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

译“简”并称。这是孔子极力矫正世俗习气的做法。然而其中有人追求宽缓而放任粗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太简”；有人追求内敛而彰显简约，这就是孔子所赞许的“内敬外简”。战国时期纲纪败坏，秦始皇一概制定制度，违背了坤道自然的法则，用严密的法网束缚天下，法律极其烦琐，天下百姓已经喧哗不安。汉高祖兴起，废除秦朝的烦苛法令，暗合了二帝三王的简易之道，颁布约法三章，真是高远啊。后世儒者多批评汉朝以黄老之学为治国的根本，然而黄帝文饰不流失质朴，简约而纯正；老子节俭不伤害慈爱，简约而淡泊。他们的道原本不会危害天下。汉朝君臣大致采用其疏阔的纲目，来治理安定一朝。后世南面称尊的君主，舍弃简约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隋朝初年惩戒六朝的过失，刻意综核名实，有追查百年旧案的事情，当时老吏尚且以抱持案卷为苦。刘炫所说“减少官府事务然后才可以期望从容”，只是担忧不够简约。唐高祖到达长安，与百姓约定十二条法律，全部废除隋朝的苛禁。天下平定后，所修定的典章律令都简明扼要，初期的政治因此与西汉初期差不多。宋太祖的诏书首先说“对待下属要简约”，明太祖的训诫说：“立法贵在简约，应当让人容易明白。”如果条目繁多，一件事有两种规定，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由此推论百世的君王，同千圣的准则，他们的政治必定简约是可以知道的。后世政令刑罚的烦琐，多由于条例的冗杂泛滥，始于北宋，而流弊沿袭于历代。早上实行一件事，晚上增加一条条例，积累数百年，于是汗牛充栋而数不胜数。上下其手的人非常乐于利用其遮蔽的便利，而狡猾的胥吏倚仗法律来胁迫官员。官员又倚仗法律来制约朝廷，吏治日益趋向于苟且浅薄，人心日益沉沦于欺诈虚伪，而颠倒是非，委屈压抑善良弱小，每天不知道有数千百种情况，这都是祸乱的根源，酿成动乱的隐患。不简约的弊病，似乎很微小，谁料想它逐渐滋长，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历代圣君之所以有归并条例、销除旧案的命令，防范烦扰，不止一两次，而各部大臣没有肯诚心实行的，每天听任百姓在狡猾胥吏手中被颠倒委屈，却不知道改正。因此深切希望皇上总揽纲纪，把支离破碎、蒙混杂乱的条例全部扫除干净，使天下呈现刑法清明、政治简约的美好景象，平息天下的乱道，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作《崇简》

译论治篇上

孙鼎臣撰写，或记为俞樾所作

五谷，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饮食过量而致病，只要治疗疾病即可。病愈后恢复饮食，这是人之常情。认为疾病是五谷造成的，从而断绝饮食，可以吗？汉朝鉴于秦朝孤立无援的教训，大封子弟为王，却引发了淮南、济北、吴、楚等地的叛乱。宋朝鉴于藩镇割据的教训，削弱天下的兵力，结果金人渡过黄河，各郡县如瓦解般崩溃。所以，鉴于前事的失误而加以矫正，应当分别其中的利害，权衡轻重而进行增减。减损过度，就必定反而遭受祸患。如今官吏职责不尽职，财政用度不足，军备不精良，这是执政者的公共忧患。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担忧，只有士气不振，才足以令人忧虑。士气，是国家的元气。这种元气，在数十百年前开始培育，在数十百年后得以成就，不像官吏职责、财政用度、军备那样，修治起来就能迅速见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常常宽容地蓄养它，不敢伤害；谨慎地保护它，不敢触犯。我观察明朝，其士气难道不兴盛吗？明朝自太祖以后，君臣贤明，海内太平。唯独宣德、弘治两朝，暴君相继兴起，政令出自强权，强大的敌国在边境窥伺，权臣近幸在外恣意妄为，宠妾奸宦在内煽动，天下危如累卵，局势如同悬挂的旌旗。拿人作比喻，巨大的毒疮反复溃烂发作，然而没有死亡，是因为元气尚存。刚正不阿、神色庄重的臣子，虽然被排斥诛杀却不灭绝；忠肝赤胆的士人，虽然被流放杀戮侮辱却不衰退。廷杖的血迹未干，直言进谏的人接踵而至；监狱中的尸体刚抬出，正直的谋略又进献上来。因此能够挫败奸邪的凶焰，堵塞逆党的祸端。即使有凶恶如枭獍的姿容、阴险如鬼蜮的阴谋，也无法得逞。明朝的国运延续将近三百年，直到天命终结，国运改变。然而那些陷胸断颈、覆灭宗族、坚守节操而不二心的人，遍及天下，甚至倡优庸人，也义不容辞地不愿苟且偷生。那些幸存的老弱残民，在魑魅瘴疠之地艰难跋涉，在飓风鳄鱼之窟漂泊流浪，始终不肯背主负国，至死方休。多么壮烈啊！节义的兴盛，近古所未有。宋苏轼曾说：“平时必定有忘身犯颜的士人，那么临难时或许就有殉义守死的人。”观察明朝灭亡，难道不令人信服吗？推究其根源，是因为太祖有诱导和培育的方法。太祖设立御史负责纠察，给事中负责封驳，而各部门百官，下至士人百姓吏卒，都可以议论政事。四海之内没有不可议论的人，百官没有不应当议论的责任。耳目所寄托的范围广，承担言责的人众多。人人得以自我匡正，又害怕被责备，所以东倒西起，前仆后继，代代相传不绝。天下的士人闻风慕义，感慨奋发，争相树立功名。士大夫进言获罪，当时人认为是荣耀，所以即使以雷霆之威折服他们，以斧钺之刑恐吓他们，他们也不停止。像太祖这样的人，是懂得立国根本的。议论者只看到末流的过失，朋党交相攻讦，说明朝因言路而致乱。唉，明朝的动乱不是一天形成的。假使在土木堡之变北狩之时，豹房晏驾之日，西内幽禁之际，泰昌、天启厌世之年，老成魁硕的臣子尚存，危言正论尚能发出，奸人一摇足天下就不会灭亡，明朝的社稷早就倾覆了，哪里会等到甲申年呢？门户纷争，言论嘈杂政令杂乱，是由于忠邪并进而不加区分，黑白两存而不加论断，这是君主不明不果断的过错。说因此因言路而致乱，是多么不思量啊！唉，世道隆盛而风俗衰败，士人不知道名节的可贵，已经很久了。天下的士气萎靡消亡，不加以鼓舞激励，还借口明末的过失，以言路为禁忌，能不痛心吗？他们难道没有想过，天下的士气，为何会萎靡消亡呢？起初，用美好的言辞和小恩小惠来笼络天下，用巧妙的文辞和曲折的法令来抵御。然而天下的豪杰不可能全部束缚，逼迫急了就会起来与我们竞争，所以常常优容宽假以柔化其气，调停委曲以平复其心，然后慢慢显示抑扬，暗中运用予夺，要使天下知道我的意向而止步。所以士人未曾遭受显赫的杀戮和重罪，就已经低头憋气而不能出声，不待雷霆之威、斧钺之刑，天下已经相率望风而废然返回。用雷霆之威、斧钺之刑杀戮侮辱天下的士人，天下没有不伤心的，然而士人却更加奋起而激烈，不足以挫伤天下的士气。只有用权术驾驭他们，在恍惚暗昧之中日积月累地削弱，而无法指责，然后天下的士气可以消亡而至于尽。所以厌恶天下的士人而用权术来折服他们的人，比杀戮侮辱更贤明，其实比杀戮侮辱更残酷而人不知道。士气犹如水，积蓄并调节宣泄它，则水波荡漾，汲取不尽；堆积土石阻挡它，则水势郁怒冲击，溃决而成祸患。担心它溃决，知道阻挡无益反而有害。改变方法而杀之，水患平息而水也随即枯竭了。这与防病而断绝五谷有什么不同呢？五谷是人们赖以生存元气的。士人，是国家赖以生存元气的。我为断绝五谷的人担忧，所以著文说明其利害，以释论者之惑。

论治篇下

孙鼎臣撰写，或记为俞樾所作

天下，是由州县积累而成的。宰相，是治理得以成就的关键；而州县，是治理

译州县官员的来源，不可轻视。治理天下的人，不过是养育百姓、教化百姓罢了。朝廷有养育、教化的政令，却未能惠及百姓，这是州县官员的过错。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变乱，百姓都拿州县官员作为借口。州县官员，本是百姓指望如父母般对待的人，如今百姓却像仇敌一样痛恨他们，甚至想杀了他们，这种局面的由来已久了，难道完全是州县官员的过错吗？选拔不精良，任用不重视，待遇不宽厚，所以弊病到了这种地步。

州县官员的来源有四种：一是进士，二是举人和贡生，三是捐纳（花钱买官），四是县丞和通判。举人、贡生和进士受困于死记硬背的学问，沉溺于科举应试的文章，一旦上任治理百姓，就成了迂腐的老儒生，低头听从幕友和衙役的摆布。即使是其中聪明杰出的人才，也一定要经过多年的磨练，才能稍微熟悉政务。等到他们想要有所作为时，调任的命令又到了，选拔贤才没有固定的途径。捐纳也是人才的一条出路，然而刚缴纳钱财就立刻出任知县，越过了应有的等级。况且他们出钱买官，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怎么能让他们用百姓的血汗来作为交易呢？

从唐代以来，县令多从县丞、通判中选拔，然而唐、宋时期的县丞、通判，都是士人；如今却从捐纳者和吏员中产生，这些人已经毁弃了廉耻，将自己排除在士流之外了。那些被提拔出来的人，都是善于谄媚上级、而忍心虐待百姓的人。价值千金的玉璧，让佣人来看守，怎么可以呢？所以我说是选拔不精良。

州县官员上面有知府，再上面有巡抚、道员，再上面有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再上面有巡抚、总督。一个官吏，监督他的人就有五六位。这个人的性情、言语、动作，顺从或违逆都足以决定他的利害。他身边的人，乃至佐史之类，他们的喜好厌恶都足以决定对他的毁誉。他居住和出行的供应，都取自于他。即使是公正廉洁的长官来管理，本来就已经不堪其扰，何况那些挟持权势以逞私欲的人呢？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去除的祸害，这五六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不同意，事情就不能办成。这五六个人，条令教化所涉及的，心意旨趣所指向的，心里知道不对却不敢不听从。三年政绩有成，是考核官吏的方法。因为“为地方选择合适的人”的说法兴起，频繁调动使得官员不能安心任职，工作前后不连贯，上下不亲近。过去有“行取”的制度，州县官员还有希望晋升到清要职位，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勉力追求功名。如今读书人一旦掌握县印，就终身被排斥在外，百余年来，公卿中从州县起家的人没有几个，虽然俸禄满额、大计考核、保举推荐中不曾没有激励劝勉的法度，但按资历晋升，那些达到方面大员位置的，往往很难，老死在风尘中的不可胜数。所以我说是任用不重视。

国家的本意，是用养育教化百姓，对州县官员督责之深，防范之密，本意丧失而繁文缛节占了上风。在钱粮文书之间，一点不符合法规，就受到处分，所以有上任几天就因牵连而受吏议，做官几十年却未沾一点俸禄的人。任期届满考核政绩，即使是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这类人也难以及格，功过升降掌握在奸猾的胥吏手中，枉法索贿，必定要满足他们的欲望才罢休。况且弦绷得太紧就会断，法度太急就会被人玩忽，操之过甚，走投无路而想逃避，这是人之常情。催征不力处罚重，不得不挪用；刑名错判处罚重，不得不姑息；缉捕废弛处罚重，不得不隐瞒掩饰。刀笔吏的出入休咎随之而来，他们心中日日恐惧，救过还来不及，哪有闲暇去养育教化百姓呢？

除了每年的俸禄，还加给养廉银，多的达到一千多两，非常优厚了。然而前人侵吞欠款的要责成偿还，后人一人拖欠，波及几任，称为摊赔。公事中无名的费用，条例不允许，由州县分摊，称为公捐，都从养廉银中扣除，而养廉银仅仅成了虚名。父母妻子的供养，族亲宾客吉凶往来的礼节，从哪里出呢？所以我说是待遇不宽厚。

有这三种情况，所以高尚的人品行，出来做官常常被轻视而不快乐，就职后官吏就开始改变态度，甘愿做苟且卑贱不廉洁的事，只求方便自己的私图，而职事的修废、民生的休戚就不计了。州县官员积轻到这种地步，天下究竟靠什么来治理呢？恢复唐宋的制度，县丞、县尉由进士、举人、贡生担任，考核期满提拔为京朝官，再出任州县，就熟悉吏职而了解民情。仿照汉代令长、太守、刺史的法度，州县隶属于知府，知府隶属于巡抚，设置掾属分理刑名、钱粮的事务。罢免司道官员，那么事务就简单而易于通达，省去苛细的法规，而厚待他们的俸禄，那么人自然效命而能尽其才。采用明代邱浚的话：“九年通考课功，一考再考平常的复任，有特殊功绩的就加升他的官秩，然后才可以责成成功。”采纳唐代元宗的诏令：“凡官员不经历州县，不拟任台省，进取的期望远大，所以有作为的志向。”选拔的精良，任用的重视，待遇的宽厚，州县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天下就像网在纲上一样井然有序了。

译论治理国家（上）

俞樾

治理天下的人，首先应当审慎地考察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罢了。打猎的人得到野兽，捕鱼的人得到鱼，他们所获得的，都是他们所追求的。治理天下的人，难道与此有什么不同吗？追求王道就能实现王道，追求霸道就能实现霸道，所追求的目标在这里，所获得的成果也在这里。所以所追求的目标不可不审慎啊。

我曾经论述过，古代治理天下的人，追求的是没有动乱。天下既然已经安定，既然已经治理好了，却认为还不够，担心它仍然可能陷入危险，仍然可能产生动乱，于是日夜不停地寻求并消除这些隐患。只要有一点隐患存在，就惶恐不安，把它当作极大的忧患。后世治理天下的人，追求的是没有事端。以后的天下，是治理得好呢？还是动乱呢？是安定呢？还是危险呢？我无法知道。只要饥荒还没有到来，盗贼还没有作乱，诸侯还没有叛变，外族还没有侵犯，到了我的时代，还可以没有事端，那就罢了。

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就像农夫治理田地，有害于田地的东西，就务必去除它，然后才安心。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就像住在旅馆里，只要不至于被压垮，那就罢了，虽然尘土喧嚣、低湿狭窄，也就安于其中了。唉，这难道不是古今治乱的原因吗？天下什么时候可以说没有动乱？天下什么时候不可以说没有事端？所以治理天下却只追求没有事端，其结果不至于动乱的，从来没有过。

我读到《公刘》、《太王》的诗篇，感叹他们在流离迁徙之余，还有对子孙万世的考虑。《公刘》的诗说：“土地既宽广又绵长，观测日影登上山冈，考察山南山北，观察流动泉水。军队分为三队，测量低湿平原，开垦田地作为粮食，测量夕阳照耀的地方，豳地居住确实兴旺。”《太王》的诗说：“于是召见司空，于是召见司徒，让他们建立宫室，拉绳测量笔直，削制木板用来承载，建造宗庙庄严恭敬。”又说：“于是建立皋门，皋门高大雄伟；于是建立应门，应门威严壮观；于是建立社坛，军队在此集结出发。”

况且诗人的言辞，本来只是简略地陈述，而让人推究以知道详细的情况。所以歌颂《文王》，不说其他，而灵台、灵沼的建造，却详细叙述。歌颂《宣王》，不说其他，而《斯干》是考察宫室的诗；《无羊》是考察畜牧的诗；《车攻》、《吉日》都是田猎的诗。难道诗人的意思，是舍弃大事而言说小事吗？是要让人由此推究罢了。

《公刘》、《太王》的事迹，在诗中记载很少，然而从他们的诗来看，他们规划的宏大深远，管理的细微周密，像这样，那么他们施用于政事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了。公刘、太王，难道预先知道他们的子孙将要称王，而为他们创立各种制度，以成就一代的体制吗？关键在于不可动乱。

周朝从方圆百里的地方兴起，而拥有天下，成康之世，刑罚搁置不用，可以说是极盛了。而昭王南征，于是有了胶舟的灾难，这也是天下的一大变故。作为周朝继承王位的人，发兵去迎接昭王的灵柩，并追究他的罪责，虽然罪责无处归咎，然而所在的国家，六军迁移，难道不足以张扬王室而震慑诸侯的心吗？周朝的君臣竟然置之不问，天下于是有人窥探到周朝不值得忌惮。所以虽然凭借穆天子的强大，而徐国竟然南面称王；宣王发愤中兴，而周朝军队被夷狄打败多次。平王东迁，周朝更加不兴盛，然而起初王命还在诸侯中施行。繻葛一战，周王室的军队溃败，周朝竟然不再用一支箭攻击郑国，于是天下更加不忌惮周朝，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霸主兴起而周朝于是衰落了。

唉！夏商灭亡，我不奇怪，桀纣无道，本来就有招致灭亡的原因。周朝的子孙难道有像桀纣那样无道的人吗？不过是因循苟且，以没有事端为安定，日复一日，天下的权力因此失去而自己不知道。那么拥有天下而只追求没有事端，确实不可行。

现在汉文帝、宋仁宗，难道不是三代以下所说的贤君吗？当文帝时，诸侯强盛，贾谊本来曾经为此进言，而文帝不能采用。到了景帝之世，晁错谋划削夺七国，竟然爆发大难，而汉朝几乎灭亡。宋仁宗时，吏治因循，百事荒废，文彦博曾经用琴瑟不调必须重新张弦的话进言，而仁宗不能采用。到了神宗之世，王安石为相，更改法度，天下骚动，最终导致宋朝灭亡。假如文帝能采用贾谊的谋略，那么晁错的策略就不会实行；仁宗能采用文彦博的话，那么王安石的说法就不会产生。所以这两位君主治理天下，也只是追求没有事端罢了。凭借汉文帝、宋仁宗的贤明，而只追求没有事端，这就是后世天下多动乱而少治理的原因。

澶渊之战，寇准想让契丹称臣，如果稍微坚持一下，议和大概就定下来了，而仁宗厌恶战争不能充分采用他的谋略，匆忙答应和议而返回，从此契丹更加骄横，最终成为子孙的祸患。其后高宗南渡，偏安在杭州，韩世忠、岳飞之流都是中兴名将，而高宗安然没有恢复的志向。到了孝宗，虽然想要有所作为，而旧臣老将都已去世，所依靠的只有一张浚，符离一败不可再振，低头而达成和议，于是感叹高宗时可以有所作为而没有作为，这是可惜的。况且君主上承祖宗的重托，下为万世考虑，却说：“我姑且追求没有事端，怎么可以呢？”《易经》说：“灭亡啊灭亡，是追求没有动乱的人吗？”

译《尚书》说：“如今沉溺于享乐，是追求没有事端吗？”所以我曾说：“治理天下，首先要审察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治理天下只追求没有事端，那不至于导致混乱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译论治理下属

俞樾

天下的事物，同类的相互辅助，异类的相互制约。白色的物体，投入黑色中就会变黑；黑色的物体，投入白色中就会变白。至于白雪的白与白玉的白，白玉的白与白羽毛的白，怎么能相互改变呢？所以天下的事物，没有同类而相互制约的。如今医生用药，一定要考察药品的性质哪些是温性的，哪些是凉性的；又考察人的疾病，哪些是热症，哪些是寒症。有热症的人，给他用凉药；有寒症的人，给他用温药。所以随着所用的药，没有不生效的。如果热症反而增加热药，寒症反而增加寒药，那不至于杀人的，几乎没有。因此，良医不违背药物的本性，不足以治疗疾病；圣人不违背事物的规律，不足以驾驭他人。从前项羽在钜鹿打败秦军后，就鼓行向西，进入函谷关，杀了秦王子婴，烧毁秦朝宫殿，分封诸侯王，而让汉高祖刘邦在汉中称王。在这个时候，项羽凭借百战百胜的锐气，诸侯们互相看着，没有人敢抗拒。高祖虽然有张良、陈平的善于谋划，韩信、彭越的善于作战，也不能与他争锋。于是高祖退却离开，低头进入汉中，烧毁栈道，向天下表示不再出来。然而几年之间，天下最终归于汉朝。大概高祖能够战胜项羽，是用柔克制刚。等到汉朝衰微，三国并立，诸葛亮以辅佐帝王的才能，善于使用百姓，平定南蛮之地后，整顿军队北伐中原，其气势不可抵挡。然而因为转运粮饷艰难，利于速战。司马宣王知道这一点，与他相持而不与他决战，承受他送妇女头巾的侮辱，但也安然处之。人们说司马懿害怕蜀军像害怕老虎一样，而诸葛亮本来就已经坐困了。大概司马宣王能够战胜诸葛亮，是用钝克制利。刚与利，是天下最美好的名声；柔与钝，是天下最不好的名声。假使汉高祖、司马宣王以名声不好为耻，而想用自己的刚强战胜别人的刚强，用自己的锋利战胜别人的锋利，那么最终只会归于失败罢了。所以名声无论好坏，取足以相互制约的就够了。柔与刚相反，那么柔虽然是不好的名声，但克制刚的一定是柔；钝与利相反，那么钝虽然是不好的名声，但克制利的一定是钝。所以我所以说：凡是异类的相互制约。当今天下与我作对的，是谁呢？那个人不多，他的地方很远。从大小的形势来说，我大而彼小；从主客的形势来说，我主而彼客。仅仅因为他们人心计的巧妙，技术的精巧，就足以与中国抗衡，而与我作对。于是我们的士大夫互相商议说：“我们怎么能也得到像他们那样心计的巧妙、技术的精巧呢？”日夜思考达到他们的方法。更甚者奉他们为老师。唉！他们用巧妙战胜我，而我也想用巧妙战胜他们，那就不是我前面的说法了。学习别人的巧妙以求战胜别人的巧妙吗？秦青，是天下善于唱歌的人。有人跟随他学习唱歌，三年，自以为穷尽了其中的奥妙，将要告辞回家。秦青说：“你现在将要回家，我为你唱一首歌。”于是高声歌唱，声音震动了屋梁。学唱歌的人大惊，终身不再提回家的事。甘蝇，是古代善于射箭的人。有人跟随他学习射箭，三年，自以为天下没有人比得上自己，于是想谋杀甘蝇。拉满弓射他。甘蝇张嘴接住箭，笑着说：“你跟随我三年，我没有教你咬箭镞。”学射箭的人大惊，放下弓箭谢罪。所以向别人学习的人，没有能够穷尽别人技艺的，却指望战胜那个人吗？后羿穷尽技艺传授给逢蒙，不知道他将杀害自己。现在明确告诉他说：“我将以你为后羿，而要求你穷尽技艺给我，这是必然得不到的。”所以学习别人以求战胜别人，是大惑不解的做法。那么战胜他们将怎么办呢？回答说：“我本来就说过了，两刚不能相互制约，制约刚的是柔；两利不能相互制约，制约利的是钝；那么两巧不能相互制约，制约巧的是拙。”现在假使朝廷之上，摒弃繁文缛节，删除繁琐礼节，凡是铺张粉饰以取悦耳目观瞻的，全部搁置不用；罢免不急之官，废除无实之事；奖赏必定符合功劳，惩罚必定相当罪行；内外不互相欺骗，上下不互相蒙蔽。然后边疆的官吏，真诚地考察官吏安抚百姓而不粉饰章奏；郡县的官员，真诚地兴利除害而不推诿于文书；将帅的臣子，真诚地杀敌立功而不以冒滥为功；学校的老师，真诚地敦品励行而不以速化为教。然后士人诚信而百姓敦厚，工匠朴实而商人……然后田野开辟而衣食充足，廉耻重视而礼让施行。像这样的，都是拙的成效。他们凭借心计的巧妙、技术的精巧，来迷惑我的耳目，而我不为之所动，那么他们本来就会索然返回了。即使或决战于疆场，他们的利器足以伤害我的，不过数百人罢了，数十人罢了。我赏罚诚信，必定号令严明，千百人为队如墙而进，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所以说：只有拙可以制约巧，以大拙制约大巧，是必胜的方法。我希望世上的士大夫只求可以相互制约，而不以名声不好为耻，以中国安抚四夷，大概就像在手掌上运转一样吧？

复陈诗议

冯桂芬

如果后世谈论诗，只认为是吟咏性情的作用，圣人为什么与

译《易》《书》《礼》《乐》《春 秋》并列为经？说它们可以配乐演奏、进献宗庙，那么变风、变雅又是做什么的呢？我曾细细体会经义，才知道诗歌是民风升降的龟卜镜鉴，是政治张弛的根本所在。《左传》中师旷引用《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礼记》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郑康成说：“陈列各国的诗歌，用来了解其中的缺失。”圣人大概是担心上下之情不通，而用诗歌来沟通。旁考传记：黄帝设立明台以听取议论，尧有衢室以询问民意，舜有告善之旌旗，禹设立谏鼓并备置讯唉。春秋时，晋文公听取舆人的诵唱，子产不毁坏乡校。《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在路上巡行，采集诗歌献给太师，比对其音律，以此让天子知晓。”所以说：“王者不窥视门户就能知晓天下。”《风俗通》说：“周秦帝王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之使，采集不同的方言，回来奏报，收藏在私室。”《管子·大匡篇》说：“凡是庶民想要通达乡吏，如果不通达，就囚禁七天。”《公羊宣十五年》传注说：“从十月到正月为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饿的人歌唱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歌唱他们的事情。”男子六十岁，女子五十岁，没有子女的，官府供给衣食，让他们在民间采集诗歌，乡里移交给邑，邑移交给国，国以此上闻天子。所以王者不出门庭，就能尽知天下的疾苦，不下堂就能知晓四方，无非是寻求沟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以警戒，微妙而显明，委婉而讽喻，没有比诗歌更好的了。后世认为这迂阔而废弃它，上下之情积滞不能沟通是理所当然的。上与下不宜过于亲近，亲近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祸乱产生；上与下又不宜隔绝，隔绝则民间隐情听不到，蒙昧之气乘隙而入而祸乱又产生。三代以下招致祸乱的根源，不外乎这两端：下民非常痛苦的政令，而上层例行推行，甚至雷厉风行地督促执行；下民非常厌恶的人，而上层例行任用，甚至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于是鸾凤与鸱枭可以不分，鹿与马可以妄加指认，沸羹可以当作清宴，嗷嗷哀鸣可以当作嵩呼，五尺童子都以为不对，而上层还以为是对的。不仅如此，当今部院大臣习惯于与京朝官相处，完全不知道外省的情况；大吏习惯于与僚属相处，完全不知道民间的情况；甚至州县官习惯于与幕吏丁役相处，也完全不知道民间的情况。我平生愚直。闲暇时为大吏及州县纵论民间疾苦。大多愕然说闻所未闻。这是上下不通的弊端。另外议定重用儒官、恢复乡职。公选选举也是出于沟通上下之情的考虑。现在议定恢复陈诗之法。应当命令郡县举荐贡生监中平日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创作竹枝词、新乐府之类。抄送山长。选择其中特别好的，收藏原本，抄录副本。隐去姓名送交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等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的，由祭酒学政上报他们的名字并赏赐。无效的，不处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收录的，有处罚。九州之大，万口之众，如果有非常痛苦的政令、非常厌恶的人，应当一定有长言咏叹来传达的。文人结习，感时触事，没有人驱使，尚且会脱口成吟。现在有赏赐来激发他们的奋兴，没有惩罚来杜绝他们的顾忌。不显主名，使他们没有丛怨的忧虑；不讳姓名，使他们没有告密的嫌疑。引导他们说话，像这样还有不明目张胆、直言无讳的吗？然而有人说为什么不直接恢复明代举贡生监允许上书的故事。这又有所不可。怎么说呢？汉代王咸举幡太学，下书救鲍宣，陈蕃率领诸生进入承明门，辩白大将军无罪。晋代嵇康将受刑，太学生请求让他为师。唐代鲁傥等人诣阙挽留阳城。宋代陈东率领诸生请求任用李纲、杀蔡京等人。百世之下还称颂他们。然而柳宗元与诸生书论留阳城之事，极力陈述当时太学生聚为朋党，侮辱老人，轻慢贤人，恶言诉讼是他们的习气。现在却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认为时异人异。周密《癸辛杂识》称景定末年，三学横恣，甚至与君主抗衡，动不动就用坑儒的恶名加之。贾似道做宰相也无能为力，只能用恩惠给予，为他们加餐钱，放宽科场恩例。等到贾似道去职，上书赞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这是唐宋时太学有善也有弊如此。现在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时。倘若稍假以权，有不成为唐宋那样行为的几乎没有。现在只允许他们陈诗，不让他们呼朋引类以开启党援，不让他们投击鼓以接近讦讼，大概没有流弊吧。又如今制度，民有冤屈也允许叩阍京控。然而愿民不敢做，骜民不知道，大率是奸民才开始做。所以虚的十之九，实的十之一。等到移交原审衙门，复审则那一个是虚的，坐诬而已，加等而已，而沉冤遂以终古。然而这只是一人一家之冤。浸假而一乡冤，浸假而一境之冤，于是骜民倡，奸民从，愿民被胁迫而大乱以作，也是上下不通之弊。陈诗之法行，即使有一人一家之冤，断无一乡一境之冤了。事有似迂实切，似闲实要

译小的实际是大的，这类情况就是这样。这大概也是遵循古代的道理。虽然如此，这还只是说那些偏僻遥远难以知晓的事情，百姓疾苦难以看见的事情。上下不通的原因，更有那些最近最明显、不需要通过陈诗来沟通的情况，比如京城内重要道路上的私人书信，官员挟持优伶，科举考场中的请托关节，十个人里有七八个都是这样。于是偶尔几年兴起一个大案，遭受这种处罚的人竟然都依法论处。圣人的法律，天下号称公平，两个人同罪却处罚不同，已经不公平了，何况千人同罪却只处罚一个人呢？宰相大臣以下没有人不知道，只是皇上不知道罢了。好像几年中犯法的人不过这几个人，亲近的、显赫的人是这样，遥远的、隐蔽的人就可以知道了。那么上下之情不通，已经很久了。

译导俗

王柏心

风俗的浇薄，是由于谦让之道不能通达，节俭之德不能彰显的缘故。古时候，君主将善行归功于上天，臣子将善行归功于君主，儿子将善行归功于父母。士人应对选举时有谦让，接受爵位时也有谦让。下至饮酒吃肉，在道路街巷之间，不约而同地谦让之道就通达了。古时候，天子住低矮的宫室，吃粗劣的食物，诸侯节制用度，谨慎法度，臣子大处守法小处廉洁，下至百姓，饮食按时依礼，不约而同地节俭之德就彰显了。为什么风俗如此淳厚呢？这是因为源头在上层引导，而百姓在下层都受到敦厚劝勉。如今哪怕是一介平民，他们看待录用和职位都是这样，有想要得到的心思，占据职位不肯推辞，谋求职位没有止境。拥有百金家产的子弟，穿着奢侈，饮食苟且，与拥有巨资累万的人等同。朝廷的教化并非没有推行，法度并非不完备，而风俗却日益浇薄，这是因为士大夫用来倡导表率的做法有过失。谦让不能通达，于是争竞就兴起了；忠信就衰落了。节俭不能彰显，于是等级制度就破坏了；财用就匮乏了。这是损害教化、伤害教化的重大缺失，败坏法度、破坏规矩的根源，而身居高位的君子不急于谋划纠正的方法，颓废的习气一天比一天严重，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所谓谦让，不是虚夸推崇美好的节操，一定要有喜好善行的实质，有了解他人、审视自己的明智。所谓节俭，不是苟且地吝啬，一定要对内检点放纵逸乐，对外斟酌等级样式。只有士大夫才能深入探求并努力实行，那些愚昧的百姓知道什么，只是看他们的表率而跟随潮流，于是纷纷顺从罢了。况且这两者，是抵御嚣张凌乱的堤防，是约束骄傲僭越的缰绳。在平原上决开河渠，没有堤防来抵御，就会横流遍野。在交叉的大道上驰骋四马之车，没有缰绳来制约，就会狂奔失控翻车。风俗的浇薄，是无形的，然而比起有形的祸患更为迫切。士大夫负有教化风气的责任，既然安然不为此忧虑，又不亲身实行节俭谦让来率先垂范，想要风俗重新回归淳厚，怎么可能做到呢？

论课良吏

舒化民

山东曹县、沂州、兖州、济南各属地界靠近江南，捻匪最多。大股聚集则成千累百，小股聚集也有数十人成伙，无非以抢劫掠夺、裹胁勒赎为生计。加上连年黄河水淹浸，虫灾导致收成歉薄，济东、武定、临清各属地界波及的偏僻角落不下数十处。幸而高燥的地方尚有收成，那些被淹而尚未干涸的地方，村庄房屋荡然无存，父子夫妻离散，自缢于沟壑的人不一而足。万一再遇到荒年歉收，这种无业无食的穷民，既然不能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坐以待毙，能不聚集成为匪徒，结伙成为枭雄吗？所以捻徒或许不是到处都有，而土匪却是无地无之。假如一处有借口的缘由，不免各处有呼应的举动。星火燎原，蚁穴溃堤，不敢说没有这样的事。这不是有实心为民做父母的人，如星罗棋布般参差交错其间，怜悯百姓的创伤，拯救民间的疾苦，而又为他们分别缓急，把安抚体恤寓于催征赋税之中，使得民生国计两不相妨，那凭什么能安定不可测度的心思，消除丑类的观望呢？那么只有慎重考核良吏这一着，使他们鼓舞奋兴罢了。从前郝雪海中丞巡抚广西，曾读他的《统筹国用全局》一疏，其中有何必仗节拥旄而后为讨贼之人，陷入阵中冲锋而后为讨贼之事？中外大小文武各官，他们所行的合理不合理，都足以讨贼，都足以招致贼寇。”这实在是探求根本的议论。那么有韬略的人，纵使声威显赫，足以斩杀生擒，固然超越众人的才能，还不是正本清源的上策。治理盗贼如同治理痰涎，养育良民如同养育津液。高明的医生不能使痰涎化为津液，应当不使津液尽化痰涎。病势深重的人，不攻治则痰涎的凝结阻隔无法打开，攻治之后，元气无不受伤，那么或滋或补，根据体质的虚实轻重来调养扶持，这样病才能日渐痊愈。良吏治理政事，何尝不是这样？那么所谓合理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迂远迟缓的治理来不及救急了。蔡梁曾说：“大抵亲近百姓的官员，以廉洁为根基，以仁爱为本，引导他们前进，想要他们亲近感化；而禁止他们，想要严厉。担心百姓供给不足，为他们保护富室、劝勉赈济、崇尚节俭、严行保甲、勤于守望，遇到变故或请求赈贷，或发放仓廪，又更加详备。担心百姓不收敛，为他们教导孝悌、端正士风、平息争讼、清除盗贼、惩治诬告。”狡黠的人讲团练，寓勇武于农耕，对于来办事的人，随时恳切教诲，像对待家人妇子，又更加详备。根植于内心而不流于外表的，是贤能的守令。自恃无他，不体察下情，张弛不协调的，确实不足以认识，不充实。把官职视为传舍，因此成为利薮，无才如木痹，昏庸有才有如巧伪柔邪，贪酷之类，本心已经丧失，成为百姓的祸害，殃及自身。唉！按照前面的说法，就是合理；按照后面的说法，就是不合理。在上位的人，依据这个标准来权衡升降，为地方造一分福，就是为地方宽一分忧，以此来挽回元气，而感召天和，能不期望大人君子的宏大裁度匡济吗！

崇俭尚勤札

贺长龄

从来官声的美好，没有比得上廉洁明察的。廉洁明察的根本，必定由勤俭而来。为什么呢？遇事讲求，自然不至于终于昏昧；随时节省，更何事乎求多？因此习惯勤劳以

译生明崇尚节俭以培养廉洁，这在达官显贵中无不应当如此，至于地方长官则尤为切中要害。江苏土地原本肥沃，俸禄收入较为丰厚，各州县职位虽然繁杂艰巨，风俗尚且良好，然而查问仓库则亏欠越来越多，考核官员政绩则案件堆积如山，难道是量入为出确实不够用？还是早起晚睡尚且担心来不及？我的同僚们也可以反躬自问了。本司自从到任以来，逐处咨询，随时察看，各地方长官中能够恪守勤俭的，固然不乏其人，但因管理失当导致无法振作的，也不少。所谓廉洁明察的赞誉，实在难以说出口。当初步入仕途，谁不努力做循吏良官？却因畏惧困难而苟且安适，往往开始时勤奋最终懈怠，公务竟被束之高阁，民间疾苦从不放在心上，尸位素餐的讥讽，用什么来辩解？大抵没有志向和气节，懈怠玩忽的习气就会乘虚而入；没有才能和见识，因循守旧的弊端就会侵扰其中。精力既然流于松懈，心智也就失去了虚静灵明，想再振作已无从下手，于是彻底失败无法再起。平日的期许，哪里想到百姓的仰望？是何居心？半夜思考，能不汗流浃背？即使百姓疲敝官吏玩忽，整顿艰难，职位艰苦差事繁多，补救缺乏办法，也应当勉力思考职守，振奋精神，在盘根错节中另辟利器，理清纷乱丝线使之有序，岂可甘心颓废，自毁官声？至于吏治不熟，耻于向下请教；文书不熟悉，又喜欢偷闲。说断案在于片言只语，并不虚心深入审讯；说差役可信，不知道加以防范。诉状纷纷投递，批准驳回全凭听之任之；执笔勾提，押解去留全听原差摆布。于是百姓有冤屈无人知晓，官吏有奸邪无人察觉，眼前被蒙蔽，将举目看不见泰山；听人指挥，虽有形体却如同傀儡。这样整个衙署都是官员本人，竟如同帽带上的玉饰般多余，百姓的苦难哪有尽头？这是因不勤导致不明的弊端。又或倚仗有油水滋润，竟忘记露肘的忧患，讥笑寒酸俭朴为迂腐拘谨，夸耀奢华为豪举，只求适意，开销全交给家丁，只顾眼前痛快，借贷不嫌重利，奴仆则恣意贪婪，竟把酒当水把肉当菜，妻儿则娱乐奢华，更将布帛装袋将金钱入柜。用度既如泥沙般挥霍，索取必至穷尽豪末，于是见利忘义，且假公济私。岂知礼器不整，豪奴皆能把持，狼藉多端，生员棍徒也随之挟制。曾经所获利益无几，举动不能自由。况且不节制的兴致，叹息处处都成了疮孔。等到钱财飞散，白璧成瑕，累及子孙，名声不被清议所齿。所谓饮毒酒止渴，吃毒肉疗饥，快意一时，遗羞终身。试想青毡故我，为何利令智昏？只因陋习移人，于是饮贪泉而不悔，焚身以贿，令人寒心。这是因不俭导致不廉的弊端。纷华荡其志，断难勤力趋公；晏安锢其心，岂能谨身处节用？逋累之极，振饬皆难；惰寙之深，持筹亦拙。这是不俭不勤相互为弊。凡此数端流弊，皆足以废事伤财。所以库款盈虚在己，未曾预计解交之支绌，临时才费周章。一逢交接任期，不胜葛藤缠绕。册籍混乱，辄思蒙混占便宜。参限森严，遂忘欺隐留后，累及至伪难久假，咎无宽。大则身罹法网，小则交游摈绝，自谋不善，悔之何追？比经各前宪叠加整饬，向来积弊，定已一扫而空。然而追溯运甓芳踪，虽勉力犹多惭德；仰悬鱼高致，即约损终愧清风。有一事不勤，即何以自别于闒葺；有一端不俭，即难免自留其漏。本司忝列藩条，殷怀共济，既以自勖并冀交修。谨与各州县约定：自今伊始，无论实授署事人员，务必本行政、理财三大端，力矢精勤时加节俭。临民一日，当思一日应办事，何以受禄不诬；在任一年，当思一年财用经，何以量入为出。每日将应办事件登注一册，朝夕自考课，总期无积压而后安。其钱榖各款，务必到任后，即将每年征解正项实数列一册，捐支杂款实数列一册，署中各项用度列一册，随时逐条登记，每月比较一次终年合算一次，俾截长补短平日了了胸中。一遇交盘即可摘钞原册照案清厘，何至逾限未完转多饶舌？本司现定催提章程将各该州县应解银款勒限严催毋许丝毫蒂欠不容时日稍稽以冀挪掩无由共归完善，其各地方办公事亦皆赶紧札饬次第举行。第发令之初该牧令必有以为烦苦者。譬如一家约束子弟不得滥费偷安当时非不谓绳之太急。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乃知督率之严正属成全之切。该牧令素励廉隅有志向上幸各体本司谆谆劝诫苦心于以力敦朴素黾勉从公用彰勤俭之风聿楙廉明之绩。

译对于国家治理和百姓生活，其益处实在不小，希望不要认为这些话迂腐空泛，而遗憾地将其搁置一旁。

译禁言祥瑞疏

边葆泉

我私下认为，进献谄媚之言，必定有开启的缘由；而杜绝渐萌之患、防范细微之弊，关键在于事先严格。关于祥瑞的说法，在盛世本不应谈论，即便丰收之年被称为祥瑞，也不过是说年成谷物顺利成熟，百姓安居乐业，以此作为祥瑞罢了。未曾听说在水旱灾害频繁、民生凋敝之后，反而又陈述美好祥瑞、谈论瑞应之事的。从汉朝到唐朝，竞相谈论祥瑞，起初倡导者不过一两个人，其弊端却发展到对一草一木都争相进献，没完没了，使骄奢逸乐之心进入君主心中，愚弄迷惑天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恭敬地阅读邸报，看到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称清苑县及广平府等地呈报麦子出现双穗，并进献麦样，认为是灵异现象，中外传述，议论纷纷。考察宋太祖干德四年，澶州濮阳县麦子双穗甚至达到五六穗，各有数十株不等。神宗时期，深州双穗麦子达四十亩。徽宗政和二年，蔡州麦子一茎双穗甚至达到七八穗，近处约十余亩，远处或许连绵田野。一代如此，其他朝代更不可枚举。我年轻时居住在乡里，每当麦子不是严重歉收时，双穗往往都有。推究其缘故，或者是地力有余，或者是得气偏厚，都足以导致这种现象，这是事物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即便以瑞应来说，汉章帝时大臣凭借嘉谷、芝草等祥瑞商议改元为章和，当时何敞依据经义当面斥责宋由，袁安因畏惧不敢回答。到了宋朝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便将历代祥瑞统称为物异。祥瑞尚且被称为怪异，如今将平常有无差异之物当作祥瑞，可以吗？去年直隶水灾之大，为几十年所未有，京城附近东南地区几乎成为水乡，不得已而募集外省捐输、发放粮食，京仓商议赈济、减免赋税，屡次劳烦皇帝忧虑。至今田地房屋淹没在水中的地方还有很多，即使今年小麦丰收，也不足以弥补去年的歉收，收成好的也不过五六成。近来听说永定河刚刚完工，北岸又发生溃决，顺天南路州县及保定、天津各属各河也多泛滥溢出，秋粮也有间接受蝗灾的地方，双穗的祥瑞，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大体上，逢迎谄媚，是庸劣州县的一贯习气，遇事揣摩，希图讨好上官，而无行的绅士借此进献谄媚，拾取微小之物，妄加吹捧，弊端实在由此产生。现在正值边疆省份军务未结束，百姓困苦未恢复，该总督身负重任，名望一向崇高，应当恭敬体察皇太后、皇上日夜操劳的忧勤，效法何敞的公忠，惩戒宋由、袁安引导谄媚的行为，如果地方收成丰稔，届时奏报，也就足以仰慰圣心了。对于这类庸劣的官员和绅士，应当明确告知他们这是事物常理，不足以视为怪异，以断绝他们迎合的私心。岂可大肆宣扬为美好祥瑞，据此上报？原奏折也称：“难道夸耀瑞应，明知如此却故意蹈袭，这又是为什么呢？”至于渔阳旧事，那是当时百姓富足、物产丰富，百姓乐于歌颂张堪的政绩。直隶灾患频繁，小民流离失所令人怜悯，竟然粉饰为瑞应，向上蒙蔽圣听，又援引古人作为类比，表面上归美于朝廷，暗地里实际是自我夸耀政绩。我私下担心这个开端一旦打开，地方官员相继效仿，务求粉饰，流弊有不可胜言的。追溯查考同治元年殿廷考试翰林院庶吉士严辰曲意颂扬，当时奉旨严厉申饬，中外共同钦佩。严辰不过是草野中新进之人，尚且明降谕旨以警戒将来，何况督抚大吏倡导祥瑞，对治国之道和人心关系尤其重大，相应请旨训诫，使各省有所警惕，不至于助长浮夸而荒废实政，天下幸甚。

应诏陈言疏

福建巡抚王凯泰

我私下恭敬地阅读邸报，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在朝的王公大臣及各省封疆大吏务必共同矢忠公诚”等语，钦此。仰见皇上亲政之初，孜孜不倦追求治国的至意。我愧居疆吏之位，未报点滴之恩，常怀进思退思的诚意，惭愧缺乏良策良谋进献。但不敢因自己庸愚的一得之见，就安于缄默不言。谨就管见所及，选择时事中需要变通之处，列举六条，为皇上详细陈述。

一、停止捐纳以肃清吏治。吏记司马相如因出钱而成为郎官。《汉书·食货志》规定百姓可以入粟补吏。捐纳制度由来已久，但必定家有余财而后输纳献金。固然可以抒发报效的私心，又可为进身之路。其中并非没有人才，但自从捐章折减以来，持银百余两即可成为佐杂官，持银千余两即可成为正印官。即使道府例银数万两，如今也折算至三四千两。家非素来富有，人思躁进，或向亲友凑集，或向商贾借贷，以本求利，其弊端岂可胜言！况且流品混杂，捐纳尤其严重。近来阅读邸报，给事中卢士杰上奏河南商城县家丁李天锡捐纳冒考的案件，此事已发，其他未经败露的尚不可知。处今日而欲澄清吏治，应以停止捐纳为急务。或说滇陇军事未清，户部度支不裕，停止捐纳则经费从何而出？我愚以为法久则变，变则通，变通的方策固然不容缓。查同治八年间户部议复前江苏抚臣丁日昌条陈一折，内开京外捐输款项果能于税……

译厘金较旺的各省筹款弥补，亟应将中外捐输一律停止，京铜局捐项从中酌定，每年以一百五十万为准等语。近年捐输已成弩末，恐怕尚不足一百五十万之数。倘若于厘金较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九省，每年酌情提取数万，再于海关洋税项下每关平均提取数万，用来弥补铜局捐款，或许可以相抵。至于外省筹捐各局征收数额虽难以详尽知晓，但福建省现办甘、黔、皖捐，自从十年开办至今收银不过数万，其他省份不能旺盛捐输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之大局，所得实在不抵所失。可否请旨饬令下部臣核议施行，使经费有可抵补，而吏治有望澄清。

译第一项，裁汰冗员，以澄清仕途。近年来，通过捐纳和军功两条途径入仕的人很多，听说各部院衙门的额外司员，少的有几十人，多的有几百人。衙门内的司署因此拥挤不堪，内城以外的住宅因此租金昂贵。实际上这些人补缺没有期限，白白耗费旅费和饮食。如果不设法变通，京官日益困苦劳累。至于各省候补人员，比京城还要多几倍。向来道员候补的最少，近来各省有的多达几十员，府、厅、州、县以几百计，佐杂官则以千计。每逢衙参的日子，官署几乎容纳不下。各省目前办理善后、捐厘等事务，还需要委任人员，等到滇、陇等地肃清，各局裁撤，只有按例派发的差事，按人数计算，十分之二三已经足够差委。像这样成千上百的官员，徒然显得冗杂。臣愚以为，变通的方法，此时应当急切推行。查条例规定，各省试用佐贰杂职已满一年的，根据各项缺额的多少，酌情保留十分之二补过一员，咨取一员，仍然满足十分之二的数额。又大挑一等人员掣定省份之后，名次在后的暂时令其回籍，等到该省大挑班次补用一员，该省就咨取一员等语，似乎可以仿照办理。相应请旨敕令部臣核议，将京内外捐纳、军功各班的试用候补人员，根据其数量的多少，酌情保留二三成，其余命令回籍听候咨取，这样仕途就没有人满为患的弊病了。

第二项，限制保举，以慎重名器。战争兴起以来，保举案牍层层叠叠。开捐以后，花样纷繁。于是军营中的保举，借着花样争先恐后。各项保举，又袭用军营的名目，纷至沓来。名器的泛滥，今天已经到了极点。花翎是用来酬谢大功的，现在却不是只有军功才保举翎枝了。二三品是崇高的官阶，现在却是寻常劳绩，也以二三品顶戴加衔来邀取恩赏了。封典请至一品，递保何止两层？主管官员不能保举道员，等到补员外郎中后，以道员任用，与保举道员有什么不同？官员不得越级保举，却知道府等到补道员后，加布政使衔，这与越级保举有什么不同？其余如京官应升的缺额，升用外官遇缺尽先补用，这其中取巧的捷径很多。虽然经过部议限制，章程仍有未免过滥的地方。臣愚以为，仍然应当变通办理。可否请旨敕令部臣核议简明条款，通行中外？此后保举文员，只准保举应升的官阶，加上应升的衔头，其余班次花样，一概删除。至于一品封典，二三品顶戴加衔，不得擅自请求，这样名器更加昭示慎重了。

第三项，恢复俸禄和养廉银，以勉励官常。我朝定制，京官支给双倍俸禄，外官优厚给予养廉银。自从咸丰年间军费浩繁，内外官员俸禄搭用钞票，养廉银分别减发。后来钞票停止，京外俸禄养廉银又分别按成数支给。朝廷在筹划经费之中，仍然寓有体恤臣工的意思。只是京官困苦，州县疲累，情形早已蒙圣明洞察。今天想要砥砺廉隅，整饬吏治，似乎恢复俸禄养廉银的定额是其中一端。京官俸银养廉银，部库动款不能详细知晓。至于各省文职养廉银，是支取钱粮耗羡。查同治八年户部议复前江苏巡抚臣丁日昌条陈的一折内说：“廉俸恢复定额，必须各省钱粮耗羡征收足额才能抵放。应令各督抚根据各省每年收支数目详细酌核，将征收数额能否增加，放款能否加成，据实奏复等语。”现在各省是否已经奏复，尚未接到部咨。查福建省文职定额养廉银十五万余两，内扣缺养廉银一万数千两，每年应支银十三四万两。核算现年征收数额，本省公费支抵尚属有盈余。除了督抚藩臬养廉银较厚，不必讨论外，其道府以下各员似乎可以照定额全支。相应请旨敕令部臣查核，将中外俸禄养廉银改复旧额，或者加成支放，使办公力量充裕，而官常更加整饬了。

第四项，重视学额，以激励士风。追溯自战争兴起以后，各项用费依靠捐输来接济，因此鼓励人心有加，放宽中额学额的制度。但是恩泽浩荡无边，而人才则优劣互异。私下思考，一省之大，人才众多，三年一次考试，中额还不至于滥竽充数。至于一个州一个县，文风本来不齐，三年两次考试，学臣照额取进，敷衍充数，是势所必至的。秀才为众多读书人出身的开始，却让文理浅陋的人滥厕其间，人才固然不足观，人品尤其不可问，往往侥幸得到一个生员身份，包揽诉讼，武断乡里，流弊不堪指数。况且以近日士风来说，聪明有用的人才，有的投笔从戎，早受荐举，有的挟资干进，也博得功名，那些伏处乡里的，反而多是迂腐之人。所以今天的秀才越取越多，今天的文风实在越趋越下。臣愚以为，学额如果不加变通，士风何由振作？可否请旨故部核议？此后外省捐输各案，只准照章请求增加中额，不必请求增加学额，以示限制。并请敕令各省学臣，酌核各属文风，将因捐输而加广的学额，某属可以足额，某属不能如额

译开列清单上奏说明并立案。那不足的名额，等到日后文风好转，再上奏请求按原定名额录取，这样士子才知道有所勉励了。

译第一，设立练营以整顿武备。自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以来，能够剿灭大股匪寇、肃清地方治安的，全靠湘军和淮军的勇丁。国家每年耗费千万两白银来供养绿营兵，却从未得到一兵之力，收到一兵之效，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营兵生长在本籍，各自有家庭，每月的军饷仅够养活自己，不足以赡养一家八口，势必另学手艺，兼营小买卖，他们的精力既然分散，人员自然不能经常聚集。每逢操练的时候，不过是敷衍了事。校阅刚结束，队伍随即解散。如果有征调任务，往往要经过几十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启程，整理行装固然困难，安顿家室尤其不易。况且临时抽调组成营队，不仅士兵与将领不熟习，即使士兵与士兵也互不相识，人心各异，突然应对敌人，能够掌握必胜的主动权吗？至于勇丁则不然，他们招募自外地，孤身一人，军饷丰厚而不需要另谋生计，聚集在营中彼此亲近熟习，早晨听到命令晚上就拔队出发，敌人当前士兵都奋勇作战。难道勇丁不是同样的人吗？为什么营兵无用而勇丁有用？得失优劣之间，显然容易看清。臣愚以为变通的方法，有一种化兵为勇的办法。往年江宁收复以后，臣上书给原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详细陈述江宁绿营的制度应当稍作变通，用现存得胜的勇丁改充额兵，设立营部，可以洗刷绿营的旧习。曾国藩来不及商议施行，随即调任直隶，就设立练军，大概也是采用臣的说法，而又增加了练军的费用。陕甘总督左宗棠以前在闽浙任内，奏请批准减兵加饷，用军饷练兵，确实是救时的良策。然而军饷已经增加，兵已经训练，却仍然不敢说有把握，这没有别的原因，在籍的兵终究不如在营的勇丁，可否请旨命令各省督抚，用减兵加饷的方法，把所减的军饷加给战兵，计算得到多少战兵，就设立多少练营，仍然按照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以把总、千总为哨官，以参将、游击为营官，由提督、总兵统领，选择要地分驻，随时互相调动，使士兵都离开原籍，不至于散居在街市，训练一营的兵，就抵得上一营的勇丁，军饷不另外增加，士兵有实用，差不多可以化兵为勇，而武备可以依靠了。

苏省设局刊书疏

丁日昌

治体二政本

原灾

管同

上古初年的天像婴儿，虞夏商周像少壮，从汉朝到现在是衰老，以后就是老迈。怎么知道的呢？通过灾异知道。怎么通过灾异知道呢？通过灾异的多少知道。古代圣人在位，灾异来临，他们更加修养德行，更加谨慎刑罚，撤除音乐，削减膳食，玉帛牺牲祈祷相望。儒者的说法说：“国家有失道的行为，那么天就出现灾异来谴责警告。”圣人知道灾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想要消除这种变故，因此兢兢业业地深刻反省自己。然而据我考察，《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山崩的有两次；汉文帝时一天之内山崩的有二十九次。《春秋》大水有九次，东汉一个月之间郡国大水的有八次。《春秋》日食有三十六次，唐朝三百年而日食超过一百次。汉朝唐朝的祸乱，难道会比《春秋》时期更严重吗？为什么在《春秋》时期乱已到了极点而灾异少，而在汉唐时期乱未到了极点而灾异多？古代的天，像婴儿少壮，它的气魄宏大，力量雄厚，筋骨坚凝而丰润，声色寒暑的交相伤害不足以造成重病。汉朝以后衰落了，它的气微弱而力量薄弱，筋脉松弛而骨骼空虚，即使尽力调护辅助，还担心承受不住，稍微不谨慎，就百病丛生而不可再治。圣人说：“天的病衰是人为造成的，天的衰败是人导致的。”世间难道没有年老而健康无病的人吗？当我们的时代而使天达到这种地步，是谁的过错呢？因此遇到天的衰败，更加恐惧修省而不敢失道，难道敢说是定数，与我无关吗？

切务五事疏咸丰二年

胜保

私下认为臣本性愚钝，心情殷切想要进献建议，蒙受皇上不加斥责，屡次赐予超常提拔，感念隆重的天恩地德，难以报答万一，只有爱君忧国的诚意，向上报答九重皇恩，此心自信没有二意，所说的话或许有可采纳之处，如果圣明的皇上俯身采纳，即使斧钺加身又有什么推辞，谨拟定切合时务的五件事，为我皇上陈述。自古帝王没有不修人事以挽回天变的，我朝圣圣相承，偶尔遇到天变，就责躬省过，求言减膳，一片诚心感动信服，所以能够转灾为福。我皇上天授英明，听从常训，即位以来孜孜求治，应当足以感召祥和，然而臣默默观察天意，好像很有警示的意思。前年川西地震，伤亡人畜无数；去年黄河在丰北决口，淹没生民千万。听说今年冬月又有月食的异象。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说：“凡此都是阴盛的现象，不能说与人事无关。”又说：“自古帝王都因此戒惧，大概是为了敬天变修人事。”如果是庸主就推诿给气数了。臣不熟习占验，私下用理论分析：太阳是君主的象征，传曰“天子当阳”，意义取自这里；《易》曰“坤为地为阴”，水依附于地，也是阴象。宫闱深邃秘密，不是臣敢知道的，天或许警示溺职而告诫侵官吧？现在

译春雨的恩泽延误了时节，麦子收成歉薄，皇上车驾经过的地方，确实亲眼看见了。自从奉安礼成之后，风沙阴霾特别严重，接连十天，冷暖无常，庄稼受到损害，怎么知道这不是成皇帝在天之灵，想要借此昭示我们皇上呢？初十日以后，屡次感觉云层合拢将要下雨，随即被狂风吹散，似乎是天气下降，地气不能上腾的现象。《洪范》说：“常刮大风叫蒙，常寒冷叫急”，大概是臣下蒙蔽圣听，用虚词粉饰美好，国事急迫，治理需要人才，所以有这种感应。世宗的训诫说：“顺应上天要用实际行动，不用文辞。”又说：“天道极其接近，时刻照耀在前后左右，抬头就是，起心动念就是，没有片刻离开。”皇上的圣明由上天赐予，继承皇位的日子，正值时事多艰，上天难道是用这来苦害我们皇上吗？大概是要以此成就圣德，怀抱长远的谋划，承受多福吧。广西贼匪起事以来，未曾受到挫折，官兵如同儿戏，而且听说他们蓄谋已久才发动，虽然说是乌合之众，实际上已经嚣张跋扈。起初还畏惧天威，偶尔攻占城邑，随即就逃走了。自从李星沅出兵，贼匪才开始放肆；周天爵出兵，贼匪更加放肆；赛尚阿出兵，贼匪更加横行无忌，公然封授伪官，散发伪檄，狂妄悖逆的情状，令人发指。长期在外作战，国家用度不足。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耗尽力量和财物，是兵家的大忌。贼匪自从从永安出来，猖獗得更加厉害，桂林、梧州、平乐、浔州，到处都可忧虑。况且凭借这些小丑跳梁，趁着全胜的威势，集合天下的力量都制服不了他们，将如何施展讨伐而断绝他们的觊觎之心？这是广西的忧虑。贼匪在永安潜伏数月，养精蓄锐，谋划确定后才出动，一定有注重的目标，不像从前四川、湖北的教匪那样盲目狂奔。梧州一府，是两省的咽喉，如果贼匪占据梧州，分头掠夺桂林、平乐等地，使我军防备多而力量分散，勾结广东的奸徒再次侵犯肇庆，旁侧煽动南赣地区，远处勾结漳州、泉州，近处纠集海寇，那么从岭东开始将不再安宁。而且广东奸徒狡猾地想要逞强的人，也起来了。这是广东的忧虑。桂林与湖南接壤，平日奸徒本来互通声息，如果占据桂林沿湘江而下，盗取衡州、永州侵犯长沙，就是唐代黄巢贼匪蹂躏中原的路径。这是湖北、湖南的忧虑。黄河决口尚未修复，几个郡县百姓流离失所，是不用说的，而数十万去工地做工的人，不是失业的人，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入春以来，以工代赈，所以也大致安定。现在工程停止而田地房屋仍然被大水淹没，穷困无处可归，难道能等待饿死吗？现在听说沿河的饥民，人人互相残杀食用，加上粮船水手向来不是良善之人。今年南方粮食一半由海运，一半阻塞在河边，这些都是生计无策的人，难道能避免冒死犯法吗？如果狡猾的魁首起来倡导，手指手臂一呼，豺狼四处聚合，恐怕朝廷晚食南顾不暇。沿河风气顽劣强悍，前代的动乱多起于这里。这是淮河、徐州的忧虑。海寇去年窥伺山东，在福建、浙江沿海逍遥自在，兵将未能扼住他们的咽喉而压缩他们的势力，招抚的举措只是牵制贼匪，贼匪心意未改，能保证不突然再次行动吗？近来军营习气，无事时像燕雀在堂上安居，有事时像鸟兽惊散，水师尤其严重。这是海疆的忧虑。像直隶、山东、山西等省，春雨不及时，粮价顿时上涨。近来听说盗贼蜂起，抢掠频繁，甚至都城内外公然持械抢劫。如果依靠圣主如天的福气和极致的诚心，此后雨水应时，秋天丰收，那么民心还可以逐渐安定。不然，从来大盗没有不起于小盗的，如明朝末年张献忠、李自成都属于饥民。这是京城附近的忧虑。

译自皇上登基以来，训诫督抚的文字不下数千字，如果能够切实奉行，地方自然会有起色。然而起初尚且畏惧皇上的深沉坚毅，不敢过分懈怠；后来窥测圣意渐深，便依旧松懈怠惰。值此局势艰难之时，如果不严加申斥警告，使他们各自心存敬畏，必定不能痛改长期积存的陋习，那么无论是抵御外患还是安抚百姓，都无可依赖。臣因此想到，广西已成的祸患尚小，而各省即将萌生的祸患恐怕会滋长，不可不早点加以处置。恳愿我皇上严加责成以消除祸患。

康熙初年，基业初创，人心未安。仁皇帝年幼即位，当时黄河东岸决口，台湾用兵，加上三藩叛乱，关陕相继生变，局势处处不安。仰赖圣祖如天地般的德行、如日月般的明察、如雨露般的恩泽、如风雷般的威严，在朝廷之上制定决策以制胜，在帷幄之中知人善任。有功则赏，疏远之人也不遗漏；有罪则罚，亲贵之人也不宽贷。得到良策就立即施行，得到贤才就立即任用，任用贤能毫不迟疑，铲除奸邪毫不犹豫。当时任职的大臣，也都感激图报，竭尽忠诚，因此能够歼灭巨寇，安定社稷。

我皇上善于继承发扬先帝遗志，举动遵循成法，历代圣祖的谋略训诫，法度常明，本不需要我这种浅见之论，在圣主面前陈述。然而发号施令、行政用人，似乎尚未与历代圣祖完全契合。莫非是因为皇上具有尧舜的资质，而大臣中没有皋陶、夔那样的辅佐吗？我皇上孝心不断，念及大小臣工都是先皇帝留下的，往往格外施予恩礼，这正是古代帝王居丧期间的做法，符合圣人所说的“三年不改父道”的意义。臣怎敢妄加议论？然而赏罚予夺，是君主的大权；宽猛相济，是驾驭世道的大权。子产治理崇尚严厉，而孔子认为这是恩惠，大概是因为人们知道畏惧法律，那么保全的人就多了。诸葛亮说：“用地位宠信他，地位到了极点就会轻贱；用恩惠顺从他，恩惠到了极点就会怠慢；我用法律威慑他，法律施行就知道畏惧；用爵位恩宠他，爵位加身就知道荣耀。”所以圣王的时代，赏罚不偏颇。重赏一人而天下人受到鼓励的就赏，罚一人而天下人受到警戒的就罚。赏赐明确，刑罚守信，所以臣民畏惧其威严而感怀其恩德。感怀恩德就不忍心辜负君主，畏惧威严就不敢辜负国家。

如今像赛尚阿，长期担任京官，清廉勤勉公正，朝野共知，让他担任军机大臣，足以成为表率。至于军事谋略本非他的专长，以致军队久战无功，溃败失利，既然已经让他统领军队，似乎不应该废弃军纪。如果因为此人可惜，国家自有权衡，只要让他免于死罪。天恩尚可仰承，祖宗从前处置珠勒保、阿桂、岳钟琪等人的成法都在，或许失律的军队都会对朝廷的法制感到警惕，而不敢轻慢，从而奋勉图功，迅速完成战事，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去年黄河决口，皇上特别宽恕河工官员的罪责，原本希望他们感奋知恩，结果却再次贻误事机，还找借口推卸责任。这次河口未能合龙，该督抚等人并未自行请求治罪，认为无罪吗？还是认为不是他们的罪责吗？宋代臣子司马光上疏仁宗说：“达到大治的方法，叫做任用贤能，叫做信守赏赐，叫做必定惩罚。”恳愿我皇上明确赏罚以振兴纲纪。

又读二十日的谕旨，因雨水失期命令审查滞狱囚犯，仰见皇上敬天勤民，忧民如己的至意。但臣私下观察近来刑部审理案件，往往故意从轻宽纵，以博取宽厚的虚名。廷尉主持天下的公平，或重或轻，看当事人自己招致罢了，不掺入私意。如果主观随意轻重，那么必定有不得公平的情况。历代圣祖谆谆训谕刑部要平情执法，不可存有揣摩迎合的念头。大概君主的庆赏刑威，就是上天的雨露风雷。使用得当，都属于造化的仁爱；使用不当，不仅风雷足以肃杀，即使雨水过多，也足以造成危害。《礼记》说：“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不是教化。”前年皇上登基恩诏赦免无数，果真都洗心革面了吗？如果平时又曲意宽宥，就不能警戒凶顽之徒。况且这些人本是扰乱纲纪，受害者不计其数，所害的都是良善懦弱之人。奸盗尚且想曲意宽宥，而良民难道不应当保护吗？即使去年曹七一案，应照光棍律拟斩，却仅照棍徒律拟军，光棍的条例于是废止。又如去年钱局滋事，当时如果办一二人，自然应当小惩大诫，却只想用恩惠笼络，恐怕招致小人的怨恨，谁知越是纵容越是骄横，如今又公然生事。与其让他们无所忌惮最终遭受重法，何如让他们有所警畏而免于大戮呢？

至于抢劫重案，首犯从犯都应处死刑，然而近来只定罪为首的一二人，其余都以接赃开脱，屡次释放屡次逃跑，仍然成为民害，盗风日益炽盛，是由于法网太宽。只要情有可原，自然应当避重就轻，改从宽典。如果确实罪在不赦，怎么可以坏法乱纪以助长凶残？《尚书》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郑国子产说：“火猛烈，人民望而生畏，那么死的人就少了。”

恭敬地认为皇上至仁至圣，以德服人。臣具有一点天良，怎敢以苛刻之说进言？然而私下曾听说，孔子说：“政令宽厚则百姓轻慢，轻慢就用严厉来纠正，救弊补偏，应当权衡轻重。”恳愿皇上明确敕令法律以肃正典常。

臣又听说，上天不说话，而日月星辰显现在天地之间；圣人不言语，而光辉的文章彰显于世。

译光辉照耀于宇宙。我私下观察到皇上在处理臣工的奏折时，有时将其留在宫中不立即批复，我也知道皇上必有深意，或是留待日后阅览，或是等待时机再施行。但其中的弊端，有不可不防备的：进言的人，难道一定都是公正忠诚的吗？如果他们预先知道奏折必定会被留中不发，那么出于私恨而中伤他人，为了博取直谏的名声而攻击指责，恐怕是难免的。至于关乎天下的大事，反而不肯切实地指陈，意见既然已有偏私，毁誉之间岂能没有真伪？揣摩上意、侥幸求宠的风气，往往由此产生。皇上深居宫禁之中，即使能够耳聪目明，想要杜绝谗言浸染而不行，使是非曲直都有依据，也是困难的。

我又看到一切机要事务，似乎朱批很多而正式发布的谕旨很少。如果确实事关机密，自然不可以预先传布；如果是寻常的训诫之词，似乎不妨明白地宣示，以消除猜疑并杜绝私自冒用。自古以来，君主的一言一行，必定让天下人共同看见、听见，以成就上下同心、风俗统一的盛况。康熙皇帝的《朱批》是万代的楷模，然而公开颁布的旨意连篇累牍，四海传诵，这并不是为了好名，而是为了统一天下人的心志。

我伏地思考，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正是皇上忙碌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休息的时候。然而，身处高位而听取低位者意见，这是天道；百姓虽然愚昧却难以欺骗，这是常理。往往宫闱中深秘的事情，士大夫还没来得及知道，街头巷尾已经传遍人们的口耳。近日市井小民，时常私下议论圣上的德行，我虽然愚钝，也知道这些话出于无稽之谈。况且皇上继承皇位以来，清心寡欲，亲身践行节俭，内廷没有无谓的耗费，后宫少有声色之娱的妨害，耳目杜绝玩好之物的搜求，台榭少有游观之饰的装饰，这些都不是奸佞小人所能动摇的。然而舆论如此，也足以看出为君之难，以及防范祸患如防川决堤之不易。

昔日大禹向帝舜请教治国之道，采纳善言；历代圣主虚心接受劝谏，于是成就了大治。皇上日日更新，远远超越千古，如今脱去丧服在即，正是古人所谓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时刻。我恳愿皇上以宽大和平来养育天下的福气，以英明果断来救济天下的危难，以任用贤能来尽用天下的才俊，以信守赏赐、必行惩罚来振奋天下的士气，不要拘泥于所安适的现状，不要忽视所紧急的事务：吏治日益败坏，要思考整顿的方法；祸患尚未平定，要思考安定的方法；天象变异尚未消除，要思考消弭的方法；军威尚未确立，要思考激励的方法；人才尚未兴盛，要思考培养的方法；财用尚未充裕，要思考生财的方法；先皇勤勉警惕的志向，要思考继承的方法；祖宗功业的隆盛，要思考承续的方法。紧急的事要抓紧，迟缓的事要放宽。以百姓之乐为乐，以百姓之忧为忧。数年之内，朝野气象不蒸蒸日上的，是没有的。

只有皇上圣明，俯身垂察。臣非常幸运，天下也非常幸运。

译三渐宜防疏 咸丰二年 徐继畲

其一，土木工程的苗头应当防范。我朝历代圣君相继，崇尚俭朴。皇宫大内的宫殿仍沿袭前明旧制，没有改作。只有圆明园作为春、夏、秋三季听政的地方，避暑山庄作为秋季狩猎驻跸的场所。这两处的规模到乾隆年间才完备，嘉庆年间只有岁修而没有增益。宣宗成皇帝一向崇尚俭素，笃于孝思，暂停了热河秋季狩猎的一切工程，全部报请罢免。只有圆明园澄澈清爽、安静肃穆，符合圣上性情所安，自正月至十月常驻于此。然而三十年中未曾增加一堵墙、一根椽子，那些游观不及的地方，坐落或许报应修葺，就令拆毁。因此内府的钱财前后拨发到外库的，共一千数百万，这是节省的明显成效。从前汉文帝爱惜中人之产，不筑露台，史臣赞美他。唐太宗因宰相询问北门小营缮之事，加以责备，魏征以正言争之，太宗即省悟。自古帝王没有不以裁省土木工程为盛德的。我皇上节俭性成，继承前徽，如今移驾园居，不闻有增修坐落之事，凡在臣民都深深钦仰。臣私下看见数年以来，园亭久旷，可修的工程必应不少，一切管理之人未必都知道大体，有的以有事为荣，有的以沾润为念，且说黯淡无华，观瞻未肃，荒芜不修，神爽未怡。甚至说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凋残，天下富繁不必计较细微。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人们知道帑藏空虚，料想无暇顾及此事。将来两事告成，内库稍充，难保没有以营缮之说窃行尝试者。臣所谓土木之苗头应当防范的，就是这个。

其二，安逸的苗头应当防范。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的是得其性情之正。汉儒匡衡说：“情欲之感，不介入容仪；燕私之意，不形于动静。这样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是纲纪之首，王化之端。”大概主德的昏明，君身的强弱，政治的怠勤，民瘼的通隔，推究其本原，都肇始于此。《齐风》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呜，苍蝇之声。”说的是贤妃心常恐晚。因此姜后脱簪珥而周宣王赖以中兴，班姬辞同辇而汉史赞美其知礼。但是事涉宫闱，隔绝于听睹，不是外廷所能悉知，也不是臣子所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于殿陛之间，岂能争是非宫闱之际？因此圣帝明王，就以此作为修省最切之地，使清明之志气在宫无改于在廷，肃穆之风裁在内无殊于在外。所谓席之上天命流行，而盛德大业都于此审端。我皇上健法天行，至刚无欲，近来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臣私下认为圣德之日新又新，圣政之久安长治都将肇基于此。臣谨罗列往古之陈言，以当瞽蒙之讽颂。所谓安逸之苗头应当防范的，就是这个。

其三，壅蔽的苗头应当防范。自古壅蔽之患，由于言路不通。然而言路既通，而壅蔽之患反而有生于不觉者，不可不防其苗头。至于言事之人，学识不同，贤否亦异，其切中事理，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固不乏人。然而也有本无卓见，未悉事情，拾残说邸报之中，论事机于已成之后。又有意在沽名，故为激聒，鼓其矜气，不顾事理之安，以廷争为伸节以获罪而成名。前明中叶此风最甚。究其用心岂曰纯臣？甚至不肖之徒隐藏欺诈，或怀挟恩怨以公济私或受人指挥以言为市。诸如此类难保必无。夫人主开言路欲得嘉谋嘉猷也。所开若此所得若彼，虽有纳谏之君亦生厌薄之意。既生厌薄之意即无采择之心。纵有可用亦将视同一律。此后公车章满不过故纸相仍，而耳目之事不能不别有所寄托。疏远者不可信不得不寄之亲近；文墨者不可信不得不寄之粗。始则转信而成疑继则废明而用察。驯至以言路为徒，乱人意而无事折中，以众论各挟私心而每伸独断。如是则偏重之势成而壅蔽之患生矣。

我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皇上虚心听纳，一言可采立见施行，纵有谬谈亦不深责。近来因天旱求言又复谆谆奖诱，而空言塞责受人指使激聒沽名之三弊均切实指明，使之知所愧悔。在渊怀若谷之中寓教谕裁成之意。凡在臣工孰不感激奋兴思所以称塞明诏？惟此臣庶之中大抵中材居半，其无识之流本无真知灼

译我担心陷入上述三种弊端，因此暂时保持沉默以保全自身。即便是有志之士，想要慷慨陈词、抒发抱负，在这三种情况之间，也难以避免产生疑似的嫌疑。臣私下估算，在京师议论政事的人，大约分为三类：通过奏章陈述的，称为九卿和科道官员；通过奏章陈述且能当面陈述的，称为部院大臣；不通过奏章陈述但时常能当面陈述的，称为内廷王公。这三类人各自有优势，也各自有局限。九卿和科道官员人数众多，爵位官阶不高，少有瞻前顾后的顾虑，见闻较为广泛，多采访的途径，以风骨节操相互砥砺，怯懦的人也想奋起，以弹劾为职责，贪婪放纵的人也有所顾忌，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局限，就是前面提到的三种弊端。部院大臣长期在朝廷任职，既然承受了皇恩，谁没有忠诚的念头，并且熟悉时务，不像新进官员那样迂腐，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官阶既高，时常担心失误，天天接近天颜，更加战战兢兢，有的因有所顾忌而不敢深入议论，有的因过于矜持谨慎而不敢尽情陈述，这是他们的局限。内廷王公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有的处于心腹之地，有的身居尊贵之位，外面没有私交党援的祸患，内心没有希求爵位赏赐的心思，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国家法令森严，按规定不准与外人交往，朝廷的评议固然不能完全听到，舆论也不能完全知晓，采访不超过近侍，听闻目睹不及幽远偏僻之处，他们的心可以担保没有二心，但他们的言论不能完全依据，这是他们的局限。臣认为听取言论的方法，应以道理作为衡量标准，用道理衡量如果是正确的，即使是草野之人的话，也有可采纳之处，何况是臣子呢？用道理衡量如果是不正确的，即使是亲信，也难以曲意顺从，何况是疏远之人呢？因为他们的优势而忘记他们的局限，固然担心奸邪之言混杂其中；因为他们的局限而废弃他们的优势，也担心良善之言难以传达。我们皇上明察秋毫、耳聪目明，屡次下达求取言论的诏书，广泛施行奖劝的方法，而臣却担忧言论被堵塞。这实在是担心议论政事的人受限于才识，最终不能顺应皇上的深意。导致圣主察纳的虚怀，不免感到失望而思考。厌恶乌鸦喜鹊的鸣叫嘈杂，即使有鸶鹤，也将有所不愿听闻；厌恶萧艾的纵横交错，即使有蕙兰，也将有所不愿采摘。然而鸶鹤从此无声，蕙兰从此不再生长了。臣所说的言论渠道既然畅通，而堵塞的祸患反而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就是这个原因。选拔人才的道理，十个人中提拔五个，不算少了。求取言论的道理，十句话中听到一句，不算虚妄。恳愿我们皇上听取采纳的勤奋，常像今天这样，那么言论渠道永远没有堵塞的祸患，而直言极谏之士就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了。臣本来拘泥迂腐，惭愧没有知识。以前在御史任内，一知半解，也曾妄自陈述。去年因为任职无状，自己犯下过错，承蒙皇上格外宽容保全，改补京城官职。自思犬马之齿已近晚年，常恐蒲柳先衰，最终无法报答皇上的高厚恩德。才力源于天赋，盘根错节，不是臣所能胜任的。愚钝源于本性，拾遗补阙，还是臣所能勉力做到的。只希望皇上体察臣的迂腐愚钝，俯赐采纳。臣不胜荣幸。

译奏陈时事艰难疏 咸丰二年

陈坛

本月二十一日奉皇上谕旨：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等负有言事责任的官员，对于政治的得失、民生的利弊，若有能够纠正偏差、去除弊端、极力补救之处，应各自陈述所见所闻，直言无隐等因。钦此。这体现了我皇上虚心接受他人意见、广泛采纳咨询的深切用意。臣认为，纠正偏差、陈述善道，确实是臣子的职责，而恭敬地迎接上天庇佑，使亿万百姓永远安定，首先取决于君主的德行。皇上即位以来，勤勉治理，日夜操劳，本该四季有序，天下太平。然而自从去年以来，天象屡次出现异常，人事也屡次发生乖违。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去年二月中旬，连续多日太阳颜色黄赤，暗淡而无光泽。今年二月十七日辰时，太阳下方旁侧出现黑子，过了一段时间才消失。查考二月十七日，正是永安州匪徒窜出的日子。如今广西贼势愈发猖獗，省城被围，那么全省的震动令人担忧。听说冯云山是广东教匪，李丹是衡州会匪，跨省勾结，那么广东、湖南的隐患令人担忧。黄河堤防工程尚未合龙，数十万民夫，游手好闲且无食可吃，那么直隶、江苏、山东、河南的骚扰令人担忧。江苏水手被逼迫遣散，那么沿河地区的蔓延令人担忧。浙江洋匪被委曲招抚，那么沿海地区的猖狂又可令人担忧。祸乱的发生，上天用以警示圣人，也将用以成就圣人。想要缓解多难而收拢人心，必须从皇上遭遇灾异而恐惧，更加深切地警惕勉励开始。臣又希望皇上尽快颁布诏令，谕示广西、广东、湖南三省的士人和百姓，将此前被臣子欺骗蒙蔽，以及屡次更换将帅办理不善，现在地方遭受蹂躏、伤心惨目等情况，亲自引咎自责，恳切地宣示，并且从军营将士到本省及邻省的绅士百姓，如果有能够自行组织团练保卫城池的，立即给予破格奖励。那些已经陷入贼中或被贼裹挟的人，除了着名的逆匪国法难容外，如果能自拔来归，或杀贼自赎的，仍然立即给予厚赏，以瓦解贼党而稳固人心。当事的官民读到诏书而流泪，必定会感奋图功，借此仰承皇恩的高厚。即使有别有用心的人，也将闻风胆落，可以在祸患未萌发时消除它。

此外臣还有进言，皇上每日闲暇时，将各部院九卿满汉大臣中值班办事的人轮流召见应对，考察他们所办之事，即能审察其人的公私，并且可以各自询问其本省民生的疾苦、吏治的兴废，参考众人的言论以验证真伪，这也算是集思广益的一种辅助。唐朝大臣陆贽曾说：“悔过的意思不得不深，引咎的言辞不得不尽。招揽延纳不可以不广，恩泽润泽不可以不宏。宣畅郁结不可以不洞开，洗刷襟怀污垢不可以不荡去瘢痕。”这几句话，似乎对今日时事颇为切近。只希望皇上先坚定意志，开诚布公，事事与天下人相见，这更是今日急务，而感动感化天人，其响应会像回声一样迅速。

再者，广西抓获贼匪伪军师洪大全，经赛尚阿选派随带司员，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联方，户部员外郎丁守存，用囚车押送来京，预计四月内可到。按照我朝旧例，凡押解进京正法的，都必须是真正的逆首，才可以显示天威而昭示武功。如今听说洪大全不过是供贼驱使，并非着名的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也没有此人。后来因为贼众从永安窜出，在无可奈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借以壮大国威并稍微掩盖自己的过错。臣愚以为，京师的耳目容易蒙蔽，而天下的耳目难以欺骗。这个开端一旦打开，恐怕将来抓获贼匪的人都不免夸大其词，希图冒领赏赐，况且恐怕逃匪闻之窃笑，更加助长其轻慢侮弄之心。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各省盗贼勾结，气类原本相通，一旦有疏忽，更关乎国家体面。应请特降谕旨，将洪大全不值得押解进京的情况明白宣示，命令沿途督抚，无论该犯到达何处，立即就地正法。押解该犯的联芳、丁守存，想在军营中不甚得力，听任他们自行回京，不必再赴广西，这样当事的文武官员都会知道警戒畏惧，而贼匪闻之知道圣意必定要将真正的逆首洪秀全等悉数擒获，更加足以震慑贼胆而激励军心。

请求直言疏 咸丰二年

吕贤基

私下认为，自皇上即位以来，特旨求取言论，内外臣工各有条陈奏报，而近来奏章稍显稀疏，即使偶尔有条陈，也不过是列举细微琐事，借以敷衍塞责，无关大体。又查顺治年间，世祖章皇帝亲政后的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一年，屡次下达求言之诏。康熙、雍正年间求言，也不止一次。高宗纯皇帝即位诏求直言，后来又在乾隆元、二、三年分次申谕。五年因大旱求言，二十二年因日食求言。嘉庆四年，仁宗睿帝亲政诏求直言，后来在五年、六年分次申谕。七年因日食求言，十一年因恭阅实录求言，十八年因邪匪猖狂，手诏罪己求言。宣宗成帝即位求言，后来道光十二年大旱求言，二十三年天象变异求言。确实因为明目达聪，是治理的关键，不厌烦周详谆切。

译如今粤西会匪作乱，三年以来，朝廷派遣将领出兵，竟然毫无成效，甚至围攻省城，大肆猖獗。黄河南河的重大工程未能合龙，漕运受阻，灾民聚集，处处令人担忧。河工费用已达四五百万两，军需费用已超一千万两，众臣束手无策，必然导致横征暴敛，国家根基更加动摇。臣愚昧地认为，今日的事势，好比人生病，元气和气血已经枯竭得很厉害，而外邪又十分炽盛，如果再讳疾忌医，就更难救治了。只有开通言路，广泛寻求良方，或许能在万一之中挽回补救。以天下之大，政务之多，只有皇上特别下旨访求直言，让大小臣工都去除忌讳，一改敷衍塞责的旧习，对于时政的缺失有可以补救的地方，各自陈述所见，尽情进言毫无隐瞒，那么难道还难汇聚众人的智慧而广纳忠言益策吗？

译恭敬地陈述治理根本的奏疏

倭仁

我恭敬地看到，皇上即位以来，以恭敬的态度修养自身，以宽厚的态度驾驭众人，寻求贤才，采纳谏言，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圣明的德行普遍令人信服，本来应该达到治理完美完备的境界了。然而，朝廷内外懈怠懒惰的现象依旧，人才萎靡不振的状况依然如故，天下盼望治理清明的心意，还不能完全满足，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积弊深重难以扭转，辅佐的大臣缺乏人才，这固然不错，但这不是从根本出发的议论。志向不期望达到远大，政事因苟且偷安而自我满足，心意不极尽至诚，事务因虚浮不实而很少成效，那么想要救济当今极端的弊病，并扭转一代人的风气，也就只在朝廷罢了。臣请进献一个观点说：希望皇上立下必定成为尧舜那样的志向。志向起始于思考，在学问中辨别，发端虽然细微，但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巨大。皇上端坐静默的时候，深入观察，严密反省，将事情与唐尧虞舜的事迹相互印证，辨别危微之道与执守中正，允执其中与知人善任，哲安百姓与恩惠，必定有歉疚而不自足，惶恐而不自安的感觉，由此因羞愧而产生奋发，因奋发而产生严厉，必定期望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才停止。这个志向确定之后，然后选择同心同德的臣子，讲求治理之道，切磋身心，从穷究事理、修养自身以至于治理平定天下。这个关键掌握在圣明的心中绰绰有余，即使推广到四海也毫无不足。这就是所说的志向确定而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承受艰巨的任务，正值多事之秋，如果不是使内心困苦、思虑阻塞，来激发大有作为的气概，怎么能宏大救济艰难呢？志向急切于有所作为，就会虚心乐于行善。后世的君主往往以听到自己的过错为耻，臣下于是唯唯诺诺成为风气，那种直言规劝、和悦应允的君臣互动，不能再像唐太宗那样从谏如流，甚至对魏征克制己欲的艰难积累怒气。舜命令禹说：“我有违背道义的地方，你要辅佐纠正，你不要当面顺从。”舜难道还有违背道义的行为吗？禹又怎么会像那些谗媚当面阿谀的人呢？只是兢兢业业唯恐有违背，并且担心禹当面顺从，实在是因为人心极其危险，修养反省必须严密，警惕严厉而向臣工求助的心情更加迫切。于是禹用傲慢来警戒，益用怠惰荒废来警戒，臬陶用安逸欲望来警戒，因为君主乐于听取直谏，所以在朝廷的人都进献正直的言论。不然的话，臣子正来不及闭口不言，又怎么肯用不入耳的话，去触犯雷霆之怒呢？恭敬地阅读高宗纯皇帝的谕旨：“你们九卿中，能指责君主过错的人是谁？陈述善道、杜绝邪恶的事情是什么？”高宗皇帝的心，就是虞帝取人为善的心。皇帝以效法祖先为准则，效法尧舜，那么智慧就更加广大了。理财是当今的急务，节约用度尤其是理财的重要图谋。近来看到礼部议复通政使罗惇衍关于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的奏折，刊刻简明礼仪颁布示众遵行，奉旨批准，这确实是端正德行、丰厚民生的根本计策。然而臣还有进一步进言的，政事贵在实在不贵在文饰，百姓顺从喜好而不顺从命令。用文告的虚辞，来挽回奢华的积习，法规虽然设立，谁会听从呢？希望皇上以身作则，大力实行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申谕朝廷大臣，将一年的财政支出收入总数通盘筹划。从宫府内外大小衙门，凡是能够裁减的一概裁减，不要拘泥于虚文，不要沿袭旧套，不要避嫌怨恨，不要畏惧烦难，务必量入为出，不要因为支出而经营收入。服饰器用既然已经明示限制，必须令行禁止，有违犯的一定惩罚，使朝廷和野外的臣民共同明白恐惧修省、以实在而非文饰的意思。一人震动，在上位者恭敬谨慎，在下位者百官实力奉行，自然足以挽回风气，改变人心。从前汉文帝身穿粗厚的丝织品，后宫衣服不拖地，于是天下顺从风气，人民富裕。何况我皇上秉承尧舜的资质，体现尧舜的德行，亲身实行节俭，天下有不顺从的人吗？至于人情嗜好利益，廉耻之道亏损，应当堵塞谈论利益的门户，奖赏廉洁清高的人士。以及学校不修，人才多被废弃，没有人才的祸患甚于没有钱财，尤其应当讲明正道，兴举贤才，培育德行，以储备栋梁之材。这些都是政教的大端，应当及时修举的，只要圣明的意志果断而不怀疑，那么各项功业就可以依次治理。臣身体虽然在京城之外，心没有一天不在朝廷，深知自己浅陋无补于高深的圣明，然而一点点爱戴君主的心不能自己。希望皇上宽恕我的狂妄愚昧，俯赐鉴察，天下就太幸运了。

条陈时政疏，附倭仁《陈豫省官员百姓情形疏》。

李棠阶

私下认为臣病卧乡里，将近二十年，心悸眩晕的旧疾，长久未能痊愈，而读书自我修养的功夫，不敢稍微废弃。咸丰十一年十月间，冒昧承受恩命召令来京，而且有学问修养深邃、方正老成的褒奖，臣感激涕零，加倍感到惶恐惭愧。现在奔赴朝廷，以管窥蠡测所能达到的，愿意为我皇上陈述：第一是端正治理的根本。治理在于君主，而用来治理的，在于君主的一颗心。现在天下沸腾，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确实是刻苦奋励的时候。臣私下认为刻苦奋励的实质，不仅仅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理内心。治理内心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其在于克制私欲。凡是自私而只求自身便利，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人能违背，这些都是私欲。想要克制去除它们，必须像《大学》所说的格物那样才停止，使此心不被蒙蔽，义理日益明朗；必须像《大学》所说的诚意那样才停止，使此心没有所容，权衡自然确定。现在皇上年轻即位，谨慎选择师傅，确实是切要的图谋。只是皇上在书房左右，师傅用经书引导他，用严肃恭敬的态度侍奉他，辅助匡正，必定有好处。回到宫中

译此后，在皇上游玩休息的时候，倘若一旦涉足于放纵无度，恐怕书房里的启发教导都成了空谈，师傅们的匡正辅助又有什么用呢？臣愚昧地认为，皇太后尤其应当留心，只要让皇上从容地游玩漫步，不要过分拘束逼迫，以涵养他的天然灵性，绝对不可让身边的亲近侍从引诱他嬉戏玩耍，从而走向不合常理的道路，杜绝祸患于萌芽，防止细微的过失，这似乎尤为紧要。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说，发端于《大学》，宋代儒者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阐发演绎，其发明足以作为治理国家的资鉴。而我高宗纯皇帝御批的《通鉴辑览》，在治国平天下的方法上，指示精辟切实，千古以来治理太平或导致混乱的方法，大致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现在皇太后在上听政，似乎可以在闲暇时取这两本书反复研读参考，以古证今，对于时事必定更有裨益。请求在皇上回宫时，用这两本书中的道理切身指示他，更能培养他的德性，增长他的见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涵养他的本心，约束他放逸的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效，都在于此。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开端，然后用人行政才可以谈论了。第一是振兴纪纲的实效。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在于纪纲。纪纲之所以能够振兴，在于赏罚。赏罚，是人君鼓舞天下的重大权柄。必须赏赐一人而天下人受到鼓励，惩罚一人而天下人受到警戒，然后纪纲森严，中外大小臣工，都有所遵守敬畏，不敢逾越。如今天下积弊已深，痿痹已甚，不彻底铲除旧习，大力振作，不足以起沉疴而回元气。自去年大奸臣被罢黜后，中外人心一致，外夷见状而心服，逆匪闻之而胆寒，转移天下的契机，实在在于此。从此大力整顿，凡是澄清整顿官员职责、整饬军事装备、减免缓征租赋、缉捕奸盗、崇尚节俭、慎重刑狱等事，凡是上谕所通行的，都要严加查察。文官从督抚以下，武官从将帅以下，那些切实奉行的人赏赐他们，任意拖延的人诛杀他们，不容含糊，不容因循。朝廷的恩德意旨，必须使之下达；国家的法令，必须使之上达，没有中途阻遏壅塞的祸患，然后上下一体相联贯注，融洽无间，四维张弛有度而众目并举，中外的气象自然焕然一新。不然的话，朝廷只是通谕使人知道，大吏只是转行文告，虚应故事，粉饰表面文章，上下之情志不通，有司的蔽塞日益严重，设立一条法令就多一条弊端，增加一个防弊的人，就多一个作弊的人，纪纲松懈，人们少有顾忌，想要平定祸乱而达到太平，臣私下担心这很难做到。

译第一条是安定百姓的关键。如今寇贼横行，近十多年来，天天说要平定贼寇，而贼寇反而日益增多，这都是因为百姓不得安定的缘故。要使百姓安定，必须减轻徭役和赋税；如果不选拔循良的州县官员，那么额外费用就会日渐增加，必定不肯减少徭役赋税；如果不选拔廉洁干练的高级官员，那么陈规陋习就不能去除，也就无从得到循良的官员。大概只有大法严明而后小吏廉洁，官吏清廉而后百姓安定。百姓不至于叛变为贼寇，贼寇也可以转变为百姓。以安徽、河南为例，颍州、亳州、汝州、光州之间，今天的贼寇，都是以前的百姓。当他们还没有成为贼寇时，钱粮漕运的浮收使他们困苦，差役的繁苛使他们困苦，捐输不止使他们困苦，杂派暴急、书吏差役的讹诈勒索，又使他们交相困苦。官吏把百姓看作鱼肉，百姓把官吏看作寇贼。官吏所做的，都是驱赶百姓成为贼寇的事情。至于捻匪焚杀淫掠，惨状不忍言说。官吏不能保卫百姓，又禁止百姓结团自卫，百姓无法生存，于是都被贼寇胁迫跟随，苟且延命度日，而贼寇更加蔓延猖獗，无法制服了。臣私下认为，想要平定贼寇，必须先安定百姓；想要安定百姓，必须先选拔廉洁干练的督抚，他们洁身自好并率领下属，裁革陈规陋习。对州县中清廉勤勉的官员予以奖励，对疲沓玩忽、贪婪暴虐的官员予以斥退。实心实意地安抚招抚流亡百姓，严厉捕拿寇盗。高级官员所做的，都足以使逆匪心服，并挫败其嚣张的气焰，那么被胁迫跟随的人听闻后就会想回归，老贼听闻后也会气势沮丧。安定百姓的实际措施，就是平定贼寇的根本。

第二条是平定贼寇的关键。古代行军的人，必定使事权统一，而后足以形成臂指相连的态势；必定军法严明，而后足以振奋将卒的士气。如今安徽、河南之间，多派遣钦差大臣，势力均等，互不统属，胜利了就争功，失败了不互相救援，彼此坐失战机，贼寇因此得以乘虚大肆猖獗，这是事权不统一的弊端。至于督抚将帅，平时不早早严加防备，临到变故只有仓皇畏缩退避，误国害民。等到失守疆土，罪状明显，本应就在军前正法，以申明国法并大快人心，却仅仅逮捕问罪解送京城，拖延时日，又往往侥幸获得宽典，随即又被提拔任用，以致督抚将帅畏惧贼寇而不畏惧皇上，各自顾惜身家性命，相习成风地奔逃，谁还肯拼死效力来缓解皇上日夜操劳的忧虑呢？军法不严，势必导致这种地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遵循祖宗旧制，选拔通晓军事、公正的大员担任将军，以左右参赞辅佐他，督抚提镇全部接受节制。皇上信任不疑，严格其责任。成功而又明确，颁布军令条例，公布宣告，使大家知道：这样就能活命，不这样就会死。凡是以前逃跑的官员、将领，随地查实，正法不赦。主帅长期没有战功的，也立即按军法处置。这样那么一年之内，贼寇就可以消灭；即使不能消灭，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嚣张，臣知道这绝对不可能。

再者臣还有请求：古今剿灭贼寇，多因招抚而失误，明朝末年可以作为深刻的警戒。高宗御批《通鉴》：对于杨鹤、余大成、熊文灿等人主张招抚酿成祸患，指斥痛切，垂示警戒千古。大概贼寇没有不经过大举剿杀而肯接受招抚的，也没有穷凶极恶的首匪肯接受招抚的，那些接受招抚的都是在愚弄我们。将帅不是不知道而甘愿受其愚弄，以为可以遂行其挟制贼寇以自重私欲，而不是真正有为国为民、不顾身家性命的诚意。所以被胁迫跟随的人可以招抚，首匪不可招抚；刚作恶的首匪，还可以招抚，而积恶已深的必不可招抚。近日屡次招抚屡次叛变的很多，这是不可不严惩并深切警戒的。大抵事权统一，军法严明，责任有专人承担，刑罚不拖延时日，审度剿抚的适宜，控制临敌的变化，都无可推诿，那么将帅不畏惧贼寇而畏惧法律，士卒不畏惧贼寇而畏惧将帅。功罪核实，三军有必死的决心，或许寇乱可以平定，太平可以期望了。

附陈豫省官民情形疏节录

倭仁

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粤匪接着是捻匪，杀戮焚掠，到处房屋都没有了，储藏的粮食哪里还有？作为州县官员的，贼寇来了就仓皇束手，贼寇去了就松懈自如，积习相沿，搜刮没有满足的时候。至于稍微完好一点的地区，钱粮漕运的浮收日益增加，杂派讹诈勒索更加严重，捐输不止，即使只有几十亩地，每户都强行征收；抽厘不止，即使只有几百千的本钱，也波及到。书吏差役侵吞，劣绅侵蚀，名义上是军饷，实际上是中饱私囊。团练则官吏都不愿意，害怕他们聚众抗官，平日就阻抑；等到被贼寇扰害，官吏又不能保卫百姓，百姓于是自行团练，官吏也无能为力。其中良莠不齐，有的倚仗人多滋事，那么罪责全归百姓，诛杀他们而不问官吏失职的缘故。官吏把百姓看作鱼肉，把上官看作护符，上下互相蒙蔽，侵夺渔利没有止境。哀哀百姓，怎么承受得了？那些不叛变为贼寇的，几乎没有几个了！臣本是河南驻防，亲友来京的，目睹其事，说来伤心。官民的情形如此，怎么平定寇乱而达到太平呢？私下认为朝廷不能全部选拔州县官员，而必须慎重选拔督抚大吏。嘉庆年间，姚祖同任河南巡抚，全部裁革陈规陋习，丝毫不取，每次外出都自备饼食供应，完全没有州县中的贪劣者，参劾不宽贷，司道以下都收敛检点，民间思慕至今。如今如果真能选拔像姚祖同这样的人担任巡抚，革除贿赂，不取用属员，那么属员

译官员既然没有倚仗来施行恣意妄为的计谋，大臣遵守法度，小臣自我廉洁，天良尚存，谁愿意做不贤之人呢？因此，升降官员必定恰当，稽查审察必定严格，钱粮漕运中过度浮收的现象被去除其过分之处，繁杂苛细的额外摊派被彻底清理，拥有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真心，就一定会有调和适中、恰到好处的良善方法了。

译杜渐防微疏

倭仁

臣等恭敬阅览邸报，本月十四日，御史刘毓楠上奏请求崇尚节俭、摒弃浮华，奉上谕：“逆贼气焰嚣张扰乱天下，百姓流离失所，这正是君臣应当互相警惕的时候，哪里是上下安逸享乐的日子？我两宫皇太后因先帝陵寝尚未安妥，民生尚未安定，勤勤恳恳寻求治国之道，日夜操劳不得闲暇。所有内廷的供奉，已经随时酌情削减。你们内外大小臣工，应当体察这一用意，及时振作精神，共同渡过艰难时局，不要陷入奢侈靡费的习气，贪图耳目感官的娱乐，以符合朝廷崇尚务实、摒弃浮华，不敢嬉戏游乐的深切旨意。”等因钦此。中外臣工，只要秉承训诫，自然无不力求节俭简约。然而臣等仍有过度担忧之处：皇上年幼登基，智慧逐渐开启，正当脱去丧服之初，吉庆礼仪举行之时，圣心对礼仪的恭敬，在此时分散，风俗教化的转变，也就从此开始。那么，玩赏喜爱之物的苗头值得忧虑，游历观赏的苗头值得忧虑，兴建工程的苗头值得忧虑，嗜好的端绪一开，不仅会分散诵读经书的心思，而且天下仰慕窥探圣意的人，将会随风倒向。安危治乱的契机，其端绪非常细微，但关系极为重大，能不慎重吗？当今军务尚未平定，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局艰难令人愁眉不展，国家百孔千疮，确实如圣谕所说：“正是君臣互相警惕的时候，不是上下安逸享乐的日子。”恳愿皇上严格遵守慈母的训诫，时时以忧虑勤勉、警惕激励为心，事事以安逸享乐、方便舒适为戒，摒弃玩赏之物以节制嗜欲，谨慎游历观赏以安定心志，减少兴建工程以爱惜物力。凡是内廷服饰车驾等一切用项，稍涉浮华靡费的，一概予以裁减，即使是旧例所有的，也不妨酌情节省。这样，外在事物的繁华就不会接触于耳目，诗书的启迪就会更加收敛心思，将会看到圣上的学问日益精进，圣上的德行日益巩固，而去奢崇俭的风气，也会自然不令而行了。

请进日讲疏

倭仁

私下听说考察古代可以了解当今，慎重结尾必须先谋划开始。自古以来追求治道的君主，有的在便殿阅览书籍，有的在经筵讲求古训，本着集思广益的心意，做勤学好问的事情，难道是过分追求劳苦吗？大概是非曲直在千古之间完全昭示，法则戒律就在心中判断。心因为有所仰慕而思进取，舍弃己见才能顺从；人心因为有所敬畏而知警惕思虑艰难，才能图谋变易。古代君主之所以能达到太平治世，其道就在于此。去年秋天，京师盛传皇太后特别选拔朝廷大臣进讲《通鉴》。风声传播，中外欣喜，无不抚额庆幸，说：“这是帝王不常有的盛事。”皇太后垂念及此，这确实是社稷生民的福气。一时士大夫同心向道，争相自我磨砺。有人说皇太后圣明天纵，尚且孜孜好学，像我辈应当如何砥砺，勉力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争相到书肆购求《通鉴》的善本，致使纸张昂贵。可见上行下效，感应之机比敲鼓应槌还要快捷。如果使这成为实事，定为常典，其鼓舞作用更不知会如何了。然而自从去秋至今未见举行，大概是因为政务殷繁，暂时停缓罢了。以皇太后求治的诚意，难道会有开始勤勉最终懈怠的顾虑吗？但今天下渴望治道的情意殷切，美好的意愿在万人口中争相传颂，实际的政事却未在一朝举行。议论的人认为朝廷有此善举，而众臣不能赞成此事，实在可惜。有人说今日的事务，应当追求实际功效，不必拘泥于形式。实际功效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心；心若不存，即使帝王的典谟都可视为形式，而与根本无关；心有所属，即使街巷议论都有助于实际功效，而有益于自身。《通鉴》一书，详尽记载治乱的原因，足以确定从违的标准，尤为治理天下者所急需，应当留意。恳愿皇太后明降谕旨，选定日期进讲，以天授的聪明，日新月异的学问，不仅圣治更加完美，中外共同仰慕精勤，而且我皇上好学之心每日听闻慈训，也必定更加思进取勉力。再则《通鉴》一书，卷帙浩繁，似乎可以择取有关治乱得失的内容，每日进讲一二件事，以归于简易。至于治道的道理，没有比经书更完备的。如果取四书五经中切要的话，让讲官衍为讲义，敷陈推阐，与历史鉴戒互相发明，那么对圣德的裨益尤其不是浅薄的。

金陵告捷请益加敬惧疏

吴廷栋

私下臣恭敬阅读本月初三日上谕：“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理不忘混乱，即使今日已经治理已经安定，也应当戒慎恐惧，不自满自足。”等因钦此。当今江宁攻克，元凶伏法，四方指日可平，普天臣民同深庆幸。然而圣心仍然戒慎恐惧，不自满自足，谆谆告诫统兵大臣、督抚等及内外大小臣工慎重开始图谋善终，不要荒废懈怠。这确实是四海臣民万世无疆的福气。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万方的治乱，在于朝政；百官的恭敬轻慢，取决于君心。事情不贵在文饰，贵在其实；下属不听从命令，而听从所好。敢为皇太后皇上恭敬陈述：治乱决于恭敬轻慢，恭敬轻慢根于喜悦恐惧。从古功成志遂，君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官即有乘此喜而进献谄媚者；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行蒙蔽者；容悦之臣即有迎合此喜而工于阿谀谄佞者

译罢了；排挤驱逐奸佞之人，就会有窥探此喜而巧于攀附的人。谄媚进贡则权柄暗中窃取，蒙蔽放肆则权力向下转移，阿谀奉承工于心计则君主意志迷惑，攀附巧取则小人得势。于是君主受到蛊惑，耳目闭塞，厌恶忠直之言，疏远老成之人。从前戒惧的念头，因一念之喜而败坏；此后奢侈放肆的行为，因一念之喜而开启。正自矜夸自己的智慧，喜欢无人违逆，逞行独断专行，快意顺从私欲。君主在上肆意妄为，小人在下煽动蛊惑，流毒百姓，遗祸国家。考察史册，前后情况相同。推究其根源，只因一念由喜入骄罢了。战争兴起以来，十数个省份亿万生灵惨遭刀兵，那些倡乱之民，无非是朝廷的子民，大军所加，尽被诛杀。皇太后皇上体察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怜而不忍喜之心。旗兵缺乏粮食，根本空虚；新疆缺少军饷，边疆动摇；加之外国逼迫，窥伺要求；邪教横行，人心煽惑。岂止不可喜，而实属可惧。假使在处理万机之余，或有一念放肆，虽然圣旨告诫，但臣下只当作例行公事，多方且视为具文，积习相沿，只是粉饰，仍将安于怠惰废弛。若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累数十年的恭俭教养，难以恢复国家元气。上行下效，内治则外安，而其道理莫大于敬。其关键必始于惧，惧天命无常则不敢倚仗上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弄百姓，惧权柄暗窃则谄媚必被斥退，惧权力下移则蒙蔽必被察觉，惧意志易荡则阿谀必被疏远，惧小人易升则攀附必被断绝。凡此皆本于一心之敬。盖惧是敬的开始，敬是惧的实质。敬则大智愈明，神武愈显，上天的明命常顾于目，百姓的怨声如闻于耳。君主在上笃行恭敬，满朝在下交相警惕，将领知惧必协力以平定余寇，残寇无难尽扫；大吏知惧必尽心以图善后，灾民将庆再生。而宵衣旰食勤劳仍复其难，其慎日与二三大臣坦诚布公，集思广益，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一切安抚培养，安内怀远之要，无不次第筹划万全，庶几至诚无息，长久教化成功，继承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创子孙无疆之基业。这都是由圣心之敬而成，而实由皇心之惧开始。总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俱。唐太宗身平群雄，贞观之治超越汉文帝，而以骄矜致悔；明皇亲自平定大乱，开元之治等于太宗，而以奢侈召祸。至于帝舜之治，达到地平天成，大禹还告诫不要傲慢怠慢，而《虞书》首曰“钦”，这就是成就中天之运的原因。武王之治，通达九夷八蛮，召公还训诫不要玩弄人玩弄物，而《丹书》首曰“敬”，这就是永保八百之祚的原因。喜而肆者如彼，惧而敬者如此，《易传》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惧以始终，其要无咎。”《诗》说：“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可不以此为永鉴吗？

译请求修明实政疏

倭仁

本月十七日恭敬阅读皇帝诏令：“今日神武门内敬事房木库不慎发生火灾，应当立刻恐惧反省，敬畏天威等语，钦此。”所谓恐惧反省，不是仅仅寄托于空泛的言论，可贵的是体现在实际事务上。不知道诏令布告天下，是姑且用这种说法来粉饰一时的耳目呢？还是诚心感发，确实想要亲身践行呢？亲身践行就会极力崇尚节俭，抛弃纷杂华丽奢侈的事物；按时上朝，戒除安逸享乐宴饮安适；听从劝谏像流水一样顺畅，改正过错不吝惜，乐于听取忠言正论；召见臣工，广泛咨询采纳，对民情吏治必定详细知晓。这才是真正的恐惧，这才是真正的反省。如果只是停留在言语上而已，恐怕天心难以改变，而灾异的变化到来也不容易消除。人情在遭遇患难时就会恐惧，恐惧就会产生敬畏之心；处在安乐中就会懈怠，懈怠就会产生放肆之心。所以善于开始的人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很少。皇上刚即位之初，皇太后垂帘听政，当时刚经历变乱，兢兢业业，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四海臣民无不欢欣盼望治理。近年以来，精勤之意稍微不如从前了。因此月食再次出现，冬雪过期未下，今年次辛日，祈求谷神时烈风大作，禁城以内屡次发生火灾。这本来就是天心仁爱，不嫌殷勤地示警，让他慎始而图终。恳请皇太后皇上常思时事的艰难，不忘记庚申年的忧患，不把恐惧反省当作诏令告诫的虚文，而是把恐惧反省作为敬天的实政，或许灾变可以消除，祥和可以招致了。

请求饬令廷臣直谏疏

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

私下认为京师自从同治四年一冬没有下雪，去年春夏缺雨，冬雪又再次过期未下。近京一带地方麦子都没有播种，今年大旱像以前一样。我们皇上勤苦体恤民间疾苦，屡次设立祭坛祈祷。一个月以来风沙霾气间或发作，想要下雨随即停止。京城以南赤地数百里，旱灾的迹象已经显现，人心惶恐恐惧。水旱成灾，古今都有，而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和哲后的皇后因此更加修省，实在是因为灾祸的形成由于政事，吉兆凶兆的应验毫不差错。当今朝廷励精图治，各种政务修明，所谓凶兆本来没有道理，然而天下之大，事务之繁杂，用人弃人、放松紧张，难道一定没有过举吗？弥补纠正，责任在臣工。应当请求饬令在朝满汉议论政事的各位臣子，对于时政得失详尽指出陈述，不要沿袭旧常，不要回避忌讳。言论有可采纳的，立刻予以施行，或许上下之情通达，而天地之和可以期待感召了。另外臣还有请求的，治理没有比求取意见更重要的，德行没有比听从劝谏更大的。政令所颁布，认为正确就实行，知道错误就立刻停止，这是圣人的无私，有什么损害日月的至明呢？臣私下听说近来，夏同善劝谏幸惇亲王府第，诏令称遵循旧章来驳回他；倭仁劝谏设立同文馆，诏令让酌情保举数人另外设立一馆来为难他。这两件事，在圣心自然有权衡，而情理无不疑惑。说朝廷开言路的时候，却似乎堵塞进言者的口；说大臣尽匡正辅佐的道义，却反而使他们有自危之心。主观揣测私度，不能相互理解，实在担心敢言的风气由此受挫，唯唯诺诺的习气由此开启，这是臣所大大忧虑的。恳愿皇上宏大开纳的度量，屏除成见，只听从善言，那么求取意见的诏令不徒具其名，而更加符合其实。

敬抒愚忱疏

贾铎

从来君主内心的敬畏与放肆，关系天下的安危。古代帝王念念不忘，时刻警惕非几之贡不畏惧入畏，常忧虑乐之从。凡是所为好恶，有必须谨慎的；视听有必须严格的。虽然国家承平无事，尚且兢兢业业，不敢嬉戏安逸，何况处在多事之时呢？私下查考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年十月脱去丧服后，除朝廷大典均照常举行外，至于万寿礼节，向来有赏赐王公大臣听戏筵宴，一并停止。所有升平署岁时供奉，等山陵奉安，等候旨意遵行。其咸丰十年所传的民籍人等，永远裁革。钦此。臣恭敬阅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孝思纯厚，崇尚实政黜除浮华的至意。然而近日风闻内务府又有太监演戏，将库存进献的缎匹裁作戏衣，每演一日，赏赐费用几乎达到千金。私下思考皇上自从咸丰十年以来，险阻艰难都尝遍了。随即以年幼即位，恭敬继承大业，全赖两宫皇太后励精图治，勤勉寻求上理。现值逆贼气氛滋扰，生灵涂炭之时，正将日夜操劳不暇，何暇演戏为乐呢？臣再三筹划思考，或许是内监人等信口夸耀，任意妄谈；或者是内务府官员藉此逢迎，作为侵吞渔利肥己的计谋，以致道路传说纷纷不一。恐怕传之日久，中外军民失望，所关系的不浅。请求旨意密饬总管内务府大臣速行禁止，用来杜绝渐萌而防备细微，并吁求两宫皇太后念切时艰，加倍警惕激励，或许朝政可以期待整肃，而外患不难荡平，那么宗社幸运，天下幸运。

请求消除蒙蔽以迎接和甘疏 光绪年

余上华

恭敬阅读多次诏令，皇太后、皇上因为天灾流行，素食减膳，下诏自责，并且命令内务府裁减内用之需，天下臣民无不

译如果不感动得流泪，就认为天灾可以立刻消除。等到内务府覆奏，说没有可以裁减的费用，天下的臣民又无不叹息，认为蒙蔽难以完全消除。回想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以明朝末年宫廷滥用钱财为鉴戒，大力推行节俭，昭示后人。自从同治年间以来，节省圆明园的大笔款项，天下人认为内廷的用度可以减半了。然而近来听说每年的花费比道光、咸丰年间增加了数倍，等到详细询问原委，则说是传办的物件过多，所以每年的用度日益增加。先前阅读邸报，据奏折说近年宫内应修的工程一概没有传令制作，也没有特别传令添办的物件，臣这才恍然明白皇太后、皇上严格遵守祖制，节俭的德行更加修持，用度日益增多，消耗在无形中的，实在是内府各位臣子的过错。虽然现在奉有谕旨，仍令详细查核，开具清单呈览。但这些人嗜利既深，必定多方掩饰。凡是使用的物品，内库有存留的，无需另行采办。牲畜现在十不存一，喂养的费用可以削减。其余的细项可以逐类类推。即使用度确实没有可以裁减的数额，难道允许虚报吗？试看道光、咸丰年间的每年用度总数与近年的每年用度总数比较，再以近年开销的物价与道光、咸丰年间开销的物价比较，弊端自然显现。内务府领取款项的司库，向来有扣除两三成的说法，上年经人参奏，听说是因为逼迫索取无扣款的甘结，众人因畏惧与受贿同罪的刑罚，希望以后当差的利益，不敢有不同意见。于是每逢发放款项，就先索取甘结，而扣除的比例更加严重了。传闻近来领取银两一千两，库中扣除五百二十两，加上各处的需索、同僚的分肥、本人的侵蚀，开销一千两，实际使用的不过一百两罢了。虽然其中也有廉洁自守、不想染指的人，大多被众人牵制，无可奈何。虚报冒领的钱财众人瓜分，与受贿者两相甘心，外人无法指实，因此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先前文锡父子专擅内务府十余年，如今富可敌国，现任内务府大臣及主要差事的司员，无不坐拥厚资，悠然自得。日前谕旨所斥责的服用、宴会奢侈浪费，勾引太监，购买珍奇玩物，比比皆是。都是内务府的人，这些人用一千多两银子捐纳进身，营谋得到差事，每年获利巨万，侥幸得到粤海织造等差事，则又不知道获利多少。他们的功名不是从学问中来，不通晓圣贤的道理，哪里知道君臣的大义？所以钻营卑污，只看重利益。侵吞国家公款，律例有刑罚条文，这些人之所以无所畏惧，是因为内府的用度事务涉及宫廷，外臣不敢揭发他们的内幕。计算一年侵吞的款项，可以救活饥民百万，哀鸿遍野，众蠹聚集在朝廷，人事不平，天和怎么至今仍未恢复？今后痛除积习，打算以裁汰冗员为先务。因为人员冗杂就难免纷乱，遇到公事就互相推诿，不肯破除情面；遇到私事就互相援引，希望多树立党羽。至于款项的出入，打算请求在内廷行走的王公中特别简选一人，总管查察，如果太监索要费用刁难，立即处以重刑。总管大臣选择廉洁刚直的一两人主持。至于司员不准兼任，不用帮办，事情有专人负责，利益不争抢，大概款项都是实用，节省的自然是无穷无尽的。天子享用天下的美食，即使每年花费千万，谁说不对？现在耗尽空虚的库款，全部饱了臣下的私囊。圣明的君主遇到灾祸修省，而左右的人仍然肆意欺骗蒙蔽，各位臣子的章奏屡次引用蒙恒风作为言辞。朝廷深加采纳，训诫枢臣，责备群臣，近来，恒风依旧。顺应天意在于实质而不在于文辞，臣愚以为，消除蒙蔽而迎来和甘，应当从内务府开始，先去除耳目以前的蒙蔽，大概中外臣工都知道警戒恐惧，不敢因为库款的重要而肆行贪婪的风气。将会看到事事核实，利益归于公家，库储自然逐渐充裕，何至于偶尔遇到局部灾害就致使皇帝日夜操劳，中外束手无策呢？

译唉，恳请慈恩稍作延缓，将政权归还以彰显圣学的疏略。光绪十二年。

伯彦讷谟祜

臣等私下伏读六月初十日的懿旨，因皇帝治学已有成就，谕令于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典礼。诏书辞意宏大深远，斟酌古制以准绳今事，反复推究，既令人钦仰又令人感激。臣等私下思忖，我皇太后身具仁圣的资质，正值艰难时运，削平九州，安抚四方，史册中少有匹敌，功德独一无二。如今正值宫廷归政，颐养冲和之气，既大大宽慰了日夜期望之心，也稍稍减轻了宵衣旰食的沉重责任。所有臣民，谁不欣喜愉悦？然而臣等每日侍奉讲席，深思时局，有不得不详细陈述的。幸蒙皇太后垂察。皇上天性聪明，过目成诵，六经及各类史书，前数年便能列举其辞句。然而经义极其深奥，史书极其广博，譬如山海，并非一览所能穷尽，这是讲习之事尚未贯通的第一点。天下的复杂事务，没有比章奏更甚的，先前屡次奉承慈谕，将军机处近年来的奏折抄录下来供讲习使用，皇上随时阅览，也能一阅便明。大到兵农礼乐，小到盐关河漕，头绪纷繁，综合处理不易，这是批答之事尚未熟练的第二点。清语国书，是我朝的根本，皇上记忆诵读甚多，书写也很工整，然而切音声义颇为精微，固然须要名物不遗漏，尤其必须文义连贯，满蒙奏牍各种体裁不同，这是翻译之事尚未熟精的第三点。做君主最为艰难，万机最为繁重，多一日涵养正道，便有一日的功效，加一分讲求，便获一分的益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皇太后体察祖宗之心以为己心，二十余年忧劳如一日，倘若等到一两年后，圣学大成，正值青春鼎盛，从容授政，以辅佐我们伟大的基业，不仅是臣民的福气，也是宗庙社稷的喜庆。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二

治体三 治法上

封建郡县说

俞樾

自从秦朝废除封建制，用郡县制来治理，于是成为万世不变的法度。议论者认为这就像冬穿皮衣夏穿葛布一样，各自适合其时罢了。我认为封建制必须用郡县的法度来施行，郡县制必须用封建的法度来辅助，两者并用然后才没有弊端。古时天子王畿之内，土地方圆千里，千里之中有六卿六遂的制度，这就是郡县的法度。其外以八州的土地分为一千六百八十国，五国则有长，十国则有帅（连帅），三十国则有正（方伯），二百一十国则有伯（州牧）。共有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帅（连帅），三百三十六长，分别隶属于天子的两位老臣，称为二伯。这种大小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维系，也就是郡县的法度。自从齐桓公、晋文公兴起，诸侯以武力相胜，土地大的，国家强的，就成为了盟主。天下的诸侯聚集而听命于盟主，而属长连帅的制度荡然无存。从此天下的局势离散而没有纲纪，到秦朝时一同走向灭亡。所以我说道：封建制必须用郡县的法度来施行，然后才没有弊端。虽然如此，在郡县制的时代，难道可以废除封建制吗？世人认为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是秦始皇的做法，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并没有错，其错误在于专用郡县制而不再保留封建制。当秦朝刚统一天下时，李斯说设置诸侯不便，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之地遥远，适宜设置王，而秦始皇说：“廷尉的意见是对的。”假如秦始皇采纳王绾与李斯的意见而兼用，内地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而远地设置王，那么陈胜怎么能在陇亩之中起事而扰乱天下呢？又何必畏惧匈奴，而竭尽天下之力去修筑长城呢？因此郡县制也必须用封建的法度来辅助，然后才没有弊端。唉！宋朝的往事可以观察了。宋太祖拥有天下后，认为中国的祸患没有比藩镇更大的，于是废除节度使而用文臣统领郡县，实行强干弱枝的策略。然而河东的折氏，灵武的李氏，还是允许他们像以前一样世袭。后来议论者认为世袭不便，将李氏迁移到陕西，而灵武的失守随即就发生了。那么内地实行郡县制而边地实行封建制，确实是拥有天下的长远计策。世上的议论者，自唐以前都是肯定封建而否定郡县，自唐以后都是推崇郡县而贬低封建，都是一偏之见罢了。

郡县论

刘沛

天下的动乱，发端于一郡一县。天下，是郡县的累积。所以清除动乱之源，必须从郡县开始。现在的郡县，在承平无事时，核查钱粮，审理狱讼，虽然受限于法律条文，还能任其所为。一旦有事，却又任由将帅，肆意妄为，而郡县官不能掌握丝毫权力。难道剿灭贼寇之事，唯独与郡县官无关吗？现在的郡县官，纵然不像古人那样，难道就没有既智慧又勇敢的人吗？只是没有凭借的手段，那么智慧与勇敢如何施展呢？我私下认为现在的时势，应当给予郡县军队，而使郡县官专掌用兵的权力。现在郡县的动乱，或是教匪，或是会匪，决没有一朝就能集事的。蓄谋已久，必定有时泄露。郡县官难道没有见闻吗？而往往养奸遗患，为什么呢？汉朝制度，郡县杀人惯例不需奏报。尹赏任长安令，逮捕数百名恶少年入狱，用大石压死他们。董宣任北海太守，杀死大姓公孙丹父子，其亲党数十人持兵器鼓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