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一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一

礼政十二 正俗

文昌宫碑阴录

恽敬

古代天子祭祀天地、社稷、宗庙以及五祀罢了。《祭法》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百神，如山林、川谷、丘陵等就是。《周礼》中大宗伯用辜祭来祭祀四方百物，八蜡祭就是。汉代采用方士的说法，祭祀的典章大多没有根据。后世佛教日益兴盛，所祭祀的神灵都依托于西域以及所谓的四天下。道士产生于中原，祖述方士的言论，效仿佛教进行欺骗诱导。陶宏景、寇谦之、杜光庭这些人，妄自编造真灵纪官职，又把中原君臣的名号，以及丛祠中的淫邪鬼怪混杂其中。考察他们的说法，到后世更加背离歧出，没有可以相信考证的。文昌帝君的祭祀，不知道它开始于何时。崔鸿《后秦录》记载：姚苌跟随杨安讨伐蜀地，到达梓潼岭，看见一位神人对他说：“你早点回秦地，秦地没有君主，大概就在你身上吧？”姚苌询问他的姓氏，回答说：“我是张恶子。”后来姚苌占据秦地称帝，就在当地建立张相公庙来祭祀他。常璩《华阳国志》记载：梓潼县有善版祠，又名恶子。百姓每年进献雷杍十枚。常璩的记载止于永和三年，在姚苌称帝前五十多年，这说明姚苌之前就已经祭祀恶子了。唐代封他为顺济王，宋代改封为英显王，元代根据道士的说法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录宏仁帝君。于是山海经、地方志、野史杂记等书中，附会不经之辞，遍布天下。道士全部剽取这些内容，按照自己的意思牵强附会，编录成《化书》。而喜好怪诞的学士大夫，窃取这些妄说，捕风捉影，听信盲从。唉，可以说是不祥啊。早在前明末年，大臣中议礼的人认为应该废除对他的祭祀，这又是不对的。君王承受天命，进退神灵的祭祀，都是为了百姓罢了。那些符合天神、地祇、人鬼典章法度的，由秩宗掌管，儒生们诵读学习，百代不废。那些不符合天神、地祇、人鬼典章法度，但能显现灵验作为征验，抵御水旱兵灾，被天下人奔走祭祀的，君王也按等级祭祀他们，这是为了顺应百姓的愿望。本朝太平已久，上下以休养生息为福，愚昧的百姓长期被煽动，于是盗用兵戈。如今全蜀已经平定，楚陕也安定。皇帝因为文昌帝君是蜀地的神灵，归功于他平定有功，恭敬地封闭他的祭祀。有关部门考定礼乐，颁布到四方，意思是天下聚集安宁，那么将士们尽力效劳无暇他顾，百姓效法顺从。然而以天下之大，智者和愚者都赫然关注天人交际，百神的呵护，这是国家的大福，百代治安的原因。我因为愚昧，随任州县。下级官吏无法仰助朝廷的制礼作乐，私下以鄙陋的见识，窥测万一。像这样，至于道士所说的，如同里巷巫祝，视鬼造妖，来迷惑愚昧百姓的视听，难道值得相信吗？难道值得相信吗！我因为文昌帝君流传世间已久，恐怕成为大弊，于是选取其中太严重的条目加以辨析，列在左边，让天下人知道朝廷祭祀文昌帝君，在于彼而不在于此，希望后夔、伯夷之类的人会赞许。

《王氏见闻录》记载：越巂县张翁养蛇，县令想要杀死它。一夜雷电交加，县城陷落成为大湖，蛇成为陷河神。张恶子谨按：梓潼岭就是七曲山，《华阳国志》记载五丁迎娶秦女，看见蛇拖拽他们，山崩，就是那个地方。因为五丁的说法附会蛇为梓潼岭之神，于是取用邛都地陷的说法加以补充，就是《见闻录》所传说的。考察《后汉书·西南夷传》：汉武帝初年设置邛都县，不久地陷成为沼泽，因此命名为邛池，没有陷河神的说法。邛都到隋朝才改为越巂县，《见闻录》的话，大概是出自隋唐间的野人吧？又《明一统志》称神是越巂人，报〇避居梓潼。大概是开始把神附会为蛇，接着又把蛇附会为人。《化书》又依托戚夫人、赵王如意，都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太平寰宇记》记载：济顺王本是张恶子，晋人战死，而庙宇存在。《文献通考》跟随这个说法。谨按：《华阳国志》《元和郡国志》都没有“晋人战死”的说法，这是后人把秣陵尉蒋子文战死成为神灵的说法附会上去无疑。

《路史》：黄帝之子挥造弓矢，受封于张，成为张氏。《诗传》：张仲，贤臣，笺注说是吉甫的朋友。《化书》：因为张仲著于《诗经》，附会神为张仲，并且认为是张宿的精气。谨按：《史记·天官书》：张宿本来是厨，主管酒客。《晋书·天文志》：张六星，主管珍宝宗庙所用以及衣服。这与张氏有什么关系呢？与张仲的孝友有什么关系呢？《酉阳杂俎》：天翁姓张，名坚，偷骑刘天翁。白龙到元宫，更换百官，刘天翁失去治理，成为泰山守。这是张角谋代汉朝的妖言。神姓张，名单，有六个女儿，都叫察。因为张宿为厨，所以神姓张，张六星，所以神有六个女儿，都是妖言，不可听从。

《晋书·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是天之六府。第四叫司禄，司中，司隶，奖赏功劳晋升。与《天官书》第四叫司命，第五叫司中，第六叫司禄，不同。《星经》又说：第六叫司法。大概古代谈论天象的人，用四兽配四时，占卜生杀，那些附在天枢的，

译都占卜宫廷之事，命名并寻求验证，只要大致符合即可。《化书》既然把文昌帝君当作魁星之前的司禄之神，又把他当作外垣的上相，这难道是欺骗谁呢？难道是在欺骗上天吗？大概在唐宋时期，士大夫和进士经过梓潼岭，得到送行的人后来都做了宰相，考中殿试第一名，像《铁围山丛谈》中记载的那样很多。荒谬的人于是有了司禄的说法，更加荒谬的人，用掌管禄位的星宿来证明，并尊奉为星宿中的上相，以此互相煽动，却不知道这两颗星并不相属。本朝朱锡鬯先生探求这种说法却找不到依据，说文昌祭祀的是蜀地的文翁，这怎么更加荒诞呢？

译《说文》：“魁，是羹斗。从斗，鬼声。”臣锴说：“称斗首为魁，柄为标。这大概是器物的名称罢了。”星象中取北斗、南斗、小斗、中斗的名号，都以首为魁，柄为标。于是流传的训释，称居首位的为魁。《汉书》中的“里魁”、“党魁”就是如此。又转而训释科举考试中名列同辈之首的为魁。《老学庵笔记》：“宋元宪梦见大魁天下。”《挥尘录》：“吕文穆等人以大魁登上鼎席。”就是如此。现在却以斗倚鬼作为魁星之神，又以文昌在斗魁之前，而在文昌宫祭祀它，实在荒谬可笑。其他如《化书》所说，以白进僖宗，是因为唐明皇青入蜀而附会出来的。朱衣神则是因欧阳文忠公而附会出来的。不知道《侯鲭录》所说的，是讥刺那些通过关节舞弊的人诬陷欧阳文忠公，不可作为训释依据。

鬼神篇上

周元鼎

鬼神是什么？是阴阳。阴阳是什么？是气。气之所以为气，无法命名，就命名为太极。阴阳之所以为阴阳，仍然无法命名，就命名为鬼神。既然已经是气了，它存在于天，必然有开有合；日月星辰，必然从东升起而向西落下，必然有昼有夜，夜后又复为昼；春夏秋冬，必然有生长有收藏；所有万物，必然有枯有荣，有化有育。这开、出、昼、春夏、生长、荣育，都是神。这合、没、夜、秋冬、收藏、枯化，都是鬼。而在人身上，有呼有吸，有动有静，形成气、血、魂、魄、醒、睡、生、死，都是气的阴阳作用，也就是鬼神的作用。再推究到极致来说，心是太极，性是本体，为鬼；情是功用，为神。耳目是本体，为鬼；能视能听是功用，为神。四肢百体，没有一样不是气的作用，阴阳的作用，也就没有一样不是鬼神的作用。人如此，所有万物包含生命、承载气息的，没有不是如此。这就是所说的看不见听不到，却体现于万物而无遗漏。这就是所说的鬼神的德行盛大。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天地间的鬼神，就是我心中的鬼神。然而只有我心中有了鬼神，天地间才有鬼神。为什么呢？日月星辰的明亮，这是鬼神的常态，可以看见可以指认的，习惯了就不觉得奇异。风雨霜雪与雷霆，这也是鬼神的常态，忽然出现忽然消失，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也习惯了就不觉得奇异。就拿人来说，心思驰骋，忽然间就到了千万里之外，而眼睛好像看见了，耳朵好像听见了，神游于千百年上下，可以评论世事，可以等待百世之后。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很奇特怪异，令人惊愕吗？再从最近处来说，人的饮食，把食物摆在杯盘里，心里想要而心动，身体就靠近，手肘伸去，手腕趋向，手指拿着筷子探取，嘴张开，舌头舔舐，牙齿咬断，咽下气息而喉咙接纳，于是进入腹部。从外面直到进入腹部，各自承担职责，共同发挥效能。其中曲折之处很多，而在瞬间之间，效用的神速，竟然不谋而合，不言而喻，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又是至灵至妙，极神极奇，令人惊愕吗？然而也习惯了而不觉得奇异。心里不认为有鬼神，天地间又哪里有鬼神呢？却因为在听闻非常之事、看见非常之物时，像伯有的厉鬼、曹社的阴谋、炀沈的鞋子，就认为是鬼了。而像台骀、实沈降生于莘，在宋国说话，就认为是神了。自己身为鬼神，却唯独对万物有鬼神感到奇异？终日处在无非是鬼神的地方，却忽然独有可惊可愕的鬼神？同样是鬼神，同样是见闻者眼中的鬼神，不觉得奇异。却忽然把一人所见所闻的非常之事，认为是至灵至妙、极神极奇的鬼神。大概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圣人，是与鬼神合其吉凶的人。对于怪异之神，不说它有，也不说它无，只是以不语来端正态度。

鬼神篇下

周元鼎

只有圣人与鬼神合其吉凶。所以明则治理人，幽则治理鬼神。怎么治理呢？用礼来治理罢了。没有比天地更大的，而南郊北郊以地来区分；冬至夏至以气来区分；燔柴瘗埋以形理来区分。朝日夕月，六宗进行祭祀；星辰寒暑，各有其位。以及山的岳镇，水的江淮河汉，作为望祭和旅祭，有源头有归宿。这些都是用来治理神的。社稷以句龙、后稷为主。凡是有功德以及抵御大灾、排除大患的就祭祀。祭祀其先祖，则从七庙、五庙、三庙、一庙到在寝庙祭祀，有等级有制度，礼有数目，祭祀有时节。这些都是用来治理鬼的。并非因为鬼神确实存在而不得不治理，也并非因为鬼神确实不存在而可以不治理。这是为了尽人道，而本于人心，有必须如此而后快的原因，为什么呢？人施予于人，不一定期望回报；而人接受他人的施予，则必然思考如何回报。不回报而内心不能安宁。接受施予

译对于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头顶着天、脚踏着地的人呢？何况那阳光照耀所覆盖、雨露滋润所浸润，草木财物、禽兽繁殖生长以供人利用的情况呢？何况那最初播种以养育我们的情况呢？何况那怀胎十月、分娩生产以生养我们的情况呢？他们作为鬼作为神，不必期望报答，而人报答他们，难道可以停止吗？礼节崇尚有来有往。圣人用来治理鬼神的方法，本源于人心并竭尽其道，也就是用礼节来治理罢了。用不期望报答的态度对待鬼神，这是对鬼神厚待，所以说鬼神未曾存在也是可以的。用不可不报答的态度对待人，这也是对人厚待，所以说鬼神未曾不存在也是可以的。孔子说：“尊敬鬼神而疏远它们。”尊敬它们，是因为鬼神未曾不存在；疏远它们，是因为鬼神未必存在。况且我们既然想着报答它们，又不疏远它们而对鬼神有所求，那么即使报答施恩于人也是不可以的。这是没有满足的贪求，难道可以吗？后人侍奉鬼神，不依循礼节，他们尊敬的必定是有所求的，他们疏远的必定是无所求的。况且当有所求时就尊敬，等到无所求时就疏远。扩充这种求取之心，名为鬼神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侍奉它们的规模比礼节规定的还要大出许多倍。即使鬼神真的灵验，也不会任凭人忽而尊敬忽而疏远就满足他们的要求，这难道不说是极大的愚蠢吗？况且鬼神中不是我们能够侍奉的很多，即使我们的祖先，来不及侍奉而去世的也已经很多了。人所能侍奉的，朝夕奉养的，没有比父母更亲近的了。我们用侍奉鬼神的道理在宗庙、寝宫侍奉他们，哪里比得上用人伦的道理在厅堂上、膝下侍奉他们呢？父母难道期望报答吗？人子报答父母，那爱惜父母在世时光的诚意难道可以停止吗？所以保全自身、思考显扬父母名声的志向，难道可以不努力吗？这就是圣人勤勉恳切，教导人们用孝道治理天下的用意。至于活着时无法奉养，死后无法显扬，甚至到成为鬼神时才寻求遗留的恩泽，埋葬，就是藏匿。过了几十年还不藏匿，或者甚至被狐狸埋了又挖出来，这难道不是不孝之子吗！

译卫武公杀共伯辨

汪能肃

《史记》记载：“厘侯去世，太子共伯余即位为君。共伯的弟弟和趁共伯在厘侯墓上时袭击他，共伯进入厘侯的墓穴自杀。卫国人为他举行葬礼，葬在厘侯旁边，谥号为共伯。立和为卫侯，这就是武公。”司马贞《索隐》说：“和杀害共伯自立为王，这种说法大概是不对的。”我认为季札赞美武公的德行，而且《国语》称武公九十五岁时，还在国内进行规劝告诫，在朝廷上恭敬谨慎，作《抑》诗自我警戒，直到终身，被称为睿智圣明。又《诗经》序言说：“卫世子共伯早逝”，并没有说他是被杀害的。如果武公是杀害兄长而自立，怎么可以作为典范，并记载在国史中呢？我认为共伯在厘侯之前去世是毫无疑问的。《春秋》左氏传体的惯例：国君在世时称世子，国君去世称子，安葬后称君，成为正式的国君。厘侯既然已经有墓了，说明共伯已经成为国君。为什么卫国人还称他为“共伯”？《诗经》序言还称他为“卫世子共伯”呢？《史记》记载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去世。《国语》记载武公作《抑》诗时九十五岁，那么他去世时应当接近百岁，即位时应当接近五十岁。共伯比武公年长，他被杀时应当五十多岁了，为什么《诗经》序言还说“早逝”呢？髦，是子女侍奉父母时的发饰。《丧大记》说：“小敛时，主人脱去髦。”厘侯既然已有墓，共伯既然已成国君，那么脱去髦早就很久了。为什么《柏舟》诗中还说“垂着两边的髦”呢？况且以弟弟杀害兄长而取代即位，这是天下万世所极大不平的事。季札在《国语》中难道会不提及吗？《诗经》序言难道会不提及吗？《柏舟》诗是共姜自己所作，尤其应当表达她的不平。为什么都没有一句话指责武公而怜悯共伯呢？毛亨传、郑玄笺本来没有引用这个来解释经文，那么孔颖达疏也不应该涉及。涉及的话，极力辩驳其错误是可以的，反而反而曲折地伸张这种说法，难道是因为认为以逆取顺守无害于武公的贤德，暗中为唐太宗掩饰过错吗？然而唐太宗诛杀建成、元吉，是因为恶意先发自于他们。如果建成、元吉没有诛杀太宗的意图，太宗也未必肯这样做，何况武公呢？《索隐》得到了事实真相，记录它来纠正《史记》，并纠正孔颖达疏。唉！如果天下人轻视兄弟、君臣关系，那是《史记》、孔颖达疏的说法造成的。起初虽然杀害兄长、弑杀国君，但最终能成为睿智圣明，那么人们有什么害怕而不杀害兄长、弑杀国君的呢？以杀害兄长、弑杀国君的罪过，尚且可以用政事学问的善行来掩盖，那么什么罪过不可以掩盖呢？季札、《国语》、《诗经》小序，难道肯以此为典范吗？难道肯以此为典范吗？

士庶昏丧遵制正俗议

李德骞

考察《仪礼》中关于婚丧的礼仪，还存有《士昏》《士丧》《既夕》《土虞》等篇章。然而士是指有爵位的士，他们的礼仪不施用于庶人。后来如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都是在有爵位时所作，其仪节仍然繁琐，也难以施行于庶人。恭敬地阅读《大清通礼》，斟酌古法，参照今情，在品官礼仪之外，又制定了庶士礼、庶民礼，使家家户户都知道礼仪并讲求它，人人都遵循礼仪并实行它，典制非常完善了。但是藏在官府，民间很少见到，所以乡里虽然贫困，但奢侈的风气终究无法挽回，等级威仪没有辨别，僭越名分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有志于世道的人，援引《仪礼》《书仪》《家礼》等书，想要以此矫正时弊，却未免复古过头。这个建议谨慎地遵循《大清通礼》以及《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中制定的士庶婚丧礼仪，以纠正邑中风俗的僭越奢侈，大概遵循的准则有了标准，而民众的德行归于淳厚，民俗也就回归了。

《大清会典》说：无品级的人以及生员、监生、军户、民户不得使用执事人员，庶民妇女不得使用执事大轿。而邑中风俗，庶民迎娶新娘，全都使用执事大轿，这是僭越而违背礼仪的。《大清通礼》说：品官婚娶请期，准备礼物，三品以上用羊和酒，四品以下用鹅和酒，庶人婚娶请期用鸭子。那么四品官还只用一只鹅，而邑中风俗却用八只鹅、八十只鹅，十倍于此，这是僭越而违背礼仪的。通礼说：公婆宴请新妇，新妇退下后宴请送亲者，送亲者是宴请送亲者，必须先宴请新妇然后才轮到送亲者，两次宴请也在一天之内。而且宴请新妇的仪节详细，宴请送亲者则简略，因为送亲者就是铺席的陪嫁女仆，陪嫁女仆也只有一两个人。通礼说：陪嫁女仆在东边铺席，注解说：陪嫁女仆是娘家送来的，而邑中风俗送亲者男女十余人，甚至数十人，而宴请送亲者摆开宴席，必定大宴三天、四天、五天之久，这是奢侈而违背礼仪的。通礼说：选择日子带着贽礼拜见新妇的父母，主人用甜酒招待，这也是一天的事。而邑中风俗，各家必定准备礼物送给新娘的亲戚，而新娘的亲戚也各家宴请，必定拖延二十多天，或者一个多月之久，这是奢侈而违背礼仪的。从今以后，斟酌礼仪风俗的适宜，请期时绅士只用双鹅，庶民只用双鸭，庶民新娘只用小轿，送嫁妇女只用两人，宴请送亲者只用一天，新娘家宴请只用三天，用礼仪来统一，违背则有惩罚，大概僭越奢侈的风气可以革除了。况且邑中有不明事理的新娘父母，因为家贫送嫁，声称请期必定要准备八只鹅八只鸡，迎娶新娘必定要具备执事大轿，明知他们力量不能办到，却借此刁难，以致男子到了该娶的年龄而不能娶，女子到了该嫁的年龄而不能嫁，甚至拖延多年，暗中作为毁弃婚约的计谋。

译这实在令人感慨。如果真能以礼制作为防范，不仅僭越奢侈的风气可以革除，更能使婚姻按时进行，这就杜绝了离婚的苗头。况且当地溺杀女婴的习俗，也源于嫁娶的奢侈。这是因为女方送亲的人必定男女众多，如果嫁妆不丰盛，不足以让送亲的人光彩；又因为男方宴请送亲的人必定摆宴数日，如果嫁妆不丰盛，不足以让宴请的人欢喜；又因为此女日后将嫁入夫家，嫁妆精美、服饰众多，必定预先准备齐全，如果嫁妆不丰盛，就不能满足女儿的心意。当地习俗中，送亲的女客有十余人，服饰彼此攀比，如果有一人服饰不整齐，就会感到极大的羞耻；而且宴席持续数日必定换装十几次，如果有一次服饰不整齐，也会感到极大的羞耻。所以嫁女必定要预先准备，因此嫁女的嫁妆不得不丰盛，因为追求丰盛不得不负债变卖产业，因为担心嫁女而变卖产业，所以当地溺杀女婴的现象很多。如果送亲的妇女不过两人，宴请送亲的人不过一天，那么女儿的服饰就不需要那么多。嫁女也就无需担忧困难，而生下女儿自然就没有必要溺杀了。这就是清除溺杀女婴的根源。只希望百姓的父母（地方官）用固定的制度来开导百姓，纠正他们的习俗，崇尚典章法则百姓就会懂得礼，推崇节俭百姓就会懂得义，保护婴儿百姓就会懂得仁。实行一项措施而得到三种善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大清通礼》说：品官丧事，初祭、大祭，一品官用羊五只，二品官用羊四只，三品、四品官都用羊三只，五品、六品、七品官都用羊两只。这说明品官丧祭只用羊，尚且不敢兼用猪。而本县风俗成服时用羊、猪两种牺牲，这是僭越而违背礼制的。《通礼》说：成服后，亲友宾客各自根据丧服等级来吊唁，备办酒、果、香、烛，厚道的则加送财物。而本县风俗亲友宾客吊唁，用绸缎做挽帐，这是奢侈而违背礼制的。如果是尚未缔结婚约的未婚亲家，是没有丧服关系的亲戚，不应该报丧，也不应该吊唁。而本县风俗丧主必定向未婚亲家报丧，吊唁的仪礼必定隆重，尤其奢侈而违背礼制。本县风俗已经缔结婚约的，称为熟亲，庆贺吊唁常常互相往来。如果尚未缔结婚约，称为生亲，那么喜事不互相庆贺，而丧事反而互相报丧吊唁，这已经不合情理了。《通礼》明确说：各自根据丧服等级来吊唁，生亲没有丧服关系却去吊唁，更是大大违背礼制了。况且本县多有为襁褓中的婴儿定亲的，亲家的祖父母丧、父母丧以及夫妻丧，都报丧都吊唁。有屡次报丧屡次吊唁之后，有的男方死了女方就另许配别人，有的女方死了男方就另择配偶，不能再称为亲家了。这样以前的报丧吊唁都成了虚妄。《通礼》说：选择宗族中善于书写的人一人来题写神主。而本县风俗必定延请官员绅士来点主，俗写“主”字没有点，等待官员绅士加上。前代儒者已经辨明其谬误。摆开宴席宴请宾客，族亲亲戚都穿吉服如同庆贺，这是奢侈而违背礼制的。《通礼》说：凡是守丧三年的，一百天剃发。而本县风俗守丧三年的，四十九天剃发，就除去丧服，这是违背礼制且忍心。《通礼》说：丧事禁止音乐。《大清律》十恶第七条说：不孝，在父母丧期作乐。而本县风俗丧事用鼓吹乐，以悲哀为快乐，这是违背礼制且罪责重大的。请从今以后凡是百姓有丧事，礼制律法可以核查，祭祀只用一种牺牲，或用羊，或用猪，挽幛用帛，剃发限期，音乐全部革除，至于题写神主必定由宗亲选择。况且丧礼不被讲求，是民风道德衰薄的根源。曾见人家有神龛却没有神主的。推寻其原因，是因为无力延请官员绅士，无力宴请族亲亲戚。宗亲题写神主，贫穷也能轻易做到，为何拘泥于世俗见解，致使先人的神灵没有安妥之处，而极大地蔑视礼制呢？至于富裕之家，以官员绅士点主为荣，以鼓吹宴饮为庆，以绸缎挽帐为光彩，而初祭、大祭、虞祭、附祭、祥祭、禫祭的礼仪，竟然一次也没有实行过。哪里知道所耗费金钱、竭尽人力来实行的，终究是超越礼制的呢？凡此种种，都是积习相沿，而没有看到《通礼》中士庶丧礼的缘故罢了。作为百姓的上级，如果援引定下的制度来纠正，出示告示来晓谕，有不恍然大悟、废然而返的吗？虽然如此，还是不能没有抵触于其中的。本县有阻挠丧事恶俗的，有的人父母死了，就族属生事；有的妇人死了，就外戚生事。挟持嫌隙挟持权势，刁难多端。不用音乐不罢休，不用羊猪不罢休，不摆宴席不罢休，不多给白衣不罢休。《通礼》说：“亲友宾客各自根据丧服等级来吊唁”，这是自己准备丧服而来，不是等待丧家给丧服。况且没有丧服关系的宾客，何必给丧服呢？如果丧家贫穷，力量怎么能给呢？稍微不遂心意，就肆意阻挠，不许大殓，不许出殡，致使有恒产之家因此耗费而破产，讲求礼制的士人因此应付而失礼。尤其应该禁止这种恶俗，严厉警戒重惩，或许礼教得以通行。那么丧礼的讲求，挽回既倒的狂澜，普及孝治于无边，难道不是对世道人心大有益吗？

与友人书

邓瑶

日前您对我邓瑶说，有爱女早寡无子，打算等贤郎生子，让寡女做他的母亲。后来又说是太夫人在世时曾有此命，所以不忍违背。并且称近来谢济世梅庄留下螟蛉子的遗令，言辞很美，想仿效实行。唉！您本是读书守礼的儒者。既然称为儒者，那么有一件事不合于礼，就是世间的弊病。我邓瑶又怎么能默默无言？然而我邓瑶初听您说，只是应和而不辩驳，是因为您心意非常感伤悲痛，所以也效仿妇人女子的仁爱，闭口不言。现在您责怪我不以诚待人，怎么能始终无言？礼制规定，姐妹的丈夫死了，而丈夫的家族没有兄弟，让丈夫的族人主持丧事；妻子的家族虽然亲近，也不主持。丈夫如果没有族人，那么前后邻居、东西邻居都没有，就让里尹主持。圣人制定礼制的严格如此。妻子的家族既不宜主持丧事，其不能以妻子的侄子为嗣，是明显的。又晋代太常博士秦秀说：“从前鄫国收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记载‘莒人灭鄫’，是说立异姓为后，是灭亡之道。”《春秋》的道义非常严格，应该仔细审察。不孝的罪过，没有比改姓更大的。您想爱护您的寡女而让继子继承，却冒着不孝的名声。贤女应当有所不接受，您也违背了爱护孙子的道理，不是两全之策。梅庄以幼子继承其蒋氏寡妹，也是受命于母亲。文章虽然美，有见识的人认为有弊病。他说“姑母亲近侄子，丈夫因为妻子祭祀，应该享受祭祀的样子”，却不以兄弟之子或族子为嗣，却厚着脸皮因为妻子享受这一盂麦饭。鬼如果有知，肯享用吗？又说姓从蒋郡，仍名陈留，自……

译确立一个宗族，不要扰乱他人的宗族。既然已经是蒋家的儿子了，难道还说没有扰乱他人宗族吗？至于说蒋家产业很微薄，因此拿出三十亩田地给过继者的儿子，并明确告诉他：“你是作为姑姑的继承人，做这件事并没有利益可图。”却不知道贪图利益的罪过小，损害道义的过失大，其过错尚不在于是否贪图别人的财产。谢氏不明白“即使娘家亲属再亲近，也不由他们做主”的道理，所以才有这样的举动。您不应当做谢家的继承人。我的意见认为，应当让守寡的女儿去请求她丈夫家的亲生儿子来抚养她，不要把侄子当作儿子，使丈夫家族有扰乱宗族的嫌疑，而继承者又面临再次改姓的困境。如果实在没有可以继承的人，那么从前朱熹先生曾经有过论述。他的门人叶贺孙有一个姑姑，没有儿子且守寡，依靠娘家居住。贺孙考虑到将来姑姑没有地方附祭，又不忍心让她的神灵无所归宿，于是向朱熹请教。朱熹说，既然古礼已经废弃，邻居里的里尹一定不肯祭祀别人的亲属，那么权宜地在别室祭祀，也是可以的。这个论断符合权宜之道的正道，您的继承人如果生了儿子，就让他姑姑抚养，视如己出。将来在别室私下祭祀时，一并祭祀姑姑的丈夫，以安慰她苦守贞节的志向，并且报答抚养的恩德。这样您父子之间的情分就没有遗憾，在道义上也心安，而且可以在地下安慰太夫人，没有遗憾了。您是读书守礼的儒者，对瑶又有长久尊敬的交情，所以不希望您因私恩而损害道义，斗胆献出我的愚诚。书信不能尽言，恳请明察，不再多言。

译与计二田书

顾广誉

先前承蒙您屈尊来访，再三嘱咐我为先父先母撰写墓志铭，我惶恐不安到了极点！念及您的盛情不可辜负，我谨草拟了一篇呈给您过目。遗憾的是我才力平庸微弱，无法阐扬他们潜藏的德行。只是关于行文的体例，我不敢自创古法，也不敢迎合世俗习气，希望能以此稍微报答您孝思的万一，恳请您垂察。

夫妇合葬的叙事，都以丈夫为主，碑盖上的标题，也只写某君，而不提及妻子。从王止仲、钱蒙叟、黄梨洲到汪尧以来，这已成为定论。直到看到徐健庵的《读礼通考》、王惕甫的《碑版广例》所持的说法，又与梅崖朱氏不同，朱氏在文章首行也加上“暨元配某氏”等字。广誉私下认为，这不符合统一尊卑之义。况且徐氏所依据的，仅仅是亭林《金石文字记》所载的泽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荥阳郑府君与博陵崔氏合葬的两块碑而已。而王氏又增加了洪氏《隶释》中的几件事。自从唐代到宋代，墓志铭何止千万？而选取的只有这些，已可见其不足以作为典范。况且这几块碑的时代与韩愈、柳宗元前后交错，本来就不通晓古文的意义和法则。韩柳的文章盛行，而他们的文体已经全部废弃。此后历经千余载，又在山河变迁之后，搜罗到残碑断碣，就依据它们来与韩柳相抵触，这是多么缺乏思考啊！

各家所称赞的，是因为那个时代接近古法，广誉则认为没有比汉代更古的了。依据汉碑的体例，况且略去妻子的姓氏尚且不见，更没有理由在碑额标题中一并书写。应当讨论的是对错，而不是古与不古。文中不写儿子和儿媳也是如此，这是名人集子所共有的，而《碑版广例》中引用的汉唐杂碑也偶尔书写。王氏论述古法时有时提出卓见，却一概不加辨正，为什么呢？阳湖恽氏又说韩愈的体例不写孙子，这固然正确，然而这种说法难以拘泥一端，所以欧阳修已经偶尔变通。而在府君（对已故父亲的尊称）的情况下尤其不可不写，为什么呢？因为不这样不足以彰显行善得长久福报的道理。您胸怀宽广，又熟悉唐宋大家的著作，必定会释然无疑。而广誉言辞繁琐不简洁，是因为各种书籍正在世间流传，容易混淆视听，所以信笔辩驳，并非认为您对此有疑惑才这样详细论述。

请饬学政整饬士习疏

黄德濂

我私下认为，治理百姓的方法，教化是首要的，而想要兴办教化，必须先端正士人的风气。各省督抚司道以及地方长官，固然都有训导考核士子的责任，然而他们或许被文书钱粮等事务缠身而顾不上。至于各省学政，则专门负责教化之事，自然应当率领各学教官，尽心引导，以风俗人心为己任。臣恭敬查阅嘉庆二十一年钦奉的上谕：各省学政都慎重选拔儒臣，赋予他们教化的责任，并且按试州郡远近必定周全，对于该省的风土人情不难察访周知。奸民倡导邪说，愚昧的人从而学习，或者被财利诱惑，或者沉溺于淫邪，各有受蒙蔽的原因。着令该学政各就按试之地，察访百姓容易迷惑的地方，撰写论说，恳切地引导。至于士人是四民之首，该学政在接见士子的时候，尤其应当谆谆教诲，使他们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来倡导乡里，以身作则，用言语晓喻，由少到多，由亲到疏。愚昧的百姓，耳濡目染，有所观感而兴起，将日常饮食都充满道德教化，久而久之，向善远恶，一致形成风气，那么邪说就不足以诱惑他们了。等等原因，钦此。仰见圣旨光辉，为世道人心考虑得至深且切。各省学政如果真能敬谨遵行，自然可以收到经术纯正、百姓兴盛的成效。

然而近日愚民迷惑于邪说的，如山东的大乘教，两广的添弟会及白阳天主等教，虽然法律森严，仍然辗转相传学习，并且逐渐蔓延到邻近省份。这类匪徒用邪道迷惑群众，法律不予宽恕，但与其在犯罪之后惩罚而难以清除根株，不如在犯罪之前引导而使他们悔悟。乡野愚民虽然无知，然而各有身家性命，当他们开始传习之初，如果该地的士子能够明确斥责其错误，用祸福警示他们，也必定警惕而改悔。因为士人是百姓的表率，与百姓又相近，即使穷乡僻壤，也自有一二读书人，果能敦品励学，来教化邻里亲戚，自然比官长的禁令更为亲切。无奈近日士子能表率乡里的少，不自我约束的多，有的武断乡里，有的把持官府，捏造词状上诉的有之，相率罢考的有之。甚至如山东省所办的周添明案中，贡生刘岛对于孙文治等人传习邪教，还为他们书写绫额，懵然不知其错误，士习如此，愚民又从何观感？其累及风俗人心的程度不小。相应请旨饬令各省学政在按试州郡时实力整饬，如果生童中有不守学规、武断把持等情况的，一经访闻，立即加以惩戒；那些洁身自好的，即使文理平庸，也列为优等，以显示奖劝，并在接见之时将尊亲的大义明白开示，使他们各自知道约束自身于名教之中，从而转导乡里，期望达到比户可封，奸邪全部化除。并且饬令各学教官平日实心教导，不得将考课视为例行公事，尤其应当自身端正作为模范，以身作则施教，使诸生无可议论其短长。如此则惩戒奖劝既已彰显，

译表章并树立典范，希望贤良之士蓬勃兴起，而民俗日益淳厚。臣还有请求：道光五年本是选拔之年，却直到十二年才举行这一大典，各州县按规定都能拔取一人，这与乡试通省合校相比有所不同，况且不糊名、不誊录，正可以将文章与品行两者一并衡量。十户人家的城镇，必定有忠信之人，一州一县的民众，难道没有品行敦厚、一向被乡里敬重效法的人吗？然而近来选拔士人者往往比较文词的高下与字画的工拙，而不以器量见识为先，这非常不利于激励士人的风气。况且选拔贡生，一经朝廷考取进入一、二等者，就可以分别录用为小京官以及知县、教谕等官，其晋升的途径比其他途径最为快捷，尤其应当考核其操守，不能专门凭借文艺，也应当请旨命令该学政等在期限到来时慎重考取，务必寻求通晓经义、品行修养好、才能出众的人来充任此选。即便在现在举行岁试、科试时预先察访，也不能轻易听信教官的话，以致引起奔走钻营的风气。所拔取的人如果真的得当，那么各学校的士人就会有所激励劝勉而向善，各属地的百姓也会有所观感而耻于做坏事，这对于士人的风气和民俗都有益处。

译访举隐逸疏

胡林翼

我私下认为，湖北地处天下中心，水路陆路四通八达，平时富商大贾往来聚集，竞相崇尚繁华，百姓耳濡目染，相习成风，且变本加厉，有识之士对此深感隐忧。等到经历战乱多次骚扰，民气凋敝残破，百姓迁徙流离，士农工商四民同样困苦，这固然是世事循环消长的自然规律，也是天意人事转折的机会。我认为移风易俗，教化是首要的。然而官员对百姓，条文告示或许被视为虚文，刑法章条也侥幸图谋苟且免罪，不如当地贤良的士大夫，朝夕相处，情感容易沟通，言语容易听进去，这也是形势使然。只是因为他们地位卑微寒微，不求闻名显达，当权者又不搜罗提拔，任其沉沦在山野之中，难怪乎世风日下，提倡无人，而浮华虚伪之士，且认为积累学问树立品格像某某那样的人，最终也没有表现，甚至穷困饥饿终老，人们又何必乐于做君子而耻于不做君子呢？这是世风日益败坏的原因，也是人才应当急切举荐的原因。湖北的兴国州，是江西进入湖北的门户，反贼多年盘踞践踏特别严重，处士万斛泉在山中结茅屋，读书讲道，贼寇到来时他正襟危坐，读书吟诵不停，贼寇也不敢逼近，自行引退离去。他平日以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为宗旨，尤其精研《大学衍义》以及性理诸书，家境贫寒但孝顺父母，取舍不苟且。前任学政龙启瑞、杜翰将要提拔他为秀才，他就不参加科举考试，被延请主持崇正书院的讲席，对士林大有裨益。他的弟子宋鼎、邹金粟，都是布衣不求仕进，安贫乐道，磨砺廉洁的品行，被乡里所敬仰效法。我征召他们都不肯出山，又加以采访，舆论一致赞同。我认为上天造就人才，原本关乎气数，国家选拔士人，不限高低贵贱。在这力挽颓风之际，得到一百个才士，不如得到一个纯厚的士人，可否仰乞天恩，准许将兴国州处士万斛泉授予国子监学正衔，宋鼎、邹金粟均授予翰林院待诏衔，或许能使人观感奋起，使顽劣者廉洁，懦弱者自立，共同遵循仁义道德的领域，实在对人心风俗大有裨益。

金山张堰镇义塾记，代毕子筠知县作。

张文虎

古代乡里的塾学，由官府设立，由此通达于庠序（学校），既设立了老师。从闾胥到州长，又各自按期限召集百姓诵读法令，考核他们的道德品行和技艺，好的就记录，坏的就纠举。又在庠序之中，举行兴贤、序宾、正齿位等礼仪，使人知道尊卑长幼的情谊，衣冠揖让的礼节。确实认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没有比教育更优先的。后世制度不如古代，但义学的制度，还接近古代的里塾。然而贫苦人所求的不过是糊口和名义罢了。有的人还忌讳进入义学，忍心让自己的子弟每天游荡而陷入不肖。仅仅因为贫穷而忌讳，却不知道不肖是可耻的，这是风俗日益败坏的原因。从前原伯鲁不喜欢学习，而闵子骞知道周朝将要动乱，不学习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张堰镇距离金山县城南三十里，士人、商人、工匠聚集居住，大概两百年了。近来风俗靡败，习气日益严重，往往有抛弃本业而嬉戏赌博的人，顽劣粗野之徒在市场中捋起袖子，以强凌弱。孩童习惯于见闻，模仿戏谑轻浪，于是也有聚众叫嚣、斜眼看人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唉！没有东西来维持它，其流弊败坏，没有停止的时候。咸丰五年，钱广文熙泰创设义塾，延请吴江征举孝廉方正的董兆熊先生做老师。凡是贫穷无力上学的都能入学，又设立赏罚以示惩戒劝勉，广泛购置经籍以备成才者阅览。意图使编户人家的子弟稍微知道字义，容易就业而不做游手好闲的人。其中有可造就的人才，也不至于埋没。广文的用心可谓深厚了。但我还有进一步的建议，乡饮酒的礼节是很尊崇的，乡官讲约就是《周礼》中召集百姓诵读法令的意思。现在既然长久不实行，应当大致仿照其意思而酌情减少仪节，按时在塾中施行，使人们有所观效。又约定凡往来于塾中的人，衣冠端正严肃，言行必须选择。这样耳濡目染，恍然知道尊崇贤者是可羡慕的，而礼节是不可缺失的，怪异是可耻的，而刑罚是不可冒犯的。那些能读书做士人的，从这里开始基础；或者罢学做农工商贾，也不至于陷入不肖。那么一个乡里的塾学，而转移风俗的关键就在这里了。《礼记》说：“君子尊崇谦让就不争斗，洁净恭敬就不轻慢。不轻慢不争斗，就远离争辩而没有暴乱的祸患。”事情确实有在几十年前开始，而效验在几十年后显现的，广文有意于此吗？广文委托海甯李善兰茂才让我作记，我年老多病，而心中怦怦跳动，时常有对世事不得不说的话，于是略加陈述。至于探究其端绪，茂才已经听说了。

送王季平学博之任崇明序

张文虎

我的朋友王广文季平将代理崇明县学博，出发日期已定。有人说：“季平与你交情深厚，古人临别赠言，你独自沉默可以吗？”我说：“当然。凡是校官的职责，督率士子，辅助有司教化百姓，整顿风俗罢了。所以他的官阶不高，但责任与县令相等。他在上官面前，礼貌有加。我们吴地风俗崇尚浮华靡费，其他郡县不必论。苏松所属的州厅县，有二十二个，虽然肥瘠不同，但都不

译从而避免衰败。太仓、嘉定两地的赋税稍有减免。只有崇明这个孤悬海中的县，百姓致力于农耕根本，风俗尤其朴实节俭，即使是富裕的人，也和其他县贫穷的人一样。难道是因为建县较晚，风气尚未开通吗？还是因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秉性特别淳朴呢？国家的法令规定，学校官员的任命不出本省，只在本郡选拔。自从粤寇入侵以来，直到十多年间，长江以南的郡县没有完整的境地，唯独崇明完好无损，大概是隔着大海的缘故吧。有人说：“这也因为那里的百姓朴实厚道，富人不过度浪费财物，穷人安守本分，能忍受艰苦，只要免于冻饿就感到庆幸了，所以不产生盗窃之心，因此能避免寇乱是理所当然的。”季平于是笑着说：“不也很好吗，这本来就是我的桃花源啊。”我说：“不对，苏州、松江地区的人到崇明开垦土地的多得很，把崇明当作桃花源是可以的，但你不仅仅是在这里开垦土地，更是以端正士人风气、移风易俗为职责的。崇明的风俗确实很好，我不知道那些到这里开垦土地的人，能够欣羡并追随这种敦厚朴实的风气吗？如果不这样，崇明的人将会转而互相羡慕效仿，助长浮华奢靡之风，逐渐被其他县的坏风俗所浸染，那么治理这片土地的人就会感到忧虑了。风俗的兴起，由士人倡导；风俗的败坏，也是从士人开始的。况且你要以身作则督促率领并教诲开导他们，从士人推广到普通百姓，使他们保持善良的风俗而不致衰败，这样大概就不会辜负这次任职和这片土地了，这就是我对季平的期望。”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

译请饬属延师训课回族各塾片

刘锦棠

新疆各城向来设有阿奇木伯克等官员，其官阶有三品、四品者。现在商议建立郡县制度，拟设丞、倅、牧、令等官员，官阶既然不是很高，如果回部官员仍沿袭旧制，确实有枝大干细、本末倒置的嫌疑，似乎应当酌情变通，以求妥善。郡县制度确定后，拟将回部官员各缺额以及阿奇木伯克等名目一律裁撤，各厅、州、县另行酌情设置头目，名额大致如同各省办公的绅士，不可以官员看待，遇有缺额即就地选举，出具切实的考核评语，详细上报由该管知府转请边疆大员发给委任牌票，但须照回部官员旧例拨给土地，作为办公薪资，以免滋生需索、侵吞等弊端。

又，南路缠回中愚昧懦弱的人占大多数，他们教中所谓的“条勒阿浑”，往往捏造邪说，肆意施展诱骗胁迫的手段，人心容易因此动摇迷惑，祸乱每每由此而起。缠回的语言文字本来与满、汉不同，遇到诉讼、征收等事务，官民之间隔阂不通，阿奇木伯克、通事等人得以从中舞弊，如果不施加文教，没有理由消除他们的顽固习气。自全疆平定以来，各城分别设立义塾，让回部儿童读书识字，学习汉语，其中多有聪明可造的人才，教他们读经，就能背诵，学写楷书，居然端正好看，讲解义理，也颇能领会，足以证明善良的天性，不分中外，虽然不必夸口说能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但其成效已有可取之处。此时建立南路郡县，教职等官员暂时可以不设，只应设法鼓励，使回部争相奋发向学，那么教化有望逐渐兴起。

所有原来设立的各塾，应由各厅、州、县聘请老师训课，用《小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春秋》教导回部儿童，拟每年令各厅、州、县考试一次，有能诵读学习一经、熟谙汉语者，不论人数多少，即送往该管知府衙门复试，详细上报由边疆大员参照保举武弁的成例，咨报兵部给予生员、监生的顶戴，待其长大成人，即准充当头目。如有勤学不倦，能多学一经或数经者，无论是否已充当头目，均准各厅、州、县考送，由知府复试请奖，再依次换授五品以下各项顶戴，但仍不得超过六品，以示限制。

只有曾任三、四、五品阿奇木伯克者，裁撤缺额后仍应准许其照旧佩戴翎顶，充当头目，其各项顶戴的头目等人，如果承办差使异常出力，仍随时酌情保奏，恳请恩赏三、四、五品顶戴，以昭示激励劝勉。

救时刍言一则

张焕纶

广东百姓最迷信鬼神，所以淫祀之地，寺庙的宏伟壮丽，僧道的豪富，很少有其他地方能比得上。因此耗费民财，成为奸盗的巢穴，祈祷祭祀的费用比医药还急迫，巫觋的命令比父师还尊贵，祸害国家、殃及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以前大官很少醒悟其错误，反而崇奉以祈求福报，这固然是习气之所以越来越深的原因。

又，广东人最迷信风水，往往停柩不葬，以及因争地而起争端，甚至有半夜挖掘别人祖父的坟墓而换上自己祖父尸体的，恶习尤其应当尽早铲除。只有您博学能文，应当写文章来开导他们，立法来严禁他们，百姓应当有幡然醒悟的。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二

兵政一 兵制上

伊犁驻兵书始

松筠

新疆满洲、绿营官兵分布南北两路，有驻防、轮防的区别。驻防的，是携眷的士兵，永远驻守。只有伊犁以及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的满洲、绿营都是这样，土鲁番满营兵也是如此。北路的塔尔巴哈台满兵，则从伊犁调拨；南路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满兵，则从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调拨。那些绿营兵则从内地调拨，都是轮班更替，不是常驻的。伊犁地处极西边疆，又是将军帅府所在，所以比乌鲁木齐驻兵更多。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田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尔特等兵，护卫森严，用来安定边疆并资以控制驾驭，最为整肃。追溯其开始驻防的年份，各有不同。惠远城满营始于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从热河、凉州、庄浪移驻；惠宁城满营始于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从西安移驻；锡伯营始于乾隆三十年，从盛京移驻；索伦、达呼尔营始于乾隆二十九年，从黑龙江移驻；察哈尔营始于乾隆二十九年，从张家口外移驻；厄尔特有从乾隆二十九年，从热河移驻的，为达什达瓦厄尔特。达什达瓦者，是准噶尔台吉小策零敦多布的儿子，被其汗喇嘛达尔札所杀，部众投诚，安插在热河，事在准噶尔未灭之前。

有从准噶尔既灭于乾隆二十五年以后，陆续招抚并由哈萨克、布鲁脱投出的，又有沙毕纳尔人，等于乾隆三十六年跟随土尔扈特归顺，安插在伊犁的。此外绿营屯田兵，则从乾隆二十五年以后、三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