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七

译罢了，莫非国家征收利息，本来就是周公的典制吗？回答说：赊贷之法，见于《春秋传》，当时宋国的罕氏、齐国的陈氏尚且能够实行，难道一定不收取利息吗？只是《泉府》篇所说的，只是因为祭祀、丧葬等事务缺乏资金，暂时予以赊借，以劳役来偿还，并且又说：“凡是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物，都从这里获取。”意思是货物收入泉府，使用者从泉府支取，并非说从赊借的利息中获取。《周官》的本经，其义理非常清晰。熙宁年间借贷收息之法，推行于全国，贫富各户每年都有固定的例规，这不过是谋取利益的手段罢了，怎能援引《周官》来自我辩解呢？宋代时的奏议，有的只说民间情况，哪里知道《周礼》？有的只说古今情况不同，可惜没有在经文中加以剖析。有人说：泉府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的货物，以等待不时之需而购买，管仲、李悝也有收敛、散发、买入、卖出粮食的方法，古代都实行过；后世有的不实行，有的实行却导致弊端，为什么呢？回答说：没有仁爱百姓之心，而是怀着私利相互交往，法律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泉府之法幸好没有实行，不然的话，泉府说货物滞销就收购，后世必定不是货物滞销也去收购了。泉府说等待不时之需而购买，后世必定会规定固定的时间，强制摊派分配了。管仲、李悝的方法，买入卖出、收敛散发，只在粮食太贱损害农民、粮食太贵损害百姓的时候实行。观察时弊而实行非常之法。法律有可以暂时实行的，不应该执定为固定不变而一概施行。后世实行这种手段的人，定为每年的例规：买入不在粮食便宜的时候，卖出不 在粮食贵的时候。买入时压低价格，卖出时抬高价格，存有商贾的心思，却居于官吏的高位。凭借官吏的高位夺取商贾的营生，百姓畏惧商贾的贪婪刻薄，就会远离他们罢了。对于官吏无法远离，那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译拟筹积贮书代作

管同

臣听说，京师是天下的大根本；积贮是国家的大事务。如今全国运送粮草，每年运抵京师，按理京仓所积存的粮食，多则足以储备数十年，少也应当支撑数年。但据臣所了解，不过仅仅支撑一年罢了，臣对此深感惊骇。《礼记》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危急。”以国家的全盛局面，积贮却只有这样，假如不幸东南地区发生水旱灾害，漕运无法接续；或者淮、徐、兖、济一带出现像王伦那样的大盗，阻断道路，使粮食无法到达；或者京城周边仓促发生变故，用粮量加倍于平时，这三种情况只要出现一种，即使有范蠡、白圭那样的善于计算的人，也不知道计策从何出发了。况且一个州县的大地方，仓库空虚，那么事情到来就无法办理，何况是辉煌的帝都，宗庙和皇帝车驾所在的地方呢？以国家的威严，皇上的仁圣，刚才所说的三种祸患，固然万万不会发生。然而防患于未然，是形势所要求的；祸患已经到来再去应对，是形势所不允许的。这是臣之所以大为忧虑的原因。臣私下认为，国家富强，根本超过前代，在乾隆年间，每年京仓的粮食，陈粮旧粮堆积，按数量计算，大约可以支撑二十多年。乾隆去世到现在时间并不远，加上数十年内没有缺少一个州，没有削减一个县，没有增加一个官员，没有增添一个士兵，为什么过去储备二十多年还有余，现在却仅仅支撑一年都不够呢？议论的人都说，近年来苗民叛贼相继起事，水旱灾害偶尔发生，高宗皇帝屡次施行免除赋税的恩惠，皇上多次颁布停止征收的仁政，因此积贮亏损，不能恢复旧观。臣认为这固然如此，但还不尽然。查考京仓所发放的米，一是官员俸禄，二是军队粮饷，这两项占漕运粮食不过十分之六。其中一项是供养工匠，每年赐予的粮食，名叫匠米。匠米在当时占京城粮食的百分之一，现在人数比从前增加百倍，而匠米占京仓粮食的十分之一了。另一项，国家定鼎之初，宗室封亲王的有六位：豫、睿、礼、郑、肃、庄；封郡王的有两位：顺承、克勤。世宗皇帝的弟弟，封亲王的有一位：怡贤。这九位王爷都是世袭罔替。七位亲王的世子世代封亲王，其他儿子则封镇国将军；两位郡王的世子世代封郡王，其他儿子也封镇国将军。凡是镇国将军的儿子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的儿子封奉恩将军。凡是亲王俸禄一万斛，郡王五千斛，公爵一千斛，依次递减。合起来名叫恩米。九王初封时，他们的子孙不过数人，后来繁衍越来越多，到现在枝繁叶茂，大约人数已经比从前增加数倍了。而国家封爵赐米，必定一一按照他们的人数，所以国初恩米占京仓不过百分之一，现在却不只十分之三、四了。以漕运粮食十分计算，官俸兵粮占去六分，匠米占去一分，恩米占去三四分，因此一年的漕粮，仅够一年的使用。漕粮一旦不足，就必然抽取旧有的积蓄，旧的日益减少而新的没有盈余，那么京仓的粮食日益减少空虚，二十年就与从前发生巨大变化，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国家之大，所依赖办事的是官员，所依赖抵御祸患的是士兵，官俸兵粮，势必不可减少，而我朝对于满族士兵人人供养，自乾隆时起议论的人已经担忧，只是没有好的计策罢了。至于工匠则情况不同了。《周礼》说：“供给粮食要符合所做的事”，又说：“考核弓弩制作的好坏来决定饮食的等级”，那么古代的工匠饮食符合他们所做的事，起初没有白白供养的时候，现在的工匠没有事情却吃饭的人，大概太多了。为今天考虑，不如裁汰遣散，只留下首领若干人，等到有兴建工程，然后及时招募，计算他们的工效而赐予饮食，这样下面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上面没有白白浪费的赏赐，而所谓的匠米就可以像从前那样减少了。九王的子孙爵禄丰厚，这自然是国家追念前功，恩德极厚。但臣听说，亲爱亲属要有等差，尊重贤者要有等级，以人臣的后代与皇上的兄弟、皇子同封，酬谢功勋已经到极点了，而其他子孙又人人都享受王公的俸禄，那么对待他们不是过于优厚了吗？国家享有亿万年的国运，诸王的子孙日益增多，海内物力必定有不充足的时候，人臣与国家同休戚，君主匮乏而私家丰盈，诸王的灵魂，恐怕在地下也不安宁吧。为今天考虑，爵位仍然保留，俸禄则减少，那些人如果确实才贤，自然可以为国家担任官职，另外接受在官的俸禄，而愚笨不肖的人不能滥受厚赐，这样宗室都知道奋勉努力，而所谓的恩米就可以像从前那样减少了。匠米恩米像从前那样减少，那么京仓所积存的粮食每年就有剩余，按数量计算，大约三年就可以剩余一年的粮食，九年就可以剩余三年的粮食，那么不出十年京仓的积贮就多了。议论的人或许说匠米可以减少，减少恩米恐怕不是圣明时代所应该做的，臣请求有理由来反驳。从前周朝初年，大封同姓，而武王的五个叔父却没有官职，何况他们的子孙，难道容许不辨别贤与不贤，而一概给予王公的俸禄吗？宋朝宰相王安石议论减少宗室恩例，宗室窥伺他外出，在马前喧哗，王安石厉声斥责说：“祖先亲尽就迁出宗庙，何况你们这些人？”于是无话可说而退去。这话多么好啊！不能因为是人就废弃。臣

译我认为这件事可行，有五种好处：京城储备的粮食有余，这是第一利；工匠百姓分散到民间，京城附近的粮食价格低廉，这是第二利；各位王公的子孙不骄奢懒惰，这是第三利；储备的粮食有余，就可以直接停止漕运一两年，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大力整治河工，这是第四利；旗人兵丁只供给坐粮，那么所谓的帮费就可以节省，而州县的亏空也能弥补了，这是第五利。改变一件事而兴起五种好处，补救的谋划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兴修水利、商议屯田、裁减满兵粮额，这些事体重大，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行的，臣现在不敢议论。

译关于在京师办理积谷的奏片

沈葆桢

部臣之所以对河运如此念念不忘，原本是因为考虑到海上如果发生警急，保留这一条运输通道，还可以作为临时转运漕粮的凭借，其用意是非常深远的。臣认为，事情期望能够成功，那么议论就不嫌详尽。运河纵贯南北两千多里，其向东距离海边都只有二三百里。说海上的战事正激烈，而沿海地区都能安然无事，并没有看到确实的把握。即使地方官员镇抚有方，纤毫不动，以十万石米来计算，经过九个月才能到达，这对京师军粮的补给又能有多少帮助呢？未雨绸缪，似乎非储备谷物不可。米存放超过三年就会腐朽，不足以食用，而谷物晒干、扬净后入仓，可以保存五十年。臣守卫广信时，看到上饶县仓库中储存的谷物，是嘉庆年间的旧物。等到同治元年，臣奉命巡抚江西，因为浙江军营采购，导致广信米价突然上涨。臣发放仓库中的谷物平价出售数万石，一天就卖完了，所碾出的米颜色稍显暗淡罢了，质地却和原来一样。蒸熟成饭，每升比新米还能多出半升。这储存谷物耐久，是臣亲眼所见，因此确信不疑。如果真能由兵部谨慎选派贤能官员，在天津设立机构收购，利益所在，人们就会像追逐猎物一样前往，商船必定闻风赶来。逐年陆续积累，谷物数量虽然不大，但得到一尺就是一尺，得到一寸就是一寸，支撑十年军粮的效果，不难逐渐实现。登记在册可以查考，人心就有大的依靠。偶尔遇到歉收年份，推陈出新，与民间平价交易，投机商无法施展囤积居奇的伎俩，贫民受到的恩惠就没有穷尽。比起耗费无数国库资金去治理不一定能成功的河道，筹划不一定能畅通的运输，其中的得失一定有能辨别的人。

酌议整顿仓务章程疏，光绪十一年

兴廉 游百川

本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交出本日当面奉到的谕旨：给事中洪良品奏报仓务积弊深重，请命令整顿一折。仓务积弊已深，应当立即清除。该给事中所陈述的各条意见，着仓场侍郎仔细斟酌核实，妥善商议后上奏。钦此，并将原奏抄送前来。臣等私下认为，仓储积弊日久且深，急切要求整顿，必须先探究导致弊端的根源。没有不知道弊端所在而空谈整顿的。臣等自从任职以来，随时随地，无不兢兢业业以去除弊端为心。有的因时制宜，逐渐收到实效；有的积重难返，骤然难以全部清除。谨就该给事中所陈述的各条意见，明确辨别其是否可行，并就臣等思虑所及，详细陈述，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禀报。原奏说各仓偷漏是因为封锁不严，查核存米的各仓廒，历经臣等在漕粮运完后发给长封，严密封固。那些没有发放完毕的零散仓廒，按规定由都统、御史封识。然而每年大雨时节，监督按规定可以启封查看，以免米石因渗漏受潮。又新收的米难免因热气回潮，该监督也应当查看并分仓挑晾。历来办理的章程就是这样。严密的关防，固然是慎重仓储的重要事项。然而查核从前仓廒亏空的各案，动辄成千上万，如果说偷漏的弊端在于封锁与否，实在不完全如此。如果像该给事中所议，各仓钥匙或者存放在仓场侍郎处，或者存放在查仓御史处收管。查收发放米石的早晚没有定数。臣等从春到夏再到秋，远驻通州各仓，分别隶属都城内外，与查仓御史住址远近不同，随时去请钥匙，不但往返耽误时间，而且恐怕诸多牵制，实在不便。拟请仍然照常责成轮班值宿的监督一手收管，由臣等严令监督在收放之际，逐日亲自封锁，不得假手于花户。如果有不遵守定例封锁，或者挑晾查看不向臣衙门报明的，就由臣等查办参奏，这样事情就没有推卸，责任有所归属了。又原奏说土米存仓容易引发搀和的弊端，查核各仓发放土米很久没有查办。这是因为从前全漕不下四百万石，仓储的米陈陈相因，所以有分年粜变土米的例子。自从减漕折征以后，收数只有三分之一，虽然有土米而不能发放的，一是因为收仓年份不久，随即支放，按规定不准揭除气头廒底；二是恐怕仓役借机夹带好米出卖，所以三十年来未经举办。然而米质已经变坏的，按规定不准揭除，各旗不肯关领，历年已久，积累越来越多，损伤折耗实在是各仓的大累赘。臣等只有严令监督查看各仓，对现在收存的米勤加挑晾，不让稍有霉变，这样米色不至于明显有差错，而搀和的情弊可以期望逐渐消除。又原奏验米色以核收数一条，据称近来入仓的米听说途中有泼水搀沙等弊端，以及每石短少一二升等语。查核各省运往通州的米石，臣等亲临查验，必须干洁才准许斛收起运，其由通州到桥派委员弁节节防查，至由桥运仓也有武弁押送，哪里来的搀和情事？或者有起运之际骤然遇雨的，也必定札饬该监督在仓风晾干燥，再行入廒。其米袋到仓按规定准许抽掣，如有短少归于车户名下应赔，对仓储实收并没有损失。原奏所称搀和短少，或许是传闻有误。至于放米之时，御史按规定可以在仓稽查，应由臣等通饬监督，每逢收米之日先行报明御史，以便临仓查察，并如该给事中所拟各仓支应收放人

译都应当将已经校正好的内容整齐地汇集起来，不得稍有拖延，以免耽误大事。

译又关于原奏中估算修缮粮仓廒座的一条，经查京城各粮仓，自光绪元年择要兴修以来，那些未经修理的廒座，确实如该给事中所奏，现有坍塌日益严重的情况。此前臣等曾咨会工部查勘，随后工部复称，虽有应当修缮的工程，但经费短缺，暂拟延缓修缮等语。既然该给事中指陈此事，臣等自应严令各仓监督，查看应当修缮的廒座，分别轻重情况，据实详细呈明，由臣等依照以往办过的成例，筹款奏明兴修，总期望工程归于实用，国库银两不虚耗。至于如何办理才能做到核实，臣等另行附片奏请，等候圣旨遵行。

又关于原奏中严厉制约防范以驾驭花户，详细考察以考核监督的内容。查各仓花户，有头役和散役，额定设置虽有定数，但实际人数多寡不同。散役等人，无非是着名花户所援引，不是他们的亲戚党羽，就是他们的朋友，总属于串通一气。该给事中请求令花户分廒管领，意思是各有责任，但有无弊病，仍不能跳出花户的圈套。所议之法，恐怕未必得力。这些花户的好坏，视监督的优劣而转移。如果监督得人，则整个粮仓可以指望治理好；如果不得人，则各项事务逐渐废弛。其中情由，长久以来已在圣明的洞察之中。臣等对所属各员秘密体察，遇到庸劣不称职者，立即撤回；才能可以造就者，勤加训勉。那些办事勤慎的官员，无不按照章程奏请留任或保荐。因此监督的劝勉与惩戒，已经极其详慎。估计只有随时严令，切实防范维持，以期仓务日渐好转。并请求命令户部，转行各衙门在保送仓差时，慎重选拔明干廉正的官员，这样有了治理的人才，才会有治理的法度。

总之，仓廒的隐患在于亏短，亏短的情弊在于偷漏，而偷漏的原因，有出于私人的，有迫于官方的。先前听说匪徒私自偷窃，并不从廒门出入，名叫“掉扇”，盗取米数十百石，这还是暗中偷窃。最严重的，实在是由不肖的监督与违法的花户勾结串通，私自开放黑档。这种弊病花户不能自作，没有监督不知情的。臣等到任后，时刻严防，监督中有平时行为不谨、声名平常者，不等到显有劣迹，就立即撤任，咨回原衙门当差，计算已有六七员名。现在各仓监督似乎都有警畏之心，不敢妄为。臣等仍然时时严密访查，不敢稍有疏忽懈怠。这种出于私人的弊病，防范务必穷尽。

那种迫于官方的弊病，按例充当花户，都是殷实良善的平民。相沿既久，则良善者极少，而作弊又并非没有原因。查定例各旗发放甲米，先尽存仓较陈的米，书写廒名，共同抓阄抽取。听说近年关领甲米时，往往不按抓阄的廒仓挑拣，偶尔有人拦阻，就鞭打立下。监督稍涉庸懦，通常畏惧躲避，直等到花户向跟随人等私自用使费说合，才把事情办完。而运往内务府交米，也不免需索抑勒。花户的钱，从哪里出？无非取自米石。这就是迫于官方的弊病。然而这种弊风，花户隐忍而不敢言，监督畏惧而不敢禀。事情暧昧，弊窦实在难以立即清除。相应请求圣旨严令各该衙门，此后领米务必遵照定例，按抓阄抽取廒座支领。倘若米质霉变不堪食用，准许各旗据实纠举参奏。如果米质尚好，也不得任意挑剔，藉端讹索。这样抓阄廒仓的成法，不再被视为具文。臣等如果听说该仓不认真办理有前项情弊，监督就立即撤职参奏，花户就从重治罪。这是澄清治理本源，切实请求整顿的愚虑。

奏指定拨款及时买谷还仓疏，光绪五年

山西巡抚曾国荃

臣私下恭敬奉到谕旨，从部库拨银二百万两，山东等省拨银三十三万两，等到陆续领到后，就将抚恤善后各项大事，督饬各属认真筹办，务必使实惠惠及百姓等因。钦此，当即率领全省官绅士民叩谢天恩，并一方面委派官员赴京请领部款，一方面分别咨文山东、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各督抚迅速筹办接济，大约估计本年秋冬之间应当可以陆续解到。伏想善后事宜头绪纷烦，就像清查荒地、发给耕牛、散布种子、招徕开垦，均非有人有财不能兴起办理。幸赖各省批解尾捐银两略微分润点缀，粗有眉目。只有填还仓谷实为通省经费的大宗，尤为目前切迫的急务。查晋省九郡十州所设常平仓谷百余万石，自光绪三年遭遇奇荒，外省转运的米一时骤难入境，全仗本地仓谷先解眉急。等到仓谷放尽，于是南漕、东漕络绎不绝而来。所以论赈务兴起之后，则以外来粮米为本省活命之源；而在赈务初兴之时，则以本地仓谷为灾民托命之所。大概临时转运粮食到境内，既嫌路远费多，不如事先储谷于仓廒，可以移缓就急。本年六月间，臣奏请将晋省出借仓谷的实际欠款在民间者，

译不论积欠多年的还是近年的，恳请皇恩一律豁免，已奉旨允准在案。值此遭受严重灾荒之后，即便不能将这项应补的仓谷向民间捐募升斗来储备，但仓库长期空虚，万一突然遭遇水旱偏灾，百姓将更加失去依靠。因此想到国库款项极其重要，想要杜绝虚耗浪费的弊端，必须追求实际的功效。此次奉拨五十万两，自然应当遵照谕旨，选择那些切实惠及百姓的事项认真筹办，才不辜负圣朝仁爱养育万物的深厚意旨。只是山西全省遭受三年奇灾，库藏空荡如洗，八旗和绿营兵饷、州县办公经费，每逢万分紧急之时，不得不从赈灾捐项中调剂补充。现在正值善后急需资金，没有点石成金的方法，又不得不议定将省库所收两季赋税的零散数目陆续拨还赈灾库。臣与善后局司道官员仔细商议，必须设法再凑集五十万两，加上部里拨付的五十万两，共凑成百万两，专门用于买谷填仓，无论何项紧要支出，一经奏定此案，不许挪移分毫。又担心同时采购会导致物价飞涨、商人囤积居奇，妨害百姓饮食，仍命令察看境外丰收歉收的情况，分批次逐步采购。现在藩司葆亨已发文命令各州县修缮仓库，随时将谷价高低及来源多少，每十天禀报一次，以便由藩司酌情发放银两买谷填还，总期望仓库谷储能够逐渐充实，粮价不至于高涨，以仰副我圣主抚恤灾区、关怀有加的深厚意旨。再查原定额仓谷一百多万石，现在仅用百万两买补，尚难齐全，应当等到年成丰收，限定三年内筹买足额。

译奏请查明存款银两悉数建仓积谷的奏疏，光绪八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臣私下认为，山西善后事宜，头绪错杂，款项纠纷，突然难以清理。臣到任后，考察旧日文书，缺失遗漏很多，多次命令司局详细开列报告。臣按款项核对稽查，现在经查明，有所谓善后节省这一款项，数额很大，询问来源，大致有六项：一、报销既已结束，如运局原领经费缴回的款项；一、四川捐局应支的局费，一并解送山西的款项；一、天津补解捐项尾零以及津贴斛费的款项；一、各省解送款项长出余平的款项；一、各州县缴回原领牛马价的款项；一、蒙古捐马变价、运粮口袋变价的款项。总计共银二十二万八千余两。以上各款，有的专款尚存，有的因事借支动用。现在命令局员分别查核，得出此数，均在光绪六年善后报销第二案奏报的司库所存积欠善后正款之外。这些官员原本打算等善后用款完毕，再行归案附报。现在经善后局司道查明详细报告前来。臣认为此项存款，虽是辗转节省而来，但追溯其来源，当初确实都是为了周济体恤山西百姓而来，今日应当用于补助山西百姓。查山西素来患谷缺，仰赖关中和洛阳的粮食，经传所载，与今日情势没有不同。固本之计，没有比积谷更好的；积谷之道，没有比多储备且专一更好的。聚集于一处，则稽查能得实；储备得多，则能抵御大患。山西各州县仓谷，虽经曾国荃拨款买补，现在总计只买到七成，分散零碎，仅够备一区之需，对全局无益，仍然非有大宗积储不可。阎敬铭经过太原时，与臣谆切地说过。考察古事，汉代在成皋设置敖仓，隋代在卫州设置黎阳仓，唐代在巩县设置洛口仓，在三门设置集津仓，都是在适中的水边储备丰饶，以备有事时取用无穷，转运便利。山西产谷的地区，没有比边外萨拉齐厅所属的包头镇更好的，那里濒临黄河，商贾云集，边地谷物汇聚于此，其价格常比内地便宜十分之五。顺黄河而下千一百里到达碛口，碛口是汾州府通判所治之地，向东距离汾州陆路二百八十里，向南到蒲州中径龙王赸起剥换船共水路千里。只是包头进入内地河无大船，受载有限，运费不轻。现在打算派员在包头设局，看谷贱时收买存仓，看谷贵时以船运至碛口。计算卖谷一石，可运三石。碛口百姓多垒石为窑居住，米商就以此屯粮，最为稳固。打算在碛口多建石仓以储存，谷盈满于仓即行封锢，可无侵盗的忧虑。即交给碛口通判典守，并拨派附近弁兵防卫。只是此项谷多款钜，得人为难。而且急买则价涨，久驻则费多。查调署大同镇总兵的张树屏，年来统军常驻包头，军纪整肃，甚得吏民之心。该镇廉洁正直密实，勇于任事。本年四月以来，省臣与往复议论，知其胸有谋略。议及此举，规划井然。打算派明干之员前赴包头，会同该镇考察情况办理。大端责成该镇臣，决断其必无侵蚀浮冒的弊端。该镇所部将校足供任使而有剩余，可省局员费无数。而且以静待动，收买发运，因时而操纵，见可行则行，知难则止。期望两年，当可集事。有此高廪广储万一山西遇有急需，东由汾平可达省城，南下蒲津可及边鄙，又何至于救朝饥而籴数千里之遥，运一石需数十钟之费，糜费钱财旷废时日，致误事机呢！此策发之于阎敬铭，而赞之于张张树屏。该两臣，一为老成持重更事之论，一为熟悉边事之人，言而有据，理当不错。臣愚以为备豫之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且使巨款安置得宜，此时不致虚悬，而将来可以收大用。统等善后正款用竣，一并汇案报销。

奏各属捐建社仓已有成数的奏疏，光绪八年。

冯誉骥

臣私下认为，积储之法，自管仲、贾谊以后，论述很多了。至宋代儒者朱子，本隋长孙平义仓之制设立社仓，行之十四年而条目才完备。议论此事，认为其要点在地近人人习其事，在城之专为备不如在乡之多所备制，没有比这更好的。后世时地异宜，因其制而变通，本其意而推衍，庶合足食之常经，即为救荒之良策。臣前供职京师，习闻光绪三四年间陕西旱荒，赈谷多购于外省。等到五年蒙恩简授巡抚，于陛辞时就陈明，力筹积谷备荒之略。六月二月履任后，勤勉两年，始于积谷建仓，一律就绪。所以很久没有具奏，良以其事本欲便民，而易于扰民必有实心以贯彻乎事之始终，一切委曲繁琐，剂合其宜，而又以实力持之俾弊端胥剔，成效渐臻，庶几稍可自信否？或浮骛虚名率开虚数粗疏粉饰，非

译这是我敢安心的原因。我之前查访陕西各府的仓粮，因为赈济事务已经结束，灾民流离失所之后，百姓家中缺乏储备，当地都是高原大陆，土壤贫瘠缺乏滋润，每逢干旱就会造成灾荒歉收，所以设置仓储比别的省份更为紧迫。幸好这一年夏粮丰收，容易推行，经过我斟酌制定简易章程，行文通令各府遵照办理。

方法就是谕令富户多捐，中户少捐，贫户免捐，不准按粮按亩摊派，以免引发苛刻勒索。所有粮种，无论稻、粟、麦、豆，随其土地所产，都允许捐交。捐粮数量多少，都暂时存放在各乡附近的公所，其收支都由公正殷实的乡绅耆老管理，不准假手于吏胥，仍责成地方官年终盘点查验一次，以便相互稽查。

各府若有局部受灾的，受灾各村都令扣除不捐，仍根据受灾轻重，在附近所存的积谷中酌情拨发口粮接济。这样实行了一年，乡绅百姓乐于遵从，各府颇有捐粮积蓄。因为富人稍微减少酒食宴会的开销，就是预先为邻里乡亲提供帮助；穷人仍能自谋衣食，不被酒浆所困，那么损有余补不足就均衡了。水乡多有稻田之利，菜园有豆菽之饶，那么取用携带就很方便。没有分散的祸患，而人们得以安心；没有转运的劳苦，而人们得以省力，那么私下的打算都便利了。

乡绅百姓自己管理，可以避免贪吏的侵吞，官府相互稽查也是地方的责任，那么公义更加彰显。灾年借此散发粮食，丰年仍继续捐输，用一乡的粮食救济一乡的众人，用数年的积蓄挽救一年的荒年，不急于追求数量的多，而期望于积累；不骤然希望见效快，而要求长久。这是我举办积储之初，考虑周全的地方。

只是有粮食而不筹划存放地点，那么潮湿变质可担忧；有地点而不因地制宜，那么取用供给难满足。所以劝捐必须建仓，建仓必须崇尚社仓。查访陕西各府，往年间有社仓廒舍，全被捻军和回民匪徒焚毁无存，随即命令在七年续捐积粮项下拿出三成变价，由该乡绅适中择地，各就人口聚集、有堡寨可守之处，或新建义仓，购置粮石。

六七两年九十一厅州县共捐存京斗稻、粟、麦、豆八十万六千石有余，计修建社仓一千六百余处，由布政司委派官员分头查验结报，确系实储在仓，并没有虚报舞弊的情况。六七两年各府遭受冰雹、水灾的各村庄穷苦百姓大小人口，都得以拨发口粮，乡绅百姓更加乐于仓储有益。

本年夏收中等丰收，仍愿意输纳，一旦捐粮数量较丰，缓急稍有依靠，来年自然可以暂停，使得百姓得以休息。等到社仓普遍设立，百姓不认为这是官方的事，而直接认为是自家的事，而且不藏于家室之私，而藏于邻里社公之公，其弊端容易消除，其效果也容易显现。

我仍出示劝行节俭，禁止奢华，各自在家中储存余粮，以防匮乏。至于纳借放典、守晒晾等事宜，并命令各厅州县传谕乡绅耆老，各就当地风俗适宜妥议奏报，我仍仔细厘定，分令照行，使得经久适用，以期合乎朱子社仓事目的遗意。因为通行的章程宜简，才没有烦扰的担忧；分立的条款宜详，才没有遗漏的祸患。

由此储蓄逐年增加，规划随时逐渐扩大，仓廪充实而礼义兴起，掠夺的祸患潜消，仁让的风气渐起，以期仰副圣主惠保无疆、增厚民生、端正德行的意旨，这是我应当次第经营而不敢自我局限的。

译胡林翼

我个人的意见是，天下形势的关键，除了目前武昌省城应当储备粮食以备城防之外，最重要的地方莫过于荆州和襄阳，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舍弃一成厘金，而期望为襄阳储备三年用粮的原因。仔细审阅清单，酌情拟定的各条建议都有可取之处，也有令人怀疑的地方。只是所拟定的“广仁仓存粮议定由知府一手经理，应列入交接手续以垂永久”这一条。查考历来常平仓的粮食一旦列入交接手续，就会经年累月地盘查无期，甚至历经几任官员、耗时十几年，事情仍然搁置不办的情况比比皆是。现在正值制定法规之初，固然不敢沿袭这种恶习，然而防止弊端应从细微处着手，自然应当责成负责管理的知府，在交接卸任时专案移交，由继任官员在十日内盘收并结报，如有亏缺短少，责成主管官员赔偿补足，不得推诿给经手办事的书吏差役，导致没有盘量费用的着落，就由前任官员认捐以免推诿。又所拟定的“广仁仓应委派官员经理，签派差役和书吏看管”这一条。查考委派官员和书吏差役既然分别酌情给予薪水，责成专门管理，就有主守的责任，如果有偷漏等情况，应先责令知府赔偿缴纳，再在经手官吏名下追缴，仍按照监守自盗的律令定罪，这样才能使人触目惊心，不敢故意犯法。关于捐给经费这一节，也应当酌情减少以期有常。又酌情拟定的“广仁仓存粮宜仿照州县常平等仓由陈粮换新粮以免日久霉烂”这一条。查考陈粮换新粮流弊极大，这种方法在民间实行尚且多有弊端，其他就不必多说了。因为粮食一旦出仓，权力就掌握在经手的人手中，试问经手的人果真都是公正殷实的人吗？恐怕有出无入，将点点滴滴积累的粮食，白白托付给假公济私的人，由因循苟且而逐渐形成侵蚀，法令也有穷尽的时候，这一条断不可行，应不必再议。又酌情拟定的“出售仓粮应直接在本地出售”这一条。查考发放典当生息名为留备买粮还仓之用，恐怕等到买粮之时，地方官已借口急需全数提用。楚省发放典当生息的款项何止亿万，此时全归乌有，就是明证，这一节也无须再议。又酌情拟定的“采购仓粮宜选派公正的乡绅耆老承办，不准假手于官吏差役书吏”这一条。查考新设四廒储粮约三万石，以丰年价值计算，每仓石需钱八九百文，大约计需钱二万六七千串，储粮越多，管理越难，即使将来交接盘量，也需要很多时日，不如定下限制，准以一万石为率。那一成厘金，除买足一万石粮食外，仍全部充作军饷，解送省城，不准该道府扣留分文，以免虚耗。再此案专为城防御侮起见，应归总督、巡抚、藩司、臬司、襄阳道衙门稽查支放。如何明定章程，互相稽核，以杜绝侵蚀之处，请两司逐条确切核实妥善商议。

庄庆椿

皇上即位第二年，江南平定。在此之前，曾文正公正率领军队南下，奏请减少吴中地区的赋税额度，皇帝下诏减少十分之三。因为江南遭受战乱几十年，让死伤殆尽的百姓，从水火中救出登上安席，这如同天恩，所以为我们百姓考虑得极为深远。五年后，丰顺丁公来吴地巡抚，条陈议定积谷章程，下达所属州县全部实行。凡是田亩一亩带征粮食一升，所在地方建仓储存，以备水旱不时之灾。因为我们吴地既是财赋最重的地区，然而民俗不节制用度，农夫没有终年的积蓄，一遇到歉收年份，弱者等待死亡，强者横行霸道，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大吏深切体察民间疾苦而预先为之准备，又如此周到。但是收复之后，江震漕粮征收没有仓库，百姓的输纳都以钱计算，所以亩征积谷所存的也是钱而已。后来治理我们县的人，徐侯致和又捐出廉俸钱一千六百缗，存下买粮。后来的人沿袭他的做法，积累湖丝以及市场贩籴，创设积谷捐，五年又得到钱二万缗。现在县令李君庆云既已在城中建仓，将要买粮储存，于是考虑到震泽镇距离县城远，又在慈云塔院的隙地分建一仓，共有房屋若干楹，动工于癸酉年春三月，落成于闰六月，共用钱五千多缗。至此粮食才有仓库，可以防备水旱等待赈济发放，这是治理我们县的人对百姓大有恩德啊。我是部下的百姓，年老了，不仅庆幸两仓建成。查考乾隆年间沈先生彤所编纂的县志，记载常平仓一例，谷仓一座，社仓三座，常平例谷两座仓都在城北门内，社仓一座在城内，一座在平望镇，一座就在震泽镇，这是修志时所存的。现在距离沈先生仅一百多年，粤贼未乱时已没有所谓的常平社仓，人们只知道漕粮征收有仓库，现在则并没有了。道光三年及二十九年，我们吴地都发大水，那时赈济发放的资金都聚集于富户的捐输，遭受战乱以后，物力人情又不再是昔日的盛况，所以设置这座仓库尤其不容停止。凭借朝廷休养生息的仁政，大吏忧民在心的念头，治理我们县的人又都视民如子，不惜分出他们的盈余，推行法外之仁来惠及我们百姓，犹如父母不乐于自己饱暖而非常担忧子女饥寒，县里的士人应当如何仰体盛心以规划久远，不要让中途废止。

译难道是不作为的人吗！我又想到，这粮仓正是为了替百姓防备水旱灾害而设立的。而国家规定的正税供给，是米，不是钱。漕运征收钱币，是权宜之计，并非常法。在当今百废待兴的时候，旧有的制度尤其不可不恢复。这是我尤其希望告知当权者的。李侯，是湖北监利人，起初在江西做县令，有能干的名声。来到苏州后，奉命督修沿塘的桥闸一百七十多处，不到一年事情都完成了。徐侯，是浙江德清人，是首倡此事的人。按惯例都应当记载。

译重建长沙府仓记 光绪元年 涂宗瀛

贾谊曾说：“积蓄储备，是天下的大命脉。”权衡轻重来征收和发放，这种方法始于齐国的管仲和魏国的李悝。管仲的意图兼有富国的目的，李悝的意图则专门主张救济百姓。大概是用农夫努力耕种所获得的盈余，加以制约，使其不因物价过贵或过贱而成为祸患，这才是仁者的用心。然而汉朝五凤年间仿效此法设立常平仓，刘般就已经指出了它的弊端，难道不是因为法律需要依靠人来执行、依靠时机来推行吗？国家恩惠百姓，各府州县治所都有常平仓，在乡下的则称为社仓，又有预备仓、储备仓等作为辅助，劝勉农耕、体恤百姓，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但历时久了不能没有虚耗的弊端，即使储存银钱来抵充，也是管仲所说的“用货币来储藏”，然而在灾荒年份无法用来平价出售，弊端也与虚耗相同。我奉命在湖南地区宣谕教化，常常想到百姓粮食的重要性，曾发文命令各属地将所存的银钱兑换成粮食实际储存。而省会长沙府的粮仓却长久废弃没有恢复，并且失去了原来的地基，长沙、善化两县寄存在漕仓的粮食，存留不到一半，房屋大多朽坏。于是我感慨地说：“废弃与兴办的原因，难道不是时势造成的吗？”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军粮运输的需要，借用了仓库，而官员交替辗转，只是用虚数上报账籍罢了。那些仓库和粮食完全废弃的，复兴起来尤其力不从心。近年军务结束，连年丰收，修复废弃、振兴衰败，为百姓做长远打算，而在丰年谋划匮乏，正是时机，不可错失。同治十三年甲戌年秋季，于是率领僚属核查府仓的旧址并恢复它，召集工匠准备材料，在光绪元年乙亥年秋季九月建成。粮仓房屋厅堂都完备，大约可以储存粮食六万石。而两县的粮仓，倾斜的扶正它，倒塌的更换它，缺损的增加它，也同时竣工，围绕砌上围墙。现在既然周全坚固，就迁移沅州的军粮，加上采购的，共增加粮食五万六千多石，旧存的有四万多石，合计共十万多石。那些不由官府管理的义仓，又有四万多石。于是省城之内，可以储备粮食二十多万石，大概略得“有备无患”的意思。然而郡县事务繁杂冗乱，不能不借助胥吏差役，时间久了又会有弊端，因此大致仿效朱熹任用乡人、刘晏任用士人的方法，而在佐贰官及候补人员中变通使用，选择谨慎诚实的人专门管理此事，并由两名乡人协助。主管官员则每年考核成效，规模也大致完备了。虽然如此，权衡轻重，适时征收发放，实行起来有利而无弊，也在于用人罢了。从前朱熹在建安设立社仓，得到常平仓粮食六百石，经过几年开始达到三千石，于是请求将此法推行于司仓。后来真德秀镇守长沙，也仿效实行。那么把民事当作家事，用实心实行实政，又有什么在乡在官的区别呢？只希望后来的人勤于反省并努力扩大它。粮食贵就减价出售，以利于贫民；粮食贱就加价收购，以利于农夫。用常平仓的成法，参用朱熹社仓的意图，积蓄得越多，推行得越远，它的利益哪有穷尽呢？这就是我所深切期望的。

积谷章程 魁联

一、按亩摊派捐输，十亩的人家，每亩出谷一升，依次递增，二十亩二升，三十亩三升，到一百亩每亩一斗为止，田地超过一百亩的，每亩一斗以上，不作限制，听凭他们乐意捐献。

一、照例议定奖叙，田地多则捐谷也多，也有不按田数慷慨多捐的。总以捐到二百石则照例详请议定品级职衔，捐谷越多，议定奖叙越优厚。既然有利于救济乡里，又能获得朝廷褒奖宠信，还有什么顾惜不做的？

一、慎重选择首事领管。每都所捐的谷，分作二十份。选择公正殷实的首事二十人，分别领管。一年一换，禀报官府请求发给印簿，载明所领谷数，当众车扬干净，用斗量取多少实数。每年冬月约定日期，当众计算量取移交，不得留恋充任，初捐时寄存在私仓。三年后，将生息谷变卖，选择地点建仓。一切出纳，不准书吏差役干预。

一、严格规定收放规程，每年夏至前后分三期发放借贷，每石收二分利息。借的人按照烟户牌册所载家口需要多少谷，邀请邻里殷实户作保，写借券。秋分前后分三期用原斗量还回仓，不得用私账抵赖。违反者由保人赔还，否则鸣官追究。

一、预先限定积谷定数，积谷太多，难以收管，且容易起侵蚀的弊端。现在通计一都上中下贫户，大灾之年大约需要谷多少，等到积满这个数后，每年算清，除留存此数仍旧收放，将剩余变卖，置办本都义学、义冢及造桥修路，看应当做的善举，当众估算动用，另行生息归下年估算使用，但不得用于僧道寺观。一遇荒歉，将储存的本谷按上中下贫户，照牌册所载家户，或全部赈贷，或酌情赈济。所存无几，下年仍照前次按亩分摊捐献，依法积贮收放。

说：考察邻界宝山广福，邻近嘉定，其办理有章程，不足忧虑。盛桥六图灾害重而富户少，又邻近镇邑的刘河、月浦人，察知其情，不想与他们合厂，因此调剂三百石。

译那里的米粮，又增设粥厂大约一百多石米，因此人心安定。真如邻近上海，其混乱情况尤其严重，依靠董事们同心协力，赈济与平价售粮同时进行，赈济的数量比其他粥厂更加丰厚，使得本地百姓不被邻近县邑的乱民所蛊惑，这功劳非常巨大。虽然说是侥幸成功，但担任这一职责的人不可不仔细考察。

译第五，量力劝谕。劝沈家出一万，劝朱家出八千，按理说这很难。人们以为这是靠口舌功夫，其实不然。那些财名显赫的人，心里本来清楚，如果不拿出这个数目，不足以服通县之心，从而保全家业。况且典当铺尤其招致嫉妒，他们战战兢兢、恐惧不安，本是常情。只是如果不经过官府劝捐，虽然他们有这种顾虑，既不肯自己说出来以招致贫民的祸患，又不肯带头以招致富人的怨恨，极力劝勉，他们又极力推辞，但在不言语之间，双方心意已经相通。这个格局一定，那么全县富人，那些数额依次递减的人，其多寡心里都清清楚楚了。所以察见他们的情状，没有不容易的，难的是恰如其分。一是典当多于田产，凶年虽然利息亏损，终究不会大亏；一是田产多于典当，虽然说是连年的积蓄很多，但今年亏损却很大，这就是一万和八千区分的原因。假如都出一万，或者都出八千，事情就办不成。所以斟酌身份与斟酌灾情程度是相等的。又今年棉花价格，春夏每包三千文，秋后每包十千文，积存棉花的人家多的有几千包，少的有三四百包，每劝捐十分之一，所以人不觉得痛苦而事情容易办成。曾经有同宅同田的人，一个有棉花，一个没有棉花，捐数相差如天渊之别，关键在于无意中访得实情罢了。门下有学生讥笑我说：“先生是忠厚长者，也使用策士劫持人的手段吗？”我说：“这是施行仁政的方法，不是劫持人的手段。”相视一笑。

第六，调剂城厂与灾情较重地区，谋求本地中等产业可数的，寥寥十余户，并入一个典当铺，总共捐出二千多金，已经力尽筋疲了。而无业贫民不下六七千人，每口大约一千文，按四月计算，大约短缺三四千金。又今年盛桥有问等六图受灾更重，过去与月浦同属一个厂，月浦人计算灾情轻重，捐数必定不够六图赈济发放，于是想把六图推给罗店。罗店已经定下的格局，必定不能再加入六图，彼此争讼，我不得已，另外约六图的人到城里会计，仔细比较贫民口数与捐户，大约少三百多石米。这些都不能不借助其他富裕厂区的通融调剂，富裕厂区首推罗店，其次是真如，再次是大场，再次是江湾，有的提取二千，有的提取一千五百，有的提取一千，通盘筹划以归于均平。然而这只有在奇荒极歉时才这样做，如果是寻常荒歉，又要在临时斟酌轻重多寡进退，随时间消长，不能执一例例照搬。

第七，主张劣等生员、顽民之类品行不端的人，不得列入董事行列，无从插手分肥，捏造流言，危害董事。这种风气在江湾、大场最盛，往年诉讼案件累累，使董事疲于奔命，因此稍知自爱与有力的人，大多退避。只有地方官与亲身负责劝捐的人，明白晓谕，说凡是劝捐是官府奉上级命令办理，并非董事的责任。有以苛派勒捐等词控告董事的，全部由官府承担，不让董事一人到官府。又必须亲身到厂，杜绝一切供应，不让有额外费用。访查董事之中，如有徇私包庇以及事外勒派的，严行禁止，或者直接斥退其人，以杜绝祸根。

第八，衡量厂区人情，另立总董以收拢人心。捐数大的，不得不赋予董事的权力。为什么呢？自己出钱，自己管理，与不知疼热的人相比，相差甚远。然而人情很难统一，有人因为自己捐数稍大，希望后面手头有余，作为退还的打算，于是有输缴不踊跃的弊端，有苛刻散捐的弊端。或者董事偶尔有事故，不能每天到厂，一天如此，天天沿袭，一人如此，人人沿袭。加上年底收账归账，竟然可以无一人到厂。即使厂差传唤到，捐户无人与之协调；总甲催到，捐户无人与之收款。而厂内有涣散的弊端，厂外有流言的弊端。加意整顿，终究成为棘手之事。其他厂区有条理的，固然不用担心这个。应当察看某某厂区人情，多推诿无慷慨任事的人，必须访得公正一二人主持其事，专任其事权，那么号令统一而人心安定。如真如的姚剑方捐数多，而董事极力称赞他，这是好的。江湾的盛东序以教书为生，不捐不任董事，我强行让他出任事，之后他自己写告白贴在厂前，说：“我奉父师指派任总董，如有丝毫苛庇，定遭雷击火焚。”观看的人为之惊恐。广福的须豁如也是这样。明代林佥事著《救荒丛言》，首先列出两难，一是得人难，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第九，贫民口数与捐数，陆续张贴，根据日期确定贫民一名该得多少钱米，这是容易的事。但是贫民有起初不在家，听说赈济来归的，也有年内自以为力量可以支持，年外势力不足，势必领赈的，或者有编造总册漏开的，这三等人应该补发无疑。而编造总册的人常趁机冒滥，一单开出数千户数百户，挟制董事，董事不想得罪小人，如数入册，以致原来捐的数目不够赈济发放，这个弊端在今年也颇有。明代林公两难说：审户难，是的，只有将初查贫户用白土书门照数贴出，

译如果有新增一户一人，由董事向官府禀报查验，分别判定是否应当增加，随即继续张贴公布，这样冒领虚报人口数量的弊端自然应当稍微澄清。而捐款数额不能立即张贴公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如果过早张贴公布，恐怕分发捐款的人核对后认为贫困人口的配额已经足够使用，于是大多退避，而贫困人口后续增加必然导致资金枯竭；二是大户捐款者身任董事，希望分发捐款的数量多，将来剩余的款项可以摊派退回捐款，这是这些董事的居心。现在有继续张贴公布的方法，原先捐款的数额先张贴，与原先张贴的贫困人口数额相比是盈余还是短缺，既然已经人人共见，而后续的数额又相互对照，大约每半个月张贴一次，那么既没有隐瞒的弊端，流言也没有由头产生，即使已经捐款的人也不能找借口不缴纳了。这件事责成勤勉敏捷的厂书一人，每三天报告一次，城中设立总书一人，随到随核随报，厂的差役须要勤勉干练一人，督率编造汇总催捐催缴。这次也未能各厂都按令行事，因为劝捐稍迟，协助太少，未免顾此失彼稍有参差，不无流弊，时间久了反而多费心力。后来从事此事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译第十条说：严禁厂中不必要的开支。这次出公差，所有的轿子、伞盖和夫役，都由本官自己出钱雇佣，连伙食也是自备，不允许丝毫骚扰厂局。我因为众门生陈情说：“老师下乡，门生们如果不准备一顿饭的供应，关乎脸面。”于是允许他们提供两盘菜，但我终究没有吃他们合口味的菜肴，仍然是自带干粮。至于宝山的书差，只有捐赈这一件事还知道畏惧，不敢妄为，他们的饭食都由本官发给，这固然很好。即使不能由厂中开支，费用也很少。如果贫穷百姓家中没有炊烟，而厂局却辉煌灿烂；贫穷百姓没有一顿饱饭，而厂局却酒肉丰盛。这不仅与体制不符，而且居心何在？现在幸好各厂都听从教条，要知道这些都是流言的根源，诉讼的祸根，不可不谨慎。

第十一条说：劝捐必须使用教官。凡是气味相近的人，语言就容易听进去。知县是一县的主官，绅士中品格高的人，不肯与他交往，仓促间交谈，格格不入；品格低的人，畏缩不敢说话，怎么能倾吐肺腑之言呢？再往下的人，想借此取悦上级，他们的话哪里还能相信？只有教官经常与士大夫接触，他们的话对的就采纳，不对的就驳回，没有任何忌讳，彼此能够尽情交流。天下没有情意不能通达而能建立功业的。至于嬉笑怒骂而人不怨恨，有人说：这在于平日居心行事，诚信相互信任，不是临时取巧所能做到的。这种说法，我惭愧自己未能做到，但为什么这话如此接近道理呢？

第十二条说：贫穷的生员要区分文武，归入各厂发放。其中的文生让总甲代领，以培养士气。武生则必须查核他们是否安分，分别给予。都要到学署报名，通知各厂办理。

第十三条说，在原有十一厂之外，应当增设四厂。刘行过去与广福合设一厂，多有抵触，分开二十年后，现在已经见效了。城厂过去与吴淞口合设一厂，虽然不抵触，但贫穷百姓不便，现在也分开了。只有大场一厂，管辖四十五个图，统辖数十里；江湾一厂，西南地区，也距离厂十余里，凭借其空旷隔绝，不受节制。盛家桥六图与月浦的人情抵触特别严重，应当在彭王庙设立一厂，以收纳江湾西南角的各图，收纳大场东南角的各图，以及真如东北角的各图。在陈家行设立一厂，以收纳大场和杨行相距较远的各图。在胡家庄设立一厂，以收纳蕴藻南北的各图。总之，厂的管辖范围宜小，小则捐户不能逃避，而贫穷百姓易于查核。只有罗店四十四图，有怡善堂作为总领，而且也很和睦，似乎可以不用细分。应当分设的厂是：彭浦厂、胡庄厂、陈行厂、盛桥六图厂。现在还没来得及实行，以此告知将来。

第十四条说：各图根据多少来赡养各图。现在川沙抚民司马用小轿一乘，书吏一人，差役二人。按图设立董事，书吏负责查核捐项和贫穷百姓。捐数多的图，多给几文钱；捐数少的图，少给几文钱。人情都信服。此后如果有某某图分立，意图阻挠的，由官府作为经纪处理。这个方法可以使用。

与乡中长老约定减价卖粮以平息动乱的议论

邓显昌

道光十二年，岁次壬辰，湖南瑶族叛乱者赵金陇作乱，我们县谷价突然昂贵，一石粟米值二缗钱。各地聚集众人揭竿抢劫民仓，县令每天在酷暑烈日中行走，周历村落弹压，擒拿惩治那些敢于与官府对抗的桀骜暴徒。四乡动荡不安，我们村幸而安居如故，并且互相告诫说：“不要骚扰邓先生。”唉！我的德行不足以服众，而乡人却如此爱重信服，难道平日真能在乡中修养德行，有以潜移默化他们吗？也是蒙受他们的怜悯罢了。在此之前，我极力约定乡中存有粮食的人家与等待买米的贫民，同一天到近村的十里铺，而先召集存有粮食的人，密语对他们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没有？邻境禁止卖粮，尚且申盟发誓，何况同乡井，忍心坐视他们成为饿死填沟壑的人吗？以情理来说，闭粜不祥。四乡之所以动荡不安，是因为富家谨守积蓄，抵死不肯减价，他们以为奇货可居，结果不到早晨仓库就空了。这虽然罪在乱民，实为富而不仁者自招。现在县中如此扰攘，各位还想积粟以招祸吗？以时势来说，祸在眉睫，闭粜尤其不利于各位，顾虑不到这一点，也太愚蠢了。现在的计策，急宜减价卖粮以救济灾民，并且以平息祸患。各位有粮食的都连连答应。”于是出来对贫民说：“富民抬高价格求取利润，罪责固然不容推辞，然而聚众劫掠，与白昼杀人有什么不同？朝廷三尺法律在，罪不容赦。而且聚数十百人劫掠一家人，获得多少？以升斗之粟致使全家受桎梏之苦，遭受鞭打之毒，甚至不能保全性命，也太自残其身了。你们都是良善百姓，我平价卖粮以供给旦夕之需，能听从我的约定吗？”众人都连连答应。正当这时，我家贮存的谷米不多，于是与侄子邓琳按人口留粮，勉强供给稀粥，其余全部减价卖出。有的人背着幼儿，手持百钱，请求换一斗粟米，就怜悯而给予，不计较价值。于是乡中稍稍存有粮食的人都平价卖粮，一乡都

译社会安定，没有人敢带头作乱。唉！在灾荒接连发生的年份，我家存的粮食仅仅一点点，但全家老小妇孺都依靠它活命。全乡颠沛流离、困苦不堪、嗷嗷待哺的民众，也因为我的倡导而全都依赖它得以生存。这可见农耕是宝贵的，应当及早筹划“九余三”的储备制度，也可见我们家乡虽然土地贫瘠，但风俗淳厚。这是极其值得怜悯、体恤、亲近和喜爱的。然而，假如我家没有这点微薄的积蓄，率先开仓卖粮，也难以用口舌去争辩。那么，世上那些粮食充足的富翁，为什么害怕不做积善的事，却一定要以身殉财呢？这也太愚蠢了。《洪范》中的五福，其次提到富，并接着说“攸好德”，意思是说既然富裕就必定喜好德行，然后才能长久保全家庭，也是说既然富裕就容易施行德行，而不是空有愿望。贫穷的人，夸口说利于济世，有心却没有能力；只有富裕且喜好施行德行的人，才能舒畅地满足心意。所以我曾认为，天下的祸患，不在于平民的贫穷，而在于富人的贫穷。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务必使富人宽裕有余，这样穷人才能得到供养而不致失所。假如一个郡能多得富裕且喜好德行的人，那么这个郡贫穷而无告的人，都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周济和保全，使他们相互维系，不至于流落为盗贼而逐渐发展到寇乱。一个乡能多得富裕且喜好德行的人，那么这个乡贫穷而无告的人，都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周济和保全。所以，富人是穷人的命脉，国家的府库，朝野上下元气所系，不是小事。然而无奈世上为富不仁的人，比比皆是，不也很令人困惑吗？

译备荒议

陈庭经

自古以来，救济灾荒的好方法很多，但这些方法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一定要看当地的地形；有的有利，有的有弊，一定要看当时的时机；有的能实行，有的不能实行，一定要看执行的人。大概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的。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筹划应对灾荒的策略，一定要先筹划预防灾荒的策略。预防灾荒的策略，没有比兴修水利和建立义仓更重要的了，其次是设立寨堡，再次是其他措施。从前大禹治水，有三个步骤：首先疏导水流以消除水害，于是引导河流入海；接着蓄水以兴办水利，于是积聚水流形成沼泽；最后整治土地以播种，于是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所以孔子称赞他尽力于沟渠水利工程。沟渠的方法，就是《周礼》中遂人的方法。现在江南的水利，也有符合遂人方法的。三江的两岸，每隔十里或五里，就有纵向的浦。纵浦，是江的支流。纵浦的两岸，每隔三里或二里，就有横向的塘。横塘，又是浦的支流。塘的两岸，又有港汊；港汊的两岸，又有沟渠。而凡是江、浦、泾、塘之上，没有不修筑堤岸的。一万夫的土地有一条川，这就是三江；川上的道路，就是江岸。一千夫的土地有一条浍，这就是纵浦；浍上的道路，就是浦岸。一百夫的土地有一条洫，这就是横塘；洫上的道路，就是塘岸。十夫的土地有一条沟，这就是港汊；港上的田界，就是港岸。夫与夫之间的土地有一条遂，这就是沟渠；遂上的小路，就是田埂和圩堤。这就是遂人的方法。查考《禹贡》中扬州地区所称“田地等级为上中”，而至今都成为肥沃富饶之地，是因为得到了水的利益。用堰来蓄水，用坝来阻挡，用堤来约束，用圩来保卫，用闸来按时启闭。水来时能够宣泄横流的溃水，水退时能够灌溉高仰的田地，所以雨水多时不泛滥，干旱时不枯竭，田地有收成，财赋居天下首位。然而东南水多却不能完全得到水的利益，西南水少却常常难免水害，为什么呢？是因为沟渠没有修治的缘故。因此，沟渠的制度，没有地方不适合，而西北尤其迫切。考察西北各郡县，有的有支流经过，有的有泉水涌出，都可以引来灌溉成为农田，以减弱水势。那些最低洼的淀泊，都可以留下来蓄水；稍高一些的淀泊，都可以像南方人那样修筑圩田。水利兴修了，水害也就消除了。大体上天下的形势，靠近山脉的地方在于开辟泉水、疏导水流，靠近河流的地方在于开凿渠道、引导水流；至于高山平原水利难以到达的地方，在于多开池塘水库，多凿井来资助灌溉。根据各地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有的疏通使其通畅，有的汇聚使其集中，有的清洗使其流畅，有的阻挡使其回旋，不限制方圆，不规定多少，不拘泥于曲直横斜。根据地势顺势引导，根据古法灵活变通，总以水的蓄积和宣泄为标准，旱涝灾害都可以应对。西北地广人稀，而每年收入不多，家里没有积蓄，只有水利兴修，将会像东南一样富饶肥沃，这是第一大利益。东南转运一石粮食，耗费多达数石，古人说西北有一石的收成，东南就节省数石的赋税，这是第二大利益。河南防御黄河堤，湖广防御长江堤，南直隶、浙江防御海堤，如果有沟渠来容纳洪水，涨水时不担心冲决，堤岸抢修每年的费用逐渐可以裁减，这是第三大利益。军政中最重要的是屯田，沟渠通畅，荒地开垦都可以耕种，因此招募开垦屯田，不耗费军饷而兵额充足，这是第四大利益。邪教兴起，多由游民引起，百姓都从事于田间耕作，风俗自然安定，这是第五大利益。沟渠纵横交错，战马不能逾越，足以作为阻挡坚固的屏障，这是第六大利益。由此推论，难道还会有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那样的忧虑吗？

虽然如此，义仓的制度，不可以不建立。古代三年耕种，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九年耕种，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仓人储藏粮食，遗人堆积物资，都是预先做好准备，作为施舍救济的地方。所以朱熹设立社仓，用来保护富人、安定穷人，与王安石的青苗法不同。这个方法非常完善，后世实行，有挪移占用的弊端，有利于豪强专断，而不及穷苦百姓，有利息而在歉收年份，本金难以偿还，这不是立法的弊端，而是执行者的弊端。这个方法在于每乡劝谕实行，或者一乡自建一仓，或者几乡共建一仓。乡绅长老有愿意资助的，不规定固定数额，以成全他们的施舍。豪富不肯资助的，查看他们应该出的份额，加重惩罚。登记官府户口，有账册记录出入，开仓闭仓有定时，发放领取有凭证，量器有标准。次年春夏，推陈出新，根据数量多少，借贷给农民，利息加收两成。小灾荒则借贷给穷人并减少利息，必须公开商议酌情实行。大灾荒则全部捐献赈济穷人，必须计算众人平均分配。即使有公事急需，也不能轻易挪移导致耗散。如果有豪强强行购买，不能宽容放纵引起纷争。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积累，百姓就没有大饥荒的祸患了。大概官府为百姓考虑，不如百姓自己为自己考虑，所以依靠百姓而不依靠官府，那么吏胥就没有机会滋生弊端。在城里专门储备，不如在乡下多处储备，所以储存在乡下而不储存在城里，那么发放和收敛可以随时进行。这个方法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虽然如此，寨堡的制度，又不可以不设立。《周礼》救荒的政策，防止盗贼排在最后，后世备荒的策略，防止盗贼排在最前。义仓设置在乡下，没有城墙可以依靠，如果有劫夺骚扰，那么义仓的粮食就会耗散，断难重新聚集，这是为了巩固防守

译这，正是不可稍微忽视的。过去北方居民，常常修筑营寨居住，依靠高楼作为坚固的依托。十里五里的地方，三家五家的村落，都合并成团聚居住，互相捍卫。内部防线既然坚固，外患就不能侵犯，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大体上村镇有墙和护城河，就像州县有城池一样。挖掘护城河的方法，一要深使不容易填平，二要宽使不容易跨越，三要隐蔽使不容易渡过。护城河内挖出的土，就可以用来筑墙。地势应该险要，地基应该坚实，修筑应该厚实。墙和护城河之外，用栅栏门来关闭，用角楼来巡逻，用瞭望台来观察，用吊桥来升降开启。没有战事时就努力耕作兴修水利，有战事时就关闭城门防守抵御。至于其中清查户口，就专门由保甲制度负责。责成督率工程，就和水利事务相同。修筑和疏浚，可以巩固人口聚集，可以保护粮食储备，可以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来困住敌人，所谓一举而众善备者也。这都是防备荒年的大要。然而愚昧的人可以乐于享受现成的成果，难以谋划开始。这个提议一出，必定有人反对。一是嘲笑它迂腐迟缓，却不知道成就大事的人必定不能追求眼前的功效；一是担心费用太大，却不知道有大利益的人必定不能吝惜小费用；一是害怕它的烦难，却不知道天下没有难成的事，只怕没有担当事务的人。作为上级长官，与其焦虑于征收赋税无处着手，罪责贬黜即将降临，何如召集父老在事先谋划？作为富户，与其叹息于租税无法缴纳，寇盗愈发猖獗，何如消除鄙吝之心而谋划长远策略？作为小民，与其指望清理场地无望，借贷无门，辗转流离，陷入牢狱或饿死沟壑，何如竭尽全力于挖土运石，忍受疲劳于乡里之间呢？这三者应当讲明，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禁止远距离贩卖粮食，禁止游民，教导人们去别处，预先购粮，教导多储存其他作物，根据时节和地点而善用它们，那就在于用人了。好的方法已经具备，可以依照执行。

译关于酌定平粜粮价以抚恤极度贫困者的奏疏

林则徐

西安、同州、凤翔、干州等府州所属地区，今年夏秋两季遭受旱灾，收成微薄，臣已将咸宁等厅州县应缴纳的银两、粮食和仓谷，酌情请求分别缓征，奏请已蒙恩准备案。只是此次受旱的地区，冬小麦大多未能播种，即便已经播种出土的，也因长久未下雪，未能稳固扎根，关系到来年的生计，难免人心惶恐。因此臣此前曾奏明，初步打算酌情办理平粜。查西安等四府州所属现存常平仓粮食，共计一百一十余万石。向来因为长期储存在仓库中，担心导致霉烂，所以有推陈出新的规定，即存留七成、出借三成，每年冬春时节酌情出借，秋后收回还仓。如今遭遇歉收之年，据各属禀请推广章程，不要局限于存七出三的数量，多借给百姓，以期民众有粮食依靠。但臣仔细核查情况，私下认为出借的惯例，只适宜在正常年份实行，若是歉收之年则须将出借改为平粜，对贫民才有实际救济。因为陕西省正常年份出借粮食，只选择向来有固定产业、秋后有粮食收入的人家，让他们春借秋还。如果是随时买粮吃的贫民，则担心他们无力偿还，不敢轻易借给，这是历来办理的情况。现在正值歉收粮价昂贵，这类买粮吃的贫民，正担忧粮食昂贵，急需为他们调剂，不应反而将仓库储存的粮食借给向来有固定产业的人。然而如果直接借给贫民，又担心有借无还，白白导致积累为民欠。所以与其按照旧例出借，不如按照惯例平粜更为适宜。只是平粜有应当严防的弊端，也有应当变通的章程。例如条例规定奸商、牙人捏造名义零星购买囤积牟利，本应按律治罪，但在捏买之后惩治，哪里如在未买之前杜绝更好。臣与司道官员仔细商议，正值编查保甲之时，即责令地方官员将户口确切查明，分别登记注册。凡是应当准许平粜的贫户，核查其家庭人口多少，填发印单一纸，令其凭单买粮，每次准许将五天的粮食一并买回，随即在单内盖戳，仍交该户收执作为下次买粮的凭证，仍分别各乡按日均匀平粜，周而复始。这样办理，可以避免拥挤的担忧，而囤积牟利之徒也不能企图混入冒领了。其章程中应当变通的，如平粜有额度，减价有数额，固然应当显示限制。又平粜所得钱文，应由州县兑换成银两先解送司道存入库中，随后发还用于买补，也属于层层稽核的方法，但办理如果过于拘泥固执，恐怕吏胥反而得以借机作奸犯科。查地方官员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如果核查州县本来不可信任，便不可让他们办理荒政；如果确实可信，那么既然委托他们经手平粜，就应责成他们一手负责买还，无论粮食多少、价格增减，能发放能收回，使原额仓粮颗粒无亏为止，似乎不必层层请示，以及一解一还，徒劳往返，反而成为滋生弊端的源头。况且该州县如果确实能管理有方，那么起初平粜所得钱款，还可以携带到别处粮价便宜的地区，再次购买，辗转运输，所救济的更多。这样仓库粮食只能供应一次平粜的需求，而转运更能收获多次平粜的利益，其关键归结于选择合适的人妥善办理罢了。至于此外极度贫困的民众，以及老幼废疾之人，即使减价平粜，他们也无力购买粮食，他们颠沛流离困苦，尤其值得怜悯。国家经费有常，怎敢贸然提议赈济，只有由官府收养，以免饿死的人倒在路途上。现在西安省城收养的已有三四千人，市场街道都清净有序，各属也令一体酌情办理，并劝勉有力之家量力拿出钱米，各自救济各村，使接受救济的人知道恩情，给予救济的人展现恩德，那么救济贫民就是保护富人，而地方也借此获得安宁，以期仰副圣上关怀穷苦百姓的至意。

详细陈述江苏省连年灾歉、地方凋敝情形的附片。道光十三年。

林则徐

江苏连年灾歉，民情困顿异常，盼望丰收的心情，人人急切。今年夏季雨阳适时，满心指望获得丰收，稍补从前积欠。然而自从六月以来，江湖水位暴涨，沿江各县已经被灾。那时苏松等属棉花水稻青葱，还指望用江南的盈余弥补江北的不足。因为本省漕赋在江北仅占十分之一，而江南占十分之九，所以苏松等属秋收关系尤为重要。只是所种的都系晚稻，成熟最迟，秋分后稻谷才开始扬花，偏偏遇到风雨阴寒，于是大多开花而不结实，但大体还不失为中等收成。等到九月以后，仍然晴天少雨天多，白天雾气迷蒙，夜晚霜威寒重，虽然已经结成颗粒，仅得半浆。乡间农民传说暗荒，臣尚不相信。在立冬前后，亲自乘坐小船秘密前往各处察看，见一穗所结大多属于空壳半浆的禾稻，变成焦黑，实在先前所不及料。然而仍然盼望天晴，或许可以收晒上砻。不料十月以来，大雨滂沱不止，迅雷闪电，昼夜数次。自江宁以至苏松，见闻如一。臣率领属官虔诚礼祷，恐惧加深。虽然中间偶尔见晴，但阳光微弱，不敌连续多日的盛雨。在田未割的稻谷，难免被淹；即便已割的，想晒无处，也多发芽霉烂。乡民烘焙勉强试砻，但米粒已酥，上砻即碎，所以业户至今未得收租。

译臣先前因钦奉谕旨，要求新漕粮提前赶办，当即恭敬遵行，严厉命令各下属官员，勒令他们先具结保证，将哪一天开仓、哪一天征收兑运、哪一天起运，都登记在结状内，并声明如有逾期，甘愿接受参劾查办的字样呈送上来。如果不具结限期，就以才力不胜任为由，立即参劾撤职，不让他们恋栈职位而贻误公事。各下属官员都具结遵办。然而赋税是从租税中产生的，租税没有收纳，赋税从哪里来？在这种情形屡变之余，实在深感焦灼。又加上各下属地区的沙地只适宜种植木棉，男女靠织纺为生的人占十之五六。连年棉花歉收导致停工，生计艰难。今年早花已被风吹落，而晚棉结铃尚旺，如果得到晴朗温暖的天气，还可以挽救于最后关头。却因雨雾风霜，青色的棉苞腐烂脱落，估计收成仅有一二分。百姓纺织没有资金，停机坐吃山空，而且节气已交冬至，即使赶紧种麦，还恐怕过时，况且又雨雪纷纷，至今未停，田地都积水难以耕种，春花接济没有资金，民情更加窘迫。这是在臣奏报秋灾之后，歉收景象增加，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地方上因为秋灾不出九月，不许妄报，原本是遵守定例。然而正值连阴苦雨，人心难免惶恐，外县城乡不无抢掠滋扰之事。臣命令委派文武大员分头弹压，现在已经安静。除了宝山乡民因补报歉收拥挤到县署一案，另写奏折奏明严拿提审外，其余情节较轻，按例不应奏报的，也应当随案照例惩办，以遏制刁风。只是根据续报的歉收情形，勘明属实，不得不按照续被灾伤的条例，酌情请求缓征。正在撰写奏折具奏时，恰逢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近来江苏等省，几乎无年不缓征，无年不赈济。国家经费有常，岂能容许以展缓这种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并奉谕旨：“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家大计为急迫，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是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等因。”钦此钦遵，臣跪诵之下，惊惧惭愧惶恐，无法用言语形容。回想臣深受恩遇，肩负重任，且居住在这财赋最繁盛的地方，却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之气，致使地方屡有偏灾。深知经费有常，却不得不为赈恤蠲免缓征的请求。反省内心，已无时不汗流浃背、羞愧难当。却蒙皇上不加严谴，训诫周详，凡有人心，都应当如何感愧。何况臣受恩深重，怎敢自昧天良？如果避怨沽名，不以国家大计为急，则无以仰对君父，就是天地所不容。臣虽然至愚，怎忍心这样做？就像上年臣到苏州之后，秋成仅六分有余，而苏松等四个府一个州在征收兑运新漕之外，尚带运十一年留存的漕粮二十万石，合计米数将近一百八十万，是历来所未有的多。原因是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筹办。辛卯年的地丁税，督同藩司陈銮催提严紧，也在奏销前全部完纳，已经专折奏蒙圣鉴在案。私下认为尽职之道，原本以国家大计为最先，而国家大计与民生实在相互维系。朝廷的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所以下恤民生，正是为了上筹国家大计。所谓民惟邦本。本年江湖盛涨，是由于黔、蜀、湖广、江西、安徽各省大水并入长江，其破圩淹灌等处，原本不止上元六县，臣所请求抚恤的，只是举出最严重的而言。仰蒙皇上天恩，准给口粮，受灾百姓感激深入肌髓。随后经官绅捐资，抚臣又复行奏请无需动用款项，将所发的上元、江宁、句容、江浦、仪征五县银两留下作为办赈之需。丹徒一县捐项已有五万余两，也足以敷赈济，应当将前发之银提回司库。凡是稍可节省之处，均不敢轻费国库资金，只是对于灾分较重又难以迅速聚集物资的地区，则不得不酌情给予例赈。臣等另折请拨的十三万两，仅分给十二县卫的军民，虽然地方广阔而户口众多，也只能挪移节省动用。

译除此之外，无非是倡导并劝捐，希望随时接济灾民。只是连年屡次劝捐，即使是绅士富户，实际上也已力竭难继。查道光三年大灾时，全省捐输达到一百九十五万余两；到道光十一年，灾情程度与先前相当，却仅能捐到一百四十六万余两。其余各年的捐项更为短缺，此时民间匮乏，劝谕愈发困难。然而面对等待救济的灾民，不能不勉强筹措并拨付。臣与总督率同司道等官员，各自先捐出俸禄以作倡导，希望官绅富户受到感动而乐意施舍。这些情况，都是众人所共知的。不肖的州县如果捏造灾情冒领赈济，地方的刁民劣生，岂肯不揭发？而绅富之家，又怎肯听从劝谕，反复多次捐资助赈？况且捏造灾情却自己捐出俸禄，似乎也没有这样愚笨拙劣的州县。至于展缓征收的措施，只能缓解眼前的困难，日后仍需征收，不像蠲免的款项那样担心被侵吞。州县对于钱粮漕运，没有不愿意征收而愿意展缓的。如果不得已而请求一年又一年展缓，那么地方凋敝的情形，早已难以逃过皇上的明察。然而臣起初也未料到凋敝竟到了如此地步，致使如今漕务濒临决裂，随时可能发生变故。臣不得不将当前的实情向皇上秘密陈述梗概。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地，绵延仅五百余里，每年征收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征收漕粮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另有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万石。与浙江省相比，征粮多出一倍；与江西省相比，多出三倍；与湖广地区相比，甚至多出十余倍不止。在米价低廉的年份，一百八九十万石米折合银五百数十万两；如果米价高昂，则暗中增加一二百万两而人们不觉。况且有一石米，就有一石的费用，逐层推算，无非是百姓的血汗。民间终年勤劳，每亩收成，除完纳钱漕外，丰收年也仅剩余数斗。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年年没有丰收，十一年又遭大水，民力愈发拮据，因此近年漕欠最多。州县买米垫付完纳，留下串票等待征收，称为“漕尾”，这就是亏空的一个方面。曾经臣详细奏报，然而这种势头已无法禁止了。臣去年冬天督办漕务，将新旧漕粮一并交运，后来因震泽县张亭衢办理漕务迟误被奏参革职审讯，而漕米仍设法起运，没有短缺。这都是因为正供紧要，不敢从宽处理。今年秋粮收成约略估计，已不如去年，现在又接连受损，发芽霉烂。询问老农说：“现在即使能立即放晴抢晒，糟朽的谷物，与上年相比，每亩已少收五六斗。”仅以苏州一府额定田六百万亩计算，就已少米三百余万石，加上四府一州短少的米，后果不堪设想。民间长期歉收，积蓄本来极其空虚，正当秋收之时，粮价一天比一天昂贵，实为历来所未见。来年青黄不接，不知情况会如何？小民口粮无着，却想强迫他们完纳，即使追呼扑打，法令也有穷尽之时。以前漕船临开时有缺米的州县，尚能买补，近来却是累上加累，借贷无门。今年冬天的情形，不但没有垫米的银两，更恐怕没有可买的米。过去苏松的繁富，由于百货流通，取此补彼，尚能补救。近年以来，不仅江苏屡遭歉收，即使邻近各省也有偏灾，布匹丝绸销售日渐减少，经营资本的人既无利可谋，出卖劳力的人遂无工可趁。所以此次虽然勘不成灾，其实困苦的情形，竟与全灾无异。臣只有一面多劝捐资，妥善安抚，一面督同道府州县设法筹办漕务，总不让他们借口拖延。但今年已请求缓征的地方，尚不过十分中的一分有余，此外常镇等处，也已纷纷续报。臣核查其情形，略轻的无不先行驳斥饬令。但天时如此，日后情形如何，臣实在无法预料。白天见到阴霾的景象，自省过错；夜晚听到风雨之声，难以安枕。并与总督陶澍书信往来，讨论捐赈办漕等事，深思熟虑，反复商筹，纸墨之间，声泪俱下。从此即使能放晴，歉收的景象尚不至于更加严重；如果不然，臣惟有再据实奏闻，仰求训示遵办。长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实情难以瞒过众人的耳目。臣如果捏造掩饰，并非没有可以揭发的人。我圣天子恩惠黎民，恩施无尽，正担心一人不得其所，因此察核务必广泛。但民间困苦颠连，尚非语言所能说尽。今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而看此景象，时时担心滋事端。至于京仓储蓄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若通盘筹划有可暂时缓解民力的地方，总求恩出自上，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况且天心与圣心相应，定见祥和普被，屡次庆贺绥和，长使国计民生悉臻饶裕。

覆奏查办灾赈情形疏

林则徐

臣私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谕：据给事中金应麟奏称，积蓄的利益无穷，补救的利益有限。被灾地方的穷民最苦，而

译豪强棍徒最为强悍；富裕人家最为忧虑，而衙门吏役最为得意。有将糠秕掺入粮食、克扣升斗以中饱私囊的，有摊派累及商人、胁迫店铺店主令其资助的，有将乡绅的家丁佃户混入户籍册籍企图冒领赈济的，有将本衙门贴写、皂隶等差役列名影射牟利的，有将已故流民乞丐录入册籍以分取利益的，有将纸张、饭食、车马等费用摊派给保正作为摊捐的，有将经纪贸易之人捏造为饥民代为支领赈粮的。甚至将已经报灾、水退后不准耕种的土地，等待州县官员实地勘察，称之为“指荒地亩”。百姓逐渐逃亡，而奸诈狡猾之徒却将灾荒视为获利良机，赈粮到手后，仍跟随众人呼号闹事，本境赈济完毕，随即迁居他县。米船过境便设卡截留，当铺未开便邀约爬抢，生员监生把持局面，妇女喧哗吵闹，种种恶习不可胜数。州县官员稍加惩处，吏役便串通地方豪棍在公堂上哄闹侮辱。上级官员担心生出事端，便将其撤职，于是相沿成风，户籍册籍交给粮吏，银米发放委托给劣等生员。今年已赈济，明年依然如此，真正饥民毫无实惠。加上疲沓狡猾的州县官员克扣赈粮以弥补亏空，祸国害民，尤其令人痛恨。从前乾隆、嘉庆年间捏造灾情冒领赈济的案件，无不依法严惩。如今十多年来，各省督抚未有参劾此类案件者，难道如今的州县官员胜过前人吗？总因各上级官员畏惧揭发，所以虽百弊丛生，最终却不破案，实为近来的痼疾。此后各督抚、府尹务必激发良知，力除积习。在丰收地区积存的粮食，不准仅留例价；在歉收地区访查各种弊端，不得稍有姑息宽容。倘若不能实心实意认真查办，再有前项弊端，经朕派遣官员查出，或另有访闻，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等等，奉此圣旨。仰见我皇上深切挂念民生，恩泽务必下达到底，惟恐一人不得实惠，务求百弊尽除。臣跪读再三，无比敬畏。查考灾赈弊端，难以尽数，导致弊端的原因不止一端，舞弊之人也不止一类。如果统称为弊端而不分别推求，那么即使极力剔除，恐怕终究情形隔膜。就像该给事中所列举的各项弊端，有在地方豪棍的，有在生员监生的，有在吏役的，甚至有在州县官员的。臣请求分别陈述：地方豪棍的弊端，在于强悍泼辣。如该给事中所称呼号闹事、截米爬抢等情况，都是实有其事，但这还是浅显的表现。其凶恶情形，在于强索赈票，不许委员挨家查户口，如果不遂其欲，就抛砖掷石、泼水溅泥、翻船毁坏轿子，甚至将委员拥入空屋，锁闭门户，以此作为要求必达的手段，并主使村庄妇女百般凌辱，尤为不可理喻。对于殷实富裕人家，则恃众闯闹，名叫“坐饭”，又叫“并家”，统称“吃大户”，公然散发传单纠集约定，助势分赃，不仅设立灾头，还有管账、包厨等名目。如十一年奏办的陆长树、王玉淋等案，都是地方豪棍中的极端分子，屡经严拿痛惩，近来虽稍知收敛，但恶习总未完全根除。值此灾荒歉收频繁之际，只有宽猛兼施，随时惩处。如果将此视为办灾的弊端，那么弊端在民而不在官，因为这种凶徒，不但州县官员视之如仇，吏役更畏之如虎，似乎没有敢与之串通的理由。生员监生的弊端，在于包揽。平时无事，惯于写灾呈，一遇晴雨失调，便约多人赴官呈报。如果经有司驳斥，就夸大民疾，联名上控。等到听说查赈，便各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能弹压局面，只要遂其所欲，便可无事，否则挟制官吏，告发不休，京控案件，往往由这类人造成。吏役的弊端，在于捏造册籍。在报荒之初，即造具灾形图册，详细记载区图斗斛，称为“注荒”。等到发放赈济时，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等，处处需要费用，吏役便借灾费之名，在查荒时索钱卖单，在查赈时捏名入册，先借口赔垫，暗中遂行侵吞欺诈。这类人或愚弄本官，或买通委员，或勾结生员，尚且时有发生，曾经惩办有案。如果说他们串通地方豪棍，那么彼此判若两途，拒绝他们惟恐不严，躲避他们惟恐不远，未必会引他们接近，以自取连累。

译凡是这三种舞弊的人，欺诈手段千变万化，数不胜数，还不仅仅像那位给事中陈述的那样。然而关键总在于州县，州县官员廉洁，人们就不敢用利益去引诱他们；州县官员严厉，人们就不敢触犯法律；州县官员勤勉且明察，人们就无法施展奸计。所担忧的是，在遭受灾害需要赈济的地区，很难找到许多优秀的官吏。确实如同圣上谕旨所说，难道现在的州县官员胜过前人吗？这正是臣深思根本原因，而认为考察官吏最为急迫的原因。幸赖皇上澄清整顿官场，首先以清廉为重。近来江苏的州县官员，虽然他们的才干未必真的胜过前人，但办理赈灾一事确实是清白的赈济，不能再有侵吞冒领的事情，也并非一定是这些人全都清廉，而是实际上有一种不得不清廉的形势。因为发放赈济总以核查户口为第一要义。比如道光十一年江苏灾情严重且广泛，当时总督陶澍与升任巡抚的程祖洛先后奏定赈灾章程，极力消除积弊，责令委员必须亲自填写户口，必须当面查验人员，必须亲自发放赈票，查完一户就在其门首用油灰书写标记，查完一村就将户口榜文张贴在交通要道，让所有人都能听到看到。等到查过几个村子，汇总开口数，清册先由委员申报给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给管辖的州县，赈票上盖有委员衔名的戳记，使得查验赈票就能知道是哪位委员查办的。这样委员查报之后，如果印官想要增加一户人口，而印票、底册、榜示、清册这四项总对不上，即使想作弊也势不能为。至于印官的稽查，委员只需携带册籍下乡抽查，如果有册无票，有票无榜，或者票榜与册籍不符，就将委员揭发。又有各上司层层复查，如果印官和委员串通包庇，有弊不揭，查出一并参劾治罪。那些委员、吏役的薪水、纸张、饭食都由督抚司道捐出俸禄优厚供给，以免他们赔累而杜绝勒索。那时印官和委员各员颇为警惕地遵守。又蒙皇上体念民间疾苦，钦派大臣朱士彦、白熔前来督办，一时官吏更加震恐肃然，生员、监生、地痞等也知道收敛积弊，为之一清。道路传言都称之为清赈。此后查办灾务，就以此作为定章。臣又曾恳切地发文告诫各属，说地方官办理命案、盗案，如果有故意拷打致死的就干犯抵偿之罪，然而也不过是一人一事。如果办理赈济有所侵蚀，这是直接向千万濒临死亡的百姓夺取食物而加速他们的死亡，即使侥幸逃脱法网，天理也必定不能容忍。况且江苏先前有山阳县王伸汉冒领赈银的案件，府县都陷入重罪，大吏也遭受严厉谴责，尤其时时被指为警戒，听到的人无不战栗。现在平心而论，像王伸汉那样贪婪残忍，不仅现在的州县官员不至于如此，几十年来也是仅闻。而且查王伸汉案中，山阳一县所领赈银多达九万九千余两。现在十二县卫赈银总共请拨十三万两，值此连年灾荒歉收，饥民众多，因为经费有定额，不得不极力筹划节省，减之又减，几乎如杯水车薪。即使有贪官，也已经堵住了他们浮报冒领的路径，而且例定赈济之外，无处不依赖捐输协济。如果官吏将赈银据为己有，反而让民户出钱捐输，那必定被众人切齿痛恨，一天不能相安，岂肯听从他们的劝谕？而刁顽的生员、劣等的监生，虎视眈眈，如果州县稍有营私舞弊，就讹诈分肥，人人都能挟制。纵然将所领赈银全部给讹诈之徒，还不足以填满他们的欲望，怎么能还有余银入己？灾民嗷嗷待哺岂不担心激起事端？州县即使不顾名声，断无不惜身家性命。像这样受制于人，却对自己无利的事，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肯做。而从督抚直到道府，都职司纠察赈灾重务，谁敢徇私包庇姑息？所以今天的州县无从舞弊，既受法令限制，也是时势使然。那位给事中所奏，或许是前朝的旧弊，而不是近来的事，归核实的情形。至于积存的谷石，原本是备荒的善政，只是近年连遭灾荒歉收，谷价昂贵，即使邻省也不是丰收。不仅以往存留的例价不足以购买补充，而且恐怕官府采买，民间食贵堪忧，仍应等待年岁丰收后，粮价稍平，再命令各州县筹买归仓，作为有备无患的长久之计。总之民生凋敝之际，治理这片土地的人无不棘手焦心，只怀着一片血诚，上以宣扬皇恩，下以结取民信，局中之苦，不敢求得旁人的谅解，所谓触及之后才知道，践行之后才知难。臣只有恪守圣谕，考察核实更加严格，不敢买弄恩惠以沽名钓誉，也不敢因噎废食，总使官吏畏惧朝廷的法度，则积弊去除而吏治清明，小民感念君上的恩德，则元气培养而本根稳固，希望以此仰副圣主考察官吏、安定百姓训诫谆谆的至意。

书张武昌救荒事

杨士达

道光戊申年，楚北洪水成灾，武昌外江内湖灾情尤其酷烈。知县张君对此深感伤痛，谆谆劝告富人出资出粮，赈济饥民十四万。第二年灾情更加严重，富人力量不能持续，于是请求赈济。事先屏退胥吏，访求公正的绅士耆老，以礼请他们来，一同前往村庄，按户核查，那些能自食其力的人予以剔除。奔走乡村八十天，将周济记录呈报上官，获得批准。于是分设在城乡的赈济厂，依照市价用银

译发放赈济银钱，每人发给二百八十文，幼童减半，男女分日发放，患病者给予药物。又用大字书写户口姓名、钱数张贴在街道显眼处，让百姓共同看见听闻，以杜绝侵吞克扣。殚精竭虑，辛劳身形，与百姓同忧共患，总计赈济十六万三千人，直到事情结束，百姓都安定顺从。使得国库没有虚耗，恩惠都能惠及底层百姓，这是张君的功劳。那些接壤灾区、遭受水淹，但按例不允许上报灾情的地方，他拿出私钱捐给百姓。他所领受的国库银两被太守核减了两千，但饥民的赈票已经发放，不能中途停止，他又借贷银钱补发。赈济银钱辗转支领，成色和重量都不足，他也拿出私钱弥补亏损。事情结束后，张君赔累将近万金。这次赈灾，因为赈济厂分散、人员分散，所以没有发生瘟疫；因为区分男女，所以不用担心践踏之患；因为亲自勘察灾区，所以老弱没有遗漏；因为借助乡绅长老，所以耳目难以被欺骗；因为剔除游手好闲之人，所以冒领泛滥可以避免。一举而具备多种善政。至于拿出私钱弥补公家银两的不足，更是人情所难做到的，虽然损害自身利益，但他对万物的仁爱确实已经广博了。我们国家法纪整肃，各项政务都归于核实，唯独在荒政方面较为宽松，所以救荒的善政，超越前代。近日立法的美意逐渐丧失，上面户部告急匮乏，下面绅士富户凋敝残破，官吏奉行只务求节省敷衍了事。因此，隐瞒灾情与冒领赈济，浮滥与遗漏，是同等罪过。如今州县多出于隐瞒灾情，大官只防备浮滥，灾民因此更加困苦。按旧例，水旱灾害都先勘察灾区，由道台、知府复核勘察核实转报后才发放赈济。湖北北部却不是这样，户口数量，由户长造册呈送州县，州县就根据所报任意删减，务求从少，一切经费出自其中，或者刚好够用，或者竟然有盈余，而不计较有无遗漏。哪些应该赈济，哪些不应该赈济，不过问。至于有堤防工程的州县，都把赈济银两挪用于工程，只将老弱妇女散发剩余银两，全部用于筑堤，而堤防工程所役使的，仍然不是本邑灾民。古代以工代赈，是用来辅助赈济的不足，如今却夺取赈济银两归于工程，所以有堤防工程的州县流亡人口特别多。哪里能像张君那样劳心抚恤百姓呢？张君名曜孙，做官多可记载，都不写，特别记载他救荒的善政，而附带指出湖北北部赈灾的弊端。凡是爱护百姓的好官吏，如果不幸偶遇局部灾害，可以因我的言论有所折衷。

译与尚邑侯论收捕蝗蝻的信。邑侯名叫宗康，是汉军旗人。

邓瑶

今年飞蝗侵入境内，遗留了活的蝗蝻，到处都很多，上级官府多次严厉发文命令搜捕，贤明的父母官也屡次谆谆告诫士绅百姓，切实办理。现在县城设立了收捕蝗蝻的总局，并在各乡酌情设立分局，迅速搜捕，以期将蝗蝻消灭干净。只是经费非常困难，急需全面筹划。现在郡守邵公捐钱三百串，您也捐钱一百串，以此带头倡导。只是数目不多，仅勉强够县城总局使用，各乡的分局则难以供给。于是我与邑人曾香海、罗宝垣等人商议，应当挑选公正的士绅老人，发给官方印制的簿册，劝谕各乡富户以及佃农等人，酌情捐资，以充裕经费。凡是有蝗虫的地方，固然应该踊跃捐献，即使没有蝗虫的村庄，也一定要筹办协助救济，不应该各自划分界限，互相推诿。这就好比贼寇在其他省份，不能说我们境内没有贼寇，就不肯捐资助饷，难道可以袖手旁观吗？即便湖南一省，现在虽然没有兵灾，但各郡捐献厘金都奉行得非常谨慎，所以能够应付军饷，抵御远处的寇乱，这是士民共同看见和听到的。今天捕蝗，也是如此。集合全邑的力量，捕杀尚未成灾的蝗虫，力量容易施展，而恩惠非常广大。今天多捐一石谷子，明年就可以收获无数的稻粱；今天多搜捕一斗蝗蝻，明年就可以救活无数的生灵。效果明显且容易看见，百姓还有什么顾虑而不迅速行动呢？至于各乡所设的分局，应当慎重选择廉洁明察、家境殷实、为一乡人所信服的人来掌管收支，让乡民知道费用不会虚耗，能收到实际成效。大体上我们做事，必须先存一个不谋私利的心，与百姓开诚布公地相见，以仁爱对待百姓，百姓也一定会以诚心响应。知道长官不是借此虐待自己，事情就可以迅速成功。当此天灾流行之际，我们官民各自激发天良，消除灾祸，恭敬地迎接吉祥，这才是全邑的大幸。捐资的印簿，需要有一段小序，或许就将这封信所陈述的道理阐发说明。关于收捐捕蝗的章程，另外列在下面，恳请查阅。

附录收捕蝗蝻章程

一、新化蝗虫遗留的虫卵，有的多，有的最多，有的略少，也有蝗虫未曾到达的地方。乡间愚民借口“这个村庄没有蝗蝻”，就不肯出人力协助搜捕，彼此推诿，贫富一律不知轻重。蝗蝻一旦蠢动，四乡遭灾，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商议集资作为收买蝗蝻的费用，新化都共计一百二十八村，各乡或合并七八村，或十余村，在适中的地方设立分局。每村量力捐资，送到分局，选择廉洁公正的士绅老人管理。凡是送蝗蝻到分局的人，每升给钱四十文，贫民略有收益，搜捕更加勤奋。而且众多男女老少，遍布山野，争以捕获多为快。既可以消除全邑生灵的祸害，又能救济小民穷冬的困苦，一举两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收取发放钱文购买蝗蝻，限定十日内，按日向城局汇报，并将所收的蝗蝻汇总送到城局，以便报告邑尊督同城局绅士稽查，然后才进行煮埋，以显示核实无误。至于送蝗蝻入城，应按路途远近，给予脚力费。

一、各村有贫富大小的不同，蝗蝻遗留的数量也不一致，可贵的是通融部署，不分界限。如果此局所收捐资不够使用，就报告城局，从其他局存的款项中拨给，总期将遗孽消灭干净，不让来年春天发生灾害。倘若有一处未尽除害，岂止是一乡一邑的问题，凡是同事，都应各自激发天良，同心竭力，消除这个大害，以迎接吉祥。这是搜掘蝗蝻的大致情况。

一、此时距离立春不到两个月，蝗蝻如果未掘尽，到春暖时必定会出来。蝗蝻初生时，形体极细微，颜色黑，蠕动，依附草根团聚成堆。几天后，跳跃不远，用脚踢它则惊散，随即又聚集，随即又踢，最容易除净。等到成形后，形状像蚱蜢，翅膀短不能飞起，应当趁此时赶紧扑打。扑打的方法，或者挨户派丁，或者酌情雇夫，听任团长等人因地制宜，各行其便。每村令多准备竹枝，绑成长把，一遇蝗虫出生，就督率人夫四处搜扑，后用火把焚烧。另一种方法，用布做成帷帐张开，空出一面，用竹把或大葵扇驱赶蝗虫进入聚集满后，就煮死它们，这种方法最好。邵阳实行过，几乎捕尽，我县就可以仿行。每队须选择勤谨忠实的人监督，才不至于苟且塞责。那些蝗蝻初生在高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地方，应当派人寻找，找到后报告，由乡局酌情给予赏钱，以示激励劝勉。

一、蝗虫到来，能飞就难捕。治理北方，土壤平坦，可以用掘沟驱埋的方法。南方放眼望去都是水田，又多高山深林，不便开沟，比起北方捕蝗更难施力。只有每天清晨，蝗虫被露水沾湿，不能飞动。以及日中交对、向晚停落之时，赶紧督率人夫，趁此时候，尽力扑打。每天只有这三次，对农事没有大妨碍，而获益不可胜言。百姓自顾身家，有什么顾虑而不乐意顺从？至于遇到大雨之后，蝗虫不能动，尤其可以乘机尽力扑打。又应当在夜深月黑时，堆积柴草点火，蝗虫看见火光飞来聚集，像飞蛾扑灯一样，自取烧灭。这也是捕治的一种方法，然而总不如早捕初生的

译治理蝗灾的方法其实很容易。蝗虫生性畏惧金鼓声和枪炮爆炸声。如果遇到飞蝗侵入境内，就可以用这些声音来震慑它们。并且让男女老少齐声呐喊，使蝗虫惊恐害怕而远远飞走，不敢停留聚集。另外，蝗虫不吃的作物有豌豆、绿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蓣以及芋头、桑树等类。如果把杆草灰和石灰混合成细末，或洒或筛在禾稻上面，蝗虫就不会啃食。蝗虫又畏惧油，吃进油就会死。用油和水洒在禾稻上，蝗虫经过就会飞走。有田地的人家各自准备这些物资，也足以稍微保全庄稼。再听说乡间有一种雀鸟成群飞行聚集，啄食蝗虫幼虫。乡民大多用鸟枪伤害它们，应当严厉禁止这种行为。

译乡民中多有人说蝗虫是神虫，不应该伤害。一人这样说，众人就相信了。这种谣言，实在令人痛恨遗憾。《诗经》说去除螟螣，以及蟊贼。又说田祖有神，拿着它们投入烈火，这是捕灭的方法，古人已经反复深切地说过。而去秋奉到皇帝谕旨，严厉命令地方官吏，认真扑捕，或者用烈火焚烧，或者填入深沟，总之要以不留余孽为要务。光辉显赫的皇帝话语，极为严厉急切。此后如果有妄言蝗虫不应该捕捉，造谣迷惑乡间愚民的人，允许各团长捆绑送到县衙，以抗违圣旨的罪名治罪。

山西巡抚曾国荃关于晋省受灾及目前筹办情况的奏疏。光绪三年

臣私下禀报：臣于九月十五日据代理山西布政使河东道江人镜、按察使英棨、冀甯道王溥详细禀称：私下查照晋省山多地薄，向来缺乏储备，去秋收成本来歉收，冬雪又稀少，入春以后，雨水失期，粮价昂贵，贫民挖掘食用草根树皮，情形特别可怜。当时已经命令下属开仓放粮接济，并劝谕绅士富人捐资助赈，或者各自周济各村，以敦促仁爱体恤。向来省城每年从十月起到次年二月止，设立南北饭厂赈济活命贫民。今年人数众多，经费不足，经前任巡抚大臣鲍源深率领司道府县先后捐出俸禄，并劝谕绅士商人等都各自捐助，在省城南北两角各增添几座粥厂，委派官员早晚管理，每天领粥的贫民计算有三四千人，而听说赈济归来的人络绎不绝。省城一处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截至六月初十日止，所有省城官员绅士捐助银两购买米粮的资金已经用尽。自六月十一日起，动用赈灾银两接济，事情办完后报销。从春到夏没有下透雨，麦收无望，省南荒旱尤其严重。春季间奏请批准开仓赈济，命令下属查明极贫次贫民户口核实散发。又蒙恩准划扣京饷二十万两，并援引天津捐赈成例，劝谕绅士富人捐输借资办理赈抚。又直隶总督大臣李鸿章筹拨海防经费银十万两，已经派员领回。八月二十六日恭敬奉到皇帝谕旨：本届起运江安漕粮着截留四万方石运解山西，以备赈济的需要。恭敬地接受并遵守。随即批准李鸿章咨文说江安漕粮已验收入仓，奏请提取办理来年江鄂新漕五万方石等因。又复恭敬奉到皇帝谕旨：前谕户部、李鸿章各拨银两二十万两，以三成拨归河南。现在该省也缺乏现粮，所有部拨的二十万两着全数解交山西，那河南应分的六万两一并改由直隶二十万两中划拨，统作该省购粮之用。恭敬地接受并遵守。咨文传到司衙。仰见朝廷怜悯灾区恩泽层层充沛，三晋臣民没有不同样深深感激的。查此次办理赈务，先前已经派员分往奉天及归化城、包头产米地区采买粮石，并委派官员分赴各州县会同地方官敦促劝谕绅士富人竭力输纳赶紧交纳以济急需，一面在省城设局，由本司道悉心管理，刊印册式，命令下属遵照填写，以期稳妥迅速。因为日久无雨，禾苗日渐枯槁，又命令改种荞麦杂粮。满以为雨水丰沛滋润，尚可稍资补救，无奈自夏到秋，各属禀报，每逢阴云密布，随即被大风吹散，或者仅得微雨，或者一二寸不等，天干地燥，烈日如焚。改种的荞麦杂粮出土后，仍然枯黄萎谢，收成失望。现在据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沟、交城、文水、临汾、襄、洪洞、浮山、太平、岳阳、曲、翼城、汾西、乡甯、吉、长治、屯留、襄垣、潞、黎城、壼关、汾、平遥、介休、孝义、临、石楼、永甯、甯乡、仁、山阴、天镇、应、朔、右玉、平鲁、凤台、阳、陵川、沁水、永济、临、猗氏、荣河、万泉、虞、榆社、沁、孟、代、解、安邑、平陆、芮、绦、稷山、河津、闻喜、绦、垣曲、霍、赵、灵石、隰、大甯、蒲、永和、归化城、和林格尔、清水、萨拉齐、托克托城等七十六个厅州县先后禀报，秋禾因旱因雹成灾。到司即经委派官员分往会勘被灾分数，应当蠲免缓征的钱粮米豆，并查明应当赈济的户口，应当需用款项若干，妥善商议由该管府道详细咨文核办。本署司等查晋省地方所产的粮食，本来不够民间食用，向来依赖陕省及省北一带商贩接济。今年陕省荒旱，尚且前往楚豫各省买粮，省北地方也因旱成灾，以致粮价奇高。时值临近霜降，透雨未沾，宿麦难以播种。省会每银一两，仅换八三钱一千三四百文，而一斗米须钱二千四五百文。省南地方银一两换钱一千一百多文，元丝银则只换钱九百余文，一斗米须银两二两有零。私下认为救荒首要在于粮运，今年灾区既广，时间又长，省南灾重，缺粮不仅无树皮草根可挖，而且无粮食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待

译饿死的人相望于道，惨状难以言表。转眼就要进入冬季，饥寒交迫，百姓立刻就会死于沟壑，这种窘迫的情形实在不是笔墨所能详尽描述的。应当广泛筹措粮草运输，以资助赈济安抚，已经奉命委派候补知府张鹏督率正副委员前往直隶获鹿县，设立机构转运粮食，一方面飞速催促各路买粮的官员赶紧采买运输，又命令下属广泛招募商人采办米粮，源源不断地接济，务必使粮食不缺乏。那里土地贫瘠、灾情严重，情形迫不及待，地方上先行酌情发放赈灾银两，使百姓能早日沐浴皇上的仁恩，而免于流离失所。如果能得到雨水，有望种植小麦的地方，农民无力购买种子，也酌情拨给银两，派委员解送，会同地方官查明核实后散发。其余未尽事宜，本署司等人只有仔细筹划禀报商议，稳妥迅速地办理，多尽一分心力，或许就能多救一条百姓的性命。除了受灾比例以及减免缓征钱粮米豆的各项数目，等委员勘验议定到达之日，再合并案件详细上奏。如有后续上报的受灾地点，应归入详细上报比例的案件中汇总办理等情况，会衔详文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职责在山西疆域，理应遵循惯例轻车简从，亲自前往旱灾异常严重的地方，全面巡视踏勘。只是成灾的先后不同，报灾的早晚不一，而且臣是四月下旬从晋地东南疾驰抵达省会，经过一千多里，当时景象已觉得惨目伤心。此后一百多天没有下透雨，早晚惊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谨率领属下一体认真筹办，不敢稍有疏忽。除了各属地受灾比例及应行赈恤事宜与户口数目，按例应当恳请减免缓征钱粮米豆，等州县册报齐全，另折开单陈报，并恭敬上疏具题外，所有晋省因旱成灾，已有七十六个厅州县呈报，院司已经查勘比例，先将受灾地点及现在筹办的大致情形，理合遵循惯例据详文上奏。

译严禁鸦片办法片 光绪四年 曾国荃

山西鸦片之弊，曾经臣与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奏明，重申严禁，钦奉谕意，已有案可查。随后翰林院编修李用清周游各厅州县，稽查赈灾事务，顺便察看鸦片种植情况。不久据该编修来信称：各州县自从奉到谕旨禁止之后，乡民颇知悔悟，所经过的地方，种植鸦片的比去年大约减少了十分之六七。趁着这次大灾粮贵之时，劝民改行其他职业，可以期望事半功倍。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往后清除更难等语。臣查该编修所言很有见解，只是愚民无知，不严惩重罚不能挽回这种顽固习气。查两江地区禁止鸦片，有将地亩充公的章程，立法不太苛刻扰民，最让民间畏惧。臣拟以后山西如有栽种鸦片的，一经查出，即将该户所种鸦片的地亩全部充公，作为各村本甲的公产，仍责成公正的乡老社首经管，以备地方公用。如果各厅州县稽查不严，即将该管地方官分别弹劾参奏。有能力禁止而又能不扰累百姓的，命令布政使司注册奖励。一俟奉到圣旨批准，臣当会同阎敬铭刊刻简明告示，张贴执行，希望彻底断绝根源，他日再遇灾荒，不至于再次妨碍百姓粮食。

请暂停晋省东南各府州县应征牲畜税片 光绪五年 曾国荃

山西自从遭受大灾以来，各郡牛马宰杀倒毙殆尽，耕作没有资金，地亩有荒芜的危险。前经臣奏明筹款，派员到各处分头采办，并在归绥七厅设局劝募捐款，以便协助济南路。因为想到官办牛马只能散给贫民，那些稍有能力的人应令自行购买。只是各处商贩因为沿途喂养困难，且须照例纳税，花费巨大，无利可图，于是都歇业了。往年各处市集牲畜很多，如省南平阳府属的尧庙会，省北五台县属的台山会，尤为牲畜聚集之所。今年来的寥寥无几，民间有钱无市，购买更加困难。自应设法招徕以资接济。查山西十九府州并所属应征正额盈余牲畜税，每季度约收银二三千两不等，数目不多。现当牲畜缺乏，不得不酌情体恤。理合恳请天恩俯准，将山西东南的太原、汾州、潞安、泽州、平阳蒲州六府，辽州、沁州、平定、解州、绛州、霍州、隰州七州并所属各州县，从光绪四年十月初一日起至五年六月底止，停止征收牲畜税正余银两，实在对农事大有裨益。从五年七月起依旧照额征收。幸蒙批准，臣即当出示晓谕，广泛招徕牲口商贩，希望缓解商贾的压力，借此救济农民的贫困。

请旨严禁就近采买平粜米石疏 光绪三年 张观准

私下认为京师是天下都会，官员商人汇聚，户口繁多，每日所需米粮不可胜计。即使遇到丰年，本地之粮也不够本地食用，所以朝廷每年耗费巨额款项，转运南漕百万余石。此外附近各省有水运可通的，所产米麦杂粮，无不贩运来京，以供亿万人口食用。今年京畿地方收成仅可中等，而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因旱灾歉收，无粮运京售卖，以致秋收之后，粮价未能平减，贫民觅食困难。仰赖圣上慈爱怜悯穷苦百姓，令直隶总督李鸿章妥令轮船局委员朱其昂等购买南省大米运京，设立局所平粜。这确实是维持根本的极好计策。然而此议刚实行，市中粮价不减反增。臣起初也不解其故，随后就风闻直隶委员竟有到近畿一带大肆采购的，并听说有购买京中仓米的，以致市场来源越来越少，价值更加上涨。平粜之法，或者发现存仓谷，或者在远方买粮，使聚集的米越来越多则粮价自然减少。如果就用本处自有之米多方购纳，何异于奸商的囤积居奇，使市价日益高昂，因而减售以暗中获利。如此行事，对民食大有妨碍，对市价也不能平抑。可否请旨饬下直隶总督李鸿章严令委员等不得在近京州县购买米石，一方面选派忠实监司大员于天津海口设法稽查，必须得到米自南方来始准给以照票，运至通州，仍然核查其米数是否相符。并饬令委员于设厂后按原购实数定价平�，不得加增与民间争利。并请旨饬命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选派妥员于该管地面平粜米局一同监视，如有以京仓米粜卖的，立即查办，希望劣员不至于营私，而粮价可以期望稍定。

请将顺直王庄遇灾酌减分数，并佃农租归官征解疏 光绪六年 朱以增

私下认为直隶连年旱涝，仰赖恩纶，无论民田旗地，均经分别减免缓征。皇仁所被，感泣同声。只是各属内有王贝勒所受庄田，因为属于私租，为谕旨所不及，各府仍然派人征收。不肖庄头恃势恐吓，迫令贫佃一律交足，否则扣押

译将地方官押送佃户到官府监禁催逼。据臣所闻，安州一带的各佃户，有的因此逃匿无踪，有的变卖财产以完租，甚至有卖儿卖女的。值此灾荒饥馑逐渐加剧之际，百姓迫于饥寒，救死尚且来不及，无力拯救他们，反而将他们驱赶至沟壑之中，这恐怕不是太平盛世所应有的现象。

又听说各王府的员弁下乡征租，自称为“管家大人”，其寓所及衣食用度极其豪奢，行为僭越妄为、凶狠狡诈，庄头作为他们的帮凶，挑选富裕者加以盘剥，贪婪索取不知满足。等到他们回报私租数目时，即使是丰收之年也不如定额，其侵吞中饱私囊的行径，不问便可知晓。

王贝勒中那些年幼或差事较少的，被他们欺骗把持，生计更加贫困。这种弊端，对百姓而言深受其害，对王贝勒而言也得不到利益，对国家体制和民生都只有损害没有益处，不可不严加整顿。

恳请圣旨命令直隶总督、顺天府尹，通令成灾各属的地方官，如有贫弱佃户被送官监禁催逼的，务必公正办理，不得任意侵扰逼迫，并令其咨商户部妥善商议章程。

此后直隶省如遇局部灾荒，所属王庄的租额应查照灾情的轻重，酌情减免成数，以显示体恤；或者将王贝勒所受庄田的佃租由地方官代为征收解送，这样不仅百姓能免除追比凌逼的惨状，王贝勒各府也能永远根除隐匿侵蚀的祸根，似乎与国家优待宗室、怜悯民间疾苦的本意都不相违背。

译免除、缓征的恩旨，地方官任意拖延搁置，沥陈弊端疏。光绪十年监察御史郑训承恭敬地认为，我朝体恤探求民间疾苦，施恩惠于百姓，凡是遇到水旱偏灾，一经地方大吏奏报，无不立即施予恩泽，准予免除或缓征。深厚的仁德与恩泽，遍及四海，浸润百姓。无奈不肖的州县官员未能切实奉行，往往拖延搁置恩旨，私自征收据为己有，弊端层出不穷，难以穷尽揭发。听说浙江州县每逢免除、缓征的恩旨，发布告示誊写黄纸，竟有迟至半年尚未张贴的，等到征收漕粮将结束时，才在城市张贴誊黄，四乡并不张贴，百姓未能普遍知晓，照常缴纳赋税，而灾民赖以活命的恩膏，全部落入贪官污吏谋取私利的钱袋中了。况且他们最初上报灾歉时，就预先私下划定征收的地界，并不详细开列某都某图某庄某圩的名称，只用东乡西乡等笼统的词句概括，督抚据此上报朝廷，朝廷便据此施恩。百姓诵读誊黄未能通晓，而狡猾的官吏胥役从中舞弊，甲乡到县衙纳粮，询问应缓征多少，则告知缓征在乙乡而非甲乡；乙乡询问应缓征多少，则告知缓征在甲乡而非乙乡。移花接木，巧变无穷，百姓固然不能取得州县的底册来据理力争，所以煌煌恩诏恩泽广布，而民间穷民仍未曾减少缴纳丝毫，以致有卖妻卖儿来偿还拖欠赋税的，积弊相沿，民生日益凋敝。浙江如此，其他各省恐怕也不免。拟请旨饬令各省督抚，严格规定张贴誊黄的期限，令各州县在接到省里公文后，限三日内在四乡张贴，超过期限即予以处分。各州县申报地方灾歉时，详细开列都图庄圩的第几号，督抚即根据州县的申报文书分晰开列清单，恭敬呈报御览，颁发纶言，并将清单一律刻印誊黄，这样乡间愚民一看就明白，奸猾的吏胥无从作弊混淆，而免除租税、减轻赋税的殊恩，农民都能沾受实惠了。

遵旨会议疏光绪四年步军统领荣禄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御史刘恩�奏，京师外来贫民日益增多，请饬令妥善安置一折，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会议具奏。钦此。据原奏中说：五城地面向来设有收养贫民的地方，不一而足。近日外来贫民一天比一天多，粥厂虽然多，但领粥的人太广泛，每天不能吃饱。驯良的沿门乞讨，桀骜的沿街抢夺。听说近来老幼以及妇女辈，凡在街市行走的，他们背负携带的物品，往往欺负他们不能追捕，任意肆意抢夺。其事可恶，其情亦可怜。如果不迅速筹划安置，恐怕在京城之下，白天就会让人产生戒心。请旨饬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自选择宽大的庙宇，或关闭铺房，分拨收养，派遣可靠官员经常弹压稽查。那些距离粥厂近的地方，责令领粥后即到原处栖止；距离粥厂远的地方，另行设厂筹款添放，不准他们无故到街市行走，这样饥民可以有所安顿，民间借此得以安宁等语。臣等查京师地面向来有普济堂、功德林留养穷民，以及五城官饭厂随处赈济，近来又多次蒙受皇恩添设六门、四镇等处粥厂。资善堂、崇善堂、百善堂等暖厂及朝阳阁、长春寺等粥厂，也都蒙恩赏赐米石以供接济。此外民间捐资的粥厂尚不下二十余处，百姓赖以保全生命者很多。近来因为外来就食人数逐日增加，粥厂所给的不够糊口，以致沿街行乞，或竟趁隙抢夺。如果不早为设法，诚恐越聚越多，滋生事端。该御史刘恩溥所请求的择地收养，自然是出于安抚穷民的考虑。只是关闭铺户数量有限，且是民间房产，断难让贫民践踏毁坏。至于所属庙宇，除开设粥饭等厂及勇营公所业已占去大半外，其余空闲庙宇不多。况且那些距离粥厂近的地方固然可以就近食粥，距离粥厂远的地方怎能随地添设粥厂？况且既然必须到粥厂领粥，就不能禁止他们不向街市行走，或者领粥仍难充饥，必须沿街觅食，又如何能让他们立即回到原处栖止？如果一定要督促责罚他们、禁锢他们，这是名为安抚，反而显得苛扰。臣等查现在外来穷民有的寻找乡亲，有的投靠亲戚朋友，那些一无依仗的，有的到暖厂居住，白天就近领赈，借此谋生。这样粥厂、饭厂的设立，虽然没有收养的名义，却有收养的实质。所以安置穷民，已经是不遗余力了。只是查各粥厂，除资善堂、朝阳阁等外，每天早晚放粥两次，其余都因为经费不多，只能每天给一次。外来贫民尚难吃饱。臣等反复筹商，只有在外城永定、左安、右安、广宁、广渠等七门外附近添设粥厂，先行酌情设立五座，每天早晚放粥两次，使外来穷民在那里就食，不至于纷纷进城。那些已经进城的，听说那里领粥较多，也必定出城就食，这样饥民既可以保全生命，街市也稍为安静。可否仰恳圣恩，赏给粟米二千石，经费银子三千两，饬令户部札仓照数拨给。一面由

译臣等迅速选择地点设立粥厂，规定开放时间，所有各项开支费用，都依照六门四镇粥厂的章程办理，并按照旧例核实报销。至于厂内的具体事务，不准胥吏等人插手经办，打算由五城各自聘请两位公正的绅士，领取银两和米粮，认真管理，仍按照六门委派官员的先例，酌情发放薪水，以便他们长期驻守。并请求每厂由朝廷指派三四品的京官一人，分别驻扎监督施粥。臣等除了不时轮流巡查外，还各自派遣兵丁差役前往粥厂维持秩序，防止拥挤引发事端，以期望能够符合皇太后和皇上怜悯穷苦百姓、安抚地方的深切旨意。如果早晚都能得到雨水滋润，穷苦百姓逐渐可以回归农田耕作，那时或者酌情裁撤粥厂，或者设法资助遣散，再根据具体情况，上奏朝廷办理。

译请饬令烧酒户捐输赈灾的附片

直隶总督李鸿章

顺天、直隶地区今年水灾较为严重，各属地的烧酒作坊本应下令禁止以充裕百姓粮食，只是担心州县禁令执行不一，私烧现象仍无法避免，而且官吏差役借此勒索，弊端丛生，况且烧酒户多达千数百家，如果全部关闭歇业，也恐怕使他们坐失生计。经命令筹赈局的司道官员商议，参照光绪九年的奏案，免除他们停止烧酒的禁令，即根据资本的大小，酌情令其捐输，每户多至五十两银子，少也有二三十两，公款归入顺天、直隶地区用于赈灾，不准借故推脱或巧妙规避。除已通令各属地遵照办理，并咨报兵部查照外，理合会同兼管顺天府尹臣毕道远、顺天府尹臣薛福辰附片陈明。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九

户政十六荒政下

筹办陕西省荒政情形的奏疏

陕西巡抚谭钟麟

臣接到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年九月十六日奉上的谕旨，左宗棠奏报筹办陕西、甘肃赈务一折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仰见皇上慈爱眷念灾区，体恤百姓没有穷尽的至意。查考陕西荒旱的情形，臣在采买米粮、请求催缴欠饷、展缓秋季赋税各折中，先后详细陈述在案。数月来，臣与督臣左宗棠、太仆寺卿刘典往返书信商议，只以预先筹措赈款、多购米粮、挑选人员办理赈务为最紧急的事。赈款先在司库中千方百计腾挪，接着由督臣拨还借款三十万两作为各处买粮之用，而转运的费用则依靠协饷和捐款。各省欠饷已委派官员前往，书信文书交相恳切请求各位疆臣，顾全大局，应当不至于漠视。目前富绅所捐的款项，只能各自顾及各县，由绅士买粮散放赈济，大约能自顾一县的不过数处，想要提取作为其他地方采买的费用，势所不能。购粮一事，臣在覆陈折中声明，拟以包头所购的粮食赈济北山，以平庆所购的粮食赈济西路，以湖湘的米赈济河北各属。后来听说山西已向包头采买，因此改向宁夏采购，而庆阳也歉收，又委派官员分赴巩昌、秦州一路收买，虽然路途遥远费用繁多，也不暇计较。湖米购买很容易，只是襄河水位浅阻，汉水可以徒涉，丹江长久干涸不能通船，约计荆紫关、漫川关两处，一个月只能运送六千多石。现在又委派官员赴樊城雇车试运到潼关，如果畅通无阻，应当由各属地按照民间价格雇车往运，以救济同州各县。运费比米价高出数倍，起初没想到会这样。赈灾之事以河北为最紧急，七月间委派官员带银前往，命令各属地先尽仓粮散放，接着由富绅捐款购粮接济，等到南米到时再行分给。办理赈灾以绅士为亲近，因为先前已通令各州县访求正直的绅士，登门敦请，并刊刻告示劝谕正直的绅士出来协助事务，不必以干预政事为嫌。共同焦急桑梓之难，放赈的方法，城区则设厂煮粥，乡间则按口授粮，而要以稽查人口为第一要义，因为少一分虚报冒领就多活一个穷苦百姓。北山旱灾以榆林的怀远、葭州、府谷、绥德的米脂、清涧、吴堡为重，神木、靖边本来有秋收，又遭受严霜侵害，其次则是延安所属，再次则是鄜州，既无存粮又缺少富户，遭受此凶灾，情形特别可怜，已先行发给银两，由府县就近买粮赈济。宁夏的米则应当在解冻后了。汉中水田尚收四五成，褒城、沔县虽然干旱，可以分济。兴安的平利、砖坪、洵阳秋收五到六成不等。只有汉阴、白河、石泉、紫阳干旱严重，将来以湖米运往分赈较近，现在筹集款项赴郧阳、襄阳购粮，往来也方便。凤翔仓粮尚多，可支撑数月。邠州所属民间尚有存粮，仓存也可支撑数月。干州存仓粮万石，据报告现在平粜，贫者以钱赈济。商州秋收多少不等，该代理知州黄照临已捐银，从河口买粮赈濟。西安所属的宁陕、盩厔、鄠县、蓝田秋季庄稼收四五成不等，赈济可以稍缓。三原、泾阳富绅捐款可以自顾一县，只有同州大荔捐麦较多，合计仓粮可支撑到来年四月。其余各县有仅能赈济到冬腊月的，有能支撑到正二月的，等到购粮运到，分别拨济。现在各属地禀报均已放赈，虽然办理不一，但各自根据地方情形散放，未能强求相同。省中粥厂七处，就食的已达三万余人，回坊居民及安置的河南、山西流民三千余口，均按口散粮，不许混入粥厂，以示区别。省内自中秋节后一律安靖，无抢掠案件，也无借饥荒阻挡粮食之处。即使食粥饥民分起部署，也都安帖，不至拥挤滋事。然而臣先前所筹款项粮数，只计算接济到来年四月，如果二麦未种，麦秋无望，尚需宽裕筹备。昨天汉中、兴安两府均报九月初八、初九得雨，麦子已全部种下。西安十三、二十四、二十七得雨不足二寸，南山一带麦子也有出土的。邠州、干州各属荒民在旱地播种，希望得数寸雨以滋长。连日来阴云密布，气候尚暖，只祈愿甘霖速降，庶几有生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