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八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八
户政二十五钱币上
钞币议
王
三代以上，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百姓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者也。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后百姓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未有贫者也。夫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穑；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权者，何也？盖自毁钱为器，起于工匠，而利权一失矣。铅钱私铸，窃于奸民，而利权再失矣。外洋钱币行于中国，而利权三失矣。银价低昂，操于商贾，而利权四失矣。钱票会券，出于富户，而利权五失矣。今欲操钱币之权，莫如禁银而行钞，而又尽去其弊，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请综钱币之源流论之：后魏高谦之曰：“尧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夫古者分国而治，资于粟帛者重，而资于钱币者轻，故非水旱要可不铸。后人或以珠玉龟贝刀布为币，未尝专以银与钱也。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广二寸，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闲贸易之币。”此即行钞所昉。汉武帝造白鹿币，唐宪宗用飞钱，又为行钱之渐。至宋张咏始行交子，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币，藏于内库，一时楮币重于黄金。沿及金元，皆用纸钞。明初亦行宝钞，至英宗有米麦折银之令，弛用银之禁，由是有出无入，而钞遂不行。迨崇祯十六年，生员蒋臣奏行铜钞，帝意欲用纸钞，因流贼渡河，其事遂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钞四五百年。本朝顺治中，亦尝兼行钞币，苟其有害无利，安能行之如是其久哉？按明户部侍郎倪元璐尝欲行钞，其时省臣条陈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广，三曰齎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革银匠之奸偷，八曰杜盗贼之窥伺，九曰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行而银不行。其银尽实内帑，此十者惟末二条立法尚未尽善。盖钞可用而钱不可废也，银虽可废，宜仍散之民闲为器饰，而不宜尽实内帑也。其余皆至论名言，无可疑者。而蒙细推行钞之利，其实不止此。如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则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其大利一也。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其大利二也。外洋不得以其币行中国，则动远夷之畏服，其大利三也。奸民谋逆，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国家财用不竭，则消奸民之逆志，其大利四也。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之不同，行钞归于画一，则齐天下之风俗，其大利五也。钞法既行，收铜以供鼓铸，则极钱法之精好，其大利六也。钞直既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绝民心之诈伪，其大利七也。富家或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银益见少，今举而变之，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其大利八也。钞式宜变，从前分为七等，大钞书《孝经》，其次书《印先正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深意，其大利九也。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当厘人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故也。若行钞无难更定章程矣，则除万事之积弊，其大利十也。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即捐衔亦可无庸，则重朝廷之名器，其大利十一也。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十二也。夫天下无不弊之法，而常恃有救法之人，而欲图天下之大功，必先破众人之论。人徒见宋、金、元、明行钞不能无弊，遂以为不可行，不知皆立法未周之故耳。今言试其弊之大略，一则单纸易坏，而不知装潢糊表也；二则式印苟简，而不知宜镂版精工也；三则钞文但书刑律，无可观玩也；四则印章不多，难于辨别也；五则中统钞自二贯至十文分为十一等，太琐屑也；六则中统钞止于二贯，民犹不便也；七则钞直二贯者，止费钱三四文，资本太轻，纸幅狭隘，程式不精也。八则有司以出钞为利，入钞为讳也。九则民以旧钞换新钞，必增工墨费，每贯三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八
户政二十五 钱币上
钞币议
王
夏、商、周三代以前，君主与百姓相通，只有使百姓富足的事情，没有专门使君主富足的事情，一定是百姓富足了然后君主才富足，这就好比子孙富裕了，父母就不会贫穷。三代以后，君主与百姓隔绝，既有使君主富足的事情，又有使百姓富足的事情，而且一定是君主富足了然后百姓才富足，这就好比父母富裕了，子孙也不会贫穷。想要使百姓富足，没有比重视农业、努力耕种更好的了；想要使君主富足，没有比掌握钱币权力的更好的了。然而往往不能掌握这种权力，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从毁钱制作器物开始，源于工匠，利权第一次丧失了。铅钱私自铸造，窃取自奸民，利权第二次丧失了。外国钱币在中国流通，利权第三次丧失了。银价的涨跌，由商贾操控，利权第四次丧失了。钱票会券，出自富户，利权第五次丧失了。现在想要掌握钱币的权力，没有比禁止白银而推行纸币，并且彻底去除其弊病更好的了，这样国家用度就会经常充足，百姓财富也会共同丰裕。请综合钱币的源流来论述它：后魏高谦之说：“尧遭遇大水，用历山的金子铸钱；汤遭遇大旱，用庄山的金子铸钱。”古代分国治理，依赖粟帛的重视程度高，而依赖钱币的重视程度低，所以如果不是遇到水旱灾害，可以不铸钱。后人有时用珠玉、龟贝、刀布作为货币，不曾专门使用银和钱。郑司农解释《诗经》中“抱布贸丝”，说：“周人用布，宽二寸，长二尺，凭借官府在上面印书，作为民间贸易的货币。”这就是推行纸币的起源。汉武帝制造白鹿币，唐宪宗使用飞钱，又是推行钱币的渐近过程。到宋代张咏开始发行交子，宋孝宗用内库的金帛交换楮币，藏在内库，一时间楮币比黄金还贵重。沿袭到金、元，都使用纸钞。明朝初期也发行宝钞，到英宗时有米麦折银的命令，放宽使用白银的禁令，从此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纸币于是就不能流通。等到崇祯十六年，生员蒋臣上奏推行铜钞，皇帝心里想用纸钞，因为流寇渡河，这件事就停止了。从宋到明，凡是推行纸币，长达四五百年。本朝顺治年间，也曾兼行纸币，如果它有害无利，怎么能推行得这么久呢？查考明朝户部侍郎倪元璐曾经想推行纸币，当时各省大臣条陈十大好处：一是制造在省内，二是流通范围广，三是携带轻便，四是收藏简便，五是没有成色的好坏之分，六是没有称量兑换的轻重之别，七是革除银匠的奸诈偷盗，八是杜绝盗贼的窥伺，九是钱不用而用钞，铜全部用来铸造军器，十是钞行而银不行，银全部充实内库。这十条中只有最后两条立法尚不完善。因为纸币可以使用而铜钱不可废除，银虽然可以废除，应该仍然散在民间作为器具装饰，而不应该全部充实内库。其余的都是至理名言，无可怀疑。而我细推推行纸币的好处，其实不止这些。比如凡是其他物品作为货币，都有穷尽的时候，只有纸币没有穷尽。造百万就是百万，造千万就是千万，那么掌握不枯竭的财源，这是第一大好处。万物之利，权力收归上级，布施给下级，那么尊崇国家的体统，这是第二大好处。外国不能以其货币在中国流通，那么使远方夷人畏惧臣服，这是第三大好处。奸民谋逆，大都是以财利来笼络人心，国家财用不竭，那么消除奸民的逆志，这是第四大好处。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的差别，推行纸币归于统一，那么统一天下的风俗，这是第五大好处。钞法既行，收铜以供鼓铸，那么极尽钱法的精好，这是第六大好处。钞值既有一定，商贾不能操纵涨跌，那么断绝民心的诈伪，这是第七大好处。富家有时用土窖藏银，历久不用，银越发显得稀少，现在举而变之，全部拿出交换纸币，那么去除壅滞的恶习，这是第八大好处。钞式宜变，从前分为七等，大钞票上书写《孝经》，其次书写先正格言，使百姓识字，那么寓含教化百姓的深意，这是第九大好处。凡是漕务、河务、盐务都有积弊，应当整顿的人不敢议论，是担心经费不足。如果推行纸币，不难更改章程，那么去除万事的积弊，这是第十大好处。国计大裕，捐例永远停止，即使捐衔也可以不用，那么重视朝廷的名器，这是第十一大好处。一切取之于民的从薄，给予百姓的从厚，那么实行千载的仁政，这是第十二大好处。天下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法律，而常依赖有补救法律的人，而想要图谋天下的大功，必须先破除众人的议论。人们只看到宋、金、元、明推行纸币不能没有弊端，就认为不可行，不知道都是立法不周全的缘故。现在说说推行纸币弊端的大略，一是单纸容易损坏，而不知道装潢糊表；二是式印苟简，而不知道应该镂版精工；三是钞文只书写刑律，无可观玩；四是印章不多，难于辨别；五是中统钞自二贯至十文分为十一等，太过琐碎；六是中统钞止于二贯，百姓仍然不便；七是钞值二贯的，只费钱三四文，资本太轻，纸幅狭隘，程序不精；八是有司以出钞为利，以入钞为讳；九是百姓用旧钞换新钞，必须增加工墨费，每贯三
分也。十则旧钞行用，每至简阅也。十一则钞法屡更，使民疑也。十二则不铸钱，而钱日少也。十三则仍杂用银也。十四则专利于上，而不能行惠于民也。十五则虽设严刑，而未尽防伪之道也。今诚能一一悉去其弊，则行钞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钞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岂非理财之善策哉？嘉庆年闲，翰林学士蔡之定曾奏请行钞，然徒言行钞，而不知去弊之方，则无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议之不行也。夫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过即弊法而去其弊，所谓胜者所用，败者之谋也。蒙尝博观载籍，访通人，有言行钞之利者，必与之深心商搉，而究其理；有言行钞之害者，必与之反覆辨论，而穷其故实。见钞法之行，利及百姓，而非止国家也；利及万世，而非止一时也。故为考证八条目，四十问答二十，以破众人之论，刍荛之愚，俟有言责者择焉。
译这是第十项弊端：过去的钞币仍在流通使用，每当需要清点核查时，就会造成混乱。第十一项弊端是：钞法屡次更改，使得百姓产生疑虑。第十二项弊端是：不铸造铜钱，导致铜钱日益减少。第十三项弊端是：仍然混合使用白银。第十四项弊端是：利益专归于朝廷，而不能惠及百姓。第十五项弊端是：虽然设立了严酷的刑罚，却没有完全杜绝伪造的方法。现在如果真的能够一一彻底去除这些弊端，那么发行钞币的做法，沿用的是宋、金、元、明四代的制度；而推行钞币的具体方法，却并非宋、金、元、明四代的旧法。这难道不是理财的好策略吗？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曾上奏请求发行钞币，然而他只是空谈发行钞币，却不知道去除弊端的办法，那么就无法完全获取其利益而避免其危害，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也是理所应当的。自古以来，只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无缺的法律；但是如果有善于治理的人，就一定会有好的法律，而制定法律的好处，不过就是针对有弊端的法律去除其弊端，这就是所谓战胜者所使用的，正是失败者曾经的谋略。我曾经广泛阅读典籍，拜访通达事理的人，对于谈论发行钞币有利的人，一定与他深入思考、商讨，探究其中的道理；对于谈论发行钞币有害的人，一定与他反复辩论，穷究其中的事实真相。我看到钞币制度的推行，利益惠及百姓，而不只是国家；利益惠及万世，而不只是一时。因此我考证了八条纲领，以及四十个问答中的二十条，以驳斥众人的言论，我这草野之人的愚见，等待负有言责的官员去选择采纳。
原钞之始
元何异孙曰：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用钞之始。”
按司农此条，见《周礼注》。余初得之，谓可以证钞法。后检旧本《十一经问对》，则知何异孙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经解》所刊《十一经问对》，删去此条。
汉武帝时，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按一皮而直四十万，其值太重。窥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与民间无预也。
唐宪宗行飞钱令，商贾至京师，委钱给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
按飞钱合券取钱，即交子之权舆。
宋太祖置便钱务，许商人投牒输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
按此亦飞钱之意
宋仁宗元年，置益州交子务。初，张咏知益州，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后富民稍衰，争讼不息。转运使薛山、张若谷请置交子务，以权其出入，禁私造者。帝从其议，立务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
按商贾惮于重齎，交子之设，正以便民。今民闲自行会票，则交子之用，隐操于富户矣。
造钞之法
宋史》云：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咸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宋高宗二十四年，金使置交钞库，金以铜少，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用，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诸路置官库受之，每贯取工墨钱十五，公私便焉。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行交钞法，王文统立十路宣抚司，示以条格，欲差发办而民不扰，盐课不失常额，交钞无致阻滞。遂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文钞，立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军。交钞法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赋税并听收受，仍申严私盐、酒钞、麴货等禁。
按金元用钞之初，皆见其便。迨行之久，而其弊渐生，于是议更造。愈更造而弊愈生，其故有由也。金之钞初止十贯，而其后乃有二百贯至千贯者。元之钞始止二贯，迨桑哥造至元钞，自一贯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贯视中统钞五贯文，是方尺之纸直钱五十文也。武宗造至大钞，凡十三等。每一贯准至元钞五贯，是方尺之纸直钱五万文也。先后轻重不伦，无怪乎视为虚券而不可行也。斯固由更法之弊，而亦创制之初未能斟酌至精也。然则欲行钞者，必立法之始详审精密，先求尽善，一定之后更不改造，而后钞可永行矣。
金史》云：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又曰：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横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劄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或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量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搯攒司、库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用印，依常例。
按金之制钞法，亦备矣。惜其尚未知装潢精工，使不至易坏也。至于命善书者书先正格言其上，富民而兼寓教民，不尤善乎？
元史》云：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
译追溯纸币的起源
元代何异孙说：郑司农解释《诗经》中“抱布贸丝”一句时说：“周朝人用长二尺的布，凭借官府印章印在上面，作为民间贸易的货币，这是使用纸币的开始。”
查考郑司农这条注释，见于《周礼注》。我最初得到这条资料，认为可以用来证明纸币制度的起源。后来查阅旧版《十一经问对》，才知道何异孙已经先我说过这话了。如今《通志堂经解》所刊印的《十一经问对》，删去了这一条。
汉武帝时期，禁苑中有白鹿，于是将白鹿皮制成一尺见方的皮币，边缘饰以彩色花纹，价值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见天子或进行聘问享礼时，必须用皮币进献玉璧，然后才能进行。
查考一张皮币价值四十万钱，其价值太重。窥探此意，只是想要夺取王侯宗室的利益，与民间无关。
唐宪宗实行飞钱制度，商人到京城，把钱委托存放并领取凭证，轻装前往各地，凭券取钱。
查考飞钱凭券取钱，就是交子的雏形。
宋太祖设立便钱务，允许商人递交文书将钱投入左藏库，用各州的钱支付给他们。
查考这也是飞钱的用意。
宋仁宗元年，设立益州交子务。起初，张咏任益州知州，担忧蜀地人使用铁钱沉重，不便贸易。一交等于一缗钱，以三年为一界进行更换。六十五年间共更换二十二界，称为交子。让富户主持此事，后来富户势力稍衰，争讼不断。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求设立交子务，以控制其发行与回收，禁止私自制造。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在益州设立交子务，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发行额度。
查考商人畏惧携带沉重的钱财，设立交子，正是为了便民。如今民间自行发行会票，那么交子的使用权，就暗中掌握在富户手中了。
纸币的制造方法
《宋史》记载：景定四年，因购买超过期限的土地，每日增加印造会子十五万张。咸淳四年，因近期颁发的见钱关子，一贯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自减值的，官员以贪污论处，吏员则流放籍没五年。再次申令严禁关子减值的禁令。七年，因行在纸局所造的关子纸张不精良，命令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年以二千万张分为四批运送。
宋高宗二十四年，金朝设立交钞库，金朝因铜少，制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五贯五等，称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称为小钞，与铜钱并行使用，以七年为限，缴纳旧钞换发新钞。各路设立官库接收，每贯收取工墨钱十五文，公私都感到便利。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实行交钞法，王文统设立十路宣抚司，展示条规，想要差发办理而百姓不受打扰，盐税不失常额，交钞不至于阻滞。于是行中书省制造中统元宝交钞，在颍州、涟水、光化军设立互市。交钞法从十文到二贯文共十等，不限年月，各路通行，赋税都允许收受，仍然申令严禁私盐、酒钞、麴货等禁令。
查考金元使用纸币之初，都看到其便利。等到实行久了，弊端逐渐产生，于是商议重新制造。越是重新制造弊端越产生，其原因是有缘由的。金朝的钞起初只有一贯，后来却有二百贯到一千贯的。元朝的钞起初只到二贯，等到桑哥制造至元钞，从一贯到五十文，共十有一等。每一贯相当于中统钞五贯文，这是一尺见方的纸价值五十文钱。武宗制造至大钞，共十三等。每一贯折合至元钞五贯，这是一尺见方的纸价值五万文钱。先后轻重不伦次，难怪被视为虚券而不能行用。这固然由于更改制度的弊端，也是因为创制之初未能斟酌得十分精密。那么想要实行纸币的人，必须在立法之初详细审慎精密，先求尽善，一定之后不再改造，然后纸币才可以永远行用。
《金史》记载：起初，贞元年间，既实行钞引法，于是设立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都设立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使则专门主管书写押印、搭印、合同之事。又说：交钞的制度，外面作为阑作花纹，上面横写贯例，左边写某字料，右边写某字号料号，外面篆书写“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貫”。料号衡阑下写“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劄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说：圣旨印造逐路交钞，在某处库纳钱，更允许在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现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文字故暗，或钞纸擦磨，允许在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取钱，或倒换新钞，每贯量扣工墨钱若干文。库搯攒司、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到尚书户部官也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用印，依照常例。
查考金朝制定钞法，也很完备了。可惜其还不知道装潢精工，使不至于容易损坏。至于命令善于书法的人在上面书写先正格言，富民而兼寓教民，不是更好吗？
《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开始制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换丝钞一千两，诸物之价值都跟随丝例。这年十月，又制造中统元宝钞，其文字以十计者四，曰一
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元至大四年，罢行至大银钞、铜钱。杨朵法曰：「法有便，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废耶？」言虽不用，时论是之。
译面值为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的纸币；以百为单位的有三种，即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为单位的有两种，即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纸币等同于交钞一两，两贯纸币等同于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增造厘钞，其面值有三种，即二文、三文、五文。起初印制纸币使用木板，至元十三年铸成铜版来替代木板。元朝至大四年，停止行用至大银钞和铜钱。杨朵法说：“法令如果有便利之处，不应当因为制定法令的人去世或离职就废除它。铜钱与纸币相互权衡配合使用，这是自古以来的常道，怎么可以轻易废除呢？”他的言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当时的舆论认为他是对的。
按：以钞为不可废，以钱钞为宜兼行，自是确论。
元顺帝十年，欲更钞法。吏部尚书偰哲笃迎合宰相脱脱意，请以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国子祭酒吕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岂有以故纸为母而立铜为子者乎？」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与至正钱、中统、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藏其实而弃其虚，恐不为国家利。」偰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耳。至元钞人犹识之，交钞人未之识，伪将滋多。」偰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
按：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尝不善，第当于立法之初，先定其规而慎守之。元世先废钱不用，至顺帝时，钞法极弊。之世承仁宗罢行银钞、铜钱之后，而欲更法，宜其不可行也。偰哲笃诚未达时务，而吕思诚之言，亦岂极至之论耶？
陆世仪曰：「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于是乎代之以金。是金者，所以通粟与器械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齎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按此论三币甚确，知重不如轻，则知钞之不当废矣。
高珩云：「钞法亦可救急。若大粮商税，非钞不收，则钞法立行。上操利权，出不尽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为乎？」唐法为租为调，元明开国之初，皆以宝钞济用，不专重金银也。
究钞之法
宋史》宝佑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之造，四川会子。视佑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
宋沈括曰：「钞法数易，富家不蓄钞，而蓄钱。」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新交子一千，当旧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坏。
金赵秉文曰：「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而已。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按前朝行钞，皆在开国之初，而行钞无弊，尤在一朝极盛之时。元始祖、明太祖，皆开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极盛之时也。宋孝宗亦南渡后之盛时，成祖亦当明之盛时，故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当末年危殆之时，方思行钞，尚何及哉！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终于不可行也。
本朝顺治八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钞惟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以国用充余，遂行停罢。论者谓：「国初制钞甚少，故暂行无弊。然苟敛散有术，制度精工，虽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无弊也。」
防钞之伪
宋史》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民以为便。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张浚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浚称善，悉如开言。
按此，亦权时善处之法。然伪引加印为真，则当时立法之可见矣。固不若多为印特造，佳纸尤使之难于作伪也。
宋孙甫监交子务，或以伪造
译按：认为纸币不可废除，认为铜钱与纸币应当并行，这自然是确切的论断。
元顺帝十年，想要更改纸币制度。吏部尚书偰哲笃迎合宰相脱脱的心意，请求用一贯“至正宝钞”（文省）来折抵一千文铜钱。国子祭酒吕思诚说：“中统钞、至元钞自有其作为母币的地位，哪有把旧纸当作母币，而把铜钱当作子币的道理呢？”又说：“铜钱与纸币的用法，现在是一致的，都是用虚值交换实值。如今历代铜钱、至正铜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种，担心百姓会藏匿实值的铜钱而抛弃虚值的纸币，恐怕这对国家没有利益。”偰哲笃说：“至元钞伪币太多，所以要更改它。”吕思诚说：“至元钞本身不是伪币，是人伪造的。至元钞人们还认识，交钞人们不认识，伪币将会更加增多。”偰哲笃说：“铜钱与纸币并行怎么样？”吕思诚说：“铜钱与纸币并行，轻重没有条理，哪一个是母币，哪一个是子币？你不懂古今之理，只是用口舌去讨好大臣罢了！”
按：以纸币为母币，以铜钱为子币。纸币数量多而铜钱数量少，纸币以便于大宗支付之用，铜钱以便于零星找零之用。这种方法未尝不好，只是在制定法律之初，应当先确定规则并谨慎遵守。元朝先废除铜钱不使用，到了顺帝时，纸币制度弊端极多。顺帝在仁宗废除银钞、铜钱之后，想要更改制度，理应行不通。偰哲笃确实不通时务，而吕思诚的话，难道就是最极致的论断吗？
陆世仪说：“古代有三种货币，现在也有三种货币。古代的三种货币，是珠玉、黄金、刀布；现在的三种货币，是白银、铜钱、纸币。古代做买卖的人，用他们所有的交换所没有的，都是粮食和器械罢了。粮食和器械，搬运计量，有所不便，于是用黄金来代替。黄金，是用来解决粮食和器械流通困难的，所谓大的不如小的方便。物品有极其微小的，厘毫之间的交易，那么黄金又有所不便，于是又用铜钱来代替。铜钱，是用来解决黄金流通困难的，所谓整块的不如零散的方便。千里携带，遇到盗贼险阻，那么黄金和铜钱又有所不便，于是又用纸币来代替。纸币，就像唐代的飞钱，现在的会票，又是用来解决黄金和铜钱流通困难的，所谓重的不如轻的方便。懂得三种货币的情况，就知道使用三种货币的方法了。”
按：这个关于三种货币的论述很确切，知道重的不如轻的方便，就知道纸币不应当废除了。
高珩说：“纸币制度也可以用来救急。如果大宗粮食和商税，不用纸币就不收取，那么纸币制度立刻就能推行。朝廷掌握利权，支出未尽而使用不竭，又哪里需要朱提（指白银）呢？”唐代的赋税为租调，元朝和明朝开国之初，都用宝钞来济助用度，不专门看重金银。
探究纸币的制度
《宋史》记载，宝佑四年，台臣上奏说：“川引、银会的弊端，都是因为自行印造、自行使用，只有发行没有回收。现在应当收回印造的权力，归于朝廷，仿照十八界会子的造法，发行四川会子。按照宝佑年的法令，作七百七十陌，在四川州县公私间行使。两料川引一并销毁，现有的银会，暂且保留旧引。既然有了新的会子，有限额那么纸币价格就不会受损，物价自然平稳，公私都方便了。”有诏令听从了这个建议。
宋代沈括说：“纸币制度多次更改，富家不积蓄纸币，而积蓄铜钱。”
宋徽宗将四川交子改为钱引，新交子一千，抵旧交子四千，交子制度大坏。
金代赵秉文说：“近来，宝券滞塞，大概是朝廷将要商议更改罢了。胡乱传言不再使用，因此压制遏制，逐渐导致废绝。这是权力归于小民了。自从迁都汴京以来，废除了回易务，臣愚以为应当恢复设置，让通晓市道的主管官员掌管它。”
金代赵伯成说：“更改造币的方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弊端比征税还严重。”
按：前朝推行纸币，都在开国之初，而推行纸币没有弊端，尤其在一朝极盛之时。元世祖、明太祖，都是开基之主。宋仁宗、金世宗，都是一朝极盛之时。宋孝宗也是南渡后的盛世，明成祖也处在明朝的盛世，所以纸币制度通行没有弊端。明庄烈帝处在末年危殆之时，才想着推行纸币，还来得及吗！所以虽然有倪元璐的才能，最终也无法推行。
本朝顺治八年，实行纸币贯的制度。这一年，开始造纸币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余。此后，每年以此为定额。到了十八年，就停止实行了。
按：前朝在铜钱之外，都兼用纸币作为货币。本朝开始专门用白银作为货币，纸币只在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因为国家用度充裕，就停止废除了。议论的人说：“国初制造纸币很少，所以暂行没有弊端。然而如果征收和散发有方法，制度精工，即使多造常行，也可以有利而没有弊端。”
防止纸币的伪造
《宋史》记载，赵开兼任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百姓认为方便。宣抚司查获伪引三十万，盗贼五十人。张浚想听从有关部门的意见，判处死刑。赵开对张浚说：“相君错了，如果伪引上加了宣抚使的印章，就是真引了。刺字让他们的同伙去管理货币，这是相君一天获得三十万的钱，而免去了五十人的死罪。”张浚称赞很好，全部按照赵开的话去做。
按：这也是权宜善处的方法。然而伪引加印为真，就可以看出当时立法的漏洞了。本来不如多制造特制的印章，使用好纸，尤其使之难以伪造。
宋代孙甫监管交子务，有人伪造
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
译（他们）多次触犯法律，想要不再使用交子。李甫说：“交子可以被伪造，铁钱可以被私自铸造，只要严厉治理，不应当因为小害而废弃大利。”
按甫之言，可谓通达国体。若因有作伪而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告者赏钱十串，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宋史·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原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便，印以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
按此论防伪之法极精切
金史》曰：高汝励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通闻。
按：欲防伪，则必为民间立辨伪之人，此法决不可废。
元史·林兴祖，至治中，知沿山州。沿山素多伪造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友文奸黠悍惊，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又有告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兴祖命并执之。狱具，逮捕其党，悉置之法。
按钞之利厚，民必思伪造。虽立严刑以禁之，而伪造者犹冀其事之不败露也。若非立赏募告，则人以为首告者损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谁肯为之乎？兴祖之治沿山善矣，窃以为伪造者既重其罪，凡亲族邻里知而不举者，皆当缘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赏。凡官长能发觉逮治者，必立予迁擢。如是则人皆畏法悦赏，而伪造之弊自绝矣。
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闲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
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艰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
译考察吕甫的言论，可以说通晓国家体制。如果因为有人作伪就废除纸币，那是因噎废食。
《宋史》记载，高宗三十二年，制定伪造会子的法律，犯人处斩，举报者赏钱十串，不愿受赏的补授进义校尉。如果同伙及包庇隐藏者，能告发首恶可免罪受赏，愿意补授官职的听任其选择。
《宋史》记载，熙宁二年，宗正丞韩祥上奏说：“破坏纸币的原因，只在于变更；挽救纸币的方法，无过于回收减额。从去年到现在，纸币价格大致稳定，不至于亏损，这是不变更的力量。现在已罢免各造纸局及各州征收楮皮，又多方回收减额，那么纸币价格有上涨的道理。”皇上说：“好。”三年，臣僚进言：“现在官方印制的数量虽然减少，但伪造的券票却越来越多。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来说，其收入的数量应该少于支出的数量。现在回收兑换之际，原额既已溢出，举债仍未停止，如果不是伪造，怎么能多到如此程度？大抵前两个界别全部使用川纸，物料精良，工艺不苟，百姓想造假，尚且困难。等到十七界时，便用杂用的川杜纸印刷；到了十八界，则全用杜纸了。纸既然可以自制，价格又比从前高出五倍，所以从前造假难，现在造假易。人心追逐利益甚于畏惧法律，何况利益可以立刻得到，而刑罚尚未立即施加呢？”臣愚以为：“抄撩的增添，纸料的宽裕，工程务必极其精致，使人不能造假，这是上策；禁捕的法律，厚加奖赏，劝勉厉行以防患，使人不敢造假，这是次策。”
考察这关于防伪方法的论述极其精切。
《金史》说：高汝励说钞法务必严格执行，府、州、县、镇各登记辨别钞币的人，发给条印，听任与人辨别验证，按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为止。每当朝官出使，就令其体察通滞情况，以通报朝廷。
考察：想要防伪，就必须为民间设立辨伪之人，此法决不可废除。
《元史》记载，林兴祖，至治年间，任沿山州知州。沿山向来多有伪造钞币者，豪民吴友文是为首。友文奸诈狡猾强悍，因伪造致富，于是分派恶少四五十人做官府的小吏，窥探有想要告发的人，就事先杀害他们。前后杀人很多。兴祖到任说：“此害不除，怎么治理百姓？”立即张榜禁止伪造者，并且设立奖赏招募百姓首告。不久有告发者到来，假装以不实为由斥退。又有告发伪造二人并查获赃物者，于是审问，供词成立。友文亲自到官府为之营救，兴祖命令一并逮捕。案件审结，逮捕其党羽，全部依法处置。
考察钞币利益丰厚，百姓必定想伪造。虽然设立严刑禁止，但伪造者仍希望事情不暴露。如果不设立奖赏招募告发，那么人们认为首告者是损害他人而对自己无利，除非素有仇怨，又有谁肯做呢？兴祖治理沿山很好，我私下认为伪造者既加重其罪，凡是亲族邻里知情不举者，都应当连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赏。凡是长官能发觉逮捕治罪的，必立即提拔。这样则人们都畏惧法律喜悦奖赏，而伪造的弊端自然断绝了。
重钞之术
宋孝宗用内库的金帛兑换楮币，藏在内库的四百万，在民间流通的仅二百万。一时间楮币比黄金还贵重。龚茂良上奏说：“得到商旅往来贸易，竞相使用会子，一是免税，二是节省脚力车马费，三是不再亏损。”由此看来，大量流通。叶衡上奏：“现在各处会子很难得到，应该酌情支取发放。”皇上说：“不可以。向来只因为所出数量多，导致今天的弊端。现在须稍等，慢慢商议施行。”皇上又说：“大凡使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考察孝宗说“会子少则重，多则轻”，这确实是实情。然而也不担心其支出多，只担心其收入少。如果收敛有方，那么钞币也能在上下之间流转无穷，怎么会多到贬值呢？
《宋史》说：高宗因为讨论四川交子，最赞赏沈该称提的说法，说官府常备百万缗钱，如果交子价格下跌，官府用钱购买，才能没有弊端。熙宁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不再设立期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子价格增减，考核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令尚书省说：“民间交钞流转，应当限制其数量，不要让它多于现钱。”
考察这也同宋孝宗的意思一样。
明昌年间，宰臣上奏：“民间之所以难得钱，是因为官豪之家多积蓄的缘故。”在唐元和年间，曾限制富家超过二千贯者处死，王公重贬，没收财产以五分之一赏给告发者。皇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按品级物力限制现钱，多不过三万贯。
考察唐制，超过五千贯者处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惩罚就足够了。钞法实行，恐怕百姓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实行是可以的。
金承安二年，宰臣上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换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到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然对官府无益，也妨碍钞法，应该依从旧制方便。如果用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或许能多售。”皇上说：“墨工钱每贯可收十二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法者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论钞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惮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
金史》曰：濮王守纯以下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间。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能，且恐新券之复同旧券也。」
按量其所支，复敛于民，自是善术。第患奉行之不力耳。
金宣宗问钞法如何而通，刘炳对以敛散相权，则钞法通。”
元世祖尝问太保刘秉忠钱币之法，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不合于宜。」于是绝不用钱。
按用钞自有便处，然何必废钱？刘秉忠不以正对，而为此穿凿之谈，何也？
钞币条目四十
一钞分为七等：曰五千贯，曰千贯，曰五百贯，为大钞；曰百贯，曰五十贯，为中钞；曰十贯，曰二贯，为小钞。大中钞当今会票之用，小钞当今钱票之用。
一、二贯以下无钞，更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
一纸类甚多，造钞务选佳纸，洁白光厚，耐久者，既用造钞，即禁民间不得买卖此纸，以防作伪。窃拟高丽纸佳者即可造，其劣者听民间行用。
一五千贯钞，用纸三丈阔，尺二寸；千贯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用纸二丈，百贯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用纸一丈，十贯用纸五尺，二贯用纸三尺。大钞命善书者书《孝经》其上，真草篆隶俱可。中钞半书半印，用先正文，如《原道》《西铭》之类。小钞用桐板印文其上，如程子四箴、朱子家训之类，
译考察工匠和墨水的费用，花费越少百姓就越便利，宰相认为这会妨碍钞法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一贯的钞权当一贯一百文使用，让百姓乐于使用钞，那么就可以推行。
金朝高汝励说：“各州府的仓库里，都设有辨别钞币的库。子钞虽然破旧但不伪造，也可以收纳。在远离都城的城邑，既然已经设置了合同交钞所，换钱的客商经过那里，都可以互相兑换。再考虑到没有合同交钞所的地方，难以兑换，就命令官库凡是收纳成串的钞币，只收不付。在钞背印上官吏的姓名，积累半年后到都城兑换新钞。这样成串的钞币就有了归宿，就不会滞涩了。”
金朝泰和年间，采纳了辽东按察司杨云翼的建议，因为咸平、东京两路是商旅聚集的地方，于是依照都城以南的惯例，一贯以上的交易使用交钞，不得使用铜钱。又有孙铎进言，民间钞币很多，正应该收敛，各院务征收的各种名目的钱，可以全部收取钞币。秋夏两季税收除了缴纳实物外，也命令收取钞币，不拘泥于一贯的定额。农民知道了这一点，钞币就会逐渐升值，从而可以流通。
考察这三种说法，都是为了使得钞币必然能够推行。有人问：“推行钞币，可以确信百姓乐于遵从吗？”回答说：“可以，但应当逐步谋划，并且使用得当。因为钞币的利益丰厚，必定要分散给官府和百姓，让他们各自享有利益，然后推行钞币才能长久不废止。这就是能使钞币必然推行的方法。”
《日知录》说：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初一，禁止民间用金银作为货物进行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的人就将其货物赏赐给告发者。立法严厉到了这种程度。洪武九年四月己丑，允许百姓用银、钞、钱、绢代替缴纳今年的租税。洪武十九年三月己巳，下诏说每年解送的税课钱钞，如果路途险远难以送达，允许兑换成金银进贡。五月己未，下诏户部将今年的秋粮以及仓库中储存的粮食，统计总数，除去留存的部分，全部折收金银、布绢、钞币，确定输送到京师。这种折变的方法，虽然是暂时实行，但禁止交易的禁令也稍微松弛了。
考察既然禁止使用金银，是为了抬高钞币的价值。但不久就允许百姓兑换金银进贡，这是自己破坏自己的法令。顾亭林先生在《钱粮论》中说：“不收取铜钱而收取白银，那么河北的响马（强盗）一定会增多。”由此可知使用白银的弊端，容易滋生盗贼。因为铜钱货物沉重实在，盗贼所取得的数量不多，因此往往就此停止。如果使用钞币，那么又轻便容易隐藏，盗贼既不能察觉，又可以多加标记，那么偷窃必定容易败露，这也是消除盗贼的好方法。用虚值的钞币作为母体，用实值的铜钱作为子体，子母互相权衡，百姓已经非常便利，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白银呢？明朝初期贪图使用白银的利益，所以自己松弛禁令，却不知道这会助长盗贼的风气，开启谋财害命的祸端，最终导致开矿殃及百姓，而国家用度更加不足，这是计策的失误。
论钞币的使用
《金史》说：“有关部门进言，交钞过去等同于现钱，商旅害怕长途携带，往往用钱购买钞币，这大概是公私都便利的事情，怎么可以废止呢？”
《金史》说：濮王守纯等人上奏说：“自古以来军队的费用，都取自民间。朝廷认为小面值的钞币太轻，权且更改为宝券，而又禁止使用铜钱。小百姓见识短浅，认为纸币容易损坏，不如铜钱可以长久。于是得到铜钱就珍藏起来，而宝券就急于使用，唯恐破裂而作废。现在朝廷只知道支出而不知道回收，所以铜钱日益贵重而宝券日益轻贱。那么宝券的轻贱，不是百姓轻视它，是国家导致它这样的。不如根据支出的数量，再从民间回收，出入循环，那么百姓知道这是必然要使用的物品，就会爱惜重视了。现在只是担心宝券轻贱，就想重新制造，不仅不能取信于民，而且恐怕新券又会像旧券一样。”
考察根据支出的数量，再从民间回收，自然是好方法。只是担心执行不力罢了。
金宣宗问钞法怎样才能流通，刘炳回答说通过收敛和发放互相权衡，钞法就能流通。
元世祖曾经问太保刘秉忠关于钱币的方法，秉忠回答说：“铜钱用于阳，纸钞用于阴。华夏是阳明之地，沙漠是幽阴之域。现在陛下从沙漠兴起，君临中原，适宜使用纸钞，让子孙世代遵守。如果使用铜钱，就不合时宜。”于是完全不用铜钱。
考察使用钞币自然有便利之处，但何必废除铜钱呢？刘秉忠不用正道回答，却说出这种穿凿附会的话，为什么呢？
钞币条目四十
一、钞币分为七等：五千贯、千贯、五百贯，为大钞；百贯、五十贯，为中钞；十贯、二贯，为小钞。大中钞相当于当今会票的用途，小钞相当于当今钱票的用途。
一、二贯以下没有钞币，另外铸造当百、当十的大钱，以便民用。铜钱分为三等。
一、纸张种类很多，制造钞币务必选择好纸，洁白光亮厚实，耐用的，既然用来制造钞币，就禁止民间买卖这种纸，以防伪造。私下推测高丽纸好的就可以用来制造钞币，劣质的听任民间使用。
一、五千贯的钞币，用纸三丈宽，一尺二寸长；千贯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用纸两丈，百贯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用纸十尺，十贯用纸五尺，二贯用纸三尺。在大钞上命令擅长书法的人书写《孝经》，真书、草书、篆书、隶书都可以。中钞一半书写一半印刷，使用先圣的文章，如《原道》《西铭》之类的。小钞用桐木板印刷文字在上面，如程子的四箴、朱子的家训之类的。
一大钞，中钞行用时，或以金石木革为函，小钞以绡素为函。
一以金玉水晶银铜倩好手雕为五印，各掌官有之。又分三等：大钞用大印五，中钞用中印五，小钞用小印五。以朱砂好印色印其上，违者罪之。
一造二贯之钞，尤贵精工，必费本二百余文。铸大钱，必极工巧，以防伪铸。
一行钞先从京师起，以次渐及于各省，约数期年，然后及天下。
一造钞，发于各省布政司，为印记；发于各府，又为印记；发于各县，又为印记；发于钱庄，钱庄又为印记，然后行之民间，则易于辨伪。
一以大钞、中钞发与各银号，即禁其不得私出会票。如领一万贯钞者，半年之后核其换银若干，如已用完，则收其银；如钞十千贯之数，以一分之利与银号。
一以小钞及当百、当十大钱发与钱庄，即禁其私出钱票。民以银易钱，即以小钞与之；如银数不满二贯有零者，则以大钱与之。半年之后，核其所入银数，而收其十之九，以一分之利与钱庄。
一民以银易钞，在下令半年之内，准加一分之利与之；一年之内，加五厘之利与之；一年之后，照时价不加。
一民以钱易钞，以钞易钱，钱庄准取百分之一，不许多取。
一钞之出入，经吏胥之手，亦准取百分之一，但取之官，不取于民，如有勒索，严治其罪。
一随在设立辨钞之人，官给以禄。
一钞既各分省分，易于稽察，又令通衢大邑设立官局，民以他省钞至者，验明准其换本省钞行用。
一民以钞纳钱粮及关税者，二贯之钞准作二贯二百文用。
一小钞行用既繁，虽糊裱尚不免易于霉烂，但辨其非伪，许将霉烂之钞纳钱粮关税，惟止作二贯用，更不加二百文。既纳之后，解部焚毁，以免倒换之弊。
一下令，二年之后，钞法通行。禁民间不得以银为币，惟为器皿不禁。私以银交易者，没入其银与物，以其半赏告者。
一禁银之后，募商人领银，开设官局，挞造银器，以减半之价售于民间，使银价益贱，民以银易钞者亦作半价。
一、设立收银之局，民间有卖铜器者，官为重价收之，以供鼓铸，禁绝挞造铜器之铺，惟锁钮乐器不禁，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胥吏不得向民间搜括旧藏铜器，以致骚扰。
一钞贯，文有一定。私减钞价者，有罪。
一造钞之后，必二十年，然后添造新钞。
一监造官钞时，不得刻减工费，以致不如程式，违者罪之。
一、伪造者斩决，枭示；出首者赏钞百贯，更籍犯人之产予之。胥役能捕获者，亦如之。官长能发觉，立予迁秩。邻族知情不举首者，同坐。如始系同谋，而能自首者，免罪受赏。
一、各处官库俱令积钱，如民闲钞多，即发钱收买，不令民间壅滞。
一小民误用伪钞，更不加罪，惟更究其伪造之人。
一民闲藏钱，非典当、钱庄、字号不得过一千贯。如违，禁没入其钱十之五，即以五之半赏告者。
一行钞之初，内外官俸各加一倍，本俸暂与以银，加俸悉给以钞。俟钞法通行后，官俸各加数倍，悉给以钞。
一书钞之人，予以重禄。如有官爵者，纪功迁秩；造钞出力者，立予议叙。
一行钞之初，必加惠于民，蠲免逋欠，优恤耆老，以新天下之耳目。
一地方官能奉行钞法无弊者，必予加级纪录。
一令学中稽察贫士给钞周恤
一民有鳏寡孤独及遇水火凶荒之灾，皆发钞赈给。
一地方有水利当兴，及荒土可耕者，皆发钞修治。
一行钞之后，关税、田赋、盐课皆议减。
一商人与外洋交易，准以钞向沿海地方官局易银。去及还，准以银易钞。出入之价，如一银器，不准载入外洋。
一外蕃贡使入朝，欲市中国之货者，准以银易钞行用，则外蕃亦重中国之钞矣。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钱币当问商贾。予乡里多富商大贾，故与精于会计者参酌事情，思其兴利防弊之法，略备于此。非敢据史册陈言，徒侈书生之论也。
附钞币问答三十
或曰：“国家之成法，不可改。”答曰：“世祖章皇帝八年尝造钞，每岁十二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停止。则用钞，正
译一大面额钞票，中面额钞票在流通使用时，有的用金、石、木、革制作封套，小面额钞票用丝绢制作封套。
一用金、玉、水晶、银、铜，请能工巧匠雕刻成五枚印章，由主管官员分别掌管。又分为三等：大面额钞票使用大印五枚，中面额钞票使用中印五枚，小面额钞票使用小印五枚。用朱砂和上等印泥盖在钞票上，违者治罪。
一制造面值为二贯的钞票，尤其贵在精工细作，必定耗费成本二百多文。铸造大钱，必定极尽工巧，以防伪造。
一发行钞票先从京城开始，依次逐渐推广到各省，大约经过几年时间，然后推广到天下。
一制造钞票，发给各省布政使司，加盖印记；发给各府，又加盖印记；发给各县，又加盖印记；发给钱庄，钱庄又加盖印记，然后流通到民间，这样便于辨别真伪。
一将大面额、中面额钞票发给各银号，即禁止其私自发行会票。如领取一万贯钞票者，半年后核查其兑换白银多少，如已用完，则收回其白银；如钞票剩余一万贯之数，以一成的利息给银号。
一将小面额钞票及当百、当十大钱发给钱庄，即禁止其私自发行钱票。百姓用白银兑换铜钱，就用小面额钞票给他们；如白银数额不满二贯有零头者，就用大钱给他们。半年后，核查其收入白银数额，而收回其中的十分之九，以一成的利息给钱庄。
一百姓用白银兑换钞票，在下令半年之内，准许加一成的利息给他们；一年之内，加五厘的利息给他们；一年之后，按当时市价不加利息。
一百姓用铜钱兑换钞票，用钞票兑换铜钱，钱庄准许收取百分之一的费用，不许多收。
一钞票的出入，经过吏胥之手，也准许收取百分之一的费用，但向官府收取，不向百姓收取，如有勒索，严惩其罪。
一随处设立辨别钞票真伪的人员，官府供给俸禄。
一钞票既然已按各省区分，便于稽查，又令在交通要道和大城市设立官局，百姓持外省钞票前来者，查验明确后准许兑换本省钞票流通使用。
一百姓用钞票缴纳钱粮及关税者，二贯的钞票准许当作二贯二百文使用。
一小面额钞票流通使用既多，即使糊裱尚不免容易霉烂，只要辨别其非伪造，允许将霉烂的钞票用于缴纳钱粮关税，但只当作二贯使用，不再加二百文。既缴纳之后，解送户部焚毁，以免倒换之弊。
一下令，两年之后，钞票法度通行。禁止民间不得以白银作为货币，但制作器皿不禁。私自用白银交易者，没收其白银与货物，将其一半赏给告发者。
一禁止白银之后，招募商人领取白银，开设官局，打造银器，以减半的价格售于民间，使银价更加低廉，百姓用白银兑换钞票者也按半价计算。
一设立收银的机构，民间有卖铜器者，官府出高价收购，以供鼓铸，禁止打造铜器的店铺，惟锁钮、乐器不禁，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吏胥不得向民间搜刮旧藏铜器，以致骚扰。
一钞票的面值，文数有一定。私自减损钞票价值者，有罪。
一制造钞票之后，必定二十年，然后添造新钞。
一监造官钞时，不得克扣工费，以致不符合规格，违者治罪。
一伪造者斩决，枭首示众；告发者赏钞百贯，并将犯人的财产籍没给予他。吏役能捕获者，也如此。长官能发觉，立即给予升迁。邻族知情不告发者，同罪。如起初是同谋，而能自首者，免罪受赏。
一各处官库都令积蓄铜钱，如民间钞票多，就发放铜钱收买，不让民间壅滞。
一小民误用伪钞，不再加罪，只追究伪造之人。
一民间藏钱，非典当、钱庄、字号不得超过一千贯。如违，没收其钱的十分之五，即以五分之半赏给告发者。
一发行钞票之初，内外官员俸禄各加一倍，本俸暂且发给白银，加俸全部发给钞票。待钞票法度通行后，官员俸禄各加数倍，全部发给钞票。
一书写钞票的人员，给予厚禄。如有官爵者，记录功劳升迁；制造钞票出力者，立即给予评定叙用。
一发行钞票之初，必定恩惠百姓，蠲免拖欠，优抚老人，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
一地方官能奉行钞票法度无弊者，必定给予加级记录。
一令学校中稽查贫士，发给钞票周济抚恤。
一百姓中有鳏寡孤独及遇水火凶荒之灾的，都发放钞票赈济。
一地方有水利应当兴修，及荒土可耕种的，都发放钞票修治。
一发行钞票之后，关税、田赋、盐课都商议减免。
一商人与外洋交易，准许用钞票向沿海地方官局兑换白银。去及返回，准许用白银兑换钞票。出入的价格，如一银器，不准载入外洋。
一外蕃贡使入朝，想购买中国货物的，准许用白银兑换钞票流通使用，那么外蕃也重视中国的钞票了。
耕种应当问奴仆，纺织应当问婢女，钱币应当问商贾。我乡里多富商大贾，所以与精于会计的人参酌事情，思考兴利防弊的方法，略备于此。不敢依据史册陈言，徒然夸饰书生的议论。
附钞币问答三十
有人说：“国家的成法，不可更改。”回答说：“世祖章皇帝八年曾制造钞票，每年十二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停止使用。那么使用钞票，正
所以复祖制，何嫌于改法？且语云：‘利不百，不变法。’今行钞视用银，岂止百倍之利乎？”
译因此恢复祖宗的制度，有什么可忌讳于改变法令呢？况且俗话说：“利益不达到百倍，就不改变法令。”如今推行纸币相比使用白银，难道只有百倍的利益吗？
或曰：「天下方处全盛之时，若行钞，则示民以贫矣。」答曰：「苟财匮已极之世，虽欲行钞，而民不信。正惟当全盛之势，而生齿日繁，经费浩大。《王制》所谓积三十年之通者，不可不豫为之计耳。此乃所以开富足之源，安得谓示民以贫哉！」
或曰：「钞乃末世之所用，恐不可行。」之答曰：「宋太祖始立便钱务，至仁宗时立交子务。正宋极盛之时，金、元两朝皆开国时用钞。金世宗有小尧舜之称，其时亦盛行钞。明太祖开基之主，亦造宝钞。至崇祯时欲行钞，而不及行。非钞之有害于国也，而论者以为末世之政，岂不冤哉！」
或曰：“恐伪造者多。”答曰：“既特造佳纸，多为印信，钞直重者，又令善书者书之，则作伪者必先造伪纸，又刻印信，再摹字迹，有一不肖，其奸立破。较之私铸钱、伪造银，其难数倍。而又随处皆立辨钞之人，重法以诛作伪之人，重赏以奖告伪之人，则伪造自可息矣。”
或曰：“恐民不乐行钞。”答曰：“今京师民间贸易，皆用钱票；远方商贾，皆用会票，已不异于用钞矣。间有钱庄歇闭，而票不能取钱，则民受其害。而民终肯用钱票者，以便易故耳。国家所用之钞，有散有收，永保无虞。钱可易钞，钞可易钱，便易之极，而民翻不乐从乎？”
或曰：「今钱漕一经胥吏之手，即有浮收。若行钞，则弊更不可测。」答曰：「钱漕所以能浮收者，以每县各分疆界也，故胥吏得以持权。若换钞，则所设官局、钱庄甚多，随地可以换易，胥吏安得持权？且钱漕不许包完，故胥吏得以勒制小民。若以钞纳税，尽可托绅士代纳，胥吏又安敢勒制之乎？又按：钱漕之浮收也，彼亦有所藉口也，曰：『米色之丑也，解费之重也。』若行钞，彼又无所藉以为名矣。吾正恐胥吏之无可作弊而奉行不力，故加百分之一以予之，岂惧其侵渔乎？」
或曰：「银与铜乃坚刚不坏之物，而钞不可久。」答曰：「昔之造钞，制度苟简，故易于毁坏；今之造钞，程式精工，纸料坚厚。大者装潢成卷，藏之于函，可数百年不坏；小者裱糊行用，二贯以下，仍用钱，则不至于甚繁。虽小钞亦可十数年，即有霉坏，仍准其纳粮充税，解部焚毁，可以免倒换之累，于民无损。若虑水火之虞，则以皮木为函，可以入水不濡；以金石为函，可以入火不热，何易坏之有？」
或曰：「以楮为币，是以无用为有用，近于欺民之术。」答曰：「铜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圣人制为钱，以奔走天下，是亦以无用为有用也。设令三代上有纸，安知圣人不以之造币乎？若必以有用为币，则有用莫如帛，然固不可以为币明也。」
或曰：“恐物价腾踊。”答曰：“物价之所以贵者，以物少而钱多也。今以钞易银，钱不为之多，而物不为之少，物价何以腾踊乎？”
或曰：“恐犯罪者多。”答曰：“伪造既难，则犯者自少。至于民之换钞，既获一分之利，彼自愿从，朝廷未尝强之使换也。盖立法但禁伪银，不禁藏银，何犯罪之有？且从此而铅钱、伪银之弊绝，盗贼劫银之风亦绝，则狱讼可省，而论者反虑犯罪者多，谬矣。”
或曰：「用钞，但利国耳，于民何预？」答曰：「国用既足，则官加俸，吏增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鳏寡孤独皆养之。由是兴水利，垦荒田，积义仓，修学校，使将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已哉！」
或曰：「何不银钞兼用？」答曰：「苟欲两利而俱存之，则银与钞必互相低昂，而其价不能画一也。」明之已事可征矣。明初禁银不用，而钞行；其后自弛其禁，而钞渐不行。故必废银不用，而后钞重也。
或曰：「何不并钱废之？」答曰：「既用钞，则用钱之处自少。若必并钱废之，则钞必琐屑而不可行也。」
或曰：「天下之银尽收于上，民闲不虑其空乎？」答曰：「银既收于上，上亦无所用之，则当减价仍散之于下，使民间得为器皿，但当严禁其为弊耳。如是则银价必甚贱，而钞益宝贵。此本齐高帝金土同价之意，而善用之者
译有人说：“天下正处于全盛时期，如果发行纸币，就等于向百姓显示国家贫困。”回答说：“假如在财力已经极度匮乏的时代，即使想发行纸币，百姓也不会信任。正因为处于全盛的形势，人口日益繁衍，经费浩大。《王制》所说的积累三十年用度的储备，不能不预先为之谋划。这正是为了开辟富足之源，怎么能说是向百姓显示贫困呢！”
有人说：“纸币是末世才使用的，恐怕不可行。”回答说：“宋太祖起初设立便钱务，到仁宗时设立交子务。这正是宋朝极盛的时候，金、元两朝都在开国时使用纸币。金世宗有‘小尧舜’的美誉，当时也盛行纸币。明太祖是开国的君主，也铸造宝钞。到了崇祯年间想要发行纸币，却没来得及实行。并不是纸币对国家有害，而是议论的人认为它是末世的政令，这难道不是冤枉吗！”
有人说：“恐怕伪造的人很多。”回答说：“既然特意制造优质纸张，多盖印信，面值较大的纸币，又让擅长书法的人书写，那么造假者必须先制造假纸，再刻制印信，再摹仿字迹，只要有一项做不好，其奸计立刻就会败露。与私铸铜钱、伪造白银相比，难度要高出数倍。而且到处都设立辨别纸币真伪的人员，用重法诛杀造假的人，用重赏奖励举报造假的人，那么伪造自然就可以止息了。”
有人说：“恐怕百姓不乐意使用纸币。”回答说：“现在京城民间贸易，都使用钱票；远方的商人，都使用会票，这已经和使用纸币没有区别了。偶尔有钱庄倒闭，票面不能兑现取钱，百姓就遭受损害。但百姓终究肯用钱票，是因为它方便易用的缘故。国家使用的纸币，有发放也有回收，永远保证没有忧患。铜钱可以兑换纸币，纸币可以兑换铜钱，方便到了极点，百姓反而不乐意遵从吗？”
有人说：“现在铜钱和漕粮一经胥吏之手，就有额外加收。如果发行纸币，弊端就更不可预测了。”回答说：“铜钱和漕粮之所以能够额外加收，是因为每个县各自划分疆界，所以胥吏得以把持权力。如果换成纸币，所设立的官局、钱庄很多，随地都可以兑换，胥吏怎么能把持权力？况且铜钱和漕粮不允许包揽完纳，所以胥吏得以胁迫小民。如果用纸币纳税，完全可以委托绅士代为缴纳，胥吏又怎么敢胁迫他们呢？又按：铜钱和漕粮的额外加收，他们也有借口，说：‘米色不好，解运费用沉重。’如果发行纸币，他们又没有什么借口作为名目了。我正是担心胥吏没有可作弊的地方而执行不力，所以增加百分之一的费用给他们，难道还怕他们侵吞渔利吗？”
有人说：“银和铜是坚硬不坏的东西，而纸币不能长久。”回答说：“以前制造纸币，制度简陋，所以容易毁坏；现在制造纸币，工艺精工，纸料坚厚。大面值的装潢成卷，收藏在匣子里，可以数百年不坏；小面值的裱糊使用，二贯以下的，仍然使用铜钱，就不会过于繁琐。即使小面值的纸币也可以使用十几年，如果有霉烂损坏，仍允许用来缴纳粮食充作税款，解送朝廷焚毁，可以免除兑换的麻烦，对百姓没有损害。如果担心水火之灾，就用皮木做匣子，可以入水不湿；用金石做匣子，可以入火不热，有什么容易坏的呢？”
有人说：“用楮树皮纸作为货币，是把无用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接近于欺骗百姓的手段。”回答说：“铜这种东西，寒冷时不能穿，饥饿时不能吃，圣人把它制成钱，用来流通天下，这也是把无用的东西当作有用的。假使三代以上有纸，怎么知道圣人不用它来制造货币呢？如果一定要以有用的东西作为货币，那么没有比丝织品更有用的了，但显然不可以作为货币，这是明白的。”
有人说：“恐怕物价飞涨。”回答说：“物价之所以昂贵，是因为物品少而钱多。现在用纸币兑换白银，钱并没有因此变多，物品也没有因此变少，物价怎么会飞涨呢？”
有人说：“恐怕犯罪的人增多。”回答说：“伪造既然困难，那么犯罪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至于百姓兑换纸币，既然获得一分利益，他们自愿遵从，朝廷并没有强迫他们兑换。大概立法只禁止伪造白银，不禁止储藏白银，有什么犯罪呢？况且从此铅钱、伪银的弊端断绝，盗贼抢劫白银的风气也断绝，那么诉讼案件可以节省，而议论的人反而担心犯罪的人增多，这是错误的。”
有人说：“使用纸币，只是利于国家罢了，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回答说：“国家用度充足，那么官员增加俸禄，吏员增加薪俸，田赋可以减轻，关税可以降低，鳏寡孤独都得到供养。由此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积蓄义仓，修葺学校，使得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难道只是利于国家而已吗！”
有人说：“为什么不银钞兼用？”回答说：“如果想要两利而同时保留，那么银和钞必然互相涨跌，其价格就不能统一。”明朝的往事可以证明。明朝初年禁止使用白银，而纸币通行；后来自行放宽禁令，而纸币逐渐不行通。所以必须废除白银不使用，然后纸币才能贵重。
有人说：“为什么不连铜钱也废除？”回答说：“既然使用纸币，那么使用铜钱的地方自然就会减少。如果一定要连铜钱也废除，那么纸币必然琐碎而不可行。”
有人说：“天下的白银全部收归朝廷，民间不担心空虚吗？”回答说：“白银既然收归朝廷，朝廷也没有用处，那么就应当减价仍然散发给民间，让民间用来制作器皿，只应当严禁它产生弊端罢了。这样白银价格必然非常便宜，而纸币更加宝贵。这本来符合齐高帝金土同价的用意，而善于运用的人
。」
或曰：「宋孝宗言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今准天下银而制钞，无乃太多？」答曰：「以天下论，银之行用，本虑其少，则以银易钞，适如其数，虽倍加之，尚未至于多而轻也。且必二十年后添造，自不患其日多也。」
译有人问：“宋孝宗时期发行会子，数量少时币值就重，数量多时币值就轻。如今依据天下的银两来印制钞票，恐怕不是太多了吗？”回答说：“从天下范围来看，银两流通使用，本来担心它数量不足，那么用银两兑换钞票，正好符合其数额，即使加倍增加，也还不至于因为过多而贬值。况且一定要等到二十年后才增印钞票，自然不用担心它日益增多。”
或曰：「宋富公▯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今行钞而不以积银为本，安在可行？」答曰：「此又古今时势之不同。古人以钞代钱，相辅而行，故必积钱为本。今则以钞易银，废银不用，安用积银为本哉？百姓有万亿之银，国家造万亿之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与宋之时势异矣。」
或曰：「马端临言，用钞则下无犯铜之禁，今何以用钞而复禁铜？」答曰：「必禁铜为器，方可绝私铸、私毁之两弊。又不遽禁铜，而以钞买之，则民亦乐从矣。较之贾谊七福之说、刘秩五利之议，更为便易。」
或曰：「银可分用，而钞难零折。」答曰：「钞既分为七等，又有钱三等以佐之，亦何事其分折乎？」
或曰：「恐事涉烦扰，未免骇民。」答曰：「今天下簿书出纳，律例科条，其事甚琐，不闻厌其烦扰。岂以操天下钱币之大权，而可虑其烦扰乎？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又何骇？」
或曰：「中国既不以银为币，银必入于外洋。」答曰：「外洋欲市中国之货，必先以银易钞。彼之银有尽，而吾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且入于中国，而中国之钞且行之外洋矣。岂虑银之入外洋哉！」
或曰：“万一国家复用银而不用钞，岂不害民？”答曰：“天下既安于行钞之利，后世必无废钞之事，正不必过虑也。”
或曰：「国家何不径自行钞，而必易民间之银乎？」答曰：「以钞易银，非贪天下之银也。盖径自用钞，则银归无用，而富家之藏银者受其害矣。惟以银易钞，则民之贫富适如其故，富者自不怨矣。」
或曰：「民以钞虚、银实，终藏银而不易钞，则何如？」答曰：「民之欲藏银者，恐钞有时不用耳。今若明示以历久不改，彼百姓安肯舍目前现用之钞，而藏不准为币之银乎？」
或曰：「恐富家藏钱，而钱少则如何？」答曰：「宋、金、元钞法屡更，故富家不蓄钞而蓄钱。若一定不移，则藏钱繁而藏钞简，民又何乐为此乎？且国家可仿唐时设立限制，使藏钱不得过多，自不至于钱荒矣。」
或曰：「设民以数万之钞，尽欲易钱，则钱庄何以给之？」答曰：「大钞惟准易小钞，小钞方准易钱。且民间藏钱，不准过一千贯，又岂虑其难给乎？」
或曰：「顾氏《日知录》尝极言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不可违。」答曰：「顾氏见钞之废，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于钱粮不收钞之故也。且顾氏所恶者，宋、金、元、明之钞耳，今能尽举其弊而去之，虽亭林先生复生，亦必以为可行矣。」
或曰：「钞行而财用足，则风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为善，岂反虑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几于聚敛乎？」答曰：「所恶于聚敛者，为其剥民以利国也。若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岂可与桑弘羊之平准、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语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虽良法，岂能无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尽善，而后行。至其小小利害，又当随时变通之，而大体卒不可改。但得贤者一二人操其权，则其下奉行之人，又谁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岂别无足财之策？何事行钞？”答曰：“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马公所以言‘不加赋而国用足’，必无之理也。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实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尽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钞大病。钞之所以轻也，更有出而无入耶？至于钞轻而议更造，则民病而钞益轻矣。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
译有人说：“宋代富弼曾说，交子的制度，必须积累铜钱作为本钱。现在发行纸币却不以积累白银为本，怎么能够行得通呢？”回答说：“这又是古今时势不同的缘故。古人用纸币代替铜钱，两者相辅而行，所以必须积累铜钱作为本钱。现在则是用纸币兑换白银，废弃白银不再使用，哪里还需要积累白银作为本钱呢？百姓拥有万亿白银，国家制造万亿纸币来兑换它们，民间所有的白银，就是国家使用纸币的本钱。这与宋代的时势不同了。”
有人说：“马端临说，使用纸币，那么下层百姓就不会触犯禁止私铸铜钱的禁令，现在为什么使用纸币却又禁止铜器呢？”回答说：“必须禁止用铜制作器物，才能杜绝私铸和私毁这两种弊端。如果不立即禁止用铜，而是用纸币来收购铜，那么百姓也乐意顺从。这比起贾谊所说的‘七福’、刘秩所说的‘五利’，更为简便易行。”
有人说：“白银可以分割使用，而纸币难以零散兑换。”回答说：“纸币既然已经分为七个等级，又有三种铜钱作为辅助，哪里还需要分割兑换呢？”
有人说：“恐怕事情涉及繁琐扰民，难免使百姓惊骇。”回答说：“如今天下的账目收支，法律条例，事情非常琐碎，没听说人们厌烦这种繁琐。难道因为掌握天下钱币的大权，就可以担心它的繁琐吗？况且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让他们获利，百姓又怎么会惊骇呢？”
有人说：“中国既然不把白银作为货币，白银一定会流入外国。”回答说：“外国想要购买中国的货物，必须先拿白银兑换纸币。他们的白银是有限的，而我们的纸币是无穷的，那么外国的白银将会流入中国，而中国的纸币将会流向外洋。哪里需要担心白银流入外国呢！”
有人说：“万一国家重新使用白银而不使用纸币，难道不害民吗？”回答说：“天下既然已经安于使用纸币的利益，后世一定不会有废除纸币的事情，正不必过度忧虑。”
有人说：“国家为什么不直接发行纸币，而一定要兑换民间的白银呢？”回答说：“用纸币兑换白银，并不是贪图天下的白银。如果直接使用纸币，那么白银就归为无用，而富家藏银的人就会受到损害。只有用白银兑换纸币，那么百姓的贫富状况就保持原样，富人自然就不会怨恨了。”
有人说：“百姓认为纸币虚、白银实，最终会藏白银而不兑换纸币，那该怎么办？”回答说：“百姓想要藏白银，是担心纸币有时不被使用。现在如果明确告知长久不变，那么百姓怎肯舍弃眼前现用的纸币，而去藏匿不准作为货币的白银呢？”
有人说：“恐怕富家藏铜钱，而铜钱少了怎么办？”回答说：“宋、金、元三代纸币制度屡次更改，所以富家不积蓄纸币而积蓄铜钱。如果一定不变，那么藏铜钱繁琐而藏纸币简便，百姓又哪里乐意做这种事呢？况且国家可以仿照唐代设立限制，使藏铜钱不得过多，自然不至于出现铜钱荒了。”
有人说：“假如百姓拿着数万纸币，都想兑换铜钱，那么钱庄怎么供给得起呢？”回答说：“大面额纸币只准兑换小面额纸币，小面额纸币才准兑换铜钱。况且民间藏铜钱，不准超过一千贯，又哪里需要担心供给困难呢？”
有人说：“顾炎武的《日知录》曾经极力说纸币制度不可行，通达之人的言论似乎不可违背。”回答说：“顾炎武看到纸币被废除，认为帝王的权力有所不行，却不知道这特别是由于钱粮不收纸币的缘故。况且顾炎武所厌恶的，是宋、金、元、明的纸币罢了，现在如果能完全列举它们的弊端并去除，即使顾炎武先生复生，也一定会认为可行。”
有人说：“纸币流通而财用充足，那么风俗奢侈，也是一个弊端。”回答说：“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道理本来如此。但是加以教化，既然富裕了再追求粮食，也容易向善，哪里反而担心他们富裕呢？”
有人说：“这样，不几乎等于聚敛吗？”回答说：“所厌恶聚敛的，是因为它剥削百姓以利于国家。如果纸币制度并没有索取百姓分毫的利益，而百姓反而受到好处，怎么可以和桑弘羊的平准法、王安石的青苗法同日而语呢！”
有人说：“恐怕执行的人不都是贤能之士，即使是良法，难道能没有弊端吗？”回答说：“天下的法律，都可以产生弊端，然而立法之初，必须先追求尽善尽美，然后实行。至于那些小小的利害，又应当随时变通，而大体终究不可改变。只要得到贤能的一二人掌握大权，那么下面执行的人，又谁敢舞弊呢？”
有人说：“此外难道没有别的增加财力的策略？为什么要实行纸币？”回答说：“天下的财富，只有这么多，损害上面就利益下面，损害下面就利益上面。所以理财大臣谈论富国的方法，没有不损害百姓的。司马光所以说‘不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这是绝对没有的道理。只有实行纸币则取之不尽，而且不是从百姓那里索取，实在是好的方法。只是前人实行它，还没有能尽其妙处罢了。”
《金史》说：有关部门请求取消七年重新发行纸币的限制，交钞字迹模糊，刚要更换却没有收敛的办法，支出多收入少，百姓渐渐轻视它。
按：支出多收入少，是实行纸币最大的弊病。纸币之所以被轻视，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支出而没有收入的情况吗？至于纸币贬值而议论重新制造，那么百姓受害而纸币更加贬值了。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书说：“现在物价昂贵，弊端在于纸币阻滞，有支出而没有收入。虽然院务税收增加数倍，但所缴纳的都是一贯的大面额纸币，这有什么益处呢？现在一贯的大面额纸币，民间很多，因为没有地方回收，所以市场交易多用现钱，而纸币每贯只值一钱，甚至不及工墨的费用。臣……”
愚谓宜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变交钞屡弊，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译我认为应当暂时禁止现钱流通，从此钱币不再使用，富户对内受限于囤积现钱的困境，对外又因交钞屡次贬值而受损，全都陷入窘迫败落，这叫做“坐化”。商人常常乘船在江淮一带进行贸易，大量的钱财都流入宋朝了。
按钱与钞当相需为用，欲重钞而禁富家之多藏钱可也，竟欲禁钱不用，过矣。
金史》曰：「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数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闲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实泉，未久，织绫印造，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祚讫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使货财山积，亦必不足于用矣。而急急屡更其钞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归咎于钞之法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论也。按在官利于用大钞，在民利于用小钞，此亦金之时势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则民亦甚便于用大钞也。今之会票，或万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齎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寖弊。"
明史》云：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按宋金元用钞皆与一代相终始，虽其间不能无弊，然未有废钞而不用者。独明至中叶，钞竟不行，何也？以银币盛用故耳。而银币所以盛，一坏于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之民重钱轻钞，至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而物价翔贵也。再坏于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用钱，而钞壅不行也。邱浚云：“钞法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信哉。
明史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杨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按崇祯时国势方殆，即欲行钞，民安肯信之哉？所以当时识者皆追咎弘正间之废钞法也。使钞法行而不以银为重，即万历时矿税之害，亦何自而兴哉！
韩文公策问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钱荒之弊。唐人用钱，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银，能无银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钞也。
日知录》曰：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不为币。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亦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用水银朱朱彩绘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十五，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
译考察钱与钞应当互相配合使用，想要抬高钞的地位而禁止富家多储藏铜钱是可以的，竟然想要禁止铜钱不再使用，这就过分了。
《金史》说：“官府利于使用大面额钞，而大面额钞发行过多，百姓越发轻视它；民间利于得到小面额钞，而小面额钞流入官府过多，对国家也没有补益。于是禁止官府不得使用大面额钞。不久又担心百姓使用白银而不使用钞，于是又要求百姓用钞向官府纳税，以显示钞必须流通。先前铸造二十贯到百贯的钞例，后来铸造二百贯到千贯的钞例，先后轻重没有条理，百姓越发困惑迷惑。等到不得已时，就限定几年期限，限定地方范围，公私收纳税款，限定折算比例。因此百姓的疑虑日益加深。其间将交钞改为宝券，宝券不久，又改作通宝，与白银一起使用。通宝不久，又改作宝泉、实泉，不久，用绫绢印造，名叫珍货。珍货不久，又改作宝会。始终没有确定的制度，而金朝的国运也就终结了。”
考察金朝末年，疲于战争，即使让财货堆积如山，也必定不够使用了。却急急忙忙屡次更改钞法，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把金朝的灭亡归咎于钞法不可行，这是不揣测根本而只整治末节的言论。考察官府利于使用大面额钞，民间利于使用小面额钞，这也是金朝当时的时势造成的。如果天下太平，内外如同一家人，商贾流通，那么百姓也很方便使用大面额钞。如今的会票，有的面额一万或一千，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元史》说刘宣论述交钞的起源，汉、唐以来都未曾有过。宋绍兴初年，军饷接济不上，制造交钞来吸引商旅，作为沿边购买粮食的计策。比起铜钱容易携带，百姓觉得很方便。稍有阻滞，就使用现钱，还保留着古人子母相权的用意。日积月累，这种制度逐渐产生弊端。
《明史》说：宪宗命令内外各项税收，钱和钞兼收，官员俸禄和军饷也兼发钱和钞。当时一貫钞不能值一文钱，而按钞向百姓征税，则每貫征银二分五厘，百姓因此非常困苦。正德三年，用太仓积存的铜钱发放官员俸禄，以十分为比例，钱占一分，银占九分。嘉靖四年，命令宣课分司收税，一貫钞折银三厘，七文钱折银一分。当时钞很久不流通，铜钱也大量壅滞，更加专用白银了。
考察宋、金、元使用钞都与一代的始终相伴随，虽然其间不能没有弊端，然而没有废弃钞而不再使用的。唯独明朝到中期，钞竟然不流通，为什么呢？因为白银盛行使用罢了。而白银之所以盛行，第一次败坏在太祖立法之初，既禁止使用金银，而九年又允许用银代替缴纳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的百姓重视铜钱轻视钞，甚至用一百六十文钱折合一貫钞，而物价飞涨。第二次败坏在英宗即位，征收赋税有米麦折银的命令，于是减少缴纳钞的人，而用米、银、钱来充当钞，放松使用白银的禁令，从此朝廷和民间都使用白银，小额交易使用铜钱，而钞壅滞不流通。邱浚说：“钞法不可行，是因为使用它的人没有权力。”确实如此。
《明史》说钞法，从弘治、正德年间废弃，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又请求制造发行，崇祯末年有个叫蒋臣的人重申这个说法，被提拔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正掌管户部事务，极力主张实行，但最终不可行而停止。
考察崇祯时国势正危险，即使想要实行钞法，百姓哪里肯相信呢？所以当时有识之士都追究弘治、正德年间废弃钞法的过错。假使钞法实行而不以白银为贵重，那么万历年间矿税的危害，又从哪里兴起呢！
韩文公策问说：“如今天下粮食越多而丝织品越便宜，百姓越困苦，为什么呢？耕种的人不多而粮食有余，养蚕的人不多而丝织品有余，应当充足反而不足，这其中的缘故又是什么呢？”
考察这是钱荒的弊端。唐人使用铜钱，弊端就是这样。如今天下使用白银，能没有银荒的弊端吗？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固然没有比使用钞更好的了。
《日知录》说：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全都只用铜钱，未曾使用白银。《汉书·食货志》说：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饰，不作为货币。汉武帝所造的白金三品，不久就废弃不使用了。《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书说：“天下有银矿的山，必定有铜矿。铜可以用于鼓铸，银对百姓生活没有益处。天下自五岭以北现存的采银矿坑，都应该禁止。”然而考察《通典》说：梁朝初年只有京城和三吴、荆郢、江湘、梁益地区使用铜钱，其余州郡则夹杂用谷物丝织品交易。交广地区，则完全用金银作为货币。而唐韩愈奏状也说：“五岭买卖，一律用银。”元稹奏状说：“自岭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地以外也用盐帛进行交易。”黔巫溪用水银朱砂彩绘巾帽来互相交易。《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下诏：“各路每年缴纳铜钱，福建、两广改用银，江东改用丝织品。”于是有用银充当铜钱的了。《金史·食货志》旧例每铤银五十两，价值百貫，民间有人截凿银铤的，其价格也随之高低变化，于是改铸银名为“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合铜钱二貫，公私都同现钱使用。又说：又铸造“兴定宝泉”，每貫当通宝十五，又用绫绢印造“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一起流通。流通不久，银价
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译铜钱贵重，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用白银来计价。到了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用白银进行交易。这就是当今上下通用白银的开始。
按银之用，始盛于金末，至明中叶而益盛。物莫能两大，此钞法之所以坏也。唐以前无钞，尚不用银；则既用钞、用钱，又何为必用银哉？
日知录》云：「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按此一条，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盖金银可禁，铜钱则岂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恶钞法者，不过以其昏烂倒换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纸制造大钞，选天下善书者书之，装潢糊裱，行用时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烂倒换之虞乎？小钞必自二贯起，则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烂亦少。唐宋人字画传至今者有矣，岂以纸虞其易坏哉？又钞之昏暗者，准其纳钱粮，则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钞，见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论也。
日知录》云：「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米折钞，以银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钞之弊，后人所宜鉴也。
文献通考》云：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置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直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当现钱矣。又齎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民听疑惑乎？
按此见前人行钞分地之弊
行钞之功
宋张悫，字伯诚。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票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高宗器重之。悫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河间府志》
按此见行军时用钞之便
宋陕西河东颗盐旧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盐，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费，衍义补。
按此见行盐用钞之便
宋高宗时，钱端礼知临安府，建言楮币已行累月，合支官钱造会子。诏入都茶场置会子务，钱端礼为六务出纳制用，皆有法。
按钞法，亦在奉行之得其人。端礼亦善于立法者。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界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
元刘肃，洛水人，擢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正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
按此，良吏之能惠其民者，行钞先以利民为主，其次则不累民可也。
广钞之利
金史》云：“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
按《文献通考》云：「上无搜铜之劳，下无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为行钞之利。然行钞亦岂能全不用钱
译考察白银的用途，在金朝末年才开始兴盛，到明朝中期更加盛行。事物不能同时占据两个极端，这就是纸币制度败坏的原因。唐朝以前没有纸币，尚且不使用白银；既然已经使用纸币、铜钱，又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白银呢？
《日知录》说：“议论的人只说洪武年间纸币通行，考察《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日禁止使用铜钱了，三十年三月甲子日禁止使用金银了，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日命令俸禄折支纸币的，每石增加五贯变成十贯。这是国家初年制造纸币之后，不过几年，它的制度就已经逐渐败坏不能实行。于是有了奸恶的条款，充赏的规格，但最终也不能实行。大概是因为纸币昏烂、倒换、出入的弊端，必然导致这种地步。于是因为纸币的不利，连带禁止铜钱，废弃坚固耐久的货币，而推行容易败坏的物品，适宜它不顺从人情，而最终导致停滞。后世谋求利益的臣子，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考察这一条，可知明朝初年立法的不好。大概金银可以禁止，铜钱难道可以禁止吗？亭林先生深深厌恶纸币制度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它昏烂、倒换、出入的弊端罢了。现在如果用好的纸张制造大钞，挑选天下善于书法的人书写，装潢糊裱，行用时用函套收藏，又有什么昏烂倒换的担忧呢？小钞必定从二贯起，那么程式也可以精工，行用的人必定更加慎重，而昏烂也少。唐宋人的字画流传至今的有，难道因为纸张担心它容易败坏吗？又纸币昏暗的，准许它缴纳钱粮，那么暗中使用倒换的方法而没有它的害处了。可惜前人制造纸币，见识没有达到这里，恨不能起亭林先生一问这个理论。
《日知录》说：“国家初年民间缴纳的官粮，都是米麦。有时折换成纸币布匹，百官接受的俸禄，也是米。有时折换成纸币。后来纸币不能通行，而用白银代替。于是粮食重的更加重，而俸禄轻的更加轻。它的弊端在于用纸币折换米，用米折换纸币，用银折换米，而世人没有探究它的源流。”
这是不善用纸币的弊端，后人应当引以为鉴。
《文献通考》说：“历代多在矿冶附近的地方设置铸钱监，铸钱也因为钱越来越轻，它的用途越来越广，不能不多设置铸钱监来供应使用。中兴以来，才开始转变为纸币。钱重而价值少，多设置铸钱监来铸造它是可以的；纸币轻而价值多，那么在行都印造就足够了。现在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州会子，各自印造，而到最后，收换不能通行，称提没有策略，为什么呢？大概会子的初意，不是就把会子当作钱，而是把它看作茶盐钞引之类，而暂时权且当作钱罢了。然而钞引所代表的价值重，只让商人凭它取茶盐香货，所以必须分路会子，那么公私买卖支给无处不用。而且从一贯造到二百贯，这是明显把它当作现钱了。又携带轻便使用贵重，千里之远，数万贯的钱，一个人的力量，一天就可以到达，那么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让后来有的废弃有的使用，号令反复，百姓疑惑呢？”
考察这一条，可见前人分地行钞的弊端。
行钞的功效
宋朝张悫，字伯诚。高宗做兵马大元帅时，招募各道军队勤王。张悫飞挽踵道，建议就在元帅府印给票钞，以便商旅。不到十天，得到五十万缗钱，来辅助军需。高宗器重他。张悫善于理财，谈论钱谷的利害，如同指着手掌一样清楚。《河间府志》
考察这一条，可见行军时使用纸币的便利。
宋朝陕西河东的颗盐，以前官府自己搬运设置盐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实行钞法，命令商人到边郡入钱买钞，请盐，任其私卖，得到钱来充实塞下，节省数十郡搬运的费用。《衍义补》
考察这一条，可见行盐使用纸币的便利。
宋朝高宗时，钱端礼任临安府知府，建议纸币已经行用几个月，应该支取官钱制造会子。诏令入都茶场设置会子务，钱端礼为六务出纳制用都有法度。
考察纸币制度，也在于奉行的人得当。钱端礼也是善于立法的人。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在会总所，用第六界新会五万缗，命令军民用旧楮二贯换新一贯；接着又命令军民用旧楮半贯换新一贯。又请求朝廷，添给新楮十万，军民依赖它。
元朝刘肃，洛水人，提拔为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行用，罢用银钞。正定用银钞与外界交通的共有八千多贯，公私喧哗，不知道怎么办。刘肃提出三条策略：一是仍旧用旧钞，二是新旧兼用，三是官府用新钞如数换旧钞。中书省采纳他的第三条策略，于是降下新钞五十万贯。
考察这一条，良吏能够惠及百姓的，行钞首先以利民为主，其次不连累百姓就可以了。
推广纸币的利益
《金史》说：“大定八年，百姓有触犯铜禁的，皇上说：‘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而民间还有铸镜的，不是销钱是什么？于是连这也禁止了。’十二年，皇上说：‘金银山泽的利益，应当给百姓，只有钱不应该私铸。现在国家财用丰盈，如果流布四方，和在官府有什么不同？’”
考察《文献通考》说：“上面没有搜铜的劳苦，下面没有犯禁的痛苦，也是一个便利。”以此作为行钞的利益。然而行钞难道能完全不用钱吗？
乎？既用钱，则必防私铸、私毁之弊，是铜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钞之利，岂止于此。
译吗？既然使用铜钱，就必然要防止私自铸造、私自销毁铜钱的弊端，因此对铜的禁令仍然不能放松。总之，使用纸币的好处，难道仅仅止于此吗？
李绂请严禁铜疏云：「钱文入铜铺之炉，即化为铜；而未化之前，原系制钱，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断挞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而销毁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现在功令，止禁黄铜，未禁白铜与红铜也。议者以白铜非制钱所用，不知今之所谓白铜，皆黄铜也。议者以红铜非制钱所化，不知今之红铜，皆黄铜也。铜为锭锞，以药水可为假银，岂不能为白铜？嘉兴洪炉，以药水染之作古铜色，岂不可充红铜？故臣谓今所行红白铜，皆黄铜也。臣请自铸镜及乐器而外，一切挞造黄铜、白铜、红铜之铺，尽行禁绝，犯者发充边远，则国宝流通矣。」
户部尚书海望奏言：「钱文为民间日用所需，近年以来鼓铸无缺，价直昂贵。建议者莫不多求禁铜之法，而奉行不善，易滋弊窦。夫铜器久布民间，一旦禁之勿用，则其情不便，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传，得贿则卖官，法不得则入人罪，搜括难尽，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隐既难上闻，有司未必皆贤，民间交纳铜器，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者，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者，名为收铜，实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铜质本极粗杂，加之销坏，一经钱局熔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偿所失，其弊三也。又黄铜乃系红铜、白铜配搭而成，是以百万斤之黄铜器皿，其中即有红铜五十六万斤。今禁黄铜而不禁红铜，是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直，速其私毁。故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铜之令，自古行之。汉贾谊以为七福可致，唐刘秩有五利之说。考之前史，并申禁令。若我朝铜产丰饶，矿冶之利，自足以流转而不穷，原无藉民间所有之铜以充鼓铸。然欲绝私铸私毁之源，不得不严铜器之禁。雍正四年，严禁造用黄铜器皿。是时，每铜器百斤，官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赢。铸钱除工料外，以每串为银一两计之，实止得八两四钱有奇。故同一禁铜也，古者专欲为利于上，而我朝之暂行于一时者，专欲止弊于民。海望请罢铜禁，恐其扰累于民。然苟能严饬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数年，铜器收毕，胥吏亦无可骚扰矣。至于黄铜能变而为白铜，自当并红铜、白铜而禁之，不当因此而并黄铜罢之。海望、李绂二疏，论者终以李疏为是。
邱家穗《铜钞议》曰：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存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王侯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弊也，用劳而易毁，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陈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后一贯之钞不足低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盖以累朝数十百年之永利，而终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窃谓钞法之废久矣，苟欲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纸币之虚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为止，而其孔中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
译李绂上疏请求严禁铜器，说道：“制钱一旦投入铜铺的熔炉，就化成了铜；而在熔化之前，它原本是制钱，无法捕捉；熔化之后，已经成了废铜，也无法捕捉。只有禁止制造铜器的店铺，那么销毁制钱也就没有用处，销毁制钱的弊端，不禁止也会自然消除。如今现行的法令，只禁止黄铜，没有禁止白铜和红铜。议论的人认为白铜不是制钱所用的材料，却不知道现在所谓的白铜，都是黄铜。议论的人认为红铜不是由制钱熔化的，却不知道现在的红铜，也都是黄铜。铜铸成锭块，用药水可以做成假银，难道不能做成白铜吗？嘉兴的大熔炉，用药水染色做成古铜色，难道不能充当红铜吗？所以我认为现在流通的红铜、白铜，都是黄铜。我请求除了铸造镜子和乐器之外，所有制造黄铜、白铜、红铜的店铺，全部禁止，违犯的人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那么国家的宝钱就能流通了。”
户部尚书海望上奏说：“制钱是民间日常所需，近年来铸造充足，价格昂贵。提出建议的人大多寻求禁止铜器的方法，但执行不好，容易滋生弊端。铜器长期在民间流通，一旦禁止使用，人们觉得不便，胥吏借此勒索，刁民借此讹传，得到贿赂就卖官，得不到贿赂就给人定罪，搜查难以彻底，执法不均，这是第一个弊端。民间的隐情难以上报，地方官员未必都是贤良，民间交纳铜器，有的被侵蚀克扣，只得到半价，有的扣除费用后空手而归，名义上是收铜，实际上是勒索，这是第二个弊端。这些铜质本来极其粗杂，加上销毁损耗，一经钱局熔化，折耗很多，所得抵不上所失，这是第三个弊端。又因为黄铜是由红铜、白铜搭配而成的，所以百万斤的黄铜器皿中，就有五十六万斤的红铜。现在禁止黄铜而不禁止红铜，这比起禁止之前，铜的耗费更多，反而抬高了铜价，加速了私自销毁。所以禁止黄铜之后，白铜很多，都是奸诈的工匠销毁制钱，掺入药水变白制成器皿，这是第四个弊端。”
按：禁止铜器的法令，自古以来就实行。汉代贾谊认为可以带来七种福气，唐代刘秩有五种利益的说法。考察前代史书，都申明了禁令。至于我们朝铜矿丰富，矿冶的利益，自然足以流转而不穷尽，原本不需要借助民间所有的铜来补充铸造。然而想要断绝私铸私毁的源头，不得不严格禁止铜器。雍正四年，严禁制造使用黄铜器皿。那时，每百斤铜器，官府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还有盈余。铸钱除去工料外，以每串为一两银子计算，实际只得到八两四钱多。所以同样是禁止铜器，古代专门是为了让上级获利，而我们朝暂时实行，专门是为了制止民间的弊端。海望请求废除铜禁，担心它扰累百姓。然而如果能够严格告诫官吏，怎么会累及百姓？况且实行几年后，铜器收完，胥吏也就没有可骚扰的了。至于黄铜能变成白铜，自然应当连同红铜、白铜一起禁止，不应当因此连黄铜也一并废除。海望、李绂两篇奏疏，议论的人最终认为李绂的奏疏是对的。
邱家穗《铜钞议》说：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的原因，不是担心它太简单而失之过重，就是担心它过于繁杂而失之过轻。关键在于保存权宜的母子制度，用简单统领繁杂，用繁杂区分简单，使轻重兼行，互相流通而已。现在天下的钱，大致以汉代的五铢、唐代的开元为标准，没有前代极轻极重的问题，然而还是担心它的趋势日益趋向于轻，不足以作为重的标准，因为一文钱仅相当于一厘的用处，繁杂而不简单，分散而没有统领，而母子制度没有建立的原因。我私下看到自从汉武帝命令诸侯王制作白鹿皮作为货币，后来人们改用楮皮纸。到宋、元、明三朝才开始有交子、会子、宝钞的法令，都是从一贯到百千贯来代替现钱的使用。究其制度，不过是一尺见方的纸，在上面印上文字，就可以换取数十百文钱的物品，费用比钱节省十倍，而利用无穷，又不止超过它。然而楮纸的弊端是，使用劳累容易毁坏，质地薄难以保全，而且上面刻有定式，专门依靠小小的印文作为凭证，即使制造者极其精工，但沾染不久，已经归于断烂，不能再辨认。上面的人起初不得已，多次取来重新制造，而新旧出入之间，往往多有欺诈压制，无法禁止。如前明实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还没到中叶，就已经逐渐减轻减少，后来一贯的宝钞不足以抵一二文钱的用处，最终因为字迹模糊滥恶不堪而废止。大概因为累朝数十百年的永久利益，最终没有人能守住，就是这个原因。我私下认为钞法废弃很久了，如果想要神明变通而为长久之计，固然不必袭用纸币的虚名，也不应当使用虚薄易烂的纸。不如取白铜中精好的，熔铸成钞，像现在的钱式，而稍加重大，刻上文字，正面写“康熙宝钞”，背面写“准五”“准十”之类，直到“准百”为止，而它的孔中则用圆形来区别，取内外圆通，流行钱法的意思。要使内局自己铸造，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防止伪造的弊端。用这个杂行于
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既不若前明宝钞之易烂，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钱法之靡也欤？
译在散钱之中，以纸币为母，来统摄铜钱的繁杂；以铜钱为子，来分担纸币的简略。这既不像前朝明代宝钞那样容易腐烂，又能发挥宋代、元代交子、会子的作用，这大概也接近古人“作轻作重”的本意，而足以挽救古人钱法衰败的局面吧？
按铜钞与古人之铸大钱无异，此法非严禁铜、立造伪之赏，殆不可行也。且至于当百而止，则民犹未便，岂若纸钞之无穷乎？彼特患霉烂耳，不知易于霉烂者，因其制作苟简而行用多也。若钞值既重，则行用较少，尽可装潢成卷，藏之以函，又岂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纸钞，又可兼铸当百大钱也。
陆世仪曰：「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愚谓今后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又曰：「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州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
高珩曰：「铸当十、当百之钱，则可以轻齎而远行矣。」
按铸大钱，设银券，皆与钞法相辅者也。若既行钞，而复铸当百之钱，则钞可自二贯起，而二贯以下悉用大钱，百钱以下悉用小钱，不患于零折之难矣。又造百贯以上之钞，即可当银券之用，而得古人飞钱之遗意。以钞收买民间之铜，而铸钱极其工巧，则私铸者无利而自息。铸大钱者，尤必选最佳白铜，镂为龙凤文，费本与价直略相当，则私铸无利。禁民闲行用铜器，则私毁者无所售，而亦自息。此诚利国足民之要务也。财用既足，则仁政可以次第举行矣。尝拟时务策十数篇，观者颇不以为非。后阅诸书，则前人多有先我而言者，特所论有详略耳。因不欲存，惟钞法一事，疑者十人而九，前人亦罕有论及此者。陆中丞《切问斋文钞》、贺方伯《经世文编》，仅载铜钞之说，而于纸钞之利则未之及，故详考诸书，反覆思维，求其有利无害之方，着为此编，以就正四方有道焉。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六钱币下
筹议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疏
林则徐
窃照前准部咨奉上谕：穆彰阿等奏遵旨会议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章程一摺。银钱并重，本系制用常经，果能随时酌核，不使轻重相悬，裕国便民两有裨益，未可辄称窒碍，不思设法变通。着该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悉心妥议，具奏务使法立可以推行，不致滋弊，毋得任听属员巧为推诿，稍存畏难苟安之见，仅以一奏塞责。钦此。又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覆内阁侍读学士朱嶟条奏贵钱济银一摺，奉旨依议钦此，并抄录各原奏咨行到陕。当经前抚臣转饬司道暨各府州酌核筹议。臣到任后复经谆饬细加体察，设法变通，不许畏难推诿，去后。兹据司道汇核属禀会议具详前来。臣思银钱相辅而行，利散于民，而权操自上，果能广用钱之路，自足持银价之平。惟变通本以济时而制宜，首须因地查部议章程四条，本以陕西列入陆路六省之内，固已知其非比东南各省一苇可杭，而仍议令查明有无内河水路，原冀一处能通舟楫，即于一处先令试行。无如陕省七府五直隶州所属九十一厅州县之内，错处于南北两山者，计已五十九处，重峦叠嶂，车辙尚不能通。此外三十二处虽属平原之地，亦无内河水路可达省垣，是以行旅往来非车即驮，并有驮载亦不能通之处，则须雇夫背负，脚费愈繁。此费若出诸官，则恐滋亏空之端；若取诸民，又恐增派累之弊。是陆路之难以运钱，实系限于地势，似不能勉强而行也。且陕省银钱市价长落无常，有时竟与别省迥异，如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钱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钱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其理亦不可解。如果此后银皆落价似亦相宜，然又忽低忽昂，不能豫料。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可见陆路运费太大，不能取赢。若以市侩所不能为者，责令有司为之，其势自更不易。查内阁侍读学士朱嶟原奏，请将各属银钱视省垣时价为准。今以陕省观之，即有难
译考据铜钞与古人铸造大钱没有区别，这种方法如果不严禁铜材、设立举报伪造的奖赏，大概就无法实行。况且面值只到当百为止，百姓仍然觉得不便，哪里比得上纸钞那样无穷无尽呢？他们只是担心纸钞容易霉烂，却不知道容易霉烂是因为制作简陋且流通量大。如果纸钞价值高，那么流通量就少，完全可以装潢成卷，用匣子收藏，又怎么会担心它容易损坏呢？况且既然实行纸钞，又可以兼铸当百的大钱。
陆世仪说：“现在朝廷用钱，发放时方便，回收时不便。这是因为纯粹使用小钱，没有大小钱相互制约的方法。我认为今后官民交易，必须用钱的地方，小钱难以计数，干脆使用当十大钱，出入账目清晰，没有损耗折算的弊端，这也是一个办法。”又说：“应当在各地布政使司或大的府州设立银券司，朝廷拨出官本制造号券，让往来客商缴纳号券提取银两，在出入之间酌情收取少许路费利息，这样客商没有道路上的担忧，朝廷有每年的利息收入，似乎也很方便。”
高珩说：“铸造当十、当百的钱，就可以轻便携带而远行了。”
考据铸造大钱，设立银券，都是与钞法相辅相成的。如果既实行纸钞，又铸造当百的钱，那么纸钞可以从二贯起，二贯以下全部使用大钱，百钱以下全部使用小钱，就不必担心零散折算的困难了。又制造百贯以上的纸钞，就可以起到银券的作用，而得到古人飞钱的遗意。用纸钞收购民间的铜，铸造的钱极其精巧，那么私铸者无利可图而自然停止。铸造大钱的，尤其必须选用最好的白铜，雕刻龙凤花纹，耗费的成本与面值大致相当，那么私铸就无利可图。禁止民间使用铜器，那么私自销毁铜钱的人无处出售，也自然停止。这确实是利国富民的重要事务。财用充足了，那么仁政就可以依次推行了。曾经拟写十几篇时务策，看的人大多不认为不对。后来阅读各种书籍，发现前人大多有比我先说的，只是论述有详略罢了。因此不想保留，只有钞法这一件事，十个人中有九个怀疑，前人也很少论述到这一点。陆中丞《切问斋文钞》、贺藩伯《经世文编》，只记载了铜钞的说法，而对于纸钞的好处却没有提及，所以详细考证各种书籍，反复思考，寻求有利无害的方法，写成这本书，来向四方有道之士请教。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六钱币下
筹议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疏
林则徐
我查见先前准部咨奉上谕：穆彰阿等人奏请遵旨会议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统一章程一折。银钱并重，本来就是制用常理，如果能随时斟酌核实，不让轻重相差悬殊，对国家充裕、百姓便利都有益处，不可以随便称说有阻碍，不思考设法变通。着令该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尽心妥善商议，上奏务必使法令确立后可以推行，不至于滋生弊端，不得任由属员巧言推诿，稍存畏难苟安的念头，仅凭一纸奏折敷衍塞责。钦此。又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复议内阁侍读学士朱嶟条奏贵钱济银一事，奉旨依议钦此，并抄录各原始奏折咨行到陕西。当时前抚臣转饬司道及各府州斟酌核实商议。我到任后再次谆谆告诫仔细体察，设法变通，不许畏难推诿。此后。现在据司道汇总核实下属禀报会议具详前来。我认为银钱相辅而行，利益散于民间，而权柄操持于上级，如果能广泛使用钱的路径，自然足以保持银价的平稳。只是变通本来是为了顺应时势而制宜，首先必须根据地域情况。查部议章程四条，本来将陕西列入陆路六省之内，固然知道它不像东南各省那样一苇可渡，但仍然议令查明有无内河水路，原本希望一处能通舟楫，就在一处先令试行。无奈陕省七府五直隶州所属九十一厅州县的范围内，错处于南北两山的，计有五十多处，重峦叠嶂，车辙尚且不能通过。此外三十二处虽然属于平原之地，也没有内河水路可达省城，所以行旅往来非车即驮，还有驮载也不能通过的地方，就必须雇人背负，脚费更加繁多。这笔费用如果出自官府，恐怕滋生亏空的弊端；如果取自百姓，又恐怕增加摊派累民的弊端。所以陆路运输钱币的困难，实在是受限于地势，似乎不能勉强实行。况且陕省银钱市价涨跌无常，有时竟然与其他省份截然不同，如今年七月内，我刚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万八千余文，等到九十月间，每两仅换钱一万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突然减少钱五千余文之多，众人都感到诧异。访询其原因，则都说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这个道理也无法解释。如果此后银都跌价似乎也很适宜，然而又忽低忽高，不能预料。况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然高昂，却没听说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谋取利润的，可见陆路运费太大，不能获取利润。如果让市侩不能做的事，责令有司去做，其形势自然更加不易。查内阁侍读学士朱嶟原奏，请求将各属银钱视省垣时价为准。现在以陕省来看，就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