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五

译像这样，本来地位就低微。下属不能从心里信服，心里不服却隐忍着去服从他，这使他们自身不能安定，而他们的职责也不能尽到。那么，他们把职位当作寄托，急切地想要离开，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善于治理的人所慎重对待并专门委任的，只有大臣罢了。让小臣的事务统归大臣负责，而大臣的罪责不能分摊给小吏，无论大小罪过都按同一法律处理，必定从地位尊贵的人开始。这是因为责任重所以要求严，要求严并不是苛刻；责任轻所以要求宽，要求宽并不是偏私。像这样，地位尊贵的人感到事务艰难，而不敢有以职位为乐的心思；地位低微的人衡量自己的能力，而没有急于冒进的想法。乐于自己的职务，所以内心安定；内心安定，所以事情能成功。《传》里不是说吗？美味中往往藏着毒药，高位上往往潜伏着危险。古代的人，从一命官职以上，忧患随着地位升高而逐渐增加，直到卿相；只有平民没有忧患悲伤。自从三代以后，士人中畏惧富贵而不愿居其位的，有多少呢？假使士人没有科举考试的苦楚，没有讲究声律对偶的学问，没有剥夺官职、鞭打责罚的刑罚，又没有从事农工商贾的劳苦，却能获得超越世俗的名声，那么天下有一个不做士人的，他的心一定不服。君主又怎能得到士、农、工、商四民来使用呢？有人问：像这样就不是用来尊重贤人、轻视不贤之人的心了，而且也没有用来激励人们在功名道路上努力的方法了？回答说：现在的贵贱，不像古代那样，现在的贵贱是因为不贤吗？那么本来有时也能成为公卿大夫；是因为贤吗？那么公卿大夫都是从做小臣开始的。况且人们抛弃低贱追求尊贵的心理，像水往低处流，像弹丸从斜坡滚下，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抑制。圣人不得已而划分利害的规律，与贵贱相参酌，而听凭有才能或无才能的人自己安处。政治的失误，就是把利益专归于尊贵的人，而把祸害专加于低贱的人。避开低贱而趋向尊贵，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假如让卑贱者的忧患比富贵者更严重，谁不避开忧患而趋向安乐呢？这是臣下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然而如果有公正忠诚、体恤国家的大臣，也不会利于这种状况了。

译小臣的事务，统一归大臣负责，这是圣人设立主管官员的原则，是不变的道理。至于有人犯罪，则法律从地位尊贵的人开始执行，又必须考察其获罪的原因，来权衡法律的轻重。严惩私人罪行，那么下级就断绝了徇私舞弊、粉饰太平的习气，而上级的视听就不会被蒙蔽而变得清明；宽待公务过失，那么下级就没有束手束脚、顾虑重重的私心，更能抒发意气，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至于小臣的罪行，也应当根据其所违反的法度来判定，不能一律从轻论处，并不是说地位尊贵的人犯罪一定重判，地位卑贱的人犯罪一定轻判。我特地因为当时几件事推究而言，那些做官的人有不尽职守的心态，把职位当作寄托身家性命的地方，这实在是古今导致动乱的根源。想要小臣尽职尽责，在于上级官吏考核严格；想要大臣急于公事，在于君主责成严厉。责成严厉而考核严格，大概就没有不尽职守、把职位当作寄托的祸患了。如果辞让枯寂而聚集繁盛，这是人之常情，自非圣贤，很少有人不被触动心绪。显赫的官员，当官履职而不喜欢卑下职位的，哪里能说得完？衡量自身能力然后入仕，近代大概没有这样的人。说对贵臣厚责，而卑贱者知道节制，这是不可得的常理。只是他的议论正大光明，笔力纵横驰骋，自然合乎法度，以致难以见到。

军机故事补遗节录

姚文栋

雍正十年三月初三日，大学士等人遵旨议奏，办理军机处机密事项所需的钤封印信，恭敬地拟定了办理军机印信的字样，移文通知礼部铸造，存放在办理军机处，派遣人员管理，并行文通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如今办事军机处的银印，是乾隆初年换铸的，刻有满汉篆文，其文曰“办理军机事务印记”，两旁镌刻年月字号，一曰“乾隆十四年正月日造九字”，一曰“礼部造三字”，一曰“乾字一百二十九号八字”。○满洲军机大臣奉旨，在军机处任职的，是否准许阅览汉文奏折，历来由本处缮写片纸请示圣旨，均得到旨意准许阅览。只有乾隆二十五年，尚书兆惠、都统侯富德在军机处任职时，奉有阅览满文不阅览汉文的旨意。自道光年间以后，满洲大臣一律阅览汉文奏折，均未再缮递片纸请示。○乾隆初年，恭逢圣驾时常巡幸，军机大臣是否随往，都等候旨意遵行。乾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处奏称，皇上在南苑大阅，臣等办理军机处事务，除臣讷亲、臣海望总理行随往外，臣鄂尔泰、张廷玉、徐讷延泰随驾之处，应当请旨。奉旨，大学士徐讷延泰去至二十八日，又谕示，朕驻跸南苑，天气寒冷，吏部兵部轮班之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不必前往。近日军机大臣，除特派留京办事的，或先已出差外省及乡会试典试的以外，凡恭逢时巡，无不随往的，不必奏请了。○钱南园先生请敕令军机大臣进止，仍循旧章的一折，当史馆诸臣撰写和珅传时，检寻不得，现在见于《滇南采风录》说，在陈孝廉处得到，恭敬地记录在后面。臣伏见我国设立军机处，向来大臣与其职者，都聚集止宿其中，用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点统一则势力无所纷杂，同住则情势可以共见。即使如司员咨事画稿，也得以有定所而无歧异，确实是尽善不易的方法。然而观察近日，只有大学士阿桂一人，每日止宿军机处，大学士和珅有时入止于内右门内旧许大臣暂宿的庐舍，或即止宿于隆宗门外近造办处的庐舍，大学士王杰则入止于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则止宿于造办处。每日只有召见时，联袂而入，退下则各还其所。虽然有时也暂宿军机处，但事过辄起。一切咨事画稿的司员，未免趋步两歧。以我皇上干练之行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恩，决不至于因此开启角立朋党的渐端。然而行之万世无弊，莫过于遵循旧章。况且内右门之内，相近禁寝，向来因为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之事，须先一刻预备，恩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所以设庐许得暂宿。不应在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随从的军机司员也更出更入。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侍等狎熟。万一有无知如高云从的人，虽然立正刑辟，但所牵连已多。自宜及早至南书房，以备闲暇顾问。等到军机事务既毕，入止未为迟。若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的庐舍，则各色应差皆得觇听于外，大官在内部办事也属不便。请敕令诸大臣仍照旧规，同宿军机处，庶几不懈怠的诚意各申，五夜协恭的情谊共励一堂。其圆明园办事也同一体。近日和珅、福长安止宿于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的庐舍，王杰、董诰止宿于南书房之处，并请敕令禁止。谨奏○亲王奉旨，在军机大臣之上任职的只有成亲王、恭亲王二人。成亲王于嘉庆四年正月起入直办事，是年十月谕示说：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来没有诸王在军机处任职的，

译因为所制定的制度与既定规范不符，随即被命令退出值班。恭亲王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屡次奉承恩诏入值，在军机处担任领班的时间最长，受到的恩宠倚重极为深厚，且正没有止息之意。这是向来未曾有过的特殊恩遇。

译○自乾隆以来，定例军机大臣一同进见，没有单独召见一人的情况。道光二年夏天，湘浦太宰因事退出值班，文秋潭大司马出差，黄左田大司农耕病假，曹俪笙相国于是独自对答皇帝长达一个月，当时人们称之为异数。○乾隆时，裘曰修担任军机大臣，命令盐道某持信寄给盐商牛兆泰，皇上得知后，下旨责备军机行走之人应当以谨慎保密、防范闲杂为要。裘曰修虽然没有嘱托之言，但明显有嘱托之意，被命令立即退出值班。又军机章京徐步云在查办扬州提引一事上，预先通信，奉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被认定为师生，这种紧要事件，敢于私通信息，致使卢见曾预先寄顿，非常可恶，被发往伊犁。天语煌煌，前事可鉴，在枢曹值班的人不可不知。○嘉庆四年，御史何元烺上奏请求酌改军机处名目，其中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专司军事不同，现在军务久已告竣，似乎应该更改名目以显示偃武之隆。奉旨军机处名自雍正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写谕令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这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并非专门指运筹决胜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肃平，大功告成，薄海内外共庆升平，不必改易“军机”二字才算是偃武，何元烺的奏折着掷还。又十四年，户部议奏折内将军机处三字写上，厌恶其开启谄谀之渐，严旨诫饬。这两件事皆经谕旨驳正，也是一时异闻。○向来军机章京未定额数，自嘉满四年以后，定例满汉两班，每班不得超过八人。后在每班八人之外，又添额外章京一员。咸丰三年，因军務较繁，又添传记名汉章京四人，在额外行走。同冶十一年停减其半。○嘉庆四年，奉上谕说军机处行走章京向来都由军机大臣挑补，并不带领引见。因为想到各衙门各旗官员，即使笔帖式、骁骑校、护军校等小官，无不由引见补授。军机章京职务较重，哪有反而不带领引见的例子？军机章京由引见擢用从此年开始。○嘉庆十年定例，满汉现任京官文職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及外省官员文职督抚司道盐政关差、武職提镇以上各大员子弟，均不得保送挑補军机章京，这是采纳御史吴邦庆的建议。二十五年，上谕说：“大臣子弟有挑入军机的，藉以学习政事，未尝不可造就人才，防弊之道初不在是。此后着无庸回避。”○军机章京例用内閣中书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再进入；改六曹御史、给事中，递迁卿寺直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内閣学士入直如故，只有擢升侍郎也不再进入。间或有以资历、以荫补为郎官得以参与的，率多是大臣子弟如此。而张公若霭、鄂公容安，又以太子少保、侍讲入直；蒋公炳、程公燉，又以巡抚罢还京入直，都是奉特旨行事，不是旧例。王兰泉司寇说○乾隆年间，满洲大员如侍郎保成、松筠，内閣学士博清额、索琳、福德等；汉族大员如顺天府尹蒋炳，副都御史胡寶瑔、傅显、刘秉恬、孙永清大理寺卿王昶，光禄寺卿申父，太仆寺卿程燉，候补三品京堂袁守侗等，都令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嘉庆以来，才开始专用司员，没有二三品大员为章京的了。

老安司纪事诗序

路德

滑县老安司巡检刘公，名斌，表字简斋，陕西咸宁人，状貌魁梧，身材高大而勇健，善于骑射。听说滑县百姓聚集作会，名叫“种根基”，严禁也不能制止，于是微服出访，到近寨，听到锤铁声，呼叫其门不应，假装迷路者，急忙叩门。铁匠唐姓者出来，公进入看见新铸刀矛无数，不敢诘问，请求指路而出。走了几十步，有地窖，进入观看，赌徒数十人，许多袒裼者斜视其旁。公问：“为什么不赌？”回答说：“没有钱。”给他钱让他赌，赌完邀请一起饮酒。酒酣，慢慢问说：“此地有谋反者，你知道吗？”众人愕然说：“客人从哪里来？”回答说：“我是汴梁商人，因为索债至此罢了。”众人说：“老安司刘公很严厉，如果言语泄露，我们这类人就没有活路了！快走，不要多言取祸。”公随即拜见县令强忠烈公，克捷，告知缘故，驰赴郡城告知太守。太守认为此事没有验证，不相信。公返回老安，逮捕铁匠唐姓者，拷问。唐说：“我所造形模，都来自林清。”问：“清是谁？”回答说：“直隶教主也，与我邑谢家庄李文成、县吏牛亮臣往来久了。”问：“清在哪里？”回答说：“月前已返回直隶，因为反期既定，特往纠其党期内应。”问：“什么日期？”回答说：“九月十五日，同时举事。”

译公秘密地将唐姓之人送入城内，告知强公。与强公在黎明前入城，公率领县衙役前往谢家庄，逮捕文成，与强公共同会审。文成大言不讳。当时亮臣担任县库吏，家住在城中，一并被捕。一审讯便招供，各自加上刑罚，投入监狱。公直接前往文成、亮臣家搜查，获得他们的党羽名册。当时是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公对强公说：“叛乱即将发生了。”强公多次派遣使者向郡府告急，郡府不予回应。初七日黎明，城门失守，贼众涌入。公整理冠帽衣冠，穿着短襟袍，手持刀走出。当时公的儿子嘉善跟随，拉着公的衣服，公将他推倒，急忙出去，在通衢大道上遇到贼人，亲手斩杀两名贼人，随即遇害。嘉善也被杀。嘉善是公的继室韩孺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孺人在老安，知道大祸不远，提前派遣前妻之子宝善、侄子滋善到汴梁避难，随后收到公的诀别信，让家人在楼下堆积高粱秆，四面环绕。这天，亲自率领所生的女儿巧云、儿子炳善、达善、婢女春梅、夏莲，一同登上楼，点燃楼下的柴草，全部烧死。又过了八天，清朝派他的党羽到京师，突入禁宫。幸好公早先擒获牛、李滑贼，他们等不及，提前反叛，没有与清党合作。应清势孤，捕吏到他家将他捆绑。牛、李受重伤，逃不远，被官军抓获。其余贼人全部平定。贼人占据滑县九十三天，大肆残害。等到大军收复，城池已成废墟。当公最初报告变故时，距离反叛日期还有十多天，当时如果立即发兵逼近滑县，按照名册擒获惩治，随即飞报入奏，不超过三天就能到达。当时清党还未集结，出其不意，分路捕捉，贼众连逃匿都来不及，怎么会有九月十五日的变故呢？太平日子太久，官民安逸，那些拿着农具的人，包藏祸心，用利益引诱，用神迹欺骗，用勇气激励，蔓延数省，响应者众多，知道的人不说，说了又不被信任，最终导致变故仓促发生，皇上日夜操劳，杀害官员祸害百姓，劳师动众耗费国库。虽然是劫数使然，也是人谋不善。事情上报后，皇上褒奖，按知县例议赐祭葬，入祀昭忠祠授予云骑尉世职，以恩骑尉世袭不替。天恩深厚。公长子宝善袭职，荫封从九品，至今二十多年，补官无期，困窘日益严重，曾经四处谋生。其父母弟妹的灵柩都在滑县，不能归葬。唉！诸贼逆谋败露，确实由于公。公与强公共同审讯贼人，共同殉难。强公子逢泰，官至监司代理臬司；次子望泰赐进士，入翰林，改为中书，现在官至同知。公只有一个儿子，长期贫困，同受国恩，却一幸一不幸，不是命运如此吗。公的功烈自然不可掩盖，德行恐怕久而湮没，作诗记录其事，等待采风者收录。

译在强忠烈公遗墨后题跋

林则徐

天下的祸患，爆发得晚则灾祸猛烈，爆发得快则灾祸轻微。在嘉庆癸酉年，贼寇尚未起兵时，局势就像把火种放在柴堆上一样危险。忠烈公捋起袖子一挥，贼寇的形貌便显露出来，贼寇的阴谋便破败了，贼寇的党羽于是不能片刻忍耐，朝廷因此得以惩治贼寇。这是因为忠烈公确实看到安危的算计，其间不容许有一根头发的间隙，于是决然奋起攻击，甚至不惜以全家性命殉难。颜杲卿打开土门以牵制安禄山、史思明，王守仁抵挡蜡丸以迷惑宸濠，他们的功劳前后相当。而在太平无事时，于祸患未显露征兆时，遏制阴谋并冒着承担首祸的指责，开启非常的原则，其所处的境地更加艰难。事情上报给仁宗皇帝，因为功在社稷，褒奖确实符合他对社稷的功劳。丙午年，我林则徐承蒙任命巡抚陕西，忠烈公的次子萼圃司马拿出三张遗墨给我看，我接受并阅读。其中论述李公不阿谀，说赤心人必定不能做委曲求全的事，可以看出他修养的正直。论述李公不屈服，说无愧于明哲保身的道义，可以看出他学问的精深。至于家书中所说的困苦景象，不对外人说，节俭的德行足以规范子弟，劝勉安分守己，告诫倚仗权势，平常涉及古人修身齐家的教导，无不规矩严整，衡量起来完全符合。如果不是浩然之气，积累道义的功效，长期积累有素，那些流露在笔墨之间的，能如此光明透彻吗？我林则徐读公的文章，想象公的为人，并对他的事迹有所感慨。于是写在这篇传记后面，以表达向往的诚意。

给余小坡的信 道光乙巳年二月

姚莹

昨天经过雅州，又得到一夜畅谈，承蒙指教关于出仕或隐居的适宜之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这点愚见，只是不想有所辜负，并不是有所贪恋。曾经想到五伦之中，只有父子、兄弟、夫妇不谈报答施恩，至于君臣、朋友，则有看对方施恩多少来报答的情况。大义是人人相同的，施恩的人有所不同，那么报答的人就更不能不重视。古人一句话成为知己，感激终身，或者用千金报答一顿饭，确实是因为受到的恩惠很深。我常感叹士大夫在天下太平时，争相追求显达，一旦有事，就想着洁身自保，多么浅薄啊！汉代二疏辞官回乡，所谓知足不辱。然而他们说：“现在官做到二千石，官位成名立，这样还不离去，害怕有后悔。”这是他们所认为的知足，不过是官位成名立而已，不也很鄙陋吗？明代儒者薛方山批评他们说：“二疏位为师傅，责任在于辅佐培养太子，却以官位成名立为荣，以后悔为惧，为自己谋划倒是得当了，那我们的君主和太子怎么办呢？”这话不是苛责二疏，君臣的大伦常，不可以因为想洁身自好而扰乱它。难道没有身为贵卿，三次被罢免也不恼怒的人吗？难道没有身为小官，三次被贬黜也不离去的人吗？难道没有身遭放逐，九死也不后悔的人吗？如果二疏是对的，那么这三个人，难道都是错的吗？还是这本来有两种意义，应当各自坚持自己的道理呢？我自入仕以来，三次被贬黜了。前者因为贫穷，想得到微薄俸禄供养双亲，也想有所建树，因为大臣推荐于是接受，知道被任用去台湾，尽力守卫以此来报答。英夷的案件，议和的各位将领都想对镇道官员下手以向夷人谢罪，仰赖皇上仁德明察，供词刚上报，立即从狱中放出，恢复官职让他避开夷人进入四川，这难道是寻常的恩遇吗？所到之处不合心意，那是命运使然，不是皇上的本意，固然不能因此就忘记作为臣子的心意，不必向君父求取知遇，应当自己尽到道义，孤独地坚持志向，倘若终究不能报答，又因为被贬退或衰老生病，我的心也可以问心无愧了。官职有高有低，如同子女有长有幼，子女不因长幼而改变本性，臣子难道因高卑而改变操守吗？前几天当面说的话未尽，所以最终陈述这些。伯言为海秋写的墓志铭，确实好，但似乎没有完全写出海秋。他只是从文章方面论罢了，两人交情浅，应该不了解。我在途中再写一篇传，您觉得怎么样？倘若送到京师，让了解海秋的人看到，很好。这里暂住十天，就出关西行，不再多写。

给朱干臣的信

管同

最近听说阁下晋升为郎中，执法秉公，无所屈服，非常欣慰，非常欣慰。而从道路上听说，有人说您将要担任御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深深为您感到重任在肩。大概古代谏议没有专门的官员，从公卿到平民都可以谏议，后来才专门设置谏官，而百官中敢于言事的人仍然不被禁止。现在百官不再言事，而弹劾谏争的责任全部归于给事中、御史。既然职责专门，那么责任就更重；既然责任更重，就应当认识其大小之分，轻重之序，必定确实关系到治乱安危，确实关乎国家大计和民生。托付的事情举出并陈述，才开始算是尽到官职，而不辜负朝廷任用的心意。至于细举利害，不及大体，虽然后来的台谏习以为常，但恐怕不是贤者所应该做的。阁下刚毅正直，练达世务，在部中已经卓然有本末。那么如果担任台谏，必定大大不同于今人。虽然如此，天下之事不可枚举，说了而不能实行，如同不说；实行了而对天下国家之事无补，如同不实行。阁下处于现在的形势，如果担任台谏，将用什么来言事？我听说，世事的颓败，由于吏治；吏治的败坏，根源于士风；士风的衰微，起因于不知教化

译然而所谓教化，并不是空洞的文字而没有实际内容的。用自身行为来训导他人，这叫做教；用自身行为来引领他人，这叫做化。同乡写了一篇《议俗》，认为当今的风气败坏在于喜好阿谀奉承和贪图利益。想要人们不贪图利益，不如关闭谈论利益的门户；想要人们不喜好阿谀奉承，不如开通直言规劝的道路。天下的事情，难道只有这些吗？但必须先举出这两点，然后人才才能蓬勃兴起，法度才可以逐渐讲求。只是不知道他的话究竟恰当与否？现在寄上，希望您采纳选择。有人说同子的话虽然接近道理，但《议俗》中的说法对君主要求过高，如果听的人拿着你的话而招致祸患，那该怎么办？这种说法，同私下认为是不对的。古代直言进谏而招致祸患的人，都是因为遇到君主不明，而且遭遇不幸。当今天子仁厚宽恕、恭敬节俭，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即使是草野之士未曾亲眼目睹日月的光辉，也不了解圣明的品质，但近来伏读官箴，已经窥见深宫之中励精图治的意图了。而在御史官箴中确实说：“敢于进谏不阿谀，忠诚坚贞常保持。”那么现在寻求言论，比起悬挂鼓槌、设立木铎还要容易。而议论的人只列举细小的利害，不及大体，这是天子想要人们进言，而谏官却沉默不言，反而认为进言恐怕会招致祸患，岂不是诬蔑吗？没有追求利益的念头，没有喜好名声的见解，以极度的真诚为根本，以恳切的态度陈述，以极度的公正持守，以平和的方式表达，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尚且能够听取接受，何况是圣明的君主呢！如果真的担心招致祸患，又不是没有应对的方法。孟子说：“辞去尊位，居于卑位。”又说：“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就离职。”考虑到困难而不担任这个职位是可以的，但担任了这个职位却稍微荒废职责，那就大大不可了。同与阁下交情特别深厚，虽然年龄和德行相差悬殊，但也接近于朋友之间应当互相劝勉向善的关系。因此敢于发表我的狂言，无所忌讳，恳请留意省察。

译李东阳论

李元度

臣子去留，衡量的是道义罢了。道义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去，这是道义。如果身为重臣，接受先帝的临终托付，不幸新君年幼昏庸，被权幸小人迷惑，既然不能像伊尹、霍光那样行事，就应当竭尽全力维持局面，希望君主有一天醒悟，从而慢慢清除毒害。即使事情未必成功，而我不惜在其中委曲支撑，那么我的心血已经用尽，天下也暗中受益，道义上不可以决然离去。如果只是愤愤不平地相继辞职，为自己打算倒是方便了，但国家怎么办？先帝的托付怎么办？从前明孝宗时，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同心协力辅佐朝政，君臣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极盛了。等到皇帝病危，召刘健、李东阳、谢迁到乾清宫，握着刘健的手说：“太子年幼，喜好安逸享乐，先生们应当劝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明的君主。”他的托付也可以说是极重了。不久，武宗即位，逆阉刘瑾扰乱朝政，刘健等人极力劝谏不被听从，韩文率领九卿伏在宫门前力争，皇帝打算驱逐刘瑾尚未决定，刘健在内阁推开案桌哭泣说：“先帝的陵墓泥土还没干，这些人败坏国家到了这种地步，我死后有何面目见先帝！”当时刘健、谢迁声色俱厉，只有李东阳言语稍缓。第二天众臣再次伏在宫门前力争，想要趁机诛杀刘瑾。刘瑾先在皇帝面前哭泣诉说，事情发生大变，刘健等人一并请求退休。刘瑾假传圣旨准许刘健、谢迁回乡，却唯独留下李东阳。李东阳以此为耻，再次上疏请求罢免，不被允许。刘健、谢迁临行时，李东阳设酒饯行流泪，刘健严肃地说：“哭什么？当时多发表一点意见，就一起离去了。”李东阳因此蒙受诟病，有“伴食中书”的诽谤。侍郎罗〇上书劝他退职，甚至请求削除门生名籍。改朝换代后，像王士祯等人仍然诋毁他，我却认为不是这样。武宗被刘瑾迷惑，只是没有识破他的奸诈罢了，一旦觉悟，也会像抛弃狗猪一样抛弃他。四年后，太监张永揭发刘瑾的逆谋，于是刘瑾被车裂于市。刘瑾并不是不可铲除的奸臣，也不像王莽篡汉、武氏篡唐那样，建立自己的朝代，让人一天都无法安居。刘健、李东阳、谢迁都是受顾命的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难道一走了之就能推卸责任吗？刘瑾被诛后，刘健听说武宗游乐无度，就叹息不吃东西说：“我辜负了先帝。”他的叹息，与推案之哭、李东阳的泣饯，道义是一致的。刘健当初，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况且当时韩文、刘大夏、戴珊、马文升、杨一青、刘忠等人都已离职了。如果说李东阳绝对不能留下，那么就要使全国官员空缺，让武宗更加孤立，刘瑾更加为所欲为。倘若刘瑾隐藏的匕首竟然实现逆谋，刘健等人有什么理由向先帝谢罪？史书记载刘瑾凶暴，对李东阳无所不讥讽侮辱，李东阳仍然以礼相待。李东阳暗中转移争夺，保全善良的人，天下暗中受到他的庇护。刘瑾曾经想逮捕刘健、谢迁抄没他们的家，又逮捕刘大夏、杨一清，投入诏狱，都依靠李东阳极力解救。杨一清最终与张永定计诛杀刘瑾，如果没有李东阳，杨一清尚且不能免祸，刘瑾更加拖延被诛杀了。此外，像陈熊、安奎、张彧、崔璘、姚祥、张玮等人，都因为李东阳相救得以免死。等到匿名信出现，刘瑾逮捕朝官三百多人下狱，如果没有李东阳，几乎就要灭绝同类了？宋代青苗法实行，做官的多投书辞职。邵雍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放宽一分，百姓就受一分恩赐。如果相继离去，有什么好处？唉！议论李东阳的人，难道没有思考这个道义吗？考察刘健、谢迁离职后，刘瑾让焦芳、王鏊一同入阁。王鏊虽然持正，不能与刘瑾对抗，只与李东阳在其中弥补，多有补救。世上没有诋毁王鏊的人。谢迁罢相后，过了二十一年，世宗又召他入阁，已经七十九岁了。第二年因病回乡。如果一定以不做官为高尚，那么谢迁多此一举。世上也没有诋毁谢迁的人，却唯独苛责李东阳为什么呢？李东阳如果真的贪恋官位苟且求禄，那么在朝五十年，应当坐享高官厚禄了。却还靠卖文卖书来供给日常，否则就请不起客人准备鱼菜。清节如此，却与恋栈不去的人一同被讥讽，没有比这更不平的了。有人说：“你对狄仁杰曾经著论非议，为什么独独对李东阳宽容？”回答说：“时势道义不同。狄仁杰正值革命之变，道义上不应当侍奉伪朝。李东阳是受顾命的元老，不可以高蹈避世标榜清高。君臣的道义，在天地间无处可逃。况且狄仁杰推荐张柬之，后来张柬之反周复唐，世人全把功劳归于狄仁杰。李东阳救杨一清，后来杨一清定计诛杀逆瑾，却没听说把功劳归于李东阳，反而加以诟病。难道众人的喜好厌恶都不考察吗？所以论人贵在折衷，这是孔子的做法。”

奏称病势日益加重，恳请恩赐假期调理。疏于光绪二年。

署奉天将军崇实

海葛士浚子源辑

吏政一吏论

厚养廉议

冯桂芬

《左氏传》说：“国家的败坏，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宠幸贿赂公开。这说的就是今天吧？”外官从督抚到典史，某职位肥美，每年盈余多少；某职位贫瘠，每年亏赔多少。所谓肥瘠，都属于陋规一类。洋洋自得地习惯于人口，安然不以为怪。突然听到，几乎怀疑官名是市肆的名称。唉！可叹啊。我的朋友无锡王大令恩绶，曾经听一位江苏官员谈论山阳、泰兴的肥瘠。我们苏州有三阳酱园，泰兴有缎肆。大令一向朴实诚恳，误以为

译于是，我住在林文忠公的官署里，这话被林文忠公听到，他也为此拍手称快。大小京官，没有不仰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来维持生计的。其中廉洁的人有所选择地接受，不廉洁的人则用尽各种手段去搜刮，通过结拜师生、兄弟来索取。大体上，高官中廉洁的，收入仅够维持生计；不廉洁的，则绰绰有余。小官则都不够花费。不够花费就借债，借十两利息三年翻三倍，儿子又为母亲借十年。外债已经高达数万，债主紧随其后不肯离去。还指望他们洁身自好、清廉自律吗？候补官员也是如此。候补官员在吏部，尤其没有意义，一概让他们在籍候补。这对吏治没有丝毫损害。那么，并非他们本性贪婪，而是国家逼迫他们，使他们不得不贪。然而朝廷还设立那些空洞无用的律例，凡是俸禄之外，稍有索取，都按枉法贪赃论处，用综核名实的法治来治理他们。结果吏治部门变得空虚无实。朝廷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知道却故意放纵呢？王道不外乎人情，士人从田间来，贫寒之士居多。即使是一命之微的小官，没有不需要供养父母、赡养妻儿的，也没有不需要宫室车马、衣裘仆从的，还需要周济亲戚故旧。官位越大，花费越多。外官体统较为尊贵，加上延请幕友、吏役的费用，比京官高出数倍。大概京官中的翰林、部曹每年需要千金，依次增加至一品，应当需要万金。外官的养廉银数额较厚，知府知县是本数的几十倍，县丞县尉以上是四五倍，至于总督巡抚是二三倍，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数目。只有按照这个数目供给他们，如果还有人歪曲法律营私舞弊，触犯宪典的，这才是真正的贪官。这时才可以设立严厉的禁令：京官向外官索取一文钱，上司向属员索取一文钱，官员向所管辖的人索取一文钱，杀无赦。这样之后，吏治才可以谈论。有人说：“数目难道不是太多了吗？”回答说：“这是圣人的制度。”《周礼·司禄》的原文已经散佚，无法考证。《王制》《孟子》还保留其大概。根据《礼记》疏称：“大国卿的俸禄供养二百八十八人”，计算下来，大国君的俸禄供养一千八百八十人，相当于三万二千亩的收入；次国君的俸禄供养二千四百六十人，相当于二万四千亩的收入；小国君的俸禄供养一千四百四十人，相当于一万六千亩的收入。现在的州县，相当于古代的小侯，小侯的俸禄，大概不止万金，哪里会有盈余呢？汉代制度，太守号称二千石，实际享用一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际享用一千石。《王制》中天子的大夫相当于子男，《孟子》中元士相当于子男。这是古代制度京官的俸禄重于外官，汉代制度则轻于外官，比起三代已经减少了。唐代开始微薄后来丰厚，宋代给发实钱，详见《山堂考索》。陆游诗：“年清百万钱”，注释说祠禄每年计算一千缗，当时陆游以秘书监奉祠，秩三品，可见宋代俸禄不薄。元朝初期不制定俸禄，世祖时定太师俸禄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禄二百贯，以下有差别。俸禄微薄没有比元朝更甚的。明朝初期四品以上俸禄钞三百贯，后来又定正一品米八十七石，以下有差别。本朝沿袭明朝制度并加以增益，废除折米折钞的项目。雍正二年，耗羡归公，增加养廉银。乾隆二年，增加京官恩俸，法度良善用意美好，超越元明，为什么不恢复三代的旧制呢？有人说：“费用难道不会支撑不住吗？”回答说：“另外商议裁减冗员，人数已经减少，停止漕运，减少河工，所节省的千百万，已经不担心不足。况且吏治既已肃清，各种弊端都消除，中饱私囊一旦除去，积欠自然减少，几年之后所得，必定超过所费。”又《文献通考·俸禄》下有志田这一项，历代都有。《宋史·职官志》各路职官都有职田，是用来养廉的，这就是养廉之名的起源。《日知录》称明朝初期尚存，现在商议厚给养廉银，商议筹恢复职田，县若干亩，绅士征收其租，供给本州县养廉，其次是上司，其次是本籍，京官也是古代采地的遗意。

译许自陈议

冯桂芬

人们知道别人，不如自己了解自己明白。周任说：“能施展能力就担任职位，不能胜任的就应停止。”孔子称赞他。《左传》认为让官员自行选择职务是不对的，后世动不动就用私意揣度别人，于是就不允许官员自己选择官职，这不符合三代圣人开诚布公的道理。让官员自行选择职务固然不可取，但任用违背其才能的人也不可取。任用违背其才能的人，还不如让官员自行选择职务。京官请求外放，自古就有，但法令中没有规定。只有进士出身的主事、中书允许改回原班选拔知县，这又是为什么呢？外官自愿调入京城补缺，是自己知道不适合在外任职罢了。其中没有别的原因，而法令中也没有规定。至于开先例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又怎么说呢？我私下认为，在进士引见之前，愿意担任京职的应当听任他们陈述明白，而删去改回原班选拔的条例。至于难进易退，君子赞赏这种行为，一概认为是厌恶劳苦喜好安逸，忘记了献身国家的道义，不也太过分了吗？没有病却称病，古人也有，不认为是欺骗。即使承平日久，历数十年，一旦有事，称病离去，对那个人来说是辜负国家；但从国家来说，这类怯懦无能的人，正应当排斥驱逐，让他们避开贤者的道路，何必束缚驱策，坐视他们困顿失败呢？让他们戴冠带闲居，不再录用，就足够了。法令过重，还恐怕他们留恋官位误公。不允许辞职的，只有烟瘴之地及一切苦差。烟瘴之地应当用近年年轻力壮的人，五十岁由他人接替；苦差应当分两种：如果是体力上的辛苦，应当专门挑选年轻力壮的人；如果是匮乏上的辛苦，国家应当供给他们，使他们不感到辛苦，这也是仁至义尽的道理。

州县养廉摊扣太多，请酌量变通的疏附片。

贺长龄

我恭敬地阅读了钦奉的上谕：直省各州县经管各仓库，责令该管上司层层稽核。如果实心查察，遇到实情就参劾，属官各自知道畏惧，怎么会任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呢？钦此，仰见训言明确切要，洞察弊端的根源，臣怎敢不实力奉行，以期彻底洗刷积习。追溯近年以来，参办亏空已不下百余起。各位州县官难道不知道警戒，全不爱惜功名吗？然而臣终究不敢自信此后就没有亏空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导致亏空的一半是由于摊派捐输，而东省的摊派捐输又比其他省为重。查东省州县一向被称为贫瘠艰苦，所得养廉银本来就不够用，加上例不准销的各项费用，常年摊扣办公，更加显得困顿。又有账目不符核减老民赏赉及曹工三成、军事需要二成，已蒙恩豁免。六年六月以前未摊的养廉银，尚须补扣；而上年盘查案中的无着亏缺及悬抵各款，以及垫解、垫完钱漕等项，又须在当年起接扣二成养廉银归补。计算州县所得养廉银，即使全部坐扣，尚多不够用。而各位州县官办公有费用，赡养家庭应酬乡里亲朋，又有费用供给过往差使，又有费用，不知各位州县官如何筹措。盘查亏空都不是现任官员的事，把从前悬缺的款项摊派给事后无关的人，衡量事理本来就不公平。在定议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只是国库款项不便无着罢了。臣则认为摊扣太多，不但对国计没有补益，而且对吏治民生大有妨碍。因为州县只有这些钱财，补于此的必定亏于彼，这不过是教他们挪新掩旧罢了。其实旧亏未补，新亏已增，对国计仍然无益。就在嘉庆八年东省清查无着亏缺，是按缺分大小派提节省弥补。计算自嘉庆八年起至九年止，共提解到司库银一百十余万两。等到后来旧亏尚未补清，而十九年盘查及专门参劾的新亏，又积累到六百余万两之多，这是明显的证据。然而仅仅挪新掩旧，而不敢在分外取财，还是州县中淳朴谨慎的人。更怕公事正急，费用无处出，不肖的州县于是就在钱漕上取盈了，而且在词讼中索贿了。钱漕浮收则民力疲惫，词讼失平则民气郁结，其对治道的危害，实在不小，还能对国计有什么裨益呢？当此法令森严，各位州县官岂敢以身试法？臣更怎敢姑息宽容？然而私下担心执法从事，而犯法者仍然不能止住。为什么呢？州县按规定应得的款项，为数不多，其余不是侵吞公帑，就是剥削民膏，其势固然不能逃脱法律之外，而各位州县官如果为了缓解目前的急迫，也就顾不上而甘愿蹈险了。臣所说的不但对国计无益，而且对吏治民生大有妨碍，就是这个原因。臣的愚见，私下认为凡事应当核实其实，与其名为补苴而实则暗损，不如缓补旧欠而力杜新亏呢？凡事应当务其根本，与其操之过急，使州县惟利是图，吏治败坏而民生也败坏，不如宽大为怀，使州县不敢虐待百姓？百姓富足则国用自然富足。臣与现署藩司钟祥通盘筹划，除常年捐款由臣酌量删减，并将最苦的州县免摊外，尚有军事需要二成仍应补扣，曹工三成尚未摊完。若再加以盘查案中的二成，一时并摊则数目过多，州县实力有未逮。可否恳请皇上格外天恩，俯准将盘查案中的二成缓俟曹工三成摊竣后再行陆续接续摊派，其次

译暂且归还以补足亏空。如果蒙您恩准，那么期限可以稍作宽缓，国库银两依然有着落，公务办理不至于窘迫，州县官员都能从容应对。既然不能借口挪用，更不敢毫无缘由地横征暴敛，从此认真讲求治理，禁止侵吞亏空，百姓得以安宁，仓库逐渐充裕。倘若仍有贪婪低劣的官员，胆敢肆意造成亏空，那就立即依法严厉制裁，也足以使其心服口服。像这样酌情变通，不仅对国家财政没有损害，实际上对吏治和民生大有裨益。

译再往东，省内的州县官员的养廉银，因为需要分摊扣除各项捐款，并拨还省库历年垫付的款项，经前任巡抚奏请批准，提取解送至省库，以便分摊支出和扣除拨付。只是查得常年捐款，是按上、中、下三等官缺分别摊派的，其中下等缺的州县向来不分摊，即使偶尔有酌情摊派的款项，臣也已全部删去。所有提取解送的养廉银，现在都没有款项可以扣除拨付，仍然必须命令他们具文领取。这不仅增加了领取解送的麻烦，而且这些州县官缺本来清苦，未能随时支取养廉银来办公，确实资金短缺。臣与现任代理布政使钟祥仔细商议，除了上、中两等缺的州县摊派捐款较多，仍将养廉银提取解送至省库随时扣除拨付外，所有下等缺中最清苦的宁海、福山、海阳、寿张、昌乐、高密、临淄、嘉祥、定陶、鱼台、临沂、文登、巨野、蒙阴、海丰、新泰、招远等十九个州县解送至省库的养廉银，现在没有借款垫付和扣除拨付，应请求仍归各该州县自行坐支。至于曹河工程三成及盘查二成的款项，并恳请皇上格外施恩，俯念这些州县官缺分太清苦，办公实在不够用，一并免除其摊派扣除，以显示体恤的圣恩。免除摊派的地方不过十余个州县，数额甚微，而这些州县作为积累亏空的地区得到这样的调剂，则受益实多，更应当激发良知，加倍感激振奋，对治理之道所裨益的不少了。

条陈东路情形

胡林翼

恭敬禀告：下游的情形危险至极，暂且就我愚陋所知而言，已不下十数件事。麻阳的船户，辰州、沅州的水手，都强悍有力；镇远以上的驿路夫役，也游荡不羁。两三个月来，客商止步不前，无所得食，人心惶惶，几乎无法支撑。用官俸养活百姓，不如让百姓自养；做盗贼而死，忍饥而死，都是死罢了。犯法可以拖延死期，忍饥则将立即毙命，这是可虑的第一点。各府各厅的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户，连年被盗劫，积蓄一空。做良民则既怕盗贼又怕官府差役，做盗贼则一无所畏，这将迫使他们成为盗贼，这是可虑的第二点。良民终日采集芒草为食，四季不能得一粒粟米入口。耕种所得，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借谷一石，一个月内要还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也是如此，甚至一酒一肉，积累多了，抵得上田产数十百金，心里怨恨却不敢说。那些狡猾的人则因怨恨积累，引盗贼来报复，而汉奸始终不自知，反而在盗贼劫掠中失去财物，却在盘剥中索取补偿，这是可虑的第三点。苗民的财产尽入汉奸之手，而差徭采买，仍出自原户。当秋冬催逼之时，有自掘祖坟取银饰者，令人痛心疾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各厅并无钱粮盈余，专恃差徭采买的一切陋规，作为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益枯竭，官事日益增多，即使如数收纳，尚且叫苦连天，怎能禁止而强人所难？况且力役粟米的征收，一概停止，则苗民脱离教化之外，不知道有上下之分，这是禁止固然困难，将放纵而任其多取吗？则穷愁怨叹，苗民日益困窘，将更法而归于受田的汉民吗？则差徭采买有已成之俗例，而不是赋役的正供，苗寨本无钱粮，汉民岂肯接受？告发纷纷，上下其手，这是可虑的第四点。官府从苗民处收取十分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从苗民处收取十分之七，取良民之精血，以供其安逸享乐之资。台拱、丹江、古州、八塞、清平，其弊端尤深，这是可虑的第五点。汉奸恐吓苗民，无所不至。就像上年十月，传言某人带兵，见黑便杀，虽然大张告示，开诚布公，那些造言恐吓的人，就是平日盘剥的人，就是日后倡乱的人，想借此满足私欲，人心思乱，无理可喻，这是可虑的第六点。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使千人为营，而贼可破，凡有血气的，莫不痛心。屯军九千余名，布置在各堡，本极周密，然而虚籍徒存，实政无补，数十年的积弊，不能一旦挽回。今日吃屯田的人，半是刁生劣监，一旦绳之以法，就捏造黑白，勾煽愚苗，祸患且更迅速。操之太急，是错峭直的弊端；委心任运，是胡广中庸的讥讽。这是可虑的第七点。邪教的兴起，随地皆是，根柢既深，萌芽已露。只有大臣持正而不阿谀，小臣奉公而洁身自好，则无隙可乘，尚可不立即举发。黔中近年，大宪兢兢业业，考察官吏颇严，然而在上有震动恪恭之心，在下有得过且过之意，未经历患难，不知恐惧，公文所到，看一眼就忘了。这是可虑的第八点。天下治乱的关键，不外义利二字。人心嗜利则乱，人心好义则治。近年嗜利之人，岂只是官员吗？凡在官之人皆如此，即在野之人亦然。用人而不得其所养，即使尧禹的忧勤，也不能治理天下。那么养人而耗财多处，已乱将乱之时，赏不得不重，罚不得不轻，所以耗财尤多，度支已竭，

译对着屋顶空自叹息。这是第九件令人忧虑的事。祸患积累于内部，局势处于危急之中，却不得不依赖成案，遵循旧例，绛侯在文书背后乞求怜悯，魏尚被刀笔吏所屈辱，古今同感，必定导致决裂而无法收拾。旧例成案毫无用处，而后纲目宽疏则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这是第十件令人忧虑的事。

译勤王事者，食于官；举义旗者،食于民。舍穑事而割正夏،汤是也。孰敢不箪食壼浆，以迎将军？诸葛之言是也。南阳太守，稽留义师，斩一守而人皆奉命，孙坚是也。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财；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财。明怀宗之劝諭而不助军饷，李自成之脑箍，而尽数以献，叔季人心，大抵类此。粤逆入鄂，括取民财，计踰千万。设官为董劝，则十万亦难不致。此时不知悔惧，人心又大抵类此。

黔中官兵，仰给于藩库；藩库又仰给于邻省转运，则有所不能。抑勒则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势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可虑十一也兼弱攻昧，取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范谓为极。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杰之人，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世庙募武力绝伦之人，令史相国统驻防，岂为驻防哉？所以消天下英杰而不觉耳。姚启圣督浙闽署中岁费以百万计，不数年，而海澄公、施侯归于麾下。今欲镇压边陲，必须日日练兵。贵东一路，幅员至大，非挑练精兵八百，分防分捕，且战且守，不足以摄奸萌而资防范。一年之费，又将安出？可虑十二也黔饷设令不继，则兵民俱困，祸不旋踵，将任其自乱而已乎？抑将养壮士而去老弱？核名实而察空旷，非常之原，黎民所惧行之不善，是明末裁驿卒之事；行之而善，是商�变法之事。成者为怨府，败则为祸阶。可虑十三也保甲团练，实救时之善政。委员之办事，其时甚暂，恐民不信其势相隔，恐民不亲，则非牧守不为功矣。然而奉虚文者无实意；察小害者忘大利。大宪之董戒，不啻舌秃而唇焦；各属之奉行，唯有禀覆与告示。可虑十四也大江东去，望风瓦解，刺背奸细，反来黔地，即是逃匿之余，亦恐构煽之祸。可虑十五也以上十五事，姑即东路而言之。然言易行难，病多药少，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空言说剿，所能补救。约而言之，则亦不外练兵、求材、察吏、筹饷四事而已。已乱易治也，未乱易治也；而将乱难治。林翼之愚陋，即殚精竭力，亦无补于万一。一人之力几何？一人之才识又几何？如石填海如蚊负山，固自知其不堪矣。

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

胡林翼

查湖北军务不饬，已历五年无论贼匪之多寡强弱，而闻警先惊、接仗即溃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耻。推求其故则以将领不得其人，纪纲不立，而是非不明。深思纪纲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则误于“使贪使诈”之说。不知己，则先为贪诈所使；而曰“吾能使贪使诈”，岂不谬哉？本省既无得力兵将，而川、楚、河南勇目，之黠桀者，纠合无赖随营投效，以一报百，以百报干，冒领口粮，交绥即溃所投不合，又顾之他。国家帑项，至为艰难，而徒以供无赖之欲�。以此杀贼，犹北辙南辕，势必不可。至遣散不得其法，则相聚为盗耳。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将有不可�议者矣。

古之治兵者，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并不择将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领，结网者�其纲，是棼之也将自�矣。督臣官文，上年受事以来，收�兵勇，力加整顿，得力尤在马�之忠勇，能使三军之士，风气为之一变。查有前任湖南�司降补知府魁联，久任宝�、衡州、岳州等处，捐�私�，养士募勇，已历十年其志趣公忠，�非庸俗可及。经督臣官文，派充总理营务，伉直明�，知无不言，�剔弊端，独任劳怨，实为湖北军�必不可少之员。目下力疾从公，�难以职守。惟马�及各营之精�，必应迅速进取。而湖北本省�少，勇多��，不治不�，自�后患方大，急应裁�浮�，简�精�。可否�下魁联，帮办湖北南北两岸水陆营务事宜，�成一例简�？该员曾任三品大员，应否�给三品�衔，以重事�之处，伏候圣裁，非臣所敢�请。至湖北绿营兵丁，怯懦若�，正�虚浮，军�营��然无存，而其虚�钱粮如�也。

译督办杨载福才识严明，如果给他两年的时间，必定能够整顿好水师。只是东征军情紧急，水师不能没有专门委任的官员，容臣再仔细思考、访查举荐，另行上奏。这是兵事急需整顿的关键所在。武汉地势壮阔，自古就是用兵之地。荆襄是南北的关键，而武汉又是荆襄的咽喉。武汉一旦有警讯，周边疆域就会震惊，南方各服道路均被阻断，朝廷将失去控制之术。根本既然动摇，四年之中，武昌三次陷落，汉阳四次陷落。国家财政因此虚耗，百姓生活因此凋敝。东南几省受害之烈，也只有武汉最为严重了。从前周王室征讨淮夷，军队从江汉出发；晋代平定东吴，长久谋划荆襄。王浚建造战船，顺江而下；陶侃的功勋，在于镇守武昌。宋代岳飞、李纲的谋划，都将岳州、鄂州视为高屋建瓴之势，控制长江，唯独鄂州最为重要。这确实是东南的一大都会啊。

译善于作战的人必定扼住敌人的咽喉，善于用兵的人必定审察战场的形势。如今在武汉设立重镇，那么水陆两路东征的军队就依靠武汉作为根本大营，占据险要地势，士兵没有后顾之忧，军火粮草的运输补给不断，伤病员得以休养安置。因此，平定东吴的策略，必定要先保住鄂州（武汉）。要保住鄂州不丢失，必须先巩固汉阳。汉阳是长江和汉水的总汇之处，武昌仅仅是南岸的一个府，而汉阳却可以通达八个府。臣查考历年湖北失守的原因，都在于汉阳，并不设防，江面上没有一支水师，下游稍有挫折，贼军便长驱直入，我们束手待毙，无可奈何。前车之鉴，教训不远。应当请求在武汉设置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这一万多人日夜训练，平时就有不采野菜充饥的威严，临战时有折冲千里的气势。本地的乱民，随时征讨，固然可以消除隐患，况且东征的军队孤军深入剿敌，善战者必定受伤，久役者必定疲惫，伤病人员留在军中，不仅耽误战事，也浪费军饷。如果用武汉的防兵轮流替换，弥补他们的空缺，那么士气常新，军队行动必定顺利。至于水师作为利器，声势浩大，半年不修理的小船，也没有一年不修理的大船，轮流作战，以武汉为归宿，那么我军常处于安全之地而不处于危险之地。有人怀疑武汉两城，官署民宅十不存一，城墙周长二十里，防守困难。臣愚以为并非如此，穿着破旧衣服开辟山林，卫文公建立都城，训导农业通商，在于实行节俭，训导勤劳罢了。如果这里不能防守，离开去别处，有什么好处？这是武汉应当紧急设防练兵的关键。湖北追随贼军的坏人，以兴国、崇阳、通城、通山、大理、广济、黄梅为最多。臣在任按察使时，从岳州驻扎崇阳一个月，用保甲法，勒令首户捆绑斩杀三千人，没等事情做完就驰往九江了。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到现在不治理，终究必定作乱。治理的方法，兵勇搜捕，不仅徒增骚扰危害，而且事情久了没有成效。只有保甲清查户族，捆绑献出分别斩杀释放的方法。然而地方官不得其人，那么法令不能实行，祸害更加严重。那些已被贼军骚扰的三十多个州县，官吏懒惰百姓骄横；那些未被贼军骚扰的三十多个州县，官员仇视百姓而百姓也仇视官员。官吏治理不修明，是兵祸兴起的原因；士气不振，是民心变化的原因。官吏的举动，是士民所趋向的；绅士的举动，又是愚民所趋向的。没有不培养士人而能安抚百姓的，也没有不考察官吏而能安定百姓的。臣担心湖北的百姓揭竿而起的，不一定等到粤匪再来，而将要盗弄潢池（发动叛乱）了。就像五年大丰收，州县却报告灾荒，经过臣驳斥在案；六年大饥荒，州县反而不报告灾荒，又经过臣多次驳斥在案。把丰收当作歉收，是损害国家财政；把歉收当作丰收，是危害百姓生活，而最终必定损害国家财政。又查考积年以来，每逢歉收年份，官吏私自征收，而皇帝恩旨减免缓征的，实惠不及于百姓，就有所谓挖征的名目，又有所谓急公的名目，无一不是损害国家危害百姓，满足差役的欲望，而充实官吏的私囊，实在令人发指。凡是下级与上级交接的事，推给幕友而官员不过问；凡是官员与百姓交接的事，推给门丁而官员不过问。词讼案牍，弊病在于积压；盗贼奸宄，弊病在于因循。州县所谓的小事，就是百姓的大事；今日所谓的小贼，就是异日的大贼。厝火积薪，更加切近隐忧。又如军饷浩繁，不得不取给于捐输、牙帖、厘金，来资助小补。报捐则有踩堂贽见的费用，牙帖则有勒索的费用，厘金则有私设的费用。他们上缴给公家的少，他们从百姓那里索取的多。臣受事以来，多次特别弹劾，都蒙恩旨批准。在国家自有刑章，在臣也甘愿成为怨府。只是深思利弊的根源，弹劾贪官不难，而寻求人才难。前者弹劾去职，后者沿袭旧事，而巧妙避开其名，那么弊病将有不可胜言的了。况且贼军骚扰的地方，官缺久悬，观望不前，所在皆是。臣以为，必须严禁官场应酬陋习，官吏开始崇尚敦朴，屏退浮华，实行几年，或许可以改观。人情固然想要自便其私，上级无所求，那么下级可以自赡。要求廉洁而无借口，风尚必定先趋于正大。官员所好就是官吏所瞻仰，不烦董戒而自变。目前情形，州县尚悬缺待人，可否敕令下部臣暂勿拘泥臣的文法赀格，地方吏治是臣的专责，容臣次第清理，分别委署。如果真的试验有效，才具出众，即行奏请试署以期实济而利民生。这是吏治急应整饬的关键。以上三事，是湖北的先务，其余应办事宜，容臣随时奏请。圣训刻下，武汉刚刚收复，有人以为已经治理已经安定了。而臣的忧虑正大。如果以为已经治理已经安定，那么此前已经收复两次了。江西腹地七府尚沦于贼，与四年仅失九江的情形迥异。江西的腹地均与武汉唇齿相依，旁轶横出

译庆为足虑也。未收复之先，事势极为艰难，而文武官员尚存畏惧之心；收复之后，布置尚且容易，却唯独担心文武官员均滋生放纵妄为之心，且外省粉饰太平的习气长久存在。圣上明察秋毫，我不揣冒昧，直接向圣主直言陈述。是否可以敕令朝廷大臣核查商议，批准施行？

译回复张石卿中丞亮基

胡林翼

听说某位统帅的左右亲随，没有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一个有谋略的人，他们喧哗嘈杂、议论纷纷，全是贵族子弟中习染的坏风气，这确实不能和他们争夺权力。从乌都护、江岷樵的言论不被采纳，反而把过错推给钟泉，就可以知道他无能了。不如暂时隐藏锋芒，等待他自取败亡，以败局来推算，应当就是现在了。我私下认为，阅历深厚的人，没有比得上仲绅的。某位统帅一天不离开广西，仲绅就一天不参与广西的事务。用古人忠义的极致标准来衡量，固然有些不合适，但委曲求全，保全自身也就是保全国家。如果操纵得当，指挥镇定，能像胡梅林驾驭赵文华那样，也是行军作战的高明算计。至于坚壁清野，不用士人和百姓就不能成事。士人和百姓中难道没有欺骗我们的人吗？难道没有败坏事情的人吗？然而士兵将领中狡猾的人占十分之九，士人和百姓中淳朴的人占十分之六。近年官场风气颇为杂乱，地方官既缺少真正的人才，佐杂官员尤其多是平庸狂妄之辈，他们的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人和百姓本性未失，可以用忠义来激励他们。湖南的官员与百姓结仇，湖南的百姓与官员结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憎恨上级而不肯救助的情况。只有勤于接见下属，决断壅塞蔽障，看待百姓如同看待官员，看待官员如同看待百姓，不论人数多少、职位大小，推心置腹地交往，咨询他们谋略来观察他们的见识，告知他们事务来观察他们的勇气，面对他们利益来观察他们的廉洁，委托他们任务来观察他们的诚信。了解人、任用人的道理，不外乎这些。近日人心猜忌，各种情况也难以穷尽探究其趋向，只有极致的诚信，可以挽救欺诈的困境。欺骗一件事不能欺骗所有事，欺骗一时不能欺骗所有时候，不可不防备他们的欺骗，也不可因为被欺骗而灰心。所做的事情，就是所谓坚守正道足以成事。赏罚自然在于督促勉励，顺应时势以大权驾驭，还担心什么不能成功？没有注重保甲团练、坚壁清野而没有成效的。从前卢忠烈公督兵在大名、郧阳，他的得力之处在于坚壁清野，他的制胜之处在于亲兵能够杀敌立功。傅重庵用碉堡制服苗民，而训练壮丁一千五百人，趁机进行剿杀，军威才得以振作。钧示招练，如何能让人相信？时日已经紧迫，训练难道一下子就能完成？确实值得深思。我私下认为襄毅治理广东，而陶鲁参军所率领的三百人，都是顺应时势招募的，而且所向披靡，边战边练边守。训练一天就得到一天的力量，训练一人就得到一人的力量。价值百金的士人，价值千金的士人，确实难得。然而三年的陈艾，也在于积蓄罢了。至于训练勇丁不可依赖，关键在于驾驭的方法。如何统领他们？就看这些人如何罢了。国威长久不振，人心思乱，不是从今日开始，也不是到今日结束。除了天天练兵，人人讲武，没有其他补救的办法。这与专门谈论守御的人，实际上是互相配合而共同成功的。至于间谍是行军的关键，但这件事最难，因为安乐日子久了，没有能忍受劳苦、壮胆智的人，甘愿赴汤蹈火的更不可得。来信说我们军队一举一动，贼寇必定知道，这是保甲不实、稽查不力的缘故。贼寇的举动，我们不能知道，这是没有得到间谍的缘故。寻找这样的人，谈何容易？陈平厌恶粗劣的草具，交给大量金钱而不怀疑；野利枣龟杖，直到濒临死亡也不后悔。他们用人的妙处，用智的巧妙，实在值得玩味。我私下认为谋划于野则有所收获，积累诚意可以通达，虽然不是一两个月所能突然办到的，但也没有寻求而得不到的。

直隶清讼事宜十条

曾国藩

第一条 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

凡是公事拖延的普遍弊病有两种，叫作“支”，叫作“展”。“支”，就是推诿给他人，比如院衙吩咐司衙，司衙吩咐府衙，府衙吩咐县衙之类，一经转达，就算办完，只求公文发出，不求事情了结，就是这种。“展”，就是拖延时日，比如上个月拖延到下个月，春季拖延到夏季，越拖延就越松懈，担迟到的责任不担出错的责任，就是这种。各省都难免这种习气，而直隶似乎更严重。藩司照转督院公文，有几个月未转达的；总局奉命核议的案件，有一年都不议详的；上控的案件，吩咐府衙先查大概，往往经年不报告；吩咐县衙录案详复，也有的经年不复。催提钱粮，就说另发文批解；催提人证，就说传到即解。拖延过几次，上司也就置之不问，上下互相包容，疲沓玩忽已经非常严重。以前还有军务可以推诿，本部堂在肃清之后，不得不力挽积习，为各位君子舍旧图新，以公事的勤惰来考察同僚的贤否。除寻常文牍外，如催解银子、解送犯人等类，都必须酌定限期，分别记录功过。那四种月报的四柱册，限期送省，悬挂榜文于官厅；至于吩咐道府先查大概的事，吩咐州县录案详复的件，也将限期悬挂牌示于官厅，违者记过。小过积累到六次，大过积累到三次者，撤职以示惩戒。司道有积压的公文，本部堂必定当面诘责；督署有稽延的文书，也希望僚友立即进言规劝。通省上下都以勤字为本，自然有一种旭日初升的气象，虽然不专为狱讼，但清讼之道，必定从此开始。

第二条 保定府发审局宜首先整顿

保定发审局虽然是首府的专司，但实在是总督衙门的分局。凡是京

译对于京控、省控、奏交、咨交等各类案件，总督独自把握纲领，而布政使、按察使与首府分别承担具体责任。如果不能详细审慎且迅速结案，那么积压的案件就会日益增多，弊端便会层出不穷。听说京控案件发交至局后，委员前往提拿人证，偶尔有收受钱财而放走犯人的弊病；若是行贿受托，便以患病外出等借口捏造禀报来搪塞，这是第一种弊端。案件证据提到省城后，分别进行保押，听候审讯办理。有发交清苑县取保的，县衙差役任意敲诈勒索；有发交辕门取保的，府衙差役与门丁任意勒索；有取保店保的，店主囤积居奇、勒掯刁难，挑拣肥羊而噬，这是第二种弊端。每次过堂时，必有差役负责带领案件证据，而负责带领的差役往往五天更换一次，每更换一次差役，就要讲价一次，贪求无厌，这是第三种弊端。这三种弊端，全靠首府认真防范，督院及按察使随时稽查。提拿犯人时，要剔除闲杂人员，专门提拿重要证人，越少越好。行文饬令地方官依限解送，不得轻率派委员前往取保，则再三访察，严禁敲诈勒索。带领人证时，一案只派一名差役，始终不准更换。我们稍微尽一分心力，诉讼者就能少受一分痛苦。等到发交局员审讯时，每案只派一人主审，一人辅助。凡是京控大案初到时，正副二员将卷宗仔细看过堂一两次，找出端倪，开列一节略，末尾即稍作判断曲直，五日之内，按察使带领首府及正副承审官上院，本总督与他们商议一番，称为“议狱”。那些应由布政使主稿的案件，则由两司带领首府及局员上院议狱。议定后再行审讯，紧要的工夫全在议狱这一次以及初讯的一两次过堂，而案件的是非就已经明白了。在过堂之前，不妨详细审慎地访察；既已过堂，就必须追求迅速结案，越快则真情越容易显露，越久则虚假的情态越多。那些已经拖延滞后的案件，尤其要设法催办，上司用严厉的文牒催促，首府用委婉的话语催促，局员用仁爱之心自我催促。另外设立限期，分别记录功过。审讯结案之后，取保的饬令迅速回家，管押的立即释放，即使是监禁的也时常加以检点，唯恐他们瘦死。首府的滞狱一旦清理，全省的风俗立刻改变。造福还是造孽，只在我们寸心的一念之间罢了。

译第三条：州县官员必须亲自处理六件事，不能全信幕友和书吏。

州县长官自古以来就是重要官员，百姓把性命托付给他们，如果不是才能和品德都优秀，很难说称职。然而天下哪里能有很多像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那样的好官聚集在一地呢？我们与人相处要心存善意，标准不能定得太高，只要求中等才能的人能够努力做到的，如果能把“勤”字作为根本，事事必须亲自处理，就可以成为第一等的循吏。直隶地区怠慢玩忽的风气沿袭已久，每逢三、八日受理诉讼的日期，有时委托典史接收诉状，有时由承发房把呈词送交门丁，门丁积压几天后送交幕友，幕友拟好批语挂榜，而本官还不知道呈词中告的是什么事。等到判阅稿票时，任凭丁书主政，按照呈词内的姓名全部差传，不敢删减一名，甚至经年累月未曾坐堂讯问双方，导致百姓破家荡产，想平息诉讼而不能，这就是小民所以困穷、案件所以堆积的原因。现在与各位约定，有六件事应当亲自处理：受理诉讼的日期，必须亲自接收诉状；能判决的立即断结，不能判决的交给幕友拟批，必须亲自仔细核对，分别批准或驳回；批准受理的差票传人，必须亲自删减；命案盗案以初起供招为重，必须亲自勘验，越快越好；承审限期，哪日解勘，哪日详结，必须亲自计算；监禁管押的犯人，经常前往查看，每日在头门出示牌示，每月造册上报上司，必须亲自管理。这六项都能亲自处理，那么审理诉讼失当的情况就少了。如果怠惰偷安，不肯亲自处理的，记过以示惩戒；如果识字太少，不能亲自处理的，严加参劾不饶恕。

第四条：禁止滥传滥押，头门悬挂牌示告知众人。

凡是小民初次涉讼时，原告被告彼此忿争，任意混写，其中多人妄自攀扯的居多，而且有差役勾结牵连入呈词内的。票上传唤的人越多，书差索取的费用就越厉害，名叫“叫点”。所谓堂上一点朱，民间万点血。此后自理词讼，只准一个原告一个被告，一个干证或证至二三人止，不准多传。传唤到人证，除非是命盗大案，不准轻易管押，只允许当堂取保等候讯问。万不得已而羁押，则须随时亲自到班馆查访，有无凌虐私押等弊端。仍制造大粉牌一面，悬挂在头门之外，将在押人的姓名逐一开列，并注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写在牌上，使众人周知。倘若书差舞弊私押，准许家属喊禀严究。本部堂常常派人密查，如果有并未悬牌，或牌上人数与在押人数不符，与月报人数不符的，记过重惩。

第五条：禁止书差索费。

凡是一纸诉词到案，如果有交涉富民及巨商的，则差役勾串门丁，买此案的差票；又或丁书纳贿，在原差名字后签黏于票尾，蒙蔽官员标判；又或家丁求情，本官指名签差。这种弊端，无处没有。又或原差串通，告状的人等到该差值日才来喊控，作为朋比讹索的余地，这就是江南所谓的“坐差”。差役持票到门，引类呼朋，喧哗追逐，妇女出避，鸡犬不安。本家的搜索既空，亲族或因而受累。等到审讯时，有坐堂的费用；将要结案时，有了衙门的费用。两造议和的，又有和息呈词的费用。一字到官，百端需索，百姓遭受创伤，怎么承受得起！从今以后，各属应当除去以上积弊，凡签差都选择谨慎老实的人，分路酌情派遣，不准丁书签黏指请。一切规费，酌情核减。看待百姓家有差役骚扰，如同我家有差役未退；看待百姓家有诉讼纠缠，如同我家有诉讼未结。官员设身处地，那么民间受福无穷。这在良善的官员内心自我警戒修养，我不能一一预先设定记过的标准，然而访察得实，也必随时严惩。

第六条：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

直隶向来章程，州县按月呈报上司的大约有五种：一是新旧各案已结未结开折呈报，二是监禁的犯人开折呈报，三是管押的犯人开折呈报，四是监管病毙者具禀呈报，五是窃贼未获者具禀呈报。每月报告这五件事，立法可谓非常严密完善。然而近来不报告的县很多，呈报的县很少，即使偶尔报告一个月，又断断续续几个月，以致无法稽查。现在想要清理狱讼，必须将这四种章程认真执行。本阁部堂定一个格式：首先叫积案，上月控告的为旧管，本月控告的为新收，审结的和息注销的为开除，未结的为实在。其次叫监禁，再次叫管押，都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为四柱。又其次叫逸犯，无论强盗、窃贼、土匪、逃军、凶犯、要证，只要是逃逸应缉的，都名叫逸犯，分旧逸、新逸、已获、在逃为四柱。其逸犯名数未定的，则添注说“又应缉者几起”。每县每月填写格式一叶，而四种情况就朗然在目了。其每种各开人名事宜清单，仍照旧例开写，但宜略不宜详。州县每月初一、二、三等日办齐四柱册四种，

译通过驿站递送到省城。那些地处偏僻、估计驿站难以到达的县，专门派遣差役送往省城，限定十日内全部送齐。院司核对数目，装订成总册，存放在三处官署，供大众阅览。对于没有上报的、上报而不实的，立即予以记过。对于已经上报的，根据结案抓获犯人的快慢、监禁管押人数的多少，来评定该官员的功过。既有功又有过的，另外写一张榜文，悬挂在三处官署。这些都是本省原有的规章，前任总督刘公曾经重申过。本阁部堂与各位同僚应当努力执行。

译第七条 严办盗贼以消除隐患

近来盗案接连发生，抢劫频繁，严厉缉捕、严加比对的文书不断发出，却很少见到破获的罪犯；初二、初三参奏的文书不断上报，却始终没有官员被降职或调离。即使是真正应当斩首的强盗，也经过再三勘验转送，因狡辩供词被驳回，往往四五年才能执行死刑。从犯更是逍遥法外，毫无畏惧，因此盗风日益猖獗。京城附近是重要地区，各方人士汇聚，但行旅之人都有戒备之心。从前枭匪、教匪、捻党投降者的余党尚未肃清，一旦有人煽动，盗贼就会聚集啸聚，这是直隶省的隐患。想要消除大患，必须先铲除小盗。州县一旦遇到盗案，无不责成捕役办理。捕役中能干的人，大半与盗贼勾结，本就不愿意破案。一旦破获后，解送府衙、解送省城，往返留置的费用一半出自捕役。捕役应得的工食钱，长官久拖不发，解案的费用，捕役无从筹措，这就是捕快借豢养盗贼作为生路，把抓获盗贼视为畏途的原因。此后各州县都应当厚养捕役，在工食之外，另给月饷，任其作为。好比良将厚养死士，不问千日的过错，只责求一朝的成效。等到捕案时，购买线索、招募人员等费用，由官府发给，重悬赏格，少的数十两银子，多的每名一百两或数百两银子。捕而不获，则又严刑拷打、严加比对，血溅肉飞。大利在前，峻法在后，捕役不尽力的人就少了。既然厚养捕役以治其标，又选择团长以治其本。挑选明干的人数名，立为团长，优加礼貌，酌情给予薪资，令其帮办捕务，约束乡邻。首告的人有赏，隐匿的人连坐。禁止赌场以清除盗贼的巢穴，抓捕窝家以断绝盗贼的踪迹，专讲捕盗的实政，不崇尚会缉的虚文。既获之后，分别两种办法：一种是赃少而情轻的，仍照旧例招解勘转；一种是赃多而情重的，禀请本部堂可否照军法处置。本部堂审择要犯，批令先行解省审问，明确立正军法，剧盗的首领迅速枭首，盗贼的胆气自然破灭，而枭匪、教匪、捻匪的余党，或许也可以消除隐患于无形。除具奏外，仰各属实力遵行那些平日不能治本治标，临时不能重赏严比的，记过撤参；那些果能认真缉捕的，悬赏的银子每名一百两，可令获犯的人直接来督院领赏。即使难以解送的罪犯，本部堂也可以派兵迎护，事事相谅相助，总之不使属员有掣肘之处。

第八条 讼案久悬不结核实注销

乡间愚民，常因一言不合，引起诉讼。等到事过气平，或者经过亲友劝解，又怨恨消释、悔意产生，彼此心甘情愿罢讼，但衙门索要和解钱文，难以筹措，因而避匿拖延，久不到案，这是案件悬而不结的一个原因。又有刁民，凭空捏造词状涉讼，或挟私仇，或图渔利，造作毫无根据的话，诬告多人，只求批准状纸，不求审理，递呈之后，永远不敢到案，这是案件悬而不结的另一个原因。直隶天津、河间，这种恶风尤其严重。如果任其经年拖延，则被告、干证受累无穷。每逢新年开印，或者新官到任，一概换票一次，恐吓传提徒为书差门丁谋利的手段，实在可恨。查条例记载：各衙门告言人罪，一经批准，就令原告投审。如果不赴审，辄复逃脱，以及并无疾病事故，两月不到案听审的，就将被告及诬证释放，所告之事不予审理，抓获原告，专治以诬告之罪等语。此后有日久未结的各案，原告两月未经呈催，就照原告两月无故不投审的条例，将案件注销，并将差票查缴，以清理积案。一面将注销缘由禀报，一面汇入月报册，列在积案开除项下报查。

第九条 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

直隶民情朴厚，刚直好善的风气冠于天下，但健讼逞刁的人也不少。有的贫民挟私仇讹诈，捏造词状上控，企图拖累富民；有的莠民聚众相谋，动辄以钱粮差徭控告官长，借大题作为敛钱之计；有的讼棍扛帮，不胜诉又以诈赃毙命控告书差，借延讼作为糊口之计。种种幻态，不可言状。一经批令提省，则奸计得逞，而无辜受累。此后省控的案件，院司不可轻易批准，情节支离的，批词就应当斩截，不可用“姑准饬府查复等语。少准一个谎状，就多造一个阴功。那些必须准理的，不可轻批提省，只责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讯，或者委派贤明的官员前往会讯。那些提省审办的，则须剖分皂白，实究虚坐，道理没有两是，势不两存。近来直隶京控省控的案件，一经发交谳局，平日多方弥缝，临事一味含糊。告官得实的，承审官回护同僚，只议以“不应重、不应轻”的罪责；告吏得实的，承审官删改情节，只科以笞杖及除名的罪。那些控告全系虚诬的，则又曲庇奸民，惟恐反噬。

译只是用“怀疑妄控及愚民无知”等话语来草草结案。呈报上交的案件，十件中有九件是虚假的；好打官司的百姓，十次诬告中有九次被赦免。审理官员都自认为是调和事端的人，讼棍都立于不败之地，是非不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凡是京控、省控的重案，本衙门率领属官在商议案件之初，就应当确切查究虚实。审理证实的，就按被告应得的罪行惩处；虚妄诬告的，就按奸民诬告的罪行惩处。黑白分明，不稍含糊。彻底改变向来麻木不仁的习气，对于讼棍中那些积久狡猾、玩弄法律的人，除了依照律令判决外，再施加严刑来使他们痛苦。本衙门惩治其他罪犯，严格遵守律例，唯独对于惩治盗贼、讼棍，就应当格外从严，希望借此挽救一时的弊病。有见识的人请明察鉴谅。

译第十条 奖借人才以改变风俗

严惩讼棍。邪气虽然被清除，但正气如果不能伸张，那么风俗仍然难以挽回。风俗的美与恶，主导权在县官手中，转变的关键则在绅士。想要敦厚风俗，就不得不培养人才。古代乡大夫通过宾兴制度选拔贤能，考核他们的六德、六行、六艺并予以提拔，但后世风化教化日益衰败，所谓的六德已经无法见到了。至于六行，包括孝、友、睦、任。做到孝友，宗族就会敬服；做到睦，亲党就会敬服。当今社会并非没有这样的人。做到任，就是出力以救急难，出财以救济贫困，当今社会也并非没有这样的人。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当今社会选拔士人使用文字、诗赋、经义策论，事情虽然不同，但名称叫作“艺”则是一样的。当今的地方长官，就是古代乡大夫的职责，本来就有兴举贤能的责任。本总督设立三科来寻求贤士：凡是孝友被宗族信任、睦被亲党信任的，列入有德之科；凡是出力以担当难事、出财以协助完成善举的，列入有才之科；凡是擅长文字诗赋、精通经义策论的，列入有学之科。命令各州县采访保举，一县之中，多的五六人，少的一二人。那些完全没有举荐以及举荐不实的，该地方长官都要给予记过处分。教官如果确实有发现，也可以随时禀报保举。举荐有德之人，本总督或者寄送匾额以表彰其家宅，或者邀请他们来省城，赐给他们酒食，馈赠他们礼品。举荐有才之人，本总督或者命令下属派他们担任团长，酌情给予薪水，或者调到省城一见，发札令他们协助办理捕务。举荐有学之人，本总督或者推荐给学政，酌情加以奖赏援助，或者召他们来省城学习，优厚供给薪火费用。每个州每个县都有数人让大吏知晓，那么正气就可以逐渐伸张，奸邪之人因而收敛。这虽然与清理诉讼没有直接关系，但端正根本、改善风俗，尤其在于此。任用一方的贤士，教化一方的恶民。芳草长成树林，荆棘不铲除也会自然枯萎；鸾凤在境内，鸱枭不驱逐也会自然逃跑。各位良吏不要认为这是迂腐而忽视它。

劝诫州县四条，对上而言道台、府台，对下而言佐杂官员，以此类推。

曾国藩

一曰 治理衙内以端正根本

宅门以内，有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头门以内，有书办、差役。这六项人，都是衙内的人。做官的人想要治理这六项人，必须先治理自身。凡是银钱一分一毫的支出和收入，没有不可对人言的地方，那么身边的人就不敢妄自索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这四者就都治理好了。凡是文书案牍，没有一件不亲自检查，那么承办的人就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这两者就都治理好了。

二曰 严明刑法以清理诉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的书，都认为严刑是正确的，赦免宽恕是错误的。子产治理郑国，诸葛亮治理蜀国，王猛治理秦国，都用严刑来达到安定。做州县官的人，如果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判决，不得不迅速。既然追求迅速结案，就不得不惩罚恶人以伸张善人的正气，这不是虐待，除去杂草是为了爱护禾苗，惩罚恶人是为了安抚良民。如果一个案件到了衙门，不审讯不结案，不分是非，不使用刑法，名义上是宽厚平和，实际上是糊涂，是懒惰，是纵容奸恶以伤害善良。

三曰 重视农事以厚养生计

战争兴起以来，士人与工商的生计或许没有完全断绝，只有农夫没有一个人不痛苦，没有一个地方不痛苦。农夫受苦太久，就一定会荒废田地不耕种。军队没有粮食就一定会骚扰百姓，百姓没有粮食就一定会跟随贼寇，贼寇没有粮食就一定会变成流寇从而大乱，就没有尽头了。所以当今的州县，以重视农业为第一要务。损害商人的钱可以取，损害农夫的钱不可取。减轻赋税以舒缓他们的劳力，减少徭役以安定他们的身家。没有牛的家庭设法购买，有水的田地设法疏浚排涝。要使农夫有积蓄生活的快乐，才不至于逃亡迁徙一空。

四曰 崇尚俭朴以培养廉洁

近日州县廉俸的收入都没有着落，而支出仍未完全裁减，因此艰难窘迫异常。计算下来只有节省用度这一办法，还可以公私两全。节省用度的道理，没有比减少官亲更优先的。少了就不需要繁琐的酬谢应酬，幕友家丁少了就减少了薪工杂支的费用，官厨少一双筷子，民间就宽缓一分劳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概禁绝。不献媚上司，不肥私家产。用在自己身上的有节制，那么从百姓那里取用的就有制度了。

劝诫委员四条，向来没有定额缺员，现有职事的官员，都归入此类。

曾国藩

一曰 习勤劳以尽职

观察田父农夫，终年勤劳而少有疾病，就知道勤劳是用来养身的。观察舜、禹、周公，终身忧劳而享有长寿，就知道勤劳是用来养心的。大抵勤劳则难以腐朽，安逸则容易败坏，万物都是这样。勤劳的道理有五点：一是身勤，险远的路亲自去查验，艰苦的环境亲自去体验；二是眼勤，遇到一个人必定详细察看，接到一份文书必定反复审阅；三是手勤，容易丢弃的东西随手收拾，容易忘记的事情随手记录；四是口勤，对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对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是心勤，精诚所至，

译金石也能被打开，这是苦思积累的结果，连鬼神也能被感动。这五种境界都达到了，就没有不能尽到的职责。

译二、崇尚节俭以培养廉洁

过去州县的佐杂官员在省城当差，并没有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发放数十两银子，却还嫌少。过去举人、贡生、生员在外坐馆教书，不过每月几两银子。如今增加到一两倍，却还嫌很少。这就是所说的不知足。想要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懂得知足。看看各地灾民饿死的情况，我们这些人能安居衣食，已经是非常幸运了，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还有什么可挥霍浪费的呢？不仅要在获取利益上廉洁，也要在获取名声上廉洁。不要贪图保举，不要喜好虚名。事事知足，人人守约，那么国家的运势就可以挽回了。

三、勤奋学问以增长才干

当今世事纷繁复杂，归结起来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军事，二是吏治，三是财政，四是文书。凡是来到这里的人，在这四个方面中，各自应当精通一项。学习军事，就要讲究战攻防守、地势敌情等事项；学习吏治，就要讲究安抚百姓、催征赋税、审理诉讼、劝课农桑等事项；学习财政，就要讲究丁税漕粮厘金捐输、开源节流等事项；学习文书，就要讲究奏疏、条陈、公文、书信等事项。讲究的方法，不外乎“学”和“问”两个字。向古人学习，就多阅读书籍；向今人学习，就多寻找榜样。向主管部门询问，就能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者询问，就能知道其效果。勤奋学习不停止，才干自然就会不知不觉地增长了。

四、戒除傲慢懒惰以端正风俗

我在军中时间长久，不懂术数占卜，却颇能预先知道失败的征兆。大抵将士中有骄傲气派的必定失败，有怠惰气派的必定失败。不只是将士如此，凡是委员有傲气的也必定坏事，有惰气的也必定获罪。傲慢懒惰的起因很微小，但积久就会形成风俗。一个人自以为是，将会导致全国的人都自以为圣明而逞强；一个人晚起，将会导致全国的人都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现在与各位约定：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累不躲避，有功绩不夸耀。人人都这样存心，那么功勋事业从此产生，风俗从此端正，人才也从此兴盛了。

杜绝贿赂告示

两广总督张树声

鉴于本衙门任职以来，屡次谕令禁止赠送门包及私下馈赠等行为，并与本署巡捕门印签押约定三条规矩，一概不许收受珍贵货物礼物，张贴在客座，想必已经周知。特别担心时间久了松懈产生，或者导致重蹈前述弊端，特此再次深切谕令：以后凡是遇到三节两寿以及各属员谢委赴任等事，如过去所称的巡捕敬礼、家丁门包等各种名目，一律禁止革除。至于本署文武各巡捕及家丁等人，当差清苦，自然应当体恤。他们的私用已由本衙门酌情给予薪水，以资助办公，使他们不至于有身家负担。除了已经严厉告诫该巡捕家丁等人严格遵守屡次谕令禁止外，如果有私下授受，一定立即严厉追究不贷。此外凡是我僚属，务必共同体谅此意，不要滥有所与，以致辜负谆谆告诫的本意，这是我所深愿的。本衙门做官二十年，宦游南北，常常想到自己德行浅薄才能匮乏，窃据非分的职位，常愧对上无以报答国家恩德，对下无以表率僚属，只有这兢兢业业的廉洁节操，愿与各位君子共同勉励，本衙门或许可以稍微免于过错。

整饬官常告示

张树声

鉴于东省官场风气卑劣，本衙门到任之初，即张贴告示在客座，深恶急躁进取钻营、自谋自炫之徒，告知无论何处书函、何人说项，一概拒绝不接受。本衙门谆谆告谕，也深切明白了。本月初四日，忽然有候补盐大使卓景瀛亲自拿着请托书函来辕门投递，接阅之下，诧异实深。该员在省内候补，已经多年，本衙门告示谕令煌煌，并非来自田间，尚且没有听闻看见，竟然敢觊觎请托，亲自投递，视上司禁令，简直等于弁髦。其悍然不顾之情，本应立即举流放逐之法，暂且从宽典，以策将来，应将候补盐大使记大过一次，停委三年，聊示小惩，以作为大戒。除了札饬运司注册，并行东藩、臬两司查照外，特此揭示，使大家都闻知。凡是我僚属，务必各自痛除恶习，修身立名，不要做不可必得的干求，坐失不可不顾的廉耻。如果有再蹈前辙，断难仍事姑容，勉之慎之。

救时刍言二则

张焕纶

广东百姓既豪奢，官吏受其影响，所以器用不整饬的多，廉洁自励的少。以贪婪的官吏面对强悍的百姓，难怪百姓挟制而没有顾忌，官吏阴慑而不敢发声了。如果有稍知自好的人，就被视为怪物，必定排挤除去而后快。所以今天治理广东的要务，急宜奖清黜贪，以风气激励在位者，而其根本在于崇尚节俭。

广东风俗的弊害，没有比赌博更严重的。赌博没有比闱姓更严重的。起初用巨额捐输引诱大吏，大吏被迷惑，其焰遂炽。近来屡次严禁，而余焰仍未熄灭。风闻广东赌馆林立，街市中熙来攘往，半数都是为赌博奔波。实际上获利起家者，百无一二；倾荡家产，沦为盗贼者，所在常有。而百姓终究迷惑而不醒悟，大概是因为历来官吏强禁其外，而没有晓谕利害。晓谕应当先绅士，又须严防官吏胥役私收陋规，

译为其容貌加以掩饰。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