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九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九

工政二 河防上

查验豫东各厅料垛完工奏疏

林则徐

臣私下禀报：臣于本年正月查验完运河挑浚工程后，随即于二十二日从济宁启程，稽查黄河两岸的物料，当时已恭敬地呈递奏折，蒙皇上圣鉴，已有案可查。随后从北岸的曹考厅上堤查至上游，在黄泌厅渡河向南，沿着顺河向东行进，又从归河渡到北岸，查验下游的曹河、粮河两厅，计算时间一个多月，已经完工。臣私下认为，物料是修防的第一要件，也就是河工的第一弊端。前次承蒙特派钦差查出虚松残朽等弊端，降职革职以示惩戒，使在工的大小官员都知晓敬畏警惕。臣仰承简拔重任，且屡次蒙受训示谆谆教诲，办理工程虽然尚不熟练，但查验物料必须先核实。到任以来，讲求访问，因而知道堆料积弊数不胜数。大抵物料应贮存在有工程的处所，而河堤地段本来就不甚宽阔，兵夫堡房既已林立，积土杂料又复纷乱。秫秸每垛长至六丈，宽至一丈五尺占地已多，所以堤顶未能全部堆放，只有头一层在堤上的称为门垛，其余则为滩垛、底厂。大抵门垛近在眼前，多属完整，滩垛底厂就是掩藏的渊薮，最容易蒙混。那些显然架空虚空、朽黑霉烂的，固然不难一望而知，更有将旧料翻新，名叫并垛；以新料盖旧料，名叫戴帽；中间填充碎料杂草以衬托高宽，旁边插入短节根以掩盖空洞，如果不是抽拔拆视，很难完全知晓其底细。臣周历履勘，总在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测量其高宽丈尺，观察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计算束数，按束称量斤两，没有一垛不量，也没有一厅不拆。兵夫居民观看者如堵墙，工程官员难以藏掩。听说上年自奉旨严饬之后，各厅办理物料都尚认真，此次所验料垛，除上年旧料剔除留下抵办不领钱粮外，新购的物料丈尺多有超出定额，偶尔有三五处长欠数寸。臣先前也怀疑其偷减，等到拆束称斤，仍无短少，仔细查究其故，才知道垛夫堆垛每高至尺余，必须用木板从四面打紧才可以加堆，而料尾细根粗，一块木板有轻有重，即使两尾相接有紧有宽，所以有前面不足而后面有余，上截不足而下截有余的情况，这些都与弊窦无关，只是一垛之中成色竟不能一律，因为民间种植高粱种类本不齐一，有黄色而鲜明的，也有似黝似红而质性也很坚挺的，所以前次部议章程总以适用为断。以臣查南北两岸十五厅的料垛，上南同知罗绶所办的最为高大结实，簇簇生新。曹考、睨甯、商虞三厅次之，其余也大抵如式。只有兰仪同知于卿保所办的物料内，拆至蔡家楼一处，垛底有潮湿的料，虽然据禀称系上冬雨雪之中赶买赶堆来不及晒晾，目前并未霉烂，但此料晾干之后恐怕斤重有差，办理殊为不善。如果立即照不适工用的例子革去顶带，又与实在霉烂短斤的无所区别。如果仅责令翻晒补足，该员在任又恐怕易于掩饰。据开归道张坦具禀前来相应请旨，将兰仪同知于卿保撤任，免予革去顶带，即责成接印的官员逐垛拆晾，如果晾干有所折耗，仍着落于卿保赔补等补完之后另行察看酌量补用。至于曹河、粮河两厅料垛，以层纵层横逐排相间望去，似乎架空而尺寸加大，斤重仍复不差，查系堆放手法粗疏尚非偷减弊混，但终究未尽合式，应令拆改另堆。该管的兖沂道徐受荃先前已经查验，已据禀请翻堆，即饬令该道督视验报，另行覆查核办。又有商虞厅有料被烧一案，已在另折奏明办理。所有各厅麻斤积土也已点验如数上工，次第硪筑都尚踊跃，应等到大汛前完工一律验收。大河水势先前在正月末，因积凌初化长水二三尺不等，近来已逐渐消落，各工一律稳固。所有春季厢埽段，饬令各道撙节估计，均比上年有减无增臣核定后已令照估厢修，务必使加压稳实，以防桃汛长水。至于运河挑工现在也将次完工，臣查料毕后应先回济宁督办启坝放水，迎济新漕各事宜仍须再至工次督防桃汛另行次第奏报。

栗恭勤公传

梅曾亮

公姓栗，名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州人嘉庆六年，以拔贡生任河南知县，遇灾年放税赈济谷物，以实惠百姓，不以上官意为损益，迁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徙开封，历任河南粮储道，开归陈许道，升任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公先前任武陟县知县时，马营坝、黄沁堤工程，都亲自其事。

译等到担任河道总督后，他更加勤勉，询问那些在河道任职已久的河兵和官员，了解地势水脉以及前任官员行事得当与否。原来北岸从武陟到封邱二百多里，南岸从祥符下汛到陈留六十多里，都是地势低洼的地方。到了串沟，所谓串沟，位于河堤之间，起初只是断开的港口积水罢了。时间久了，沟头接纳河水，又过很久，沟尾汇入大河，于是串沟就成了支流。这样就把距离堤岸十几里的河流，变成了靠近堤岸的河流，而原来堤河相距较远的地方，本来没有工程也不储备物料。于是就把没有工程的地方变成了最危险的工程，所以人们来不及察觉，察觉了也来不及防备，往往导致堤坝溃决成为大患。

他乘坐小船巡视南北两岸，当时北岸原武汛串沟接纳河水的口子已经宽达三百多丈，前行四十多里到达阳武汛，沟尾又汇入大河，再加上沁河以及武陟、荥泽的滩水全部涌到堤下。这两个汛区向来没有工程，所以没有石堤，南北都是水，需要取土筑坝。他就立即收购民夫在受冲刷的地方抛石成坝，经过四十多个昼夜，建成六十多处坝。坝刚建成，风雨大作，支流的头尾都决口，冲刷出几百丈宽，但主堤没有受损。他由此知道这种方法可用，又在原阳越堤以及拦黄堰和南岸的黑堈进行试验，都取得了成效。于是上奏请求按一方计算，每方价格六两银子，减少采买石料的银两，同时包含工价。此后每当有工程，有时增加碎石和埽工的费用大大减少，几年内节省官银一百三十多万，工程更加坚固。

有人对这种做法不便，他们的说法也上报了朝廷。他前后上奏说：“保护堤坝的方法通常使用埽工，然而埽工能压制激流，水流向下啃噬堤根，备着不用，又容易腐烂。至于碎石坦坡，只有巩县、济源出产的石料较近，而开采运输已经艰难。河工出事大多在没有工程的地方，千里长堤，不可能全部储备，而且河势变迁不常，冲刷的地方不是防备的地方，于是形成决口，那么沿河的民窑整年烧造，随地取用，不耽误事机。况且碎石都按方计算，而石头多有嵌空，那么平整的一方石重五六千斤，而重量增加三分之一，一方石的价格购买两方，而抛一方，相当于一方石的两倍用途。它的质地比石头滞重，所以入水不移动；比埽工坚硬，所以久泡不腐烂。又因为工程不能在水中筑堤，那么就能在水中抛坝，即使是荡坝或坦坡，也能减缓急冲，化险为夷。有人说可以保住将生未生的险情，不能用于已经发生之后。然而如果将生的可以保住，就没有已生的险情了。过去衡工决口，是因为滩陷埽工无法施展；马营坝决口，是因为补堤得不到碎石。他们知道使用埽工不如抛石，比运石容易，那么数千万的官银可以节省。”

奏章呈入，皇上知道他忠实可靠，而且谋划周密，最终都批准了。多次下诏褒奖赏赐，直到工程结束任职五年，黄河没有成为祸患。二十年他在任上去世，皇上为之震惊哀悼，赐予谥号、祭品以及太子太保的头衔。当时长子已经担任刑部郎中，于是赐次子燿进士出身。他在工程中遇到风雨危险，必定亲身前往。平时黄河曲折高低朝向，都在他暗中估量之中。每天水将到达某处，就急忙防备。有人认为他迂腐且劳费，他说：“能知道费用的节省，才能真正节省费用。”水到来后大家才大为信服。所以十五年原阳的支流，十八年涨水八尺，都决口而有余，最终没有出事。有人认为这是天幸，然而在他上任前三年，祥符决口，他去世一年后，南岸又决口，那么这难道不是人事吗？官吏百姓思念他把他当作神，并且建立庙宇祭祀。

译送陈伯渊赴任东河序

王拯原名锡振

自从元朝定都燕京，仰赖东南漕运的粮食来供养京师，开通会通河以辅助漕运。治理黄河的人必然要兼顾治理漕运，而治理黄河更加困难。于是黄河的祸患直到元明两代，很少有治理安定的日子。本朝在东南两河地区，设置总督、河道以及副职官员数百人，专门管理此事。每年耗费金钱数百万，让他们全力用于疏浚和修筑堤防，即使说百年安宁也可以。然而主管官员庆幸每年没有灾事，三次汛期没有灾害，就摆起肉山酒海，赌博嬉戏，歌舞纵欲互相庆贺，乐于将官库中本有用途的财物挥霍得毫不吝惜，反而在平时对疏浚修筑之事不放在心上。一旦风雨肆虐发生灾事，计算费用又是数百万。朝廷大官屡次出来勘察，主管官员苟且敷衍应付，侥幸把事情办完。当国家财力丰厚时，虚耗侵蚀并不觉得是弊病；等到物力匮乏，大的工程不得不节省开支，而主管官员又在节省的数额中偷减余款。像已成定例、即将完工的工程，往往因为经费不足而溃败，事情一旦不成，又把所有计算的数百万费用都付之滔滔洪水。大概我所听到的，这种人心世道的变化是大大令人担忧的，难道仅仅是黄河在今天成为祸患吗？我私下曾经议论，用天下所有的财力来治理天下所有的事务，没有不成功的，唯独因为一件事的用途而各种漏洞丛生其中，那么财力容易枯竭而事情必然失败。而世人却说治理河防的官员必须放宽节制、宏大规划，不可以斤斤计较吝惜虚费而导致败事。我认为这或许是对总督、河道等主管出纳的大吏说的罢了，哪有数十上百名副职官员，在声色奉养、馈赠挥霍上可以不顾惜吝惜呢？道光二十一年黄河开冻，次年在中牟决口，今年工程尚未完成。而我的朋友陈伯渊恰好以大挑知县的身份分发到东河任职。伯渊住在京师，独自曾经担忧自己职位卑微，以不能实现志向为忧虑。从他所说的话来看，伯渊一定能在他的官职上有所作为。伯渊的这次出行，也只是尽他所能做的事罢了。天下的事情，尽我所能去做而其他无可奈何的，难道仅仅是黄河吗？

改河道议

冯桂芬

为什么说通过绘制地图来改变河道呢？汉代贾让治理黄河的下策说：“修缮旧堤，增高培厚，劳费无休，多次遭受祸害。”现在治理黄河，守着这几句话作为金科玉律，竭尽天下的民脂民膏来供奉它。国家受害而百姓也受害，为万世考虑的人，怎么忍心安于这种情况呢？唉！把催缴赋税、审理诉讼作为治理天下的方法，而天下败坏；把增高培厚作为治理黄河的方法，而黄河败坏，庸人误国是一样的罢了。最近十年三次决口，前所未闻，大概是因为云梯关淤积变浅，入海不畅，从近一二十年来最为严重。我们家乡王司马熙文的话说：“道光末年所说的，小时候侍奉我父亲兰仪同在知县署，署衙靠近黄河，堤岸比门槛高一二尺。童年的事情，就像在眼前一样。三十年后我代理这个职务，署衙门外东西两边都要在半里外的下坡处才能进入署衙。堤岸巍峨地蹲踞在牌坊上，据此逆推，建国初年难道水是在地中流动吗？一定不是这样。”询问老官吏说：“三十年中，初年每年增高三寸，逐渐增加到今年高一尺，内外这是近年淤积增加的确凿证据。大概不仅不是在地中流动，而且不是在地上流动，简直是在城上流动。”修缮旧堤的方法，到今天万万不可用，计策必然出于改变河道。既然想要改变河道，应当寻求一劳永逸的方法，而改变河道就决定了。癸丑年以来决口的黄河由大清河入海，这是夺取了济水的水道。大清桥旁有牌坊，康熙年间刻的联中有“岳色河声”字，大概是借用韦庄诗“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山”，而以泰山为岳，济水为河，而不知道济水不可以称为河。在今天则当地人认为这是谶语，说河流从此安定，不必另外寻求改变河道，但也应当审察它的高低，才能知道是否适宜因循。如果适宜因循，就可以采用西方人刷沙的方法，方法是用千匹马的大火轮放在船旁，可以上可以下，在潮退时下其轮，使附着于沙而转动，沙四处飞散随潮而去。凡是通潮的地方都适宜。黄河水性湍急，更没有不适宜的地方。从下游逐渐向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即使想要恢复在地中流动的旧貌，也不难。这不仅黄河可以用，北河也可以用，即使南运河、徒阳等处也可以用。而且东南水利久不治理，数天的霖雨，积月不退，适宜在通潮的各海口如法疏浚，使下游迅疾，那么上游即使不疏浚也自然有一落千丈的强劲势头，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治理黄河的书，如《行水金监》之类，汗牛充棟，大多纸上空谈，难以作为实用。治理下游必然依据川泽，没有改变河道而不自己审察高低的。起初，各书中提到测量，只说想要施工的地方，从来没有普遍测量的说法，也是因为不知道方法罢了。应当请下令前议的绘图法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测量各州县的高低，缩为一图，然后选择洼下远离城郭的地方，联为一线，以达到大海，确实是数百年的利益。近世议论治理黄河的人，靳氏辅、夏氏駰等人，痛斥贾让的策略。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理黄河闻名，为什么

译认为这种说法吗？也不过是掩饰自己不能理解罢了。至于牵强附会地把“修太原”解释为“修堤”，把“九泽既陂”解释为“堤陂”，那么禹也就成了另一个鲧了。查考《说文解字》：“陂，是山坡；另一种说法是沱。”《诗经》说：“那沼泽的岸边。”毛亨传：“陂，是沼泽的屏障。”沼泽屏障就是沱，大概是指水边浅滩，所以蒲草荷花生长在那里，难道是堤坝的意思吗？至于高平的地方叫原，与治理水患更没有关联，这就不必再辩明了。《周髀算经》说：“所以禹治理天下的方法，就是这些数学原理产生的根源。”汉代赵君卿注解说：“禹治理洪水，疏通江河，观察山川的形状，确定高低地势，消除滔天的水灾，解除百姓淹没的困苦，使水流向东注入大海，而不发生浸淹，这就是勾股定理产生的根源。”可见赵君卿本来就知道治理水患必须使用算学，但他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元代郭守敬，是算学名家，史书记载他熟悉水利，巧思过人，陈述了六项水利措施，又有十一项措施。他又曾经以海面为基准，比较京师到汴梁的地形高低差异，又自孟门向东，沿着黄河故道，在纵横数百里的范围内分别测量地平，有的可以分流削弱河势，有的可以灌溉田地。可见郭守敬也知道治理水患必须使用算学，但他的方法也没有流传下来。然而也可以看出古代有人实行过这种方法了。

译河防刍议

刘成忠

治理黄河，在太平无事之年，只需防备险工罢了。自古以来防备险工的方法有四种：一是埽工，二是坝工，三是引河，四是重堤。这四种方法之中，重堤耗费最大但效果也最大；引河的效果仅次于重堤，然而有时无法修成，又有刚修成随即废弃的祸患，所以古人对此谨慎论述。坝工的耗费比重堤、引河节省，而它的用途却很广泛：用它来挑开水流，效果与引河相同；用它来保护河岸，效果与重堤相同。这是一项工程而兼具两种优点。埽工能够应对突发变故，而且仓促间耗费又少，所以防备险工以埽工为首选。然而埽工不能持久，又有吸引水流导致工程受损的大害。从一时来看，耗费似乎节省；但从多年来看，耗费极其奢侈。如今重堤、引河既不能仓促办到，黎襄勤公的碎石坝、栗恭勤公的砖坝，又都已毁坏殆尽。河务营兵所传习的，只有镶埽这一件事，本来已不足以应对变故，却又全部暗中破坏前人的埽工制度，务求苟且简省，使埽工容易下陷、容易走移、容易腐烂，以此作为请求增加经费加修的理由。这种积习沿袭，不知始于何时，即使有贤能的官员，也不能独自改变。幸好咸丰三年以后，黄河从山东入海，下游宽广，因而河南省的河面比道光年间低了四五六尺不等。虽然遇到伏秋季节洪水暴涨溢出河槽的时候很少，所以二十年来每年修缮的费用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二三，而整条黄河得以平安无事。近年山东的黄河从北向南淤积垫高已遍布，渐渐不如从前那样通畅，而河南省伏秋季节的涨水也就难以消泄。霜降清冷已过，险工报告频繁听闻，而每年的抢护和岁修，于是再三请求增加经费而不能停止。如今长期治理黄河的人说：“治理黄河没有其他办法，只是多准备材料罢了。”如果真能多准备材料，难道不是事先预防的上策吗？然而河工的变化层出不穷，有耳目心思所不及的地方。没有材料不可以治理黄河，而治理黄河的困难，本来不是说我有材料就可以完成事情。如果一切措施都考虑不周，而只依靠材料作为镶埽的准备：埽工下陷就加高，埽工走移就修补，没有埽工的地方水流到达，就再增添埽工来抵御。积累久了，处处都是埽工，舍弃旧的谋求新的，经过几年必定更换一次。即使有不枯竭的饷银来源，怎么能知道漏洞何时才能止住呢？成忠管窥之见，私下认为河工防守险工，好比兵家防守城池。善于守城的人，不等到敌人已经逼近城墙才开始凭借城垛击退他们，或者将敌人驱赶出境外而使其转而攻打其他地方，或者在城郊抵御敌人而使其停止不前，直到万不得已，然后才环城固守。实在是因为防守近处不如防守远处稳固。埽工，是环城固守；引河则是将敌人驱赶出境外；坝工则是在城郊以内、外城墙以外抵御敌人；建立重堤，这是放弃外城而防守内城。如果既有重堤，又先进行放淤，这不仅是防守内城，简直是放弃平地而防守高山。既然我已经将敌人驱赶出境外，又在城郊以内抵御，而且从外城到内城，步步为营，层层设险，敌人虽然强大，没有不疲惫而想退却的。意外的祸患，从哪里产生呢？这就是埽、坝、引河及重堤四种方法缺一不可的原因。然而引河耗费银两，动辄以巨万计算，如果不是地上有吸纳河流的地形，地下有居高临下的地势，那么即使引导也无法成功；如果不是开放之后有几天不消退的盛涨，那么即使成功也会随即废弃，耗费饷银多而收效少。如果不是合龙这样的大工程，不易轻易举动。成忠查阅旧案，见到乾隆、嘉庆年间有包滩下埽的方法，凡是主流冲刷塌方滩地，滩地虽然塌方但堤岸尚远的，就在堤外下埽，包滩虽然不如引河能改变河流主流，但它在境外抵御水流则是一样的。开河难而守滩易，如今天下南十六堡中的河头堡、二堡都有可以防守的滩地，滩地如果不去，堤岸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果堤外没有滩地，就应当多筑挑水坝，或用石或用砖，或用柴或用土，凡是临黄河的堤岸，都应当及早为之，如今天下南八堡至十一堡，中河二堡至四埠，下南二十堡就是这样。滩地不可防守，坝工来不及修筑，那么计策必然出于埽工。埽工是治理黄河的常规方法，凡是南河都使用，而唯独不适合河南省。靳文襄公所说的河南土质虚松，下埽难以存立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南岸三厅临河的地方，无处不是埽工，而它们的埽工又远远不如古代，如果不加以变通，一旦遇到顶冲大溜，祸患将立竿见影。雍正以前，河南各工程使用埽工极少，只有荥泽北门外护城堤上有埽工一两处，其余遇到水流逼近，都预先修筑里堤、月堤来等待，现在虽然残缺，还有存在的，如上南的裴昌庙，中河的头堡至四堡，下南的十七堡至二十六堡就是这样。古人防备险工，在建坝、镶埽、加堤之外，先使用引河，如今引河不使用而改用守滩，其余三件事都依照旧例，这也还是由远及近的道理。恭敬地分条陈述如下。

一曰外滩宜守也。黄河的特性，喜欢弯曲厌恶笔直。弯曲而向北，则南岸生成滩地而北岸危险；弯曲而向南，则北岸生成滩地而南岸危险。因此防备黄河的方法，只防备险工。那些有滩地作为外部屏障的，无需

译这是黄河的防御之道。然而黄河河道容易变迁，几年之中必定发生一次变化，在伏汛和秋汛期间，一天之内甚至会有多次变化。这种变化产生险情，必定从河滩坍塌开始。河滩全部坍塌逼近堤岸，逼近堤岸险情就必然出现了。河工方面的惯例，只有防守堤岸而没有防守河滩。每当主流逼近冲刷，一天之内河滩可能坍塌几丈，甚至达到几十丈。主管河务的人相互瞪眼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只能坐等河滩逼近堤岸，然后才去镶砌埽工。至于未雨绸缪的预防措施，本来就没有空闲顾及。河滩是堤岸的屏障。河滩存在则堤岸稳固，河滩消失则堤岸危险。幸好河滩消失后距离堤岸还很远，虽然一再坍塌，不至于有啃咬堤岸的忧虑，那确实可以不予考虑。如果顶冲埽湾的主流，已经坍塌到距离堤岸一百丈的地方，那么不出十天，堤岸将随之全部坍塌，怎么能不为此做安排呢？咸丰以前，黄河从徐州向南流，地势狭窄而水流容易壅塞。河水溢出河槽的情况，十年之中常有七八次。每逢水涨之时，河滩面低于水面，水流从河滩上攻击堤岸。虽然有保护河滩的埽坝，但只能使河滩不再继续坍塌，不能使堤岸不受攻击。所以防守堤岸常常紧急，而防守河滩似乎缓慢。然而水流的轻重，取决于水势的深浅。越深水力越重，渐浅水力渐轻。假如中间深槽的水深有两丈，河滩比堤岸低一丈，河水越过河滩而上，仅仅是一丈水深的力量罢了。如果外面没有这个河滩，那么堤前水深三丈，攻击堤岸的水流就挟带着三丈水深的力量了。用三丈水深的力量对比一丈水深的力量，防守的难易程度如何呢？河滩遥远的没有必要防守，河滩低下的不值得防守。河滩本来不坍塌，那么无论高低远近，也都可以不防守。如果坍塌的迹象已经出现，地点逐渐靠近而河滩尚高，那么即使在咸丰以前水流容易上滩的年份，古人也没有不设置防守的。《治河方略》说：抢救顶冲的方法，在外滩地面距离堤岸三四十丈处，快速挖掘一丈多深的槽，卷下钉埽，这是防守河滩的一个证据。乾隆十一年，高文定公上奏说：“近来有包滩下埽的做法，水流尚未接近堤岸，在河滩靠近水面的地方修筑坝台放下埽工。”这是防守河滩的又一个证据。嘉庆十九年，黎襄勤公上疏说：“王平庄河势处于弯道，十天之内河滩坍塌一百七十丈。”应当立即在堤外老滩处赶紧镶砌包滩大埽以挑开水流使其改道，这是防守河滩的又一个证据。成案如此清晰可考。况且今天的黄河与古代更加不同，水流上滩的时候少，河滩坍塌的时候多，往往河滩高出水面五六七尺。主流一到，坍塌不止。水流上滩，看水面的高低；水流坍塌河滩，则看水流头部的朝向。不能上滩的，未必不能坍塌河滩。在河滩保留几丈之地，就可以为堤岸减少几丈的水深，即使其上滩也不足为患，何况它不能上滩呢？这就是今天的黄河必须以防守河滩为要务的原因。防守的方法，使用埽工不如使用坝工，或用石头或用砖块，都足以消除祸患。如果水流势头不大，那么挂搂防风也自然可以使用。在变故刚发生时进行救援，在境外遏制敌人，比起坐视其坍塌直到逼近堤岸才商议防守的人，不仅节省费用，而且不至于濒临危险了。

译第一条是说，应当修建盖坝。挑开水流、加固堤防的方法，没有比建坝更好的了。坝，就是水中的断堤。但它的作用，却比堤防大好几倍。堤防能抵御水流，却不能挑开水流。而且它所抵御的是平缓漫溢的水，必须用埽工镶护，再用砖石保护，然后才能抵御有急流的水。但这仅仅只是抵御而已，终究不能改变急流的方向使其远离。坝的构造，是斜插在急流之中，急流被坝阻挡，转而向外。这样既能使坝前的堤防没有急流冲击，又能使坝下的堤防没有急流冲击。十丈长的坝，能覆盖二十丈长的堤防。因此层层加重，依次加长。第二坝比第一坝长，第三坝比第二坝长。坝建到三道之多，那么急流就被它们挑开，由直下变为斜射，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路径，终究不会在半途自行返回。不仅六七十丈之内没有急流，即使二三百丈之内也没有急流了。十丈长的堤防，只能遮蔽十丈的地面。二十丈长的堤防，只能遮蔽二十丈的地面。而坝的作用，却能用三十丈长的断堤，来保护三百丈临河的地面。做一件事而获得十倍的功效，治理黄河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巧妙的了。况且堤防，是外面挡水、里面护田的。万顷波涛，仅靠这一重屏障。一旦溃决，堤内就再也没有可以凭借的险要了。帮筑里堤，每月费用巨大，而且时间上也迂缓，仓促之间，往往来不及。坝则支撑在堤防外面，即使完全坍塌，还可以退守。大堤多了一重外坝，就多了一层遮挡隔离，又可以延缓多几天的时间，用来作为修补埽工和戗堤的地方。这又是它极好的地方。至于想要让水流归入河槽，就修筑长坝来逼迫它；想要让河床中间加深，就修筑对坝来激荡它。一切作用，都出自于坝。坝的功效，真是伟大啊！现在的河道厅官员，不是不知道用坝比用埽工好。历任河帅，考虑到宣防的深远谋划，一劳永逸的计策，尤其孜孜不倦地关注于此。然而承办的营员，动不动就估算到万金，或者八九千金。财政不足，追加款项困难，所以屡次想要建坝却没有成功。成忠根据道理推算，一段埽工的长度，从七八丈到十丈，宽约二丈，高出水面约四五尺。它刚镶护时，三面都是水，只有背靠大堤的一面是实地。现在用捆镶的方法，来建造柴土坝，从堤前开始，也是三面临水，一面以堤为实地。捆到第二占时，就以背靠的第一占为实地。由此第三占、第四占、第五占都是这样。到第五占时，长度已达十丈，坝就建成了。核算它的尺寸，不过是五段埽工罢了。埽工高出水面五尺，坝高出水面也不过五尺。埽工宽十丈，上下都一样；坝则面宽六丈，底宽十六丈，比起埽工，只是宽了八丈而已。新埽工一段，费用约五百金。以五段埽工为一座坝，那么它的价格只是二千五百金。加上绳缆的价值，雇船的费用，外面镶护边埽，中间浇筑土坝，用到四五千金足够了，哪有万金的道理呢？然而工程官员承办，必定说五千金不够用，现在暂且不与他们争辩，请改用砖坝代替。柴土坝容易倒塌腐烂，所以面宽估算为八丈；如果是砖坝，四丈就足够了。它的底部约宽十丈，高约二丈，计算长十丈的砖坝，应用砖一千四百方。下南的砖价每方七千五百文，计算每座坝用钱一万零五百，折合银六千两。这是实际砌筑的砖的方数。砖抛入水中，倾斜堆叠，有很多嵌空的地方，断然不能用足一千四百方，那么在下南有五千金国库资金，就可以建成一座坝了。上南不用砖，也没有旧砖可以购买，开窑制造，每块砖约需十文到十一文，比下南每方约增加银一两五钱，总共约增加银二千两。总计一座坝用银七千两，用每年购买料石节省下来的二万两，就可以建成三座砖坝。三年之后，坝多了，埽工自然节省，断然不再有担心加价的问题了。这也是一种变通的方法。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凡是砖石以及柴土坝，只有在水中有。如果在滩上筑坝，用土就足够了。然而滩有老滩和新滩的区别，老滩的表面比伏秋季节的水面高二三尺到五六尺不等。如果在上面筑坝，那么坝在滩上，水在滩下，坝和水两者不相接触，只有坝头临水可以镶埽抛石，而坝的上首和下首不能。急流一到，滩腹被淘空，动不动就坍塌四五丈，滩坍塌而坝随之倒塌，即使坝修得再高大，也归于无用。只有新滩经过两三年的，冬春季节水不上滩，可以筑土坝；伏秋季节有急流，就镶埽抛石；没有急流就听之任之，比起老滩较为有用。有人说既然长了新滩，这是急流势头已经离去，哪里还用得着这土坝呢？这是因为不知道黄河工段没有固定，中原地区也有固定的如像下南这样的险工，从十七堡到二十一堡，是历年抢险的地方，其中或提或坐，小有变迁。如同治十一年则在二十堡到二十一堡，而十八堡以上无事。等到十二三年，则在十七八堡，霜降清冷后直至十六堡，而二十堡到二十一堡无事。总计这一厅的河势，不在此黑冈上下六堡之中，已经离去的未必不来，正在来的未必不去。至于十五堡以上、二十二堡以下，

译魁星楼、回回店，原本也是著名的险要地段，但在这几十年间淤塞封闭已久，即使搁置不管也可以。如今二十堡下方的新滩，高出水面三尺，进入汛期后，水势必定漫上滩地，是否有工程需求难以预先确定。趁着现在还可以筑坝的时机，修筑三座坝，作为水流退去后又回来的防备，这才是未雨绸缪的上策。此外各厅县有类似情况的，也采用这种方法施行，每年可以建成几座坝，一旦水流冲击到达那里，防守就容易了。与使用砖石柴土相比，难道不是效果相同而费用节省吗？

译第一条是说埽的制作应当有所变革。河工使用埽，从汉代就已经这样了。明代潘印川宫保，以及我朝靳文襄公治理黄河时，凡是险要的地方，都依靠埽来防守抵御，不曾把埽当作引导水流、引发工程的工具，也不曾抛弃埽而改用抛掷砖石。自从用柳改为用秫（高粱）以来，古法于是发生了一次变化。自从横埽全部变为直埽以来，古法于是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从此以后，越变越坏，直到今天，埽就成了利少害多的东西了。成忠查阅旧案，私下认为古埽变为今埽，弊端有六条，请允许我详细陈述。《治河方略》说：埽必须七分柳、三分草，为什么呢？柳多则沉重而沉入河底，然而没有草则又稀疏而漏水，所以必须用柳做骨架，用草做填充物。又说：柳遇水则生长，草入水则腐烂成土，性质既相适宜，而且又节省费用且容易办理。乾隆十九年，两江总督尹文端公上奏说：河工用料，柴柳为上等，其次是秫。柴柳入水耐浸泡且经久耐用，柳的质地尤其沉重，压埽沉实有力，入水经过一二十年不腐烂，而秫经过一两年就朽坏无存，柴不如柳，但秫仍然胜过秫。这都是说镶埽的材料，没有比柳更好的，而草是用来弥补柳的稀疏漏水的。明朝一代，埽都用柳，每座高五尺的埽，用草六百斤，柳三百六十斤。柳少就用芦苇代替，不用秫。康熙二十年，民间的柳逐渐减少，开始劝谕各官员种植柳树。二十六年以后，河工用的柳大半取自官柳，当时有时不够，也用芦苇代替，不用秫。河工使用秫，见于章奏的，从雍正二年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开始，那时每斤秫开销银一厘。这一年，云南布政使李卫上奏说：前三十多年，黄河没有成为灾害，实在是河臣靳辅的功劳。那时沿河种植柳树，现在河官将两岸产柳的土地变成田地收取租税以分肥，而材料仍然摊派给百姓。奏章呈入后，于是重申官地种柳的命令，历经乾隆、嘉庆两朝，终究没能恢复。然而如乾隆十八年，张家马路漫溢工程，仍然草柳并用。从道光至今，竟然不知道埽有用柳的说法了。柳的质地既沉重，历年又多不用柳而用秫，于是就没有三年不换的埽了。这是埽易柳为秫的第一个弊端。埽，是河工常用的，治河书只称它为埽而已，不说它是横是直。以卷埽及捆镶的埽来推论，那么它的体制适宜一定是横的，不横则埽台不能卷，不横则船不能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现在河工的埽，都以秫的头向外，从顶到脚，只有直没有横。询问年老的士兵和军官，都说自古如此。成忠详细考察验证，才知道河工口号，凡是镶埽筑坝，都有丁顺的区别，直的是丁，横的是顺。乾隆四十七年，阿文成公堵塞青龙冈漫口，两边进占的地势不顺，上奏说处于上游南首，从南钉桩向北进占，进占七八占后，仍然向西进占，如此丁顺做去，似乎较为稳妥。那么丁顺说的，就是一直一横的意思。全工所习闻的，不只是镶埽如此，即使筑坝也是如此。《治河书》没有直埽横埽的说法，而有丁埽顺埽的名称。《治河方略》说：“抵御冰凌的埽，必须丁头而没有横，为什么呢？冰坚硬锋利，横下埽则小擦而磨损，大磕必折断。”然而埽湾之处，则丁头埽又容易兜住水流而容易被冲毁，必须用顺埽，像鱼鳞梳齿一样排列而下，然后才可以抵御水流而稳固堤防。又说：“抢救顶冲的方法，在外滩地内，离堤三四十丈，快速挖掘丈许深的槽，卷做高丈许的钉埽，提前埋入，或百丈，或七八十丈，下到稍微可以舒展的地方为止。如果离堤很近，那么就在大溜内，先用顺埽保护，一面仍然在顺埽外卷下钉埽，都看大溜长短，来确定埽的数量。”以方略所言结合阿公的奏章，那么丁顺就是横直，而九日的直埽就是古代的丁埽无疑了。顶冲大溜，一年不见一次，现在所谓的险工，大多都是埽湾及绞边的顺溜罢了。埽湾的水流，其力量也能塌陷，然而其深度不过二丈，只用丁埽来兜住它，然后才达到三四丈。如果是顺埽则仍然只有二丈，决没有太深的道理。为什么说呢？凡是顺下的埽，不是卷就是捆，卷做的埽，其上必加散料兼压大土，被料土所压，圆的变成扁的，上宽一二丈的，其底必至三四丈，逐渐而下，形状如坦坡，这是埽有收分的情况。捆镶的埽，其初镶的第一坯，虽然也是平铺，然而其上有船以拦之，而其下则任其随意，一经加料加土，加之众夫齐跳，愈跳愈开，愈下愈远，收分较卷做的埽更大。所以埽湾的水流至此，斜漫而上，也斜拖而下，其向前之势方酣，所以横缚的缆，能固其在下之力；不重所以近埽的土，无伤有搪溜之功，而无兜溜之弊。埽湾如此，绞边可知。这是顶冲之外，河工所用，所以率皆顺埽。有人质问说：“水流没有比顶冲更大的，钉头埽既能兜住水流，那么顶冲的水流其为兜

译这样，堤坝应当更加高大。为什么不能用于埽湾的地方，反而能用于顶冲之处呢？况且顺埽既然没有兜溜的祸患，为什么能用于埽湾的地方，却又不能用于顶冲之处呢？”不知道顶冲之处，是险工中最险要的地方。

译过去失事多由于此，必须加倍于寻常抢险的方法，才可以抵御它。推究顶冲之处的由来，有时是因为对岸嫩滩兜住了水流之势，不能顺其向下流动的习性，转而横向直冲本岸；有时是因为鸡心滩外旧有大河，原本也是顺东流去，忽然在水涨之时滩面冲开一道，如同峡口。峡口越长则力量越大，从滩的对面卷地而来，波澜虽然像排空攻击，实际上已经透底。横向安置的顺埽，是用千百根柴柳排比而成，所依靠的是包裹腹部的各条缆绳，插入腹部的长桩，来约束它。一经顶冲大溜的奔注，只要揭去迎面一二排的柴柳，那么缆绳松弛而依附不牢固，桩也孤立而签钉皆虚，逐浪随流，势必全部散开。即使没有散开，而水力太猛，必将埽底的土淘空，巨浪一撞，翻身入水。因为溜势长而埽身短，虽然有收分，固然不足以相抗。钉头埽则森然排列，左埽和右埽两两相依，顶冲之处不能折断，只害怕搜根淘底。所以前人对于顶冲的丁埽，必定卷到一丈多高。因为高既有一丈多，那么它的长度必定达到十丈；其次也必定有七八丈。用七八丈长的埽，挺入河心大溜，能够淘深河底三四丈，然后才能钻入埽底三四丈。前面虽然悬空，后面自然贴实，又有顺埽来承接它的后面，重关叠键，这就是它虽然兜住溜势而最终能抵御冲击的原因，因为它直而且长。现在的丁埽，本是从节省缆绳和工费起见，散乱抛掷，有的距离堤一丈，有的距离堤二三丈，既没有入河七八丈的长度，只是效仿它的根向外，变横为直，屹立如峭壁。凡是顺堤绞边以及埽湾的溜势，一旦被屹立的埽所逼，回漩而入，彻底掀翻。如果水深达到三四丈，那么进入埽底的也有三四丈。用二三丈长的埽，寄居在三四丈的空窝之上，后面又没有顺埽，怎么能不随溜而走呢？栗恭勤公说：“埽能压激水势，俯啮堤根本”，意思正是指这个。而且不仅仅俯啮堤根本，埽根的水深，那么埽上的数丈和埽下的数丈也因此而都变深。水深又添埽，埽添又加深，辗转相寻，费用没有止境。这是自乾隆中叶以后，姚、高、黎各位河帅之所以都有“埽能引溜生工”的奏议的原因。非不得已，不可以用埽。而不知道不是埽的本性如此。只有丁埽是这样。这埽变横为直的弊端，是第二个弊端。有了这两个弊端，本原之地已经败坏，仍然沿袭错误，弊端更多。《治河方略》说：“初下埽，全靠揪头滚肚等绳来拉它，一个多月就腐朽了。全赖长桩钉埽在下面，而管束镶垫在上面。”乾隆三年制军白庄恪公奏言卷下说：“大埽如果不密钉长桩深入老土，无法约束而借助稳固。江南河工杉橛杨桩并用，河南山东两省全用杨桩，每年大约千百余株，在洛阳偃师巩县孟津温孟等县购买。”由此可知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没有不用桩的。后来因为借桩冒销的多，于是合龙大工不准用桩，而岁修仍然用桩。现在自从丁埽之法实行，埽前的水动不动深三四丈，虽然有长桩不能到底，而签桩的方法于是废弃。埽之所以经受系撞而不走，是因为桩固定它。现在把埽浮置于堤外河内之地，在中间的还有左右两埽的夹辅，工头工尾则溜到就走了。这埽不钉长桩的弊端，是第三个弊端。明代潘印川《河防一览》说：“埽以土胜为主，谚语说镶埽无法，全凭土压。”这是河工不易的通论。软镶的惯例，从数寸花土依次递加到面土三尺为止。现在秫所镶的丁埽，质地本来容易腐朽，水又容易深，溜到之后，往往蛰陷两三次。假如埽面土高三尺，屡次蛰陷之后，土都入水浪淘波洗，顷刻间就没了。必定又要加三尺的料来补它，这是白费。河员不压大土，原本也不是没有说法。然而埽没有土压，那么轻则不能入土而容易危险，轻则不能御溜而容易移动，动不动就走埽，道理本来如此。这埽不压大土的弊端，是第四个弊端。河工的埽旧都用卷，有明一代没有捆船兜缆之举。只有靳文襄治河方略，在堵塞支河时曾使用此法。见于章奏的，自乾隆十八年大学士舒公赫德督办铜山县漫工时才开始，直到将合龙时还用卷埽。嘉庆道光年间才开始全用软镶，认为胜于卷埽，大概因为它的料都着底，没有虚悬偏重的弊端。这个方法确实好，而它的费用则比卷埽更重，官员只急于省费，于是岁抢修的埽又变为推枕镶，用丁而不用顺，没有裹肚的绳，没有提脑揪梢的缆，只依靠两旁的埽来夹它，埽的草率偷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捆镶实行而卷埽废弃，推枕实行而卷埽更加废弃。现在八九十岁的老兵，不知道卷埽是什么样子，假如遇到顶冲大浪，船不能捆，那将怎么办

译回应这一点吗？这一卷关于扫的记载失传，这是它的弊端五。设置骑马，是为了拦住迎面加镶的物料，使其不松散，实际上在顺扫中最为适宜。只有捆镶的扫，往往占据相承的迎面位置，没有安置骑马的地方，所以在上下水处使用它，并不是说它必须用在两头。捆柴的人如果不捆扎柴的腰部，而只在首尾加上十字架，难道能不松散吗？如今自从丁扫推行以来，骑马都用在迎面，每年所花费的费用与顺扫大致相同，但获得的效用却远远不如顺扫，这是骑马无用，为弊端六。

译所有这些弊病，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乾隆五十五年，有江南老民汤干学跪在宫门前上书说：“近年河工多事，都是由于不遵守古法造成的，并详细陈述了卷扫、种柳等事。”那么当时的扫工，已经不再是康熙以前那样的扫工了，由此可知。现在想要逐渐消除各种弊病，必须从将丁埽改为顺埽开始。然而如果不使用柳枝，那么扫工虽然是顺埽，但历时不能长久，最终也没有办法妥善处理后事。种柳这件事，不是三五年不能成功；而顺埽则随时可以更换。但是将推枕改为捆镶，其费用不止加倍。对于厅级官员来说，既没有这种财力，而且已经做好的扫工，也不能一天就废弃。成忠仔细筹划商议：如果旧扫的前面水流冲击严重，没有比多抛砖石来保护其根基更好的办法了。以深度二丈、厚度三尺计算，每一丈的扫工，应当用砖石六方，抛到四五十丈，水流冲击之势必定可以稍微减弱。然而用砖石已经三百方了。现在砖石的堆积，大多虚多实少，那些在岸上有三百方堆积的，入水之后，不知道要用到多少之后才有三百方的实际效用。这是第一个困难。那些本来没有扫工的地方，一旦水流冲击到，没有比改为镶顺埽更好的办法了。然而顺埽的绳橛、人工都比丁埽多几倍，其费用本来就不菲。又加上卷埽的方法，没有一个人能胜任。捆镶则非用船不可，新生的险情，急如星火，即使缆橛也苦于不能应手，又哪里能得到船呢？这是第二个困难。如果不得已而考虑次一等的办法，只有留磴这一种吗？它的方法是在新生的扫工上，原本计划面宽一丈的，头坯加宽到四丈，之后每加镶一尺多，就收进一尺。大约计算扫高二丈，可以收进一丈五尺，扫面的宽度只留一丈，层层收缩，就像磴道一样。乾隆时曾经实行过，节省镶埽的费用，用来培高堤岸。实行不久，有人说不但没有益处，这件事就停止了。以现在想来，节省费用确实也不多，然而逐层留磴，那么即使是丁埽，也有收分，不至于有兜溜淘深的恐惧。这是没有改丁埽为顺埽的名义，却有改丁埽为顺埽的实际效果。扫前的水，断然不能深到三丈。成忠曾经询问营员，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姑且试行一下。与将推枕改为捆镶相比，其费用终究可以大大减少。如果确实没有益处，那就只有捆镶和砖石了。百年的弊病，不是一天所能消除的，也不是一句话所能说尽的。逐步去做，或许还有恢复古法的一天吧？

一是重堤应当修筑。自从明代潘宫保治理黄河，就有缕堤、遥堤的制度。《河防一览》所载河图，从荥泽、武陟直到云梯关，没有不修两道堤的。又在中间兼筑月堤、格堤，大致像现在的圈堤。我朝靳文襄公沿袭这一制度，虽然徐州以下地势太狭窄，有时不修遥堤以节省费用，然而遥堤和缕堤都有的情况本来占十之七八。在明末及我朝顺治年间，黄河的祸患只有河南最严重，说法见于顺治十八年十月总河宫保朱梅麓的奏章中。等到靳文襄公总督南河，那时是康熙十六年，距离朱公上疏时仅仅十六七年罢了。而见于文襄公书中的，一是说：“徐州以上堤固河深，绝无河患。”二是说：“治河的事，没有比保险更难的。开归以下堤多的达到四五重，没有很大的险情。”前后的情况，不同到如此程度。成忠查《河南通志》，从顺治八年总河杨茂勳开始筑堤的工程，没有一年没有的。朱宫保在任十年，设立根据距离远近依次调派民夫的方法，百姓信服他的公正，所筑的堤尤其多。从此每年成为惯例，从顺治八年到康熙二十九年，共计四十年中筑堤共一百八十三处。这就是靳文襄公所以羡慕中州黄河两岸遥堤、格堤、月堤多的原因，而自从堤成之后所以直到康熙六十年，只决口詹家店一处。重堤的大效果如此。现在河南南北两岸旧堤还有存在的，然而残缺已经很严重，稍微完整的不到十处。想要一一修补，确实不容易。然而每年砖石麻之外，例有土工银三四万两营汛各员依靠这个来效力，这是本来就有的款项，不需要增加。现在有工程的地方，堤面宽都是八丈、十丈，还有超过十丈的，这是近年整顿河工的成效，远远不是四五年前可比。既然已经高厚坚整了，每年支出的土工银还有盈余，正可以加筑重堤，先从有工程的地方开始，其次及到虽然没有工程但不可依赖的地方，然后再在最要紧的地方修筑重堤。后面的重堤如下：南十七堡圈之外，又有从十七堡到二十六堡的大圈，这是期望十年内旧堤全部恢复，然后再商议其他。这样有两个大利益。一是水戗，凡是大堤危急的时候，抢筑堤里叫做帮里。戗水戗说的，不是用土来戗，而是用水来戗。不是大溜不能塌堤，既然塌堤了，多筑二三丈的里戗，是否有用，实在不可知。只有在重堤的地方，预先筑格堤形成圈，一旦事情紧急，竟从堤的下游开口放水，使内塘先被水占据，那么外堤有所凭借来稳固，这就是所谓的戗。《河防一览图》内说得非常详细，

译认为治理黄河的方法，没有比这更精妙的了。如今的人不深入考究，往往心存疑虑和畏惧，不知道南河险工依靠这种方法得以保全的有很多。而且不仅仅南河如此，《河渠纪闻》记载：江南遇到大水，缕堤承受压力极大时，常常开挖倒钩将水放入内塘。河南地区沙土松软，大多不敢轻易放水。然而像铜瓦厢，古来被称为极其险要之地，加筑月堤，每年增培加固。到了乾隆乙卯年，主流弯曲冲刷，危险异常，开挖倒钩将水引入内塘，顿时灌满，水仍然向外流出，顶着主流行驶，这就是验证。黄河的主流，短则力量猛烈，长则气势衰弱。凡是顶冲埽坝和弯道最险要的地方，其对面兜住主流的沙滩以及出峡的口门，大都是一望可见，因为它们距离近。如果将水放入内塘，那么水流经过的地方又多了百十余丈，水势已经舒缓，其危险自然平息。况且倒钩引入，一定是在不太迎受主流冲刷的地方，顷刻之间，水已灌满，以水挡水，外堤未必再坍塌，即使坍塌，也没有跌塘的危险，混浊一片，仍然从所放的缺口流入河中，有什么危险不能保全的呢？

一曰放淤，这种方法与水戗相同，只是水戗在主流冲刷的时候，多在下游开口，不敢在迎受主流冲刷的地方，又在上游开口。如果放淤则多在无主流冲刷的地方进行，从上口灌入，从下口放出，每年可以淤高三四尺，积累三五年，内塘的地面高与河床持平，可以永远没有河患。康熙三十一年，靳文襄公再次担任河道总督，在《上河工守成疏》中说：臣靳辅在任职期间，曾经将邳州董家堂、桃源县龙窝两处险工，选择埽台上下建设涵洞，引导黄河水灌注，又在月堤上也建设涵洞，使清水流出月堤之外，堤内洼地，不久淤成平坦陆地，不但堤根牢固，而且每年取土也容易。又说：臣靳辅再次任职以来，看到邳州旧城以西周围大约百里，地势低洼，四面都高，导致所淹之水永远没有出路，臣认为这里也可以借助黄河水来淤高。

译臣辅在任职期间，徐州长樊坝险工堤内的洼地很多，涵洞数量不足，于是便在埽台下游掘开约一丈宽的口子，引入黄河水进行淤灌。伏秋汛期一过，口子自然闭合，再将掘开的口子堵塞，几个月间淤积的土地已升高二三尺了。现在邳州也适宜仿照这种方法施行，其清水也可以引入运河排走。有人担心掘堤会有危险，不妨建设小闸，这样更为万无一失。自从您呈上这道奏疏后，历经数十年，放淤之法大为流行。乾隆二十一年在石林施行，二十九年施行于夏家马路，三十年施行于孙家集，三十一年施行于蔡家楼，三十三年施行于徐家庄，嘉庆二十一年施行于李家庄。更有贾家庄、七里沟、朱家霸、曹工大坝等处，见于大学士吴松圃公的奏疏中，其具体年月如今已无法考证了。

伏查黄河的祸患，在两堤之间的，没有比积水侵蚀堤防更严重的，且无寸土可取；在两堤之外，距离河道数十里、百里的，没有比田地遭受沙压更严重的，导致无地可耕。现在如果施行这种放淤之法，如上南的郑州十堡、十一堡，中河的中牟上汛四五堡，下南的二十堡至二十六堡，或者开挖倒钩渠，掘堤放入，或者砌筑涵洞，或者建设小闸，从水流主流背离的地方施工，绝不会导致主流改道的祸患。一两年后，两堤之间水退去而淤沙留下，即使不能高到与堤坝齐平，也可以免除无土可取的祸患。至于利益更大的，如现在的郑州、中牟、祥符，凡是位于贾鲁河北岸的地方，历年遭受河工漫口经过，飞沙漫天，杳无居民，昔日的肥沃土地都成了荒地，百姓头痛皱眉却无可奈何。如果审度地势，在有圈围的土地上，内外都设置洞闸，使堤前平缓漫溢的水从闸洞排放到平地，其水归入贾鲁河，所携带的淤沙必然留在经过之处。谚语说：“紧沙漫淤”，凡是漫溢的水没有携带沙石流动的，沙压之地都是昔日急流冲刷的地方。像这样施行，几年之后，盐碱地变为肥沃土地，每年增加百姓口粮和官府租税以巨万计算，真是无穷的大利啊。

以上四件事，守滩必须购买砖石，盖坝则砖石、柴土都可以使用，因时因地，只以节省费用为宜。埽的弊端最多最久，一朝改变它，哪里是容易说的？近代名臣如黎襄勤公、栗恭勤公，对于埽的利弊，了解得很深。他们之所以改变而使用砖石，实在是因为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埽变为坝，又由卷埽之坝变为内土外砖石之坝，这是前贤救急的好方法，想要求得速效，只有这个适宜。其次则用砖石加固埽根，再次则试行留磴之法，逐步施行，或许会有好转吧？重堤的保险，放淤不仅免除河流的危害，还想要收取河流的利益。治理河流没有上策，这大概算是上策吧？然而知道的人认为这是大利，不知道的人或许反而认为这是大害，姑且保留这种说法以等待时机的到来罢了。保险之法可以论述的，大致不外乎这四件事。至于治理河流的根本，还有更深远宏大的，那就不是我浅陋的见识所能知晓的了。

治黄运两河议

柳应墀

天下的水，善于向东南流去的，是它的趋势；而弱水独自向西，喜欢漂浮而柔顺的，是它的本性；而济水独自下沉。兼有这些特性的，只有大河。大河趋势向北，而本性独自刚强。刚强不可以防范，所以鲧堵塞它而没有成功。向北不可以向南，所以元朝治理它而滋生了弊端。古人因循河流来作为运河，不只是大禹的贡道。即使考察汉唐转运的成功，可知后人壅塞河流来辅助运河，并不是说黄陵冈的工程；即使会通河的开凿，也是巨大的变革。虽然说这是因为都城在幽燕的漕运使然，然而也不知道顺应它的本性和趋势的缘故。所以治理黄河就妨碍运河，保护运河就妨害黄河。没有旷达卓越的见识的人才，不局限于旧有的常规，又怎么知道黄河与运河不相违背的道理呢？议论说：治理黄河而不必治理运河，是上策；治理黄河而兼顾运河的，是次策；治理黄河而专门顾念运河，甚至顾念运河不顾念黄河的，是下策。

黄河通到淮河，始于汉朝，严重于今天。汉武帝时，瓠子河口决口，注入钜野泽，连通淮河、泗水；等到宣房、元、成时期，又屡次改道。当时如果急切采用贾让的上策，又怎么会留下祸患直到今天？王莽时，黄河改道由济南、千乘入海。东汉明帝命令王景治理它，从此没有黄河祸害的有八百多年。五代晋时，黄河在滑州决口，弥漫数百里。等到宋朝，河北决口三次，当时奸臣必定要使黄河向东至，南渡而大半由淮河入海，然而北流还没有断绝。元朝会通河建成，虽然是为了漕运考虑，仍然以海运为主。奈何明朝又疏通它作为东南几个布政使司长期运输的考虑，而不顾虑黄河日益向南。起初借黄河来辅助运河，最终借淮河来对抗黄河。黄河是可以对抗的吗？于是淮南有被鱼吞食的忧虑，运河有沙淤的阻碍，那么黄河失去了它的趋势，而运河不可保全，是明显的。然而黄河终究不肯向南，往往向北决口张秋以溃坏运河。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有穷尽则思返的意思，而果然如此。本朝咸丰年间，铜瓦厢决口，径直由大清河入海了。大清河到利津口，是古漯水的水道，即汉朝的千乘

译也。黄河既然溃决，漕运从安山到八里庙的决口处，因漕运艰难，可以绕行盐河二百里到达张秋。张秋以上直到开州境内，有古代的大金堤可以依靠；以下到达利津，应当加筑长堤。其南岸自安山以下，大多靠近泰山山麓；以上直到曹州境内，是古代的钜野泽，应当放宽堤防，使河道不宽不窄，河边修筑石堤，借助水流冲刷泥沙，距离河道数里根据地形地势，修建遥堤以防洪水暴涨，用机器随时疏浚，这样或许黄河水患可以平息，而治理运河的功效也容易达成。所以说：“治理黄河而不必治理运河的是上等策略。”有人问：“您以堵塞水流为戒，却屡次提到堤防，难道不矛盾吗？”不是的，是时势使然罢了。过去大禹时代，没有人和土地的阻碍，所以黄河能够宽阔地向北流；如今黄河以北有临清，中间有济宁，以南有徐州，都是转运的通道，处处掣肘。河势，邱仲深认为：“不是黄河不容人，而是人不容纳黄河罢了。”如果不顺应它的趋势而曲折地设置堤防，怎么可以呢？问：“那么废弃漕运而专门治理黄河怎么样？”也不对。国家虽然改行海运，漕运也不可废弃。江北的年年漕运呢？不得已，那就只有治理黄河而兼顾漕运。运河经过山东一千多里，每年修堤，管理闸门开浚的费用，不使其短缺，而又多开泉河厅所辖的各泉水以补给漕运。如果担心它干涸，只防御黄河来增加它，那么横向决口的忧虑必然更深。因为运河一半依靠山东各水，一半依靠黄河，专门依赖黄河，而黄河的本性又违逆。所以说：“治理黄河而兼顾漕运的是次等策略。”黄河是纲，漕运是目，纲举则目张。如果治理黄河而专门顾及漕运，甚至顾及漕运而忘记黄河，这是纲目倒置。元人排导黄河入东北的河道，稍微还有留存。明代徐有贞还在濮水、汜水间疏浚分水的渠道，自从黄陵冈筑堤，断绝了它的北流，疏浚贾鲁旧河以分流，开新河七十余里，又修筑长堤三百余里，役夫十万有余，而张秋的决口才堵塞。名义上是治理黄河，实际上是治理漕运。然而逼迫黄河南移，刘大夏的做法，固然知道不容易。于是又担心黄河壅塞漕运，潘季驯于是创立蓄积淮水抵御黄河，束水攻沙的策略。不久清口淤塞了，那么黄河本性刚烈而不可抵御，就可以知道了。顾及漕运可以，顾及漕运而导致黄河违逆发怒不可以。假如推崇减杀黄河、清口之说，洪泽湖全部承受黄河水，不仅迤北的运道日渐干涸，而且黄河将挟带淮水入江，合为一条水道了。然而前人深思熟虑而侥幸避免的，不是天意，也是河势使然。所以大清河的行水，而黄河的趋势和本性明显可见。后来的人如果接连有横决的变故，千万不要效法刘、潘的旧智，使纲目倒置，这样黄河不溃决漕运，漕运不违逆黄河了。所以说：“治理黄河专门顾及漕运，甚至顾及漕运而不顾黄河的是下等策略。”又听说，引漳水灌溉邺地，是史起的谋略；开渠灌田，是贾让的策略。如今河南一个布政使司，黄河经过的超过一半，土质脆弱而水流浑浊，不可以开渠。只有曹、濮、济、阿之间不妨多开支渠，像江南的蓄水支港，可以每年收获漕粮，可以预先制作横流到决口，每年修治的弊端。顾炎武有“端正人心，急于抑制洪水”的说法，可以考察借鉴而知晓。那么治理黄河的大致方略可以知道了。过去的黄河有漯州、屯氏、津水来分流，有钜野、梁山泺来蓄水，所以河势顺。如今的黄河想向南而受堰的束缚，想向北而受堤的阻挡，又牵引它入运河，牵制它入淮河，所以它的本性逆。孟子说大禹的功绩是“疏浚排决”，确实采取上等策略，而变通它，慢慢图谋它，每年疏浚通达它，那么即使说大禹复生也可以，即使说黄河漕运并行而不违背也可以。

译黄淮分合管议

丁显

江、淮、河、汉被称为四渎，“渎”就是“独”的意思，是说它们独自流淌而入海。大禹治水时，黄河汇聚济水、漯水流入大海，在古燕赵之地；淮河由云梯关入海，在今淮河、徐州一带。桑氏的《水经》、胡氏的《禹贡锥指》、傅氏的《行水金监》，本来是可以考证而知晓的。那时两条渎水分流，互不侵犯。从汉代到宋代，淮河安然流淌如旧；黄河则屡有变迁，但大半都经由武定府利津县的大清河入海，这大概就是今日黄河流经的地方。流经千年，未曾有水患，是因为那时黄河是黄河，淮河是淮河，而且大清河就是古代的济水，它的水清澈湍急，力量足以冲刷黄河泥沙，乃是天然的归海正道，所以流经日久，不至于造成灾害。宋明以来，黄河才开始夺占淮河河道。起初黄河与淮河还分为两条渠道，最终黄河与淮河合并为一条渎水；起初淮河强盛黄河微弱，入海口尚能冲刷，最终淮河微弱黄河强盛，入海口于是逐渐高仰，不仅遏制淮河，而且遏制黄河，沙越积越多，河床越高，水流越缓，涨水越急。嘉庆、道光年间，黄河为害，曾没有过几年的安宁，而堰、盱的险要，运河堤坝的漫溢，闸坝的开启，直到没有安宁的年份。两淮数十个州县，真是岌岌可危，不可一日安居。咸丰初年，河南兰阳汛决口，黄河水流经之处，又汇聚大清河入海，从此黄河逐渐恢复汉唐故道。去年春天，淮扬徐海的绅士百姓禀报恢复淮河故道，希望缓解两淮的灾害，这是因为黄淮合流则数省危殆，黄淮分流则数省安宁。为什么呢？黄河自从铜瓦厢决口，兰仪以东，废弃的黄河河床逐段高仰，几乎如同平地，曹、单、徐、邳交界之处，淤积垫高尤其严重，这固然不仅仅是入海口的堵塞。而且地段绵长，按照河湾估算，大约有两千里，突然想要将黄河挽向南行，排沙疏浚的费用，没有亿万两银子不能成功，雇佣的民夫，没有百万名不能兴办。以两千里的遥远距离，筹集亿万两的款项，招募百万名民夫，这难道是能突然办到的吗？如果不这样，突然商议将黄河挽入淮河，无论黄河水流入大清河，势如归海，它的本性不能向南趋向，即使强行将铜瓦厢决口堵塞，逼迫水向南流，而下游处处淤积垫高，水势反而导致堵塞，一旦遇到汛期涨水，上游更容易溃决，这里堵塞了那里又决口，今年堵塞了明年又决口，直隶、山东两省仍然不能安枕。黄河的淤积，是由下而上；黄河的决口，也是由下而上。康熙、雍正时，黄河决口多在安阜。乾隆、嘉庆时黄河决口多在桃宿，道光时黄河决口多在徐邳、丰沛。铜瓦厢的决口又在兰仪下游，高处则上游决口，水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况且黄河再次夺占淮河，淮河永远不能回归故道，势必导致伏秋汛期涨水时，安徽的颍州、凤阳，江苏的淮安、扬州，都成为泽国。而沂水、泗水不能汇聚淮河入海，又将把徐邳、海安、桃宿当作沟壑。然而这尤其明显。二千里长的堤坝，风雨耕种，大半剥蚀，而且自从贼寇窜扰，居民又多改挖濠沟，修补稍不如法度，黄河水乘隙堤堰倾塌决口，上游则青州、兖州承受，下游则淮徐承受，实在令人担忧。

黄淮合流，其遗留的祸害确实不仅仅是一个州一个县的原因了。现在如果黄淮分行，则情况不同。然而有人说黄河自从铜瓦厢决口，直隶、山东两省沿河的数十个州县，每逢夏秋，水势散漫，百姓不能安居；而江苏淮扬也有清水潭的决口。谁说黄淮分流就是善策？不知道东省的祸害在于没有接筑长堤，两淮的祸害在于淮河没有恢复故道。查铜瓦厢到牡蛎口，大约长一千二百里，张秋以东，水已经形成河槽，两岸很高，偶尔有低洼之处，民堰可以自我保全，稍微加高修筑，足以抵御横流。急需筑堤的，是从兰阳到张秋五百多里，大约估算，经费需要银子三四百万两。如果能够拨款兴修，那么直隶、山东的祸害消除，并将杨庄以东的废弃黄河大大疏浚，使淮河恢复由故道入海，那么江苏、安徽的祸害消除。所以说：黄淮合流则数省危殆，黄淮分流数省安宁。不仅如此，黄河与淮河分开，经费节省而且功效容易成功；黄河与淮河合流，经费多而且功效最终难以期望。查接筑东省长堤以及疏浚杨庄以东的废弃黄河这两项，经费仅需银子五六百万两罢了。现在如果挽黄河入淮河，那么二千里之中，堤身的低矮急需修补，河身的淤积急需排沙疏浚，御水的柴扫急需帮补，减水的石坝急需修砌，兰阳、丰工的两个决口急需堵合，其费用反而有十倍于此。今日拮据的军饷固然难以筹拨，即使国家全盛之时，也难于筹划。由此看来，黄河与淮河合流，百姓危殆而且费用巨大功效艰难；黄河与淮河分开，百姓安宁而且费用节省功效容易。彰彰明矣。议论的人又说黄河水由大清河入海，妨碍运河航道。查临清到分水龙王庙大约三百里，过去都依靠汶水以及安山湖的水济运，现在则黄河横截南岸，尚能借助汶水，北岸自从张秋到临清二百里，地势高低悬殊，灌塘济运全仗黄河水。启闸之时，沙淤涌

译进入闸口，闸门层层束水，逐渐填塞回流，导致粮船无法借水浮送，而且每年都需要疏浚治理。国家每年从东南漕运四百万石米，而河道阻塞，确实非常不便。不知道临黄以南可以借助漳水，而张秋、东昌交界处似乎可以接引卫水。查探水系在张秋西南，其地势西高东低，可以在朝城、莘县交界处，仔细勘测，购买民田，开挖宽二十丈的运河一条，从朝城到达荆门闸，大约长一百多里。在秋冬时节，蓄积高位的卫水，一旦粮船渡过黄河，就用水逐节灌塘，使得清流泻注，沙泥不再阻塞。况且漕船进入山东，每年都在五月间，此时雨水充沛，汛期上涨，借清水济运，断不如冬季水势微弱，仍需在灌塘时，紧闭荆门闸板，不让黄河水点滴流入运河，这样东昌运道就不再担心壅塞了。至于张秋黄河，必须修筑两道堤坝，设法抬高汶水及南旺湖水，全力冲刷泥沙，以防向南漫溢之势。只是运船从分水龙王庙进入黄河，近年多在盛涨时，汶水弱而黄河强，水势弥漫数十里，纤道难以容纳，逆流撑船，万分艰难，显然需要使用连环大铁锚，互相牵引，才比较有把握。制度近期才听说，方法本源于古法，而且今日杨庄之地，即使黄河水再来，设法灌塘，也非常困难了。往年湖水六七尺，就能会合黄河济运，现在黄河旧河道，比道光元年大约高一丈二三尺，以致湖水虽然蓄积二丈多，仍然不能抵挡黄河，况且自从七堡决口后，清口全部淤塞，湖水极难顺畅流出。黄河高于湖泊，历年堵塞河口，道光中期，漕船灌塘，已经万分拮据，今昔形势自然不同，如果再次灌塘，实在令人担忧。由此可知，黄河与淮河分开，运道就不会受阻；黄河与淮河合流，运道反而更难。况且黄河迁徙，难以预先确定，逆水之性，徒劳无功。今日黄河不能挽归云梯关，犹如昔日黄河不能挽入大清河。现在的策略，与其白白耗费国库资金，而侥幸于难以成功之事，何不力挽狂澜，而商议于确有成效之事？纵观乾隆、嘉庆时期，名臣辈出，都请求移河让淮，而续行的《水金监》记载孙濩孙的疏稿，《魏氏古微堂筹河篇》都认为黄河由利津入海，是贾让的上策。咸丰初年，安徽巡抚福上奏称，黄河由利津入海，有两利，有四便，都是今日黄河流经之地的那几位公卿的意见。目睹黄河与淮河并涨的积弊，而想要分黄让淮，难道是凭空臆说吗？黄河尚未北徙，尚且希望黄河由利津入海，以缓解东南的灾难；黄河已经北徙，反而想要黄河由云梯关入海，以增加东南的祸患。如果这样行事，即使山东水患从此永远免除，也不是万全之策；更何况黄河与淮河再次合流，青州、兖州的祸患仍然紧迫呢？

译黄河重新经由云梯关入海说略

丁显

同治七年十月，兵部侍郎胡林翼认为黄河与漕运相互关联，奏请疏浚兰仪以东废弃的黄河河道，使黄河水仍由云梯关入海，以缓解直隶、山东的水患，以便江西、湖广的漕船通行。这确实是拨乱反正、治理天下的关键，也是一劳永逸的策略。奉皇帝谕旨，命各总督巡抚悉心体察，共同商议兴办，以重视河道治理而利于漕运等因。钦此。由此可见皇上关心民间疾苦，将百姓的饥溺视为己任，深切关怀河防，怀着与天下人同忧乐的心愿，凡在版图之内，无不欢欣鼓舞。然而面对非常之举，百姓普遍感到畏惧。有人说，两千里的河身，地段绵长，淤积垫高太过严重，一时疏浚不易，即使疏浚也不能彻底畅通下游，若堵塞铜瓦厢决口，上游长堤在盛涨时溃决，处处都可担忧。有人说，铜瓦厢决口水流经过日久，逐渐形成大川，难以闭塞，即使能闭塞，也不是花费七八百万两巨额资金不能合龙的。有人说，黄河重新占据淮河河道，淮水就缺少出口，一旦汛期涨水，盱眙堰、运河堤万分危险，势必导致颍州、凤阳、淮安、扬州数十个州县永远成为水乡泽国，急于解救山东、直隶的祸害，却转而酿成安徽、江苏的祸害，也不是万全之策。我私下认为，循序渐进，那么极难完成的功业也可以成功；相机行事，那么久远的灾害也能补救。与其将民夫分散在两千里之遥，力量分散而难以见效，不如将民夫集中在数百里之近，力量专一而能成功。现在想要黄河水重新由云梯关入海，形势上必须分年分段，逐步图谋成功不可。请简述其要点：靳文襄公在八疏中说：“治水必须从下游开始。”杨庄以东，自明代以来，就是黄河的下游，借助清水冲刷泥沙。自从明代潘映川创立此法，历任河帅沿袭执行，都有明显的成效。计划将全部民夫，首先对杨庄以东的废弃黄河大加疏浚，使其能畅通沂水、泗水，借助水流冲刷，不几年中，河身自然能变宽，海口也容易变得深广，借助清水冲刷浊沙，事半功倍。这不仅在大水时，淮水可以分流宣泄，而且也为日后引导黄河水流之地。这是第一段疏浚尾闾，以水攻沙的大略。从皂河到杨庄，大约二百多里，这段地势高仰，比杨庄以东更甚，仅靠人工排浚，徒劳无功。康熙初年，漕船过去由宿迁十字河进入黄河，行至皂河，再拉入运河，东省的水过去与黄河相接。计划第二年即将这段河身疏浚，刷开黄河、运河两堤，仍引东省泗水，直接从皂河进入黄河，借助清水冲刷，实行几年，二百多里的河身可望深广，比起单纯依靠挖掘，费用节省而功效容易。这是第二段疏浚皂河河身，以水攻沙的大略。洪湖清口长期淤积垫高，近来只有张福口引河行水，咽喉堵塞，湖水难以畅通流出，不仅淮水壅遏危害淮、扬，而且将来灌塘济运，清水不出，粮船怎能浮送？况且现在从皂河刷堤引清水冲刷黄河，距离海口八百里，水性开始强劲最终微弱，尾闾难以荡涤冲刷，将来引导黄河入海口，仍担忧高仰。计划第三年，即将清口各引河一律疏浚，修补盱眙石墙，闭塞礼字河，蓄积湖水会合沂水、泗水相助冲刷黄河，则海口更加宽深，将来黄河水重新通行，仍可恢复黄河淮河交汇的旧貌。这是第三段疏浚清口蓄淮刷黄的大略。从铜瓦厢到皂河，又大约千里，只能将黄河水荡涤冲刷。计划第四年，即将铜瓦厢以东的河身，仿照靳文襄公川字河的样式，大加挖掘，一面帮补各段柴埽，等到工程完成，即引黄河水如建瓴般湍急注入，不仅全黄河身可一律刷宽，而且下游已经深广，在清口则黄河淮河交汇，清水足以冲刷泥沙，淮河与黄河并行，减水坝即可不开，颍州、凤阳、淮安、扬州数十州县借此可以安枕无忧。而从铜瓦厢以东，黄河水畅通不再壅遏，则溃决之害可消除，从此青州、兖州各州县不至于再遭受水灾。这是第四段疏浚铜瓦厢以东，引导黄河由云梯关入海的大略。在这几年中，暂将东省长堤顺势接筑，以消除滨河水患，一面在东昌、临清之交设法济运漕粮，或暂行接运，或权宜实行海运，或相机制造地洞接引汶水运漕。等到废弃黄河一律宽广，那时黄河分为两支入海，即恢复宋代二股河的遗制。倘若对漕运、东省各州县没有妨碍，则一川二派水流更加畅通，豫省上游更可永远消除漫溢溃决，否则再将铜瓦厢决口商议堵塞，主流分流则水势缓和，下游畅通则钱粮节省。这是第五段闭塞铜瓦厢，引导黄河重新由淮河故道入海的大略。总之，想要引导黄河，必先引导淮河，淮河是黄河的尾闾，淮河畅通而黄河才能会合。想要引导淮河，必先引导沂水、泗水，沂水、泗水能遏制淮河的门户，沂泗弱而淮河才能对抗。沂泗引导，则徐州、邳州、海州的祸患消除；淮河引导，则颍州、凤阳、淮安、扬州的祸患消除。淮河与沂泗并导，而后引导黄河淮河可冲刷黄河。黄河不遏制淮河，则青州、兖州、冀州、

译豫省的祸患得以消除，而徐州、海州、淮安、扬州等地的祸患也不会过于严重。如果不先疏导淮河而急于疏导黄河，姑且不论河水无法归入河道，即使黄河能够向南流去，淮河反而会在安徽、江苏肆虐。如果不先疏导沂水、泗水而急于疏导淮河，姑且不论沂水、泗水会阻挡淮河，即使淮河能够从清口流出，沂水、泗水反而会在徐州、邳州、海州滋生毒害。按照次序逐步谋划，那么两千里的遥远距离，也能使下游畅通无阻。河道深阔通畅，那么铜瓦厢的决口也容易闭合。黄河与淮河并行入海，那么直隶、山东的祸患也就不会转移到安徽、江苏。形势看似缓慢而实际快捷，功效看似困难而实际容易。一次辛劳而永远安逸，而且一举必定成功。从此在这几个省份之中，河水平静普遍庆祝，而东南的漕粮通过河运畅通无阻。国家非常幸运，天下非常幸运。

译黄水再次从云梯关流入大海，分年度、分段进行兴修，确实足以重视河道并利于漕运。然而，兰阳以东的旧黄河，地势高仰，排除冲刷需要时日，加上铜瓦厢决口已经形成大河，堵塞合拢并非易事，如果急于将黄河挽向南流，效果难以预先确定，终究不如黄河与淮河分别治理的工程快捷。地段漫长，疏浚修筑堵塞砌石，钱粮耗费巨大，终究不如黄河与淮河分别办理的经费节省。将黄河与淮河合流，堵塞决口极易，一旦淤积垫高，湖水仍然肆虐淮扬地区，终究不如黄河与淮河分流带来的利益深远。清口地势高仰，淮水难以顺畅流出，黄水再来灌塘济运，将会万分拮据，终究不如黄河与淮河分别引导接引水源的漕运容易施行。

一边出土节略

丁显

淮河故道与其他河流不同，其他河流仅分流排泄一个县的水，故道兼有宣泄沂水、泗水的水，如果没有宽广的河道，就不能顺畅地向东流出。疏浚干涸的黄河旧河道，与疏浚其他河流也不同，其他河流两岸涨水时，从未漫过堤坝，疏浚者只需防止其淤积。干涸的黄河两岸滩地在涨水时，能够大量泄水，疏浚者还需防止其被阻挡。出土太靠近昔日泄水的滩地，汛期涨水转为壅塞阻挡，导致里下河地区遭受水患。过去靳文襄公的策略中，有白驹场束堤引淮的一策，以一百五十丈的宽度为标准，难道不是因为淮河是大河，不宽广就不能顺畅排泄吗？因此淮扬公禀拟定出土章程，限制在六十丈，大概估算中间河道宽度可达一百四十丈，仿效靳文襄公的旧制，以防淤塞壅遏之患，斟酌古代标准符合当今情况，未曾改变。后来因为国库空虚，款项不足，出土太远地方价格或许高昂，经费浩繁，筹划恐怕难以胜任，或者因为经费的缘故，导致出土逼近，不仅不能减少灾害，反而增加祸患，这又不是为民除害的本心。因而广泛采纳舆论，仔细考察河形，从而获得一边出土的方法，节省费用且防止灾害，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为什么呢？黄河旧河道，时而偏南时而偏北，河道在南边时，北岸滩地仍然宽广；河道在北边时，南岸滩地必定宽宏。只在一边出土，河道在南边时挖出的泥，就近堆积在南岸，北岸仍可泄水；汛期涨水河道在北边时挖出的泥，就近堆积在北岸，南岸仍可通行汛水。河道在中间时，衡量地势，泥就近堆积在滩地的一边，稍高的地方泄水，仍然顺畅黄淮，自然不被壅塞，这是第一利。六十丈出土方价必定高昂，现在一边出土拟定在二十丈以外，与最初商议的近四十丈相比，方价自然减少，节省经费，这是第二利。河道在南边时，险要弯道必定在南；河道在北边时，险要弯道必定在北。衡量形势，就用挖出的土帮补两岸堤坝，使险工可以高厚，价格减半功效加倍，这是第三利。出土太近，水势高，疏浚起的沙泥浮沉在水底，容易再次淤积；现在如果一边出土，那么挖出的土有的在堤外，有的贴补帮堤，有的在高滩，盛涨之时不被冲塌，即以防淤塞，这是第四利。两边出土不能太远，再想开宽，必然导致再次挑运挖出的土，耗费良多，否则河道永远不能扩展；现在如果一边出土，河滩仍然宽，将来任意开辟毫无阻碍，这是第五利。过去靳文襄公开挖川字河，出土都在一边，仿效施行，似乎没有堵塞障碍。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

工政三河防中

奏请以工代赈疏

刘长佑

我私下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十九日奉上谕：谭廷襄奏请统筹黄河下游现行地势，拟请疏浚支渠以减涨水，培修土堤以保卫农田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到我，当即移文山东巡抚及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筹办，一方面行文司衙门饬令委派候补同知李鼎等人驰往大名，会同该管道府查勘，已经立案，计算已依次勘估。只是定于何时动工兴修，尚未禀报回复。查开州、东明、长垣三个州县被河南境内的黄水浸灌，总因上游有来源，下游无去路，各处旧有堤坝迭次被冲刷残缺，以致田舍连年水淹。据目前情形而论，自以培修堤坝为要策。春季农闲无事，水小源微，正宜及时兴修。查河道北徙，开州情形最严重，长垣次之，东明又次之。就上述工程约估计算，需要银三万余两，库储支绌，势必难以筹集此巨款，不得不斟酌权宜，取彼与此，先其所急。因想到开、东、长三个州县上年被水案件中，业经奏准拨给银三万两，改为抚恤。追溯从前遇有灾歉，常在青黄不接之时筹办城工堤工，使灾民得以力作糊口，原有以工代赈的先例。此次工程正是为了体恤灾民、保护田舍起见，更非别项工程可比。目前田间工程未兴，百姓尚无事，若命令随工力作，按日给予工钱，数口之家藉得以资养赡。所有之前奏准赏给抚恤银三万两，拟请改作以工代赖，庶几慎重经费，无须另筹。眼下节气已过清明，开工已不算早，亟宜先将经费发往以便兴办。只是地粮不敷支发，先在司库旗租款项下借拨实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