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九

译作为标准的是。比如省城现在银价低贱，而各属县的银价偏贵，那么领了钱回去的人无法与该处的银价相当，州县官员不甘心赔累，就难以强迫他们遵行。况且各缺分有冲要偏僻的不同，钱粮的多寡也有差异，有这一属解送而那一属领取的情况，领钱的人并非就是解钱的人，稍有参差，就会滋生争执，这似乎也不是上司所能强制的。如果论及常年税课，原本可以银钱一起征收，但查陕西全省定额征收的商筏税以及地畜、牙当、盐茶、磨铁等各项税课，每年共计银六万八千五百余两，其中除了盐税项下支给西安将军养廉银一千六百两之外，其余都应上报户部等待拨用，这正是户部议奏中所说的“拨解的款项应照旧征收银两，不能改议”的。以工程来说，近年应当修缮的各项工程都因为经费短缺，奉文停止，即使偶有刻不容缓、奏准办理的工程，也是为数不多，全年无几，有的因为原本有息款才准许支销，与其改用铜钱，还不如加倍节省更为有益。只有陕西全省留支项下，有可以变通用钱的地方，比如文武各官的养廉银、公费以及各属定额支用的夫马工料和各关局定额支用的收税书役口粮等款项，都可以搭放铜钱。查道光二十三年覆奏陕西钱局减卯开铸案内，就已经议准，凡是养廉等项，每领取银一两内搭钱一百文，抵作银一钱（即一钱银子），每年共搭钱三万六百四十三串三百零六文，共扣回库银三万六百四十三两零三钱六分，按季度上报户部，现在仍然遵照执行没有改变，这是变通用钱的提议，陕西全省所办的已经在其他省份之先。那些没有搭放铜钱的款项，现在扣除六分平头，计算每年扣除的银两也在二万两以上，如果再加搭铜钱，那么减平这一项反而觉得扣除的不如数，而且即使这些款项内再令减银添钱，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对于大局似乎仍然无济于事。至于兵饷项下，不便再搭放铜钱。此前抚臣李星沅，先前已经奏请并蒙恩准，自然无需再议。当此权衡制用之际，皇上宵衣旰食、咨询求治，臣只要有一点愚见，断不敢存有苟且安适的想法。只是就陕西钱局的情形，仔细体察，确实有难以改易的，也有已经变通的。应当请求仍然遵循旧章，以免反而产生阻碍。

译陛下召见恭记 丁巳年

吴廷栋

丙辰年，黄河决堤，大名府的开州、东明、长垣等地因水成灾，请求赈济。奉旨派遣臣吴廷栋稽查赈灾事务。仲冬时节，蒙受皇恩升任山东布政使。当时，户部因大钱流通停滞，归咎于各省不肯疏通使用。上奏后奉谕旨，命令直隶总督，从明年上忙（春季征税）开始，兼收三成大钱、三成钞票来缴纳钱粮。全省都知道这势难实行，存在诸多阻碍。因为谕旨严厉，有如果不奉行、私自收取实银就以枉法赃罪论处的话语，总督不敢向上陈述，害怕触犯阻挠的罪名。全省人心惶惶，直到没有补救的好办法。廷栋在丁巳年仲春进京觐见直隶总督，因奉到户部关于疏通大钱的条陈，将现行大钱二成的比例奏明推广为三成。临别时，总督谆谆嘱咐廷栋当面奏明情形。廷栋到京二十一日进见皇上，皇上询问赈灾事务及黄河决堤的情形，我一一据实陈奏。二十二日再次进见皇上，皇上立即问直隶能否行使大钱？我回答说：直隶集市此前曾出示行使大钱二成，今春又推广行使三成，百姓谨遵公令，原本是在行使。其实市中买卖，价值百文的东西，因为行使大钱二成，就索价百二十文；现在行使大钱三成，就索价增加三成，暗中折算，除去三成大钱不算。臣不敢有一句欺瞒掩饰。我私下认为这虽然名为行使，实际上不能说是流通。国家立法，必须先对百姓有利才能实行，必须先让百姓信任才能实行。现在奉谕旨，直隶从今年上忙开始，钱粮就收三成大钱、三成钞票，这是十成实银已经递减了六成。百姓似乎应该欢欣鼓舞，急于奉行，反而怀疑观望，暗中产生顾虑，必定是有不便和不信任的地方。直隶总计二百多万两钱粮，如果收三成大钱，按京钱四串抵银一两计算，需收二百多万串大钱，民间怎么能突然得到这么多大钱？将来私铸大钱必定因此充斥，恐怕杀也杀不完。如果不收私铸大钱，就可以被指责为阻挠；如果折算收取制钱，又触犯枉法之罪，奸民得以挟制上级了。如果说既收大钱，如户部公文所言，京中必定有商贩自然疏通，将大钱从京城运到直隶。我私下认为商贩所图的是利，现在用十文制钱买一个当十大钱，运到直隶仍卖十文制钱，起初没有利息，白白增加运费旅资，说他们自愿多运，必定没有这个道理，假设有商贩，定是私铸大钱，而影射官钱，其弊端何止说得完？至于各属所收的大钱，运交藩库，其运费又从哪里出？臣驻守开州，仅以一州而论，应收钱粮将近八万两，以三成大钱计算，合二万四千两，以四串京钱抵銀一两计算，合九万六千串，每车运大錢六百串，计車一百六十辆，到省城十一站，每车每站运费四串，计一车四十四串，共需七千多串，这费用如果取自百姓，就是浮收，如果出自官府，必定无力赔垫，况且从藩库支放，又需要车费，这也是难以实行的一点。官民的情况如此，上忙钱粮恐怕难以照常缴纳。直隶是京城附近的重地，京城附近安静，足以拱卫京师，此前所收银七票三发放，则银票各半，藩库多出这两成实银，才足以供周转，即去年大赈及今春续赈，计算用实银十九万多两，都依赖这两成实银拨发，否则怎么能用钞票大钱分给灾民呢？今年黄河决口未堵，直隶水灾必定严重，如果商议赈恤，费用将从哪里出？又东西陵差借资民力，必须先由藩库垫发，才不至于缓不济急，倘若无款可拨，必将预先向百姓索取，操切太急，恐怕抗粮抗差别生事端，必定在所难免。外省情形各有不同，在于因地制宜，酌情办理。督抚大臣受恩深重，值此经费匮乏之时，如果大钱可以疏通，岂肯不尽心筹划？臣不是说大钱必不可行，似乎宜以大钱为母，以制钱为子，必须子母相权而子多于母，才可以逐渐通行，尤其必须禁令统一，不至于朝令夕改，才足以取信于民。

皇上起初静静倾听，接着连声回应说：“据此，无论官运、商运，仍然不行。”我回答说：“如果能行，自然流通，不待贩运，事实确实如此。臣不敢有一句欺瞒掩饰。各处行使大钱，城内行使，城外就不能行使，怎么能说是流通？现在市中只见大钱，不见制钱，百姓实在是不便。穷民日用零星之物，仅值几文，即使物价也必有零头，市上只有当十大钱，并无当一制的制钱，岂非不便？现在百物腾贵，确实是由于此。因为官府以一钱为当十，百姓以当十为一钱，想要挽救此弊端，只有添铸铁制钱，停铸大钱，来平衡其势。”国家用钞票、大钱，原本是为了每月搭放兵饷起见，只是多搭几成制钱发放，则多一成制钱自然能平抑一成物价。现在户、工两部不肯多铸制钱，我曾访问其原因，据说是工本太费，须两文钱铸一文钱，似乎是物料工价底本太贵。臣在直隶

译臣见宝直局所铸铁制钱，虽然没有大的盈余，也不至于耗费如此巨大。国家的钱法，只要没有多余的利润，私铸自然就会停止，其利权就可以由朝廷掌控。如今市面上见不到制钱，并不是没有制钱，而是商人囤积居奇，一两银子换大钱八串，换制钱却只有四串。朝廷多方疏通，大钱每立一项法令，就增加一项弊端，都被市商借机利用，以遂行他们操纵物价、伸缩盈利的计谋。越是想抬高大钱的地位，大钱反而越发贬值，这实在是因为法令太多，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的缘故。国家自己先不自信，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先前听说顺天府出示不准挑剔大钱，奸徒因此拿着破烂的大钱去买东西，如果有不接收的，他们就勾结差役来阻挠大钱的流通，并向人讹诈。顺天府查知前令产生弊端，又出示允许挑剔破烂大钱不予使用，于是有人借挑剔之名而不收大钱，民间便讹传不再使用铁大钱，铁大钱竟然废弃不用，这就是禁令不一的一个例子。现在市面上并不见有当十的铁大钱，那么民间不使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户部、工部仍然每天铸造铁大钱，这是为什么呢？国家设法疏通捐纳，则收取两成铁大钱。如今正在平粜粮食，又全部收取铁大钱，将来大钱全都归于官府，只有搭放兵饷这一条路，士兵拿着铁大钱无处使用，贫民做小买卖所得的铁大钱也成了废物，这是士兵和百姓都陷入困境了。况且御史条陈意见，各执一词，固然有目睹时局艰难，为民生着想的人，恐怕也有因为皇上意在疏通大钱，揣摩迎合附和，进言议论纷纷，徒然足以迷惑听闻，这也是难免的。如果因此多立章程，流弊会更加严重。就像银票和钞票，本来是一例颁行，却无端自行区分轻重，想要废除银票而专用钞票，又允许用银票兑换钞票，难怪银票日渐贬值了。

译有人问：直隶省的物价已经飞涨了吗？回答说：在刚颁布收取三成当十大钱的誊黄诏书之初，物价确实已经逐渐上涨。直隶省征收钱粮的旧有规章似乎不可轻易更改，或许在三成银票中，如果有愿意缴纳当十大钱的，应当听任其方便。那些零星的小户，银两凑不够整数的，也听任他们缴纳当十大钱，似乎不宜限定具体的成数，以免造成阻碍。今年上忙季节的钱粮，如果不早点制定统一的章程，必定会有很多人观望。我私下认为，收取三成当十大钱的章程未免操之过急，人们看到谕旨严厉急切，害怕触犯阻挠的罪名，既然形势难以推行，必定会阳奉阴违，各种弊端丛生。皇上问到我，我实在不敢用一个字来欺骗蒙蔽。皇上点头表示认可，我吴廷栋便退了出来。随后到了朝房，见户部尚书翁同龢询问当十大钱是否可以流通，我便把刚才奏对的话告诉了他，翁尚书也认为是对的。先前户部每天铸造八成当十大钱，二成制钱，后来因为这种比例容易换成八成制钱、二成当十大钱，所以改为八成制钱、二成当十大钱。接着我见到了当时管理钱法堂的户部侍郎沈兆霖，我也像之前那样进言，沈侍郎很高兴，嘱咐我写折子上奏。我因为现在是山东的官员，皇上问起我，所以不敢不直言陈述，但终究不敢越位写折子陈述直隶的事情。沈侍郎又亲自来到我的寓所，恳切地对我说，我恭敬地谢绝，说可以等待新任直隶总督谭廷襄上奏停止此事。我又去拜见军机大臣穆荫，叙述了奏对的话，穆公也拍手称赞，说心中的郁气今天总算舒畅了。我于是问他说：您既然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当初与户部会议时，为什么不阻止呢？他说：各位亲王极力坚持这个提议，我的力量不能禁止罢了。我到了山东后，就把奏对的话写信寄给直隶省的布政使炘和方伯，他们也深深称赞，说将军即将到任，可以上奏明白挽回。后来将军进京觐见并与各位亲王会议，于是得以停止收取三成当十大钱的提议，民心才开始安定。足以证明时政的弊端，只是担心没有人向上通达。现在圣明的君主听从善言，即使是朝议中意在必行的法令，只要能明确指出其弊端，没有不立即顺从而举动的。朝廷常常因为诏令已经施行，就推托说无法补救，为什么呢？己未年仲冬月，臣吴廷栋追忆恭敬记录。

平定州专用铁钱流弊议

黄辅辰

山西平定州设立户部宝泉局分局，原本是为了就近利用铁矿铸造钱币，运往京城以救济铜钱的匮乏。后来因为钱币质量过低，又命令在当地销售，扣除工本费外，将每年的盈余利息解送户部。咸丰七年，据分局咨文称，每年铸钱十九万余串，平定一个州难以销售，请求各府州县一律行使铁钱，不分比例，应当体察舆情，难以变更，已咨报户部在案。今年增设三个炉子，铸钱更加增多。十月间，平定绅士百姓呈请逐渐搭配使用铜制钱，由巡抚批复命令在案。而分局的部员总是以阻遏为借口。查山西铁钱难以畅行，实在是因为各镇集市铜币尚且足够周转，民间行使不愿意改变。咸丰五年奉准户部咨文命令搭配发放铁钱，当时王抚台率领下属捐资在省城试铸铁钱，又经分局陆续解到铁制钱一万串，在省城试行搭配发放一成。当时民间虽然无阻挠，但行使终究多有勉强。至于省城数十里外的商民仍然不收用，所以分局解到的铁钱一年多才能发放完，而省城试铸的铁钱则始终未能搭配发放。如果颁布号令，用数十万铁钱向各州县市场交换，必定导致银价高涨，耽误贻误钱粮正税。这是山西铁钱难以通行的情况，曾经咨报户部。此后平定、寿阳、盂县等地，因为铁钱时价比铜钱便宜很多，商民迷惑于小利，凡是拿银子换钱的，都取铁钱而抛弃铜钱。奸商更将铜钱藏匿，凡是客商过往有兑换铜钱的，借此囤积居奇。因此铜钱日益减少，铁钱日益增多，而银价日益昂贵。据分局先前咨文，每年铸铁钱十九万余串之多，即使此外没有分文私铸流通，已经不易，又增加炉子鼓铸，有加无已。直隶、河南两省以为平定铁钱畅行，纷纷运载入境。铁钱越多越滞销，银铜于是日益减少而日益昂贵。小民从事商业所得铁钱不足以偿还成本，则百物飞涨，贫民无以谋生，这是必然的趋势。查从前试行铁钱，原本没有禁用铜钱，现在因为银价日益昂贵，民间仍然请求铜铁并行，不过是想借助铜钱来降低银价，并非抛弃铁钱而不用。实在因为专用铁钱则无从得到钱，而生计日益窘迫，这是民间呈请铜钱并用的实际情况。查分局所看重的只是在盈余利息兑换银子计算，每年解送户部，从前不过三万余两，而铸钱却没有限制。想要推行到全省，则征收钱粮必定铁多铜少，难以兑换银子批解。近年以来，平定州征解钱粮多有阻碍，这固然是分局所目睹的。山西钱粮数额很大，奉拨京城协饷，全赖丁粮接济，稍有迟缓，贻误不轻。用数万两的盈余利息，致使妨碍数百万的正税，利害相差悬殊，实在不值得。如果只在平定行使，则一个州用的银子有限，而分局的铸钱无穷，银子枯竭祸害产生，即使想要严法重刑，勉强推行，其势有所不能。在分局的意思，以为不费国库资金，坐获盈余利息，岂知利害相互关联，利所在则众人争相趋附

译祸害将要到来，众人就会争相躲避。争相趋附，利益固然难以长久；争相躲避，祸害更是令人担忧。况且平定辖区都在万山之中，平时稽查巡防已经不易，自从设立铁炉之后，工匠、夫役以及挖铁、运铁和外来逐利的各类人员，日益聚集增多，难免有匪徒混迹其中，时间久了容易聚集而难以驱散。这一年产出的利益非常微薄，而遗留下来的祸害却非常大，这更是不能不考虑的。

译银币论一

马敬之

天下最大的祸害叫做饥寒，天下最大的利益叫做豆类和谷物，叫做布匹和丝绸。豆类和谷物哪怕只有极微小的量，布匹丝绸哪怕只有极微小的尺寸，用钱币来衡量它们，交易才开始顺畅。银币，是衡量钱币的。利益应当与钱币并行。明朝中期，国家赋税专门征收白银，直到本朝，银币于是兴盛。乾隆嘉庆年间，陕西、广东等地，婚丧的酬谢资助，宾客朋友的馈赠，如果不是钱币，似乎就显得不足。天下的货币于是统一出自白银，于是用钱币来衡量白银。现在设置几种情况，其前白银是想要的，钱币是想要的，豆谷布帛是想要的。然而豆谷布帛携带艰难笨重，即使以现在的制钱来折算，一串钱若重七斤，一个人所能承担的不过二十串罢了，如果是数百串、数千串，那么不是依靠舟车运输就无法运往远方奔走天下，只有银币才行吗？银币产生，钱币就出现弊病；豆谷布帛消亡，财富累积巨大，封闭捆扎，装在口袋箱子里。便利了官吏，便利了商贾，便利了盗贼；官吏商贾盗贼便利，我们农民百姓却更加不便。现在这种不便辗转存在罢了，得到白银还可以说通。矿冶的设置，过去兼采白银，如今永远禁止关闭；海外贸易的聚集，过去依靠输入白银，如今反而担忧泄漏。禁止关闭严厉，白银来源断绝；泄漏多，白银流失决口。再加上钗钏销熔去掉一部分，杯箸镶嵌去掉一部分，捶箔研泥以及杂物涂毁去掉一部分，因此银币消耗。农夫织妇整年辛勤劳作，以低价出售，所得的钱不能缴纳赋税，进而还要折算成白银。近日乡中并未听说用白银购买粮食的，日复一日，钱币都壅滞在商贾手中，不能得到白银，而且也不能得到钱币。黄金的用途比白银珍贵，天下不担忧黄金消耗，是因为国家制定货币在白银而不在黄金。钱币的用途比白银浩大，天下不计算钱币的消耗，是因为鼓铸没有停止，而且供给急需在白银而不在钱币。拿身体作比喻，豆谷布帛是心腹，钱币是血脉，白银是指甲毛发。拿家庭作比喻，豆谷布帛是父母，钱币是子弟，白银是佣仆婢妾。先顾指甲毛发佣仆婢妾，后顾血脉子弟，我只看到心腹的郁结，父母的喧嚷罢了。用钱币衡量白银，豆谷布帛更加便宜，白银更加难得，天下的人渐渐背离乡里，争相成为商贾，最愚蠢最卑劣的人，自念懦弱，姑且隐忍，沿着田垄园庐而气息固然是喧嚷的，不安定。官吏则贪婪横行于城府，盗贼则抢夺横行于江湖。拖延几十年，恐怕放下农具而倚靠市场，扔掉织布机而从事刺绣的人，还是良民吗。《易经》说：事物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通达就会长久。又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处在极度衰败的时候，却不思考变通的方法，节制的常道，坐视让上面亏空国库，下面毒害百姓，有志之士想要扼腕叹息而击掌赞叹的。宋熙宁年间，张方平上疏说：近年公私交困，都苦于缺乏钱币，农民都变卖谷物布帛缴纳现钱，钱币既然难得，谷物布帛更加便宜，人情窘迫，称之为钱荒。如今天下，难道不称之为银荒吗？

银币论二

马敬之

挽救银币的消耗，不在于不使用银币。上天所施予，大地所生长，凡是有助于使用的，英明的君主宰相正将废寝忘食，创立倡导引导。何况银币行用于天下，不废除银币，是确定的。谈论的人却追随沼泽，辄说古代不曾以白银为货币。魏源氏接近这个观点，是通达的人。他的《军储篇》也说：“宋明以前，白银不作为货币。”这只有《汉书·食货志》称：“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饰，不作为货币。”然而太皞开始铸造金属，禹汤铸造历山，庄山的金属，不一定不是白银，不一定不是白银了。荆州扬州进贡三种金属，梁州白银铁一起进贡。《尔雅》：“白金叫做银，其中美的叫做镣。”不一定不是货币，不一定不是货币了。汉武帝元狩四年制造白金及皮币，少府多银锡，又制造银锡白金。其后官铸赤仄白金稍贱，百姓不珍视。用贡禹上谏：“应当罢免采珠玉金银铸钱的官，不再作为货币。”王莽即位，沉迷相信图谶，忌讳刘字的金刀，于是罢免错刀、契刀、五铢钱，改作金银龟贝钱布之类，名叫“宝货”。其银货两种，则朱提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流值一千。晋武帝泰始元年，河西各郡有的使用西域金银的钱，如今洋钱。《通典》：“梁朝初年交广地区，完全以金银为货币。”韩愈上奏：“五岭买卖，一律用银。”元稹奏状：“自岭以南，用金银为货币。”即使是偏远之地，加上海外贸易白银未通行，本来也是货币了。魏源又说：“白银开采，唐以前史书从未有其事。”而下篇引用《周礼》：“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护之。如果按时取用，则绘制地图授予巡视，其禁令谓冶坑开闭禁令之始。”难道当时唯独遗漏白银吗？后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关部门上奏：“长安骊山有银二石，得到银七两。”那年秋天，恒州上言：“白登山有银八石，得到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超过上品。”诏令一并罢免

译常令采铸。云从无其事，何邪？

贞观初年，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宣州、饶州两地的银矿大量开采，每年可以获得数百万缗的银两。”

皇帝认为权万纪所讲的是征收银税的利益，于是罢免了权万纪。

一时的轻率之意，难道能作为千古的制度吗？

道是不变的，法则是随世而变的。

变法是为了谋取私利，那就是祸阶；变法是为了排斥私利，那就是福祚。

钱是子，粮食布帛是母。

母可以权衡子。

子可以权衡母的例子，钱对于银，银是子而钱是母，母钱币不可以权衡子银币。

如果钱币权衡银币，钱币就会更加轻贱，粮食布帛也会更加轻贱。

管仲、商鞅把持盐铁专营，萧何、留侯掌管会计，尚且不能使国家富裕。

何况那些才识浅薄、度量狭小之人，用宏大的计策来诘问，对弱者讥笑，对强者辱骂，一两个偏颇的儒生硕士，不顾事势是否适宜，矫枉过正，务必要伸张自己的学说，径直实行自己的主张，他们不毒害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初所闻，可以关其口而夺其气也。

译用银利弊论

姚文〇

古代设立市场，是用自己拥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都是粮食和器械罢了。朝廷向百姓征收的，也不过是粮食、布匹和丝线罢了。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用钱币来衡量价值，而且从未专门只用钱币。降及后世，货币交易随着时代变迁，而日益趋向困难。到今天使用白银，已经到了极点。我曾经论述过，白银的用途，如果在某一地区使用，就可以通行；如果在全国使用，则不可以。如果在某一时期使用，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如果作为长久之计，则不可以。听任百姓自行交易，还可以；如果是征收赋税、支付俸禄，上下普遍通行，那就大不可行了。为什么说呢？唐代岭南买卖，一律用现银。韩愈、元稹的奏状，《通典》也有记载，梁初交广地区，完全用金银作为货币。大概是因为那里濒临南海，矿冶多而海船贸易有利。宋仁宗时，下诏各路每年缴纳缗钱，福建、两广改用白银，大概也是沿袭这个原因。这就是在某一地区使用有余而无不足的情况。夏朝有水患，大禹开采历山的金属制作货币，来救济百姓；商朝有旱灾，商汤开采庄山的金属制作货币，来救济百姓。这是在某一时期使用有利而无弊的情况。自从元代以来，白银竟然通行全国，逐渐不可挽救。到明初，严禁使用非常严格，但不久又恢复通行如故。逐渐发展到赋税俸禄，无一不用白银，积重难返之势到了极点。当时议论的人极力陈述使用白银的便利，实行久了，官吏百姓也还相安无事。然而征收赋税、支付俸禄，上下通用，在全国实行，长久推行，我终究认为大不可行，为什么呢？人心风俗，是国家的元气。粮食货物，是天下的元气，是国家与百姓所依赖的。白银既然通行，那么银价昂贵而粮食便宜，粮食便宜而田地贬值，于是天下人都抛弃根本而追逐末节。致力于根本就安于朴实厚道，追逐末节就习惯于狡诈，这是必然的趋势。百姓致力于根本，那么田野日益开垦，粮食货物自然丰饶，而人人都能吃饱穿暖；百姓追逐末节，那么田地多被抛荒，粮食货物日益匮乏，而人们遭受饥寒，这也是必然的趋势。狡诈到了极点，流变为奸恶；饥寒到了极点，归于盗贼。而白银轻便容易携带，又恰好足以方便奸恶之人的侵吞欺诈，并使盗贼有所鼓励，于是循环相生，世道变迁日益增加，而没有止境。天下的元气，一天比一天消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古代百姓有恒产，朝廷制定制度，所以天下的利权都归于朝廷。后世井田制既已废除，逐渐不可查考。然而钱币的流通，还足以衡量粮食货物的轻重。等到上下通用，一律用白银，那么粮食布匹贬值而百姓困苦，制钱滞销而国家困苦，唯独那些狡诈的百姓，追逐末节致富，崛起成为豪商巨贾，放贷则重利剥削百姓，囤积居奇则厚资积压，银钱轻重的权柄出自他们的操纵，官吏百姓拱手听命。朝廷和民间都困苦，而豪强独揽利益，已经不可言说；朝廷和民间都困苦，而豪强独揽权柄，还能说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白银的产出，不是来自云南的各矿厂，就是来自外国商船。然而矿厂的设立，不耕而食的人大约有十万余人。汉代贡禹所说的“一年受饥荒的将近七十万人”，前人指为根本切实的言论，矿厂的设置，与此有什么不同？况且靠近矿厂的地方，粮食货物必定昂贵，盗贼必定众多，又煎炼的炉烟熏黄豆苗，洗矿的溪水损害田苗。至于供应一切，更是种种难以尽述。因此依靠矿税的收入不多，而危害百姓的实在严重，这不是好的计策。如果专门依赖外国商船，那么抛弃国内本有的货物，而转而仰赖外国，常变既不可知，漏洞也难以堵塞。这更是谋划国家的人所应该深思的。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白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平时视为至宝，如果遇到战乱水旱而粮食布匹无法交换，白银也就是废物罢了。所以征收支付使用白银，无论拖欠赋税越多，财政支出越匮乏。即使府库充盈，也不是最好的计策。前明正统年间，因为官仓储备有余，命令各地拿出积压的物资换成轻便的货币，自从折银之后，不到两三年，水旱灾害频繁，设法劝借达到千石以上，用来赈济灾荒的被称为义民，下诏免除其家赋役。然而空虚已经显现，而沿袭使用白银仍未议改。不久郡国大旱，仓库没有现粮，百姓想跟随作乱，国家随之灭亡。这难道不是百世的鉴戒吗？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综合这四点来说，那么白银的通行，授权给豪强，在不知不觉中消耗元气，而且产出的途径狭窄而积存在府库又不足以应对缓急。然而数百年来，征收支付，上下通行，在全国使用，长久推行而没有废除，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使用白银则军民节省运输的劳苦，仓库免除霉烂的祸患，它的利益明显。而那四点不可行，危害虽然伤及根本，它的危害隐蔽。明显的利益浅，隐蔽的危害深。庸人看到明显的，看不到隐蔽的；看到浅的，看不到深的。因此数百年来，官吏百姓受困数倍于从前，而不知道这是由于使用白银。即使有一二人看到这一点，又畏难苟安，一误再误，岂止可叹呢？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用。白银到今天，可谓到了极点。以前竟然没有议改，或许变通的举措，将留待今天。如果能详细考察古人的言论，赫然改法，征收支付，一概

译不采用白银，让制钱流通，物资财富充裕，使天下后世知道盛朝的做法，超出寻常万万倍，难道不盛大吗！

译请求派遣大臣查办的奏疏。光绪六年，或作《请求派遣大臣查办的奏疏》。

张楷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奉皇帝谕旨：此次户部盘查宝泉局库中的当十大钱是否有亏缺短少，是否没有将制钱进行盘查？着户部据实回复奏报。钦此。十一月初四日户部回复奏报奉皇帝旨意：将同治九年之后历任的各该监督、大使分别予以议处等因。钦此。等到看到该部原奏折所奏报的盘查当十大钱的情况尚为清晰，至于所奏报的宙宇库制钱未能盘查的情形，则是逃避罪责、推卸过错，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尚有许多不真实、不详尽的地方。例如原奏折说：“钱币质地轻小，大多不符合规格。然而规格是由户部制定的，怎么会有本部铸造的钱币却不符合规格的呢？既然不符合规格，为什么历任监督在交接时绝不查验清楚，而在停止盘查后，陆续抽换，绝对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又说：“字样模糊，重量六七分不等。查系咸丰七年以前所铸造。字样模糊，只能用来凑数的，是私铸的钱币。怎么会有庄严的国库预先收藏私铸钱币的道理？其中的情弊，不用问就可以知道。况且字样既然已经模糊了，怎么知道不是七年之后以私铸的钱币而必定断定为七年以前的官铸钱币呢？其是否抽换，部臣为何没有一言提及？”至于说：“此次奏请借用经费二千两，费用已过半，如果全部穿成串，费用仍然大多不够等语，则更加不对。钱币质地轻小，不适于使用，一目了然，不必等到穿成六万余串之后才知道。于是约略其词，说大致数目相差不大，难道真的是为了经费起见吗？还是另有难言之隐呢？”在部臣看来，因为事情相隔多年，无从深入追究，却不知道关系到大局并非轻微。国库款项是该部的职守，这些钱币既然不可使用，自然应当立即揭发，追究它的来源。而原奏折却说：“不值得用可以节省的费用，去盘查无用的钱币，慢慢设法变通办理。”如果是不太爱惜的样子，那么在未经盘查以前，那些典守者害怕事情败露，还想着弥补；既然已经盘查之后，竟然以无用上报，那些典守者简直可以置身事外了。这种风气一旦兴起，将来银库中如果有铅锡抽换的情况，也将推说是某年以前所收的，援引这个例子以求免于追究吗？各直省库款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将不过问吗？这是抛弃这项制钱的事还小，而将来亏空国家财政无法追究，贻误事机，祸患更大。我私下认为今日的事势，其中最棘手的，莫过于军饷。而军饷的盈亏，从户部开始；户部的综合考核，从库储开始。当此国库款项奇缺，积弊到了如此地步，仍然支吾搪塞、避重就轻，怎么能够专责成而警戒懈怠隐藏呢？相应请求圣旨，另外派遣大臣认真严查有无抽换情弊，然后再行办理，这样政体更加严肃，流弊可以消除了。

请将年终应解物料变通办理的奏疏，光绪九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我私下认为晋省定额解送的物品，其主要的大项有五种：叫做铁，叫做绸，叫做绢，叫做纸，叫做硫磺。每年例解平铁一批，共八万四千九十八斤；好铁四批，共二十万斤。大潞绸一批，共三十匹；小潞绸一批，共五十匹；农桑绢一批，共三百匹；生素绢四批，共一千二百匹，遇到闰年加四十匹；呈文纸一批，共四万张；毛头

译动地丁这笔款项，数额已超过十万，库藏储备未免受到太大损伤。臣私下思量，以上几项，只要每年的定额没有亏欠，自然不至于缺乏使用，而且各种物品都是由库款购买办来的，不像官民拖欠的钱粮，多追缴一分，国库就有一分的收益。如今正值财政匮乏之时，如果耗费重金来求得府库充实，积累这些堆积如山的不急需之物，辗转运输，导致陈年旧货层层相因，似乎不是好的计策。摊派捐输的款项，从省城到府州县，乃至佐杂官，没有不有的。查欠这些摊捐的，远近超过二十年，大小五百多名官员，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被参劾，有的已离开省城，在山西的十不存一。凡是拖欠解缴的摊款，按条例不能参劾追缴，即使追呼，最终也无济于事。至于工匠稀少、商贾疲敝，行户断绝，更不必说。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追缴这三十万的摊款，臣私下担心，即使有刘晏的才能、商鞅的法度，也一定做不到，只会让官民愁叹，文书繁多滋扰，这也不是用来整顿吏治、保全政体的方法。臣审度时势，综合考核盈虚，只有划分新旧，区别缓急。查潞绸是典礼所用的，硫磺是军需所资，无论山西如何艰难，也必定新旧一起办理。拟定从光绪十年开始，每年办理解缴本年大小潞绸、硫磺各一批，并附带解缴旧欠各一批。至于铁、绢、纸三项，质地既重滞，数量更浩繁，质地重则转运艰难，数量繁则工费巨大，正款既大，摊派帮补尤其多。如今正仰承圣上慈恩，扫除积弊，官民共同庆幸，喘息稍得舒缓。如果这三项也责令新旧并办，旧摊现在不能追收，新摊又不便科派，这样巨大的款项，筹措从何而来？况且历来部里的公文催促，责成旧欠则挪用新欠，责成新欠则遗留旧欠，以致留下这样巨大的累赘，牵搭拖延，永远没有廓清之日。这种办法，原本可以掩饰一时，但事理上既然不可行，微臣愚拙的本性，也有所不为，不得不沥血陈情呼吁，酌情请求裁免。可否仰恳天恩，俯念山西凋敝的地区，公私交困，准许将同治三年起至光绪八年止欠解的各批平铁、好铁、农桑绢、生素绢呈文纸、毛头纸一概免予解缴，使臣得以专力于额运年清年款，决不至于再有所亏欠。即使按年认解的潞绸、硫磺新旧各一批，也可以兼顾无误，这样库储既节省，额运也清楚，官累既舒缓，民困也减轻，种种都有裨益，出自超常的鸿恩。

译关于将山西省例解的绸绢、纸张折价解送户部的奏片。光绪八年，张之洞。

山西省常年例解的大潞绸八十匹，生素绢一千二百匹，毛头纸一百万张，呈文纸四万張。上述各类物品价值微薄，却给官民带来沉重负担，所需役使的驮运人力众多。潞绸并非产自潞安府的潞民，当地百姓只知养蚕，不擅长织造。以往在泽州织造，或是雇佣泽州的工匠到潞州织造，或是将蚕丝寄往河南省织造。大灾之后，桑树种植不茂盛，织工稀少。如泽州的织户，以前大约有一千多家，五年前只剩三十多家，如今仅存米山镇刘氏一家。这不仅是灾后衰败的表现，也足以看出地利优势的转移。其余则是外郡运送蚕丝供给工匠，在省城织造，近年欠缺蚕丝很多。负责运送工匠的十一个州县，如今有九个州县都报告工匠绝迹，招募不到人。总计蚕丝价格、织工工资、运输脚费、杂项费用，解送一匹绢花费白银十两。造纸户向来以承办官差为行业，受头目胥吏的骚扰，而蒲州的纸户流亡失业，尤为困苦。多次呈诉请求免除。总计绸的价格超过例定价格五倍，绢和纸超过例定价格十倍。又各项价脚不足，分摊到全省，一个县不齐备，整批货物就停止运送。臣到任后，多方督促催办，才在四月内各解送一批，绸解送到光绪四年为止，绢和纸解送到光绪元年为止。这是就解送较多者而言，其余各府积欠还在十年以上。查山西省土性强硬，产出的蚕丝粗糙，水色深沉昏暗，练染没有方法，织成衣料，不仅比不上江浙、四川的绸缎，也远不如南阳、郧阳的茧缎，仅与云南所产相等，并不珍贵。至于生素、农桑等绢，质地尤其疏薄，略似京师的罗底稀纱。至于毛头、呈文等纸，里面粗糙颜色昏暗，即使与京师市肆通行的皮纸相比，洁白程度也逊色。私下考察山西地产，其他无可称道，只有煤、铁两项，利于民用，产出最丰富，而且质地最优良，胜过其他地方。铁这种物品，既是农具、家人日用所需，也是海疆机器局所必需的资源，而平素本来就是蓟辽、兖豫、江淮以南商贾转运贩卖所及之处，应当讲求推广，招徕工商，作为富国富民之计。所以平定府的优质铁这一项，臣此次奏疏中只恳请津贴，不请求折纳，因为其他省份没有能与之匹敌的产物。至于随地都有、又不精良的物品，应当无关乎“任土作贡”的意义，只要可以备用，似乎不必运送到远方。按绸缎、纸张都以江南所产为胜。近年，华商轮船在江海畅行，丝货、纸货充满天津，直达京城，因为转运轻便获利，所以物美价廉，都市之中，何求不得。就像毛头纸一百万张，呈文纸四万张合计包裹、绳索、箱箧、毡席、押运人员、行李，共重三四万斤。山西山路艰难，承载有限，用大车五十多辆，用驴骡则需要三四百头。再加上其他绸绢，劳民伤财，更可知晓。全省之中，骚动烦费，而运送这些粗重之物，这固然是因时制宜的制度，道理上应当斟酌。可否仰恳天恩，俯念山西省积累物品微薄，运输艰难，量予变通？将此项绸绢、纸张折支价例脚费解送户部，此外再由山西省筹款，按照例价例脚解送户部，现已行减实银之数，津贴白银二千七百一十四两零一分三厘，并将旧章部饭一并附在京饷的便利下搭解户部、工部，就近采买应用。这样一转手之间，内府曹司不缺乏需用，不烦催追，而山西省承办的民户、摊捐的州县、委解的佐杂微员，都免除赔累之苦，共戴皇恩，实在没有边际。伏查潞绸一项，乾隆中叶以前，额定解送大绸一百匹，小绸三百匹。乾隆三十四年减为现在的数目，随即又恢复旧制。嘉庆十一年，工部奏准停止，到嘉庆十五年才又命令织造，于是减定为今天的数目。绢匹一项，咸丰二年，户部有筹议节约用度的奏疏，奏准停止织造，到咸丰六年恢复旧制。毛头纸一项，乾隆三十九年，户部奏准停办折价送部，到乾隆五十一年才又命令解送本色。呈文纸一项，原额一万张，乾隆三十四年增至今数。嘉庆五年，户部奏准许停解，嘉庆八年恢复旧制。咸丰三年，户部奏准停办折价送部以节省国库款项，到咸丰六年才又命令解送本色。又如山西省原有办解高锡、黄蜡的惯例，在乾隆、道光年间先后停止。这都是先朝旧典，屡有变通，可见核减曾有奉上的恩诏，而折解有可查考的旧例。圣人时中所谓“化而裁之，与民适宜”的道理啊。

奏陈整顿云南省铜政事宜疏，光绪九年。云贵总督岑毓英。

私下据布政使唐炯详细禀称：云南省在承平时期，额定运往京城的铜以及各省采办本省鼓铸的铜，不下数百万，厂务之兴盛如此。军兴之后于是废弛。同治十三年奏请试办，如同创始。历年以来，增加本金脚费，免除抽课，铜筹复经费，体恤调……

译铜矿开采，并非不能达到预期。然而每年凑集五十万斤的运输任务，仍然感到艰难窘迫。这并非一定是矿洞枯竭、山空无矿，其原因大致有几点：一是招募矿丁不容易。从前大矿厂动辄有十几万人，小矿厂也不下几万人，不仅本省穷苦百姓，凡是四川、湖南、广东等地吃苦耐劳的人，都来这里谋生。云南谚语说“矿丁因利益聚集，铜矿由矿丁产出”。自从经历战乱，加上疾病瘟疫，人口大量死亡，仅存十分之一，而且商贾无法流通，田地大多荒芜，各种生计艰难，外省的客民于是止步不前。矿丁既然稀少，即使有优质的矿脉，也没有人力开采。二是炉户亏损太严重。旧例铜砂冶炼后，每百斤征收课税十斤，损耗铜四斤二两，剩余的铜归官府收购。然而法令实行久了弊端就产生，于是铜本方面则扣减平色、故意刁难、拖延等待，收铜方面则私制大秤、重兑浮收，再加上看铜改煎等种种勒索，每百斤铜，炉户获得的价款有的仅得银四五两，不够开销，势必填补旧债、挪用新资，日久积累成巨额欠款。而本省市场价格，每百斤值银十余两，邻省值二十余两，小民趋利不知犯法，良善之人停业，狡猾之人走私，而矿厂事务日益棘手。三是民间资本不雄厚。向来办矿见效快慢不能预期，而分尖泄等如置备器具、修桥开路，以及油米柴等费用甚巨。从前依靠外省富商携带资金来云南开采，百物流通，民间生计借此丰裕。至于本省住户少有殷实富足的，不过是零星凑集，合伙办理。军兴之后常年衣食大多不足，更没有多余资金来谋求矿利。各矿厂炉户既无实际资本开辟新矿，又不忍舍弃旧矿洞，只是陶洗荒矿、烘干燥矿，借以领取官款混过眼前，而承办官员大多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不谋长远，长此以往不过希望恢复额定运输，恐怕竟无期限。四是地方官办理弊端多。从前定章本有驻厂委员，原本因为地方官事务繁多不能亲自驻厂，势必假手亲信幕僚和衙役，官商感情隔阂，徒增弊端。自从前任代理布政使仓景愉请求改归地方官办理。东川、永北等地炉户亏损拖欠日益加深，不仅民间视为畏途，不肯与官府交涉，即使其余有矿的各属地方官，也都畏惧拖累而退缩，大多用矿洞枯竭、山空无矿的禀报搪塞。此时若不改革整顿，势必江河日下，以后更加无从整顿。该司到任以来，凡是遇到官绅商贾稍知矿务的，就向他们咨询利弊，各令条陈意见，并派员弁巡视东川、昭通、永北各矿厂询问。熟悉矿务的老百姓，既然得知受病的根源，于是考求补救的方法，都说铜非矿丁不出，矿丁非利益不集。现在四川患人多，云南患人少，应当先开办靠近川边的东川、昭通、永北、武定各矿厂，依次及于曲靖、楚雄、顺宁、开化、临安，以便于招募聚集。只是人情迁徙无常，必须使他们谋生有资本，然后视为乐土，相继而至。因此应当恢复运道，使商贾流通，口岸日益开放，谋生之路广阔，远近穷民移家定居，人口滋生增多，不但目前矿务有益，而且各属田地也可希望次第开垦，这是事理相同，必然的结果。至于裁革使费以杜绝弊端，预借底本以示体恤，放宽年限以资调剂，另开新矿以图长远，官商并办以期合作，得以顺应人情，鼓舞兴作，一年之间必有起色，三年之后就决见成效。该司并非确有把握，万万不敢轻易议论改革等情，详细请求具奏前来。臣复查云南铜务开办将近十年，屡次督同各任布政使竭力办理，几乎废寝忘食，法令经过多次变化而效果尚难预期。推究其故，寻求遵循法令的人容易，寻求核实筹划善于执行法令的人难。现在该司视力坚定，体察也均真切，所议各条经臣等逐一商讨，意见都相同，立论已具端倪，办理当收实效，自然不便稍拘泥于改革的成见，导致整顿的方法受阻。谨将详到的章程五条另缮清单，恭敬呈上御览，并请旨饬令部院核议立案，以便遵行。其余一切事宜，允许饬令该司随时体察情形，再行斟酌议定办理。

译关于变通鼓铸事宜的奏疏 光绪十一年

两广总督 张之洞

贵州省宝黔局鼓铸钱币的事宜，向来是在贵阳、大定两府设立局所兴办。自战事兴起后，因为工本费用无处筹措，停炉已有二十多年。其中京铅这一项，陆续运存在四川永宁、泸州两局，积累达到二千多万斤。虽然已上奏说明变价以资助军饷，但销路阻滞，计算先后委派官员运销不过一百多万斤，至今尚未销售完毕。现在即使扣除拨给云南的船斤，剩余的仍然很多。臣随后因为所需费用愈发繁多，军事非常棘手，协饷没有到来，陷入绝境，艰难窘迫的情形到了极点。在万般无法筹措的情况下，采取琐碎权宜之计，除了销售铅斤别无生财的良策。只是卖铅必须与铸钱相辅而行，而铸钱又不能不宽裕地筹措工本。在当下国库储备如同洗空之时，万万难以拿出这笔巨款。于是查得前任云南巡抚林鸿年，因为滇省铜矿长久废弃，奏请在东川府属招募商人垫资开矿办铜，钦奉谕旨准许在案。黔省与滇省同样艰难，采铜既然可以招募商人，铸钱自然也可以兴办。追溯自雍正年间，滇省运钱到汉口交易，曾经办有成例。现在正值黔省军饷匮乏，似乎也可以仿照变通办理。况且在贵阳、大定两府设立官局，贼寇气息未平，道路多有阻隔，也不是商民乐于前往的地方。臣与军需局司道官员悉心筹议，查得仁怀厅毗邻四川，商贾聚集，舟船可通，购买铜料运船较为便捷。于是将铸钱章程、卖铅价格妥善商议条款，委派官员前赴该厅考察地势，设立鼓铸局，出示晓谕，召集殷实富足的商民，从永宁、泸州两局领买官铅赴局兴办。凡是建造炉房、雇佣工匠以及制造一切器具的费用，都由商民垫资筹措办理。实际铸钱一千文，完纳厘金钱一百文。钱币质量的轻重，关系到销路的通塞，也就是成本的盈亏，听任该商因地制宜酌情配铸，也不限定使用制钱的成法。该商所领的官铅以及铸出的钱，都准许其运往四川等广大地区销售。铅斤仍然按照旧章按例价缴纳银两，水陆运输费用一概不再另行开销。所有应缴的钱厘、铅价，责成委派官员随时稽查催收，汇总解送省城以资助军饷，不得任其拖延。现在各商人聚集都遵照执行，布置已有头绪，不久即可开办。仰恳天恩俯准兴办，使得借助商本以铸钱，即用铸钱来销铅，不仅成法不至于长久废弃，对于军需也无不有所补助。臣并咨文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各督抚大臣，查明通饬各属，遇到商民买运铜铅以及领办钱文过境，一经查验明白即予放行，免除完纳厘税，不得留难阻滞。外臣为筹措军饷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片上奏。

关于开炉铸钱的奏疏 光绪十一年

闽浙总督 杨昌浚

今年二月，准内务府知会各衙门，恭查大婚礼节，恭敬谨慎地预备等因。伏思宫廷是四方观瞻之所，节俭始于亲身实行，这样风化才能遍及海内，上行下效，道理本来如此。从前汉文帝身穿粗厚丝织品，停止修建露台，以爱惜中等人家的财产，从而致使百姓富庶，天下安定。明帝马皇后穿粗布衣服，史册传为美谈，这是古代事迹中可以验证的。我朝崇尚质朴，历代圣君相承，无不以俭朴勤劳为训诫。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训：“我素来行事不喜欢华丽奢侈，一切器具都以适用为贵，这是我节制爱惜之心，数十年如一日。”人情喜欢新奇奇异，没有止境，难道可以引导他们这样做而不防止其渐长吗？宣宗成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中，也谆谆告诫做无益有害之事，更加示以警戒。圣训昭示垂范，尤其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近来听说内务府每年费用逐渐增加，去年借动部库一百多万两。国家经费有常，宫廷用度多则军国用度就少，况且内府金钱都是百姓的血汗，任其索取，便沿袭前例增加华丽，而小民被征敛鞭打之苦，皇上看不见；叹息忧愁之声，皇上听不到。念及此而忧痛在胸，必定有恻然难安的心情了。方今库藏匮乏，云贵、陕甘回部贼氛仍然炽盛，直隶、山东、河南、江浙等省，太平军捻军虽然平定，民气尚未恢复，八旗兵饷折减，衣食不足，加之其他民族迫近居住，尤其需要预先储备财用，以备不测，这是焦心劳思之时，不是丰亨豫大之日。大婚典礼繁重，应备之处很多，恐怕邪佞小人想要中饱私囊，必定有以铺张体面之说进言的人，应当深察而严斥他们。制定节度，遵守祖训，用来检点身心，崇尚节俭去除奢侈，爱惜民财，就是培养国脉。应请饬令总管内务府，对于所有应备之物，极力节省，可以省则省，可以裁则裁，总以时事艰难为念，不要以粉饰靡丽为能事，那么圣德昭著而天下实在受其福了。

绎礼堂记

刘蓉

万物产生而后有伦理，伦理确立而后有法度，法度修明而后有教化。诗书礼乐，都是圣人根据伦理事物的繁盛差异，制定法度以垂示教化的。我读《

译《仪礼》一书，无论是郊庙、邦国的大事，还是居处、服食的细微之处，乃至鬼神、祭祀的幽深之事，没有不明晰地彰显等级威严，展示礼仪节文，使得人们各自有所遵循而不逾越法度。由此可知，圣王治理天下，用来规范民众的心思耳目并纳入正轨器物，其意义深远啊。生于那个时代的士人，有动作威仪的准则，用来约束外在行为；有道德仁义的训诫，用来涵养内在品德。其中的君子衣着庄重从容，恭敬谨慎以成就其德行；其中的小人也能谨守法度，而以陷入邪道为耻。所以成王、康王的治世，被称为极盛，那么礼教浸润人心，积累日久形成风俗，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

东周以后，上面多有失德的君主，下面没有闻名于世的辅佐大臣，人伦纲纪紊乱，礼制的意蕴逐渐衰微。然而那时朝聘会盟，以及战争干戈之际，必定要诵说先王，陈说典礼以决断得失胜负的定数。至于手持玉器的高低、俯仰的姿态，如果有违礼度，君子仍能由此观察德行的厚薄，而吉凶的征兆，也确实应验了。那么可知圣王用来安定意志、凝聚天命，涵养人心的平和，直到五六百年之后，恭敬懈怠、收敛放纵，仍然在不知不觉中警醒触动人心。传文所谓“规范天地化育而不逾越，细致成就万物而不遗漏”，是多么神奇啊！

汉朝承接秦朝焚书之后，礼经残缺，众儒生从灰烬中捡拾，千百中留存十分之一，精微的言论几乎断绝了。虽然有愿意治理天下的君主，感慨地产生复古的想法，然而文献没有证据，也就不足以具备制作礼制的德行。即使他们抄袭前人的见闻，附会经术，也是多次陈述而义理丧失，末节符合而根本背离。唐宋以来，得失的定数大致可以知晓了。因此政治的兴盛与衰替，只是随着世运推移，交替升降，没有能够维持而不败坏的东西，治术之所以趋于苟且简略，民俗之所以趋于浮薄浇漓，不到百年，盛衰截然不同，这也是情理势态的必然吧？

以前的君子，大概对此有所忧虑，搜集旧有的文献，编列为经传，以彰显古代哲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想要为四方树立典范，维系万事。后来有王者取来阅读，由主干到达枝叶，穷尽源头而探究末流，那么古人用来制定治理、保卫国家、教化民众、形成风俗的意图，可以坐着就获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盛世治理，可以垂拱而坐而达到。即使圣人隐没、神灵逝去，空隔千年，然而日月经过天空，江河纵横大地，乾坤未毁，本来将等待百世之后。我生得晚，来不及亲身参与这文化的兴盛。年少时承受父亲的教诲，笃好礼仪书籍。遭遇时世多难，滥竽充数地窃据禄位，奔波忙碌，没有闲暇安居，然而怀抱这点微末志向，不曾有一天放下。

近来得以退休，私下窥探坠落的头绪，遥远的千古，独自契合我的心怀。于是开始建造绎礼之堂，选取《周官》《仪礼》的经传以及杜君卿的《通典》、江慎修的《礼书纲目》、秦蕙田的《五礼通考》，陈列在几案上，早晚抽绎研读并吟咏歌唱。上窥探以往圣人制作的源头，下比较百代修废的深奥旨意，宏大的纲目豁然开朗，心领神会认为善于阅读的人，抉发其精微，综合其条理，那么就可以进退百王，权衡万变而不扰乱我的鉴识。即使后世事变纷繁复杂，文质崇尚不同，因袭变革损益，不固守旧常，然而昭示垂范的大纲，不可改变，跨越百世也可以知晓。世间有魁儒硕德、笃学嗜古之人，想要崇德而广业，必定在此汇聚归向。新学小生，详察其品节，信服并习练，优游于规矩法度之中，深入肌肤骨髓，也将由此而不背离。我乐于此而不厌倦，舍弃这个想要去哪里呢？

正值春天融和，万景汇聚，天空高悬于上，大地低垂于下，山川草木、鸟兽繁茂滋生，其文采灿烂，其秩序井然。借此仰思圣王开创人伦纲纪、经世宰物的心意，先民有所作为，或许早晚能遇到。至于比较马融、郑玄的异同，探求名物的繁复深奥，喜好奇僻琐碎以作为证据附会，那是近世小儒所喜欢的，不是我志趣所在。

译回复曾相国的信

刘蓉

京畿地区苦于旱灾，政务荒废败落，这确实是贤者劳心焦虑的时候。南方却遭受水灾，楚地、鄂地、江地、皖地，到处都一样。阴阳失调，互相争胜，世道局势实在令人忧虑。我自从回到山中后，闲居无事，懒得再出门，每天拿出先圣古贤的书籍，端坐着诵读。梦中与他们相伴，呼吸之间仿佛相接，意趣所至，常常与古人契合，自己怀疑身处两汉、周、秦以前，而不是当今之世。古代距离现在很远了，人类繁衍众多。有的人同处一个世界，促膝谈笑，却遥远辽阔，至死也不相知；有的人时代相隔遥远，悬隔千年，却精神往来，如同共坐几席。所以，没有比同代的人更疏远的，也没有比远古的人更亲近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志趣记载在典籍中，跨越千年而相互感应。礼书从《周官》、《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下，到儒家先贤的论述，我都粗略地读了一遍。近世江慎修先生笃志研讨，皓首穷经，可谓勤奋了。《纲目》这一部书，条理清晰，只是墨守郑玄的注解，沿袭纬书的谬误，对于礼的根本大义，往往不明白其来源。秦树沣先生搜集旧章，分为五礼，历代掌故，灿烂明晰完备，可谓博学了。然而这也只是类书中较为有条理的一种，他所依据来折衷判断的，拘泥于古礼而不懂其意，只取器物数量的完备而不揣度其情理，不能说不是一种弊病。大概先王礼制的完备，没有完全流传到后世，仅存的又颇为传记所混淆，迷失了本旨。学者如果不能探究义理的根源，精心思考并默默识记，本来就无法通达其意。仪法度数的等级，虽然颇为完备，然而如果不是德行积累于自身，真诚流露于外，也不能符合其情理。所以不仅懂得其义理的人难，而且沿袭其文辞来实行的人更难。拿着先王的礼制，不审察时势，衡量德行，而强迫后世必须实行，是不可以的。取后代沿袭的相似之处，粉饰胶附，以为能符合古人的轨辙，也是不可以的。大概凡是每一代的兴起，必定有每一代的礼制，礼制的兴衰，取决于德行。德行深厚的人，礼制随之兴盛；德行浅薄的人，礼制随之败坏。上等的人精神契合，中等的人文辞具备，下等的人只是苟且而已。所以善于效法先王礼制的，只有德行相似，而不必迹近相同。后世如果有王者，得到礼经的精意，化裁变通，以成就一代之制，而继承周朝的盛世，只要符合中道，何必一定要像古人呢？如果不是那样的人，即使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子孙中，循规蹈矩，从容适应进退的节度，也是所谓德行浅薄、礼制虚浮的，何况汉唐以后的纷纷扰扰呢？然而还固执成法，悬设一个标准来比较轨辙的离合，期望不失尺寸，何其浅陋啊！我愚拙的想法，私下想取礼制的大端，如祭祀、朝聘、燕飨、冠婚、射丧、纪事之类，依据经典援引传记，荟萃众说，而颇加抉发其精意，写成《礼经发微》一书，以阐明圣人所以体现本性、通达情理、治理世事、驾驭万物的根本大法，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至于周朝末期及汉唐以来，僭越苟简，缘饰涂附，疏漏杂糅的制度，以及秦汉间传记杂述和后儒论纂失旨、繁碎、支离、悖谬、荒诞的说法，所以败坏人心、荡佚风教的原因，也都详细分析条辨，写成《或问》附在后面，期望以辅助圣经、扶植人伦，延续坠落的道统以告诫无穷后世。后圣兴起，或许会取而效法，以此来建立中正、确立准则，挽回末世的习俗而回归隆盛的古道，我的意图就在这里。大概天地的运行，没有时刻停止，那么所谓天秩、天叙，端正常伦以协和中和的极致，不容泯灭于人心。虽然时有晦明，道或随之升降，但必定有圣者兴起承接其后，追随前哲的隆盛规制，恢复三代的盛世治理，这是天运循环的自然规律，推究往事预知未来，剥极必复，其理没有差错。

我今年五十四岁，头发凋落，余发苍苍，大半已白，老了。然而心盛志强，几乎超过壮年，正想着追随古人千载之上而亲身驾车跟随他们。如果我的生命本来不可限量，我的志向终于必定实现，术士说寿命应当超过八十岁，虽然心里知道这是谬言，但颇为自喜，且以为确实如此，认为上天尚且想让这个人有知，本来应当赐予大寿以唤醒后世的昏昧者，不忍心立刻夺去他的生命。至于文章之事，常自认为才度薄弱，终究不及古人。如司马氏、韩氏，都是所谓天授，不只是人力所为。其次则是欧阳氏、曾氏、王氏，固然也是能者。然而欧阳文盛行的，不能超过二十篇，曾氏与王氏不能超过十篇，都有轨辙可寻，未曾断绝人攀跻之路，努力去做，大概不难达到。去年试作五七篇，认为颇优于往昔，等到拿三人的盛作比较，似乎还远远逊色。不是学识论议不及，其机趣气运得于自然的，不可骤然接近。他们积累功力的勤勉感动于天，而造诣恰好与之相会，不知其然而自至。然而尚且不能都这样，那么功与力是自身所致的，而天意不可以常遇。曾经自度想要达到，并非再经过十年二十年，大概不可期待。只是生平

译我的志向还有比这更大的，耗费十年乃至两年的心力，仅仅以文人的身份自居，这是我内心所不屑的，因此我摒弃了这种念头，不再从事此类活动已经一年了。然而，这种念头时常在心中浮现，您爱我，认为我应当决然抛弃它呢？还是姑且让它纠缠不断，两者兼顾而共存呢？技艺达到极致的人不能同时擅长两样，播种多的人，恐怕没有求取而得不到的，您将如何教导我？儿子鸿业，资质愚钝，近来又让他处理家务，于是荒废了学业。次子及以后的孩子，小弟弟的资质也属中等，对于浅显的文义，粗略地能够领悟罢了。远近来求学的有几个人，大都不是杰出的人才。近日湖湘地区人才稍显衰退，有高资质的人，又喜欢发表宏大而放纵的言论，诵读西汉的文章而轻视唐宋以下的文章和经学，大体都是这样，这也是风气变化的一种表现。南屏敦厚笃实，喜好古学，超然于尘世之外，南方大概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人，可惜他已经白发苍苍了。近来约定秋凉时来访，并一同前往衡山、九嶷山游览，不知能否成行，但必定会履行约定。云仙修成县志后，又承担修通志的任务，耗费精力于考证订正，而身心却少有裨益，岁月流逝，实在令人感慨。其他的朋辈交游，年少时互相有益的人，年纪逐渐增长，我不喜欢与浮华的少年交往，他们也不乐意接近我，孤陋寡闻，冷清寂寞，颇为自己的见闻少而自伤，这就是我的痛苦所在。先人下葬，过了十年，风水先生大多说不吉利，并且怀疑那里的水势，担心不能长久安葬，于是我又亲自勘察规划，已在六月另选墓地，改葬了。长久以来想请求您撰写墓志铭，担心您事务繁忙或许没有闲暇，拖延至今，但最终不敢委托其他人，因为向来没有相知的情谊，只是用浮夸的辞藻来诬蔑先人的德行，内心不安。恭敬地呈上先人生平事迹的大略，恳求赐予铭文，以照亮九泉之下，世世代代的子孙感激庆幸，无以复加。撰写成时一并请求您用精美的书法书写寄来，已选定腊月修墓，文章一到就刻在石碑上。

译回复刘中丞蓉的信

曾国藩

十二月初，接到八月二十六日您的惠书以及《绎礼堂记》，恭敬地得知您起居安康，勤奋学习不知疲倦。您所居住的地方，似乎就在蓬莱仙岛之间，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周秦以前。如果不是淡泊寡欲、观察事物深邃精微，以无声之乐为乐并与前代哲人为友，大概不足以谈论这些。您研究三礼，透彻地领悟了先王治理世界、驾驭万物的根本，通达义理的源头，于是想要有所著述，以唤醒后世的昏昧，这志向非常宏大，令人钦佩仰慕之情无穷无尽！我也曾粗略涉猎礼经的边界，但因公务繁杂冗杂，未能完成这项事业。导致我受阻停滞而不能通达的原因，大约有几点。大概礼仪没有比祭祀更重的，祭祀没有比郊祀和宗庙更重大的，而郊祀中裸献的节次，宗庙中按时享祭的仪节，早已失传。虽然经过后世儒者殷勤修补，但遗漏不完备之处，与《特性》《少牢》《馈食》两篇相比，详略相差悬殊，无法窥见天子诸侯大祭时森严的典礼。军礼既然位列五礼之一，我以为必定有专门的篇章和细目，像戚继光所记载的各种号令那样，使伍、两、卒、旅各有等级而不相干扰，坐起进退遵循法度而不逾越。现在《仪礼》十七篇中唯独没有军礼，而江永、秦蕙田所辑录的，仅以兵制、田猎、车战、水师、马政等类来对应，使得先王行军的礼仪没有头绪可寻。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而古礼残缺到如此地步，那么其他虽然可以详细考证，又怎么足以用来治理万物呢？前代哲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礼乐并重，而在国子监的教育中，音乐是专精的科目。音乐的极致，能使凤凰来仪、野兽起舞，后世的圣人千年之后听到它也会忘记滋味。想要窥探圣神制作的奥妙，怎么能不研究声乐呢？我对律吕乐舞茫然无知，而历算之学，与制作乐器、审定音律有关，我也终身未曾涉足。年老迟钝没有名声，因此深感耻辱。如果不明白古乐，终究不能穷究古礼，这是曾国藩个人的遗憾。郊庙祭仪及军礼等残缺没有证据，这是千古以来的共同遗憾。这些都是用来自我阻碍而不能通达的原因。贤才豪杰的可贵之处，不只是广泛查考成法而已，还将根据其所处的时代、所居的风俗，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之不违背三代制礼的本意。您来信所说“只要符合中道，何必拘泥古人”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时俗也有不容易改变的。古代祭祀必定有主妇，聘问宴飨也涉及夫人，确实因为在家中和谐，在宗庙肃穆，配偶有笃实的恭敬之德，才足以侍奉神灵而治理万物，所谓有关雎、麟趾的精微意旨，然后才能实行周官的法度。自从阳侯杀缪侯而举行大飨，废除了夫人的礼仪。后世如果让主妇承祭，就会惊世骇俗，被讥讽为异域风俗。然而完全变革，又与《采蘩》《采苹》等诗的精义相违背。古代的宫室与后世不同，研究礼学的人必定想要强行让后代的仪节适应古人的宫室制度。如《明史》记载品官的冠礼，几乎与《仪礼》完全符合，不知道“东房西墙”“房内户东”“坫”这些，明代本来就没有这样的宫室。然而稍微效法《仪礼》的法则，堂庭浅陋必定会有抵触而难以实行的情况。如果真的得到好学深思的人士，不拘泥于古法，也不轻易顺从俗好，在幽深之处探求而使之简易，将会清晰地符合人心。我对昏、丧、祭三礼，也颇想有所增删。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删减订正编成一册，作为宗族乡党行习的根本。我担任官职闲暇少，不能斟酌时俗的中道，最终未能独自完成，这也是自我阻碍而不能通达的一个方面。您山居静修，将撰写《礼经发微》及《或问》等书何不先取这三礼撰写宏篇，使品官庶士可以通行？使用今日冠服拜跪的常礼，而完全符合古昔仁义等差的精义，这恐怕也是造福世人者所应做的事吧？

来信又以文章想要追随欧阳修等人并与之并列，而希望有比这更大的成就，将要决然放弃？还是两者兼得而都成功？就向我来卜问取舍。我私下认为道与文的轻重，争论纷纭没有定论已经很久了。朱熹读《唐志》，说欧阳修只知道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并为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其不可分为二。他讥讽韩愈、欧阳修将道与文分裂为两物，措辞非常严厉。而欧阳修在送徐无党的序中，也将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分为三条途径。他说修之于身的，就是叔孙豹所说的立德；施之于事、见之于言的，就是叔孙豹所说的立功、立言。欧阳修的话，大概是深深仰慕立德的人，而轻视立功与立言为不足贵，并且说用一生尽心于文字的人，都是可悲的。这与朱熹讥讽韩愈先文后道，讥讽永嘉之学偏重事功，大概不曾不先后相符。朱熹作《读唐志》时，难道忘记了欧阳修送徐无党的说法？为什么如此诟病呢？我的愚见认为，事功的成功与否，人力占三分，天命占七分。如果没有天命，即使大圣人也一生惶惶不安而无益于世。文章的成功与否，学问占三分，天资占七分。秉性的清浊厚薄，也是天命。前世喜好文学的人士不可胜数，成功的百中无一，流传的千中无一，他们各自都有天命。孔子将斯文的将要丧失归之于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说道的实行与废弃由天命决定。孟子也以圣

译人对于天道，往往归结为命运。然而文章的兴衰，大道的能否施行与显明，其中都有命运在起作用。所谓命运，是上天主宰的，是我们人力所无法左右的。所谓学问，是人心主导的，是我们能够自我勉励的。自周公以来，只有孔子和孟子道与文都达到了极致。我们这些人效法孔孟，本来就是要同时学习他们的道与文。如果有的体悟了道但文章不昌盛，或者擅长文章但道不能凝聚，那就取决于个人性情所亲近的方向了。如果秉性真诚不足，那就无需再谈论文章了。阁下既然自估可以跻身古人之列，为何要舍弃这些而去别求呢？如果说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文章就会不期而然地精工，这或许上等哲人有这样的情况，恐怕未必是确凿的定论。我过去也曾有意于文人作家之列，悠悠岁月，从未提笔写文章。去年偶然撰写罗忠节、李忠武兄弟等人的碑文，却感到心如废井，杂乱无章，毫无可观之处，这才知道晚年衰退，才华更加不足以匹配自己的见识了。年少力壮时真应当努力，时光流逝，后悔又怎能追回呢？姻亲长辈在上个月六月改葬，行述还没有寄到。如果确实要写铭文，文章必定不足以称颂盛意。南屏也已经衰颓，他游览衡山、九嶷山的说法，究竟是否践行了约定？筠仙修撰《通志》的议定事项，非常浩繁广博，不容易完成。近来又丧爱子，忧伤的情怀如何排遣？寒门已经嫁出四个女儿，三家尚未生子。郭氏女儿生子后早早守寡，感伤悲痛没有边际。内人失明之后，各种疾病接踵而至，医药不断。长媳也多病，次子在元旦生下一个儿子，稍微令人欣慰。我这副身躯大体安适，只是目光日渐昏花，在花镜之上，又加一层花镜，看字还像隔着烟雾。直隶终年大旱，去年秋天没有种上豆麦，今年夏收令人失望。地方官员对此如坐针毡，公私事务都令人焦虑，毫无好心情。向南遥望故乡，恨不得抛弃百事，跟随阁下以畅抒胸怀。

译笔记一则

曾国藩

古代君子竭尽心力、涵养本性的做法，已经无法见到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都遵循礼制。从内在修养来说，离开礼就无所谓道德；从外在事务来说，离开礼就无所谓政事。所以六官的体制完备，而用《周礼》来命名这部书。春秋时期，士大夫中懂得礼制、善于辞令的人，常常足以使人信服并增强国力。战国以后，把琐碎的仪节当作礼，这正是女叔齐所讥讽的。荀子、张载兢兢业业以礼为要务，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喜好古制而不随波逐流，近世张尔岐撰写《中庸论》，凌廷堪撰写《复礼论》，也由此窥见了先王礼制的本源。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将天文算学归入“观象授时”门类，将地理州郡归入“体国经野”门类。在著书的体例上，或许有些驳杂而不精纯；但对于古代经世致用的礼制无所不包这一点，则没有失误。

书仪礼释官后

曾国藩

侍郎胡季临重新刊刻其曾祖父朴斋先生所著的《仪礼释官》，寄给我看，嘱咐我在书前写篇序言。我曾经从《皇清经解》中读到这本书，大致了解了它的梗概。朴斋先生研究礼学，尊崇信奉郑玄的学说，但对于郑说中分歧错误的地方，也不苟且附和。例如《燕礼》中应当以膳宰为主人，而辨析注释中认为是宰夫的说法是错误的；司宫就是《周礼》中的宫人，而指出注释中将其比作小宰的失误；左右正就是仆从之官，如同《尚书》中的左右携仆、《诗经》中的趣马左右，从而证明注释中称乐正、仆人正的说法是谬误的；特牲士有私臣，而感叹注释中说士没有臣属的说法是疏漏的。这些说法既已公允恰当。至于旁征博引、融会贯通，往往通过一件事就能洞察本源。先王制定礼制，依据人的仁爱之情而加以文饰，以表达仁德；依据人的恭敬之心而确立等级威严，以彰显义理。虽然变化万千，但不超出这两个方面。朴斋先生认为《士丧礼》《既夕礼》两篇中提到的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冡人、卜人、隶人、遂匠等人，都是公家的臣属来执行事务的。又认为诸侯的官员，其爵位必定低于天子。圣人辨别嫌疑、阐明细微之处的用意，蕴含其中，假如周朝的诸侯遵守这些规定，怎么会有僭越礼制而设置六卿、自称县公的情况呢？按照前面的说法，臣下去世，君主既亲临小敛，又派遣官员协助各种杂役，如同家人骨肉般悲痛缠绵。按照后面的说法，侯国的各种职司，不敢丝毫僭拟天王，恩义深厚如此，名分严格如此，这都是礼的精微意旨，祖述仁义的本源，又不仅仅是考据详审而已。《仪礼》这一经，自前明以来，几乎成为绝学。我朝大儒辈出，精深宏大的著作，相继兴盛，而徽州一郡尤其兴盛。自婺源江永崛起成为礼经大师，而同邑的汪绂、休宁的戴震，也都博学洽闻，被世人尊崇。其后歙县的金榜、凌廷堪，都有编纂著述，无愧于前代贤者。朴斋先生世代居住在绩溪，与各位大儒地域相近，时代相接，理应载入国史《儒林传》，列在江永、汪绂之后。而哲孙胡培翬，又能继承家学，撰写《仪礼正义》，荟萃各家言论，折中于最恰当的道理。徽州是朱熹的故乡，典章文物，本来就不是其他郡县所能企及的。而胡家世代传承礼教，世家文献，绵延不绝，也足以使笃好古道的士人徘徊留恋而生发仰慕之情。

礼理说

俞樾

礼产生于理呢？还是理产生于礼呢？回答说：礼虽然是先王未曾有的，也可以根据义理来创设。这说明礼本来就产生于理。然而圣人治理天下是用礼而不用理，用礼而不用理，是没有弊端的道理。况且像君臣之间不打官司，父子之间不打官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礼制规定这些关系是不可以争辩的。因为礼制规定不可以争辩，所以用不打官司来杜绝争端。如果不依礼而依理，那么本来就有是非曲直存在了。君臣父子之间争论是非曲直，是大乱之道。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用礼，不得已才用理。为什么呢？天下的人都遵从我的礼制，那固然很好。不幸有不符合礼制甚至大大违背礼制的人，不得不以理来开导他们。这就是古代审理案件的官员之所以名叫“理”的原因。礼，是在诉讼发生之前进行治理；理，是在诉讼发生之后进行治理。然而遇到君臣父子之间的诉讼，仍然不讲理而讲礼。舍弃礼而讲理，这是使天下多起诉讼。况且礼，是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可以遵行的；而理，能够明白它的人很少了。孔子说：“黑边红底的礼服，是礼制。现在用纯白色的布，我跟随大众。”这在圣人是可以的。假如让天下人都让他们斟酌事理来决定遵从或违背，那么必然有得有失。幸运地遵从纯白布的节俭是可以的，不幸地遵从拜下时的过度，该怎么办呢？本来不如一概用礼来约束就没有弊端了。天理的说法，已经在《乐记》中出现，并非宋儒首创。然而圣人治理天下用礼而不用理，理，是不得已而用于审理案件。舍弃礼而讲理，这是审理案件；治理天下不是审理案件。用审理案件的方法来治理天下，人伦的变化就滋生了。现在妇人从一而终，周公在《易经》中记载了它的条文，理本来就是这样的。等到制定礼制时，则有同母异父

译为兄弟服丧，这又是允许她再嫁了。由此可知，圣人对人，是用礼法来约束，而不是用情理来约束。所以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都可以勉励而达到要求。后来的君子如果用情理来约束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完美的人了。唉！这就是《司空城旦书》啊。

译经义杂说二则

俞樾

礼仪中那些不近人情的规定，并不是礼仪的最高境界。我观察《曲礼》这一篇，无非是告诫人们不要做出不近人情的事罢了。并排坐着不要横着胳膊，一起吃饭不要搓手，不要踩到鞋子，不要跳上席子，门开着就跟着开，门关着就跟着关，有后来进来的人就关门但不要关死，将要上堂时声音一定要响亮。君子打哈欠伸懒腰，在旁边侍坐的人就请求退出了。像这类规定，对于人情世故的细微曲折考虑得十分周到，求学的人如果能留意这些，逐渐做到一举一动都符合礼仪，就不难了。至于那些繁琐的条文和曲折的细节，古今都不能通行的，都是礼仪的末节，并不是礼仪的最高境界。

《仪礼》共有十七篇，其中射箭占了二篇。春天在学宫聚会，秋天在射场聚会。先王时代，之所以让士人兼具文武才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记》说：“射箭，是男子的事。”于是用礼乐来修饰它。大概圣人用弓箭来威慑天下，所以希望人人都练习射箭，并用礼乐来加以修饰。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这类事情就是如此。至于樵夫嘲笑高冠的装饰，车夫以短后衣为耻，这是后人的高谈阔论，而不是先王的教化了。明朝初年选拔人才的制度，考中的人还要用五项技能进行考核，其中首先就是骑马射箭。后来这种制度废除了，专门用八股文选拔人才，在造就人才的方法上，或许还没有穷尽吧？

四礼搉疑自序

顾广誉

礼仪的起源始于细微渺茫之处，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用来掌管人事的始终，如果不遵循正道，那么百事就没有依据，放纵邪僻随之而来，风俗人心日益不如古代。方君子多次与我谈论此事，当时我正好潜心研究《大清通礼》，旁及徐氏、秦氏的礼书，于是答应承担此事而不推辞。积累了一年多的精力，写成《家行四礼》一书，其体例都是先列仪节，各自附以集说，最后以附论结尾。这是道光戊子、己丑年间的事。丙午年夏天，我因父母去世守孝，拿出这部书参看，所见已不完全符合，当时有所更正。大概礼仪，先王依次有沿袭和变革，而集其大成的是周公、孔子治理世事万物，深奥微妙，周到详尽，只有汉代儒者还保留着遗意，而礼仪以时势为最大。如果一味拘泥于古义来概括近今，将其施行于事务上，难免多有抵触而难以通达。所以曾认为郑康成是礼学的大宗，司马光、朱熹则是久绝复续的别派。子书的《仪家礼》，功劳不在郑康成注解经典之下。变通，是遵循法度的善道。我平时默默秉持这个意思，又在《通礼》一书中折衷，以阐明当今所崇尚的，共得若干条。自顾学识浅薄，不敢拿出来问世。往年冬天右眼失明，害怕从此不见天日，于是删去仪节集说，只就附论所存，并加以增益，编排为《四礼搉疑》八卷。唉，子春不能复活了！用来匡正四方，懂得礼仪的君子希望有启发我蒙昧的地方。至于推究交流，扩充未备之处，请留待日后吧。

燕寝考序

张文虎

自从郑玄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东房西室来注解礼制，后世儒者纷纷辩驳质疑，没能得到他的本意。然而《乡饮酒记》中荐献出自左房，《乡射记》中出自东房，这是在庠序中施行的，不能据此来驳难郑玄。只有《聘礼》中宾客退下后背着右房站立，贾公彦疏认为这是正客馆。查上文有司入内陈列，注云宾客进入所居的庙及庙门，注云大夫行舍在大夫庙。下文公馆宾，宾客避让，注云君主在庙门正位，与《记》中卿馆于大夫的话相合。贾公彦大概是曲为之说，况且如何解释《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两篇中屡次提到东房呢？有人说东房西室，郑玄专门论述寝宫。然而《公食大夫礼》中宰夫筵席出自东房，郑玄注天子诸侯有左右房，这难道不是明确针对大夫士的庙而言的吗？有人说《士丧礼》中返回祖庙，将灵柩正于两楹之间，注云象征面向户牖。户牖之间能与楹间相对，其室必定在正中，似乎郑玄也认为士庙有左右房。《公食大夫礼》注偶尔失检罢了。查《特牲馈食礼》豆笾鉶在东房，注云东房是房中之东，东夹北。郑玄大概认为士庙不应当有东房，所以用房中之东来解释。那么东房西室，郑玄的意思本来兼指庙寝，非常明显。而且如有人说东房西室专属于寝宫，也有可疑之处。《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使馈置于而退，杜预注东西厢，东西厢是左右房的制度。昭子的寝宫既有东西厢，那么就不是东房西室可知。三礼是郑学，体大物博，不可轻易议论。然而考之于经典而不合，应当另求其故。这只有好学深思的人能心知其意。绩谿胡竹农部湛深于经术，尤其笃信礼学，曾认为郑玄的说法应当有所承袭，必定不是凭空臆造。读《斯干》诗笺才领悟东房西室专为燕寝之制，郑玄注礼时概诸宗庙正寝，是传闻之误，应当以诗笺为正。又参看《内则》《玉藻》《士昏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尚书大传》而知，自诸侯以下其燕寝都是东房西室。东房西室的制度，室则东向开户以通达于房，房则南向开户以通达于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的南面没有门。证之于经传都符合燕寝，考二卷。于是东房西室的说明白了，而注疏以下凡后儒所论的是非也各自显现。农部为歙儒淩。次

译仲教授入室弟子撰写《礼经释例》，成为礼学界的指南。农部又因为贾氏的著作浅显粗略，撰写了《仪礼正义》，但尚未定稿。他好学深思，能够通晓古人的意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端倪了。己亥年秋天，我在武林与他见面，初次相遇便像老朋友一样亲切，结下了忘年之交。癸卯年夏天，因为学海堂刻印的《燕寝考》篇章错乱，他邮寄原稿给我，嘱托我进行校订。钱锡之通守将其编入《指海》中。甲辰年冬天，他又来信嘱托我为书作序。我学识浅陋荒疏，无法证实他的义理，在他刊刻完成之际，恭敬地在书卷开端揭示他著书的大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