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七

译审讯查究。于是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轻微刑罚，而欠款则听任其自行清偿，所谓有判决而无追缴，竟然让外国孤客含冤无处申诉，这难道是封疆大吏惩恶安边的做法吗？幸而刑部上奏驳斥，朕才得知详情，予以纠正。如果部臣也照搬旧例，对错误覆奏，那还能问罪吗？中国安抚驾驭远方之人，全在于秉持公正。让他们感激而生敬畏，才符合政治常理。如果平时视他们如草芥，任由地方恶棍欺凌，而有事告官时，又袒护百姓，不为清理。他们既然不能到京城控诉，只能徒然在心中积蓄怨恨，回去后向岛国夷人传话，难道不会轻视督抚，鄙夷嘲笑他们吗？况且或许担心广东商人奸恶，即使呼吁也仍然落空，将来都会裹足不前，洋船稀少到来，这又成了什么局面？况且朕此次处置，不仅仅为此事，而是有深远的考虑。汉、唐、宋、明末年，大多不明白怀柔远方的道理，当他们衰弱不振时，就忽然虐待侮辱他们；等到他们强大而有变故时，又畏惧而调停他们，姑息迁就，最终导致酿成大祸而不可挽救。宋朝的败亡，明朝的灭亡，都因这种弊病，更不可不引以为鉴。如今国家全盛，各属国震慑于威严，自然不敢稍生异心，然而防患于未然，不可不早杜渐防微。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认为是钱债小事，轻心对待，而不知道其关系重大，所谓细流不堵，将成江河。朕统治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札萨克各藩，恭顺诚服，其辈分本小，朕都像对待儿孙一样抚慰，每次到来都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服役者无异。而新归附的准噶尔、回部每年进贡者，朕也必以情感联络，以礼相待，丰厚赏赐后遣返，众人无不感念恩德，几乎与内札萨克相等，这都是内外臣工所共知的。就像伊与哈萨克换马一事，办理也必须妥善，或许哈萨克驱赶来的马本不全是好马，原不妨依法挑选取用。如果既是可用的马，就应当按照其价值与之交易，才能长久无弊。假如所给的缎匹轻薄，暗中减价，导致所得不抵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都能知晓底细，嘴上虽不说，心里怎能信服？这就违背了立法通市的本意，其流弊将无止境。朕常怀此虑，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切实妥善办理，以确立长久之规。如果听任其日益败坏，而不知改正，朕一旦有所听闻，只问该将军，恐怕他不能承担罪责。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暹罗及东洋、西洋各国，凡沿边沿海各省分夷商贸易之事，都是常有的，各该将军督抚等都应当体察朕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诉讼之事，断不可偏袒百姓而压制外夷，即使是苗疆番境各省，也应当推广此意妥善执行。如果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类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以及被言官纠劾，必将对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像此案那样仅予议处。将军督抚都是朕委任之人，只应善体朕意，不懈怠不违抗，自然可以寓久安长治之计。即使我世世代代子孙，敬体朕训，坚守而不失，亿万年无尽的福庆，难道不在这里吗？此旨着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着载入交接文书，令各后任永远遵行，不要稍有玩忽，并另抄录一份交上书房，使大家都恪守遵循不懈怠。钦此

译客人又诘难说：“孔子攻击异端，孟子排斥邪说，佛教和道教兴起后，辟斥它们的人尤其用力。傅奕、韩愈、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刚正不阿地留下准则，那些教派横行泛滥，如果不辩驳，怎么能使它们止息呢？”回答说：“摩西十诫，本来就不是靬善惑众之流，演变为耶稣、保罗、路得，也自成其为外国的宗教罢了。《史记》记载太公设立八神将，其中之一叫天主，词藻与天齐。元狩二年，收缴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如果说祭天以天主为主，那么天主之名起源于中国，流入匈奴，又辗转到达西域，大概是耶稣所依托的起源。明朝末年，士大夫喜欢谈论西学，喜好与海外来客交往，却以称道他们的宗教为耻。等到清朝初年，才有李祖白、苏尔金的事件，杨光先愤激地公开言论，于是将李祖白依法惩处，他的功劳很大。现在的传教者，既没有利玛窦、汤若望那样的狡诈才能，而从教者也没有库尔、陈、袁、安臣那样的富贵，本来没有什么可辩驳的。杨朱、墨翟扰乱正道，祸害波及师儒；佛教、道教妨碍政权，上达君主宰相。数百年后，仍有尼姑、翟姓者并称的，有穿着戎装听讲的，有舍身持斋的，辞斥辟驳它们，是适宜的。现在的教堂，果真能迷惑我们的卿相、师儒吗？那些吵吵嚷嚷的人，都是无籍的游民罢了。我曾恭敬地阅读世宗关于佛教的谕旨，从而明白了同异的辨别。雍正五年四月八日谕内阁九卿等人说：‘今天是佛诞之日，恰逢西洋国使臣上表称贺，两件事恰好相遇，所以在朝廷诸臣奏事的闲暇，偶尔将我的意思宣谕，让你们知道。向来僧道极口诋毁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极力诋毁佛老的不是，彼此互相讥讽诽谤，指为异端，这种见识，都是以与自己相同的为正道，而以与自己不同的为异端，这不是圣人所说的异端。孔子说：‘攻击异端，祸害就止息了。’孔子难道把与自己不同的都一概斥为异端吗？凡是中外所设立的宗教，使用它不以其正道，而成为世道人心的祸害的，都是异端。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所以说万物本乎天，这就是主宰。自古以来，有不知敬天的人吗？有不敬天的宗教吗？如西洋教敬天，有什么不同的？如果说天转世化为人身以救度世人，像这样荒诞的言辞，是借天的名义蛊惑狂愚，使他们顺从自己的宗教罢了，这是西洋的异端。我的意思是西洋立教之初，其人为本国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若说立教的人竟然自称为天主，这是理之所无的。释氏原以清净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的功夫，所以自修自全之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如果说必定昧于君臣之义，忘记父子之亲，弃置伦常，同归于寂灭，更有妄谈祸福，煽惑庸人，借口空门，藏匿奸宄，这是佛教中的异端。儒者守先王之道，读圣贤之书，凡是庶民奉为楷模，倘若有人把诗书作为猎取功名的工具，视科举为广通声气的途径，又或逞其流言邪说以动人听闻，工于艳词淫曲以荡人心志，这是儒中的异端。就像巫医，两者虽然圣人不弃，但也近于异端。而巫以祀神祇，医以疗疾病，都是不得不用的。至于村巫诱人作恶，庸医伤人生命，这就是巫医中的异端。怎么能因为异端有害于人而不用药呢？不仅这样，即使一器一物都以备急用，如果位置不得其宜，或破损失去其本体，便成异端了。孔子生病，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我祈祷很久了。’盖因孔子祈祷的是正道，子路祈祷的是异端。同一件事而其中的是非邪说分开了，是者正者即为正道，非者邪者即为邪端。所以所论只在是非邪正之间，而不在人我异同之间。凡是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没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色，明己性端人品为本务的，其初创设之人，自然不是寻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之处，方能令人久久奉行。至于末学后人敷衍支离，而生种种无理悖谬的说法，遂成异端了。与其教有何涉乎？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也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像苏努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之徒，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顾，岂不奇怪吗？西洋天主化身之说，尤为荒诞虚幻。天主既司令于冥冥之中，又何必托身于人世？如果说奉天主之教者即为天主后身，那么穿尧的衣服，诵尧的言语者，都是尧的后身吗？这是悖理谬妄之甚的。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使用它。而且其国王慕义抒诚，虔修职贡，几十年来，海洋安宁，其善也不可泯灭。蒙古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所以想要约束蒙古，那么喇嘛之教也不轻易抛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是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天下之人，心存不公，见

译道理如果不明白，人们往往把和自己观点相同的人认为是正确的，把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认为是错误的，从而导致互相讥讽诽谤，几乎如同仇敌一般。却不知道人的资质类别本就不整齐划一，习俗风尚也不尽相同，既不能强迫他们变得不同，也不能强迫他们变得相同，况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只有保留他们的长处而舍弃他们的短处，了解他们的短处而不忽视他们的长处，那么彼此就可以和睦相处，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才符合圣明帝王通达公正、普遍包容的道理，从而成就和谐太平的宇宙。

译客人又反驳说：“鸦片分流，开启了别国的杀机；香气浸染芙蓉，盗取了我国百姓的生气。愤恨在正午时分升腾，濂水泛起红色；惨雾在美好时辰喷涌，魔烟闪烁碧绿。狂乱的气氛四处煽动，万物失去精神而悲哀；匹夫一声呼喊，万民瞪大眼睛而注视。怨恨毒害对人来说，太严重了！这难道是法制所能禁止、口舌所能化解的吗？”回答说：“我朝自从顺治年间，允许荷兰通商，海外各国源源而来，外国商船汇聚在广东，将近两百年。那时起初没有军舰和领事的保护，从未听说有华人仇视洋人的事情。即使今天高丽、安南等国来的人，士大夫互相款待融洽，情谊亲密没有隔阂。正因为没有互相猜忌的迹象，所以才有互相爱护的情意啊。”

“推究中西失和的根源，本来不超过鸦片和传教这两件事。康熙、雍正年间，讲求天文算法，仿制火器，命令南怀仁制造西洋器物，不曾不学习他们的长处。外国使节来京城，召见，赐坐赐食，有技艺的人得以与侍从近臣同列，并且时常跟随皇子诸王交游。遇到诉讼案件判决，尤其极其慎重。他们在安抚远方方面，做到了极致。唯独鸦片和传教这两件事，禁止得非常严格。允许洋人建造天主堂，只禁止华人入教。即使像汤若望、南怀仁那样受宠信任用的，也不稍加宽贷。苏尔金的罪过，明确颁布谕旨；陈玛禄的被杀，记载在会典中。”

“雍正以后，禁止鸦片尤其严厉。正因为处置符合事理公平，所以中外相安无事。贩卖鸦片和传教，只有英法有，其他国家没有。英法只凭借他们的军舰火器，挟持地方官员，想以此压制华人，却不知道民气是不可遏制的。越激怒就越激烈。”

“假如中国人对洋人听到声音就厌恶，儿童妇女都有切齿痛恨之心，在英法确实有自取之道。而华人不能辨别外国的种类，于是把泰西各国一概视之。近年每当英法两国有一项指责，导致沿海各口二十多个国家的商民，都惶惶然担忧祸变不可预测。”

“这不仅是中国的大忧，也是泰西友邦通商全局的大害。英国设立普仁会，是为了厚待民生。鸦片固然是美酒，仁爱的人忍心做吗？印度连年大灾，英国人倾全国之力赈济，按人口计算粮食，常常担心不够。正是因为肥沃的土地都种植罂粟。如果能改种五谷，何至于拥有五千里之地，一百五十三部之众，却哀号依赖他人供养呢？”

“所以鸦片，又是英国的祸害。同治年间，普法战争，传教士确实引发了开端。拿破仑被教会所误，国破身俘，成为天下笑柄。奥地利首相安得拉讥讽法国人，甘愿做教会的奴隶。西班牙人议论法国人，视盟国如仇敌，全力庇护天主教，居天下恶名，遭受实际祸害。美国人议论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人，都由于教会。所以洋教，又是法国的祸害。西洋自从禁止民众嗜烟，东洋、南洋也有禁止的。英国人不强迫。基发大臣乌墨拉因鸦片丧命，各国都举此为戒。英国不能将鸦片行销万国，却唯独加诸中国，可以吗？泰西三教截然不同，法国的神父不能在英、俄推行天主教，就像英国的牧师、俄国的教长不能在法国传播耶稣希腊教一样。印度拒绝额力士教入境，德国驱逐耶稣会男女三万人，葡萄牙籍教徒六千人，财产没收归公。西班牙因为山外教人帮助登卡作乱，没收教党五万五千人的家产。意大利封闭天主教堂七十二所，登记其财产。罗马王派遣教员驻瑞士，国人驱逐远离。法国人无可奈何。法国不能将教会行销万国，却唯独施之于中国，可以吗？各口洋商供给教堂的费用，每年达数百万金，因为行烟传教的原因，中外互相猜忌。各国都驻有军舰，自费且千万于外国，哪有利益呢？况且毕士麻克，是泰西的名相，功业震耀寰宇，实创禁教之令。而荷文、罗式令、非斯赞的英国首相格阑斯顿，也著书极力诋毁天主教理。各雅，是泰西的名儒，曾来中国拜谒孔林，而回归主持阿斯福书院讲席，广泛翻译五经四子之书，教授其国人，尤其谆谆告诫贩卖鸦片传教为非义，秉彝的美好爱好，中外有同情了。推究英法的本意，贩卖鸦片是为了牟利，然而自从烟税列入条约，而贸易的局势日渐衰落。传教是为了和众，然而自从教堂遍布寰区，而仇杀的案件日益棘手。官员虽然强颜欢笑周旋，士民更加捶胸愤嫉，并且波及到不贩卖鸦片、不传教的国家，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如果真的想要中西长久相安，只有集合万国公议的劝告，英国不贩卖鸦片，法国不传教，至于爱护洋商、保障互市的职责，则中国自己承担。恪守我祖宗成宪，厚待远人，多方体贴，保证使有宾至如归之乐。那些机器、军械、轮舟以及开采煤铁，凡是可以致富强者的，都中外合力去做。推至诚以相待，示以廓然大公。中国的士气既平，友邦的交情自然融洽。各口洋商立即停止教堂的费用，已经不可计量。如果能逐渐减少驻华军舰，更可节省无穷的浪费。”

译耗费。从此各国和睦统一，天下成为一家。洋人在征收关税、训练军队、建造船只、制造器械、开采矿山、翻译书籍等事务上，都全心全意与我们合作，毫无隐瞒。康熙初年，荷兰帮助平定厦门；同治初年，英法帮助平定广东的叛乱。即使中外偶尔发生争执，也总有居间调解的人。斯巴尔克轮船在珠江被劫，英国商人门地请求中国赔偿；外交大臣德尔秘方驳斥了他。中西方的友谊并非不深厚。却因为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产生抵触，又时常以武力相互威胁恐吓，于是猜忌愤恨的裂痕，日益积累而加深，实在令人感慨。我们世宗皇帝敕令教化王说：“使臣远道而来，朕已经给予礼遇优待。至于居住在西洋人在中国的人，朕以万物一体的胸怀，时常教导他们谨慎守规矩、保持安静。如果真能遵守法律制度，行为举止没有过失，朕自然推广恩惠安抚他们。使臣回国时，特别颁布这道敕令。”由此可以看出圣人包容万物的度量，驾驭局势的权柄。大概当时对待远方的人极其优厚，那凛然不可逾越的只有贩卖鸦片和传教罢了。

译根据本篇所论述的内容，西方各国的宗教在各西方国家，也大多因受限于政治、教义、国家习俗而无法普遍通行。何况中国是“圣教浸润之地”呢？如今内地百姓有时深恨教堂，动辄毁坏，这确实违背了朝廷的定制。但如果一定用少见多怪来议论这件事，未免会被西方各国暗中嘲笑。

论交涉

李东沅

中国自从与海外各国订立条约通商以来，沿海地区全部开放为口岸。上至官员、商人、传教士，下至士兵、工匠，纷纷到来。登岸传教，就允许进入内地；游览就发给护符。无论是低级官员、商人，还是与地方官相见，都礼遇如同贵宾，没有简慢的。我私下认为，中国对待洋人，已经如此忠诚且恭敬了。虽然有时发生意外，争端无端而起，多半是因为教堂倚仗势力欺压百姓，小民积怨已深，想要报复。但是一旦禀报官府查办，惩处严厉，那么中国对于洋人，确实没有什么亏欠。如果洋人能反省自己，谦虚地持身，宽恕地待人，中外一体，开诚布公，不存有欺骗轻蔑之心，完全消除彼此隔阂，我们华人难道不会与他们休戚相关，忧患与共吗？然而近日耳闻目睹，凡是洋人来到中国，常常因为语言不通，法律不同，抬高自己压制别人，任性蔑视道理，借端生事，恐吓要求，导致交涉案件层出不穷。而中国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开启边衅，遇事官员过于迁就，士民不敢抗衡，洋人习以为此，更加肆无忌惮。比如轮船在河道港口行驶毫无顾忌，经常与华船相撞，小的损坏船具，大的则人货俱沉。被控告到官府，仍然强词夺理辩解，或者责怪华人不知道躲避，或者诬陷华船桅灯不明，改重罪为轻罪，苟且结案，而华人的身家性命尽付东流，含冤负屈，无处控诉。又如往来要道，马车奔驰，行人偶尔来不及防备，无论践踏死伤，竟然策马扬鞭不顾而去。倘若旁人阻止与他讲理，反而说车来应当避让，大肆咆哮。即使扭送到公堂，也仅以轻微处罚完结。又如洋行雇佣的华人，每月工钱多少，本来有定约发放，也有定期。但往往借故生端，多方扣减，稍有不如意，就殴打驱逐，甚至持枪恐吓。偶尔失手，酿成命案。等到事情经过官府，又委屈调停，仅援引伤害的条款，给予轻微处罚。而尤其惨酷的，莫过于广东奸匪与洋人串通，散布各地，拐骗乡间愚民，贩卖到海外，永远做奴仆。听说古巴、秘鲁、亚湾拿等地，每年被陷害的华人以千万计。他们的残忍刻薄，既大大伤害了天地和气，他们的暗骗明欺，又明显违背了中西条约。可惜路途隔着重洋，无人查办，没有人揭发他们的阴谋并斥责他们的奸恶罢了。至于贸易这一方面，华人欠洋人的账，就必须控告官府追索，家产查封抵偿，甚至骚扰乡邻，扣押同族；而洋人如果有亏损，即使私蓄丰厚，也不过按例报穷，将家具拍卖，分摊而已。况且外国对中国进口的货物征收重税，而洋货进口税却想要轻；又华人到他们国家贸易，必须按例纳税，按名报缴，每年有常规；而洋人在中国经商没有这种费用。试将中外接待情形两相对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岂止是厚薄之分？这是洋人先薄待华人，又何必奇怪华人歧视洋人呢？在河港中禁止轮船飞速行驶，在街道中禁止马车奔驰，无事时禁止携带军器，用人时禁止扣减工资；而贩卖人口出洋尤其触犯禁令。西方各国各有法律，按籍可查。倘若华人理直气壮，援引万国公法，反复辩争，坚持不屈，他们虽然狡诈，也应当无话可说。只是查考中西立约之时，因为中国法律重，西国法律轻，截然不同，所以议定交涉案件：如华人犯罪，归华官用华法审判；洋人犯罪，归洋官用洋法审判。但有时华洋共同犯下命案，华人必定议定抵偿，并施以抚恤，没有能免除的；至于洋人则从来不论抵偿，仅议定罚款。如果过于坚持公论，争执条约，而洋官反而暗中包庇，纵容遣送回国，追究无从，不仅轻法未加，而且无法惩治，这尤其是不平之事。所以中国好言权势的人，专门从事羁縻，对于国计民生无暇兼顾，虽然不至于开启争端，但习惯于疲弱，不知振作，如同患有痨病，妄用补药，而身体逐渐虚弱了。好言道理的人，激于忠义，专门主张攘除夷狄，而对于彼此情形未能统筹措置，失当每每导致决裂，如同患有疮毒，常施攻伐，而元气日益衰败了。当今办理洋务，虽然不超过理势两端，但应当权衡轻重，估量缓急：如势力足以巩固而不能违背道理，即使势力不及，尤其应当用道理折服他们。他们有所请求可以允许的，就答应不要因循；不可允许的，就拒绝更应直截了当。倘若犹豫不决，争论纷纭，致使洋人引以为口实，多方恐吓，反复要求，而结案或议定罚赔，或开放商埠，使后来办理的人更加无所适从了。考察西国诉讼，双方都聘请律师赴质审，如果不公，

译状师可以辨明案件的是非，驳正判决的曲直，必须做到真相大白，毫无可疑之处，审理官员才能最终定案。我私下认为，中国此时也应当参照这种做法办理。如果有通晓西方律法、熟悉清朝条例，且人品学问向来被中西方所敬服的人，高级官员可以向朝廷保举，授予崇高的官衔，给予优厚的俸禄，派往总理衙门以及南北洋大臣处任职。其法律参用中西之法，与外国官员共同商议，务必达到妥善的结果。如果仍然认为这样不合适，那就专门使用洋法来治理，用洋法来审判洋人，使他们无法规避；用洋法来审判华人，罪行也会同样从轻处理，这样才能大致做到公平持平，不分彼此界限。遇到有交涉事务时，秉持公心审理判决，按照法律执行，每年年终将各个案件是如何引发争端、如何审讯定案的情况，删繁就简，编纂成书，以供各国公众阅览，同时作为华人考证的依据，这样是非曲直，打开书卷便一目了然，诡诈欺凌，奸诈的阴谋无法得逞，既不失讲究信用、修好和睦的情谊，也能体现酌情理而施行的智慧，海边的百姓都能蒙受其福。然而，这还不止于此。自古以来，良臣谋划国事，必定要深切了解天下的整体形势，各国的人才，敌情的险恶欺诈，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安定内部、抵御外侮，结交远方的国家、攻取邻近的敌人。如今中国时局日益艰难，强邻日益逼近，顺从则危害国家，激怒则引发战争，而敌势和洋情尚有很多不了解，大小官员的意见又往往不同，导致办理交涉事宜时，常常多有阻碍，犹豫彷徨，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至于军机大臣以及南北洋大臣，尤其贵在透彻了解各国的情形，深思远虑，如果不是先担任出使大臣的职务，也必须长期办理总理衙门的事务，才能胜任自如，办事不僵化固执。否则高谈阔论气节，以从事洋务为不合常理，临事惊慌失措，想平息战端却无计可施，我实在对此感到忧虑。

译小国换约中西纪事

咸丰八年夏六月，天津的议和达成。皇上命令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等人前往上海，责令他们将各口岸通商的税则事宜与英、法等国的来使商定。八月，桂良等人到达上海，经过两个月才最终商定。于是四个国家以交换条约为由请求桂良，让他将所定的条约带回本国，请求颁发国书，然后前往天津呈递。约定在明年夏天进行。四国连连答应。这时，大西洋向来在上海通商的各个小国，如西班牙、葡萄牙之类，纷纷陈述请求，说：“天朝通商二百多年，对我们这些大西洋各国都一视同仁，不分界限。现在英、法等国已经奉大皇帝恩准交换条约，我们各国情况相同。如果只准许通商，不准订立条约，不但往来没有凭证，而且恐怕反而会受到有约国家的藉口胁迫。”桂良拒绝了他们，坚持不改变。又传谕在上海的外国商人询问，三国（英、法、美）都称：“大西洋各国向来没有统属关系，不便立即阻止。”桂良于是行文照会三国，上海制定税则时，俄国没有参与，这三国是英、法、美。文中称：“没有和约的国家本来不应与有约的国家看待得一样，只是因为本大臣等不了解外国情况，不肯立即立法防止弊端，所以先奉告商议，再作决定。”不久批准法国的照会回复，说：“这话很有道理，但目前还没有定见，只能将贵大臣的照会详细转达本国，命令本国官员转告没有和约国家的官员，一一遵照办理等语。”又批准美国的照会回复，说：“这件事自然应该变通，必须先询问想要订立条约的国家确定条约。以前大吕宋即西班牙来请求订立条约，而中国不允。现在大西洋即葡萄牙（‘亚’字，长言之，即‘雅’字），也已经请求了。如果中国肯同意订立条约，自然应当稍微减少没有条约国家的（特权）。现在暂且不论，但此后如果有美国人兼任没有条约国家的领事，借此作为护身符，以谋取自己利益的人，地方官可以直接拒绝而不给予接待，或者代替没有条约的商民请求地方官帮助申辩，也可以将情理对他们说明等语。”美国人的文字诘屈难通，但其措辞大意似乎说中国想要制定章程，必须先区分有约和无约的国家。又说中国不允大吕宋（西班牙）订立条约，而葡萄牙现在已请求，又似乎钦使等已经有所允诺的意思。桂良当时或许因为葡萄牙人久居中国，拒绝得稍缓，美国人因此得以窥探深浅，事情从秘密中，不能得知详细。只有英国的照会回复，轻慢戏弄实在很严重。其大略说没有订立条约的各个国家如何办理，本大臣似乎难以回答？为什么？因为有不归属本国管辖的民众，各种行为，本国不承担责任。除将此款转报本国执政大臣奏请外，合先奉告一词。如果在各口岸海关派员妥善办理征收关税，都按照同一标准，商民毫无偏袒。想来文中所指的情况，定必大半消除。如果因为不了解外国情况，所以行文询问。试问大邦大臣，为什么一定要说这样的话？敢请广泛访察等语。推究其词意，开始则推卸责任，最后隐含指责；中间则似乎说天津所定条约都可以一律准许实行，其居心实在不可问。大概是李国太主张的。当时桂良奏闻上海税则事宜，附片说各小国效仿陈请，已经严行拒绝，这件事于是停止。等到京师交换条约，又在上海，请求重申前议，而后此内外诸臣办理更加棘手。十年冬，江苏巡抚薛焕奉旨，授予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江浙闽粤及内河各口岸通商事务。当时三国交换条约的人已回到上海，于是大西洋各小国在上海的，请求援引英法等国的例子，一体交换条约通商。当时江苏巡抚刚奉密寄，将俄人所请借兵剿贼、代运南米之事发令回复，因此附片陈明上海通商各小国见三国交换条约未免心存觊觎等因。不久奉军机密寄，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这密寄在次年正月奉到，我在祁门督师幕中见到，其前段所论即借兵剿贼、代运南米等事。

薛焕另片奏，三国交换条约，各小国未免觊觎。以前桂良在上海严行拒绝，薛焕曾跟随桂良在那里，深知其事，并着该抚按照前年办理情况，预先杜绝，不要让它们轻易驶往天津，又费唇舌，并晓谕英、法、美三国，以各小国是小弱之邦，不得与三国平列一体交换条约，令其帮助阻止，方为妥善。如果各小国不遵理谕，径直前往天津，只问薛焕的责任，并谕令知之。钦此。这次事件，祸患的根源，实在仍始于桂良在上海定约时，各小国先后陈请，就应如廷寄所说，令三国帮助阻止，并将以后泰西各国，无论大小邦，都责成英、法、美三国身上，载入条约中，以杜绝其效仿的渐萌，可免此后无限波澜。既然不能令其在照会中依违迁就，谦言不了解外国情况，转向商请，所谓当断不断，后必受其害，其后果有在上海、在天津并擅自进入京师，纷纷渎请的事件。这年夏天，有布

译路斯国及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各国，在上海呈请通商换约。薛大臣认为不可。随后据布路斯国使臣斐悌理、阿里丕艾等人，由海道驶往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呈递照会，请求商议订立通商条约。上奏后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查商议后具奏。钦此。布路斯，即大西洋北部附近的普鲁士国。该国以往在广东、香港通商，五口开放后，随即进入上海。此次因英法等国换约，呈请仿照办理，这主要是法国人主张的。当时法国有驻京公使，由总理衙门发照会，令其援引先例予以阻止，但法国使臣称布路斯是他们的盟国。而德意志通商税务各国，又是布路斯的盟国。据称该国在广东、上海通商，历来没有差异，如今商议订立条约，也要求按照法国条约执行，只减不增，应令其在天津听候三口通商大臣酌情商议章程，并由法国使臣代为照料等语。上奏后奉旨，着令在天津守候，不准前往京师。当日钦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一员，前往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悉心妥善商议，酌情拟定条款。随后据布路斯使臣在天津呈递通商条约，共计四十二款，另有税则善后条约十款，并据其呈递德意志通商税务各国部，请求按照该国条约一体办理。只是将来寄居京师，只准许布路斯国派遣秉权大臣一员，其德意志公会各国均归布路斯国驻京大臣代办，不得自行派遣秉权大臣进京。又因中国正值军务繁忙，经钦差大臣会同三口通商大臣与之当面商议，另立专款，内载自互换和约章程生效之日起，扣满五年，才准许布路斯国派人来京居住，其余与法国所定的大致相同。于七月二十八日双方画押盖印，由总理衙门上奏，奉旨依议。随后又有比利时国，也是大西洋的属国，赴上海呈请订立条约。薛大臣因布路斯人不遵从理谕，径直前往天津。此时后续到来的国家，如果再严厉拒绝，必然导致效仿前往。又查比利时以往在各口通商，素来安静，此时来到上海，也没有从中指使的人，当即命令在上海酌情拟定条款，由该大臣核查商议后具奏，获准。

译同治元年夏天，有大西洋国，即葡萄牙，居住在澳门的洋人。大西洋是泰西各国的总称，因为葡萄牙人自明朝以来寄居中国，于是获得了大西洋的专称。他们从广东的海路直接前往天津，又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递国书，径直前往北京。三口通商大臣迅速发函咨文给总理衙门，请求命令城门拦阻。不久，法国驻京公使哥士耆出面，称他们是本国的朋友，请求由他担保带领，暂时住在法国使馆中。恭亲王以外洋没有条约的国家，按例不准擅自进入北京，况且这位公使此次前来，又没有在天津呈递国书，将来这个先例一旦打开，从此外国不论哪国都可以照此办理，必定导致毫无查考依据。哥士耆无法辩驳，于是请求按照各国领事代办通商的先例，所有葡萄牙请求订立条约的事项，一概不提及，一切由哥士耆代办，作为法国的宾客在北京往来商议，全都只问法国公使哥士耆。议定之后，仍回天津签字画押，即在天津互换条约等语。恭亲王不得已答应了他。于是由哥士耆酌情拟定若干条款，仍然按照法国条约有减无增。议定后上奏皇帝，奉旨钦派大臣前往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妥善办理。当天哥士耆带领葡萄牙使臣到达天津，一切签字盖章，都如同布路斯换约的礼仪。只是葡萄牙使臣得以列入会议衔名，都是法国公使主持并一同办理的。

同治二年春天，有丹麦国使臣到来，拉斯喇弗渡海到达天津，就从天津起程，径直前往北京。当时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因为该使臣没有通知，迅速发函通知总理衙门，随即由恭亲王等人照会英、法等驻京公使，告知丹麦使臣无故来京，已命令城门拦阻。不久批准英国使臣照会回复，说丹麦来人乃是英国使馆的宾客，请不要阻止他们入城。总理衙门认为丹麦使臣此次前来无非是倚仗有外援，一旦阻止，必定从英国人开始挑起事端，于是置之不理。相持几天后，才据英国人威妥玛前往公所代为请求订立条约。经恭亲王等人告知，丹麦使臣初到中国，并不遵循中国定下的章程，擅自越过天津来京换约，显然是藐视中国，断难允许。威妥玛于是说丹麦与英国是姻亲之国，并引用曾答应法国公使为布路斯葡萄牙代为请求通商的先例，再三商请恳求，恭亲王等人认为他的话近乎要挟，难以强力拒绝，又恐怕答应得太容易，势必纷纷效仿，于是告诉他说，丹麦使臣如果想要中国允许，必须遵循中国章程，仍旧折回天津，自行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呈递国书，说明来历，恳请上奏皇帝，特派大臣赴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才可以办理，否则决不能行等语。威妥玛无法辩驳，离开后批准呈递国书，说此后外国使臣到天津，应令天津领事官告知中国常例等语，这是隐隐为丹麦认错。又经威妥玛函致三口通商大臣代为说情，才据该大臣上奏皇帝，奉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上奏，之后再谕知该大臣遵照办理，钦此。不久据总理衙门议定丹麦通商条约五十五款，以及往来照会各件上奏。奏章内称丹麦使臣来京，由英国使臣威妥玛认为是英国使馆的宾客，代为恳求商定通商条约，经臣等驳令回天津照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上奏办理。只是因为威妥玛既认为是英国使馆的宾客，情形与上年葡萄牙使臣来京议约，法国哥士耆认为是英国使馆的朋友，一切均由哥士耆出面商议，大致相同，因此上奏说明仿照葡萄牙先例办理，条约也专门参照葡萄牙商办。随后据威妥玛携带该使臣照会以及所拟条款章程税则底本送来，臣等核对其条约，大致以英国条约为蓝本，并在英约之外增添款目。推究其缘故，因为威妥玛代为出主意，想借此获利，以便将来各国援引，希望一体均沾。臣恒祺因为臣衙门前已上奏说明，仿照葡萄牙先例办理，当即驳令照改，与葡萄牙一律。据威妥玛声称，丹麦既然是英国姻亲，拉使又委托该使代办，自然应仿照英国文义定约，不便全照葡萄牙一律。连日多次会晤，逐层辩论，才将拟款中必定不能允许的，参照葡萄牙等国条约，分别删除更改，较之英国原定款目尚属有减无增。其通商章程及税，与各国原本也无出入。只是上年所定长江暂定章程，未经载入，随后批准照会前来，应归另案核办。臣恒棋俟议定后，在北京先行签字，交该使迅速赴天津，再与崇厚签字，也是仿照上年葡萄牙先例办理等语。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

起初，长江通商按照天津新议，应等待东南一带地方平定，才开始开办。随后因为在北京换约，英国人急切想在九江、汉口等处察看试行，于是有了长江暂订章程各款的提议。而葡萄牙各国中继续请求订立条约的，唯独对长江一款尤其深切期望。如布约的第六款，丹约的第十一款，已

译将镇江、九江、汉口三处载入条约之中。然而此处所指的通商江面，乃是地方平定后常行的章程，并非现在试行暂定的章程。况且条约内载明，自画押之日起一年之后才开始交换条约，互换之后才将所定章程颁行各省，按照办理。因此，海口通商原有旧例，长江通商实为新例不可以三国已经换约可以暂行的情况来类比。丹麦公使订立条约时，威妥玛便到那里，告知他长江暂定章程未经列入，令他继续照会，请求照英国按长江暂定章程一体遵办。随即总理衙门照会回复，其中称：“贵国商船想在未换和约之前，就进入长江贸易，本大臣也不不愿意。只是在和约未换之前，倘若允许贵国商船一旦入江，那么别国已定和约而未换的，也将援引此例来请求，实在有妨碍。本大臣现在规定，凡贵国商船入江，除了华艇及原系华艇改为外国式样的船及宁波钓船、中华式样各船及各样单桅小船以上各等船只，虽然悬挂贵国旗号，均暂时不准入江。只有悬挂贵国旗号的双桅、三桅、夹板船及轮船，才准许照长江暂定章程一律办理。这是出于条约之外格外优待贵国的意思等语。”既然长江暂定章程已允许丹麦破格先行，那么布路斯大西洋各国也将效仿了。这就是前奏中所称长江暂定章程另案核办的原委。

译唉！我翻阅了四国通商前后的条约以及各小国后续订立的条约，中国的大臣们，为何如此畏惧洋人像畏惧老虎一样？英法两国的使节盘踞在北京，窥探我国的虚实，掌握我国的短长。凡是他们已确定的条约，中国想要变通办理的，他们就宣扬走私导致税收亏损的说法，来恐吓我们；如果是他们自己后悔条约而得寸进尺的，我们又巧妙地代为办理暂定的说法，来愚弄他们。至于美国所订立的《天津条约》，本来没有长江通商的条款，然而条约内写明中国日后与其他国家订立条约允许通商之处，无论何时，该国也一律照办，均沾利益等语。所以自从咸丰十年换约之后，不等他们再次请求，就毅然决然进入长江，不再顾忌了。如果丹麦人未经换约，就想按照长江暂定的章程试行，只是因为英国援引威妥玛从而左右局势，难道是丹麦人的智力所能办到的吗？我认为自咸丰十年换约之后，外洋所请求的长江通商，小国换约，使得中外情形变得不可思议。如海口通商，合计奉天、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共七省，又增设长江三个口岸，经历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共十省，而中国没有不通商的港口了。通商本有固定的码头，却又在《天津条约》第九款中夹杂了英商持照前往内地游历通商，完全听其方便的条款，于是有自行前往山乡市镇采购货物，地方官无法禁止的情况，加上允许雇佣内地船只贩运往来，这样舟车所到之处，都足以作为资金周转的来源，打通贸易的阻塞，而中国没有不通商的省份了。换约的请求波及小国，那么将来效仿而接踵而至的，将应接不暇，无不夸大自己的国家，尊称自己的君主，想要与中国抗衡。至于布路斯条约牵涉到德意志公会各国，其中所载部分数十处，多有《四洲志》没有详细记载，《职方纪略》没有收录的地方，模糊不清，无法探究，而外洋没有不通商的岛屿海岸了。鸦片进入中国，还可以说是我自己招致的；至于米谷豆石铜钱，向来不准出口；硝磺白铅，向来不准进口；现在一概解除禁令，任其择肥而噬，甚至借助兵船保护货物，凡是违禁之物，通贼济奸，只看重利益，而中国没有不出口的货物，外洋没有不入口的货物了。华人中获利的说：“天下一家。”遭受祸害的说：“戎狄豺狼。”调和这两种说法的说：“这是地气自西向东流动，不是人力所能推动的。”唉！难道不是天意吗？长江通商这一款，外洋视为利益聚集之地。因为该商出口向来以茶叶为大宗，只有内江占据码头，可以任意采购，所以追逐利益的人络绎不绝。我查阅通商档案，在咸丰十一年春夏间，有意大利国领事霍格照会薛抚台，内称：“打算前往汉口察看通商情形，并申明该国向来在上海设有领事官，允许通商，请求照此饬令遵办等因。”由薛抚台据情咨会总理衙门，批准回复称：“上海是沿海地方，允许没有条约的国家一体通商；汉口是新设口岸，兼是内江地方，不便允许没有条约各国一律均沾，相应咨请驳斥。”查意大利是大西洋文明开化的国家，也想在海口长江请求进行贸易，利益于人很大啊！

又按，布路斯即普鲁士的异音，一名陂路斯，一名布路西，都是对音转音。其来到广东的，张挂单鹰旗，所以广东人以其旗名之，叫单鹰。其都城叫此耳令，即条约中所称比耳令京师者，如同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丹麦国即大尼，其来到广东的称黄旗国的旧名，叫丹麻尔，所以自称丹麦国。宋朝以前，英国人曾为大尼侵并，其后自立为国，于是与大尼成为友邦。两国南北比邻，互相联姻，也必然是有的事，不是威妥玛的托词。至于单鹰、黄旗等国，在广东通商已久，也不是从今日开始的。

论俄罗斯条约疏

郭嵩焘

我恭敬地阅读了光绪五年十二月初四日的上谕，此次会议事件，中外臣工以及在籍大臣如有所见，都可以据实直陈等因钦此。仰见皇上慎重边防，广泛咨询访求的至意。因此查考前左都御史崇厚在俄国立定的十八条约，不考察山川险要的地形，不明中外交接的事宜，种种贻误，无可追悔。然而西洋各国派遣使臣相互议定条约，原本应由各国核准施行，所以此案批准或驳回的权力仍掌握在朝廷手中。所有派遣驻扎各国的使臣，只要是两国交涉事件，应责成总理衙门料理。只要一道谕令饬令驻俄公使转达俄国外务部，说条约暂缓核准，权且听任俄兵驻扎伊犁，以等待后续商议。俄人虽然非常猖獗，也不能违背万国公法以求狂逞。只是这一权宜应对的方法，可以稍微遏制俄人的野心，即使在我方也稍有自处之道。我请求通盘前后情事，为皇上分别陈述：一曰收还伊犁，应由甘肃总督

译审核商议。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各部落，在各城设立驻军，外围设置屯卡，与各属部划定疆界。百余年来，哈萨克、布鲁特等部日益衰微，其土地大多被俄国人侵占。又向西消灭浩罕等部，与西域土地紧密相连。而自从回疆叛乱二十多年，屯卡毁坏废弃殆尽。即使让俄国人归还伊犁一城，清理疆界，也极费推敲。陕甘总督左宗棠平日讲求地理之学，经营西域已超过十年，对地形险要能详细知晓，并非派遣一位使臣到数万里之外，凭空定议之事。臣所说收回伊犁应由甘肃总督审核商议的，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派遣使臣商议归还伊犁，应当直接前往伊犁会办。俄国人占据伊犁时，只以保护疆界民商为说辞，原约中国平定西域后仍行退还，所以收回伊犁并无其他顾虑，只是担心俄国人索取兵费太多。这需要到伊犁估量情形，才可以商议。左宗棠凭借战功平定西域，不肯居赎回伊犁之名，选派大员会议，着紧也专门在此，没有舍弃伊犁而直接前往俄国会议的道理。即使商议已有头绪，应派遣使臣赴俄国定约，也必须由肃州取道伊犁，同时与左宗棠商定一切。臣在伦敦时，日本派遣使臣恩俚摩的赴俄国商议交换库页岛，即所谓虾夷岛。在该岛争执多年，于是派遣使臣赴俄国计议。其使臣即由库页岛直达黑龙江，取道伊犁，绕乌拉岭赴俄国。因为那里水陆交通险隘形胜，以及兵力所注，不亲身考察阅览，无法知晓。俄国首领高福满驻扎伊犁，兼统浩罕等部。他与崇厚商议归还伊犁，相隔两万里，调高福满回国会办。这在中国关系极大，而在俄国人则进退皆利，无关得失之数，而其任劳任怨核实如此。臣所说派遣使臣商议归还伊犁，应当直接前往伊犁会办的，就是这个原因。

第三，直接驳斥伊犁条约，应当暂时听从驻扎，其势万万不能急速收回。臣查天山南北两路所以号称肥沃富饶，正是由于河道纵横灌溉的缘故。俄国人占据的西伯利亚部一万多里，都属于荒寒之地。近年侵夺塔什干、浩罕等部，蓄意经营。前年看到俄国新报，说其提督斯哲威尔探寻巴米尔朗格拉湖一带回报称，喀拉库拉湖至阿克苏有通长不绝的河源，深入俄国荒漠之地，为历来人迹所未到，举国相互庆幸。其窥视西域，蓄谋已深。伊犁一城尤为肥沃。自伊犁河以南，叫哈尔海图产铜，叫沙拉搏和齐产铅。其北山叫空鄂尔峨博产煤，叫辟里箐产金，叫索果产铁。以往河南设有铜厂、船厂，并靠近特克斯河，而办理不甚合乎法度。山北煤铁各厂则尚未开采。西洋人视其为上等肥沃之地。伊犁所设九城，专门驻军，其肥沃之地在河南山北。西至霍果斯，也设有一城，距离伊犁不超过百里。所设额尔格、齐齐罕等卡都在五百里以外。现在划定霍尔果斯河归属俄国人，则伊犁河也截去四分之三，而五百多里的屯卡都弃置了。划定特克斯河归属俄国人，则旧设铜铅各厂也与俄国人共有。而特克斯河横亘天山以北，其南直接库车、拜城，声音气息都至阻隔。所设屯卡直达特克斯河源，都弃置了。塔尔巴哈台距离伊犁东北尚在千里以外，听说也有划定归俄国人的土地。以一城孤悬浮寄，尽割弃。其肥沃之地，名为收回伊犁，而实弃之。此时商议，较之从前，其难万倍。应当依据万国公法，由国家直接驳斥，无可再行商办之理。以此时放弃伊犁与收回伊犁，其势都处于两难。惟有申明权且听从驻扎，以杜绝其狡诈逞强之心，而仍以从缓计议，稍留作为后图，庶几自处于有余之地，而也有余地以对待俄国人。臣所说直接驳斥伊犁条约，暂听俄人驻扎的，就是这个原因。

译第四点：驻扎在英法两国的公使，不适宜再派遣使臣前往俄国。西洋各国彼此相互联络，各自根据各国势力的缓急轻重，以及彼此间的恩怨情仇来制定行事准则。数百年来，战争攻伐与兼并吞并，变故层出不穷；而目前的大势，是英法两国结为私交，俄德两国结为私交，德国与法国仇恨正深，英国与俄国更是世代积怨。他们心意所趋向或背离，也就是他们的喜怒好恶，也都随之转移。我曾说：英法两国可以共用一位公使，俄德两国也应当共用一位公使。凡是作为公使驻扎在外，不仅仅是用虚名来沟通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已，实际上还负有维持国家体面的责任，以及商办事务的权力。派遣使臣进行会议，应当由他负责；而那些难以沟通的情况，以及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势，由驻扎俄国的公使传达给俄国朝廷，以保持平衡并分担责任。这也是万国公法所应当根据情理、依据道理来通论其关键要点的。像这样增加派遣使臣，修改已经议定的条约，恐怕只会给俄国人口实，让他们肆意施行挟制的手段。俄国报纸已经说伊犁条约是英国人挑拨翻悔，由此也可以窥见他们的用心了。我所说的驻扎英法两国的公使不适宜派遣使臣前往俄国，就是这个原因。

第五点：议定崇厚的罪名，在律例中本没有专门条款，也应当稍微参照万国公法来执行。我查得崇厚贻误国家，根据原情定罪，无可宽恕。然而推究他导致失误的原因，一是不明白地势的险要，如霍尔果斯河靠近伊特克斯河，截断南北两路，都详细记载在地图志书中，平时略微没有考察阅览，俄国人口头讲解手指比划，竟然直接供他们玩弄；二是不辨别事理的轻重，他的心意专注在伊犁一城，于是看待那些种种要求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害怕缴还伊犁稍有变更；三是内心慑服于俄国人的强大，而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我奉命出使洋务，因为崇厚曾出使巴黎，就向他询问西洋各国的情况，他只说船只精良，兵力雄厚，认为可怕。崇厚名义上懂得洋务，只知道可怕而已，这是知道形势而不知道道理，对于处理洋务终究在心中没有所得；四是极力坚持敷衍之计，而忘记了它带来的危害。我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问出使俄国的机宜，他只说伊犁是重地，岂能不收回，我心里颇怪他看待事情太容易，但也看出他只是以收回伊犁为名，对于国家事务的利弊，洋情的变化，都不在考虑之中。所以我常说与西洋交往，也应当稍微求得通达。通晓古今事宜，中外情势，然后才可以应对变化。因此崇厚的罪过，人们能知道并能说出来，而在议定条约的时候，崇厚却不能知道。〇带去的参赞随员，也都不能知道。身处数万里之外，一切情势略微没有知晓，只有听任俄国人的恫吓欺骗，拱手承诺而已。朝廷因为议驳条约而加罪使臣，这是对议定条约的国家明确表示决绝，反而更加给俄国人口实，使他们反而有借口来施行要挟。崇厚家产殷实有余，应当责令他报捐充作军饷来赎罪，而不宜急忙施加刑罚以激怒俄国，即使各国的公论，也会援引这一点来助长俄国的势力。我所说的议定崇厚的罪名，应当稍微参照万国公法来执行，就是这个原因。

第六点，朝廷大臣主张开战，只是一方面的见解，千万应当斟酌道理与形势的平衡，寻求自我处身之道，而不宜急言用兵。我查得西洋制造祸患以来，共有三次用兵：广东因为禁烟，宁波、天津因为换约，都是由边疆大臣处置失当，以致祸患日益加深，积久之后更加穷于计策。然而那时中外形势本来悬殊极大，一切底细彼此都不了解，只是被朝廷大臣的议论所激怒，愤然求取一战的效果。到了今天信使交通，根据情理处理自然有余地。俄国人的狡诈想要逞强，又万万不同于英法各国专门以通商为事，争端一旦开启，祸患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财力耗尽，百姓贫困，情势显露而力量不足，比起道光、咸丰时的气象又远远逊色。俄国人蚕食各个回部，开拓疆土，环绕中国万余里，水陆都需要设防，力量实在有所不及。即使俄国人侵扰边界，还应当根据道理折服他们，不足以与他们交战角胜，何况因为伊犁一城派遣使臣与他们议定，批准或驳斥应当由朝廷决定，任由他们以兵力要挟，也可以根据事势的适宜，从容辩论，为什么要贸然炫耀兵力以制造争端，取悦朝廷大臣的议论。我所说的朝廷大臣主张开战只是一方面的见解，就是这个原因。

我私下认为国家办理洋务，应当以了结事情为义，不应当以制造争端、挑起战争为名。名分所趋向的，积重难返，虽然稍微知道它的情状，也被一时的气焰所慑服，而不敢有不同意见。我的愚昧，只知道这是今日急务，本来不在此。应当恳请天恩命令驻扎俄国的使臣转达俄国外部，以伊犁一城是天山南北两路的关键，中国必定等待收回，而此次崇厚所议定的条约万万难以核准，所有俄国军队驻扎伊犁应当暂时不必撤退。从前喀什噶尔曾经与俄国通商，是否照旧举行之处，由陕甘总督左宗棠与俄国督兵大臣会商核查办理，以期妥善，不得轻易率请用兵，致使丧失两国交谊。开诚布公，正言明辨，责成总督大臣妥善经理，或许希望挽回万一，以后与俄国人交涉，也可以在此稍微得到头绪。关系

译当前局势，实在非同小可。臣因庸碌愚钝，奉命出使却毫无建树，遭到众人指责，羞愧得无地自容。多年来，心力交瘁，病情日益加重，居家居住超过一年，足迹未曾迈出家门一步。自认为在衰老病弱的余生中，已无再为朝廷效犬马之劳的希望，但念及国家时局艰难，加之崇厚昏庸无能，造成诸多贻误，几乎到了无法补救的地步。臣对洋务略有所知，深知此时发表意见必定会触犯许多人的忌讳，然而从道理事理出发，考证历史典籍，衡量国家的利弊得失，验证各国态度的顺逆，确实应当尽早决断施行，以免生出更多枝节。拖延时间越久，议论就越发繁杂，处理起来就越困难，因此臣不敢回避责骂讥讽，却始终甘愿保持沉默。现谨略陈一点浅陋的诚意，供圣明的陛下参考采纳。

译中俄天津和约十二条。咸丰八年五月。

第一条

大清国皇帝与大俄罗斯国君主，如今重新确立以往的友好关系，订立和约。此后两国臣民，互不残害，互不侵夺，永远相互保护，以巩固友好关系。

第二条

商议对以往使臣进京的惯例酌情加以修正，此后两国不必通过萨那特衙门及理藩院行文往来，由俄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直接与大清军机大臣或特派大学士互相照会，双方地位平等。若有重要公文，派遣使臣亲自送到京城，交给礼部转达军机处。至于俄国全权大臣与大清大学士及沿海督抚互相照会，均保持平等。两国封疆大臣及驻扎官员互相照会，也保持平等。俄国酌情确定驻扎在中国海口的全权大臣，与中国地方大员及京城大臣互相照会，均按照从前各国通用的惯例办理。遇到重要事务，俄国使臣或由恰克图进京的旧道，或从就近的海口提前行文，以便进京商议办理。使臣及随从人员迅速顺路行进，沿途及京城的公馆派人妥善预备，以上费用均由俄国承担，中国无需预备。

第三条

此后除了两国陆路在从前确定的边疆通商之外，现在议定由海路的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琼州等七处海口通商。如果其他国家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许俄国一律照办。

第四条

此后陆路原先确定的通商地点，商人的数量以及所带货物和本银的多寡，不再加以限制。海路通商的章程，将所带货物呈报清单备查，抛锚停泊，一律支付费用，按照定例缴纳关税等事。俄国商船均按照外国与中国通商的通用惯例办理，如果带有违禁货物，即将该商船所有货物全部查抄没收归公。

第五条

俄国在中国通商海口设立领事官，以稽查各海口驻扎商船的居住规矩，再派遣兵船在那里停泊，以资保护。领事官与地方官有事相会，以及行文往来的惯例。建造天主教堂住房，以及存放货物的房间，俄国与中国商议购置土地，以及领事官职责内应办的事务，均按照中国与外国所立的通商通用惯例办理。

第六条

俄国兵船商船如果在中国沿海地方损坏，地方官立即救护遇难的人员及载物的船只，将所救护的人员及所有物件，尽力设法送至附近的俄国通商海口，或与俄国关系友好的国家领事官驻扎的海口，或顺便咨送到达边境，其救护的公共费用，均由俄国赔偿。俄国兵船货船在中国沿海地方遇到修理损坏以及取淡水、买食物的情况，准许在附近未开埠的海口，按市价公平购买，该地方官不可拦阻。

第七条

通商地点，俄国与中国所属的人，如果有事故，中国官员须与俄国领事官员，或代办俄国事务的人，会同办理。

第八条

天主教原本是行善的，此后中国对于安分传教的人，应当一体怜悯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也不可禁止安分的人传习。如果俄国人从通商地点进入内地传教，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护照，确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

第九条

中国与俄国将先前未确定的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的大员，秉公查勘，务必将边界清理清楚，补充进此次和约之内。边界确定之后，登记入地册，绘制成地图，立定凭证，使两国永远没有此疆彼界的争端。

第十条

俄国人学习中国满汉文义，居住在京城的人，酌情修改先前规定的期限，不拘年份，如果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跟随办事官员直接回国，再派人来京接替。所有驻京的俄国人员，一切费用统由俄国支付，中国无需支出此项费用。驻京人员及恰克图或各海口往来京城送递公文的各项人员的路费，也由俄国支付。中国地方官在他们往来时，路途上的一切事务要妥善迅速办理。

第十一条

为了整理俄国与中国往来行文及京城驻居俄国人的事宜，京城、恰克图两处遇到来往公文，均由驿站迅速传递，以半个月为限，不得迟延，信函一并附寄。再运输应用物件，每三个月一次，一年之间分为四次，按照指定的地方投递，不要出错。所有驿站费用，由俄国同中国各出一半，以避免偏颇。

第十二条

日后，大清国如果有优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是有利益之处，无需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

以上十二条，自此次议定后，将所定的和约缮写两份。大清国皇帝裁定，大俄罗斯国皇帝裁定之后，将谕旨确立和约文书，限一年内两国互相交换，永远遵守，双方都不违背。现在将

译两国的和约文书，要用俄罗斯文字和清朝汉字两种字体抄写，专门以清朝文字为准，由两国钦差大臣亲手签署花押，加盖印信后交换即可。

译中俄续增条约十五则。咸丰十年十月。

第一条

议定明确，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依照该年五月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的第九条，此后两国东部的边界定为：由什勒喀河、额尔古纳河两河汇合处，顺着黑龙江下游至该江与乌苏里河汇合处，其北边的土地属于俄罗斯国，其南边的土地直到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于中国。从乌苏里河口向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河及松阿察河作为交界，这两条河东边的土地属于俄罗斯国，西边的土地属于中国。从松阿察河的源头，两国交界越过兴凯湖，直到白棱河，从白棱河口顺着山岭到瑚布图河口，再从瑚布图河口顺着珲春河与大海中间的山岭到图们江口，其东边都属俄罗斯国，西边都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的汇合处以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并且遵照天津和约第九条议定，在绘制的地图内，用红色标出交界之地，上面书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依、亦喀拉玛那、倭怕拉萨、土乌等字头，以便容易详细阅览。其地图上必须由两国钦差大臣画押钤印作为凭证。

上述所言者，乃是空旷之地，遇到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以及中国人所占有的渔猎之地，俄国不得占据，仍允许中国人照常渔猎。从树立界牌之后，永远不再更改，并不侵占附近及其他地方的土地。

第二条

西部边疆尚在未定的交界，此后应顺着山岭、大河的流向以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以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的沙宾达巴哈界牌的末端起，向西直到斋桑淖尔湖，从此向西南顺着天山的特穆尔图淖尔，向南到浩罕边界为界。

第三条

此后交界遇到有含糊可疑之处，以上两条所定的边界作为解释证明。至于东边自兴凯湖至图们江中间的土地，西边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中间的土地，设立界牌之事，应如何确定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的大员，秉公查勘东界。

在乌苏里河口会齐，于咸丰十一年内办理西界查勘；在塔尔巴哈台会集商议办理，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员等遵照此约第一、第二条，将所指的各交界作标记、绘图，各书写俄罗斯文两份，或满文，或汉文两份，共四份。所作图记，该大员等画押用印之后，将俄罗斯文一份，或满文或汉文一份，共两份送俄罗斯收存；将俄罗斯文一份，或满文或汉文一份送中国收存。互换此图记，仍会同具文画押用印，当作补续此约的条款。

第四条

此约第一条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的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保护协助商人，按照道理进行贸易。其瑷珲和约第二条之事，此次再次申明。

第五条

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从恰克图照旧到京城，经过的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也准许销售。库伦准许设立领事官一员，酌情带数人，自行盖房一所，在那里照料。其地基及房间多少，并喂养牲畜的地方，应由库伦办事大臣酌情核定办理。

中国商人愿意前往俄罗斯国内地行商，也可以。俄罗斯国商人不论年限，往中国通商的一处往来，人数总共不得超过二百人。但须本国边界官员给予路引，内写明商人头目名字，带领多少人，前往某处贸易以及买卖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项。所有路费由该商人在自备。

第六条

试行贸易，喀什噶尔与伊犁、塔尔巴哈台的办理方式一致。在喀什噶尔，中国给予可盖房屋、建造仓库、圣堂等地，以便俄罗斯商人居住，并给予设立坟墓之地，并照伊犁、塔尔巴哈台给予空旷之地一块，以便牧放牲畜。

以上应给各地的数目，应行文喀什噶尔大臣酌情核定办理。其俄国商人在喀什噶尔的贸易物件，如被卡外之人进卡抢夺，中国一律不管。

第七条

俄罗斯国商人及中国商人到通商之处，准许其随便买卖。该处官员不必拦阻。两国商人也准许其随意往市集店铺零散发售买卖，互换货物，或交现钱，或因为信任而赊账都可以。

居住在两国通商的日期，也随该商人的方便，不必限定。

第八条

俄罗斯国商人在中国，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国，都依靠两国的扶持。

俄罗斯国可以在通商之处设立领事官等，以便管理商人和预防含糊争端。除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外，即在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原文未完）

译在俄罗斯京城或其他地方设立领事官，也听凭中国的方便。两国的领事官各自居住在本国所建造的房屋里，如果愿意租赁或典当通商口岸当地居民的房子，也任从其方便，不必阻拦。

译两国领事官及当地地方官相互往来行文，均依照《天津条约》第二条平等办理。凡两国商人遇到一切事件，由两国官员共同商议办理；倘有犯罪之人，依照《天津条约》第七条，各自按照本国法律治罪。

两国商人遇到因买卖及赊欠不清而争执的大小事故，听任他们自行选择人调解。俄国领事官与中国地方官，只可协助和解，对于赊欠的账目不能代为赔偿。

两国商人在通商口岸，允许他们预定货物、代典铺房等事，立写字据，报知领事官处及当地地方官署。遇到不按照字据办理的人，领事官及地方官责令其依照字据办理。那些与买卖无关，若是争讼的小事，由领事官及地方官会同查办，各自惩处所属人员的罪行。

俄罗斯国人私自寄居在中国人家，或逃往中国内地，中国官员依照领事官的行文查找并送回。中国人在俄罗斯国内地，或私自寄居，或逃往，该地方官也应当照此办理。若有杀人、抢劫、重伤、谋杀、故意焚烧房屋等重案，查明是俄罗斯国人犯罪的，将该犯送交本国按律治罪；是中国人犯罪的，无论是在犯罪地点，还是在别处，都听任中国按律治罪。遇到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自办理，各国人员不可彼此随意抓捕、扣留、查办。

第九条

现在贸易规模比以前更大，且又新划定边界，所以早年在尼布楚、恰克图等地所立的和约及历年补续的各条情形，多有不同。两国边界官员往来行文查办所起的争端时势，也不相符合。因此从前一切和约有应更改之处，应另立新条款，如下。

向来只有库伦办事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那托，以及西悉毕尔总督与伊犁将军往来行文办理边界事务。从今以后，在此之外，拟增加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固毕尔那遇到边界事件，与黑龙江及吉林将军往来行文。

恰克图的事务，由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与恰克图的部员往来行文，都按照本约第八条的规格办理。

该将军、总督等往来行文，都按照《天津条约》第二条，彼此平等。而且所发的公文，如果不是应当办理的，一概不管。

遇到边界紧要之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给军机处，或理藩院办理。

第十条

查办边界大小事件，都依照本约第八条，由边界官员会同查办。审讯两国所属人员，都依照《天津条约》第七条，各自按照本国法律治罪

遇到牲畜，或是自行逃逸越过边界，或是被诱骗取走，该处官员一经接到照会，立即派人寻找，并将踪迹告知卡伦官兵。若是逃逸寻获的，或是被抢查出牲畜，都依照会商的数量，将所失之物寻获，立即送还。如果没有原物，就照例计赃定罪，不管赔偿。如果有越边逃人，一经接到照会，立即设法查找，找到时送交附近边界官员，并将逃人所有的物件一并送回。至于因何逃走的原因，由该国官员自行审办。解送时沿途给予饮食，如果没有衣服给予衣服，不可任令兵丁将其凌虐。如果尚未接到照会就查获越边之人，也照此办理。

第十一条

两国边界大臣彼此行文，交官员转送，必须有回信。东悉毕尔总督、恰克图固毕尔那行文，送交恰克图廓米萨尔转送；部员、库伦办事大臣行文，即交部员转送；恰克图廓米萨尔、阿穆尔省固毕尔那行文，送交爱珲城副都统转送；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行文，也送交副都统转送；东海滨省固毕尔那与吉林彼此行文，都托付乌苏里珲春地方卡伦官员转送；西悉毕尔总督与伊犁将军行文，送交俄国领事官转送；遇到重大紧要事件，必须有人传述。东、西悉毕尔总督、固毕尔那等，库伦办事大臣，黑龙江、吉林、伊犁等处将军行文，交给俄国可靠的人员，也可以。

第十二条

按照《天津条约》第十一条，由恰克图至北京，因公事送信，因公事送物件，往返限期开列如下：书信每月一次，物件箱子自恰克图至北京每两个月一次，自北京往恰克图三个月一次。送信限期二十日，送箱子限四十日。每次箱子的数目最多不得超过二十只，每只重量不得超过中国一百二十斤。所送之信必须当日传送，不得延误，如遇事故，严行查办。由恰克图去北京，或由北京去恰克图，送信送物件的人，必须由库伦行走到领事官公所。如果有送交该领事官等的书信物件，即便留下；如果该领事官等有书信物件，也立即带送。送箱子时，开写清单，自恰克图及库

译照库伦办事大臣，从北京发送时，须告知理藩院。在清单上注明起程日期、箱笼数量、银两总数，以及每箱的银两数目，并在封皮上，按照俄文译成蒙古文或汉文，写明银两数字。如果商人因贸易之事运送书信和物品箱笼，愿意自行雇人，另行制定规矩，允许其预先向当地长官报备，经批准后方可执行，以避免官府支出费用。

译第十三条

大俄罗斯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与大清国军机处互相往来公文，或者东悉毕尔总督与军机处及理藩院往来公文，这类公文依照惯例按驿站递送，不受先前规定日期的限制。如果遇到重要事件，恐怕延误，也可以交给俄国可靠的人员快速送达。大俄罗斯国钦差大臣居住在北京时，遇到紧急书信，也由俄国自行派人递送。该钦差派遣的送文人员走到哪里，不可让他延滞留候。所派遣的送文人员必须是俄罗斯国人。派遣人员的事宜，在恰克图由廓米萨尔提前一天向部员报告，在北京由俄罗斯馆提前一天向兵部报告。

第十四条

日后如果在所规定的陆路通商事宜中出现彼此不便的地方，由东悉毕尔总督会同中国边界大臣斟酌商议，仍然遵照此次议定的章程办理，不得节外生枝。至于天津所定和约第十二条，也应照旧执行，不要再更改。

第十五条

会同商定后，大清国钦派大臣将条约原文翻译出来，用汉字画押并加盖印章，交付大俄罗斯国钦差大臣一份。大俄罗斯国钦差内大臣也将条约原文翻译出来，用汉字画押并加盖印章，交大清国钦派大臣一份。

中法通商新约十九条，光绪十二年三月

第一款

一、两国议定，按照新约第五款的规定，现今指定两处地点：一处在保胜以上某处，一处在谅山以北某处。中国在此设立关卡通商，允许法国立即在这两处设立领事官。该法国领事官应享有的权利，即与中国对待最优惠国家领事官的权利相同。现在签署条款时，两国勘界大臣尚未达成协议，谅山以北应开通商的地点，本年度内应由中国与法国驻华大臣互相商议选定。至于保胜以上应开通商的地点，也等两国勘界划定后再行商议确定。

第二款

中国可以在河内、海防两处设立领事官，随后与法国商议，在北圻其他各大城镇派遣领事官驻扎。至于法国对待这些领事官，以及这些领事官应享有的权利，即与法国对待最优惠国家领事官的权利相同。他们所办理的事务，应与法国所派保护的大员协商办理。

第三款

一、两国议定，当彼此派遣领事官前来驻扎时，所居住的公馆由两国地方官员协助照料。至于法国商民前来中国边界通商地点，均按照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中法条约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款办理。越南人到中国边界通商地点，中国也一体优待。

第四款

一、越南各地方允许中国人置地建屋开设行栈，其人身财产均得到保护安稳，绝不苛刻对待或拘束，与最优待西方人的待遇一律没有差异。中国官员商人所寄往来的公文书信电报，经过法国邮政电报各局的，一律递送，并不阻止。中国对待法国人，也照此一律优待。

第五款

一、对待法国人及法国保护的人与别国居住在北圻的人等想要过界进入中国的，法国查明是体面之人，即请求中国边界官员发给护照，准许他们持照前往，返回时将护照缴销。每当领取护照的人，如果必须路过土司苗蛮地方，应先在护照上写明该处无中国官员不能保护。至于有中国内地人民想要从陆路由中国进入越南的，应由中国官员查明是体面之人，请求法国官员发给护照，一如法国人进入中国边界的方法。至于彼此所给的护照，都只用于游历，不准作为买卖货物免税的凭证。凡有人民未领护照而过边界的，其在中国则听中国地方官员扣留，其在北圻则听法国官员扣留，互相交给各自本国官员酌情审理办理。至于侨居越南的中国人民由北圻回中国的，只由中国官员自发凭单准许其过界。若边界通商地点的法国人等有出外游历的，地点在五十里内无需请领护照。

第六款

凡进口的货物，由法国商民及法国保护的人运至边界通商地点，已缴纳进口税的，即可按照善后章程第七款及各海关通行运洋货进入内地税单的规定，准许进入中国内地销售。凡各项洋货进入云南、广西某两处边关的，在到达关卡时即将货物种类、件数及运货人姓名报明，由关卡派人查验属实，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少五分之一征收正税。各税则未记载的，即按估价百分抽五征收正税。必须等正税缴清后，才准许起栈装载出售。如果该商人愿意将洋货运入内地，须再次报关，按照通商各海关税则征收内地子口税，不得援引减少五分之一的正税折半征收。此项子口税缴清后，由关卡发给税单，准许其持往指定的地方销售。凡遇关卡不再重复征税，倘若没有税单运入内地的，应按照土货的例子，逢关纳税，遇卡抽厘。

第七款

凡法国商民及法国保护的人前往中国内地各处购买土

译货物运至边界通商口岸，出口进入北圻的，均可按照善后章程第七款关于运货出口的规定办理。凡各类土货运出云南、广西两处的通商口岸，在到达关口时，须立即将货物的种类、件数以及运货人的姓名申报清楚，由关口派人查验核实。如果该商人先前领取了三联单，自行前往内地采购，且尚未缴纳内地税厘的，应按照中国通商各海关的税则，先征收内地子口税，再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三分之一征收出口正税；如果税则中没有记载，就按估价值的百分之一征收正税，才允许起运装载并贩运出关。倘若该商人在内地购买土货，并没有领取三联单的，所经过的内地关卡仍应按规缴纳完税厘，由关卡发给单票作为凭证。等到抵达关口时，查验确有内地税厘单票，才允许免缴子口税。凡是法国商人进出云南、广西两边界关运货的车辆、牲口，中国商人进出北圻运货的车辆、牲口，彼此一律免收钞银。在进关道路通达舟船的地方，彼此可参照各海关的惯例征收船钞。以上第六、第七、第二款，两国议定，日后如果有其他国家在中国西南各陆路边界通商，另行订立税则，法国也可一体办理。

译第八款

洋货到达此边关，在缴纳进口正税之后，如果因为不在此地销售而转往彼边关，如果在三十六个月的期限内查验证明原货并未拆动或抽换，则此边关将已收取的正税发给免单，允许其持往彼边关以抵缴应缴之税；或者发给存银票，允许在三年内留抵下次应缴本关之税，不退还现银。如果将这些洋货转入中国通商各口岸，应按照各海关洋货进口的惯例另收正税，不允许以此项边关存票免单作抵，也不允许以此项边关已完之税单作抵，以避免混乱。至于已经缴纳内地子口税的，仍按照各口岸的旧例，不允许发给存票免单。

第九款

土货已经在此边关缴纳过子口税和出口正税，又转往彼边关售卖的，到达彼边关后，只按照原缴纳正税的数额收取进口半税，但必须按照各口岸的规定，不允许洋商贩卖入内地。如果将这些土货转入通商各海口，应按照各海关洋货进口税则一律办理，另行征收正税。如果进入内地，仍须缴纳子口税。如果有土货从中国海口出口，进入越南海口，又前往中国边界入关的，应按照洋货一律征收正税。如果进入内地，仍须缴纳子口土税。

第十款

进出口的货物到达中国边关即申请查验，不得超过十八个时辰。如果逾期不报，每日罚款银五十两，但此罚款最多不得超过二百两。凡过关申报货物时，如果心存欺诈，以多报少，企图减少应纳税项，经查有确凿证据，即将货物全部罚没入官。如果没有该关监督的准单，私自过关起卸、绕路拆卖以及一切有心偷漏等弊端，也将货物全部罚没入官。凡有商人报关申请办理内地税单，心存欺诈，或者申报货物的种类件数以及来源去向不符的，也将货物全部罚没入官。至于如何审理办理，应按照同治七年闰四月初八日的章程办理。那些罚没入官的货物，如果商人愿意将原货作价交给官府，允许其与中国官员按照原货估价交官也可以。至于中国沿边一带，凡有严防偷漏的方法，皆由中国根据情况，随时灵活设法办理。在中法以及越南船艇上下水道，每次经过彼此边关时，如果有单货不符等弊端，可以不必卸货登岸，只由海关派遣差役上船查验。

第十一款

中国土货由陆路进入北圻的，按照法国关税则缴纳进口税。如果是出口，一律免税。日后法国在北圻另行制定税则章程，随时通知中国。如果北圻境内将来另行制定越南几种土货制造及金银等税，中国如果有此类货物运入北圻，也应照章征收。

第十二款

凡运输土货由中国此边关路过北圻到达中国彼边关的，或者由两边关运出越南海口又返回中国的，其经过北圻时应按照法国关税则缴纳过境税，均不得超过货值的百分之二。至此项货物在离开中国后，应由法国边关查验，发给货物单，详细写明货物名称件数以及前往之处等语。该商人持有此货物单，每次遇到法国官员索要查验，即应在沿途或到达海口后呈阅。但此项土货运入北圻时，应先缴纳进口正税，以防偷漏，即由法国海关发给单照，以便在到达海口或边界时呈验，并由法国海关在原缴纳的进口正税内扣除过境税银，仍将余银退还，则该商人即将前次已领取的收税单呈缴注销。惟此项土货运过北�既属新章，如果该商人在法国海关申报时心存欺诈，申报货物的种类件数以及来源去向不符，经查有确凿证据的，即将货物罚没入官。那些罚没入官的货物，如果商人愿意将货物作价交给官府，允许与法国官员按照原货估价交官也可以。至于中国土货从各海关运入越南海口，经过北圻进入边关的，其在越南境内也应按照上述过境税则一律办理。

第十三款

凡有金银及外国各种银钱、粟米粉砂谷、米饼、熟肉熟食、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掺银器、香水炭、柴薪、外国蜡烛、烟草烟叶、外国酒、家用杂物、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毡毯、铁刀利器、外国自用药品、玻璃器皿，以上各物进出口，由中国边关查验明确系外国所产，洋人自用数量不多，允许发给免税单放行。如果不报验、不申请免税单私自起运的，按照走私例处罚办理。至于如果运往内地，除金银、外国银钱、行李这三项仍无庸议外，其余各货即使是洋人自用数量不多，皆按税则，每货值一百两缴纳内地子口税银二两五钱。凡中国人进出北圻边关者，随身所带的银钱行李、衣服首饰、纸张笔墨、书籍以及自用家伙食物，法国越南海关一律免税。至于中国领事官所使用的各种货物，也一律免税。

第十四款

两国议定，洋药、土药均不允许由北圻与云南、广东、广西的陆路边界贩运买卖。

译第十五款

米谷等粮食不准贩运出中国边关，如果是从外进入边关，准许免税。至于火药、弹丸、大小枪支、硝石、硫磺、青铅白铅等一切军器、食盐以及各类败坏人心风俗的物品，均不准贩运进入边关，违者立即查拿，全部没收充公。其中的军火等项，如果由中国官员自行采购，或者由商人持有准许购买的明确文书，必须经由关隘查验清楚，才准许进入边关。日后由中国大员先与法国领事官商议，准许将兵器军火经过北圻运入边界，则法国关卡全部免税。至于一切兵器军火及各类败坏人心风俗的物品，也不准贩运进入北圻。

译第十六条

中国商民侨居在越南，所有命案、赋税、诉讼等案件，均与法国对待最优惠国家的商民一样。在边关通商场所，华人与法国人、越南人的诉讼案件，由中国和法国官员共同审理。至于法国人及受法国保护的人，在通商场所如果犯下大小罪行，应参照咸丰八年条约第三十八、三十九条的规定统一办理。

第十七条

中国边界某某通商场所，如果有中国人民，按照中国律例，无论犯下何种罪名，逃入法国境内，或逃入法国保护人民的住所，或隐匿在商船中，地方官员应通知领事官员，查明罪行缘由，立即设法拘捕并送交中国官员审理办理。至于中国人民因犯法逃往越南，由中国通知法国领事官员，访查严加缉拿，查明确实是罪犯，予以交出，按照法国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互交逃犯条约中最优惠的章程办理。那些法国人民及受法国保护的人犯法被控告后逃往中国的，法国官员通知中国官员，查明确实是罪犯，设法拘捕并交出，由法国官员审理办理，双方不得稍有包庇隐匿。

第十八条

此次所订立的陆路通商各条款，如果有未详细完备的地方，应参照中国通商各海关章程与现行条约相符的规定办理。倘若再有未订立的事项，应由两国官员请示各自的本国。以上各条款将来如果需要继续修订，即按照新约第八款所载换约后十年的期限，再进行商议订立。

第十九条

此次会议确定的通商条款，待两国批准后，应在中国、法国及越南颁布周知，一体遵守。仍于签字之后，以最多一年为期，在中国京城互换。

《琉球小志》跋 壬午四月

姚文栋

琉球邻近日本，然而自古互不往来。唐朝时，日本僧人圆珍航海遭遇飓风，漂流到琉球，船人大声呼号说：“我们将被琉球吞噬，怎么办？”又日本曾经称琉球为“吃人的国家”，这些都见于《源氏大日本史》。其后到了尚巴志王时期，才开始与日本互通使节；尚宁王时期，才开始臣属于日本，大概在明朝中叶以后了。近来，日本好事者穿凿附会，认为南岛朝贡，古代筒策时期就已经有了；又说舜天王是日本皇族源为潮的儿子，甚至怀疑开国始祖天孙氏也是其后裔，多方牵强附会，想要掩盖其灭亡琉球的罪行。不知道“南岛”是指萨南诸岛，并非就是琉球。《服天游重刊中山传信录序》已经自行辩驳过了。源为潮漂流到鬼岛，因为琉球有鬼界岛而混淆。源氏史虽然记载了这件事，但将其列为存疑，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至于“天孙氏”的称呼，本于《中山世鉴》，本来就说姓氏不可考，怎么能知道是日本皇族后裔？更是凭空捏造、毫无根据。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见于日本古书，即使问琉球人，也茫然不知，它们不足以取信于天下万国，是显而易见的。宽文年间作《日本通鉴》，不也曾自称是吴太伯的后代吗？而《善邻国宝记》及《通鉴提要》等书，都说垂仁天皇时派遣使大夫出访汉朝，汉帝赐予印绶。那么如果我率领一支军队灭亡日本并将其设为县，告诉万国说：“日本是我们中华吴太伯的后代，而且自从汉朝以来就向我朝聘贡。”现在改建郡县各国，不必过多过问。试问日本臣民的心，信服还是不信服呢？现在的琉球，与这有什么不同呢？至于文为制度，琉球和日本之间有相同之处，都是沿袭中华古制，这尤其不值得辩驳了。我翻译《琉球小志》完成后，附录其中人士的论著，而分析其荒诞虚妄如上所述。

答马相伯书 癸未正月

姚文栋

承蒙告知朝鲜的情形，说日本暗中图谋朝鲜，中国的意图不可不防备，充分显示出您考虑深远、观察细微，切中要害。去年朝鲜使节在此，外务省派有若干名接待员，一同住在行馆，权贵要人宴会招揽，竟没有空闲的日子。他们浏览机器各局所，如有供给陈设，宾至如归，快乐得几乎忘记返回。朝鲜人愚钝，立刻感激他们的优待，认为睦邻的情谊，远远胜过我们，不知道日本对待其他国家，未曾如此，唯独对朝鲜礼重言甜，大概是有目的的。我与朝鲜使节曾见面数次，不过是诗酒应酬，并未深入谈论。他们的随员等多来请见，谈论文章也不涉及公务，只当中有一人，我看他诚实肯透露底细，曾询问他们那里的情事，则说：日本人暗中鼓动其独立，而开化党人也有暗中骑墙的看法。那坚定主张事大之议的，只有闵泳翌一人而已。大概因为闵氏遭受祸害最烈，所以他感激中国援救的意思，独为深切。不知道他的话可信吗？金玉均、徐光范两人在此，聘请一个中国人教习华语，又勤看上海、香港各报纸，对我们国家的事情非常留心，然而与使署往来甚疏，必定没有机密事在彼此间泄露。同人因为薪水减少，宦途清淡

译他大致是闭门谢客，断绝应酬往来。我认为他见识浅陋倒是有的，但不至于不谨慎、不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