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二

译宣又把他们全部杀掉了。况且郡县都能自行惩处属下的掾吏，像孟车这类人，曾经跟随太守讨伐贼寇，所以他们的势力强大而权力专断。现在的郡县没有这样的势力和权力。如果本地发生变故，有能力的官员，趁其羽翼尚未长成，表面上与他们的头目交往，暗中却遣散他们的党羽，等到他们的党羽逐渐散去，然后斩首他们的头目，这是不用耗费一兵一卒的计策。然而有的情况是，叛乱的形势已经形成，表面交往、暗中遣散的做法不起作用，向上游请求援兵，必然需要时日，机密之事容易泄露，对方先发制人，等到大批军队赶来救援时，官员已经遇害，城池已经陷落。所以狡猾的人常常暗中庇护叛乱，把祸患嫁祸给后人，认为叛乱既然已经发生，自己已经超脱于事外了。这难道完全是他们本心不良吗？也是因为自身没有兵权，不足以振奋士气，坚定意志罢了。如果是其他郡县的贼寇，今天向北，明天向南，飘忽不定如同风雨，忽然传来警报。各路援兵既缓慢无法及时救助，急忙招募勇丁，无论训练没有素日基础，人心涣散技艺生疏，完全不足以使用。而且有的土匪或贼寇的间谍混杂其中，我们紧急之下来不及挑选，直到贼众逼近城外，呼喊内应，勇丁转而成为贼寇，这才造成大害。唉，这就是黔江、咸丰、来凤之所以陷落的原因。等到大批军队包围聚集，又有的存有养寇自利的心思，拖延时日使军队疲惫，白白浪费军饷。不然就倚仗他们战守的功劳，说你们郡县的官员和百姓依靠我们才死里逃生、起死回生，急切地索取供应，甚至拆毁房屋，掳掠衣服、粮食、牲畜。无法禁止和抵御。汉代杜诗镇守洛阳，将军萧广放纵士兵暴虐掠夺，下令晓谕也不改正，于是击杀了萧广。明代甲科的守令，即使是将军凭借赐剑的威严，也不能让他们开城相见，赠送一斛米，供应一束草料。现在的郡县，又没有这样的势力和权力。军队骚扰百姓，百姓向官府申诉，官府因为孤立困窘的处境，不敢与他们对抗。唉！这就是龙山虽然没有陷落于贼寇，但地方凋敝，比已经陷落的还要严重的原因。能够知道叛乱产生的原因，就应当思考平息叛乱的方法，处处审度时势，酌情变通罢了。现在郡按规定设置的士兵，不过五六百人；县按规定设置的士兵，不过五六十人；而又分散驻扎在各汛各塘。现在贼寇多时达到数十万，少时也有数万人，乘我不备，东奔西突，难怪亡城破军的事情接连不断。我私下为此谋划，现在的郡县如按规定有提督、镇守、兵备道各额定统领重兵的，暂且不提。其余边防要地，如湖北的施南府，湖南的永顺府，以及所属的咸丰、来凤、永顺、龙山等县，则增加一千二百名；县则增加六百名。增设营伍，归郡县官员统领，遇到寇警，仍然以额定官兵辅助其调遣。而这增设的士兵，除了邻近郡县互相策应外，按规定不远离调遣。用本地人充当本地兵，姓名来历，查册可考，土匪贼谍，临时从哪里混入？而且坟墓庐舍、宗族眷属，近在咫尺，他们的心意容易稳固。纵然寇氛未平，有不竭尽全力而想要剿除的吗？他们对于居民，不是亲友就是乡邻，又怎肯肆意焚烧掠夺，以招致怨恨而加速祸患呢？有人说：郡县都像汉代那样势重权尊，像尾巴太大甩不掉，怎么办？回答说：汉代分郡大如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然而汉代守令一官，几十年未曾有作乱的。现在地势分裂，疆域既狭窄，郡县在任时间久不过六年，士兵有更换，而官员有去有来，又怎么会私恩固结，广树心腹，像南朝范义之于王诞那样呢？而郡县官员品行纯厚，心怀忠厚的人，又何必担忧呢？那么养兵的费用从哪里出？况且现在勇丁的军饷多于厘捐了。交通要道的郡县，就用厘金分拨养兵，那些偏僻简陋的地方，或者酌情实行屯田，或者在邻近的厘局拨解，不足则由省库酌情补助。况且现在将帅所统领的士兵少而勇丁多，是因为平日兵额半虚，所以临时招募勇丁来代替，以额外招募勇丁的费用作为额外增添士兵的费用，一转手之间，起初没有增加，而郡县有兵可以依赖，缓急无忧，所保全的固然很大。天下是由郡县积累而成的。确实给予郡县以兵权，使得他们能专其权，辅以堡碉、团练等事，都适宜，然后地方没有寇盗的警报，一切钱粮、狱讼都可以尽心处理，而郡县就治理好了。由一个郡县推广开来，而众多郡县就治理好了。众多郡县治理好，而一省就治理好；一省治理好，而天下就治理好。

译统一权量议

冯桂芬

《尚书·虞书》说：“统一音律、度量衡。”《论语》说：“谨慎地管理权量。”古代帝王都将其视为开国和成就大业的重要方面。即使是商鞅治理秦国，也知道要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秦始皇和李斯，也以统一度量衡为兢兢业业之事。如今度量方面，有工部尺、匠尺的区别。衡器方面，有库平、曹平、二两平等区别。各省又有市尺、市平、市量，而且各省各不相同。详见《上均赋税议》，其不统一的情况太严重了。应当统一天下的度量衡。由中央部门颁发铁尺、铁斤、铁斛，在各直省通行。从前各种名目，不得再使用。使用的以违反制度论处。凡是内外官员上下行文之外，如一切试卷的尺寸、行数字数，都应当统一，以显示整齐，这也是平定天下的一方面。

与魁荫庭太守论新宁善后事宜书

邓瑶

新宁的战事，首逆李沅发被擒，余党全部平定。制府上奏办理善后事宜，我作为低微的小官，奉宪令前往新宁协助办理。那些应当办理的条款，已经由您与夏憩亭观察部署妥当，但我还有愚昧浅陋的意见，愿意向您陈述：一是县令必须让他严格执行保甲制度，不可稍有松懈。新宁毗邻广西，百姓与瑶族杂居，山深洞僻，匪徒容易藏匿。县官即使精明干练，怎能遍访周知？只有严格执行保甲，乡里清理乡里，宗族清理宗族这一方法，才能长久实行。现在谈论保甲的人，只是胥吏纸墨的费用罢了，怎能期望有实际效果？这次宪令森严，设立十家连环保结法，一家有罪，九家连带受罚。百姓知道有连坐的罪责，所以族中平时行为不轨的人不敢隐藏，争相捆绑送交官府，有的甚至自杀，还有本人自知罪责难逃，负石投井、沉入深渊的人接连不断。这类人之所以敢于猖獗，是因为乡族不加约束；乡族不加约束，是因为官长不加严禁。所以都隐忍沉默，不敢揭发，害怕他们报复怨恨，遭受杀戮的惨祸。现在官吏稍加振作，其效果如此显著，然后感叹保甲确实是古今治理的好方法，有万全之利而没有一点弊端。虽然如此，自古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的治理方法。开始时虽然勤勉，后来或许逐渐松懈；这里虽然倡导，那里或许难以继承，那么邪恶丑类，仍难保证不接踵而出。好比一个人的病，高明医生治疗，能洞察要害，两个小鬼不敢作祟；庸医治疗，手足无措，百病又将丛生。关键在于用医者善于审察选择。太守是地方官的表率，是国家所倚重共同治理的人。以您为长官，下属官吏都乐于为您效力，这就是用医者。对于保甲之法，应当督促命令切实奉行，始终如一，或许奸邪之人无处藏身，善良百姓得以安居，而长久安定治理之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二是教官应当让他严格约束士子，不可稍有宽容。士子是四民之首，乡里最尊奉的人。教官能为其县勤勉造就善士，就能潜移默化地感化莠民，使全县暗中受益而不知。新宁总共二十八村，如果每村能得到一两个端正老成、为乡民素所信服的秀才，每天选取乡中桀骜暴戾的子弟，教导他们孝悌忠信的道理，晓谕他们祸福顺逆的理法，勤勉诚恳，出于至诚。听到的人必定知道感服悔悟而日渐向善，这是秀才在乡里的可贵之处。近年新宁竟然有秀才成为会匪的，如已故生员陈某及现在在狱的生员陈遇楚，就是证据。乡愚无知，认为秀才也这样做，我们还有什么可忌惮的，这纷纷入会的就更多了。这种罪恶滔天的秀才原本不多，但应当责令教官严加访察，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详细禀明上官，加重治罪，或许邪恶的人知道惩戒，善良的人更加互相劝勉，而士风端正，民俗自然改变，这是居官移风易俗的微妙权柄，而教官不可妄自菲薄，上官对待他的方式，也不宜过于菲薄。总之，会匪之多，由于读书明理的人少，应当遵照奏案在各乡建立义学，招收村中子弟在其中读书，而选择端正老成的人作为老师，让他们讲授正学，驳斥邪说，童子以先入之言为主，长大后自然不至于流为邪僻，虽然不敢保证一定没有，但必定很少了。近来议论的人说应当增加书院膏火，使生徒广泛聚集，但不如多设义学的妙处，因为书院多存有讲学的虚名，义学还有启蒙教育的实效，但选择老师不可不慎重，也令教官在本地士子中广泛访察遴选，告知县令以礼延请，每年教官亲自到各学考核老师的勤惰与弟子的贤不肖而奖惩，县令因事下乡，也可以顺便到塾中，殷勤奖劳，像这样没有礼让日隆、习俗日变、良善鼓舞、邪恶消亡的道理，是没有的。

三是瑶民应当抚驭教化，应当责成县令与教官互相稽查。县境有八峒是瑶民居住的地方，其地是县的要隘，逆匪先前想窜入，勾结瑶民拒绝接纳，是他们明白忠义，深可嘉奖。那时瑶民如果被引诱，负隅抗拒，扑灭岂容易说呢！现在丧乱已经平定，应当加以犒奖，显示恩德至极。保甲之法，瑶民多居住在峒寨

译零星散居，难以挨户编排，应当遵照奏案，责令苗长、猺总妥善约束，考核其功过，明确赏罚。而八峒中原本就有猺生，每年科举考试录取两名，归教官管束。猺生虽然不太通晓文义，但粗略识字，假如能用孝悌忠信的道理，祸福顺逆的法则来开导他们的同类，猺民必定更加懂得驯顺归化。汉奸自然不能轻易诱惑他们。听说猺生自从列入学籍后，往往终身不去拜见学师，教官也把他们视为异类，不愿接见，偶尔见到也不屑多说话。像这样怎么指望他们明晓大义并改良猺俗呢？应当命令教官与猺生熟习，每年务必传见数次，用温和委婉的语言宣讲圣谕，让他们回去转告同党，其益处是不可胜数的。如果猺生不遵从教导，立即予以斥退革除。平素常论，在汉民与猺民杂居的地方，只要县令能禁止汉奸进入峒寨欺凌虐待、煽动挑拨，教官能命令猺生在峒寨中劝谕警戒，汉民与猺民必定能够相安无事。一旦有事变，也可以收得同仇敌忾的功效，而断绝跟随叛逆的念头，这似乎是驾驭苗猺的至理名言。以上三条，以前在新宁时曾当面恳切陈述，近来又写信送达。大概是书生偶尔有所见解，就像村妇絮絮叨叨，喋喋不休，知道不免令人厌烦，但忍不住要说话。至于会匪余党经过这次搜捕办理，几乎已经清除干净，其中如果有形迹可疑的人，加以穷究，既担心像瓜藤一样旁引牵连，全部宽恕释放，又恐怕莠草一类滋生蔓延。寻求恩威并施、法度完备，使百姓畏惧威严、感怀恩德，而不敢稍有异动，这在于贤能的长官善于斟酌，不是迂腐书生敢随意议论的。至于新宁县缺，经前任抚部冯公奏明改为繁缺，那么其关键尤其在于县令得人。孔子说：“如果在上位的人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们偷盗，他们也不会偷。”《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地方官果真能把百姓看作子女，切实尽到为民父母的责任。天下哪有子女背叛父母的呢？这个意义值得深思。东汉明帝时，天下苦于盗贼，朝廷大臣商议想用重法治理，皇帝说：“我想选择贤良廉洁的官吏来治理他们，于是全部更换了地方官，盗贼之患于是平息，这是治本清源的方法。我们郡在屡次用兵之后，百姓的元气受损了，新宁尤其严重，如果不是得到贤能的地方官安抚镇定，动乱怎么能很快停止呢？我的故乡，也极为困苦，这尤其不得不厚望于太守长官。

译覆潘四农书

鲁一同

您来信从头到尾三千多字，所列举的六种见解详尽完备，对天下事务的曲折变化剖析入微，如同良医诊病，望气色、听声音，洞察症结，察看病理，又善于运用古方，提出新意，与病人的强弱体质、时令的寒热变化相符合，确实是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处理事务的成熟见识。虽然世间病人未必肯借机尝试，但完善我的药方，谨慎收藏我的药物，必然有人摘录荟萃，获得疗效的人不会有限。我反复推演全面阅览，又感叹当今的病症在于经脉，已有端倪可见，但人们起居谈笑，像往常一样安适，只感到筋骨松弛散漫，喜欢睡觉而厌恶服药，这病症还不算深重却特别难治。为什么呢？外表看似强健，庸医不知从何下手，即使有国医的奇方，也因被废弃搁置而无法施行，况且天下病人多且大多相似，用同样的症状自我印证，认为人生本来如此，不再把这当作患苦。现在无故抓住健康安逸的人，说他们将患大病，配制药方投予药剂，强迫他们立刻喝下，强者必定愤怒，弱者则认为这是疯癫狂走之人的妄言。既然医者苦于不被信任，病者又苦于不知病情，而病又不可久等，久等则病情加深，更加不信医者，难道只能委弃而去吗？天下之所以厌恶药，是因为厌恶听到自己有病。他们厌恶听到自己有病，是因为谈论有病的人少，谈论没病的人多，举世拱手相庆，而一人奋臂大声呼叫，这就是贾谊被驱逐、陈亮不免沦为囚徒的原因。当今圣天子日夜操劳寻求治国之道，大臣恭敬节俭在位，而天下人厌恶谈论病症为什么呢？天下有风气有习俗，二者相互叠加，鼓荡回旋，一世人在不知不觉中。今天下多有缺乏激越的风气，积累成为难以改变的习俗，在位者贪恋不去的官身，陈说者务求不骇人的言论，学者建立不树立的旗帜，师儒修筑不高的围墙，平平常常地沿着平庸的道路前行，只求享受富贵、保全晚年罢了，其他不敢过问。现在乡里的愚人，即使是长老和子弟，也温和柔顺，好像害怕惊怪，即使头发干枯也没有人敢规劝督责过失，下属对尊官，谦卑屈从没有限度，一个字不敢驳斥回复，又怎敢在天子的大庭广众之下，冒着雷霆斧钺之险来展现风采，议论当世之事呢？至于作奸犯科则敢做，并非在那方面勇敢而在这方面怯懦。天下卑贱者对于尊贵者，必定有所自我伸张，不在正道伸张，就在邪道伸张，不在刚直上伸张，就在机巧上伸张。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务必在振作激励中伸张其风气，而杜绝其旁出到阴险奸佞之门。我见到明朝，纲纪法度，康和丰美远不及本朝，又多有邪臣巨奸，苛法弊政，然而还能支撑二三百年，礼乐不废，文质鲜明，没有别的原因，是士气伸张了。现在国家太平，超越百代，而未能恢复三代隆盛的原因，唯独是士气萎靡不振，妇人小孩般低声细语，安于现状。海内升平安宁，风烈不彰，只担心一旦突然有紧急变故，互相看着不敢有一人担当重任。现在的隐忧，大概就在这里。而士大夫正从容闲适，顺从风波，用温和浮夸的言语，互相欺骗阿谀，虽然没有大患，但痛苦在于营卫拥塞，神志昏沉懈怠。所谓病在经脉骨节松弛散漫，又喜欢睡觉的，可以一剂药治愈，而举世不认为是病，或者深知病情不敢说，难道不是习俗深重、风气锢蔽使之这样吗？我认为习俗风气牢固在下层，不可破除，那么上层应当有所激励。风兴起时，伐木掀石，毁山动屋，等到它离披涣散，不能扬起腐灰。所以风气刚开始兴盛时，刀锯水火不能在前阻止；它衰败时，睁大眼睛看着它，缩着头退却。风气由一二人倡导，而天下响应，鼓舞激荡风势。久而久之，天下合为一气。汉、宋党人，明朝三案诸公，难道必定都是盖世英豪君子吗？一人高声呼喊，众人奋起响应，忽然不知道勇气从何而生。国家恩礼大臣，未曾诛杀直言者，即使大罪也只罢免削职，而人怀观望，不敢激发，或者列举细故，无关痛痒，一旦违忤就终身闭口，这就是睁大眼睛看着它之说。现在想要扭转这种习俗，振作这种风气，唯独应当尊崇鼓励敢言之士，设立不谏的刑罚，拓宽上书之路，删削颂扬阿谀的篇章，起用退废之人，使天下明知朝廷风向所在，显示内外无拘禁，以震动一切耳目。内到部郎，外到郡守州县吏，都能言事。天子采纳好的意见，而担心其失中，那么方正之士就来了。居谏官之位者，不随时规劝切谏主上，探究当世利弊，只效法小说巧避，就置于刑典，那么庸懦之风就革除了。山野布衣之士，有深识远略的，允许其献纳，虽然未必称旨，其言多朴拙，借此教化天下，这样耳目就广了。上封章者，必须裁取经义，陈述要道，庸俗依违，沿袭陋词，不采纳，那么情理之说就伸张了。过去御史上疏有刚直获罪者，其人至难得，即使言失当，投弃草野，不是用来观察天下的，应当加以甄别录用始终保全，那么忠谠之心就稳固了。只有阴险告讦，在所必禁，以杜绝浇薄之风，兼弘雅正之道。这样大化就光明了。

有人说：“天子日理万机，岂能人人垂听省察？”我认为不是这样。自三代、汉、唐直到宋、明盛世，言论禁令都疏阔

译没有听到烦琐渎乱的言论。皇上圣明，天赋卓绝，通达事理自然容易。况且如今法令规定，高级官员任用佐贰官，京城附近审理小小的案件，动不动就请示圣旨，引用律条牵合成例，用千百种言辞来辩解，涂改修饰，完全失去了原本的真实情况，白白耗费精神，对大的教化毫无补益，而朝廷却不认为这是烦琐。如果稍微减少一些日常事务中的一两件，垂听并采纳建议，那带来的宏大利益，哪里能够估量？前年有一位举人议论政事，言语多有迂阔直率之处，皇上宽恕并容纳了他；后来又有一位举人呈上密封的奏章，言语涉及狂妄荒谬，随即被禁锢斥退。这些都是白面书生，不熟悉时务，理应被排斥驱逐。然而天下深沉豁达的人士，必定不会轻易尝试，那些冒险开始进言的，唯独是这类人罢了。如果稍微宽待这些人，稍微给点好脸色，诱导引荐豪杰，必定会有通才魁士接踵而来。在位者窥见圣意，也将矫正勉励振奋精神，以显示自己的善政。捕鸟的人，必定要设置诱饵；迂阔狂妄的人，就是豪杰的诱饵。天下人习惯于平庸浅薄，看到忧心国事、议论政事的人，都嗤之以鼻，应当激励一两个人来改变他们的心。逐渐激励逐渐改变，筋骨松弛散漫的人变得强健，沉睡的人醒来，滞塞的人通达，人人都想着自我伸展，而不忍心完全抛弃自己走向阴险奸佞的道路。即使手脚皮肤有小小的病痛，随发生随医治，谈论病痛的人多了，厌恶听到病痛的人反而少了。然后斟酌当世的利弊，来信所说的六种学说，就可以推行了。天下深远切近的大事，不是我们这类人应当议论的，即使说得好，亲身涉及时也多有不协调之处，不容易着手处理。然而其大端要旨可以在闭门思定时确定，面对事变灵活变通，在于苦苦坚持并努力实行罢了。然而如果讳疾忌医不改，即使说了也不必听从，这就像没有病因却制定药方投药，强迫人站立着喝下去一样。您现在是良医，制定药方很好，符合古法适宜今用，我私下推究药方的用意，又加以引申。其中称说近于烦琐驳杂的，再审定后，束之高阁。皇上如果施用，以君子论，快手滑渎冒犯道义，恳请纠正，不再多言。

译给友人的信

黄式度

贵州推行新政，急需人才，情况十分迫切。鉴于您向来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知道您一定能够大展宏图，获得破格提拔，这虽是世俗所惊叹羡慕的，但不值得为您称颂。我所期望的是，您能借得斧柯之权，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招抚流亡，聚集人口，进行教化训练，虽然这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见效的，但若能以实心推行实政，对贵州大有建树，那么您的功德将是无量的。人没有生来就是作乱之民的，听说贵州苗族与汉族杂居，彼此隔阂的观念未能化解，主客身份不同，常常因为受到欺压凌辱，积怨而生事端。官员如果更加偏袒压制，自然难免酿成祸患。只有能够一视同仁，秉持大公无私，人们才会心悦诚服。然而，也不能一味地姑息纵容。偶尔有桀骜不驯、习性难改的人，又不得不以刑罚制止刑罚，根据时势和地域，酌情处理，宽厚与严厉相互补救。东里有句话：“他可以做我的老师啊！”来信询问做官的要义，充分显示出您虚怀若谷的胸襟，我深感钦佩。我做了十年地方官，徒有虚名，反省自身，实在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坚守清白的操守，把公事看得像家事一样，尽自己的力量，做内心感到安宁的事罢了。至于获得上级信任、朋友信赖，治理百姓的道理本是相通的，只要开诚布公，毁誉升降，都可以不计较。只是我们读书人，坚守正道不阿谀，往往过于刚直，有时又失之过于拘谨。曾经读《趋庭章》朱熹的注释中有“有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两句话，似乎应该深入体会玩味，这是无论到哪里都适宜的道理。这些浅陋的意见，不知道是否正确，恳请高明者采纳选择。

治平六策

薛福成

我私下伏读邸报，恭敬地奉到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的懿旨，命令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发诚意，共同渡过时艰。仰见圣朝广泛采纳正直言论的至意，海内臣民都深深钦佩敬仰。恭敬地认为皇太后和皇上勤于寻求治理之道，诏令刚颁布，就停止了三海工程，斥退了宫中奢华浮丽的物品，申明历代圣祖的家法，将所有不安分守己的太监分别革职定罪。采纳御史李宏谟的奏议，将内务府大臣立即革职。九卿科道官上言进谏的，没有不立刻得到褒奖答复的。凡是所谓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政策，亲近贤臣远离奸佞的谋略，都已经切实地付诸施行。四海之内都向往这种风气，一致称颂，谁还能再有非议呢？然而我想要进献愚诚的，则是慎终如始、日日更新的说法。自古圣人造诣越高，则克制自己越严密。大概节俭到了极点，仍然忧虑耗费；清明到了极点，仍然忧虑壅塞蔽塞；忧劳勤勉到了极点，仍然忧虑因循守旧。只有在细微处谨慎，在萌芽时防范，然后圣德没有丝毫的累赘，治国的根本既已兴盛，上理可以臻于完美。至于用人行政等事，适宜没有超出遵循成法之外。但必须有修明政治的方法，有补救的措施，有变通的道理。我私下就自己管见所及，仅拟定治平六策，其主要方面是：培养贤才，整肃吏治，体恤百姓疾苦，筹划漕运，训练军队，充裕财政，都期望对实务有所裨益，稍微救济时艰。如果蒙圣明俯赐察核，天下就太幸运了。

世运之所以兴盛或衰替，在于哪里呢？在于贤才的消长罢了。上天产生人才，常常足以周济天下的需要。然而贤才有兴盛有不兴盛的，则是培养的方法造成的。从前，刚去世的皇帝即位之初，皇太后殷切地寻求治理之道，广泛访求贤才，大臣荐举，多有破格提拔任用，于是朝廷充满重臣，功臣辈出，四方英俊之士奋起，以辅佐中兴的运势。这难道没有方法使他们到来吗？大概是因为虚心宏大奖赏，自古少有，而且不拘泥于一种规格，随宜器使，因此能够光显伟大的功业，至今还蒙受其福荫。近年来，奖进贤才似乎稍不如从前了。我私下担心几十年后，老成凋谢，后继无人，这是大可忧虑的事。想要贤才奋起，必须先在日常培养。培养的方法，其要点有三：一是重视京官职位。自古设官重视内部，经过外面，汉代汲黯出任淮阳太守，以至于流泪；唐代班景倩入朝任大理寺卿，则高兴得像登仙一样。这是古代帝王居中驾驭外部，鼓舞豪杰的微妙权术。我朝颁布俸禄，沿袭明朝旧制，京官俸禄微薄，不及汉唐的十分之一。又自从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银而京官没有养廉银，人情更加重视外部轻视内部。然而起初升迁转任还容易，京官和外官两途互相出入，所以供职的人不以为苦。近日京官盼望外放，极不容易得到，常常因为困于资斧而告假离去，绝迹于京城。留下的人衣食不足，竭力经营，常常对国家典章制度、民生利弊，无暇讲求，这是京官职位越来越被轻视的原因。查乾隆二年增加京官恩俸，法度良好意旨美好，超越元明，似乎应该略仿前例，酌情推广，另筹固定款项，普遍增加京官养廉银。筹款的方法，应该取自节省的军饷。现在滇黔关陇依次肃清，勇营大半凯旋撤兵，将来节省的军饷合计不下千万，应该查明各省停拨的军饷，酌情提取十分之一二，命令每年解送户部，以备京官养廉之用。对国家财政所费甚微，对治体所裨益实大。至于清要之选，应当考核以经世致用的才能，不要专门崇尚小楷的精致，试律的巧妙，使他们得以讲求实用。其各

译部院保举的人员，在圣明的鉴察衡量下不会出错，根据情况破格提拔以激励士气，内外交替任用以锻炼才能，这样世人重外轻内的偏见，就能在无形中悄然转变，百年树人的大计，就在于此举了。

第一，设立幕职。查考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帝命令督抚保举幕宾，以彰显激励劝勉之意。谕旨中说：“现在的幕客，就是古代的参谋、记室。凡是节度、观察等使赴任时，都征召辟用幕僚。如果功绩确实显著，就上表推荐引荐。他们爱惜功名，自然不敢任意苟且。”臣谨按，我朝的名臣，如方观承、严如熤、林则徐，近年的大学士李鸿章、左宗棠，起初都依附于幕僚身份，透彻了解内外的利弊，所以能建立卓越的忠勋。是否可以略仿汉、唐、宋的旧法，仰承世宗鼓励人才的盛意，准许各督抚奏请辟用幕僚？从京内外官员到平民百姓，如果有才德出众者，允许立即专门上疏保荐，根据其本职计算资历论定俸禄，一体升迁调转；没有官职的酌情录用。实行稍久，必定有宏大杰出的人才从中涌现。这也是造就人才的一种方法。

第二，开设特科。隋唐以来，开始专门崇尚考试，但那时的科目很多，进身的途径很广。明初开始专门用八股文取士，文风浑厚质朴，得到的人才号称兴盛。如今实行已五百多年，陈腐的文章堆积如山，抄袭说教沿袭成风，而真意逐渐被淹没。取士者被程式束缚，优劣相差不大，而升降的依据更加难以凭信。于是使世上追求速成的人，对经史实学不加过问，竞相取法近科的试题，摹拟剽窃，以猎取科第。前年中式的举人徐景春，竟然不知道《公羊传》是什么书，被海内人士嘲笑，这就是明显的鉴戒。那么科举之法，久行而逐渐败坏，恐怕不能没有补救的办法了。我朝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行词科，当时的名儒硕德以及宏大雅正奇异的人才，都汇聚其中。文运的兴隆，远远超过前代。并非贤才唯独兴盛于此时，实在是因为大臣的举荐，不是声望一向显著的人，不敢妄自登上荐牍。这与在考场中冥思苦索、在片刻间决定得失的情况，截然不同。如果效法圣祖、高宗的遗意，特别举行制科，那么非常之士听到风声就会兴起。所设科目的名称，或称博学鸿词，或称贤良方正， or 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示圣旨定夺。这样贤才就没有沉沦压抑的忧患，可以弥补科举的不足，而以前空疏的弊端也将逐渐转移。有人说现在科甲人员不少，再举行特科，恐怕更会导致仕途的壅滞。不知道特科是旷世才开一次，所用不过数十人，而且所举荐的大半也出自科甲，这不足以成为科甲的累赘，而恰好是用来调剂科甲的困穷，补偏救弊的方法，不外乎此了。

重视京官职位，那么贤才就会在内部奋发；设立幕职，那么贤才就会在外部得到锻炼；开设特科，那么世上的贤才就没有遗漏的担忧了。臣所希望培养贤才的，就是这些。

译自古以来，吏治的兴衰升降，取决于地方长官（牧令）的贤良与否。地方长官的罢免与升迁，取决于上级大吏的考察。上级大吏如果贤良，那么吏治就不必担心不严肃。恭读皇太后的懿旨，命令各直省督抚秉公举荐和弹劾，任用贤能之人。光辉的圣训，整饬吏治的宏大规划，不外乎此。臣愚以为，当今激励劝勉地方长官，还有两个方面：一是清理他们的仕进途径，二是激励他们的士气。什么叫清理地方长官的仕进途径？本朝捐纳的条例，向来是因为不得已才设立的。我们宣宗、文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先停止捐纳条例，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美谈。后来因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事，军饷需求浩大，才开始商议推广捐纳条例。然而征收的数目没有看到盈余，仕途反而更加庞杂。臣曾经考察乾隆年间，常例每年捐监生、捐封典、捐官阶等项，征收银两大约三百万两。现在捐纳条例既然通过折减来招徕，而每年户部征收的银两反而不到一百五十万两，这是什么原因呢？名器（官位和爵位）贵重，那么虚衔就愈发显得荣耀，虽然花费多也不吝惜；名器泛滥，那么实职就不难轻易获得，虽然减少数额也不一定乐意缴纳。人情大抵如此。自从近来军务结束，军饷需求大大减少。如果说国家缺少这一百几十万两的经费，臣知道这不是事实。现在甘肃捐、安徽捐、贵州捐等局所得无几，所伤害的却很多。这些省份既然已经肃清，尤其应当立即停止。现在想要商议停止捐纳条例，应当在各省盐税、洋税项下均匀拨出，合成巨款，用来抵补京铜局的收入。那捐纳常例，只保留捐监生、捐封典、捐官阶以及杂职等项，一概收取实银。人人都知道名器值得珍贵，那么户部征收的数目也必定不至于过于短缺。国家财政没有丝毫损失，吏治有澄清的好处，这种转变的关键，不是小事。什么叫激励地方长官的士气？东汉的县令往往入朝担任三公。唐代凡是官员没有担任过州县官，就不拟任台省（中央机构）的官职。宋代制度规定，没有担任过两任县州官，不得任命为监察御史。自明代以后，行取知县都入朝担任御史及主事，得到的人才最多。我朝康熙年间，名臣如郭琇、彭鹏、陆陇起、朱轼，都由县令入朝担任京官，理学和经济才能，震耀一时。康熙四十四年，御史黄秉上疏说，知县考选科道，实在觉得太急促，朝廷商议停止。乾隆初年，又因为主事人员缺少，凡是行取的知县改由知州拣选。在当时酌情更改成法，原本是为了适应一时的需要，然而实行了一百年，州县官员没有希望。对于清贵显要之职，逐渐缺乏循良的政绩，京官没有承担繁重的事务，或许缺少练达的谋略，吏治和人才不免两相减色。现在想要整饬吏治，培养人才，不如恢复圣祖（康熙帝）初年行取的旧制，或者稍作变通其意，州县两途都予以行取。凡是科甲出身保举卓异的官员，知州行取授御史，知县行取授予主事，这样官衔和缺额也足够相当，而上司以此作为激励扬善的手段，地方长官羡慕此为清贵，吏治必定有振兴的一天。有人说近日京官壅滞，而恢复参用外官，恐怕更加失去疏通的意思。不知道康熙以前，京官练习民事，上至督抚，下至道府，没有不是起自京官的。当今圣朝知人善任，如果确实磨砺京官，使他们与外官互相出入，这正是为了疏通京官。京外两途没有阻碍不通的祸患，而后大治就可以期待了。既然清理了他们的仕进途径，又激励了他们的士气，然后责成大吏进行考核，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地方长官，也将自我奋发于功名。然而尤其有应当治理根本的，那就是养廉银和坐支各项减成不可以不恢复。查各省文职养廉银，向来支取钱粮耗羡，同治八年部议恢复廉俸额度，必须各省钱粮耗羡征收足额才可以抵放，这也是本末兼顾的意思。只是州县养廉银大的不过千两，大概与坐支各款都属于办公不可少的费用，现在都减成发给，其公私之用必定导致困窘，想要他们不妄取于民是不可能的。州县没有清廉的操守，想要他们劝课农桑，勤于抚育百姓，善于催征赋税是不可能的。而且钱粮不足额，一半是因为民欠，一半是因为官亏，与其吝惜几成的发款而亏损无限的公款，似乎不如完全恢复旧额而严格核查官亏，可以勉励官员遵守常法，就可以充裕国家财政。驾驭官吏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至于劝善惩恶的工具，表率的凭借，在于大吏平时的举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臣所希望肃清吏治的就是这些。

天下在有事的时候，军饷不得不借助于民力，这是形势使然。过去为了剿办广东、捻军各寇，不得已设立局所抽收厘金，酌取商贾的盈余，略微救济军饷的短缺。与元明增加赋税筹办军饷相比，相差何止天壤。加上我国家二百余年，深厚的仁政恩泽，深入人心，商民踊跃输纳，源源接济，所以能够供给数十万嗷嗷待食的军队，而消灭方兴未艾的寇贼。正因为如此，民情大可见了。然而民力必须在平日休养，才可以借资于一时。现在海内军事已经平定，臣愚以为圣朝体念民间疾苦，这正是时候。军兴以来，厘金旺盛，向来推崇东南几省。现在试着以江苏一省来说，江苏久遭战火，创伤呻吟，元气未复，向来已经极力筹措巨饷，剿平诸寇。现在则户部指拨的款项，各省每年协济的军饷，全都

译江苏是赋税的大宗。计算其财政收入，地丁银占其中一部分，漕粮占其中一部分，洋税占其中一部分，盐课占其中一部分，厘金又占其中一部分，每一项各达数百万两。江苏的疆域并不比其它省份广阔，但财赋却成倍超过它们，百姓民力的枯竭，由此也可以知道了。据臣所见，民间十户有九户空荡，而各种物价昂贵，小百姓奔波劳碌，生计艰难。耕种的农民，终年辛勤劳作，尚且难以自给自足，偶尔遇到水旱灾害，就不免流离失所于道路之上，他们颠沛流离、瘦弱困苦的惨状，是无法详尽叙述的。一个省份如此，其它省份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恳请皇上以体恤百姓疾苦为怀，似乎应当趁着此时叛乱平定之机，让百姓休养生息，逐渐裁撤厘金。即使因为一时经费不足，尚难突然全部撤除，是否可以命令各省督抚，体察衡量实际情况，或者酌情减少捐税数额，或者合并厘金关卡，作为日后彻底裁撤的开端。至于布帛粟米，是百姓衣食所依赖的物资，尤其应当普遍免除厘捐，以大大满足百姓的期望。如果仍然因循守旧不加改革，恐怕在太平无事时，上下都将其视为固定额度，必将有不可或缺的支出与之抵消。一旦再次发生意料之外的事变，将筹措什么款项来应对呢？所以裁撤厘金，是为了日后应对紧急情况的打算。至于厘金之外，又有危害百姓的政策，没有比四川的“津贴”这一项更甚的了。四川自古号称富饶，清初确定赋税，因为那里接连遭受寇乱，一概从轻定额，所以其土地面积是江苏的五倍，而钱粮却不及江苏的五分之一。后来人口繁衍日益增多，物产丰富百姓富裕，做官的人于是将四川视为财富聚集之地，其公私杂费与一切陋规，无不按亩加派，名为“津贴”。沿袭日久，变本加厉，索取没有节制，使用更加奢侈。凡是州县供应上司的差事，小的花费千金，大的超过万金，总计百姓所出的费用，超过正赋的额度，几乎有十倍不止。圣明的君主有轻徭薄赋的仁德，而小百姓反而遭受苛派无穷的累赘，推究其由来，虽然不是一天的事，但如果沿袭不变，终究会成为祸乱的根源。现在想要剔除积弊，确实应当大力整顿，斟酌时宜，明确制定制度，命令地方长官，激励下属官员，崇尚廉洁，或许积习可以革除，而对国家和百姓都有益处。臣所希望体恤百姓疾苦的，就是这些。

译自从元、明两代从东南漕运粮食，以充实京城，历代讲求漕运之法，屡次变更。元朝采用海运，弊端在于多有船只漂没溺亡；明朝采用河运，弊端在于劳民伤财。这两种方式的得失相当。如今则海道便利，办事快捷且费用节省；运河梗阻，方法败坏且费用繁多。我私下综合其利弊来论述，大概是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商运。我请求略陈其说：自前明以屯田供养卫所军队，以卫所军丁运输漕粮。本朝改为旗丁，起初法令并非不好，等到弊端显现时，屯户不能耕种，而雇佣平民耕种；旗丁不能运输，而招募水手运输。于是积存的损耗多而游手好闲的人繁多。旗丁向州县勒索，州县向平民横征暴敛。那些从旗丁身上榨取利益的，有闸官、有弁兵、有仓书；那些从州县身上榨取利益的，有上官、有豪绅、有胥吏。上下互相征敛，而州县从百姓身上征收的，往往三四倍于正税。那些由上级支出的费用，有漕船的维修、有旗丁的粮饷、有州县的支销、有粮道的经费。加上闸官、卫官的俸禄，漕标、河标的军饷。追溯查考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的奏疏说：南漕每石需要费用十八两银子，这是合计上下浮费而言的。国家每年漕运四百万石米，这就有七千多万两银子的费用。近年海运之法实行，大概是穷极变通的时机，对国家减省浮费，裨益实在很多。那些州县的漕章，也经过各省大吏斟酌适中地厘定，公开给予办公的经费，暗中杜绝其无限的浮收，民情欣然接受，至今称便。却听说议论的人颇想恢复河运，如果不是拘泥于旧见，就一定在其中有所图利。开启中饱私囊而便利私图，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是河运不如海运，显而易见了。我又听说京城仓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八旗兵卒不习惯吃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换钱，折发给兵卒买杂粮充饥。每石京钱若干，折合银子一两多。相沿已久，习以为常。官员俸禄也是这样，领米就发给米铺，或者因为搀杂泥沙、霉烂不堪，再次食用就发给糖坊，每石得到银子也一两多。亲自到仓库领米的，百中不得一，大概是路途遥远则侵吞盗取必然多，经过时间久则折耗自然容易。用漕运无穷无尽的劳费，而每石仅获得一两银子的用处，也可慨叹了。如今如果统计南漕抵仓的米，每年共有多少，命令各省将折漕的价钱与其应发的水脚费用，解交部库。所有甲米官俸愿意领银子的，按照漕折银数发给。每年部里发放巨额资金，慎重选择廉洁干练的官员，在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引商人运米。适宜于免除关税，参照外援粮船带免其他税款的例子，定为运米若干石，准许免除其他税款若干。回空之船一体给照免税，仓库米满，而运米卖于市面的也像这样。商人唯利是图，一听说定例，那么江浙的米与奉天牛庄的米必将航海而来，山东、河南的米也由运河而至，京东丰润、玉田的米络绎不绝聚集。只选择这样的方式，就有七个便利：米色精洁，是一便；部库充裕，是二便；民力长久舒缓，是三便；内外支销漕项节省到千万两以外，是四便；甲米官俸所得比以前丰厚，是五便；都门内外米商奔赴，百货流通，是六便；畿辅百姓看到米容易出售，多种稻田逐渐兴起水利，是七便。有这七个便利，上下都受益，这是海运不如商运，显而易见了。有人说沧海茫茫，一旦恐怕有不测之变，招引商人也难以长久，终究不如河运可靠。不知道保护运道以备不虞是可以的，顾虑沧海有警报，因此说海运不如河运，这是因噎废食的看法。况且如今洋面平稳，轮船迅速，即使在多事之秋，富商大贾携带数百万的资财，到达数万里之远，翻山越岭渡波，艰难险阻，曾不借助尺寸之势、什伍之护卫，不担心不能到达。而运河数千里，节节浅阻，一旦有烽烟警报，也未必畅然可行。作为现在的计策，适宜以海运与招商并举，如果招商取得成效，不妨逐渐推广，而略微以海运辅助，仍然随时保护运河，酌情加以修浚，每年酌情实行河运十数万石，务必使运道不废而已。像这样而说运道有壅塞的忧虑，京仓有匮乏的祸患，必定不是这样。我所希望筹划漕运的就是这样。

自古养兵没有善政，南宋的搜刮钱财，晚明的加征赋税，都是因为兵多所累，有识之士以此为病。我朝绿营兵额五十多万，比起宋明已经大大减少，然而养兵的费用每年二千万，几乎耗费天下岁入的一半。军兴二十多年，各省剿贼都依靠勇丁来成事，不曾听说绿营出一良将，立一奇功。我大概曾经深究本末而知其弊端。查各省绿营旧制，马兵月饷银子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平时奉养父母抚养子女尚难自给，都靠小买卖营生，手艺糊口。承平日久，有的终身不经战阵，那些担任将领职务的，也拘泥于因循，拘束于文法，于是有老弱滥竽充数的名册，有役使趋走的卒子，

译有侵吞克扣、虚报冒领的军饷。士兵仰赖官府供给，视为理所当然，强悍者饮酒赌博、无赖成性，怯弱者疲沓散漫、不振作，每逢操练时期，便巧饰虚假技艺以炫耀耳目，一听到征调命令，便胆寒气沮，甚至有雇人顶替的现象。行军需要车辆，服役需要民夫，繁杂索取供应，官吏百姓都深受其苦。等到临敌作战时，真正能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百人中不过一二人。积弊代代相传，即使有豪杰之士，也无法奋起振兴。既然如此，绿营兵不再可以依赖，是时势使然。自从楚军、淮军相继兴起，勇丁的月饷是绿营战兵的两倍，其得力之处尤其在于法令简严，事权专一。从统领到营官、什长，无不情意融洽，情义如同一家，而且可以撤换可以招募，随招随练，利用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所以能建立特殊功勋。然而现在的勇营已稍不如从前了。如果让军队长年屯驻，不见大敌，久而久之暮气滋生，再久之积习禁锢，恐怕又会出现像绿营那样不振的局面。所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主张裁撤勇营而训练新军。训练新军确实是当务之急，但如果仅仅固守绿营的旧制，那么军队只会更加冗杂而更加虚弱。臣愚以为，在当今修治军备，与其用一份军饷养一个兵而十个兵中没有一个兵的作用，不如用两份军饷养一个兵而一个兵发挥数个兵的作用。古人说兵贵在精不在多，其成效是可以验证的。臣查考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万多人，大学士阿桂上疏极力争辩，认为岁饷骤增，恐怕难以维持，后来果然因为国库空虚，多次商议裁减。近来国内用兵，无暇兼顾，绿营军饷拖欠甚多，从此每当有战守之事，全靠勇营，而绿营几乎形同虚设。最近看到各省整理绿营，如浙江的减兵加饷，直隶、河南的添饷练军。前大学士曾国藩在两江任内，整顿外海水师，旧兵一万多名，裁减为二千多名，以补助增添薪粮、修造船只的费用。兵部议定认为正确。大概朝廷内外大臣都已深刻认识到绿营的弊端，并思考挽救的方法，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否可以推行此法？命令各省督抚，裁汰绿营虚额，对于衰老废弛、斥退的缺额，病故、开除的缺额，一概不再补充，仍体察各路情况，或者保留绿营原额的一半，或者减存三分之一，用节省下来的军饷，酌情增加马步军的口粮，分隶几个镇，会合训练。营制过于破碎的，合并起来；汛防过于分散的，撤并聚集。大约估计内地省份有精兵一万，边疆省份一万五千人，就可以弹压盗贼，暗中防备不测，仍然酌情保留得力的勇营，交错屯驻。有事时辅以招募，借战守的实际事务来实行训练的成法。这样平时没有冗食之兵，临时获得劲旅之用，名实相符，化弱为强，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虽然如此，当今要务，在整理绿营之外，尤其有培护根本的计策，有慎筹门户的计策。所谓根本之计是什么？我国家神武开基，东三省的劲旅骑兵是古代罕见的，近来因为征调频繁，逐渐凋零，老者去世，弱者未壮，他们对于布阵合围的方法，驰驱击刺的技术，逐渐失传。如果不及时整顿，恐怕此事遂成绝学。似乎应该命令吉林、黑龙江将军，挑选驻防子弟，优厚供给并勤加训练，务必使制胜妙技赓续不穷。将来精兵日出，北可巩固边塞防务，西可备新疆之用，所裨益岂是浅薄？所谓门户之计是什么？东南军事以水师为最重要，长江水师利用舢板、长龙、快蟹等船，外海水师利用广艇、红单、拖罾（tuo zeng）等船。而论今日海疆所需，则轮船尤为利器，然而其操演之法，与长江水师截然不同，与外海水师也异辙。如果不是专门名家，穷年毕世不能洞悉其精妙。现在中国闽、沪各厂虽然陆续制造轮船，似乎尚缺统带轮船的将才，那么利器不可得而用也。事情在初创之时，非破格鼓舞不足以彰显激励劝勉。似乎应该命令海疆大吏荐举轮船将才，其中特别优异者破格提拔，使天下知道功名之路，相率研究探求，殚精竭虑，以备干城之用，庶几将才日益精练，水师日益精熟，而外侮无忧矣。臣所愿练军实者，此也。

译孟子曾说：“没有良好的政事，财用就会不足。”《大学》中“平天下”这一章，对于理财的道理，可以说是十分谨慎重视。臣的愚拙策略，像所谓增加养廉银、停止捐纳、裁撤厘金，都是对财用有妨碍的；像所谓核查冗滥的军饷、筹划漕运、减少兵额，都是对财用有补益的。用盈余来弥补不足，原本足以相抵。而谈论当今不枯竭的财源，尤其依赖朝廷崇尚节俭以教化天下，天下人都趋向节俭，那么财用就没有不足的忧虑。所以臣又认为，理财的政策，不必去开辟新的源头，只在于节制其流出。节制流出的方法，不必广泛使用各种术数，只在于核查州县官员的交接账目罢了。

谨查吏部规定的条例：州县官员交接，在规定的两个月期限内不能结清账目的，称为第一次参劾；宽限两个月仍然不能结清的，称为第二次参劾。如果前任官员亏缺正项钱粮，或者并没有亏缺而新任官员拖延不接收的，都由该省总督、巡抚上奏参劾并革职。交接账目没有理清，而该上司不声明的，司、道、府、州官员降三级调用，总督、巡抚降一级留任。这个制度实行很久而没有弊端。

到了近代，州县官员的交接不完全按照期限完结，上司害怕处分的繁琐，也就不按照期限上奏参劾，往往借口辗转驳查，拖延岁月。等到时间拖得久了，前任官员困于旅费，没有款项可以交接，终身寄居在外，子孙流离失所，都是难免的。新任官员因为旧账未清，互相牵连，于是交接不能结清的占十分之八九，而上司也就有了参劾不胜参劾的局面。库款之所以日益亏空，就是这个缘故。

臣听说近来办理交接，以山东最为完善。山东一省，自从前任巡抚阎敬铭申明旧例，刊刻十一条交接章程，颁发给州县，并通令各属不得借口各项工程名目报销正项钱粮。交接超过期限的，参劾革职毫不宽贷。同治初年，每年藩库所收正杂各款不过八九十万两银，近来藩库收款达到二百五六十万两以上，借此支付本省的军饷以及协济京师的各饷。一省如此，天下就可以推知了。

州县官员掌管钱粮，坐拥仓库，计算其公私之用，每年多耗费数千两银子，并不觉得费用很严重。然而合天下千五百个州县计算，三年就耗费二千万两。那些曾经担任过州县官的人，也因为挪移公款很方便，不能节制衣食，最终不免陷入窘迫匮乏的忧虑，遭受查抄的累赘，这是公私两损的做法。如果交接向来严格，使州县官员预先知道要节俭，那么国家就少了亏空国库的忧虑，州县官员也免除了终身的累赘，这是公私两便的做法。

按照臣的愚见，是否可以命令吏部，申明旧例，并咨询索取山东的交接章程，通行各省，切实办理？又担心积年亏空之后，突然加以整顿，那么新旧账目混杂，阻碍必然很多。想要杜绝侵吞亏空，只有宽恕既往而严格对待将来这一种方法，酌情恢复养廉银以充裕其财力，禁止摊派赔补以清理其源头，这样各省大吏就容易着手处理。从此以后，超过期限必定参劾，第二次参劾必定革职，法令严格而亏空挪移就少了，亏空款项杜绝而库藏充实，理财的道理，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希望充裕财用的目的，就在于此。

以上六条策略，都是史册中曾经出现过的端绪，士人百姓欣羡向往的事情，有的经过历代圣祖创立并著为良法，有的是大臣筹措而屡次见到成效，臣不过是就听闻见闻之余，略微参引引申其义，希望可以在海内推行，预先斟酌时宜。虽然国家大政不止这几条，但如果不属于治术所深深依赖、平时所切究的，也不敢拾取细碎之事，冒昧地陈述。

敬陈管见疏 欧阳云

本年九月奉上谕：“朝廷政事的得失，原本希望内外众臣献可替否，宏济艰难。你们大小臣工务必应当各自抒发己见，切实指陈。”等因钦此。仰见我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遇到灾异修省至意。臣初任言官职责，不识忌讳，只求对明圣有所裨益，来不及自计其狂愚。私下认为，宫廷是风化的源头，而朝廷大臣实在是地方官吏的表率。近来众臣议论政事，有的说专门施行阳德未必立刻符合天心，恐怕内外臣工有徇私图便、蒙蔽惑乱圣聪的；有的说应以实质而非文饰来顺应天意，请求严饬朝廷大臣缴发天良，不要存有私见，不要徇私情；有的说枢臣不敢承担责任，不肯承担怨责。无不仰蒙采纳，训诫谆谆。鉴于时事如此艰难，言事者如此激切，皇太后、皇上如此忧勤惕励。凡在朝廷的大臣自当仰承圣训，力求补救的方法。念及物力艰难，那么度支就更要思考节制谨慎；念及名器甚重，那么甄别叙用就更要致意矜持严肃；念及民命攸关，那么各种狱讼就更要期望清理。臣窃取实事求是之意，谨拟四条，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陈述。

一、免除采办。臣以前在户部供职，伏见上月内务府奏请，今年在四川采办锦缎、绉绸等件二千九百余匹。查此项向来由江浙三织造办理，四川并没有办理过的成例。从同治四年直到十二年，才开始采办六次。光绪二年八月续请采办，经过户部奏请归织造办理。内务府又在十二月仍然请求采办，已据四川督臣报解到内务府，并据内务府奏称：“现在解到的各款将次用竣，而”

译“放项浩繁，均关紧要。”等话语。臣私下思考，咸丰三年以后，江南织造一职长期空缺，然而十余年间尚且没有采办以及四川的相关事务。自同治四年才开始进行采办，近来数量逐渐增加，而期限也逐渐紧迫。臣恭敬地体察皇太后、皇上亲身践行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绝不会因为不急迫的需求而损害有用的经费。或许担心该府司官员等借宫廷用度之名，难免有支出虚报冒领之处，该大臣们也无法查核。可否恳请皇上命令该总管大臣等，督率司员将每年的收支数目逐条详细查核，分项列出清单，恭敬呈递御览，以防虚报冒领而谨慎管理财政支出。如果确实有不足，似乎可以仍归织造按照大运的数量补办，或者经费不够，就由四川总督筹措款项拨付，免除其采办任务。因为四川采办既没有固定的价格可遵循，又运输道路艰难，不如江浙便利。臣也知道宫廷用度自然关系紧要，即便这采办的数量也属于非常微小，但担心外面的臣民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或许怀疑皇上用度逐渐增加，这关系到圣德甚大，因此敢于冒昧直言陈述，这是实事求是的一点。

译一是慎重奖赏。臣认为：自战事兴起以来，外省保举的案件很多。朝廷必定命令各督抚挑选优秀者保奏，不允许冒滥，这实在是在鼓励人才之中，仍寓有慎重名器的意思。但循名核实，应当从朝廷开始。恭读前日的上谕：先前因为恭纂穆宗毅皇帝实录全书过半，监修总裁请求将在馆人员分别等第，奏请奖赏等因，钦此。臣认为翰林院各位臣子以纂修为职，此次格外优加奖赏，已属格外恩赐，然而还有纂修的辛劳。至于六部司员，不过是分校对的职责，比起各衙门办理稿案，还要容易些。即使说典礼关系重大，议以劳绩，也应当区别对待。却有以候补主事、免补主事，以员外郎无论咨留选缺即补，并且加四品衔的，不一而足。因此六品官保至四品，又有中书科中书以知县不论双单月选用，俟选知县后加盐运使衔的，因此七品官保至三品。估计将来全书告竣，势必都保至二品才停止。查上年吏部奏定保举章程内写明：实录馆保奖成案，每一案中不能都是异常出力，所以奖保也有等差。又办理各项紧要事务，寻常劳绩每案准许保一层，异常劳绩不得超过两层。现在以六品候补之员保四品，且以七品保至三品，无论其劳绩如何，已明显违背定章。臣也知道典礼重大，但朝廷转移风化，必定从重大者开始。重大者有制度，那么小者自然有遵循。朝廷有法则，外省也知道忌惮。近日仕途壅滞，即使甲班分部十余年也不能得一缺，或得缺十余年不能进一阶。现在以一二年校对之力，越级至此，未免开启躁进的门径。可否请旨饬下吏部，按照奏章分別核减，并令监修总裁等，经过此次优奖的人员，将来全书告成，更不得优加奖赏，以便尊重名器而防止躁进。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二点。

二是肃清吏治，本月初三日奉上谕：“现在时事艰难，全在大小臣工尽心尽职，早晚趋公，以期望庶政交修，日渐达到上理。此后各部院堂官务必共同矢忠公忠，力图振作等因。”钦此。臣伏读之下，敬畏难名。敬译谕旨之意：“大臣是小臣的表率，督率固然在勤慎，而惩劝尤在公忠。近来官途日益杂乱，相率以迎媚为能，一遇优缺，夤缘钻刺，无所不至。各部院大臣指派差使，既不考察其贤否，校其资序，甚至各存私见，互相龃龉。于是捐纳不久者可以得优缺，而正途资深稍知自重者被视为赘瘤。又或以优缺而得优奖，遂可越次升补，名为抢缺。抢这一字，岂可形诸官途？此等风气若不力图补救，何以激励官方而清流品？诚如圣谕所说：‘务必共同矢忠公忠，这是救时的至计。’转眼又届京察之年，可否饬下各部院大臣务必存公道，以贤否资序为定，不要徒以趋承迎媚为工，以便司员有所劝惩，而吏治渐可整顿。”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三点。

三是怜悯庶狱，近年各省京控之案层见叠出。有声明在本省督抚司道衙门控告数次并没有亲自提审的，有曾经京控，钦奉谕旨亲自提审而并不亲自提审讯结的。小民冤枉难伸，既然已经控司控院，必定有牵率州县官及吏役之处，如果只发本州县官审断，没有听断不公自甘平反之地，而吏役的肆毒更深，且官场积习互相徇庇，即使令各督抚司道亲自提审讯究，尚有不能昭雪之处，何况不亲自提审呢？至于京控后，钦奉谕旨仍然不亲自提审讯结，这不仅玩视民瘼，而且轻视朝廷，如果不定以处分，何以防徇庇而伸冤狱？拟定请饬下部臣，凡有上控数次并没有亲自提审，及京控钦奉谕旨仍然没有亲自提审讯结者，分别议以处分，以便庶狱得速清理。这是实事求是的第四点。

请整饬吏治疏

周恒祺

之洞

窃惟近日治晋之道，议者皆以培养元气而言。然而元气之伤，必有所以夺之而始伤，元气之复，亦必有所以助之而后复。如果不为之抉去病根，祛其所夺，益其所助而徒以弥缝姑息、矫托镇静之治坐收富庶之功，无是理也。臣认为，国之元气在户口蕃息、田野垦辟、政治有纪纲、经赋无侵盗，而聚敛吝惜不与焉；民之元气在官吏无苛扰，四民无游惰，而末富奸利不与焉，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与焉，山西自咸丰以来，较称完善，公私积习本多，沿袭前抚臣曾国荃治理山西之日，饥馑洊臻，专意荒政多用权宜，势不能过加绳削，自保亨由藩司而接护抚篆

译他们借机勾结作恶，败坏法纪，致使百姓困苦未能缓解，官场风气更加衰败。等到卫荣光到来，才开始逐渐整顿肃清，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正打算有所作为，却突然调任江苏巡抚离去，于是将一切利弊的根源始末，详尽地告知于我。加上我几个月来的斟酌考察与深思熟虑，深切看到山西公私两方面都极其贫困，几乎无法自立，物资匮乏，人才难得，上级政令出自多门，下属官吏怜悯之心缺失且不畏惧法律，百姓习惯于颓废懒惰从而压缩生计，士气衰微导致学业荒废，军纪日益松弛，吏胥敢于作奸犯科，就像瘦弱的身体又遭受各种疾病创伤的侵蚀，确实必须内外兼治才行。

大概山西的重要事务有二十项：一是责令开垦荒地，二是清理善后事宜，三是省减差役徭赋，四是清除重复征收的粮税，五是储备仓谷，六是禁止鸦片，这六条是务本以养育百姓；一是减少公费，二是裁撤摊派捐税，这两条是培养廉洁以考核官吏；一是结清交接账目，二是核查库款，三是杜绝吏胥奸弊，四是整理厘金，五是挽救盐法，这五条是去除蛀虫以治理财政；一是开发地利，二是惠及工商，这两条是辅助农业以兴办利事；一是培育学校，这一条是重视士人以改善风俗；一是缓解饷银压力，二是训练主力军队，三是遏制盗贼萌芽，四是修治边防政务，这四条是巩固边防以谋求强盛。

所有这些，都是儒家经常性的规范，绝不敢采取急功近利的措施。其中前八条，我在此次分别陈述情况请求圣旨办理，其余各项也已经详细规划，随即将继续上奏陈述。总之，所有政事，都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来治理，山西偏僻狭隘，在此为官的人中，才俊之士志气压抑而不能伸展，庸碌之辈侥幸掩盖过错而苟且免罪。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尤其在于近年大吏纪纲不立，赏罚没有章法，不激励不宣扬，人才从哪里产生？我竭尽愚诚，督促告诫。各官中如果有任职无状，妨碍吏治民生的，已经随时上奏。如果从司道直到州县官员，都能共同发誓公忠，都遵循法度，都以利国利民为要务，自然会有成效可观。至于善后事件，费用浩繁，尤其不是稍微保留财力就能办到的。恳请圣上慈爱俯念山西作为京畿右辅的重镇边疆，凋敝太过严重，急需培补维持。对于山西用人理财等方面的种种困难情形，请圣上鉴察体念，由圣上亲自裁决，稍微超越常规，使我能够尽力为之，那么将来百姓安康、物资丰富，都是出自圣主的恩泽生成了。

译接办各项缘由疏

奎斌

我私下认为，山西省善后事宜，抚臣张之洞已经挑选紧要事项，按先后次序命令办理，并且已经分别上奏说明在案。臣谨就当前情况而言，如修浚河工以消除水患，劝种桑棉以辅助地利，戒除烟瘾以保卫民生，这三者也都是善后切要的计划，必须依次筹办。只是想到百姓可以与其共享成功，难以与其共同谋划开始，懒惰的百姓习惯于沿袭旧例，害怕谋求新法，如果不是提倡举行，督促率领兴办事务，那么凡是关乎利害的事，想要听任百姓自行处理，势必畏难苟安，难以收到实际效果。幸好抚臣早已规划，已经开了头绪，臣逐渐举行，使事情得以完成，现将目前筹办的办法，详细陈述如下。

太原、汾州所属的文峪、磁窑两水，农田从中受益。自从文峪河向东迁徙，并入磁河，沿河各村又再次拦坝卖水，导致正河淤塞，河水横溢旁流。上自文水县的东西宜亭，下至汾阳县的申家堡二十多个村庄，都成了水乡泽国，几乎每年都有诉讼争执，没有止息。当时经知县、委员等官员多次实地勘察，对于水性的顺逆，民性的公私，一一访查明确，绘图附说，禀请筹款兴办前来。去年五月，在文水境内堵塞张家庄决口，所有抱河的堤坝，护村的堰坝，仅仅选择要害处兴修。在汾阳境内修筑百金堡大堰，疏通柴堡的淤塞，那时也因为农忙工少，作为急则治标的计策，没有完成全部工程。等到十一月开工，上游自文水县南北张家庄起，到汾阳县的西河堡止，就现有河槽挑挖，不让文峪新河、磁窑的水并入，听任其仍走故道，那么萧家庄等村仍可共同享受水利。今年五月开工，下游自西河堡起，到孝义县的霍家堡止，使全河通畅以到达汾河，不至于停蓄溃决，那么申家堡等村自然可以永除水患。总计上下游长共一百多里，深度以六七尺为标准，宽度则三四丈到八丈不等。此外磁窑河槽、宋家庄大坝、文湖圈堤、霍庄土埂，都是重要工程，也计划一并修筑。其中开挖河身两旁偶尔占用民地，酌情给予地价，等查明亩数，另案奏请豁免应征钱粮。这是文磁河工的大概情况。

蚕桑、木棉作为正当职业，获利尤其丰厚，曾经通令试办。只是省城开风气之先，首府是百城的榜样，自然应该先在省会设立桑棉局，命令太原府阳曲县办理，以求种植，以熟练纺织，并从外省雇佣匠人，购买机具，由局试办，务必使所属绅民都来取法。其东边的平定，东南的泽潞，南边的平阳、蒲州、解州、绛州，桑棉有而未盛，则命令逐渐推广，不要仅仅局限于一隅。省北关外，风沙苦寒，桑两不相宜，则命令另求利民的各种植物，不必限制于一种格式。实行数年，办有成效，即使遇到年成不好，也可以借此维持生计，似乎也是备荒的一种帮助。

近来传布戒烟的方法，致力最快捷，只是医生则从外省延请，药物则攻补并投，饮食则膏粱叠进，贫民无力筹措办理，感到困难。去年省城依次设立三局，今年增加到五局，每局各有一名医生，分排定额，依次治疗。来者因为药料食品由局备具，不费分文，而且因为去疾稍快，争先恐后，相继改图。即使距离省城遥远，也络绎不绝而来。估计每局每月治愈沉痼者，不少于百十人，固然可见从前流毒之深，几乎沉溺不返；而现在改过迁善的人多，也可知旧染污俗，何尝不可转移。

以上三项，只有河工经费较大，查沿河的平遥、介休等县，商富尚多，任其量力捐输，不足的款项，应与桑棉、戒烟各局经费一并从善后款内发给。只要文磁工程完成，良田不至于漫灌，桑棉不至于荒芜，洋烟习气消除，士民不至于游惰。这虽然在眼前动用款项，仍可日后收到效果。山西省大灾之后，兴利除弊各项，似乎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所需银两，请在善后项下动支，并请援照奏准的四天门等处路工成案，免除专案报部，统一等到一律完工，即由臣命令清源局司道核明确数，归入善后核实造销，以节省案牍。

缕陈新疆地势民情未尽事宜疏

刘锦棠

我私下承准吏部咨文，遵旨会议，臣等先前请求变通新疆官制、营制，具陈一道奏折，奉旨依议，钦此。粘连原奏知照到营，当即钦遵，分别咨文关外在事诸臣，并命令现办善后局员，各将所管地段界限以及一切情形，详细察夺具报去后。俯伏思惟体国经野，通筹局势，必须原始以要终，庶可大而可久。事情处于创办之初，有因一处的妨碍，而致疑全局的多碍；有因一端的阻碍，而动谓众务的不宜。风气之所浸渍，成例之所拘迫，想要在一朝改变，不用说法制尚未详订，急切无所适从。即使纲举目张，自认为灿然大备，且有箕风毕

译雨水之害，足以混淆我的视听，扰乱我的心神。种族部落的不同，教化法令的差异，不仅仅是因为地理有所限制，更是因为风俗习惯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关陇地区是天下的屏障，而塞外又位于关陇的上游，是山水的发源地。那里的地势高寒且多沙，百姓虽然质朴，但缺乏组织联系。不论过去是定居的国家还是游牧的国家，探究他们的居住、饮食、文字、语言，都与中原大地截然不同。自汉唐以来，朝廷对西部事务深感忧虑，无不经营防卫，姑且巩固我们的边疆。既然这里是形势上必争之地，那么教化也就必然能到达这里。于是统一他们的习俗，不再有其他忧虑。这种因势利导的做法，实在是天时与人事相契合的结果。从前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当时虽然不免有耗费中原资源以经营西部的苦处，但至今仍然依赖它。西域自古以来就是羁縻统治的地区，往往某一角落发生动乱，内地就会受到震动。自祖宗朝以来，历经风雨，先后平定了南北两路，有的分别设置屯兵防守，有的间或设立郡县，像星星罗列、棋子分布一样，远近相互维系。南疆土地虽然肥沃，但因为风俗类似野蛮，难以骤然用礼法约束。于是分别命令大臣督率文武官员和士兵，镇守扼守要害地区，弹压巡查缉捕，差役赋税，酌情征收。凡是疏阔的纲目，用来壮大朝廷的声威，坚定他们的趋向，以等待皇太后和皇上。今日因时制宜，变通以尽利。臣刘锦棠恰好亲身遇到这盛世，先前陈述了应当设置、裁撤、更改、迁移的各项事宜，承蒙皇上英明裁决，命令各部会议。现在各部院议覆的奏折中，对于议设的事项，如设置巡抚、布政使以及镇迪道加按察使衔管理刑名、将迪化州改为县、设置迪化府等条款，暂时从缓商议，而议裁、议改、议移的事项，如裁撤各城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应当等到南八城建置事宜办有成效，奉旨批准设置巡抚后，再行会奏请旨。又裁撤回官阿奇木伯克等，另行酌情设置头目，则因为都有职掌责任，经过长期体察，妥善商议章程核办。改设额兵，将乌鲁木齐提督迁移驻防喀什噶尔，也命令等到议请旨。回童现在进入义塾读书，有能诵读一经、熟悉汉语的，咨报兵部给予生监顶戴。议定因为向来没有成例，拟请等到回童粗略通晓文艺时，酌情设置学额，凭文章录取。如果认为这些回童只需要读书认字，不必苛求文理，应另行酌情给予奖励，请旨遵行。至于请求南路改设道、厅、州、县各官，都已经先行议准，命令将应办事宜会商妥当，依次奏明办理等因。详细推究部院诸臣议覆的各条，对于应当批准、应当暂缓的事体，无不斟酌得当，上慰圣心。诚然，损益的举动，关系到长远的规划，即使怀疑之处无可怀疑，也应当谨慎再谨慎。然而创制早已开启在先，那么变通就应当善后于后。从前云南、贵州改设流官，近来如台湾、奉天、吉林添设郡县，都是时势所趋，圣化广泛融洽，几乎像是行于不得不行之势。回童如果能熟读儒书，谙悉汉语，日久潜移默化，顺从规范，既然已经革除旧习，自然应当施加政教。所以应当裁撤、更改、迁移的，眼下就必须筹划拟定，一则一气相承，因势利导，可以收到及时整饬的功效；二则经费应当确定，合计长远，可以避免日后虚耗的弊端。部臣深知这个道理，但现在没有立即请旨饬办的原因，是应当等到批准设置的官员具有规模，然后分别举行。这就是臣钟麟所拟设立行省，应当从州县办起的用意。自从批准部覆，就经过往返函商，熟筹办法，确定由臣刘锦棠就近先行委派官员前往署理，详细考察东西两道应当划分的界限，以及各直隶州与其辖县应当划分的村境。各处城墙大多未完固，还有应当改建增修的城池。各官衙署能否各自利用善后办公局的房屋改作，或者应当另外筹划营造坛庙、仓廒、监狱，也应当择要修建。驿传塘站，视其要冲或偏僻，安设文员杂职，置辅分司。现在除了教职从缓商议外，其他各厅、州、县的照磨、吏目、典史，应当与印官同城佐理。此外各属辖境辽阔，应当添设州判、县丞、巡检分防，各按所属的繁简，酌情添设以便控制。凡此重要图谋，务必先正其名，而后能责其事。否则委派官员以空名行实政，既无职守，也无考成，难以期望与百姓相维系。确实有如臣钟麟所说的那样。

译臣锦棠打算遵照兵部的议定，在派遣的各官员中，分别委派道员、同知、直隶州知州、通判断、知县等官员前往代理职务，暂时刊刻木质的关防印信，发给他们启用，以昭示信守。只是设置官员之后，公文往来、赋税征收、诉讼案件，应当依照官署的规范办理。南路向来没有汉族百姓，镇迪道所属地区自从经历战火之后，书吏比以前更少，无法调派。此前已经分别命令甘肃各府州，在所属书吏中挑选熟悉公务的，各派数名，优厚供给路费，让他们携带家眷西来，以备日后分拨使用。回部官员中三四品的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官阶较高，臣此前担心他们权力过重会扰民累民，曾请求裁去他们的官衔名额，实在是想要防微杜渐，但这沿袭已久，不可突然加以屈抑。拟请仍然保留他们的顶戴，略像各省州县对待所辖绅士那样，给予礼貌，使他们区别于普通百姓。过去的众伯克等分别管理粮役、诉讼等事务，将来拟分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房的书吏，与汉族书吏混杂共处，互相传授汉回文字，以期互相观摩而向善，这样既可以收回他们把持权力的弊端，又可以借他们为公家所用，似乎两方面都有益处，等正式官员到任后再慢慢筹划。如果施行有效，届时另行奏报。每年应发的廉俸、公费银两，兵部已经议定按照镇迪道所属的数目支领。所有应设书办及各项差役的名额、每月支发的工食银两和斤数，也应当请求按照镇迪道所属的定章招募支发，以归于统一。两道总领各属政务，必须有通晓各种文字的人，以备翻译，应请求各增添清字、回文书办数名。各属传讯诉讼案件、勘验规划，必须先通晓他们的语言，才能进而剖断，应请求各增添回书通事数名。以上每月支发的工食银两和斤数，均请求按照镇迪道所属书吏的章程开支。道员以下各官的印信，应恳请命令兵部按照拟定的各项缺衔铸造颁行。查吐鲁番同知的印文是兼用清、汉、回三种文字的，这项印信似乎应当一体兼铸回文，并恳请命令妥议定铸。南疆此次设置官员，属于开创之举，应当就熟悉边情的官员，先将应办的事项赶紧兴办，才足以资于治理。现准先设的各官，恳请天恩准许按照吉林新设民官各缺的先例，统归因地择人，由地方拣选补用一次，那么跟随在边塞的人就知道奋勉，吏治可以期待振兴。至于城墙、衙署、仓库、监狱应修的各项工程，都刻不容缓。南路土质松浮，多用烧成的砖块，没过几年，多被潮气剥蚀。墙垣基身务必较宽厚，才可以耐久。已命令湘楚各军选派勇丁，赶紧挑筑城工，并商请帮办军务大臣张曜，命令嵩武军营勇丁择要兴修，许诺以工程完工后恳请恩准择优奖励，他们都踊跃听命。只是估计工程浩大，仍须兼雇缠头回民，才能期望成功。其需用之铁木各器及各项工匠器具，防营不能办理的，令各委员核实动用。再恳请拨发专款以济急需工程。值此经费拮据之际，臣等受恩深重，更应当格外节省。无奈地处边荒，工程属于创建，只求力杜浮报冒领，未能牵合成规。可否仰恳圣慈俯准，等日后工程完工，除绘图贴说咨送兵部外，即照实用实销开单具报，借此省去一再造册的烦扰。徭赋上关国家大计，下系民生。总计南路正粮每年二十余万石，将来兵制酌情改定需粮较少，日久积储势必难以多备。仓库粮食变价，又苦于无处销售，受潮腐烂令人担忧。臣锦棠拟命令各属，在此后科定赋役时权衡轻重，若有前章稍重的，仰体皇恩即予酌减。征粮较多之处，核算兵食之外所余尤多，即行折征银凑充度支，以作点滴之助，这样仓库粮食不至于霉朽，而边储得以常充了。除屯田兵制及未尽事宜容俟会同商议妥筹随时具奏外，所有承准兵部覆准设新疆南北道厅州县各官，现在拟派委员前往试署，以便详察地势民情，继续陈述未尽事宜，并筹画现办情形各缘由，是否有当，谨会同帮办军事广东陆路提督大臣张曜恭折具陈。

求栋梁的人，一定在树木中寻找，但树木并不都是栋梁。那些不成材的，甚至不能与芦苇、蒲草、竹子、箭竹相比，其实质不同，但名称相同。我见到树木很难求得，然而求栋梁的人，不在芦苇、蒲草、竹子、箭竹的林中寻求，而是坚决一定在树木中寻求。士人对于国家，就像树木对于房屋一样。一个国家的士人，其中成材的百中无一二；一座山的树木，其中成材的也是百中无一二。然而国家担忧没有士人，而房屋不担忧没有树木，为什么呢？难道是士人少而树木多吗？还是信任士人不如信任树木呢？那些求栋梁的人，不在芦苇、蒲草、竹子、箭竹林中寻求，而只在树木中寻求；不因为树木中有类似芦苇、蒲草、竹子、箭竹的就改变计划。所以天下有不成材的树木，而没有建不成的房屋。现在因为士人中有类似商贾小贩的，就说任用商贾小贩的没有

译这与任用士人的方法不同，这就是士人始终不肯出仕的原因吧？

译公黜陟议

冯桂芬

现在姑且泛泛而论，选拔人才的人，是看重文章呢？还是看重才能品德呢？那一定会说：才能品德更重要。是看重一两个人的私人意见呢？还是看重千百人的公共舆论呢？那一定会说：公共舆论更重要。然而自从汉代以来，选拔人才的方法，无论是推荐还是考试，途径繁多，总之不外乎用文章来测试，由几位大臣来举荐，这难道不是因为才能品德虚无而没有依据，公共舆论分散而没有条理，不得不舍弃它们而依赖文章、依赖私人意见吗？却不知道这绝对不足以得到真正的人才。人们只知道刘蕡落第，江东地区不知道文章不足以作为凭据，哪里知道通籍（做官）之后的升降任免，更是不足以作为凭据呢？没有文章（作为凭据），自从选拔宰相以下，无非是从容貌、言语、奔走效劳之间来选拔人才，按惯例举荐就按惯例任用，虽然公共舆论都知道他们是器量狭小、不值一提的人，但逐年升迁，不久就参与国家最高决策，不久就掌握军权，比比皆是。士大夫平时议论，从未听说有人说：某人的品德可以大富大贵，某人的才能可以大富大贵，只听说有人说：某人的命相可以大富大贵。既然说到命相，那么效果也就这样了。唉！怎么奇怪他们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呢？想要寻求改变的办法，不把虚无的变为实在的，把分散的变为统一的，是不行的。《尧典》说：“师锡”，师是众人的意思。《礼记》说：“在朝廷上封爵，与众人共同决定。”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百姓就会信服”，百姓也是众人的意思。孟子说：“国人都说贤能，然后去考察他，见到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夏商周三代以前本来就有善于采纳众人意见的方法，经典传文简略，无法考证，而孟子的话却鲜明显著，那么这件事可以意会。《新唐书·赵憬传》记载：“赵憬说：应当采集士人的声誉，以声誉多的人先任用。”就是这个意思。关键在于阐明会推（集体推举）的方法，广泛地加以运用。又把现在的保举方法反过来使用。会推必定重视权贵大臣，现在把它推广到一般官员；保举是上级长官的权力，现在把它转移到下级。责成京官，从中书省以上，每年举荐六部九卿一人，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员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登记在册，以被举荐次数的多少决定先后顺序，遇到应当升迁的职位空缺，列出名单，没有被举荐的人不得列入。又命令每年举荐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给各堂官，如果有应当升迁的职位空缺，任用被举荐多的人，如果任用被举荐少的人，那么必须说明原因，等待皇帝裁定。对于外官，则命令在籍、在京、在外地的各位绅士以及诸生、各乡正副董和乡绅老人，每年举荐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报给郡守，郡守审核被举荐最多的人，上报给大吏，大吏广泛采纳舆论，折中决定，允许删减，不允许增加。造册奏报，听说有职位空缺，按次序保举升迁，不给予上司权力，但参劾的权力则给予他们。乡里人都喜好或厌恶他，未必可以公平地判断这个人。至于官员，则没有乡里人都喜好却不是好官的，也没有乡里人都厌恶却不是劣员的。所以这个方法非常恰当，不可改变。至于各官员的考核政绩，应当首先以所举荐的人是否得当作为功过，以重视这件事。所谓选取才能、选取品德、选取千百人的公共舆论，就是这样。另外提议通籍后不得再参加考试。又提议考官、学政都由公举产生，即无需通过考试差遣。其他如诗文传播、脍炙人口的，适合在文学馆任职；风纪严整、胆识兼优的，适合在谏官机构任职；文笔敏捷、记忆力强的，适合在枢密院任职；通达治理教化、机智警觉超群的，适合在外地任职。都可以随事分别举荐，公共舆论所在之处，难道不胜过一天的考试吗？

论公孙宏传赞武宣诸名臣

黄恩煦

唉！人才的兴起，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吗？我观察汉武帝奋发有为，但好大喜功的意思多，所以能臣比良臣多一倍，他的过失在于崇尚才能而流于驳杂。汉宣帝励精图治，但求全责备的心胜，所以能臣与良臣各占一半，他的过失在于任用法律而陷入苛刻深重。上面所选取的，下面所响应的；上面所作为的，下面所希望的。人才兴起，像汉武帝、汉宣帝那样却不能与夏商周三代相比美，难道是培育人才没有得其方吗？还是使用人才没有尽其道吗？偶尔读《汉书》到《平津侯传赞》所称：“武帝名臣二十二人，宣帝名臣二十四人”，私下有所感慨。武帝雄才大略，用人唯恐不及，求贤的一道诏书，千古赞叹。然而帝的心不完全体现在这里，曾经在跟卫青谈话时知道他说：“汉朝庶事草创，匈奴交侵，不改变制度，后世无法度，不出师征讨，中国不安。”唉！帝的心可以说很盛了，但他所施行的措施则不对。想要改变制度，那么阿谀苟容的臣子必不可用；想要安定中国，那么文深小吏、盐冶贾人不宜担任九卿掌管财利。而现在看班固所叙述的，如严、朱、赵、张、桑、卜等人，怎么称得上呢？大概这些都是当时所谓的能臣。如果董仲舒、汲黯可以称为良臣，但都没有被任用。笃行如石庆、石建，又备位宰相，幸而任用了，但碌碌无为没有表现，那么良臣又见绌于能臣。况且加上帝好大喜功的心，那些嗜进贪位的徒众，有不窥伺天子的意向来决定向背的吗？所以我说道：能臣比良臣多一倍，他的过失在于崇尚才能而流入驳杂。宣帝在位，施德于高祖功臣

译王莽，又起用出身微贱的人，特别关注民生事务，曾经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疾苦怨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能与我共同实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优秀的郡守吧？”唉！皇帝有这样的用心，汉代循良的官吏多出现在他的时代，是有原因的。只是我私下有所不解的是，向来有德行威望的大臣却被小臣挟制，而有显著政绩的小臣却被大臣不容。王尊被要求处斩，是由魏相促成的；而王延寿被处死示众，又是由萧望之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皇帝治理政事，信守赏罚，考核名实，于是小臣得以窥探大臣的过失，而大臣也担心被小臣所乘虚而入。看张安世谨慎修身、少犯过错，杜周奉法顺从，那么皇帝求全责备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了。假使皇帝不以严明作为治国方针，那么臣下也就无处施展他们的小聪明。像黄霸、王成、龚遂、郑昌、召信臣、召固，可以说是良臣；像韩延寿、赵广汉、严延年、张敞，难道也一定要以能臣的身份被看见吗？所以我说道：能臣与良臣各占一半，其弊端在于任用法律而陷入苛刻深严。综合来说，两位皇帝的时代，负有重望的人没有比得上霍光的，他既能匡正武帝的终局，又能匡正宣帝的开端，差不多有古代大臣的风范。然而班固讥讽他不学无术，那么当时的人才不能与夏商周三代相比美，就可以知道了。降及东汉，范晔在《左雄传》的评论中，凡是称颂顺帝的名臣有二十人，桓帝的名臣有十一人。评论者说他们的君主比不上武帝、宣帝，而他们的臣子却胜过武帝、宣帝时代。大概东汉自从光武帝崇尚风节，人们就崇尚道义；西汉自从汉武帝招揽才能，人们就奋争功名。取舍不同，所以结果各异。使用人才的人应该取法什么呢？

译恭敬陈述圣德三个方面以预防流弊的奏疏。咸丰元年

曾国藩

臣听说美德所在之处，常常有与之近似的事物混淆其中；如果不尽早辨别，那么产生的流弊就防不胜防。所以孔子告诫六种言论，必定严厉去除六种弊病。臣私下观察皇上天生安和的美德，大约有三方面，而这三方面近似的表现也各自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生，请为皇上陈述。臣每当在祭祀侍奉礼仪的时候，仰观皇上对答肃穆雍容，每一步都谨慎小心，而平常事务也推究求精到，这是敬慎的美德。但如果辨别不早，其流弊就是琐碎，这是不可不预防的。人臣侍奉君主，礼仪固然贵在周详，然而如果不是朝祭大典，难以保证没有疏漏。自从去年以来，步趋失检，广林因小节被参劾；道旁叩头，福济、麟魁因小节被参劾；内廷接驾，明训因微仪获罪；暂署都统惠丰因微仪获罪。在皇上仅仅给予谴责惩罚，起初并无苛责之意，只是担心臣下误解风向旨意，或许谨小慎微于小事反而疏忽大事，并且有谨守那些不必谨守之处的情况。行礼有仪注，是古今通用的制度。近来为了避免皇上的嫌名，于是改为行礼的节次。朔望常服，已经由臣部奏定，而去冬忽然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已经由臣部奏定，而初次忽然改为补褂。把这些作为尊崇君主，都在小事上谨守那些不必谨守的，那么对于国家的大计必定有疏漏而不暇深入探求了。所谓国家的大计，究竟在哪里呢？就像广西一事，其大者在安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再次在慎重军需。现在发往广西的人员不算不多，但在安置时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建立功勋，应当稍加威望，让他参赞幕府，如果泛泛差遣委用，就不能发挥他的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但地位低微，就难以资以弹压，权力分散就容易导致牵制。知道却不用，与不知道相同；用了却不充分发挥，与不用相同。将领既然很多，也应当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的大股敌人，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个府一个州。至于地利之说，那么钦差大臣应当驻扎横州，才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应当专设梧州，银米从湖南前往的，暂时屯积桂林，依次输送到梧州；从广东前往的，暂时屯积肇庆，依次输送到梧州，那么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现在军兴一年，外面既没有呈进地图规划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也没有听说枢臣请求取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那么捐输的局万不可开设在两粤，捐生都是从军的人，捐资都是借凑的款项，辗转挪移，仍然从粮台取用。这三者都是就广西而言，是今日的大计。即使广西无事，而凡是做臣子的，也都应当留心人才，也都应当讲求地利，也都应当筹画国计，图谋远大，就不妨略去细微。汉代的陈平，高祖不问他决狱之事；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太宗只责求他们求贤。如果让我皇上豁达远观，不苛求细节，那么做大臣的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我困顿，必定会深沉思考，寻求宏大济世于艰难的方法。臣所说的防止琐碎之风，道理就是这样。又听说皇上在万机之暇，寄托情志于典籍，游艺之末，也效法前贤，这是好古的美德。但如果辨别不早，其流弊只是崇尚文饰，也不可预防。自从去年求言以来，难道没有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都以“无庸议”三个字了结。偶尔有特别被奖许的，手诏褒奖倭仁，不久却疏远到万里之外；优旨回答苏廷魁，不久却斥为乱道之流。这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缘故。自从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写小楷则工整益求工整，试律诗则巧妙益求巧妙。翰詹最优的仕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在保荐的时候，只取工于小楷的人；阁部最优的仕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在保送的时候，只取工于小楷的人。衡文取士是大典，而考差的人也只论小楷试律，而不再计较文义的深浅。所以臣常说想要人才振兴，必须使士大夫考古来的成败，讨国朝的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的风气，才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年奏开日讲，意思是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定不敢不研求实学，是为了这个缘故。现在皇上在军务倥偬之际，仍然举行这个典礼，正与康熙年间三藩时相同。然而如果不是从容召见，让他反复辨说，恐怕也只是徒饰虚文而无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时务虽然不可妄议，本朝的成宪难道不可称述吗？皇上对于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加考核。今日的翰詹，就是异日的督抚司道啊。刚刚脱离小楷试律之间，就给予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只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真学真识呢？

先前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已经蒙

译允许。臣考察高宗文集刊布的那一年，圣上寿数已二十六岁。历代先帝文集刊布的年份，都在三十岁或四十岁之后。皇上正值壮年，如果稍过几年再行刊刻，也足以彰显圣上谦逊的胸怀，并且向天下明示崇尚务实政治、不推崇虚浮文辞的意图。这种风气所影响到的地方，必定会有质朴的学问兴起，为国家承担栋梁重任的大臣。所谓杜绝文饰之风，道理就在于此。臣又听说皇上精神愉悦淡泊深远，恭敬自持而内心安适，旷达得好像拥有天下却不参与其中，这是广大的美德。然而如果分辨得不精细，也恐怕会厌恶鄙薄世俗，从而助长骄傲自大的气焰，这尤其不能不加以防范。去年颁布求言的诏书，本意是将用人和行政并举，但近来两次谕旨都说：“升降官吏的大权，朕自己掌握。”这也是皇上的意思，认为心中没有丝毫私心，那么每一项任命，都像是奉行天命。圣德起初并非固执己见，哪里容得下臣下再参与末节议论？却不知道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国家设立科道官员，正是寄托百姓视听的地方。皇上偶尔举荐一人，军机大臣认为恰当，左右侍从都说贤能，这还不够。臣等九卿认为恰当，各位大夫都说贤能，这还不够。必须科道百官认为恰当，然后才是全国人都说贤能。升降官吏由天子一人掌握，是非判断由天子和普天下人共同决定。圣心没有丝毫私心，可以称之为公正，但不能称之为明智。必须全国人都说贤能，才符合汇聚天下明智而成为明智的道理。古今人情相差不远，大体上刚直的人少，沉默的人多。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说话，尚且顾忌忍耐，不敢轻易发言。如果看到皇上一句话就拒绝，谁还肯冒犯天威像禧那样呢？恩曹履泰先前听到舆论纷纷，时间久了竟然寂静没有弹劾奏章，怎么知道不是畏惧雷霆之威而不敢率先发言，以招致罪责呢？自古以来重视直臣，不只是让他们成名而已，而是要借助他们的良药忠言，来遏制君主骄傲奢侈的萌芽，培养他们的风骨，涵养他们的威严，以备有事时抵御外敌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选取这类人，就必定专门选取一种阿谀谄媚熟稔的人，预料他们断不敢出一句话来逆耳拂心，而稍有锋芒的人，必定全部挫伤他们的刚直气节，消磨他们的刚强之气。一旦有事，满朝都是疲沓恭顺、懈怠泄气的人，互相袖手旁观，一筹莫展，然后才罢休。今天，皇上之所以让赛尚阿督师，难道不知道千金之弩，轻易一发就可惜吗？大概也是看到朝廷中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平日不储备刚正之士，来培养他们的风骨，涵养他们的威严，临事怎么能得到人才而任用呢？目前军务警报，运筹帷幄于一人，决定于顷刻之间。皇上独自承担辛劳，而臣等不能分担忧虑，如果广西不能迅速平定，这本来是中外共同担忧的。然而如果广西迅速平定，而皇上心中或许就认为天下没有难办的事，眼前没有帮助我的人，这就是一念骄傲自大的萌芽，更是微臣深切所大大恐惧的。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舜和成王何至于如此？实在是担心一念自矜，那么直言就日益觉得可憎，谄媚就日益觉得可亲，流弊将没有止境。臣的过度忧虑，实在类似于此。这三点，在早期加以辨析，只在细微之间。如果等到弊端已经形成再去挽回，那就难以用力了。

译应诏陈言疏

倭仁

我想，治理政事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用人没有比严格辨别君子和小人更迫切的。当今陛下刚刚继承大统，励精图治，所有臣子都战战兢兢地以皇上的喜好作为自己的趋向，国内国外也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观察朝廷的举措来预测太平盛世的开端。《易经》说：“拔茅草连根一起拔出，因为同类相从，这是吉祥的征兆。”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藏在内心深处的难以知晓，表现在事情上的容易知晓，辨别类别、区分事物，大约有几个方面，恭敬地向皇上陈述。大体上君子朴实笨拙，小人奸佞巧诈；君子淡泊退让，小人急躁争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谋求远大目标，把国家元气放在首位，小人只计较眼前利益，把聚敛刻薄作为要务；刚正不阿，不偏袒徇私的是君子；模棱两可，窥伺君主喜怒来决定趋附或回避的是小人；进谏匡正，为朝廷弥补过失的是君子；迁就逢迎，诱导君主滋生傲慢、掩饰过错的是小人；提出忧患危难的议论，使君主产生敬畏之心的是君子；动不动就谈论气数命运，不畏惧天象变化从而助长君主安逸意志的是小人。公私、邪正相反，往往就是这样。皇上天性聪明，勤奋学习典籍，谁贤良谁不贤良，自然难以逃脱圣明的洞察，只是担心一人之心思而被众人揣摩，一人之耳目而被众多信息混淆，细微之处难以辨别，真假情况更加纷乱，爱憎稍微涉及偏私，取舍就会担心失当。这就是“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大禹之所以感叹的原因。现在想要寻求知人的方法，难道有其他办法吗？也只有皇上保持好学之心，勤奋探求不懈怠，使圣智更加明达，圣德更加稳固罢了。宋代臣子程颢说：“古代的君主，一定有诵读规劝的臣子，只命令老成贤能的儒士，让他们每天亲近御座，一起讲论道义，以辅佐圣德；又选择天下的贤才俊士，使他们陪伴侍从，早晚接见，陈述善道，研讨治国体制，以广见闻。”我朝康熙年间，熊赐履向圣祖仁皇帝上疏说：“《大学衍义》这本书，是统治天下者的律令规范。”恳请延访真正的儒士，讲求研究，务必穷尽其理。于是用六经的文章来考核，参考历代的史迹，切实体现在自身，默默思考于内心，作为施政治国的根本。至于左右亲近的人，一定要谨慎选择；禁卫和侍从，也要挑选合适的人；不是圣人之书，摒弃不读；无益的事情，戒止不做；在内深宫闲居之时，在外朝廷广众之地，细微到日常起居言行的常态，凡是用来维持这身体的，没有不防备的；用来约束这内心的，没有不周全的，那么君主的意志清明，君主的身体强健了。我认为两位臣子所说的，确实是君主修养身心的益处，用人行政的根本。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德的成就，责任在于经筵。只有君德成就，辅佐大臣才能得其人；辅佐大臣得其人，然后天下才能大治。那么开设讲筵以赞助君主修养，达到治国的关键，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

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有言事责任的九卿科道官员，对于用人行政的一切事宜，都可以据实直陈，密封奏章秘密上奏。仰见圣德谦逊，孜孜不倦地谋求治国之道。臣私下认为，用人行政，这两者自古以来相提并论。唯独到了我朝，则各种政务，都已经制定成法，既完备又详细，不可以轻易议论。今天应当讲求的，只在用人这一方面罢了。古今人才并不缺乏，想要培育并激励他们，完全依赖皇上的巧妙运用。大体上有转移风气的方法，有培养人才的方式，有考察人才的手段，这三者不可废弃任何一项。向皇上陈述，所谓转移风气的方法是什么？我朝历代圣君施政，大体上是因为时俗的过错而矫正它，使之归于中道。顺治时期，创伤刚刚恢复，民心未定，所以圣祖继之以宽厚。康熙末年，长期安定而官吏松弛，刑罚搁置而民众苟且，所以世宗救之以严厉。乾隆嘉庆之际，人们崇尚才华，士人追求高远，所以大行皇帝用静来收敛，用稳重来改变浮夸的习气。一时人才都遵循规矩法度，没有敢以才智自傲、锋芒毕露的。然而有操守的人多，而有谋略作为的人逐渐觉得少了。大概把畏缩当作谨慎，把柔弱当作恭敬。以臣看来，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个，叫退缩，叫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叫敷衍，叫颟顸。退缩，是同僚互相推诿，不肯承担怨责，动不动就请示旨意，不肯承担罪过，就是这样。琐屑，是斤斤计较细微利益，不顾大体，察看到秋毫之末，却看不见车上的柴草，就是这样。敷衍，是表面应付，只计较眼前，剜肉补疮，不顾明天，就是这样。颟顸，是外表完整而内部已经溃烂，奏章粉饰而语言没有归宿，就是这样。有这四种毛病，所以习气相沿，只求苟且偷安，无过错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旦有艰难重大的国家事务，必定有缺乏人才的祸患。我大行皇帝深知其中的微妙变化，所以急切地想得到一个有用之才，以挽回颓风。去年京察人员，几年之内，提拔为臬司的三人，提拔为藩司的一人，大概也是想要破格超迁，整顿积弱的习气。无奈风气趋势，难以骤然改变。现在如果立刻寻求振作的人才，又恐怕急躁进取的人因此侥幸晋升，反而不足以收到实际效果。臣愚昧地认为，让有用

译人的才能若不超出一定的范围，不如让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汉代臣子诸葛亮说：“才能需要学习，学习需要静心。”这是极正确的言论。然而想要人才都知道喜好学习，又必须从我自身做起。皇上以身作则，才能掌握改变社会风气、教化百姓的根本。臣考察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儒臣每天进宫讲学，无论寒暑都不曾中断。万寿圣节也不允许间断，平定三藩用兵期间也没有停止。召见朝廷大臣，就与他们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喜好学习的人很多。到了康熙末年，那些博学多才的人大半都是圣祖教导劝勉而成就的。如今皇上正值壮年，正与圣祖讲学时的年纪相似。臣的愚见，想请求等到二十七月后实行每天进宫讲学的惯例，向四海传播，人人向往追随。召见臣下官员，与他们从容讲论，见到没有才能的人就勉励他们学习，以严厉惩罚那些态度模棱两可、懈怠废弛的习气；见到有才能的人就更加勉励他们学习，以化解他们刚愎自用、刻薄寡恩的偏颇。十年以后，人才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崇尚学问，天下人受到鼓舞，其契机在此，其效应在彼。康熙年间的往事清晰可见。以今日萎靡不振、因循守旧的状态期望振作，又担心日后变革举措失败，就用诗书礼乐来润泽教化，只期望潜移默化地改变，不肯矫枉过正。大概改变风气的方法，大致就是这样。所谓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凡是人才尚未进入仕途的，暂且不详细论述；那些已经进入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是最为人才荟萃的地方。将来在内成为卿相，在外成为督抚，大概不出这八个衙门。这八个衙门，人才有数千人之多，我皇上不可能一一详细知晓。培养人才的权力，不得不责成于各衙门的长官。所谓培养，大约有几点：一是教诲，二是甄别，三是保举，四是破格提拔。长官对于下属官员，一句嘉奖，他们就感激而谋求建功；片语责备惩罚，他们就畏惧而改正过错。这是教诲不可迟缓的原因。荆棘不铲除，兰草蕙草就会减色；害群之马不除去，千里马就会士气低落。这是甄别不可迟缓的原因。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命令各部院各自保荐下属官员，这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的身份被赏赐人参并外放为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的身份充任翰林进入南斋。这是破格提拔的先例。

译我曾论述过，人才好比庄稼，堂官的教诲，就像种植和除草施肥；甄别就是去除其中的杂草；保举则如同灌溉。皇上的破格提拔，好比及时甘霖降临，禾苗蓬勃兴起。堂官常常到衙门办公，就像农夫天天在田间，才能熟悉农事。如今各衙门的堂官多是内廷行走的官员，有的几个月不能到衙门，与司员往往不熟悉。除了掌印主稿的几个人之外，大半连面都不认识。这就好比禾苗与杂草，听任它们在田地里一同生长、一同凋零，而农夫不过问，教诲的方法无人知晓，甄别的制度也被废弃。近来奉到明诏保举，却又只涉及外官而不涉及京官，培养人才的方法难道还有未尽之处吗？自从近年以来，六部的人数日益增多，有的二十年得不到补缺，有的终身不能主稿。内阁翰林院的人员数量也比以前增加了三倍，往往十年得不到一次差事，不升迁一个官阶，英才早已受到摧折。而堂官又多在内廷，整年不能见上一面。比如吏部六位堂官中有四位在内廷，礼部六位堂官中有四位在内廷，户部六位堂官都在内廷值班，翰林院两位掌院都在内廷值班。各位大臣随侍皇帝在御园，本来难以分身进入衙门，而又有的兼任两部职务，或管理多处事务。作为司员，画稿时匆匆见上一面，禀报事情时只说寥寥数语。即使才德都很优秀，尚且不能得到堂官的一次关注，又怎能让天子知晓呢？这么多人才近在眼前，不能用心培养，实在可惜。臣的愚见，请求皇上稍加斟酌，每部有三四位堂官不在内廷值班，让他们每天到衙门，以便与司员相互砥砺。翰林掌院也必须有不值内廷的，让他们与编修、检讨相互熏陶。务必使属官的性情心术，长官一一清楚知晓。皇上不时询问：“某人有才，某人正直，某人见识浅陋，某人器量大。”不仅属官的优劣清晰呈现，长官的深浅也能互相显现，旁征博引，那么八衙门的人才就都往来于圣主心中。那些司员只要能让姓名上达天听，不必升官迁职，就已经感激不尽了。然后保举的方法，甄别的制度，依次按照旧章实行。皇上偶尔有破格提拔，就像楩楠木被提升，草木的精神都为之振奋，培养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所谓考察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询问政事和考核言论两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遵循惯例，大事请示圣旨，本来没有才能谋略可以显现，那么不如通过言论来考核，召对陈言。天威近在咫尺，又不宜喋喋不休地谄媚，那么不如通过奏折来考核了。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 while 督抚藩臬，都有言事的职责。各省道员不允许单独上奏谢恩，但允许单独上奏言事。然而十余年间，九卿没有一人陈述时政的得失，司道没有一折言说地方的利弊，相继沉默，一时风气，也不解其所以然。科道偶尔有奏疏，但从没有一言涉及君主德行的兴衰，没有一折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君主都是尧舜那样的君主，臣子都是稷契那样的臣子吗？臣考察本朝以来，匡正君主德行的，孙嘉淦以不自以为是规劝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劝大行皇帝，都蒙受优诏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劾大臣的，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鵾参劾李光地，后来四人都成为名臣，也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没有比我国更盛的了。如今皇上刚即位，又特别下诏求言，而褒答倭仁的谕旨，臣读之至拚舞感泣，这确实是太平的景象。然而臣仍有过虑，确实看到皇上求言非常急切，恐怕各位大臣纷纷上奏，或许条陈庶政多有雷同之语，不免日久生厌；弹劾大臣，害怕助长攻讦之风，又不免日久生厌。臣的愚见，希望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场所，永不生厌弃之心。涉及雷同的不必交议罢了，过于攻讦的不必发抄罢了。此外只见到有益，初不见有损。人情习惯于旧常，大抵多所顾忌。如君主德行的兴衰，大臣的过失，非皇上再三诱导他们说话，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的奏事，道员的具摺，虽有定例，久不遵行，若非皇上再三迫使他们说话，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呢？臣也知道内外大小言论并进，即使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而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尝试。明镜高悬，岂能最终逃避？方今考核九卿的贤否，只凭召见的应对；考核科道的贤否，只凭三年的京察；考核司道的贤否，只凭督抚的考语。如果让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是更为核实呢？臣所说的考察方法，大概如此。三者相互需要，并行不悖。臣本愚陋，近来因议礼一疏，蒙受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答，但恨识见浅薄，无补万一。恳求皇上怜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

请起复曾侍郎督师疏

胡林翼

窃以为本年贼匪大股上犯楚边，接连痛剿，幸获肃清。小池口的伪城既已攻克

译收复湖口县城，并两岸夹守的伪城及数百艘贼船，又已全部焚毁夺取，无一艘贼船返回。查探九江的贼寇，是倚仗小池口、湖口作为犄角之势的。现在在一个月之内夺去了他们所倚仗的地方，九江城岌岌可危地孤立着，粮草有余，逃窜无路，攻克收复的时机似乎已有把握。从此大军如高屋建瓴般东下，直抵金陵，擒拿首领、扫荡巢穴，这是天下军民日夜企望的机会啊。只是水军万余人，江面千余里，如果没有总统大员节制调度，那么号令不一，心力不齐。譬如行船有桅杆风帆却转不动舵，人陆行有良马却缰绳马鞭不在手中，最终必然危险不安。水师这一支军队，由江忠源建议，由曾国藩创建，而整理扩充到近年才开始，大战舰和辎重船八九百艘，大小炮位二千尊。江汉的军队如雷如霆，军威不可谓不盛。只是出楚入吴，顺风不泊，那么瓜步、金陵都可以随机剿办。那些应该与吴、皖统兵将帅互相策应的地方，既不是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能够咨商的，而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严厉刚烈，孤高不合群，也不是其他省将帅能够调遣的。况且军旅之事，统一则成，分散则败。唐代九节度的军队溃败于相州，那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也不能避免。大概谋议可以借助众人，而决断必须归于一将，这又是军事的大概原则了。杨载福、彭玉麟被曾国藩从风尘中提拔识别，自从湘潭出师直到今天，早已分为两部，即使不能统为一军。在该员本无不和，但在两营弁勇中就有才力不相上下的态势，是该镇道势又不能互为统辖。查办丁忧的兵部侍郎曾国藩持身谨慎，早蒙圣上鉴察，水师将弁都是他的旧部，吴会形势险要之处，尤其留心。先前请求守完丧期，蒙恩暂准曾国藩在家读礼，何曾须臾忘记天下呢？现在庆幸机势可乘，东南大局时机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后世将更相信他的忠诚，而必定不能责备他不孝。事情必须看到大局，时机必须乘其先机，应请饬令曾国藩迅速起程，由鄂抵达九江。立即督同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人水陆各军，会同将军都兴阿，长驱直入东下。都兴阿忠勤素著，马队勇敢冠军，一向与南勇将士同心协力，必定可以直捣金陵，预操胜算。另外臣还有请求：自从军兴以来，凡官军所到之处，贼寇必定严密防备。我军锐意仰攻，石头所及，徒损精锐，积日累月，士气潜消，悍贼乘之，转致失败。又贼寇的诡计，以坚守牵制我兵力，转而在我无兵或兵弱之处，狡诈地想要逞强。是我军胶滞于一隅，而贼寇得以出没无定。遵循这样不变，那么兵日见其少，而贼日见其多。固然不是贼寇果然多于官军，也不是贼寇果然强于官军。就像四年，臣同塔齐布、罗泽南等人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的贼城，旬日之间，伤亡至多。五年，李元度等人专攻湖口县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杨载福约会夹攻，屡次血战，因为无陆师相依，遂无成效。其不得手的缘故，无他，兵出以正不以奇，贼寇得以先为之备。此次李续宾、杨载福先期密谋，以陆师五千人从九江城渡江而北，扬言进剿宿州、太康，而即夜潜入舟师，绕出湖口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陆，占据城后山巅，扼其要害而击其背部。那时内湖外江水师血战正酣，贼寇也尽力抗拒，陆军大呼突入，水陆的贼寇均骇愕失措，不知此军从何而来。这次战役，臣愚以为深合于出不意而攻不备的兵机，固然不是臣的智虑所及。私下计算以陆师精兵六千人，另筹每月船费银二万两，雇民船四百艘，从水师之后，仍带长夫、锅帐篷，并二月米粮军火，遇皖南、皖南、江南等处有贼之处，随机雕剿，那么我兵所至，皆贼计之所不及防。等到他们闻警调援，我军即可迎战，或者坚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图。兵到之后贼必设备；设备之后兵可迅速回归；兵归之日贼必弛备；弛备之日兵可再出。计不出数月，而贼寇技艺已穷，贼寇势必窘迫了。只是以奇兵雕剿，在于审机观变，无论南岸、北岸，江界、皖界。应请饬令带兵大员侦察贼寇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顿兵坚城，不被邻省所节制，不被贼情所牵缀，动静之机默存于心，忽往忽来，如出九天而入九渊，不仅贼寇不能窥其机，即使其他省将帅督抚也莫能测其用。若使稍有沾滞，兵必钝矣。又兵勇之敢战者伤亡必多。就像九月初八、初九湖口之役，水伤共九百余员名，血战之奇

译虽然很少见到这种情况，然而伤亡过多，就应当调回武汉，加倍注意休养，以安抚军心并积蓄士气，同时派遣精兵调往下游，弥补空缺，轮流交替作战，像圆环一样没有尽头，那么往来进退变化无穷，大概不至于拘泥于一个角落，反而耽误大局。应该请求以九江作为大本营的根本，仍以武昌作为换防和粮草供应的根本，那么军饷粮食就不会匮乏，士气常常保持新鲜，必定对讨伐贼寇的时机和策略大有好处。

译致两司书

胡林翼

宜昌由陈守洪钟代理是恰当的，他安守常规，顺从时势，恪守本分供职，必定不会辜负期望。佐杂官员必定不能不遵循资历，若不遵循资历，那么司中的吏胥就会上下其手，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欺诈行为。司中在遵循资历顺序补缺、依次委派之余，只需访求提拔那些声名特别美好的，参劾弹劾那些贪婪卑鄙特别严重的，就可以整顿吏治。只有州县官员负有治理百姓的重任，断不可仅仅固守资历。重要缺额必须遴选人员差遣委派，按例可以酌情考量。如果说林翼等人有私心，林翼愿意承担罪责而不敢推辞。林翼早年从政，看到天下的督抚、藩臬，每一个差事每一个缺额，没有不照例办理的，也就没有不挟带私心徇情的。况且贫瘠艰苦烦难的职位，是人们所抛弃的，还有轮补、轮委的人；而肥美优厚的职位，都是捷足先登者所得。悬挂一个例子而在例子之前预先谋划，变更一种说法以在例子之外圆通变通，例子实际上足以满足他们的私欲，而不能杜绝一切弊端。因为轮补、酌情补缺、轮委、酌情委派本来就有可以趋避的两端，而颠倒之心、上下其手，仍然在于督抚、藩臬。从前在贵州、湖南，看到藩臬某某，开口便说按例，比如某公在湖南，没有一件事不按例办理，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正按例办理。凡是京官有所嘱托，或者吏胥有所贿赂请求，就像鼓槌敲击鼓面一样响应，像回声一样迅速。京城的消息早上到，司中的牌示晚上就悬挂；贿赂夜间送达，委任状早晨就发出。甚至有不出省门而抓获盗贼十名或数十名，专门请托而记功十次且数十次的。所以说遵循例子，反而恰好足以满足他们的私欲。所以林翼愿意打破常规而由一人承担罪责。

复张石卿中丞启

胡林翼

第一，坚壁清野，不用士人不用百姓就不能成事。士人百姓中难道没有欺骗我们的人吗？难道没有败坏事情的人吗？然而兵将中狡猾的占十分之九，士人百姓中朴实的占十分之六。近年官场混杂，地方官既少有真才实学，佐杂官员尤其多庸碌狂妄之人，他们的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人百姓本性未失，可以用忠义激励。楚地官员与百姓为仇，楚地百姓与官员为仇，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憎恨上级而不救助。只有勤于接见，决断壅塞蔽障，看待百姓如同看待官员，看待官员如同看待百姓，不论众寡大小，推心置腹相待，咨询他们谋划而观察他们的见识，告知他们祸患而观察他们的勇气，面临利益而观察他们的廉洁，期望他们做事而观察他们的诚信，了解人任用的人，不外乎这些。近日人心逆反，亿万种情况也难以穷究其去向，只有诚信到了极点可以挽救欺诈的穷尽。欺骗一件事不能欺骗所有事，欺骗一时不能欺骗以后，不可不防备他们的欺骗，不可因为欺骗而对所办之事灰心，所谓贞固足以成事。赏罚具备，督促劝勉因时以大权临之，何愁不成功？没有注重保甲团练、坚壁清野而没有成效的。从前卢忠烈公督兵大名、郧阳，他的得力在于坚壁清野，他的制胜在于亲兵能杀敌致果。傅重庵用碉堡制伏苗民，而训练丁勇一千五百人，因闲暇时剿杀，兵威于是振作。钧示招练，如何可信？时日已迫，训练岂是一蹴而就的？确实值得深虑。私下认为襄毅治理广东，陶鲁参军所领三百人，都是即时应募，而所向克捷，且战且练就且守，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的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确实难得。然而三年的艾草，也在积蓄而已。至于练勇不可依赖，在于驾驭的方法如何，统领的人如何罢了。国威长久不振，人心思乱，不是从今日开始，也不是到今日停止。除了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别无补救的方法。此说与专言守御的，实可互为其用，而相与有成。第二，间谍是行军的要害，而此事最难。其弊端由于安乐日久，没有能耐劳苦，壮胆智之人，甘愿蹈白刃的更不可得了。来谕说我处一举一动，贼必知道，这是保甲不实、稽查不力的缘故。贼的举动，我不能知道，这是未得间谍的缘故。物色此人，谈何容易，陈平厌恶草具，付之以金而不疑。野利枣杖，至垂毙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意之巧，良可品味。私下认为谋野则获，积诚可通，虽非一两月所能猝办，然未有求而不得的。第三，江岷樵，昔年在京乡试，背负死友的棺木而归。二次行邯郸道上，送一不曾谋面的浙江举子的棺木。此其行谊，即汉代独行传中也不多得。昨日已函致岷樵，他风节优于天下，当有感奋不能自已的诚意。左公高隐，尚不知雄才大略的是文忠公一流人物，设其真知，必幡然应命。今已函致矣。林翼才力量劣，伏维河海不择刍荛不弃，故敢即其所知上陈座右。一代伟人，必然能宏济时艰。吾楚幸甚，天下幸幸。

再者，所陈各条，其要仍以用人为先即一技一能，亦不可弃。不龟手之药，勾践借以破吴；善穿地洞，李光弼因此陷敌。信陵君得侯生，石勒得张宾，苻坚得王景略，皆以

译一两个有智谋的人，能够战胜敌人、攻取城池。然而，必须不局限于资历资格，这样丹书上的斐豹才能献出他的才能；也必须放宽法律条文，这样愤怒攻打主将的邓羌才能立刻摧毁强大的敌人。讨伐曹国的战役中，晋文公杀了颠颉却赦免了魏犨。自古以来，英雄人物的任用，并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模式。实在是因为奇才难得，所以不能不在其中加以变通和宽容罢了。

译致官秀揆帅书

胡林翼

连日来心中担忧贼军入侵四川，日夜不得安宁，彷徨无措。贼军此前已分兵窜扰宝庆、武冈，近来却舍弃祁阳，将主力全部窜入邵阳、新化以及武冈，那些分陷广东州县的贼兵也必定会陆续赶来。他们以此牵制永州、衡州的追兵，使湖南人产生疑虑畏惧，无法集中兵力对付宝庆、武冈的贼军，这计策确实狡猾。查探得知，资水发源于武冈，夏季水涨时，贼军可由安化、益阳分路侵犯岳州、常德、澧州，这些都是船只聚集的地方。又听说贼踪已到达洪江，那么他们就占据了沅水的上游，河边堆积如山的船材木料。贼军若得到辰州、常德，必定会造船以窥视洞庭湖，而洞庭湖的险要地势必将失守。然而这还只是近处的祸患，况且我推测贼军势头未必会如此，即便如此，凭借湖北、湖南的力量尚能扫除一二；即使不能扫除，也能遏制他们使其不能东下，祸患也就较轻了。但我愚见认为，贼军必定会派出一两支兵力侵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窥伺夔州；派出三四支兵力进入辰州、北河，分兵从永顺窥伺酉阳、秀山，进而进入涪州，那么长江的险要地势必将失守。长江险要一旦失守，湖北就必定没有安宁的日子，这是异常巨大的变故。贼军的计谋如果得逞，必定在近一年内闭关不出，自谋巢穴，一年之后才图谋四处逞凶。在十年、二十年之内，湖北不得安宁，而关中地区也必定危险了。自古以来谋划吴、楚之地，必定争夺上游，这是为了取得高屋建瓴的优势，千里江陵，一日即可到达，就像王浚、杨素在蜀地造船那样。又如秦国攻破楚国，必定先夺取巴、蜀，乘船而下，从扦关出击。贼军的志向在此，湖北所担忧的也唯独这一点最为严重。湖南的辰州、永州等府，前方没有拦阻，后方追击反而是送贼军入蜀。湖南巡抚固然没有这种意思，但将领中无力作战的人，必定会把贼军入蜀当作幸事，说不愿以邻国为壑，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中堂昨日赐信，想要用水师守卫三峡的险要，这是湖北切要的大政，也是老成持重、忠诚勤勉的长远谋划。只是水师守卫险要，从上往下剿杀则事半功倍，从下往上防止则逆势而行且费力。为什么呢？水势盛大之时，水师停泊在依岸之处，而江心仍然无法控制。蜀地产大木，假如用巨大的木筏横冲直撞，火船装载柴草，趁着风浪和夏季水涨来攻击我们，那么确实危险。而且两岸必须有陆军才有依靠之势，楚军守卫水路，怎能得到同心协力的蜀军来保卫陆路？又派遣将领出境，好比女儿出嫁，其家自有公婆，不能事事都听命于我。我主张假如遇到不懂军事的主帅，就会调拨失当。像安徽焦湖的失守，资助寇军兵器而助长贼军声势，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况且即使能守卫一时，也不能保证长久不懈怠。即使贼军不进入湖北，也不能使他们不危害四川与陕西。贼军进入四川，那么国家每年减少二百万的收入，而又每年增加四百万的支出。战争兴起已经十年了，哪里再能承受圣主如此焦心的忧虑呢？单就湖北一省而言，东面防备吴地而西面防备四川，分兵则兵力单薄，添兵则粮饷不足。而且四川的盐税、百货厘税，也关系到军饷。四川不利，湖北难道能独自有利吗？因此必须替四川谋划，这是毫无疑问的。林翼的志向像精卫填海那样执着，愚笨像杞人忧天那样多虑。近日失眠，私下思考出一条计策，敢献出我的愚见，只乞求中堂采纳施行。江西现在没有多少贼军，景德镇不过万人，坚守坚固营垒而不出战。石达开进入四川的兵力，至少也必定有十万。念及江西万人兵力，如果请求朝廷命令，让李定泰守卫饶州，饶廷选守卫抚州，彭玉麟守卫九江。即使日后金陵的大股贼军因饥饿分窜上游，金陵兵多尚可调回剿杀，祸患还较小。湖南追兵进入四川，将领没有统一指挥，湖南有邻省远隔、鞭长莫及的态势。四川总督有主客形势对比、呼应不灵之苦。查探现在江西的军队与湖南的军队，多半是曾涤帅的旧部。如果秘密上奏请求旨意，命令曾涤帅酌情带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的水陆精锐将领，从湖北快速进入四川，限定五十天可以到达。只需坐镇夔州，而四川的士风民风就已经隐隐有鼓舞奋发的势头。因为从湖北进入夔州，可以绕到贼军的前面；从湖南进入四川，反而处于贼军的后面了。

石达开颇为躲避曾涤帅的军队，去年曾涤帅想要到浙江，而石达开进入福建；曾涤帅想要指向福建，而石达开进入广东东部，这也有趋避的隐情，这是第一点。曾涤帅创建水师，水师将领尤其能得其要领，想要保全四川不失，也非在水师中得人不不可，这是第二点。四川的财赋可以自给自足，凭借曾涤帅前往并兼任总督，那么士民输送粮饷会争先恐后，不至于立即担忧粮饷枯竭，向户部求救，从而增加主上的忧虑，这是第三点。曾涤帅忠实，长久在圣明的赏识之中，他侍奉上级诚信友爱，全凭一个“诚”字，就像中堂推心置腹相待，曾涤帅感激非常，没有丝毫意气用事，可见他必定能成功，而且此奏章是为大局着想，朝廷必定会采纳，这是第四点。四川新任总督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对于军务尤其不相宜，他调任四川却又来到京城，是因为嫌弃他想要撤换此人，而实际上知道他不中用，而且圣意必定不会让他前往四川，前次派往广东东部，步伐从容，无心国事，此番到四川只会贻

译祸害必然增多，有公署负责水陆军务也不相协调，必然与外省情形格格不入、沟通不畅，凭借涤帅督师，那么石达开必然不能得逞，保全大局，这是第五点。金陵的贼寇必然逐渐饥饿，皖北的贼寇由鄂人负责，只有捻匪的祸患非常大，招降的祸患必定会有奇特的变故，涤帅想要请求马队，心意固然专注于两淮，然而两淮的势力尚不如长江势力大，况且朝廷中尚有人能剿灭此贼，西蜀的财富是两淮的五倍，是江西的十倍，是湖北的二十倍，失去四川则急切间无人能了结此贼，朝廷也未必立即调动禁军，因此失去四川则祸患大，保全四川则福泽大，这是第六点。涤帅若能获得四川兼署总督之职，军务紧急时必定能不请求外地粮饷，军务平定时必定能每年协济京饷二百余万，这可以在奏折中切实声明，必定能保证其无误，这是第七点。以人侍奉君主是大德，保全忠诚笃实的臣子是国家的大功，推荐贤才不必接受赏赐，隐晦的德行必定惠及子孙，这是第八点。只是在正式奏折中，或用三衔、双衔、专衔夹片，或用语文专衔另写奏折，以实情秘密陈述，极力请求代理总督，并申明该侍郎本年五月现已守孝期满，且须声明必定要有地方之责，那么粮饷不匮乏，州县听从命令，这才对军务有益，中堂作为国家的宰辅和支柱。石臣此等大事，非中堂不能进言。林翼幼年便见到外省督抚，只有陶文毅、林文忠与祁竹轩、卢厚生先生的心术德量与中堂的心术德量相同。又林翼幼年因见到陶文毅请其秘密保举林文忠，伊莘农先生担任两江的接替人，文毅深以为然。事关大局安危，及早补救实在对国家有大功。即使一时未被采纳，也不失为忠爱之言。如果竟然获准，那么举荐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受福了。有人怀疑贼寇全部窜入江西，江西必定支撑不住。江西支撑不住，对湖北无碍，对天下也无碍。四川支撑不住，那么楚地和秦地都不安定了。两利两害，选择其轻重，只有中堂秘密斟酌。林翼人微言轻，而救蜀救鄂除了此法必定没有良法。如果蒙恩采纳一二，就秘密传达澹村、蕙生及同城大员共同秘密商议拟稿。必须嘱咐蕙生精心撰写，将利害得失的原因明白晓畅，尤其以必定获得总督为关键，切嘱其不要草率。特此秘密陈述，敬请采择斟酌。

译关于变通回避以重视伦理纲常的奏疏，同治十二年。

王文韶

我私下查考吏部奏定并颁布的回避章程中写道：祖孙父子从道员、知府直到佐杂官，各省现任以及候补、试用的人员，如果不同官，职位低的回避；如果是同官，因为祖孙父子名分关系重大，无论补缺到省的先后，都应让儿子、孙子回避等语，历来都遵照办理。我曾详细思考其中的道理，私下认为有不妥当之处。所谓名分关系重大，确实是因为父亲不能回避儿子，祖父不能回避孙子，伦理纲常至为重要，起初并不取决于官职是否相同。现在同官的既以名分关系重大为由，而不考虑任职的先后次序；不同官的却又好像名分可以忽略，只计较职位大小的差异。这是让子孙凭借尊贵凌驾于祖父之上，祖父因为卑贱而屈从于子孙之下。如果是孝子慈孙，一定会惶恐不安，心中不忍。即使像我这样愧居地方重任的人，遇到这类案件，往往内心也不无触动。吏部大臣在制定章程之初，也说在家则是父子，在外则是君臣，在家则以父亲为尊，在朝则以君主为重。国家设置官职有大有小，自有固定的等级，不能全都用父子之恩来掩盖君臣之义。我权衡其轻重，并酌情商议变通办法：凡是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由皇帝特旨简拔任命的道员、知府大员，朝廷选择人才任用，选拔决断出自皇帝心意，臣子不必在其中过多用心。像这种情况，应以君命为重，应遵照章程，让职位较低的祖父、父亲回避；至于道员、知府以下由吏部铨选补缺，以及随时拣选分发、从前指定省份、留在省份的各官员，按照班次本来有固定章程授予职务，并非由特旨简拔。像这种情况，应以天伦为重，应允许在赴部注册之日自行说明，无论官阶大小，一概让子孙回避。像这样酌情变通，凡是作为臣子、作为儿子的人，大概能在君主与亲人之间心安理得，两方面都没有遗憾。

选拔官吏

王柏心

自古以来，即使世道极其太平，轻浮狡诈的奸民也不能绝迹。小的方面则抢劫掠夺，触犯法律禁令；大的方面则私铸钱币、贩卖私盐，官吏没有人敢对他们怎么样。更严重的，则宣扬邪术，引诱愚民，就像毒蛇和蜜蜂，无时无刻不忘记毒刺蜇人。他们潜伏的地方，大抵是山谷险峻偏僻以及沿边的州县。所依靠的在奸邪未萌发时遏止、在祸患未显现时消除的，在于好的官吏罢了。凡是这些州县，选拔官吏比其他县邑应当更加慎重；好的官吏被推荐提拔，比其他县邑应当最先。然而世上从事政事的人，往往与此相反。认为地方偏僻则政务简单，土地狭小则功劳少，不足以容纳有才干的官吏。只有刚从政或被贬谪以及年老体衰的人才去那里任职，考核最优也不能参与俸禄收入，不能以此自给。在那里做官的与被贬斥相同，强者则认为大吏将要抛弃我，修持廉洁勤勉处理政务，终究没有途径让上面知道。实行我的聚敛搜刮罢了。弱者即使不敢肆意剥削，然而百姓的疾苦听不到，山川险阻平坦的道路不知道，忧心忡忡以不能离开这里为忧，哪有空闲治理诡诈随顺、打击强暴、怀有远大谋略呢？百姓因为偏僻遥远的原因，接连数十百年不见贤能的长官，于是狡猾桀骜不得志的人无所顾忌，从而侵凌暴虐他们，又从而欺骗蒙蔽他们，这才喧哗不安。恰逢有水旱灾害，趁机暗中发动，旁边的州县不能高枕无忧，执政者考虑不到这一点，他们的智慧怎么竟低于曲突徙薪呢？起初谨慎选拔管理百姓的官吏，不过是指挥一下的辛劳；后来征调军队耗费粮饷，或许穷尽岁月也不能平定，岂不是喜好困难而厌恶容易吗？况且偏僻遥远之地对于近处的县邑，就像四肢对于心腹一样。现在有人对于手足任其拘挛弯曲，而只治理心腹，难道能说他是善于养生的人吗？确实让边疆远地的官吏，都选择那些简练稳重有谋略的人，宽厚而不松弛，严厉而不残忍，明察而不苛刻，安抚善良纠察豪强，联结什伍，禁止游手好闲，广施恩惠以招徕他们，考察荒歉以安抚他们，操纵设施，视方便所在试行。三年有非凡业绩，则居于考核最优的前列，或者就地提拔，或者调任治理繁剧之地，一切比照近处县邑的令长为优。这样则所选的人得到任用，争相自我奋勉，不期而边疆偏僻州县大治。边疆偏僻州县治理好而近处县邑没有不治的，这确实是遏止奸邪的上策，消除祸患的良图。龚遂治理渤海，李固治理泰山，当时战鼓仓皇还能布施威信，折冲千里，都是好官吏已经显现的效果。何况遏止于未萌发，消除于未显现的时候呢？

记蝎

管同

管子的客人商邱看见旅店童子有养蝎子玩耍的，问他的方法说：“我捕捉到，去掉它的尾巴，所以它不能毒我，而供我玩弄罢了。”索要观看，那容器中养着十几只蝎子，都很驯服。投给食物就争相聚集，用手指撩拨，惊恐地纷纷跑开。看它们的姿态，好像很怕人的样子。于是童子非常高兴，笑着喊叫着拿走了。客人对管子说：“得到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抵御恶人了。蝎子的毒在它的尾巴，去掉而饲养它，它将仰仗人喂食，被人戏弄。天下的恶人，心像毒蛇，性像豺狼，为毒难道不是和这蝎子相比吗？然而这些人本来有异于众人的才能，助长他们的凶恶而作恶。作为君主宰相的人，如果能控制他们的毒而利用他们的才能，他们将畏惧服从以供我驱使，而他们的恶又从哪里再放肆呢？从前孔明对于魏延，高欢对于侯景，二人都英雄，得到了这种方法。至于其他人

译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担心恶人难以驾驭，所任用的都是平庸且容易控制的庸才，国家缺乏杰出的人才，一旦遇到非常之事，就不知如何处置。这种智慧难道还不及孩童吗？”管子说：“你的话确实辩驳有力，但我听当地人说过：‘蝎子去掉尾巴后再生，就会拥有双钩般的剧毒，无法医治。’大概这孩童也是侥幸没有遭遇这种情况罢了。那些恶人，长久受制于人，无处施展毒害，如果再次发作，其势头将不可再被控制。魏延服从诸葛亮却背叛杨仪，侯景畏惧高欢却杀害梁武帝。世间若有诸葛亮、高欢那样的智慧便可以，否则杨仪、梁武帝之事确实值得深深警戒。尧舜的时代，流放诛杀四凶，都将他们屏弃到远方，终身不予齿录。那四个人，难道唯独没有杰出之才吗？我私下认为英雄的眼界见识不及圣人。”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任用人才者的借鉴。

译仵作马快请免禁锢疏

沈葆桢

臣谨奏：

我想，夏商周三代以前，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与士人享有相同的俸禄。汉朝制度接近古制，往往有小吏升至公卿的情况，所以循良吏治达到极盛，这是因为他们所学与所用是一致的。自从晋人重视门第，逐渐形成风俗，沿袭至今。芝草没有根，醴泉没有源，不问一个人有什么才能，只问他的出身，这与求才的初衷已经大相径庭。然而指责倡优出身不清白，他们确实无法为自己辩解。至于在官府供职服役的人，虽然在风尘中奔波，劳累不堪，但他们所忙碌经营的，不是国事就是民事，本来就是天下绝对不可缺少的。却不等他们作奸犯科，就先将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对于追求治理的意图，岂不是背离了吗？不通晓文理的人，不能做仵作；不精通武艺的人，不能做马快。将他们排斥在不足挂齿的行列，却希望有出类拔萃的人才站出来应募吗？命案完全依赖尸伤作为依据，尸伤一旦错判，即使是皋陶也无法查明案情。《洗冤录》这本书，其中的道理极其微妙，又有不能一一凭信的地方，必须用心意去领会。那些通过科举或幕僚入仕的人，日夜研究，尚且畏惧其艰难。如果再让不自爱的仵作颠倒是非，含冤者向谁申诉呢？有终身不见盗贼的士兵，却没有终身不见盗贼的马快。奉票缉捕，其危险程度与临阵作战相同。如果马快软弱无能，怎么能期望他们像鹰鸇一样勇猛？街市难道不会都变成盗贼的渊薮吗？有人说仵作靠命案谋利，马快靠盗案谋利。现在再给予他们出身资格，无异于养虎并给它插上翅膀。天下并非没有包揽诉讼的生员监生，不因此废除士人的出身资格；并非没有骚扰百姓的武弁勇丁，不因此废除士兵的出身资格。贤与不肖各自分类，进用贤者，退斥不肖者罢了。如果把贤者也禁锢起来，这是驱使他们走向不肖，又怎么能惩罚他们呢？他们的品级很低，才能很差，但他们的权力却很大，他们不至于唯利是图、无恶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查访各直省，有的县完全没有仵作，命案报验，借调邻县人员，遇到应当开检的情况，就束手无策。马快大多不足额，那些滥竽充数的人，不能通晓技击，遇到大案也束手无策。难道没有认真处理公事的牧令，想要破格召募而需求迫切，却最终疏远吗？因为稍有长处的人，非常不愿意终身自弃，同时使他们的子孙也无罪而被圣朝抛弃。可否恳请天恩，命令有关部门核议，准许将仵作按照刑科书吏一体给予出身，马快按照轻、制营兵一体给予出身，使他们激发天良，深知自爱，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竭尽他们的心力，或许命案、盗案的根本容易查清，倘若仍然作奸犯科，自有加重惩办的办法。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五

治体六臣职

臣事论

梅曾亮

天下的祸患，不是事势盘根错节造成的祸患，不是法令不预先具备造成的祸患，不是财力不足造成的祸患。做官的人有不尽职的心，把职位当作寄托，急切地想要离开，这才是大祸患。现在四民之中，士人比农工商贾尊贵，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农工商贾都有急切成为士人的心思，那么当他们做农夫时，田地必定不能开辟；当他们做工时，技艺必定不能精通；当他们做商人时，物资必定不能流通。然而天下的百姓最终乐于从事农工商贾的职业，而把士人当作畏途，是因为士人有考试场屋的痛苦，有文字声病的学问，违背了规定又有剥夺、鞭打责罚的刑罚跟随其后。凡是士人深深忧虑认为是大耻辱的，百姓都安然无恙没有祸患。那些百姓，估量自身而苦于其事，有万万不可以尝试的，所以甘心绝意，乐于自己的职业而不改变。现在做官的人却不是这样，无论愚笨聪明、贤良不肖，都有必定成为公卿大夫的心思。官吏的升迁调动，有的以年计算，有的以十几年计算，不是早上拜官晚上就能升迁的。然而他们的身体拘束在这里，而他们的心却离开这个职位，上级不可以层层累计。有人做官十年而不升迁调动的，乡里人嘲笑他，亲友为他减色忘分。如果得到相师成风，爵禄是廉耻的药石，善于使用它就能起效，不善于使用它就会失效。廉耻是聪明的堤防，巩固堤防就能充盈，溃决堤防就会枯竭。聪明枯竭了，即使勉强作为，施令布政，与百姓相应对的，只是那些文辞罢了。所以说：有不尽职的心，把职位当作寄托，急切地想要离开这，就是大祸患。虽然是这样，这种祸患，不是在卑贱中形成，而是在尊贵中形成；不是在贵贱悬殊中形成，而是在治理贵贱不公中形成。大臣是将帅，属吏是士卒。大军的挫败，不是因为将帅独自逃跑，但法律的施加必定从将帅开始。现在的大吏，每天前来请问起居的是属吏；供给草料薪米炭的是属吏；施加声色颐指气使的是属吏；听任参劾考核升迁调动的是属吏。有罪就说：这是属吏承办的，承审的。大臣不知道共同担责，有罪就说：这是大臣不能与小臣同科，定罪了，或者降级，或者罚俸，不久就恢复原职。罪行相同而地位卑下的，则一蹶不振。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