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二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二

洋务二·洋务通论中

上合肥伯相书

郭嵩焘

月初八日寄上的第三封信，想必已呈递到您的尊前。这里的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月异，推究其立国的根本与枝节，起初君臣争夺政权，互相屠杀，大乱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后来才安定下来，起初并非依靠至高美德和良好教化的长期积累。百余年来，官员与百姓共同讲求国家政务，由君主推行，蒸蒸日上达到最好的治理，至今君主以贤明著称，人心风俗进而更加善良。计算其富强的事业，实际上始于乾隆以后。火轮船初创时，乾隆初年并未认为它有利。直到嘉庆六年才开始用于航海，又因法国而创制火轮车，始于嘉庆十八年，此后更加讲求电气之学，通过吸铁机器传递书信，到道光十八年才在其国都设立电报，逐渐推广到远方，同治四年才到达印度。自从道光二十二年与中国发生战争，火轮船便到达广东，咸丰十年再次发生战争，而电报便直接从印度通到上海了。其开创才几十年，乘着中国衰败的时机，七万里之遥瞬间即达，然而也足以看见天地的气机，一旦发动便不可遏制。中国士大夫自恃私利，想要遏制天地的机运，没有能够成功的。来到这里几个月，确实看见火轮车的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用半天。当地的士绅极力以中国应当修造火轮车来劝勉我，并且说英国的富强实际上基于此。起初我也与他们一起怀疑阻碍，就拿刚抵达伦敦苏士阿摩登海口来说，往来的车马使用马匹三万多匹，担心妨害他们的生计。等到车路开通，用马甚至达到六七万匹，这是因为道路便利，贸易日益繁多，火轮车只出一条路，相距几十里以内，来乘坐火轮车的人，用马反而更多。去年冬天路过上海，看见格致书院藏有一张火轮车道图，从印度直通云南，一条从临安向东趋向广州，一条从楚雄向北趋向四川到达汉口，又从广州沿着山岭出湖南而会合于汉口，乃由南京到镇江，向东出上海，又向东出宁波，向北出天津到达京师，看见后惊怪咋舌，说云南刚通商，就筹划到火轮车路了。等到来到伦敦，得到这张图，知道它出自十多年前，凡是他们蓄意所到的地方，没有不到的。印度火轮车才到达阿萨密，其通往中国分山南、山北两道，北道由阿萨密直抵伊洛瓦底江，南道绕出缅甸折向东北以会合于伊洛瓦底江而到达蛮允，大致云南通商一两年后，这两处铁路必定兴修。日本公使对我说：“天地自然的利益，西方人能够发掘出来，他们做难的，我们做易的，难道应当自己坐废吗？”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是各国所心羡的。听说至今一无振作，极为可惜。我惭愧得无话可答。前年进入京城，本意是推求古今事宜，辨别其异同得失。自从隋唐时代与西洋通商，已经历了一千几百年。因为鸦片烟的禁令而引发战乱，依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头日益逼近，其祸患日益加深。应当究明其本末，条列其致富的实际原因，而阐明其用心，然后中国所以自处，以及所以对待别人的方法，都可以知道其关键。打算编撰成一本书，上呈总理衙门，颁行天下学校，以解除士大夫的疑惑。朝廷所以周旋于远人之心，固自有其深远广大的用意，应当使臣民理解知晓。认为这个道理明白了，就是国家亿万年长久的根基，可以确信无疑。路过天津也曾向中堂陈述过。等到到达京师，被喧嚣的议论所折服，噤声不敢发表。私下认为中国的人心有万不可解之处。西洋为害之烈，没有比鸦片烟更严重的。英国士绅也自耻以害人者作为挑衅中国的工具，正谋划禁绝它。中国士大夫甘心沉溺，安然不悔。数十年的国家耻辱，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没有一个人引以为疚心。钟表玩具家家都有，呢绒洋布之类甚至穷荒僻壤都有，江浙风俗至于舍弃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并且抬高其价格，漠然不知其非。一听说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起来阻难，甚至有以看见洋人机器为公愤的。曾劼刚因为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到长沙，官绅起来大声喧哗，数年不息。这是甘心承受别人的害处，以使剥削我们的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真不知他们是何居心。办理洋务三十年，地方大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说这是“公论”，朝廷也因而奖饰他们说这是“公论”。唉！天下的民气郁塞壅遏，不能上达已经很久了，而用其嚣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旁导引。宋朝的衰弱，明朝的灭亡，都是这些嚣张无识的人造成的。我是楚地人，生长在愚顽之乡，又未曾学习商贾，与洋人相近。曾经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而在举世哗笑之中得到这些道理，寻求所以保邦制国的经术，以自立于不败。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不被谅解，窜身

译在七万里之外。不到两个月，经过一两次参悟，也便幡然醒悟，后悔自己当初的想法，不敢再陈述那些议论。然而见闻所及，有必须向中堂陈述的：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的有二百多人，各个海口都有，而在伦敦的有九十人。郭嵩焘见到的有二十人，都能说英语。有个叫长冈良芝助的，原来是诸侯，自己治理一个国家，现在降为世袭爵位，也在这里学习法律。他们的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命出使考察制度，出入谋划都要尽量仿效。他们所建立的电报信局，也在伦敦学习有成，随即设立机构办理。而学习兵法的人很少，大概因为军事是末节，各种创制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堂正主持军事，所以专心考察研究兵法。据我愚见所及，各省的军营制度完全没有整顿的可能，招募勇丁又不是能长久维持的。

译西洋这几十年来，没有战争忧患，这是可以根据事理和形势判断出来的。考察伦敦招募士兵的方法，都是先让他们读书，通晓兵法，然后才选拔录用。派遣医生检查他们的血脉、胆气、筋骨是否强健，然后教他们跳跃，逐步掌握枪炮技艺的全部要领，这才编入军队，他们的根基深厚啊。这难道是中国所能实行的吗？个人的技艺，不能影响长远，正担心耗尽千金去学习屠龙术，技艺学成却无处使用。郭嵩焘打算让李丹崖带领出洋的官学生，改学勘察煤铁、冶炼等法，以及兴修铁路和电学，以求实用。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多选拔年轻才俊，资助他们的费用，先到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察学习规程，通晓语言文字，然后派遣到国外，各自根据才质相近的领域，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也应当增设两三位教师，以等待来者。但只要能引导一个开端，希望人心知道所趋向的目标。这里有个叫斯谛文森的人，也曾说各国铁路多有创造，尤其勤勉地劝告中国急于实行。谨将所拟定的节略上呈。况且郭嵩焘的意思，认为事事都靠洋人去做，必定不能长久。应当先让中国人通晓这些方法。埃及隶属于非洲，以及修造铁路，先派人到英国学习，然后才敢仿行，这是最值得效法的。恳请上级指示以便凭依，与李丹崖会商办理。我私下认为，当今治国的要点，应该实行的很多，但没有比急于整顿内政以奠定富强基础更迫切的。这两件事，可以使国家千年不衰败，其长远且巨大的利益，不必多论。其中浅显而易见的有两点：一是中国幅员超过万里，邮传远的要几十天才能到达，声气常常如同隔绝。这两件事实行后，万里之遥如同庭院门户一样。突然发生水旱灾害或盗贼，早上发生晚上就能听到，就不必担心有奸民暗中发动叛乱，这是第一个好处。二是中国官民之间的差距太大，又互相掩盖以遮蔽朝廷耳目以便谋取私利，因此民气常常郁结不能上达。这两件事实行后，富民都能自我效力以供国家使用，即使怀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之处如同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的好坏无法自我掩盖，就不必担心有贪吏压制民气谋取奸利，这是第二个好处。三代盛世，不过是说官吏尽忠职守，百姓倾诉真情罢了，其道本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议论的人只说洋人机器所到之处有害风水，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修造铁路、电报，一定在驿道平坦的地面进行，没有开凿毁坏，至于机器开煤、吸水是为了深入地下。煤质越深越好，中国开煤务必旁通洋人开煤务必深入，同样是开采，深浅一样，有什么妨碍？就拿湖南地产来说，铁矿多在宝庆，煤磺多在衡州，而这二郡的科举功名和人才最为兴盛。湘潭石潭产煤，世家大族多出自那里。湘乡煤产无处不有，功名爵禄尤其称极盛。世人一哄而起的议论，没有人启发他们的蒙昧，为什么不就近根据事实来验证？中国百姓自己去做而自得其利，无故起来互相阻挠。几十年后，洋人所到之处逐渐兴修，其势力足以相互制约，其利益又足以收买奸豪滋事者，役使他们以为己用，那么权利就全部归于洋人，而中国无法自立。《孟子》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先知先觉的责任，必须由朝廷大臣承担，因此政教清明则士大夫的议论自然平息，这也在于朝廷果断实行罢了。至于国家根本大计，衡量当今的时势，估量当今的力量，有难以一一实行的，而切要的几项，无关根本大计，却是各项政令的出发点，不先致力于此，即使有良法美意，每天兴起以图功效，也终究归于无方。一是禁止鸦片烟。原本鸦片烟的禁令，实际上从雍正时期开始，起初只是作为药品，依靠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间没有敢吸食的。到道光中期，这种风气才开始盛行。郭嵩焘年轻时，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当时物产丰饶，家给人足，百姓守法非常谨慎。后来鸦片烟的危害兴起，而世风日益变化，水旱盗贼相继而起。即使今天洋祸的猛烈，实际上始于禁止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也因海防散勇啸聚山谷，逐渐导致大乱。因此这鸦片烟不仅戕害民生，耗竭财力，实际上也是导致动乱的根源。洋人至今引以为大错，中国反而习以为常。我私下认为，鸦片烟的危害不除，诸事一无可为，而寻求禁止的方法，有极其简单而易行的。其方法在于先官员后百姓，先士子后及于百姓，一律采用劝导之术，而以刑罚补救其不足。其用罚也只是触动其廉耻之心，而激励其自立，宽限二十年的期限，必定可以保证禁绝，不至于稍有遗留祸患。郭嵩焘前奏已详细论述，无可更改，这是第一件事。二是开垦浙江荒土。起初听说洋人只追求商业利益，对农田不太经营。至此才知道并非如此。他们通商专务富民，所税茶酒及烟草等而已，其余皆无税。每年计算商业盈余，而估量其所获之利，约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按租取税，略如中国的户税。

译每年收入在三百磅以下的，不征收赋税。那些获得勋章及其他荣誉标记的人，其刻有标记的器具需要纳税，饲养狗及以上家畜的需要纳税，这些都在常规赋税之外。国家财政制度下的收入，全部取自土地税，对鼓励耕种土地的努力可谓到了极点。

译过去拜见陈文恭公，他任陕西、河南巡抚时，专心致力于农业，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在湖南教导百姓耕种，各种方法都完备齐备，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大计的人。江浙地区经历战乱后，到现在十二三年了，荒废未开垦的田地仍然很多，百姓害怕开垦的辛劳，因而吝惜自己的力气；州县官吏苦于催缴赋税的拖累，因而隐瞒田地的名目。荒芜的田地听任其长满杂草，开垦的田地也互相隐瞒，这也应该是户部应当经营、督抚应当劝导的事，这是另一件事。

一是喀什噶尔之地，适宜割让给英国。雅谷刊氐羌多次反叛，光武帝时仍保留其首领，赐予印绶。吐谷浑迁徙到浩亹河，郭元振请求就在那里设置边防要地，紧密靠近以便获取利益，羁縻统治而不必顾惜。至于汉代建立校尉，唐代设置都护，远的有万里，近的有数千里，投降的胡人和杂类因叛乱而袭取封号，视为惯例，不值得比较议论。只有喀什噶尔之地，逼近安集延，形势上不能修筑葱岭作为长城来阻挡他们。浩罕各部并入俄罗斯，回部残余百姓趁着喀什噶尔的混乱，袭占那块土地，仍然畏惧中国的威势，而想依附作为附庸。去年威妥玛代为请求，郭嵩焘认为应当顺从他们的心意，与他们立誓约定，令他们缴还各城，只要有一位镇守乌鲁木齐的大臣，信义威望足以使他们信服，就可以保证百年无事。如果只依靠兵力攻取，旷日持久，耗费没有止境，侥幸获胜，而回部残余百姓必定投奔俄罗斯以相勾结，构兵纵掠，终年骚动，白白让俄人趁虚坐享其利，而中国承受其弊端，不知道如何善后。治理国家的人务必筹划长远，用兵的人只求进攻，所以弃地的议论不能出自将帅。只有依靠朝廷权衡缓急轻重，持定成算来宣示机宜，然后将帅的威势得以伸张，而朝廷的恩德才能深入远方人的心中，使他们低头听从约束。所以认为威妥玛代为请求，实在是不可失的时机，这是另一件事。

一是伊犁一城，适宜与俄国人订立条约，以垂久远。英俄两国势力足以相敌，而英国人致力于开拓土地以兴办利益，俄国人致力于袭取土地以开疆拓土，无故趁着混乱袭占伊犁，这他们的志向在于掠夺土地罢了。我推测新疆事态平定后，令俄国人交付伊犁一城，必定还会多有议论。西洋公法没有趁着混乱占据别人土地的条例，形势上将会要求兵费，责备我们收赎，如果没有巨额款项足以满足他们的心意，知道他们必定不会答应，所以。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责备他们减价而赎回，而是责备他们准许所赎偿的交易而卖给我们。他们像日本库页这样一个荒岛，尚且想要全部占据，必定不肯轻易退还伊犁，这是明显的。与其含糊拖延以滋生战端，不如明确与他们订立条约，划定疆界，可以保证数十年的安宁。如果不得已，收回黑龙江以西的土地与他们互换，也还有名义可以依据。这是另一件事。

一是停止各省的厘捐。郭嵩焘对于厘捐筹饷，了解得很清楚，推行得很有力。湖南开办厘捐，实在是一力赞成的。在广东陈述厘捐的情形，援引古事证明今事，自认为能得其要领。然而凡是实行厘捐来筹饷，原本不是国家的常制。军务结束十余年，到现在不讨论停止，就不合体制了。而且法令久了弊端就产生，各省本来没有急需，互相视为闲款，不太在意，所以办理日久，征收的数目日益微薄。突然有军务筹划军饷，沿袭旧事遵循旧章，习以为常，将更无计可施，这是两败之道。前年因为滇案讨论停止租界的厘捐，这是专门为洋人免除厘捐，何异于驱赶鱼进入深渊，驱赶雀鸟进入丛林？不仅失去民商的心，损害国体实在严重。我认为应当及时停免各省的厘捐。租界免厘这一条，自然应当删除，并与订立条约因事筹饷，不在此例。而像福建的茶，浙江的丝，以及凡是当地出产的物品，应当征收土税以备地方之用，不与厘捐一同免除。这些都可以据理力争以取胜。旧时茶税每箱八两，五口通商的，骤减至二两五钱。曾对赫德总税务司说过，他的意思也认为如此。各省自有的利益，还可以设法另议，没有连土税也不准完纳的道理。中国自有的利益，操纵应当出自朝廷。我对此事，极有心不安。这是另一件事。

郭嵩焘本来奉命出使海外，凡是中外交涉的事件，稍有见解，按例可以上奏听闻。怀有陈述的愿望很久了，只是念及京师蒙受非议，侧身天地之间，以至于无处容身。朝廷也不能不采纳别人的言论，加以轻视简慢，又刚出洋，屡次见到参劾的案件，更不敢有所陈论，自取罪过。只是念及中堂是国家重臣，中外得失利弊所关，应当深谋远虑。我所陈述的，衡量时势，略举其切要者，施行起来容易，又至简而易行。不只是说高远难行的话，以自快其议。论者过去与宝相议论当今洋务，中堂能致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桢）能尽其实，其余在位的各位，竟无知者。宝相笑着说：“嵩焘既精且大。”郭嵩焘回答说：“岂敢望精且大，生平学问都在虚处，无致实之功，距离幼丹尚远。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的……”

译（前文省略），与当今情况相比，其中异同增减的适宜之处，只有我深知其奥妙。我私下认为，自南宋以来，这一义理在天下断绝已七百余年，这正是我独自坚信而不敢多有推辞的地方。只要中堂采纳选择并向上呈报，推广施行，那么对国家带来的裨益，必定很多。

译条陈洋务事宜疏

王先谦

臣听说，身居高位的臣子，以恪尽职守为忠诚；身处下位的臣子，以直言进谏为忠诚。遇到应当谏言的事情，却在局外冷漠旁观，就是辜负皇恩；有可以效忠的途径，却在当官时缄默不语，也是失职。当今法纪整肃，天下大致安定，最紧要的谋划，莫过于洋务。皇上日夜操劳所经略的，中外大臣所筹谋的，有的是祸害尚未到来就预先防备，有的是事机刚刚发动就妥善应对。上下同心，内外一体，审慎详密，多年来得以维持。综合论述外国的情况，大约经历了三次变化。咸丰十年，英法两国军队入侵，百般要挟，和约签订后，互换议定条款，俄国、美国也相继订立条约。鉴于英国是祸首，抚局初定，他们狡诈难信，内地糜烂，朝廷内外局势危急，那时最可忧虑的，首推英国。同治初年，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大有转机，西方人知道我国兵力尚强，内心逐渐慑服。虽然文乃耳、马加利等前后几起案件，屡次烦扰辩论，但随即就安定帖服。俄国疆域与我国相连，蓄意侵占，商议边界的事情屡次催促都不办理，而且以代收伊犁为借口，坚决拖延，步步进逼。那时最可忧虑的，又在俄国。同治末年，日本人侵犯我国台湾，近来动不动就兴兵，不遵守既定条约，海防尚未巩固，抵御外侮尚无把握，此时最可忧虑的，又不在于其他国家，而首先在于日本。敌情既然有了变化，那么规划也就随之不同。伏读嘉庆十五年七月，仁宗睿皇帝的圣训说：“国家处理大事，总应当抓住要领，专心一意，才能成功。就像医生治病，遇到棘手的病症，如果不探究受病的根源，随意下药，虽然多方治疗，病根也不能消除。”钦此。如今洋务万分棘手，也应当认定病症来决定下药的次序。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没有哪个朝代没有，办理方法多样，是非各不相同。汉朝系住单于的脖颈，唐朝犁庭扫穴突厥，力量足以击败敌人，这是最上等的。齐桓公发动召陵之战，对楚国没有丝毫损害，却使周王室得以尊崇；寇准赞颂澶渊之师，对契丹没有丝毫损害，却使宋朝振作士气，足以震慑敌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算是次一等的。张浚在金国覆军，沐晟在交趾败绩，军队出征虽然正义，但任用非人，没有审察自己、估量敌人的能力，却贸然一试。割地和亲，卑称厚币，前代很多，困顿衰败随之而来，不值得论述。所以，退让无助于消除边患，关键在于自强，鲁莽只会加速倾覆，危急要害在于审察敌人的强弱。我国以气势震慑敌人，然后可以立国；充实我国的力量以击败敌人，然后可以长久安定。审察时机，顺应形势，间不容发，如果失去时机，以后将用什么弥补？臣因此竭尽愚诚，谨就管见所及，概括为四条，缮写呈上供御览。

一、审察敌情。本朝奠都中原，臣服句丽，役使蒙古，前代的边患，一举而空。唯独准噶尔在西北跳梁，随即被铲除；俄罗斯僻处边远，时常蓄谋诡计。列祖列宗抚御得当，所以能使其帖耳受命。到了咸丰末年，泰西各国纷至沓来，俄国人起来交乘，约定互市。近来日本窥伺日益严重，一天之内联合十多个国家来构难中土，实在是千古未有之创局。敌人则请求无厌，我们则应接不暇，这也是智勇俱困的时候。然而强弱形态不同，缓急形势不同。以目前情形而论，敌人图谋我国，各自有其用意所在；我们应对敌人，也应当审择所处，酌情分先后次序，就最紧急的专精筹办，作为制胜自强的基础，破除刚发动的狡谋，然后可以杜绝无形的大患。如果混同看待，那么这十多个国家方张的态势，无处不是隐忧，治理乱丝难道会有成效吗？秦国兼并六国，攻打韩魏而结交楚齐；汉朝筹谋边疆，威慑匈奴而安抚南粤。最终天下混一，胡越来朝。确实熟审先后远近次序，专力于切己的图谋，气势伸张于一隅，而威势就立于天下。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俄国人呈献阿睦尔撒纳的逆尸。蒙高宗纯皇帝谕示：“驾驭外藩的方法，显示谦退则他们更加骄横，用威势震慑则他们自然畏惧。”这两句话如果子孙世世能遵守，实在是大清国亿万年无疆的福佑。钦此。臣想今日情势，原本不能立刻期望达到全盛的轨道，而劳心殚力以期有所成效，则皇太后、皇上应当与中外大臣同心。稍一因循，受病愈深，恐怕没有挽回之日。那么揣度敌情以求所从事，不是现在更不可缓的吗？就各国而言，泰西各大邦，通商的占据我国津要，传教的愚弄我国百姓，他们都蓄意甚深，贪婪万状。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土地，确实不是洞察细微的言论。但是西方人跨越数万里，兵饷既难以为继，虚实终究没有深知。各国互市擅利的区域，又贪恋牵制而无能首祸，所以兵船只借以恫吓，必定不会立刻开启战争。即使彼国有可乘之机，也是中华百年以内兵力所不及的，这只能羁縻而不能图谋。俄国地大兵强，与我国接壤，实在是肘腋间的巨大祸患。如果彼意存开衅，陆地相持胜负未定，海道来犯，防不胜防。这我们终究应当善策

译（这是）想要（对日本用兵），却不能立即发动的原因。唯独倭夷这个极小的国家，在海外横行霸道，势力虽不如俄国强大，但地理位置却紧逼西方列强。然而他们屡次发动没有正当名义的战争，显露出与我作对的意图。即使他们得逞，造成的祸患也不会比俄国轻。如果反过来攻取它，不仅能让俄国人感到震慑而不敢起异心，即使西方列强知道我国兵力竟然能够到达远方，也会暗中收敛他们的诡计。这是上天赐予我自强机会的资本，不可错失。倭夷崛起称雄，只是听从了巴夏礼的阴谋怂恿，趁着中国的衰弱而兴起罢了。然而它的国土占据三个岛屿，比起中华的一两个省份并不宽广。新购买的铁甲船只有四艘，都是木质包铁，在海战中并不堪用。小型兵船听说也很少，兵力并不强大。洋债日益增加，穷困更加严重，国家并不富裕。往年窥视我国台湾，正当进退两难之际，我国答应给予兵费，他们得意地离去。近来竟然灭掉了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逐渐在海上逞强傲视了。然而实际上并没有深固不可动摇的基业，也没有长远驾驭的规划。考察一个国家不必亲自踏足其地就能知道，观察它的行为足以察知百姓的顺从或背离，以及国家的兴盛或衰败。倭夷轻蔑抛弃旧臣，专门任用来自外洋的巴夏礼，而且所谋划的又不符合众人的意志，它的臣子离心了。模仿西方人的制度，改变服饰，焚毁典籍，耗费民财而败坏士气，它的百姓背离了。萨摩藩司马不服，耗尽全力才刚刚平定。内部属国发生变乱，百姓流离失所。近年来侵犯台湾，进入琉球，喜好战争触犯顺理，都是衰败征兆的先见。全国都认为“天朝即将在早晚之间出兵”，而且都对君主怀有怨恨之心。他们之所以能安然无恙，只是因为在凭借强力兴起的时候没有遭受外敌侵犯，虽然疲敝但尚能勉强支撑罢了。

译有人说日本军队精锐，所向披靡，却不知道萨摩藩本就是日本的属地，琉球国力弱小，攻取它非常容易，并非日本兵力真的有多余。宋王偃攻破益地，最终国家被齐国灭亡；郅支单于趁着胜利骄傲轻慢，最终被汉朝斩首示众。日本夷人虽然横行霸道，也不过像桀宋、郅支那样，即使与各个海国争强斗胜，也应当覆灭失败。何况天威震慑，难道是这些丑恶的虏寇所能抵挡的吗？然而他们如果真的没有挑衅的军队，我们何妨展示包容宽大的气度？如今背弃公法的是日本，抛弃和约的是日本，挑起战端的是日本。他们既然轻视我们无能，我们还迟疑观望而不发一怒。他们得寸进尺，哪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不今年兵祸波及台湾，那么明年灾祸就会在朝鲜爆发。等到他们气力壮大才去图谋，困难将增加十倍百倍。该夷近年来用兵，行径像小偷一样，如果不给予严惩，他们就会大胆肆意妄为，将成为大盗而无法擒获。况且琉球、朝鲜都是我国东方的属国，紧邻日本，琉球不能恢复，朝鲜能不寒心吗？这又是东方藩属观瞻所系，不仅仅是国家军事政务所关。私下听说辩论琉球一事，该夷借口如何？张佩纶照会措辞过于激烈，拖延推诿。现在反而不必急于责备他们退还琉球，如果他们诡计调停，割地两属，也不可以允许。因为如果允许，那么他们得利而我们没有问罪的名义；如果不允许，那么该夷贪地不还，理亏在他们。目前该夷坚称琉球本是其属国，刊印在洋报上，传布各国，我们也应当明确斥责其捏造冒认，让各国知道，否则各国反而认为他们有理了。私下认为办理的方法，首要在于慎重选择使臣。明年更换使臣的期限，这个任务比各国公使更重要，不是文人所能胜任的，必须得到历练营务、朴实沉稳坚毅、坚忍有为的文官担任，不任用副使以免掣肘。让他广泛设立耳目，使对方虚实细微都知晓。长崎、横滨各岛现有中国理事官，应当由使臣遴选调派，以期呼应灵通。各岛多中国商贾百姓，由使臣命令各理事官不动声色，按户派遣人员，暗中用兵法编组他们，彼此联络守望相助，托名为保卫乡里，务必用恩信结交，使他们愿意暗中为我们所用。该夷与中原同文，购买绘制他们山川形势的地图，尚且容易做到，得到他们的地图，可以发给南北洋大臣，派人讲习，作为行军向导。琉球遗臣义士有前来归附求救的，酌情收留抚恤，不要断绝他们的希望，既可以探究该国地形，又让他们侦探日本动静。因为复兴灭亡的国家，就是振奋天威，这实在关系到我国保护小国存亡的体统，不能视为乡邻之间的私事。天下臣民都有理由体谅圣主的心意，并非因为喜好功名而浪费资财。一旦海防稍为完善，兵船足够使用，列举该夷背约构兵的种种罪行，布告各国，雷霆出击，风卷残云，出其不意，收容琉球残余的民众，派出朝鲜作为犄角的兵力，战舰直捣其巢穴，华民在各地响应，以堂堂正正的军队，攻取众叛亲离的土地，可以一举成功。然后乘着战胜的威势，清理俄人占据越南旧疆，确定西方互市的限制，胜势在我们，那么进退轻重，随所施而皆宜。高宗驾驭远方的宏大规划，何不可再见于今日呢？朝廷不出师以威慑四夷，朝廷如果出师以威慑四夷，或许必定由此路吧。

振奋士气，古今人才的使用不竭，在于上级培养他们，振兴他们罢了。不培养则人才不产生，不振兴则人才不能发挥作用。在人才方面之所以可用，在于气。如果居上位者不为振作，官与兵民都有颓废涣散的趋势，气不举而才也随以消亡了。人固然有不待驱策而竭尽忠诚的，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是上等资质的不能多得，所以供奔走者占一半，中等人才不加磨练，则萎靡归于无用。本朝大臣如阿桂、舒赫德等，都是命世勋佐，然而也几经摧挫而后郁为梁栋之姿，大概不是这样不足以动心忍性，增益不能，下此者更不用说了。乾隆二十四年十月，高宗纯皇帝因平定新疆下诏说：“此番远方绥靖，我将军参赞以及一介执戈的士兵，无不得到行阵的娴熟，于国气人才，大有裨益。然而如果不是朕极力振作，信赏必罚以淬厉他们，谁不畏难苟安而坐享无事之福呢？”钦此。圣谟深远，意味深长，所谓国气即士气也。臣每次恭读，辄为低回往复，仰首企慕而不能自已。现在谈论办理洋务的人，动辄担心无人才可用，臣认为也在于上级的振作如何罢了。嘉庆时李长庚、王得禄、丘良功等，都以歼擒海盗着绩重洋，如果办理洋务而说无人才，臣不信。事物必待时而显，人才必练事而成，其他方面都可以书授师传，唯独用兵非身亲不悉。本朝不办理新疆，则无平定金川的阿桂等；不办理金川，则无平定台湾、廓尔喀的福康安、海兰察等；无廓尔喀之役，额勒登保等何由见知？无教匪之役，长龄等何由受命而定回疆？道光以来承平日久，

译人们如果不了解军事，一旦草寇兴起作乱，祸害蔓延至天下，然而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曾国藩、李鸿章或许只会以文学侍从的身份终老一生，而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将老死在荒僻山野，哪里能为国家效力呢！如今天下刚刚平定，老将还很多，如果不及时驱策并磨砺他们，万一将来遇到不得不用兵的时候，恐怕真的没有可用的人才了。人的本性大多怯懦而少勇敢，即使禁令严明、法令通行，仍然担心不能顺从。如果听任他们敷衍迁就，直到把事情搞砸，就无法追究了。高宗纯皇帝在位时，臣下时常有难以预测的赏罚。圣意所在，大致是勇往直前的人即使获罪也必定宽恕，畏缩不前的人即使保全自身也必定惩罚。至于筹办边疆事务，尤其不宽容姑息，所以能够任用人才，听从命令。武功十全，汉朝沟通西域，谷吉等十几人奉命出使，牺牲性命也不顾惜。当时担任都护的人，大多能相机行事，张扬国威，这也可见前代法令的严明。如今各国通好，出使事务频繁，似乎应当严格规定辱没使命的惩罚，使人们都有所顾忌，而不敢在国家事务上只为自己谋划，这样或许有益。这任用将领、选择使者两件事，臣认为是在职官员应当紧急振作奋发的，就是这些。自古以来没有不弊坏的兵制。本朝军政尽善尽美，精锐部队勇往直前，自从捻军肆意横行，湘淮义勇闻名天下，营兵反而被世人诟病。于是有了裁减士兵合并军饷的议论，有了将勇营改为绿营的议论。臣认为这都是没有通观全局而追求实际的做法。裁兵并饷，认为军饷充足士兵自然精锐，但汛地兵力不足，巡逻防范奸邪之人更多窃发，利益未收到，害处先显现了。改勇为兵，大概是认为绿营无用而勇营有用，都是人。拿锄头的百姓可以让他们杀贼，行伍中的士兵反而被认为不如，舍本逐末，大概不是通论。绿营的弊病，在于士兵与将领不熟习，而平时的势力分散；勇营的好处，在于将士一体，而平时的势力集中。只是在紧急时有屯扎在一处的勇营，承平时期不能有屯扎在一处的绿营。就像长江水师，起初攻剿是首要任务，不能不集中；等到改为绿营则汛地防守是首要任务，不能不分散。然而既改之后，规制不同，操练较难，如果有战事，就很难保证像当日那样精锐得力。即使是彭玉麟亲自统领，自从改为绿营，也没有两全其美的良策。推及陆营，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分汛地以查缉奸邪，而另屯军队以备调遣，或许可以。然而没有这种军制，也没有这笔巨额军饷。况且久屯的军队，锋芒锐气消耗，突然临战，又怎么能一定依靠他们呢？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也只有勤练节制之师，利用他们刚新的士气罢了。

译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朝廷命令将军富德等人前往巴达克山追剿霍集占。皇帝谕旨说：我们满洲的风俗向来以淳朴、勇敢著称，但和平日子久了，八旗子弟大多沉溺于安逸，一旦遇到军事行动，反而变得不熟练。我这次行动正是想借此训诫和督率他们，让他们习惯于勤劳并精通兵法谋略。然而大臣中或许还有人拘泥于小利和眼前的功效，不懂得事机的缓急。古时候在太平无事时也不废弃军事训练，如今面对依法不可宽恕的叛逆首领，正值成功在望的时机，还可以借此锻炼我们杀敌制胜的将才，又有什么可顾虑的而竟然被浮夸的言论所迷惑呢？钦此。恭敬地体悟圣上的训示，实在是把借军事来练兵作为妙用。军队，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但并不是忌讳谈论而将其摒弃。时机正好，有临事而惧的谨慎；天讨既已发动，没有滥用武力的念头罢了。如果不得已而不使用武力，那么国家威望逐渐受损，最终必然导致孱弱不振，空谈训练是没有益处的。如今练兵行之有效，可以逐渐推广。中兴之后，民间子弟都有强悍勇烈的风貌，急公好义、赴难之心果决，如果动用十万雄师，顷刻间就能集结，选拔将领部署兵力，几个月就能确定。过了这个时期，就不知道会怎样了。我认为兵气应当急切地振奋，思考振奋它的方法，就是这个原因。我朝恩泽深厚，远超往昔史籍记载，百姓深入骨髓、浸透肌肤，根深蒂固不可动摇。自从天主教进入中国到现在十多年，奸民兴起并奔走追随，善良懦弱的人视为平常，而忠愤之气也稍微衰落了。民心不定，是由于国家威望没有树立，这难道是小事吗？宋太祖以神武开创基业，后代失之于积弱，然而他们世代仁厚，积累颇深。等到中原沦陷于金国，没有一个人提戈仗义，百姓难道没有善良的吗？是被形势逼迫得无可奈何罢了。俄国人占据伊犁，索伦、锡伯人流离失所、困苦不堪，不能自拔来归，我们的兵力达不到那里，在那边的人也不能杀贼反正，足以看到牢固团结的人心可以依靠但不能完全依赖。我以前在湖南看到士民听说传教士要来，都想抓住他们甘心报仇，询问各省没有不是这样的，固然因为乡野愚民不懂此时的禁令，但他们自认为尊崇孔孟就不容许异教，拥戴朝廷就排斥外夷，这种忠义正直的气节，实在是列祖列宗二百多年涵养浸润而成的，不是容易得到的。既然百姓共同厌恶，而居上位者却告诉百姓可以顺从，又因此立法。命令驱迫奸民入教的，比良善之人更安乐。有事时调停并袒护他们，官府不这样做。朝廷又进而加以惩罚。起初愚民不知道，只怨恨官府；现在知道了而渐渐怨恨朝廷了。我也知道国家办理此事深思熟虑，下面更没有别的方法。但再过多年，愚昧百姓的耳目心志污染愈深，想要求得像此时这样的忠义正直之风，以备选拔干城腹心之才，私下担心会加倍困难。我认为民气应当急切地振奋，思考振奋它的方法，就是这个原因。（原文此处似有缺漏，结合上下文意译为：我认为民气应当急切地思考振奋它的方法，就是这个原因。）要想振奋官员、士兵和百姓的气节，又全在于圣上持守一心，有统筹全局的至计，有坚忍不拔的定见。应当举行的事情，依次分派责任使其成功；可以任用的人才，无论大小都储备其用途。奇谋在宫廷中坐定，威声已在海边树立。外夷听说后，将会自行收敛。好比贲育患有不仁之疾，儿童得以轻易制服。一旦霍然起身，即使是威武的壮夫也会在百步之外变色流汗。哪里还有强敌的侮辱和小丑的难以平定呢？

一、筹划经费。洋人进入中国时间已久。朝廷深思密计，寻求制胜的方法，但尚未大见成效。大概因为财政匮乏，没有资金注入，那么筹划经费就十分紧迫。其要点有几项，恭敬地向圣上陈述。一是开垦荒地，我在以前奏请经费应当充裕的折子中详细说过，已经蒙户部议奏查办。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御史卢浙奏报直隶省官荒田地，以及各项入官田地积案拖延已久。仁宗睿皇帝谕旨说：“屡次经户部奏准降旨命令该督抚等委派官员勘丈招垦升科，却因循已久，有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尚未勘报的，实属怠慢玩忽、疲沓懈怠。如果是官吏自家的私田，谁肯听任其荒废呢？先公后私的良臣竟然很少，深可浩叹。”钦此。在承平无事之时查办数十万官荒田地，尚且屡次烦扰圣虑。如今江浙等省荒田事体重大，查察弊端尤其困难，所依靠的是疆吏公忠，把国事当作家事，尤其在于皇上专一责成罢了。二是开矿，这是中外臣工屡次请求实行的。西方各国都用开矿致富，而中国产煤铁少，那么轮船所用必须从外洋获取。这是中国增加一个漏洞，外洋增加一个利益渊薮。所以从前可以不办，今日形势难以缓图。国家无事的时候，动不如静；有事则应当与时势变通。况且大地不吝惜宝物，秘密久了必然显露，也是自然的道理。以前李鸿章在磁州等处试办，没听说成绩如何。刘长佑也请求在云南筹办，因为费用不足而停止。我常常探求各省难以创始的原因，特别因为机器费用巨大，事情没有把握。私下认为开办不必先用机器。外洋多精通地质学的人，即使中国也不缺乏。滇黔川边老民尤其熟悉测量，衰旺十不失一。由各督抚雇佣试采，果然得到大矿，再用机器辅助，那么费用就不虚耗。

译然而事务有实际成效。云南、贵州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东北各省可开垦之地很多，应当逐步举办。由官府开启端绪，招引商贾随后跟进。购买机器，商力不足，则由官府借贷资本，分年扣还。大体上兴办有利之事，官府办理不如民间办理。官府办理则浪费严重且中饱私囊者多，不适宜开启端绪。商民难以参与初始谋划，也必定疑虑恐惧而止步不前。只期望推行逐渐广泛，不必利益全部归于官府，而国家受益很大。所谓用美好的利益惠及天下，不谈论所得利益，或许有人以前朝的流弊为疑。我又曾深入探究明代的过失。万历二十四年，在全国开矿，派遣宦官担任矿使，编列富户为矿头。矿中无所得，便强迫百姓缴纳银两。百姓无法支撑，便借库银代缴。富家大族被诬陷为盗矿，良田美宅被指认为矿脉。征收商税的使者，急如星火；搜刮财物的命令，密如牛毛。当时的谏臣说：“陛下认为取之于山泽，矿使实际上却夺之于民间。”恳切的议论和危言，神宗皇帝没有醒悟。流毒二十年，国家元气大伤。嘉靖三十五年，开矿一年中，花费三万多金，而得到银二万八千五百两，不足以弥补损失。成化十年，在湖广宝庆等郡采金，每年役使五十五万人，死者无数，而得到黄金三十多两。官吏欺瞒，正好成为笑柄。这些明代的事情历历可指。大凡国家举办事宜，先问本意何在，那么能否实行就可以直接决断。为国家聚敛财富，即使小事且容易，事情没有不失败的；为百姓兴办利益，即使大事且困难，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明代所开采的，是金银矿，以聚敛为急务；现在臣工所请求开采的，是煤铁矿，以兴办百姓利益为重。现在天下所用的煤、铁、铜、铅，没有一样不是矿产。旧的可以使用，而说新的不可增加，似乎不合情理。各省山矿，因为矿洞老化而上奏封闭，后来请求开采的，记载在历代实录中，史书不胜枚举，从未听说产生其他异议。现在只是笼统地说开矿，不再区分明白，而前代民间的隐痛还在人心，也不怪人们产生疑虑。乾隆五十二年十月，给事中孟生蕙上奏请求停止直隶总督刘峨所奏昌平州开采硫磺矿。皇帝谕旨说：“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炭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到现在几百多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未听说因为关系风水而有例禁。难道开采硫磺就会致使地脉有碍？即使说开设硫磺厂，恐怕聚集多人滋扰地方，那么每年开采煤炭石料所用人夫不知有多少，难道都是良善安分的百姓？为什么没有见到滋生事端的地方？”圣谕详细明白，实在足以破除世俗迂腐迷惑的见解。现在各省有留防兵，即使人多也足以资以弹压，可以没有别的顾虑。只是商办之后，必须令该督抚选拔廉洁正直的官员专门负责此事，不由州县官经手，以免盘剥滋生弊端。至于开采金银，我朝向来没有此事，伊犁淘金、和阗采玉都在乾隆、嘉庆年间制定制度，听任百姓自由流通，官府加以稽查禁止，约定税则。大概因为一旦归于官府办理，流弊无穷。将来宝藏兴起，如果有自然显露的，那么货物不抛弃在地，也在于地方官员办理得法罢了。一是严格淘汰冗员，各省道、府、州、县的佐贰官，少的几百人，多的上千人。其中尽有奇特秀颖可以成就的人才，既然驱使他们进入仕途，就专门图谋差事委派，为衣食打算，材力消耗于放逸，心计困于钻营。这是节义之士所以不兴起的原因，而捐输减成之后，不仅对国家财政无益，即使人才也因此日渐败坏。

译各省差遣委派的差事，本来可以数得清。候补官员既然众多，地方大吏难免有勉强加派、碍于情面应酬之举。《诗经》说：“生财的大道，首要在于人口众多而消费者少。”如今让那些本可自谋生计的人，袖手旁观仰赖公家供养，即使天子富有四海，也自顾不暇。尧舜之所以担忧广施恩惠，就是这个原因。可否命令各督抚认真裁汰委派的人员，以节省耗费？如今虽然停止了捐纳，但这半年中报捐分发的人数却成倍增加。应当命令督抚严格进行局试，文理不通者停止其差遣委派。到省后补署差遣却无期限的，听任他们呈请回籍静候咨取，以免被候补所拖累。鉴于当前办理洋务需要人才，这些人员中有通晓外洋文字、语言、测算、地图、机器、化学、电气学问的，令其自行呈明，由督抚试验其能力，分列等级，汇总咨报总理衙门存记，以备将来咨取任职；或者回籍数年之后才学习精通的，准许呈明本省督抚试验，汇总咨报，以杜绝侥幸之门，而开辟报效之路。稍加转变，化无用为有用，那么办理洋务的人才，也可以借此振兴。

一是整顿厘金榷税。厘捐数目日益减少，固然因为洋船包揽办理，实在也因为方法未尽得当。比较严密以杜绝侵吞隐匿，而商民受到的困迫却更加严重；分设关卡林立以防偷漏，而胥吏的勒索却更加繁多。这就是应该宽缓的不宽缓，应该合并的不合并。至于委员侵吞巨额款项，上司徇私隐瞒弥缝，以前没有，近日却有。将国家万不得已的措施，竟然用来充实劣等官员的口袋，百姓与国家两无所益，深可痛惜。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仍应参用士人。官场习气较重，衣食逐渐追求华美，应酬容易致使亏空挪移。等到获得差遣委派，千疮百孔，胆大妄为者便敢于公然侵蚀。等到发觉撤职，国库损失已经很多。士人爱惜身家，顾忌畏惧名节，欲望不奢，每月得到十千、二十千就足以培养其廉洁并资助其力量。官员又查察并约束他们，不用担心作弊。刘晏之所以在唐代奏效，前湖广总督胡林翼之所以在湖北见效，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近来候补人员众多，厘捐全归官办，但是安插冗员与慎重国库，孰得孰失，本来显而易见。

一是增加洋药税厘。臣以前在镇江查访得知，洋药局委员统计洋药进口，每年约七万余箱，洋人每箱子售银五百两，总计三千五六百万两。中国每箱收税三十两，总计不过二百一二十万两。洋药厘捐，各省多寡不同，总计只有二百数十万两。中国所得，都是百姓缴纳官府使用，并非从洋人那里获得。而外洋凭借这种毒物收取中国的银两，每年多达三千数百万两。中国怎么能不穷困呢？朝廷屡次申明禁止吸烟、种烟，确实是根本的至计。但只禁止内地种植，而不能禁止洋人售卖，那么吸烟者依然如故，反而增加了洋人的垄断。除害不到一半，而利益全部丧失了。查英国条约说：“洋药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天津条约》也议定厘税并征，当时只有这一款，中国稍得便宜，其余各款都由中国照办。此事拖延至今，现在威妥玛来华，应当与他坚持定议，加税一倍。如果滞销而来者逐渐减少，既可以救济民生；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畅销，也借此来缓解国库用度。如果威妥玛坚决不允许，我们应当设立几端来相抵驳，使其俯就范围。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的利益。

一是仿制织造机器。洋人呢布购买中国的丝棉制成，每年售银也有三千余万两。这是因为机器便捷，获利甚厚。我们如果仿制，也可以堵塞一个漏洞。或者由南北洋大臣招揽诚实商人借款办理。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世荣请求借帑银；嘉庆十七年，芦商义何泰恳请借运本，都经部议批准，这些都是可援引的成案。无损于国家，而大便于百姓。从来王道不言功利，如果外患正盛的时机，也难以将富强视为缓图。言强必先富，而富没有比藏富于民更大的了。现在约计洋药、呢布两项流出海外的银两，已达六七千万两。如果再不为此筹划，将来匮乏，恐怕不仅在于国计，更在于民生。后患不堪设想。嘉庆十九年正月谕旨说：“夷商交易原本命令彼此以货物相准，使中外通易有无，以便民用。如果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两，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着蒋攸銛、祥绍查明，每年夷商等偷运足色银两出洋实际有多少，应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禁止，会同妥善商议具奏。钦此。仰见圣虑深远，对中国银两出洋之患，早已洞察。如今时事更非昔比，怎么能反而不为之所呢？以上数条，臣特别举出其中主要的。

如今筹办经费也极其困难了。既然不能增加我本来没有的，就应当寻求我本来固有的。臣所拟的后四条，专门以防侵耗而堵塞漏洞。如果本源至计，应当以垦荒开矿为大宗，而开矿获利尤其迅速。朝廷如果认为事情不可延缓，似乎应当断然在必行。开办之初，既不用机

译器量宽宏的人，也不用担心外夷会惊骇耳目。如果真的发现了巨大的矿藏，应当使用机器开采，再恳切地晓谕地方百姓，说明这是为了为民兴利以及防御外夷，那么民心就会大大顺服，事情也就没有阻碍困难了。外夷向我们需要的东西，以茶和丝最为迫切。听说英国的蚕桑业逐渐兴起，印度的茶种也非常优良，再过一二十年，我们将一无可恃。西方研究化学的人，常说中国繁盛富庶冠绝五大洲，煤炭和铁矿的利益，外国比不上，不明白中国为何如此穷困。所以如今开矿兴盛，不仅能满足我们的使用，还能独占他们的利益。至于想要掌握财政经费的纲领，那么权力必须操持在朝廷手中。我恭读高宗纯皇帝在《通鉴辑览》上的御批说：“明代财政不足，是因为上级不知道府库的数额，臣下于是得以肆意私自窃取侵吞。如果能在平时谨慎核查，再加上节制用度，怎么会突然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等到国家用度匮乏，才想从山泽中获取资源，这不仅是临渴掘井，来不及等待，而且如同用一杯水去浇灭一车柴草，又怎么能对事情有帮助呢？”圣上的谋略宏大深远，我尤其希望圣主能够敬慎地铭记并深思，这实在是国家无穷的幸福。中外臣工对于洋人，都恨不得灭掉他们才吃早饭，之所以束手无策、压抑怒气，只是因为没有经费罢了。自从同治年间朝廷商议边防以来，这件事尤为急迫，但经费没有筹措，至今依然如故。天下哪有坐着就能成功的事情呢？

译首先准备船只和器械，洋人之所以悍然与我们为难，并非不知道中国民心团结，也并非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后我朝兵力尚强，而敢于如此，只是认为他们能来而我不能去罢了。所以准备轮船最为急迫，我不能空船破敌，那么枪炮器械就不容不具备，所以准备器械也很急迫。福建、上海的船厂设立已有多年，商船很多，兵船太少，臣认为当今要务，全在于战守，兵船最为急迫，商船还在其次。招募商办轮船，原本是为了分取洋人的利润，办理中确有苦心，但历来营利之事，官办必然难以持久，船政总理大员屡次更换，经管人员众多，头绪纷繁杂乱，照察不及，久而久之弊端丛生，况且国库资金有限，扩充困难。现在正值成效逐渐显现之时，人人都知道有利可图，应当广泛招徕，使富商闻风而动、踊跃出资，凑股合办，增加一艘驾驶出洋的船，中国就多获得一艘船的益处，外洋就减少一分利润。只是商民因为成本重大，又畏惧风涛，求利之心不敌避害之心，又应当用爵位俸秩来奖励他们。现在外捐已经停止，名器贵重，鼓舞人心的权力就在于此，是否可以明确制定章程，将每艘船制造、修理、往来驾驶的费用多少，运载货物的利润多少，由船局综合核算记载，刊布各省，使人们共同知晓，并令督抚仿照盐务招商的例子，广泛告知天下朝廷修明船政的意图，凡是集资建造一艘船出洋的，按照军功例酌情给予等级纪录，驾驶三年获利丰厚的，酌情赏赐顶戴虚衔，船多且年久，赏赐也逐级增加，人们知道有利可谋，有赏可劝，又有船政大臣为之维持，兵船为之保卫，公家起初不贪图丝毫利益，谁不欣然乐从？将来风气大开，对于损害外夷、增益内地的举措，自然会有实效。西方人富强，全在于官商一体。清朝海禁森严，商民不准出洋贸易，现在情况与过去不同，那么顺着敌人的优势来寻求制服敌人的方法，应当先疏通商情，而后日后借助商人的力量。至于兵船如何制造办理，督抚中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都讲求有素，自然会选择精要、论述详细，不是臣愚昧所敢拟议的。然而私下听说英、法、俄各国都以铁甲船取胜，各有数十艘，美国以前有四十多艘，近年认为可以不用，大半分售给各国，专门制造一种碰船，其前锋利如锥，遇到铁甲船直接向前撞击，轰然洞穿破裂。如果日本木质铁甲船所蒙的铁厚仅三四寸左右，用这种碰船攻破它更容易了。将来出洋征剿，自然应该有铁甲船十几艘作为攻战的需要。目前经费不足，似乎可以仿照美国先准备碰船几十艘。计算铁甲船一艘费用在百万金以上，碰船约二十多万金。省下一艘铁甲船的钱可以办五六艘碰船，用来防海制敌，可以期待得力。即使防卫出洋商船，保护海运漕粮，都足以依靠而无后顾之忧。至于各省准备小轮船太多，增加一艘船就多一个管带的人，增加一笔开支。这些船只既不能在内地河流缉捕，又不能出洋战剿，白白耗费资财应付差事，灵便却无大利益，应当停止此后增备，以节省虚耗。大体上外夷行事嚣张特别厉害，然而利益在于上下同心、猛烈坚韧，形势必然达到。中国办事镇静有余，然而弊病在于情意隔阂，瞻前顾后、推诿责任，最终一事无成。嘉庆十一年正月，广东奏报口〇路口〇臣国即俄罗斯有商人来广州，谕令此后申明定例，杜绝他们再来。当时俄人本来有恰克图贸易旧章，而意图重在趋利，不畏惧深谋远虑。他们能致富强，也就在于此。泰西各国，美布最为后起。美国华盛顿于乾隆四十三年占据英国亚美利加之地以立国，四十九年就派遣商船到中国购买茶叶，五十九年制造战舰，嘉庆十二年制造轮船。又十几年兴利之事大备，强盛程度堪比英法了。布国（普鲁士）君主佛得力于康熙四十年由日耳曼属国独立建国，其孙福达利弗修习武备，两代积弱至嘉庆十一年被法国袭击，从此重困。同治以后，威令姆大造船械，一战而败，法国国王于是成为强国。由此说来，国家无大小，只看自立如何？哪有堂堂天朝反而逊谢于海外小国的道理呢？各省设立机器局，原本是为了学习制造、熟悉技艺，避免临事购买被人把持，虽然目前耗费，必然日后成功。丁宝桢在川省设局，奏明准许实行。等到恩承等人查办，又奏请撤销。一个主张利用，一个主张节省费用，朝廷两议都听从，原本属于虚心博采。但各省设局制造，唯独川省因他人言论突然停止，国库资金已经虚掷，政令也不统一。这是讲求西法之举，朝廷尚且不能自信，怎么能使人们共同相信？臣私下认为现在正值安内攘外之时，不少变通尽利的事，动不动牵涉异论，哪有成功的谋略？况且遇事表现出犹豫，疆吏中勇往直前者无所遵循，苟且偷安者遂其推诿卸责，天下必然多有不兴之利，不除之弊。这就希望圣上在上主持权衡，枢臣在下尽力辅佐。康熙中期议开陶庄引

译黄河决口的问题，当时没有决断；到了乾隆年间才开凿治理，而黄河逐渐向北迁徙。嘉庆年间商议实行海运，没有决断；到了道光年间才实行，而便利一直依赖至今。非同寻常的事情，起初大家都惊讶怀疑，等到它成功了才相信。我也希望朝廷在筹备制造船舰器械方面，坚持确定的见解，以消除人们的疑惑。至于水雷、台电、铁路，是防御海疆所不可缺少的，都应当依次筹划办理；而将造船厂适当迁移到内地，以免在发生警报时迁移设置困难，这尤其是最紧迫的任务了。

译以上四条，士气应当振作，审察敌情之后才有发力的开端；船舰器械应当预备，筹划经费之后才能获得开办的器具。这四项之中，经费最为急迫，应当在此专心图谋，在初始阶段勇敢决断，而后在持久战中不至于匮乏。臣认为，自古以来祸患潜伏，往往在极盛之时，消弭于未成形之际，人们常常不觉察，一旦有差错，就酿成大祸，若不善于善后，更觉令人担忧。西方人不忘情于中国，不是一天两天了。追溯查考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夷入贡，凡是该国派人驻京，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地泊船贸易，货物减免税则，允许该国传教等事，今日实行的，当时都已上奏请求，应当严厉驳斥。六十年入贡稍微恭顺，嘉庆年间德天赐因传教案被定罪了。口〇司当口〇东将中国山川图画上报朝廷了。边疆大臣疏漏，从事于蕴藏祸患、潜伏戎狄，其中尤其严重的，是十三年夷人兵船径直进入澳门，占据炮台，两广总督吴熊光任其停留，迟迟才上报。仁宗睿皇帝多次严厉训诫该总督，才开始讲理劝谕，但办理过于软弱，夷人拖延数月，扬帆径直离去，这才窥见中国的虚实。二十一年七月入贡，胆敢在觐见之时，正副使一同称病，已是立意生事。仰蒙圣度包涵，认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将夷使驱逐回国。道光的中年多次内犯，议论者归咎于当时的和议，不知履霜坚冰，由来已久，是逐渐形成的。俄夷向来号称大国，如果不是康熙、乾隆时办理得当，其可忧虑之处也不待今日。所以制服日本不用狠辣手段，今日的日本，就是异日的英国、俄国。当时之所以议和，只是因为战备未修，仓促从事，安抚一时的反侧之心，并非作为永远安定的良策。习以为常而相忘，几乎认为口舌之争可以常恃，一有教案发生，一到换约之期，必定增立新条，他们的智谋愈长，我们的谋略愈绌。今年威妥玛为中国抽收洋货厘税一事，甚至纠合十余国公使，聚集京城，图谋实现其要挟之计。俄国订立伊犁各城条约，既未全部归还，白彦虎又不献出，而领事设立在大理，通商直达陕甘，东南的门户洞开，西北的藩篱依靠什么？这是忠臣义士闻之抚膺叹愤的原因。我们明知和议不可凭信，他们贪心无厌。而一切未尽设施，相顾束手，现在河运逐渐废弃，漕粮全靠海运。万一他们联合谋我，以数船横亘洋面，则全局关系非同小可。他们的要约，恐怕更有出于情理之外的，我们也将安然处之吗？国朝家法昭示垂范，政令由乾断，辅佐必须依靠臣下主持，全在圣心。况且军务夷情关系重大，上有安民之怒，诸臣岂敢不起赴功；上怀恤众之仁，诸亦且相安无事。全局枢纽，秉承自宸衷，非策力所敢任。自来谋敌者，固然应当审量彼此强弱，更在于斟酌事理之当否，民情之顺逆。现在事理本无可疑，民情实大可用，圣主固然深知。至于军事利钝，并非能逆料本朝武功远迈前古，而准夷筹兵在三朝，金川收功在再举，即同治初年戡定粤捻，何敢信曾国藩等必定能奏绩而坚定迈往终以有成？可见委任得当，不忧无济。国家立贤无方，文武兼备、为守兼优之人，千百中或许只有一二。至于乘事会而赴功名者，何时没有？人臣勋名成就，也思为晚节保全之地，智略可倚以成事，而驰驱半非所能堪。所以汲引人才以备任使，方得以人事君之义。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都殚心戎务，公忠体国。大臣彭玉兰管辖长江，血诚任事，水军战士尤其深悉。岑毓英志存殄虏，不畏艰险，似可饬令诸臣将其部下才堪将师偏裨之选者，密疏存记，专门预备海防指臂之用。至于沿海师船规模，必须得专员统辖，南北洋分设总统，彼此隔绝，呼应不灵。总统之上，宜特派大臣兼管。守则巡阅操防，战则发纵指示，升降调度，一切由其主持。沿海省份督抚转运粮饷设防，助其不逮，同德同力，那么气象为之一振了。目前筹划经费预备船械，原本是为了先巩固海防，并非轻易言海战。然而通南北九千里之洋面，必须在在筹防，毫无渗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着等待敌人来攻，而竭力以抵御，即使愚者也知道防守不尽可恃。所以必须能战而后能防。既然能战了，哪有遇到可乘之隙而不乘？反而坐着等待他人侮辱我吗？宋臣苏轼说：“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能为也，能不失之而已。”臣认为目前洋务情势尚在可为之时，也愿圣主能不失之而已。策略定于一时，而基础巩固于万世；疑虑稽考于卿庶，而机断决于宫廷。所以说：“上无卧薪尝胆之谋，而欲下有闻机枕戈之志，必不

译这是由命运决定的。」臣充任讲官，亲眼目睹时局艰难，一片赤诚忠心，无法抑制，冒昧呈上陈述，不胜惶恐战栗，恭候圣命。

译瀛海论上篇

张自牧

上天生育万民，各自归附于同类。在无怀氏、葛天氏以前，百姓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无所谓中国与外邦的区别。有圣人兴起，设立君主，设立师长，教导人伦、礼乐、法制相互维系，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的秩序。凭借文物制度显著者，被推崇为华夏。夏、商、周三代以来，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淮夷、徐戎、赤狄白狄等族群交错居住在九州之内。《禹贡》中的荒服，《职方》中的蕃国，以及汉、唐、宋史籍所载列入朝贡体系的，大抵距离中国不远，即现在泰西人所称的亚细亚。其中如昆、坚、丁零、黠戛斯骨利干、大秦等国，位于现今欧罗巴地域，但经过多次翻译才偶尔沟通，传闻模糊，史官大致记载，只是为了夸耀王会之盛罢了。明朝中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从欧罗巴航海西来，抢夺占据南海诸岛，于是泰西之人接连来到中国，这是虞、夏、商、周、汉、晋唐、宋四千多年来未曾有过的。从前邹衍的九州之说，山海十州之书，宏大而不合常理，荒远而没有依据。自从利玛窦、阳玛诺、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奈端等人相继西来，之后地球九万里，通过画方计步，掌握在手掌之中，四大洲的国家都仰慕向往了。就地球整体而言，在东半球的，中国是最大的。泰西人列举俄罗斯东境以及东方朝鲜、日本、琉球诸国，南方交趾越南、暹罗、南掌、缅甸以及南洋岛屿，西北布哈尔、汉月氐、波斯汉安息、爱乌罕、汉罽宾俾路芝、汉乌弋山离基发即机洼诸回部，西南五印度汉身毒，极西阿剌伯汉条支，迤北土耳其之东、中两地附属于此。这些地方北接冰海，东接东洋，南接印度海，西接红海、地中海墨海，统称为亚细亚。夷语没有意义可译，姑且列举其所称名称罢了。亚细亚的西北是欧罗巴，西南是阿非利加，三块陆地相连。阿非利加面积约为亚细亚的一半，欧罗巴面积约为阿非利加的一半。亚墨利加单独位于地球西部，分为南北两块陆地，面积与亚细亚相当。阿非利加广大荒远，仅东北角靠近印度海、红海、地中海的地方，有埃及一曰麦西弩，北阿、北西尼亚等国，稍通声教，常常受役于欧罗巴。亚墨利加大国有米利坚一作美利哥，即花旗；小国有墨西哥；南亚墨利加有巴西、孛露一曰秘鲁、智利玻非利亚、金加西腊等国。米利坚在乾隆年间始立国，地广人众，通商最为兴盛，势力与欧罗巴诸大国抗衡。华盛顿是创业之主，却不把职位传给子孙，将国家分为二十余部，每部设统领，而由伯里玺天德主持，成为合众国。四年更换一次，退位者与平民同等。百姓没有固定的供奉，而百年没有争战之事。风土略近中国，旅居者多华人，克累弗尼亚省尤其众多，世所称西金山也。孛露在前年才与中国通好，但相距更远，地小而贫，华人前往佣工者往往遭受虐待。英、俄、日本都认为它不是近邻，也没有继续前往佣工者。阿非利加、亚墨利加两地的兴衰，都不是边防的急务。现在谈论边防的，只有东、西、南三洋而已。亚细亚东境为东洋距离中国最近；南海岛屿为南洋，是西洋进入中国的通道；欧罗巴为西洋。东洋以日本为大国的，自西汉时通中国，隋、唐、宋屡次入贡，元人伐之无功，明代恢复朝贡，但屡次侵犯边境。清初通国书，定铜铅采买制度，同治年间始立和约，随即有台湾生番之役，最终达成和好。其地距离山东、闽、浙不远，华人渡海而去，所到之处形成聚居。近日效法泰西，机器、轮舟车及练兵、开矿诸务，势力逐渐强大，但能禁鸦片烟，天主教不入其境。曾改用欧罗巴文字，国人不便，仍用华文，而以倭音读之，另有倭字，就华字减笔成文行于国中。地近高丽、琉球已与高丽立约，但想臣属琉球，也是地势使然。同治十二年使臣琐意西，十三年使臣柳原前光先后入觐外国艳称之。欧罗巴幅员在四大洲中最小，黄海注其中，即波罗的海、黑海界定其东，地中海横亘其南，大西洋海浮其西，乌拉大山横亘其北。俄罗斯都城在黄海东岸，彼得罗堡附西岸者是瑞国，一曰瑞威顿，一曰瑞典即蓝旗，其都曰斯得哥尔摩一曰斯叨克浩母。瑞国之西是瑙威，一曰挪耳瓦，一曰挪威一曰诺鲁威亚，其都曰格里士阿拏。附南岸者是嗹国，一曰丹马，一曰大尼日黄旗，其都曰哥卑的给。向东是普鲁士东部，一曰布路斯即单旗，其都曰伯灵。嗹国之南普鲁士之西，是日耳曼，一曰德意志列国欧罗巴之中原也。普鲁士之南日

译日耳曼的东面，是奥地利亚，又称奥斯玛加，即双鹰旗所指的国家，其都城叫维也纳。奥地利亚的东南面，濒临黑海，与亚洲接壤，是土耳其，又称都鲁机，其都城叫君士但丁。土耳其的南面，有一个小国叫希腊，又称额里士，都城在雅典，叫亚德纳斯。日耳曼的南面，是瑞士；瑞士的南面，深入地中海区域，是意大里亚各国，又称伊达里亚，或称义大利。

译日耳曼的西北方，濒临大西洋，叫做荷兰，它的首都叫亚摩斯得耳登，又写作掩木士特尔坦，又写作安持提。荷兰的南边，叫做比利时，它的首都叫不鲁舍拉斯，又写作比律悉，又写作木兰洛士尔士。日耳曼的西边，比利时的东边，叫做普鲁士，西部这两国夹在日耳曼的左右，因为普鲁士本来是日耳曼分裂出来的国家，如今普鲁士与日耳曼合并，通称为德国。比利时的南边，普鲁士西部的东南方，瑞士的东边，叫做法兰西，又叫做佛郎机，它的首都叫巴黎斯。法兰西的西南方，叫做西班牙，又叫做日斯巴尼亚，又叫做以西把尼亚，它的首都叫马特，又写作马德里地，又写作莫珠尔勒得。西班牙的西边，濒临大西洋，叫做葡萄牙，又叫做博尔都噶亚，它的首都叫里斯玻亚，又写作力士门，又写作德门。法兰西的西北方，有伦敦，又写作兰顿；苏格兰，又写作师古泰，又写作斯哥西亚；阿尔兰，又写作尔兰，又写作一尔兰。三大岛屿像鼎足一样对峙在海中，叫做英吉利，伦敦是英吉利的都城。大凡欧洲的人民，贪婪而勇敢，君臣上下，鸡鸣就起床，勤勉地追求利益，利益所在的地方，父子兄弟都不相顾惜，劳苦艰难都不躲避，哪怕是一门微小的技艺，一件细小的器物，也竭尽毕生的心力去从事，精益求精，巧妙再求巧妙，专心锐进而不知停止，这是他们的天性如此。各国中以俄罗斯为最大，英吉利、法兰西、普鲁士都很强盛，势力足以相互抗衡，土耳其、奥地利也是大国，但衰弱特别厉害。俄、普、英、法交替称雄，其余数十个小国，像星星罗列、棋子分布一样，交错杂处其间。各大国都有鲸吞蚕食的心思，却互相猜忌，合纵连横，很像春秋时期列国的局面。嘉庆年间，法兰西国王拿破仑第一，放纵他的野心，灭亡荷兰，废黜西班牙，夺取葡萄牙，兼并意大利、瑞士、日耳曼，割取普鲁士的一半，夺取奥地利的藩属，包围维也纳，烧毁俄罗斯旧都，横行四海，大概是楚灵王、吴王夫差一流的人物。自从莫斯科战败后，也接近于勾践在干溪、甬东受辱的境地。嘉庆十六年，法国进攻俄罗斯，军队在莫斯科溃败，各国联合出兵攻打法国。二十一年，拿破仑被英国俘虏，流放到荒岛上。道光元年去世。嘉庆二十年，各国在维也纳大会，各自归还侵占的土地，修好安抚百姓，比起葵丘的盟会、宋国与虢国弭兵的盟约，更加宏大得远了。英国议员烈奢得说：“一千八百十四年，英国、美国在干特订立条约，因为争夺财富导致冲突，到三十三年，各自派遣使者公开商议此事，于是平息。三十五年，法国、土耳其失和，向德国请求公正而化解。六十三年，英国与巴西不和睦，比利时调解了它们。六十八年，士耳其、希腊争夺属地，德国调解了它们。都不需要动用一兵一卒，得到使臣会议，凭片言只语就化解了。西方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论语》说：“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诗经》说：“控制大国，依靠谁，极尽谁。”使臣能够秉持正义、言辞正当，比披甲持戈远征要好得多了。汉昭帝寻求出使绝远之国的才能，甚至与将相并重，是有原因的。俄罗斯东境，西伯利亚八部界于中国的北面，西边连接高加索五部，向南邻近印度，远远包围中国的西面，向北则是波罗的海，东五域三十七部，东俄五部的国都在那里。大俄十九部，加燕俄五部，小俄三部，南俄五部。再向西则是波兰十四部，波兰八部，加上白俄六部，又跨海越过墨领峡，占据北亚美利加的一角，叫做监加扎，隶属于西伯利亚部。西伯利亚、高加索两部在亚洲地域，波罗的海东边，波兰两部在欧洲地域。康熙年间骚扰我国索伦各部，再次给予国书没有报复，通过荷兰附信晓谕他们，于是通好罢兵，立碑划定边界，在车臣汗部的恰克图通商，就是西伯利亚部所属义尔古德斯科的甲他城。库伦大臣所管辖的，他们用皮毛来，我们用茶去交换。此后他们日益向南推进。道光年间，从高加索新藩胁迫降服西域回部，布哈尔各族，沟通波斯以吞噬印度，渐渐与后藏相近，尚未接壤，屡次与英吉利在雪山南北血战，也没有得逞。咸丰年间，两次请求土地，从黑龙江以东，雅克萨、尼布楚等城；乌鲁木齐以西，伊犁、库车、阿克苏等城，都被割让占有。而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乘机窃据，依附于俄罗斯。同治十三年，用重兵降服回部的基发，打通巴克达山到北印度克什米尔的道路。巴克达山有三条路通往印度：一条越过印度的库施山到达喀布尔，计一千六百余里；一条直达印度的排绍哕耳，计一千五百里；一条出库施、昆仑两山之间到达克什米尔。计六百余里，而喀尔垦特就是廓尔喀的屏障，紧迫了。近来英吉利订立条约，以爱乌罕即阿富根为界，俄罗斯军队不得越过这里向南，俄罗斯人没有答应。又向东得到日本萨莫虾夷的土地，用科尔立十八岛交换，

译再跨越东海，绕到高丽以东，开采煤炭和铁矿，颇享其利。在黑龙江边界驻兵，打算修筑铁路通往中国，只是因为通商历史悠久，历经两百年未曾发生战事。康熙年间，郎中图理琛曾到过那里。康熙三十二年，使臣义兹柏、阿朗迭（一作雅兰布）来朝见，皇帝召见他们，赐座，赐食。此后，俄国人到京师游学，偶尔有入贡的。同治十二年，使臣倭良戛来；十三年，使臣布策来，都被召见。光绪元年，使臣索思诺、福思齐等人来考察茶市，拜见陕甘总督，声称他们的志向在于永远敦睦友好，这可信吗？英国伦敦有五十二个郡，苏格兰有三十二个郡，爱尔兰有三十二个郡，这三个岛屿的总面积不过中国的一个小省。其属地向西得到北美洲，向东得到印度，向南延伸到南洋各岛，跨越海洋进行控制，都在数千万里之外。明朝初期刚得到北美洲，广袤的土地有一万多里，顿时变得富强，后来因为重税暴敛，百姓无法忍受而叛乱。

译乾隆四十年，华盛顿（一作瓦新敦，一作兀兴腾）崛起，割取南部疆域建立美利坚国，经过八年血战而定国基，英国人仅保有北部荒寒的土地。五印度位于缅甸之西、西藏的西南，方圆数千里，明朝时葡萄牙、荷兰经营此地，设立埠头通商，独占印度洋的利益。清初，英国人驱逐并夺取了这些地方。康熙七年，在东印度的孟买购买土地，建造馆舍和炮台，日益富裕强盛。乾隆十七年，于是出兵灭掉孟买，乘胜兼并南部各部落：有的被英国所灭，有的听任英国设置官吏，仅保留空名，有的受役属成为藩国。只有廓尔喀（东印度国）、克什米尔（北印度国）、新的亚（中印度国）、信地（西印度国）等几个国家尚能自存，其余都隶属于英国版图了。英国建立四个藩部：叫孟买（一作榜葛剌），叫麻打拉萨，叫孟买，叫亚加拉。孟买的东北、缅甸的西北，有阿萨密部，当地土著崇尚佛教，英国人据为别部。东面距离腾越，有求夷夷阻隔；南面距离前藏，有貉貐与布鲁克巴阻隔，距离中国近在咫尺。南印度南海中的大岛叫锡兰，是古狼牙修地，嘉庆年间被英国人灭掉。沿着海岸向东，阿喀喇朗谷被两个埠头夺取。缅甸在东面，占据新嘉坡（即息力柔佛地）、麻剌甲（即满剌加）、槟榔屿（即新埠三埔），这些地方逼近暹罗，又在大洋极东开辟大荒岛叫澳大利亚，又名南亚细亚，世人所称的南金山。此地自成一方土地，约二万余里，荒旷无人，英国人开垦开发，尚未得到十分之一。近代人将这块土地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并称第五大洲。另一岛屿叫搦日伦敦（又名新西兰），是自古人未到的地方。太平洋的飞几岛，也举国称臣归属，这是从伦敦前往澳大利亚所必经之地。又有狮山等地，在非洲西界；特墨拉拉等地，在南美洲南界，大概是遥领的属地，非常遥远。道光十七年，国王威廉第四去世，兄长的女儿维多利亚十八岁继位，就是现在的女王。赘娶日耳曼列侯之子阿里巴（一作博雅那），早逝。英国向来在粤东通商，乾隆二十七年，特别允许英商伯时购运湖丝。四十年，有一艘商船遇飓风飘入粤洋，丰厚地归还了他们。五十八年，国王乔治第三派遣使臣马戛尔尼（一作麦加尼）来朝拜。皇上在澹泊诚敬殿接受朝拜，进贡天文地球仪器二十八种，正值万寿圣节，皇上在含青斋接受祝贺，赏赐丰厚，命侍郎松筠送到粤洋。嘉庆元年入贡，二十一年，使臣司当冬（一作暗虾士）来朝拜。道光年间因鸦片引发争端，直到咸丰时又有违言，随即和好。同治十二年，使臣威妥马来祝贺，亲政后与美国使臣镂斐迪、法国使臣热福理、荷兰使臣费果荪以及日本、俄国使臣一同在紫光阁觐见，邦交更加深厚。伦敦三岛土地狭小，山泽的利益开发殆尽。联邦即美利坚，既然失去依靠印度作为外府，兵饷都依赖它。俄国人开辟土地日益逼近，又间或派遣希腊教（俄国所奉之教）进入印度，英国人对此担忧。近年专门致力于恩惠印度，派遣贵戚大臣镇抚那里。光绪元年，其太子前往游历，安抚当地人民，英国君主称徽号，将印度缀于国号之下，大概将有东迁的志向吧？法兰西地方二千余里，建立八十六郡。近年被普鲁士打败，割让蔑士城以西七城以讲和。其人精于算术机巧，凡是火轮车、自来火枪，大半都是他们所创。风俗劲悍，负气好胜，尤其擅长用兵，号令如山，万足一步，前面的已经死了，后面的继续前进。火器的便利冠于泰西。嘉庆时，其王拿破仑弟一百战无前，威行西土，后来因不收敛而自焚。咸丰时与英国合兵来到津门，议约未成，于是开战，随即订立和约。同治年间，其王拿破仑弟三与普鲁士构衅，血战几年，被普鲁士俘虏。当时恰逢天津居民有攻杀教人丰大业的案件，朝廷命诸大臣赴津议事。法国人正肆意要挟，而国都已被普鲁士人攻陷，于是草草订立和约而去。法国君主被擒，同治十二年死在英国的雷塞思德尔。其大臣爸亚等又与普鲁士和好，于是改用美利坚的习俗，不立君主，以首领统治国事。同治十年，踼矮土（即爸亚）任首领，十二年迈马韩代替他。麦马韩者，拿破仑弟三的大臣，有惠政，曾与普鲁士作战，兵败不能死，君主亡不能救，又从而代替他，而国人都认为贤能。近日拿破仑弟三之子鲁夷拿破仑与法国前主波旁的庶子尚伴尔都谋划复立国，纷纷未能安定。七八年前，占据安南海口，屡战屡胜，已取得六埠之地；上年被安南将领刘永福打败，擒获其大帅安将军，随即向法国求和。大概越南是文弱之国，终究不是其敌手。近日法国人已驻兵顺化，越南都城〇富良江，又在暹罗营埔

译罗矣。普鲁士东西两块土地，共有八个部分，本是日耳曼分裂出来的国家，领土比法国小，兵力也比法国弱，但其君臣励精图治、奋发自强，于是能够击败法兰西，割取了爱勒塞斯洛脱地区的七座城池：一是蔑士，二是地颠荷锋，三是必齿，四是发勒剌坏克，五是士得喇士伯克，六是施来施蹋特，七是新伯拉萨克。普鲁士人毁坏了施发两座城池，保留了其余五座。德意志三十六个邦国尊奉普鲁士为主，傲视四方，俄国、英国、土耳其、奥地利都忌惮其强盛，与其和睦交往，没有嫌隙。邻近的国家如荷兰、比利时，遥远的国家如波斯、日本、越南，都仰慕普鲁士而与之结好。

译海葛士浚子源辑

洋务三 洋务通论下

南洋形势游历刍言

黄楙材

南洋诸岛星罗棋布，环绕着中华，那里的居民都是巫来由人，性情最为诚实淳朴。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轮船向东行驶，争夺占据那些地方，只用一两条兵船，用巨炮威慑，土著居民便像受惊的鸟兽一样四散，割地求和。这是因为土著居民不习惯作战，部落分散居住，不能统一，所以不费兵力就能轻易夺取。葡萄牙占据西吕伯，西班牙占据小吕宋，荷兰占据葛剌巴、婆罗洲、苏门答腊，只有英国占据的土地最多。澳大利亚这一岛屿，幅员辽阔达万里，所产金矿非常丰富，被称为新金山，华人前往聚集，多达四十多万人。此外，雪梨、槟榔屿、麻六甲等地，都是繁盛著名的区域。过去西方各国的商船来到中国，一定要绕行非洲南部，经过好望角，由巽他海峡（位于苏门答腊和葛留巴两岛之间）进入七洲洋。自从开凿苏彝士运河后，地中海与红海相通，轮船往来都舍弃远路而取近道，捷径缩短了二万里，而新加坡这一商埠便成为海道的咽喉，四方的电报信息都汇聚于此。英国派重臣镇守，用重兵戍卫，巍然成为南洋的重镇。自从英国人侵占印度后，国家富裕兵力强大，凭借欺诈和武力，逐渐向东扩张，蚕食缅甸、暹罗的边境，设计诱骗番邦小岛，抢夺各国的商埠，经营牟利，无孔不入。几千年来雄踞海上，没有对手。其他如法国觊觎安南，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俄罗斯新近与暹罗订立通商条约，其意图尤其难以推测。中华自古帝王致力于修明文德，不热衷远略，宋代捐弃珠崖，明代放弃交址，台湾一岛直到我朝才纳入版图，小小的南洋未曾放在心上。然而古今情况不同，前后形势各异，过去是岛夷杂番，现在是欧洲强国环伺，狡猾地想要逞强。过去的南洋不值得在意，今天的南洋必须预先谋划。况且海禁大开，华人出洋谋生的实在很多，同类则互相怜悯，异类则互相倾轧，人情大抵如此，有的受土著欺侮，有的遭异邦虐政，无处控诉，其情可悯。所以论其地理位置，近在肘腋，是中华的门户；论其人民，百万旅人都是中华的赤子，应当尽快增设领事以资保护，特别派遣大臣一员驻扎新加坡，统辖南洋一带事务，并增置兵船散布各岛，轮流游弋以壮大声威，这样则声势联络，人心稳固，不必与各国争城夺地，而南洋数十岛的形势利权已归我掌握，更足以尊崇国家体统纲纪，节制万邦，东西两洋就没有困难了。现在议论的人主张在沿海港口修筑炮台，作为自守的策略，但海疆万里，港口纷繁，节节设防，防备多则力量分散，哪里比得上扼守外洋，更容易出奇制胜？必须能战而后能守，必须能制人而后不为人所制。陆军步兵，华人擅长，不是其他国家能抵挡的，只有水师战舰尚须讲究。如果能练成数万精兵，分驻南洋，抑制强暴扶持弱小，长驾远驭，不但邻近的藩属岛夷杂番俯首听命，那些欧洲强国自然不敢妄生窥伺之谋。当今东西洋各国，已经分别派遣使臣，设立领事，通过翻译修好睦邻，而近在咫尺的南洋，岂可视为缓图？谨将南洋事宜陈述四条如下。

一曰增设领事，以收拢人心。查欧洲各国，华人寥寥无几，只有南洋各岛所在多有，总计起来，不下数百万人。西方的商人，都纠合股份，汇聚为公司，资本雄厚，多财善贾。华人则只身空手，不出几年而致富的也有，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于开垦耕種，能耐受勤劳，尤其不是番人所能比及的。华人越多，商埠越兴盛，所以各国起初招致，继而妒忌。既然没有官员保护，难免遭受虐政侵渔。应当详细稽核户口，凡是满万户以上的，设立领事一员，不及此数的，或者几个商埠共一领事。领事之下，分设客长，由商民公举。英国人占据各处码头，多是公司众商的谋划，现在可以仿照他们的做法。客长之中，有才能素著、为众人所信服者，就给予顶戴，授予职事，上下一体，中外一气。将会看到人口日益繁衍，商业逐渐兴起，南洋数十岛的利权，一旦尽归于中华。

二曰考取洋学，以招揽人才。查各国互市，办理洋务，急需人才。中国特别派遣幼年子弟，分投外国学习，人数有限，经费巨大。不如在南洋各岛兴立书院，训课洋学，翻译汉文，其经费由商民自筹。每隔三年考试一次، 选取优秀者作为生员，给予顶戴。再过三年复试，选取优秀者咨送总理衙门学习礼仪节度，以备翻译领事之用。外国语言文字，必须自幼学习，才能精通。内地学者不能兼擅

译然而生长在海外的华人，大多通晓洋文却不熟悉华语。想要寻找中外兼通、足以胜任翻译工作的人，很难挑选。况且领事的职责，是办理外交事务，尤其应当精通洋文，熟悉当地语言，这样情况才不会隔膜，措施也少有阻碍。如果专门设立一科，给予他们晋升的途径，那些旅居海外的华人就不会感到被排斥，必定都会踊跃从事，而朝廷的声威教化远播边远之地，更足以维系人心，鼓舞人才，因时制宜，获得学习洋学的实际效果。

第一，探测海道，以资练习。海疆设防，以轮船为关键，轮船驾驶，以了解海道为先，全船人的性命系于舵师。西方人对舵师这一职位非常慎重，必须深明算术，兼通天文，熟悉潮汐风向，精通水性地理，所绘制的海图深浅曲折，每一块礁石、每一处沙洲，都详细具备。遇到危险的地方，必定建立灯塔、浮标以作标识。按照海图计算航程，不差尺寸。外洋各国，经常派遣兵船探测海道，虽然借口商船往来，实际上是阴谋难以测度。我们华人聪明才智，不比别人差，但驾驶之事，必须亲身阅历，不能只靠空谈。应当设立专门机构以资训练。另外，水师将士，必须能习惯风浪，熟悉形势，须分派兵船，时常出海。东到日本，西到印度，南到新金山，其间岛国、岸国的港口海道，一一探试无误，绘制成图说。无事时商船出入没有阻碍，有事时兵船巡逻有所把握，这才是筹谋海防的急务。

第二，联络邻国以巩固屏障。查缅甸、暹罗、越南三国，都濒临大海，是我们的藩属，世代修好进贡。旅居在那里的华人，多达数十万人，各国也与华人相处融洽，不分界限。只是缅甸受到英国的逼迫，越南受到法国的侵略，它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旁边，狡猾地想要逞强。暹罗介于两国之间，不便海道，只能自保。只有槟榔屿割让给英国，英国人的陆路电报必须经过暹罗土地，所以降低姿态修好，得以专心对付缅甸，施展其远交近攻的权术。此外如真腊、大年、彭亨、爪哇、亚齐以及巫来由等种类，早已降为臣仆，如同江黄不祀，实在令人感慨。现在应当在缅甸的阿瓦、暹罗的宾角、越南的顺化，各设领事一人，长期驻扎，讲求信义，修好和睦，联络声势。那三国，自知强弱不敌，都想仰仗天威，能延续祭祀为幸。至于廓尔喀、布鲁克巴，是西藏的屏障，虽然只是弹丸小国，但地形险固，民风勇悍，也应当用恩信安抚，坚定他们内附的诚意。如果不这样，贪婪的猪和长长的蛇，哪有尽头？屏障是什么意思？任凭公羊冲撞，却不为之思患预防吗？

译在魏默深《筹海篇》后，偶述边防

魏源的《海国图志》共一百卷，开篇是四篇关于筹划海防的文章，分别是《议守》、《议战》、《议款》。其中《议战》篇说：“既然已经议和，就应当学习敌人的长处来制服敌人。又打算设立翻译馆，翻译外国书籍，以便熟悉外国的情况。这几项措施，近二十年来执政的大臣们，都想借此作为富国强兵的图谋，以及防备边疆、驾驭敌人的长远之计。然而最终不足以与外国争强，为什么呢？因为自古以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用自己的长处去打击敌人的短处，没听说过学习敌人的长处却用来打击敌人长处的。当今敌人的长处，在于器械的精良坚固，行驶的灵活快捷，而不只是依靠精良坚固和灵活快捷；在于军纪的严明整肃，才力的凶猛鸷悍，而不只是依靠严明整肃和凶猛鸷悍。他们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君民一体，呼吸相通；他们自强的方法，在于意志专注，措施务必追求实际效果。而我们学习他们，不仅不明白他们治国自强的根本，所谓的器械、行驶、军纪、才力，都还不如他们，难怪任由敌人在海上纵横，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应对的办法。军队平时不训练，与没有军队一样；利器没有合适的人使用，与没有利器一样。现在的祸患，难道不是在于只学习敌人的船炮，而不再知道养兵练兵吗？”最近因为关外的防营偶尔被敌人挫败，仍然借口战守力量不足，提议撤走北圻的军队以与法国议和。那些主张议和的人，本来是想通过简练各省的军队，慢慢等待以后的图谋，而不轻举妄动罢了。唉！谁说备战二十年，耗费国库千亿万，竟然没有一个士兵值得任用，接着撤防固守，满足法国人开通云南道路的奢望，还能努力整顿，以妥善处理后事吗？有人说我们害怕法国，不在陆地而在水上，不在滇粤一隅而在沿海各港口。我担心从此以后，西南的屏障既然崩溃，那么广东、云南处处都可担忧，水陆也处处都可入侵，不仅仅是像有些人所担心的水道海口那样而已。现在丰润学士请求在滨海七省设置兵轮，并以审察形势、训练将才、整治师船、考究工用这四点作为水师政事的要点，确实符合《易经》“穷变通久”的说法，而我的意思比这更进一步，那么几十年来各位大臣身负海防的得失如何？办理船政机器如何？应当明确赏罚以资激励。沿海水勇的分防截击，谁更优秀？以及轮船管驾是否可用，应当精细考核以杜绝虚耗。弊端革除，利益才能兴起；罢黜不肖之人，贤才才会出现，否则不仅万余里海岸广阔，外患固然无法防备，即使历来办理洋防和购买洋轮、军火的人，弊端百出，积习相沿，事先禁止也无从禁止了。这就是国家日益追求富强却日益贫弱的原因。现在治理北宁失律的罪责，有的罢黜有的诛杀，威令未曾不严肃；不知道南北洋耗费财力，豢养这些洋务人员，能保证临事有用而不溃退吗？舍弃这些责备那些，怎么能让人信服？朝廷不明确显示刑赏用舍的公正，而想得到人来整顿边防，难啊。嘻！亡羊补牢，今天确实还不晚。然而牢坏而没有人修补，却说“我将张弓挟箭等待偷羊的人”，并与之从事，恐怕箭还未射到，并没有人偷羊而去，却只是空叹了。今天的防务，怎么不同于此？而各海疆督抚大臣，还想以此欺骗圣明，想要放弃越南而姑且巩固我们的疆域吗？

沿海训练水师议边防偶述

魏源有话说：“抵御海寇，只有防守内河的方法，没有防守海面的方法。”这个说法确实如此，然而如果海上没有可用的兵力、可依赖的战船器械，而想专门防守内河，那么内河也万万不能守住。因为外海是内河的屏障；而水师是陆军的屏障。撤除外海防守而腹地能安宁，古代从未有过。何况沿海要区以及孤悬海中的地方，哪里没有内外之分呢？我们想要放弃不守的地方，以退守扼制内港，而内地已经惶惑不安；敌人更勾结近地的奸细，以输送我们的军情，即使引诱敌人的伏兵，有什么用？所以现在筹划滨海防守，陆军重要，而水师尤其优先。水师万万不可依赖，已经在近日马尾一战中显现了。而平时漫不经心不训练，徒耗军需，那么历来办理洋防、船政的大臣们，实在罪责无可推卸，而不能归罪于主张议和而非战争的人。认为主张战争是不量力，那么往昔的备战是为了什么？当战败后才后悔防备，那么水军的积习应当挽回。挽回积习，怎么做？一是选择濒海的疆吏，以专责成。自古以来筹划抵御外夷的人，有的提议使用陆军，有的主张简练器械，有的拟定选拔沿海的督抚、州县，以效法臂指相连。然而海口疏忽，那么陆地必然不能守住；购造舞弊，那么船械必然不可用。抓住要点来图谋，只有海疆大吏慎重选拔得人，实在是海防的第一要义。沿海督抚如果各自得到练达忠诚、熟谙洋务的人来担任，让他们就本省所有的兵轮考验管驾，所在采办，遴选委派贤员，精细选择各海关道及统带水师各官，并责令随时督察稽查，惩贪剔蠹，那么一切善后事宜，有不逐渐振兴的吗？那些重要口岸的炮台，则大致仿效近人《用要言》与《新法台议等篇，以凭建设施放。那些扼守沿海城邑与平日筑城固垒，则采用今人《救时刍言》的策略

译凭借资助防守关隘以遏制敌军锋芒，都应责成各地边防官员切实执行，不得沿袭旧习以苟且应付、粉饰太平，这样就可以了。第二，训练水师将领人才，以资统率。训练将领的关键，有人说陆军老将恐怕迁地不适，招募洋员则临敌时请求撤退，要想寻求水师将领人才，只有出洋学习的学生才有望中选，这话是对的。近来闽江中法之战，我方兵轮九艘，只有“扬武”号所用出洋学生施琅灵且准，所以能伤害其统帅，并击毙敌船引港之人，其技艺勇猛。愤慨议论的人说虽然战败但依然光荣，倘若各省师船每船挑选这一二人担任教督，时时游弋聚集操练，而诛杀罢免那些骄横贪婪无用、未战先逃的将弁数人，以明确显示惩罚与劝勉，那么还担心水师滥竽充数吗？还担心敌人未到而早见败象吗？可惜前丰润学士多压制力战获生的船上学生，而粉饰奏报陆营拒敌之功，以掩盖自己先奔逃躲避的痕迹。第三，训练士兵以资轰击。南北各口兵船，既担心兵器粗劣且小，又不熟悉轮船布阵的方法，因而不足以应对敌人了。但舍弃这些而另外购买坚固战舰，无论利益归于中饱私囊，购买者未必真的坚固，况且当中外有事时，必定受限于泰西局外之例，而断不能从外洋购买。现在想要抵御法船，与策划我方船只往来应援，只有每船选募勇丁四人，而每日讲求击敌之法，最为紧要。其方法是什么？说：先击其船桅顶之人。因为敌人交战时，其主将必立桅顶，以便指挥，杀死此人则彼军无主，而全船容易扰乱。其次击其桅上之绳，因为这绳是众绳之纲，断此则众绳紊乱，而他们不能悬挂以攻击我方。再击其气管，最后又击其烟筒，因为气管破而水镬立即爆炸，烟筒坏而烟且不能上升。四人各司其事，设遇敌船，则依法攻击而不轻率施放，或许可以击中一二，使敌人不得驶船横行，我方船只徒然呆守各口而无所作为。第四，训练渔勇以助分防。水师必以闽粤为主，而以江浙为辅，乌氏《海国图志》曾极力论述了。近出洋学徒，临战可用之人，不是广东人就是福建人，其考察研究又非一朝一夕。现在挑选那些战有成效及投各生洞悉敌情而忠实无私的人，任命为督带管驾之职，使其训练闽广善战的士兵，而备轰击应援之用，应当已不致担忧了。而沿海渔户枭徒，熟悉风涛，操持旧业而不尽应募为兵的，浙闽江广间也实在众多，只是不可偏用他们来抵挡大敌罢了。确实命令向来办理渔团著有成效、通晓西法的人，以督率渔舟操练技艺，而作为日后推广南洋水师的辅助，平时则于没水袭击、乘夜火攻等方法，必使其讲求纯熟，并习洋枪洋炮及泰西方阵以。备临敌分防，因应不穷之需，岂不有当古人用间用奇之意吗？若备照海明灯以防敌夜犯，多造蚊船之便，守宽大海口者，近人已有议论，而无庸赘述。第五，特派知兵大臣以巡察海军。现在创设北洋水师，朝廷以事体重大，既命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与授李傅相、曾侍郎等担任会办帮办之职了，圣虑周详，下士复何敢议论？只是外海兵轮平时操演驾驶之宜，与临敵迎剿截击之法，没有比管驾得人更重要的，而所难也在此。不特命廉明公正之大员以时巡察，而从严举劾，断不能挽回积习而杜绝欺瞒。我认为宜仿巡阅长江之制，即令帮办海军如同曾袭侯者，每年以春秋两次周历兵船，察视各管驾及弁兵之勤惰得失。而黜陟分明。其一切采办制造局的官员，也应当归他察核而奏定。捏饰舞弊之罪，或许不致虚糜巨款，但资蛀蚀而取笑外邦。夫防海要务，其大者有五条，使不于此实事求是，则虽海军渐次扩张，筹款足敷建造，恐怕外侮之来，仍供一烬而不足恃耳。吁国力不足了，又岂堪任各省巧猾人员重蹈覆轍，而济私误公哉？

译防备夷人的策略

欧阳柄荣

自从海禁大开，外国商船纷纷聚集，这确实是古今的一大变局。魏源提出的筹海三策四论，只是针对道光年间的情况。左宗棠在序言中说，他所设想的方略并非全部可行，但大体方向不可更改，这确实是确切的论断。况且如今与咸丰、同治年间相比又有变化，与光绪初年相比也稍有变化了。于是根据我个人的浅见，姑且陈述一些末议。魏源已经提及的内容，不再详细叙述。

过去防备夷人，专门在海口和内河；如今则兼顾边境和藩属国。英国人在烟台议约时，混入允许其藏探路的一条，不仅仅是注意西藏地区，而是想开辟通往云南、四川的道路，作为陆路通商的捷径。法国夺取越南，也是英国的志向。于是英国方面连番民也能阻止，法国方面兵力也难以抵御。虽然法国比英国更加骄横，也是因为中枢大臣被积威所胁迫罢了。如今法国扬言要占据福州，这正是英国人在道光末年扬言直捣阿瓦的故技。倘若也像缅甸那样被其恐吓，不仅难以指望普鲁士的帮助，甚至会有愧于马达加斯加。

我私下估计，法国兵舰不过二十余艘，法国士兵不满五千人。即使他们真的想一战，无论胜负，普鲁士和英国、俄国必定会趁其弊病；即使侥幸获胜，洋人既然保持局外中立，汉奸也断绝勾结。他们的军火、煤炭、大米、淡水、马匹，也难以接济。我们如果奋起一战，无论主客、劳逸、众寡、顺逆，都大相悬殊，可以预料必胜。即使不胜，法国的疆域不过像佛狸（北魏太武帝），如今的政局难道亚于元嘉（南朝宋文帝）？他们仅仅得到一个臧质，尚且不让敌人的战马饮于长江。如果有几个像檀道济那样的人，怎么会牵动全局？况且法国不难对付，也是显而易见的。刘永福的义旅数千人，最终能够覆灭敌军、斩杀将领。如今全国同愤，十倍于刘永福的部队。法国只出于声势和形式，而不出于实力，正是畏惧这个。英国、俄国各国都以此作为进退的依据。如果又不战而和，三年内外，英国必定越过独吉岭，俄国必定越过兴安岭，高丽、暹罗、缅甸、西藏等藩属国必定难以保全了。

中枢不答应赔款，计策确实是正确的；而始终不肯开战，不是因为战争难以保证必胜吗？不知道事情没有全利，也没有全害。李密只因为违背柴孝和的建议而驻扎东都，所以由易胜变为失败。庄宗只因为听从郭崇韬的建议而袭击汴京，所以由转亡变为存在。自古英雄举事，因为多顾虑而导致败亡的，不可胜数。如果不是豪放无前，像唐太宗那样，没有谁能行度外之事，奏非常之功的。乘机会而消除后患，只在于决断与否罢了。

防备夷人的近策有八条，远策有四条。

第一条，办理团练，以壮大声援，沿袭保甲制度。成局着实实行，虽然不能抵御外寇，确实可以安定内奸。至于渔团，其益处尤其大。

第二条，修筑坞堡以保护炮台，不要重蹈道光年间虎门、厦门、定海、上海、宝山的覆辙。

第三条，挖掘地洞以躲避开花弹，然而进入地洞以躲避，静止时出洞以抵御夷人，虽然多且有利，也难以迅速推进。

第四条，联合刘永福的团练以收复东北圻和越南故所失地，刘永福能收复，就给予他，允许竭力援应。刘永福不灭亡，不仅两圻难以作为，法国有西贡、海防、商务必定多有妨碍，捐虚名而收实效，这类是也。与自行守御相比，难易显然。

第五条，招募善于游泳且胆勇的人，以便用奇兵，邓廷桢在南澳，梁体在粤东，某委员在乍浦，其明效也。

第六条，制造平原战车，以备陆战，天津地势平坦，陆路尤其难堵御，夷人行军愤用小舟渡军登陆，倘若使用林则徐剿青海番时所制的陆战车，教习车战津防，尤其可无虞。

第七条，习用测量法，以期必中，不要专用丁监生旧式，宜兼仿欧洲人新式。

第八条，讲究攻击海船法，以期必破，邓廷桢，林则徐皆着成效，如今船虽坚于昔，苟聘西人谨求，也未必遂无其法。以上八条皆可立办者也。

至于难以立办而究不得不办的，又有四条。

第一条，添设领事，以保护商民，而占据冲要之地。南洋岛屿华人有数百万，认为适宜各岛分设领事，特别派遣重臣驻扎新加坡，总理一切事宜。因为新加坡一埠，自从苏彝士河开通后，遂为海道咽喉，四方电线文报都汇聚于此，此处声势联络，人心固结，足以纲纪万方，节制两洋。

第二条，练习海军，以巡外洋，而巩固内地。兵器的使用，束缚株守，多也见少，变动周流，少也见多。我军只难出洋巡逻，所以被外夷所轻视。如果训练海军数万，分布南洋各岛，时常出大洋，惯于风涛，熟习形势，使成为海外雄师，尤其容易出奇制胜。即使寇绕道入犯，可使腹背受敌，或者又分军攻其要害，夺其饷需。洋人能攻我，我也能攻洋人。与海疆万里，港汊纷歧，节节设防，备多力分，只为人制而不能制人者，相去远矣。对外可震慑诸夷，对内可屏障各省。张星使幼樵的一疏，是当今筹海第一要着也。

第三条，考取洋学，以广人才，而供驱使。适宜在南洋各岛兴立书院，训课洋学，翻译汉文，考试一准内地生员定制，给予顶戴，选拔其优秀者，咨送总理衙门，以备任用。

译处理外交交涉事件，情形必定能够熟悉，措施必定没有违背。至于制造、管驾等事务，从西方学问中汲取是绰绰有余的，与特意派遣年幼子弟分别前往海外学习相比，耗费人力多而成效少，其效果如何呢？第四点，整顿边防，以联结藩属国，从而杜绝奸诈的图谋。越南、缅甸、暹罗、西藏，世代修好职贡。越南已经归属法国，缅甸和西藏也受英国逼迫，暹罗介于缅甸和越南之间，不便于海路交通，稍微容易自我保全。在缅甸的阿瓦、暹罗的宾角，或者仿照驻藏大臣的旧制，各设置领事一人，联络声气，坚定他们内附的诚意，越南的覆辙或许可以避免。恢复八关九隘，招抚野人、生番，再将南甸营都司移驻到蛮允，在野人境内设置塘汛，疏通新街江的滩浅，声势既已贯通，粮饷运输也方便。这固然是缅甸的大致方略。修缮江孜、定日、帕克里等处的边防，廓尔克、布鲁克巴两部，虽然是弹丸之地，尤其应当用恩信安抚，无事时可作为保卫边塞的依靠，有事时可充当先锋。这固然是西藏的大致方略。东三省是国家的根本，伊犁北路是门户，蒙古各部是西北的屏障，想要巩固伊犁，不仿效西方人的方法，兴修铁路，增设电报，那么奏报迟延，转运劳苦，怎么足以实现长驾远驭？想要巩固东三省，不实行张洎的策略，沿边建立三大镇，各统领数万军队，鼎足而守，那么形势单薄脆弱，所谓拥有城池自我固守，却不能出战，怎么足以互相策应？至于过去厌恶他们强大而压制他们，现在怜悯他们弱小而扶持他们，六国对待土耳其，没有不是这样的。堂堂中国朝廷，难道智慧反而低于欧洲吗？蒙古各盟，固然不能任凭羝羊冲撞。这固然是东北的大致方略。

译回复日本人关于振兴亚洲的询问

姚文栋

我希望亚洲各国的君主，每年在天津聚会一次。我希望亚洲各国的海陆军大将，每年多次往来会晤，这样情意就能联络，彼此之间就不会产生隔阂了。我希望亚洲各国的才人学士，召开一次大会，共同辩论探讨，以研究富国强兵的方法，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的策略，这样智慧见识就能日益开阔，人才就能奋发兴起。大体上亚洲的局势，中国是主导，日本辅助，如同兄弟手足，气息相通，齐心协力，那么进取可以经营欧美，退守也能屹立不倒，这是从统筹亚洲的角度来说的。如果只为中国考虑，那么中国地广物丰，一面濒临大海，作战和防守都便利，原本不需要依赖日本；而为日本考虑，日本四面环海，如同老虎处在平原，没有背靠险阻的地势，倘若强大的邻国挑起战端，兵船从四面八方聚集，如同被重重包围，此时如果能得到我的援兵，那么人心就会振奋，国力就不会屈服。凡事不推究到极端，就看不到真相，所以我推究到极端来说。那么亚洲的联络，对日本来说是最切身紧要的，而现在的失误，都由日本承担，为什么呢？琉球一案没有解决，那么我与日本之间的隐恨没有消除，而朝鲜也不能不对日本产生怀疑，怎么能得到真正的和睦呢？琉球即使得到了，也像石田一样贫瘠，南疆的形势也不取决于此，为了这点小事而耽误大计，我无不对谋划国事的人失去方向感到慨叹。

日本地理兵要例言

姚文栋

日本四个岛屿面积不大，而大海环绕。论其形势，不在陆地而在海洋。元代平壶之战，专门攻击其西部，日本得以全力防守一方，所以能战胜我们。德川氏末期，美国船只进入浦贺，随即进入下田；俄国船只进入长崎，随即进入唐太；英国船只进入函馆，随即进入长崎。东西往来，迅速变化不定。日本首尾不能相顾，不战而溃，全国骚动。赖襄曾说：“元朝侥幸只从一面来，如果从四面来，扼住我的要害，断绝我的粮道，杜绝我军队的策应，那祸患岂可胜言！”这确实是切中要害的言论，兵家和地理学家都应该共同知晓。

现在中国与日本商船往来的道路有两条：一条从上海经过长崎、神户到达横滨；一条从广州、香港直达横滨。从长崎到神户，必须经过濑户内海，其间岛屿像棋子一样分布，处处可以埋伏，而且一旦进入下关口峡，日本如果用兵断绝我的后路，那么能进入而不能出来，都犯了兵家所忌讳的，所以用兵时这条路不再可行。从香港到横滨，就是日本所说的南洋，一片汪洋，行驶没有阻碍，可以直捣浦贺，进逼品川、东京横滨，都会震动，这是正道。西攻下关，牵制其势力，这是间道。如果东西出没，变化无常，那么不经过长崎北溯下关，而从朝鲜釜山浦南下，先占据对马、壹歧，这是一条路；不经过下关西赴神户，而从南洋直接进入加太等海峡，或占据淡路以逼近，这又是一条路；从长崎南绕北夺佐贺关，攻击下关的腹地，这又是一条路；或者从珲春、图们江出兵，秘密渡过青森，占据箱馆，这又是一条路；从箱馆南下，在横滨会合，这又是一条路；或者兵船抵达新泻，而陆行四五百里，出现在东京背后，这又是一条路；或者骚扰山阴沿海，西赴长门，在下关会合，这又是一条路；或者从福建、台湾出兵，先占据鹿儿岛，而分兵助攻东京，这又是一条路；从鹿儿岛西上长崎，这又是一条路。大体上日本的要害，濒临东边的是横滨，因为它靠近东京。横滨的要害在浦贺，因为它当海湾的入口。在中间关键位置的是大神户，因为它靠近西京，而明石峡是它的西门户，加太、由良、鸣门三峡是它的南门户，都是大神户的要害。濒临西边的是长崎，因为它当江浙的冲要；濒临南边的是鹿儿岛，因为它当闽粤的冲要。然而长崎屏立五岛，而山川港是鹿儿岛湾的入口，那么这两个地方也是要害。下关是南北的津梁，东西的喉嗌，我如果扼据此地，那么日本饷援隔绝，四方不相通，是全国最要害的地方。壹歧、对马二岛藩蔽在外，而且当朝鲜冲途，也是要害。平户北接二岛，南接五岛，海路很窄，这是长崎与下关中间的要害。箱馆是北海道门户，我扼住它，也可以让日本饷援不相通。所以北边有箱馆，由西南有下关，也是一要害。至于沿海港湾，无处不可停泊；海中岛屿，无处不可屯驻。这就是兵无定形的道理。

日本人论我们中国二百年来错失三大机会：一、康熙平定台湾时，应当趁机经营南洋，以掌握欧亚两洲的枢纽，这是第一个可惜。一、康熙时声讨罗刹的罪，应当穷尽兵力略地北洋，在乌拉岭巅立界碑，然后允许俄国请和，这是第二个可惜。一、乾隆荡平准回之后，应当移旌南指，全收五

译从印度返回，这是第三个令人惋惜之处。我认为还有更加令人惋惜的：日本的北海道与我国的库页岛相连，过去虽然依附于日本，但实际上并未设置官吏和驻军防守。如果我们保守库页岛以连通该岛，那么就是占据了日本全国的上游，好比用陇右控制蜀地，日本就不能逃出我们的掌控之中了。考察日本人经营北海道，是从明治二年开始的，仅仅不过十几年的时间罢了。

译日本的建置总共经历了七次变革。神武天皇开创基业，实行的是国造治理的制度。经过一千零五年，到了孝德天皇时期，改为国司治理的制度。国造是世袭的，大致如同分封制；国司是流官，大致如同郡县制。又过了五百三十年，到了后鸟羽天皇时期，源赖朝担任天下总追捕使，在各国和各郡设置守护，在庄园设置地头，这就是守护地头治理的制度。又过了二百三十年，到了后醍醐天皇时期，足利尊氏大规模分封各位将领，这就是世袭守护治理的制度。那么权柄早就已经下移，尾大不掉的形势也就形成了。又过了三百一十四年，到了后土御门天皇时期，境内动荡不安，于是进入了战国割据的时代。又过了一百二十三年，丰臣秀吉平定了战乱，登记各郡国的石高数量，用来分封诸侯。德川家族兴起取代前朝，重新确立了诸侯的秩序，这就是封建治理的制度。又过了二百八十年，明治维新，全部撤除藩封，于是实行了郡县治理的制度。起初设置三府六十县，后来合并六十县为三十六县。然而从政治措施便利的角度来说，虽然以府县为宜，但从山川形势划分的角度来看，则旧制的九道八十五国更为妥善。所以近代的地方志都以道国为纲，不以府县为纲。

日本近来颇为关注地理学，在官方设立的机构中，内务省设有地理局，海军省设有水路局；士人百姓私人设立的，有东京地学协会。虽然人才纷纷崛起，但著作尚不丰富。本书选取陆军省军人所诵读学习的《兵要地理小志》，照译为汉文，并广泛搜集近代人的航海记载，作为补充。又将沿海的港湾、岛屿、礁石、岬角等作为海道的关键要素，广泛考证详细查究，分条罗列记载。意图借助他们的先导，作为我们的指南。然而纸上空谈，终究不如军舰实地测量。总希望我国派遣将官弁员东来测量，或许考核能得到真实情况，讲求逐渐熟练，可以备不时之需。或者请将此书印发给外海水师各营，让他们粗略明白梗概，那么也不无小的益处。日本的海陆军人全都诵读学习内务省颁布的《清国兵要地理志》一书，我国的情况，他们军人本来就已经讲习有素了。

日本的总图，以文部省刊印的《日本全图》两幅为最佳。分图中较好的有三种：一是《大日本府县分辖图》一册，由内务省地理局刊印，以三府三十六县为纲；二是酒井彪三撰写的《大日本一统舆地分国图》四十多幅，以八十五国为纲；又有海军省水路局刊印的海图一百五十多页，是沿海测绘的分图，尤其号称精细，都可以与本书对照参考。日本的里程与我国及西方都不相同，其法度是六尺为一间，六十间为一町，三十六町为一理，计算其一里相当于我国六里多一点、西方二里多一点。尺度又略有差别。

巴黎答友人书

李凤苞

我私下曾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不完全在于制造器械和治理军队，确实像来信所说的那样，我就根据见闻所及，向知己陈述。西方国家治理的要领大约有五个方面：第一是通达民意。民居非常分散，地位悬殊，通达民意不容易，于是通过乡举里选来设立上下议院，遇事直言无忌，凡是细微不便於民的事情，一定本着诚意来设法妥善安排。又设置卿大夫、里正等官员，来安定百姓，审理狱讼，用百姓治理百姓，自然没有纷扰，又确实核查户籍，生死婚嫁没有不详细记录的，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安置，那么君臣的分别更加尊贵，而上下之间的情意更加通达了。第二是保障民生。人情没有不希望安定、富裕、长寿的，如果用强横的态度对待他们，用苛求使他们困苦，用盗贼冤狱来挫折他们，恩惠未必吉祥，违逆未必凶险，人人没有自立的权利，于是人人没有自强的意志了。西方国家则是上级以诚心保障百姓，下级也都懂得自我保障，凡是身家性命、器物用度、财物贿赂绝无意外的忧患，而且给予告退官员半俸禄供养他们，老病的军官士兵终身供养他们，老幼废疾和阵亡者的子女都设立机构教育他们，使做官的人没有丢官的忧虑，就不会贪污；临阵没有后顾之忧，就不会畏缩。有不共同勉励尽职，上下一心，牢固结合不解散的吗？第三是启迪民心。凡是智慧和才能，每天挖掘就每天灵敏，每天禁锢就每天阻塞。西方国家孩童时教他们认识实字，稍大教他们贯通文义，衡量他们的资质，分别学习算术、绘画、气化等学问，而每月末年终总括他们所学习的进行考试，一定让他们心领神会，手舞足蹈，不让他们读不懂的书，不随意尝试未学过的事。等到他们成年，或者专攻一事或者精通一艺，终身没有一天废弃学习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报纸的流传，有社会的宣讲。报纸从朝政到技艺，何止千百种，都是通达之人执笔，至理名言，从君公直到婢女、牧童以及妇孺在舟车之中，无不人手一册，某国得到某地，某人创造某器，都能洞悉其源委。社会宣讲处每国也有数百处，是由老师宿儒分别讲解政治制度、律例、制造、格致等学问，环绕听讲的男女数百人，口讲指画，一定使听讲者领悟后才高兴，所以全国男女无不各自勤奋学习，而智慧和才能就像萌芽容易生长，枝叶容易茂盛一样。第四是培养民耻。西方国家没有残忍的刑罚，只有故意杀人的罪责止于远戍苦工，其余不过是监禁和罚款罢了，监

译禁止犯罪的服饰，其洁净程度与官家相同。又教导他们诵读，考核他们的工艺，用医药救济他们，没有拘禁束缚，也没有鞭打体罚，但人们仍然畏惧刑罚而自我约束，视犯罪为不齿之事。即使是寻常偶尔违背一项约定，也如同背负沉重的罪疚；偶尔拾取一件遗失物，也如同在街市上受到鞭打。因此牛羊昼夜在野外放牧，物品堆积在通衢大道，衣物遗忘在舟车上的，常常通过新报招认失主，从未听说有小偷小摸觊觎这些财物。这虽然是因为百姓有生计，也是因为百姓知道廉耻的缘故。父母不怒骂责打他们的儿子，家主不呵斥责骂他们的仆人，即使是犬马也不加鞭打，却秩序井然，自然没有违逆乖张的行为。男女杂坐谈笑，却不涉及淫乱，这都是培养羞耻心的效果。第五是使百姓财富丰裕。古人说，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把财富藏在百姓中。我认为百姓富有有三个关键：一是尽地力，即讲求水利、种植、气化之学，使每一寸土地都不被废弃；二是尽人力，互通工易事，可以各自擅长专门技艺，由熟练产生巧思；同心协力合作，可以任用人才达到深远目标，取多补少。又用机器来辅助，可以使时间节省而功效加倍；三是尽财力，有公司和银号，使点滴积蓄都能入股生息，汇聚成大工业大商业，大概蓄财者不至于浪费了。有钞票和金银钱币，便于携带，利于转运，一钱可以抵百钱之用。以上这五个方面之所以上下互相学习，永久不变，尤其基于四种道理：即孔孟的忠恕，官礼的精详，黄老的坚定，佛氏的澈悟。它们治国齐家，修身待人，都与尽己推己的宗旨相符，简直将王道与霸道合为一体，逐渐接近夏商周三代大同的治理。这是孔孟之道。其政治规制，既符合《周官》的八法、八柄、九两、九职，以至于邦交符合行人之职，制器符合考工之职，无不条理清晰，整齐划一。制定法律的人公正无私，奉行法律的人即使长久也没有弊端。这是官礼之道。本着百折不回的意志，树立坚强不拔的操守，没有喧嚣竞争，没有浮躁轻率，遇事则以静制动，行使权变则欲取先予，实在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气概，远远不是那些修补粉饰、张皇失措的治理所能企及万一的。这是黄老之道。至于穷究事物的道理，无论是格致等学问，必定剖析其疑难；即使是政治律例、公法、理财、治狱的书籍，无不见解卓越，辩才无碍，绝无牵强附会、主观臆测等毛病。有内典的精深，却没有内典的隐晦，这都是深造自得、贯通了悟的证明，这是佛氏之道。正因为如此，可以制造船械，可以振兴工商，可以巩固边防，可以勤勉远略，凡有所作为，无不纲举目张，而举重若轻。这些都是我见闻所得，不敢好事铺张。闲暇时应当再逐条指明事实，以阐明我的认识。西方博雅之士论及创制，常常推崇中国：如《新报》模仿邸抄，化学本于丹家，信局采用孛罗的记载，印书采用冯道的方法，煤灯本于四川火井，考试本于岁科取士。至于南针、火药、数学、天文开创于中国，更不用说了。只是西方日益求精，中国日益失传罢了。穷则变，变则通，确实是我们国家今日的急务。漏残灯烬，率笔直书，尚求知音，不吝赐教。

译英国人凭借三个岛屿控制五大洲的论述

彭瑞熙

中国帝王从唐尧虞舜直到夏商周三代，专门致力于用道德来安抚人心，使华夏地区安定罢了，所以对于九州五服以外的地方，并不放在心上。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正想乘着囊括席卷的势头，远远吞并四方蛮夷，然而祖龙应验了谶语，继承皇位的人没有善终，不施行仁义，靠欺诈和武力有什么益处呢？汉武帝雄才大略，向北讨伐匈奴，向南收复两粤，向东灭掉朝鲜，向西开辟西域，向西南控制各少数民族，功业盛大啊。然而后来财力耗尽、百姓怨恨，在轮台发布罪己诏表示后悔，所以汉元帝放弃珠崖郡，汉光武帝断绝与西域的联系，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这是短视，但实际上是力量不能拥有，与其使中原疲敝，不如放弃更为便利。我到现在唯独不理解英国人。英国凭借三个岛屿建立国家，位于大西洋海中，起初与法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相比，强弱胜负仅仅相当。追溯自明朝中期以来，二百多年间，代代都有贤明的君主，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整顿军队，既树立了在欧洲的威望，于是兴起海外扩张的举动，所以首先占据北美洲，接着开辟印度。我们清朝乾隆年间，中美洲的华盛顿崛起，于是失去了肥沃的地区，只剩下荒凉寒冷的地方，而印度日益繁盛，其财富无法估量，在西边失去而在东边获得，多么幸运啊？此外如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锡兰岛、亚丁等地，处于东方来的交通要道，都建立商埠并驻兵，流通各种货物。在非洲，则有旧有的吉达、洛尼加、弗勒里、阿特兰、法苏、劳那、塔耳等地，近来又役使埃及，扼住东方道路的咽喉。在南美洲，则有歪阿那、特尼答、牙买加等地。靠近中国的，则有香港一个岛屿。而澳大利亚这一洲，起初不过是捡拾法国丢弃的残余，而在几十年间开垦经营，招来人口聚集，又开采出金山等矿产，于是国家更加富裕，军队也更加强大。于是五大洲的疆域，遥远十几万里，没有不星罗棋布分布的，而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随意驱使，完全没有尾大不掉的担忧。这是采用什么方法呢？有人说：轮船迅速，渡海如同乘一叶扁舟；火器精工，临阵有无敌的技术；加上军需储备充裕，电报灵通，这是英国人能够控制五大洲的原因。我说：这几样是西洋各国所共同拥有的，而不是英国人所独有的。综合其大势，一定是因为君臣一心，赏罚明确守信，而尤为制胜的，在于善于审察邻邦的形势并处置得当罢了。对于欧洲各国，强大的抵御它，弱小的安抚它，起初不贪图它们的土地，所以各国服从。只有俄罗斯国大而强，英国人最忌惮它。所以向东结交丹麦，以抵御波罗的海的要冲；向南保护土耳其，以堵塞黑海的出口。又挟持阿富汗，以断绝俄罗斯争夺印度的根源。近年又占据朝鲜的巨文岛，意图将遏制俄罗斯向东出发的道路，不仅仅是垂涎朝鲜罢了。对于中国，则相信没有忧患和欺诈，而又存在商务的大利。所以自从庚申年换约以来，和好特别坚固，也颇助偏师，借巨款以显示诚心。对于美国，自从华盛顿立约以后，盟好也坚固。至于荒地，则经营它不害怕劳苦；要地则争夺它以联合势力，视重洋遥远如同隔着家门庭院，难道不是善于审察形势并处置得当吗？我们圣朝安抚远方的人，确实超过前代，然而不能不了解自己而了解对方。俄罗斯与我们接壤，狡猾地想要逞强；法国侵凌已经显现，和约难以坚固，已经在应当防备之列；至于英国人虽然与我们表面相亲厚，然而也逼近令人担忧。去年又灭掉缅甸，紧邻云南南部，思患预防，知道圣君贤相必定不会一天忘记。

详细陈述中西情形种种不同，火车铁路势不可行，奏疏光绪七年正月。

刘锡鸿

我私下听说近来有建议仿造火车铁路的，这种创举，朝廷自然必定深思广访，确实见到妥善，然后施行，决没有只听信几个人的私下言论，就兴起大工程的道理。然而我却急切地谈论它，是因为无事生非，人心惶惑，舆论沸腾，非常不是国家的福分。我曾经奉命出使西洋，讲求这件事，既然有所见解，不敢不立即陈述明白，以期早日停止议论，平息这些纷扰。火车的利益，在于快速行进，一昼夜三千里，慢也一千多里。而且一个机器在前面，能连接十几辆车在后面，每辆车上下兼坐，可容纳一百几十人，行走不至于颠簸，也不晕眩。即使是崇山峻岭，巨壑深泽，开凿隧道通车，就都变成平地，而没有攀爬跋涉的痛苦。这实在是古今的奇观，绝世的巧术。我虽然迂腐笨拙，也乐于它的便利，希望把它施行于中华，所以驻英、驻德使事之余暇，就阅览其纵横的道路，亲自踏访其制造局，与其大商人老工匠，悉心推求，而又广泛考察各国豪酋以及波斯、日本、土耳其等国，不是西洋而效仿西洋火车的，朝夕思考，像这样两年，于是感叹火车实在是西洋的利器，而断然不是中国所能仿行的。我私下计算势不可行的有八条，无利的有八条，有害的有九条，敢请为皇太后、皇上详细陈述。西洋人在各货物总汇行店，

译都称为公司，火车铁路只是由公司来修建，与国家财政无关。因为那里豪富之人众多，机智多变，闲暇无事时，就聚集在一起研究奇巧之事，以炫耀奇特的才能。等到事情做成且形势可行，希望借此获利的人便纷纷凑集资金，使事业规模更加扩大。不考虑合伙侵吞利润的情况，每个国家的铁路公司大约有数家，每家公司的集资总额约在七八十兆到一百多兆之间，每百兆金钱折合中国白银三万五千万两，因此能够供养数以万计的工匠，每年建成数千万丈的铁轨，制造三百多辆火车以供使用，且常常不感到匮乏。这就是所谓的众人合力容易成功，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是中国，商民绝不会相约合伙做这件事。倘若由官府主导而招募民间凑股，那么近年来百姓屡次被官府欺骗的情况已经发生。听说轮船招商局曾经筹集股银七千多万，起初许诺三四分的利息，后来因为资金周转不敷，只给五厘的利息就停止了，人们都怨恨后悔，深受教训，哪里还肯重蹈覆辙？况且此时民力极度困乏，即使网罗天下的富户也不容易凑齐，这还只是西洋一个公司的巨额资本。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原因。

如果不得已，那就动用公款来修建。然而国库空虚已经很久了，上至驻扎的军队士兵尚且缺乏衣食，无法树立威严；下至遭受饥荒的百姓，即使倾尽仓廪，也无法普遍赈济抚恤。百事废弛，大多是因为财力不足而苟且安于现状。现在却筹划款项来做这不紧急的事务，对于政体来说似乎也有些违背常理。

暂且不谈这些，洋人的议论认为铁路必须多，然后商货才能流通而不滞塞。计算英国三个岛屿，南北不到三千里，东西仅约千里，其铁路共有十七条，所费金钱多达六百三十兆。我们中国地域比英国大数十倍，根据西洋匠师的说法，从广州、潮州、长沙、岳州、汉口沿着大江向东折至南京，向北经淮扬，取道临清、天津到达京城，作为一条铁路，需要白银七千万两。一条铁路就要七千万两，如果仿照英国十七条铁路的制度，那就需要十二万万两了。中国地域远远超过英国，十七条铁路肯定仍然不够，那就要数十万万两了。我们国家的经费有定数，从哪里筹集这笔巨款呢？

况且这仅仅是就初始建造而言。用铁轮碾压铁路，两铁容易迸裂损伤机器，板屋也容易震动损坏。每年必须修缮，每五年就要更换新的。修缮的费用或许可以从运输载人载货的收入中补偿，但更新的费用将从哪里支出？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原因。

西洋专门信奉天主耶稣，不知道山川之神。每次修建铁路遇到山阻碍，就用火药炸开石头，在山腹中凿出洞穴如同城阙，有的几里，有的十几里，不担心陵阜变迁、鬼神呵斥谴责。遇到江海阻碍，就在水底凿洞并熔铸巨大的铁块其中，像磐石形状作为铁桥的基址，也不相信有龙王的宫殿、河伯的宅邸。我们中国的名山大川，自古以来沿袭为祭祀典礼，虔诚祭祀已久，神灵就依附于此。如果突然加以焚烧凿挖，恐怕会惊耳骇目，被视为不祥，山川之灵不安，就会容易招致旱涝灾害。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原因。

西洋铁路既然由商民凑股修建，那么办事的人无非是自我管理。办事的人修路造车，处处结实，与中国交给委员吏役，视为官家事务而只保留其表面形式的不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法令稍微松弛了。在下位的人知道侵吞冒领不足以触犯刑法，于是相习成风以自肥其囊橐；在上位的人知道徇私庇护不足以获得重罪，于是相率讨好下属，各种行为，大都是虚伪的。工料的发放，十次中往往得不到五次；价值的虚报，一钱或许竟报作三钱。况且火车机器购自外洋，路途遥远而无法稽核，那些不报作十倍的，又有几何？如果一切偷工减料，再加上修补旧物、更新机器的费用，那么有形而无实，形势不可能长久支撑。即使由洋人监督，又怎能直接揭发其内幕？如福建船厂所造的轮船，全都不可使用。美国及日本人谈及此事，指责洋监督日意格没有良心。有为日意格原谅其困难的人，大概是因为当今所谓的制造如此，其不可依赖啊。

译难道火车铁路这一件事，就唯独能产生实际效益吗？我认为有四点不可行：火车飞驰，其势头最为猛烈，路面稍有不平，就会激起车轮导致全车粉碎，或者陷入车轮之中让人力难以施展。因此，在火车经过的地方，每十里就设置一座亭舍，作为修路工人的住所，以便随时修补治理。凡是火车经过时，工人们都手持铁锹挺立路旁，伺候道路状况，否则就要责罚这些人，使他们终身不能再谋求差事。西洋的法国人，如果失职有证据，官员和绅士亲自见闻的，都可以惩治追究他们的罪责，不会因为不是自己管辖的人而避嫌。所以耳目众多，人们不敢违犯。如今如果在中国，则官员各有职司，界限分明，如果没有管辖那个人的责任，就不能斥责治理那个人的过错。汛兵离开汛地，堡夫离开堡寨，大家几乎视为理所当然，只等待他们本管的官员出巡时见上一面，随即又离开。况且办理火车的委员本来就没有刑罚奖赏的权力，自然很少巡视，修路的人如果贻误导致翻车，必定要等到送交地方官传讯审问，然后施加轻微的责罚，但仍然对事情没有补益。人们畏惧什么而谨慎地恪守职责呢？第五点不可行：西洋各国收养孤苦贫穷的人，禁治匪类，这件事最实在，方法最周密，城市乡村很少有小偷小摸的人。我们中国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建国初期教养的政策还来不及施行，抢夺偷窃的风气盛行，价值一钱的东西就不值得说，上面片刻放置，何况这铁路的铁轨，延长数千里，势难处处严密防守，盗窃丢失实在在意料之中。往年吴淞买回洋人的铁路，刚满一个月，就被截去铁段，火车不能再行驶，这就是明显的证据。第六点不可行：西洋各国只有在边界设有税关，火车到这里只停一刻钟，查验完毕就立即启程，所以不妨碍往来的期限。我们中国各省各属关卡不一，而人心的贪婪欺诈也无穷无尽。如果按照平常关卡征税的方法，逐一仔细严查，那么每个关卡停留的时间就不确定；如果担心行程延误而稍微宽大，那么走私漏税的弊端就会百出，国家税收更加无法供给。第七点不可行：西洋各国客店最多，每间房间都备有被褥，事事整洁，而他们的人整年穿短衣，又身上没有厚重的衣物，所以常常万里远行而不携带任何东西。我们中国行李箱笼，背负累累，用十个洋人乘坐的火车，只能容纳五个华人，还担心不够，车价少收则我们入不敷出，多收则人们不能承受。如果用来载兵，洋兵的水瓢、药袋，和他们所持的器械，早晚常挂在身上，即使在家睡觉吃饭也不放下。此外没有什么军装，即使远出作战进攻，也露宿而不需要帐篷，所以一辆火车就能运载一百多人。中国士兵固然不能像他们那样简便。第八点不可行。有这八种不可行，而利益或许蕴含其中，还说要尽心竭力以完成它，不能因为噎住就废食。然而利益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说：英国自从建造铁路，货物流通，各行各业贸易都比以前繁荣十数倍，国家因此更加富裕，正是由此而来，这难道不是利益吗？从西洋到地中海，几十个国家疆土都可以相接，自从铁路盛行，火车互相递送，英国商人的货物直达欧洲，而除了英国所得，其余都是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中国即使建造铁路，也不过局限于两京十七省而已，用那一省的货物交换这一省的财物，这就好比一家之中男子用长子和次子的财物交换三子和四子的货物。长子和次子得到货物而失去财物，三子和四子失去货物而得到财物，单就三子和四子来说，确实更加富裕了。但就整个家庭来说，丝毫都没有增加，这怎么能算是利益呢？有人说：火车行驶，那么各乡的货物都可以聚集到口岸，不也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吗？不知道中国食用的物品大多不适合在西洋销售大宗，只有丝和茶。近年各路通商，沿江沿海沿边的码头，每年销售都各有定数，多少相差不大。华商既然依靠洋装等待销售，洋商也预先估计华工来采买，如果丝茶聚集超过定额太多，就有拥挤跌价的危险。专门使用中国茶的只有俄国人，专门使用中国茶和丝的只有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其余则总是图谋低价混杂收购印度、东洋等地的产品。英、法、俄、奥四国的人口每年不增加，所以丝茶的市场每年不兴旺。至于其他货物，除瓷器、白糖、毛羽、药材、草编之外，西洋只视为珍玩异物，用来摆设，以新奇见闻，都不能多卖。火车运到口岸，不过是徒便洋人，不足以利于中国。况且英国商人的富有，是因为商会头目随时访取各国的器物，选取合用的样式回来展示给百工，让他们按照样式制造，以便销售，所以他们的货物所到达的地方最远。如果德国则劝工的方法确实不能这样，所以火车铁路虽然与英国相同，却没有得到厚利。如今我们各省各属，百姓多荒废职业，督促劝勉无人，制造更少。知道洋式车，即使疾驰，所装载的是什么以远行经商呢？有人说：火车行驶，那么千里就像近邻。凡是探望亲戚朋友，寻访欣赏幽静胜景的人，没有跋涉的劳累，自然都乐于远出。往来的人众多，沿途的饮食住宿，船马搬运，土特产购买携带，生计自然增多。它对百姓的利益不少。不知道这只有洋人好游才如此。洋俗

译妇女不喜欢居家，每次外出丈夫必定跟随，带着子女，所以游客众多，火车票价和旅店费用都容易获取暴利。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勤俭，安居乐业的人很多，如果不是做官、当兵、游幕、经商，几乎终身不出家门。至于妇女，更是以跨出门槛为禁忌，哪里能得到游客呢？况且西洋火车经过的地方，商业繁荣，所获利益也在于远方旅客罢了。如果就国人而言，虽然商人获利，这与从这边百姓身上夺取给予那边有何区别？百姓曾听说英国明智的人说，等到国家习俗奢华宴游为乐，今天刚得到工钱，明天就花光所有；今年刚建造房屋，明年就交给别人。贫富无常，到处都是。如果国势稍有减退，商务稍有衰落，不出三五年，恐怕就会崩溃无法支撑等话。我们中国正应当禁止百姓懒惰游荡，为什么要利于这种风气呢？有人说：西洋铁路公司都获得盈余，如果中国官府借洋债来修建，管理精密，也是充裕军饷的一种方法。圣朝生财自有大道，岂能效仿商人的做法？况且想想洋商利于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洋俗中银行利息只有一二厘，多的不过三厘，只有铁路股份可得四厘。臣曾查问多处，公司都是这个数目，所以他们称这是充裕财富的好方法。现在中国向外国借银，动辄经过数年，委员多取一分，经纪多取一分，洋人汇票行又多取一分，于是三厘的利息变成八厘了，甚至变成一分了。臣驻德国时，听说有借银五百万，加息到一分一厘的。洋人合伙治理铁路之事，所得利息还只有四厘，何况我们中国视为官事，苟且应付承办，委派的官员难以期望殷实，如果不是奸商市侩，就是白手起家的无赖，虚报侵吞，弊端百出，怎能获利？在四厘之外，以一分重息筹借，所办之事获利仅有四厘，亏损尚且无法弥补，怎能指望借此充裕军饷？有人说：中国幅员太广，常有鞭长莫及的忧虑，有了火车则巡察容易周全，官吏不敢违法，这对政治是有裨益的。不知道考察官吏的昏庸或明智在于精神而不在于形式，人所治理没有比身心更近的，官所治理没有比衙署更近的，这本来不劳烦车马就可以到达。然而身心尚且不能自我考察，所以衙署以内欺骗他；衙署尚且不能自我考察，所以同城属吏欺骗他。傲慢昏暗的身体，即使每天驾驶火车周游巡察，其受蒙蔽被迷惑更加不可解脱。如果修养身心来治理左右，那么无私足以普照，虚心足以广视听，有整天坐在幽静书斋而万里之外如同在一室之中的人。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凡是远方军务、边疆民情、各省官吏的贤良与否及其处置得失，无论大小，都归于圣人的洞察之中，难道那时已有火车吗？有了火车而大吏就不怀安逸、不沉溺游乐，只身巡视辖区像洋商那样简朴而耐劳，臣恐怕未必能如此吧。只是借此快速游历，则有耳？有人说：中国设置兵防，各省军饷耗费太多，有了火车则只需在京师训练数万军队，观察事变而驰去剿灭，如疾风扫落叶，祸乱立即平定，节省军饷不是很大吗？这种说法近似有理。然而臣观察西洋各国各部都设置防兵，未曾因为有了火车就直接撤除，因为身体习惯于当地，然后山林溪谷形势了然，没有迷路陷入坑坎的忧虑。况且君主对于国家百姓，不是想要等到逆谋已经形成而全部诛杀，将用兵威镇慑，使他们积累畏惧而不萌发异心。即使宵小偶尔作乱，而军队就近，则巡逻考察容易及于其初起，擒拿惩治一二人就可以如露释冰消，无需兴动大军导致百姓遭受池鱼之祸，这心意本来华夷如一。又何况军队容易增加不易减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每听说裁兵则营员煽动鼓噪以挟制疆吏，疆吏借口鼓噪以恐吓廷臣，陋习相沿，视为秘诀。就像同治年间裁兵加饷、选练新军的议论，发自疆臣。等到军饷已加，军队已练，而各省经制旧兵也只稍微减少其数以塞责，没有肯任劳怨、认真裁汰的。听说旧兵的军饷，湖北尚发八成，其他省份则二成以至五成不等，军队不哗变，大率是空籍的缘故，营员乐于借此空籍以饱其家，疆吏也乐于借此空籍，以弥缝其市惠冗员花销花费的缺口。新军既已加饷，旧兵又减少军饷不多。近年各省报销，较诸道光以前，其数目不止超过一倍。国家财政万难充裕，大概因此。现在如果相信可以裁兵而开铁路，他时铁路既成，必争起而言兵之不可裁省军饷之说，欺骗谁呢？

译有人说：“中国既然已经开矿，如果没有火车，运输就会艰难，无法供应使用，何不谋划使其便利的方法呢？”却不知道中国开矿并非从今才开始。《周礼》中“〇〇一〇”的官员掌管金、玉、石、锡的产地，并设立严厉禁令，按时开采。汉代设有铁官，共四十郡。唐初有银冶五十八家。宋初有金冶十一家，银冶八十四家。明代陕西、浙江、福建、湖广、云南贵州都有炉冶矿场。我朝《会典》记载：广西、云南、贵州出产黄金、白金、赤金、锡、铅、铁、汞、丹砂、雄黄；山西、四川、广东出产赤金、锡、铅；湖广出产赤金、锡、铅、铁、汞、丹砂；雄黄；都是招募商人试采，矿源旺盛就开采，枯竭就关闭，货物不抛弃在地，古今都是如此，从未借助火车来运输。如果因为开矿而制造火车，那就是耗费无穷的资财，去博取有限的矿税，利益在哪里呢？臣私下认为五金的出产，只应严格遵守《会典》所载运至行店，如何运往其他地方？百姓既然开采，自然知道如何销售流通；百姓既然贩卖，自然知道如何转运输送，不必由官府经营，以致滋生其他弊端。至于煤铁是轮船、枪炮所需，即使搬运艰难，也绝不会像云南铜差那样苦行迟缓，而按计划提前出发，可以与快速运输的货物同时到达。倘若嫌脚夫费用昂贵，难道只吝惜脚费，却不吝惜铁路的费用吗？况且出产这些矿山的所在，到处都有，就近输送，何须等待火车？听说英国煤铁产业将难以为继，深切希望中国开采这些用火车运送到口岸，方便他们索取，这对煤尤其重要。煤容易出口，那么该国兵商各船就会聚集而来，无论长久还是暂时都可以无忧，这也是他们的利益罢了，我的利益则不是他们所知的了。有人说：“漕河淤塞，只依靠海运来供应京师，将来若有海上的战事，运输道路阻断，百官万民依靠什么供给？现在事先在清江浦以北建造铁路来代替漕运，确实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计策。”臣也曾闲暇时筹想过这件事。山东的漕运由运河抵达通州，事情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就把漕运总督移到济宁，让南漕在秋初都聚集在清江浦起岸，由宿迁取道滕州、峄县到达济宁，而下游河道仅五六百里罢了。事先由地方大吏预先命令沿途州县会同军营督率汛兵堡夫，分段平整道路，各在驿站建造大邸舍，多建房屋廊庑，以容纳粮车。漕粮经过的州县官员，都出驿站派遣押运照料，相互交接，严格规定该州县的赏罚，责成他们升斗不缺。既进入下游河道，就由运粮委员接运到通州，这样未曾不能到达。我朝征讨准噶尔、厄鲁特，平定回疆，沙漠遥远，兵粮尚且可以陆运而不匮乏，何况腹地数百里的近处，却说必须用火车吗？火车办理不得其人，那么偷盗短欠的弊端也相等。京仓只要足以接济罢了，不以一昼夜驶到为益。既然不可行且无利如此，那么这件事就应当不要议了。然而如果无利也无害，还姑且准备这些物品来娱乐耳目罢了。臣请再说说它的害处：西洋各国的田地，都归当地豪富雇人耕种，没有贫民依靠十亩地来供养自己的。铁路的建造，只有富人彼此商量允许让地，就不会扰乱民间。我们中国除了官道之外，没有不是民田的。官道是寻常车马所经过的，不得不购买民田来开辟铁路，无论官府发放地价百姓很难领取，即使领取地价不亏损，失去土地的百姓终究无法立刻得到可以购买的土地。银子一到手，坐吃山空，此后谋生艰难啊！依靠什么？受冻挨饿的人就多了！即使说官荒可以拨补民田，而官荒所在的地方，未必就是百姓房屋所在的地方，纷纷迁徙，流离失所，情形不深可怜悯吗！这是第一个害处：铁路的建造，填沙夯土可以让华民来做。但筑路的方法若非洋匠就无法平整合适。至于大车部件与垫路的铁条、润滑车轮的油水，中国都无法制造。一旦需要向外国请求，没有铁条那么泥泞足以粘住车轮而车就停滞了；没有油水那么钢轮容易生火而车就焚毁了。所以不做罢了，要做就不能不交给洋匠是势所必然。修一条铁路，流出海外的银子数千万；修几条铁路，流出海外的银子就是数万万。鸦片烟土的输入尚且多以货物交换，兴办这些工程则运出的无非是实银，难以指望有珠还之日。即使说借自外国人，实际上与国库无关，但背负如此巨额债务，果真能毫无牵累吗？土耳其是回教大国，其地七千余里，拥有黑海、地中海及非洲诸回部作为藩属，自仿西洋造火车，向英、德等国借款一千九百余兆，无法归还给强邻，于是相互欺凌逼迫，几乎亡国。借贷固然是自取穷困的道路。这是第二个害处：乡僻小民百亩的收入，供养十数口人，还有剩余财产。那些居住在靠近城市的人，收入加倍，也不能像他们那样。通都大邑，收入数倍，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为什么？商贾所不到的地方，嗜欲无从产生，粗食粗衣，此外更没有其他追求了。现在实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用皆便，人心必然增加奢侈，财产日益虚耗。臣曾听说土

译据该国派驻德国的使臣说：土耳其的风俗向来仰慕效法中国，以节俭为宝贵。自从火车通行后，西洋各种货物流入内地，人们虽然知道这些货物不适用于日常使用，但内心却喜好它们，于是导致贫困匮乏。这是通商的弊端，得到铁路的助力而更加肆虐，这是第三大害。英国人常说，火车运输货物并不能增加货物的价值，我曾对此表示怀疑。等到我驻守德国时，应该国宰相的请求，到细根郡游历，令该郡长官调取各商行的总账册卷，查核目前货物价格较火车未通行时上涨了多少。随即据查明确报称：米、牛羊肉等大约上涨四成，其余物品则有上涨十成中三四成的。西洋金银流通充裕，人们容易谋生，所以米价虽然上涨四成，人们也不觉得昂贵。如果中国二十文钱的米价涨到二十五文之多，那么贫民或许就会有饥荒的脸色了。火车铁路承担的本钱如此巨大，其重视工食、煤火，每年的修缮和日常供给等各项费用又如此浩繁，而都加在货物价格之内，没有不使军民过日子加倍艰难的，这是第四大害。守卫国家的道理，除了人和之外，还要重视地形和兵力，如果不如别人，那么占据险要、凭高守险也足以自固。这是王公设置险阻来防守的原因。如果建造铁路，不仅不设置险阻，而且自己把险阻夷平，山川关塞全都变成奔驰的平坦道路，重重门户洞开，屏障全部撤除，一个人奋力振臂就可以直接进入室内了。西洋人曾说：中国的地势崎岖曲折，不足以驰骋炮车，所以攻打作战常常比较费力。然而我们中国不能用车前往，别人也不能用车前来，那么陆地防守得当还可以弥补水战不足的缺陷。过去英法两国发生争端，屡次在海边得逞，然而不敢深入内地，就是因为道路阻隔遥远，运输粮草都受到阻碍的缘故。现在怎么自己失去险阻来招引敌人呢，这是第五大害。历代圣君的恩泽深厚，人心历经长久而更加稳固，然而人口众多，好坏自然不能整齐划一。听说咸丰十年大沽之战，英国只招募福建、广东沿海的无赖作为先锋，所以他们常说侵犯中国可以立即率领中国人来做。现在还幸亏各属地各乡的地势民情，他们尚未能看透罢了。百姓富裕就不会产生异心，百姓贫穷就容易萌生他志。西洋各国内地都允许远方客人往来，不设界限，我们则势不能这样。如果火车通行，其他种族难以禁止他们搭车，那么洋人的踪迹自然必然到达乡里，用利益引诱人们，愚昧的人尤其容易被迷惑，即使不至于交通勾结，也有内部溃败的担忧。然而如果百姓看待洋人无异于看待中国人，那么将来和局或许改变，民情已经不能完全依赖，这是第六大害：铁路对于行军的便利，实际上取决于兵力的强弱，兵力强那么我可以迅速挫败敌人，兵力弱那么敌人也借此逼迫我们。光绪二年，西印度的俾鲁芝国投降英国，英国人立即答应资助金钱，让他们开筑铁路。四年，英国人占据地中海的西奔岛，就派遣大首领携带二百二十万金钱去开筑铁路，大概他们借此驾驭人已经很久了。现在如果向洋人借贷来做这件事，他们一定乐意听从；既然借贷而无力立即偿还，必定索取铁路作为抵押。负债既重，即使坚决拒绝也没有理由，那么全局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有人说扣留火车，掘断铁路，就能遏止截断他们的兵力，哪里知道枪口所指，我虽然掘断，他们固然能填平吗？洋人填土的机器最为快捷，掘断的人壕沟还没挖成，填平的人道路已经像磨刀石一样平坦了。火车铁轨都是他们国家公司平时大量储备的，千万条都如同一种样式，何必担心我们的扣留？此举如果成功，只是替别人布置罢了，这是第七大害。然而考虑到外人或许认为迂腐，那么就谈谈土匪，西洋各国地狭而分治的多，莽丛中潜伏的敌兵少，所以火车通行没有别的忧患罢了。我们则山林丛箐常有盘踞的匪徒，行旅被劫，视为平常，火车所经过的地方，势必不能布置兵勇。倘若他们在空僻的地方设法阻塞道路，夺取火车并胁迫司火的人驾驶它，袭击城邑攻打城池，随其所指，顷刻间就到达，那么就不能防守了。烽火报警，羽书驰报，没有能比火车更快的，难道来得及断铁路来遏止它吗？这是第八大害。因此有人请求先建造铁路，以运输货物和兵力为重要议题。如果建造一条，那么火车能到达的地方十分之一，不能到达的地方十分之九，各处商货依然不能流通，直指兵威依然不能迅速到达。那时见其无益，废弃它则前功尽弃，实行它则浩大的费用难以供给，那七千万的借款，又不知如何筹措，而能解除沉重的负担，这是无缘无故作法来自己困窘。这是第九大害。没有利益而有这九大害，形势又不可行，却还有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大概是因为火车洋匠中谋求生计的人立说煽动，而洋匪中怀有叵测之心的人散布，华人中好奇喜新，不读诗书而读新闻纸的人附和；洋楼中的走卒，沿海的狡猾商人，捐官谋利的人，见此可以谋求长期的差事，以攫取巨大的财富，于是鼓动其簧舌，迎合上司的喜好，而怂恿他们，辗转相互迷惑，以致上报朝廷。不然，西洋的政治，如教育技艺、考核工役、怜悯孤儿、救济贫困、禁止匪徒、捕捉盗贼、体恤刑狱、严明军令、整顿官守、通达民情等类，与我们中国治理天下的道理，多有暗合之处，为什么全部摒弃不谈，而只致力于火车铁路呢？我曾比喻说，西洋如同豪商大贾，金宝充盈，挥霍

译放纵无度，凡是他的举止应酬、役使随从仆役、使用器具，都是诗书世家所从未见过的。当他的权势气焰正盛时，纵然他呵斥怒骂，也没有人敢与他结怨；然而一时的豪奢兴致高涨，终究比不上诗书传承留下的恩泽深远。如果让世家子弟督促考核他们的子侄，各自治理好自己的职业，以整肃家族事务，那些豪商也不敢轻视；如果羡慕奢华奢侈，放弃自己的本业去效仿他们的行为，那么一顿饭的费用，就足以耗尽自己的家产。我朝乾隆年间，虽然没有火车，但是粮仓充实、国库丰盈，百姓富足、物产丰富，武力威慑直达印度，西洋各国也进贡称臣。如今大势不及那时，是因为刑罚政令不修明，民事不勤勉罢了。考察历代圣明君主之所以严明赏罚、鼓励农耕手工业的原因，是命令各位大臣摒弃私心与安逸享乐，切实推行这些政策，就可以再次达到极盛，又何必去效仿中国所不能效仿的呢？臣认为此事关系到全局的安危，不避嫌烦琐冗赘的罪责，逐条详细陈述明白，恳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

译关于中国创设铁路利弊的论述，这是格致书院课程文章的代笔之作。

钟天纬

我皇上登基的第六年，因为与俄罗斯争夺伊犁的条约，全国处于戒严状态，皇帝下诏从民间起用老将，垂询应对策略。当时，刘省三爵帅首先上奏请求开设铁路，全国传颂。而北洋大臣李傅相在覆奏中，也极力陈述其好处。然而，刘云生参议刚从出使德国回国，上疏极力争辩，于是修建铁路的提议就此停止。我曾取来他的奏疏草稿阅读，起身感叹道：“古人所说的‘巧言乱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刘公长期在外国游历，对于铁路的利弊，应当一定有深刻的了解和确切的见解，谁料他的言论都是似是而非呢？以前我曾假设问答来驳斥他的谬误，承蒙您明确询问，我谨列举如下以作答。

有人说，西洋的铁路都是由公司创办，不耗费国家财政，没有合伙人侵吞公款的担忧。中国的商民决不会合伙去做这件事。如果由官府统领，招募民间凑集股金，那么近年来百姓受官府欺骗的情况屡见不鲜，谁肯再蹈覆辙？即使搜罗天下的富豪，也不足以筹集西洋那样的巨额资金。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但考察外国的铁路，起初没有不是由公司创办的，后来才有被国家买归公用的。如果一开始就归官府办理，要么是因为军务紧急，要么是因为商业本来稀少，而事情又是不得不办的举动，国家才拿出财政资金来经营，但大部分仍然让公司包办，并许诺给予额外的利益和权力。至于中国由官府办理这一层，不仅力量达不到，而且弊端丛生，无需多言。只有商办这一层，虽然也很难做到人人听命、事事核实，但如果像外国公司那样，总办由董事保举，董事由各股东保举再派股东监督，层层制约，事事秉公，怎么会像其他机构那样不振作呢？至于筹集股金的方法，第一个关键必须由国家保证多少利润，盈利则归公，亏损则赔偿，这就是官府为股东提供保险。而且无论铁路贸易盈亏如何，必须按期支付利息毫不爽约，各股金由各海关招募，而每年就由海关官银号支付利息，那么人们都会信赖，筹集资金自然容易了。如果还有不足，才将铁路作为抵押去借洋债，那么洋人没有不踊跃出资的。这大概是借鉴洋债的章程，暗中包含股分的保险，实际上就隐含了西洋国债的性质。后来的作者，应当不会改变我的说法。

又有人说，国库不充裕却从事这不紧急的事务，不仅违背政体，而且每道铁路需要白银七千万两，从哪里筹措这笔巨款？况且每年必须修缮，每五年必须再次更新，费用打算从哪里出？这话就不对了。天下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铁路更大的了。近来俄国人逼迫于西北，英法逼迫于西南，都迫使我不得不应对。如果没有铁路控制，那么鞭长莫及，边疆日益缩小了。应当先选择重要路线开办，其余的依次续开。而每修筑一条路，每年的修缮费用就包含在开销之中。即使想要更新，也不过是更换铁轨，地基无需重新购买，路面无需重新修筑，房屋和机器也有旧的可以沿用。比起原来的建造成本，不过十分之一二，而且必须逐段逐年轮流修缮。在开办之初，无不早就考虑到每年修缮和重新建造的事情。甚至有运行几年后，整条铁路必须缴归国家的，也不过是逐年将成本偿还。这些都是商人所能谋划的，何必过分担忧呢？

又有人说，中国的名山大川，自古以来沿袭为祭祀典礼，长期祭祀，神灵确实依附其中。如果突然加以焚烧开凿，恐怕山川之神灵不安，就会容易招致旱涝灾害。这真是妇人之见。西洋开山炸洞，视为平常，熔化铁水镇压水流，无碍风水。如果山川有神，为什么不降祸于西洋，而唯独在中国招灾呢？况且圣明的天子百灵效顺，如果天心能够决断，大兴工程，那么鬼神也会加以呵护，有什么不祥的呢？

又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贪污，吏役的盗窃，办事士兵虚报工料，要么克扣价值，要么虚报开支。各种行为，大都是虚伪的。况且火车机器购自外国，路途遥远而无法稽核，那些以一份报十份的，有多少呢？如果偷工减料，或者以旧充新，那么有形无实，势必不能长久维持。这种担忧确实是对的！不知道天下有治理的人，才有治理的法度。疾病有标和本，就应当治疗其根本。像西洋，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其弊端也应当与中国相等。如果中国得到合适的人来管理，怎么就比不上西洋呢？为什么不思自强，自甘暴弃，视西方国家的人如夷狄，视清廉正直的人如中国，而视中国人都如生番苗黎呢？唉！大错特错了。

又有人说，外国铁路两旁，每十里设置一个亭舍，作为修路者居住，以便随时修缮。如果失职有据，官员绅士目睹的都可以惩治追究他们的罪责，不因为不是自己管辖而避嫌。所以耳目众多而人不敢犯法。如果中国则官员各有职责，界限分明。如果没有管辖那个人的责任，就不能斥责治理那个人的过错。况且办理火车的委员，本来没有刑罚奖赏的权力，自然很少巡视的时候。如果贻误导致翻车，才送给地方官施加轻微的责罚，仍然于事无补。这话，又是何等不明事理啊！凡是衣食的权力，比刑罚奖赏更严厉。修路的人既然仰食于公司，如果旷工废职，不难查处惩罚其人，革除其职役，不必送

译有主管官员在，人们自然不敢断送自己的生计。况且凡是驾车的人，就是管辖一切的人，就像轮船有船长一样，沿途步步留心稽查，夜里悬挂信号灯，白天用伸杆来报告平安。每经过一次火车，不亚于委员巡查一次，每天几十次往来，每个人的身家性命都系于其中，怎会因避嫌而不过问呢？如果说这种琐碎之事，中国一定办不到，那么铁路也就先办不到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译又有人说，西洋各国收养孤苦穷困之人，禁止惩治匪类，这件事最为真实，方法最为周全，极少有像老鼠偷窃、狗盗那样的小偷小摸。中国则偷盗成风，物品价值哪怕只有一钱，在路上也不安全，铁路延伸数千里，难以处处看守，发生盗窃损失实在意料之中，并引用吴淞铁路铁轨被窃作为证据。我说，为何不就近引用近日电线被窃的情况来证明呢？电线刚设立时，确实有被窃的情况，但在严厉惩处几次后，责成地方保甲负责看守，并酌情给予工资，至今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地方，人们都已习惯而不在意，很少有人在旁边窥伺。况且铁轨沉重笨拙，不是一个人所能搬动的，钉得牢固，不是片刻就能拆下的，而且路上巡逻守卫也逐段有人，轧铁制成的铁轨，又没有销赃熔化的地方，更不像电线那样可以卷起隐藏，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又有人说，西洋各国只在边界设关征税，火车到达这里，只停留片刻查验完毕就继续行驶，所以不妨碍往来的期限。我们中国各省各属地关卡林立，而人心的贪婪欺诈也无穷无尽。如果按照寻常方式查验，那么每关停留时间不定，就会耽误行程；如果稍微宽大一些，那么漏税走私的弊端就会层出不穷，而税款更加无法征收。不知道这些都是容易处理的事情。如果真的能把铁路沿途关卡应缴纳的税，在货物装上车的地点一次性征收，然后分别贴示于各卡各关。途中只查验一次，只有路途遥远的，在卸车时再征税一次，以后任凭其去往何处。这样既没有漏税走私，也不担心税款短缺。如果是快车，每位旅客只带一个肩扛的行李，稽查容易周全；如果是货车，行程期限本来宽松，盘查可以更详细。这些都是西洋现行的例子，没有什么难的。

又有人说，西洋客店很多，被褥都备齐，而那些人终年穿短衣，又身上没有厚重的衣服，所以常常万里远行，不带一件物品。如果运送士兵，除了水瓢、药袋、器械、毡条之外，没有什么军装。我们中国则行李箱笼，背负累累，十个洋人所坐的车，只能容纳五个华人，还担心不够。这话也不完全对。西方人的行装虽然简单，但远游时带的箱笼也很多，只是分装在别的车厢里，人们自己没察觉罢了。中国因为没有铁路，所以走百里路，就必须带行李。如果铁路开通，千里之地一天往返，自然轻装往来，不带一件物品了。至于西方士兵，军装每人各自分担，有的重达一二百磅，累赘已极，所以西方人曾感叹中国士兵腰刀帕首的简朴，只是锅帐薪粮另有长夫搬运罢了。其实军中必须携带辎重粮食，中西都一样，无需分高下。

又有人说，西洋土地相连，有了铁路，货物流通，各行各业贸易都比以前繁盛。英国商人运货直达欧洲之外，所得都是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中国即使建造铁路，也不过限于两京十七省而已，用那一省的货物交换这一省的财物，这就像一家之中用长子的财物交换幼子的货物。从整个家庭来看，毫没有增加，怎么能得到利益？这话很巧辩，但难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商务、矿务事事不及西方人，一半是因为工艺不精，一半是因为运输太贵。有了铁路则互通有无，物价自然平稳，华货畅销一分，洋货就减销一分，保护中国的利源，就是杜绝洋人的侵蚀。如果使十八省都彼此以货易货，而不让银钱漏出外洋，就已经算是计策得当，原本不必谋求外洋的利益。像他所比喻的，几乎可以用他的矛攻击他的盾。譬如一家之中，兄弟互通有无，那么外人无从染指，这就是在无形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果兄弟不和，借贷不通，才开始向邻居求助，支付高额利息，从整个家庭来看，损失不是很巨大吗？

又有人说，中国食用的物品大多不适合在西洋销售大宗，只有丝茶而已。近年各路通商，每年销量都有定数，多寡不甚悬殊。华商既然依赖作为洋庄等待销售，洋商也预计华工来采买。如果丝茶聚集超过定额太多，就有拥挤跌价的担忧。英、法、俄、奥四国的人口每年不增加，所以丝茶的市场每年不兴旺。至于其他货物制造，更很少知道洋式车虽然疾驰，所载的是什么以服远贾呢？唉！这些都是巧辩饰说。通商之道，首要在于通一国之有无，不一定在于谋求他国的利息。铁路开通后，华货占九而洋货占一，谁享受利益，不问可知。如果中国起居服食，事事便宜，那么每年购买洋货的钱自然堵塞。即使中国没有一样物品可卖给洋庄，但也使洋货没有一样可卖给中国，那么与洋人争夺贸易的策略就已经独得骊珠了。至于丝茶产于南省较多，本不需要铁路来行销，原本不足以作为借口。只是转运容易，那么内地也必然有栽种者。所产既多，而说丝茶的互市不兴旺，我不相信。

又有人说，西方人喜欢游历，妇女不喜欢居家，出门则丈夫必定随行，带着子女，所以游人多，而火车票价、客店费用都容易取盈。我们中国民众习惯勤俭，安居乐业的人多，如果不是做官、当兵、游幕、经商，终身几乎不出里门；如果是妇女则尤其以越过门槛为戒，怎么能得到游

译人们难道不知道吗？铁路专门重视通商运货，原本就不是为行旅而设立的。然而从行旅的角度来说，铁路必定修建在往来的交通要道上，比如从江宁通到北京，那么八九个省往来的人自然必定络绎不绝。八九个省驿站的费用可以节省，这笔费用极其巨大，用中国的人口来匹配，应当是英国的百倍。何必担心旅客不走在它的路线上呢？曾经看到三家村有一座寺庙，那么十里以内的男女都聚集在那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取它路近罢了。如果有铁路，那么千里之遥缩得像咫尺一样近，天涯的名胜古迹不亚于家门庭院，隔省的亲朋好友不难见面，不用携带过夜的食物，一个晚上就可以往返，那么游客自然众多了。华人并非不喜欢游览，只是游览于近处罢了。王道不超出人情之外，如果一定要禁止百姓的宴饮游览，那么杂乱不安无法终日维持，这不是深明治道的言论。

译又有人说，西洋习俗中，银行利息都只有一二厘，只有铁路的股份能收取四厘的利息。现在中国如果借洋债来修筑铁路，那么经办官员要加一厘，中间经纪要加一厘，洋人的汇兑机构又要加一厘。于是原本三厘的利息，可以变成八厘，甚至超过一分。那些洋人集合众人的力量来谋求生计，尚且只取四厘的利息。我们中国把它当作官方的事务而敷衍了事，难道能获得四厘以外的利润吗？以一分的高息借来本金，而获利仅只有四厘，那亏损将深重到什么地步呢？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合乎情理，但还不是探究根本的言论。探究其根本原则，只有国家越富强，以及所经营的产业越稳固，所取的利息就越轻。其实中国并非没有财富，只是没有开设国家银行，把公款放在无用的地方，又听任银号、典当商人的盘剥，所以民间的私利最重，而且不能取信于本国百姓，反而仰仗他人的鼻息，层层剥削，辗转侵吞。这些弊病都在铁路之外。如果国家自己开设银行，自己借国债，那么天下的官利就会逐渐减轻。倘若借来作为铁路的资本，并由国家担保，而且这条铁路又十分可靠，那么人们都有购置产业留给子孙的心意，而不会借着股份的涨跌来进行投机买卖。这样铁路的利息就会越轻，与购买田亩、建造商铺相等，其利息也只不过几厘而已。拆借利息既轻，那么铁路的股票就会越昂贵，铁路的开销更节省，自然就能支撑而不衰败了。

又有人说，中国疆域太广大，有了铁路巡察就容易，周游各地的官吏不敢逾越法度。但是考察官吏的昏庸或清明，在于精神而不在形式。那些嚣张自大、昏暗不明的人，即使每天乘坐火车周游巡察，他们受到的蒙蔽和迷惑反而更加不可解脱。如果修养身心来治理左右近臣，那么无私足以普遍照耀，虚怀若谷足以广泛听取意见。有整天坐在幽静的书斋里，而万里之外如同在一室之内一样清楚的人，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无论大事小事都归于圣人的洞察之中。难道那时已经有火车了吗？这种说法也不过是沿袭八股文的陈词滥调，立论很高，但都不符合实际的道理。治理国家有根本和枝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根本，礼乐、兵刑是工具。不能说根本已经确立，而治理国家的工具都可以废弃。有了铁路巡察官吏就较精细，就像有了千里眼视力就较远，如果让盲人去看，自然熟视无睹。如果因为噎食就废掉吃饭，从而说千里眼没有用处，我有离娄那样的好眼力，自然比驾着千里眼还强，这不是诬蔑吗？况且假设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早有铁路，那么历代帝王广泛咨询访求，更能稍微减轻辛劳，难道对太平盛世没有补益吗？

又有人说，中国各省设置军队、供给粮饷费用很大，有了火车就只需训练几万士兵驻扎在京师，观察事变而应对。王师所到之处，祸乱立即平定，这种说法近似有理。但是看西洋各国各部，都设有防兵，未曾因为有了火车就直接撤除。大概身体习惯于那个地方，然后山林溪谷的形势才了然于心，没有迷路掉进坑坎的忧虑。而且君主对于百姓，不是想等到他们的逆谋已经形成才全部诛杀，而是要用兵威镇慑他们，使他们长期畏惧而不萌发异心。又何况军队容易增加不容易裁减，每次听说裁兵，军营官员就煽动鼓噪，以此挟制地方大吏。那些不闹事的，大抵是空额的原因。现在如果相信可以裁兵而开铁路，将来铁路既开，一定会有人说兵不可裁。节省粮饷的说法，欺骗谁呢？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西洋各部屯兵，暂且不详细论述。至于山川形势，不必长期在那个地方才开始知道。从前普鲁士将领击败法国时，普鲁士士兵人人都藏有法国地图，所以踏上法国领土就像进入自己钓鱼游玩的地方一样。况且有了铁路，兵威所到之处，千里之内肃然驰剿，控制更迅速，驾驭更遥远。这正是用来消除逆谋的方法。至于减兵的案子，咸丰、同治以来，记载不胜枚举，闹事的有几个？如果有空额，更应当裁减。本朝养兵百年，没有收到效果，确实不如裁减额兵的一半，而等到临时招募勇营更好。

又有人说，中国早就知道开矿，《会典》所载都是召商试采，矿旺则开矿，矿竭则闭矿，未曾借助火车来达成。如果因此制造火车，那就是耗费无穷的资财，博取有限的矿税，其利益在哪里？至于煤铁是轮船、枪炮所必需的，即使驳运维持艰难，也断不至于像云南铜运那样痛苦。况且出产这些的山，到处都有，就近汲取，何待火车？听说英国煤铁之势将不能持续，深切希望中国开采用火车运出，供给他们的取求，那么他们的兵轮、商轮可以长久停泊而无后顾之忧，这只是他们的利益而已。持这种说法的人，似乎对铁路的源流还没有明白。大概铁路虽然因运矿而起，但实在不专门依赖运矿的作用。即使就矿来说，也以煤铁为大宗，然而一省的矿产只供一省之用，运往他方就不合算。山陕的煤不能供江南之用，川黔的铁也不能济闽粤之需。为什么呢？因为就近有矿可采，自然不必求之于远方。但是邻近地方仰赖煤来做饭，等待铁来铸造的人，自然以转运迅速为便利。有了铁路则成本可轻，运费可贱，对矿务有利的就是这样而已。而销路既畅通，那么矿务就愈兴盛，一个矿获利，那么人们都争着想开矿了。如果说英国煤铁将穷尽，这只是矿学之士一家的言论，而且还在千百年之

译以后，不必为此做长远的担忧。即使真有这种情况，那时难道没有设立新法来替代的人吗？就像美国发明火油机器，已经用火油替代煤炭了。而中国想要保守自己千百年来积累的矿产资源，这无异于担心邻居觊觎自己的田产，于是干脆荒废田地不去耕种，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译有人又说，漕河淤塞，只能依靠海运来供应京城。将来如果海上发生战事，运输通道必然会被阻断。并非不知道修建铁路来替代漕运，这也是防患于未然的计策。然而我曾经仔细考虑过：如果把漕运总督移驻到济宁，让南方的漕粮从清江浦上岸，通过陆路运输到达济宁。沿途的州县平整道路，在各个驿站多建造仓库和棚屋，用来容纳运粮的车队。经过的州府互相接力转运，严格规定赏罚，使得粮食丝毫不缺。这样难道不能运抵京城的粮仓吗？我们朝廷向西征讨新疆、西藏，沙漠遥远，运粮却不匮乏，难道说内地就必须使用火车吗？火车如果管理不得其人，那么偷盗短少的弊端也相差无几。京城粮仓只依赖接济罢了，不必以一天一夜就能运到为有益。唉！书生的见解，为何如此空泛疏漏呢？河运不如海运便宜，海运不如铁路转运快速，却反而想要用陆运来替代，劳费与烦扰不知有多少。辗转交接，运送十石米，往往不能运到一石。况且粮车所到之处，索要夫役马匹，征调草料，远近骚动，百姓连逃亡都来不及了。所雇佣的粮车沿途载着粮食逃跑，谁能禁止呢？这是万万难以实行的策略。哪里比得上铁路运漕，事情迅速而且费用节省，没有漂没损失的担忧，没有霉烂蒸坏的祸患，没有敌国和外患的截断阻碍呢？至于沙漠运粮，劳费百倍，如果有铁路，那么新疆早就平定，兵气早就消散，何至于动不动就拖延数年呢？

有人又说，西洋各国的田地都归豪富所有，铁路的建造只有富人彼此商议同意，出让土地就不会导致民间纷扰。我们中国如果购买民田来开辟铁路，无论官府发放地价让百姓领取是否困难，即使领取的地价不亏损，失去土地的百姓终究无法立刻得到可以耕种的土地。银钱一到手，坐吃山空，此后谋生，悲伤啊依靠什么？即使说可以用官荒来补充民田，但官荒所在的地方未必就是百姓房屋所在的地方，纷纷迁徙前往，道路上流离失所，那么受冻挨饿的人就多了。不知道铁路经过的地方，田价立刻上涨，公司购买土地给的地价一定优厚，贫民卖出一亩田，就可以在其他地方转而购买几亩，而且房屋坟墓都可以绕道避开。即使想要迁移，也一定会给予迁移费用。即使借此经营贸易，又怎么会坐吃山空呢？况且在大路旁边谋生更容易，秋天的蔬菜春天的韭菜，湿草枯柴，都足以换钱来糊口。如果用官荒来补充，这更是拾取纸上的陈词滥调，国家一定不会有这种残害百姓的政策，何况是作为公司办理的人呢？

有人又说，筑路的方法，没有洋匠就不能平整合适。至于火车的设备，以及垫路的铁轨、润滑车轮的油水，中国都没有能力制造，一概都要从外洋购置。为了修建一条铁路，流出海外的银两达数千万；为了修建几条铁路，流出海外的银两甚至达数万万。兴办这项工程，运出的无非是实银，哪有珠还合浦的一天？即使向外国人借贷，实际上与国库无异。然而背负这笔巨款，果真能毫无牵累吗？土耳其，是回教大国。自从仿效西洋制造火车，向英、德等国借贷金钱一千九百万，无法归还，强邻于是相继欺凌逼迫，几乎导致亡国。借贷确实是日益穷困的道路。然而也应该想到，铁路每里大约需要万金，其中购买土地和打地基占其一，人工物料占其一，机车铁轨占其一。只有机车必须向洋人购买，其余都是华人所能获得的，而铁轨则可以自行轧制。所谓流出外洋的，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如果借洋债来修建，不如华人自己集资入股，而国家保证其利益，那么这就变成了我们中国的国债了。何至于蹈土耳其的覆辙呢？况且土耳其人虽然借了英国人的资金，但至今没有听说他们的铁路归英国人掌控，这是因为商务与国政截然不同，不能因为公司的负债而强迫国家代为偿还。

有人又说，偏僻乡间的百姓，百亩的收入，用来养活十几口人，还有剩余的钱财；大城市，则收入加倍却不能像那样。为什么呢？商贾不到那里，嗜好欲望无从产生，粗茶淡饭，粗布衣服，此外更没有其他追求了。现在实行火车，那么货物流通，取用都方便，人心必然增加奢侈，财产日益虚耗。这是通商的弊端，得到铁路而更加助长其虐害。这是黄老清净的说法。通商热闹的地区，各种工匠技艺，小贩佣工，都依靠它作为谋生的道路。聚集在一隅，那么食用必然增加昂贵。然而也应该想到，那些靠体力劳动的人在穷乡僻壤，生计无聊，不过每天赚取数十钱或百文钱而已；等到到大港口谋生，每天有赚取二三百文的。食用虽然昂贵，除去开销外，还有盈余，用来养活妻子儿女。而所昂贵的物品如米盐鱼肉蔬菜柴薪，仍然不过是附近乡下愚昧百姓所能得到的。以前在北省，见妇女不习女红，曾经劝她们纺织，则回答说出力做工必然食量倍增，以前吃一升的吃两升还嫌不足。售出布匹，除去成本外，实际剩余无几，确实不如每天减食半升而半眠半起来得合算。等到游历越南，见越南人的商务、工务、农务，事事被洋人、华人所夺取，于是束手嬉乐。有见识的人早就断定这个国家必然灭亡了。大抵治国的道理，首要在于勤劳，使百姓都有生计。如果专门以节俭来说，这是在当今之世想要穿草衣住洞穴，效法太古的风气，那么它的国家怎么足以自立于强国之间呢？

有人又说

译有人说西方人常讲，火车运输货物不会导致物价上涨，我心里暗自对此表示怀疑。等到我在德国查阅各商行的总账簿，查核目前的货价比起火车未通行时上涨了多少，才知道米、牛羊肉等大约上涨了四分之一，只有其他物品有的上涨了三四成。西洋金银充裕，人们容易谋生，所以不觉得物价昂贵；如果在中国，那么贫民都会面露饥色了。火车的成本、人工伙食、煤火以及每年的维修和日常费用，都加到了货价之中，没有不使军民生活艰难的。这种说法，大概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火车经过的地方，沿途立刻形成几十个热闹的市场，各种工匠聚集，自然物价稍微上涨；然而也应想到，既然货价上涨，那么人工、土产品以及舟车搬运的佣金，也必然随之上涨。平时米价每升二十文钱时，谋生的人非常困苦，每天只能赚取几十文；等到米价加倍时，反而每天可以赚取几百文，虽然伙食很贵，又有什么损害呢？

译又有人说，守卫国家的道理，在于人心和睦，此外还要重视地形和兵力。如果实力不如别人，就占据险要、凭借高地，也足以巩固自身。如果修筑铁路，不仅不设置险阻，反而把险阻夷平，山川关塞都变成奔驰的平坦道路，重重门户敞开，屏障全部撤除，一个人振臂一呼，就可以直入内室了。洋人曾经说，中国地势崎岖曲折，不足以让炮车驰骋，所以攻战比较费力。然而我们中国不能用炮车前往，别人也不能用炮车前来，那么陆路防守得当，还可以弥补水战不足的缺陷。为什么要自失险要，来招引敌人呢？不知道这也是偏颇的说法。王公设置险阻，只有古代是这样。自从有了枪炮，兵法就发生了一次变化；自从有了炸弹和火药，兵法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过去所说的天然险阻，面对火炮就立刻崩溃，纵然有金城汤池，炸弹横飞，抵挡不住就会糜烂。如果西方人不计岁月，步步为营，天涯终究有到达的一天。如果依仗险要而负隅自固，倘若敌人袭击占据海口名城，攻打我们必救的地方，听之任之呢？还是救援呢？救援则征调不齐备，听之任之则敌人的巢穴更加稳固。那时必然导致两败俱伤。有了铁路，我们就可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他们未必能攻其要害、捣其空虚。为什么呢？铁路距离前线不知有几千寻丈，纵然前线失利，火车早已疾驰而去，即使得到空路，又有什么用处呢？倘若他们乘势入侵，或者点燃引信等待，或者埋设地雷轰击，不难让整列车变成粉末。况且火车机械木料繁杂，一件不全，就难以行驶。天津到北京并没有火车，庚申年的战事竟然侵犯宫阙，又有什么说法呢？

又有人说，百姓富裕就不会产生异心，百姓贫穷就容易萌生他志。中国人口日益增多，良莠自然不能齐一，现在还幸好没有被看透罢了。如果火车开行，那么洋人的足迹必然深入到乡里，用利益引诱他们，乡村愚民尤其容易被迷惑。迷惑了即使不至于交通勾结，也担心内部溃败。然而如果百姓看待洋人如同看待华人一样，那么将来和局或许更合民情，已经不能完全依赖了。唉，这只是广东百姓如此罢了。广东通商最早，沿海无赖，甘愿做汉奸。如果内地则尊君亲上，恪守法度，纵然有游览的洋人，难道能被他们蛊惑吗？况且即使没有铁路，洋人的游历势不能禁止，洋人的传教例不能阻挡。所有内地形势风俗，他们已经看得很熟了。纵使处处游览，日日往来，又能怎么样呢？而且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治家的人不能教训自己的子女，只担心坏人的引诱，一定要加高围墙，来杜绝人的往来，不是可笑吗？

又有人说，铁路对于行军的便利，实际上取决于兵力的强弱。兵力强，那么我们可以迅速挫败敌人；兵力弱，那么敌人也会因此逼迫我们。光绪二年，俾鲁芝投降英国，英国人就资助金钱，让他开筑铁路。四年，英国人占据西奔岛，就派大酋长携带金钱去开筑铁路，大概他们借以控制人很久了。现在如果借洋债来修筑，他们一定乐于听从；既然借了而无力立即偿还，他们一定索要铁路作为抵押。负债既重，那么全局就在他们掌握了。纵然扣留火车，掘断铁路，想要图谋遏截他们的兵力，哪里知道洋人运土机器最快，挖掘的人壕沟还没完成，填土的人道路已经平坦如砥。火车铁轨千万，都如同一种样式，何必担心我们的扣留？这件事如果做成，只是替别人布置罢了。这话粗看似乎有理，细想确实不完全正确。西洋各国强弱悬殊，土地相接，而弱小的国家，从未有担心强敌侵犯而不修筑铁路的，大概控制别人的意图还浅，控制自己国家的意图深。用铁路抵借资本，西洋各国没有不是这样的，纵然负债很重，从未有把铁路交给债主的，大概民债与国债本来就有区别。至于修筑铁路的方法，全靠人力，先须夯实泥土非常坚固，才放置铁轨。如果一经掘动，就骤然难以填平。西洋纵然有运土机器，无非供挖河所用，没听说有修筑铁路的机器。

又有人说，西洋各国地狭而分治者多，所以荒野没有伏兵，火车行驶自然没有其他忧患。我们则山林丛密，时常有窃据者，火车经过的地方，势必不能布置兵勇。倘若在空旷偏僻的地方设法阻塞道路，夺取火车奔驰，胁迫司机供其指使，袭击县城攻打城池，顷刻间就不守了。烽烟告警，文书分驰，没有能赶上火车的，难道能切断铁路来遏止他们吗？这话更加矛盾了。铁路经过的地方，就成为大道，盗贼无从产生。纵然有小丑跳梁，而早晨聚集的草寇，晚上就死于斧钺，扑灭最快，怎么会再留下伏兵呢？况且几辆火车联贯而行，旅客和役夫，动辄超过百人，即使有两三个匪类，怎么能袭击夺取呢？即使夺取了，而火车又不是有枪的轮船可比，怎么能徒手攻城夺邑呢？

又有人说，铁路以运输货物和军队为要务，议论如果修筑一条，那么火车能到达的地方十分之一，不能到达的地方十分之九，各处商货依然不能周遍流通，直指兵威依然不能迅速到达。那时认为无益，废弃则全功尽弃，施行则浩大费用难以供给。当初借款从哪里筹措，而能解除重累呢？这是无端作法来自困了。不知道西洋各国铁路虽然多，都是逐渐形成的，从未听说几条

译所谓举者，中国此刻财力不足，自然应当循序渐进，有多少财力，就修建多少铁路，得一寸便得一寸，得一尺便得一尺，原本并非限定地域和时间，同时开辟多条线路。如果一定要在一天之内做到四通八达，像英国十七条铁路那样，这简直是勉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如果真能先在天津到北京之间开辟一条铁路，只要办事的人选得当，公私双方都能获利，那么筹集资金就会更容易了。

译综合来看，中国的商业日益疲敝，利源日益枯竭，不出百年，必然导致民穷财尽。如果修建铁路，那么就是用中国的财力办中国的事，开拓华人的生计，夺取洋人的利权，操纵权掌握在我们手中，怎么会反而有利于外人呢？况且有了铁路，十八省就能呼应当作一气，全国筋骨摇动，国势因此得以振奋。本朝清议掌握权力，挟持国政，所以大局拘束牵制，逐渐难以挽回。有了铁路，风气就会大大开通，士人习尚和民风立即发生巨大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深陷迷惑、顽固闭塞，好比明亮的太阳照射，阴霾暗中消散。因此，铁路正是扭转国政的关键所在。刘公这篇奏疏，一方面主张以官办为主，所以越说越分歧，但他的笔力纵横恣肆，阐发淋漓透彻，颇有战国策士的风范。在无识者看来，很少有人不被他迷惑的，其实这些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欧洲的公议院，凡是政事的利弊，舆论的从违，必定分派辩论驳斥，以求折中得当。这种议论，确实不可偏废。况且当泰西铁路初兴时，反对者何尝不是拘执成见？等到利弊完全明了，才醒悟前日的浮泛议论都不是确论，记载在西方的史书中，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如果上天保佑中国，由弱转强，使百年后人再读这篇奏疏，将会不知如何捧腹大笑呢。已经对参议的奏疏逐条辩驳，精妙畅快无与伦比，虽然措辞容或有过分之处，但英明的言辞和卓越的见识，本来就应该使千人退避。原评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四

洋务四 邦交一

重专对议

冯桂芬

春秋时期，把擅长辞令作为学问的一个方面，像臧文仲、子产之类的人，代代都有。孔子论说士人的品格，把出使四方，不辱君命，排在孝悌信果之上。又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不能独自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可见当时重视专对。列国以后，这种学问就废弛了，偶尔有像富弼、曹利用这样的人，只限于一人一事，被传为佳话，大概很久没有专门的人才了。现在海外的各国，就像春秋时期的列国，不仅形势相同，风气也相近。势力互相较量，说话必定称引道理；诡诈互相崇尚，口中必定说道诚信。两军交战，不废遣使通好，一旦讲和，居然成为盟国，也是大侵小、强凌弱，但必定有借口的缘由，没听说有不讲理、不讲信像战国时期那样的事。那么，在当今谈论经世济用、应对之才，又怎么可以缺少呢？比如吉尔杭阿公甲寅年上海的事：官军在上海攻打刘丽川，驻在洋泾西营的士兵戏弄洋泾，杀了两个夷女，士兵也伤了两人。第二天，夷人勾结贼兵攻打我们，八营溃败，剩下的布政使吉尔杭公的十一营没有出动。到了傍晚，一张纸片送来，大致说：“弁兵某等一百多人侵犯我们的边界杀人杀尽，今晚绑来，不然明天早晨就要践踏。”如果那十一营的一百多人，都是我们的良将劲兵。公把纸片给刘君存厚看，说：“今天的事可见，这不能战。我想效仿汾阳王单骑见虏的事，用道理争辩。他平日相见动辄称引道理，应该得当，万一不然，你能率领偏师摧毁夷人的场所，我死也不恨。”刘君说：“能。”第二天早晨，公跟随四个骑兵到达理事官阿里国门。阿里国拒绝不见，强迫之后才出来，便重申前面的话。公说：“哪有我大皇帝的兵勇可以无故杀死的？唯独杀吉某可以，我带着我的头来了。”伸长脖子做出就杀的样子。阿里国大笑说：“何至于此？”公于是说：“兵勇侵犯你的边界，错在我，你派一个使者来索取这个罪人，敢不听从命令？现在你与逆贼勾结攻打我们，错在你了。贵国不仅讲究曲直，上天实在监视着，不是吉某所畏惧的。只有战争罢了，胜负哪有常理？”阿里国无言以对，最终订立条约通好而返回。这是咸丰四年三月十日的事。大家都说：“这次战役，大军得以保全，苏州省得以安定，都是吉公一言之力。”通商二十年，善于驾驭夷人的，没有比吉公更好的。戊午年津门的议和，如果有吉公，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是专对得人的效果。从前汉武帝下诏考察茂才异等，可以出使绝远国家的人，在古代有征验，在当今尤其迫切。应请求特别下诏给中外大臣，各自举荐所知道的有口辩、胆气、机智、随机应变的人，时常赐召对问以检验他们，酌情给予差遣以试用他们，用来预备日后通商大臣的人选。希望能在宴饮间折冲御敌，不至于败落遗羞。

拟与英国使臣威妥玛书「啸古堂集

蒋敦复

近来有人从京城来，盛传您到总理衙门亲自递交新的议论略，总税司赫君又递交《局外旁观论》，连篇累牍，各自数千言，中外情形，反复辩论，语重心长，击中要害，有心人读之，无不毛发耸然，愤慨羞愧无地自容。使者啊使者，爱护我们中国，是多么深厚啊！然而鄙人私下奇怪您等人善于替别人谋划，而为自己谋划却拙劣；善于推测别人，而推测自己却昏暗。又奇怪中外情好虽然非常融洽，衡量于道理，终究有所隔阂而难以沟通。您在我国多年，最近驻扎京师，每天阅读邸报，四方奏报，上下弊病，没有不周知的。越俎代谋，想要使借法自强，又担心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