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七

译吏政二·铨选

裴行俭知人论

陆锡熊

古代圣人所说的“能了解人就是明智，因而不会遗漏天下的贤才”，不仅仅是在富贵福泽之间做出决断罢了，也是观察人的本心与手段而已。所以，那些有济世之心却沉沦困顿在下位的人，就一定会想办法提拔他们；如果提拔不成，就一定会表彰并推举他们，说：“某某是栋梁之才。”那些没有匡正时弊的手段却偶然趁势窃取禄位的人，就一定会想办法罢退他们；如果罢退不成，就指出他们以昭示天下风气，说：“某某只是吃俸禄罢了，不足以担当大事。”这没有别的原因，不拿禄位来衡量人，然后我的心才公正，然后人的真才实学才能更多地显露出来。唐高宗时，进士王勃、咸阳尉苏味道，都还没有名气。只有吏部侍郎裴行俭知道他们必定掌管铨选之职，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他们。而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子正负有当时的声誉。裴行俭断定他们不能善终，后来果然都困顿而死。裴行俭因此被称为知人，我非常赞赏裴行俭鉴察衡量没有差错，却唯独惋惜他用来论断人的标准不是根本。为什么呢？我之所以能监察别人，是因为我心中存有无私之见。古代君主，即使是囚犯臣仆，都可以安置在上位，而晋国的祁奚甚至举荐了他的仇人，他们难道是曾经因为有利于自己才这样做的吗？而那些人最终能不辜负被知遇，天下人也信服他们的见识。现在裴行俭对于王勃和苏味道，我猜想必定是勉励他们以得位行道所应有的准则，却只说“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你们罢了”，这说明裴行俭心中起初并没有辨别贤愚的真正见识。他不过是想要找一个自身都显达的人，来庇护他的子孙，而在下级官员中赏识他们，那么那些人尤其容易感动。恰好看到这两个人颇有进取之才，知道他们将富贵显达，于是对外假托知己之名，暗中实现自己的私愿。这不过是保守禄位者的作为，起初并没有考虑到那个人的才能与器量。如果不是这样，当时人才辈出，如狄仁杰、张说、魏知古等，都有拨乱反正的才能，裴行俭如果识中其中一人，引荐他在位，难道不足以扶持将衰的朝廷，而消除未然的祸患吗？计谋不出于此，却沾沾自喜于一二个模棱两可、唯唯诺诺的小人，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大臣的气度呢？况且裴行俭对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斥责他们浮躁浅露似乎可以，但认为他们不是享受爵禄的器量，那么他的话尤其值得议论。假使士人果然以享受爵禄为贵，那么古今以来早逝如颜回、穷困如伯夷叔齐，也可以被目为浮躁浅露吗？庸碌如张禹、无耻如冯道，也可以去掉浮躁浅露的习气，而被许为端方正直的人吗？况且，息夫躬在汉代，王融在南齐，确实是被称为浮躁浅露的人了，但也能够身居公卿之位，倾动一世。四子只是不幸罢了，又怎么能拿这个来定天下士人的标准呢？况且四子的文采照耀，难道能完全以品行不好来怀疑他们吗？当武则天专权朝政，义军从东方兴起，骆宾王能起草檄文声讨她的罪过，最终死于国难，也符合见危授命的道义。比起苏味道身居伪朝宰相，谄媚女主，相差多少呢？又怎么能以不是享受爵位的器量，而说这就足以胜过他们呢？如果真如裴行俭所说，那么凡是怀才抱德而终身困顿的人，都可以说不是享受爵禄的器量，而引荐庸才误国的人，反而能自附于知人的明智了，这难道足以作为天下的准则吗？虽然如此，学者如果坚持“先器识后文艺”这一句话，以求远离浮躁的习气，进而不屑于在朝廷上唯唯诺诺，退下也不愿以文章名世，那么裴行俭的话，也未尝没有可取之处。

免回避议

冯桂芬

事情有明显违背三代圣人的制度，酿成民生无形的祸害，开启胥吏无穷的私利，沿袭数百年，墨守成规当作金科玉律，而不知道改变的，没有比官员回避本省的例子更甚了。成周时代，世家大族和草野平民都在本国任职，楚国虽有人才，晋国实际加以任用，变化是非常的。汉代的朱买臣，北魏的毕安敬，《山堂肆考》记载，毕氏四代担任本郡太守。唐代的张汉周，宋代的范仲淹，都守在本郡。明代才开始有南北选拔的例子，后来就定为回避本省。没听说明代的治理胜过古代的治理。说这种话的人，不过说：“在本地做官，请托说情的路径熟，恩怨的嫌疑多，装钱袋的取便罢了。”不知道营私固然容易，揭发也加倍容易；阿附固然多，责备也加倍多。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子孙家室依托的地方，立身一旦败坏，万事像瓦片一样碎裂，不是一个官职像旅馆那样的可比。乡里的评价可畏，甚于舆论。我认为在本地做官，比起他乡，更应当自爱自重，这也是人情。至于远任的祸害，前人有很多说过的：“舟车驴马人夫的费用，供给它，不是变卖产业就是借债；偿还它，不是国库就是民脂民膏。到任之后，言语不通，风土不熟，利弊则咨询访问无从下手，狱讼则听讼无术，不得不依赖奸胥作为耳目，遵循旧弊以步趋。”对国家计民生是损害还是益处呢？请托说情的路径难通，反而增多因缘之辈了；恩怨的嫌疑不涉，反而更加无忌惮之心了；装钱袋的取便不易，反而更加增加馈赠的费用了。人如果贤能，不可以用不肖的标准对待他；人如果不肖

译（即使如此），仍然无法禁止那些不贤良的人。对国家没有益处，对百姓却有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的制度规定只有父母年老才能申请就近任职，这确实是天理人情的极致，但也设立了诸多条款，有年龄的限制，有是否有其他丁口的区别，稍微不符合规定就说是规避。那些远省的官员也曾想过，国家设置官员，是取他们能治理百姓呢？还是取他们能远行呢？哪有比这更荒谬的呢？况且又该如何处置那些勾结书吏、迁就以求符合规定的人呢？我私下认为这个制度应该反过来使用。由朝廷特别简拔的大吏不论，外地的府、厅、州、县各级官员，采用宋朝《政和》年间不超过三十驿的法令，三十里为一驿，无论有无亲人，都选派到邻近省份任职，县丞以下的官员不出本省，恢复古代乡亭的职官制度，大概这样参照古制结合今情，国家和百姓都能得到益处了。

译请求禁止书吏通过捐纳保举担任知县的奏疏

通政使于淩辰

我私下认为，知县这一官职，掌管刑法诉讼和赋税征收，确实有专门的职责，安抚百姓和催缴赋税，都应当做到尽善尽美。我朝设立官员和吏员以来，首先严格选拔这一职位，如果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不得滥行授予。近来因为军费开支浩大繁杂，暂时开放捐纳这一途径，原本属于权宜之计，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又担心其中贤愚混杂，危害百姓，所以设立甄别的方法来防止，考虑得深远啊。至于书吏，在该衙门当差十几年后，才能充任经承。经承任期届满后，其中有能力的，仅能获得从九品未入流的职衔，而且也不能立即选任。那些已经步入仕途的人，并非永远没有升迁调任的惯例，或者经过总督巡抚保举，也必须曾经担任过佐杂佐贰官，论资历计俸禄，有显著的能干名声，才准许升迁调任。从未听说过有尚在本衙门当差的书吏，未曾充任过经承，也未选任过从九品未入流，却骤然选任知县实缺的情况。这实在是从近来的保举层层递加开始的。查书吏被派充各项差使，并非一定是事务繁多，反而比在本衙门更劳累，也并非一定要自备资财，比在本衙门更辛苦。出差有口粮费，驻差有津贴，比起在本衙门已经多得很多。况且又不是像军营差使那样，需要用到奇才异能。试问他们负责什么事，也不过是供奔走、管文书罢了。以书吏争相追求的捷径，即使保举为佐杂佐贰官，也已经不算不优厚了。而保举者竟然层层保举到正印官，选任者就铨选一个实缺，这与慎重名器的道理很不相符合。况且各衙门的书吏长久习惯于作奸犯科，如果不是精明的上司，没有不落入他们圈套的。因此每当恭逢恩诏减免租赋、赈灾救荒，凡是关乎民间疾苦的事，圣旨煌煌，必定深切告诫不要让吏胥舞弊，可见朝廷洞察无遗，时刻严防的深意。如果一旦让这些人骤然担任亲民之职，旧习复萌，势必多方搜刮，以谋求填满自己的私囊，哪里有空为国家着想？哪里肯为百姓着想？书吏出身的县令绝不是百姓的福星。当此战乱之后，地方大多凋残，哪里经得起再行剥削？全靠作为地方官的廉洁明察、公正慈祥，让百姓休养生息。至于如何安置聚集？如何安抚慰问？又如何才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官？书吏平日既未讨论讲求，临时必定会错置颠倒。即使总督巡抚不时举劾，其中爱惜功名的人，或许也有。然而想在千百人中求得十分之一，恐怕官风日益败坏，民生日益困窘，县令这一官职所关系到的，实在不是小事。可否请旨命令该部，按册逐一检查，将书吏通过保举层层递加到铨选知县这一条，永远禁止革除。那些已经选任知县实缺，以及已经指定省份分发试用知县，或者在获得保举知县后加捐的人，一概撤销，另行酌情核议奖叙。又拟请今后，除了铜局捐输、军营保举外，凡是派遣书吏出差，永远不得层层保举到正印官阶，以示限制而杜绝冒滥，希望对国家体制和官风都有裨益。

官员不准报捐流寓省份的奏疏

四川总督骆秉章

我私下查得捐例中载有指省分发一条，原本是为了顺应舆论而广泛提拔人才。所指的省份，其捐生并非该省之人，对官场常规原本没有妨碍。而且入仕的人，必须先呈明原籍，以及任职省份，不准置买田产，都有明确的条例，所以杜绝渐微之意非常深远。然而近来各省有从祖辈或父辈流寓几十年，在此地谋生，家属寓居，其子弟生长已与土著无异，却贪图便利，竟然以原省籍贯报捐，就指定分发到流寓省份。这些人虽然是客民，已在部民之列，一旦混入同僚，与地方官相抗，甚至所捐官职较大，竟然以权势相凌，不仅遇事多有阻碍，而且骤然让他们治理百姓，他们平时同居里巷的人必定轻视玩弄，而他们的亲戚故旧多系本省攀附请托，既难破除情面，况且寓居已久，民间琐事无不周知，藉故搜求，挟嫌罗织罪名，更是难免，要求他们奉公洁己，对地方有益，百中难得其一，这与在原籍任职的道理实在没有不同，而比置买田产的人更多流弊。现在四川不缺这样的人，其他省份想必也不少。臣愚昧的意见，拟请今后指省分发的官员，先在合呈内申明，并由同乡官员出具印结，也添注所指省份并非向来流寓，以及其祖父并非在此地谋生，才准许分发。等到到省后，仍由总督巡抚确切查访，如果是隐匿从前流寓，蒙混指捐，立即奏参严加议处。至于此前指发流寓省份的各员，全部令其呈明改发其他省份，无需另行缴纳指省分发银两，以示体恤。

请求道、府、州、县四项无需减成的奏疏

阎敬铭

我私下认为，捐例的开设，借此筹备京城和地方的军饷，原本是朝廷万不得已的政策，而实行久了弊端滋生，不但对军饷没有补益，而且暗中亏损国家财政。伏见我皇上登基以来，时常以澄清整顿官风为念，对于大学士祁寯藻、顺天府尹蒋琦龄的奏疏，下达疏通正途的议论；对于给事中郭祥瑞的奏疏，严格甄别捐纳的条例

译关于湖南巡抚恽世临的奏折，增加了实际缴纳、免除保举的条例。可见圣上明察秋毫，极其详尽周至。但是，士人阶层混杂、名位爵禄滥授的问题，各位大臣都已详细切中地陈述；而流弊发展到极致，以至于侵吞国库、危害民生的情况，却论述得不够详尽。国家选拔贤才不拘一格，通过正规途径出身的人未必都是贤才，通过捐纳出身的人难道全都是不肖之徒吗？然而捐纳原本是为了筹措军饷，臣请求就从筹措军饷的角度来谈论。外省从道员、知府直到佐杂等官职，都允许捐纳。县丞、主簿等杂职尚且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道员则巡察数个郡县，知府则表率一方，知州、知县一官则寄托着地方、百姓、城池府库以及钱粮征收的重任，责任尤其重大。自古以来，没有不慎重选拔地方长官而能治理好天下的。即使是凭借捐纳资格晋升，也不应看得太轻。如今计算各省捐纳减成的章程，结合筹措军饷的定例：直隶、山东两省离京城不远，报捐章程与内务府铜局相等；河南省以饷票折收，加一成现银，大约占十成中的两成；湖广、四川、浙江大约占十成中的三成；江西、两广大约不足十成中的三成；云南、贵州大约占十成中的两成；安徽全部收取饷票，大约占十成中的一成；其余各省都没有超过三成的。计算由俊秀捐纳知州、知县直到指定省份分发，不过千金；至于捐纳免除保举的一成，长期收取实银也仅增加数百金罢了。拿着千余金的资本，俨然成为数万百姓性命所托的官员，难怪他只考虑到州县有钱粮，未必考虑到地方有百姓。以臣所见，征收钱粮以山东一省为例，大县五六万两，小县也万余两不等。那些把做官当作贸易的人混迹其中，稍微侵吞一点，就已经超过原本捐纳的数额。即使严查重究，参劾革职查抄，而所侵吞的款项已经无法追回。国家所依赖的只有正项钱粮，捐纳不过是补助于万一。如果像这样表面上输将，暗中亏空国库，通盘筹划，是从捐纳中得到的少，而从国库中损失的多的。即使是出于筹措军饷的考虑，也不应减成，轻易授予人州县官职。道员、知府是督率州县的官员，州县既然必须照例加成，道员、知府也应归于统一。只有恳请皇上敕令将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四项官职，仍按筹措军饷的定例减二成章程，呈缴实银，都在京城铜局报捐，不得用钞票现钱折算，这样才能挽救弊端、纠正偏颇，而对京城军饷也大有裨益。有人说现在部定章程，凡是捐纳人员到省后，都由督抚甄别，立法慎密，考察官吏不明，是督抚的责任。不知道巧宦的行径，往往善于掩饰，到省之初，大多能谨慎行事，一经上任，眼见可欲之物，就改变操守，等到上官查出纠参，于事已无补。即使对此类人员到省后严加考试，全部停止委派补用，既不符合朝廷示人以信的道义，也无法激发捐纳者报效的诚意。而且停止的是这一批人，难道后来的人就一定胜过前人吗？对待他们太轻，人不自惜，弃置如器物，政体不合宜。臣愚以为，仅仅整顿末端，不如尽力遏制源头。有人说同样的捐资，未必捐项多的人都是可用之才，捐项少的人都是不肖之辈。不知道从前捐纳一个知州、知县官职，不下万金，不是家道殷实以及自度才器尚堪任使者，必定不敢冒昧呈报捐纳，其父兄也不让子弟躁进。即使任官后经过手钱粮，想染指，自揣身家甚重，不肯尝试做非分之想。所以我朝屡次开捐纳事例，权宜济助一时，都没有大弊。唯独今天不是这样，实在因为捐一个知州、知县所费不多，有力者的子弟相沿争着垄断，无力者借贷而来，容易偿还，官员不安于低微职位，士人不安于读书，众志纷然趋向利欲，他们自爱还能得到吗？不是开捐纳为害，而是减成为害，昭昭然明显了。有人说各省军务未平，急需军饷，京师八旗营饷待用尤其紧急，突然提议增加，恐怕捐纳者观望，导致军饷无出。不知道现在办理军务的各直省，都不专门依赖捐纳，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的军饷出自地丁，江苏、安徽、湖广的军饷一半出自地丁，一半出自厘税，广东、福建的军饷出自地丁、盐茶，陕西、甘肃的军饷出自地丁、协济，四川、浙江的军饷出自地丁、厘税，只有云南、贵州两省军饷无所出，稍微依赖于此。然而合计一年，收入无几，终究对军资无益。现在仅将这四项目官职改归京城铜局，其余仍允许照例减成报捐，那么各省都可以补苴，无需过虑。只有京城军饷所需甚急，怎敢不慎重计议？臣在户部，详知铜局每月收入，出自封典职衔、贡监生的占十分之七，出自实职官阶的占十分之三。这四项目在实职官阶中，尚且不到三分之一。即使上缴者少，对捐务原无大损。况且拟定的新章，照筹措军饷例定银数收纳实银，以多补收少，捐一名仍可抵从前之三四名。而且外省不得报捐，那么此项必尽归铜局，京城铜局也一律不准减成，那么捐纳者无所希冀。人知名位爵禄可贵，自然更乐于输将，京城军饷将日渐增加，而无所损失。这就是臣急切请求变通办理的原因。前准部咨议覆

译湖南巡抚恽世临的奏折，打算等军务稍为平定后再行更正。户部大臣综合计算收支盈亏，实在是出于慎重军饷的考虑。臣所请求的，并非不敢兼顾利弊，实在是看到这四项官职减成收捐，对军粮毫无益处，反而损害国家财政。因此才敢冒犯圣上仁慈，妄自提出末议。

译遵旨整顿吏治缘由疏

岑毓英

我因贵州省官员拥挤，人员良莠不齐，曾请求仿照前任福建巡抚王凯泰的条奏，酌情裁减遣散冗员，这一折子已于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经兵部火票递回原折。随后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已知晓，该省吏治和军营即着制定妥善章程，认真整顿，务必斟酌周全，实事求是，以期长久可行。”钦此。

经查，贵州额定设置的府、厅、州、县官缺共七十三缺，佐贰官及杂职缺共九十三缺。目前贵州省内符合资格的实缺、候补府厅州县官员，连同正途出身以及因劳绩捐纳出身的两类人员，共有三百五十一员；符合资格的佐贰杂职连同实缺，共有三百零七员。那些未经引见、不符合资格的府厅州县官员共有一百三十八员，又未奉兵部核准、未经验看且不符合资格的佐贰杂职共有三百五十七员。

以贵州这样贫瘠艰苦的省份，聚集了一千多名官员，不仅人浮于事，职位无处安置，而且各官员在省城守候，坐困终年，稍不自爱的人，因为处境困窘已久，一旦获得差事或官缺，难免剥削百姓。因此，想要整顿吏治，必须先遣散冗员，使仕途清明，考察也就容易了。

我往返与总督商议，并与布政使、按察使两司筹划，拟请先将不符合资格的府厅州县官及佐贰杂职一律停止差遣委派，先前已有差使者立即撤换，限定半年内责令各官员自行禀请发给咨文赴兵部引见验看，或赴兵部抽签分省补用。如有超过期限的，即责令遣返回籍，等到需要官员时，咨明原籍督抚发给咨文送兵部引见验看后，才准许来贵州补用，一概不得在贵州逗留，希冀获得差遣。

至于实缺、候补各官员中，有本宗外姻同在一省为官的，以及曾经游幕经商、购置房产以及家产不清的，本属按规定应回避斥革的对象，也限定一月内自行检举禀明办理，如果隐匿不报，被他人发觉，分别参劾办理。

统计裁遣的冗员将近一半，而符合资格留在省城连同实缺的人员也只有五成。以官缺而论，虽然显得拥挤，但比起从前已减少了一半。况且留在省城的各官员中，如有官声平常、贪婪鄙陋浮躁以及才能庸劣、文理不通者，容我再随时察看甄别，断不敢徇私姑息，以期符合朝廷澄清吏治的本意。

满御史保送升迁，请饬部酌改章程序

光绪九年

左都御史乌拉喜崇阿

我查得科道官员职司风纪，是朝廷的耳目之官。制度规定满汉相互维系，都重视其选拔。建国初期以来，大多忠诚刚直。只有满缺御史由宗人府、内阁、六部、礼藩院保送那些明白晓畅的官员，各衙门堂官倚为左右手，大都将进入御史台视为冷僻迂腐的途径，不肯保送。而一旦穿上御史服，有的积俸近二十年，有的累资至多次考核，旧衙门名次在后的，已在九卿之列回翔，屡次担任封疆大吏，而科道官员却未升迁一级，未调动一职，处境艰难，始终贫困。旁观者有滥竽充数的嘲笑，久滞者有积薪之叹。于是御史台自视为无足轻重之地，是不甚爱惜的官职。起初是玩忽职守苟且容身，继而是违背规矩。即使有一二拾取细枝末节，勉强陈述，往往也不懂大体要旨。那些束身自好者，甚至以缄默为避嫌，以拘谨为称职，这几乎不是设立台官的本意了。

我们深思其故，认为不清其源头，不足以重视言路；不畅其流，不足以激励人才。似乎保送升迁的旧例，有不得不量予变通的。汉御史以编检及阁部正途出身的侍读、郎中、员外郎保送，仍然钦派大臣考试，酌情记名。而满缺则不系正途，都能保送，不经考试，都能记名。其中官学生则学业荒废嬉戏，笔帖式或才工于应酬，在署并未当差，公事尚且不甚熟悉。想要他们指陈天下的利弊，条陈国家的便利，也已很难了。

应请此后保送满缺御史，先尽京察一等及科举五贡出身人员。如果一等及正途人员不足，才准许以文理优长的笔帖式、官学生出身人员保送，仍然明确制定章程，正途占十之六七，杂流不得过十之三四，以显示限制。等到保送人员汇齐，准许按汉御史例，请钦派大臣考试，分别甲乙等第，引见，酌情记名。这样则满御史的选拔例子较严了。

汉科道有截取，而满御史没有。历经臣工议及谕旨，均不准实行。现在选途壅滞，如果请求满科道援例准许其截取，选缺道府只有这个数，徒使满御史有截取之名，而汉御史及部分曹转失截取之实，这边通那边滞，我们不敢为此徒善之政。

只查满员铨选则例，庶子一职准许以科道升转，近来因满科道正途人少，此例几乎废止。如我们议行，将来满庶子轮用外班时，请求进士出身的科道一例入拟，以符合旧章。至于直隶、热河、口北、山西、归绥各地道缺，例由六部、礼藩院一、二等人员内保送引见，唯独科道不得参与，未免偏枯。请此后遇此项专

译对于期满补缺的道员，准许臣衙门一体保送，将其列名于部员之前，以彰显公平允当。这样一来，满族科道官员的仕途就较为宽畅了。宗室、满族、蒙古族禀赋的气性本就淳厚，植根的本性尤其纯正，文武双全的英才，在史册上光彩夺目。近来世袭大臣遗留的恩泽，高雅古朴的风气，逐渐衰微。而在内廷的卿贰高官，在外地的边疆要职，急需人才的情况非常迫切，这并不只是臣所在衙门如此。我也知道，光明磊落的人才，不一定都出自科举；忠直敢言的士人，也不追求虚名。但是，立法的根本是针对中等资质的人，而积存的弊端应当予以革除，以免过于严重。如果确实能够严格选拔标准以区分人才，广泛施予恩惠以激励忠诚正直，而朝廷再以听取言论、观察行为的态度，掌握澄清污浊、激浊扬清的权力，加以驾驭和鼓舞，将会看到六察（御史）衰败的纲纪可以振兴，八族（满蒙等）淳朴的风俗也可以敦厚了。

译奏为知县外补渠道壅塞停滞，恳请皇恩酌情予以变通，附片陈述。

山西巡抚张之洞

臣私下接到吏部咨文，议复先前给事中戈靖等人条奏的内容说：今后各省知县因参劾革职而空出的缺额，一概令归吏部铨选；并将知县因终养父母、降补两项所出的缺额，以及修墓等项缺额，比照终养之缺，一并改归中央内选，不得扣留用于地方外补等语，奏请获准并通行执行。这自然应当遵照办理。只是查考定例，知县班内“即用”、“候补”两项人员，遇到升调、病故、休致所遗留下的选缺，各自按轮次顺序补授。又规定知县因终养、改教、撤回、降补、回避所遗缺额，由“即用”、“候补”两班相间酌情补授。又规定知县因丁忧、参革所遗缺额，专门由军功候补人员酌情补授。原本是因为“即用”、“候补”两项班次最为优厚，军功人员劳绩最为显著，而且“即用”、“候补”、军功各班人数也最多，所以相比各项试用人员，在轮补之外，更有酌补、专补的缺额，原本就是为了区别对待以示优待。

追溯自从军兴以来，捐纳广开、捐保人员接踵而至，而“即用”、“大挑”人员各班依旧按签发如期进行。近年因为疏通选法，各优贡、截取、孝廉方正教习、教职各班也都得以呈请分发，班次越来越多，轮补越来越满。升调两项是各班轮补的途径，山西缺额少而人多，几十年尚未轮转一次。其中“即用”、“候补”两项，自光绪四年七月分班请补以来，若非数年、十数年不能轮到。病故、休致三项每年虽然空出几个缺额，然而因为“即用”、“候补”、“大挑”三项并正班人员以及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按班次顺序补授，“即用”、“候补”所得不过十分之一二。历年以来，只依靠有终养等五项杂缺借以疏通。至于军功一班，将丁忧、参革之缺一并归此班专补。自从同治七年部议将丁忧一项拟归中央选后，缺额已去其半。现在为了疏通选班，继续将专补军功的参革缺，以及“即用”、“候补”应补的终养、降调、修墓等项缺额，一并改归中央内选，那么外省“即用”的补班更加狭隘，而“候补”、军功的补班几乎将遥遥无期了。

在部臣所议中，将降补、参革、终养、修墓几项拟归中央内选，将撤回、改教、回避几项留为地方外补，似乎想要使内外各得其平，没有偏颇。然而撤回与修墓相比，则修墓略少，撤回略多；降补参革、终养与改教、回避相比，则降革终养出缺甚多，而改教回避者，往往经年没有一个。用意虽然想要持平核实，却太显偏颇。当今捐例刚刚停止，所需款项仍然很多。臣私下认为，吏部古称铨曹，今日也言铨选。铨，就是称量的意思。是说立法衡量才能，各自称量其公平。臣愚以为，外补困难则危害官场，内选停滞则困顿寒门士子。选补并重，这才是大公。况且“即用”一班，是国家取士拔才，为百姓社稷择人的上选。军功候补两途，都是由历练辛苦而得。滥竽充数虽不能免，但大多干练。如果事急则优待其阶资，时平则扼制其仕进，也无法昭示大信以劝勉将来。

因此查考保升、捐升及大计参劾，本是中央内选的班次；升调、病故、休致本是地方外补的班次，均可无须再议。其余外出的丁忧、参革、终养、降补、修葬、撤回、改教、回避各缺，拟请统一改为“一咨一留”。在咨报开缺时，随案声明，再照例截缺，自然可以无虞纠缠。即使一时一项略有出缺多寡的不同，而选补各不偏废，自然没有不满。既以昭示平允的定法，也以示简易的宏纲。其遇到留归外补的缺额，按班请补，一如旧例，无须更张。可否仰恳天恩俯准饬令吏部核议施行。

再者，知县丁忧起复选缺极难，所以言官建议，部臣改章。查考此项人员以礼去官，并非有过谪考。自汉魏以来，弃官行服者，史册称赞。现在如果如吏部所称应补者，名册超过百员，百年不能选毕，那么是一遭大故，永远沉沦。谨厚者自无怨尤，浇薄者竞相思谋取巧。现经部议增入单月五缺一缺后，插选一条，足见极力筹谋疏通。只是插选有限，终究无大益。臣私下思考，外省丁忧起复人员，自然以仍回原省，归候补班顺序补授，无须另捐分发指省补班加成各银，在理上为长，在事上为顺。虽非旧例所有，当此选法堵塞，朝廷百官事事整顿，何不可因时变通？至于户部担忧免交银两有损常捐，这是同一无过之官，有用之才，有力者进用，清贫困者投闲，似乎尚未极尽平允。我皇太后皇上奋然停止捐纳，圣政卓越，知必不惜此区区之利。

大抵外省牧令，奇士罕见，中材居多，关键在于洞悉一方民情，多识本省成案，那么驾轻就熟，其信用易孚，其政事易成。古语有之：“大巧绌于熟习。”如果起复者仍归原省候补，对吏治也有裨益。夫停

译有限的常规捐纳，却能够保全无穷无尽的政体，这也是淳厚风俗、爱惜人才的一种途径。况且原本就是本省有缺额的官员，即使他们获得实缺非常容易，同僚也不会因此嫉妒他们。像这样全部安排为外补，不占用选缺的名额，对于疏通其他各类选班而言，益处就多了。此外，从府、州官员往下直到佐杂官，事理是相同的，似乎也可以类推斟酌商议。恭敬地附上陈述我的浅见，恳请圣上明察。

译请求饬令议定改调、改选县缺的奏疏

何璟 张兆栋

我们私下接到吏部咨文，称福建省奏请将莆田县选缺改为调缺，钦奉谕旨交议。除了暂停铨选外，应在繁要各缺中改出一个简缺进行互换，待到达之日再行办理等因，我们当即遵照办理。

经查，莆田县知县原定是“冲、烦”二字的中缺，如今却号称难以治理，其原因大约有几点：莆田西北背靠大山，东南濒临大海，纵横都有一百多里，地域之广阔在全省居首。在顺治、康熙年间，还是地广人稀，百余年来人口日益繁盛，村落不断增加，现在已有地狭人稠的担忧，安抚治理实在不易，这是地处偏僻、民众聚集而难以治理的第一点。

莆田县定额征收的粮银六万一千五百余两，屯米一千一百多石，赋税课额最多，近来因为民情疲敝玩忽，依赖历任委员督征，仍难以足额，业主购置产业往往不按规定征收，拖欠累累，习以为常，这是赋税沉重、民众疲敝而难以治理的第二点。

莆田县海口众多，其中以平海、莆禧、湄洲、南日最为重要，几十里外就是深水外洋，轮船可以停泊，平海、南日以及附近的涵江，有的紧靠海边，有的孤悬海岛，近日建设教堂，时常有交涉事件，海船出入又容易藏匿奸人，遇到中外船只遭风搁浅，动不动就趁危抢拾，防护尤其不能片刻迟缓，这是华洋杂处而难以治理的第三点。

莆田县民情好讼，近年尤其严重，他们涉讼必定有把持包揽的人从中渔利，名为“制堂”，大概是取挟制公堂的意思，竟然有双方愿意息讼而制堂不遂其欲就不停止的情况，他们纠众斗殴往往起因于争山争水、追索债务，等到嫌隙已深，联络乡里，分帮抢掠相继发生，又有因诉讼不公而斗殴以泄愤的，制堂仍作为主谋，寻报复攻击不休，查办稍慢就酿成大案，这是争斗纷起而难以治理的第四点。

以上四点都与昔日情形不同，部选人员人地生疏，恐怕不能胜任，我们与藩司、臬司两司悉心熟筹，拟请将兴化府莆田县知改为“冲、烦、疲、难”四字要缺，由外拣选人员调补，这样人缺相宜，治理较有把握，同时将措置较易的南平县调缺改归部选，以便互换。

酌议补署各缺章程奏疏附片

刘锦棠

我们私下认为，为政的关键，重在得人；立法的初始，贵在因地制宜。新疆著名荒瘠，自经历兵火之后，凋敝尤其严重，整顿安抚，都关系紧要。而汉回杂处，语言文字隔阂不通不熟悉当地情况，无从寻求治理之道。所以从前各项差遣，都以随营办事人员择能而任。现在正值设省之初，也应酌立定章。

新疆北路实缺人员，向来由关内调补，以后甘肃人员应允许在新疆酌量委用。拟请凡是甘肃候补人员，曾经引见验看领照到省，以及实职人员，如熟悉边务，调赴新疆差遣，遇到有人地相宜的缺出，准予分别请补请调，不必先行奏请留任。如果留在甘肃尚未引见验看，先经随营当差的，拟即查取履历，分咨部籍，不论正杂，也择人地相宜之缺，准其酌情补用。

现在随营人员中，有分省候选并他省候补的各员，从事多年，对边务也多熟悉，拟请依照变通章程分别奏咨，无论曾否委署过地方，都准留在甘肃、新疆照章补署。如果向来未在营中当差，仍不得一概援引此章以示限制。

至于请补各项员缺，除南路经我们奏准仿照吉林章程由外拣补一次外，北路的添改各缺事同一律，也应先行由外拣补一次，都请在由外拣补一次之后，与北路旧有各缺一样，援引云贵、甘肃变通章程请补，统一等到地方事务大定，再照向例办理，以求统一。

只是新疆各缺例准俸满调升内地，原本是为了鼓励人才，对边缺特别表示优待。现在新设的各厅州县，有距离甘肃七八千里以外的，各该员奉命奔走，不辞劳苦，如果仅靠这二十多个属县作为升调，恐怕鼓励之道有时会用尽，而且这二十多个属县又多瘠苦，尤其不足以广泛激励劝勉。

查新疆北路各缺例限三年、五年分别俸滿，南路路程更远，应请比照办事文员三年期满例，都作为三年俸满，届时由藩司察其在任实心任事，出具考語，详报由抚臣验看，咨送甘肃照例升用。

再，实缺人员例准保送卓异，甘肃知州以上定例六员，教佐二员，乌鲁木齐都統所属同知、通判、杂职，果有实系出色的，也准保荐一员。每届计典，新疆向来由甘肃办理，现在既改置行省，增设郡县，可否放宽酌定额数，分别核办？应请饬令吏部一并议定示覆，以便将来择尤保荐。如果不得其人，宁缺毋滥。倘有庸劣不职的，仍随时查明参劾。这样分别定章，庶几在变通之中，仍寓慎重之意。

再查定例，各省文职官员，除教职外，都回避本省。又例载，省

译距离本籍五百里以内的官缺，应当实行回避制度。新疆虽然向来归甘肃管辖，但两地相距甚远，即便是最近的哈密地区，也距离甘肃三千多里，其南北两路的各城，远的达到四五千里，甚至七八千里不等，车马奔波，极为耗费，这与东南各省水路四通八达、早上出发晚上就能到达的情形完全不同。况且甘肃与新疆两地居民居住距离遥远，也不存在姻亲族党的嫌疑。现在新疆改建为行省，增设道员以下的各官缺，恳请仰求天恩，命令吏部核议，凡是原籍为甘肃的人员，准许其分发到新疆任职，与籍贯在其他省份的人员一样按班次顺序补缺，无需回避。任期届满后，仍由司道详细上报巡抚查验，如果任职期间实心实意、循良有政绩，准许附加考核评语，送交吏部引见，由内部升调至其他省份，这与籍贯在其他省份的人员任期届满调升甘肃的情况，略作变通，似乎可以并行不悖。这些官员距离家乡稍近，民情较易熟悉，即使到省城的盘费，也可以稍微节省。这样一经转变，对于边疆地区的吏治不无裨益。

译恭敬地陈述个人浅见疏 光绪十三年 山西巡抚刚毅

私下臣接到吏部咨文，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上谕：“近来各督抚往往将特旨简放以及由部选补的各员奏请留省等因”，钦此。咨文传到山西，仰见皇上澄清官制、剔除积弊的深意。

伏思特旨简放的人员，有的因为年老，有的因为功勋声望，有的在中央各部院勤勉效力，有的在外地政绩卓著、循良守法。我皇上为地方选择人才，权衡极为恰当，如果竟然借词留省，或委派代理其他缺额，实在不是体恤国家、激励人才的做法。

此后遇到奉旨简放的人员，自然应当严格遵守定制，立即令其赴任，以重视职守。

至于部选州县各员，大半刚入仕途，未曾担任过治理百姓的职务，选拔途径既广，人员素质不齐，其中才识素来具备、有志上进的人，固然不少，但庸碌拘谨、疏于吏治的人，也确实不少。

人才既有长短，地方又有难易，让长才屈就下邑，则难以尽其所能；将要地交给庸才，则必然辜负职责。

吏部大臣总掌铨选，只能按照资格拟注，凭签掣缺，无法预先估计人与地的匹配情况。

倘若让未经历练的人员，突然担任冲要之职，即使才具稍优，势必要借助幕友丁胥之手，以致滋生奸弊。

等到劣迹昭著，才予以撤职参劾，而公事的废弛、地方的危害，已经不可胜言。

为官理政，庶务纷纭，容有学习而难免偶尔失误的人，断没有不学不习反而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人。

与其在负乘之后参劾，而补救无及，不如在未到任之前预先教导，而保全实多。

因此臣历任各省，必定以开馆课吏为第一要务，每天传集在省候补及部选初到的各员，分班到馆，以忠爱教导他们，以清勤勉励他们，凡是居官办事的方法，到任交接的规矩，命盗案件如何审理，保甲社仓如何劝导办理，正杂钱粮如何征催，书役家丁 how 约束，讼师土棍如何惩创，一切漏洞弊病如何革除，无不反复讲明，使他们逐渐领悟。

臣又偶尔举一案让他们判断，故意问一个问题让他们裁答，指一事让他们条陈，虚设一语让他们剖析，而又编集《牧令须知》《秋谳辑要等书刊印发给他们，让他们寻绎以辅助口头讲解之不足。

因此年来课吏馆中各员履历，一经补授，无不感发勤勉。

蒸蒸日上之势可见，想要整顿地方，必先培植人才；想要培植人才，必先讲习吏治。

固不可以让不谙吏治的人员轻于尝试。

臣愚以为，实缺必须令其到任，所以重视选政、激励人才；而到任必先学习，即以培植人才来弥补选政的不足，而善后。

私下查我朝新选进士曾有观政三个月的先例，雍正年间云贵督臣鄂尔泰等人曾有分省人员先派藩臬道府衙门学习的奏折。

臣拟参酌仿照，请旨饬令吏部明定章程，通行各省督抚。

除特简人员立即饬令赴任外，其部选州县各员，无论何种出身，到省后均先交藩臬道府各官衙，限三个月，令将地方应办一切事宜悉心学习

一旦期限届满，即令饬赴本任。

如此略为变通，在实缺人员不过是到任稍迟三个月，而于人地两有裨益。

臣为慎重地方、造就人才起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陈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八 吏政三官制 汰冗员议 冯桂芬

《周礼》设官分职，郑玄注说各有所职而百事举，有是官始能举事，无是官即不能举事，而后是官不可废，不然者皆冗余人员也。

国家多一冗余人员，不仅多一个耗费廪禄的人，就是多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人，甚至多一个败坏国事的人，又何必设立这个累民累国的职位呢！

现在的冗余人员多了，不在小处冗余，而在大处冗余；不在闲散处冗余，而在要害处冗余；不在一二人冗余，而在十百人冗余。

试详细说说：一是漕运衙门，南漕三百余万石罢了，那些富商大贾挟带数百万资金，运到数千里之外，翻山越岭，艰难险阻，有数倍于运道的，曾经不借助尺寸之势，什伍之卫，而不担心不达，何况煌煌然天庾正供呢？

如果没有漕督以下各官，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莫非王臣，将袖手听其不达吗？

朝廷之力难道不如富商大贾吗？

天下有非常大事而于理不可通的，此类是也。

现在制度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掌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吗？

考察其职责，不知何所为也。

考漕营始于明隆庆年间，漕抚方廉为备倭患而设置，厥后因而不删，久乃忘其所自始

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将约束水手吗？

万艘绵延千百里，鞭长莫及，将儆备不虞吗？

不足以当胠箧探囊之盗，何况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

然而耗费国帑，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