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

户政七 赋役上

邑侯王公编审碑记

李建

自从制定登记户口、征收赋税的制度，始于《周礼》，而历代沿袭，确立为明确的法令。设立编审制度，由来已久了。本朝考证古制，确定法规，诏令天下郡县每五年进行一次编审。因为在五年之内，田产的兴废情况不同，徭役的多寡应当有所差异，均衡劳逸，权衡轻重，这是非常完善的制度。朝邑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但定额的成年男子几乎达到十万，每当编审之时，人人都怀有逃避徭役的私心，而奸诈的胥吏又趁机迷惑他们，于是弊端丛生，以至于无法禁止。比如赋役既有定额，而大户人家，如果不是私下贿赂，就是公然请托，本来应该多承担徭役的反而减少了，这是弊端之一。大户减少，弱户便增加，放纵富人而苛待穷人，这是古代就有的祸患，这是弊端之二。三门九则，原本是为了区分贫富不同而设立的，无奈操纵在长官笔端的上下之间，他想让一个丁口承担数个丁口的徭役，或者想让数个丁口不花费一个丁口的费用，官吏借此作奸犯科，无从彻底查究，这是弊端之三。按土地折算丁口，是朝邑的定法，然而官员既然以土地面积作为起征标准，民间又按照人数进行分派，稍有推卸，就拿着脱漏的律法来制裁，使得有地的人脱离户籍而逍遥，无地的人割肉来填补，苦乐不均，向谁去申诉呢，这是弊端之四。士绅阶层及官府小吏，自然难以与普通百姓同等计算，如果他们在城郊有田产，按例豁免一个丁口，本是合理的。然而有无地却暗中包揽他人产业以享受优待的，这难道不是给穷苦百姓留下祸患的根源吗，这是弊端之五。至于常住有地、寄庄有户，僧侣道士之流，借口超脱世俗而不担任徭役；同州、华州、澄城、邰阳的百姓，仗着属于其他辖区而不承受徭役，唉，我们朝邑的百姓，能不承受代输丁徭的痛苦吗，这是弊端之五。有了这些弊端，却最终没有人加以整顿，难道是百姓造成的吗？还是官员造成的呢？朝廷固然向来多有贤良的县令，只是见识不足的人难免因循守旧，不知道纠正；即使知道了，而才能不够的人又难免担心谗言和讥讽而不敢纠正，致使登记户口、征收赋税的制度，沿袭下来变成了按人头征收的扰民之举，嘻嘻哈哈不知过了多少年了。如今我们县的县令王公却不是这样，王公是云南的名儒，在朝邑任职五年，他的美政广为人知，即使列举也说不完，恰逢编审之时，户吏又用旧例试探王公，而王公不以为然。仔细查阅赋役各册，早已了解原委和弊端的由来，凭借通达的见识，拿出独断的才能，制定统一的法规，规定拥有七亩地，折算为一个丁口。作为准则，那些无地以及有地但较少的人都不参与折算。在审核之前，张贴榜文陈述旧弊，清晰如列眉。在神前发誓，不啻于沥血。等到临审之时，杜绝请托，防止巧取豪夺。县衙门内，没有人敢触犯法律而贿赂免役。这样，放纵富人而苛待穷人的弊端就没有了。按土地折算丁口，注明实际数量，而且亲自裁决定夺，毫不假手于胥吏。纵然有狡猾之人，谁敢上下其手。这样，挪移门则的弊端就没有了。召集花户，温和地详细询问，使得丁口多寡都自己清楚。而豪强恶霸，无处施展欺罔。这样，私家飞洒的弊端也可以没有了。其他如惩治滥免贻累的弊端，就清查占役而严禁包揽；惩治代输偏苦的弊端，就按常住折算丁口而分派寄庄徭役。这其中的用意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县的百姓着想吗？这次编审，天刚亮就起身，深夜才休息，不避风寒，心血几乎耗尽，专心致志地思考谋划。即使颂扬之声流传，诽谤之言蜂起，王公也置之度外。事情结束后，农夫在田野歌唱，商人在集市歌唱，士人在学宫歌唱，下至白发老人、黄口小儿，寡妇少女，无不欢声动地，都说我们县令对我们朝邑大有恩德。而王公却谦逊地推辞说：“我哪里知道有什么恩德？我只是衡量事理，估量形势，为你们制定一个公平的法令，以不负我一生的学问，却不知是否得当呢？”这话意味深长啊！于是全县士民刻石立碑以铭记他的德意，而又担心王公政绩显赫，必定被推荐升迁。如果早晚离开我们调任他处，以后的编审又依靠什么呢？然而没听说过《甘棠》的诗吗？爱其人则爱其树。王公即使离去，而美好的意愿和良法都存在于那甘棠树般的遗爱之中，这恩德太大了。只希望继任者，遵循王公的意愿，遵守王公的法令，那么我们这些一时享受福泽的人，将世代享受福泽了。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王公名兆鳌，字东柱，号曲江，云南宁州人，庚午科副榜第一，曾在崇州任教官。他来到朝邑，大概是由特别提拔而来的。

《黔记》序

梅曾亮

嘉庆十六年，山阳李芝龄先生任中允，担任贵州学政时，巡抚某公认为贵州地域并非非常狭小，而粮税数额却抵不上江苏的一两个县，大多隐匿田产，打算请求丈量全省田地。先生听说后非常惊骇，却没有理由来驳斥他。而某公自认为不增加赋税而田地增多，赋税加倍产出，是为国家长远打算，自鸣得意，锐气十足，时时筹划经费，调动属吏商议设立官局，事情即将实行了。先生初到贵州时，因为文献隐没失传，府县志书大多残缺未修，于是发文命令各学校官访求乡间士大夫收藏的图书、金石、歌谣中涉及贵州事务的，最终编成《黔记》一书，从而得到了御史包承祚关于丈量田地的奏折。大概乾隆

译起初，贵州学政邹一桂请求丈量田地，而包公驳斥了他，事情于是搁置。先生告知某公说：“丈量田地的事，学臣曾经上奏过，议论被驳斥，现在必须援引之前的议论来解释那被驳斥的奏章，才能伸张，否则户部的议论必定驳斥。某公如果像从前那样，将会因为隐瞒之前的议论不上奏而责问您，即使您也没有辩解的话。”某公惊讶地说：“我没想到祸害竟然如此！如果不是包公是贵州人，本来没有途径知道，不要再说了。”丈量田地的事之后，完颜公麟庆代理巡抚，因为包公的事已经久远，文书丢失，担心日后在先生担任户部侍郎时萌发事端，所以列上这件事，而户部援引之前的议论详细覆奏，事情确定不施行。大概当时征召学官时，只是想要搜集散失的旧闻罢了，却因此得到包公的奏章来打消某公的念头，安定贵州的百姓。否则贵州本来多山少平地，百姓有的虚占不长草木的土地，却实际夺取可以耕种的田地，又因为胥吏可以上下其手，丈量高低不平的土地无法准确，使得贿赂在胥吏中形成，官府财力消耗而官田不增加，它的祸害还小。如果百姓的田地被夺取而官田于是增加，榨取百姓的皮肉骨髓作为国家经常的规制，万世的忧患，可以一朝潜伏下来。而贵州的百姓能够至今安然无忧，不是先生的功劳吗！这件事在这本书中足以流传千古了。至于大小兼备，裨益雅俗，有《华阳志》《风土记》的遗意，阅览的人应当自己领会并从中有所取益。

译稽户口议

小司徒的职责，是平均土地以稽查人口，从而详尽地知晓其数目，目的在于平均他们的徭役罢了。因为田地就征收赋税，人身就征发徭役，从来没有对人身征税的。汉高祖初年设立算赋，成为后世地丁银的开端。百姓年满十五岁就征收算赋，年满二十岁就征发徭役，这是既征税又征役了。如今地丁银并入田赋，南方的徭役也从田赋中向百姓收取，简便不能说不是今胜于古。于是烟户门牌就凭主观臆造，于是无法详尽知晓户口的数目。其中的弊端是，百姓轻易离开家乡，四方之人混杂居住，逃犯成为聚集之地，名捕关提，十个人中抓不到一个。这就叫做有利就有弊。另外提议恢复宗法，恢复乡职，让族人详尽知晓本族的人数，让乡董详尽知晓本乡的人数，事情必然不难。应当由朝廷颁布一种执照格式，每人发给一张，乡董造册，州县加盖印章，男女一律，贵贱一律。如果说丞相的儿子也在戍边的征调之中，令其收藏执照如同贡单捐照一样，滋生事端，关涉乡董出行流寓也照此办理。老子说：治理达到极致，老死不相往来。孟子说：死亡迁徙不离开家乡，在当今已经不可行。有了这一条法令，他乡可以凭借禁令来讥察奸宄游民，或许能稍微衰息吧？有人怀疑案牍烦杂，回答说：蒙受各位所省去的案牍不知有多少，所增加的也仅仅一点点，况且这是古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均赋税议

为什么说绘图以平均赋税呢？赋税不均，是由于田界不正，由来已久了。宋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确定赋税，《宋史·食货志》又见《王洙传》。明万历八年丈量民田，用开方法以直径周长乘除裁补。《钦定通鉴纲目三编》：康熙十五年命令御史二人前往河南、山东实地丈量清丈，山东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如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五年重申弓步盈缩的禁令，部议只有直隶、奉天遵守部定弓尺并无参差，至于山东、河南可见康熙十五年的举措仍属具文。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广、西安等省，有的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分为一弓，有的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为一亩。长芦盐场均以三尺八寸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七百九十弓为一亩。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为一亩，倘若大于各省旧用之弓，势必田地多缺额；小于旧用之弓，势必必须实地丈量加征，一时骤难更张，应无庸议论。）嗣后有新涨新垦之田，务必遵守部颁弓尺，不得仍用本处之弓。（《大清会典》：不特朝廷宽大之恩卓越不可及，亦见当时部臣深明大体如此。）只是旧田新田截然分为两类，终究不符合统一度量衡的本意。可惜当时不将各省田亩一律用工部尺丈量而增减其赋税以顺应之，不是更好的方法吗？如今吴地一亩多不足二百四十步，甚至有七折八折的。（《林文忠公疏稿·见兴水利议》）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的，就是这个原因。大概自宋以来所谓的清丈，无非是具文罢了，皆因不知前议罗盘定向、四隅立柱的方法所致，范围有零数无整数，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缩，甚至隐匿，百弊丛生。丈书拘泥于梯田阔狭折半的方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成为十一亩余，可类推。又遇到险峻的山地宜用圆锥求面积术，也是丈书未必知道的。（《苏州府志》）记载吴县办理清丈，久而久之因山多难丈，中途停止可作笑柄，所以丈田也必须略知算术，不可专恃丈书，不能像网在纲上，必然导致治丝而棼。诚如前议，使用绘图之法，然后明确确定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晌，四十二为一绳等名目，也应删除，用顾炎武所议，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粮。（科见《日知录》，即朱子通县均铢，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之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按亩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的谕旨，不得借口田多，丝毫增额。这样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赔累了。又旧例各县税则多达数十等，对国家无益，对百姓不仅无益，而对吏胥隐射转换则大有益。图成之后地形高下，水口远近，清晰在目，应请各州县就境内用宋法分五等定税，也是杜绝弊端的善术。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的距离治所三四百里，有的城门外即邻境，有的县境隔越如《周礼》所谓华离之地的，按图稽查更改甚易，这就叫做平天下，这就叫做天下国家可均。

改土贡议

当今天下的大害，大多在于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有专门损害国家不损害百姓，官吏反而率领百姓损害国家的，营兵也，河工也，盐务中的各色人等也。有

译专门损害百姓而不损害国家的，是钱粮。近来江苏各省年年因灾减免赋税，正项供应减少了，但额外费用反而增加了，这也算是同时损害国家。既有损害国家又有损害百姓的，是关税和贡品。而关税的弊端难以根除，贡品的弊端容易根除。依据各地特产制定贡品，是古代的制度，《禹贡》和《周官》记载得很详细。我朝定都之初，特别下诏免除前明朝各道定额解送的物产，户部和工部的则例称每年需要上供的物品，命令地方官府拨款购买解送，不向百姓摊派，这是良好的法令和美好的用意，古代所未曾有过的。只是时间久了弊端产生，也有不能不损害国家和百姓而最终落入私人口袋的，这是应当急切变通的地方。

贡品的弊端，大致是藩库给予充足的价款，内外书吏多方打折克扣勒索，使之不足，于是向众商人敛钱来弥补，称为“贴差”。那些例价本来就不充足的，也让众商人赔补，或者让那些名声贪婪的官员赔补。然而赔补给本职事务的很少，赔补给中饱私囊的很多，这是大概的情况。而自从监督织造承办者兼管此事以来，扰民更甚，弊端加倍严重。

试举一件事来说，苏州每年进贡龙衣一箱，动辄支取千金，动用万斛大船配备仪仗护卫，由运河北上，每天只走几里路，遇到民间船只拦路索要钱财，以船只大小为差别，民船躲避它如同躲避寇贼。过了江淮地区，民风强悍，才稍微收敛行迹；遇到水浅弃船走陆路，就完全抛弃仪仗护卫，用小车捆载，只拖着写有“上用”的小旗罢了。那么前面的铺张张扬，是做什么的呢？

又，我往年主持广西乡试，抚部尚书祥符周公之琦嘱托寄信给抚吏和部吏，我询问其中缘由，他们说：广西土贡米粉，每年定额几斤，质量低劣且运输遥远，往往发霉变质，只是送达印纸，嘱托官吏在北京购买封好进贡，用元宝充作各项费用，每年如此成为惯例。我听后感慨地说：一件小事而欺骗蒙蔽、贿赂无所不至，那么大事和远事又怎么样呢？

现在商议变通的方法，京师是万商的渊薮，发出价款购买采集，什么东西没有？考察《会典》所列户部、工部的土贡，有本地不产出的，如江苏的铜、锡、木、蜡、桐油之类；有不必从本地产出的，如四川的马及米、广西的马之类，都应当删去。有本地不产而京师又不时有的，才由本地进纳，可以由本省引见各官，以及本籍官员病愈、服丧期满时带解，这样还有什么以前的弊端呢？

译革除漕运事务中的积弊，并减少、确定漕运章程的密奏。咸丰七年。

湖北巡抚胡林翼

我私下认为，湖北全省有漕运任务的州县共有三十三个，定额征收的北漕正米和耗米共十五万多石，南米十三万七千多石。北漕由民夫和漕船兑运至京城仓库，南米由州县解交至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咸丰三年，因为湖广地区的漕船停止运输，朝廷公文命令将漕粮变卖折价解送户部，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各州县仍然按照旧例征收，当时因为省城失陷，来不及办理。臣自从咸丰五年三月承蒙恩宠提拔代理湖北巡抚，就听说各州县征收漕粮多有额外勒索，极大地成为百姓的祸患，常常想着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状况。恰逢军事事务正繁忙，没有空闲顾及此事。去年武汉收复，楚地逐渐肃清。今年雨水适时，年成颇为丰收，漕粮有望开始征收。如果不趁此时机设法清理整顿，将积弊全部改革，国家的财政和百姓的生计将如何补救？只是楚北漕运弊病中额外征收之所以严重，实在是由于冗杂费用过多，如果不先查清积弊的缘由，这就好比止沸却不撤去柴火，开垦田地却害怕除去藤蔓一样。臣请求向皇上秘密陈述。查湖北各州县定额征收的米数，多的两万多石，少的两千多石，或者几百石。北漕南米合并征收后分别解送，其中征收实物米的称为本色，用钱折算米的称为折色。征收折色的多少不同，有本色多于折色的，有折色多于本色的，有本色折色各占一半的，有全部征收折色的。征收折色时，每石折收的钱，有的五六千文，有的七八千文，有的十二三千文，有的十五六千文，甚至有多至十八九千文的。征收本色时，每石额外多收的米，有的五六斗，有的七八斗，有的加倍征收，甚至有多至三石多的。此外还有耗米、水脚等项分款另外收取，又有由单、券、票、样米、号钱等名目繁多地勒索，百姓的力量有多少能承受得了呢？而州县却有了借口的由头。向来漕运通畅时，不给予津贴就无法挽运入京，而民夫和漕船借此勒索兑费，数额巨大的固然不必说。即使现在停止运输免除兑运，帮费可以节省，但粮道有漕规，本管道的知府有漕规，丞、倅、尹、尉等官员都有漕规，巡抚衙门有房费，布政使衙门有房费，粮道衙门及本管道府衙门的书吏各有房费，这是上面的冗杂费用。又有刁钻的乡绅、劣等的监生包揽完纳，他们从小户那里零星收取的多，整笔交给官仓的少，百姓称之为“蝗虫”。更有挟制州县额外勒索的短处，分取州县额外勒索的肥利。一旦有不顺从的，就一起控告漕运，甚至聚集众人哄闹仓库，名义上是为百姓请命，实际上是为自己求财。官员称之为蝗虫，费用种种，蛀虫般的弊病成千累百，无不从州县那里索取。那些派拨南米的，拨定后由州县自行运输，交至荆州府衙门，或者交实物米，或者交折色。交实物米的，除了正米、耗米之外，还需要很多杂费银两。交折色的，每米一石，或者二两，或者三两不等。总之，费用没有交足，米就故意延迟收取。这是南米中的冗杂费用。既然州县有很多冗杂费用，势必不得不向粮户额外多收；州县既然有额外多收，势必不得不受到刁民挟制。于是大户折色的价格日渐减少，小民折色的价格日渐增加，地方恶棍、豪强生员多方抗拒拖欠，狡猾的胥吏蠹役从中欺骗侵吞。各州县虽然强行折价额外多收，偶尔有所得，大半都消耗在上下冗杂费用之中，而国家正当的赋税，往往征收不足额，于是相继捏报灾荒歉收，借暂缓征收来腾挪资金，而漕政因此更加败坏。一百多年来日益严重，东南几个省份积弊相同，而湖北几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湖北现在正处于战乱之后，如果听任有漕运任务的州县仍然按照以前每石十余千文收取，必然导致百姓困难难以恢复，辜负了我皇上体恤凋残、爱护养育民生的至意。臣自从九月初旬从九江返回省城，每天与省中的司道、武汉二府昼夜商量，立志减少漕粮以缓解百姓困境。我私下认为，想要禁止额外多收，应当先革除冗杂费用。现在已经遴选委派道、府大员奔赴各州县体察情况，破除情面，分别删减，严格确立限制，明确制定章程，张贴在通衢大道，使穷乡僻壤都知道，贪婪的官吏、狡猾的胥役无法欺骗隐瞒，将中饱私囊的资金用来分益上下，务必期望积弊全部清除，民力借此稍微缓解，而国家赋税得以实际济助。《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现在正是时候。然而积重难返，弊病已有一百年，利益所在，人人都去争夺。一旦揭发其痼疾，穷尽其利益源泉，取回还之于民，归之于公，必然会有怀疑、责怪，并且进而诽谤诋毁的人。臣愚以为，如果有利于国家，如果有利于百姓，即使被杀，也在所不惜。臣承担封疆重托，钱粮漕运是臣的职责，漕弊一天没有清除，臣的职责一天没有尽到。除了等待办理出眉目，再另行上奏说明，现在先将湖北漕务积弊亟需清理整顿的情况，详细秘密陈述。

办理漕务大概情形的附片

胡林翼

再，臣于十月十四日将湖北漕务积弊已久之久，现拟革除冗杂费用，减少确定漕运章程的情况，密奏上呈。奉朱批：“所奏确实恳切，你能不顾情面，祛除

译百年来的积弊，能有所革除，非常值得嘉奖。等办理出些头绪，再详细上奏。”奉此圣旨，臣恭敬遵行。臣与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武汉两府的官员日夜筹划商议，命令各州县将向来多收的数额以及漕运规费中的冗杂费用据实陈述，大力删减。从前每石多收钱十六七千、十八九千，甚至二十多千文的，现在减至六千多文，或者五六千文；多收八九千文的，现在减至四五千文。耗米、水脚费、票费都包含在内，所有的单串、票样、米号钱以及杂项名目一概废除。统计有漕运的州县，民间共删减钱一百四十多万串。这是向来官吏和差役从百姓身上剥削的，现在又归还给百姓了。州县按照减定后的章程征收后，北漕每石上缴正银一两三钱，耗银一钱三分；南粮每石上缴正银一两五钱，耗银一钱五分。其中南粮比北漕多缴银二钱，是因为南粮供给满营和绿营士兵食用，遇到灾荒缓征导致不足时，由藩库筹款拨补。如今藩库款项短缺，不得不预先筹款。统计北漕、南粮的正银和耗银，实际应上缴粮库银四十一万多两。这是向来通过捏造荒歉、将已征作欠来中饱私囊、不全数归公的，现在确实归公了。南粮按规定供给满营和绿营士兵的军粮，应当都按照例价，每石折银七钱，还剩余银八钱。荆州满营生计尤其艰难，应当在每年例放二百石本色米内，酌情加银二钱，每石折银九钱，还剩余六钱，共计剩余银八万多两，拨入藩库筹备拨补军粮及满营绿营的正饷。另外，漕南水银每石一钱五分，共计银四万多两，向来是各州县开支修仓、补垫水陆运费以及漕南书吏饭食等项的费用，颇为虚报冒领。现在改为征收折色，各州县无需开支，应命令先前解缴粮库，也可以补充军饷。这是在节省中寓含筹备之意，对百姓没有损害，而对公家有益。从前兑运北漕粮船的旗丁水手，在屯运例款不足之外，州县向来有津贴，名为兑费。现在如果一并裁革，将来河运疏通，势必对兑运有妨碍。拟将此项兑费暂时提取充作军饷。等开兑北漕时，仍归还给丁船作为津贴，大约提取银七万多两。这是保留其固有的，留存其不可缺少的，对目前有益，而对日后没有损害。另外，随漕浅船军士安家、帮津贴、役费等款项改为折色停运，都无需开支，又可以提存银十二万多两。凡是这些漕务情形，经过臣全面筹划计算，极力减除，为民间省去钱一百四十多万串，为国家财政实得银四十多万两，又得到节省提存银三十多万两。以现在对比过去，漕务的利弊明显可见。对于州县的书吏差役，只征收饭食、辛工、纸张费用，原本难以要求他们空腹办公，但哪里会像以前那样十倍百倍地漫无限制？即使现在征收数额已经大力删减，而道台、府台的漕规以及上下衙门的一切冗费，又全部废除，估计州县还可以稍微资助办公，断不至于借口赔累，另开浮收勒索的端绪。臣既然已经查访积弊，去除其过分之处，从一百多万的中饱私囊中取出一部分来上下分益，以往的过失尚可不追究，后来的弊端一定要从严处理。万一有不肖州县借口冗费，肆意多收，必须从重惩办，以警示其他人。这是目前的整顿并不难，而长远的防范尤其应该谨慎。现在自从减定章程之后，全省周知，百姓踊跃欢呼，争先恐后地缴纳。历年漕务开征到次年七月还在追比，甚至一两年后还要催促。本年漕务经过这次整顿，顺应百姓意愿，必定能提前数月按数催解，借此向上缓解圣上的忧虑。除了州县中阳奉阴违仍像以前那样多收的，另行折子查办参劾，并等办理有成效后再上奏。所有办理漕务的大致情形，谨附片据实密奏。

译札令各州县，议论钱粮漕运的吏胥，咸丰八年。

胡林翼

国家的正规赋税，关系到财政开支，考核政绩非常严格。查得湖北近年钱粮漕运的征收解送，大多不能足额完成。各州县因循守旧、怠慢玩忽，任由奸诈的书吏和差役把持舞弊，私自侵吞收入，而对上下两忙的钱粮以及漕运南方的正额，置之不理。甚至有昏庸的州县，形同木偶，征收的大权，完全寄托在总书、册书、里书手中。书办说：账册散失不存在了，官员也说散失不存在了，于是任由他们颠倒户名，而不知道完纳和拖欠的是谁了。书办说：固定的券据烦琐沉重，难以稽查，于是任由他们改用活券，而不知道催征比对的依据是什么了。欺骗侵吞、锢蔽真相，各种弊端丛生，官员不过稍微分得一点余利，而小民的脂膏，就全部落入书役的私囊，而国家赋税反而导致虚悬，书役等反而得以肆无忌惮。于是有捏造灾荒、枉法延缓的法子，声称某区某垸被水冲沙压，应当延缓；某名某户逃亡绝嗣，难以征收。官员想要顾及自己的考核政绩，不得不受其摆弄，糊里糊涂地为他们向上吁请禀报，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水冲沙压，本来都是成熟的区域；他们所谓的逃亡绝嗣，实际上都是已经完纳的户。等到灾荒已经办成，而弊端恐怕败露，于是又有挖征的名义来混淆；于是又有预征和急公的说法来掩盖。更严重的，还有例灾的名目，声称某乡民情顽固，向来没有完纳钱漕的事情，每年必定借灾荒来弥补，种种捏造掩饰，下欺骗我们的百姓，上欺骗我们的君主，实在令人发指。本部院在上年查办秋灾时，告诫已经非常周详，而江陵、公安、石首、监礼、松滋、汉阳、沔阳、汉川钟祥、天门、潜江、京山、荆门各州县所办理的灾缓区垸，终究大多不真实。此后再有捏报灾缓以及征收解送拖延的官员，本部院只有从严参劾办理，决不会曲意宽宥。本部院深思广访，私下认为想要除去这些弊端，有几种方法。一是清丈，征收的册籍虽然丢失，田亩自然还在，总计湖北州县，广阔长度不过数百里，其中必定分为几个乡，又其中必定分为几个垸、几个里。现在如果出示恳切晓谕，在各乡各垸中选派公正的绅士，亲身督率，按亩丈量，不经过保正、书差的手，百姓知道丈量既定，而他们每年所缴纳的赋税，无不丝毫归公，不致再被衙门蛀虫所侵蚀，必将和盘托出，彼此互相稽查，而征收册籍可以确定。这样没有册籍的都有了册籍，而书役无处施展他们的挟制了。二是自封投柜，查钱粮，定例不准胥吏差役包征，必须花户自行完纳，法令非常完善。只是花户距离县城或许遥远，守候留难或许很多，不便。现在如果推诚晓示，小邑在城中设柜，州县大的在四乡添设分柜，只准保正、粮吏、粮差等挨甲挨户催令花户亲自赴柜，不准代替花户完纳，以杜绝包征的弊端。那些零星小户，允许他们彼此附带银钱上柜，随征随即发给券票，那么百姓必定踊跃缴纳，而从前包征垫完的弊端就全部断绝了。三是严推收，查湖北恶习，往往买田数年或数十年，竟然不赴房推收过割，只暗中到里书处开一户名，私下授受。更有田已经更换数个主人，变产已经数代，而粮名未换，仍在旧户下完纳的，而官员和粮吏都昏然不知。起初意图不过想要隐匿税契罢了，久了而飞洒诡寄的弊端产生了，久了而私收欺侵的弊端发作了。哪里知道田在某里某图某区某垸某会某乡的，一有买卖，断没有保正不闻之理，也没有邻佑不知情之事。现在严定期限，遇有买田的户在踏界交价以后，限十日即赴州县过户投税，不准推收房刁难。倘若粮户仍然像以前一样违抗玩忽不肯将粮推收清楚，有意弊混，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即将其田一半入官，并处以隐匿的罪名。保正、邻佑知情不举，同罪，无论差保、邻佑、粮吏、粮差有意庇护纵容者，加等治罪。有能举报的，由州县自行奖赏，那么欺侵的源头可以杜绝了。四是清户，至于有田在出乡而粮在湖乡的，有东乡的人买西乡的田而粮仍拨入东乡的，有一个粮户而数十花名的，有一两钱粮而分立数名的，其意图想要混入积淹的册籍，希图蠲免延缓，想要避大户之名而巧妙卸去差徭，更想要避堤头、圩头之举而深怕相累。更有田已经典当而未杜卖过户，及催收钱粮问田主，田主说已典当给某人；问当主，当主说并未杜卖，仍须田主完粮，彼此互相推诿，几乎无可捉摸。种种诡弊，都是逃亡故绝的源头。哪里知道户名即可更变而田地总不能搬家，拿着田来求人，拿着人来查粮，没有不丝丝入扣的。现在将某大户共若干花名，条分缕析，归并于某大户总名项下，粮名可以按籍稽查了。某里某图某区某垸某会某

译外来购买田产的客商有多少，哪些田地是自种的，哪些田地是佃种的，要责成各地方的绅士、耆老、保甲仔细查访一遍，填写注明清楚。拿出每年收取青苗钱的账簿来核对，拿出每年修筑堰塘堤圩的册籍来对照。对于典卖田地的农户，责令其彻底卖断并过户，否则仍由原田主缴纳赋税，那么一切奸诈之徒就无法施展伎俩，而隐瞒田粮的弊端就可以逐渐消除了。以上几种方法，夺取书吏差役的权力，归还给官府，不让书吏差役分割官府的权力，这在于你们州县官体察实情并大力推行。

译请求革除湖北钱粮积弊的奏片。光绪十年。屠仁守

再言治理的方法，革除弊端最为紧急。臣籍贯隶属湖北，有查访确凿的情况，谨向皇太后、皇上陈述。一、湖北钱粮的积弊，自咸丰年间前任巡抚胡林翼革除冗杂费用，奏定章程，刊刻石碑，垂范久远。江汉地区的百姓，感戴皇上的仁德，无不欢欣鼓舞。然而官吏日久生疏怠慢，旧弊暗中滋生。其中危害民间最严重的有两项：一是催役，二是柜书。催役者，都是用钱买来的差事，或是窝藏空缺。开征之时，揭票下乡，向粮户催缴，除了酒食供给外，每票勒索几百文钱，严重的达几千文。稍不如意，就向官府报告抗粮。乡民畏惧，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贪欲，以求免除拖累。获利既多，其气势更加横行。柜书经收钱粮，乡民从几十里或上百里外的城镇来缴纳，全听柜书核算，超出定额取盈。米则零升，直接按斗计算；银则数钱，竟按两论价。有所谓搬运费，有所谓票号费，任意浮收，无人敢质问。又不当时给票，乡民等候常耽误农事，有的甚至最终得不到票，被催缴重复缴纳。有这两大害处，致使农民憔悴，家家户户怨声载道，剜肉补疮，无处控告。朝廷有减轻赋税的名声，州县有加重征收的实情。良法美意，败坏在奸诈的胥吏和蛀虫般的差役手中，而无人省察，臣私下为此伤痛。查定例有轮催之法，简阅里长甲长，以滚单分限递催，未曾允许催役鱼肉小民。有联三印票以给纳户作为凭证，未曾允许柜书勒索小民。现在应当详细考察定例，责成州县切实奉行，尤其重要的是预先发给易知由单，按照粮户册名，依据定章核算，载明缴纳钱数若干。征收之时，纳户持单照数投柜换票。倘若柜书任意刁难，允许纳户即时禀诉。州县袒护包庇不立即惩治的，上司随时查访，严行参办。听说云梦、应城等县有实行由单的，其他县则厌恶其害，已习惯由粮书阻挠。不严格规定处分，以整齐划一，不可行。至于不任里甲滥设催役，必须永远禁革，违者治罪。这样皇恩才能下达，民困可望稍解。深仁厚泽，惠及孤寡，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

奏酌拟征收钱粮各条片。屠仁守

再言臣先前奏报湖北钱粮积弊，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奉谕旨：“着湖广总督、湖北巡抚饬令各州查明定例，按户预先发给易知由单，核算明晰，纳户持单到柜换票，不准滥设催役名目。柜如有刁难情事，允许其禀诉惩治。倘若州县心存袒护，即着严行参办”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关怀百姓、剔除蛀虫惩治奸恶的至意，无比钦感。臣私下认为，除弊的方法，关键在于详明；而作弊的情况，利益在于蒙混。征收一事，预先发给由单，本属易行，只是官吏厌恶其害己，遂将定例置之不顾。臣曾见州县粮票上几升几合的字样，都故意写得潦草，使人无法辨识，作为任意浮收的余地。不过舞弄文字数字，而各省一律如此，那么他们横取于小民的，不知有几千亿万，利归官吏，怨归朝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臣先前奏报想要让由单载明缴纳钱数若干，是紧要的关键。查嘉庆四年仁宗睿皇帝特别谕令：“钱粮一项，乡民有折交钱文的，如果竟行禁止，恐怕小民不懂银色，反受胥吏愚弄。各督务必在开征之前，按时价核定换银上库的数额，每两征收大钱若干文，出示晓喻，听民自便，不许丝毫浮收”。将此通谕知晓。钦此。仰见睿皇帝爱民之心，实在周到至极。现在湖北钱粮既经前任巡抚胡林翼奏定章程，银米两项都体察各州县情形定数折纳，制钱自然应当在由单印票上照数注明征收，才是核实之道。臣谨引伸酌拟详明条目，列于左。

一、州县上下忙开征之前，刊发易知由单，按各里花名造册，使纳户缴纳数额与一甲总额相符。其由单内按照胡林惠奏定章程核算，载明银几两几钱，应纳制钱若干文，米几升几合，应纳制钱若干文，水票号杂费一并包含在内。纳户即依钱数持单到柜缴纳，倘若由单内不载明钱数若干，即属有意舞弊，将该州县参奏。

一、预先发给由单，若让花户自领，未免纷乱；若令差役散发，又增加骚扰，都不便。查州县各乡，都有科算书，又各册书专管民间分单过户等事，他们对花户应纳银米数额，无不周知。应责令他们汇总领取由单，挨户发放；或由单核算错误，花户只与该册书核对，禀官更正。倘若册书有妄行需索之处，轻则追究惩处，重则责打革职。

一、征收之时，照例在公衙门首设柜。若地广户多，就须多设柜数，以便粮户分头完纳。

译不至于造成拥堵阻塞。等到出现搀杂越级、错乱的情况，钱粮便按照单一凭证缴纳，无需在当时进行核算，只需核对印票，无误便立即发放凭证让百姓归农。倘若印票内未注明所缴纳的钱数，或者在不当的时候发放印票，准许纳税户将柜书（负责收税的吏员）禀报官府，予以严厉追究。

译一、在革除催役、开征之时，照例设立滚单，全部按照粮册在纳税户名下注明应缴纳的数额，发给单内第一名的农户，依次轮流催缴，令其自行前往税柜缴纳。如果轮到某户却搁置不传，责令依次轮到的农户向官府禀报，追究责任。

一、法令既然便民，自然没有不踊跃缴纳的。然而良莠不齐，如果有懒惰的农夫安于现状，抗拒不去税柜缴纳的，则有摘催之法。查传该户本人，严厉追缴。这样既不会因为一两个顽固的农户，任凭法律去骚扰乡民，也不会为了安抚善良百姓，废除法律去纵容顽固的农户。惩罚一人以警戒百人，对于政事是适宜的。

一、遭遇水旱偏灾，钱粮蒙受皇恩减免或缓征，必须命令州县上报明确是哪乡哪户，载入由单，免除其缴纳。如果本年已经先征收的，允许抵充次年应缴纳的数额。倘若州县含糊其辞重复征收，查明后参劾处分。

以上六条，对于既定的法规原本没有变更，只是在既定法规之中切实整理，希望得以消除积弊，宣扬皇上的仁德，钱粮没有拖欠的忧患，而百姓有复苏的庆幸。至于胥吏等人，如果能奉公守法，该州县也应当酌情增加他们的伙食，使他们能够供养家室。州县官如果能给百姓带来实惠，该督抚也应当裁减多余的开支，使他们财力宽裕。这样，上下以心相见，官民联为一体，催缴赋税不骚扰百姓，然后教化养育的措施才能得以施行。这对于教化治理的根本，益处应当不小。

《议减杭嘉湖三府减漕疏》，或作《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奏疏》。

闽浙总督左宗棠

我私下恭敬地奉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的上谕：浙江地区接连遭受战火，百姓流离失所，实在令人痛心，自然应当对该省的漕粮酌情减免，以显示公正广博的仁德。命令左宗棠通令杭州、嘉兴、湖州三属，将实际应征收的漕粮税率详细确切地调查，各自按照轻重分成，酌情减免后奏明办理。钦此。当时因为杭嘉湖三属都未能收复，户口流亡，征收册籍毁失，应当等到地方肃清，各自根据各地情况分别裁减，已于去年十二月覆奏在案。本年八月湖州收复，浙西一律肃清，随即与布政使蒋益澧、粮储道杨昌平商议，在省城设立清赋总局，悉心规划，期望周全妥当。查考杭嘉湖三府漕粮定额之重，与江苏苏州、松江、太仓等地相同，苏州、松江、太仓既已议定减少三分之一，那么杭嘉湖也应当仿照办理。就杭嘉湖三属征收粮食的科则而言，又以嘉兴、湖州为重，杭州次之。就嘉兴、湖州两府而言，又以归安、乌程、嘉善、嘉兴、上海为最重，平湖、海盐、桐乡、石门、武康次之，长兴、武康各属又次之。杭州所属的临安、于潜、昌化、新城等县，山地多田地少，所以比起嘉兴、湖州的粮赋固然较轻，出产也远远不及。曾经考察杭嘉湖三属赋税沉重的原因，始于南宋末年，将官田的价格折算，元代因而增加。明初张士诚占据姑苏，兼有嘉兴、湖州各郡，明太祖平定张士诚，于是使用他的租籍收粮，后来又括取官田的粮赋，均摊到民田，层层递增加增，百姓困苦尤其严重。我朝定鼎以来，康熙年间免除三分之一的一年，全部免除的一年，雍正六年又减少嘉兴、湖州两府额赋十分之一，计银八万一千多两。中间偶尔遭遇水旱偏灾，无不随时减免缓征，深厚的恩泽深仁，有加无已，所以民力得以稍微舒缓。到乾隆、嘉庆年间，家家富足，曾经办理全额漕粮。道光癸未、辛卯年以后两次大水，民间元气大伤，赋税沉重的地方未能全额起运漕粮，逐年报灾歉免缓征频繁。然而朝廷虽然屡次施予殊恩，而百姓未能完全沾受实惠，因为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减免全听凭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的也能减免缓征，编户小民受灾的尚或全额征收，而且大户仅缴纳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迟到满停收即须改征折色，每石价至五六千文不等，用小户的浮收抵补大户的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抱怨有词，所以闹漕的案件往往因此而起。然而州县浮收，也并非都能装满私囊。从前河运之时，旗丁需索帮费，如同咸丰初年，每兑漕一石，除了给报部漕截银三钱四分六厘外，尚须由州县贴给费钱一千文。帮费一日不清，帮船一日不开，州县的官吏惟恐有误运期，不得不浮收以填补沟壑，而小民苦于苛敛，弱小的每日受追呼，桀骜的或从中持之，因而窜入大户，导致小户日少，大户日多。旗丁的索费日重，州县的亏项日积，百姓以完漕为苛政，官吏以办漕为畏途，积弊相因，官吏百姓交困。咸丰二年改行海运，每石连同商船水脚及南北用款，统计约需银八钱有余，曾奏准以给帮漕截抵水脚，其不敷之项，按各州县帮费轻重酌提解省津贴，自七钱至四钱不等较河运之时已为节省。今奉恩旨饬议核减漕粮，将要举数百年积困而纾解之。这是三郡百姓所呼吁祈祷而不得的，臣等躬逢盛世，若不能博访利弊所在，而悉心参酌，衷诸至

译应当以此谋求长久之计，不仅是为了不辜负朝廷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宏大恩赐，也是为了安抚民间长久困苦、渴望复苏的迫切心意。谨就当前漕运事务应当筹办的概况，列为四条，恭敬地向皇上呈报。第一条是减少正额：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的定额漕粮，包括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计一百一十余万石。征收粮赋的标准大小不同，即使超出定额的粮食，其数量也多寡不一。现在需要分别酌情减免，自然应当先去除那些严重超额的浮粮，以消除轻重不均的弊端。拟定按照上、中、下三种赋税标准分别确定数额，例如每亩征收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的为上则，自六升以上至不足一斗一升的为中则，不足六升的为下则。根据赋税标准的轻重分别核减，总目标是将在定额征收的数目上酌情减少三分之一，从而使赋税标准确定，减免的数额也因此变得均衡。

译第一条是减少浮收。向来征收漕粮附加损耗，每石从一二斗到七八斗不等，各自根据纳税户的高贵低贱、强弱来定征收数量的多寡。如今漕粮定额既然已经减定，那么浮收的款项，怎么可以任由它沿袭旧例？只是州县办理漕务，有修缮粮仓搭设篷帐、纸张油烛的费用，有仓夫斗级、漕运差役饭食的费用，有内河运米交兑夫船损耗米的费用，有交米书吏差役守候的费用，一切用款非常巨大。况且收漕交兑相隔一两个月，风吹日晒搬运周转亏折必然很多，不能在正漕之外酌情留出运费，用来资助津贴。应当等查明各州县用项，由地方核实办理。那些向来加尖、加价、强行折价等各种弊端，自从核定之后，一概裁革。绅士百姓一律公平征收，不得再有大户小户的分别，这样谷价禄米公平而公共利益因此普及。

第二条是筹措运费。浙江省向来办理海运，每石需要费用约银八钱，除去向来发给帮丁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抵扣外，还不足银四钱五分零。现在正额浮收一概分别核减，自然不便再由州县议定提取津贴。拟请将海运经费每石定为八钱为定额，除去支付漕截外，不足的款项另行筹措充足。查浙江漕粮如果按照统一减三分之一，每年起运的米不过六十万石上下，漕截不再另行核减，计算可以剩余银十余万两，又节省发给帮丁本折行月经费食米可以得到银十二三万两，又屯田租息以及节省帮弁廉俸可以得到银数万两，总计将近三十万两，足以抵补海运经费。至于所动用的正款八钱，按年将动用款项据实奏报结清，应当请求不必造册报销，以归于简便，并且不得超过八钱之数，以显示限制，这样浮费裁减而上下因此得利。

第三条是裁减陋规。向来州县收漕各种陋规极为繁杂，这次核定新章，应当命令各州县据实查明，开列清单呈送，分别裁减，这样弊端清除而漕政因此肃清。此后如果不是实在旱涝，不得再报灾歉，即使是实在百姓欠交，也不得再报垫完，而近几十年沿袭的陋习也可以除去了。至于应当减去的米数，必须查明赋税等级才能核定，现在地方新复册籍不存在，已经命令各属限期赶造。除了白粮粳糯作为皇家正供，拟仍照定额办运，拟减之数应当统一在漕粮项下注扣，此外南粮、行月、匠米等，仍各归各款，按比例扣减。至于杭嘉湖三属漕粮，税则轻重不同自然应当查照各县赋税等级，酌情减。再合并计算总数，共减若干。伏查各处被扰乱的情形，如杭属的临安、新城、于潜、昌化，湖属的长兴、武康、孝丰、安吉，都路通徽甯，受害尤其严重，房屋全成灰烬，田地久已荒芜，即使招集遗民，也寥寥可数。从前道光年间及咸丰初年办理海运，每届都不过七八十万石，及五六十万石不等。现在拟照杭嘉湖全额统一减三分之一，如果能办理全漕，与历届尚不相上下。只是眼下三属情形，即使照减三分之一，明年新漕也断难如数征纳。而想要做长久之计，又不能不通计国家赋税盈虚，以此作为定则，可否仰恳皇太后皇上天恩批准，将杭嘉湖漕粮统一减三分之一，明年新漕再酌情办理之处，出自圣裁。至于海运经费，每石向来只支销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这次请求以八钱作为定额，与部案不符。只是查商船水及南北用费，每石实际需要银八钱，其余不足都是各县津贴。此时不将津贴一项裁革，那么虽然有核减之名，仍未得核减之实，所以不得不据实陈述，恳求圣恩准予漕截并行月屯租各项下按数动支，这样漕弊可以尽革。又通省地漕银子以及浙东各属南米，或者关系军饷需要，或者抵支兵食，除去正额不用查减，其浮收的款项，也应当分别裁革。现在宁波、绍兴、温州三府已经定章，处州也已经减定，其余各属应当立即一律核减，以昭示公平普及。

会奏杭嘉湖三府酌情减漕粮分数疏，同治四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浙江巡抚马新益。

案于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谕：浙江省接连遭受战火，小民流离失所，实在令人怜悯，自然应当将该省漕粮酌情减免，以显示公平普及的仁德。着左宗棠通令杭嘉湖三属，将实在应征漕粮赋税等级详细确查，各按轻重分成酌情减，奏明办理。钦此。经臣左宗棠在克复湖州之后，命令司道设立清赋局，悉心规划，妥善筹办，并于上年十月间将该三属漕粮弊端及筹办大概情形据实详细具奏。奉命户部议奏。钦此。随后准户部议覆，请求将杭嘉湖三府漕粮仿照江苏做法，统一按原额在三十分中减去八分，白粮粳糯准予在漕粮项下注扣，确查赋税等级各按轻重酌情核减，开列奏报。其南匠米收支相抵，并无盈余，不用议减，所需运费宜于漕

译务必在各项经费下宽裕地筹备，使其足以满足应用，不得在漕运款项之外再动用其他正规款项。所有浮收和陋规两项，要核实裁减，明确制定章程。此后，征收漕粮的州县如果再阳奉阴违，立即严加参劾惩办。本届新漕粮，体察实际情况，酌情办理。此后，如果不是确实遭遇旱涝灾害，不得再申报灾歉；即使是确实存在百姓拖欠，也不得再申报垫补完纳。总期望有弊端必定清除，有违犯必定惩处，这样才能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有益处等因。上奏后奉旨依议办理。钦此。遵旨行文到达浙江。臣宗棠先前已经统率军队进入福建，臣新贻接奉后仔细推敲部议，认为既为国家又为百姓兼顾筹划，而且对公私用项也都考虑到了，确实斟酌得当，遵即督促饬令司道确切核实妥善办理。去后，现在据总办清赋局的布政使蒋益澧、代理粮道薛时雨详细呈报称：查得浙江省定额征收的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各类米共一百十四万七千三百余石，其中除去南匠正耗米十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三石余，白粮舂办米一万三千三十九石余，都不议减；又白粮粳糯作为天庾正供，按照定额办理运输，所减的数额统一在漕粮项下注扣之外，现在按照定额征收的漕白、改漕、正耗、行月等各类米一百万四百石余，依照部议三十分之八的比例核算，共应减米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严格遵奉谕旨分成量减，各州县按照田地山荡科则的轻重，以分数决定多寡。定额重的减数应当多，以缓解其长期困苦；定额轻的减数依次减少，以显示公平。仍然在上、中、下三则之中，再分为五等：如上则的一斗六升至一斗九升，酌情减十分之三分；上则的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酌情减十分之二分五厘；中则的九升至一斗，酌情减十分之二分；中则的六升至八斗，酌情减十分之一分五厘；六升以下的下则，统一减十分之一分。均按整数核算减除，零碎细数不再琐碎扣除，通盘合计，恰好符合前述数额。科则不同而轻重有别，分数确定而多寡同沾恩惠。等情造册详细请示，上奏前来。臣等伏查杭嘉湖三府的粮额之重，起源于前代。我朝二百年来，已经多次施恩，减之又减，但与其他郡县的粮数相比仍然悬殊极大。百姓以赋税沉重为苦，官员以费用繁杂为累，在平时已有积重难返的趋势。值此大劫难之后，户口减少，物力凋残，正是穷极变通的时机。仰蒙特旨饬令按照科则核减，以彰显公平普惠。凡在臣民，无不感激涕零。现经臣等督同司道确切核算，除正南匠等米外，计算三府原额漕白行月等米一百万二百石余，按三十分之八的比例，共应酌情减米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有余。本应遵照部议，分县按照册籍开报。无奈因为战乱之后，各处册籍荡然无存。现在据各州县开送漕南等册籍，都是仿照残存的志书及远年的赋役全书所造，虽然大致没有太大差错，但零碎数额尚难准确。须等待各案查抄齐全，另行核对分造细册送交部里核复查定案。现在就各州县开送的田地山荡顷亩额数及分别拟定的减米数，按照府总缮具清单，恭敬呈上御览。恳请天恩俯准如数减免，以显示广博的仁德，抒发数代沿袭的民困，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宏大慈恩。不久将看到天下欢腾，必定争先恐后地缴纳。虽然目前创伤未复，尚难按照减后的数额全额征收；但日后元气逐渐恢复，即可全部起运。此后如果不是确实遇到凶荒，不准轻易议论蠲免延缓，以充实仓储而重视国家用度。至于臣宗棠先前提议减浮收、筹运费、裁陋规，都是治理漕务的要领。容臣等督促饬令司道，将兑运经费征收章程通盘筹划，悉心核议，另行奏报。总期望上下都有益处，长久奉行，以仰副圣主惠爱百姓的至意。

译恭敬地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田地、山荡、塘滩的原额以及分则、分等拟减的米数，整理成府级总清单，恭敬呈上供御览。

杭州府仁和县、钱塘县等九个州县：

额定田地二万一百一十五顷三十四亩零。

额定地六千六百五十一顷三亩零。

额定山一万二百二十六顷四十八亩零。

额定荡塘一千五百八顷七十八亩零。

以上共计原征收米一十七万八千一百八十九石五斗零。现拟减米二万五千七百三十五石四斗八分八厘零。扣除减除部分后，实际征收米一十五万二千四百五十四石一分八厘。按则计算，折合减十分中之一分四厘四毫四丝。

嘉兴府嘉兴县、秀水县等七个县：

额定田地三万六千八百四十二顷八十四亩零。

额定地一万一千五十七顷。

额定山一百八十顷六十亩零。

额定荡滩七百七十四顷一十九亩零。

以上共计原征收米五十八万七千四百七十五石一斗零。拟减米一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六石三斗一分零。扣除减除部分后，实际征收米四十四万二千五十八石七斗九分九厘。按则计算，折合减十分中之二分四厘七毫五丝。

湖州府程乡县、安吉县等七个县，以及孝丰县，向来不征收米，请求免除核减之外：

额定田地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一顷三十六亩零。

额定地五千四百二十九顷七十一亩零。

额定山七千三百九十四顷七十三亩零。

额定荡二千五百三十七顷一亩零。

以上共计原征收米三十八万一十四石八斗零。拟减米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三石八斗四分三厘零。扣除减除部分后，实际征收米二十八万四千四百石九斗五分七厘。按则计算，折合减十分之二分五厘一毫六丝。

以上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田地、山荡、荡滩，共计一十三万一千九百三十九顷一十三亩零原征收米一百一十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九石四斗零拟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六升三厘二毫零。统盘计算，折合减十分中之二分三厘二毫八丝。

计算实际征收漕南等米八十七万八千九百十三石七斗六分八厘，除去南粮及白粮舂耗两项不计外，实际计算原额白漕行月食正耗米一百零四万零四百石五斗五分一厘四勺。拟减上述数目以符合部议的三十分之八分，理当登明。

杭嘉湖三府所属田地山荡塘滩：

上则科征一斗六升至一斗九升以上。

田地共三万五十八顷七亩零，原征收米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石一斗四分零，拟减米一十二万九千一百九十七斗二升四合。

上则科征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以上

田地共二万二千八百三十顷七十三亩零原征收米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四石二斗一分九勺零拟减米七万六千九百一石二升九

中则科征九升至一斗以上

田地共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七顷九亩八厘零原征收米一十六万八百一十四石三斗零拟减米三万五百九十石四斗七分八合

中则科征六升至八升以上

田地共二万三千一十九顷一十七亩原征收米一十七万二千九百一十三石八斗二分三合八勺零拟减米二万四千二百九十七石四升八合

下则科征不及一升至五升以上

田地山荡塘滩共三万九千五百九十四亩零原征收米五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九斗三分三合零拟减米五千七百七十九石二升五合六勺

核减绍兴属浮收钱粮疏

左宗棠

窃浙东各属地丁南米，经臣去年奏明应一律核减，并将温州府属先行核定减定在案。现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收数额，以绍兴为最多，浮收的弊端也以绍兴为最严重。山阴、会稽、萧山各县缴纳钱粮，向来有绅户和民户的区别，每正耗一两，绅户仅缴纳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为止，民户则有缴纳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的。对于国家维正之供，却有绅民重轻之别；对于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饱中饱之资。官府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若不明定章程，删除浮费，弊端日益严重，这如何能忍受？孟子论治，以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为深忧者，此也。臣在上年核定温属地漕后，即饬令奏调来浙差遣候选知府、户部郎顾菊生前赴绍兴，会同该管道府，将历年来官征民纳实数及向来流摊各款逐一清查，分别裁减。现据顾菊生等禀称：绍属八县及六场正杂钱粮，有按银数缴纳，有按钱数缴纳，殊与定例有乖。现拟统一按银数征解，其一切摊捐名目及道府各属陋规，概行禁革，并拟在正耗钱粮之外

译仍参照各县旧征数额的多寡，每两酌量保留平余，作为各该县场办公之用，并将征解、留用的数目清册呈送前来。臣仔细复核，除正税和耗羡仍照常征收解缴外，绍兴府所属八县额征的地漕等款项，以及萧山公租课银五十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四余两，除新昌一县的征收数额已经刻石公布，无需讨论更改外，其余七县共实际减去钱二十万五千一百零六千文；南米额征本色米七千余石，折价米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余石，减去本色耗米三百六十一石，减去折价耗米钱一万二千零七十二千文；六场课额征银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九两；又萧山牧租额征钱一万三千九百十六余千文，实际减去钱四千二百四十二余千文。共计减去钱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二十余千文，米三百余石。只要能够永远遵守，大户小户一律完纳，以十年的总数来计算，民间即可多留存二百余万钱、三千余石米。既然无需损害上级利益来增益下级，民力自然显得有余，也无需从富者那里多取来补贴贫者。贫户不担忧不足，官府征收有固定章程，那么上下关系就严肃清明；百姓完纳有固定数额，那么胥吏的弊端就消除。此次制定章程之后，臣应当命令各属一律刻石遵守。如果有官吏阳奉阴违，在定章之外添设名目，多取一文钱者，一定立即予以撤职参奏。如果大户不遵守定章完纳，导致官府有赔垫的风险，百姓有负担偏重的痛苦者，也一定核实惩办，以显示警戒。所有核减绍兴府属钱粮的缘由，理应恭敬地写折具奏。再，绍兴府属钱粮减定后，户部郎中顾菊生生已命令前赴宁波，一律查办，一并声明。

译关于核减漕粮南方浮收并禁革陋规的奏疏，同治四年。

浙江巡抚马新贻

据查，浙江省正项漕粮分成核减一事，已蒙恩准。随后遵照部议，以漕项筹抵运费，又经臣具奏覆准在案。既然漕额已经核减，运费也已筹措，朝廷体恤民间疾苦，关怀有加。然而，如果不对额外浮收进行大力裁汰，核实酌情保留，仍然无法缓解百姓的困苦。查究从前浮收的缘由，起初是河运时的贴帮费用，后来是海运时的贴费。浙江省自改办海运以来，津贴的多寡，即视帮费的轻重而定。每运输漕米一石，从三钱到七钱不等，统算大约五钱有余。将银折算成米，每石需加米三斗以上。以全漕九十五万石的总量计算，大约需收米三十多万石，才够支付海运津贴的费用。加上州县办理漕务的开支，名目繁多，其中绅士大户，在正赋之外，颗粒不加，甚至有把持包揽等行为，势必要从乡间小户身上取盈，以弥补亏空。其中本折并收，有的以米加耗，有的以钱合米，大小户负担长短不一，负担最重的农户，正漕一石，竟要缴纳米一石七斗以上，这就是完漕不均、浮收产生的根源。臣与藩司、粮道访查各州县征收漕粮及南米的旧规，从严厘剔，除酌情保留耗余作为办公之用，按照现改的新章征收，统计杭州府属共可减浮收米六万四千六百五十石，嘉兴府属共可减浮收米二十八万三千三百八十七石，湖州府属共可减浮收毛十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六石，三府共计减去浮收米四十八万六千余石。另外，漕粮及南米统征分解的米款，向来将征收剩余的漕米归入南米，多属疲弱玩忽的小户，历来折钱完纳，也有浮收，现在一并核减，杭、嘉、湖三府南米共可减浮收钱二十四万余串。这是从前漕粮及南米收数过多，现拟核减的大致情形。所有原奏内州县办理漕务，如修整仓廒、书吏役夫辛工、剥兑守候等费用，都是万不可省的开支，并有漕仓剥船各处的折耗，数目也很多，现在酌情保留耗余，仅令勉强够办公使用，从前一切陋规浮费，一概裁汰，将保留和裁减的各款目造册存案，并明白告示，勒石永禁，漕粮一律缴纳本色，绅士百姓一律征收，不得再有大户小户的名目，如有情愿缴纳折色的，按照市场米价，随时收纳，完全听凭百姓方便。至于杭州属的新城、于潜、昌化等县缴纳漕粮，向来收折色，由官府办理运输，应仍照旧办理，按照市价征收。如果敢仍蹈从前勒折浮收的覆辙，一经发觉，严参治罪。只是大户向来缴纳漕米并不加耗，此次改定新章，酌情保留漕用，既然说绅士百姓一律，自然不能再有差别。恐怕各大户仍以从前缴纳的数目为借口，不肯加耗，起来与地方官为难。一县之中，大户占一半，如果小户有耗，大户无耗，必然导致再次浮收，否则不够漕务开支，对漕务新章大有妨碍。此后倘有绅士恃势把持，仍前包揽短交，自然应一并从严参办。此后据该司道具详前来，臣复核无异，应待征收漕粮时严督州县，以端正自身为先，除酌情保留耗余外，不准颗粒浮收，仍沿旧习，庶几百姓心悦诚服，照章乐输。至于大小衙门一应陋规等项，一概禁革，如果敢有违犯，官员参劾，吏员惩处，以杜绝弊源而肃清漕政。

关于豁免嘉善县摊赔银米的奏疏，同治五年。

马新贻

据嘉兴府属的嘉善县傅斯怿转据全县绅士百姓呈称，在明朝宣德五年，将嘉兴县的思贤等六乡划为嘉善县，计二十个区，计额田六十万一千三百一十六亩有余。因为与嘉兴、秀水二县土地相接，所以嘉善境内嵌有嘉兴、秀水的田亩，区图虽然不同，但册籍无从查考。万历十年，嘉善县令于是采用延仓互推的方法。康熙十年，嘉善县令莫大勋有查丈之举，但查丈最终未能厘清赋额，各自仍其旧制。到康熙二十八年，绍兴府通判吴家瑜按亩清查丈量，计亏缺田二百三十九顷。所有丈量缺额田亩应征的银米，经前任巡抚张题请，在丈实数内按亩加增，均摊以补额。四十一年奉部饬查，四十二年又委派杭州府同知陈忱旦重新丈量。四十三年，前任巡抚张题明，该县地处水乡，波涛冲激，河港日渐广阔，田地日益坍削，以致缺额，再奉部驳斥。四十七年饬令嘉兴、秀水二县一同丈量，又经前任巡抚王题明，按册合计丈实坐嵌，以及丈缺各数，均与从前两次丈量的数目相符，并无欺占隐漏等弊端，经部定议，均摊赔补以符合原额。乾隆五年，前任巡抚卢以贴补艰难为由题请豁免，未蒙核准，至今一百数十年，长久摊赔，万分苦累。查全书额载嘉善县田六十万一千三百一十六亩有余，每亩额征米一斗九升三合五勺，银一钱六分

译三厘九毫七丝。又因为查核亏空、抵销短缺，按照田地每亩加征米七合九勺九抄一撮，加增银六厘八毫六丝七忽。因此以实际田地计算，已暗中增加米至二斗一合一勺，增加银至一钱七分二厘七毫。这不仅比同府各属的数量独多，与全省各州县相比也极为罕见。在太平时期，百姓安居乐业，虽然缴纳赋税艰难，尚能勉强支撑。自从贼寇占据侵扰三年以来，百姓颠沛流离、困苦不堪，无法尽述。收复以来，商贾稍稍恢复营业，而农民无以为生，所依赖的只有这些田地。空村绝户，残破的营垒和荒芜的坟墓，田地废弃的情况且不说，即使有可耕种的田地，也苦于没有耕种的人。加上农具并不齐全，耕牛全被宰杀。往往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器具彼此通用，一个村庄内只养一头牛先后轮流使用。播种既然不同步，收成必然多有偏枯歉收。加上雇佣工钱有费用，借贷耕牛、租赁农具又有费用，耗尽终年的劳动，所得不能抵偿所费，顾不上考虑身家，却要先筹划国家的正税，衣食尚且不充足，却又用公摊的款项来困扰，民力有限，怎能不枯竭？幸蒙特殊恩赐，特别恩准漕粮统一减免三十分中的八分，全郡士民共同深感戴德。但减免赋税原本是为了体恤百姓，而体恤百姓没有比消除累赘更重要的。以嘉善来说，赋税虽然减免但缺田未除，将来按亩征税，仍须在减免后的新赋之外，每亩加摊银米，才符合减免的额度。查原丈量缺田二百三十九顷，应赔偿米四千六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赔偿银三千九百六十六两七钱五分。再按减免额度逐级核算，仍应赔偿米三千二百五十一石五斗七升。无论是兵火之后，民力实在不足，即使就抵销短缺而言，康熙三十八年以前缺额已如此之多，至今一百多年，坍陷削去又不知有多少，而逆匪挖掘港口、开凿壕沟、疏通河道、决堤毁坏田地更不知有多少。如果实行丈量，则劳民伤财，浪费时间、荒废生计，流弊不可胜言。如果仍按从前赔偿，则亏空之外还有新的亏空，累赘之中又增加暗中的累赘，遗留的祸患更不堪设想。百姓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则弱者逃跑而强者抗命，对官府有妨碍，对百姓不免追逼呼喝。官府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则轻报歉收而重报灾害，在上层仍需蠲免缓征，在下层未沾实惠，这是徒有补亏的名声，终究没有补亏的实际。既然没有补亏的实际，那么即使勉强符合原额，却对仓储毫无益处，对国家计谋和民生两方面都没有好处。

译值此之时，皇上的恩泽深厚广布，哪里适宜再三冒昧请求？只是考虑到荒芜的田地开垦耕种，可以等待来年，而短缺的赋额摊派赔偿，却遥遥无期。以赋税沉重的地区，遭遇大乱之后，又加上两万多亩虚报的田粮，困于上百年的积累，此时救死尚且不足，谋生极其艰难。实际的田地尚且抛荒，虚报的田亩哪里能承受摊派？减少赋税尚且难以搜刮，增加摊派又怎能弥补？恳请皇上将嘉善县从前丈量出的短缺田亩二百三十九顷的摊赔银米，以及请求豁免等情，详细呈报到我这里。当时已经批示由布政使司核查商议，现在据升任布政使的蒋某会同清赋局官员详细呈报，上奏前来。我查嘉兴府所属的嘉善县，原本属于嘉兴县的东北六个乡，前在明朝宣德年间划出设立为县。其间田地曾根据划分的边界，按亩厘清区别，因为奸民取巧隐匿，官吏隔县推收，导致彼此互相摊派，竟然成了嵌田的弊政。后来因为赋税多有缺额，纠缠难以理清，又用摊征来弥补亏空，匀额来赔偿粮赋。等到后来商议请求清丈，共丈量出短缺田地二百三十九顷有余，又将短缺田地应征的银米，按亩匀加，改定明确的科则，以免亏欠国家税收。至于乾隆年间屡次请求豁除摊赔无着落的银米，未曾议准。只是查嘉善境内官田最多，赋税额度本来沉重，加上摊赔的粮赋，更是累上加累。在太平时期，民力尚且宽裕，或许可以竭力缴纳；如今则是战乱离散之后，元气过度损伤，即使没有水旱偏灾，定额赋税已显竭蹶，赔粮实在难以支撑。况且小民终年辛勤劳作，尚且入不敷出，抗欠疲玩，势所必然，反而导致每年钱粮漕运不能全部完纳，徒有摊赔的名目，仍无输纳的实际。我皇上体念百姓依靠，所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应征永定的漕额，尚且蒙受皇上恩赐超过常规，普遍予以酌情减免。这项匀摊缺粮，更是嘉善县独有的积累，怎么忍心置之不理？况且统计岁入的数量，银米两项均不足四千，即使毫无拖欠，所补于国家用度者无几，而小民的苦累却无有穷尽。可否仰恳天恩重叠恩赐，准许将嘉善县丈量短缺田亩二百三十九顷有余应摊征的银三千九百六十余两，米三千二百五十余斗，一并豁免，以缓解积困。如果蒙受允许，并乞明确下达谕旨，使得能够恭敬刊印誊写黄纸，行文晓谕以广布皇恩，而杜绝流弊。至于前项丈量短缺田地的顷亩，因为年代久远，文案毁失，无凭分晰稽核，一并恳请命令户部检查原案，发给浙江核查应准豁免银米的准确数目，另行咨文报告，作为该县征解的定额。在未奉减定以前，仍暂照原额征解。

现在试着对人说：“我愿意为你服役，为你收债，将获取赢利。所获赢利我得到十七八，你得到十二三。”人一定会愤怒了。又说：“十二三的名目，你固然自己承担；十七八的名目，你为我承担。”即使愚笨的人也会愤怒了。又说：“获取赢利的政令，我制定；获取赢利的罪责，你承担。”即使最愚笨的人也会愤怒了。唯独江苏办理漕运的州县对于丁胥差役，不但没有愤怒的意思，而且无不推心置腹，爱护如同头目脑髓，奇怪啊！漕赋，百姓出的数目，与官吏收入的数目，常常相差悬殊。怎么说呢？全欠与极矩赔累州县的，不过几户罢了。其次短价中稍长的大户，其次或完米，或注荒，或丁胙包欠，或绅衿包完的小户，其出的数目逐渐增多。其次实完八九千，长价的小户，其出的数目更多。又其次包欠、包完、包荒，门路不真，事觉官又逼令重完、长价的小户，其所出的数目加倍多。这是官吏所收入的，所谓长价八九千的，本来也不几，而又有书欠、差欠、役欠，多方面来侵占。至于荒费，百姓出的四五千文不等，而官吏所收入的率与绅衿之不出费的并计影射转换，无可究诘，大约不过一二千文。至于铺仓兑运各费浮销，不可估量，不是所谓十得二三的吗？州县浮收勒折，习以为常，不闻及中饱之人，不是所谓尸其名者吗？事涉漕务，一切皆由丁胥主导。领银唯命，截串唯命，捉拿某户、褫夺某衿，唯命。忽然拥之坐堂皇，忽然驱之诉长吏，皆唯命。不是所谓“我为政者”吗？丛怨于绅衿，肆虐于平民，小则讦讼，大则闹漕，身败名裂，官吏实当其咎，不是所谓任其咎者吗？然而州县的蟊贼，却引之为爪牙；州县的仇敌，却奉之为师保。以常情揣度，实在难以理解。推究其故，不过因循旧弊，落入这类人的彀中罢了。彀中不一术，总以护持长价为首要。有长价，就不能没有短价。州县正利于其无一定之数，则上司不能窥其虚实，而我可为其愚；而这类人也利于其无一定之数，则本官不能窥其虚实，而又适为所愚。大河之浊，众污归之弊，遂百出而不可问。现在实行均赋，积弊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