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

译事物的情理，近处涉及个人动静语默的节度，其伦理从天子到平民百姓，其类别由家国推广至天下，没有重大的不包容，没有细微的不涉及。即使后世再经过亿万年，事变千差万别，也没有能超出这个范围的，这是多么深刻而广博啊！这就是道之所以能周遍天地，在明显与隐微之间没有间隙的原因吧？等到审察卦爻的位置，以求取时义上的适宜，常态与变局、危险与平易，各自都有恰当的处理。虽然吉凶悔吝跟随其类别，最终结果千差万别，但就道而言，求之于自身而不期望于人，坚守我恒常的正道以听任天命的自然到来，这是多么简约而完备啊，这就是君子之所以安守本分而行事，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自得的原因吧？虽然如此，我看古人之所以在困顿中通达，履险如夷，没有不是以刚健的德行来战胜困难的。至于祸福利害，有时来不及顾及，所以说：“吉凶之中，坚守正道者获胜。”坚守我的正道而获得吉祥，这就是道得以施行的原因。即使遭遇凶险，也从未怀有侥幸免祸之心，只求心安于义理而没有悔恨。所以说：“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老子正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有“专气致柔”的说法。扬雄正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有“在不虞之处谦逊，以永远保有天命”的话。这难道不是更低下的吗？唉！圣人忧世的心情如此急切，垂下训诫以昭告后人，如此反复而详尽周到。后世那些走困顿通达之路的人，不思考坚守自己的德行来战胜困难，而是窥探时势、仰人鼻息，懦弱退缩、诡诈随顺，以侥幸求得一时的际遇，难道是沉迷于老聃、扬雄的教导而扰乱了天性吗？还是利害祸福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人心中隐秘之处，那么踏上那门槛的人不谋而合地顺应了呢？阳刚之德对于人来说，微妙啊。柔顺之道的牵制，往往随之而成为痼疾。这是从古以来人心变迁的常态，哪里知道遮蔽陷落沉沦到了极点而不知道反省呢？唉！圣人已经逝去了，但忧劳勤勉的思绪历经千世，仍然不会释怀。我在《易经》中看到了他的心意。写在这阁楼上，是为了记录我的感慨，并彰显圣人思虑的深远。

译《诗序汇说序》

葛学礼 张坚 填讳

《诗序汇说》是嘉定诸璞崦先生所编纂的。这本书详细记载了《诗序》的解说，除了人人诵读学习的《经文集传》之外，从汉唐直到本朝，凡是各位儒者阐发《诗序》意旨的学说，以及虽然不是阐发《诗序》意旨但解说可以讲通的，都加以采集收录。先生自己的解说则作为案语，大概是以毛亨、郑玄为宗奉，而不从事门户之争的攻击。有人看见后嘲笑说：“《诗序》比《诗经》正文更重要吗？为什么对《诗序》详尽而对《诗经》正文简略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孟子说：“解说《诗经》的人，不因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词句而损害诗人的意旨，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测诗人的意旨，这才算是掌握了要领。”诗人的意旨在于《诗序》，如果广泛观察众人的解说，曲折地推究探寻，豁然洞见作诗的根本旨意，由此来探求《诗经》的音韵训诂和名物制度，那么彼此相互启发，大概可以免除拘泥牵强的过失，并且自然远离穿凿附会的做法。世上有拘泥于文辞从而丧失诗人意旨的人，却没有能够掌握诗人意旨却还在文辞上感到困难的人。况且学习《诗经》所看重的，在于足以用于世事。所以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让他处理政事，却不能通达，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而可以与孔子谈论《诗经》的子贡，孔子也用使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出使不辱君命来期望他，这难道不是因为治理内政外交，都需要兼具政事和言语才能的人，而学习《诗经》应当掌握其要领吗？汉初的学者独自洞察到这个意旨，所以贾谊号称能诵读《诗经》，《驺虞》篇的解说，欧阳修本以此与毛亨、郑玄立异，而他在给汉文帝的策论中，大多涉及积蓄储备、信守威令、移风易俗等几个大端，他的解说一一精当严谨。匈奴祸患边境，甚至请求任命典属国来制约他们，虽然他的才能超过常人，也是由于学习能够抓住大要的缘故。现在试着选取周朝兴盛时期以及宣王中兴时期的各篇《诗序》，反复诵读，难道心中不隐隐有所触动而不能自已吗？那么先生这部辑录，大概也是将成为有用的学问，而不愿沉溺于世俗浮薄以及一切标新立异、支离破碎的学说，以辜负朝廷教育的意旨。这就是序言。

《孟子要略序跋》

曾国藩

朱熹所编纂的《孟子要略》，向来记载艺文的书籍都不列入目录。朱彝尊的《经义考》也称未曾见到。宝应王白田氏撰写《朱子年谱》，说这本书早已亡佚了。我已故的朋友汉阳刘椒云传莹，首先在金仁山的《孟子集注考证》中搜出，恢复了这本书的原貌。王氏一生勤勉于研究朱熹的学问，号称精当严谨无与伦比，却不知道《要略》一书，全部记载在金氏的书中。即使《四库馆》中的各位大臣为金氏《集注考证》撰写数百字的提要，也没有提及这本书，大概耳目所及，百密之中难免一疏，这是常事。看金氏所记载的，朱熹当时编辑《要略》，另外作注解，与《集注》间或有不同。金氏在“人皆有所不忍”章，说《要略》的注解还是旧说；在“桃应问曰”章，说《要略》的注解文字略有不同。现在散失已久，无法恢复。椒云仅能排列次序，嘱托我校勘刻印，以显于世，这还算是未完的本子吗？然而像许叔重的《五经异义》、余隐文的《尊孟辨》之类，都湮没晦暗数百年了。一旦从其他书中刺取拾掇零星残篇，就恢复了旧物。那么这本书的问世，怎么知道不会再有人搜得原注，来弥补今天的缺失呢？天下很大，后来者无穷，必定有笃好朱熹之书的人，网罗搜集以弥补遗憾。这是我已故朋友椒云在九泉之下，祈祷祭祀所求取的。

《孟子》全书二百六十章，朱熹采入《要略》的八十五章，未采入的一共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一书，自汉唐以来不列入学官教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没有提及，而司马光、晁说之等人更相互猜疑诋毁。直到二程子才开始表彰它，而朱熹于是将其定为四书。既然荟萃诸家之说编成《孟子精义》，又选取其中尤佳者编成《集注》七卷，又剖析异同编成《或问》十四卷，用力也已经很勤了。而朱熹又简择编成《要略》五卷，喜好之深竟如此笃切。大概深造自得，那么泳于心而味于口的，左右逢源，参伍错综而各具条理。即使以我曾国藩的蒙昧浅陋，读它也只见到首尾完整，不再知道衡决颠倒的弊病，那么它鲜明地契合每个人的心意，可以知道了。我既承蒙已故朋友刘君的遗命，为之排定付刻，于是颇仿照《近思录》的体例，疏明分卷的大旨，使读者一览而得。大贤的旨趣，确实知道不是末学所能侥幸猜中的，还不知是否合乎我已故朋友的意思？死者不可复生，只使我茫然四顾而伤心罢了。

《新定鲁论语题辞》

钟文烝

《鲁论语》自夏侯、萧、韦以来，一变而为《张侯论》，而包氏、周氏依据它，那么就是以鲁论兼采齐说了。再变而为郑本，那么就是以周氏之本兼采齐古说了。三变为何本，自宋至今所承用的，那么更是将包、周、郑的本子与孔、马古文的本子杂乱混合了。汉代经师，今文之学确实胜过古文，而今文之传自鲁人的尤为可贵，却唯独在《论语》上昧于其源流，这可以吗？我私下认为何本的《论语》

译其字句不尽是鲁本，其篇章则仍是鲁本。就其篇章，审其字句，这是后世儒者的责任了。甲戌年，门人沈善登请求校定鲁论语，于是我谨慎地依据《隶释》、汉石经残碑所保存的，以及《经典释文》、郑玄注所出的，其中记载郑本异字、梁武帝解说等考证后加以修改。只有“卅”字、“卌”字两处不依从碑本，加圈作为标记。“赣”字、“毋”字、“斿”字、“国”字、“蘠”字、“避”字、“佚”字、“志”字，有不敢直接修改的，也在旁边加圈标记。“夫”字应当删除而未删除，则用长方形标记。又旁考《盐铁论》、《法言》《白虎通》、《论衡》《潜夫论》、《孟子注》《汉书》《后汉书》《魏志》《吴志》及诸汉碑，一一搜集以恢复鲁学。这本书，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夏侯、萧、韦的旧本，但大致相差不远。《易》中的“为”也可以纠正《史记》；“下”中的“为”趋可以贯通《聘礼》；“躁”中的“为”傲可以证明《荀子》。其他如“贡”作“赣”，“与”作“予”，“燕”作“晏”，“识”作“志”，“芸”作“耘”，则都是使用正字。“传”作“专”，“抑”作“意”乎？“为”作“于”。“赋”作“傅”，“诲”作“悔”，“荡”作“汤”，“傩”作“献”，“以”作“已”，“饥”作“饥”，“折”作“制”，“算”作“选”，“裨”作“卑”，“慧”作“惠”，“廉”作“贬”，“窒”作“室”，“呵”作何？“坠”作“隧”，则都是今文家声义通借的字。学习小学的人可以观看。至于鲁读无可考见的，全都依从何本；而何本的不同，有正义本，有释文本，有义疏本有外国足利、高丽各本，又有唐石径、蜀石经本。现在各自择善而从，不拘泥于一例，往往以《玉篇》、《广韵》《经音辨》《五经文字》《两汉书注》《文选注》及唐宋诸类书之类参伍求之。世上有明眼人，应当不会以专断轻率讥笑我。

译现在《孝经》以十八章的今文作为定本的说法

艾承禧

《孝经》这本书，在汉初出现的，只有今文《孝经》。自从古文《孝经》从孔壁中出土，其文字略有不同，章节数目也有差异。到了刘向校勘书籍，删去其中繁琐令人困惑的部分，以十八章作为定本，那么《孝经》应当遵从今文，本是理所当然的。请让我阐述其中的道理：考察《孝经》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籍，看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一书，实际上与《春秋》同等重要。当秦代焚书时，那些藏在民间的书籍，自然不是一两本就能穷尽的，何况焚书距离汉朝兴起仅仅七年之近。古文、科斗文书，在秦代焚毁已经很久。用河间颜芝所藏的书籍来证明，长孙氏以及江翁、后苍、翼奉、张禹等人所讲解的，没有不同的地方。像这样，又何必怀疑今文呢？况且即使古文可信，而它出自孔壁的说法，司马光在《孝经指解》序中，早已辨析过。又《孔壁尚书》前代儒者有的怀疑它是伪作，不能因为《尚书》和《孝经》同出孔壁，就偏偏相信《孝经》是真的。现在试着从章节体例来考察，古文割裂得没有条理，往往不如今文通顺。例如庶人章被分为两章，曾子敢问章被分为三章，而增加闺门一章，尤其失去了圣人立言的本意。《正义》认为是刘炫所分，司马贞认为是近代儒者妄作，这流传的说法假称是孔氏所作，不仅闺门章是伪撰，就连二十二章的篇章段落，也是妄自划分。审察这些，古文都是出于附会，其不足以凭信，又非常明显。汉朝校勘经书之精，首推刘向；注释经书之确，没有比得上郑玄的。《孝经》注有人怀疑不是郑玄所作，然而小同也承袭了郑玄的传授。刘向、郑玄既然都以为今文十八章是正宗，其为定本，本来无可怀疑。唐开元年间，诸多儒者大多排斥诋毁古文，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删去闺门一章，于是古文就被废弃。可知从汉朝到唐朝，无不以今文作为定本。

关于“就、度、誉、究、畜”五字分别训释五等孝道的说法《卧庐文稿》

《孝经》陈述天子到庶人五等孝道，其功用各不相同，其本源没有差别。疏证详细引用《神契》来解释“就、度、誉、究、畜”这五个字，分别训释五等孝道。从古音论之，这五个字，都是“孝”字的双声叠韵字，古书训诂往往如此，而其意义有可以推究说明的。天子的孝称为“就”，“就”是成就的意思。是说天子既然极尽爱敬，那么德泽远播，凡是五等孝道都依赖它而成就。不像诸侯以下，其职分各有所限，而教化不能遍及天下。《诗经·访落》篇“将予就之”，就是遵循昭考之道；《敬之》篇“日就月将”，就是向上追求光明之学。孝字解释为“就”，其意义本来归属于天子最为合适。天子在上，其法度没有人敢不遵从，而只有诸侯最接近天子的光辉，以制度节制，所以可以议论德行，谨慎你的侯度，所以可以质询百姓。孝是德的根本，诸侯用来和谐百姓。如果不奉行王度来继承先业，那么其德行不足以使人信服，即使社稷也难以永远保有。所以经文说“谨度”，即以“度”来训释。至于卿大夫章说“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那么法度的谨守，应当也与诸侯相同，而说卿大夫行孝称为“誉”，大概是言行很少过失，远近都信服，差不多没有厌恶没有厌倦，以永远保持美誉。《诗经·思齐》“古之人无斁”，郑玄笺引“口无择言”两句来阐明。择与斁相通，只有没有厌倦才能招致美誉。誉又是美好的名声。卿言章，大夫曰大，扶持进人。等到怨恨厌恶都消亡，那么美好的名声显扬于天下，而教化人向善，以引导人为善，其扶持引进的功劳不小。至于孝道在人的施行，以类推而义理应当兼尽。只有士能研究于先，而知晓依靠亲人侍奉君主的道理。《诗经·常棣》“是究是图”，《皇矣》“爰究爰度”，“究”都训为谋，有明审的意思。传曰“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辩也有究的意思。研究孝道之全，不超过爱敬，而其事情在于能够供养。庶人行孝称为“畜”，“畜”即训为养。《礼记·祭统》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这是说顺从德教，并非专门以畜养为义。孔子说“以畜万邦”，“畜”也训为孝，然而使万邦之人竞相行孝道，只有天子孝治才是这样，又不是庶人所能企及的。那么孝训为畜，为什么归属于庶人呢？大概散言通言，五等孝道都可以训为畜；对文析言，则庶人务农力穑，饮食节制，顺应时节，以尽服劳奉养之道，所谓小孝，用力于“畜”义，尤其切近。孝、畜古同音。孟子“畜君”训为“好君”，畜与好也是叠韵。《尔雅》说：“善父母为孝。”《墨子·经篇》说：“孝，利亲也。”《释名》说：“孝，好也。”善与利与好，都是同类事物。古人训诂的道理，这是最显著的。

回复李眉生的信

曾国藩

接到初三日的亲笔信，借此得知您起居安好，修养日益精进，公务之余读书，每天有固定的功课，欣慰不已。承蒙询问虚实、譬喻、异诂等门类，嘱咐以破格相告。如果鄙人有秘密吝惜

译至于我，虽然品行不端，又怎敢稍有吝啬之心？只是因年纪将近六十，在学问上毫无成就，话未出口便已自感羞愧。从前在京城时，研读王怀祖、段懋堂等人的著作，也曾探究古文家使用字词的规律。来信所询问的关于“三门虚实”的问题，指的是实字虚用、虚字实用。

什么叫实字虚用？比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前面的“风雨”是实字，后面的“风雨”则应解释为“养”，这就是虚用。“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前面的“衣食”是实字，后面的“衣食”则应解释为“惠”，这就是虚用。“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前面的“朝夕”是实字，后面的“朝夕”则应解释为“祭”，这就是虚用。“入其门无人门焉者，入其闺无人闱焉者”，前面的“门闱”是实字，后面的“门闱”则应解释为“守”，这就是虚用。后人有时将实字读本音，将虚字破读为其他音，比如“风”读如“讽”，“雨”读如 “吁”，“衣”读如“裔”，“食 ”读如“嗣”之类，古人并没有这种做法。

什么叫虚字实用？比如“步”，本义是行走，是虚字，然而《管子》中的“六尺为步”，韩愈文章中的“步有新船”，《舆地志》中的“瓜步”“邀笛步”，《诗经》中的“国步”“天步”，则是实用了。“薄”，本义是迫近，是虚字，然而因其丛密而称“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称“帘曰帷薄”，以及《尔雅》中的“屋上薄”，《庄子》中的“高门悬薄”，则是实用了。“覆”，本义是败坏，是虚字，然而《左传》中设伏兵以击败敌人，那伏兵就称为“覆”，比如郑突设三伏兵以等待敌人，韩穿率领七伏兵在敖地之前，这是虚字而实用了。“从”，本义是顺从，是虚字，然而《左传》中对于位次有定数的，那次序就称为“从”，比如荀伯不再顺从竖牛的扰乱，“大从”是虚字而实用了。

然而这还只是就虚字的本义进行引申，也有与本义完全不相干而借这个字来命名那事物的，比如“收”，本义是收敛，是虚字，而车上的軨称为“收”；“贤”，本义是贤良，是虚字，而车毂的大孔称为“贤”；“畏”，本义是畏惧，是虚字，而弓的渊称为“畏”；“峻”，本义是峻高，是虚字，而弓的拄弦处称为“峻”，这又是器物命名中虚字实用的另一类。

至于用字有比喻的方法，后世需要好几句话比喻的意思才明白，古人只用一个字，比喻的意思就已经明白了。比如“骏”，本义是良马。因为它良善而赞美它，所以《尔雅》将“骏”解释为大。马行走必定迅速，所以“骏”又解释为速。《商颂》中的“下国骏厖”，《周颂》中的“骏发尔私”，是取大的意义作为比喻。《武成》中的“侯卫骏奔”，《管子》中的“弟子骏作”，是取速的意义作为比喻。“膍”，是牛百叶，有的写作“月〇比”，有的写作“毗”，音义都相同。牛百叶重叠而体厚，所以《尔雅》、毛传都将它解释为厚节。

译《南山》中的“天子是毗”，《采菽》中的“福禄膍之是取”，都是以“厚”的含义作为比喻。宿，是夜晚止息的意思。止息就有停留的含义，又有长久的含义。子路的“无宿诺”，孟子的“不宿怨”，都是以停留的含义作为比喻。《史记》中的“宿将”、“宿儒”，都是以长久的含义作为比喻。渴，是想喝水的意思。想，就有急切盼望的含义，又有急于求成的含义。郑玄笺注说：“《汉诗》说‘渴雨之甚’”，石苞《檄吴书》说：“渴赏之士”，都是以急切盼望的含义作为比喻。《公羊传》说：“渴葬”，是以急于求成的含义作为比喻。至于所谓异诂，那么无论什么书，处处都有。大抵人们都知道的，就是常语；人们很少听说的，就是异诂。从前郭景纯注《尔雅》，近代王伯申著《经传释词》，对于大家容易明白的，都指为常语而不怎么讨论，只有难以明白的才深入探究并详细辨析。比如“淫”解释为淫乱，这是常语，人们都知道。但是像《诗经》中的“淫威”，那么“淫”解释为大；《左传》中的“淫刑以逞”，那么“淫”解释为滥；《尚书》中的“淫舍梏牛马”，《左传》中的“淫刍荛者”，那么“淫”应当解释为纵；《庄子》中的“淫文章”、“淫于性”，那么“淫”字又应当解释为赘，这些都是异诂。“党”解释为乡党，这是常语，人们都知道。但是《说文》说：“党，不鲜也。”“党”字从“黑”，那么颜色不鲜明，才是本义。《方言》又说：“党，智也。”郭璞注认为是解寤的样子。《乡射礼》中的“侯党”，郑玄注认为是党旁。《左传》中的“何党之乎”，杜预注认为是党所，这些都是异诂。“展”解释为舒展，这是常语。即使《说文》解释“展”为转，《尔雅》解释“展”为诚，也是常语，人们都知道。但是《仪礼》中的“有司展币”，那么“展”解释为陈；《周礼》中的“展其功绪”，那么“展”解释为录；《旅契》中的“时庸展亲”，那么“展”应当解释为存省；《周礼》中的“展牺牲”、“展钟”、“展乐器”，那么“展”又应当解释为察验，这些都是异诂。这是我讲求古训，分立三门的深意。古人用字不遵循固定常规，起初没有定例，总之各有精微之意，运用其中。况且高平叫阜，大道叫路，土的高处叫冢、叫坟，都是实字。但是因为它们有高广的意思，所以《尔雅》、《毛传》对这四个字都解释为大。“四牡孔阜”、“尔殽既阜 ”、“火烈具阜”、“阜成兆民”，使用“阜”字都有盛大的意思。王者之门叫路门，寝宫叫路寝，车叫路车，马叫路马，使用“路”字都有正大的意思。长子叫冢子，长妇叫冢妇，天官叫冢宰，友邦叫冢君，使用“冢”字都有重大的意思。《小雅》中的“牂羊坟首”，司烜中的“共坟烛”，使用“坟”字都有肥大的意思。至于“三坟五典”，那就高大了。凡这类情况，叫做实字虚用，可以称为比喻，也可以直接称为异诂。阁下现在读《通鉴》，司马光本来精通小学，胡身之也博览群书。就《通鉴》中的异诂字，偶尔抄录记下，或者别人视为常语而心里认为奇异，就抄录它。或者明天视为常语，而今天认为奇异，也暂且抄录它。久而久之，多识雅训，不仅比喻、虚实两门可以贯通，即使其他各门也可以触类旁通而彻底掌握了。

与朱仲我书

来函内容全部知晓，您论述转注，说戴氏专门用训诂来解释转注，意义有所未尽，确实是正确的论断。至于说会意的“老”，形声的“考”，已经明显可知，而怀疑许慎把这两个字合起来作为转注，是多余的，我却认为不可以。许君固然不是完全没有可议论的地方，但指出“考”“老”为转注，则属于不可议论之列。您的意思是遵循本训，践行其所为，践行的具体表现就是转注，是以虚用者为本训，以实用者为转注。凡是古今文字，哪个字不可以虚实两用？比如“屦”字，以实用者为本训，而《羽猎赋》中的“屦般首”就是虚用了。“舄”字，以实用者为本训，而《鲁颂》中的“松桷有舄”就是虚用了。推而广之，衣、巾、冠、带，都是实字，而《孟子》中的“衣褐”，《周礼》中的“巾车”，《史记》中的“冠玉”，《月令》中的“带弓”，就是虚用了。宫、室、门、户，都是实字，而《尔雅》中的“大山宫”，《左传》中的“复室”，《公羊传》中的“无人门焉者”，《汉书》中的“王嘉户殿门”，就是虚用了。如果遵循“履”字的例子，一概以虚者为本义，实者为转注吗？还是有时以虚者命名为转注呢？从前我曾讥讽戴震、段玉裁两家，把一部《尔雅》的全部条目作为转注，把五百四十个部首的全部条目作为转注，认为何必有六书，只有这一种书就够了。现在来函所述的庭训，其毛病大概也接近于此。我不自量力，错误地创立一种学说，坚守许慎关于“考”“老”的宗旨，认为“老”是会意字，“考”是转注字。部首中可以指数的，如犁部、爨部、酓部

译欠部、盐部、弦部、酉部，都是转注的部首。大凡形声字，大致以左边的部件为母，以右边获得声音的部件为子，而母字从来没有省略笔画的情况。大凡转注字，大致以会意字为母，也以获得声音的为子，而母字没有不省略笔画的情况。省略笔画那么母字的字形就不完整，怎么知道子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好学深思，精心研究，那么字形虽然不完整，意义可以相互承接。比如“老”字虽然省略了“匕”字，但可以知道“考”、“耋”等字的意义，是从“老”字而来。“履”字虽然省略了“舟”字，但可以知道“屦”、“屐”等字的意义，是从“屦”字而来。〇〇〇〇豕〃木字虽然省略了“豕”字，但可以知道“囊”、“橐”等字的意义，是从〇〇〇〇豕〃木而来。〇〇(爿〃梦)字虽然省略了“梦”字，但可以知道“寤”、“寐”等字的意义，是从〇〇(爿〃梦)而来。推而广之，像“犁”、“爨”、“画眉”等字，各个部首没有不是这样的。所谓“建类一首”，是指母字的形体轮廓还具备。所谓“同意相受”，是指母字的笔画省略而意义保留。进而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转注字的部首固然多是会意字，但也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比如“盐”字由“卤”和“监”声组成，是形声字，而它所属的“盬”、“硷”等字，仍然不妨碍它们是转注字。“酓”、“〇欠”由“欠”和“酓”声组成，是形声字，而它们所属的“歠”字，仍然不妨碍它是转注字。至于“酉”字，是象形字，本来不能称为转注的部首，只是因为“酉”字的才能不足以统摄所属的字，似乎应该另外设立“酒”部，而在“酝酿”、“醋”、“醇”、“醨”等字上，增加说明“从酒省”、“日”、“〇”、“皿”声，“从酒省”、“襄”、“从酒省”、“寿”声，“昔”声，“享”声，“享”声，“离”声，等等，这才与全书的体例相符合。因为这些字本来不仅仅孕育于“酉”字，实际上是由“酒”字贯穿而来，这又是许慎没有指明为转注而不妨碍它们是转注的情况。这种说法我藏在心里，已经好几年了，闲暇时告诉朋友，大家怀疑和相信各半。因为我在小学方面致力很浅，不敢有所创作阐述。因为来信陈述道理很坚定，就贡献这些肤浅末节来互相验证。

译《风俗通义》篇目考

陆心源

《隋书·经籍志》记载《风俗通义》三十一卷，注解说另有一卷目录。《唐书·艺文志》记载为三十卷，与《隋志》不同，大概是因为《隋志》将目录计入卷数，而《唐志》没有将目录计入卷数。到了宋代，已经没有了完整的书，所以《崇文总目》所载只有十卷。元丰年间，苏魏公以官本和私本互相校勘编次为十卷，就是现在通行的版本，见于《魏公集》卷六十六。此后，《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文献通考》所载都不超过十卷。但是，《风俗通》原本虽然散佚，而庾仲容抄录的《马总意林》，在宋代还有完整的书，所摘录的都依据三十卷本，这在《广韵》、《太平御览》、《通志》中可以看到，所以多出现在今本之外。嘉定年间，钱晓征开始辑录逸文，仁和孙贻谷继承其业，卢弨弓又加以考订，刊入《书拾补》中，对于应氏书中逸文的搜罗大致完备了。只是原书三十卷，每篇各有篇名，现在除了十篇之外，书已亡佚，篇名也亡佚了。虽然钱、孙、卢三位先生学识渊博，仅根据《太平御览》、《续汉书·五行志》考得《论》、《数灾异》两篇篇名，其他未能详细考证。我根据苏魏公校正《风俗通义》的序文考证，在皇霸、正失、礼过、誉十反、声音祀典、神怪、山泽这十篇之外，其余见于《意林》的篇名，有《心政》、《古制》、《阴教》、《辨惑》、《析当》、《恕度》、《嘉号》、《秽称》、《恃遇》、《姓氏》、《讳篇》、《释忘》、《辑事》、《服妖》、《丧祭》、《宫室》、《市井》、《数纪》、《新秦》、《狱法》，共二十目。加上现在保存的十篇，正好是三十篇，与《唐书·艺文志》相符。《御览》所引用的《论数》大概就是《数纪》篇。卢氏根据《续汉五行志》增加《灾异》一目，恐怕不一定正确。序文又引用《意林》所载《析当》篇说：“泰山太守臣应劭再拜上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六艺残缺亡失，高祖受命，四海安定，过去在墙壁柱石室之中，得到遗留的文章，竹简腐朽丝帛破裂，残缺不全。至于国家行事，民间流传的话语，没有人能推原察考，所以三代遗留下輶轩使者，经过绝远之地采集方言，让君主不出门户就知道异俗的语言。”共九十字，是《书拾补》所遗漏的，所以一并录下。

《淮南子》高许二注考

陆心源

《隋书·经籍志》记载《淮南子》二十一篇，许慎注，又有高诱注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注》相同。到了宋代，高、许二注相混，所以陈振孙《书录解题》说现在本题许慎注，而详细看序文却是高诱，实在不可理解。嘉庆年间，庄逵吉重刊《淮南子》序文开始说，后人误将两家合为一，混淆而不分，似乎是这样。至于根据《地形训》大汾注与《吕览注》不同，《俶真训》剞劂注与《吕览注》不同，来证明这一点，却不知道古人注书先后互异的情况很多，不能以此作为证据。据我考证，高注十三篇，从汉代到现在没有异议；许注二十一篇，到北宋时保存十八篇，现在只保存八篇。怎么证明呢？高氏自序说：“弁揖借去八篇，刺之会弁揖身死，于是亡失不得。”这是高诱在世时已经亡失八篇了。隋唐以后，为什么反而得到二十一篇呢？这是高注原本有十三篇，没有二十一篇的明显证据。苏魏公校正《淮南子》序文说：“这本书有后汉太尉祭酒许慎、东郡濮阳县令高诱两家的注。隋唐目录本来分别传行，现在校勘崇文旧书与蜀川印本以及我家书共七部，都题曰《淮南子》二注相参，不能再辨别。只有集贤本前贤题说许慎标在篇首，都是在闲诂《鸿烈》之下，称为记；高诱题在卷首，都称为《鸿烈解》。经解经之下，高注每篇之下都叫训，又多数篇分为上下，以此作为区别。”《崇文总目》也这样说。又说高注比许注更详细，本书文句也有小异。我根据文义推究次序，颇见头绪。高注篇名都有缘故，有“因以题篇”的话，其中奇字都载有音读；许慎在篇下粗略论述大意，卷内或有假借用字，用周代替舟，用楯代替循，用而代替如，用恬代替惔，像这样不止一处。又其详略不同，确实如总目所说，互相考证，去掉重复，共得到高注十三篇，许注十八篇。这是北宋时许注保存十八篇的明显证据。我初读《淮南子》，颇怪《原道》、《俶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泛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注为什么详细且有音读，其余八篇注为什么简略且无音读，截然如出两手。等到读了苏魏公集，并且仔细推究高氏序文，千载之疑才解开。查《原道》、《俶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泛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每篇名注都有“因以题篇”四字。注中载有音读，如滑读曰骨

译“哥”字读作“讴歌”之类的情况很多。那么这十三篇就是高诱的注。那些题为《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的八篇，篇下没有因为“题篇”二字而特别标注，注文都只粗略解释大意，而且没有注音。那么这八篇就是许慎的注。推测魏晋以后，因为高诱的书不完整，于是用许慎的书来补全，就像范晔的《后汉书》没有志，用司马彪的志来补全一样。所以《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说《淮南子》是二十一卷，许慎的注比高诱的注简略。后人喜欢详备而轻视简略，高诱的书流行而许慎的书就逐渐隐没了。宋代时还存有十八篇，到了明代连这十八篇也看不到了。唯独奇怪的是孙星衍、钱坫、程敦、庄逵吉对《淮南子》用功很深，只知道两种注混杂在一起，却不知道它们虽然混杂但实际上是可以区分的。这是自夸汉学却读书不多的弊病。后来校正《淮南子》的人，对于那八篇《谬称》等宜题作“许慎记”，对于《原道》等十三篇宜题作“高诱注”，这才是高诱和许慎的功臣了。

译六朝经师宗派所著经注经说考

姚文

儒者常说汉代经学有师承，魏晋以后就没有了，如今考证起来，这话大错特错。有什么证据呢？《隋书·经籍志》说：“孟氏、京氏的《易》学有书而无师。”既然用“无师”来区别它们，那么其余那些没有失传的各家都有师承，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质疑说：“李延寿的《南北史·儒林传》对南方记载简略而对北方记载详细，《北史·儒林传》序言叙述经师的宗派，断代只从徐遵明、魏献之开始。如果说都有师承，那么他们之前为什么没有详细记载？”回答说：这又错了。《北史·儒林传》序是袭用李百药《北齐书·儒林传》的序，并非李延寿自己的原文。李百药只是为北齐的各位儒者推究其渊源，所以举出魏末的大儒作为断代界限。读史的人不能根据李延寿探取的文字，认为可以概括北朝四代的宗派，应当依据李百药的原文类推，从而知道其余各家也有宗派。大概李百药能追溯渊源到魏末，而魏收不能追溯渊源到晋初，沈约、萧子显、姚思廉也不能追溯渊源到汉末以来，这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散见于列传中，仍有可考证的，比如由魏献之上推，则有程元；由徐遵明上推，则有张吾贵、郦铉、牛天佑。又如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华、张及、王元规等人的传授，贺道力、贺瑒、皇侃、郑焯传授《三礼》，张崖、刘文绍、咸某传授《三礼》，周宏正、张讥、陆元礼、朱孟博的传授，都散见于他们的本传。只是想要向上连接两汉，则魏晋间相传的脉络缺失不可考证。自正始年间以来，士大夫崇尚虚无，研究经术的人日益减少，朝廷既不关心，记载因此缺失简略，所以儒林虽然有宗派，而国史大多没有详细记载，本来不能专门归咎于陈寿等人。李延寿说：“南朝和北朝所做的章句，喜好崇尚互有不同，江左的《周易》推崇王辅嗣，《尚书》推崇孔安国，《左传》推崇杜元凯；河洛地区的《左传》推崇服子慎，《尚书》《周易》推崇郑康成。”论述南北宗派的差异，这是大概情况。查考东晋时荀崧请求设置郑氏《易》的博士，没有成功，于是郑氏《易》学就衰微了，然而书写郑注《春秋》、服义仍然与孔、杜并行，所以宋时裴駰作《史记集解》，征引用例尚多。直到陆德明《经典释文》才开始称《尚书》近来只崇尚古文，马融、郑玄、王肃的注遂被废弃。《释文》作于陈朝末年，却说“近来”，那么郑义的废弃实在是在齐梁以后。然而《春秋》服义仍然与杜氏并行。《陈书·王元规传称：“自梁以来，研究《左氏》的人，都用贾逵、服虔的义理诘难杜预，共一百八十条”，这是明显的证据。那么江左服、郑的衰微，也有先后之分。至于说服、郑在河洛地区流行，尤其有不尽然的地方。《隋书·儒林传》在《易》方面称河南及青齐间多主张王辅嗣的注，在《春秋》方面称河外儒生都信奉杜氏。那么服、郑在河北流行，不在洛中流行，而洛中尊崇王、杜，实在是在江左之前，而且比江左更甚，本来没有可疑的。后来隋朝自北向南，北学转衰，南学转盛，难道不是因为洛中是都会之地，长久习用王、杜的缘故吗？李延寿又说：“《诗》则都主张毛公，《礼》则都遵循郑氏。”然而叶遵在《毛诗》之外，另树一帜；议礼家在王肃的义理上，参用也很多。那么李延寿的话，也只是举其大概罢了。至于南北朝人所著的经注、经说，汇总见于《隋书》及新旧《唐书·经艺文志》，杂见于《经典释文·叙录》，南北各史《儒林传》《隐逸传》中，散见于各史本传。大概《隋志》有而《唐志》没有的，占十分之五六；《唐志》有而《隋志》没有的，占十分之三四。而史传及陆氏《叙录》所记载的，足以补充《隋唐志》缺失简略的，也不少。查考《隋书》作于贞观年间，而《唐志》实际上依据开元四部，贞观、开元相隔不远。书有的先存在而后散佚，有的先隐没而后出现，参以史传，互相校核，正好足以互相补充，本来是很正常的。

但是各书同异分歧很多，有卷数相同而书名不同的，如崔灵恩《传左氏条例》十卷，唐志作《崔灵恩春秋申先儒传例》十卷，这类情况，怀疑多是同书异名；有书名未改而卷数突然不同的，如顾彪《尚书文外义》，隋志作一卷，旧唐志作三十卷，新唐志作五卷，这类情况，怀疑多是分合增删的本子。只有宋明帝《论语补卫瓘注》，隋志作二卷，唐志作十卷，证以陆氏叙录，知道唐志兼计卫瓘原书的卷数，而隋志专指补注，这就可以考证其异同的缘故了。此外卷数参差不齐的还有很多，然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称隋志《毛诗义疏》二十九卷，沈重撰，周书《儒林传》作二十八卷，现在查考武英殿本隋志实作二十八卷，那么就知道刊本多有错误，

译未必史籍文字的同异参校反而成了多余的事。至于他所撰写的经注、经说，见于宋代以后著录的，有关朗《易传》一卷，见于《宋史·艺文志》《晁氏读书后志》《陈氏书录解题》《马氏文献通考》；任正一《春秋甘棠正义》三十卷，见于《宋志》及《崇文总目》《文献通考》；刘炫《春秋义囊》二卷见于《宋志》，这些都是《史记》《汉书》《隋书》《唐书》艺文志所未见的。关朗的书至今尚存，已明确知道是伪作；刘炫有《春秋述义》《攻昧规过》以及《杜序集解》等书，《宋志》所录，怀疑是后人拾取他的遗文辑成一书的，玩味“囊”字的含义，或许是这样吧？至于任正一的书篇幅宏大，当时怎么会遗漏忽略？《崇文总目》称孔颖达《正义》申述演绎他的学说，不知依据何在，实在不可凭空臆断。至于那些见于《史记》《汉书》《隋书》《唐书艺文志》又见于宋代以后著录的，《宋志》收录最多，但大多不流传于今天，流传于今天的，有庾蔚之《礼论钞》、崔灵仁《三礼义宗》两书，马国翰辑本各得三卷，也不是完整的全本；完整全本尚存的，只有《四库全书》著录的皇侃《论语疏》十卷，但这也是失而复得的版本。至于庾蔚之《丧服要记》，被杜佑载入《通典》；太叔求《毛诗谱注》原本，欧阳修在绦州得到；刘瓛《易义》，被张皋文辑入《别录》；刘炫批评杜预、郑玄，马氏瑛为之持平，其余散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孔颖达、贾公彦各疏中的还很多，残存的精华，也再次滋润后人，无穷无尽，在于喜好古书的人搜求采撷罢了。这就是南北朝人所撰经注、经说的大致情况。他们所撰写的各书，就可以考察当时宗派的得失。所以王光禄《蛾术编》颇有论述。但他的书既然已经不存，只是搜剔佚文，议论长短，未见确实如此。因此略去不提，这就是考证。

译拟为汇刊宋代及本朝人补修历代史表志之作序。

姚文〇

往昔刘知几在《史通》中论述史书有六家，最终归结为两种体例。然而编年体这一类，并非没有作者，但沿袭下来的正史却独独采用司马迁、班固的旧式。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反复思考，才明白纪传体可以涵盖编年体，而编年体却不能涵盖纪传体。怎么说呢？《史记》《汉书》首列本纪，本纪就是《史记》《汉书》中的编年体。至于它将一朝的将相任免、封爵、袭替，用丝线串联、绳索贯穿的方式编成表；罗列一代的典章制度，使其各自具备始末而编成志，那么它开篇条理清晰，胜过编年体史书。这就是编年体史书的短处，而《史记》《汉书》的长处。唯独奇怪后来写史的人，能够效法《史记》《汉书》，却仍然舍弃《史记》《汉书》的长处。比如陈寿、李延寿的书都没有表志；沈约、萧子显、魏收的书以及唐初所修各史，都只有志没有表；《旧唐书》《五代史》也是如此。那些既有志又有表的，又往往详略不当，读史的人对此感到遗憾。宋代丰城熊氏开始有补修史书的著作，直到我们本朝，作者尤其兴盛。如今广东书局又有校补史志的提议，卷轴增加，正不可限量。而先出版的反而已有散佚的忧患。现在荟萃各种著作，汇为一编，既以扩大其流传，也使研究史籍的人没有零星搜购的困难。唉！用当时所缺略的，而出于后人的补缀，它的益处已经浅薄。但是开篇条理清晰，读史的人珍视它。于是采用司马迁叙传的体例，列出目录如下。

西汉郡国兵制，班固附入《刑法志》。京师卫士，见于《百宫表》，不设立兵志，并非疏漏缺欠。钱氏搜罗采集本书内容，使散失的完全汇聚，虽然说是借以抒发胸臆于史学，也有功劳了。收录钱文季补《汉兵志》一卷。

史书没有表，从后汉开始，不知道《东观记》以及谢承、司马彪等人的书本来就是这样吗？总之，范晔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丰城补史的开端由此产生。收录熊广居补《后汉书》年表十卷。

自从范晔开此先例，后来者沿袭他，所以十七史中除了《史记》《汉书》外，只有《新唐书》有表，其余大概都缺失。四明万氏全部补撰，女娲补天的石头，他的功劳伟大啊。收录《万季历代史表》五十九卷。

熊丰城的书很好，然而海昏不其寿亭各条。《四库全书》纠举之后，有作者削去其瑕疵，采集其未备之处，以此成书，也是丰城的功臣。收录钱可庐《后汉书补表》八卷。

魏收作《魏书》设立官氏志，托克托修《金史》设立部族表，元朝起自北方，应当同此例，而史臣缺失，这怎么能不补录呢？钱竹汀《元史氏族表》三卷。

竹汀另有《元史稿》百卷，可庐另有《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想必他们各有专精，与汉圣、唐监公媲美，不难做到。况且艺文一门，更是钱氏所用心研究的，收录竹汀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收录可庐补《续汉艺文志》二卷。

目录之学，史志最为重要。然而除了汉、隋、唐、宋五部史书外，没有志于此的。现在所采集的，与钱氏兄弟的书相先后。收录倪璵士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入，收录侯君谟补《后汉艺文志》四卷入，《三国艺文志》四卷。

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并编为年表，现在久已散佚。而后来的作者又有此制度，以司马迁《十二诸侯六国年表》及《秦楚之际表》为例，虽然补入《晋书》也可以。收录张庭硕《十六国年表》一卷。

自从汉代以来，谈论地理的，推崇班固的志。司马彪《续汉志》，大致可以继承。此后，群雄纷争疆域割裂，志述它更加困难，而志述它的人却更加缺失。有能用心于此，而做那困难的事，难道不可珍贵吗！收录《洪稚存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普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

正史没有志述僭伪疆域的体例，稚存《十六国》一种，固然不可以补入《晋书》，然而做那困难的事，正在于僭伪蜂起时见之，有不可以常例拘束的，所以因稚存书录，徐仲圃《东普南北朝舆地表》若干卷，刘孟瞻《楚汉诸候疆域志》一卷。

现在《隋书》十志，乃是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以证明，那么说《梁书》无地理志，是不可以的。然而《晋书》有地理志，而稚存东普一种，史学家珍视它。况且梁本来就没有专志吗？收录洪子龄《梁疆域志》八卷。

郝冀公《续后汉书》有《职宫录》，然而杂采《史记》、《前后汉书》、《普书》的文字，记载冗长杂乱，不可据为三国典要。况且班固《汉书》《百官表》实在继承《史记》、将相大臣年表的体例，后世史臣只为之作志，失去初意了。收录子龄《三国职官表》三卷。

李延寿《南北史》无表志，然而

译沈约、萧子显、魏收以及唐代的史官，既然各自都撰写了志书，那么志书固然可以不补，而表则是一定应当补的。收录《周书》、两《唐书》、《南北史》的表共六卷。

译我曾奇怪司马彪《志》中记载车舆服饰，沈约、萧子显《志》中记载符瑞祥瑞，而食货、兵刑这样重大的内容却缺失了，轻重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后汉、南齐没有人对此进行补辑，现在摘录郝兰皋补写的《宋书·食货志》一卷，《刑法志》各一卷。

兵志的设立，始于《新唐书》。从此乐清钱氏，于是兴起补写《汉书》的缺漏，经过几百年，又有一位钱氏兴起补写《晋书》的缺漏。好像有渊源传承一样，摘录钱衎《石补晋兵志》一卷。

凡是宋人所补的，表一篇，志一篇。本朝人所补的，表七篇，志十三篇，合计若干卷。如果有后续出现的，只希望当世的君子共同留意。年月日，某人作序。

国朝文录自序

姚椿

自从孔子、孟子去世，文章与道义便分道扬镳。汉唐以来，两者离合参半。到了宋代朱熹出现，才开始将道与文统一起来。他阅读唐代志书的文章，详尽而意味深长地谈论它。元代到明代，主旨大体不相违背。本朝儒者，在文与道之间斟酌，他们说：“用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来阐发程颐、朱熹的义理，可以说是正统了。”然而有人说：“这不能合二为一，合起来会两败俱伤。”唉！这难道真的不能合二为一吗？还是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本末轻重的道理呢？本朝初年各家，沿袭明末的余绪，还没有完全改变。中叶以来，文事大兴，然而其途径也就分歧了。综合来看，不能说不是一个时代的盛大规范。朱熹毕生研究文字，他的用功从致知格物入手，又重视尊德性与道问学，这难道是因为他缺乏文采而这样说吗？也可以思考其中的缘故了。形而下的叫做器，现在把游艺放在据德依仁之前，把文学凌驾于孝悌谨信之上，这还能算是知道要领的人吗？更严重的，驳杂以为博学，诋毁以为才能，而文的事更加荡然无存了。我私下感到困惑。计算我从幼年就沉迷于好词章，茫然不知道大道的归宿。后来侍奉大儒，饱览他们的言论，由此知道前辈学者的不苟且，而以前所采获的又恐怕有所散失，于是取来分类，剔除繁芜，去掉重复冗杂，其宗旨以正大为主，其文辞以雅洁为主，偶尔小有出入，一定要在道理上没有严重违背的，然后才辑录。我愚陋的见识，哪里敢说足以了解各位君子的大且全而使其永远流传？只是如果任其放逸，也不是述信好古以及不贤者识其小的意思。于是合为一书，共八十二卷。我私下认为后来的君子，如果想要观察历代的会通，综合一朝的典要，而寻求前代圣贤的遗意，大概也会在这里浏览。

唐十八家文录序

张文虎

世人谈论古文，就说唐宋八家，又说韩愈兴起八代的衰败，不知道唐与宋的源流既不同，门径自然有别，不可以一概而论。至于兴起衰败的功劳，断定推崇元结为首。只是他的文章散漫未立，闲适构建如独孤及、梁肃，规模粗具而还苦于肥重。只有韩愈原本六经，下参史汉，错综变化，超过百世。要他的学问出于安定，而实际上渊源于毘陵，则不是没有原因的。柳宗元起初工于骈体，后来才笃志古文，他的才气凌厉足以抗衡韩愈，至于学识根柢，比韩愈差多了。同时如刘禹锡，才辩纵横，间用古藻，也是柳宗元的亚者。元稹滔滔清绝，开宋人一派。李翱、皇甫湜都学习韩愈，而一个得其理，一个得其辞，也各自成门径。牛僧孺文笔刻露，议论警辟；沈亚之喜为小篇，戛然自异。杜牧雄奇超迈，实为苏轼先导。孙樵源出韩氏，而专务奇峭，要他的独到处不可及。世人以孙樵、刘禹锡并称，然而复愚则近于险怪了。皮日休根据深厚，若在韩门，当肩随皇甫湜。陆龟蒙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颇有似元结者。罗隐怀才不试，好为寓言，出以过激每不中理，然而固然是唐代人文的后劲。我录唐文共十八家，源流迁变，概见于此，以破除唐宋八家之说的固陋。学者如果就其所近择途以从，则应当取全集而熟复之，不要以方隅自画。此外如萧颖士、李华、吕温，非无杰构，往往杂以骈语。李绛之佳处不出独孤及、梁肃范围。李观奇伟而纯以辞胜，未脱绮丽之俗。白居易平衍而不免于冗。欧阳詹气息近古，而所诣未成，不能与李翱角立。李德裕史论篇幅短隘，盖无意为文，所以今所录皆不及云。咸丰丙辰长夏

续古文辞类纂序

王先谦

自从桐城方苞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承其遗风，于是衍生姚鼐。秉承其师传，潜心冥追，加上自己所得，推究奥妙，开设户牖。天下翕然称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谷，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在东南转相传述，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唉，多么兴盛啊！自从圣清统治天下，用正风厉，薄海者硕

译（桐城派文人）相继出现，阐发心性之学，弘扬义理之道。此后，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儒，逞其浩博之志，钻研训诂之学，繁复引证，曲折论证，确立了汉学的名声，并诋斥宋儒中谈论义理的人。姚鼐（惜抱）独自坚守高洁的品格，认为义理与考据各有归宿，所以他的文章兼赅源流，纯粹地出于醇正典雅。当时与他传授学问的只是他的几代门弟子，然而终究其流风余韵影响百年，成就深远。追逐末节的人见识不广，而懂得大道的人常常获胜，难道不是可信的吗？道光末年，士人多崇尚周、秦、汉、魏的文风，轻视清淡简朴的文章，认为它不够好。凭借梅曾亮、曾国藩等人共同修明道德、建立教化，姚鼐的遗绪才得以不坠。等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祸乱蔓延全国，文物荡然无存，人士流离迁徙，辗转至今困顿尚未恢复。京师作为首善之地，是人文荟萃之所，想要像昔日梅、曾诸老那样声气相通、和谐共鸣，已遥远得不可复得。更何况在偏远山区和海边，闭塞浅陋、缺乏同道，有志之士生长其间，谁能与他们一起洗除污秽、振奋兴起呢？观察学术盛衰升降的根源，这难道不是关心世道人心的君子所肩负的责任吗？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指明了标准，依靠这部书保存下来，学者尚知遵守。我于是效法他的意图，推求义法的渊源，选取从乾隆到咸丰年间共三十九人，论述他们的得失，区分义理类别，私下附在姚氏之书之后，也算是当世著作之林中的一部了。希望后来的君子能阅览它。

译附录条例略述

论辨类：《元编》六十五篇，《续编》四十一篇。序跋类：《元编》五十八篇，《续编》一百四篇。奏议类：《元编》八十三篇，《续编》无。如今的奏议，关键在于明白切中事理，古雅的义理和优美的辞藻，并不崇尚。文体既然专门用于上行文书，就不收入此录。书说类：《元编》八十五篇，《续编》书信六十四篇，说无。赠序类：《元编》五十三篇，《续编》二十七篇。诏令类：《元编》三十六篇，《续编》无。传状类：《元编》十八篇，《续编》三十三篇。碑志类：《元编》一百篇，《续编》八十篇。杂记类：《元编》七十六篇，《续编》七十五篇。箴铭类：《元编》二十四篇，《续编》九篇。赞颂类：《元编》六篇，《续编》赞六篇，颂无。辞赋类：《元编》五十八篇，《续编》无。风雅诗体的变体，追求工整的对偶，本朝各家尤其少有沿袭，偶尔有创作，也不再甄选采录。哀祭类：《元编》三十八篇，《续编》十七篇。

编纂收录从乾隆朝以后开始，所以姜坞、梅崖也被列入其中。姬传（姚鼐）在姜坞门下受业，又与殿麟、悔生为师生；海台（恽敬）以山絜非为师，梅崖（梅曾亮）硕士向絜非学习，又师从姬传。姬传的学生中，伯言（管同）和异之（方东树）最为突出，孟涂（刘开）和植之（方植之）最为显著。硕士的行辈稍早于伯言，他的同乡晚辈异之，是他在主持考试时录取的士子。仲论、春木、生甫出自姬传稍后的弟子，姜坞的曾孙硕甫也是姬传的高材弟子，而且名声事业特别显赫，不仅仅以文章著称。秋士（姚莹）品格孤高峻拔，尺木（姚鼐族子）是他的族子，研究心理学，尤其与台山（恽敬）交好。子居（恽敬）和皋文（张惠言）私下仰慕海台，一同崛起的是小岘、祁孙，其中尤为突出。湘皋与硕甫交好，而与星叔先后相继。月沧归附桐城派，曾向仲伦、春木请教道理，在粤西倡导所学。他的同乡伯韩、子穆、翰臣、定甫也向伯言请教学业。子序、通甫、位西、子余都是跟随伯言讲论的人。石州（方苞）以朴学闻名，与伯言论说意见不合。鲁川（鲁一同）兼师两人，异之的儿子小异继承父业但早逝。植之的门下只有存庄著称。曾文正公（曾国藩）极力赞许姬传，甚至将他列入圣哲画像记，认为粗略理解文章是从姚先生开始的。然而探寻他们的声调面貌，大致不相沿袭，道理不可不统一，而方法不必完全相同。这话确实可信！南屏（梅曾亮）沉思独往，他适应于道吗？与姚氏没有不合之处。学者阅读文正的《欧阳生文集序》以及南屏与筱岑论论文派的信，百余年来文人传承变迁离合的情况，大概可以了解了。

自从惜抱（姚鼐）继承方苞，刘开为古文学，天下人共同尊崇崇尚他们的文章，号称桐城派。在恽敬的时代，有钱伯垧、鲁思跟随他学习，以师说在阳湖称诵，恽子居、武进张皋文。子居和皋文于是抛弃了声韵考订之学，转而学习古文。于是阳湖的古文之学特别兴盛。陆祁孙在《七家文钞序》中说：“这是阳湖写古文的人，自述其渊源，没有与桐城对立门户的见解。立言的道理，义理各有恰当之处罢了。愚笨柔弱的人仰望企及而达不到，贤能智慧的人则务求浩大奢侈，不肯自我抑制其才华。姚氏看得真切，守得严格。他的撰述有能进入人心的地方，如同规矩准绳，不可逾越，这是古今天下的公论，不是姚氏的私论。”宗派的说法起于乡间争名者的私心，流传于世俗之口，而浅薄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不符合规范，就说文派不同罢了。近来的人论文章，有的把桐城、阳湖分为两派，疑惑误导后来者。我对此感到恐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的古文家，大概不对吧？

过去曾批评孙与可给友人论文章的书信，称他所受的真诀自来无择，皇甫持正上溯至韩愈，称举多次，如同小儿得到饼，夸耀不止。皇甫、孙两家文集，与韩愈相比如何？读者自会明白。来氏默默无闻，与可自鸣得意，不是确切的论断。惜抱振兴绝学，海内纷纷随风。其后诸子各自夸耀师承，不免错误附会。孟长卿说：“田生枕传经，只以取讥同门。”如果文章之事，高下分明，开卷即得，无需证明。梅氏沉浸于古文，所造独为深远，其志向固然不屑于一先生之前争得失。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的见识，发为文章，冠绝今古。他对于惜抱遗书，笃好深思，虽然未亲聆教诲，而踪迹并合。学者想要杜绝歧途，遵循正轨，除了姚氏，取法梅曾足够了。其余各家并列，所得大小各不相同。我有常言：“文士毕生苦志，身后的名声，后来者应当共同护惜。如果有可取之处，不要遽然抹杀，区区寸心，希望高识者谅解。”

书法言后

方东树

韩愈论文章屡次称赞扬雄，而不提及董仲舒。大概文章以奇特为贵，而董仲舒病在于儒。我听说刘先生这样说。然而我私下认为韩愈所喜欢的扬雄文章，也是指他的赋及其他杂文罢了。如果《法言》《太元》理浅而辞艰，节短而气促，不是文章的工巧之处。韩愈所喜欢的不在此。立言的人，都希望其不被抛弃，而不能成为不可抛弃的，是理不当而辞不文。文其辞而无当于理者，有的；未

译有合乎道理但言辞不优美的文章。扬雄只知道这些内容不可抛弃，却不致力于培养其根本，一生用力只在雕琢字句罢了。有人说扬雄写成《太元》后，桓谭认为后世再有像扬雄那样的人，一定会喜爱它。等到宋代司马光果然非常喜爱这本书，难道是因为它深奥而世人很少了解吗？我说不是这样。孟子、荀子、扬雄、韩愈虽然并称，但孟子的道义接近圣人，现在读他的书，充沛洋溢，高低曲折，包容天地而没有极限，指陈事理而没有不详尽的。哪里需要像扬雄那样深入黄泉、登上青天呢？拿扬雄的书与孟子的书相比，等级差别极大，就像河流与沟渠不能一起观看一样。如果像司马光那样不推崇孟子而尊崇扬雄，这还能算是懂得言辞吗？又考察过去苏东坡不喜欢《法言》，海说韩愈喜好《太元》《法言》，所以他的文字句子奇特。这两种说法都对，求学的人应该互相参考。

译论《卧庐文稿》

有学者的文章，也有才子的文章。学者用学问来熔铸性情，他们的文章，与天地共同遵循节律；才子用学问来抒发性情，他们的文章，与天地共同经历变化。与天地共同遵循节律的，春天的景色必定在春季显现，雷霆必定在夏季响起，风霜必定在秋季降临，冰雪必定在冬季出现。他们性情的抒发，常常契合天地的正气，所以立言平正纯粹，具有陶冶万世的功效。与天地共同经历变化的，春天的云彩温暖万物，忽然间雷电疾风驰骋；秋天的波涛卷起长空，忽然间水清石瘦。才子的文章，不一定完全契合大道，但天下古今的情势变化，却原本就储存在腹中、汇集于笔下，因而具有震动一世的神力。就像天地那样宏大，寒暑灾祥的变化，也不失其正道。才子写文章，应当去除轻慢的言辞，而不应当压抑激昂的气概；学者写文章，应当致力于通达人情的学问，而不可存有偏执一己之见的私心。激昂则可以挽回颓废的潮流、推动山岳前行，通达则不至于坐在幽暗的房间里空谈大道。扶持世道、建立教化，其功效必然要归结于此。这就是这篇文章作为天地本心的原因。

答东洋新出古书问

姚文栋

中国与日本互通始于秦代，史书说秦始皇派遣徐市（即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寻求仙人。又徐市曾说海中有三座神山，后来他实际上到达了日本。现在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的坟墓，这就是证据。日本与中国互通始于后汉，范晔的《后汉书》说建武中元年间倭奴国进贡朝贺，光武帝赐予印绶。所谓的倭奴，也就是日本。近代筑前人挖土得到了“汉委奴国王”印，这就是证据。徐福东渡时是否携带书籍，大概无法考证。该国史书称有《三坟》《五典》，大概是因为中原有此名称而附会，没有人见过那些书。欧阳修的《日本刀歌》说：“徐福出行时书籍尚未焚毁，散逸的百篇书至今尚存。法令严厉不许传入中国，举世无人识得古文。”这也是喜好古物者的想象之词罢了。根据源光行的《大日本史》，应神十六年征召王仁从百济来到日本，才开始有《论语》《千字文》。这是钟繇写的《千字文》。继体七年、十年，百济派遣五经博士段扬尔，又派遣汉安茂，才开始有五经。日本史书以礼乐、书、《论语》、《孝经为五经。《古语拾遗》说：“上古的事情只是口耳相传，自从王仁来到日本才开始识字。”按日本与百济互通，那时正当中国南北朝末期，而陈寿的《三国志》有“亲魏倭王”的记载，《北史》说，其后一并接受中国的爵位任命。江左历经晋、宋、齐、梁，朝聘不断，那么中国汉代以后频繁与日本往来，却没有一本书出海，考察该国史书就可以知道了。隋炀帝时，日本派遣大礼小野妹子，《隋书》说“苏因高就是那个人”来聘问。小野妹子回国奏报说：“我回国时，《隋书》授予我书籍，我的船经过百济，百济逼迫我夺走了书。”这是中国书籍东传的开始。此后派遣到唐朝的使者在路上相望，又频繁派遣留学生来唐，因此该国书籍逐渐丰富。然而该国史书没有艺文志，无从考证其书目以及各书存佚聚散的原因。到了宋代，《宋史》称日本僧人圆仁献上了郑注的《孝经》，又圆仁叙述其本国书中有《文馆词林》。宋人不知道它的名字，误将“馆”写为“观”。此事见于宋朝《类苑》引用杨亿的《谈苑》。想来中国经过五代的战乱，书籍大多散失，反而有凭借日本流传下来的了。然而日本自保元、平治之后，武人争夺权力，源、平两族日日交战，天下纷扰，书籍大多毁于战火。那时赖以维持传承的只有僧人罢了。过了九百多年，德川氏兴起，文治重新兴盛，各学校书库设立在各藩：昌平学、足利学、枫山官库，伊势林崎文库，其中藏书尤其多。一时学士大夫渐染风气，没有不知道珍视古本的。如狩谷氏求古楼、小岛氏宝素、福井氏崇兰馆、新见氏赐卢文库、曲直濑氏怀仙楼、山田九折堂、增岛氏竹荫书屋、塙氏温古堂、多纪氏松斋、伊泽氏酌源堂、海保传经庐、松碕氏石经山房，奈须氏久昌院，都是海外声名显赫的。近代书目学家，前有藤佐世的《日本现在书目》，又有今人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大致足以作为考证依据。森立之说：“该国所传古抄本，完整保存了隋唐的旧貌，是宋元人所不能看到的，大概不下数十百种。至于宋元刻本及朝鲜刊本，是明代以来各家所未能看到的，更是数不胜数。”一一都能证明他的话，颇为不是夸张虚妄。然而那些书散落在各方，难以搜集。而明治维新以后，西学兴起而汉籍衰微，世禄废除而学士贫困，将不能保住他们所有的书。那些流落民间乃至消亡的，翘首以待即可见到。光绪三年，番禺何公出使日本，访求搜罗佚书，无所收获。然而日本人知道中国在寻求这些书，于是渐渐拿出他们所有的书，让世人知晓。如今星使遵义黎公再次搜求，不到一年间，不胫而走而来的，大概达到二十种，那么将来的

译继续有所收获，其益处是不可估量的。

译《瀛环志略》自序

徐继畲

地理没有地图就不清晰，地图没有实地勘察就不详尽。大地有固定的形状，不能凭主观想象来伸缩改变。西方人善于远行，船帆桅杆遍布四海，每到一处就提笔绘图，所以他们的地图最为可信。道光癸卯年，我因公务驻扎在厦门，遇见美国人雅裨理，他是西方博学多闻之士，能说闽南话。他有一套地图册子，绘制雕刻极其精细，可惜我不认识上面的文字，于是描摹了十几幅，向雅裨理询问翻译，粗略知道了各国的名称，但终究不能详细知晓。第二年再次到厦门，郡司马霍蓉生先生购得地图两册，一册宽两尺多，一尺左右，比雅裨理的册子更加详细精密，并且得到了几种西方人用汉字写的杂书，我又搜求得若干种，这些书文字浅陋不文雅，高雅的人不屑看，我却荟萃采择，得到片纸也保存记录不丢弃。每次遇见西方人，就翻开册子，考证海外各国的地形时势，渐渐知道了大概。于是依据地图立论，采录各书中可信的内容，扩展写成篇章。时间久了，积累成卷帙，每当得到一本书，或有新闻，就窜改增补，稿件修改了数十次。从癸卯年至今，五个寒暑，在公务之余，只以此作为消遣，不曾一天停止。陈慈圃方伯、鹿春如观察看到后，认为可以保存，为他们删订其中的错误，分为十卷。同事中索要观看的人很多，怂恿我刻印，于是命名为《瀛环志略》，并记下缘起如此。

附凡例

一，这本书以地图为纲领。地图是从西方人原本上描摹的，原图中河道脉络细如毛发，山岭城邑大小齐全。既然不能全部翻译名称，而汉字笔画繁多，也不是方寸之地所能注写的。所以河道只画最显著的，山岭只画大势，城邑只标国都，其余一概省略。

一，这本书专门详述域外岭之东，外兴安岭之南，印度之北，一切蒙古、回部各部，都是我国朝廷管辖的地方。朝鲜虽然伸入东海，也如同亲藩，都是神州的辅佐，不应列入此书。恭敬地在卷首绘制一图，表明拱卫北极、朝拜宗主的意义，而不敢多写一个字。

一，南洋诸岛国，与苇杭、闽粤、印度相近，两汉以后、明朝以前，都是弱小的番部，朝贡时通往来。现在都变成了欧洲各国的据点，这是古今一大变局，所以在这两地论述较详。至于诸岛国，自两汉时就与中国相通，历代史籍不无记载，但地名国号辗转混淆错误，方向远近说法各异，无法究诘，反而不如近代闽粤人游历南洋所记录的可靠。这本书关于南洋诸岛国，都依据近人杂书，而略附沿革于后。印度现为英国属部，都依据西方人的书，其历代沿革过于烦琐，且多半涉及佛典，仅在篇中略叙数语，以归简净。

一，西域诸部，直到南方的波斯、天方诸国，西方人绘有分图。岭之西，里海之东，波斯、阿富汗之北，俄罗斯之南，西方人绘为一图，总名为达尔给斯丹，一作士丹，西域语意为国主。元史讹为算端，又作算滩。乃是古时康居、大夏、大宛、大月支、奄蔡诸国，历代变更沿革，乱如乱丝。近代士大夫从军西域者，也多有所撰述。现在只就见于官书者，约略论述，不敢涉足考据的藩篱，也聊以藏拙罢了。

一，日本、越南、暹罗、缅甸诸国，历代典籍论述极其详细，现在只就其现在国势、士俗立传，而略附加沿革于后。至于欧洲、非洲、美洲诸国，从前不见于史籍，现在都从其立国之始，直到今日。其古时名国如巴比伦，即今土耳其；东土波斯，即今波斯；希腊，即今土耳其；西土犹太，即拂菻，即今土耳其；东土罗马，即大秦，即今意大利；列国厄日多，即麦西，在非洲北境；非尼西亚，即加尔达额，在非洲北境之类，都别为一传，附于今本国之后，希望界限分明，不涉牵混。

一，西方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都取自西方人杂书，有刻本，有抄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几十种。其文理大半俚俗不通，但事实则多有可据。诸说间有不同，择其近是者从之。也有遇见西方人时得之口述者，凑合而敷衍成篇，期望成片段而已。取材既杂，不再注明出于某书。

一，西方人，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之属，都久居京师，通习汉文，所以他们所著之书，文理颇为明顺，但夸诞诡谲之说，也已不少。近代西方人无深于汉文者，所以其书多俚俗不文，但其叙各国兴衰事迹，则确凿可据，乃知他们的文章反而不如此朴实。

一，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翻译则十异，一人翻译则前后或异。因为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

译中原地区同音的字往往有几十个。外国有由两个字合音、三个字合音构成的词，而中国没有这类字。所以用汉字来记录外国语言，本来就有十分之七八无法完全吻合。而西方人学习汉字的大都居住在广东东部，广东当地的方言本来就不是汉字的正确读音，辗转传抄导致混淆错误，以至于无法辨认。比如波斯，有时被译为白西，进而演变为包社、巴社，又讹传为高奢。我曾让西方人口头叙述，他们说“百尔设”；又让他们书面书写，则写为“比耳西”。现在将译音不同的名称标注在各国的条目之下，希望读者容易辨认，但也不能涵盖所有情况。

译有一位泰西人对于汉字的正确读音不能细致区分，于是“斯”、“士”、“是”、“实”、“西”、“苏”等字混为一个音，至于“剌”与“拉”更不必说了；“土”、“都”、“度”、“杜”、“多”、“突”等字混为一个音，至于“撒”与“萨”更不必说了。所以所翻译的地名、人名，说法各不相同。

一、泰西各国语音本来就不相同，本书中的地名有英吉利人翻译的，有葡萄牙人翻译的。英国人翻译的，字数简略而语音不全；葡萄牙人翻译的，语音虽然完备，但一个地名多达八九个字，曲折拗口难以对应。例如花旗国的首国，英国人翻译为“缅”，葡萄牙人翻译为“卖内”，“卖”读如“美”，“内”读如“呢”。现在暂且用来记载史事，无法知道哪种才是正确的。

一、地名中，“亚”字在开头的，都读作“阿”；在结尾的，多读作“讶”。“加”字多读作“嘎”，平声也有读作“家”的。“内”字都读平声，音近“尼”字，读如“诃”。

一、各国的正确名称，如瑞国应当写作瑞典，嗹国应当写作嗹马，西班牙应当写作以西把尼亚，葡萄牙应当写作波尔都噶亚。但是一经更改，读者突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所以一切仍然沿用旧称。

一、外国地名人名，少的一个字，多的多达八九个字，完全没有文义可以遵循，几个名称连写，读者无从断句，现在将地名人名全部钩画出来，间或加上圈点以醒目，明知这不是著书的体例，姑且取其便于阅读罢了。

日本国志凡例 甲申九月 姚文栋

一、编排次序。全书分为十卷。第一卷总附东西两京都。第二卷畿内。第三卷东海道，分为上下两卷。第四、第九卷仿照此例。第四卷东山道。第五卷北陆道。第六卷发山阴道。第七卷山阳道。第八卷南海道第九卷西海道。第十卷北海道。每一道以国为纲，每一国首先记载疆域，其次形势，其次沿革，其次郡数，其次户口，其次田圃，其次租税，其次府县治所，其次军镇，其次学校，其次名邑，其次山岳，其次原野，其次河渠，其次湖沼，其次港湾，其次岬角，其次岛屿，其次暗礁，其次灯台，其次灯船，其次浮标，其次工场，其次物产，分为二十四门。至于经纬幅员、建置治体、皇宫官省、军舰泡台、开港铁道、电机邮便各门，都总载于首卷中。至于古迹名区与政治无关的，都不采录。从光绪八年正月开始编纂，到九年十月完成。

一、事物异称。日本一里，有人说相当于中国十里，有人说相当于六里零。其里法，六尺为一间，六十间为一町，三十六町为一里。田亩制度，一间平方为一亩，三十步为一亩，十亩为一反，十反为一町。又街道也叫做町，市集叫做各邑，书信局叫做邮便，外国租界叫做互市场，船埠叫做波止场。此类不可枚举。其地名人名，有很多杜撰的字，是中国字典所没有记载的，如〇〇〇十〇〇〇山〇（上〇下）〇〇〇〇中〇〇〇〇（八〇方）〇〇〇〇米〇〇叉之类。现在都仍然保留，以见一方风气。

一、采用书籍。内务省地理寮及东京地学协会收藏的地志书最多，但都是倭文，没有全汉文的。现在将采译书籍目录列于后：《日本风土记》五十卷，《民部省图帐》二卷，都是官书；《大八洲记》十二卷，梨本佑之撰；《天保乡帐》无卷数，官书；《舆地实测录》十三卷，伊能忠敬撰；《日本地志提要》七十七卷，《国势要览》二卷，都是官书。以上总国五畿内志六十卷，《关祖衡撰；《迁都考证》一卷，望月纲撰〕《雍州府志》十卷，黑川道佑撰；《摄阳谈》十卷，冈田徯志撰。以上畿内《三国地志》百十二卷，藤堂元甫撰；《五铃遗响》八十卷，安冈亲毅撰；《尾张志》六十卷，深田正韶撰；《骏国杂志》四十九卷，阿部正信撰；《骏河新风土记》无卷数，新庄道雄撰；《骏河志料》七十九卷，新宫道平撰；《甲斐国志》百二十三卷，松平定能撰；《豆州志稿》十三卷，秋山章撰；《新编相模风土记稿》百二十五卷，官书；《新编镰仓志》八卷，河井恒久撰；《新编武藏国风土记稿》二百六十五卷，《东京府志料》百二十卷，都是官书；《新编常陆国志》六十三卷，中山信名撰。以上《东海道近江舆地志略》百卷，寒川辰清撰；《飞州志》十二卷，长谷川崇忠撰；《白川风土记》三十三卷，《新编会津风土记》百二十卷，都是官书；《新撰陆奥国志》九十卷，士岸俊武撰。以上《东山道三州志》四十卷，富田景周撰；《若耶谈》二卷，撰人不详；《足羽县地理志》无卷数，官书。以上《北陆道因幡志》三十七卷，安倍维亲撰；《云阳志》十四卷，黑泽宏忠撰；《怀橘谈》二种，撰人不详。以上《山阴道作阳志》六卷，江村宋普撰；《东作志》四十五卷，正木辉雄撰；《备阳记》三十五卷，石丸定

译良撰；冈山县里程经纬周围录一卷，官方编纂；备前略史二卷，成田元美撰写；福山志料三十五卷，吉田丰功撰写；艺藩通志一百五十九卷，官方编纂。以上为山阳道。日本国地方铭鉴一卷，安冈百树撰写；纪伊续风土记九十七卷，附录九十四卷，官方编纂；阿波志十二卷，藤原宪撰写；赞岐志十卷，尾原景惇撰写；西赞府志六十卷，秋山维恭撰写；西条志二十卷，官方编纂；南路志一百二十卷，武藤致和撰写。以上为南海道。地理纂考二十八卷，官方编纂；太宰管内志八十二卷，伊藤常足撰写；筑前续风土记二十八卷，贝原笃信撰写；丰后国志九卷，唐桥世济撰写；长崎志十六卷，田边茂起撰写；续长崎志十三卷，小原克绍撰写；肥后国志无卷数，森一瑞撰写；壹岐续风土记一百一十七卷，吉野秀正撰写。以上为西海道。边要分界图考七卷，近藤守重撰写；虾夷志料二百九卷，官方编纂。以上为北海道，共计九十九部。另有朝鲜书、海东诸国记二卷，也可作为参考。

译一是考订姓氏，塚本明毅、中根淑都是静冈人，北泽正诚是长野人，柳楢悦是三重人，川田刚、荒井郁之助、岗本监辅都是东京人，藤野正启是爱知人，铃木大亮、岗千仞、木材信卿都是仙台人，小牧昌业是鹿儿岛人。以上这些人，有的熟悉地理，有的精通掌故，随时向他们咨询访问，纠正了诸多错误。

二是未备之处，此编之外还有《矿产考》《海陆驿程考》《火山温汤考》，都另外作为专书，所以卷中不列一字。又有《年号表》以及注明险要地形的地图，作为本书的辅助，都因为时间紧迫，整理修订尚未完成。又如军政、官制、刑法、食货等方面，都是立国的要务，考索时不容遗漏。后来的君子，希望他们能予以补充。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

学术六 文学二 附算学

新译几何原本序 代曾文正公

张文虎

《几何原本》前六卷，明代徐文定公从西洋利玛窦那里接受，同时李凉庵将其汇入《天学初函》，而《圜容较意》《测量法义》等书，其中引用几何的内容颇有超出前六卷范围的，学者因此以未见全书为憾。咸丰年间，海甯李壬叔开始与西方人士伟烈亚力续译后九卷，又为之订正其错误，此书于是成为完整的一部。松江韩绿卿曾经刻印它，印行不久，书版毁于寇乱。壬叔跟随我在安庆军中，把这本书给我说：“这是算学家不可缺少的书，如果现在不刻印发行，又要绝版了。”恰逢我移驻金陵，于是嘱托壬叔取后九卷重新校勘付印。接着想到如果没有前六卷，初学者就无法找到入门的路径，而战乱之后书籍荡然无存，《天学初函》世间也很少见到。近来广东海山仙馆刻本错误实在太多，不足以珍贵，于是连同前六卷一起嘱托校勘刊印。大概我国算书以九章分类，都是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拘泥于这些方法去探求，往往终身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有人因苦于其繁杂而视其为绝学。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被方法所迷惑而不知道探求其中的道理罢了。《易传》说：“万物产生而后有形象，有了形象而后有滋生，有了滋生而后有数目。”那么数目出于形象，观察其形象而通晓其道理，然后建立方法以求得数目，那么即使没有前人已经形成的方法，创制设立，也像符契相合一样。至于探求深奥隐秘，推广古法所未能完备的，那就更加深远而无穷尽了。《几何原本》不讲方法而讲道理，概括一切有形之物而统称为点、线、面、体。点、线、面体，就是形象。点相互牵引而成线，线相互交汇而成面，面相互重叠而成体。而线与线、面与面、体与体的形状，有相等的，有相似的；其数目有和、有差、有相等的、有不等的、有比例的、有无比例的。透彻了解点、线、面、体，并用加减乘除来驾驭，好比闭门造车，出门却与车辙相合。何必辛辛苦苦地逐物探求呢？那么九章可以废弃吗？不是的。学者通晓声音训诂的门径，而后古书中深奥广博的内容才可以阅读。明白点、线、面、体的道理，而后数目中繁难的内容才可以通晓。九章的方法各自适合其用途，《几何原本》则透彻九章立法的本源，而凡是九章所未能涉及的，无不包含。在此处推致其知识，而在彼处验证其功用，这就像致力于小学而在经籍中收到成效一样吧？

象数一原序

项名达

方圆比率，古代不能相通。由直径求周长，用勾股衍算，不容易割取圆弧矢率，又比西方人的八种方法精妙多了。求八种方法必须借助六种基本方法、三种要领、两种简便方法，不能直接求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方形有尽头，圆形无穷尽，形势难以强行吻合。自从杜氏方法出现，方圆比率才开始相通。他的方法使用连比例：一率是半径，二率是通弦，三率是倍矢，由此依次求得各种比率，有直径就能得到周长，有弦矢就能得到弧，有弧也能得到弦。其计算快捷，其数目也最真实。然而这种方法，梅氏《赤水遗珍》记载了它，却没有解释；明静庵先生用简便方法解释了它，却没有抉发其本源。应当自成一书，并非仅仅解释。自从董氏方法出现，方圆比率相通的道理才开始显现。方法共有四种：求倍分弦矢，求析分弦矢，审定制乘除法，以明确比率数目。倍分比率，是圆形所以能通向方形的原因；析分比率，是方形所以能通向圆形的原因。他解释倍分比率，用方锥堆积，而方锥堆积实际上出于三角堆积。弦的二率，就是两堆根数相加；四率，就是两立积数相加；矢的三率，就是两平积数相加；五率，就是两三乘积数相加。四五率以下多为乘积，依次类推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依次乘除都是求堆积的方法。而就用它来求弦矢。弦的分数有奇数无偶数，矢的分数奇偶俱全。至于析分比率，则三角堆积没有其数，就假借倍分比率较量而反向解释它，可以说是独具只眼了。所疑惑的是，堆积既然与比率数目相合，为什么有倍分没有析分？倍分中弦率又为什么有奇数分数没有偶数分数？而且弦矢联结在圆形中，与三角堆积有什么关系？积蓄这些疑惑已有多年。丁酉年从苕南归来，在船中偶然想到这些，恍然醒悟说：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