编摆作弄，蒙混侵吞，以至于日形竭蹶。其岸引之所以滞销，一由于成本积渐成多，一由于藉官行私过甚。查成本中输于官的，为科则，有正项、杂项、外支出带款等名目，用于商的，有引窝、盐价、捆坝、运费、工、火足等名目，此外应征杂支各项尚多，而外销活支、月摺、�费等款，都是总商私立名目，假公济私，诡秘开销，种种浮费倍蓗正课，统称成本，归于盐价，以至于本重价悬，销售无术，转运愈滞，积压的引票愈多，不得已而统销一年，让出本纲的地步，作为分限摊补，而且每纲支解之款不能停缓，又将上纲、下纲征收之银通融借垫，反复挪用，屡次统销屡次积压，更在科则之中带征带补，逐渐愈增，这是成本积重难返的原因。私盐充斥，固然应首重缉私，然而岸销的滞涩，不全关乎私贩，其商运官引的重斤与装盐江船的夹带，实为淮纲腹心之害。在商人于正盐之外，本有耗损无课的加斤，即无异于官中之私，而又有包内、包外之私盐。其包内的，是运商捆盐出场多带重斤，商厮、�伙也如此，而且又少发江船水手的盐斤私抵船价，其少发所给之价又被厮伙、埠头等勒扣过半，甚至船户不接受脚价，反而以重金贿赂商厮、埠头等图谋装盐，下到商宅的婢役，也每月有馈赠费用。那些江船何苦为此，无非是藉公装私而已。听说江船装盐，每捆解放私盐谓之买砠，每船装官盐十之五六，其余舱位尽以装私，谓之跑风船。既装完盐，将全引一

译船上的盐分为三到四船运输，如果遇到有一船遭遇风浪搁浅，就申报全部盐引因水灾损失而免销，并将并未出事的两三船也申请补发盐引。既然得以按例免除税课，又能获得通纲的津贴，等到抵达岸边之后还能提前优先售卖，这叫做“淹销补运”。因此，用一引盐换得数引盐，这是明目张胆的私盐行为。等到抵达汉口岸边，商人囤积居奇，停船按顺序售卖，这叫做“整轮”。因为道路狭窄而自我束缚，反而让私贩得以畅通无阻。等到整年守候，销售遥遥无期，于是后到的船只通过钻营手段争取提前售卖，其中狡猾的人将等待轮次的盐偷偷卖掉，等到轮到时再购买私盐填补，这叫做“过笼蒸糕”。甚至盐已经卖完，仍然申报淹销，把船凿沉以销毁偷卖的痕迹，这叫做“放生”。各种弊端都起源于“整轮”，不仅导致盐价高昂、私盐盛行，这是借官府之名行私利之实的危害。

译引盐既然不能每年销完每年的定额课税，怎么能每年结清每年的款项？从前的章程本来只是虚设，而且虚称上报无非是纲盐压迫摊派导致的虚报，奏销更引发了悬空垫支、挪移填补的弊端。前一批纲盐悬空垫支，后一批纲盐又难以挪移填补，解送饷银没有着落，于是遮掩弥补，出现了预纳、减纳、贴色、贴息的名目，有的折减若干作为正数，其贴色贴息也在正数内少缴纳若干，作为加色加息的数额。商人既然巧取便宜，而国库储备因此短缺，这与州县亏空挪移有什么不同？那少缴纳的数额，虽然说是分批次带征完纳，然而积欠达到数千万，前次清查有的分十五批带征，有的分三十批归补，李代桃僵，偏枯严重到了极点，以致殷实商人裹足不前，正课更加悬空而无着落。至于报一款，原本是因为公务表达诚意，得以沾恩议罪，理应各自拿出自己的钱财，却也是先由运库垫解，分年带缴，欠债累累，这是库存正款白白被商人骗取用于议罪，而商捐的名目恰好成了消耗国库的条目罢了。以上几项弊端，起因于商人，而利益不在商人，商人既然自取败坏，而课税也因此败坏。现在己丑年的引盐行销刚刚过半，庚寅年尚未开纲，课税短缺，商人刁难，浮夸虚伪层出不穷，造谣诽谤，不服稽查，说到这些，岂能不胜感慨！然而积弊既深，不得不急切寻求补救的方法。臣的愚见，认为应当计算船只装载盐的数量，不留空舱，那么装载就有定数，而夹带就容易查清了。实际发放水脚费，不允许克扣，那么船户就不能藉口，而脚盐就容易清理了。遭遇风浪、搁浅的船只，允许其补盐，不允许免除课税，那么淹销就没有利益可图，而报损自然就少了。严查水路行程，使销售数量有标准，而没有引票的私自剔盐就无从下手了。更应当大幅减少浮费，节制摊派，以减轻成本而体恤运商。以上各条，应当请旨敕令盐政大臣督同运司、盐道妥善商议筹办，切实奉行，臣也随时稽查，以资协助。至于收买余盐、减价打击私盐，都是正本清源的上策，但现在似乎力量还达不到，只有口岸散轮，那么销路畅通而盐场自然清理，食盐价格平稳而民情大大顺服，私盐不缉拿自然安定。不要说商人固执，只知道眼前抢跌，稍微似乎有亏损，不知道等待太久，月利全无，纵使每斤多卖几文，得不偿失，过笼蒸糕、沉船放水，各种弊端由此产生。对商人大大不利，不止于亏损国家课税，而且危害百姓。查从前两江总督孙玉庭与湖广总督陈若霖筹办散轮时，在前两个月同到的船散卖完毕后，再开后面两个月的轮次，以散寓整，最为法度良好、用意美好，实行后已经取得成效。自从道光八年冬末又改回整轮，不到两年而盐务败坏到如此地步，不可收拾。那么整轮与散轮的效验，不用等智者才知道了。应当请旨敕令盐政大臣会同湖广总督，遴选委派廉洁正直、勤勉明察的官员，查明汉岸现在滞销的引盐共有多少，仿照前次散轮的方法办理积滞，庶几可以畅销新纲，开始发运，以期望销售有转机，逐渐恢复旧制。

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疏

陶澍

臣王鼎、臣宝兴奉命前来江南会同臣陶澍筹划两淮盐务，曾经将查出的库贮垫占、虚报奏销、商运迟延、私盐透漏等各种实情，以及分派司员会同地方委员分赴各盐场实地勘察的缘由奏报在案。臣等一方面将淮纲全局详细综合考核，逐细钩稽，力求课税归于盐场的办法。只是两淮每年征收的正杂课银及帑利各款项四百余万两，丝毫都关系到国家财政，既应当筹划利益产生的来源，必须防备弊端潜伏的地方。因而想到责成盐场大致有三条，而都有阻碍窒塞的地方：一是由盐丁起科，淮南用灶煎盐，淮北用池晒盐。现在按灶池定课，每灶每池约征收银一百余两，盐丁都是濒海的贫民。如果让他们先缴纳课税而后卖盐，那么力量达不到；如果让他们先卖盐而后缴纳课税，假如遇到歉收的日子，势必课税宕延、盐丁逃散。而且盐场盐每斤向来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现在加入课银六厘，这是课重本轻，私卖只要达到缴纳课税的一半，盐丁就获得大利，贩商就节省重资，仍然难免透漏私盐的弊端，这是盐丁起课难以立即实行的原因。二是由垣商缴纳课税，招徕殷实商人，让他们认课包纳，盐全部归该商经理出卖，寓散于整，比较扼要。只是两淮灶池一半是盐丁用自己的产业，而听命于商人，情势上一定不愿意；商人只看利益，秤收则勒令用重斤，借贷则要求重息，盐户习惯于私卖，因此不乐意将盐归垣商，也一定没有资金完纳课税，这是垣商纳课也难以立即实行的原因。三是由场官收税，就各场产盐的引额摊定课额，商贩先向场大使报告认买的斤数，照额缴纳课税，前往各配买盐斤，这样由官府经理，似乎觉得核实。无奈计算产盐最多的伍佑等场，照引定课应征银六十多万两，即使次一等的，如梁垛等场在应征银二十多万两，虽然淮浒等关、苏松各县的钱粮不及这个数目，盐场微员岂能承担这笔巨款？试行之初，定额难以悬定，如果听任其尽收尽解，难保不隐匿

译报复侵扰欺诈。加上盐场官署多位于海边，既没有城墙的防御，又缺乏军营汛哨的保卫，征收解运也恐怕出现疏忽差错，这是盐场官员征收税课难以推行的原因。至于在盐井处抽取税课，云南虽然已有成效，但两淮的情况与云南不同，云南盐井有二十四区，税课定额三十多万两，巡逻防范容易周全，税课也容易足额。两淮盐场绵延八百里，水陆交通复杂，不是云南一井一官就能查察相比的。况且商人运盐是先缴税课再运盐，定额也是云南的十倍，不容易仿照办理。现在根据各司员及委员各自查勘盐场艰苦劳累的情况，陆续禀报回复。我们臣等认为此事关乎开创，必须谋划周全，连日来共同筹谋斟酌，竭尽诚心深思熟虑，期望在变通中尽求利益。然而利益所在，弊端也随之产生。即使先试行办理，清理遴选商人、改设官员、变更法度，不是一两年不能粗略确定规模。百姓难以参与初创，虽然广泛告知，也恐怕观望不前。即使商贩通行，又必然向南侵犯闽浙纲盐，向北侵犯芦潞纲盐。如果不统筹各省盐务，通盘筹划，实在难免此盈彼亏的担忧。这一两年中，税课定额不可长期悬空，盐场盐不可停止捆运，各岸食盐更不可长期短缺。假如试行完美，固然可以扫除积弊；倘若稍有不当，就难以再恢复旧制。回想我朝淮盐定制，杜绝偷漏则有垣的稽查，防止捆夹则有坝所的掣制，杜绝船私则脚价不允许折给，贯通纲引则口岸无需轮编。至于管理库银核销，自运司没有占垫通挪的弊端；缉私责任在弁汛，严格游巡堵截的方法，逐层防范极其周密。如果能够切实奉行，自然不至于产生流弊。无奈相继因循守旧，积重难返，这不是法律本身的弊端，而是人人实际上废弃了法律。请就从淮盐最大的弊端来论述。

译第一条是浮费。每年征收的正税和杂税各项，按照产盐的比例核算，销售所得完全有余，然而对外解送和对外支出的各项费用，又有数百万两之多。其中如盐政的办贡、办公以及汉口的岸费、扬州的活支、缺乏商人时的月折等项，甚至一切官私之间的应酬馈赠，都列入成本开销。像这样积习相沿，难怪成本日益沉重。

第二条是夹带。两淮的正盐引每引三百六十四斤，现在各盐场捆盐多的几乎加倍，这是商人引盐中的夹带。其余商人的伙计、仆役、舵工、水手，无不各自有重斤私捆、掺杂多装的情况，因此沿途有买砠、跑风的名目，到岸后有过笼、蒸糕的弊端，并且有粮船影带私盐的情况。商人和巡捕查获的所谓“功盐”，无非是假公济私，将没有纳税的盐先尽数售卖，官盐和纲盐各引，怎能不滞销？

第三条是私贩。淮南的老虎颈以及深江、孔家涵，淮北的钱家集、古寨以及新坝、龙苴、城等地，向来是私盐枭徒盘踞之处。马头盐务中虽然有缉捕经费的名目，但汛兵巡役往往收受规费而庇护放纵。况且淮盐销往六省，地方辽阔，如湖北荆襄一带有潞盐的私贩，江西南赣一带有粤盐的私贩，其他如河南的芦私、安徽的浙私，都是由各省越境偷漏，阻碍淮盐纲运，其危害又不独在于私盐枭贩。

这些都是淮盐纲运受病的地方，而推求致病的根源，实在是因为把成法视为具文，久而久之便涣散而不可收拾，确实不是区区补偏救弊所能扭转局面的。只有将旧章大加清理剔除，现计革除浮费银二百六十万两。成本既轻，盐价自然降低，完全可以抵制私盐，民间又何必乐于触犯买私的罪责？这样私贩不缉捕也会自行消除，而且清理库款、革除总商以杜绝侵吞渔利的渐萌，定准秤桶、编列船号以绝影射舞弊的萌芽，疏浚河道、废除轮规以畅通运销之路，酌情带销以缓解积欠以清除套垫的源头，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税者无从藉口，似乎比课归场的办法确实有旧辙可循。

谨分为十五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等候钦定。臣王鼎、臣宝兴经过此次厘定条款之后，臣陶澍原本兼辖盐务之责，随时随事尽力整顿，倘若仍有透漏私盐、堕坏课税的各种弊端，立即将玩忽误事的官员、商人依法严惩以示警戒。断不至于偶尔姑息宽容，如此实行数月，定有起色。

查现在己丑纲未销售的盐，还有三分之一，庚寅全纲并未开始销售，应当从辛卯纲起，就按照新定条款办理。但是如果不划清界限，仍易开启套搭的弊端，应当请求前项未销售的盐，随时带销，如果遇到销数通畅，就援引从前办过提纲的成案，尽数补销，不要任其积压。

再说淮南北各场存积的盐，非常多，几个月以来，商人不收运，以致盐场困苦劳累，课税国库支绌。此时已届年终，辛卯纲应立即开纲，应当严饬商人赶紧买运交纳税款，如果有藉端延宕的，轻则立即参劾革职，重则严行治罪，总之期望弊端去除太过严重的，法律必须执行，以仰副圣主整顿纲纪、充裕课税、除弊便民的至意。

覆奏课归场之说未敢遽行疏

陶澍

私下臣接连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谕旨，关于侍讲学士顾奏请课归场、光禄寺梁中靖奏请就场收税各一折，命令交臣悉心筹画、核议具奏。又先后递到太仆寺少卿卓秉恬奏请仿照王守仁在赣关立厂抽税一折，江西巡抚吴光悦奏请撤商归征其课税一折，均奉旨交臣与湖广、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各督抚悉心妥议具奏等各等因。

臣查诸臣所请变通盐法，说法不一，都主张化枭为良、无官无私，立意确实很好。只是臣再四筹画、通盘合计，仍有不敢立即议定更张的原因。两淮盐课很重，是江苏全省钱粮的三倍，不是通泰海一隅的场地所能归入的。如果征收于场，那么沿海穷民家无长物，即使说盐归丁卖，不担心他们贫困，而一池一灶获利几何？岂能以数百万的巨款分散而责成他们完纳？

如果想要就场收税，那么弊端容易滋生。盐这种东西，与布帛菽粟功效相同而用途不同，布帛菽粟随处都有，成本高而课税轻，尚且不免于透漏。如果盐在场，每斤仅值制钱一二文，一旦收税，则价格随课税增长，争夺其利的人必然很多。海滨广阔，民众杂处盐池，以扫盐凡有箕帚者皆可扫，以煎盐凡有锅者亦可煎，将使家家户户都是私盐，课税反而因此更加不足。

至于设厂抽税，或者小试于一隅，如果行之于各省，那么与就场设官征税的办法，地点不同而流弊相同。因为各省道路四通八达，凡是盐所从入之地，怎能必定处处都有隘口可守？绕越漏私转恐比盐场更为严重。总之无官无私，必须无课无税而后可以。业经有税有课，即属于有官有私。如果说一归场、一设盐厂，就可以上裕国帑而化枭为良，私下恐怕有所不能。况且这几种说法

译那些主张，都源于唐代大臣刘晏“听其所之”这句话，所以各位大臣都认为这是化解私盐枭贩的好策略。其实刘晏征收盐税，就是现在的商人运输方法，也就是所谓的亭户将盐卖给商人。刘晏建立了数千个常平盐仓，商人运输不到时就减价出售，设置十三所巡院，来抓捕私盐奸盗，使他们衰败减少。这是刘晏担心偏远省份缺盐以及商人漏税走私，在允许自由流通之前，已经做了大量部署，并不是仅仅放任自流，就能把私盐枭贩转化为良民的。刘晏当时是总管天下的盐务并征收盐税，所以能够放任自流。现在则是某省食用某地的盐，各有口岸。如果淮盐任其自由流通，必然会导致向南侵犯浙江福建，向北侵犯芦盐潞盐。两淮没有收到利益，而其他省份已经受到危害了。倘若因此就改变天下的盐法，全部归于盐场，那么频繁变更会更严重，关系会更重大。利权不掌握在朝廷手中，必然转移到下面，恐怕豪强兼并之徒会占据为利，其危害比私盐枭贩更严重。所以上年冬天，臣与尚书王鼎等全面筹划斟酌，已经将课税归于盐场以及在盐场收税等各种窒碍之处，详细声明，会同上奏在案。至于分地销售盐，课税由商人办理，原本是国家成法。只是因为日久弊生，浮费越来越多，钱粮也越加越重。就像每年应解的帑利七十余万，其借本早已在前人那里用尽。那时盐务还能敷衍，又有这一千余万的借本供其挥霍，所以内部空虚而仍能外表粉饰。现在则是各项竭蹶，无本可借，反而需要为前人每年偿还利息。此外节省的款项，又有四十余万两，也是沿袭于昔年而加征于今日，以致负重难胜，沉痼从此更严重。臣在万难措手之时，力求补救。自从接印以来，疏通积引，惩办私盐枭贩。现在据湖广督臣函称，汉岸旧盐销售完毕，新盐已经开秤。即使粮船水手素称强悍，而今年回空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夹带。倘若再能多办新引，似乎可望渐渐有转机。无奈自从三月开纲以来，开始有章程初定，商情不无观望。接着被水成灾，盐场又多漫淹，加上商本匮乏，有力能办运的不过十数家，设法支持，勉强图接济。这些情形，总因为从前受病太深，所以今日复原不容易。臣自认为愚昧，实在不敢说计出万全，只有殚精竭虑，认真督办，并札催转运司谕饬各商，乘此旺销之时،设法赶运。等到本纲限满之后，倘若能有起色，那么本朝二百年来之成法，即无需另议更张。万一无可挽回，再行据实奏明，另行筹办，总之期望于盐务实有裨益，断不敢稍存成见،亦不敢推诿卸责。致负圣主委任之至意。

译附奏查获私盐变价按引提缴课银片

林则徐

再，疏引（疏通官盐引岸）没有比缉私更优先的。臣在楚地任职后，督饬各属地的印官、委员、武弁，分头堵截缉拿。核算一个多月内，已报获私贩三十八起，私盐一万八百一十七斤，人犯八十六名，分别饬令审办。仍然稽查各路关卡隘口，务必令其认真缉拿，不许稍有松懈。只是，未查获的私盐，固然妨碍官引；即使已查获的私盐，仍然暗中占用了官盐的销售份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查获的私盐按规定应变价，分别给予赏赐或充公，而各地向来百姓食用的盐只有这个数量，多销售一分变价的盐，就少销售一分额定的官引。所以有州县缉私很努力，查获的盐很多，但该地额定的官引反而出现缺销的情况，初听似乎不可理解，等到慢慢考察，才知道变价的盐所占碍于官引为数不少。然而既然查获了私盐，如果不准许其变卖，又断无别的出路；而因为变卖反而占用了正额，这是缉私与疏引势必相互妨碍，实在不是完善的方法。臣认为，盐区分官私，只以有无课税为断。变价给赏的成例，只是用来鼓励查获私盐的人，即使一半充公，也仅够资助各处开销经费，对国家课税仍无裨益。不如变通其法，将所获私盐变卖的价款，先按官引盐的课税标准提缴正款钱粮，核算此外盈余，已足够支付赏赐充公之用，即使查获私盐的兵役也都不致失望；而变价可以弥补官课的亏空，即查获私盐足以抵补官盐销售的缺额，似乎也是疏引裕课的一条途径。所有应纳的课银，由各州县会同管卡员弁汇总缴入道库，转解两淮，归入当年额引核数造报。如果蒙部议准，即将本年报获各案的私盐一律遵办。

整顿盐务摺

林则徐

私下认为臣资质平庸愚钝，盐务尤其不是我所熟悉的，仰蒙圣上慈爱委任，先前代理两江总督，随即又擢升授予湖广总督，对于盐政都责无旁贷，不敢不加以讲求。因为讲求而更知道筹办的困难，因为难办而更加发誓转移风气之力。其中曲折繁重的情况，有不是遵循常规沿袭旧法所能收到实际效果的，所以必须加倍整顿，不敢稍避怨嫌。现在虽然积弊逐渐消除，还担心久了会产生懈怠，谨将一切办法为我圣主详细陈述。伏查两淮引额，除了淮北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不在湖广为行销外，其淮南年额应销盐一百一十九万五千五百一十引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额销的数量仅占四分有余，而湖广销额几乎达到十分之六。以每引四百斤计算，每一万引即合盐四百万斤，累积到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余引之多，其盐的数量几乎不可计数。这就是湖广之所以成为淮南最重的口岸的原因。然而楚地百姓并不都吃淮盐，如湖北施南一府六县以及宜昌府属的鹤、长、乐二州县，都按规定吃川盐；湖南郴、桂二州属以及衡州府属的酃县，共十一州县按规定吃粤盐。这是楚省境内本来就有川、粤引地，那么凡是犬牙交错的地方，都不能没有影射透漏，正不只是湖南永兴一县熬煎粤盐以灌入淮界，久为粤省所必争。至于应吃淮盐的地方，也有离淮较远，按规定准许借食邻盐的，如宜昌府属巴东等四州县的借食川盐，永州府属道州等五州县的借食粤盐，镇筸等处苗疆的借食川盐，都已经颁布在法令中，虽然定例不许超过十斤以上，但一人可买十斤，合计众人计算，就不知有多少了。议论的人说，行盐的额定自国初开始，近来人口日益繁多，何至于每年销盐斤数反而不能如原定之数？这话大概没有深入考察。查两淮盐法志记载国初淮南岁行纲盐只九十六万六百一十四引，后来纲食递有增加，到嘉庆七年才符合现在的引数。这是淮南现行额引比之国初原额，实在多四十三万四千八百引有余。又国初每引运盐二百斤，到雍正年间定为每引三百四十四斤。此后屡次增加至道光十一年，才以每引四百斤为定额。较之三百四十四一斤为一引者，每七引溢出一引，以此计算，湖广所销的盐，比以前又暗中增加十余万引而不觉。私下认为原定盐额，每以民数为衡。近数年以来，湖北湖南两省报部民数细册，大约共五千万人有余。除去例食邻盐的地方，至少也去掉十分之一，其应食淮盐的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以每人日食三钱按规定计算，是每引四百斤的盐，足够供应六十人终年的食用。即以所报民数与应销引数相互比较，已恐怕有不足而无盈余。况且人口既多，则吃盐的人固然多，而卖盐的人尤其多，民间生计艰难，所以凡有盐利可图之处，贫民无不千方百计挑运四出，售卖私盐。其靠近川、靠近粤、靠近潞的地方，与两淮盐场相距都远，淮盐挽运到岸，自一千余里至二三千里不等。而邻盐不费劲就到了，成本既轻，卖价自贱，想要让民间

译舍弃近处的食物而食用远处的，舍弃便宜的而食用昂贵的，这本来就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就拿盐税来比较，邻近各省的税额都轻，唯独淮盐的税额特别重。比如川盐每包一百三十五斤，在大宁、云阳等盐厂只需缴纳六分八厘一毫的税，即使是最重的犍为盐厂，每包也仅缴纳一钱三分四厘。而淮盐同样是一百三十五斤，却需要缴纳一两三四钱的税，比川盐的税额加重了十几倍。又查潞盐每一百二十引为一引名，缴纳正杂税银一百两，如果淮盐是一百二十引，则需要缴纳四百八十两，这也不止是几倍的差距。虽然广东盐的税额臣下并不十分清楚，但考察其总数不到淮盐税额的十分之二，其税额之轻可想而知。用税额沉重的盐，去与邻省税额轻的盐竞争销售，即使彼此都是官盐，也必定是那边盈利而这边亏损，再加上没有税额的私盐贩子纷纷渗透涌入，其势力无法抗衡的局面，更是不用再说了。

译况且不止这些，潞盐在陕西销售，有应当从湖北勋阳府经过的；川盐在贵州销售，有应当从湖南辰州、沅州等地经过的。因为与淮盐纲界相邻，又是盐必经之路，即使想要禁止其私卖，势必不能。只是因为引地先前已经划定，如果不保卫边界，那么渗透侵夺将没有止境。因此嘉庆年间，朝廷内外臣工屡次奏请，让勋阳改吃潞盐，衡州、永州改吃粤盐，辰州、沅州改吃黔盐，都经过驳斥命令不准。于是湖北省边境，名义上是淮盐界，而实际上不销售淮盐的地方，又减少了十分之一二。所依靠来销售的，只有腹地几个郡罢了。然而自从黄州到武昌、汉阳，凡是盐船经过停泊的地方，被夹带私盐占据的，早就习以为常。又有商民各船从江浙来到湖北，常有船户水手带盐私卖。而且近来淮北票盐盛行，更从安徽的英山、霍山与河南的光山、商城、罗山等县流入黄州、德安、汉阳各处。所以即使是腹地几个郡，也越发难以销售。还有一种棘手的情况，就是商人完税买盐发给运商，都必须用银子，而市场上盐斤无非卖钱。从前银价便宜时，以一千文作一两，按照奏案梁盐每包价银三钱计算，不过卖钱三百文。近来因为银贵钱贱，三钱库银就折合钱四百二三十文。即使市场上盐价较前有增加，但以钱折合银子实际已经暗中减少。岸商水贩都唯利是图，岂肯亏本？那么招徕就越难。现在试着将高低之盐一律计算，每引只算银十四两。湖广每年吃盐按定额就需要银一千余万两，以钱计算，就需要一千五六百万千文。其繁重程度，各省第一。所以运盐纳税虽然在两淮，但输纳营运的资金，大都出自两湖。这就是我日夜筹思，而兢兢业业惟恐贻误的原因。我自从上年三月到任，因为正月、二月售盐稀少，急忙筹谋设法疏通销售。凡是所陈奏督属缉获各路私盐以及严禁铜铅船买带川私，还有襄阳等处撤退邻境三十里内盐店，以及衡州、永州一带责成道员督缉各事宜，幸好都仰蒙训示，并谕令四川、河南各总督巡抚一体稽查，使我得以严饬各属加倍遵循，认真堵截擒拿。如宜昌一处是川私聚集之所，就委派候补道刘肇绅前往督同宜昌府知府查拿，查出弁兵纵容私盐分肥的情弊，从严惩办。又襄阳府属长久被潞私侵占，绝无水贩运盐，我亲自到那里考察机宜，责成安襄郧道杨以增加立章程，并将施南府金石声奏请蒙恩准调任襄阳，该道、府一同出力筹办，潞枭渐渐收敛退却，水贩就源源运行。又衡州一带也长久不销引盐，自从我亲自到那里饬令拿获私盐多起，并将卡座奏改游巡，责成衡永道张晋熙会同湖南盐道李裕堂督办，近日粤私稍少，只是距离武昌很远，尚须随时察看。又黄州武穴一带是盐船入楚停泊要口，船户水手和岸上奸贩串通卖私，日益严重，我派委试用知府但明伦驻扎那里，凡有盐船入境，亲自催促，并将水痕风色察验报明，如果有水迹不符及无故逗留，立即究办，听说船户奸贩都畏惧其严厉。所有这些远近印委各员分饬筹办，仍然责成湖北盐道于克襄督同汉岸总卡委员、武昌府同知陈天泽综管其事。此外各府州县都有缉私疏引的责任，虽然湖北省向来惯例允许其融计销数，但我惟恐各属互相观望，会同抚臣周之琦命令盐道于克襄按月按季核算各州县销数，分别功过，先将短销的黄安县知县刘坤琳撤任查办，于是州县长官才开始警惕畏惧，竞相思谋设法督销。又经该道于克襄捐资密遣亲丁分路缉私，尤其多起获，所以统计上年两省所获私盐竟达到一百余万筋之多，而且获一筋盐就提一筋税，不仅有裨库项，向来捏报邀功、蒙混搪塞诸弊全都无处施展。这都是仰赖圣主洞察无遗，允许我获私提课的奏请，才得以钦遵督办，感激尤为深切。我又想盐务事宜，仍须恩威并用，如果一味严缉，恐怕窒碍也很多，所以又恳切示谕绅民，晓以利害大意，认为每人每日食盐仅止三钱，所费不过一文钱，即使官盐不如私盐便宜，而按日分计所争也仅毫厘，民间日用饮食，哪里不可节省，而独于必不能缺的食盐，计较毫厘贵贱，公然犯法，吃私盐在绅士，应革功名；在平民，应受满杖刑。明于利害的人，不至于如此愚蠢。而且湖广钱漕最轻，比起江苏，仅及数分之一。圣恩高厚，赋税额度永不加增。如果对于盐课正供，还相率背离官府吃私盐，天良何在？除了既往，姑且宽免追究外，此后责令绅士大户，以及乡团、牌保互相禁止吃私盐，犯者公同送究。小民看到此示谕，都

译应当听从。又招募贩卖私盐的贫苦百姓，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登记成为肩挑小贩，由各地官盐子店发给凭证，挑运到四乡去，卖完后缴纳盐价。这样肩挑小贩各自有了生计，或许能使坏人变好，而且偏僻的村庄都能有官盐挑到，不能借口吃私盐。这对销盐引票似乎有好处。

译查向来民间匪类，大半出自盐枭，即使是襄阳的捻匪红胡，为害最为严重，也总因逼近河南，以越境贩卖潞州私盐为事，遂至无恶不作。如今自从整顿盐务之后，襄阳绝无抢劫案件，并且抓获多名跨省盗犯，这是所办理的是盐务，而其成效却不止于盐务。又各处水贩，在汉口岸买盐，向来给水程一纸，运到后须由地方官汇总缴纳，臣担心胥吏借端勒索，致使水贩裹足不前，因此变通办理，使其节省额外费用，以表示招徕。因为事情属于细微，不敢琐碎地入告，却准两江总督陶澍移咨，钦奉上谕说：林则徐曾署理两江总督，对于盐务转运交接之处，熟悉情形，现经酌定道里远近限期，由水贩交付盐行送局齎道，不允许由州县催缴，可免去需索留难，办理甚为合宜等语。臣跪诵之余，更应当钦遵妥办。永贩因此稍沾微薄利润，颇见踊跃买盐。只是此县的水程转运别县售卖者，恐怕导致漫无稽查，仍应令其送县呈查。这又是随后续立的章程，与前议两不相悖。又宜昌府属例食川盐的鹤、长、乐二州县，历来由两淮委员驻扎万户沱地方，代川办运，原本是为了保护淮界起见，而两淮盐政相距遥远，倘有借官行私，无凭稽查，经臣咨商两江督臣陶澍，改为由楚省委员驻办，以便约束，并且只允许就近购运四川巫山县的大甯厂盐，已足以敷民食用，不允许远赴数千里外的犍为县装运花盐，以致向下侵蚀荆州等处。接准陶澍咨复，意见也极相同。又从前楚省历来因为襄阳、宜昌、衡州三处额引不销，接连奏明官运商盐前往减价售卖，以对抗邻私，此意未尝不善，而对于利弊未能透彻洞察，不免似是而非，所以历来办理并无成效。因为淮盐成本重大，即使减之又减，总不能贱于无税的私盐，若不认真缉私，而想要以官盐冲其锋，这是商本徒亏，而邻私仍不能对抗，况且商人本为牟利，必抑价以亏其本吗，则商运愈不前，而私盐愈充斥了。又访有一种奸贩，转买减价的贱盐，以灌旺售之，引地是为借寇资盗，无异剜肉补疮。臣将这三处的盐，一不令抑价，以杜绝流弊。现在襄阳水贩运盐已多，宜昌也已通贩，衡州则官盐业已运往水贩，尚未前来。只需随时察看情形，如水贩销路大畅，那么官运固然可以无需，即使有必需，官为倡导之处，也照时价发售，务必令盐色纯净，秤足味佳，不宜抑勒減价，以致亏本滋弊。其扬商向来因为减价赔垫，立有三盐名目，按引捐献贴补，现由臣咨明两淮，严行裁汰，不允许借口赔累，致碍盐政。现闻扬商输课倍形踊跃，而湖广岸售得价银，臣又不时催解赴扬，不允许花销糜费。本届所报销数，有一引就解一引的银，务必使针孔相符，都归于实在，不允许如前之漫无凭证。总之，销盐的畅滞，上之视乎天时，下之视乎地力，而人力总不可不尽。臣私下恐怕没有可操之券，而断不敢有未尽之心，只赖圣慈福庇，长使年岁丰登，提防巩固，那么民力宽裕，而肥腯之奉旨畜之供售，盐自当更旺。此时所属官员，虽有筹办出力之处，臣均不敢遽行保荐，致启易视之心，务必令其一力奉行，始终无怠，庶几畅益更畅。至于私盐现获固然多，然有私总不如无私之为妙。果真使将来销引愈多，而获私转少，更能足以见化莠为良的实效。臣只祈祷以求，不敢稍有懈忽，以期仰副圣主委任责成于万一。

疏通盐引疏

贺熙龄

私下认为两淮盐务，自从道光十年冬，皇上洞察情形，法穷当变，钦差大臣前往江南，会同两江总督陶澍筹议革除旧弊，更定新章。从此以来，浮费裁减而成本较轻，库款严密而出纳不混，计凡九年，奏销八纲，且摊带乙未、已亥诸纲残引数十万，较之从前十年仅行六纲，且多预收空本的，已有区别。只是两淮奏销正项，因为先纳课后行盐，与他省的先盐后课者，情形迥异，所以虽然奏销八纲，实在并非已销去八纲的盐。因为运司每遇奏销届期，就派商赶纳，虽然有存岸未销之盐，存库未销的引，而新纲限迫，不得不按数分派各位商人如期完纳。商人成本止有此数，口岸多积压一引之盐，即占搁一引的本。近闻淮南奏销虽过八纲，竟然有积存两纲未销的引，如江西、湖广、安徽纲食各岸截到去年冬月止，已运未销盐共一百六十万引，约计一纲有余

译按照到岸成本每引十两有余计算，即占用搁置的成本达一千数百万两。加上运库中已经缴纳了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四年纲目但尚未运输的盐引，又多出一纲有余，也占用搁置商人的资本二百余万两，总计占用搁置商人资本二千万两。而目前扬州各商人的实际资本不过五六百万两，其余都是靠利息借贷而来，每纲岸的盐如果不是两年无法销售回笼税款，而在这两年内又增加了两纲的派征数额，这就是淮南盐务转运不灵的实际情况。况且淮南纲盐、食盐、引盐额定的正项、杂项及带征款项的税银五百余万两，近年奏销时只完成正项，其余杂项缓纳的银两，需要等待在销售地卖出后才行补纳，每一纲的税款如果不是经过几纲不能全部结清，所以目前虽然奏销了八纲，实际上未能征足八纲的全部税款，导致各省应解缴的各项款项不时上奏催促，无从应付。如果只以正项奏销为事，杂项从何足额，这又是淮南征解各项款项新旧积压的实际情况。臣查访积压两纲的原因，并非由于办理不善，只是因为道光十年更定新章之初，前任督臣陶澍行事过于激进，代为销售辛卯年以前滞销的残盐一百三十余万引，又代为征收还未销售的印本积欠的盐价，以及统引残税三百数十万两，都是用后任来偿还前任的积欠，长久占用了一纲的引额，加上江汉水灾导致滞销，又积压了一纲，因此积压两纲至今，始终没有疏通的办法。臣认为盐务不过是在盐场减轻成本、在销售地快速销售这两点，现在淮南裁减浮费以来，每引的正杂钱粮四两，实在难以再议减轻，而汉岸销盐只有这个数量，即使湖广认真整顿缉私，也只能销足本纲的正额。如果想要通过超额销售加倍提行两纲，恐怕是绝无可能的事。那么淮南常年积压这两纲未销的盐，空占商人的运本，如何销纳？而且引盐积压越多，税款占用越久就越短缺。倘若一两年内竟有因资金枯竭无法缴纳的商人，再次导致倒闭歇业，那时奏销又将如何办理？正项尚且不能支撑，杂项又将如何征解？臣详细查访，都是因为淮南目前的祸患在于中间梗阻，如果不紧急筹划全局，及早疏通，恐怕就有难以筹措办理的局面。只是盐务繁重，不是他人所能代为谋划的，应请下旨两江总督督同运司彻底确切查访，通盘筹划，务必事先图谋，将以前积压的两纲引目如何设法疏通之处，据实上报，不要只是弥补眼前，直到奏销停滞不前，才采取临渴掘井的计策。再者淮北票盐近年因为贩运者多盐少，创立了验资折扣的方法，而验资的银数历年递增，听说今年竟多达一千余万两。其实票盐应收的钱粮场价不过百万，其余九百余万，一旦核定折领的票，仍须发还各票贩收回，白白压搁，本无所用。而每当淮北验资之时，正是淮南奏销之日，一时汇集银千百万两，都赶赴淮北验资而去，导致扬州银两短缺价格高昂，即使重利也无从借贷。因此验资之法对淮北毫无益处，反而掣肘淮南奏销，应如何酌情变通？或者由官府运到坝上发放给贩运者，或者签商认引认岸，或者归场定额售卖，在这几种策略中酌情实行其一，就可以无需验资来拖累奏销。至于将淮南无着落的悬引如何酌情归入淮北之处，应请一并饬令两江总督督同运司详细筹划妥善商议，以期有利无弊。臣因为访闻淮南盐务新旧积压不能转运，一两年内，恐怕耽误奏销。而淮北票盐，验资十倍有累正课，不得不预先筹划疏通之策。为此恭折具陈。

译盐不设官议

李祖陶

盐是天地自然的恩惠，在海边晒制，在盐池汲取，从盐井中吸取，都能制成盐。它是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资，通过专卖来获取军国所需的费用，确实足以弥补田赋收入的不足。所以自汉代以来，善于理财的人，不一定非要增加田亩赋税，或者像唐代的“间架陌钱”、宋代的“青苗市易”那样，大多是从盐利中获取充足。然而如果处处设置官吏，用严密的网络来控制它，那么利益既不能归于国家，也不能惠及百姓，反而全部被官吏和胥吏中饱私囊。所以我希望盐直接卖给商人。唐代刘晏担任转运使时，专门采用盐专卖法，充作军国费用。当时从许昌、汝州、郑州、邓州以西，都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主管；汴州、滑州、唐州、蔡州以东，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盐吏多了就会扰民，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生产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地。其他州县不再设置官吏。那些距离产盐地遥远的江岭地区，就把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导致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国家获得了利益，而百姓也不缺盐。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后来竟达到六百万缗。从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顿。顾炎武《日知录》引用松江李雯的论述，说盐产自盐场，就像谷物生长在地里一样，应当在盐场定额征税，一次征税之后，不再过问它流向哪里，这样国家和百姓都能获利。这大概是因为天下都是私盐，也就是天下都是官盐。我认为他的话切实可行。如今盐利不能兴盛，正是因为盐吏不能罢免。况且说行盐地区有远近不同，远离官盐而靠近私盐的地方，百姓不得不买私盐。既然买了私盐，那么兴贩私盐的人必然增多，于是盗贼盛行而刑狱滋生了。我年轻时居住在昆山、常熟之间，那里是两浙行盐地区，而民间多贩卖淮盐，从通州渡江而来，颜色青黑，比官盐更好。等到我游历太原，所吃的都是番盐，坚实精致。这是地理上的便利，不是国法所能禁止的。明知不能禁止，却设立巡捕的规制，以查获私盐作为考核，每季规定一定的数额，这是掩耳盗铃的政策。他的言论如此，也可以说是深刻而显明了。此后，贤士大夫以此名目上疏议论的，不可胜数，但总不能实行。到了道光初年，陶文毅公总督两江，兼管盐政，才开始根据海阳李侍郎赞元的说法，奏请实行票盐法。然而只在淮北实行，而不行于淮南。江南依靠食盐获利的人众多，把持阻挠的人很多。然而，私盐越多，官盐越滞销，税款不足额，官吏疲惫而商人也疲惫。逐渐发展到湖北塘角发生火灾，汉岸盐船几乎全部被毁，上天降下灾变，下民产生怨恨，即使想不改变盐法，也不可能了。于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恭敬地陈述淮南盐务，认为救济灾荒必须先兴利，兴利必须先除弊，谨慎地斟酌拟定章程，恭敬地折奏上报。大意是说淮南盐务的疲敝败坏，实在是因为口岸不销售，不销售的原因，在于官盐价格高于私盐，官盐成本重于私盐，而成本过重的原因，又在于银价日益昂贵，浮费日益增加。现在的计策，想要畅销必须先抵制私盐，想要抵制私盐必须先减价，想要减价必须先减轻成本，想要减轻成本必须先裁减浮费，摊减税额。我私下认为今天的最大弊端，没有比利益不归国家，也不归百姓，而归于中饱私囊之人更严重的了。淮南引地首尾跨越四省，依靠盐业生存的，官员则有文武印委等人员，吏役则有大小衙门的书吏差役，以及商伙、商厮、商船，不可胜数。一旦议论整顿，他们必然起来阻挠，造谣结党，恐吓欺诈，一定要使良法中止才罢休。臣蒙受恩惠深重，不敢以国库正课和商民脂膏作为避免诽谤、养奸护蠹的计策，谨慎地将淮南全局通盘筹划，以充裕税款的方法作为救济灾荒的方案，斟酌议定章程十条等等。部议有的批准有的驳斥，命令覆奏，最终听从了。一时间盐价大跌，一包的钱，几乎可以买到两包的盐，四方欢呼，举手称颂圣天子的恩泽以及陆制台的德意，遍东南数千里之地如出一口。唉，可以说痛快了。只是按照他的章程，仍然处处夹杂官吏，与《日知录》所说的“不问其所之”不同，又大致模仿票盐法却又不叫票盐法。大意是说票盐法分散不可稽核，这样则操纵在手，可以自如。然而前人有言，凡是确立一项法令，必须等待特定的人才能实行的，不是良法；必须人人可行才可称为良法。如今法令如果陆君长期在两江，尚能坚持不变，否则官吏穷困乘隙，陋规裁减的可以恢复，少的可以增加，就像漕运本来有余米月粮可供一切费用，乾隆年间就奏请增加脚钱数十文，现在却暗增至数百文了，而且浮收勒折，习以为常。朝廷虽然明知，也不以为怪。天下的事，大都如此，可叹啊。

呈贺耦庚师

俞德渊

承蒙询问江南是否有奸商，可以惩办？此事不是悉数所能终结的，谨略为陈述：岸商代人卖盐，用他人的钱财供其挥霍，长久以来成为扬州商人的祸害，除去他们不值得惋惜。至于扬州商人则挟带资本求取利益，他们从前作奸犯科的人，很久都已经歇业，衣食

译百姓无法自给自足，即使对他们施用严刑峻法，对事情也无济于事。现在稍微能够支撑的，不过一二十家，大多依靠借贷来维持营运。自从数年以来，风波屡次兴起，亏损逐渐增多，人人都有保全家庭、远离祸害的念头。先前因为钦差大臣来到临江，谣言四起，草木皆兵，大局几乎涣散。自从渊上春来到这里，用至诚对待他们，展示无畏的态度，人心才稍稍安定。现在惊魂刚定，却突然想用刑罚来统一规范，不但会把现在的商人驱赶走，那些听到风声的人，谁还敢携带巨额资本去冒不可测的风险呢？况且历来盐务的败坏，盐政运司实在难以推卸责任，现在都置之不问，只追究商人的责任，这就像舍弃了导致军队溃败的将领，而把过错归咎于士兵，这不是公正的舆论。即使今天无法整顿，也不全是商人不服从命令，而是官员不体恤商人造成的。各省岸口的费用以数十万计算，各衙门的陋规，大的数万，小的数千，加上关隘的刁难，书吏差役的勒索，地方土匪的讹诈，没有一样不取自商人，而官员视为平常，置之不问。商人的财力有多少？既缴纳了库藏六百余万的税课，又供给各省各岸数百万的费用，怎么能够不日益衰败呢？而且把挪用垫支库款作为商人的罪过，其罪实在在于运司，商人不能主宰。把江船夹带私盐作为商人的罪过，其罪实在在于船户，商人不能禁止。把盐价昂贵、盐色搀杂作为商人的罪过，其罪实在在于水贩铺户，商人不能参与知晓。去年是最困顿的时候，还收取了二百万的税课，如果按开国初期的盐课来计算，已经超过了额度。现在因为税额太重，仅够三分之一，然而已经是中部省份赋税的两倍了。况且这二百余万的税课，出自一二十家疲惫困乏的商人，如果不加以培植反而加以剪除，将连这些也没有了。就像裁减费用一事，扬州办理贡品和办公的费用减存三十三万，汉岸公费减存三十八条万，江西减存十七万。现在计算上年的用项，扬州用了二十四万多，比起原来减去的数目又减少了。汉岸则用了八十余万，比起原来减去的数目多了四十余万。江西则用了三十余万，比起原来减去的数目多了十余万。商人获利有多少？减少盐价则亲身承受其实惠，减少浮费则只保留其名目。其中的曲折情形，怎么能向每个人告知呢？大抵天下有可行使权力的人，未必真正了解情况；而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又未必有可行使的权力。运司的权力，督催商人运输，谨慎守护钥匙，是他们的职责。其他方面则呼唤他们也不回应。维扬近在咫尺，权力虽然不能达到，还可以用情理沟通。如果是外府外县，则无从下手了。制军的权力，善于运用，只能及于本省；不善于运用，即使本省也是阳奉阴违，何况能及于外省呢？淮盐行销六省，上下各衙门不知道有多少。凡是与盐务有交涉的，没有不在盐务中沾取利益的。怎么能联合数省的官员齐心协力来做这件事呢？现在想要有利于商人，必然不利于众人。夺取众人所获的利益，强迫他们做难做的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众人的利益不除去，商人的利益就日益微薄，国家的税课也日益不足。这也是相互关联的道理。在过去极盛的时候，未曾没有弊端。实行了一百多年，沿袭旧事逐渐增加，弊端日益严重，沿袭至今，已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改弦更张，没有大权力的人不能做到。渊是什么人？敢奢望万一成功吗？治理盐务的人不能为商人保本除弊，却只责怪商人不良，就像治理地方的人不能为民兴利除害，却归咎于百姓不好。试想国家设置官员是为了什么？却把牛羊放逸倒毙的弊端，说成是牛羊自己造成的，不追究牧人和饲草者的罪责，这也太善于自我推诿了。渊自知力量薄弱而责任重大，即使不为自己谋划，最终也必然得罪离去。不过姑且保留这种说法来抒发自己的见解罢了。然而这些话，听到的人必定认为袒护商人是运司的通病。希望老师保密不要宣扬。等老师来年出山时，渊如果还留任未去，将把一年来揣摩所知的情况，为老师倾囊相告。即使从此永远隐居山林，与人世不相往来，也没有遗憾了。

译皇上给贺耦庚制府的书信

俞德渊

之前的信函尚未封发，刚才又接到您赐予的书信。承蒙您殷切的教诲，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两淮盐务的困难，并没有深奥难懂的道理，只是“私盐充斥，官引滞销”这八个字概括尽了。办理盐务的人，只要能让官盐销售充足就可以了。运司的职权，不出于运输，不销售又怎么会有运输呢？民间人口日益繁衍，没有职业的穷民靠盐维持衣食，他们不怕法律，像江船脚私、粮船夹带，以及四川、芦纲、福建、广东各地的私盐各自占据市场，阻碍官盐销路的，难道只是几倍吗？以至于官引运到岸边，多年卖不出去，成本被占用积压，越积压就越难流通，商人的本钱日益缩减，转运更加困难。新商人听到风声，更加裹足不前，这就是盐务弊端产生的原因。减价以对抗私盐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可行，其实终究无济于事。因为官盐的成本比私盐重，不止相差数倍，怎么能对抗呢？如果想用官盐对抗私盐，那必须国家不征收赋税才行。就像今年春天散轮之后，楚岸的盐价虽然便宜，但商人成本亏损太大，情况逐渐变得羸弱，不用说威严不能震慑，就是恩惠也无从施加。以前所听到的，大多隔靴搔痒，自从到这里三个月，仔细研究，知道这件事没有根本可言。从前管仲独占鱼盐之利，一个“擅”字，有中原利权独揽的意思。如今法令不行，民心积习玩忽，联合数省强悍桀骜的无业游民，起来争夺国家的利益，官引怎么能不滞销？商力怎么能不疲惫？现在的计策，应该把缉查私盐作为第一要务，然而如果不联合数省大吏的权力，大加震动，又联合地方营县联成一家，不分界限，断不足以收到缉私的效果。如果舍此而另求探本之论，即使殚精竭虑，实在难以期望迅速获得功效。现在奉宫保奏委王竹屿前往楚岸查办一切，此行关系不小，盐务的转机在此一举。然而扬州、楚地两地意见各不相同，不知道最终能否有济？读您的来信说：“不翻清查，无以惩奸商；不复窝价无以招新商。”这是传闻的话，不是真正知道其中关键的人说的。清查本来无可翻案，即使顺着翻案，也与现在办事的体制毫无益处。至于所谓的奸商，此时都不在场，而且穷困已极，办与不办，都与大局无关。至于裁减窝价，正是为了招徕新商。新商之所以不来，在于官盐无利。官盐无利，是因为私盐日益增多，全与窝价无关。窝价减少，则成本减轻，对新商有什么不利呢？说这种话的人，是局外人。因为承蒙垂问，所以敢详细陈述，恳请训示。

再呈贺耦庚老师

俞德渊

再次启禀，老师出山之举，犹豫不决，自然是因为时势多难，所以不能不反复考虑。但我仔细思考，出仕与隐居的契机，也有定数存在其中，有不能凭主观意愿去趋避的。只要按照内心所安定的去做罢了。还记得老师在道光四年刚到吴门时，初次受教，私下听到老师的话说：“热肠二字，即是仁字。”当时深深体味老师的话，认为仁字的道理，遍及天地，热肠二字足以概括。这话简切而包含无穷。等到观察老师从苏州到东台，到江宁，凡所到之处，孜孜以求振起地方，救援民生为急务，那恻隐不已的心，奋发有为的志气，无非从一片热肠而出。这是仁发自天性。如今正值民生日益窘迫之时，忽然萌生端居不出之想，将使热肠变为冷念，强行抑制天性固有的仁，使其不能遂心，必定有所忧愁不安。内心不安，形体精神也随之不畅。来信所说身体时常不适，未必不是由此引起。如果这样，那么老师虽然想优游田园，自得其乐，恐怕抑郁无聊之情，反而不如徘徊四方的人有所寄托。从前陈图南对张忠定公说：“譬如失火之家，望您救火，怎么能不去。”这是对热肠人说的话。如果此心一冷，就会说人家失火与自己何干，而仁道或许几乎断绝了。仁是生之理，断没有可断绝之时，这是古今世道之所以不坏的原因。方今生民凋敝，国计日益窘迫，凡有封疆之责者，措施确实不易。还幸有几位大君子，众力齐擎，或许可以补救于万一。而凡现在场面稍有世道人心之忧虑的人，也依赖有人为之壮胆作气，庶几有所倚恃而不恐惧。如果只是独善其身罢了，那么洁身远遁，从古不乏高人，但都是天性孤冷，无意于人世的人所为，与老师所谓热肠为仁，也几乎如水火之不相入，不可同年而语。以我思考，老师也应行其心之所可安，而不要强其性之所弗欲，那么出处之机，不用占卜而自决。承问票盐何以无补大局？因为两淮每纲科则应征正杂银六百万两，两淮北票盐岁止征银二十余万两不及通纲二十分之一，所以谓之无补大局。然而这二十余万两的课税，从前商疲运绌，已归乌有。如今辛壬两纲，实已全数入库，且带徵残引课银

译十余万两。仅就淮北这一隅之地而言，已经大有转机。外界流传的谬论纷纷，不足以作为依据。至于有贩卖无盐的情况，那是土地所产的盐只有这么多，并非办理的人不善，而盐务定额已经足够，对国家生计和民生有益无损。那些制造流言蜚语的人，都是因为不能方便他们的私利罢了。大抵天下的事情，有利就不能没有弊，如果利大而弊小，决不能因为惩治弊端而坐失其利。淮北票盐，是千百年来的创始之举，刚刚实行了一两年，即使善于立法的人，难道能尽善尽美吗？只是权衡利弊的轻重罢了。况且盐税与其他政事不同，不亲身参与其中，就不能完全了解关键所在。从前名人立论著书，尚且多有虚妄不实之处，近来路上的传言，更何足挂齿。比如淮南商人能够去仪征改捆，固然在成本上节省很多，然而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困难，情况变化，与淮北的局面大有区别，大概难以一一列举。粮船夹带私盐，固然也是调剂旗丁的一个方面，然而对于国家的体统和政令不可作为典范，而且因为旗丁而损害盐税，必定导致盐法完全败坏而后已。两年以来，办理粗有头绪，人心幸得相安。今年贵漕师独出心裁，几乎造成决裂的局面，若非宫保师大力挽回，那么所损失的就不只在淮纲了。此事体重大，来不及详细陈述，附上呈给宫保的奏稿三件，也可以知道其大概。吴门的事情，大有可忧之处，少穆师几乎寝食俱废，现在有夹片稿录呈，足以知道其艰难。只是这是密陈的件，且不要宣示为幸。现在进入腊月以后，仍然雨雪连绵数十天，苏松都没有交仓的米，转眼立春，竟不知如何为计。从吴到浙，省里有盗贼满途，死尸遍地的谣言，时势如此，吾师闻之，当也代为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