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

洋务一 洋务通论上

致直隶讷制军书，选自《金壶浪墨》。

浙江巡抚 刘韵珂

浙江自战事兴起以来，商民协助缴纳的军饷，数量已经很多。宁波府是全省的精华之地，被反叛的洋人搜刮得干干净净。去年秋天收成歉薄，饥民闹事，筹集资金进行赈济，实在已经穷困潦倒。再加上向洋人行贿的银两，也劝令大家捐输，势必不会答应。如果像四川那样提议增加粮赋，万万不能实行，必定导致忠义之心转变为怨恨愤怒之气。所以，用于剿灭洋人的银两可以劝捐，而用于贿赂洋人的银两不可以劝捐。我只是据实陈奏，不敢稍有欺瞒。我愚钝固执的言论，只希望大君子能够包容并加以教诲。

就近看天下大势来论述：文官爱钱而招致死亡，武官既贪生怕死又爱钱，以致国库空虚，民脂民膏耗尽。军队没有斗志，百姓有叛乱之心，作战固然失败，防守也失败，议和更是失败。然而，战守的失败，是因为无人可用；议和的失败，是因为策略失误。洋人是否反复无常，暂且不论。即使就目前的善后之计，也已经呈现出难以维持终日的危险态势。因为帮助洋人作乱的是汉奸。除了寻常的侦探、放火等罪犯外，那些作为洋人主谋、持戈对抗我们的，何止万人？洋人虽然停止军事行动，但这帮人混迹其中不肯离去，借洋人的势力，作奸犯科，以此谋取衣食，官员不能查究，吏役不能抓捕，这是第一点。洋人既然用武力胁迫议和，夜郎自大，在通商口岸，畅通无阻地前进，文武官吏都将像尹邢避面那样互相回避，这是第二点。洋人夺取百姓财物，掠夺子女，出入苏州、杭州的街市，谁能禁止？这是第三点。不守法的百姓，触犯国法，一旦被逮捕审讯，就逃匿到洋馆，便成了洋人的护卫，这是第四点。百姓冒犯洋人，官府只怕放纵百姓会激怒洋人；洋人冒犯百姓，官府又将抓捕百姓来讨好洋人，地方官员只知有洋人而不知有百姓，这是第五点。水师将官本来就多怯懦，洋盗出没，抢劫商旅，有时悬挂一面英国国旗，我军难以查缉，而且他们也愿意借此自我解脱，这是第六点。洋人强力胁迫通商，必定要求免税，西洋各国大半已被英国洋人降服，此后货船经过，我们设关卡而他们收税，这是第七点。黄岩一县盛行吸食鸦片，白天太阳高照，却空无一人，夜晚灯火通明，才开设鬼市。通商之后，鸦片禁令大开，鬼市将形成，这是第八点。近年来战乱纷扰，专门为了禁烟，禁烟专门为了阻止白银外流，鸦片仍然流行，白银耗尽指日可待，这是第九点。国家所依赖来通商增加赋税的，是白银。如今白银泄漏给洋人，法度被洋人扰乱，财力匮乏百姓贫穷，且会生出其他变乱，即使停止军事行动，又怎么来得及？这是第十点。

安抚既定，后患颇多。我私下认为，计谋出于万全，必定要预防流弊，而我过分忧虑的，不得不凭借自己浅陋的见解，再向执事陈述。英国洋人的船只散处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的很多，退出之后，或许有其他国家出来效仿，或者就是英国洋人借口后到，另外提出无理要求，我们未能深入洞察洋人的实情，又怎么能完全制服这些丑类？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一点。英国洋人在广东起初已经归顺，等到给予银两后，又肆意滋扰，这次议定后，或许声称是国王的命令，说郭士立等酋长办理不善，调回本国，另生枝节，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二点。洋人屡次有北上天津的说法，去年投递书信的陈在镐以及现在诱捕的郭士立义子陈禄，说虽然给银割地，终究不肯不去天津，而先前索取通商口岸，却又对天津置之不问，反复诡谲，情势特别可疑，能杜绝他们北上的阴谋，才能避免事后的后悔，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三点。通商之后，各省关税自必明确制定章程，万一英国洋人依然阻挠勒索，势不能听任他们损害商人、侵夺赋税，一经追究，必定引发争端，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四点。澳门的定制，百姓与英国洋人的诉讼，一律听由官府讯断，万一案件涉及洋人，抗拒不交出凶犯，像广东林经喜的案件那样，怎么制止洋人的暴行而安抚民心？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五点。罢兵之后，各省海口仍须设防，比如修造战船、增设兵营哨卡，起初并非为了剿灭洋人，却因猜忌嫌隙而阻挠，海防不能整顿，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六点。通商定议，须惩治奸民，应令洋人悉数交出汉奸安置在指定地点，否则他们介于洋人与汉人之间，倚仗洋人犯法，万一洋人庇护，官方法度难以施行，必定产生嫌隙，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七点。英国洋人既然在口岸驻扎，那么口岸之外不允许上岸，倘若任意闯入，掠夺牲畜妇女，百姓不平，纠合抵抗，洋人必定归罪于官府，就会兴起问罪之师，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八点。名义上是通商，但英国洋人拆毁定海城墙，建造洋楼，携带家眷居住，倘若各省都像定海这样，转眼之间，就不再是我们所有，恐怕不符合通商的体制，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九点。中国凋敝的原因，在于白银外流到海外，洋船既然很多，白银外流更严重，正好让会子、交子的弊端将要实行，国家用度与民用，生机交困，此后虽然允许以货易货，比以前更须严禁白银分毫出洋，杀戮必定无数，而衅端的开启就在于此，这是不可不忧虑的第十点。

古人经世的言论，当时忽视它，往往在数十百年之后得到验证，精诚所注，如同符节相合，即使百世也可以预知。书中所忧虑的，

译破坏海防，抗拒官方法令，在鬼市中哄闹，放纵奸民，发行纸币，等到夷人蓄意进犯天津，多方挟制时，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丝毫不差。鉴于公如此深思熟虑地谋划事务，倘若能让他从容施展抱负，没有那些蒙面畏缩之人在中间掣肘，夷人即使狡猾，难道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吗？黄钧宰记

译天津新议续议中西纪事

咸丰八年，大沽之战，桂良等人到达天津，英国人擅自制定了通商新议五十六条。奉上谕说：关于税则的条款，必须到上海商定。后来因为上海议定之后，该国首领换约时不遵守，照会此事，于是事情就搁置了。然而我在咸丰九年在浙江，看到西方人将五十六条刊印在通商文书中，因此摘录其大概记录下来。等到咸丰十年，在京师换约，英法两国要求将戊午年原约以及现在制定的续约颁布给各省督抚大吏，按照办理，于是也将上海所定的税则刊刻通行。阅读其条款，全由洋人任意增减，王公大臣等人只是画押接受既定结果罢了。这次的情况如下。

第一条，约内有关于在京师居住的一项，说英国官员及所带眷属可以在京师长期居住，或随时往来，全由该国自便等语。查这一款自乾隆五十八年该国进贡表文中，请求援引俄罗斯的成例，派人寄住在京师，照管该国贸易之事。奉纯皇帝谕旨，告知天朝没有这种体制。俄罗斯从前在京城设立馆舍，是因为在设立恰克图以前，暂时给予房屋居住。后来因为恰克图已经设立，就在彼处交易买卖，不准居住在京城，已经几十年了。该国现在有澳门洋行发售货物，又想在北京另外设立一行。天朝疆界严明，不得越境混杂。所请在京城立行的事情，绝对不可实行等语。等到贡使回国，特意将两道敕谕颁给广东边疆大臣，备入档案。等到道光庚子、辛丑年间，接连侵犯浙江、广东，根据其月报说中国对待他们不肯像对待大西洋、俄罗斯一样。琦善奏请给予香港，不再垂涎澳门，而寄住京师，在白门议和中没有提及。现在大沽之战，首先以此事请求。约内虽然没有在京师设行贸易的话，但他们屡次请求受赐宅邸，如果不是有意通商，就是觊觎国事。况且天朝旧制，通商在广东，也不许在城内设立栈房及擅自进入省城。所以广东人有二十九年重定之约，首先禁止洋商入城，导致有七年十二月的事情。现在查约内第一款记载：“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宁所定的和约，仍留照行广东所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现在更改，既然已经列入新约，所有旧约作为废纸等语。”大概因为入城这一款，终究担心广东人持前约而争执吧。寄住禁城，那么各省的入城谁敢轻侮呢，可以知道他们用意之深远了。查天津、上海的议定，因为换约不遵守而罢休，所以准许驳斥也没有文书。现在阅读其续约第一款说：“前戊午年大清钦差将英国驻华大臣随后在何处居住一节，在上海会商所定的议定，现在等待申明作为罢论，仍照原约第三款遵行等话。”就是这一款。那么寄住京师，当时在上海并未准许实行，后来挟持兵力要求，才照原约允许。

第二条，沿海地区，想在旧约五口通商之外，增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洲等处，又想在长江一带，自湖北汉口镇沿流到镇江入海之路，等太平军荡平后，其选择不超过三口，作为洋船出运货物往来的区域。按长江自吴地逆流到蜀地，经历江苏、安徽、江西、湖广等省，都是漕运往来的通衢，外洋船只二百三十吨以下的，都可以在江中行驶。这些洋人沿途停泊登岸，偶尔有借口，用火轮船数艘横截江面，运道因此堵塞；又或与粮船水手斗殴滋事，或者船只被他们轰沉，或者重运遭他们掳掠，这是国家正供的收入，正好成为资助粮食给寇贼的资本。现在虽然试行海运，但上游四省的漕粮，难道能越江而飞渡吗？越国强大时，伍子胥担心他们与我争夺三江五湖的利益；魏国进入荆州时，吴国张昭说长江的险阻与我共之。从此议成，而东南的祸患中于腹心了。十年换约，便请求暂在汉口、九江两处先行开商，是他们垂涎已久啊。

第三条，江宁旧约所载各货税则的多寡，以价值为率，每价百两征税银两五两。近来各种货式多有价格渐减而税较重的，请求重新修改制定，并议定此后十年一修改等语。这些洋商志在牟利，剖析到锥刀之利，也不足为怪。只是进口的货物，自海口纳税后，准许由中国商人运往内地，所过关口，应听中国按价估税与该洋人无关。而自从五口既开，外洋商人有夹带洋货私入内地销售的，又有在内地买货运到海口下载的。经由各关口，中国只知道照货纳税，不问中外商贾。于是这些洋人有请求免抽征的话，说不论关口的多少，凡子口的税以一次总纳为准。因此定照海口税例减半于首至的关口，每百两纳税银两二两五钱，给票为凭。随后经由各口验票放行，不令重纳。又议论外国商船应纳钞课一百五十吨以上的，吨与趸同。外洋以一千六百八十斤为一顿，每吨纳钞银一钱，也给票为凭，不再重复缴纳。凡此

译纷纭的议论，无非是洋人自己占便宜，同时把华商当作傀儡。因为洋人货物交接的惯例，原本不得越过海口一步。自从通商畅通无阻，出入自由便利，此后洋人进入内地，就借助华商作为引路的童子。华商进入内地，又借助洋人作为吓唬人的腐鼠。试问中国征收本国商人的税，偷税漏税、影射挂靠的弊端，处处难免，何况逆风之势日益嚣张，奸商和刁民推波助澜，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善后了。自从长江通商，天下成为一家，更从哪里区分中西？在十年换约之后，码头尚未建立，货船尚未到达，就有持总理衙门执照前往安徽屯溪、江西河口、义甯州等地采办茶叶的，大半是华商引导的。

译第一条条约规定：“英国民人若有犯事，由英国领事查办；中国人若有欺虐英民者，由中国地方官查办。若遇两国交涉事件，彼此会同审办等语。”考察钱债、殴打之类的事，中国定制由州县审办；若欺虐外国人，经地方官查知理亏在我方，自然可以先行查办。倘若事端由对方引起，便已属于华洋交涉事件，那时照会该领事会同审办，都没有问题。然而条约中载明正领事与中国道员平级，副领事与中国知府平级。因此一旦遇到交涉事件，反而越过州县而向道、府申诉，于是借道、府来胁迫控制州县。况且各领事现在居住在海口，有事便推门闯入监司衙门，咆哮凌虐，连方面大员也对他们视若无睹。回想道光二十二年台湾红毛人的供词，说他们小港口设立的文官如同中土的知县，称为“未士洛云”。如今看到香港、上海各处洋行的招贴，都冠以“未士”二字，意思就是外国授予的官衔，在中国则与牙行户头没有区别，却能与大清的州县平级，这亵渎太严重了。

第二条议定中国民人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的房屋内，一经中国官员照会到该领事，立即交出，不得徇私庇护隐匿等语，这已载入《江宁条约》中。然而自五口通商后，屡次因照会移取犯人而起争端，甚至有殴打杀害中国民人、抗拒不交出凶犯的情况。大概英人收买人心，专门以接受投降为得计。我看到西方人的月报说，各国罪人逃入英境的，英国都容留隐藏，而其本国缉捕罪人，不得用兵船轻易进入英境，这是外洋各国往来的定例。所以中国虽然有照会交取犯人的条约，大多成为具文。至于其所定的中西交易，有欠债不偿、潜行逃避的，彼此知会缉拿追缴，一体办理，立法并非不好。但我听说上海交易完成后，应付华商的银两，洋商给以银票，票期通常在对月，最多五十日的期限。等到期限凭票取银，竟有不肖洋商私自逃跑，立即将货行关闭歇业的情况。华商向领事申诉，领事置之不理，这见于西方人自撰的月报中，且说洋行欠账私逃，不仅华人受其累，即各洋商也认为不便等语，大概是掩饰之辞。然而华商识破其诡诈，屡次想改变对月取银的惯例，最终未能实行。所以咸丰初年，上海生意渐不如前，甚至有茶商仍想改道去粤东的。那么通商善后的条约，该酋长阳奉阴违，只是借此玩弄中国官民于股掌之上罢了。

第三条传习天主教，一条江宁条约中已有，但尚无华人弛禁的明文，不过说彼国教士来到中国，请求免予查办而已。自道光二十五年，法国人在广东陈请，在各港口设立天主堂，并华民入其教的，一概免予查禁，部议允行。此后各省华民公然无忌。今查英国条约内载明耶稣圣教、天主教两项，大概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稣教，于是禁止天主教，见泰西稗闻而不明白耶稣即是天主。法兰西所奉的仍是旧行的天主教，一曰加克特立教，当时英人借助法兵，所以条约内一并提及。若法国条约，则只说天主教而已。只是西方人矜夸其教法，驱除异己，各小国有不顺从的，以兵力胁迫。五印度及回疆的战事，属于英国的，现在都改行耶稣教。甚至如东洋的日本、暹罗，向来与西洋人的天主教为仇的，近年英人日益强盛，都借通商之约传教于其国，而日本、暹羅也畏惧其强，不敢质问。现在又想以此强迫中国，难道不是想用夷狄来变更中国吗？

第四条条约议定用汉字英字一条，查英人两次入贡的表文，皆由中国翻译进呈。据乾隆六十年广东总督朱文正公奏称，有西字正副表两件，该国自书汉字副表一件，臣等共同开验，其汉字副表虽然照中国格式，但文理错乱，难以句读，随即令通晓西书的通事，将西字副表与汉字表核对，重新译出等语。是该国虽有自书的汉字，诘屈难通，仍由中国人中通习西语者另行译出，并不要求以汉文正本配送。等到嘉庆年间，广州知府杨健详定英人商禀，允许使用汉字。此后该洋人久居中国，多用中国言语翻译彼国古书，所以马利逊有华英字典的编纂，悉依康熙字典注释。当时纯庙敕谕二道，由该国副使马礼逊翻译。等到嘉庆二十一年的敕谕，则由马利逊翻译，大概马利逊也时常担任副使。详考英人贡使，都以武臣为正使，文臣为副使，都见于西方人的记载。中国同文之治，渐染外邦，所以英、美二国都建立书院，让洋人学习汉字的居住其中。现在条约内请求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以便日后文书往来不用配送汉字，这是想以外邦的语言文字强迫中国传习，已经太过分了。自十年抚事定后，总理

译衙门奏定的章程中说，臣等先前拟定的章程里，曾请求命令广东、上海挑选专门研习英、法、美三国语言文字的人员来京差遣委用，并挑选八旗子弟进行学习。除了俄罗斯馆的章程由该馆遵照圣旨酌情商议外，英、法、美三国教习及学习人员的薪水和奖励，应当仿照俄罗斯馆议定的成例办理。又查得俄罗斯馆地方狭窄，难以容纳众人，现在查到铁钱局已改为衙署，尚有空余的炉房，稍加修缮即可作为馆舍，以免人员在外惹事生非等语。由此可见，王大臣等已经商议过此事了。

译第一，有人提议中国照会公文中不再使用“夷”字，我看到西方人的月报中说，“夷”是轻蔑鄙夷的称呼，外国人多忌讳使用，不禁失笑。“夷”本是东方国家的名称，又是四方边远民族的总称。《说文解字》说“夷”字由“大”和“弓”组成，意为大人手持弓箭，这在六书中属于会意字。氐、羌、蛮、貊都用兽名来称呼，唯独“夷”字从人从大，按照“魏”作为大名号的惯例来推论，不能说它不是美好的称号。《说文解字》说东夷有君子不死之国，《说文解字》广泛采录奇异传闻，它所说的不死之国，大概就是指毗骞国王的事情吧。孔子说仁者长寿，又想居住在九夷之地，是有原因的。那么，“夷”字的称呼，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君子且多长寿，所以赐予美好的名称。近来西方人也有不少文雅有教养的人士，为何不去考证呢？

第二，上海所确定的税地，名为《通商善后条约》，英国十条，法国大致相同。大体上是根据天津新议所定的贸易各款加以推广阐述，其余则是罗列出口进口的货物，酌情确定税额银数罢了。只有其第五款内称：“向来洋药、铜钱、米粒、豆石、硝磺、白铅等物，按例都不准通商，现在规定稍微放宽禁令，听任商人遵行纳税贸易。”洋药这一项，现在准许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是该商只准许在口岸销售，一旦离开口岸，即属于中国货物，只准许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使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以及第二十八条所议内地关税的条例，都与洋药无关。其如何征税，凭中国办理。日后遇到修改，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等语。”查旧制，洋商进口的货物只准许在海口销售，一旦离开海口，即系中国货物。其出口的货物，也由华商运至海口与之交易，不准洋商擅自进入内地自行采办。这是历来各货进口的通例。今天津新议第九条准许听任英国人持照前往内地各处通商，不得拦阻。又第二十八条准许听任英商贸易出入内地，照海口税减半，只完内地一口之税，以后验票放行，不让重复缴纳。这是二百余年的旧例，一旦扫除一空。所以桂相等人在上海说：“以洋药一款新定税则，本来不与其他税等同，况且货轻价重，容易开启偷漏影射的弊端，应请另款办理。”于是该洋人才有税则第五款的提议。然而自从长江通商，洋商占立马头，深入内地，怎能保证他们不夹带鸦片？又怎能保证他们不勾结华商相互影射？必然导致阳奉阴违，毫无顾忌。其他如铜钱、米谷等项，不准运往外国仍准许其在内地各口往来贸易。凡是这些议论不过是掩耳盗铃之计罢了。十年换约之后，照此办理，而英人已向总理衙门呈明内地商税过重，详细列在洋药卷中，这是华商、英商串通一气的证据。天津新议据其约内所记，是在咸丰八年五月，其税则的确定，自上海者则是十月。这些条约直到十年换约之后才奉颁施行。这时，英、法挟兵要请，续增英国条款九条，法国条款十条。只有弥国（法国）的条约，仍是八年所定，并无续款，然而已预先为日后张本了。俄国的条约，则又意在申定边界，载入续约中。现在更叙述而论之，如下。

第三，英国人续约首要在于索取贿赂，根据其八年所定专条，议偿商亏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由粤省筹措清款后交出粤城等语。现在续约又索取增费四百万两，合前所许共八百万两，议于十年十月在天津先交五十万两，又在粤中交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余两，其余在海关所收税内扣缴二成，以三个月为一个结算期，仍以二百万两赔补粤中商亏，其六百万两全部抵充兵费，这是第一点。八年天津新议第三条所载在京居住一节未曾允行，现在请求仍照原约，或在京长住，或随时往来，总以自奉该国君主之谕旨为准，这是第二点。八年所议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中，现在续约内论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均照各口章程一律办理，这是第三点。粤东有九龙司地方，先前两广总督劳崇光给与该洋人作为在广东的总局，由该国在广东的领事巴夏里批租住在案，现在续约第六款请求将地界归英国管辖，撤销前次租批，与琦善在广东奏给香港一岛同为割地，推究其心，一是为了牟利，二是因为巴夏里被俘不甘作为中国酬罚的款项，这是第四点。换约之后，仅许退出京城及舟山屯兵的军队，其天津并大沽台以及登州、北海、广东省城等处，应等八百万两清款后始行退还，即使早退，也必等该国君主谕旨施行，较之八年原约退出广东省城的又增加数处，这是第五点。其余重复及贸易琐屑者不录。氐、犬、羌、羊，是兽而像人的；狼子野心，是人而像兽的。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司马相如上书谏猎说：“卒然遇轶

译那些勇猛的野兽，在惊骇中无处存身，竟冒犯属车扬起的清尘。这就像胡人和越人兴起于车轮之下，羌人和夷人紧挨着车毂，难道不危险吗？如今在皇帝车驾之下，戎狄和猛兽同处一域，一旦有撞触篱笆的变故，或车轴折断的忧患，那么遇到勇猛的野兽，京师难道还有可以存身之地吗？如果不是宗族逼迫，将有侵犯卧榻之旁的危险，防备其窥伺，何况兔子暗中营窟，斑鸠居住而不返回，这确实不能一天容忍。天津条约的主事者是李国太，后续增加的条约则由巴夏里所定，因为他在广东担任领事。广东的祸患，夫已氏（巴夏里）实为始作俑者。等到咸丰八年，新安之战，广东人悬赏重金购买他的首级，他逃回本国，于是谋划充当额罗金（俄国）参赞怡王进入通议抚。那么他单骑赴宴，僵卧在馆邸之中，坦然毫无防备。等到他被擒获，恶贯满盈，却依然脱网而出。这与李国太在天津被擒又释放，究竟凭借什么而不恐惧？这是天下后世所不解的。商人亏损的款项，大概是在六七年间，广东人焚烧城外洋行，索赔房屋货物所致。无论商民平等，犬兔追逐，蛮触之争，都不足为奇。即以报复而言，该洋人连续烧毁我国两次炮台，也足以取盈了。至于污染我国宫殿，毁坏我国居室，这大概是上天想要让他逞其心志，以加深其毒害，然后降下惩罚。他不自觉羞愧悔改，又肆意贪婪，在他那里像疯狗吠叫非其主人，曾不足怪。而在京内外的大臣等，没有听说兴起一旅之师，稍挫其方张的焰火。他们如虎，我们如鼠，城下之盟，理应任其予取予求而不竭。至于北塘之盟，口血未干就背弃。如今六次偿款，远及二年，或因关口稽查导致唇舌之争，或因税课亏短稍涉稽迟，那么随时随地都可藉端起事。那时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岂不是借寇兵而齎盗粮吗？虽然如此，贿赂银两割让土地，他们所求的只是利益而已。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于人。《春秋》重视中外之防，《通鉴》严格正闰之辨。所以楚国难以称王，而鲁史贬之为子；魏国固然是帝，而武侯斥之为贼。至于东晋以后，五胡扰乱华夏，冠履易位，而北朝称南朝为岛民，南朝称北朝为索虏，未曾以敌体相况。后晋尊崇契丹，因为石敬塘为其所立，而其子尚且不受。只有南宋之后，金元始大数传，而最终不振。我太祖龙兴于关外，正值明朝末世，天与人归，蒙古首先上尊号，然而尚不欲抗衡中国，屡次议和，皆出自太宗之意。并请来往文移低一格，仍用前颁龙虎将军的印信。由此可知天道亏盈而益谦。我朝之所以最终受天命，就在于此。如今以数万里外不宾服的荒服，一旦冯陵中夏，竟使爝火把日月争明，十日并出。这岂只是阴疑于阳，紫夺朱而已吗？我见壬寅江宁之约，英国尚低一格，阅二十年，遂成敌国体。其约内称君主者，乃是外洋女主的书法，并非贬词。

译除了法国在八年所定的四十二条约款之外，又订立专条，称西林县知县张鸣凤杀害该国传教人马神甫，请求将该县知县革职，永不录用，并将此载入条约之中。其余所规定的各口岸通商往来的礼仪注疏以及一切税收事宜，都与英国先前所定的五十六条大致相同。只有军费赔款议定为二百万两，比英国先前规定的减少了一半。如今法国因为用兵得逞，也请求续增十条，附在天津新议的后面。其中第四条将先前规定的二百万两，也增加到八百万两。除去在海关已经征收的数额外，议定在今年十月先在天津缴纳银五十多万两，在征收的税款内分五次扣除。这八百万两中拨出一百万两，作为法国商人在广州被烧毁的赔偿之用，其余都作为军费等费用。又第七条中说，该国的水陆两军，等到收到银五十万两就退出天津，仍然屯驻在大沽台，等待中国各地方全部撤出境外。又第八条中说，现在驻扎在天津的军队，等到五十万两交清后退驻大沽台，只是统兵官请求暂驻天津过冬。其余条款与英国续约大致相同。我按：法国索取商亏和兵费，以八年相比英国减半来计算，即使议定增加也不过四百万两罢了。如今效法英国的极端做法，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多多益善，在我们这边却默默无言。传闻今年桂相前往天津议和，曾经许诺给英国一千二百万两，后来英兵进入京城，法国使臣噶罗居间做说客，来回调停，于是比先前议定的减少了四百万两。然而对英国来说是减少了，对法国来说却是增加了，这是借此收取渔翁和农夫那样的收获。各海口贸易，英国居首位，美国次之。如果以法国而论，那么每年出口的船只不过几只，都是钟表、呢绒、羽毛等细碎之物。所以英国的税收多而法国的税收少。英国从“朝三”变为“暮四”尚且容易，法国的一件皮袍却是集众人之腋而成。所以英国所获取的是辛劳所得，而法国所获取的是安逸所得。虽然如此，英国借助于法国并用利益引诱它，法国凭借英国而坐享其成。他们不曾想到，土地相同而追求满足欲望的，正是勾践豢养吴国的计谋啊。没有贿赂的祸患，必定不免于象牙牙齿被焚烧的灾祸，最终也必定灭亡罢了。

一、美国换约之事，在九年。如今其条约三十款，仍然是八年所定的，附在英国和法国两国之后。查该国向来不设立君主，绅士和百姓公举有名望的一人，住在华盛顿都城，总理二十七部的事务，这也是“斯丹甲必丹”的旧制。西方人将一部的长官称为“斯丹”，一说“斯坦”，一说“算滩”，都是声音的转变。其管理账目及船主称为“甲必丹”，他们所说的“丹”，即中国里长、约长之类，竟然让大总统与大清皇帝平起平坐。虽然其八年所定的，是按照英国和法国的款式，然而九年大沽之战，已经停止英国换约，美国卑辞请款，正应当与他们说明，仍然照广东旧约的款式。即使该国主事者已经盖印，也可以让他们回国更换，迟至来年再行换约，也不算失信。为什么王大臣等不加追究诘问，一律允准？况且就其条约内所定各款效仿的弊端，实在不可助长。如第五条说，该国使臣遇到有重要事情，不论何时，应准许到北京暂住，但每年不得超过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拖延，应由海口或陆路，不得驾驶兵船进入天津海口，中国派地方官照料。如果是小事，不得轻易请求进京。至于进京，必须先行照会礼部，所带跟随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之数等等，词意尚为恭顺。却又在第六款内载明，此后无论何时，只要中华大皇帝愿意与别国订立准许之处，以及在京师居住或久或暂，应允许该国来使一律照办，同享此典等语。这与第五条不准拖延及每年不得超过一次的话，自相矛盾。又第十五条内载，合众国民人在各港口贸易的，除中国例禁不准携带出口进口的货物外，其余各项均准许贩运往来。至于买卖应纳税饷，只按照粘附在望厦所立条约的例册，倘若别国有按此条约更改的，即应一体均同等语。又第三十条内载، 现经两国议定之后，倘若大清国有何惠政恩典施及他国，或者关涉船只、海面、通商往来等件，为本条约所没有的，也应当准许该国官民一体均沾等语。凡是这些重复絮叨的话，都是为了后来毁约张本，并且预知后来英法所请求的必定比这更进一步，即使条约内并无长江通商的条款，又各海口只有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等处，那么在五口之外，仅增加潮州、台湾两处，与英法条约兼有牛庄、登州、琼州各口的不同。自从十年英法换约，又增入天津、淡水两口岸。凡是这些，就是美国条约内所说的有惠政恩典施及他国，为本条约所没有的，也一体均沾，本来已经预先铺平道路，包揽一切，而其中坐收渔人之利的已经不少了。美国也太狡猾了！

一、俄罗斯的条约，其与英国和法国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增加索取贿赂款项，多占码头，这里则

译要求割让土地，意在改变旧制。这是康熙、雍正两次会盟划定边界之前的约定。查康熙八年天津原议第十二条规定，除陆路所定边界照旧通商外议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个海口，又载明此后若有别国在沿海增设口岸，也准许该国一律照此办理，这是第一点。旧制中俄国人不列入朝会之例，只有理藩院设立库伦办事大臣，掌管蒙古与俄罗斯通商事务，与东西两将军会商行文给俄国萨那特衙门，不直接上达俄国沙皇。如今改议由俄国总理事务大臣与中国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往来递交照会，双方地位平等。若有紧急事务，由俄国专门派遣使臣到京师，其行程或取道恰克图，或由就近海口入境，完全听其方便，这是第二点。两国边界有从前未经明确规定的地方，应各自派遣大臣秉公查勘，清理疆界，载入条约之中，绘制地图并立册备案，以昭示信守，这是第三点。其他贸易方面的琐碎条款，大致与英国、法国、美国三国相同。至于咸丰十年续订的条约，则意在重申划定边界，以防日后争端。其第一条议明此后两国东界从什勒喀河、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即顺黑龙江下游至该江与乌苏里河汇合处，其北边土地属俄国，其南边至乌苏里河口一带地方全属中国。又自乌苏里河口向南上溯至兴凯湖，两国交界以乌苏里河及松阿察河作为界限，这两条河以东的土地属俄国，两条河以西的土地属中国。又自松阿察河源头中外交界处，跨越兴凯湖直至白棱河，再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与海中间的山岭至图们江口，其东边都属俄国边界，其西边都属中国边界。以上凡是遇到中外交界的地方，绘制地图，用红线标识，上面书写俄国翻译的地名，设立界牌，永远不得更改。至于这些交界之处都是空旷地带，若有中国人居住渔猎，俄国不得占据驱逐，仍准许华民自行管理。这就是所划定的黑龙江一带的东界。第二条载明西疆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的流向以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以及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的末端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再自此往西南顺天山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作为界限。这就是所划定的西疆一带的西界。第三项总判称：此后交界遇到含混可疑之处，即以以上两条所定的界限作为解释证明。东边自兴凯河至图们江之间的土地，西边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之间的土地，设立界牌，由两国派出高级官员秉公查勘。东界查勘在乌苏里约齐，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内办理；西界在塔尔巴哈台约齐商办，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官员即按所指各交界做标记绘图，各自书写俄文两份，中国或满文或汉文两份，两国交换画押用印，以凭信守以上俄国新定的边界大致如此。核对康熙二十八年及雍正五年所定的边界，发现被更改侵占，予取予求，私下恐怕将来必有贪得无厌侵害我国的祸患。查现在所定的东边交界都在黑龙江北岸，而俄国人在江中修造战船、设立炮位，都见于西方人的月报中。又说咸丰五六年，俄国因土耳其战事被英法攻击，将其各埠货物全部迁至黑龙江南北两岸，南岸逼近内藩，中国官兵阻止不得，这是其得寸进尺的渐次表现。至于西疆都是回部叛服无常，一旦遇到动乱，中西对峙，俄国又将从中窥探以收取渔翁之利，这是不可不忧虑的。

译密陈夷务疏节录

殷兆镛

我私下认为，当今国家事务中最紧迫的，莫过于洋务与海防这一方面。关于议战、议守、议抚、议防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且杂了。然而二三十年来，始终没有定论。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正不必先讨论我们制服对方的方法如何，应当先考察对方战胜我们的地方在哪里。近代人羡慕且畏惧西洋的，一是富有，二是强大。所谓富有，是指他们在各处洋面占据码头，每年的收入比中国多出一倍罢了。所谓强大，是指他们的船只坚固锋利，新式火器层出不穷罢了。至于他们致富、致强的根本道理，没有人能够揣测其根本并探寻其源头。即使我们有他们的船只和火器，但驾驶和发射的技术不如他们；坚忍勇猛的人心不如他们；如山岳般不可动摇的号令不如他们，那么这与没有船只火器又有什么不同呢？试着用最近的事情来比较：我们大清国兴起于东方，以骑射为绝技，当时与明朝人交战，明朝人有鸟枪大炮，而我们却没有。这与今天我们枪炮不如西洋的情况相似。然而明朝人有枪有炮，往往来不及发射，我们的劲弓怒马已经冲到他们面前，明军大多丢弃枪炮逃跑。其原因没有别的，只是人心整齐与不整齐、士气勇猛与不勇猛的区别罢了。本来就不在于有没有武器。前年普鲁士与法国交战，法国的陆军枪炮在西方各国中最为精良，千百年来称雄无敌。普鲁士是个狭小的国家，仅仅因为君主英明、臣子贤良，积蓄谋略多年，竭尽精力智慧，上下一心，于是使法国火器等技艺失去依靠，被普鲁士挫败。这是西方人与西方人交战，所用的轮船、枪炮两样都很精良，只是以人心的整齐或涣散来分胜负。中国向来习惯使用火器，即使事事都做到精妙，也不过与法国的船炮相当罢了。如果不先寻求鼓励士兵士气，整顿刑罚政令，假设有像普鲁士那样强锐无前的人，我们难道不会被他们挫败吗？所以从前明朝有火器与清初无火器相比，有火器的失败而无火器的胜利；以普法两国相比，以火器著名的失败，而火器未著名的胜利。那么他们必定失败、必定胜利的原因，应当以士兵士气的勇怯来分优劣，而武器的有无利钝实际上是次要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以中国十八省分为南北两路，南方人擅长文词，精通书写，北方人往往比不上。然而北方人只是效仿南方人笔砚精良、纸墨华美，而不能在幼年时耳濡目染，像南方人那样勤学，这是没有益处的。北方人习惯于弓马，善于驰骋，南方人也比不上。然而南方人效仿北方人，只是购买名马高车、劲弓健矢，而不能像北方人那样手脚生茧，耐习劳苦，这也是没有益处的。以同是中国人，南北适宜不同，尚且不能事事互相效法，反而主次颠倒。那么一旦想要强行改变开天辟地以来数万年的人心风俗，驱迫他们来效法西洋，即使有汉武帝、秦始皇那样的威势，也不能取得丝毫成效，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臣愚昧地认为，目前中国对于东西洋的情势，有三点不值得忧虑，有三点不易效仿，有三点可以有所作为，敢向圣明的陛下详细陈述。考察西方大小各国，以数十计，而不能统一于一个权威，最大的有俄国、英国、法国、美国，而普鲁士后来崛起，也在其中与之抗衡，与中国从前的战国时代非常相似，互相联络，互相猜忌，更互相防范。所以历次条约中必定说：如果以后有施恩的地方，各国一律均沾。他们相互牵制控制的隐情，大体可以看见。决不能有一个国家单独挑起战端，使我们驾驶得宜，操纵有法，他们反而为我们所用，让他们像鹬蚌相争一样可以，让他们像冰炭不相容一样也可以。即使不然，也必定有这个疏远而那个亲近，一个违背而众国不合，决不至于各国同时决裂与我们为难，这是不值得深深忧虑的第一点。西方人虽然勇于战事，但兴兵打仗却非常谨慎艰难，必须一国之中君臣、绅士、商人询问谋划意见一致，并且筹措到巨额军饷，才肯任命将领。就像道光二十年洋兵初来，正值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威名最著，于是他们不敢立刻侵犯广东，特意趁着浙江的间隙以及占据定海，大可接踵内犯，却仍然向天津诉冤。次年二月，奕山在广东议和给予六百万两，已经可以罢兵。如果不是裕谦在宁波被杀，那么江宁的二千一百万两赔款断不至于如此严重。咸丰六年，叶名琛与他们争执入城一事，辗转一年多，才开始攻陷省城。等到僧格林沁在天津击沉洋船一只，法国急于报仇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命令上海道吴煦让商人与他们讲和，只给兵费二百万两，一切仍照戊午年的原议，他们的军队就可以撤回。然而端华、肃顺在内部拒绝，何桂清、薛焕在外部拒绝，洋人无可奈何，才开始大队北上。那时洋兵聚集在上海，运来战马两万匹，在洋泾浜放牧。中国共见共闻，正值太平军接连攻陷苏州、常州，如果洋人乘利逐便，翻然改变图谋，以攻打天津的兵力，先占据杭州、湖州作为贼军的前驱，那么本来唾手可得。而西方人没有奉到君命，不敢这样做。以洋人前后数年的情势来推测，他们善于作战而不轻易决

译战争，实际上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了。

译大概华军虽然不能在海上与之交锋，但如果陆路激战，洋人自己估量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况且我方兵勇的调遣招募可以源源不断，他们来的只有这一批人，全靠潮勇和汉奸作为前队罢了，这是第二个不值得深虑的地方。洋商自从十三口通商以来，在中国购买房屋、繁衍子孙，已经二三十年了，眷恋土地的情意深厚，只以利益为急。一旦有变故，他们数千万的资财产业都将化为乌有。所以前些年屡次帮助中国剿灭贼寇，并非他们归顺教化特别真诚，而是他们自我谋划更为迫切。如果不是万分怨恨，怎么会自毁羽翼？上年东洋无故多嘴，在京的威妥玛公使尚且出面排解，他们不愿通商各口岸受到搅扰，担心池鱼之殃，这也是确凿可证的。虽然东洋人心险诈难测，与西洋人不同，不可不为他们做准备。然而通商各口岸有西洋人在贸易，绝不会让他们独自嚣张，这是第三个不值得深虑的地方。

西方人的兵法最为严格，而供养最为优厚，他们的兵饷比中国多出数倍。虽然一队千人，十死八九，那一二成幸存的士兵尚且直前不退。每船数百人，整天寂静无声，被派在船上分段巡查的人，持枪往来，脚步不停。不但没有无故登岸的人，即使在船上也没有酣睡高卧的人。枪炮器械、绳索杂物，不惜花费巨资，必须崭新坚固，整天磨砺准备如同等待敌人到来。即使子弹的光滑度，也如球如镜，大小符合枪膛，加上规算测量，所以能够命中致远，无坚不摧。即使是王子贵人，一旦入伍，与平民等同，凡是劳苦蠢笨的事都练习去做。桅杆高数丈，攀绳而上，必须行走如飞，具备所有士兵的能力，才能担任水师提督。行伍之中，没有一个官员士兵可以侥幸晋升，这是法律精严，中国难以学习的第一点。

西方首领奉命出疆担任全权大臣的，行动举止都可以自己决定，他督兵时临阵如何开战，往往在计策未定之前，广泛咨询访问，必须汇集众人的意见，选择好的采纳，即使是走卒末僚也可以参与议论。等到计策确定之后，即使是王公贵人也不能动摇，一切无知的浮议更屏弃不顾，所以下情没有不上达的，而良策不会中途受阻。敌人的山川形势、兵将强弱多寡、城郭的远近平险，必须事先侦察确切，告知各兵都能胸中有数，再各自授予地图。临时再三告诫，使众心归一，有胜算才肯行动，从来没有轻率从事的时候。这是用兵详慎，中国难以学习的第二点。

西洋旧制，除了临阵死亡的不论外，凡是所俘获的囚犯伤者医治他们，死者收殓他们，生者供养他们，绝无摧残侮辱欺凌虐待之事。两军交战，使者往来不加阻碍，一竖起白旗，立即停止战斗，不得无故伤害。每天的战事，允许局外人士随时记载，无所掩饰粉饰。将领的胜败，如果布置实在不是他的罪过，被舆论所称道的，各国都可以录用，如现在法国的麦马韩之类。这是对待将领宽厚，中国难以学习的第三点。

有这三长，所以他们人心精力果敢，败少胜多，加之船坚炮利，才开始收到奇效。否则就是孟子所说的“兵器铠甲并非不坚固锋利，只是委弃逃跑罢了”。兵将法律的精严，是根本；轮船火炮的锋利快速，是末节。有根本而没有末节，即使是强弩也不能穿透鲁国的薄绢。谈论洋务的人，对于西方人的根本长技，难道不深入思考吗？为什么？

中国对于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也未必百事皆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所长，但天理所在则没有两样。今人只知道西方人处处倚仗强力，处处倚仗权势，却不知道他们平时优待百姓，信任使用军队，仍然不能脱离中国圣贤的大道至理。而且举措之间，时常有一二暗合之处，这就是他们强大的原因。世人都认为西洋聪明，而臣独认为西洋愚笨，正因为愚笨，所以用心能专一，制造器具能锋利，而中国的聪明十倍超过他们，那些不专一不精深的地方，都是被聪明所误。世人都认为西洋诡诈，而臣独认为西洋痴呆，正因为痴呆，所以政令严肃，军律整齐，而中国的圆融也十倍超过他们，那些不整齐不严肃的地方，又是被圆融所误。

现在想要与他们竞争，求得富强的效果，必须先探求他们富强的根源，究竟各国得力的实际，是由军民一心，法令严整呢？还是仅仅在于船炮猛烈，所向无前呢？如果能够抓住这两个方面详细辨析，那么朝廷之上，整顿纲纪，发号施令，孰先孰后，孰缓敦急的次序，自然有主见而不被道听途说、筑室道谋所迷惑。

又洋人擅长在海战，争夺在此，谋利也在此。清初，郑成功窃据台湾。圣祖仁帝将沿海百姓内迁三十里以躲避他，郑氏于是被我们困住，这就是不与争海的成效。此时如果确实放弃海上的利害与洋人，而只依靠陆路兵民之心来战胜他们，他们必定无技可施了。追溯自道光庚子年起，至今三十年，内地与洋人交锋，只有广东三元里义民八十三村及台湾各社两次重创他们，都不依靠枪炮的猛烈，

译然而仅仅依靠人心的坚定，前面的人已经战死，后面的人再次冲锋，洋人的利器竟然也无法发挥作用。

译从前捻军势力强盛时，各省各县修筑圩寨，那些圩长不过是秀才、监生，一旦发号施令，数十个圩寨中的百万人都能为他们效死。如果沿海地方的官员都能像圩长那样恩信深入人心，那么平时的百姓在战时都能成为士兵，即使一声呼唤，数千万人也能聚集响应。船只本是死物，依赖人的使用才能发挥灵性；民心、兵心则是活物，激励得当就可以使人誓死效命。这两者之间的优劣，相差如同天壤之别。首先选拔沿海的总督、巡抚，再选拔沿海的州县官员，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上下联络，万众一心。中原地区有船只、有坚固的防御，足以取胜；即使外洋没有船只、没有坚固的防御，也必定能有所倚仗而不恐惧。与其花费二三千万两银子购买那些非特定人员无法操作的船只，何不只用一千万两，或者减免厘金捐税，或者开垦荒地，以此来收服沿海万里之地的民心呢？天下如此广大，军事、刑罚、财政等事务繁杂，边疆、海防责任重大，一一核查名实，振作有为，使得各直省中没有百姓不安于生活，没有官员敢荒废职守，节省无益的费用以减轻民间赋税，寻求有用的人才各自专任重要职务。船只固然不必废弃而不加研究，但不能专门依赖船只来自强。兵将关键在于训练得精锐，更应当寻求兵将敢于效死。将看到四海之内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国势蒸蒸日上。外国人各有耳目，自然会既敬且畏，不敢妄求。办理洋务的大臣恪守条约，用恩信结交他们，断不至于发生无端要挟、欺蔑的事情。再过一二十年，我皇上年富力强，英明神武，上承天心眷佑，时机到来，也会像乾隆朝处理准噶尔旧事一样，定可报数代之仇，泄天下之愤。目前固然不必急于追求奇效，徒然扰乱人心。制造器械则画虎不成，临阵则像羊鹤一样不能起舞，因举棋不定而累及朝廷决策，因狼狈相依而引发外人的疑虑，耗尽千百万百姓的血汗，购买东西洋淘汰的船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天下士人、百姓、绅士、长老异口同声却不敢上诉的情况。臣不胜愚钝急迫之情，谨冒死上陈。

拟陈洋务疏

郭嵩焘

我私下认为，臣因病两次请求休假回籍，蒙受皇恩浩荡，优厚地赏赐假期。当时云南案件的处理已有头绪，而臣病久未愈，本分应当请求退职。五月二十四日，英国公使威妥玛贸然离京，云南案件未能议定结案，臣岂能立即置身事外？自应勉强支撑，暂时请求销假。而现在办理洋务，其关键要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伏思夷狄危害中国，自古皆然，所以控制驾驭的方法，不过战、守、和三者而已。他们侵扰有固定的地方，其盛衰有固定的趋势，因时制宜，应对绰绰有余。洋人以通商为义，环绕列于各海口，深入长江数千里，借端生事，以求便利，名义上是外患，而负隅顽抗实在内地；名义上是敌国，而构祸不出于邦交之外。所以臣认为今日之洋务，战、守、和三者都无可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凡是战争有两种，曰攻剿之师，曰应敌之师。西方各国远隔数万里，中国不能前往进攻，这是明显的。而像洋人练兵制器的精良，其君臣相互讲求，日新月异，未曾稍息，而唯独不肯轻易用兵。他们看待通商各口，都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意思尤其爱护珍惜。他们不言战，为何要迫使战呢？凡是和议有三种，曰定岁币的等级差别，曰议聘使的礼节，曰辨称号的尊卑。洋人通商二十余年，从未比较论及这些。咸丰七年广东用兵，而上海、宁波通商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即使广东通商也复如故。他们苛索兵费，只认为因此用兵，兵费即从此处取偿，始终通商而已。每次滋事，增加口岸，占据要害所争，没有比这更大的，更不得以和议论之。至于守的意义，从远古直到今日，从天下直到一家，都不能废弃。中国沿海九千余里，大小百余口，虎门、大沽称为天险。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处理已有定局，增修虎门炮台为善后之计，费用达数百万。咸丰七年洋人直入，一毁殆尽。咸丰九年天津防堵，良将劲兵，使用高垒巨炮，最终也不能持久。至于广东辗转贻误，而有宁波之失；金陵辗转贻误，而有镇江之失。延至咸丰七年，广东省城被洋人袭入，扰及天津，洋务遂至于穷于办理。这些成例，也略可知道了。现在且说内地。设立公使，驻扎京师，曾无藩屏之隔，所以臣认为守，是经国的常略，而非目前防海的胜算。我私下认为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的方法而已。应付的方法，不超过理、势两者。势，是人与我共有的，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必争之势。权衡其轻重，审时度势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他所必争的，不能不应。他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是万万不能应的。应当应的许之，更无迟疑；不应当应的拒之，亦更无屈挠，这就叫势。理，是用来自处

译罢了。自古以来，中原与外族交战，首先要审察谁曲谁直。如果势力充足且道理正当，对方必然不能违背；如果势力不足且别无依靠，尤其要依靠道理来折服对方。我观察历代平定准噶尔、布鲁特的战略方针，都是以仁德讨伐暴逆，坦率地展示诚意以招抚怀柔，用心极为深切周到。乾隆二十九年，西疆乌什发生叛乱，办事大臣某某已被贼人杀害，追究引发事端的缘由，连累到他们的子孙。嘉庆二十五年，回疆发生变乱，参赞大臣某某被回民控诉，被捕审讯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族番民，也被控诉，逮捕审讯总督某某。对于所属的回部、番部各部，安抚处理，务必做到公平，唯恐有一人喊冤，这是历代圣君控制中原与外族的既定规矩。深入探究古今得失的原因，仔细考察彼此应对的适宜之处，这就叫做“理”。我认为洋人的强大，以及他们逼近中国为害的深远程度，超过前代；而他们借端欺凌、乘隙索取，中国与他们相处的情形，也完全不同于前代。处理得当，在各地海关税务以及学堂教习、练兵制器等重大事务上，洋人共同经营谋划，从未稍有猜忌。处理不当，则议论繁多，变故滋生，往往小事酿成大祸，易事变成难事，以致留下无穷的祸患。我私下看到办理洋务三十年间，中外各位大臣，沿袭南宋以后的议论，认为议和是耻辱，认为作战是高尚，积成了数百年的习气。他们对于北宋以前，上推至汉唐安抚边疆、应对敌人的深谋远虑，记载在史册中，未曾省察阅览。对于洋人的情势，尤其茫然无知，无法推测其底蕴而窥知其究竟。朝廷设立总理衙门专门办理洋务，也不得不顾忌内部的人言，瞻前顾后，不敢直截了当地办理。我因为平庸愚笨，被众人指责讥讽，怎敢再有陈奏？然而我私下考虑当今时局，关系天下利害的，没有比洋务更重要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对洋务研究得极为精深广博，能够努力筹划富强的方法，而在交涉洋务方面，也都深得要领，维持保全大局。像我这样才识短浅，但从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以来，根据所见所闻，印证前代事迹，对中外交往的道理深有领悟，心中毫无怀疑。虽然疾病昏庸愚笨，无法亲自效力，但其中的道理本来是可以言说的。谨就今日办理洋务的关键事宜，略列四条，可以付诸施行。恭候圣明采纳选择。

译一、国家设立军机处，作为发布政令的地方，内外大事的机要都归它裁定。咸丰十一年设立总理衙门，完全仿照军机处的章程，于是与军机处并立。当时恭亲王实际主持总理衙门，本可以独断专行，但因为处理外交事务多持公正意见，不愿参与。如今已经办理十多年了，观察西洋大势，总理衙门应当成为国家的定制，但颁发上谕及一切处置事宜，不能不归于军机处。军机大臣如果没有被派往总理衙门任职，对事情的原委茫然不知，是非得失无从推究。臣愚以为军机大臣都应当兼任总理衙门的衔名，这样讨论情势，统筹熟计，以期有所裨益。

一、西洋通商，起初只在广东一口，后来沿海各口开放，以及奉天，内地直达江西、湖北。法国占据安南，与广西接壤。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岸，以及陕西、甘肃和山西。英国又商议在云南通商。四川、贵州、河南涉及教案的交涉，层出不穷。目前没有洋务交涉的，只有湖南一省罢了。必须熟悉洋情，办理才能从容自如。对此稍有疑惑，就会像荆棘刺在身上一样难受。起初过分坚持正统言论，后来反复无常，迷惑错误必然很多。所以当今的人才，以通晓洋务为最为重要。自从与洋人通商以来，事变屡次发生，多因华洋交涉案件争论纷纭，而办理的归结处，总在讹索赔款、广开口岸，这就是他们的意图所在。无知且缺乏预防的人，动不动就积累嫌隙、挑起争端，激成事端，辗转之间反而资助了他们的挟制，从而让他们得逞。推究其根源，是由于地方官不了解洋情，既以挑起争端为能事，又加以粉饰；又以了结案件为屈辱，因而更加拖延。像这样的情形，如果用在民间诉讼案件上，百姓含忍受冤，也就无话可说；如果用在洋人身上，必然多生事故。所以臣以为考求洋务，也没有其他含义，只是通晓事理罢了。汉代诏令出使绝远之国，与将相并重。当时所急的，不过是外交辞令上的较量，一天之内，实在不及西洋关系紧要的万分之一。恳请皇上考察选拔人才，勤奋寻求方略，期望使内外大臣不要存有轻视远人的心态，从而洞察得失利弊的根源，忍辱负重，刻苦自励，以激励士大夫之心，而奖成士民奋发有为之气。对外筹划应对之术，对内建立富强之基，全在朝廷一念之间的权衡而已。

一、驻扎西洋公使，绝不是当今的急务。其中只有美国旧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附近秘鲁及西班牙所属的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以资以办理。此外各国全无凭借，而依靠数万里外的使臣，因事与之辩争，事理稍有虚饰，困辱立刻显现。即使有能者，也只是徒然将有用之才，虚弃在无用之地。将来海道开通，中国商人能够赴各国设立行栈，有可经理之事，逐渐选派大员充当公使驻扎，自然不可缺少。此时出使通好，实在没有关系，而既然已经奉派，出使英国各国相沿为例，正担心此后出使人数必定逐年增加。臣以为考求洋务，内外大臣必须留意，而出使则尽人可以差遣。私下估计各部院寺二三品以下的堂官，大都能熟悉体制，讲求应对。朝廷以息事安人为心意，奉命出使，谁敢不尽力？请求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具二三品以下堂官，年龄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也与寻常出使同等，务必使朝廷大臣习以为常，不至于心存轻重，而对于洋情事势也不能不一加研考，以求备国家缓急之用，其裨益必然很多。

一、西洋公法，通商各国都依据本国法度。中国刑律有万万非西洋所能实行的，当时议定条约，未能仿照刑律案例，酌情增添通商事例，以致会审公所完全依据西洋法度，以资听断，中国一切没有可依据的态势。只应当廓然示以大公，凡是租界滋事，依洋法办理；州县地方滋事依中法办理。看待洋民如同看待中国百姓，办理洋案也如同办理中国案件，预先化除界限之见，以保存中国一视同仁的体统。其间交涉洋务，上谕奏折应当发钞的，一概发钞，使天下人明白事理的公平。那些委曲周旋之处，也能窥见朝廷的用心，从而知晓事理的得失，不仅用以消除士民的疑虑，也足以折服洋人的气焰。以上四条，对于办理洋务的要略未能详尽涉及，而首先务必通晓古今之宜，以求应变之术，熟览中外之势，以使舆论喧嚣平息，自然可以逐渐讲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计，追究其归理势二者，深筹远揽，没有超过这个的了。宋代大儒程颐论事，必定折衷一是，他说当时朝廷有五不可，以及一曰至诚待敌国。如果能以诚信待人，人也必定以诚信回应；以猜疑待人，人也即以猜疑回应，这个道理没有差错。方今时势艰难，财力支绌，洋务案件多一反覆，即国家多伤一分元气

译治理国家，保全国体，完全在于事先防范，一旦事端发生，便无从补救，此后就更难处理了。臣长期患病，身体衰颓，确实没有才能，不足以应对国家的急务，绝不敢奢望通过言语来发挥作用，从而招致他人的指责。仔细审察洋人的情势，确实有不可更改的道理，因此冒昧上奏，言辞笨拙直率，心中不胜战栗惶恐。

译覆奏洋务事宜疏

沈葆桢

我私下认为，臣于今年十月十七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的九月二十七日奉上的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急宜切实筹画一折，所陈述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各条，着详细筹议切实办法，此外若有其他重要计策，一并奏陈，不得以空话搪塞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日夜操劳、焦虑辛劳，显而易见。反复诵读，感激涕零。臣本是迂腐儒生，不熟悉洋务，近年来在船政局任职，不过是依赖他人成事，绝未窥见要领。然而不敢不将采访所得，结合自己的浅见，为我皇上恭敬陈述。

原奏称拟议外患比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更为艰难，军队也比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时更需要精诚团结，这是确论。军队为何精练？因为精锐罢了。以西洋枪炮的猛烈，勇士贲育也无用武之地，善射者养潘也无法施展技巧。等到观察他们练兵，枪队讲究步伐整齐的节奏、纵横徐疾的顺序；炮队讲究旋转进退、前却修整的方法；测量炸弹远近迟速的方术，孜孜不倦地讲求，好像忘记了利器可以依赖一样。大概是不以一个人的力量为力量，而以千万人的力量为力量；不以一个人的技巧为技巧，而以千万人的技巧为技巧。

然而，训练义勇兵容易，训练正规军难。太平天国和捻军事变起时，各省无不舍弃正规军而招募勇营，明知正规军无用，但大难刚平，反而撤除制胜的勇营，重新使用无用的正规军，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几年来，封疆大吏想纠正正规军的积弱，优待其饷粮，使其与勇营相等，约束于营垒，使其与勇营一同行动。而海上军兴，又纷纷招募勇营，未听说以正规军为可依赖的，这是因为文法繁琐而积弊深重。

抚议一定，饷款不支，将领又提议裁减勇营保留正规军，使用那些不供养的，供养那些不使用的，明知如此却故意违背，自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用西法练兵，不得不先用西法练将。将领不知道的，士兵会欺骗他；将领不屑的，士兵会效仿他。现在的名将都是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立功的人，沿袭旧习则无从精进，而中年以上、百战之余的人，让他们舍弃所长，屈节学习西学，既非其所愿，也非其所长。然而不能尽懂其文字，不可不深明其意义。应请每省选拔知兵的大将，能耐劳苦的一二人，训练勇营二万，少则万人，分为两军，一驻省会，一驻冲要，屯扎大营，勿零星散布，专练洋枪洋炮，一旦临敌奉调，即可迅速出征。选拔通晓西洋战法的人作为教习，我国的大将以宾友之礼相待，朝夕与之讲明切究其中要法，几年之后，陆军营垒庶几可以依赖了。

水师则以熟悉风涛的人为根本，枪炮按日操演，尚可每月期望有成。至于水师与陆军不同，外海水师与内江水师不同，近日外海水师与往日之外海水师又不同。绿营原额不乏精壮，然而熟悉城市而疏于风涛，即使是曾制胜的洋枪队，陆路使用尚且担心不足，岂能拨入水师？况且迁地不良，若患眩晕，即使至精之技，也无用武之地。沿海渔户实在众多，招募不难，练习也容易，唯独难的是管驾官。浅而言之，商船舵工、各口引水，其中天资颖异、在西洋轮船中历练多年者，能充当驾驭，然而仅百中之一二耳。深而言之，则必须通晓华洋文理，明于算学兵法的人，才能胜任，非剽窃所能成功。上海出洋局十五年限满及闽厂学员，再令出洋学习二三年，必有能胜任此选者。至于迎剿、截击、尾追诸法，合数船操演，则其方法完备寓于其中。应请将现有之兵轮船延请英国水师官一人教练，以二人副之，除了奉差驰出外，其余应当按日合操。几年之后，水师也庶几可以依赖了。

经费不足，宜将水陆冗兵中无用者酌量裁汰，固然不应当立意纷纷更改，也不应当心存迁就。总之，化无用为有用，在于督抚因地制宜罢了。原奏称各国枪炮日新月异，明知效仿彼之长，自己居于后，然而如果没有此器，更何所恃？因而思考购买最精之品与自行铸造之方。枪炮并非购买难，而是知晓难，使用尤难。新旧既判，优劣悬殊，贸然购买，虽得以贱价要挟，也是弃物罢了。不能测量力之远近，弹子开花之迟速，不能演试，何能比较其优劣？演后膛枪一出，费银数文；演螺丝大炮一出，费银数十两。磨擦有费，修理也有费，得到此器者往往层层包裹藏之，日久锈生，一用不可再用，爱惜它不如丢弃它。前膛枪一出，后膛枪可以四出，所以临阵必用后膛枪法。德国的萨司博、俄国的白尔单、法国的莫司尔，都是后膛枪。而以美国的林明敦为最近，则英国的抵尼享厘驾乎其上。今闻法国的新出者，又胜之矣。各国洋炮之外，均有小队，而以美国的格林为最。其大者，先尚铜，继为铁，今则非钢不珍。前后膛互相短长，而皆以螺旋为贵。前膛者，下药装子之人须身处外，所以避敌人之炮火，开放鲜炸裂之虞。前膛炮以英国为最，闻有新制，口径四十二英寸，重八十吨，开花弹一千二百磅者，其演放则用电线点火，然而人要避之，否则声震耳裂。

译恐怕不是中国所应当采用的。后膛炮各国都有，而普鲁士国炼制钢材的方法，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具备的。其炮弹以开花弹为珍贵，然而攻击铁甲船，则非实心钢弹不能穿透。

译我私下认为，洋枪应当随时探访那些最精良的购买，以十余吨的大炮为宜。购买之后必须每日操练，这样士兵得到训练，器械也得到熟悉。摩擦洋油、砂布、棉纱的费用，以及修理工匠的费用，绝对不能节省。那些不会为了节省费用而中饱私囊的人，关键在于将领任用得当。铸造方面，天津和上海两局已有头绪，应当稍加扩大。自当日起便有功臣。我私下认为，操练战术应当专一，专一然后才能精通，精通然后才能进一步追求更加精通。应当请求总理衙门将沿海各局通盘考虑，哪些适宜制造子弹火药，哪些适宜制造枪炮，哪些适宜制造铜铁，哪些适宜制造船只，各自承担其任务，用这里所有的交换那里所没有的。确实因为洋人每制造一种器械，必定开设无数工厂，如果爱好广泛而不专一，那么工厂首先容纳不下工匠，怎能不马虎从事？必须用这个局的盈余来弥补那个局的不足，就像千人吃饭只用一口锅煮，似乎费用巨大，实际上节省很多。如果每人每件事都单独花费，费用必定加倍。今年我在台湾，李鸿章将天津局制造的洋火药、金陵制造的洋火龙陆续接济给我。如果由福建船厂购买器械自己制造，费用会怎样？我购买洋枪只选取林明敦枪，也是因为上海局也在仿制子弹火药，可以接济修理，不担心没有人手，所以如此。至于铸造枪炮，似乎应当仿照出洋局的例子，挑选灵巧的工匠和聪慧的少年去英国学习，取法于上，希望得到源头，路径似乎迂回，但收效更快。原奏称创立外海水师应当如何添选兵船及铁甲船，并自行制造扩充的地方，都应当切实筹备。查中国海江近年来盗匪之气尚未平定，日本和西方列强勾结传递文书、装运援兵未曾感到棘手，这是有船有利的明显证据。然而淮军分装三次，累月之后才完成，操练仅派六艘船，便没有船可供差遣，这又是船少的弊病的明显证据。只是购买船只原本属于万不得已的急需，自从通商以来，从未见外国肯将完好的船只卖给中国的，想要求精良，非制造不可。官厂所制造的未必精良，然而创始有基础，那么进阶有渐进。外国苦于煤炭费用，因此发明新式省煤轮机；苦于船湾木材困难，因此发明新式铁船。应当请求购买新式卧机一幅仿制以制造兵船，新式立机一幅仿制以制造商船，铁船全幅仿制以弥补湾木的匮乏，不要吝惜眼前的费用，希望收取日后的功效。只是驾驶缺乏人才，那么船多也不足以依赖。我过去向赫德借凌凡官。兵教各船合操，据称老一辈管驾官多由商船出身，熟悉驾驶而不精通兵法，那些自学习出身的人，驾驶和兵法都有根基，加上阅历，便成为全才，那么出洋学习这一端不容迟缓。想要获得铁甲船的利益，应当先知道铁甲船的困难，其制造始于美国法国各国，跟随实行而英国最精良，然而新制试洋，全船覆没的有两次，一是务求铁甲的厚度，忘记其上重下轻，一侧而不能挽救；一是务求水面避敌，忘记其船不胜而沉没。我先前提议拓厂试造，费用既繁重，成功又需要时间，而且上等匠师未必肯远涉我国，因此又有赴西洋定制，兼资生童学习的提议，费用虽多而效果较快捷，而取大取小中间没有定见，犹豫再三，无所折衷。那些主张因地制宜的人说，造船必须为修船考虑，吃水只宜七八尺，使可以进入福州口，虽然建造石坞广厂，增添机器所费也不菲，然而海口关锁重叠，距离洋面还有数十里，突然遇到外警，得到几座炮台，几千精勇守卫，厂中仍可制造修理以应急需，而且驾驶有信任的华人，不至于掣肘，只是行驶快捷如常，也只能避敌而从无胜敌者。英国入华的铁甲船损坏，香港船坞也不能容纳，转向东洋修理，东洋目前尚无大船，何以有此大坞，意思可知，况且适宜仿制的更不止这些，既然未雨绸缪，仍然存有因陋就简的看法，如侮辱我何？果真如此则必须定制最大的铁甲船，又必须选择沿海最深之地为最大的船坞，最大的船厂所有一切机器洋师匠徒齐全，重兵设险以保护它，确实是煌煌巨观，而仅此一端已非千余万金不能办，而且极深之水内江没有，必在外海，我的全力所聚集，敌人也必以全力攻击它，外警一来，本厂仍须停止而等待其他厂接济，况且华人骤得大船，无敢承领驾驶的人，雇募洋匠临警必万分周章。我虽然生长在海滨，向来未出洋，自从担任船政开始，知道福州海口，奉命赴台，才见台湾海口，何处适宜此船坞，无从悬揣，而又深虑积累费用的困难，开工的困难，所以日夜彷徨，寝食俱废。者，半月有余，而无所臆断。

谨将候选知州张思桂所议及洋将德日意格所陈函达总理衙门以便采择。（原文此处未完）

译赋税的总纲在户部。必须总理衙门清楚知晓户部实际存有的款项，然后洋务才能通盘筹划；必须户部清楚知晓各海关实际存有的款项，然后随时可以应对总理衙门的急需。计算四成洋税的各海关，必定没有敢侵吞挪用的。或许有指拨六成超出收入款项的情况，因而暂时挪用四成以待日后弥补。但必须将六成不足指拨的地方，立即切实上奏通报，然后户部得以权衡调剂。如果隐瞒不报，那么六成既然不足拨用，哪里还能等到弥补的日期？各海关认为是支出款项，户部还认为是存款，每日拨用日益深入，起初和盘托出，贻误必定很多。

谈论开源的人说：借洋款。然而今日所借的数目，就是日后所偿还的数目，这不是源头。而且厚息输送到外洋，除非迫在眉睫，谁甘心挖肉补疮？说：大开捐纳，民力已经枯竭了；减成捐纳只是滥授名器，未必能踊跃缴纳。即使通过压制勒索所得，也并不多，而且可以一次不能再次。说：增加洋税，无论外人以利为命，势必行不通。即使竭泽而渔，也不是招徕商贾的方法。现在洋税尚无弊端，尤其不应当让他们藉口以开启偷漏的端绪。说：清理田赋，发捻之乱相继十几年，而元气尚能逐渐恢复，是因为国家虽然紧急，从来不肯加赋，农民稍得以自存的原因。按户搜索，民不聊生，州县压制勒索的难堪，略微增加粮额以应付，所得几何？贻累匪浅。说：收取盐利，盐归官办，如果得到刘晏那样的人才，未尝不能迅速见效。然而接轴连樯，完成厘课而享受其巨大利润的，是我们的商人；肩挑背负，逃避厘课而窃取其微薄利润的，是我们的百姓。得到像刘晏那样的人才，不过是巧取商民之利而归之于官府；万一不如刘晏，那么弊端有不可胜言的。不要扰乱狱市，古人的深意存在，似乎不如沿袭旧制更好。

想要谈论开源，或许是指煤铁吧？福建古田等地产铁很旺盛。洋人使用它，都认为铁质胜于西洋。但当地不产煤，用松木熔化，近山松木耗尽，铁矿也废弃，而且不通水路运输，非常艰难。煤价每担仅千余文，而运费加倍虽然稍微增加价值，也不能源源而来。台湾产煤，听说兼产铁，但不熟悉用煤熔铁的方法，所以向来没有试采的人。我曾写信商请总理衙门，让赫德延请一位看山的洋人来台湾，果然矿苗旺盛质量优良，再行商议试办。近来听说李鸿章已经在磁州举行，将来或许可以仿照办理。因为煤炭充足，那么财富不消耗于西洋，而劳作的小民，兼得凭借此以谋生。台湾的樟脑、石油，虽然其利不及煤炭，也是地不爱宝的一个方面。硫磺例禁非常严格，但禁止而不免泄漏，不如收取以广储军用。然而这些都在数年之后见效，目前开始，尚苦于费用不易筹措。

至于节流，也是节省其无用的罢了。我认为折冲资行阵，那么武科宜裁；南粮归海运，那么漕标宜裁。事权贵在统一，责成贵在专一。专一那么与总督同城的巡抚宜裁减，一分虚糜，就可以增一分实用。我皇上躬行节俭，费用惜露台，凡在臣工，谁不应当仰体此意呢？原奏称以上各事，一不得人，都归虚费，请简派知兵、重望、实心做事、熟谙洋情的大员为之统兵。各大臣公议会推，上奏请求钦定。我天性愚昧，何足以谈论知人？但就见闻所及，兼有这几项长处的人，没有超过李鸿章、左宗棠的了。李鸿章坐镇畿辅，中外洋务，本来依靠他主持。左宗棠一时能否舍弃陕甘而莅临海疆，不是我敢妄加末议的。我私下观察兵部侍郎彭玉麟，忠肝义胆，远超流辈，必定能为国家担当大事。虽然居官任职不是他所愿，但抵御灾害捍卫患难，应当不会推辞。或许怀疑海疆统帅时常与洋人交接，如果性情激烈，恐怕嫌隙易生。哪里知道天下只有忠义之人最能坚忍，即使远人也不曾不考察其素行而产生爱敬之心。至于后进人才，既关乎培养，尤其需要历练，然后取多用宏，其源头不竭。

译近来人才方面的弊端有两点：一是误于空谈，认为凭公愤就能击退敌人，一谈到外交事务就斥之为汉奸；等到自己身处局中，却又茫然不知所措。二是拘泥于旧见，认为我们曾以此法击败太平军和捻军，作战靠士气取胜，不应被洋人欺人之言所震慑；等到临事时才醒悟不如对方，那就太晚了。近来鉴于这两方面的弊端，又采取温和圆熟的路数，只要通晓洋语、略识洋文、能调停处理交涉事务的人，就被视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哪里知道这些片长末技，用来作为顾问，供人驱使，未尝不可；但他们并不懂得真正的实学。行伍部队的士兵，中国人认为是卖力气的武夫，而西洋没有不读书的武官；规矩准绳的工匠，中国人认为是靠力气吃饭的百姓，而西洋没有不读书的匠首。我认为粗糙的，他们认为是精细的，那么他们得到精细的，我得到粗糙的，本来就是这样的。臣先前特别请求设立算学一科，确实因为外国万事的开端，都根源于算学；而中国鼓励人才的方法，没有比科举制艺更快捷的了。如今同文馆设立已经多年，其中应当有学业勤奋敏捷、心术清明纯粹的人，是否可以仿照满族的笔帖式、汉族的小京官，拨入总理衙门，让他们学习外交事务，慢慢考察他们的成就来决定升降。其中特别优秀的，升任司官，与正途出身同等看待。在同文馆教育他们，是为了培养他们；在总理衙门试用他们，是为了历练他们。不培养则人才没有起点，不历练则人才无法施展。那些出洋有成效而归来的人，更应当优厚提拔，名声所在，众人争相追随，日益推广，人才就用之不竭了。臣根据所见的洋老师，都说中国聪明实在胜过西洋，循序渐进地追求，不愁不精进；只是风气初创，苦于没有督率的人。就像船政一事，如果得到通晓制造渊源的人作为领袖，所成就的必定不止于此。现在监督艺徒的是匠首，而匠首的智慧不如艺徒；监督匠首的是绅员，而绅员的智慧不如匠首；监督绅员的是臣，绅员能知道大概，臣则一无所知罢了。一切造船驶船的事，不能亲自审察其是非，只能询问其优劣，心力交瘁，耳聋目盲有什么补益？这就是培养历练后进人才，不得不急切的原因。原奏议定开办后，应当如何一心一意、长期坚持，尤其应当共同尽忠、永远维护大局。臣认为想要收到持久的效果，应当探究不能持久的原因，而预先杜绝它。确实让财政没有短缺，日积月累，谁愿意背负不好的名声，来改变即将成功的局面？所担心的是，做无益的事，害有益的事。起初，并非与自强的意图有所抵触。等到继往开来，暗中滋生亏空，耗费之门日益扩大，府库的积蓄日益加深，水旱盗贼的忧患相继而起，财政大臣仰屋兴叹，舆论纷纷。这时想要采取苟且之计，也不可能了。人情愤怒则振奋，安乐则颓废。只要朝野内外把庚申之耻常挂在眼前，怎么能把自强的想法都置之度外？至于办理不善，应当归咎于人的失当，不容许半途而废。时势不同，如果给予人便利，不容许用文法苛求。有以不变为持久的，自强的方法，听到好的就能改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然而以练兵、简器、造船为自强的项目，筹饷为自强的纲领，而贯穿在纲领和项目之中的，则是持久的精神和持久的作用。士大夫知道格致是进入圣道的门径，就是报国的经纶，读有用的书，在有用的地方试用，以成为有用的人才。局中的人接受局外人的批评，集思广益，不视为浮言；局外的人体谅局中人的苦心，露胆披肝，各自贡献独到见解。人人都能尽力，只有不随便苟同的人，然后能和谐一致。因循的弊端，大概可以避免了吧。

海防条议

丁日昌

一、练兵。原奏称，陆路之兵固然应当更加训练，外海水师尤其应当更加精求。各口岸固然需要设防，然而如果没有海洋重兵，可以迎剿，可以截击，可以尾追，对方就可以随处登岸，使我有防不胜防的痛苦等语。所注意的是，在要口设防，不效从前零星散漫，就是兵法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意思。查十余年来泰西凡三大战：一是英法联军攻俄之战，开战之初，英法就以重兵守住黑海口，使俄国不能出入，后来俄国终于向英法求和；二是美国南北之战，开战后，北美国即将所有兵船驶往南美国各海口，全部堵塞，使不能向邻国乞援购买战械，南美国终于被歼灭；三是普法之战，普国人自从听说法国动兵，即将全国劲旅先堵住礼吴河口，而法国也终于被普国所困。就像中外用武以来，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而对方不过数千人，今日扰粤，而粤之全省疲於奔命；明日扰闽，而闽之全省疲於奔命。我方防备多而力量分散，对方选择弱点而蹈入，这都是因为没有训练重兵屯扎，只是蹈入处处设防的弊端，所以导致这样。外国有战事，力量与力量相敌，则器精

译凭借勇力取胜；如果武器装备相当，那么先下手狠辣的一方获胜。因此，今天选择要害之地训练军队，以准备用于进攻、剿灭和尾随追击，尤其不可片刻迟缓。如今以天下大势来说，法国占据安南的胥江及南天省，已经与我国广西、云南、贵州的边境相连；英国占据五印度，已经与我国云南、四川的边境相连；俄国染指新疆，联络回部，已经与甘肃、陕西的边境相连；其占据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又与我国盛京等处的边境相连。至于东南七省逼近海洋，洋船可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就更不用说了。自古以来中外交往，对陆路的急迫往往比对水路迟缓，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水陆交逼、处处被包围窥伺的情况。然而从道理和形势来揣度，凡是外国陆地与我国相连的，不过是得寸进尺，志向在于蚕食，而不在于鲸吞；那些在水路上切实逼近我国的，则动不动就控制我国要害，志向在于鲸吞，而不在于蚕食。所以东北最为重要，东南与西北次之，西南又次之，这是四个重要方向。如果区分缓急，选拔训练重兵，水军则首尾互相呼应，陆军则各自为战，或许能逐渐平息敌人觊觎之心，或者能有稍微巩固我国边防的一天。中国八旗和绿营各营，人数并非不多，但口粮太薄，器械太破旧，绝对难以依靠它们来制服敌人。近年来虽然有减兵增饷的提议，但军饷仍然微薄，汛兵没有裁减，终究难以化零为整，彻底改观。臣在江苏时，曾将抚标兵营的旧兵一律裁汰，换成新募的勇丁，撤去汛地，改操练洋枪洋炮。当时舆论颇受撤除汛地困难的阻碍，经臣秘密上奏，认为和议不可长久依赖，自强必须早做打算，仰蒙圣恩，特别允许照办，至今并未听说汛地撤除后稍有流弊。如果各省都用勇丁替换旧兵，减少名额而优厚军饷，分别训练为枪队炮队，虽然不增加国库费用，但十万精锐士兵，本来可以像星星罗列、棋子分布一样遍布各地，而其关键则在于裁撤汛地、合并军营。因为分散驻防则士兵绝对不能训练，不训练则即使军饷优厚、名额减少，士兵又从何而精锐呢？至于各省沿海水师，只知道停泊在内港，不能抵御外洋，积习之深，非一日之故了。然而即使水师精锐，但所用的是旧式艇船，则仍然把优势送给敌人。沿海渔人蜃户，熟悉风涛险恶的人，其根基比内地士兵更能吃苦耐劳。其次则挑选水师中得力的人，更换他们的船械，勤加操练，教以测量规算，逐渐训练逐渐熟练，使他们常以水为家。而且应当让沿海全洋统筹兼顾，不可稍分界限。为什么呢？风涛驰骤，一息千里，如果划分各省疆界，则彼此推诿，寇盗终究没有灭绝之日。所以化零为整的方法，不仅陆军适宜这样，水师尤为切要。日本弹丸小岛，不过是夜郎靡英之类，但近年来发愤自雄，改变峨冠博带的旧习，师法轮船飞炮的新制，其阴险而有谋略，固然值得忧虑，其穷困而无赖，则更值得担忧。以北境之塞希轮地与俄国，而日俄之交，固用李太国开火车、铁路，而多借英国之债，其国君常见英使巴夏礼与之潜谋密计，日英之交，固用黎展远密查台湾情况，资为指臂腹心，日美之交，固彼其低首下心，小心翼翼以求悦于各国者，岂有他哉？大概其觊觎台湾，已经寝食寤寐之不忘。中国如果弃之如遗，固既从心所欲，万一形势出于战，则又交昵各国为之解铃说合，不致能发而不能收。这就是他们敢肆无忌惮、快意于一逞的原因。臣任苏藩司时，曾于议复修约条内陈明：日本阴柔而有远志。中国所买枪炮皆彼国选余之物，宜阳与之好，而阴为之备。其时李鸿章深以为臣言为然，当即代为密陈。今日本虽小有赔偿，然彼之所费既不啻十倍此数。况死于是役者复五六百人。万一他日再藉端发难，以数舶横于黄海黑水洋之间，则津沪之气不通，事事棘手，而台湾之患犹其小而且缓者。故今日驭远之法，内则力图整顿，不徒托空言；外则虚与委蛇，不稍涉虚骄。不惟与泰西各国开诚布公示之以信，即日本亦宜暂事羁縻，使目前不致决裂。俟我水陆各军既精练，自可潜消其窥伺之心。万不能，彼出于骄而我应之以正，亦薄海之所共谅。此练兵之当务，速务实，不可得过且过者也。

译一简器原奏称，凡炮台及水台所需巨炮应如何购办，水陆各军所用洋枪应如何选择最精良的器械，以及日后应如何自行铸造以精益求精等事。查外洋火器至今日如此精良，不仅是唐宋元明所没有的，也是尧舜禹汤所不及的。总理衙门所说“知晓效仿别人的长处，已处于落后地位”，虽然说得在理，但如果没有这些器械，又凭什么依仗呢？这确实是洞察关键问题的言论。只是火器这一项，不外乎枪、炮、火箭等物，有适合进攻的，有适合防守的，也有攻守皆宜的。英国的大炮有阿勿斯郎、巴留西、安司脱浪、回得活特；法国的大炮有墨迭儿鲁士；普鲁士的大炮有克虏伯；美国的大炮有巴勒得、四得卧得、布鲁嘎斯、得里氏嘎。各国中以阿勿斯郎、得里氏嘎为最大，以克虏伯、布鲁嘎斯的为最精。大的炮弹重达六百磅，听说铸造时内部用生铁，外部包裹熟铁并用螺丝固定，制成后多用火药轰击，使内外两层的张力均匀渗透，生铁与熟铁紧密结合，然后才投入使用。阿勿斯郎在本国购买已需一万九千圆，买价既高，运费自然也不轻。精良的二十四磅炮弹能与百磅炮弹具有同样的锐利威力，从前后的门装填，仅用左右双劈（炮闩），近距离则用整块圆劈，又用药试放千数百次，内部才加装钢圈，钢底炮弹则加上铅壳，比炮膛略大，内部有螺旋三十二转，必须使炮弹在炮膛中相互碰撞摩擦，迂回曲折后射出，这就是张力加大、射速加快的原因。但无论炮弹多大，其命中范围必须在一里内外，过远则炮弹本身的坠重力与空气的阻力都足以拖累它，恐怕攻坚就不能有力了。至于美国的格林炮，发射速度快，如同鱼贯蝉联；普鲁士的联珠枪，两人背负而行，若中国的枪一秒钟可放数十次，也是陆战行营必不可少的。若想打击近距离目标，则用马口铁盒装满子弹，用漆固定，出口后也能四散扑人，如风雨骤至，但必须圆滑合膛才能得力。若想越过山城打击看不见的目标，则用口径十五寸以上的臼炮，抬高炮口使用高弧度，自上而下，可以炸毁物体、焚烧营寨。南花旗的炮台被北花旗摧毁，多受这种炮弹之害。至于洋枪这一项，外国不到三十年就屡次改变形制。起初用火石引火枪，继用钢夹引火枪最后以来福枪为第一等。自南北花旗交战以来，北花旗开始使用林明敦枪，南花旗开始使用果伦比枪。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开始使用筛师拨枪，普鲁士开始使用尼一根枪。经历一次战争，必然增加一番惨酷。造物至此，也几乎无物可供其雕琢。其枪膛内有来福线，皆从后门装填子弹，循环连发，无坚不摧。然而机括太复杂，用久了就逐渐失去挺力，不能完全如人意。而且铜壳子弹和火药购买艰难，子弹用尽则枪成为废物，所以只能用于临阵操演，实战仍只能用旧枪。抵御骑兵，则用能爆炸的火箭。倘若两军相接，我方占据顺风，则用喷筒释放毒烟以迷惑敌人视线，使其洋枪无法施放。器械既精良，又在于平时心态稳定与手法熟练。总之，机器及前线军械，必须精良于腹地各省，才能得以用重驭轻。至于炮台，则应建在地势险要、水流曲折，敌船必须迂回才能行驶的地方，才能使敌船多受炮击，又可从前后面形成包围。若炮台设在水路笔直之地，则敌船瞬息即过，岂能击中其要害。北海只有大沽的水道最曲折，大江自镇江以下，只有金山前水势回环，均可建筑炮台。焦山四面受敌，似乎不如上述地点。建造炮台的方法，最内一层须用灰墙，外墙则用砖石不如用三合土。其厚度总须在二十尺以外，高低则视地势的高低及水路的偏正而定。护墙必须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倾斜至五分之一勾股。敌人若从侧面来，可斜拂而过，不至于明显与之抵触。其炮台及火药仓上，必设太平盖（穹顶），以抵御自上而下的炮弹；下面必设高阳堆（胸墙），以抵御横扫的炮弹。其最下层的地道，必须加筑坚固，四面都通沟渠。外部的小炮台、大沙堆，也必须连绵照应，即使敌人用陆军闯入，尚可侧轰横截。然而北花旗的铁甲船，被南花旗炮台轰伤的仅三只，被水雷轰沉的十余只。因为专用炮台而无水桩、水雷、浮坝等物阻挡，前方受阻则炮台断不能得力，而敌船的游弋可以自如无忌。若炮台中大，则自六百磅以至二十四磅的炮弹无不可用。只是发射阵地愈宽则愈可转移，愈密集则愈受敌弹，这在于选址者事先的周密筹划与临时的变通。外国寓兵于工，即寓工于兵，所以制造与行兵可归于一贯。中国两者分离则两者皆缺，此

译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格物致知作为自强的根本。至于机器局的设立，必须位于煤炭木材聚集、五金易于开采的地方，才最为便利。江西鄱阳湖岸边有几座大岛，山势阻隔，水流环绕，敌船无法进入，而南赣、汀州、建宁的水路也可以趁着水势上涨而上达湖北四川，下至安徽江苏。在这里建立一座大型机器厂，气流容易通畅，材料容易聚集。臣去年曾将此事与曾国藩、李鸿章商议，他们都认为可行，只是因为没有经费而作罢。如今制造机器的事才刚刚开始，有进展而没有尽头。如果精华全部集中在海滨，形势如同孤注一掷，万一外国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首先下手狠辣，岂不是白白耗费了巨大的经营心血？因此，想要制造器械，又必须先选定制造器械的地点，这是尤为迫切且重要的事情。

译关于造船的原奏称：创立外海水师，应当如何添购各类兵船及铁甲船、水雷台，需要多少船只？这些船吃水最深，各海口何处适宜停泊？如何抵御？如何攻破？请逐一详细商议等语。查阅外国近十余年的报纸，就有说：“中国自唐虞时代使用木船划桨，至今数千年，仍然使用木船划桨，可以说是永远固守古法。”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是很微妙的。《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战国时期杜挚有话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法令；功效不到千倍，不更换器具。”大概到了现在如果能变革，还有通达之日；如果到了现在还不变革，那就再也没有变革的机会了。外国的铁甲船有几个等级，其中最好的，内部使用样板木和黄松木，外部加上极坚韧且有大凹凸力、完全不含炭质的熟铁板五层，每层大约厚四寸，层层用螺丝钉镶嵌。凡是船中受力之处，就增加铁板的层数和厚度。因为铁甲多层相合，炮弹难以穿透；而单独一层厚铁，炮弹容易穿透。铁板之下必须用坚硬的木头作为垫层，有的厚十二寸，有的厚八寸，这样才能稍微减轻敌弹震动之力；又在木垫之内镶嵌铁弹，使敌弹无法穿透。其中最大的铁甲船，机器马力有一千五百匹，吃水太深，中国口岸内恐怕没有这样深水的港口，难以购买使用。今年英国驶来“换仁刁”号的铁甲船，大约八百匹马力，用于中国洋面最为合适。如果像日本所购买的铁甲船，本来是木质，只不过上面蒙上三四寸厚的铁，仅有二百八十匹马力，船底吃水之处也完全没有铁。如果用两艘半桅的结实头板船乘风撞击它，必然震动松裂，那不是真正的铁甲船。购买的价钱，视船只的精粗、大小、厚薄、新旧以及马力多少、机器锅炉的灵便结实程度，往往有比兵轮船还便宜的。大概上等和中等的铁甲船价格，总在十万磅以外、二十万磅以内，每百镑还需加船油杂费十二圆半。如果委托洋人辗转购买，必定会误买木质蒙铁的那种，不如选派熟悉船务、结实可靠的委员，分别前往外国船厂，委托他们制造，同时带领中国造船、驾船的人前往认真学习，等船造成，中国工人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学会。大概英、美、法、丹各国船厂，每家船厂都适宜定造一艘，造成后再考察优劣贵贱，以此作为对委员的赏罚，才不会白白浪费巨额款项。现在英国有大小铁甲船五十四艘，法国六十二艘，俄国二十四艘，美国四十六艘。其中用木船旧质，外面蒙上铁甲借以虚张声势的，也不少。中国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极少，须十艘才能自给自足，至少须三十艘才够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商人。至于停泊铁甲船的地方，固然需要水深，但海底必须是硬泥质地，才能承受锚力。如果是泥质，起锚艰难；如果是沙质，锚容易走动；如果是石质及蛤壳质，则不能受锚。中国极好的锚地以香港为最，因为有重山回护，可以避风，下面水深二三十拓，不至于过浅或过深。现在已归属英国人，也就无须议论了。北海、辽东的老铁山前后，以及搭途岛、长子岛等处的海面，全是泥质，水深二三十拓不等。直隶和辽东两海的大风不超过十二小时，虽然没有山势阻挡，也无妨。这里似乎可以停泊铁甲船两三艘，距离大沽、南台以南的高墩约八里以外，海底是泥质，这里似乎可以停泊铁甲船三四艘。东北海有这几艘船，首尾相应，那么津沽、山海关、鸭绿江的门户就可以稳固。只是十月水浅以后，须将各船移泊到烟台，以便机动。烟台港外有崆峒列岛，可以遮蔽风力，海底也是泥质，似乎可以停泊中小铁甲船一两艘。扬子江口崇明山的南面，水深二三十拓不等，只是海底多是泥，中间也有泥沙相合的可以抛锚。这里似乎可以停泊铁甲船两三艘，上可以沟通津沪之气，下可以保卫太平洋万里之安。台湾北面距离日本的九修岛很近，一苇可渡，似乎适宜停泊铁甲船两三艘，以巩固东南枢纽。但是台湾东北海面水势被吕宋诸山所束缚，波涛最险，不如停泊在澎湖、渔翁二岛之间，或者鸡笼港等处，也容易运煤，锚地也尚稳妥。广东虎门水并非不深，但海底不平，而且一旦与诸国有事，就不能驶出香港，与东北洋诸铁甲船相互联络照应，资助攻守，似乎可以停泊铁甲船一两艘，作为自固之用。关于铁甲船攻破炮台的方法，在八百丈以内的，可以使用八寸口径以上的螺丝炮，配以实心尖弹，专门指向炮台角一处，层层发射、连续打击，不可忽东忽西，等到有倒塌的迹象，然后从上到下，依次打击、逐渐降低，炮台墙必然逐渐裂开分离，倒塌了。至于十五寸以上的榴弹炮，则用来仰攻炮台内部的火

译药仓、太平盖，使其延烧，台兵自然没有立足之地，而船中的人抽调陆兵作为常设营垒，以逼迫敌人，敌人的接济一旦断绝，难道有不涣然瓦解的吗？

那铁甲船自卫的方法，倘若遇到两岸有林木的地方，船桅上必定多挂树枝，使敌人不能辨识。所有锅炉的气管贯通机链两边，必定用沙袋保护，外面必定蒙上铁链，使之往复回环，又用大绳结网作为外层遮蔽，使之以柔克刚。

倘若遇到敌人的铁甲船冲撞，势头猛烈的，转动舵柄偏左偏右以躲避；势头相等的，急转船头，铁冲先撞其腰部，又用船头冲撞四五丈长的两条木料做成叉形，外面蒙上网，下面用重物坠住，这样就可以收取前方阻挡的水雷等物，以免被它们触击。

那攻破铁甲船的方法，一是必须使用实心尖弹，从二十四磅到六百磅，越大越得力。弹体形状有四种：一是觜弧形，二是圆锥形，三是圆柱形，四是平圆底。开炮时，先应计算其速率，三千步内将准点定在船头，三千步外则将准点定在预计到达之处。等到距离更近时，又必须击打其火药仓以及锅炉、螺旋桨、气机、舵柄之处，这样一战可抵十战。

至于命中火药仓时，宜使用近日英国新制的药饼，这样才能使速率稍减，可免炸裂；若速率倍增，铁甲可以直透。

二是水雷，用生铁铸造外壳，厚度约半寸，用药从五十磅到百余磅，根据距离水面的深浅来决定用药量的多少，水深的使用电线引火的水雷，水浅的使用摩擦发火的水雷，下面系上锚，其重量必须比水雷重七倍，倘若用木桩系住，尤其稳定而有准头。

如果紧靠船底轰发，即使极厚极坚的铁甲船，没有不裂开沉没的；倘若在船的前后左右轰发，则有沉没有不沉没的。只是用于外海，则烟水渺茫，很难恰好位于敌船一定的往来之道。而且从铜山到沈家门，潮水过大，从七尺到二十一二尺不等。水雷放低，则涨潮时相距两丈有余，即使触发也没有威力；若放高，则退潮时恰好被敌人窥见，更是无济于事。虽然用灵活机括来调节俯仰，但高低悬殊过大，终究难得其定力。

若能用于内港河道稍窄之处，分别阻挡排列如雁行，虚虚实实地标识出来，那么敌船势必不堪打捞，必定怀疑而自行退去。那些顺风力、水力飘动的水雷，或使用机器自行移动的水雷，敌人用长竿一拨就开，难以有准头。也有船上装载水雷，用机器在水底行走的，然而难以对准敌船，本船也多半先受危险，似乎不可使用。若使用，须用小船垫底，划桨使无声响，船头用长竿系水雷，黑夜用猛力送到敌船之下，自然可以轰破。这在外国在大洋对峙时，也偶尔有用到的。

三是水台，有在水面浮洲，用坚固木材排列成格，外面用沙土筑墙作为屏障的，这是定台；有下面系七个重锚，中间用铁链堆在木桩上的，这是活台；有用四千吨的铁船，配备极重的大炮，中间用机器自行移动，遇到铁甲船经过可以从后面通行射击的，这是浮台。这三种台，有用六门大炮的，有用四门、两门大炮的，即使击打铁甲船得力，但形势如同孤注一掷，所以所用的都是光膛大螺丝炮，贵重而无用的，恐怕一旦同归于尽。

近来法国比伦，又用熟铁皮做成极大的浮标，其形状为扁椭圆体，共重三万吨，比铁甲船加倍。浮标留三个孔，锚链就从三个孔中穿出，其分隔的机括，共有18000个，均无漏水的门，所以不漏气与水。即使铁甲船用力冲撞，也不容易沉没，似乎较水台稍为得力，然而费用沉重运输困难，不如多造水雷而有实际功效。

四是大筏，中间用铁仓，装满火药，外面用触火之物，筏露出水面的部分极小，乘风乘水送到铁甲船边，机器一发，药仓炸裂，北美合众国的铁甲船也有被这种大筏冲毁的。

至于气球、电线，都是行军必不可少之物，自应分别购买制造，才不会临渴掘井。以上各项船械购买的价钱，比自行装造便宜数倍，然而如果不是一面购买，一面装造，那么始终受人把持，终究没有自强之日了。

译关于筹措军饷的原奏称，上述各层目前创立所需、日后长久维持的费用，没有大宗巨额款项无法开办，没有取之不尽的饷源无法持久等语。查考各项办法，只有陆军营改兵为勇，就原有的军饷，选拔新训练的士兵，只费训练工夫，不必另外筹措口粮。其军火等一切物资，或酌情使用前线剩余旧枪，或酌情配给次等新枪，似乎尚不需要大宗巨额款项。至于炮台铁甲船以及重要口岸防兵的新枪、新水雷台等物，以及制造一切经费，将来持久固然非数万万金不可，即使此时开办，恐怕也非千余万不可。从前总理衙门提议提取四成洋税，原是为防患未然而设，不知现存还有多少。各省厘捐、盐税、落地税，如果能够切实整顿，归为统一办法，岁入应当可以稍增。其两淮的商捐，广东的沙田，或许也可以酌情筹措一二。其余则只有如原奏所称，尽人力，因地利，开辟财源，节制财用而已。丝茶二者，是中国大利之所在。如今只有浙江、福建数省种植得法，如果能在气候不甚寒冷的省份，一律劝植桑茶，多产出一分货物，即可多增一分税收。洋人的呢布，都是从中国购买丝棉制成的。往来跨越海洋十余万里而尚有余利，如果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需向外求取，深耕可以尽地利，不仅百姓可免饥寒，而且利权收入应当更加丰饶。五金煤铁各矿，西班牙、布鲁塞尔、英、俄、新旧金山等处，岁入何止千百万。中国地大物博，为五大洲第一繁盛的地区，这些金宝之气，岂能永远秘而不宣？西方精通化学的人，凡是见到石面上有青黑花纹，以及平地隐隐有一条凸起如山，或有一条凹下如沟，或其地草木独特奇异，则其下掘至三四丈深，必有五金矿藏。又其下小石与大石相附着而自成一色的，西方人称之为“果唔”。如果能分辨其脉络，而用水银灌注，则果唔中皆有金可取。听说仿造自来火的草木质、金石质原料，云南与印度接壤之处最多，似乎可以令通晓化学的人分别前往采掘。四川盐井有煤油，如果用机器挖通，也可以取之不尽。磁州平陆、大同、太原、米脂等地，都是煤多而好。传闻潍县、孙村、莱芜等地，都有煤且块头也大。镇江东南山，煤、铁、五金似乎都可开采。浙江金华，福建永定，则有煤井。至于铁，各省出产的尤其多，而且产煤之处，大多也产铁。广东的芝麻铁，尤其有韧性，而炭质也少。台湾北路一带田地最富饶，自崇文山后与菖蒲厅毗连之处，高山旷野纵横千里，生蕃野性，清醒时如人，而醉后如兽，本万难驯服。然而趁此恩威并用，随时招抚，使生番化为熟番，或许也是一个机会。台地每年出产乌龙茶千数万箱，都是此处附近所产，而良材大木尤为多，五金、煤炭矿藏，定也不少。如果在此设立一个大机器厂及大船厂，应当可以取不尽而用不竭。闽粤人在那里做工的，无一生还。如果招他们屯田、开矿，利源日渐开辟，人口自然可以日渐兴盛。数十年后，或许可以另设一省于此，以巩固夷夏之防，以收取自然之利。且木料、五金、煤铁等项目，不仅是利源所系，也关系军事胜败。法国战船十倍于普鲁士，而平时未及多储煤炭，战事开始后才开始购买使用，各国遵照公法惯例，不准售卖，法国因此竟被普鲁士人所败。所以开矿一事，尤为目前军事、饷务的第一要务。至于中国人经商于外国者，以新旧金山、新加坡为最多生意，也最大。如果设立领事官及派铁甲船以保护他们，则抽取其货物厘金，也可以作为供给该船的费用。至于鸦片一项，漏税尤其严重，每年丝茶所入之款，不足以抵偿鸦片烟所出之数，即使不能禁止他们不来，也应当设法维持，使销售逐渐减少。查官与兵二项吸烟者，本来已有禁令，自当认真申明旧例，有犯必惩至于绅衿及士农工商之吸烟者，拟定限五个月全戒，不戒者不加罪，但将其籍贯列入瘾籍，附于娼、优、隶、卒之后列为五等，合家不得请封，子孙不得应试为官。不加以罪名，则无书差需索之扰；列入贱籍，则有家人父子极力劝戒，有自行严禁之益。但只禁止有用之人吸烟，而不禁止无用之人吸烟，又只禁止吸食之人而不禁止贩买之人，则彼族也不能以违约为由向我纠责。除官与兵二者由大吏自行查禁外其绅民限期似乎可由督抚选举公正绅士会同州县设局办理限满之后临时再酌情给予展限一次应入瘾籍而不入者许旁人揭告分别妥办仍多贴戒烟良方以资挽救若虑骤然行

译这一件事或许会成为借口，那么各省百姓因吸食鸦片而自杀身亡的，没有一天不发生。地方大吏借此列举几项弊端，恳请朝廷普遍下令办理，以重视百姓生命，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译况且英国为了放宽禁令、解放黑奴，曾捐出银两一千多万以成就善举，如今却用毒品危害中国，他们自己想来也会感到不安。似乎可以一方面派遣公使向该国君主及上下议院委婉地讲理，耐心坚持，只求将来能有所成效，不指望一时就能见效。同时由商民经常刊印外文报纸，公布于各国，诉说中国遭受鸦片毒害的惨痛酷烈，他们国内虽然重视利益，但国外也爱惜名声，或许不至于毫无触动。或者由公使携带若干桑茶种子，赠送给该国君主，劝令他们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地方试种桑茶，他们用毒物来，我们用美物往，或许能让他们内心惭愧？至于在禁令尚未彻底清除之前，中国自行种植罂粟，似乎应当稍微减免税厘，使国内的鸦片比外来的便宜，那么他们的鸦片就会滞销，亏损本金，更可以期望他们日益减少输入。如果不禁止吸食者和贩卖者，却只禁止国内种植者，那么国内少种一分，就导致外国多销一分，中国的财富也就多耗费到外国一分，这就像担心猛虎吃人，却又舍不得它不能飞而给它插上翅膀一样。沿海原有的水师裁撤后，所有的口粮和船费就可以用来补贴新创建的水师，旧日水师大小官员的衙署都设在内地人口稠密、可以收取费用的地方，如果一律变卖充公，似乎也不无小补，而且可以杜绝水师永远驻扎陆地的弊端。陆地设置电报，费用比海上减少十分之七，如果选择陆地紧要、繁盛且靠近海岸的地方，先设立公司汉字电报，一可以通报军情，二可以收取信资，三可以节省驿站费用，似乎也不无益处。况且洋人在沿海已经设置了英文电报，我们仍然置之不理，那么我们的每一个举动，外人瞬间就能知道，而外人的每一个举动，我们终究无法得知。陆路电报一旦贯通，那么海上电报的销路必然停滞，然后由中国承办，也允许外国附递信息，但必须一律改为汉字，让通事翻译后交付给他们，这似乎是防微杜渐的方法。此外再设立公司银行，凡是官民公司都可以入股，以流通天下的物资，以随时报告贴息，将来开矿这一局，也就从此公司生根。银行一旦设立，银票就可以通用，如同古代的钞票之类，开辟财源的开端，哪有比这更大的？至于目前的轮船招商局，则是损害外人、增益国内，对大局最为有益，这一举措还应当扩大充实，使其可以由近及远。铁路也是将来不能不设置的，否则恢复新疆，转运艰苦，抽调士兵行走，岂不迟延？但这必须在我海防已有依靠之后，才不至于被他人掌控。以上各层，都关乎人力、地利、开源节流的大计，只适宜逐步推行，持之以恒。购置制造耗费巨额款项，不可像对待泥沙一样随意；矿务最容易扰民，不可鲁莽行事。用财的人如果凡事秉持至公，丝毫不存私见，将会看到天下变通，大地不吝惜宝物，而国家用度无虞匮乏。

一、用人原奏称以上各事，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都归于虚费，然而错误在于用非其人，而不在于方法不完善，不能说事情不可为等语。查练兵、简选器械、造船、筹饷，都可以筹划切实的办法，只有用人难得切实的办法，而洋务用人尤其难得切实的办法。为什么呢？用人如果追求切合实际，那么泛泛之辈就会怀疑；用人如果追求务实，那么虚伪之人就会怨恨。想要寻求用人的方法，先要寻求知人的方法。至于洋务，更是污垢聚集之所。当波澜骤起之时，如同捕捉恶蛇，如同抵御洪水，不知费了多少经营，才不至于决裂。却不责备他们平时不能自强，反而诟病他们在临事时不能一下子拿出父母留下的清白遗产，终日与异类往返酬答，说得口干舌燥，反而使千秋万世蒙受不义之名。有志之士，怎么能不厌恶地离开呢？总理衙门原奏所称，同心者少，异议者多，局中的委曲，局外未必完全了解，可以说是痛哭流涕地陈述啊。南宋初年，赵子砥从金国归来，上奏说：“金人议和，因为用兵我国，收敛军队等待和谈，就像怕老虎而用肉喂它，肉吃完了终究会吃人，不如预设陷阱等待它。”这话可谓极其明白切中要害。给予香港、给予赔款，是用肉喂虎；陈兵、简选器械、造船，是设陷阱等待老虎。那些深居室内，眼睛没见到老虎的人，就认为老虎形状像羊、像猪，可以拿着鞭子驱赶它，用严厉的脸色杀死它。等到一旦独行深山，突然遇到庞然大物，张牙舞爪，对着地面长啸，猎猎风声响起，不觉皱起眉头长号，才开始后悔没有设陷阱，导致自己亲身处于祸害之中，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么不如趁现在事情还可以做而去做呢？做的办法是什么？只有任用济变之才来自强：一是水师将才，二是外国使才，三是制造通才。什么叫水师将才？查水师的脉络虽然与陆路不同，但驾驭的道理没有差异。十多年来，水陆各营将领，难道没有智勇双全而略能耐受风涛之苦的人吗？应当调往轮船学习，优厚他们的俸禄，而深入观察他们的造就，估计其中必有杰出特异之人。又在机器各局及现有轮船管带

译在办事员中选拔考察，用事务来测试他们，应当也能偶尔得到一两个人才。那些旧时的水师以及沿海各类人中，或者设立榜文来招揽符合标准的人才，或者广泛访求以选出优秀者，以诚心向下求取，必定会有以实情回应的人。什么叫外交使才？自古以来各国交往，都不废弃聘问的礼节，难道今天就能独自不同吗？只是使臣必须能够沟通彼此的情意，而又能消除未发生的祸患，责任确实不轻。京官是人才的渊薮，向来有抱负和经世济民才能的人，即使不曾担任过洋务，只要稍加历练，办理事务自然会有分寸。其次则向沿海的士绅、商人以及曾经亲自去过外国的人中寻求，只求能承担时局的艰难重大，不必再计较资历的有无。英国使臣阿礼国本来是医生，巴夏礼本来是商人，哪里有什么资历呢？而他们的国家倚重他们如同股肱腹心，中国竟然深受其累，可见哪里没有人才，什么途径没有人才，关键在于当权者能否树立目标来招揽罢了。使才既然得到，或者几个国家共同派遣一位使臣，或者一个国家专门派遣一位使臣，唯独对英、俄、法、美、普五大国以及罗马教皇处，则应当选择有魄力且善于言辞的使臣，才不辱使命。因为英国交涉本来繁杂，又有鸦片这一祸害，法国和罗马是天主教的枢纽，必须端正使节与他们辩论。教士进入中国，引诱坏人，欺凌善良百姓，掣肘官吏，暗中传递消息，凡是有百姓的地方，就有传教的人，目前遭受他们的毒害，固然非常严重，将来酿成大变，更是防不胜防。罗马本来属于弱国，全靠法国人为它庇护，自从法国被普鲁士打败后，护卫该教皇的铁甲船已经撤回罗马原境，又被意大利夺走，教皇也无能为力，所以近来教士在其他国家的气焰稍衰，而在中国的教士则嚣张如故。因此应当紧急派遣使臣，将教士种种不法之处，与该教皇及法国辩论，恳切陈述并反复商议，一方面制定约束教士的法令，一方面严厉命令州县，不分百姓和教徒，一律公平处理，不要再驱赶百姓投奔教士，这是派遣使臣的第一要义。喀什噶尔的酋长牙古干，前年与英国订立条约，英国议会中也有议论说该国不应当与中国的叛臣通好结盟，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公使在那里，不能拿着条约与之争论。普鲁士向来痛恨传教，俄国涉及新疆，而且是最大最强的国家，美国地广物博，都是使臣必须联络的对象。日本在我卧榻之侧，近而且逼迫，所派遣的使臣应当精益求精了。至于离间这一办法，只能施行于过去，不能施行于今天。因为西洋各国自从从本国远涉数万里以来，和睦则利益共同分享，战争则兴起难以抵挡的灾难。普法交战时，法国领事被杀，普鲁士领事还代为抱不平。兔子死了狐狸悲伤，道理本来如此。所以使臣只有一秉持至诚，不必稍涉猜疑离间的计谋，反而开启各国猜忌二心。

译至于安南、暹罗等附属国，也应当派遣使者顺路去安抚慰问，坚定他们归顺中华的诚意，不能仅仅把厚往薄来当作尽到礼节的唯一方式。什么叫制造通才？以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难道没有精通化学、算学，留心机器的人吗？化学、算学，是制造技术的源头。将来军火、铁船、耕织机器，以及各种开矿事务，都与制造技术密切相关，任务繁重且重大，尤其应当慎重选拔人才并明确其责任。天津、上海、福建等地的制造局，培养人才已久，成就必然很多。京城和地方的官员中，如果有精通算学的，自然可以指派到局中来，互相切磋。此外如果有心灵手巧、品行端正的人，似乎也不妨广泛招揽。只希望从众多人中选拔精英，绝难从精英中再求数量众多。此时优厚他们的薪水，日后优待他们的出身，人才难道不会蒸蒸日上吗？况且求才必须在太平无事的时候，然后才能在有事之际使用，否则时局太平时，即使伯乐牵着千里马，经过门前也不看一眼；等到变故突然发生，劣马的骨头竟然被奉为千金。为什么呢？因为预先选拔则识人真切，紧急时取舍就容易出错。

第一，储备将来有用的人才，其科目有九项：图学、算学、化学、电气、兵器、机器、工务、船务、政务。凡是同文馆、广方言馆，以及出洋留学的学生，都应当在这几个主要方面发愤钻研，以求成功。学成之后，只准为公家办事，不得自己谋求生计。各海关道台以及办理洋务的各州县和各省税务司，都是这些学生进身的阶梯，即将来的将才、使才，通才也都由此产生。只是中外各馆需要再加以扩充，这样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自强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话要说：外患不除，是人身上的痈疽之疾；民生不安，是人心腹中的疾病。痈疽之疾，固然足以伤害生命；心腹之疾，尤其能致命。天下的百姓，自从遭受太平天国和捻军扰乱以来，仅有生业、衣食不缺的占十分之三，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占十分之七；而其中尤其受困累、无处申诉的，一是农民，一是商人。农民终日辛勤劳作，所得几何？一旦遭到胥吏的觊觎，叫嚣必定不止，直到鸡犬无声才罢休，这是催缴赋税。开具票据有费用，投纳税款有费用；打官司有费用，提审押解有费用；见到教士就像见到天神，看待平民则如视鱼肉，好像深恨百姓入教不够快似的。朝廷有减免赋税的宽大典制，而贪求盈满的人不为百姓着想。行走在乡野有委曲的冤情，而倚仗权势的人不为百姓向上反映。那些当官的幕僚，在吃烟饮酒、赌博掷骰子的时候，正是百姓颠沛流离、疾苦哀吁无门的时候。那些佐杂官擅自施加重刑，营汛借端讹诈勒索的，更不用说了。商人渡江航海，冒着风霜雨露，谋求微薄的利润，而官府只取百分之一，以充军饷和公事。他们哪里敢稍有怨言？然而税务官吏和关卡人员，苛索万状，翻箱倒柜，无异于盗贼。随身需用的物品，对洋人还有优待免除的章程，唯独对华人，漏报一丝一缕，即使全船货物充公，还要加以重罚。不知道当权者为什么厚待洋人，而薄待华商呢？太阳已经高升还未起床，太阳还未落山就停止查验。私费没有送上去，即使千百人守候呼号，也不予理睬。征收完纳之间，绝不流露体恤怜悯之意。等到商人因税厘而利薄本亏，难道没有损失吗？那么何不明确规定一个抽收章程，挂牌示众，使各色货物都归于统一标准，不得轻重不一。罚款充入公司事务人员等，不得私分，以免借端酷罚。再出其不意，特派素有清望的大员微服查访，弹劾参奏一两个人，或许可以挽回风气。厘金税收也可以日渐好转。去年沿江讹传彭玉麟微服查察，税务员役收敛行迹数月，可见这些人并非毫不畏法。但是如果任用非人，那么流弊就会更加严重，这又不可不防备。

然而农商受害日益严重，是由于官吏不能沟通上下之情。官吏陋习日益加深，是由于官员多而空缺少，补缺署理没有期限。一旦希望得到差使，地方就像饿狼忽然遇到肥猪，不趁此饱食一口，那么将来永远没有果腹的时候。等到这头狼去了那头狼又来，百姓的困苦如何能缓解？元气如何能恢复呢？万一诛求无厌，人心动摇，不知道要耗费几千百万的军饷，贻害几千百万的百姓，然后才能奠定明收有数之款项，暗耗无限之脂。广西前事，是其殷鉴。难道不是所入者过薄，所偿者过厚吗？朝廷如果一旦毅然决然实行停止实职捐输的计划，地方大吏认真淘汰考课，无能者，一概奏请在本职上酌加虚级，咨送回籍听候调用，然后删去浮泛隔膜的虚文。讲求聚集财富、训练民众的实效，必须大僚不贪受贿，而后州县的法令才能施行；必须州县不任用吏胥，而后官民之情才能贯通。如果上级对下级呼吸易通，那么下级对上级亲爱自然到来。即使一旦海疆有事，百姓怀抱同袍同泽的诚意，可以一呼而成劲旅。虽然有教士的浸淫，不怀疑贰；虽然有汉奸的买嘱，不

译能够清静无为。这样国家在捐输方面损失的很小，而在民心方面获得的却很大。又何必像喝毒酒来解渴那样，为了暂时的苟且权宜，而重蹈东汉末年衰败的覆辙呢？否则，官民之间的气象日益背离，上下的情谊日益疏离，心腹间的痼疾既然已经深重，即使天天忙于筹办军饷和军队，恐怕最终也无法弥补万一。除了船只器械等一切自强的器具，必须效仿东西洋之外，其余关于人心风俗、考察官吏安抚百姓方面，仍然应当遵循我们的体制，并加上真诚的用意，或许可以用我们的正气来平息他们的戾气，不至于像日本那样更改历法、改变服饰，而被有见识的人暗中嘲笑。

译一、持久。原奏称，当今大局所系，没有比外患更严重的。抵御外患的方法，没有比自强更好的。如果不是局内局外的人用心深切筹划，坚持既定见解，怎么能有所成效？等因。查西方人在格致（科学）一事上，往往专心致志独自探索，父亲不能通晓其理，儿子或孙子必定通晓后才停止，所以事情能够成功。然而，能够制造出有用器物的人，国家必定提升他的爵位，子孙必定世代继承他的事业，因此有志之士，无不端正心力，坚忍耐苦地去做。我们中国则是穷究事理的学问有余，探究事物的学问不足，确实因为所悬挂作为富贵功名目标的东西，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所以竭尽心力性命去追求的人，也在这里而不在那里。目前尚且难以指望事情有所成效，何况日后能期望事情长久坚持呢？其不能持久的原因，概括起来，大约有两点：一是任职不专一，责任重大的人事务繁杂聚集，每天何止几百件事，所以只能处理事情表面的当然，而不能深入探究事情背后的所以然。虚文繁杂则精力疲于应酬，例案繁杂则关键被书吏把持，不仅执行的人习以为常而不察，就连倡议的人也是过后不留心。极紧急重要的事，反而被不紧急不重要之事所拖累。暂且以一省来说，地方上报盗贼，上司只批令会同营兵严拿，而不问营中是否有兵；州县上报灾荒，上司只批令筹款抚恤，而不计款项是否有着落。一事如此，诸事可知；一省如此，天下也可知。非常之举，百姓所畏惧，本来就不是惨淡经营、苦心孤诣不能取得成功的。然而关系安危的事，与按例执行的事，纷至沓来混杂在一起，怎么能穷尽它们的去向，使事情没有隐匿的物象，物象没有隐匿的情状呢？所以必须先精简事务，选择其中最重最要的，尽心竭力去谋划，然后事情才能有所成效，这是持久的第一道。二是求效太急，西方谋划国家，缔造经营，掷金钱于无用之地的不知有多少，一旦开拓疆土，才开始在数千年之后收到成效。中原士人对事情浅尝辄止，给予非常吝啬，而期望却非常遥远，看见鸡蛋就要求鸡报晓，看见弹丸就要求烤鸟肉吃，难怪他们的事业止步于半途，功亏一篑。何况西方人的船械本于创新创造，则近于捉影捕风，而耗费难以计算；中国的制造出于因循沿袭，则按图索骥，而实效容易求得，即使初次略微不中肯，而所费的节省于西方人的已经不可以道里计了。譬如先前制造的器械不精良，而后制造的必定可以逐渐精良。如果因为一件器械不精良，就认为此器械无用，那么虽然天天说自强，而自强终究不可得。至于精填海，未必一石而海就填成；愚公移山，未必半锄而山就改变。道理只有不计较成效的迟速，但求成效的有无，日积月累，成效必定可观。这又是持久的第二道。西方国家事事必定要求远胜古人，所以技术日益学习而日益精良；中国事事必定要求效法古人，然而辩论多而事业少，虚文多而真谛少。古人的糟粕留存，而古人的实意已经失去了。铁船飞炮，是古人所没有的东西，也是古书所未记载的条目。嗜古的人固然不奇怪他们不想舍弃我的长处，效仿彼方的长处。然而如果彼方仅以船炮自困于东西，那么我也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奈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而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的。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坏室家，毙伤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儒宿学，反而斥责水龙、各种机器为奇技淫巧，并且斋戒沐浴，弯腰俯伏，想以至诚感动上苍，使之反风而自灭；或者击里鼓，召胥徒，礼敬井泉，区分长幼，持杯勺以灌之。心不是不诚，法不是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死于火者，已经不可救药了。抵御今日的外侮，而仍想用昔日的兵器，与这有什么不同？沿海的机器船厂，曾经开办，旋即请求停止的屡次了。提出异议的人，难道真想让敌国日益强大，中国日益衰弱吗？不过是古人所载以矛刺盾的议论，横亘胸中，而且目未睹铁船炸炮之利，身未尝铁船炸炮之害，所以惴惴担忧夷狄之变，想要挺身以一身当其冲。拟此后凡有指陈练兵、简化器械、造船之失的，即令亲往沿海各厂各船考究阅历，外国的兵与器，果真胜于中土的兵与器。即将来购船制器，必定有疑为耗费过大的，也可令指陈之员亲往查核。果真真有弊端，自可愈加厘清剔抉；若其无弊，言者应当可以释然。其购物价钱以及一切杂用，尤其必须每月刊布月报，以昭示核实。古今来无论大如邱山、细如毫发之事，内愈秘则外愈疑，那么何必不洞开城府，使局中、局外都可共见共闻？天津一案，臣屡次说和不可恃，防必须固。万一决裂，或者由上海，或者由胥江，以捣其后，又自请严惩，为津郡官民赎罪，奏牍都在，可以复核。而论者痛诋在津办事诸臣，

译官吏，贻误大局。如果当时局外之人能够看到臣与曾国藩等人秘密呈递的各道奏疏，或许也能稍微平息讥讽诽谤。这正是曾国藩叹息痛恨、死后不能闭目的原因。所以，臣为了要使局内局外齐心协力，谋求长久之计，不如将应当办理的各项事务，让他们亲眼目睹、心中明了，了然于胸。如果担心泄露机密，又何妨让持异议的官员亲自到局中详细查阅原委，妥善筹划、深思熟虑，这样办事的人才有立足之地，坚定的见解才能坚持下来。况且当今的人才，不担心议论的不同，而担心萎靡不振日益严重。宋朝大臣苏轼所说的“平时没有敢于冒犯君颜、直言进谏的士人，临到事上怎么会有为义殉节的大臣”？如果局外之人能够坚持异议，虽然不一定言辞切中要害，然而其气节自然是可以利用的。倘若让他们经历边防事务，由粗浅到精通，由生疏到熟练，此时多一个刚直不阿的士人，就是日后多一个干练有为的大臣，岂不是大有裨益吗？那么，今天如果要让每个人都能自强，就应当先给他们明确的目标，而不能仅仅使用空话；想要事事都能持久，就应当以诚相待，而不能稍分门户，这样才能不至于功败垂成、半途而废。

译覆奏总理衙门六条疏

李宗羲

臣私下禀报，于十月初四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亟需切实筹划，将紧要应办事项撮叙数条，请旨饬令详细商议。该王大臣所陈述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续长久等条款，均系紧要机宜，着令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在一个月内覆奏。此外另有重要计策，也一并奏陈，总期望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务必达到有益实效，不得以空话敷衍塞责。原奏折及清单均着抄给阅看等因，钦此。仰见圣天子关怀海疆安危，智慧周全、思虑深远之至意。

伏查总理衙门原奏六条，以“用人”、“持久”两条为前四条的纲领，由末流追溯本源，用意极为深远。臣私下认为，“持久”这一条尤其足以挽救时弊。纵观史册，凡是建立一项提议，创立一种法规，如果不是人们习见之事，必定有多方辩论阻挠之人，这是因为从局外议论局中之事，往往各怀意见而不能了解事实真相，徒然混淆是非，坐误事机。目前筹划海防的议论，只在于皇上独断专行，循序渐进地推行，持之以恒地坚守，将天下大事中应当讲求的内容，书写在御座之上，每日反省，每月考察，每年考核，这样内外诸臣各自体察皇上的心意，实力奉行。《礼记》说：“下级侍奉上级，不听从其命令而顺从其喜好。”皇上坚持持久之意，那么臣下自然不敢松懈了。

然而持久之道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如果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等大事，万一得不到合适的人，无论章程如何完美完备，条目如何精详，一旦落入急功近利、营私舞弊之手，势必颠倒黑白、弄虚作假，完全败坏立法的初衷，又怎么能期望其持久呢？所以“用人”这一条尤为万事的根本。仅就海防而言，则以寻求将才为最紧要。宋代大臣杨万里曾说：“宰相不厌旧，将帅不厌新。”这是说用兵最忌讳暮气沉沉，应当任用年轻气盛、素来有远大志向、尚未建立大功的人。伏愿皇上加意搜求，打破常规奖赏提拔，臣下如果有所知晓，也应当随时据实上报。至于老将勋臣，老当益壮，皇上心中自有简拔任用之权衡，固不需要臣下来议论了。

原奏练兵一节，臣伏查西方人倚仗他们的船只，所以得以在海上横行，然而自古有海防而无海战，今日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先从水师说起。寻常战舰不及轮船，寻常轮船又不及铁甲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船只是否得力，仍取决于人。西洋各国驾驶轮船的人，都是从童年开始学习，依次晋升，由水手逐渐升至提督，所以他们心思专一，技艺精湛，他们的统率者无不明令严令、指挥如意，这是因为他们的功绩是逐渐积累而来的，不是仓促之间所能成就的。现在的战舰，即使不能一时更换，似乎应当在弁兵中挑选人员赴轮船学习，增加一艘轮船，就酌情裁减若干战舰；增加一名轮船弁兵，就酌情裁减若干战舰弁兵，但仍归水师提督节制，这样事权统一而经费节省。再招集沿海一带熟悉沙线、能忍受劳苦的人，参用西法，使他们由低到高依次晋升，以船为命，或许可以逐渐收到实效。然而沿海之地，几乎长达万里，处处可以登岸，势不可能处处都停泊轮船。一旦有事，如果敌人乘海滨无备的空隙，舍舟登陆，那么我们的船只都无用武之地。外国人跨越重洋而来，志向在于登陆，而不是志向在海中。中国厌恶他们来犯，是厌恶他们登陆，而不是厌恶他们在海中，那么陆军应当急迫讲求了。

前明时期倭寇内犯，谈论兵法的人都认为在海上击退他们是上策，在海上抵御他们是中策，在内地作战是下策。于是唐顺之讲求水师，出海打击贼寇，当时倭寇船只非常简陋，不像今天的轮船铁甲，然而仍然登岸肆意骚扰，水师竟不能制服，最终戚继光等人精练陆兵，血战数年，才得尽歼其众，这是往事可以验证的。近日法国水师，其数量之多、技艺之精，十倍于普鲁士人，然而最终被普鲁士打败，是因为普鲁士人从陆路进攻，水师无从下手，这是近事可以证明的。水师足以依赖，尤其应当急迫训练陆兵，何况水师还不足以依赖呢？

训练陆兵的方法，查同治十年曾国藩覆奏折内称：沿海的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共训练陆兵九万；沿江的安徽、江西、湖北，共训练陆兵三万，合计十二万之数，以陆兵为抵御敌人的资本，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海道虽然极其辽远，血脉皆可流通。他的意思大概是以陆兵为主，确实是最好的计策。现在如果确实遵循他的建议而大力推行，各省分定数目，各负专责，贵精不贵多，宜聚不宜散，以前缺额的士兵不必再补，现在已招募的勇丁，更加精练。练兵尤其需要训练技艺，选兵必须先选将，这是在平时实力讲求的了。

原奏简器一节，查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今天所谓的巧妙，就是后日之所

译这话说得浅陋。论及中国自强的策略，决不能专门依赖火器就能取胜。看西方人写的《防海新论》，详尽地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的事情，即使有极好的炮台，极猛烈且数量极多的大炮，也只能击毁一两艘敌船，并不能阻止敌人来去自如。这是火器不值得过分依赖的明显证据。然而时代潮流所向，即使是造化的奇迹，也仿佛听命于智巧的规律，那种不能不随之变化的情况，是时势使然。

译近来各国中，后膛枪以德国的克虏伯最为著名，英国则以乌尔奇为首选。洋枪方面，则以美国的林明敦为最佳。今年夏天，臣已将各类枪支陆续购买，但至今尚未运到。想要自强，却必须依赖西方人来获得强大，这是绝对不可靠的。臣愚昧地认为，起初应当从海外购买运输，同时命令兵工厂仿制，这样或许能实现起初依赖、最终创新的目标，不至于依赖他人而强大。现在上海机器局仿造乌尔奇、林明敦枪，已经能够按照标准制造，只是克虏伯枪还没有掌握其秘密技术。然而后膛枪不如前膛枪稳定，似乎也没有必要仿制。水雷这一项，另有机器，也已经设法购买到制造设备。只是各类火器，不难于使用，而难在于不使用。有事时，天天试演，还可以经久耐用；无事时，一旦搁置，立刻就会生锈损坏。以后购买或制造的枪支，应发给负责管理的官员和士兵操练之后，时时磨洗，不允许生锈损坏，违者治罪。这也是珍惜巨额军费的重要原则。至于铸造的方法，上海兵工厂的机器工匠，中外兼用，中国工匠协同外国工匠学习多年，也逐渐窥探到其中的奥秘。但只能按照外国工匠的成法，依样仿造。如果想要灵活变化，推广开来，必须有上等工匠以及学习数学的学生，亲自前往海外，参观各工厂相互考察比较，才能自出心裁，智慧创造，巧妙叙述。现在出洋学习的幼童，已经三年了，其中聪明的人，既然学习了语言，就可以兼通技艺。拟定命令管带的官员分别察看，如果有能通晓制造方法的人，由督抚优厚供给粮食，酌情保举官职，让他们竭尽思虑，精心追求绝技。将来技艺学成归来，广泛传授，或许足以开辟途径，激励人才。臣听说自古以来观察国家形势的人，看重人才的盛衰，而不看重财用的盈亏；看重政事的得失，而不看重兵力的强弱。从未听说以器械作为轻重标准的。况且西方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的心志和谐统一，法制简单而严格，用人必定考核实用，做事没有欺骗侵吞的习气，选拔士兵非常精干，所以临阵都勇敢而不怕死，然后加上精良的武器，所以强大。如果不考察他们强大的原因，而只是效仿他们的器械，难道足以依靠吗？从前林则徐在广东，英国人畏惧他如虎；僧格林沁在天津击败英国人，都没有使用精良的武器。这也是火器不可不讲究，但确实不可专门依赖它来取胜。原奏中关于造船一节，自从福建创设机器局，上海随后，金陵、天津又随后，都是由枪支推广到轮船。当初成功时，已有横渡四海的气势。等到西洋各国铁甲船出现，轮船就相形见绌了。近日英国又创制蚊子小铁船，名叫水台，长约十丈，能装载数百磅巨炮，在铁船三英里外系住铁船，而铁船又相形见绌了。今年筹办防堵，人人都称颂铁甲船，争相提出购买策略，臣坚持不允许。不是因为铁甲船无用，而是深知外国制造一艘船，都是留作自己备战守，那些损坏不堪使用的，才卖给中国，而且抬高价格，耗费岁月辗转经手，只是供中间人中饱私囊，对实用无益。中国用百余万的巨款，购买一艘外国不堪使用的坏船，驾驶不善容易损坏，修理不得法也容易损坏，后患方长，而船损坏很快，权衡利害，确实不敢轻易一掷。况且铁甲船吃水极深，英法的铁船来到上海，停泊在吴淞口，不能进入黄浦江；日本的船到达北洋，停泊在燕台，不能进入大沽口。是中国如果真有铁甲船，必须先斟酌确定停泊处所，能否与各类轮船合在一起，才可以放手仿造。现在命令上海机器局先就小型的试造一艘，预计明年春天可以完成，如果试验适用，由此扩充，就可以酌情添造。臣愚昧地认为造船仍以兵轮为主，如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岸，长期驻扎铁甲船一二只，蚊子船三四只，辅以兵轮，安置重大击远的炮台相辅，就可以屹立成为重镇，以遏制敌人的野心。只是以后轮船日益增加，必须先筹划养船的费用。外国轮船以商为主，以兵为辅，所以财力雄厚而军饷也充足。上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就是这个意思。为今之计，制造兵轮而添置铁甲，借助商力来养活兵船，确实应当兼顾筹划的。臣听说泰西各国，他们的轮船以百数十艘计算，铁甲船以数十艘计算，大的以千艘计算，小的以数千艘计算。即使中国每年筹措巨款，多方制造，也一定不能像他们那样多而且精。况且即使千方百计搜刮，船只都可以相敌，仍然不能禁止他们不登岸。据臣愚见，船不可不办理，也应当量力而行，慢慢图谋，稍微积蓄财力，用来训练陆防的士兵。以备有事时使用，而仍然急切地以修明政事，造就人才为根本，使各国向往风义，或许外侮可以稍微缓解。原奏中关于筹饷一节，战争兴起以后，劝捐、抽厘、津贴，办法无所不备，民力已经枯竭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开源，恐怕没有源可开。国家经费有常，地丁、漕粮、关税三者，虽然较从前不能足额，而各关的洋税，各省

译厘金税，京城及各地的捐输，都是以往所没有的，数额非常巨大。总计一年的收支情况，仍然入不敷出。那么，这并不是财力不足，而是用度不足罢了。现在谈论理财的人，有的认为煤矿、铁矿是中国天然的巨大利益，如果一一开采，不仅造船、制造军火等物资会充裕充足，而且可以致富，可以自强。有的人说，一旦开矿，就一定会招集无赖之徒，深深担心他们容易聚集却难以遣散，会酿成巨大的祸患。

译臣愚以为，酿成祸患的说法，大概是由于管理不善的过失，不必过分忧虑，因噎废食。现在磁州已经奏明试办，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各省已建成的煤厂、铁厂，如果扩大推行，确实有效，何必舍近求远，从外国获取呢？臣所担心的是，中国开采煤铁，地气不厚，精华容易枯竭，耗费甚多，所得有限，不敢轻易相信这是大利。作为目前的权宜之计，只有暂时将各口岸的洋税全部提取六成，专门供给海防使用，以五年为限，应当可以办成。至于节流的方法，并非高深难行，其效果也并非难以达到。自古以来，能够节约用度的，国家未必不富裕；谋求聚敛财物的，国家没有不贫穷的。因为利端一旦打开，上下就会互相征敛，君主的奢侈之心必然产生，贪婪官吏的盗取之心更加炽盛，而收入反而抵不上支出。从前汉文帝时，轻赋薄敛，多次免除田租，国家却更加富裕，是因为他节约用度；汉武帝时，横征暴敛，各种利源都兴起，国家却更加贫穷，是因为他不节约用度。汉昭帝继承汉武帝之后，全部罢免了兴利之役，似乎难免贫穷，却又富裕起来，是因为他节约用度。那么富国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私下认为想要节约用度，必须从朝廷开始。如果真能停止土木工程，节省传办费用，减少宫中用度，以节俭为天下表率，那么一年所节省的，何止百万？各省督抚悉心筹划，全部裁减不急之费，而对于州县的钱粮漕运、关局的厘金税收，都切实稽查，不让侵吞，固然不可刻薄以伤害政体，也不可徇私隐瞒以取悦人情，那么一年所增加的，又何止百万？仍请求敕令户部统筹全局，分别收入款项和支出款项的界限：京师八旗和绿营各营大约用多少，内务府大约用多少，各直省八旗和绿营各营大约用多少，各路勇粮大约用多少，文武官员的养廉银和俸银大约多少，杂项开支大约多少；而在综合核算各项之外，指定筹防专款应用多少，使中外上下清楚地知道经费是有限的，财用是有制度的，绝对不准因为紧急需用而先行挪用，自取支绌。从此中外一心，小心翼翼，力求节约，一定不兴起计臣言利的策略，自然可以充裕度支而垂之久远了。以上四条，都是就总理衙门原奏而结合外间一切情形推广而言的，一定要军饷充足然后可以造船，可以简选器械，可以练兵，尤其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才然后可以谈论筹饷，可以谈论持久。这六者互为表里，施行有顺序，操持有根本。皇上总揽大纲，臣下各尽微薄之长，各抒忠诚之心，不把这当作安常处顺之时，而当作尝胆卧薪之日，大局幸甚。况且臣广泛咨询采纳，觉得可行的事情还有三项。查沿海各岛，大多土地贫瘠物产微薄，只有台湾一岛，形势雄壮优越，与福州、厦门互为犄角，东南俯瞰噶罗巴、吕宋（菲律宾），西南遥制越南、暹罗（泰国）、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挡泰西（西方各国）的往来，实在是中国第一门户，这就是日本人垂涎的原因。而且那里物产丰富，有山木可以采伐制成舟船，有煤铁可以开采资助制造，那里的客民多是漳州、泉州、潮州、嘉应州刚猛耐苦的人，足以充任水师之选。趁着此时倭事初定，番民感激国恩的时候，如果得到有才干谋略的大员，授予便宜行事之权，让他安抚民众和番人，兼用西方人的机器，以获取煤铁、山木之利，过几年，那里就可以自行开设制造局，自行训练防海之师，作为沿海各省的声援，断绝东西各国窥伺，这是中国防海的要略。只是创办之初，得到合适的人才颇难，所需费用也巨大，其中细节繁多，应请求敕令闽浙总督李鹤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妥善筹划议奏，以期必定成功。这是可行的事情之一。海外新加坡、槟榔屿、旧金山（美国）、新金山（澳大利亚）各埠头，都有闽、广等处的人在彼贸易，每处不下数万人，建有会馆，推举出头人，名为首领，大体能知道他们的姓名，这些人都是世代沐浴圣恩，怀念故土，每当中国人到来，接待非常殷勤。凡是为首领的人，必有干练济世之才，足以提倡全埠。如果从泰西原先请求派领事出洋的提议中，物色人才，不论官阶文武大小，有能担任此事者，给予虚衔，让他前往各埠，结交首领，婉转劝导，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念头，展示加官进爵的荣耀，由各督抚咨请总理衙门奏请授予职官，派为练首，让他团练壮丁，随时操演，每年酌情赏赐银牌、宝星以示鼓励，大约经费有限，而获益无穷。这是可行的事情之二。西洋各国，考察地球，参看天度，都距离中国数万里，即使电报极快，而兵船到来，终究需要六七十日，现在通商各口岸，洋人星罗棋布，中国情事没有不侦察周知的，而他们的都城情形，中国都没有深入了解。自从斌椿、志刚、孙家谷出使之后，至今没有继续前往的人。私下认为通商各国，应当选拔有才略而通晓洋务的人，随时派遣使节，遇到有可以辩论的交涉事件就与他们辩论

译对于可以预先防范的事项，要严密地做好预防工作。对于那些国家中有用的人才和新制造的精良器械，都可以随时进行探访了解，作为招揽人才和购买器械的途径。目前各国通商往来，彼此都没有猜忌，这确实是千古未有之新局，比起张骞出使西域、苏武出使匈奴，更是化险为夷。天下如此之大，人才层出不穷，未必没有英伟奇特之士愿意接受这一差遣。这是此事可行的第三个原因。以上三点，采纳自众人的议论，并用所听到的情况加以印证，如果试行，似乎对洋务必定有所裨益，而对国家体制也没有损害。臣的智识浅陋，阅历尤其浅薄，不敢存有贪大求全之心，也不敢发表凭空臆造之论。臣的一点愚诚，相信能蒙受圣上的慈爱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