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一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一

礼政二·大典上

历朝郊祀分合考

姚文〇

查考历代郊祀是分开祭祀还是合并祭祀的情况，查阅各朝史书，只有《汉书》、《宋史》、《明史》的纪传和志书中记载了始末，其余大多需要广泛搜集并参证其他资料才能得知。现在分朝代详细考证如下，至于其中的是非得失，前人的议论已经非常详尽，不再赘述。

秦朝统一天下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消亡，所以南北郊祀直到汉成帝时期，采纳匡衡的建议才开始建立。在此之前虽然有甘泉、汾阴的祭祀，但创制之初并非依据古制，所以论及郊祀的人必定以汉成帝时期为开端。查考《汉书·成帝本纪》，建始二年正月，开始在长安南郊进行郊祀；三月，开始在北郊祭祀后土，这是分开祭祀的明确证据。《郊祀志》记载王莽上奏规定：“孟春正月的第一个辛日或丁日，天子亲自到南郊合并祭祀天地，在冬至日；让有关官员奉命在南郊祭祀，在夏至日；让有关官员奉命在北郊祭祀。”这是合并祭祀始于王莽的明确证据。始末详细记载于班固的《汉书》，这里只说大概。《续汉书·祭祀志》记载：“建武二年，开始在洛阳设立郊祀的坛兆，采纳王莽元始年间的旧例，在中央设立圆形坛台八层，又设立重坛，天、地的神位在上面，都面向南，西侧上位，那么合并祭祀是无疑的。”又记载“中元元年开始营建北郊，本纪记载建武二年才设立北郊，这是因为以‘开始营建’来说，所以记载为元年，那么冬至、夏至的祭祀没有废除，是可以知道的。”《礼仪志》称：“正月的第一个丁日祭祀南郊，礼成后，依次祭祀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但没有提及冬至、夏至的祭祀。”难道是因为不是皇帝亲自祭祀所以不记载吗？本纪除了建安元年外，没有记载郊祀，志书也没有记载，难道东汉各位皇帝都没有亲自举行郊祀吗？还是因为常事不记载，而建安年间因为变故才特别记载呢？马端临也对此深表怀疑。总之，东汉继承王莽的制度，合并祭祀与分开祭祀并用，这是可以确定的。

陈寿的《三国志》没有设立志书，三国时期的祭祀典章制度无法详细得知，只在《蜀志·先主传》中记载章武二年下诏营建南北郊，在《魏志·明帝纪》中记载景初元年下诏确定郊丘祭祀的典章，仅此而已。关于祭祀是分是合，于是无法考证。《宋书·礼志》称两汉郊祀的制度都还存在，魏朝增减修改的情况可以知道，据此认为魏朝继承汉朝制度，合并祭祀也缺乏确凿证据。只有景初年的诏书称圜丘为“皇皇帝天”，方丘为“皇皇后地”，天郊为“皇天之神”，地郊为“皇地之只”，据此看来似乎没有合并祭祀，难道郊丘既已分开，合并祭祀的礼制也改变了吗？查考《晋书·礼志》，太常顾和称魏朝继承东汉正月祭天以地配享的制度，当时高堂隆等人认为礼制祭天不以地配享，等等。查考魏朝郊祀记载在本纪中的有两处：黄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应该就是顾和所说的继承东汉以地配享的情况；景初元年十二月壬子冬至开始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则明显不是合并祭祀，大概是因为高堂隆等人的言论而重新规定了吧？西晋继承魏朝制度，但采纳王肃的建议，在两个郊坛分别祭祀，但祭祀是分是合，纪传和志书缺乏确凿证据。然而考察之前，曹魏改制之后没有听说又恢复合并祭祀；考察之后，东晋沿用的制度没有改变前代的规矩，由此知道西晋也没有合并祭祀。

东晋初年，没有设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同在天郊祭祀。到成帝咸和八年，设立地郊；而康帝建元元年，确定正月的第一个辛日祭祀南郊，第二个辛日祭祀北郊，于是成为宋、齐、梁、陈郊祀制度的开端。齐建元二年、永明三年，陈永定二年，宋嘉禾三年、五年，都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祭祀南郊，第二个辛日祭祀 North 郊，记载在各朝史书的本纪中。北郊专门祭祀地祇，固然不必多说，不知道南郊祭天，是否仍然以地祇配享？纪传和志书都没有明确记载。详细查考《宋书·礼志》、《齐书·乐志》、《隋书·乐志》。查考《隋书·十志》原本是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志书，所以梁、陈的典章制度也据此称引，仍用今名，但只有分开祭祀的仪制、分开祭祀的音乐，而没有合并祭祀所用的。只有《宋书·乐志》记载颜延年的歌辞，当时都用天地郊来标目，但怎么知道不是一首诗两用呢？不能据此作为合并祭祀的证据。宋元丰六年，陈襄上疏称：“南齐以上辛日祭祀昊天，次辛日瘗埋后土”，这也足以作为不合并祭祀的证据。陈朝则本纪记载“亲自祭祀北郊”的有八次，如果南郊是合并祭祀，就不会有这样的记载了。

北魏祭祀天，有南郊，有西郊，有圜邱。《乐志》称孟秋祭祀天在西郊，《礼志》称天赐二年四月再次在西郊祭祀天，本纪记载太和十八年三月废止西郊祭天，这是西郊不是合并祭祀的明确证据。《礼志》记载南郊坛位，称天的神位在上面，面向南，神元面向西，这是南郊不是合并祭祀的明确证据。圜丘在委粟山，景明二年改建在伊水北岸。《礼志》记载太和十九年甲申，冬至在委粟山祭祀昊天，本纪记载有事于圜丘，这是委粟山圜丘不合并祭祀的明确证据。只有宋苏轼奏疏引用郦道元《水经注》“伊水北”的说法，作为合并祭祀的证据，这几乎让人怀疑景明以后圜丘改为合并祭祀。现在查考《水经注》原文，上面说“大魏郊天之所”，下面说“祭昊天上帝

译“于此”二字，明确表明是专门祭祀上天而不以大地配享；其中“天地位其上”这一句，乃是郦道元引用司马彪《郊祀志》的文字，苏轼巧妙地加以牵强附会，有类似舞文弄墨之嫌，大概不足采信。况且《魏书·礼志》记载：“后来在冬至于圜丘祭祀上帝，在夏至于方泽祭祀大地，牺牲和币帛等物品与南郊、北郊相同。”如果景明年间改制，史志难道会只依据最初的制度来记载吗？这证明伊水圜丘绝不是天地合祭的确凿证据。至于高齐、宇文周时期，根据《隋书·礼仪志》，也都是天地分祭而没有合祭。隋朝开皇年间议定祭祀典礼，天地分祭，史志记载尤为明确，无需再考证了。

译唐代郊祀的礼制，最初在武德年间确定，再次在开元年间确定，都是分祭而没有合祭。武德年间的法令确定之后，直到则天天册万岁元年，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才开始合祭天地。《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志书中都特意记载了这件事，由此可知在此之前是严格遵守既定法令，并没有合祭。此后长安二年，本纪也记载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不知道是否合祭。只考察《音乐志》中有《则天大享昊天乐章》，既然只以“昊天”作为标题，而且歌词中只提到元穹、紫极、干仪、上帝，而没有提到地，由此可知这不是合祭的音乐。那么怀疑武后合祭天地，也只有天册万岁这一次而已。到了景龙三年，《乐志》中也有《祀天乐章》。太极元年，也就是《旧唐书》中的景云三年、《新唐书》中的先天元年，贾曾的奏表没有被采纳，由此可知中宗、睿宗也没有合祭。开元新礼制定之后，直到天宝元年，才在南郊合祭天地。《礼乐志》称整个唐代都没有人能够改变它。考察开元二十年，这一年奏上新礼，直到天宝元年，中间有九年，考察各种纪传和志书，没有实行过郊祭的礼仪。那么开元定礼以后，是有合祭而没有分祭。武德定令以后，虽然有武后的合祭，但最终没有改变。开元新礼，竟然没有实行，而在皇帝在世时就废除了它，这也真是奇怪了。

宋朝初年合祭天地，元丰年间下诏停止合祭，才六年祭祀一次，而元佑七年又恢复合祭。到了绍圣年间下诏停止合祭，才在元符元年祭祀了一次，而建中靖国元年又称权且合祭，这一年又下诏停止合祭。从此以后，祭天的有八次，祭地的有四次，而绍兴十三年又恢复合祭，于是整个宋代都是合祭。这是宋代郊祀分合的大致情况，记载在本朝史的纪传和志书中。根据《礼志》，有圜丘、方丘、雩祀、祈祀、报祀、明堂、感生帝、神州等七种祭祀，分祭的礼仪仍然存在，只是不是天子亲自去祭祀，所以当时讨论礼仪的大臣们列举典章时都没有提到这些，这里也就不详细列举了。

辽代在木叶山合祭天地，没有建立郊祀的礼制。金代自天德年间以后，才开始有南北郊的礼制，冬至在圜丘合祭天地，夏至在方丘祭地。史书记载得很清楚，也不需要考证。元代自宪宗二年，合祭昊天后土；成宗大德六年，才开始在南郊合祭。九年，才开始听从群臣的建议，专门祭祀昊天。而《祭祀志》记载文宗时，坛位上昊天上帝的位置在中间稍微偏北，皇地祇的位置在东侧稍微偏后，都面向南方，那么仍然是合祭。根据《春明梦余录》得知，合祭的恢复始于泰定年间，而史书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又《志》中记载文宗时的仪注，仍然是专门祭祀昊天；而摄祀的仪注则是合祭天地。大概是因为北郊没有建立，所以如此在两端之间有所分歧。那么泰定以后，亲自祭祀则专门祭祀，摄祀则合祭，这是毫无疑问的。明代初年建立圜丘、方丘，分祭天地。洪武年间，建立大祀殿于南郊，合祭天地。明成祖迁都北京，依照洪武年的制度。嘉靖九年，建立圜丘、方泽，恢复分祭。于是整个明代的情况，始末都记载在《明史》中。这里只是概括其大意如此。

自从汉元始年间合祭，到魏景初年间开始分祭；自从唐天宝年间合祭，到宋元丰年间开始下诏停止合祭；自从绍兴十三年合祭，到元大德九年开始议论分祭；自从明洪武十年合祭，到嘉靖元年开始分祭。这是历代分合的大致情况。然而其中又有区别：特别主张合祭的，只有汉代的元始年间、明代的洪武年间；不主张合祭却直接实行合祭的，则是唐代的天宝年间、宋代的元佑年间、绍兴年间；天册万岁之后几次不相沿袭，所以不列入；不直接实行合祭却仍然权且合祭的，东晋初年以及宋代的建中靖国年间是也；并不权且合祭却仍然没有停止合祭的，元代泰定以后是也；停止合祭却仍然没有完全实行分祭礼仪的，魏景初到西晋以及南梁、北齐、宋代的元丰、元符以及大观以前、元代大德以后、明代的嘉靖以及万历以后，都没有亲自祭祀地祇，这是也。必须停止合祭而仍然亲自祭祀南北两郊的，才算是完全实行了分祭的礼仪，那么只有汉代的建始年间、晋代的建元年间、南朝的宋、齐、陈、北魏的天兴、太和年间、周代的建德年间、隋代的开皇年间、唐代的延和年间、宋代的政和、宣和年间、明代的洪武二三年以及隆庆元、二年足以当之。秦氏《五礼通考》说：“考察天地的祭祀，汉代有时分有时合，后来只有魏文帝的太和年间、周武帝的建德年间、隋高祖的开皇年间、唐元宗的开元年间、宋神宗的元丰年间、元文宗的至顺年间、明世宗的嘉靖年间，特别主张分祭；其余都主张合祭。”考察元丰、至顺、嘉靖固然特别主张分祭，开元二十年以前的不合祭，大概是沿袭旧章；至于二十年以后则没有分祭，然而因为新礼确定了分祭就把它视为特别主张分祭，虽然不符合事实，尚且有原因。至于北魏、北周的史志本来没有合祭的文字，怎么会有太和、建德特别主张分祭的事情呢？反复考察，秦氏大概是沿袭了《春明梦余录》的错误，而《春明梦余录》则是误读了宋代陈襄等人的奏疏。根据《文献通考》记载元丰时枢密院陈襄等人上言有云：“从汉代历经唐代一千多年之间，而在五月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四位皇帝而已，

译像魏文帝的太和年间、周武帝的建德年间、隋高祖的开皇年间、唐睿宗的先天年间，都是当时罕见的特例罢了。”根据这个说法，襄等人原本只是列举五月祭祀北郊的情况，所以不仅不符合“祭祀但不亲自去北郊祭祀就不列举”的原则，即使是去北郊祭祀但不是在五月的，也不列举。等到《春明梦余录》错误地沿袭了他们的文字，认为从汉朝到唐朝分祀的只有四次祭祀而已，这已经是谬误了。而在唐朝，用并未分祭的开元年间，替换确实分祭的先天年间，更是极其荒谬。大致上从唐朝以前，史书所载，大都没有要领可寻。所以明朝李善长等人说：“王莽上奏主张在正月合祀，从汉朝到唐朝一千多年间都沿袭这种做法进行合祭。”张璁说：“合祭的说法实际上是从王莽开始的，汉朝之前都主张分祭，汉朝以后也偶尔有分祭。”这些话都见于《明史·礼志》，言辞都含糊不清，但都没有像《春明梦余录》那样荒谬。秦氏的著作卓然自成一家，只是担心学者再次沿袭他偶然的错误，所以附带纠正如下。从魏景初到唐开元年间，只有东晋初年合祭，那是权宜之计；天册万岁年间合祭，那是偶然事件。其余都只有分祭的证据，秦氏其余都主张合祭，这一句话尤其草率。

译遵议大礼疏 道光三十年 曾国藩

奏为遵旨敬谨议奏事。

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中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庙祔”两条，命臣工详议具奏。

臣等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显赫，郊配断不可更改，庙祔尤其必须施行。

正直之道不泯灭，这是天下的公论。

臣也本想随从众议，退而细想，大行皇帝反复告诫，必定有深意存于其中。

臣下仰测高深，如果窥见万分之一，也应当各自陈述见解，供圣主采择。

私下认为遗命中“无庸庙祔”一条，考据古制、比照今情，万难遵从；“无庸郊配”一条，则不敢遵从的有两点，不敢违背的有三点。

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遵从的是什么呢？

古代祧庙的说法，是针对七庙亲尽而言的。

有亲尽而不祧的，必定是有功德的主祭者，世代宗祀，不在七庙之数，如殷代的三宗、周代的文王武王就是如此。

大行皇帝对于皇帝你是父庙，本来就不是七庙亲尽可比，而论功德的广博，又应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的宗室。

难道弓剑之痛未忘，而祭祀就立刻分别了吗？

况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何况以天子的尊贵，敢废除升祔的典礼吗？

这就是万难遵从的原因。

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遵从的两点，是什么呢？

古代圣人制定礼制，也是基于事实已经具备，而情文随之产生。

大行皇帝仁爱之德，与天地造化相同，偶遇局部灾荒，立即颁发库银，连年赈贷，四海百姓含哺鼓腹，这正是后稷配享天地的原因。

在位三十年，没有一天的闲暇安逸，没有片刻的不诚，纯粹不已，这正是文王配享上帝的原因。

既然已经具备配享的实质，却想推辞配享的名分，普天臣民之心，终究觉得不安。

这是不敢遵从的第一点。

历考列圣升配，只有世祖章皇帝是由御史季周琬奏请，除此之外继承统位的圣人，都是特旨举行，实在是因为上符合上天眷顾，下契合民情，毫无疑义。

实行久了，遂成为成例。

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没有成例可循，臣下尚应奏请，何况成宪昭昭，怎敢逾越？

《传》说：君主行意，臣下行制。

在大行皇帝自怀谦抑的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的旧制，这是不敢遵从的第二点。

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背的三点？是什么呢？

祭坛围墙的规模尺寸有定数，乾隆十四年重新修缮，一砖一石都考据律吕的正义，按照九五的阳数增加，不能更改，不可如今每座帷帐之内仅能容纳豆笾，七座帷帐之外几乎缺乏余地。

我大行皇帝考虑到亿万年后，或许有人议论增广祭坛围墙，或许有人议论裁减帷帐制度，所以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世代可以遵行。

现在议论的人或许说西三座帷帐的南面还可以添置一案，暂作目前之计，不必长远谋划。

岂知人虽不同世代而心相同，事相沿袭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说的，也是万世臣子所不敢说的。

今日所不忍说的，也是万世臣子所不忍说的。

经过此次朱谕的严切，满朝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后来的人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将来必然导致修改基址，轻率改变旧章，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一点。

自古以来祀典兴废不常，有的没有祭祀却举行，有的有礼仪却废止，史册所载不一而足。

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祖并配，开元十年听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

宋景佑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祖并配，嘉佑七年听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

我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于太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后来也废止了祭祀，祀典改议，乃是古今常有的事。

我大行皇帝考虑到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许有人援引唐宋罢祀的例子，妄行陈奏，不可不预先防备，所以朱谕说：“非天子不议礼，一经断定，巍然七座帷帐与天常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允许，罢祀之议从何兴起？”

所以禁止后世愈严，则尊崇列圣愈久，这计虑之周全，不是三代制礼的圣人能这样吗？

大行皇帝以制礼的圣人自居，臣下怎敢以寻常的见识浅薄去窥测？

有尊崇的虚文，无谋事的远虑，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二点。

我朝以孝治天下，遗命尤其重要。

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愿意在遵化州孝陵近地安葬，臣工都说遵化距离太宗昭陵千余里，不合祔葬的成例，圣祖仁皇帝不敢违背遗命，又不敢违背成例，在孝陵旁近建暂奉安殿，三十多年未敢最终安葬地宫。

到雍正初年，敬谨完成此事。

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庙号不用称祖。

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所以虽然乾隆的丰功大烈，庙号未得称祖，载在会典，先后标准相同。

此次大行皇帝遗命一条，森严可畏，如果不遵行，与我朝家法不符。

况且朱谕反复申

译明，无非是让自己处于卑屈的地位，而将历代圣君置于崇高的位置，这是极大的孝道和谦让，是古代的美德。与其把尊崇的微小诚意归于臣子，不如把最大的圣德归于君父？这是不敢违背的第三个原因。我私下揣度皇上仁孝之心，两方面都有所欠缺：不奉请升配，仅有典礼不完备的嫌疑；立即奉请升配，既有违抗命令的嫌疑，又有对将来的顾虑，这是多了一重欠缺。一旦经过大智慧的权衡，不难立刻判断轻重。圣父制定礼仪，圣子执行礼仪，默契精微，不需要等臣僚提议后才决定。我的职责在礼部，确实担心如果不详审不谨慎，皇上日后举行郊祀时，上顾念遗训，下顾念万世，或许会惊恐不安，礼臣无法推卸罪责，因此专门上奏折陈述，冒犯天威，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译恭敬地呈上关于升祔大礼的议附片

张佩纶

臣恭敬地阅览了抄录的三月十四日奉上的谕旨：朕奉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后太后、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后太后的懿旨，惇亲王奕𫍽等人奏称遵旨相度太庙中殿的位次，请命令朝廷大臣会议讨论一份奏折。据称我朝自顺治初年创立宗庙制度，到如今历代圣君在宗庙中受享，中殿的神龛位置已经与九间的数量相符等语。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的神牌升祔供奉的位次，关乎重大典礼，命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员虔诚地前往太庙，恭敬谨慎地相度，之后会同惇亲王奕𫍽等人妥善商议后奏报。钦此。这体现了我皇上详细考究礼制，广泛采纳众人意见的深意。臣谨按本朝的制度与历代不同，历代贤明的君主，有的隔几代才作一次调整，有的隔一代才作一次调整，所以亲尽就祧迁。我朝列祖列宗圣圣相承，都应当作为百世不迁的宗庙，想要斟酌古制以准绳今事，垂范久远，非确立太宗文皇帝的世室不可。

伏查《国语》及《祭法》，都说殷人祖契而宗汤，根据《商颂》则汤实际上称为祖，所以贺循说：“殷有二祖三宗”，那么殷的特庙大概有四个了。朱熹序《殷武》这首诗时说：“高宗中兴，作为百世不迁的宗庙，不在三昭三穆的行列中”，这首诗是宗庙建成而祔祭的诗。刘歆说：“周懿王时开始在三穆之上立文世室，孝王时开始在三昭之上立武世室”，众儒大多赞同这个说法。由此说来，殷以一祖三宗有功德而特立宗庙，周以文武有功德而特立宗庙，我朝太宗文皇帝有功德而特立宗庙，实在是至当不易的经典法则。

有人说担心特立一座宗庙，嫌于接近祧迁，但顾何楷有话说：“武丁当世数未尽时，必定仍居七庙之中，等到亲尽应毁之日，才将他的祖神迁入新庙，与七庙同享祭祀，不与群祧同等排列”。那么在七世之内就祔于太庙，以表明有亲属关系；在七世之外就创立新庙，以表明有功绩。宗庙有定数，宗无定数。《孔子家语》引用孔子的话说：“凡是见到祖宗的都不毁”，可以作为明确的证据。至于宗庙适宜建在何处，考查刘瑾的说法，认为中宗当穆，高宗祖甲当昭，各自在太祖庙的两旁立庙，现在同堂异室，与古制稍有不同。如果在中殿墙外旁边建世室，已经居于群昭群穆的位次，不足以显示尊崇，而且中殿比后殿宽，既不符合古式，即使相度规模，也嫌不够相称，似乎适宜扩展后殿两旁的短墙，左右各建世室，既居于昭穆庙之上，仍在太祖庙之旁，与武世室在西北、文世室在东北的制度相合，地方不是神路所经过，完全可以大规模兴建，将来世室告成，奉太宗文皇帝、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神牌于左为世室，所有礼仪都视同中殿，其中殿神龛位置则从世祖章皇帝、孝惠章皇后、孝康章皇后神牌依次递迁，恭奉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牌于第九室，衡量古今礼制，颇为没有阻碍，如果蒙恩命令王大臣等详核定议，请旨施行，那么上慰列圣在天之灵，下保万世无疆之福，我朝制度简直与三代同风了。

再者，事关升祔大礼，原本应该广泛采纳众人意见，考证异同，但传说不一，所持观点各不相同，如果不剖别是非，无法折衷至当，有人提议扩展中殿为十一室，认为历代增置，都有成规，事情既容易实行，工程也较节省，不知道天子七庙，一坛一墠，定为九室无可议增，自从晋人说宗庙以容纳神主为限，不拘常数，所以到元帝、明帝都是十室，到穆帝、简文帝都是十一室，唐、宋、金、元沿袭为故事，有的多至十八室，但详细推绎当时增展的原因，都是因为兄弟相及者合为一代，下则世次等级难分昭穆，上则高曾未尽，难以立即祧迁，所以虽然狭小，其制犹得以室逾九间而数仍九代为解，倘若今日沿袭而行，不仅与古人立庙的制度不符，而且与后世增室的意思不合，况且因陋就简，本是末世衰风，假如在太平盛世，那么自十一室后，以两递加，必定到无地可容鼎俎，宋展太庙为十一室，孝宗升祔而东室尚虚，宋熹以为非祝延寿康之意，深不以为然，酌理衡情，无适而可，国家敬修法典，应当准万世不易之经，不当为一时权宜之计。如果苟且迁就，只顾眼前，揣度圣人议礼之心，当必不愿出此。

又有人提议在中殿旁别建九楹，将中间一间作为“穆宗毅皇帝新庙”，认为“前殿为庙，中殿为寝”，似乎父子异宫，不失礼意，而岁时合祭，也与古义无乖。然而礼名升祔，不入太庙，还能称为祔吗？在昔殷盘庚时，阳甲别出立庙；汉光武时，孝成别出立庙；晋主贺循议，惠帝别出立庙；唐主陈贞节、苏献等议，

译对于另立庙宇进行祭祀，礼法学家尚且认为不妥。恭敬地回想我们穆宗毅皇帝平定了巨大的祸乱，继承了显赫的功业与宏大的谋略，将来应当被确立为功德之庙，永远不迁出太庙。如今刚刚应当将其神位升入太庙附祭，怎么适宜因为中殿九室已经满员，就打算新建庙宇，反而类似于殷、汉、晋、唐的旧例呢？我朝经学昌盛明达，礼仪详尽审慎，王公大臣们恭敬地秉承皇上的旨意，必定能够斟酌得极为完善，以符合圣上的谋略。而臣下过分忧虑，实在是担心众说纷纭，在似是而非中产生混淆，不得不急切地加以辩明。

译关于昭穆的次序，自汉代以来，争论纷纭，如同聚集诉讼一般。何洵直、张璪的论述，朱熹的宗庙图，虽然详尽完备，但必然都是针对“都宫异寝”（即各代祖先分别建庙）的情况而言的。如果是“同堂异室”（即祖先牌位同在一座大殿的不同房间），却拘泥于昭永远是昭、穆永远是穆的固定位置，必然导致儿子排在父亲之上，曾孙排在祖父之前的情况，其流弊极大，确实像马端临所担忧的那样。只有宋代的陆佃认为，周代以后稷为太祖，王季为昭，文王为牧，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康王昭，昭王为穆。等到穆王入庙，王季因亲尽而迁出，那么文王、成王作为昭辈应当居于昭位，武王、康王作为穆辈应当居于穆位。他的言论记载于《礼志》中，最为清晰明白。臣反复推究，正如陆佃所说：昭穆是父子之间的称号，当其为父时，称为昭，取昭明以照亮下辈之意；当其为子时，称为穆，取肃穆以恭敬上辈之意。这确实比昭穆固定名称的说法更为优越。又如陆佃所说：同堂合食时，穆辈居于父辈行列就应当称为昭，昭辈居于子辈行列就应当称为穆，这又比昭穆固定位置的说法更为优越。况且坛立于右侧，墠立于左侧，根据周代制度考察，太王因亲尽离开右侧的坛而改为墠，王季因亲尽离开左侧的祧而改为坛，左右迁徙并无妨碍。如果认为陆佃的说法不足以依据，难道昭辈一定要越过坛而经过墠，穆辈一定要有坛而没有墠吗？我朝郊庙的位次，东西方向互相不同，确实与陆佃的说法相合。如果中殿龛位按照次序左右依次迁徙，并非创立新的理论，仍然是遵循旧有的规章。应当请求命令王大臣等人一并核议，以确立万世的法式。

续陈会奏未尽之意疏

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

本日会奏关于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升祔太庙位次的奏折中，一切规制已经恭敬谨慎地详细陈述，恭候皇上钦定。只是制度既然要符合时宜，事情就必须规划得长远。历代庙制，太祖之后有功德的人不迁出太庙，确实是古今通行的义理。我朝圣君代代相承，功德辉煌，因此三祖七宗都成为百世不迁的祖先，震动古今，卓越超群，无人能比。然而尊亲的心意无穷无尽，而礼制的施行有限，未来的功德正在兴起且没有止境。庙室有固定的位置，不能屡次增加，这不是臣子所忍心说的，必须等待圣人的定论。查阅郊坛配享的位次，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六日钦奉谕旨，确定以三祖五宗为定，永远遵行。文宗显皇帝有如天一般的德行，升奉郊坛配享，谁说是不合适的呢？然而圣上胸怀谦逊，担心后世可能会有阻碍，因此留下光辉的训示，可见大圣人的识见气量恢弘，绝非寻常人所能揣度。臣恭敬地想到，庙祀不迁与郊祀配享都关乎重大典礼，事情不同但道理相同。现在穆宗毅皇帝升祔太庙，三祖七宗百世不迁，固然鲜明地成为不可更改的典制。以后在万年之后，不迁的礼制是否永远施行而没有阻碍，恭候皇上正值壮年，圣心自然有权衡。如果蒙受特别降下的圣旨，让后世的圣子神孙钦承恪守，那么庙制因圣言而永远确定，与当日文宗显皇帝钦定郊坛配享之位异世而同符了。

遵旨覆议升祔典礼疏

李鸿章

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四日钦奉慈安端裕康庆昭和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的懿旨。本日据礼亲王世铎等人奏报遵议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牌升祔位次的奏折。又据醇亲王奕𫍽、詹事府少詹事文治、鸿胪卿徐树铭、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鴻胪寺少卿文硕、国子监司业寶廷另行陈奏的各奏折片。已经明确降下谕旨，命令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𫍽、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侍郞翁同龢、夏同善、礼部、常寺将王大臣等人所奏的各奏折片详细阅看，再行妥善商议具奏。庙制关系重大典礼，必须考核精详，才足以显示慎重。再派李鸿章悉心妥善商议具奏。礼亲王世铎等人的奏折一件，醇亲王奕𫍽等人的奏折片九件，以及侍郎袁保恒等人的说帖五件，都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晓，可见皇太后慎重重大典礼，力求中道的至意。臣查礼亲王等人议增龛座，意在斟酌时宜；诸臣请求改庙制，意在考求古礼。都是出于尊崇祖宗的诚意，不容易折衷定论。据臣所闻，礼文残缺，古制难以详知。七庙五庙的说法，汉代已经没有定论。都宫别殿与同堂异室，前人也有互相是非的争论。即使朱熹的宗庙图议、马端临、邱浚等人，都批评其过于拘泥。臣考察《周官》匠人营建的世室、明堂都只止于五世，郑玄注解说五室并在一堂。据此，朱熹所图的世室亲庙依次向南排列，似乎也未必完全符合古制。至于特建寝殿、增修方等说法，更是古制所没有的。礼亲王等人奏称侍讲张佩纶请求建世室一事涉及更张，应不予议等语。宗庙事情重大，不便轻易议改。该亲王等人所奏并非没有见解。我朝庙制定于国初，祖宗神灵会合在一室，已经二百多年。一旦迁改，神明必有不安。太庙重重围墙周长二百九十一丈，殿陛庭墀各有定式，都是一成不变的。现在想要增加几室的位置，必然难以得当。又

译升祔的吉日，礼仪不可有误。《礼记》中所说“不忍心让祖先一日没有归宿”的道理，应当依据古礼、斟酌今情来改革。实在难以在太庙行礼，因为人情可以依义理而兴起，制度可以因时势而确立，自然以仿照奉先殿的先例增修龛座为宜。

议论的人有的嫌这样过于简略，臣考察古代祔庙迭迁的礼仪，也只是改换涂饰、更换屋檐，并不大规模更改旧庙。现在的龛座大致如同晋宋以来的坎室，晋代太常华垣建议庙室以能容纳神主为限，不拘泥于固定的数目。后来王导、温峤等人反复商讨，议定增加坎室。宋代增加八室，由蔡襄绘图，这些都是通达礼制的君子权衡时宜，以确立一代的典制。他们难道没听说过世室、亲庙的说法吗？也是认为礼乐不应沿袭旧制，世事不同于殷周，礼仪随之改变。现在增加龛座正是这个道理。

又有人说奉先殿是古代原庙的制度，与太庙的性质不同。查《会典》所载，雍正十一年奏准奉先殿供奉神牌，与太庙理应统一标准。因此太庙如奉先殿的制度，长久以来有先例可循，不能说奉先殿可以增龛，唯独太庙不可以仿行。

仰思历代圣祖的家法，都是亲身践行节俭以率先天下，今日援引先例增龛的提议，属于权宜之计，顺应俭朴，未必不符合列圣降鉴之心。朝廷议论既然已经达成一致，似乎不应再有疑虑。

至于祧迁的礼仪，虽然是古代的常制，但藏放神主的房间礼仪上没有明文规定。郑玄是礼经大师，他说周制祧主藏于太庙及文、武世室，这是已祧的神主与不迁的祖先同处一庙，所以庙也叫祧。晋代的制度是藏于西储夹室，当时已经怀疑这不合礼制，后世竟然沿袭为成例。儒家常说祧于夹室是古制，大概是主观推测的话。庙制既与古代不同，祧迁也不宜轻易议论。

只有太庙规制已定，国家统绪无穷。醇亲王建议请皇上明降谕旨，晓示天下，从今以后，亲尽则祧，并请以后殿东西两稍间永远藏放祧主。这是引导皇上以太让为美德，斟酌庙制以顺应时宜。礼仪贵在因时制宜，谦让是美德，非天子不议礼，是否允行，自然应当由皇上圣裁，不是臣下敢妄自揣度的。

译以死相谏，请求预先确定皇位继承归属的奏疏。

吴可读

臣下听说治理国家不忌讳动乱，安定国家不忘记危险。如果危险和动乱可以忌讳、可以忘记，那么向尧舜进献苦口良药，就成了没有疾病的呻吟；向圣明的君主陈述隐患，就成了不祥的举动。臣下此前因为直言进谏而激愤，甘愿被斩首或囚禁。经过王公大臣会议奏请，传召臣下质询，承蒙先皇格外宽恕保全。既免去了臣下被斩首而死，又免去了被囚禁而死，还免去了因传讯而触犯忌讳、激怒皇上而死。总共犯了三次死罪却没有死，不求活命而得以再生，那么今日臣下未尽的余生，都是先皇几年前所赐予的。然而天崩地裂，忽然遭遇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的变故。当天恭敬地奉到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先皇驾崩，没有太子，不得已让醇亲王的儿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宫继承大统成为嗣皇帝。等到嗣皇帝生了皇子，就承继先皇为嗣，特别谕令臣下流泪跪诵，反复思考。臣下认为两宫皇太后一错再错，为文宗显皇帝立子，却不为先皇立嗣。既然不为先皇立嗣，那么今日嗣皇帝所继承的大统，是奉两宫皇太后的命令，从文宗显皇帝那里接受的，而不是从先皇那里接受的。而将来大统的继承，也没有明确的文书规定，必定归于承继的儿子。即使说懿旨中既有“承继为嗣”一语，那么大统仍然归于继子，自不待言。臣下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自古以来，在拥立推戴的时候，是臣子难以启齿的。我朝二百多年来祖宗的家法，是子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当没有隔阂。况且醇亲王公忠体国，内外一致称他为贤王。看亲王当时的一道上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语是心声，岂能伪装？臣下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停止。倘若亲王听到臣下有此奏章，未必不怒臣下狂妄而怜臣下愚笨，必定不会认为臣下的话是开启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天性已成，承两宫皇太后授予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都能以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朝中的忠奸不齐，即众论的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的贤能，还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作为国家旧人，还以黄○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感到羞愧。贤者如此，何况不肖之人？旧人如此，又怎能责备新进之人？名位已定的人如此，何况在未定之时？不得已在一错再错中，而求一个归于不错误的策略，只有仰乞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地降下一道谕旨，将来大统仍然归于承继先皇的嗣子。嗣皇帝即使有百个儿子，内外及左右臣工，都不得以异言进谏，正名定分，预先杜绝纷纭。如此则还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传子的家法，而我先皇没有儿子而有儿子，即两宫皇太后没有孙子而有孙子。日后绵延不绝相引于万代的，都是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的。臣下所谓一错再错而最终归于不错误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时臣下即以此意拟成一摺，由都察院转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伏思臣下业已降调，不得越职言事，况且这是何等事？这是何等言？出自亲臣重臣大臣，则为深谋远虑；出自疏臣远臣小臣，则为干进希求名声。又思在诸臣中忠直最显著的，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也无益而置之，故臣下且留以有待。等到臣下因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特用为主事，仍复选授吏部。近来又已五六年了，这五六年中，环顾在廷仍未有念及于此者。如今逢我先皇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那么臣下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了。仰视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桥山之弓剑，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在两宫皇太后之前上乞懿旨数行。只是临命之身，神志昏乱，摺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大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缮写，又不够庄正。臣下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日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人说：“你害怕吗？”回答说：“害怕。”“既然害怕为什么不回去？”回答说：“害怕是我的私心，死是我的公义。”臣下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悲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良。臣下岂敢比曾参之贤？即使死，其言也未必善良。只望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不要以为是无疾之呻吟，不详之举动，那么臣下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在未然时言说，诚为太过；等到已然，则又无所及。言说有何益处？可使朝廷接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如今臣下诚愿异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嘲笑臣下愚笨；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认为臣下明智。等杜

译臣牧的罪言，虽然超越了职分，效仿史官以死进谏，竭尽愚忠。罪臣尤其希望两宫皇太后、皇上体察圣祖、世宗的心意，调节宽严，涵养忠厚和平的福泽，任用老成持重之人，不要与外国争夺他们独自争夺的东西，为中华留下不尽的资源；不要开创祖宗未曾开创的事端，为子孙留下余地。罪臣的话到此为止，心愿到此为止，生命也到此为止。再者，罪臣曾经担任御史，所以敢冒死呈递奏折陈述。又因现在职务不能直接上达，恳请由臣所在部门的堂官代为进呈。罪臣先前因为臣衙门派遣随行行礼的司员中，没有派遣罪臣，所以罪臣四处恳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才添派罪臣前来。罪臣的死，是宝鋆所料想不到的，宝鋆并没有不应派遣、错误派遣的过错。时值盛世，岂能容许怀疑古代殉葬这种不合情理之事？只是因为先皇帝驾崩升天，天下同悲，所以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关乎皇位继承的大事，冒昧陈述诚挚之心，自称罪臣以闻。

译阐明圣意疏

翁同龢 徐桐 潘祖荫

闰三月十七日，皇上发下主事吴可读的一份奏折，命令王大臣等人妥善商议。臣等恭敬地在四月初一日一同前往内阁共同商议。私下认为，吴可读所陈述的预先确定皇位继承人的主张，这是行不通且存在阻碍的。我们朝廷的家法是不预先确立皇储，这是万世应当恭敬遵守的。臣等恭敬地体悟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的懿旨，在皇子承嗣这一节上，为皇统延续所考虑的极为深远。圣上的谕旨光辉显赫，原本无需再三推究阐发。现在吴可读既然有此奏章，而懿旨中又有“即是此意”的谕令，特别命令朝廷大臣集议上奏。如果不将圣意明白地宣示，恐怕天下的臣民反而不能深深理解慈母的衷肠。臣等认为确实应当申明历代圣祖不预先确立皇储的常训，将来皇嗣繁衍昌盛，暗中决定大计，以祖宗的法度为法度，即以祖宗的心意为心意。总之，继承大宝的元良，就是承继穆宗毅皇帝的圣子。衡量之前的谕令是相合的，比照家法也是相符的，使海内外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圣意所在，那么为长远谋划，亿万世无尽的福祉，实际上就基于此了。

遵旨妥议疏附片

宝廷

海葛士浚子源辑

礼政三大典下

奏定文庙祀典记

俞樾

咸丰六年十一月，河南学政臣俞樾上言：从前孔子周游列国，同时的贤大夫中能契合圣人心意的，在卫国则有蘧伯玉，在郑国则有子产。而看《论语》所载，对子产的称道尤其不衰。大概孔子在郑国时，曾以兄长之礼侍奉他，等到子产去世，孔子为他流泪。现在文庙从祀中有蘧瑗，却没有公孙侨，这不符合遵循圣人心意、修明祭祀事务的原则。臣近来因为考核士子，再次来到郑州，登上东里的废墟，渡过溱水洧水，缅怀遗留的恩泽，想象见到那个人。依附骐骥而更加显扬，不一定非要成为孔门弟子。卫国郑国的两位贤人，事迹同为一体。蘧瑗既已从事从祀，公孙侨为何独自被遗漏？臣愚昧地认为，先贤郑国大夫公孙侨应当从祀文庙大成殿的两廊。又查考，孔子有个哥哥叫孟皮，所以《论语》称孔子把兄长的儿子嫁给南容，而《史记·弟子列传》中有孔子兄长的儿子孔忠，大概都是孟皮的儿子。孟皮的言行没有表现，但既然作为孔子的兄长，那么也是祭祀典礼中不可缺少的。孔子说：“所期望弟弟做到的，用来侍奉兄长，自己还没能做到。”现在把孔子作为帝王万世的老师，京师郡县无不崇敬祭祀，上及他的祖先，下至他的孙子，却唯独缺少他的兄长，衡量至圣的心意，或许还有遗憾吧？臣愚昧地认为，孟皮应当配享文庙崇圣祠。奏章呈上，皇上下诏将此事交礼部商议，一致说：“应当如臣俞樾所言。”于是确定公孙侨从祀大成殿西廊位，林放之上；孟皮配享崇圣祠位，面向西第一。天子批准了。于是上自国学，下至郡县学校，都奉行如诏书礼仪。第二年，俞樾因为别人的言论被免官，自认为任职无状，不符合朝廷派遣使者的意思，只有这两件事的祀典留存下来。而且关于孟皮的提议，实际上是由先臣发起的。大概先臣有咏古诗四章，其中第二章是为孟皮未参与配享而作。秉承先人的志向，幸而没有失坠。想到汉代如乙瑛请求设置卒史，韩造设立礼器，成刻石刻名，垂示后世，做了却不记载，后人就没有述说了。于是写下本末，以警示后来者。于是作颂曰：英英子产，君子之风，兄长之礼不废，孔子所钦佩。适宜在廊下祭祀，以尊崇孔子的心意。〇那蘧氏，为圣人作朋友。孟皮脚弱，不能良好行走。有开创必先，实在是圣人的兄长。所求未能做到，圣人心悲伤。配食先代，祭祀事务光明。

文庙祀典私议

俞樾

咸丰六年，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奏请援引蘧瑗的先例，让郑国的公孙侨从祀文庙两廊，又请求让孔子的兄长孟皮配享崇圣祠。皇上下诏交礼部商议，都如所请求。俞樾随即因为别人的言论离职，蜷伏在草野，又经历兵乱，流离奔走，没有安定。仍然思念文庙祀典，还有应当增益的地方。俞樾从前担任学政，祭祀之事，本来就是职责所在。现在虽然被弃置，怎敢沉默休息呢？恭敬地私下议论如下：第一，现在所传的《毛诗故训传》，是大毛公亨所写的。恭敬地查考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毛诗，出自毛公。徐整说：子夏传授给尚行子，尚行子传授给薛苍子，薛苍子传授给帛妙子，帛妙子传授给河闲人大毛公。另一种说法是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魏人李克，李克传授给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授给根牟子，根牟子传授给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授给鲁人大毛公。这是大毛公的诗，其源头出于子夏。郑康成依据它而作笺，孔颖达依据它而作正义，至今学者诵读学习，称为毛诗。齐鲁韩三家之诗都不流传，只有毛诗单独流行。”从前唐贞观二十一年，下诏让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替使用他们的书，华于国胄，从今以后有事在大学，并让他们配享。如果大毛公的《故训传》，不是所谓代替使用他们的书吗？徐坚《初学记》记载大毛公的名字叫亨，这比尚行子等人，只传姓氏而不传名字的人，其显达与隐晦

译已有不同了。于是文庙从祀中有小毛公苌，却没有大毛公亨。《礼记》说：“三位君王祭祀河流时，先祭河后祭海，有的取其源头，有的取其归宿，这就叫做致力于根本。”如今祭祀小毛公却不及大毛公，岂不是饮其支流而忘其源头吗？这不符合先祭河后祭海的义理。这是应当增入的第一条理由。

第一条说，义理存在于训诂之中，训诂存在于文字之中，没有文字就没有训诂，没有训诂就没有义理。那么文字所关联的，难道不重要吗？汉代太尉、内阁祭酒许慎，生活在东汉中叶，距离古代稍远，世俗儒生有的篡改正文以炫耀于世。许慎师从贾逵，跟随他学习古学，撰写《说文解字》十四篇，分为五百四十部，收录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叙述篆文，合并古籀文，使学者得以考察六书的起源，通过文字通晓训诂，通过训诂明白义理，他的功劳非常巨大。他称《易经》为孟氏，《尚书》为孔氏，《诗经》为毛氏，《礼记》、《周官》、《春秋》为左氏，《论语》、《孝经》都是古文。凡是古文旧说散失没有流传的，依靠他的书还保存了十分之一。郑康成注解《礼记》，曾经征引并涉及它。郑玄对于许慎，年代并不久远，而他的书已经被郑玄所引用。许慎又撰写《孝经》孔氏说以及《五经异义》，可见他贯通经学的著述不止一部。而《说文解字》一书，尤其被研究小学的人所尊崇。士人生活在今天，想要通过文字见到道义，除了依靠这本书还有什么途径呢？

我私下想到，我朝统一文字的政治，超越前代，每家都有许氏的书，人人学习《说文》的学问。而在春秋时节祭祀文庙时，许慎却不能列入配享的行列，岂不是有缺漏吗？这是应当增入的第二条理由。

译孔忠移祀崇圣祠议

俞樾

谨按《孔子家语》记载：孔忠，字子蔑，是孔子兄长的儿子，大概就是孟皮的儿子。如今他在大成殿东庑从祀，位置在狄黑之下，公西蒧之上。《说苑记载孔子弟子中有位孔蔑，与宓子贱一同做官，孔蔑就是孔忠。他的贤能固然不如子贱，但既然他是孔子兄长的儿子，那么他就是子思的从伯叔父。子思作为四配之一，在殿上受祭，而孔忠却在庑下受祭，衡量伦理关系，这是不顺的。我私下考虑，颜路、曾皙都是孔子的弟子，本应在大成殿两庑从祀，如今却进入崇圣祠，是为了避讳他们的儿子颜子、曾子。孔忠对于子思，固然不是父子关系，然而礼制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我私下认为孔忠应当移祀到崇圣祠，以安顿子思的神灵。我在咸丰六年曾上奏请求让孟皮配享崇圣祠，当时没有提及此事，因此写下这篇议论，等待后来的君子决断。

请将汉儒许慎从祀疏

汪鸣銮

我私下认为，圣人的道，垂示在六经之中，而经书的义理，不靠训诂就不能明了，训诂不依托文字就无法确立。周公作《尔雅》，“雅”就是“正”的意思，是用来纠正文字的。古代称为“文”，现在称为“字”。孔子谈论政事，必定先要正名，甚至推及到礼乐刑罚。那么文字所关联的，难道不重要吗？汉太尉、内阁祭酒许慎，生于东汉中期，距离古代稍远，世俗儒生有时诡异地更改正文，以炫耀于世。许慎于是撰写《说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首，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叙述篆文，合并古籀文。古代圣人创造书契的本意，能够不完全泯灭，依赖的就是这本书的存在。《后汉书·儒林传》称赞许慎性情笃实、学识渊博，又说“五经无双”，许叔重被当时人推崇敬重，大概可以由此看出。我恭读高宗纯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对《说文》一书，称赞它推究六书的义理，分部归类，极为精密。那么士人生在今天，想要通过文字来体悟大道，除了依靠这本书还有什么途径呢？《说文》之学，到了我们清朝才大为显扬，如惠栋、朱筠、钱大昕、王念松、段玉裁、戴震、孙星衍、严均、阮元、桂馥等各家撰述，各有发明，称得上极盛了。然而春秋两季在文庙举行祭祀，从未有人提议许慎配享。臣愚以为，两汉传授经学的功劳，没有比郑康成更大的，而郑康成注解《礼记》，曾经征引许慎的书。郑康成对于许慎，年代相隔不远，而他的书已经被引用，其信服程度可想而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说两汉经学极盛，像许慎、郑康成，尤其都是一代的通儒，不是后来那些一知半解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圣训光辉灿烂，确实是千秋定论，许慎与郑康成并称，没有高低之分。雍正二年，已经恢复郑康成从祀士林，众口称赞这是盛举，而许慎是大儒，事情同一类例，那么许慎应当从祀，这是第一点理由。训诂之学，首推毛氏，善于继承毛氏学说的，只有许慎，所以《说文》的义理，往往与《毛传》相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断定《诗传》是毛亨所撰，同治二年准许御史刘庆的请求，将毛亨列入东庑从祀，而唯独许慎没有参与，那么许慎应当从祀，这是第二点理由。汉代人说经，喜欢使用谶纬，即使是大的儒生有时也难以避免，唯独《说文》一书，不夹杂谶纬家的言论，它所称引的《易》孟氏、《书》孔氏，以及论语》《孝经》，都是古文。凡是古文旧说散失没有流传的，还保留千分之一二，七十子门人的微言大义，依赖它而没有失传。魏晋以来注解书籍的人奉它为准则，往往单辞片义，引用者多达十余家，其他传注所没有的。它对经学训诂的功劳，确实不小。那么许慎应当从祀，这是第三点理由。朱熹崛起于南宋，亲身践行，上承孔孟的传承，而《四书集注》引用《说文》的地方不可枚举。《朱子语类》说：“读书如果不理会字画音韵，却枉费无数言辞牵强附会，最终不能得到大义，非常有害。”这是宋儒讲求义理，如果不基于训诂文字，也没有途径能够明了。《说文》解释“性情”二字，独自主张性善之说，与孟子、董仲舒的言论相互印证。那么许慎应当从祀，这是第四点理由。综合来看，他网罗古代训诂，博采通人之论，天地山川，王制礼仪，无不贯通，实在足以作为圣经的羽翼，为后学提供津梁。核查与咸丰十年奏定的章程，都相符合。是否将汉儒许慎从祀文庙，恳请圣旨饬令下部臣集议。

请升先儒韩愈祀位配享孟庙疏

钮玉庚

我私下认为，自古帝王规范方俗，无不崇尚学术，端正人心，显扬儒宗，享报之隆重，即是暗中杜绝邪说诬民的渐染，因此孔颜曾孟历朝祀典昭示垂范，并及门弟子，后世贤儒对圣教有功者，全都从祀两庑。甚至配享庙廷，用意至深且远。何况逢列圣相承，修明文教，咸丰十年大学士军机大臣遵旨议定，此后从祀文庙，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标准。近年以来，如许慎、张伯行等先后增加从祀，固然是有美必彰，无遗不举。臣私下忖度孔孟

译“之学”在宋代儒者那里得以阐发，因此周敦颐等人被特别称为先贤，配享孔庙两庑，并且朱熹被提升列入哲位。然而自宋代以前，秦汉及五代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儒家道统几乎断绝，幸有唐代儒者韩愈尽力扶持其后，亲身承担艰难。韩愈所称道的孔子之道，只有孟子的传承得其宗旨，他曾推崇孟子，认为其功绩不在大禹之下，又说孟子是纯粹至极的人。他的《原道》一文，推究本源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一正统学问，使得儒学赖以昌明。他的《谏迎佛骨表》，陈述善道、堵塞邪说，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凡是他所著述的文章，都与千古世道人心息息相关。这与孟子平息邪说、抵制异端行为、摒弃淫辞，以继承三代圣人精神的做法，遥遥相应、相互传承。孟子也曾以能言善辩、抵制杨朱和墨翟为圣人的门徒，况且孟子抵制杨墨时距离孔子已有二百年，韩愈排斥佛老时距离孔子已有一千多年，时代越远，儒术分歧越多，这期间匡扶世教的人尤其不可缺少。因此，在孟子之后，阐明圣学、传授道统，应当以韩愈为最。他振兴衰微的道统，先于孔庙西哲位的朱熹，其心传授受，可与孟庙东配位的乐正子相匹敌。臣奉命视察山东学务，在兖州府主持考试，瞻仰拜谒邹县孟庙，恭敬查考乾隆三十一年奉旨命令礼部重新规定配享位次，十九位先儒中，韩愈、孔道辅各自居于两庑的末尾。礼部大臣熟悉祭祀礼仪，已知以饮食报答馨香为重，但在盛世礼仪隆重，激励劝勉尤其必须以有功名教为尊。山东省是圣贤的故乡重地，亟宜追崇正统学问，加倍加以阐扬。像韩愈那样抵制异端、排斥佛老，浩然正气充塞天地之间，上接洙泗、邹峄的宗传，下开濂洛、关闽的正轨，独自坚守先贤之道以待后学于其间，其功德之隆盛，如果仅仅配享孔孟两庑，臣愚以为不足以显示尊崇特异，拟请援引朱熹提升列入孔庙哲位的先例，将孟庙两庑旧设的先儒韩氏祀位，提升列入东配乐正子之次，改称先贤韩子，作为亚圣的西配，并将孔庙西庑旧设的韩愈祀位先儒，改称先贤，按照朝代顺序，提升列入两庑宋代先贤的右侧，以示一律尊崇。关于此事，应请命令礼部会同大学士、九卿、国子监详细商议并上奏，请旨定夺。如果蒙圣上允准，由礼部大臣通令各直省敬谨遵行，使海内外臣民，都清楚明白圣朝崇尚正统、排斥邪说、维持世教的深意，以勉励后来的学者，确实能够私下效法圣贤，不仅升堂，而且入室，似乎对世道儒风不无裨益，谨就个人浅见所及，会同山东巡抚臣周恒祺撰写奏折陈述。

译遵议先儒从祀请旨准行疏

潘祖荫

海葛士浚子源辑

礼政四学校上

说士上

管同

现在的读书人不外乎分为三等：上等的人从事诗文创作，次等的人追求科举功名，下等的人经营谋取钱财。从事诗文的人，只是猎取古人的辞藻华丽，而学习圣人、仰慕贤人，却没有那样的志向。追求科举功名的人，只志在个人的富贵，而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建立功业，却没有那样的心意。至于那些经营谋取钱财的人，轻则兼营商业，重则兼任吏职，更严重的则挑起争讼，从事欺诈，挟制官府，在乡里横行霸道，百姓畏惧他们如同畏惧虎狼毒虫。纵观史传以来，读书人风气之衰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议论的人对此感到怜悯，有的说是教育缺乏应有的手段，有的说是应先有供养然后才能教育。现在读书人没有供养，即使善于教育，又能怎么样呢？这两种说法都只得到了一方面的道理，而不知道其根本。现在读书人作为一种身份，其名位非常尊贵，而其品格也非常崇高。名位尊贵，那么实际拥有的人就不能太多；品格崇高，那么选拔就不能泛滥。三代以前，这里不再详细论述。考察汉朝的历史，太学的学生以及所谓的郡文学博士弟子员，合计全国来计算，人数大概很少。因此读书人风气之美，没有比得上汉代的。到了唐太宗增加扩大生员名额，沿袭到宋元，人数更加众多。沿袭到明朝，于是开了以钱财进入国子监的例子。到了今天，府州县学每隔一年所招收的人，少的十多人，多的达到二三十人。大概不用十年，一个县号称读书人的，就有数百甚至上千人了。唉，怎么这么多啊！山中有金，水中有珠，这些物品不能立刻得到。如果每天去取，按固定的数量去求，不问精粗，不论真伪，那么砂石的到来，必定比金玉多得多。现在选拔读书人，每隔一年，一个县就增加几十人。一个县那么大，怎么能每隔一年就有几十个人足以当得起读书人的名号而没有读书人的品格呢？上面昏昧地寻求，下面就混杂地响应。读书人之所以杂乱出现、不伦不类，无所不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世上的人不深入思考其根本，就切齿痛恨，归咎于读书人风气的衰败。唉！把砂石当作金珠，不能用就说金珠不是宝物，那些金珠就受委屈了。把非同类的人当作真正的读书人，既然做了坏事就说读书人风气衰败，那些真正的读书人就含冤了。所以为现在的计策，不如少选拔读书人，裁减名额，延长选拔的期限，使一个学校不超过几十人，那么读书人就尊贵而其风气必定改变。读书人风气改变而对国家有益的就多了。古代的名臣有话说：“希望陛下十年不举行科举，那么天下就太平了。”过去曾怀疑这是过激之言，以现在思考，大概是真的。有人说现在选拔读书人，用无用的言论来考核，在一天之内决定，即使裁减名额而延长选拔的期限，那些贤良和不贤良的，又从哪里知道呢？回答说：“确实不敢知道。”虽然如此，拥有国家的人，多得到一个贤人，不如少收一个不贤良的人。所以选拔读书人，与其扩大名额而贤良和不贤良的都多，不如减少名额而贤良和不贤良的都少。

说士下

管同

扩大读书人的名额，不仅多收了不贤良的人，而且教育和供养都落空；减少读书人的名额，不仅少收了不贤良的人，而且教育和供养都落实。教育的虚实，我应当另外论述，请先从供养来说。现在做读书人的规定，不可以经商，不可以做吏，不可以争讼欺诈，挟制官府，在乡里横行霸道。那么做读书人的，除了做儿童的教师，大概就没有可以做的了吗？儿童的教师，一个县多达数千。有不是读书人而做教师的，有读书人做教师而不足以自给的。那么做读书人的，将让他们闭门而冻饿吗？读书人固然有坚守道义至死的原则，而圣明的君王不要求人们坚守道义至死。而且坚守道义至死的，可以从贤人那里得到，而不能从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那里得到。国家知道这一点，所以供养读书人的方法，有廪膳，有学租，有书院的膏火，恩德非常深厚，不能再议。而天下的读书人却仍然急切地谋取钱财，无所不为，如前文所论。像这样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人多啊。一个县的读书人，得到廪膳学租的二十人，得到书院膏火的七八十人，合计仅一百人，而号称读书人的却多达千人。那一百人或许活下来了，而那八九百人，靠什么自给？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固定的恒心，只有读书人能做到。如果是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没有固定的恒心，如果没有固定的恒心，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现在的诸生，号称读书人，而实际上十分之九都是百姓。以百姓的实质，冒充读书人的名号，而让他们没有固定的产业来自给，所以轻则兼营商业，重则兼任吏职，严重的则挑起争讼，从事欺诈，挟制官府，横行乡里，放纵邪僻，一如孟子所论。唉！把五个人的食物分给十个人吃，而十个人都饿，不如减去五个人，而让五个人都吃饱。廪膳膏火学租之类，供养千人几百人，则不够；而供养几十人，则可以相当于中等人家的产业。那么供养读书人，与其扩大名额而让每个人都不够，不如减少名额而让每个人都有余。每个人都有余，那么供养就归于落实，可以要求他们不做坏事了。周朝的时候，读书人有士田，大概每个人都供养他们，所以那时读书人尊贵而多贤人。到了战国，读书人有没有固定产业的，纵横捭阖之流，于是兴起而不能再禁止。孟子认为有恒心，是指那些贤人

译只是说说罢了。沿袭到后世，士人的名额越来越多，于是选择人来供养。这种选择人来供养的做法，不仅无助于敦厚士人的风气，反而足以败坏士人的习气。宋代胡瑗在太学时的旧制，士人每月都有考试，胡瑗说：“学校是讲求礼让的地方，却每月让他们竞争，这不是成就人才的方法。”于是将考试改为考核，不再区分高低优劣。有不听从教导的人，召来教导他们罢了。有考试，还担心他们竞争，何况是供给粮食和灯油，给或不给而让他们争夺利益呢？邓志宏说：崇宁年间以来，蔡京把天下的学者都纳入学校，考核他们的文章技艺，分为三个等级，饮食的供给，因此也有差别。甄别人才，只体现在鱼肉和细微的重量之间，学者不以为羞耻，反而急切地贪图这些利益。学校的败坏，是从崇宁年间开始的。唉！这种制度，是蔡京制定的。

译重视儒官的议论

冯桂芬

先代儒者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师儒的兴盛与衰败，是人才升降的根本。如今郡县没有不设有学校的，学校没有不设有教师的，生员以百计数，仅仅认识面目的只有廪生，增生和附生都像陌生人一样。每年征收学租，伺候学使者巡视辖区，争夺新生缴纳的拜师礼。生员获罪，作为州县掌管文书的狱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完全没有所谓教育人才的意思。唉，师道不被讲求已经很久了！没有别的原因，地位既卑微，权力也微弱，流品近来更加杂乱。汉成帝诏书所说的“被下级轻视，不是用来尊崇道德的方法”。如今天下只有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的意思，而省城最为突出。我所见到的湖南岳麓、城南两所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官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生员一百多人，排列房屋居住，读书声传到门外，坐在讲席上，问难没有虚度的一天，可以说是兴盛了。唯独可惜他们所学习的不过科举文章，不及经史；所研究的不过文艺，不及道德。而楚地南方人才众多，往往在其中发迹，况且能由此进而达到经史道德呢？考查《宋史》，晏殊任应天府知府，延请范仲淹来教导学生，大概是书院。后来沿袭它的制度作为学校，那么学校之初本来是这样，后来才衰败微弱，以至于今天。朱熹说：“必须罢免朝廷直接任命和注授的教官，聘请本州的乡先生担任。”陆氏世仪说：“教官不应当有品级，也不得称为官。因为教官是老师，老师在天下就尊于天下，在一国就尊于一国，在一乡就尊于一乡，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固定的品级，只看德行。”顾氏炎武说：“师道的消亡，始于赴吏部候选。”又说：“教官必须聘请本乡的贤者作为老师，而不隶属于仕籍。”古代贤人的论述如此，如今时势情况如此。我认为只有合并书院和学校为一，然后师道可以尊崇，人才可以振兴。将书院迁移到明伦堂旁边，建造精舍可以容纳一二百人，由郡县主管，省会则由督抚学政主管。春秋祭祀和学政考试事务，归州县出纳琐碎事务，由城中绅士统领。合并通学的人来教导他们，愿意来的贡生参加，同其甲乙；童生则挑选其中优秀的参加，异其甲乙。选择老师的方法，不由官府决定，让生员各自推举本郡及邻郡有经师、人师声望的乡先生一人，官府考核推举最多的人聘请他，不论官职大小，都与大官平等行礼，以示尊师。厚待生员的俸禄，居住在书院的，作为内课使足以代替启蒙教育，不能居住在书院的作为外课，减半。每月官课一次，亲自前往以重视其典礼。有事则改期。师大课一次，小课一次。家远又不能居住在书院的作为课，每季度一次，不给俸禄。非游学连续三个季度不到者，山长报告学政而黜退他。有败坏行为的也是如此。小过错降为童舍，期满恢复原职。重病给予冠带，痊愈后恢复原职。其黜陟大致采用宋元明三舍积分法，而加以变通。方法以大课名次并计，以得数多少为先后，造积分册，随课升降。年终挑选积分居最，而品行也优秀的人数人，送学政参定，依次贡入太学。经过岁科十次考试，共十五年而出。书院愿意留下的，仍听任其行几年。文风不日益进步，士习不丕变者，未曾听说。有人说：文风固然进步了，士习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也在选择老师得人而已。老师得人，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与正人相处，不能没有正气。芳臭气泽所及，有潜移默化于不自知者。听说风气尚且将兴起，何况同堂呢？而且观人的方法，不只看暂时，只看平常；不只看明显，只看细微；不只看矜持，只看疏忽。而能见于平常、细微、疏忽的，唯有朝夕与居之人，责之以保举。其中有滥竽充数侥幸者，很少了。岂能与一人之荐牍，一日之文字相提并论呢？于是太学中人，都是天下的选拔，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等职，必须极尽天下之选，才足以符合人望。也应当由生员公推翰林官，请求简例屋，以容纳千人为率，禀告如郡县。在监读书三年给予官职，所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彬彬乎兴盛了！

告诫学官

李棠阶

士子是风化的根源，而教职实际上是士子的倡导者，专门负责训课，人心风俗的根本系于它，将相牧令的人才基础也系于它，关系极其重要，所以按月课定例很严格。近来因循旧例，职责多不举，而书斗等又借为勒索之资，名存实亡，士子怎能进步？本院奉命视学，学校是其专责。士子习气未端正，文风未纯，恻然痛心。然而通省地远人多，势不能周知而遍教，不得不仰重各学以分其责而广其训诫。况且各属都说教职是桑梓之地，士子优劣与有荣辱，怎能漠然视之，视为无关痛痒之事？来学有贽礼所不废，近来听说生员入学延玩者多，虽属他们无礼，但也必实有迫于饥寒者。究而言之，我们未必无过。因为老师接受贽礼，将以教之

译罢了。在清静的夜晚独自思考，士子的品行果真由我敦促而端正吗？士子的学问果真由我教导而进步吗？假如真的能诚恳地劝勉督促，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子弟，谁没有良心呢？他们将会恭敬尽礼都来不及，怎肯故意拖延懈怠呢？一定不会有这种情况！现在与各学约定，本院的新生和在学的旧生，按照定下的人数分为每月四课，到了期限汇集到明伦堂，先教导他们敦厚人伦、确立品行，反复劝告晓谕，然后出题面试，秉持公正甄选录用。将所录取的优等生，每一课呈送几份试卷，每三个月呈送一次，其余每课的二三等生只造好清册呈送。那些文理通顺、屡次考取优等的，本院酌情加以奖励，劣等的则相反。如果无故三个月不呈送试卷，本院一定查究。至于武生也在每月定期传集，默写一段武经以及一二百字的圣谕广训。他们更应当委婉地训诫，或者给他们讲解圣谕中的一两段，让他们恭敬聆听，时间久了也可以感化他们桀骜傲慢的习气。如果有三次不到场的，照例严厉传唤告诫，无故整年不到场的，详报请求斥退革除。如果确实能切实奉行，认真训导课业，激励劝勉的方法无不详尽，那么诸生中即使偶尔有不贤之人，但安守本分、喜爱学习的士子必定很多。本院巡视时从优奖赏优异者，决不辜负苦心。如果仍然视为形式，诸生毫无进步，本院一定严惩，也不能格外宽恕。

译江宁府学记

曾国藩

同治四年，现任宰相合肥人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在冶城山修建孔子庙，正殿、门廊的规制大致完备。同治六年，我再次来到金陵，第二年，菏泽人马公新贻继任两江总督，继续完成工程，开凿泮池，修建崇圣祠、尊经阁以及学官的官署房屋。同治八年七月工程竣工，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候补道桂嵩庆。工程既已敕建又很周全，从头到尾没有懈怠。冶城山顶，原是朝天宫的旧址，是道士祭祀老子的地方。道家这一流派，起初只是崇尚清静无为，后来却声称能够上通天帝。自从汉朝初年不能革除秦朝时的各种祭坛，而渭阳五帝的庙宇、甘泉泰一的祭坛，皇帝都亲自前往郊外祭祀。从此，圣王祭祀上天的大典，不由天子的祠官掌管，而被方士夺取并统领。道家声称上天从而侵扰礼经，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其他诸如炼丹汞、烧采药、飞升符箓、禁咒征召、驱使百神鬼物等各种异术，大体上都依托于天帝。所以他们的徒众所居住的宫观，名叫朝天，也就像称上清紫极之类一样。嘉庆、道光年间，宫观还兴盛，道士数百人，房屋连片如梳齿般排列，迷惑百姓。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人盗据金陵，窃取西方各国的残余学说，焚烧各种庙宇祭祀，无论是否在典制之内，一概毁弃。唯独对他们所谓的天有所事奉，每顿饭必定祈祷。道士以及佛教徒都被摧残消灭。金陵这个文物之邦，沦为豺狼猪狗的巢穴，三纲九法扫地以尽。推究方士声称上天以侵夺礼官职权，是老子所没有料到的。等到粤贼声称上天以恐吓群神而毒害四海，这又是道士辈所没有料到的。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杀凶恶的首领，削平各路叛乱，而金陵也适时平定，于是得以在道家旧地开辟宏大规划，隆重祭祀至圣孔子以及先贤先儒，想要黜退邪说而回归正道，采取什么方法呢？也就是推崇礼制罢了。先王制定礼制，使人人纳入规范之中，从他们年幼时就设立制度防范，洒水扫地、洗手洗脸有固定的仪节，羹汤饮食、肉菜有固定的位置，冠带佩饰有恒定的标准。成年后则教他们冠礼，以要求成人的道理；教他们婚礼，以明确厚别之义；教他们丧祭之礼，以笃实终事而报答根本。他们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之礼以讲求谦让，朝觐之礼以劝勉忠诚；他们在职位上，则有三物以兴起贤才，八政以防止淫乱；那些深远的方面，则教他们乐舞，以培养和顺之气，具备文武的仪容；教他们大学，以达到本末终始的次序，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教他们中庸，以尽人性而通达天道。所以他们的才能成就，足以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次一等的人也遵循规矩，三代的士人，没有敢遁入奇异邪僻之道的。没有人不出自学校，学校没有不依从礼制的。老子起初，本来也精通礼经。孔子告诉曾子，子夏叙述老聃关于礼的言论非常精妙。后来他厌恶末世的苛细，追逐浮华而违背根本，破坏自然的和谐，于是矫枉过正，以至于讥讽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动乱的开端。大概也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罢了。圣人并非不知道浮文末节无关于精义，只是认为礼的根本在于太一，起源于微渺之处，不能对每个人都讲述，那么不如就百姓日常生活的常事，为他们制定修习的规范，作为教习，从而形成风俗。风俗一旦形成，那么圣人虽然去世，鲁国的儒生还在坟墓旁演习乡饮酒礼和大射礼，直到数百年也不断绝。又哪里有幽暗荒诞的说法混淆百姓听闻呢？我看江宁的士大夫，才智虽然有长短，但都不屑于诡诈跟随以迎合外物。他们对于清静无为的宗旨，天帝祈祷祭祀的事情，本来就会严厉拒绝而不迷惑。孟子说：“没有礼没有学，贼民就会兴起。”现在战争已经平息，学校新建立，互相讲求阐明这个道理，对上以辅助圣朝匡正直道的教化，对下以辟除异端而引导吉士。大概殷切地向往圣贤的境界，难道仅仅是人文繁盛，在东南鸣奏盛世之音而已吗？

举行乡课议

刘汝璆

现在考核士人的方法，可以说是严密了。科举考场之外，又有书院和学官的考核。然而居住在乡下的人，有的不能在书院学习，而学官的月课近来已被视为形式。不知道设立月课的意图，原本期望学官与士人朝夕相见，训导启迪时常亲近，不仅知道他们的文章，也了解他们的平日品行。所以法令规定，在学政考试文章之外，另外命令学官上报他们的优劣，以凭以此决定升降。确实因为在那狭小考场、短暂时间内，不能迅速辨别他们的文章，又何况能凭借文章来了解品行呢？然而学官的职权轻，不如地方长官的权重，足以兴起人心，磨砺士风。因此举行乡课，确实是教育士人的好方法。读书人都乐于跟随而好学，能文之士又可以凭借名声上达。即使是在考场外作文，放宽程序，给予时间，得以从容研究锤炼他们的器识。不凡的人可以自抒抱负，与治理百姓的长官借笔谈心。或者正值考核时期，兼可询问考察时事，命令他们恳切详细地回答，陈述民间的疾苦，使长官得以了解下面的情况，根据缓急而调整政策。这固不仅仅以一首诗一篇文章评定优劣就算完事了。而且士人知道官员与百姓亲近，而后不甘于自暴自弃；百姓知道读书的可贵，而有自爱的理由。不仅诉讼案件可以澄清，即使人才也借此兴起。至于花红膏火等项费用，就地筹备

译无需动用国库资金，这是尤其容易推行的事情。其收效非常大，然而想要端正人心、淳厚风俗，必须从教化开始。现在金华、衢州、严州等郡都已经推行，不可延缓。

译劝置学田说

张之洞

养育百姓、培养士人，是经传中常说的话。不先养育而只去教育，以前从未听说过。至于养育百姓的方法，难道能普遍救济众人、使大家都满意吗？只有在上位者不剥夺百姓的谋生手段，不扰乱百姓的生计，这就是养育百姓的方法了。养育百姓固然如此，培养士人也一样。如今士人多而贫困，即使书院、义学、宾兴之类，千方百计地培植，还担心不够用，怎么忍心加重剥削呢？四川的学校事务，使者对于应当做的、能够做的，都竭力谋划。唯独有一件事，令人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莫过于新生复试时，计较束脩（学费）这一件事。往年四川的风气，新考中的学生拜见老师，贽礼丰厚，实在因为生计富饶，学额珍贵，沿袭成为惯例，动不动就索取足额。常常有一朝进学，家产毁掉大半，负债终身。即使非常孤寒贫苦，也索要常规例行的结费，契约未剖，扣除的牌子已经悬挂。全省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使者少见多怪，骇然视为怪事。每到复试的日子，整天彷徨不安，如芒在背。如果操之过急，恐怕狡猾的学生藉词挟制；如果听任其迟缓，更恐怕贪婪邪恶的书吏逼勒孤寒贫苦的学生。无论宽严都无法决断，所以使者不以昼夜考校、不眠不食为劳，而以复试日为苦。由衷之言，如同白日般明亮。试想童生应试，穿着草鞋，撑着雨伞，三十天吃九顿饭，想谋得一个馆职，难如移山。终年修脯（学费）不供，积蓄耗尽的，寄食无门，破鞋无法穿。侥幸考中，哪里能有多余的钱？即使粗茶淡饭勉强供给，而求得一个秀才资格，就责其破家弃产，也可以说是忍心违背情理、令人伤心惨目了。只是学官一席，自唐代以来，就号称冷官，束脩自行收取，尚不在礼法之外。如果一定要连这也禁绝，学官靠什么生存？送考办公的资粮用度，从哪里取之？那些富有而好礼的人，自愿致敬，也不允许吗？而且将让他们藉案讹诈，勾结劣生，嘱托公事，以此获利吗？校官的子弟，也期望游庠（入学），诸生的家庭，难道没有司铎（教师）？为何不平不恕，只务责人？使者巡视所到之处，不惮严切禁戒，多方督催。如今诸校官固然多能砥砺廉隅，自甘刻苦，然而不肖的书吏造谣生事，设谋串陷，变怪百出，又哪里是人意料所及？尤其可患的是，沿袭现在的道路，书吏利用舞弊侥幸进身者的一切从丰，必然导致包庇串合，无所不为。而陆续送考、随棚带考、单身补考、下届补考等弊端，终究也不能禁绝。顶替、鬻贩等百弊，潜伏其中。试事，怎能期望澄清？真才，怎能期望吐气？这是四川积年的痼疾，已然明白的事，都是士人目击的、身受的，扼腕拊心而历历言之的。如果不思虑一劳永逸的方法，仍为本省师生终古之累。如今只有一策，你们可以自行办理。四川尚称殷实，各州县公局义举款项甚多，士民乐善急公捐施，唯恐落后。四民以诸生为翘楚，地方以读书人为根基，这不讲求，好善何为？如果得各处绅宦粮民感发集议，公捐款项，置买学田，计算其三年收获之租，足以抵两考束脩之数。各学丰歉不同，须就本处历届情况酌议，分年匀给。送考时酌情增加资斧，如此则远郡署事者，即使不遇送考，也不至于困踣难归。取进后，限定只以千钱为贽，一切书吏小费、认号转案、补廪帮增出贡举优报、丁起复、录遗等费用，从此陋款中湔除。士民定议于下，然后禀请示长吏督率行之。官吏劝捐则滋生弊端，士民筹办则可行。由本州县详细立案，立石永远不得变革。如果不能筹集此买田巨款者，或每年仿照其他公事之例，酌议定数，按年捐助，或另筹他款取息给用，因地制宜，不必一辙。其瘠土狭乡不能办的，听之；不愿办的，听之；仓促不能办的，徐图之。全省办则全省士林受益，一县办则一县士林受益。这样则贫士不病，冷官不饥，诸生宽广无累，然后可一心读书；学师廉介无求，然后可正颜训士。岂惟学校之乐，抑亦化导风俗之源也。四川公举之费，也多矣。然而饱衿棍、饱衙蠹，不如饱寒士之为得也。三费局之设，确实善矣。然而恤捕衙、恤汛官，不如恤学师为要。三费大是善政，不可挹彼注此。如果吝财惜费，则更有说以喻之。要知道富室大户，谁无子弟？谁不望其成名？既有公款，则日后子弟入学，不致受无名之抑勒，费无益之言。就说自谋，也甚善。纵使家无儒士，可决其后必昌盛。既擅乐施之令，名兼获济物之善，报此日之孝秀，即他日之绅。此日获助于乡人，他日必思福于桑梓，无往不复，更非其他捐资所可同年而语者也。至于校官，虽非本县人士，

译如果是同省的贫寒儒生，即使说对他们有益，也不过是楚人失弓楚人得，并没有惠及局外之人。这件事在其他省份很难推行，在四川却很容易；在其他省份可以缓行，在四川却非常迫切。近来，南川县令文昌人黄际飞，就秉持这一主张，设法劝募捐款，有志者事竟成，购置学田一千多石，计算其收入，足以与往年相当，章程都与上述所说相同。前年岁试复试时，师生同欢，确有成效。黄君的贤能爱士，南川士民的好义知本，使者敬重并奖赏他们，希望全省一百六十个州县效仿他们。如果想要查照南川县的办法，允许到本衙门抄录案卷。俗话说：“富人赠人以财物，仁人赠人以良言。”使者平庸愚笨，不能另画一个供养士人的策略，敢进献这一隅小补之言，可以吗？

译关于确定乡试考官阅卷章程并防止士子抄袭等弊端的奏疏。

林则徐

我私下恭敬地领受皇上的谕旨，本年壬辰科江南乡试，指派林则徐入闱担任监临，钦此。臣到达苏州接任印信后，已临近开闱日期，当即遵照科场条例，将监临应当办理的事务预先布置妥当。

伏查本年四月内恭敬领受皇上谕旨：“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大典，各直省的主考官经朕特别慎重任命，应当如何涤荡杂念、洗心革面，认真阅卷，务必求得为国家选拔人才。顺天府的同考官以及会试的同考官，都是翰林院、詹事府、科道部属的官员，这些官员科举名次本来很高，又经过朕亲自考核，没有荒疏谬误的人充任，所以选拔人才较为兴盛。各直省的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必不能振奋精神，悉心阅卷，即使是近年考中的进士，也不免处理簿册钱粮事务，文理日渐荒疏。各省督抚虽然照例考核帘官，仍恐怕视为形式，完全依赖主考官搜阅落选试卷，或许可以严格取舍而选拔真正的人才。此后各直省督抚务必将帘官认真考核，不得让年老荒疏谬误的人员滥竽充数。”等因，钦此。

又上年十月内恭敬领受皇上谕旨：“着各直省督抚将书肆的小木板片一概销毁，贡院左右如果有公然售卖小本文策的，枷责严办。倘若士子还有不知检点约束，夹带侥幸的，即着斥革；那些倚仗人多逞强，不服从约束的，枷号示众，治以应得的罪责。士子考中后，除了策论学问引用经史语句相同无需议处外，四书经文有全篇抄袭旧文的，一经磨勘官查出，立即斥革，务必期望永远杜绝此弊，以端正士风。”等因，钦此。

仰见皇上慎重选拔人才，清除积弊的深切用意。

私下查访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入闱士子多达一万四五千人，定额设置同考官十八房，每房大约须阅卷八百余卷，稍有草率，即恐怕遗才滥取招致讥讽。臣听说近年房官常有争先荐卷的弊端，认为荐卷早则考中者多，荐卷迟则中额已满，难以入选，所以头场分卷到手，便将首篇八股文的中幅略观大概，称之为望气。那些合意的汇为一束，以备加圈呈荐，稍不合意的，即放入落卷之列，不下笔批阅。推究其初衷，仍想等佳卷荐完后，再将落卷仔细查看，以决定取舍。然而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进内帘。于是又急忙寻找已荐的字号，连经文策问一并加圈，急随头场呈荐。恐怕别房的荐卷三场均已齐全，而该房仅有头场试卷，不能早供考官比较，那么所中人数即不及别房多，因此相率效仿，总以赶早荐完为分房的诀窍。直至三场荐卷都已完毕，然后将先前略观大意的落卷批点塞责。那时中卷已定，意兴阑珊，纵然见到佳文，也推托说是那人命不好。于是分段落选的有，读破句的有，并有文章并非荒疏谬误，仅点首篇八股文开讲几句即摈弃的。那些批驳的词语，不说是欠精警，即说是少出色。这类批语，竟可预先写好，不论何等文字，都能以此贬低。像这样阅卷的情形，在顷刻之间决定弃取，在恍惚之际判定升降，诚如圣谕所说，回想未考中之前，与众多士子有何不同？却对落卷漠不关心，设身处地于心何忍？

臣前任京职，曾充任乡试考官两次，会试同考官一次，自忖学识疏浅见识浅陋，惟有细心勤阅，或许少屈抑人才。历次在闱中，刊刻批语板片印成批纸，分别首艺、次艺、三艺以及诗，凡是头场四篇，逐篇都有批语。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病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本，不使有一批语相同者。此次臣职任监临，除了考试帘官必选文理优长、精神振作的人员，不敢让年老荒疏庸碌的人滥竽充数外，私下拟将臣逐篇分批的章程，责令该帘官循照办理。除了二三场批语不拘外，首场四篇必使逐一写出批语。凡是泛泛而不切实际的字样，如“欠精警”“少出色”之类，一概不许使用。因为三艺统批往往借口概括，反而不切当，逐篇分批则对于这一篇的得失利弊，不是心里清楚不能口里明白。该帘官受此约束，不敢草率了事，对于衡量人才似乎有裨益。

至于揭晓之后，臣仍将落卷复加查核，如果首场文艺没有大疵，仅点数行而止的，据实参奏予以处分，尤足以警戒懈怠之心而免遭物议。只是考虑头场三文一诗，每卷约有二千余字，如果真的认真校阅，那么穷尽一日之力，只能以四十本为度，每房卷数八百余。本来大约须兼旬才能了结。首场查例载，大省于九月十五日内揭晓，不得匆忙赶办等语。近年揭晓之期，往往赶早。此次恭敬遵奉新颁谕旨，主考官须将落卷全部校阅。江南卷数最繁，那么揭晓之期自应照例以九月十五日为限。如果临时尚担心匆忙，或许再仰恳圣恩宽展

译不过几天，总不出九月中旬的期限，大概主考官和房官都能尽心细致地审阅，真正的才华自然不至于被遗漏了。

译至于士人中注重品德、自我爱护的固然很多，但企图侥幸得中的也不在少数。科场的搜检自然应当严格，只是人数多达一万几千人，难以保证完全没有遗漏，而且往往因为搜检而导致更加拥挤，因为拥挤而难免延误时间。查考嘉庆癸酉年江南乡试，因为首场封门太晚，上奏请求议处，这是在认真搜检之中，又必须不耽误时间才得体。臣查探夹带舞弊的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专门携带文章中的典故以及经义解释、策论资料，虽然有所凭借，但仍需加以运用；二是坊间刻印的小本成文之类，明知不可抄袭，只是企图摘取拼凑成篇；三是分别委托多人将四书题目的文章全部写好，携带入场，见到题目就抄写，不费思索。听说近年因此侥幸得中的颇为不少，所以平时谈论馆地的人，除了教书之外，另有作文的席位，每写一篇从二三百文到洋钱一圆不等。文名越显著的士人，揽写的越多，那么众人争相托名以售卖文章，大半是脱胎于旧作，并非独出心裁；而一篇文章或许卖给两家，一份稿件又传抄数人，像这类情况，必然犯下雷同之弊。但是帘官眼力不齐，雷同的文章未必都在同一房，所以有通篇一样的文章，这一房录取而那一房黜落的情况。臣以前在江西主持考试，录取的文章已经刊刻，等到查阅落榜试卷，竟然查出许多雷同，将已刊刻的再次黜落，虽然当时未被侥幸录取，但事后没有示众惩处，终究恐怕不知自爱的徒众，仍存有万一侥幸的念头。查考录旧侥幸中的条例有斥革的规定，但闱墨只刻前几名的文章，其通榜中式的文章榜后已解送兵部，未必人人得见，即使听说有录旧雷同的试卷，而事无证据，谁肯毁坏其已成的名声，所以抄袭侥幸得售仍然肆无忌惮。只有在场内阅卷之际对出雷同，即记录在档册，于撤闱后加以惩处警戒，或许可以杜绝这种恶习。况且本科钦遵谕旨将落卷全部校阅，雷同抄袭者更无处可逃。臣请求行文主考帘官记下其字号，揭晓之后移交给臣查办。除了策论学问援引语句不予议处外，其四书经文雷同达三行以上的，正途贡监生员照考案事例依次降等罚令对读，如果是俊秀监生以后不许应试；至于全篇雷同抄袭者，无论正途俊秀，一概斥革，永远不准考试。这样，那么士子都有畏惧之心，不敢录旧而请人作文，恐怕其无益有害，那么怀挟的弊端似乎可以立即消除，而真正的人才辈出了。

请陕甘乡试分闱并分设学政的奏疏

左宗棠

私下认为甘肃地处西北边荒，旧时隶属陕西行省统辖。康熙年间开拓土地日益广阔，开始设置甘肃巡抚，驻扎在临洮。乾隆年间又将临洮改为兰州府，后来设置总督驻扎于此，兼管巡抚事务。地处西陲冲要，南北连接藩服、荒服，汉、蒙、回、藏杂处其间，风俗适宜不同，习尚各自有别。汉族崇尚儒术，回族习信天方教，蒙藏崇信佛教，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设置行省以来，各种建设，或开创或沿袭，对于武备尚且详细，而文治却独独简略。与各省不同的有两点：各省除了疆域毗连、一水可通的安徽一省，乡试归并到江南，录取士子，久已习以为常。此外都在全省适中的督抚驻扎处所设立贡院，届时考官入闱校阅，按定额录取。唯独甘肃距离陕西道路险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西，陕甘学政远驻陕西三原，每三年一次按临甘肃，举行岁试科试，都与各省不同。所以自从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中经明行修，能自我修养其乡里的尚不乏人，至于高中科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的，概不多见。并非各省都知道稽古的力量而力争自我磨砺，甘肃士人独自安于固陋，不求闻达。计算甘肃府厅州县，距离陕西近的平庆泾巩、秦阶两道，大约八九百里到千里。兰州一道，近的有一千三四百里，远的有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的凉州、甘州、西宁以北的宁夏，远的有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于肃州、安西一道，则是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是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遥远，又加上惊砂乱石，足以阻碍驰骋，比中原行路的艰难，何止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不是月余两个月之久不能到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各种费用，旅费卷费，少的数十金，多的百数十金。他们赴乡试大概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的劳费相等，所以诸生附在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终身不能赴乡试的，穷经皓首，一试无缘，实在令人感慨。军兴以来，学臣不按临甘肃的已十余年，幸而前学臣许振禕不避艰险，依次按试，生童踊跃欢呼，迎拜于马前，计算补行各届岁科诸试，录取新生不下万人，而从前录取的生员尚不在内，只是因资斧无措，不能远行。加上夏秋暑雨，水潦纵横，有无从问路的；有中途困顿，致使场期废然而返的；有资斧耗尽，抑郁成疾而死的。其

译能够抵达陕西完成乡试事务的，不到三千人。那么甘肃赴乡试的士子，合计新旧诸生计算，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臣从肃州凯旋，经过甘州、凉州各郡途中，看见诸生在道路左侧迎接拜见，起初怀疑他们是秋试被录取的人，等到询问试事，则都称无力赴陕，不知详情，话语间叹息不止。安慰劝谕后遣散他们。接到学臣许振禕咨送甘肃赴试士子共同恳请分设考场的呈词，应当让两司议定详文。昨天从肃州凯旋后，又据绅士前刑部主事滕烜道员曹炯以及汉回士绅等联名呈称：捐建贡院已选定袖川门外地基，筹备砖瓦木材已有头绪。请求参照湖广、云贵乡试分闱录取的先例，并称甘肃武试本来就是分闱，文试应当可以仿照，恳求具奏。臣认为湖广、云贵等省乡试道路险阻遥远，历蒙历代圣上恩旨分闱录取，士林感颂至今。现在甘肃赴陕西乡试道路险阻遥远，比各省多出几倍。皇上视同仁，怜悯士人赴试艰难，如果恩准分闱录取，使边疆寒微之士能够像各省一样就近应试，那么放下武器研习学业，士气振奋兴起。文治的兴盛，可以指日而待了。

译礼政五·学校下

关于筹划整顿咸安宫官学章程的奏疏。光绪八年。

詹事府少詹事宝昌

咸安宫官学，创建于雍正七年，教习与学生的名额都规定在编制以内，由内务府大臣管理教务，并选派满汉翰林官进行稽查。创立之初，既已禀报朝廷，品行考核有章可循，聘请高明的经学老师，校舍里学生满座。一百多年来，历代皇帝推崇儒学、重视文化，深受雅正教化的熏陶，学官更加勤勉地以道艺教导学生，学子们承袭旧德，枝叶繁茂，人才济济，堪称兴盛。自从道光朝以后，财政不足，按规定支给的经费逐渐削减合并，加之战事正急，无暇顾及学校教育，师生懈怠散漫，进取的途径杂乱，博士一职仅有虚名，学生于是很少能完成学业。如果不趁现在加以治理，旧的典章制度就会完全改变。臣等私下认为，咸安宫官学向来人才众多，恩例特别优厚，远承古代下庠西序的规制，近仿东宫上学的制度。值此皇太后、皇上崇尚儒学、重视道德，呼唤俊才、寻求贤能之时，屡次颁布诏书，意在整顿官学。臣等稽查课程，同样负有综合管理的责任，于是与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广筹、兵部尚书志刚反复集会商议，一致认为斋室并未倒塌，人员大致齐备，振兴衰败、拾起遗落，应当趁此时机，于是参考旧制，斟酌当今的便利，分别条陈上报。恳请圣明鉴察。

一、慎重挑选。咸安宫官学学生按规定从八旗及内务府三旗的满洲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官学生以及闲散人员中选拔充补。嘉庆十四年议定，臣学体制较为优厚，如果学生年龄太小，只责成他们背诵经书，不足以观察成效。此后凡是由官学生及闲散人员等挑选入学的，规定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内入学。等到十年期限届满，不能考中生员的，即行退学。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经过正科乡试、会试不中的，也是如此。这样臣学的学生必须是文理通顺、才能可以造就的，才能符合标准，不像八旗、景山官学那样向来用幼童充数。而且教习期满，按规定以名下学生考中进士、举人、取列生员、笔贴式作为考核标准。如果允许十年就学的条款，恐怕没有三年通晓经书的实效，衡量事理，妨碍实在很多。此次厘定学规，应将学生召集齐来面试考核文章，年龄一律按成例，如果人数不足额，即咨文各旗选取俊秀子弟继续遴选。以往章程是由管学大臣选定送学，这次广筹、志刚商议，认为由臣等会同挑选稽查更为周全，可见该大臣等不分畛域的意思。应当等得到旨意允许后，臣等参与选政，仍然应当在拔取优秀、选拔聪慧之中，只要有一材必录，有一艺必取，以弘扬乐育之旨而广纳才俊。

二、分设课程。官学生定额一百一十名。向来规定学习汉文的七十七名，学习清文的三十三名。乾隆二十六年，改归清书学习的二十名。如今学务久废，不但清书完全不通晓，即使汉文文章也很空疏。近年汉书房经广寿酌情恢复月课，尚有基础可寻。至于翻译清书，几乎缺乏专门人才，几乎成为孤立的学问。臣等共同商议，拟仍由七十七名学习汉文，三十三名学习清文。旗人官员应当以国书为根本，而翻译实际上以汉文为基础。如果教导有方，诸生敬业乐群，亲近老师、结交朋友，将旁通各种技艺，所谓十二字头三合切实，不难兼综条贯。应当等几年以后，从学生中挑选数十名高材异等者，清汉兼习，也不必预先规定名额，以免爱博不专的弊端。

三、恢复公费。查户部例载：臣学教习共十五人，每月给银三两，每季给米五石三斗；官学生一百一十名，各每月给银二两，每年支米二十一石二斗。道光、咸丰年间依次核减，教习每月得银一两八钱，学生每月得银一两四钱，米都每季一石有余。在如今，教习具官，学生辍业，还每月支取俸禄，也近乎苟且领禄、白吃饭。如果经臣等酌情恢复，每月大考两次，教习小考六次，既然惩罚懒惰安逸，就应当体恤清贫。拟恳请皇恩，将臣学教习、学生的月银、季米，均按实数支发，不必减成给发，计算每年增加银千余两，米千余石，在户部库仓储所耗费无几，而冷官寒士所获得的已经很多。体恤既至，才能专其责成；衣食既周，才能奋其志虑。学务持久之基，实在在于此。至于教习应给的衣裘，学生应给的纸笔各费，管学大臣已经筹措供给，无需臣等琐碎陈述。

四、严格考核。臣学教习期满，由管学大臣出题考试，咨文户部照例引见候用。自从学务日益松弛，该教习等功课无凭考核，期满上报户部，流弊很多。久而久之，将视教习一官，徒为举人、贡生入仕的借径，完全失去了评定后官的初意。管学大臣与臣等详细定议，拟于到学以后，将该教习名下分管教导的各学生注册存案。其间或有事故改派、加派的，均随时登记。期满将臣等所定的课簿咨文由该管大臣出题考试，并册送户部，以便稽核。其不能实心训课、教法平常者，仍按例分别参劾处分驳回。教习的考核，以学生的功课为准。那么学业玩忽懈怠，必定不肯曲意通融；子弟顽固不化，必定不

译希望继续作为掩护。这样看待公事如同私事，自然能够以身作则进行教导，从而获得循序渐进、善于诱导的好处了。

译关于一方面的学术问题，臣所管辖的官学，课程考核制度长期废弛，在开始试行整顿之初，不得不沿袭旧例以文章取士，逐渐加以熏陶教化。但是整顿官学，本意在于造就人才，如果不深入探究根本，拘泥于世俗学问，久而久之，学校中只能得到几十个擅长八股文、精通考试程式、善于楷书书法的人，不足以体现国家厚待八旗子弟、甄别培养各类人才的深远用意。查阅乾隆元年，臣所管辖的官学恭奉谕旨，命令学生学习办理公文案卷以及各种技艺。嘉庆年间谕令士人读书要能致用，如果只知道从事文艺，而将圣贤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学问置之不问，即使侥幸获得晋升、做官入仕，对于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也茫然无知，怎能符合振兴贤才、培育人才的本意？至于崇尚节俭、摒弃奢侈，更是兴起廉洁、改良风俗的根本。官学子弟处于启蒙教育的基础阶段，着令管理官学的各大员严厉告诫教习人员，务必向受业的学生讲明《四书》的道理，剖析《五经》的含义。对于心性浮华、车马服饰奢侈放纵的人，随时严厉告诫训诫。钦此。由此可知，经典与行为贵在共同修养，本体与功用应当兼备。臣等既然在翻译诗文之外酌情恢复了课程考核，就应当逐渐用经史策论来测试，以观察他们的志向和见识。至于先儒关于心性义理的本源之书和本朝的掌故之学，也打算让教习等人随时讲求，根据学生的资质禀赋，使他们都能通晓明白。日常使用的书籍由各学生自行购置，只是臣所管辖的官学苦于缺乏秘藏的好版本和宏大的典籍，访求不易。所有列朝圣训、御纂七经、御批通鉴辑览，以及御定清文鉴及补偏总纲、补总纲、御定满蒙汉三合清文，还有武英殿、国子监等处所有的官刻书籍，以及近年各省书局刻印的书籍，恳请恩准臣所管辖的官学选择重要部分咨请领取，使诸生在课业之余得以广泛阅览各类书籍，研究实学，这样教化宏大而学术端正了。

第二项请求，恩准考试臣所管辖官学的学生。向来惯例是五年考试一次，由吏部请旨，简派大臣分别评定等第，第一、二等录用。偶尔有赐给三等留校学习，四等革退的。乾隆年间改为三年考试一次，二十三年改为不固定年份考试。翻译中书、笔帖式在四十一年又准许咨送吏部考试库使等职。查近日侍郎锡珍请求整顿官学，侍郎宝廷请求教导六部笔帖式，都奉谕旨允许实行。如今虽然事例停止，但翻译中书、各部笔帖式、库使也确实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如果申明旧章，汇集各学校的优秀人才，以供各衙门使用，仍然酌情给予年限，准许将各学校学生请旨考试，分别录用叙用，那么子弟有晋升的途径，部吏都是通晓经学的士人，似乎对学务、政务都有裨益。是否妥当，应请命令吏部妥善商议并上奏。以上六件事，依据旧制，制定新章，斟酌时宜，革除积弊，似乎也能教养兼全，情理法度互尽。如果蒙圣上允准，臣等就应当详细制定条规，严格确立课程，时常召见诸生训导启迪他们，以期众多学生向往风气，互相观摩而向善。臣所管辖的官学近来隶属禁城之内，比起四姓小侯、二品士门、七营飞骑兵等更为优厚。八旗子弟大多聪慧高明，仕途既宽广，聪慧优异的资质上升必然迅速。如果在童年时收束辨别志向的益处，在幼学时奠定培育品德的基础，比起乡贡进士、州郡文学，困于科举，所学非所用，应当有半功倍的好处。凭借国家治理的隆盛，诚然能使实事求是，长久施行教化而成，或许有一两位杰出之士出于其中，以符合圣明振兴学校的意旨。这本来是臣等为八旗子弟深切殷切期望的。

《请国学增设举监疏》，光绪十一年六月。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

私下考虑，臣所管辖的国子监六堂，向来由各直省贡生、监生汇送考试，入监学习，而举人按例不参与。推求立法的本意，大概是因为国初仕途疏通，儒生一旦考中乙科就登上官籍，不应该再跻身太学，以致妨碍贡生、监生甄别任用的途径。康熙、雍正以来，科举日益兴盛，选官因而拥挤。恭读乾隆七年圣训，已有“举人日益增多，等待多年不得一官”的旨意。到了今天，因劳绩捐纳入仕的人充满天下，选官制度更加滞涩，士子只有考中进士，才开始做官，举人如果不是通过大挑、教习得官、誊录议叙以及借助其他途径出身，很少不皓首穷经，困穷终老，这是急需加以重视的第一点。举人既然列入贤书，地位已在贡生、监生之上，如果进一步考中高科，那么在内参与朝班，在外担任地方官，没有不是为国任事的人，正当他们尚未做官的时候，使他们致力于读书，养成器量见识，却因限于成规，反而不能与贡生、监生一同沐浴圣主的教化，思考起来既不符合育才的道理，也不是鼓励学习的方法，这是急需加以重视的第二点。明代学校的制度，入国学者通称为监生，有贡监、荫监、例监、举监，举监就是举人。洪武初年，挑选年轻的举人赵惟一等入学，永乐年间，举人会试落第，就录取其中的优秀者让他们入学以等待后科，此后就成为定例。钦定《明史·选举志》可以考证查按。如今举子春闱落榜，想要留在京城的不少，谋生没有门路，找馆职很难，没有不愿意在太学经历事务，稍微沾点廪饩，作为立志潜修的地方，如果不加以收录，实在不足以激励士气而顺应众人的心情，这是急需加以重视的第三点。如果一体入监学习，有三点便利：自从捐例减少，成粟监生已经盈

译天下，于是太学是重要之地，向来贡生少而监生多，其中潜心求学的人固然不少，但那些追逐利益的人，只图混名入籍，得以沾润。直隶、山东两省监生冒名顶替的情况实在很多，每当考录住学时，几乎防不胜防，查问不尽。举人则都是本人，凡是入监的，取同乡官员认识印结作为凭证，可以没有蒙混冒名之弊，考选既然得到真实情况，稽查尤其容易着力。

便利一：监生大多在本省应试，无事不来京城，即使有通才，从哪里广泛招致？举人则三年一次赴京会试，全部聚集在京城，选拔优异者大力奖赏，容易收到英才乐于培育的效果。

便利二：明初历科进士多出太学，洪武帝戊辰、辛未两科廷对第一的人，都是太学生。撰写题名记，在监门立进士题名碑，从此相继不绝。本朝进士立碑，还沿袭旧例，但其由来不再深入考察了。如果让举人入监，那么明经修德，谁不争相自我磨砺？贡举之年，必定多有成就，人才鼓舞的契机，正在于此。

便利三：臣等认为成法贵在遵循，而时宜必须参酌。况且立教培才之道，不厌精详。如果对学校有裨益，怎敢不权衡变通，以符合圣主教化人才的旨意。为此合词上奏，恳请恩准将臣监肄业生增设举监名目，准许各直省举人入监肄业，即在贡监生员名额内通融录补，以广加甄选陶冶而资以鼓励，出自逾格鸿施。

译请求恩准职官进入国子监学习的奏片。光绪十一年

王先谦

再次陈述，向来臣子所在的衙门没有职官进入国子监学习的先例，只是近日捐纳官职的成例有所减免，乐于缴纳者颇多，读书人在军队中建立功绩，举荐的奏章中有一半是儒生，有幸获得顶戴花翎的荣耀，却没有进入官学选拔的资格，求取仕途不得，愿意学习却未能实现，推究他们的情形，确实应当予以怜悯体恤。拟定以后，无论是举人、贡生、监生，除了因捐纳或劳绩获得正印职官并投供候选的人，既然已经步入仕途，无需收录外，那些非正印职官且未经投供，仍然渴望向学的人，恳请恩准进入国子监学习。至于举人、贡生考取教习，等待传召需要时间的人，也请一并允许进入国子监学习，以扩大培养造就人才的范围。

请求停止武科举的奏片

两江总督沈葆桢

节省经费，各省情况不同，但从大局来看，不过是节省无用的开支来补助有用的开支罢了。国家文武并重，论及求取人才的方法，原本认为录取的人多则任用的人就多，然而文职以科举为正途，而武职科举晋升的阶梯，却独独排在行伍军功之后，那么祖宗立法的精微深意，不可不深入长远地思考。历次武科举上报兵部的经费，每省已达数千金，而不符合兵部条例的，又不能直接裁减，归于地方自行销算的不在此列。其中的院试、郡试、县试，则是地方官员亏空负债的一大原因。如果所选拔的是朝廷抵御外侮必不可少的人才，即使耗费再多，也不应当吝惜。但是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我私下估计国家之所以能收到得人的效果，多半来自定额兵和练勇，科举的荣耀远远不及他们。就拿京旗来说，人才辈出的，首推火器营、健锐营，如今则是神机营出色胜任了。为什么呢？因为练习的是实际所用的技能。臣到任时，武举人联名禀诉，投营将近十年，得不到一个差事，心中怜悯他们。然而详细察看，他们通晓营务实务，确实不足以与行伍出身的人相比；他们奋勇耐劳，确实不足以与军功出身的人相比。为什么呢？因为所用非所习。那些归入绿营效力的人，尚能约束自身，勉强遵守规矩，而无事在家的人，往往凭借顶戴花翎作为护身符，在乡间武断专横。他们名义上是读书人，实际上是游民，有章服荣耀，却没有操练防守的辛苦，所以不遵守卧碑禁令、被注为劣等的人，文生少而武生多，这又不仅仅是无用了。如果奉朝廷旨意停止武科举，将原本销算的款项提解入国库，每科合计各省也可得数万金，而总计州县所节省的亏空尤其不少。为州县节省一分亏空，就是为民间保留一分元气。那些有志向上的人，无论是当兵还是当勇，任凭他们寄托，早点得以窥见行军布阵的真实情况，从而在功名上自我奋发；朴实厚道的人回归农业，无从沾染不良习气，那么财富与人才都化无用为有用了。是否可以请旨敕令兵部大臣全面筹划定议，出自圣上裁决。

详细陈述站丁不准考试可疑可悯情形的奏疏，光绪四年。

王家璧

臣恭敬查考道光二十四年，钦定礼部纂修的则例中记载：盛京兵部所属的站丁，是吴三桂户下的逃丁及伪官子孙承充，八旗户下的带地投庄头与家奴无异，本人及子孙均不准他们捐纳考试等语。臣查旗民家奴，还有主人放出后，扣足三代所生的子孙，与平民一样应考的条例，而这项站丁历经历任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兆惠、富德花尚阿、书敏、书元，户部侍郎廷煦等奏请，按照户部、礼部、工部所属官丁一体准其考试，均经兵部驳回在案。兵部大臣屡次商议而屡次驳回，是固守先年的例案；而各位大臣屡次被驳而屡次奏请，是实在察明了历久的情形。臣谨详细查考历次成案，考证乾隆、嘉庆年间兵部颁行的《钦定学政全书》及近时续增的科场条例，私下发现其中有可疑的三点，可悯的三点，请为皇太后、皇上陈述。永福、兆惠、富德、花尚四次奏请，见于《钦定学政全书》的，都在嘉庆十九年以前，兵部驳回都是以驿站紧要，恐怕准考则有力之家尽以读书为名，规避差事，导致耽误驿务，并无一字说是吴逆逃丁。到嘉庆十九年，将军和甯与书敏不和，才有系康熙年间招安吴三桂户下逃丁四百 forty 名，编为二站的说法，这是可疑的一点。永福初次奏请在雍正八年，那时距离吴逆平定不久，仰赖世宗宪皇帝圣明英察，无事不在圣上鉴察之中。臣恭敬查考雍正五年，杭州织造孙文成奏事奉上朱批：凡百奏闻，若稍有不实，恐怕你领罪不起，须知朕不是生长在深宫的主子，是四十年阅历世情的雍亲王。圣谕严明，不能欺饰。如果这样，永福此奏只奉上谕：“事虽应行，但此路一开，都各染上汉习，而对于汉仗武艺正项差使，恐怕不无懈弛之处”等因，钦此。如果站丁都是伪官子孙，永福隐饰不奏，又为陈乞，天语有不谴责他的吗？这是可疑的第二点。和甯说康熙中招安逃丁编为二站，也未指明是哪一站，其实盛京兵部所属二十九站，都设立于顺治二年。人数既多，历年又久，人口自然必然

译繁衍至今，这些人都是吴三桂叛乱时逃亡丁役的后代，难道原先设置的二十九个驿站的所有丁役，竟然没有一个有后代吗？况且，逃亡的丁役只编入两个驿站，那些陆续投回以及被抓获的人，还有伪官员等的家眷，也都拨入其中，必定不至于将二十九个驿站的全部名额一律更换殆尽，这是第三点可疑之处。不仅可疑，也确实值得怜悯。原先设置的二十九个驿站，驿站丁役世代受到圣朝的养育，按规定允许考补驿丞，他们怎敢必定希望上进？但因为有一两个驿站编入了招安投回的人，致使二十九个驿站的丁役祖父子孙一同蒙受不好的名声，不准许上进，这必定不是他们内心所安然的，这是第一点值得怜悯之处。我又查考咸丰四年兵部驳斥的文书，元所奏章内称：“如果因为他们的报效心情殷切，就准许代为恳请皇恩，打破成例。”这是仅仅为了数千两的微薄资费，就毁坏二百多年的大法等语。我恭敬地思考，即使和甯所奏将人编管入两个驿站，也是在吴三桂叛乱刚平定之际，那时距离明朝灭亡不久，或许因为顽劣之民尚多，不得不制定严厉的法律以统一人心。如今四海之内沐浴圣朝恩泽，已有二百多年，即使太平天国、捻军、回民叛乱相继兴起，终究不能动摇人心。何况跟随吴三桂进入云南的兵丁，起初本来并非逃亡，有幸蒙受圣祖仁皇帝宽大的恩赐，招回根本重地，到现在历经八代皇帝，七次遇到大赦，因连坐获罪的刑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轻。条例中所说，本身及子孙若从最初编管之人算起，那么除去原丁役及其儿子，其孙子即现在的驿站丁役，早已在第四代以下了。他们渴望恩泽的心情，正是不敢将自己排除在皇恩生成之外的心情，这是第二点值得怜悯之处。而且近自战争兴起以来，朝廷道义端正、仁爱养育，那些被胁迫跟随后投回的人，出力者就让他们显贵，散归者就安置他们，并没有禁锢其子孙、惩罚波及后世，无不感激戴德皇上的仁恩。而该驿站丁役等只是因为从清初到现在年代久远，册籍难以查考，二十九个驿站中无法分别清楚，无法自我辩白。以近年被胁迫跟随后投回的人仰沐天恩浩荡相比，未免感到失意，这是第三点值得怜悯之处。我愚昧地认为，留都（盛京）确实是根本之地，养育本是为了让他们自新，现今驿站丁役人口日益繁衍，驿务不至于松懈废弛，在移风易俗之后选拔其中的优秀者，正是为了彰显历代圣主教化神妙、育才之中，以此来巩固根本。我不敢因为案件曾经屡次被驳斥而缄默不言，谨根据见闻所及并考证前后，将钦颁的各种书籍条陈，供圣上听览，是否可行？准许依照庄头及旗民家奴放出的成例，除去最初编入驿站丁役的本人及其儿子、孙子外，再扣除足三代所生的子孙，旗档中有名的入旗籍考试，旗档中无名的入民籍考试。其做官的限制，也查照办理。这出自皇太后、皇上破格的恩赐，恳请圣上鉴察训示。此事关系到盛京根本重地，屡次被驳斥的案件，似乎应当由朝廷大臣共同商议，以显示慎重。如果我的话可以采纳，恳请命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员公正地商议，会奏施行。

译请求酌量增加海门厅学廪生、增生名额的片。光绪八年

江苏学政黄体芳

江苏设立海门厅，始于乾隆年间，划出通州、崇明交错接壤的沙洲，单独设立沙籍。嘉庆十七年，巡抚朱理等人因该厅观风考试的考生有四百五十多名，奏请定额设置文生十五名，武生八名，廪生、增生各十五名。经礼部核查，随后称该厅童生在通州考试的有一百六十四名，在崇明考试的有三四十名，请求设置文生六名，廪生、增生各四名。礼部议定认为前后人数不符，且根据学政临场考试统计人数不过二百人，依照循化厅的先例录取文童四名，廪生、增生各二名，旨在核实选拔人才，宁可空缺也不滥竽充数。只是海门辖区纵横百余里，自从乾隆、嘉庆年间至今将近百年，近十多年来每逢厅试，视年成丰歉，参加考试的人数或六百或七百不等。同治三年，礼部议定绅民捐饷准许增加学额二名。同治七年，礼部议定绅民续捐饷准许增加学额二名，均有案可查，而廪生、增生的名额仍各为二名半。世人穷究经义却未能获得廪饷，有人屡次考中首选却等待补缺无期，况且仅凭总共二名的廪生来担保六七百名童生，识别考核实在力不从心。据署理海门同知汪承福、吕贤彬先后详细上报，绅士陈子兰等人以考生众多、廪增生员名额过少等情形呈请，奏恳增加廪生、增生的名额前来。臣查《学政全书》所载各省厅学，如江西莲花厅定额录取八名，廪生、增生各十二名；定南厅定额录取八名，廪生、增生各二十名；浙江玉环厅定额录取八名，廪生、增生各八名；湖南凤凰厅定额录取六名外加额外录取二名，廪生、增生各六名；乾州、永绥两厅各定额录取四名外加额外录取二名，廪生、增生各四名；甘肃循化厅定额录取四名，廪生、增生各二名；四川石柱厅定额录取六名，廪生、增生各十四名；理番厅定额录取六名，廪生、增生各十七名；雷波厅定额录取三名，廪生、增生各六名；云南蒙化、永北两厅各定额录取二十名，廪生、增生均各四十名；贵州仁怀厅定额录取四名，廪生、增生各八名；普安厅定额录取十名，廪生、增生各二十四名；松桃厅定额录取四名，廪生、增生各二名。在当时因地制宜，原本没有成见，广大士子遵循既定轨则，岂会另有他求？只是现在海门的学额多于循化、雷波、理番、仁懷、松桃等厅，而少于莲花、定南、玉环、凤凰、乾州、永绥等厅，但廪生、增生的名额却仅与极边之地的循化、松桃相当，同处崇尚文教的盛世，均为新设区域，彼此相比，难免使人向隅叹息。如果说人数众多没有依据，那么近来并没有跨区考试的风气；如果说定额难以增加，那么入学名额已有增加的先例。即如同治十年岁试，二名廪生相继遭遇父母丧事，当时担保结状只有增生、附生，选拔人员既费周折，按例也显得差异悬殊。臣上年岁试该厅考生已超过五百人，现届科试，临近秋闱人数必定更多，廪生难以担保识别，自是实际情况。伏想国家取士自有限制，以该厅目前的录取名额而论，屡次增加，原本不能援引人数、文风之说，再乞特殊恩典。但学额既已达到八名，而廪生、增生的名额未随之增加，合计仅为半数，无论童生人数增减，稽查弊端总难以周全；即使附生越积越多，进步也显得过于溢出。倘若蒙恩命令礼部核议，在廪生、增生原额外各酌量增加数名，庶几鼓舞士人，共同乐于荣名的微小进步，稽查童试，使有责任分担，既广布皇恩，也符合礼制。

请求添设宣化、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学额的疏，光绪八年。

李鸿章

私下查考迤北的宣化、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地地面，本系塞外荒僻地区，从前经商种地的人，都是从别处迁往，户口很少，来去无常，因此向来没有学校。近年荒地日益开垦，人口日益繁衍，白草黄沙变为田间小路，房屋相望，渐渐有了市集。臣先前派员清查垦地升科，咨询民间疾苦，其中优秀良善的百姓，也有志于读书，蒸蒸日上，已奏准将该三厅理事同知改为抚民重要缺额，并在多伦移驻武职大员，添设三厅缉捕盗贼的兵弁，保护商民在案。只是学校缺失，士子尚缺乏进取之路，况且塞外百姓多强悍，尤其应当用诗书恩泽他们，用礼教诱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改变质朴本性而感化愚顽。据布政使崧骏、口北道奎斌以因时制宜、设立学校确实不可迟缓为由，斟酌拟定应办事宜，详细请求核奏前来。臣查热河承德府所属的平泉、丰宁、滦平、建昌、赤峰、朝阳六个州县，起初没有学校，后来于乾隆四十一年、四十三年等年议准添设汉民学额，每个州县岁考、科考各录取文童四名，岁考各录取武童二名。平泉、丰宁文风较盛，各设廪生四名、增生四名；滦平、建昌、赤峰、朝阳各設廪生三名、增生三名，二年一贡。因未建设学宫教官，统归承德府教授兼管。其先在密云等地原籍入学的各生，改归寄居平泉等州县管辖内有现系廪生，令其各担保寄

译对于州县童生，若该州县目前尚无改归的廪生，暂且依据地邻保结予以收考等项事宜。如今张独多三厅议设汉民学额，情形与热河相同，拟参照先例，自光绪八年科考开始，每厅岁考、科考各录取文童四名，岁考各录取武童二名，若优秀试卷不足，宁可空缺也不滥取。该三厅也比照滦平、建昌等县的先例，拟各暂设廪生三名、增生三名，每两年贡举一人。现正值经费短缺，难以建设学宫，教官拟将张家口厅的考试事宜交由附近万全县的教官兼管，独石口、多伦两厅的考试事宜交由附近赤城县的教官兼管，府试事宜则交由宣化府知府、教授管理。该三厅原本土著居民稀少，民众多为他地流寓之人，应查明已在该三厅属地寄居满二十年者，准许其改归籍贯。若在该厅参加考试，那些原先在宣化等州县原籍入学的生员，如今改归寄籍的，即不准再回原籍应试。其中现有廪生，令其各自为该厅童生作保。若该厅目前尚无改归的廪生，暂且取该童生地邻保结予以收考，待补有廪生后，再由廪生作保。仍须严厉杜绝原籍、寄籍两地跨考以及附近州县居民赴该三厅冒考等弊端。如此分别办理，或许能使边疆文教振兴，逐渐知晓孝悌忠信的道理，对地方风俗大有裨益。若有未尽事宜，容当饬令该道厅随时察议详办。所有关于张独多三厅拟请添设学额的缘由，理合会同顺天学政臣孙诒谨恭敬上奏陈述。

译续陈苗民改装暨整顿义学情形片

光绪九年

林肇元

臣于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已将劝导感化苗民改换服装的情形恭敬地写成奏折呈报。五月初五日，收到兵部火票递回的原折，奉旨“知道了”。钦此，恭敬地遵照执行，已有案可查。臣当即恭敬地抄录并通知，让当地文武官员遵照执行，命令他们继续善加开导，不允许稍有勉强或扰民累民的行为。随后在六月间，又据统带练军的委用提督陶茂林会同地方官员，将镇远、黄平、清平、施秉凯里等地继续改换服装的苗民三千一百五十二户，人口一万二千九百零六名，造册上报前来。臣核查无误。臣心想，教化苗民固然应该改换服装，以改变其外在面貌，但更可贵的是设立学校，以改变其内心，必须让他们读书明理，熏陶感染逐渐深入，变化自然容易。现在已选派候补知县梁贡璆，携带臣所刊印的训导苗民义学章程功课，以及编纂的族谱样本、婚丧礼仪简明仪节，并大量购买小学应读的各种书籍，前往苗疆各所属地区，会同地方官员切实督促劝导，随处整顿，持之以恒，希望能够取得成功，以期望完全符合我圣主教化恩泽广布、天下风俗一致的深切旨意。

口外七厅取进学额，请援案办理奏疏

光绪十年

奎斌 吕凤歧

私下查考，晋省归绥道所属的归化、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河，以及现在奉准改隶的丰镇、宁远这七个厅，地域辽阔，户口繁增，民风淳朴敦厚，不乏优秀可造就的人才。只是因为这些地方向来没有设立学校，士子进身无路，未免感到失望。上年升任的巡抚大臣张之洞奏请设立各厅文武学额，经过兵部议定，各省未经设学的地区，经各该督抚奏请设立专门学校的，向来是查明应试人数有多少，有无依附其他学校考取的人，上报兵部确定名额，酌情添拨。光绪八年直隶张独多三个厅设学的先例，就是按照这个议定办理的。现在山西归化等厅的土著及寄居符合规定的人员，也应该查核其现在应试的人数，以及向来是否曾依附其他学校考试，有无考取的人，命令详细查核办理等因，正在命令商议之间。恭敬地奉到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的上谕：王赓荣奏边民信奉教化多年，请求添设厅学一折，着山西巡抚、山西学政、绥远城军会同妥善商议具奏。钦此，恭敬地遵照执行，分别咨行并案核议之后。现在据代理布政使高崇基详细陈述：七个厅的寄居人口大多在百年以内，俨然成为土著，没有籍贯可归，即使本籍间有亲朋，也因为离乡日久，形势造成隔绝，冒昧赴考必然导致阻拦；而阻拦的人之所以严防冒籍越界，就可以借此借口讹诈勒索。正如该御史王赓荣所说的那样，原籍如此，依附其他籍贯考试更不用说了。既然没有赴试的地方，就难以计算其应试的人数。只有归化厅旧有书院，查核其现在赴院考课的人数，已有三四十人。现在如果允许他们就近应考，自然必然闻风兴起，人数日益增加。各厅也都有立志读书的人，更必然同样踊跃。因此查核直隶张独多三个厅设学事宜，是按应试人数，查照宣化府取士的规模，酌情取进，在光绪八年经兵部议定有案。晋省七个厅情事相同，拟即援引先例，从下届岁试开始，七个厅的文童由各该厅就近招考。一旦学政按临大同府属时，照先例录送附棚应试，仍由学政按其实际到的人数多少，比照大同府现在取士的规模，酌情取进数名。考过三五次后，观察情形，如果人文日益兴盛，再议定学额，以及廪生、增生名额，奏明办理。其现在没有廪生的之前，照章暂取地保结送考，此后如有寄居者，仍须照例扣满二十方准入考，以免冒籍。武岁试一体照办。只是查核张独多三个厅所附万全、赤城两县学，本来均隶口北道属，兼管自然容易；现在归化等七个厅，均隶归绥道，大同府分隶雁平道，不相统属。如果依附大同县学兼管，未免诸多阻碍。自然应该酌情在归化厅设立总管七个厅学校事务的教谕一员，即将临县教谕照原奏裁缺移改。该厅本来有文庙，无庸重建，应置学署等。等到奉准兵部批复后，再行勘估工需银两，就在新征丰宁押荒项下动用。至于绥远驻防向来随右卫考试，现在归化已有专学，自然应该立即改归。原奏请设土默特翻译学额，现在汉学既归专设，是否一并举行，应候兵部议定。此外如尚查有未尽事宜，随时报明备案等情，具详请奏前来。臣等查核边方烦要的地区，本应引导以文教，况且七个厅地面生聚日众，弦诵日多，自然不是用诗书恩泽，无法振兴士气。只是这件事属于创始，应设学额，一时既难立即确定，自然应该因地因时酌情筹划通变可行之法。复核该司所议，都尚切实易办，也与直隶先例符合。臣等详细筹议，意见相同。关于七个厅学额，现拟酌情取进援引先例办理的缘由，谨合词恭敬地写成奏折

译呈递奏章。

请求造册送考的奏疏 光绪十年

译文绪

据查黑龙江满、蒙、汉八旗以及水师营、官屯的人丁，两百年来一向诵读清文。自从吉林设立考场，准许他们一同附考以来，各旗子弟都知道聘请老师诵读经文。近年考中的文生，每逢岁考、科考，不下两三名，文风日渐兴盛。奴才等人先前因为聘请老师无法核实，担心有人徒有虚名，败坏心术，曾经捐资设立官学，奏请选派大教习前来启迪培养，已经奉旨交部议准并咨行在案。查八旗满、汉人丁的户口清册，一向送往京旗，遇到乡试到京应验骑射时，自然应由京旗参佐加结详送，无需再议。至于水师营、官屯这两项人丁，一向未编设旗分，历次审比之年，户口册都送往户部存案。现在据水师营总管海昌详报，先前送往参加合字号考试并考中的文生李成章等两人，在壬午科进京参加乡试。后来据该生等禀称，蒙朝廷发咨文到京，投交给值年旗，才知道除了带领该营官员引见外，一向不保送考试，不得已折回。屡次呈请恳求该管总管，以既隶属旗署考中合字号文生却不得入场乡试为由，情形困苦，沥陈苦衷，转详请办理前来。奴才等人命令司衙详细查究，原来水师营人丁是在勘定边界时，由吉林撑船前来，康熙二十二年将军萨布素奏设缺分，建立营驻防，专司船务。如果升任营内总管四、五、六品官，一向送往值年旗带领引见；有进入衙门各司效力、贴写、练达公事者，也准许与八旗满、蒙、汉人一体挑升无品级笔帖式，晋升授予仓屯站官，年满后以本营六品官任用。官屯陈丁也是该将军在二十七年由奉天官庄人丁中拨来屯田，设有领催缺分管辖庄头约束庄丁种地交粮，以备接济口粮。其后增添的新官庄人丁，是乾隆四十四年因发遣子弟及另户旗丁的家奴在军营得力放出，共四百余名，经将军傅奏准安设新庄，给予牛只，与旧官庄人丁种地纳粮，一同挑选领催等缺。本年奴才等人又将该官兵从军营携来、无籍可归的幼丁五百余名，奏准一并归入官屯管束，作为壮丁，各在案。奴才等人伏查，奉天水师营人丁是招抚海洋岛人编为镶黄、正黄、白三旗，设有佐领、防校等官职。奉天官庄原有两项，隶属盛京户部六品官管下的，是镶黄旗汉军；隶属锦州副都统所管官庄衙门管下的，归京内务府汉军旗分，称为大粮庄头，都准许与八旗汉军一体考试，考中合字号进而登仕途的，实在很多。现在江省水师营查明原系康熙年间由吉林跟随大军前来驻防于此，建立营设缺，又与八旗满、蒙、汉一同升授文职。现在奴才等人衙门各司当差的，实不乏人。官屯陈丁是由奉天官庄拨来的，无论何处，都是有旗分的人。其后增添的庄丁中，除家奴放出外，虽有遣犯子弟，也是无罪之人，根基都没有不清之处。查我朝凡是隶属旗籍的，莫不都有旗分。现在这两项人丁既隶属旗署，充当旗体差使，并未编旗，推究其由来，边疆荒远地方风俗朴厚，只知道与八旗一同当差，而未考虑到这一点。现在该生等既经值年旗驳回，不予保送，此外又没有京旗参佐加结，不得参加乡试。如果从此淹没阻绝他们上进之路，不仅使他们有所向隅而泣，而且失去我皇上拔取人才一视同仁的意旨。奴才再三详细核查，新旧官屯人丁中有家奴放出的，虽然已经纳粮当差，已越数辈，如果立即准许登诸旗籍考试，未免过于优厚。应请照旗档无名之王公府下人丁，一体归于民籍投考，仍另行记档存查以免弊混。至于水师营及新旧官庄正项人丁，可否仰恳天恩，俯念该生等奋志读书，照依奉天营庄旗分，将江省水狮营也编为汉军镶黄、正黄、白三旗，官屯新编为汉军镶黄色，将丁册分送京旗存照，以便该士子进京乡试，该参佐有所保送，得以登上进阶，以广皇恩之处，恩典出自鸿慈。

新设县治，请立学校疏。光绪十年

奉天将军庆裕

据查昌图府属的康平县，自设县以来已逾三年，考试人数渐多，文风日有起色。康平县地处边陲，民情强悍，若不设立学校，不足以资教化。先前因为规模草创，应试人少，暂附府学考试现在该县应试文童已有一百五十余名，其中文理通顺者颇不乏人，武童弓箭马术也多娴熟可观。自应设学定额以激励人才。经康平县绅士杨毓东等联名禀报县衙详报府衙，由昌图府知府赵受璧转详奏请前来。奴才等人伏查，治理百姓以教化为先，选拔人才以取士为重。从前改设昌图府治添置怀德、奉化二县，都已奏准设学定

译额在案。康平县设立县治在后，学校尚且缺失。既然依据当地绅士等人联名呈请，自应按照怀德、奉化两县设立学校的成例，一律办理，以顺应民意并符合体制。可否仰恳天恩批准在康平县地方建立学校、设置官员，规定名额选拔士子，以振兴文教。如果蒙受恩准，拟请增设训导一员，归吏部选拔任用，并请命令吏部铸造康平县儒学官印一颗，颁发给该学，以昭示信守。定额设置生员二名，武学生二名，另外从府学拨给一名，应请从原先拨给府学的名额中增加生员一名，共计府学七名，并增设廪生、增生名额各二名，每五年贡举一次。从前依附府考进入的生员，均令改归康平原籍，不准跨区考试，以厘清籍贯。至于修建文庙、学署所需的经费，以及官员俸禄、役人伙食、月课等银两，均照怀德、奉化两县的例，在斗租项下支出，如有不足，即在河税项下拨给，按例造册报销。

译改建船山书院片 光绪十一年 彭玉麟

臣的籍贯是衡阳，当地士绅遵照前任学政朱逌然的面谕，在南城外创建了船山书院，聘请老师主讲，至今已过了一年。因为院址靠近城市，低湿狭窄且喧嚣尘土，实在不足以安定读书声，于是由臣捐资改建于湘水之中的东洲。查考船山是前明遗臣王夫之隐居的地方，位于衡阳蒸水左岸。王夫之是崇祯十五年的举人，遭遇乱世没有赴京参加会试，第二年流寇张献忠攻陷衡州，胁迫士人跟随叛乱，不投降的人被投入湘江。王夫之逃匿到南岳，贼人抓了他的父亲王朝聘作为人质来索要他，王夫之于是刺伤两臂造成重伤，抬去交换父亲，贼人才都放免了他们。顺治三年，明桂王之子永明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其大学士瞿式耜上疏在桂林推荐王夫之，授予他行人司行人的官职，他屡次上疏弹劾王化澄等人，几乎遭遇不测。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在衡州僭越称帝，〇王夫之作劝进表，王夫之暗中逃离，后来便隐居在石船山，建造土室在其中著书，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圣清天下大定，巡抚郑端听说王夫之曾经拒绝伪朝任命，又是我朝官员士人，嘱咐郡守赠送粟米布帛，请求会见王夫之，王夫之接受了粟米退还布帛，推辞不见。七十四岁去世，所著书四百多卷。他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代五子为堂奥，尤其神妙契合张载的学说，作《正蒙释义》，与所著《思问录内外篇》互相阐发。评论的人说我们朝代的巨儒辈出，有的攻击良知速成的学说，有的辨析易图的穿凿，有的详细考订名物训诂音韵，纠正《诗集传》的疏漏，有的修补三礼时享的仪制，号称卓绝，而王夫之都已经在前头发端，与后贤如同符契相合，不愧为命世独立的君子。臣按王夫之当时海内大儒，北方有孙奇逢，西方有李中孚，东南则有黄宗羲、顾炎武，虽然都安于隐居，极力推辞征召，然而士大夫多跟随他们交游，著述也流传于世，名声稍显。唯独王夫之隐藏踪迹收敛声名，不想身隐而文显，所以世上很少知道他。死后四十年，督学潘宗洛稍微访求他的遗书，等到乾隆年间四库馆开设，王夫之所著《易》《诗》《书》《春秋》等经的释疏才完备著录。圣朝阐发幽微崇尚贤才，将王夫之列入儒林传，于是天下才开始知道他的名字。学政朱逌然既已倡导建立书院，期望讲明王夫之的学问，两江总督曾国荃又将家中收藏刻印的《船山遗书》三百二十二卷板片捐置书院，又捐助奖赏银两，恩惠来学者。臣与王夫之生于同乡，亲自阅读他的书，私下仰慕他的人格，怎敢不勉力竭尽微薄之力，承担重建书院之举？只是该书院是集合衡州、永州、郴州、桂州府州所属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在其中学习，那么凡是延聘老师，甄别学生，整顿院规，发放奖赏，都应当归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那些学习的学生先由巡道发文命令各府县及各学校共同详细谨慎地举报，出具切实的评语，送到道台应试，每年定期在二月初旬，由道台甄别一次复试，以确定录取课分超特一三等，限定名额不多，记载在章程内，等经费稍足再行推广。至于书院掌教山长聘请何人，不以借才异地为嫌，以及外省籍贯都可以，只是选择学问品望一向优秀的人，由本籍士绅商请巡道发函聘请，仍由巡道转达学政，不得徇私自由人滥荐，也不得掌教不到院却领取干修，以显示慎重而节省虚耗。当此海疆不宁，异教庞杂，补救的方法只在于扶植人才，出来承担艰巨，而人才的贤否，完全依赖学校的培养。臣以诸生遭遇圣明，愧居过分职位，无益于时艰，所期望的是二三豪杰仰慕乡贤，乘时奋勉，涵养正气，储备为通才。这是臣私心所暗愿的，可否仰恳天恩，命令湖南巡抚学政发文给衡永道实力将船山书院一切应办事宜妥善迅速议定举行，实在对皇上兴学育才之道不无裨益。那南城书院旧址改作船山祠宇，祭祀王夫之的牌位在其中，可否请旨命令有司春秋致祭，使士民有所观感而彰显激励劝勉之处，出自逾格的恩施。除将所拟船山书院章程咨送兵部存案外，所有微臣改建船山书院以及明遗臣王夫之事迹缘由，理合附片陈述。再船山书院延聘老师奖赏士子动用经费，由衡永郴桂士绅捐资筹集，书院则由臣买地改建，已经告成，未支用公款，应请恩免造册报部，一并声明。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五 礼政六宗法

为人后者后大宗说 吴定

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何休说：“小宗没有后嗣，应当断绝，这是定论。”反驳的人说：“小宗子继承父祖的人，父亲为他斩衰，难道忍心听任他断绝吗？大夫的庶子为嫡兄弟，不降服，难道忍心听任嫡长子继承祖父的人断绝吗？”唉！这是没有通达先王不轻易以子嗣继承他人的旨意啊。现在恩情不解的，是父母。改变父母而为伯叔，改变伯叔而为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