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

译如果一个人虽然本性善良，却完全改变了其气质中驳杂的部分，那么他身心无法自我修养的情况，往往是必然的。而且有时好有时坏，几乎显得庞杂而难以分辨。天下国家的根本，其得到修养或失去修养，关键在于少数人、少数世代。如果不处于相应的职位，即使想要修养也无从下手。至于个人的身心修养，并非分外的责任，根本可以自我探求，修养可以依靠自身努力，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如果悠悠忽忽，自甘堕落，归于小人的行列，走上禽兽的道路，这是谁给自己带来的忧患呢？所以我特别痛心地陈述这些，以期望世间那些修养根本的人。

译与曾子植书

刘蓉

分别将近一年，我们各自身处偏远之地，没有机缘相见。多次想寄信给你，但常常苦于没有便捷的途径。想专门派人去问候你，但我那些浅陋的想法想要表达的内容，不知道在你心里是怎样的看法？所以我就沉默不语了。开春时接到你哥哥的信，信中对我的嘱托，情意非常深厚。我打算在五、七月间或许能到省城，借此机会谋面一聚。却不幸遭遇祖母去世的哀痛，而我瘦弱的身躯又日日生病。我自己虽然懈怠荒废了自我修养，哪有空闲为你谋划呢？因此因循拖延，于是变得疏远阔别。而你最终也没有书信问候。这一年学业的进展，志趣的所在，没有人告诉我，我一无所知。然而每当想起你哥哥多年来对我的嘱托，以及你去年与我相处的情谊，我抚胸感慨，没有不呼唤自己辜负了你们的。心中怀想已久，道义上不容沉默，就借着这次派人的便利，略述我的浅陋心意来告知你。我认为人做学问，贵在首先辨别自己的志向。志向不确立，就会因循守旧、萎靡不振，一天天消耗，一月月侵蚀，最终侥幸成功的可能性也没有。如果志向在内心果断地自我决断，那么他的成就也一定很远大。僚的弹丸，秋的弈棋，羿的射箭，庆的雕刻，师旷的审音，公输的展示巧思，庖丁的解牛，他们并非有超过常人的才智，而最终能凭借技艺名扬一世，是因为他们用力专一而志向先已确定。君子对于学问，又哪里与此不同呢？志向在于小处，所以成就的也小；志向在于大处，那么成就的也大。大小虽然不能同等衡量，但关键在于激励我的志向去追随它，耗尽昼夜，忘记寝食，以求达到这个目标而达不到就不停止，这一点是一样的。因此小人立志于技艺以技术成名，君子立志于道义以学问成就德行。根基在于一念之间，而成就在于数十年之后，就像拿着左券去要求右契，最终没有不偿还的。古代圣贤之所以成就不朽的事业，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但是谈论今天的学问，又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世济民之学。这三者都杰出地超出于科举俗学之上，有才智的人争相趋附。但我认为这三者，如果不以道德的实质为根本，那么也与那些俗学同样归于无用罢了。如果想要追求其实质而求得适用，那么不如从事于道义之学。道义之学，其内涵极其高明广大，而实际上是我们心性中天生具备的端倪。其精微之处极其涉及性命天人，而实际上都是愚夫愚妇可以知晓和做到的事情。其功用极其达到参赞天地化育，而关键不超出平常言语行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常规。大概凡是尧舜禹汤文武治理天下的原因，周公孔子颜回曾子思子孟子教育人的原因，都在于这里。学者如果真的能激励自己的志向去追随它，其高可以到达圣贤的境界，最低下也不失为善人君子。比如射手对于靶子，如果将箭靶设在侯位，而每天凝神注矢去追随它，虽然功力所及有远近难易的不同，但其中靶子一定会有那一天。如果不只求正中靶心，那么即使整天拉弓也不知道箭矢指向哪里，何况指望它有一中靶的收获呢？这可以作为做学问而立志于圣贤的人的比喻。然而世上的学者，往往嫌它高远而难以企及，甘愿自暴自弃而不求取，而对于身外偶然到来不可必得的命运，却像鸭子一样趋之若鹜，即使到了冒犯廉耻、舍弃性命的地步也不惜。向往道义像那样，追求利益像这样，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擅长做小人而不擅长做君子吗？凡是他们可以做小人的才能，都是他们可以做君子的才能，假使把使他们成为小人的因素改变为君子，将没有不充足的。然而往往勇于做小人而怯于做君子，不是才能与不才能的差异，而是志向所趋向的不同罢了。现在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只追求利禄，如果稍微自立知道向往学问的人，那么流俗的言论就互相欺骗引诱而震慑他。内心羡慕富贵显荣的遭遇，而外面畏惧庸俗讪笑的口气，感情受慑恐惧而不能自我振奋，这就是士风日益败坏的原因。

士君子读圣贤的书，应当识别轻重，明确取舍，而知道所好所恶。为什么不羡慕做古代的仁人圣贤，而羡慕这些苟且卑贱无耻的众人呢？不畏惧古代的法言庄论，而畏惧这些荒谬无知者的口舌呢？羡慕他们固然将效仿他们，畏惧他们又将思考取悦他们的方法。如果是有自爱之心的人，他对待自己的轻重，应该处于什么地位呢？况且我们住在斗室穷居，不过是一个草野之士。我激励我的学问，独自实行我的志向，这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尚且畏惧众人的嘈杂，不能自我决断。假使一旦位列朝班，跻身显贵，想要有所议论建议，而群小喧嚣浮言全都动摇，那么就将闭口结舌，俯仰顺从别人罢了？胡广、冯道这类人，卑顺媚世，人人都知道嘲笑他们。等到他们持守自身，也不能自我激励。穷居时无法自我表现，立朝时想要施展什么？我看到嘲笑别人的人，行为却踏入了所嘲笑的老路，而坐着看被嘲笑的人乘其后尘。这不是志向不确立而随俗浮沉者的明鉴吗？所以我们的志向，是一日之志，却是终身成败的关键。关键决定于此，而千秋的事业就建立了。关键失于此，而一生的品行就堕落了。假使世上的士人，每天自我磨砺，以遵循先民的规矩，即使由此与过去的哲人争光，也没有困难。假使古代的圣贤，稍微自我降低，以顺从流俗的规则，也将与那些愚昧的人同归于尽罢了。君子追求志向，不期望在人世间立异，也不

译不肯随波逐流，苟且与世俗同流合污。亲身践行仁义，努力实行，不因世人都不这样做而自我阻碍；饱食道德，内心以此为乐，不因终身默默无闻而自我悲伤。凡是所做的事都谨慎小心，在毫厘之间比较义与利，在方寸之心间争夺得与失。每天勤勉不懈，常感不足，目的是期望依循中庸之道，接近成就德行的境界而后止步。等到德行成就时，无论困顿还是显达，没有不得到的；无论进取还是退隐，没有不宽裕的。这是因为平素所树立的根基如此。圣贤应当做的事，人人皆知；尧舜可以成为的榜样，人人皆闻。知道应当做却行动不力，是自暴自弃；知道可以做却推诿，是自甘堕落。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这是下愚之人甘心接受的，却是志士深深羞耻且不肯做出的。所以我现在私下希望阁下先坚定志向，志向既定，然后修习的次序、功力的得失，才可以商议。如果不这样，即使每天谈论学问，也是没有益处的。阁下以为如何呢？我早年不学习，壮年又放荡废弛，如今到了犬马之年的年纪，快要三十岁了，却平庸无能，没有什么长处，这大概是意志消沉、因循守旧的过错。阁下的年纪比我小，而且聪明才力也都超过我，如果趁此盛年，努力自我奋发激励，古人不难达到。如果现在不图谋，那么后人看现在，将像现在看过去一样，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时光匆匆，转眼即逝，还请把我当作前车之鉴吧！我平生迂腐直率，与世俗很少合拍，对于朋友，如果真心爱护，就一定尽到劝勉向善的道理，而不敢宽恕。多年来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虽然自己也颇感自责，但内心终究没有后悔。阁下性情笃实真挚，令兄曾极力称赞，对我也似乎并非无意，所以姑且直言以激发阁下的志向。如果认为对，将在此基础上继续进步；如果认为不对，也希望能有回复。一定要充分讨论，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境界，才不枉费这来回的交流。客居他乡写下这些，虽然粗陋，多遗憾不能尽意，请阁下仔细审察。

译致刘孟容书

曾国藩

去年承蒙您惠赐书信，其中阐明学术的道理非常正确且详尽，而且对我多有宽容体谅之词，意图诱导我进步，并让我陈述为学的大旨，这份情谊实在深厚，实在深厚。

大概我早年未能自立，自庚子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前明和本朝各位大儒的著作，却未能辨别其中的得失。听说这里有人擅长写古文和诗，我便去考察，原来是桐城姚郎中姚鼐的绪论，他的话确实有可取之处。于是我便选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用心研读；其他六朝能诗的人，以及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也都泛览其流派而探究其归宿。然后才知道，古代懂得大道的人，没有不通晓文字的。

能写文章却不懂大道的人，或许有；哪有懂大道却不通晓文字的人呢？

古代圣人观察天地的纹理，看到兽蹄鸟迹而创造书契，于是有了文字。文字与文字相生而形成字，字与字相续而形成句子，句子与句子相续而形成篇章。口头无法表达清楚的，文字能够曲折地传达，所以文字是用来代替口头、流传千百世代的工具。

伏羲既然深知经纬天地人的道理，便画卦来记载；文王、周公担心人们不能明白，于是建立文字来彰显；孔子又作十翼，确定诸经来阐发显扬，而散列于万事万物中的大道，也大致都包含在文字中了。

圣人所珍贵的，是说他们的立身行事与万事万物交错契合而恰当地符合大道，他们的文字可以教导后世。我们儒家所依赖来学习圣贤的，也是借此文字来考察古代圣人的行为，来探究他们用心的所在。

那么，这些句子与句子相续、字与字相续的东西，就是古代圣人的精神，言语笑貌都寄托在这里，相差毫厘，谬误就会千里。文辞气势的缓急，韵味的厚薄，写文章的人一旦不慎，格局立刻改变；读书的人一旦不慎，就会粗鲁无知。

所以曾国藩私下认为，今天要想阐明先王的大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上古盛世，圣君贤相相继治理，天下和乐，道德的精义渗入骨髓，学问的意趣通达于街巷，因此那时即使是捕兔的野人、汉水之滨的游女，都本性贞静娴雅，吟咏起来如同伊尹、莱朱、周公、召公、凡伯、仲山甫等人，他们的道足以使文章工巧，这又不用说了。

降及春秋时期，王室的恩泽衰竭，大道本来就要废弃，文章也几乎完全不同了。所以孔子获麟时说：“我的道穷尽了”，畏匡时说：“斯文将要丧亡”，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百王的法度戒律，流传千世而不磨灭，用心极苦，事业极盛。

孔子去世后，弟子分布各地，辗转流传衍生。后来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有识见并著书立说，大体上是孔氏的苗裔，他们文章的纯正与驳杂，完全视乎他们见道的多少来定差别。见道特别多的，文章特别纯正，孟子就是这样。次多的，纯正程度次之。见道少的，文章驳杂。见道特别少的，文章特别驳杂。

从荀子、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下，次第等级，大致可以指数。

所谓见道多少的分数，是什么呢？回答说：深，博。

从前孔子赞《易》，以阐明天道；作《春秋》，以裁断人事的至当，可谓深了。孔子的门徒有四科，子路懂军事，冉求能富国，向柱史问礼，向鲁国的乐师论乐，九流的说法，都穷尽其源流，可谓博了。

深就能探究万事细微的征兆，博就能探究万物的情状而不困于应用。后来见道不如孔子的人，他们的深有差别，他们的博有差别。

能深且博，而写文章又不失去古代圣人义理的人，孟子、毛亨以下，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超然绝俗，少有匹敌。

许慎、郑玄也能深博，但训诂的文字有时失之于琐碎。程颢、程颐、朱熹也且深博，但指示的话语有时失之于狭隘。

其他如杜佑、郑樵、马端临、王应麟等人，能博而不能深，那么文章就流于蔓长了。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衡、薛瑄、胡居仁等人，能深而不能博，那么文章就伤于简易了。

由此有了汉学、宋学的分别，争辩不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我私下不自量力，错误地想要兼取两者的长处。见道既深且博，而写文章又达到无瑕疵的境界。这点心意，实在过于奢愿。好比让蚊子背负大山，让盲人行走万里，也可笑啊。

上等的人仰慕《通书》《正蒙》，次一等的人则笃好司马迁、韩愈的书。认为这两人确实也深博，而且颇窥见古人写文章的方法。

现在议论的人不探究这两人的识见，就认为司马迁的书愤懑不平，韩愈的书傲慢自喜。而您或许不深察，也偶尔同于世人的说法。

这就像因为《盘诰》诘屈聱牙，就说《尚书》不可读；因为看到郑卫之地的淫乱，就说《全诗》可以删削。这岂不是笼统一概，而没有细细推究呢？

孟子说：“君子所禀赋的本性，即使大行其道也不会增加，即使穷困隐居也不会减损。”

我则认为君子所禀赋的本性，即使读破万卷书也不会增加，即使一字不识也不会减损。离开书籍而言道，那么仁义忠信，反躬自省都具备。尧舜孔孟，没有多余；愚夫愚妇，没有不足。起初不关乎文字。

即使通过书籍而言道，那么道还是人心所承载的道理，

译文字就像人的血气一样。血气确实不能用名理来界定，但如果没有血气，性情又依附在哪里呢？如今那些只会雕琢辞藻的小人，已经沉溺于声律和华丽辞藻的末节；而稍微懂得道理的人，又说读圣贤书应当明白其中的道理，不应当研究文字。这就像谈论观察人时，说应当观察他心中承载的道理，不应当观察他耳目言行和血气的末节，这难道不是荒谬的吗？知道舍弃血气就无法看见心中的道理，那么就知道舍弃文字就无法窥见圣人的道了。周敦颐说“文以载道”，并用“虚车”来讥讽世俗的儒者。那虚车确实不可没有，但车又能行远吗？孔子、孟子去世后，道至今仍然存在，是依靠这辆能行远的车啊。我们这一辈今天如果有什么见解，想要为流传久远做打算，又怎能不早早准备坚固的车呢？所以凡是我卑微的愿望，如果对道有所见解，不仅要有见解，一定要切实地身体力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一定要寻求用文字传给后世。虽然说自己达不到，志向却是这样的。对于百家的著作，都通过它们的文字来校勘他们见道的多少，剖析其轻重而评定优劣。对于汉宋两家争论的起因，都不能偏袒一方以附和那些推崇道而贬低文的儒者之说，尤其不敢随声附和而苟且跟随。深知自己狂妄荒谬，被有道的君子深深排斥，但沉默不说出来，文过饰非就更严重了。姑且因为您的引诱，而陈述一下我的浅见。希望您怜悯我的愚昧而纠正我的过错，幸运极了！幸运极了！

译孟容足下：

两年间三次承蒙您写信给我，我却一次都没有回复。即使是毫无感情的枯木，也不会如此冷漠置之。我本性懒惰，但如果我把这种态度施加给别人，别人难道会认为我对您也应该这样吗？每次展开信纸，想到您心中希望听到我不才的言论，不该就这样罢了，却又总是搁置一旁。日月在上，只有您能鉴察我的苦衷。

得知您信道笃行、努力学习，又能明辨王阳明学说的错误，这非常好，非常好。天下的道，不是两个方面就不能确立，所以确立天的道叫做阴和阳，确立地的道叫做柔和刚，确立人的道叫做仁和义。乾坤毁灭了就无法体现《易经》，仁义不彰明也就无所谓道了。《传》说：天地温和宽厚之气，始于东北而兴盛于东南，这是天地的盛德之气，也是天地的仁气。天地严正凝肃之气，始于西南而兴盛于西北，这是天地的尊严之气，也是天地的义气。这两种气，从它们产生的结果来说，因为仁来养育万物，所以庆赏之事兴起；因为义来匡正万物，所以刑罚之事兴起。适中则治理有序，偏颇则混乱无序。

从它们的本源来说，太和之气氤氲弥漫，流行不止，人、物、圣人、常人，起初所获得的都是均等的。人获得了完整，物获得了偏颇。圣人不仅获得了完整，而且气质最为清朗深厚，习染又没有丝毫牵累，于是能够全面践行所谓的仁义，这就叫做尽性。推广到普通百姓而准确，推广到众多事物而准确，这就叫做尽人性、尽物性。常人虽然获得了完整，但受到气质的拘束，受到习染的蒙蔽，喜好不当就损害仁，厌恶不当就损害义。损害日益严重，本性日益微弱，学问之事由此兴起。

什么是学习？不过是恢复本性罢了。为什么要学习？不过是格物、诚意罢了。格物就是剖析仁义的等级差别并详细梳理，诚意就是举出符合仁义的喜好厌恶并努力完成，这就是它困难的原因。我的身体与万物的生命，其道理本来同源，但至于它们的分别则纷繁复杂而不同。亲爱亲人与爱百姓不同，爱百姓与爱万物不同，乡邻与同室不同。亲疏有差别，贤能有等级，有的相差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万倍，如此不整齐。不知道这些分别而胡乱施为，过分强调仁，其流弊就是墨家；过分强调义，其流弊就是杨朱。产生于内心，危害于政治，其极端都可以扰乱天下，不导致率兽食人不会停止。

所以凡是格物的事情，之所以委曲繁重，就是为了剖析那些不齐的分别罢了。朱子说：“人心的灵明，没有不具备认知的，”这是说喜好厌恶的良知；又说：“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具备道理的，只是对于道理没有穷尽，所以认知有不尽之处。”这是说我们心中的认知有限，万物的分别无穷，不探究那极其不同的分别，就无法洞悉那极其统一的道理。现在王阳明的学说却说：“只要致良知罢了”，这就是任凭内心的明察，就能曲折地符合万物的分别，果真可信吗？帽子和鞋子位置不同，凤凰和猫头鹰栖息不同，这是事物自身具有的分别不同。瞽瞍杀人，皋陶逮捕他，舜背着父亲逃跑；鲧堵塞洪水，舜杀死他，禹祭祀他。这是事物与我相互接触时的分别不同。仁义的差异施行，就是根据事物来区分的。现在竟然认为即物穷理是支离破碎，那就是我们心中虚悬一个固定的认知在这里，与万物完全不相关，却认为都能符合事物的分别，又怎么可信呢？

朱子说：“知道为善去恶，就应当切实用力，务必坚决去除并求得必定得到。”这是说仁义的分别既然明了，就应当尽我们的喜好厌恶来完成事情。现在王阳明的学说却说：“知即是行，格致即是诚意的功夫”，这就是任凭内心的明察，另外没有所谓的实行。心如果明察了，就不必在外表上斤斤计较，即使不仁不义，也不损害心的明察，这是多么简捷容易遵循啊！遵循这种说法而不辨明，差不多就要把天下人都引向佛徒的趋势了！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学问，难道有别的东西吗？不过是即物求道罢了。事物无穷，那么分别不同的就没有极限，而格物的也就没有止息。时刻有一息不格物，那么仁就有不纯熟的地方，义就有不精微的地方。那几位圣人，只有时刻格物，而且用喜好美色厌恶恶臭那样的本能来坚持到底，这才是他们成为圣人的原因。不这样，我没见过他们能成为圣人。自大贤以下，认知有精粗，行为有虚实，贤与不贤依次区分。

国藩不才，也错误地想要从事于此。凡是伦理关系的应酬，各种事务的磨砺，虽然不能完全契合于仁，也一定要追求那种和蔼的样子；虽然不能完全裁断于义，也一定要追求那种有序的样子。日复一日，学业没有增加，言行不一，悔恨丛生，想要使一件事符合它的分别都做不到，看来陷溺很深了。自料这一生，纵然能穷尽万一的道理，也不过是窥探零碎的知识，无法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然而始终不敢放弃这个而另求捷径，认为灵心一觉醒，立刻就能成圣。下愚的人，甘愿守在下愚罢了。智慧有所照不到，行为有所不满足，所以常常感到匮乏，不敢采取那种说法来廓清并极力排斥。愚者多柔弱，道理本来如此。现在您崛起于偏僻之地，却能寻求先王的道，开启学术的蒙蔽，非常好，非常好。这真是国藩祈祷祈求得到的。这里有一位太常唐先生，博学而守约，矜持严肃而随和，最近著成《国朝学案》一书，推崇二陆二

译张君归来，阐发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刻透彻、鲜明显著，犹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又有比部郎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都切实探求朱子的旨意并竭力践行。国藩既然追随几位君子之后，得以听闻末节议论，然而自己资质浅薄鄙陋，又喜好华丽的辞藻，笃爱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诗文，日夜诵读而不厌倦。因此，凡是我所立志的，其大的方面，是想在天下推行仁义，使万物各得其所；其小的方面，则想减少自身的过错，在妻儿中践行道义，确立不违背正理的话语，以垂示教化给宗族乡党。如果有所成就，就以此度过我的一生；如果无所成就，也以此度过我的一生。承蒙您知遇之恩最为深厚，我便毫不惭愧地吐露这些直言，并非敢像拉住路人喋喋不休那样固执己见。

译回复刘孟容的信

您提出的关于学生持守涵养的见解，确实是学者们的良药。读书人研读圣贤的书，不仅仅用来充塞口耳，实际上是用来规范身心。持守不坚固，涵养不深厚，即使每天谈论仁义，最终也是一团糊涂。古人的学问，言语和行为合而为一。用平日所说的话激励自己付诸行动，又把自身的行为体现为言语，所以听到他的言语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今人的学问，言语和行为分而为二。发表议论的人，俨然符合圣学的规范；体现在行事上的人，不免陷入世俗的迷乱。问他的言论，是对的；问他的人品，却不对。纵然他的行事勉强支撑，不至于堕落，这颗心摇摆不定，已经无法在幽暗独处时自我审视。况且涵养不深厚，反省检查就不严密；反省检查不严密，举动必定违背常理；举动既已违背常理，言语必定错误。这些毛病相互关联，其危害无穷无尽。我每当清静夜晚之余，常常后悔往日实践少而议论多。公开场合无法在大庭广众前自证清白，私下里无法在日夜间自我盟誓，近处无法安慰良师益友，远处无法面对圣贤。一时存养疏忽，一时宽松懈怠。时光飞逝，白发催人。内心自问，惶恐不安。霞仙对我说了这番话，我心里深有同感。这不仅是各位学生应当铭记在心的，也是我应当奉为治病的针灸的。只是学者的功夫，穷究事理和保持恭敬，必须齐头并进。不保持恭敬，无法确立穷究事理的根本；不穷究事理，无法彰显保持恭敬的功效。天下的道理，极其精微，从自身到万物，分析它必须先从切近的开始；从一个道理到万千差异，穷究它必须尽其所能。它的道理没有穷尽，它的功夫没有完结。如果对事理有所不明，终究难以保证持守完全得当；如果对义理有所不精，终究难以期望涵养完全纯粹。《大学》教导人们把格物致知作为首要任务，其先后顺序非常明确，不可混乱。朱子补充的传文，在《或问》中恳切地告诫学者，他的功劳直接惠及万世。陆子静不从事讲习，专门致力于践行，因此最终堕入禅学。朱子之所以辩驳他，既明白又详细。他的文集中，虽然有后悔往年教导人们在言语文字上用功的话，这无非是鞭策学者，希望他们把平日的讲习作为身心的准则。他所说的言语文字，本来就是讨论玩索的功夫，不像俗学的词章，是可以放在后面的。如果把讨论玩索放在后面，而只专心于持守涵养，这就又落入陆学的窠臼了。王阳明选取他学说中看似正确的部分，作为晚年的定论。朱子的集注和《或问》是中年未定的说法，后来自己痛悔，甚至自认为欺骗了别人，想改正却来不及了。这种说法的荒谬，前代儒者已经辩驳得很明白了。后世主张良知学说的人，仍然张扬其荒诞，喋喋不休。圣学不明，人们不再从遗留的经典中寻找头绪，正是中了阳明的毒害。我们既然知道它的危害很大，正应当剖析毫厘，决断疑似，以阻挡既已倾覆的狂澜，不可有一毫姑息，让那些入主出奴的人在其中暗中发作。霞仙对晦翁（朱子）佩服至深至坚，而他致力于格物致知，已经多年，本来就要唤醒后进的昏愦，使他们不陷入异端邪说。现在却只举出文集中的一句话，认为学者不加以遵循，专门致力于诵读解说，未免把后面的放在前面，把前面的放在后面。不加以遵循，专门致力于诵读解说，确实中了我们今天的大病。而他所说的先后之义，似乎有不甚明白的地方，希望霞仙取朱子文集的意思，再为明示，以解除各位学生的疑惑，并且不要让良知学派的人借此借口。您寄给我的给某执事的信，极力陈述时弊，再三展读，不禁为之浩叹。这确实有别人不能说的，也有别人不敢说的，忧世之心，可以说深明而痛切。然而我也私下希望向霞仙请教：士君子学习圣贤的学问，明明德、新民，没有不是一己分内的事。朱子称赞范文正公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因为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身处草野，道在求志，成全一己的性天，不必议论人世的是非，鉴察古今成败不必论时政的得失。有忧国忧民之心，不必有感伤时世愤慨世俗的言语。一部《周易》都讲素位，位在潜就潜，潜有潜的道理存在；位在跃就跃，跃有跃的道理存在。禹稷以三过家门不入为中道，颜子以箪食瓢饮陋巷为中道，是因为位分不同。希望霞仙学问随年龄增进，德行随时间增加，把古人的聪明才智合为一己的聪明才智，学问中未尝没有阅历，尽心侍奉父母，以验证平日的讲习；阅历中未尝没有学问，竭尽敬恕的功夫，以成全性分的大义，储备经世济民的方略，以等待国家的任用。精进的功夫，就会越通达越向上。而那些流露在笔墨、形成简牍的言论，尤其应当谨慎，不然。越位的谋划，想要伸张，及身的灾难难以预料，这确实不可不留心。至于身体违和，务必自我保重。养生的道理，大致以除去嗜欲、安定心气、节制劳逸、调节起居为要。披阅经义，虽然应当趁时讲究，精力不能接续的时候，不可稍事勉强，以耗损精血。慎重啊慎重，必须

译留下这副身躯是为了有所作为。承蒙您了解我的心意，我直言陈述浅陋的见解。凭借霞仙您的高明，应当能够宽恕我的狂妄与愚昧吧。近来撰写了《养气论》，旨在阐明天与人道理相通、气脉相连的宗旨，这也算是我喜好议论的毛病。只是因为霞仙您不来，想说话却无人可谈，姑且抒发自己的见解，来代替讲习讨论。希望您仔细审阅，指出其中的瑕疵。如果言论中有违背古训的，或违逆时宜的，或选择时不够精当，或论述时不够详尽的地方，都请一一标明，让泽南得以有所考证辩驳，那真是非常幸运了。

译求阙斋日记一则

曾国藩

本朝博学的学者，确实有很多大儒和才士，但其中为人（为了他人、名声）的多，为己（为了完善自我）的少。比如顾炎武与阎若璩齐名，顾炎武是为了完善自我，阎若璩则不免存有取悦他人的心思；江永与戴震齐名，江永是为了完善自我，戴震则不免存有取悦他人的心思；段玉裁与王念孙齐名，王念孙是为了完善自我，段玉裁则不免存有取悦他人的心思；方苞、刘大櫆、姚鼐齐名，方苞和姚鼐是为了完善自我，刘大櫆则不免存有取悦他人的心思。那些显达而在高位的人，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经是为了完善自我的居多，纪晓岚、阮芸台则不免存有取悦他人的心思。读书人用功，固然应当在幽静独处之时，先将“为己”与“为人”的界限分辨明白，然后审慎地确立方向并致力践行。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没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却能自然茂盛生长的。

拙修书室记节录

吴廷栋

人没有比笨拙更令人担忧的了，然而笨拙本身不是毛病，笨拙却不学习，这才是毛病。如果真的学习了，不仅笨拙不足以成为拖累，反而学习要依靠笨拙来运用。只有凭借笨拙而进步的学习，其认知才是真知，其行为才是坚固而不屈挠的。孔子说：“曾参资质鲁钝，而契合孔子‘一以贯之’宗旨的，正是曾子。”如果不是善于运用笨拙，怎么会这样呢？朱熹说：“即使有上等智慧的资质，也必须运用困顿勉力的功夫。”又在回复南轩先生的信中说：“近来有一种向外追求、心中喜悦而不能自制的倾向，都要按照戒酒的例子来戒除并断绝它。”这就是前辈所说的“下等士人晚闻大道，姑且凭借笨拙来自我修养”，如果能够不断扩充，从此弥补纠正以前的过失，大概会有成功的一天。我曾经窃取这个义理，将我的读书室命名为《惟拙乃修》。只有修养才能转化笨拙，不笨拙就不修养，而想要用巧诈来掩饰自己的人，最终将达到极度的笨拙啊！

求放心说

刘蓉

古代圣贤有治理心性的学问，而没有听说有寻找心的方法。凡是那些在《诗》《书》《礼》《乐》中体现出来、作为后世学问助益的说法，都是治理心性的关键。然而心如果真的治理好了，固然不需要再去寻找，自然就没有放逸的祸患。如果有所缺失，没有不找到寻求它的方法而能自己进步到治理心性学问境界的，这就是孟子“求放心”教诲的由来吧？虽然如此，人们知道这颗心追逐物欲是放逸，却不知道流于昏乱糊涂也是放逸；知道这颗心游荡于渺茫虚幻是放逸，却不知道堕入空虚寂灭也是放逸；知道这颗心沉沦于纷乱庞杂是放逸，却不知道溺于记诵辞章也是放逸。如果不能明辨这些端绪，势必会把放逸误认为存养，它对心性的危害，简直不可胜言，这更是致力于求放心的人所应当知道的。况且所谓“寻求”，哪里是像丢失鸡狗那样以此求彼呢？一定要等到寻求之后才能得到吗？人与鸡狗，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所以可以相互寻求。然而寻求它们，也有得到或得不到的情况，不能必然保证，因为它们分明是两种事物，不能依赖为本来属于我的器具。心只有一个罢了，用心寻求心，就像用眼睛看眼睛，用耳朵听耳朵，没有能够看见且听见的。不仅如此，而且将更加驰骋于恍惚不可捉摸的领域，胶着困扰、急促逼迫，不再有片刻的安宁，这就是佛家“返归寂照”说法之所以悖谬而不可训诫的原因。那么寻求它该怎么办呢？回答说：那些已经放逸出去的，既然已经像流星飞逝、闪电奔驰，不可再追回了。至于那些刚刚觉察而忽然存在的，不可以不提起警觉，以希望它重新存养。存养的方法，没有别的，也就是“约束在义理的途径上”罢了。这颗心一旦离开义理之外，就会瞬息千里，顷刻万变，不能用方位来寻求。我一旦惊惧地自觉到心放逸了，那么先前那瞬息千里、顷刻万变而不可测度的，本来就不需要束缚而自然回归到虚灵的本舍了。于是用主敬来持守它，用穷理来精研它，在端庄静一中涵养它，以确立根本；在学问思辨中约束它，以广博趣味。这样我的心有所向往和遵循，等到时间久了就安适了，随心所欲而不逾越中正的准则。这就是求心的方法之所以成为求仁的途径的原因。如果不致力于此，而是拘束操切，侥幸希望一天之内存养，反而可能有躁动不安的情况，这就好比马一样，担心它脱缰狂奔，不可驾驭。于是拴住它，加上枷锁。不是不驯服，然而情志更加紧迫，就会更加奋跃徘徊而不能安宁。这难道是好的方法吗？造父在这里施加缰绳，规范我的驰骋，在通衢坦道上按辔徐行，左手控制右手勒紧，指顾之间可达千里。他的用力不劳苦，而自然没有奔逸的祸患，这是因为掌握了操纵的方法罢了。因此善于驾驭马的人，制约它使它前行；善于持守心的人，约束它使它通达。如果掌握了方法，即使一天的空闲，周览八方，应对万变，而神明的作用无处不存。如果失去了方法，即使终身枯坐寂守一隅，我知道必定会背离而驰骋。那么君子在这里，也可以得到用力的方法了。我忧虑学者放逸其心而不寻求，或者寻求而不遵循正道，而且纷扰烦迫，反而加重了毛病，甚至堕入释氏清静寂灭的归宿。所以作这篇说以晓谕他们。

原学仪顾堂集

陆心源

学问，是学习如何做君主，学习如何做臣子，学习如何做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三代以后，有小人的学问，有异端的学问，有小儒的

译学习，有大人之学。那纵横捭阖的权谋之说，坚白同异的诡辩之辞，词赋这类接近俳优的文学，以及借诵读经典来诬罔圣贤的行为，对内不足以修养自身，对外不能有益于他人，如果只是为了迎合时俗、取悦君主、窃取高官、迷惑愚众，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把学问当作禽兽般的玩物，这些都是小人之学。黄老主张清静无为，杨朱主张为我，墨家主张兼爱，申不害和韩非主张刑名法术，佛教主张慈悲，运用这些学说也足以建立国家，探究其本心也是旨在纠正偏颇、救济世人，然而它们偏离了先王的教化，违背了圣人的正道，都是异端之学。研究训诂，通晓假借，考证名物，分析异同，只认为伏生、郑玄是对的，宁可说孔子是错的，这是考证之学。文章必须修饰，辞藻必须雕琢，表面附会孔孟，祖述韩愈、欧阳修，洋洋自得地夸耀自己是通过文章来体现大道，这是文章之学。说话缓慢，步履从容，戴着儒生冠帽，穿着缝制整齐的衣服，分析性命之理必定精微，辨析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局限于某一位先生的学说，不广泛考证圣人通达的道理，这是性命之学。这几种学问，几乎接近大道了，然而考察古代是适宜的，推演到当今却未必适宜，表现在言论上是正确的，检验于行为上却未必正确，修养于一己之身是优秀的，施用于天下却未必优秀，这些都是小儒之学。至于大人之学，是怎样的呢？学习，就是学习如何为君，如何为臣，如何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向上探究古今兴衰的原因，中间通晓宇宙利害的情状，向下严守身心义利的界限。像汉代的贾谊、董仲舒、诸葛亮，唐代的陆贽、李泌，宋代的范仲淹、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陈傅良、吕祖谦，元代的魏了翁，本朝的顾炎武、黄宗羲，就是这类人。这就叫做六儒之学。

译【学论寄村居集】

古代的学者，不过是学习先圣先贤的言行罢了。大概从他们做弟子的时候起，就已经端正了性情，确立了志向，然后诵读诗书，广泛了解前人的言论和往事的经历，以此来积蓄自己的德行。等到他们进入学校，就一并练习出征、献俘的礼仪，而对于同时代的人才，只要有一点点值得效法的长处，也一定要寻求并认识他们，作为自己实践修行的辅助，所以一旦担当事务，就能直接施行而无所顾虑了。即使时代不同、形势特殊，不能直接运用所学，但只要对古人的言行，平日已经好学深思而领悟了其意旨，就能随机应变，而在应对时不会穷尽，这才是真正学习古人的成效。现在的学者却不是这样，那些专门攻读科举业、空洞无用的人就不必说了。一两个有志向的人，钻研经义，高谈汉儒，然而他们的学问，只是每天寻找古人的短处，想着趁有空隙时加以攻击，以博取一时的名声，而对于那些可以切实体现在行事中的道理，本来就不了解。等到世道变化、事端兴起，那么他们平日所谈论的与这些毫不相干，于是惊慌失措，甚至名节道义荡然无存，与那些空谈的人一样。况且古代的人，不只是从小学习的人，对于天下的事务，好像向来熟悉，即使是俗吏、武夫稍微知道向学，往往不出几天就卓越地不同于众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学习了古人的言行而有收获罢了。认识了古人的几十上百件事，而恰好遇到与古代不太不同的事情，推而行之，功名就显赫了。现在读古人的书，每天只想在其中找到可以插嘴的地方，以打动人们的听闻，从而博取声誉富贵，难怪天下的事务日益败坏，而没有能够挽救的人了。

先父平生的志向和品行，大致可见于《诗文存草自序》，已经列入学术、儒行类了。这里恭敬地摘录几篇有关效法古人、训导风俗的大道理，分别列入“原学”“宗法”两门，使读者更能通过文章来考察他的品行。士浚恭敬地记录。

【移建上海县学记】（代蓝观察蔚雯作）

上海县学原来在县城东面。宋代景定年间，当地士人唐时措开始建造文昌宫，修建古修堂，作为诸生学习的地方。等到元代至元三十一年，设立了县，于是改为县学。元朝大中年间，有人将县治移到西面，不久又恢复原址。此后增修不一，但常在东面。现在毁于火灾的旧址就是这里。古代诸侯的学校叫頖宫，也叫泮水。《毛诗》郑玄笺注、朱熹传注都以水来解释。学校必须有水，由来已久了。本朝对教学更加详尽。上海县学在乾隆三十三年，张尹记载说：修缮沟渠道路，连通水池贯穿城门，从户部北出，刚呼吸疏通，那么泮水的形状还可以想象。然而距今不到百年，沟渠堵塞，地势逼近市场，尘土污秽堆积，泮水直到黝黑不可直视，本来已经失去了洁净清亮的意义了。今天子纪元的第三年，广东福建的匪徒袭占上海。乙卯年元旦收复，进入县城则学校被焚毁大半。我正好总理善后事宜，除了修城浚壕外，并谋划如何更新学校。士人们于是以旧址焦枯荒芜，请求将学校移到西城右营署基址。我查看其图式，水流贯通，城墙环绕，而且地势远离喧嚣尘土，确实胜过旧址。查阅志书记载该地在胜国时为海防道署，因裁撤故归营。现在营房复建于东南几步处，得到广东商人前置公所的地，建衙营基仅存瓦砾，用它来移建学校，本来无不可。既呈报大府获准，于是取其地十六亩，并购买民地十二亩有余。衡量材料致用，而委派学博章君安行及诸生贾生履等，在岁孟秋开始动工，一个月后舍菜祭祀。门观显赫庄严，殿阁崇高深邃，神位清静严密，祭祀用品完备。博士的庐舍列于渠外，因地制宜，不奢侈不简陋。对于泮水的称呼，其尚有当。既章君偕生等请求我为记。我认为古来学记，蓄道德、能文章者为之，才可垂之久远。如曾南丰宜黄学、筠洲学，朱子静江府学、铅山县学等记，不必官其地始为之也。我不学，大惧无所发明以救时弊，已不获辞。则曰：移建设固得所矣。然所以移建者，岂不以粤闽匪徒据城时，宫庐尝被污秽哉？夫下无学，贼民兴。所谓无学者，非必学校废也。诵章句、课文章，而内不能修身，外不能镇俗，其浮薄者，至与商贾竞淫侈。匪人之耳目者，因乘间求餍其欲，此所以世变亟也。然则余及都人士，宜痛自惩艾，亟亟明伦，以倡乡党，以合情谊，而由体及用，至于谋问囚之故，罔不究心，庶不负圣朝教学之意，而古道复见今与？闻者韪余言，因撮要记之，而识其细于碑阴。

【量随识长论】

豪杰之所以不同于凡庸的人，表面上是气量不同，实际上是见识不同罢了。被万物所笼罩，那么气量狭隘，需要有见识来破除它；被众人的见解所束缚，那么气量拘谨，需要有见识来开启它。凡此笼罩束缚，能脱去一分，气量也就扩大一分；脱去十分，气量也就扩大十分。没有没有见识而能脱去笼罩束缚的，也没有不脱去笼罩束缚而气量自然扩大的。

译古人承担事功，有容纳事功的度量；享受富贵，有容纳富贵的度量；遭遇挫折，有容纳挫折的度量。尧顺承天道而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这是容纳事功的度量；舜和禹拥有天下却不将其据为己有，这是容纳富贵的度量；颜回受到冒犯却不计较，孟子说面对蛮横无理要三次反省自己，这是容纳挫折的度量。没有容纳事功度量的人，承担事功没有不自我夸耀的；没有容纳富贵度量的人，享受富贵没有不放纵淫逸的；没有容纳挫折度量的人，遭遇挫折没有不违逆抵触的。没有别的原因，这是因为事功、富贵、挫折若有见识来驾驭，那么随时随地都能显现出容纳的能力；若无见识来主宰，那么随时随地都会被其笼罩束缚而无法自拔。既然如此，程子说“度量随着见识的增长而增长”，哪里能忽视见识的极致呢？知道事功虽然宏大，都是我本性中固有、职责中应当做的，怎么会夸耀呢？知道禄位都是身外之物，万物本来与我一体，那么富贵怎么会放纵呢？挫折怎么会抵触呢？因此，度量狭小的人，不能直接去追求度量，应当去追求见识。见识不是一天就能达到的，所以度量也不是一天就能宏大的。就像草木一样，必定是逐渐生长的。用道义战胜世俗的精巧，用学问祛除庸俗浅陋的见解，对事物道理观察得精微，那么胸襟自然宽广；对人情世故阅历得熟稔，那么意气自然平和。通过培养见识来培养度量，度量随着见识的增长而增长，本来就不能期望突然达成，而是出于不知不觉之中罢了。因此，古人以培养见识为要务，格物致知是为了精纯这种见识，用真诚充实它，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端正并扩充它，都是为了锤炼这种见识。见识的增长没有止境，度量随之增长也没有尽头。学者阅读古人的书，并非不自我抬高见解，但最终不能从笼罩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是虚浮的见解而非真正的见识。至于不善读书，禁锢了灵明而堕入理障，这是自己误导了见识，在笼罩束缚之外，又增加了一层蒙蔽。这不仅对度量没有益处，而且对度量有深深的危害，这又怎么能不加以辨别呢？

译《论语说》

李元度

阅读《论语》，便可知圣人捍卫道统的严厉。大凡异端以及百家九流后来产生的流弊，都被彻底杜绝了。所谓的异端，包括神农的学说、老庄、杨朱、墨子、申不害、韩非、佛道，以及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商鞅、李悝等人的学说，都是如此。在孔子时代，这些学说尚未完全出现，但已显露出端倪，孔子都加以辞令驳斥。司马谈将阴阳、儒、墨、名、法、道列为六家，班固又增加了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农家、兵家辞赋家、术数家、方技家，其种类众多。而圣人预先知道它们的流弊并加以防范。比如樊迟请求学习耕种园艺，这就是神农学说者的见解开端，所谓一起耕种吃饭，做饭吃饭就能治理国家。大概后世称述上古，多失去其义理，就像阴阳家、方技家称述黄帝，汉人称述黄老一样。孔子说：“樊迟是小人，再次用大人的事来教导他。”这正是孟子劳力、劳心的说法。这是阐明义理而言，神农学说就被驳倒了。直到许行开始申述它，又被孟子驳斥，其危害才平息。原壤母亲死了却唱歌，蹲坐等待，是孔子时代老庄流派的人。晋人清谈，说礼难道是为我们这类人设的吗，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阮籍听说母亲死了，仍然下完棋局，正与原壤相同，难怪夫子斥责原壤是贼。子桑伯子不穿衣冠而居住，想让人道等同于牛马，也是学习老庄而失之过于简略的人。有子说“知道和而追求和，不用礼节来节制”，都是自我放任于礼法之外的人，以此警示。以德报怨，是老子守黑守雌的学说。孔子驳斥他说：“用什么来报德？”其说法就被驳倒了。接舆扛着草筐，长沮、桀溺和丈人，废弃君臣之义，洁身自好却扰乱大伦，已开辟杨子“为我”的先路，难怪孔子早早就辨明它。庄子称墨子“生不歌唱，死无丧服，桐棺三寸而没有外椁，作为法式”。韩非子称墨者的葬礼，“桐棺三寸，服丧三个月”，大概以薄葬为他们的道。其书认为三年的丧礼败坏男女之交，宰我问缩短丧期，大概不知不觉浸淫于墨氏学说了。他问“从井救人”，也就是“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意思，得到孔子明确告知，万世的论断就确定了。楚国的直躬证明父亲偷羊，近于无父的教化。墨子称帝尧“土阶茅屋，采椽不刮，食土簋，喝土鉶”，以此作为万民的表率，这又是棘子成“质朴而已”说法的来源。圣门弟子都有纠正的方法，难道要等到孟子才开始驳斥杨墨吗？申韩的学说，是名法家的言论。季康子想杀无道之人，就有道之人，其意已专尚刑名。孔子既已非议他，又说用刑罚来整齐，百姓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所以遏制申韩的焰火于未起之时。后世酷吏的祸患，圣人大概担忧了。佛道的宗旨，近于老庄，以清静寂灭为教化，求脱离生死，而因果轮回及丹鼎符箓禨祥祈祷之事由此产生。卫人称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物，是寂灭的行为。孔子既已辨明其不然，又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以道为判断，则生死不足言。等到季路问侍奉鬼神，问死，就告诉他某人的祈祷已久，而符箓祈禳的说法就被驳斥了。后世人主喜好佛老，服药求长生，斋醮祷祠，被史册讥讽，圣人都已在细微处洞察。至于谶纬之说，班史所说的阴阳家、术数家。子张问十世可知，已渐渐堕入术数的智巧，孔子以礼为准绳，而后王相信图谶、奉行赤符的人可以反悔。孙武、吴起、司马穰苴，班史所说的兵家。卫灵公问军队阵势，子路问率领三军，都独重兵家言论，孔子都不予回应，后世争地争城的人可以反悔。商鞅开辟阡陌，李悝尽地力，是纵横家的属类。孔子很少言利，又严厉斥责聚敛的冉有，则固预先有以防之。虞初、齐谐，班史所说的小说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又以言不及义、好行小道为难，则于后世造小说以害人心者，也预先有以防之。公孙龙作坚白异同的论辩，大约主张变易是非，自孔子明言不磷不淄，而坚白的真义就出来了。不但如此，他说中庸民鲜能，则逆知后世有索隐行怪的徒众。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则逆知后世蔑古妄作，非议尧舜而轻视汤武的人。他说可与立未可与权，则逆知后世有子墨执中的弊病。他说下学而上达，温故而知新，则又逆知道后世有金谿、慈湖、横浦、白沙姚江诸家的流弊。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大概都在异说初萌时极力折服，为万世考虑至深远。至于他说有言者不必有德，则又举辞章家的过失而砭订。那么百家诸子，莫能出圣人的范围，而其说具详于《论语》，读者可不尽心吗？

《答友人论异教书》

李元度

风俗的厚薄从何而来？只是一二个人心的所向而已。百姓的生性庸弱者众多皆是。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尊奉他们而接受命令。而智者所言尤其众多。此

译如果有一两个人的心向道义，那么众人就会跟随他们去践行道义；如果有一两个人的心向利益，那么众人就会跟随他们去追逐利益。众人所趋向、大势所归附的地方，即使有强大的力量也不敢违背。所以说：搅动万物的没有比风更快的。风俗对于人的心志，开始时很微弱，但最终却不可阻挡。先王治理天下，让贤能的人都担任要职，他们教化百姓都以道义为准则，所以道理统一而风俗相同。世间的教化既然衰微，所谓的那一两个人并不都在位，他们内心所向往的，势必不能不变成口头言论，并传播为舆论风气；而众人势必不能不听从，并逐渐形成习尚。于是同党兴起，而一时的人才也就出现了。有以仁义倡导的人，他的同党也会为仁义而死而不顾惜；有以功利倡导的人，他的同党也会为功利而死而不回头。水往湿处流，火往干处烧，没有言语不产生影响的，这由来已久了。现在身居高位的君子，动不动就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自己占据着高明的地位，不先以自己内心所向往的去改变习俗，从而陶冶教化当世的人，反而推脱说没有人才，这难道能说不诬蔑吗？不能。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如果有喜好道义的人，他的智慧足以影响十个人，就一定能从十个人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而加以任用；他的智慧足以影响一百个人，就一定能从一百个人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而加以任用。既然如此，那么改变习俗而陶冶教化当世的人，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人这样，凡是有一官半职以上的人都负有责任。拥有国家的人采纳我的说法并记住它，就会谨慎地选择与自己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士大夫采纳我的说法并记住它，就会战战兢兢地谨慎自己内心所向往的，害怕一旦不当就败坏风俗、残害人才。按照这样去做，几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到成效的吗？不是预先就能看到的了。

译圣哲画像记

曾国藩

我立志求学不早，中年时跻身朝臣行列，偷闲翻阅旧书，略微涉猎先圣、昔贤、大儒、长者的学术渊源。但我资质愚钝且多病，百事无一成就。在军旅中奔波劳碌，学业更加荒废。战乱尚未平定，而我的年龄将近五十岁了。过去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见其中所列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氏多到数不胜数，有的如日月般昭著，有的则湮没无闻。等到我担任文渊阁直阁校理，每逢二月侍奉宣宗皇帝进入文渊阁，得以阅览《四库全书》，其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前代的藏书。而仅存目录的数十万卷书籍，尚且不在此列。唉！书籍何其多啊！即使有天生聪慧的资质，累世也不能完成这项事业，何况资质平庸的人呢？所以书籍浩如烟海，著述者众多，如同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量所能饮尽的。关键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既然自量能力不足，于是挑选古今圣哲三十多人，命令儿子纪泽绘制他们的遗像，汇成一卷，收藏在家塾中。后代子孙有志读书，取法于此就足够了，不必心驰神往地广泛追求，而文化的传承，没有比这更大的意义了。从前在汉代，如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列女传》也绘制画像，以此感发人心、激励志气，由来已久，人们已经习惯这种方式了。进而探求其中的精神意蕴，微妙之处契合心意，诚心求索，仁德难道遥远吗！

尧舜禹汤，史官只是记录他们的言论罢了。到了周文王被囚禁，才开始创立文字，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光辉显著，儒家之道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独尊孟子，而宋代的贤者认为孟子可以位列孔子之后，推崇他的著作以配享《论语》。后世的评论者，没有人能改变这一观点。这里将孟子的画像绘在三圣人之后。

《左氏传》经文多涉及两周的典章制度，而喜欢称引奇异荒诞的文字，浮华超过了质朴。太史公称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寓言也占了十分之六七。班固见识宏大、情怀孤高，远不及司马迁，但经世治国的典章、六艺的宗旨、文字的源流、幽明的情状，灿烂完备，难道会与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先生面前争辩得失，沾沾自喜地自我标榜的人一样吗？

诸葛公身处动荡乱世，穿着儒者的服饰，从容合乎中道。陆敬舆侍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领，用极度的光明烛照，用极度的真诚引导。好比驾驭劣马攀登峻岭，纵横险阻而不失奔驰之势，何其神奇啊！范希文、司马君实，遭遇的时代较为兴盛，但坚贞卓绝、诚信不欺，各有独到的造诣，以道义自持，蔚然形成风俗，意气和度量也非常深远。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帝王之才，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管仲、晏婴之类大概不能企及。而刘歆认为董仲舒受师友熏陶，还达不到子游、子夏的水平。以我看来这四位贤者，虽然不及伊尹、吕尚，但肯定比董仲舒贤能。现在将他们分类画像，可惜不能像刘向父子那样论定他们的地位罢了。

自从朱熹表彰周敦颐、二程、张载，认为他们上承孔孟的道统，后世的君主、宰相、老师、儒生笃信坚守这一学说，没有人能改变。乾隆年间，大儒辈出，训诂博辩，超越前贤，另立旗帜，号称汉学，排斥宋代五子的学说，认为不能独尊。而笃信五子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其支离破碎有害于道，争论不休没有止境。我看五子立言，其大体多符合孔子、孟子的思想，怎么能议论呢？他们解释诸经，稍有不当，固然应当取用近世的经说来辅助，又怎么能摒弃这些言论而自我狭隘呢？这两种观点，我都讥讽。

西汉的文章，如司马相如、扬雄的雄伟，这是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刚之美。这是天地的义气。刘向、匡衡的渊深典雅，这是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柔之义。这是天地的仁气。东汉以来，文章淹雅不亚于古人，但风骨稍显衰退。韩愈、柳宗元兴起，尽取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多变，而纳入细微事物之中，难道不奇怪吗？欧阳修、曾巩都效法韩愈，而体质更接近匡衡、刘向。文章的变化，无法穷尽探究，总之不出这两条途径，即使百世也可以预知。

我抄录古今诗歌，从魏晋到本朝，得到十九家。大概诗歌之道，广阔无边。嗜好趋向，各自看其本性所近。如同各种美味，罗列在鼎俎之上，只取适合我口味的品尝，吃饱罢了。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辨别品尝后才做一道菜，这是大迷惑。一定要强迫天下人的舌头，都同我所嗜好的，这是大愚蠢。庄子有言：“大迷惑的人终身不解，大愚蠢的人终身不灵。”我在十九家中，又笃守四人。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欢他们的人十之七八，非议他们的人也有二三。我害怕蹈庄子不解不灵的讥讽，就取足于此，终身以此为足罢了。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通千古，但八篇书颇嫌简略。班固的志较为详细，但断代为书，无法观其会通。想要周览经世的大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通考》，与杜佑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不是其同类。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多推崇许慎、郑玄

译我很少谈论杜预和马融。我用许慎、郑玄的学说考辨先生著作的渊源，用杜预、马融的学说辨析后世沿袭变革的关键，这在追求事实真相、探求客观规律方面是一致的。所以一并绘制图表。

译先王之道，用来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统筹万物，归结到哪里呢？也不过是礼罢了。秦朝焚烧书籍，汉代诸儒所搜集整理的，郑康成之所以卓绝超群，都是因为礼。杜君卿《通典》中谈论礼的内容，十分之六都是关于礼的，他的见识已经跨越了八个朝代了。宋代张载、朱熹所讨论的，马端临、王应麟所编纂辑录的，没有不以礼为谨慎专一的。本朝学者以顾亭林先生为宗师，国史《儒林传》将他列为首位。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就毅然有“坚守先贤之道，等待后人继承，除了我还有谁”的志向，多么壮烈啊！此后张嵩庵撰写《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尤其把礼当作首要任务。而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列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都用礼来贯穿，可以说体例宏大而思虑精微了。我绘制本朝先贤遗像，首先画顾先生，其次画秦文恭公，难道没有细微的旨意吗？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王怀祖的学问，都不纯粹局限于礼。然而姚先生持论宏大通达，国藩我粗略理解文字，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远远不可企及，所以把他们列在最后。

姚先生说：学问之道有三，叫义理，叫词章，叫考据。戴东原也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这样的才俊，确实不能用一个方面来衡量。至于葛洪、陆九渊、范仲淹、马光祖，在圣人门下则是德行兼政事。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在圣人门下则是德行科，都属于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圣人门下则是言语科，也就是所谓的词章。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在圣人门下则是文学科。顾炎武、秦蕙田接近杜预、马融，姚鼐、王念孙接近郑玄、许慎，都属于考据。这三十三个人，师从其中一人，阅读其中一本书，终身运用也不能穷尽。如果比这还浅陋，却向外寻求益处，好比挖井九仞却不及泉水，因为一口井太窄，一定要广泛挖掘几十上百口井，身体衰老力气疲惫，最终没有见到泉水的一天，这哪里恰当呢？

自从佛教徒谈论因果祸福，行善得报的说法，深深植入人心，牢固不可破除。士人正在读书学习时，就期望在科举仕途得到回报；或者稍微读点古书，窥探著作之林，就期望在近处远处得到赞誉，在后世获得名声。编纂著作还没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人的口头传播，进入别人的耳朵，来补偿我的辛劳。早晨耕作晚上收获，一次施予十倍回报，好比卖酒卖肉，喧哗吵闹地向借贷者索要，又收取加倍的利息。禄位利益不能实现，就侥幸期望后世不可知的名声；更严重的，甚至说孔子生前没有得到职位，死后祭祀的待遇比尧舜还隆重，用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情况来互相安慰，多么浅陋啊！现在集市上的三家店铺，利益分毫必争，或者一百钱的债务，怨恨波及子孙；如果通衢大道贸易，货物堆积如山，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钱的有无，就没有空闲计较了。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通充裕，那么几十上百缗的费用，就没有空闲计较了。都是人，所掌握的大，尚且不暇计较小的，何况上天所掌握的更大，而对于世人毫末的善行，口耳分寸的学问，一一谋划如何回报，不也太劳苦了吗！商人经营货物，同时同地，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应试者从事同样的学业，有的考中有的落第；做学问写书的深浅相同，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有的有名有的无名，也都是有命定的，不是可以勉强企及的。古代的君子，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大道不明，自己不免成为乡人，一息的松懈，是忧虑；安于平易等待天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是快乐。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到王氏，没有不终身忧虑，终身快乐的，没有什么祈求，没有什么回报，自己则自我隐藏，哪里在乎名声？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感怀才不遇，怨愤表现在简册上，他们对于圣贤自得的快乐，稍微违背不同了。然而他们自惜不世之才，不是那些没有实际而急切追求时名的人相比的。如果急切追求名声，那就离三十三个人远得很了。将要去燕晋却向南驾车，对于方法不也太疏漏了吗！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葛洪、陆九渊、范仲淹、马光佐、周敦颐、程颢、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商隐、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怀祖三十三人，豆馨香，临之在上，质证在旁。

船山遗书目录序

邓显鹤

船山遗书刻印完成，于是冒昧地在后面写道：“自从孔子去世，大道就衰微了，七十子门徒的遗言残余，不绝如缕，遭遇秦朝焚烧毁灭，荡然无存。汉朝兴起收拾余烬，才开始设立专门，各自抱持一经，私下传授。孔、郑诸儒，开始贯穿典籍，钻研训诂，直到其弊端，混杂于谶纬，堕入支离破碎。魏晋以后，崇尚虚无，流变为佛老，学术纷歧，世运阻塞，圣人之道，叹息啊！唐代义疏之作，具有端绪，但是是非得失，没有折衷。宋代真儒出现，经学乃有”

译定论。至于近代学者，痛恨浅陋儒生空谈心性，偏离了考据古学的正道，于是竟然厌恶鄙薄程朱理学，专门考求古人的制度名物，以此自认为博学；甚至有的剽窃先儒言论，删去那些驳杂荒谬的说法，以此自认为独特。而一两位天资高迈旷达的人士，又往往被“良知”说所误导。先生对此深感忧虑，平生论学，以汉儒为入门路径，以宋代五子为深奥境界，而追溯其根本渊源，尤其在于《正蒙》一书。他推究阴阳法象的情状，往来原反的道理，反复辩难，累计千言万语，因此对上蔡、象山、姚江的归咎非常严厉。有人怀疑他的话说得太过分，但考察他的议论纯粹精当，一一符合正道，确实无可替代。」先生生于朝代更替之际，自认为祖先世代是明朝的臣子，与国家存亡与共。甲申之变后，在岭南地区艰难跋涉，既然知道事情已不可为，于是退隐著书，藏匿于祁阳、永州、涟水、邵阳的山中，流离失所，困苦不堪，多次迁徙居所，最后才定居在湘西蒸水左岸的石船山，建造观生居，终老于此。生活艰苦如坐荆棘、食苦荼，声影不出山林。先生去世后四十年，遗书散失，他的儿子王敔才开始收集编撰并阐发其义，呈献给督学宜兴潘先生，借此机会得以在史馆儒林传中为其立传，但他的著作仍然湮灭不传。后辈年轻人，甚至不能说出他的姓名，真是可悲啊。当代经学大师在先生之后兴起的，大概有百十家，然而诸家所著，有的据为新义，往往就是先生已经说过的。《四库总目》在《春秋稗疏》中曾提及此事，据我所见，尤其不止这一件事，大概是因为没有看到先生的书。近来仪征相国编纂《国朝经解》，在广南刊刻，收录非常广泛，唯独没有收录先生的著作，其他更不必说了。先生出处的本末，大致可见于潘宜兴、储六雅、全谢山、余存宇等人的文集中，不再详细叙述，只详细记述先生学业的大要，著录于篇，使世上读先生书的人有所考证。

译《汉学商兑重序仪卫轩集》

方东树

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经”这个名称，“经”始于周公和孔子。乐正官推崇四种学术，春秋两季用礼乐来教导，冬夏两季用《诗》《书》来教导。到了春秋时期，旧的法度已经消亡，旧的习俗已经熄灭，欺诈谋略得以施行，而仁义的道路被堵塞。孔子感到忧虑，于是修明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道，制定义理法度而作《春秋》。《春秋》也是经。孔子虽然没有专门用《春秋》来教导人，但他平时对人雅言所说的，没有不是《春秋》之义的。卫国国君等待孔子去执政，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吧！”陈恒杀了他的国君，孔子请求讨伐他；季氏攻打颛臾，并在泰山举行祭祀，孔子就让弟子去阻止。这些都是《春秋》之义。至于鲁哀公问政，孔子说：“文王、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简册上。”《论语》最后一篇记载了《尧曰》一章。柳宗元说：“这是孔子常常讽诵教导的话罢了。”孔子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顿百姓，能用礼让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难的呢！”又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去学《诗》呢？《诗》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社会，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又说：“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又说：“给我几年时间，最终用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所以庄子说：“《诗》用来表达志向，《书》用来表达事理，《礼》用来表达行为，《乐》用来表达和谐，《易》用来表达阴阳，《春秋》用来表达名分。六经所阐述的道虽然不同，但用来致用的原则是一致的。”这就是周公、孔子的教化。等到秦国兼并天下，沿袭狡诈的风俗，肆意暴虐的威势，于是荡除了先师的典章法度，焚烧诗书，当时不仅经的功用不能兴起，连同其文字也灭绝了。汉朝兴起，悬赏寻求遗存的经典，于是经才渐渐复出，有的从墙壁中获得，有的从淹中获得，有的从老儒的口授中获得，但已经残缺不全、次序错乱、断烂不完。依靠当时的一两位老师大儒，辛勤修补，修明整理。于是《易》有四家，《书》和《诗》各三家，《礼》和《春秋》各两家，号称十四博士，这就是章句兴起、家法不同的由来。汉儒的功劳，万世不可磨灭。从此到东汉、魏晋，直到南北朝，历代诸儒相继推衍解说，辨析更加详细，义理更加明白，而他们的解说也越来越多。到了唐代，于是为之确定版本、确定注释，编写释文，将八代数百年的纷纭争论，一朝而大体确定。天下学者的耳目心志焕然一新，兼综条贯，垂范百代，差不多实现了天下为公，可以说非常恰当了。然而对于周公、孔子的功用，还没有阐明。到了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出现，开始通过文字来探求圣人的心意，从而在精微之处有所得，言语没有瑕疵，行为没有弊端，然后周公、孔子的真实本体和宏大功用，如同拨开云雾看见日月。从现在来看，汉儒和宋儒的功劳，都是先圣所依赖的，有精粗之分而没有高下之别，这是时代使然。道隐没于小成，辨析产生于末学，迷惑中于狂疾，荒诞起于妄庸。自南宋庆元年间以来，朱熹去世之后，微言大义没有断绝，又有几位大儒兴起于世，逞其私智，崇尚偏颇之见，施展驳杂的新奇小辨，各自坚持私见，务求反对朱熹。他们所说的道不是真正的道，而所说的正确，不免于错误，对于道大概从未听闻过。

到了近世，做汉学的人，弊病更加严重，见识更加浅陋，他们所凭借的只是选取汉儒破碎穿凿的谬说，推波助澜，抵掌攘袖，明目张胆，只以诋毁宋儒、攻击朱熹为急务。总之，不知道学问有统绪，道有归宿，只是互相逞志快意以博取名声罢了。我曾经比喻：经是良苗；汉儒是勤于耕种的农夫，耕种耘除草，以种植禾稼；宋儒是收获并舂捣、蒸煮食用，以滋养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没有汉儒耕种，宋儒就不能食用；宋儒不舂捣食用，禾稼就会遮蔽田亩，弃之无用，而生命无法滋养。现在做汉学的人，却取其遗落的禾把和滞存的穗子再种植，因此嘲笑舂食的人不对，日夜不息，说：“我将要帮助农夫耕种。”最终他们所种植的，不能用来做五升饭，先生吃不饱，弟子长期饥饿，以此教导人，引导人变得愚昧，以此自勉，固然没有获益，一辈子治经，没有一句话接近道，没有一个念头顾及实用，认为经的事都在这里了，经的意思都在这里了。他们活着勤劳，死了空虚，追求在外，使人狂妄，使人昏昧，荡乱天下人的心，而不得其根本。即使取得大名如周公、孔子又怎样？背离了周公、孔子，离经就远了。曾经看庄子陈述道术，如果世上没有孔子，天下将停在哪里？看汉、唐儒者治经，如果没有程、朱，天下也将停在哪里？有人说：“天下治理方术很多，百家往而不返，大小精粗，六通四解，偏执之士，各有所明，虽然不能没有失误，但大的典章制度，小的训诂名物，往往也有补益

译前代儒者所没有触及的地方，何子为何罪责得如此深重呢？”回答说：“从前周朝曾经分封诸侯，诸侯之下是卿大夫，卿大夫之下是士，士之下是庶人，周朝本来就是天下的共主。到了末代君主，周赧王不幸贫弱，欠债无法偿还，逃到洛阳南宫的谯台。当时，士人和庶民中有拥有十金财产的人，因此自高自大，竟然想要去窥探周朝九鼎的轻重。拥有十金财产并非没有依仗，他们的罪过在于窥探九鼎。后世的学者不幸没有见到天地的纯粹、古今的宏大，依靠程颐、朱熹出现并阐明道理，却反而用那些阿谀奉承的言论去辩驳，竭尽全力去诋毁和诋毁他们，这难道与那些拥有十金财产却想要窥探周鼎的匹夫有什么不同吗？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天下诸侯都不敢触犯的呢？所以我既然已经阐明了汉儒那样的功劳，又辩驳了那些妄人的过失像这样。后来的作者，也足以明白我并不是乐于这样争辩，也是有所不得已罢了。

译诗文存草自序

葛学礼 张坚填讳

我平生杂文不多作，大概是因为认为对世道有益的文章，到如今已经非常完备了，关键在于选择那些特别切中要害的，体现在实际行动上罢了。我年少时喜好读书，自认为如果担任耳目喉舌之职，应当有所表现。自二十六岁考中乡试乙榜后，后来屡次应试都不中。恰逢海滨多事，捐纳官职的渠道大开，有人愿意出资万贯，想把我的名字列入其中，希望我能得到一个官职，我没有答应，认为我如果凭借捐纳而进身，将来有何面目谈论政事？况且别人出资而我得官，稍有分辨的人都不做。后来我患下血之症，精力逐渐消耗，知道不能再被世所用，才开始想以文章传世。然而稍微用心，疾病就发作，文章也就不能多写了。这就是我文章之所以止步于此的原因。诗比文章稍多，但年少时的作品，大多稿本没有留存。等到壮年，见识的人逐渐增多，而且经历世事变迁，往往寄托在讽喻之中。大概因为我们县多巨商大贾，奢侈靡费成为风气，僭越横行、骄纵自满，几乎超过贾谊、晁错所论述的情况。曾经有一个吴地少年因为别人乞求诗歌，我稍微规劝切责他，几乎被他侮辱。从此吟诗也少了，这就是我诗歌之所以又止步于此的原因。唉！我德行浅薄、行为鲜少，不足以垂范后世，所谓魂魄一旦离去，将与腐草同归。然而平生所立志向，没有不可告诉人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诗文，遗憾未能尽善，而且又拙朴少文采，谁会乐于观看呢？虽然如此，还能赖以考察见识的，只有这些罢了。所以略述始末，收藏起来以待后人。

复贺耦庚中丞书

曾国藩

接到您的亲笔信，过分蒙受您的怜惜宠爱，奖饰之词超过我的分量。国藩本是无根基的学问，随声附和，自从跟随镜海先生学习，才稍微粗略地认识到宗旨。坐在井底看见光明，也耿耿于怀罢了。刚涉足求道的藩篱，就得到过分的赞誉，这是再次受辱。我曾剖析平生的病根，养痈成患、藏瘤于内，百孔千疮，而其关键就在于不诚罢了。我私下认为，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国家之所以建立，贤人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诚在起作用。所以说：诚，是事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事物。现在的学者，谈论考据就把它作为逞辩的凭借，讲求经济就把它作为猎取名声的途径。说的人不惭愧，信的人只重名声，互相欺骗，不以为耻。至于仕途积习，更加崇尚虚文，奸邪弊病所在，踩上去不觉得奇怪，知道了也不说，彼此粉饰，姑且自我保全，懈怠成风，附和相同、惊骇奇异。所以我常常私下发表狂言，认为今天谈论治术，不如综核名实；今天谈论学术，不如选取笃实践履之士。事物穷尽就会变化，挽救浮华没有比质朴更好的了。玩物丧志之后，用猛药来振奋，意图就在这里吗？方今天下时事非常棘手，追究祸乱的根源，何尝不归咎于发难的人？他们难道真的看到天下的大计，应当痛加惩处并廓清吗？难道预先知道今天的变故，确实能由我来收拾吗？不过是用语言欺骗人，想先登上要路罢了。国藩因此内省，早先所涉猎的书册，讲求的各种技艺，哪一件不是欺人之事？所高谈阔论古今，自命不凡的，哪一句不是欺人之言？半夜思考，汗流如注。近来看到先生所作的楹联“道在存诚”等语，旨意深远啊，这是暗合君子之言吗？果真存诚而不自我欺骗，那么圣学王道，还有别的吗？镜海先生，大概是不欺之人。倭艮峰前辈见过我，自我检讨言行无妄；吴竹如比部，天性木讷，贞正足以干事；同乡则有黎月桥前辈，至性诚恳；陈岱云，修身知耻；冯树堂，有志力学；都是勉力于笃实的人。国藩虽然愚钝柔弱，既然听到明训，怎敢不请命行事？至于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广泛采纳询问。估计智慧精神，终究恐怕有所不及，只应当谨守规矩，不敢用浮夸引导子弟，不敢用暴弃懈怠对待父母的遗体。有所进步，是幸运；无所进步，终我一生罢了。承蒙您扶助提携的盛情，恐怕您不察我的浅薄鄙陋，而期许过于实际，所以谨此陈述。一、二点作为请益的地方，也附在皇华三拜的意义之下。

与高伯平论学案小识

鲁一同

承蒙您示下《唐氏所纂学案小识》，其中有些疑惑滞碍的地方，我稍微翻阅，大致指出要点，颇认为唐氏有志于道。他的书义例，我不敢苟同。现在列举一二，私下告诉您。君子评论人，是非功罪，清晰明白，尚且难以言说。至于学术，藏之于心，不容易高下。人没有亲自学习，事情隔着时空，只凭编纂叙述，议论就会相差等次。况且班固作《古今人表》，高下驳杂，遗留的议论到现在，没有其他分别，太多不无差错失误，所以如此。从前孔子以上圣的姿态，操持人伦的鉴戒，对于列国公卿，子产、平仲、文仲、孟公绰之类，只就其人，抑扬是非，未曾比较分等列级。子张问令尹子文、陈文子，都说不知道怎么能算仁。孟武伯问子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又问而回答以其才，不知道他仁。冉有、公西华也是这样。老师对于学生，有什么忌讳？隐微的地方，确实不容易测识。现在唐氏的书，横列三等：曰传道四人，曰翼道十九人，曰守道四十四人

译总计一代的老成学者、德高望重者、杰出贤人，评定他们的上下进退，大抵依据个人胸怀中的轻重偏好，凭借他们的地位高低。虽然具备高深的议论见识，实际上并非虚心求道的义理，这是第一点不可取之处。

“传”与“翼”，似乎有高下之别；“守”与“传”，又怎么判定优劣？从前孟子致力于守护先王的道统，以等待后来的学者，我认为只有像孟子这样的人，才足以担当此任。如果孔子的三千弟子都传授孔子的道，未必每个人都能坚守。帝王卿相，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不将家业传给子孙的，没有不传承祖先事业的。有的中途衰败零落，宗族坠落，世系断绝。由此说来，传授的人未必能坚守，坚守的人决无不传授的。现在却颠倒了这个次序。《诗经》说：“有凭有翼。”《传》说：“辅助它，羽翼它。”“翼”只是辅助坚守，却把它作为主导。在“守”之上加上“翼”，尤其令人费解，这是第二点不可取之处。

大概“传道”的说法，始于韩愈。韩愈依托孟子，却颇有失其本义。孟子叙述耳闻目见的知识，只是粗略列举大概，所以说：“像禹、皋陶那样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汤那样是听说而知道的。像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都是如此。”况且像后稷、契都曾在帝廷任职，契掌管五教，尤其应当是此道的大宗。周公亲自承受文王的谋略，如今都被疏漏脱略。古人文字宏大，不局限于琐碎苛细。韩愈却不是这样，他说：“尧把道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道就没有传下去。”然而推究他的义例，简直就像佛祖传灯，支派可以考证。如同书法家笔诀，依次口授。后世的儒者，因循推广，从而有了道统的说法。又认为孟轲死后，直到宋代，河南程氏才出现，从此以后，才更加流衍，依次祖述。从宋代历经元代，直到明代，前后相望，纷繁如总览上下四千年间，唐尧虞舜到周代，每五百年才出现一两个人，总共五六次传承就断绝了。中间空了一千五百多年，到宋代才复兴。兴起六七十年没有断绝，但治理并不比古代更好。古代的传道，年代久远而人数少；现在的传道，年代短促而人数多。中间空绝，道理不相衔接，天地气运，不应该疏密到这种地步。

我认为道没有不传的，但传必不统。正如子贡所说的“文武之道没有坠落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中小者”。汉代承接秦代的弊端，遗留的经典废缺，各位儒者修明，粗略而未及精微，识小者为多。宋代遗留的经典大体完备，凭借前人的资助，于是再次讲求微言奥义，识大者为众。总之，是非不违背圣人，行为无愧于天地，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所以足以扶持树立世教。到现在，必定标榜树立风旨，区别繁多。既列了三章，又叙述经学。不知道经学，是道呢？还是非道呢？经不蹈道，就不是学；学不宗经，就不是道。恰好开启了门户之私，又不符合文章与性道合一的宗旨。这是第三点不可取之处。

译有传承就有统绪，有统绪就有争辩。禀赋既然不同，达成的功效也各异，各自遵循追随他人的途径，于是就有了彼此不同的学说。大抵在孔门之中，子夏、子张关于交友的论述，曾子、子游关于礼的言论，子夏、子游关于教育的说法，始终不能一致，难免有高下优劣之分，但道理却并存。过去，陆象山标举尊崇德性的宗旨，王阳明开创致良知的学说，率领那些天资高明的人，自然趋向简易，继承学问的人，顺着潮流推波助澜，逐渐变得放纵泛滥。总之，这两个人并未肆意妄为，现在一定要斥责他们为异端，为非圣无法，把他们比作杨朱、墨翟的邪说，商鞅破坏井田制、废除封建制，甚至认为明朝社稷倾覆的罪责归于王阳明，抨击的风气，在这里达到了极点。有人说：王阳明的门徒，排斥朱熹、程颐，拒绝他们不得不严厉，攻击他们不得不有力。君子立言，期望阐明大道，不崇尚意气，不是说他们攻击我，我就攻击他们，像愚夫在集市上骂街，争强好胜没完没了，何时才能穷尽？从前孟子生在衰败的周代，杨朱、墨翟横行，无父无君，所以毅然辞别并驳斥他们，不遗余力。王阳明立教，不免随心自便，高论动人，但考察他立身处世，自有本末，功业显赫天地，忠孝感动金石，做人如此，应当说可以了。现在说事功是豪杰所为，听闻大道则未必，不知豪杰又是什么人，听闻大道又将有什么用处？总而言之，程朱的学问，规范井然有序，圣哲凭借它来利用万物，中等资质的人遵循它来安身立命；陆王的学问，高明的人得到它觉得简易，愚顽的人践行它则变得猖獗。这其中的优劣，在于疏密的区别，不关乎邪正的不同。意见一旦争胜，彼此格格不入，于是使我们道内部，矛戟林立，分歧横生，世道日益衰败，人才极其难得，何必苦于自相残杀到如此地步？推究唐氏这一本书，不过是攻击王阳明，尊崇朱熹，用意确实深厚，但坚持得过于固执，有一句话攻击王阳明的，即使底蕴未尽可知，也一定加以褒扬赞美，或稍有出入，即使是李二曲的笃实，李文贞的醇深，也不免有所抑扬。孔子厌恶乡愿，孟子放逐淫辞，只是生平的一件事，未见两经之中，连篇累牍全是这些话，著述如此，实在令人不解。三代以后，有无欲的君子，没有无意的君子，“意”这个字，七百年来，贤者也不能避免。子张所说的“持守德行不宏大，信奉大道不笃实”，各位君子信奉得确实笃实了，持守恐怕不够宏大吧。追寻空虚的弊端，岂止是陆王，实际上是开启了端绪，利器示人，是有来由的。从前圣人教导人，因事各有不同，大抵就在日常生活的常规中，寻求明显可见的自身。子贡等人探求高深，常常加以裁抑。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说：“下学而上达。”等到积累久了有所心得，才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听不到。”性与天道，固然不是谈论的资料，难道是口耳所能涉及的？自从宋代以后，谈论性更加详细，谈论天道更加精微，妙义一开，横流歧出。刚能穿衣受学，就讲无极的精微；刚换牙拿笔，已谈五常的蕴义。浅薄的人尚且想遵循途径，高明的人辄想任道而行。辩论太多，不能不产生得失。得失既分，遂成同异。人人都有直接心源的意思，而道几乎分裂了。陆、王只是其中特别严重的罢了。救治这种弊病，只应当根本于忠孝，推崇节义，综合选取先儒立身、行己、居官、立政的大端，如先贤传、言行录的例子，以风化流俗，标举当世。那些空文无实，即使极其精微，一概删去，或许能允蹈大方，也可以稍息论战。我愚昧无闻，率性胸臆，漫衍遂多，知道不免见罪于当世。您笃道励志，必有发明，只希望宽恕我的狂愚而裁正之，幸甚！不尽言。

书《学案小识》后

曾国藩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我校正文字付梓。既完成工作，于是恭敬地写在后面说：“上天生育百姓，赋予刚健顺从五常的本性，岂止是为了自我修养而已，而是要养育百姓、美化世间，从而弥补天地的缺憾。对于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应当探究的。两仪的奠定，日月星辰的纲纪，百姓的生成，鬼神的状况，草木鸟兽的顺从，洒扫应对进退的琐事，都是我本性分内所有的。所以常说万物都具备于我。人，是天地的中心。圣人，他的智慧足以周知万物，他的才能随时措置而都适宜，但不敢放纵心意而自用，一定寻求权度来衡量。以舜的深邃明智，尚且喜好询问喜好考察，周公思考有不合，就夜以继日。孔子圣德盛大，尚且致力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的贤德，也说博学，说集义。大概想要完善我本性分内的一源，就应当明了万物万殊的等级。想要详尽万物万殊的等级，就没有比即物穷理更好的了。即物穷理，古昔贤圣共同遵循的轨道，不是朱子一家的创解。自从陆象山以本心为训，而明代的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他的学说主张良知，认为我的心自有天则，不应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天则确实是这样的，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就可以依据吗？况且以舜、周公、孔子、

译颜回、孟子的智慧像那样，尚且喜好询问、喜好考察，夜以继日，喜好古代文化并勤勉探求，广博学问并积累道义的勤奋像这样。何况凭借中等资质的普通人，又重视物欲的拖累，却说念头没有过失吗？那么他们能不稍有虚妄吗？从此以后，沿着这种流弊的人成百上千，偶尔有豪杰之士，想有所作为来补救这种偏颇。改变一种说法就产生一种弊端。高景逸、顾泾阳的学问，以静坐为主，所看重的仍在知觉，这是改变而产生的弊端。近代乾嘉年间，各位儒者致力于浩博，惠定宇、戴东原等人，钻研训诂，本着河间献王实事求是的宗旨，轻视宋代理学家为空疏。所谓“事”，不就是事物吗？“是”，不就是道理吗？实事求是，不就是朱子所说的即物穷理吗？自命清高，诋毁宋儒，这也是改变而产生的弊端。另有颜习斋、李恕谷的学问，克制嗜欲，劳苦筋骨，极力勤于实践，等同于许行的并耕，认为宋儒无用，这又是另一种弊端。由前面的弊端，排斥王阳明却不堵塞其源头，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由后面的两种弊端，矫正王阳明却过于正当，这是因噎废食之类。我朝推崇儒学一道，正统学问兴盛。平湖陆子、桐乡张子排斥邪说而回归经典，坚定不可动摇。陆桴亭、顾亭林等人，博大精微，体用兼备。其他杰出的公卿和硕学，接连不断。二百年来，大小、纯正与瑕疵，都区分清楚了。唐先生于是编撰了这部书，大体上是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弊于琐碎，力行而不迫于狭隘，三者共同修养。采择名言，大致依照这个体例。那些或者坚守王阳明的旧辙，或者改变王阳明而接近前面弊端的，这三种弊端，都加以厘清剔除。难道喜好辩论吗？距离古代越来越远，百家各自以自己的意思发声，肯定这个否定那个，没有方法能胜过对方。即使那些最接近道理的，也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心，而没有不同的意见。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罢了。如果有人在嗜好于此而采取途径，那么就增加他的见识，去掉他的矜持，不以听闻道自标榜，不以偏狭自局限，不为了口耳之求而求自得。这就是君子了。这是唐先生与人为善的志向。

译《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曾国藩

《与左逸民书》

鲁一同

来信推崇雅正明智的道理，爱护勉励之意非常深厚。我资质平庸，见识浅陋，不能尽明事理，私下里奇怪您说士人喜好议论时势，中了贾谊那样的毒害，这大概不是明智之人所该说的话。又说汉文帝不用贾谊，善于守成祖法，这更加不对了。人生在世，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一旦双脚踏上尘土，就不能不寻求哪怕毫毛般的补益。仁人贤者用心良苦，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何必只有贾谊是狂惑呢？汉朝兴起，承接千年的衰败，周代沿袭暴秦的覆辙，风俗纪律荡然无存，法律制度违背常理。贾谊一次痛哭，就使英明的君主回心转意，史册记载，文帝对待大臣有礼节，先仁义后刑罚，广泛积蓄储备，兴办礼乐来教化天下，开辟梁代来制约六国，延续到孝武帝，推行恩泽分封，坐制强藩，都是效法他的意思。怎么能说不用他呢？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又说：“武王、周公真是大孝啊！顺应时势建立政令，随着世道推移，这才是善于守成。”假使汉文帝不用贾谊的话，箕踞怒骂，不喜欢儒术，难道不是他的家法吗？这就太偏颇了。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德行，于是作《周官》，等到他实际运用时，又不完全符合。夜里思考，坐着等待天亮。孔子告诉颜渊：“四代的礼乐，帝王治理天下，就像太阳驾驭天空。”年代久远，必定有差错，动不动就烦扰推算。您却说守成的时代，一切都不宜更改，那么吕公就不该兼采三王之道，孔子就不该论述四代之礼了。又说人用才智施加于朋友，朋友必定嫉妒；施加于其祖父，嫉妒更加厉害。以此说明臣子不应该议论法度，却不知道忠臣亮士日夜焦心苦思，探求天下的根本，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安定社稷呢？还是怠慢君父，用才智施加于他们呢？不探求事情的开端，不责备其是非，却说“旧例”，这是汉唐中等君主掩饰过错、拒绝劝谏的常谈。您又贬低大义而伸张小忠，更加便于人臣持两端以保全爵禄。一个朝代的兴起，规模大体，万世不易，那些小小的细节，日变月易，自然不同。宣成之制已不同于文景，开元之礼变于贞观，这是推移渐变的缘故。况且本朝二百年来，列圣相承，未曾一次议论更革，然而冗官逐渐增多，岁出逐渐扩大，文法逐渐繁杂。对照开国之初，已难完全符合，而议论者不认为这是错的。现在淘汰冗官，节省岁出，更改文法，却把变易当作罪过。不知道变的是变呢？不变的是变呢？天下安于常规习于旧故，庸人乐于无事，而不肖之人有所容身，他们只是保全自身畏惧祸患罢了。至于草野之人讲求道理，有什么可畏可忌？却想闭口不言，把无讳之世当作重足之忧，这不是对士君子的期望。您抱有观古的见识，究极物变，文章汪洋恣肆，我每次看到都心惊胆战。曾经想极力论述以拯救天下的疑惑，而您先施教戒，我怎敢不尽情言以报答大德？

您推崇禅让，轻视世袭，进退尧舜，抑扬禹文，把汤武降格为莽操，把范蔡进升为知机，说太伯、伯夷有心为善，这些都是衰周大乱之世，庄周、惠施、驺衍、慎到之徒用来惑世害民的说法。当今圣人治理天下，正教昌明，还坚守这些不变，以为奇怪。可喜的是谈鬼说梦，颇足以娱心，何必用偏颇的言辞陈陈相因，让人厌烦耳朵，好像真见如此，那么衰周那几位学者的学说，等待您来倡明了。万一远近流传，诧为诡诞，采风的使者密报上闻，事后的后悔，大概不可讳言。数十年来，人心逐渐放肆，士大夫用大言毁谤前圣，小人用私智对抗国法，这应当是深识者所隐忧的。您又从而张扬，大概更加严重了。凡人的议论，贵在平实；文章务必切合事情。至于追求高险，犹如舍弃菽米而吞马肝，毁坏冠裳而穿木叶，非常不是养性命之道。耳目所及，当世的事情，鲜明易明，却格格不入。唐虞殷周距今数千载，法度典籍百无一存，壁中书、冢中史，真伪参半。上圣的用心，与凡近迥然不同。现在舍弃当世的得失，究皇古的是非，拾取断烂的言辞，参杂私臆的说法，推常人之心，测圣哲之心，既然不合，一切诋毁，首尾横绝，黑白混合。人禀受天地之余气，百年如驶，精爽几何，白白浪费于无用之地，使当世斥其狂愚，后世人指为异学，岂不悲哀吗。推想您的心，难道说往圣可非，籍可毁，只是以流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论震惊万物，大名声立刻得到。不知道文章如水火土谷，可以养身，其余可以养人，其余可以养天下后世。要其指归，无足惊喜。如果画布为龙，张革为虎，来惊吓乡里小儿，那么哗然奔走。宇宙甚大，后来无穷，难道都是童昏幼稚可以鼓而惊之吗。听说您作诗，杂取子史，追琢为词，储存以待选，大才盛气，何所不可。总之此事须从心出。假物于人，虽十年不还，其主也不追索。总之吾心，岂不摇摇如传舍吗。您疏达而和，深明退让之理，必定接受尽言。我们议论

译关于您的论述，我不嫌反复推敲十次，因为正直诚信的朋友，是古人所珍视的。如果我的浅陋之论值得采纳，能触动您的内心，使您去除那些铺张繁复的言辞，割舍那些借代修饰的写法，那么您清高超逸、豪迈不羁的才情，就足以在天下自成一派，我将执鞭跟随在您身后。如果您自满自是，听了我的话却不回应，那么您的学业就到此为止了。天下人，一定没有像我这样爱护您、向您进献苦口忠言的。因为非凡的才能难以成就，直率的言语容易触犯他人。在擦肩而过的瞬间，真令人浩叹不已。又想起以前赠送的诗，我是真心钦佩您淡泊的作风和高尚纯粹的志向，没想到您会认为我在故作怪异，因而轻视我？您十年不进城门，五年不去市场，难道还以贫贱为羞耻吗？文章和事业，都以清静节俭为根本，我实在不愿看到品德高尚的奇士，效仿这种世俗的情怀。我看到您的文辞奇特质朴，喜爱珍重不已，从早到晚，无法从心中排遣。又感激您对我教诲告诫的诚意，我心中还有未尽之意，所以敢陈述这些浅陋狂妄的言语。伤害了您的直率，只希望您能宽恕，若能赐予回信，那就太好了。不再多言。

译给左君的第二封信

鲁一同

信还没有发出，又收到了您的来信。很高兴看到您的议论逐渐切实，有很多可以采纳的地方。虽然如此，您大概还没有明白当今的大势。《传》说：“高谈阔论不能止息众人的心。”又说：“效法近代的君王是可以的，因为他们的理论浅近而容易施行。”从前盖宽饶刚直高洁，喜欢触犯皇上心意，王生为他担忧，写信规劝他，认为他屡次进献不被采纳、难以听进去的言论，去匡正纠正皇上身边的人。言论不在于追求高深，务必在于切合时宜。高深却不切合时宜，尚且违背时代的需要，何况那些并不高深的呢？您的话说：“国家获取利益的途径很多，政令的源头不清，下游就容易浑浊。因此想要罢免乌喇探珠的军队，停止吉林采参的贡品，革除三姓征貂的官员，辞谢叶尔羌搜玉的使者，推却波斯珊瑚的珍宝，免除关市的税收，开放鱼盐的禁令，断绝与外洋的贸易，以清心寡欲来教化天下。”陈述的议论非常高大宏伟，纠正时弊非常正直切中。但是您只是观察前代的过失，没有看清今天的弊端吗？如果将这种议论陈奏于汉太初、宋大观、明万历年间，难道不是不识时务、不明政体、豪爽之士吗？可惜啊，在有道的时代进献昏暗君王的规劝，虽然法度切中要害，却没有抓住关键。好比在无用之地挥刀，虽然刀刃不会缺损折断，但也无法解开什么。国家历代圣君相继，世德继承美好，皇上登基以来，亲身实行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听近臣说，皇上穿着洗过的衣服，拒绝珍奇的美味，后宫没有过分宠爱的人，外戚很少有恩惠私情，赏赐有节制，出入有常规，可以说是恭敬节俭了。天没亮就临朝听政，吃过午饭才退朝，治理各种政务，一天处理上万件事务，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了。而且现在吉林、三姓、叶尔羌等地，过去称为极远之地，现在都归属版图，各地进贡其特产，哪里会有耗费国库、劳累百姓，使上面困顿下面疲敝的情况呢？天下大利所在，圣人一定要掌握其权柄，节制其收支而补救其弊端。关市有税收，盐利有禁令，外夷有贸易，这是用来权衡各种货物，调节万物的。历经汉、唐、宋、明一千几百年，沿袭不变。现在却想要引用远古迂远的事情，全部罢免，不知道天下的地丁杂税，年收入四千多万，灾荒停缓的费用都在其中，而户部奏报的年支出达到三千三四百万。如果除了田赋之外，全部裁减革除，军国大事体重大，不像您这样平民小家可以勉强维持、凑合度日。这真是书生迂腐的谈论，所以我不能信服。

古人向百姓征税，有田赋有人头税。周朝官制有九赋，汉朝有人头税，唐朝称为两税，这是为了警戒游手好闲的人、体恤耕种农田的人。现在天下的丁税，都合并到田赋中。法令追求简捷，农夫负担沉重，游民越来越多。您又建议废除杂税，农夫怎么能不流亡？奸民怎么能不滋生？铜钱和银子，只是流通货物罢了，不是可以吃、可以穿的。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上下转运输送，没有关隘的利息损耗。您认为银价昂贵是因为与外洋通商的缘故，这朝中大臣已经议论过了。不思考天下的困顿，不专门是因为银少，而是因为衣食的源头不足。衣食不足，是因为物力艰难。物力艰难，是因为浪费的人多。浪费的人多，是因为风俗奢侈。风俗奢侈，是因为百官奢侈。官员在上面奢侈，士人在下面华丽，工匠在集市工作，农夫在田野效仿。朴实变成雕饰，都是官员造成的。以现在的河工官员来说，一顿饭的费用，是八口之家几个月的口粮。一件衣服的费用，是中等人家一家的财产。河水不是金穴，堤防不是银矿，从哪里来造成这样呢？您说我节省工帑是言利聚敛，我确实不肖，不至于成为桑弘羊、裴延龄那样的人，而您一定要庇护这种积习，甚至引用汉高祖、陈平的事情，放纵他们的出入以为是大度，而专门要求朝廷以节俭的意思，这就像治家的人听任奴仆偷窃，而自己粗茶淡饭以求不贫穷，是做不到的。您只知道嘉庆年间河工费用达到五六百万，说现在节省，不知道当有事的时候，千万两银子不吝惜；当无事的时候，两河四百万的帑银泄漏不是小数目。我只看到它助长奸邪而危害国家，没有看到它是大度。您又说胥吏不能造成弊端，是因为官员不勤勉。官员不勤勉，是因为捐纳官职的人多。现在捐纳官职的人逐渐减少了，由科举出身的人没有看到他们能勤勉为民而制约胥吏。古代治理天下的人，都在上面粗略而在下面详细。三代封建，几千个都是州县。方伯连帅，寥寥几十人，分土而治。诸侯以下，卿大夫士大概几百人，胥吏减少，足以治理。汉朝法律极重视守令，刺史的品级很低。唐朝县分七等，节度使观察使数量也少。后来失去制度，反而更加增多。明朝初期督臣使用，沿边中叶以后，逐渐设置。由此说来，封疆大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在于多设。州县之所以不能制约胥吏，是因为牵制太多，文书太多，驳斥覆核太密，耗尽日夜的精神去承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巡道五六个人的旨意，而担心应付不过来，又怎么能亲近百姓而督促胥吏？您认为督抚是心膂，司道是耳目，州县是手足，胥吏是袖履。心膂不是太多了吗？耳目不是太多了吗？手足不是太多了吗？袖履不是太多了吗？我认为宰相是心膂，近臣是耳目，院司是手臂，州县是手指，胥吏是狗。两只手臂不能运使一根手指，所以院司应该少；一根手指不

译能够驾驭上千条狗，所以胥吏应当裁减。如果在两臂之间牵拉一根手指，尚且不能驾驭狗；作为手臂的人，又放纵狗去咬那根手指，手指就更加困窘了。您痛恨州县官吏的弊端，如果沿袭现在的方法，即使由您来担任，即使焦心苦思，耗尽家产，也无法供给，又怎么能去除弊端呢？确实是因为牵制造成的祸患深远长久，官吏的职责难以履行。天下的事情一定有生病的根源，找不到这个根源，向东指责向西斥责，只会越纷乱越混乱。谈论国家财政就减少赋税额度却纵容官员贪婪，谈论治国之术就乐于牵制却庇护胥吏，这都是因为好高骛远，而不是出于实际情况。从君子的角度说，想要国家不贫穷，首先要核查虚报冒领；想要官吏不扰民，首先要统一事权。虚报冒领核查清楚了，收支就有常法了；事权统一了，手指和手臂就能互相使唤了。您有幸关心当世事务，请仔细思考适宜的做法，不要徒然发表高谈阔论来纠正过失。朝廷宽纵臣子，是为了听从王生的告诫。

译给陈颂南的信

张穆

先生因直言进谏而闻名天下，天下人仰慕您的风采，能看一眼您的容颜都感到荣幸。就像我们家乡的人士，向来质朴倔强，不擅长应酬，如今也恳请先生代为引荐，递上名片前去拜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难道可以不努力自我振作，来慰藉天下人仰慕您的心意吗？我私下看到先生近年来把招呼名士当作日常事务，凡是世间有闻达的人，必定曲折地引为同类，从来没有闭门专心读书、体味道义的时候。我蒙您不弃，每过四五天就召见我，却听不到您用新知的见解来馈赠我，所谈论的都是泛泛而谈、不关痛痒的话，这怎么能够自我满足呢？我深深地为先生担忧。当今天下变故多端，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士人习气，哪一件事不应当讲求？先生富有藏书，经学既然日益荒废，治国之术又不加练习，一旦授予您权柄，也不过像俗吏那样行事罢了。古今必然没有侥幸得来的名臣、循吏。希望您稍微收敛征逐名利的兴致，从架上的书中选择切合实用的一两个方面，穷究本源直到末流，专心钻研贯通，一件事做完再治理另一件事，然后在朋友中找那些明白事理、像印林伯厚那样的人一起讨论。这样那么结交朋友自然就不会滥交，将来出仕治理天下，也不会盲目行事，让人产生言行不一的怀疑。估计当今天下再也没有用直言劝谏您的人了，承蒙您厚爱，所以敢竭尽我狂妄愚昧的意见，希望您明察千万。

给蒋瀛海的信

罗泽南

瀛海足下，苔洲从书院回来，说您最近与各位朋友发生龃龉，忽然发泄怒气，在悔悟之后，想得到我一句话来互相警示，可见您悔改过错的速度快，而且有喜欢听取过错的诚意，太好了，太好了。我的意思是昨天的事情，大概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不平之意长久积蓄在心中，偶尔被触动，于是爆发出来无法禁止。不知道我们修身处世，只求自己的不对罢了，不必计较别人的不对。求自己的不对，日常应酬交往，一定要让自己立于无过的境地，一句话不合规范，不像芒刺在背那样难受，一个行为不善，不像嘉石自陈那样羞愧，忧虑恐惧警惕严厉，以保持没有灾祸，自我检点尚且来不及，哪有空闲去检点别人？如果只以计较别人的不对为心思，这颗心只看到别人的不对，不知道别人也有对的地方；这颗心只想攻击别人的不对，不知道这攻击别人不对的一颗心，自己已经先陷入不对了。开始还想要用自己的对来指责别人的不对，接着就完全忘记自己的不对而只索取别人的不对。开始还认为别人的不对是不对，责备他一定要出于是非分明；接着就直接把别人的对当作不对，以此来掩盖自己的不对。对与不对于是颠倒在我们的一颗心中，而无法再分辨。拿着这种手段往前走，处在乡邻中就在乡邻中结怨，处在朋友中就在朋友中结怨，甚至到了父兄师长面前，也将衡量长短，负气不肯相让，小则招致怨恨，大则招来祸患，都是由于这种看见别人不对的心达到这种极点罢了。人之所以充满全身的，是气，能够主宰这气的，是理。人对于气，只有随时用理来驾驭它，就可以成为德义的勇，足以胜任天下的大任；否则就是客气、暴气、戾气，像没有缰绳的马，没有鼻绳的牛，奔放冲撞而无法再次控制。天地之间因为气而坏事的最多，不是气本身的危害，是因为没有义理来制约的缘故。您天资强健，英气勃勃，充分发挥您的才力，似乎也大有作为。恳请您平时读书穷究义理，用义理浇灌心胸，取古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鞭策自己的身心，来调和血气，临时又痛切地自我省察，剪除别人的不对，而我的不对，不对在我，对人有什么怨恨？我对了，而别人不对，不对在别人，对人有什么计较？顺乎道理，抑制急躁暴戾，或许心平气和，行事不至于有失误，而且刚大自我修养，足以配得上道义而不气馁了！我年轻时喜欢逞气，不仅行事多错，至今胸中常有肝气作痛，您自然应当以我为戒。宿雨初停，天气清和，此时正好平心读书，来观察义理所在，千万不要把区区微小的嫌隙芥蒂藏在胸中。希望您放下它。

遗书日记二十二则

倭仁

世情的冷暖有一毫介意，便是渣滓，应当立刻化解它。

妻子讥讽我多言，内心感到怫然不悦。正期望全家迁善，却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悖理啊。

知道不可为而为之，是满腔恻隐之心。不问世道人心如何，这一副与人为善的热肠，断然冷不得。

谈论别人的过错，只缘心地不洁，以恶感恶，于是牢固地着于心，不去罢了。过错岂在口哉？

武侯说：“违背覆逆而得中，犹如丢弃破鞋而获得珠玉。厌恶正直，喜欢阿谀，自恃其过，莫非是宝爱破鞋而丢弃珠玉吗？”

支持外面，尚是畏人意，多达不到安处善乐循理的地步，终究靠不住。

孔子之乐，在发愤忘食；颜子之乐，在于克己复礼；孟子之乐，在于不愧不怍。不从实地上作工夫，悬空想象，以为至乐在此，圣贤没有这种学问。

才看出些少道理，便是己非人，如何能有所长进？

一言不诚，想要掩饰过错

译中生病

古人说“危险的墙壁到处都有”，饮食起居如果不合乎适宜，都是危险的墙壁。应当时时保持敬畏谨慎。

译朴庵先生患有杂念纷扰的毛病，有人告诉他，思虑本是心的功能，只要思虑得其正道，自然就没有闲杂的思虑。强行抑制是行不通的，只有随时用圣人和贤人的言论来栽培浇灌，使义理与内心融洽为一，那么世俗的肠骨就会改变了。用功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不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一个人如果能禁得住寒冷，耐得住贫穷，便有几分开人的品格。

薛方山认为汉代的两疏（疏广、疏受）是为了自身谋划，后来为了他们的君主，却用伊尹、周公那样的重任来要求他们。然而伊尹、周公那样的德行和地位，难道是两疏敢奢望的吗？他们大概是自我估量德行与力量，不足以改变太子的品行。如果像太甲、成王那样能够迁善改过，那么不如称病离职，还可以远离耻辱而保全自身，保持高洁的节操。这种远大的见识，与那些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让的人大不相同了。何必过分苛求呢？

如果没有坚定的力量，视听言行尚且游移不定、没有依据，更不用说处理大事、面临重大节操考验的时候了。

怀疑别人有偏见，怎么知道不是自己有偏见呢，不可不仔细考察。

利害相互依存，不必另外寻找，心中存有求利之心，这本身就是祸害。

说话适可而止，多一句就会出错。字字合乎道理，言语简练而意蕴完备，这是最难的。

居敬的功夫做到极致，达到极虚极静的境界时，看待道理便会觉得亲近。

本源如果不透彻，借古人的言语来激发意兴，转眼就会衰歇，终究无济于事。

双池说：视听言动，偶尔失去了准则，家人已经产生了轻慢之心；亲爱或厌恶，稍微流于偏颇，家人已经产生了怨恨之心。读到这里，思考修身之道，有多少不检点的地方。

蕺山说：“无事时得到一个‘偷’字，有事时得到一个‘乱’字，确实如此。正因为无事时偷懒，所以有事时混乱。”

交友应当谨慎，不只是与坏人交往会伤害自己，即使是那种不长不短、随波逐流的人，朋友天天与之相处浸染，也足以损害人高明的志向。

求阙斋日记二则

曾国藩

人必须内心虚空，不执着于任何事物，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的意思。人之所以欺骗别人，一定是心中另有所图，心中有私见，不敢告诉别人，然后编造虚假的言语来欺骗别人。如果心中完全不执着于私物，又何必欺骗别人呢？之所以欺骗自己，也是因为心中另有所图。所知道的是喜好德行，而所私心的是喜好美色，不能去除喜好美色的私心，就不能不欺骗自己喜好德行的良知。因此，真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欲执着；无私欲执着，就是极度的虚空。因此，天下最真诚的人，就是天下最虚空的人。应当读书时就读书，心中不执着于会见客人；应当会见客人时就会见客人，心中不执着于读书。一旦有所执着，就是私欲。灵明不执着，事物来了就顺应，未来不迎接，当时不杂乱，已经过去的不留恋，这就叫做虚罢了，这就叫做诚罢了。用这种观点去读《无妄》、《咸》、《中孚这三卦，大概抵触的地方就很少了。

治理心性的方法，先要去除毒害。阳性的恶叫做愤怒，阴性的恶叫做欲望。治理身体的方法，必须防范祸患。刚强的恶叫做暴戾，柔弱的恶叫做傲慢。治理口舌的方法，两方面都要警惕，叫做慎言，语曰节饮食。这几方面的药方是什么呢？用礼来居敬，用乐来引导和谐。阳刚的恶，用和谐来适宜它；阴柔的恶，用恭敬来持守它。饮食的过失，用恭敬来检点它；言语的过失，用和谐来收敛它。恭敬到了极点就肃穆，和谐到了极点就雍容，庄重和乐，这就是德行的仪容。仪容表现在外面，实质根植于内心。动静相互滋养，面色润泽，背部丰满。

塾言三十七则

刘熙载

立志于道，那么技艺也是道；立志于技艺，那么道也是技艺。所以君子必须先辨别志向。

有事前的学问，有事中的学问。事情已经到了，以前的学问似乎来不及了，然而能够观察得明白，处理得恰当，这就是功夫。

能够侍奉别人，然后才能使人。知道亲近上级，尊敬上级，推而广之就知道慈爱下级，礼待下级了。所以小学的教化，从侍奉别人开始。

告发父亲不是正直，跟着跳井不是仁爱；陈仲子厌恶，能算廉洁吗？匡章不是不孝，以此类推，可以认识圣贤精微义理的学问。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穷究事理必须将理穷得灵活，才有用。

干土之下，有潜伏的泉水；死灰之中，有宿存的火种。几微可以扩充，就是这样的。

问：“过去有过错，今天没有过错，可以称为有过错吗？”回答说：“过去有病，今天痊愈了，可以称为有病吗？只怕自认为已经痊愈的时候，仍然是病人罢了。”

夜间走路的人用火照亮道路，照亮道路只是为了走路着想。学习或许务求知识，不务求实行，与照亮道路而不走有什么不同呢？

人之外没有道，道要在人身上尽；事之外没有理，理要在事上尽。

不说话而四季运行的，是天。天以行动代替言语，人以言语代替行动，可以吗？

责备自己的人，是尽人伦的根本。舜的负罪，引慝；孔子所求的，未能，只是常见自己的不是罢了。

有志树立品格的人，未达到纯粹，暂且需要坦白，表里如一，就可以实实在在地用功，以去除非义、求得正义。不然，怀着拔苗助长的心，强行附会纯粹，必定反而落入善于掩饰不善的境地，断送一生。听说圣人取用狂狷，而厌恶乡愿，就是因此。

狂狷可以成为社稷的臣子，直谅的朋友；乡愿只是容悦罢了，善柔罢了。我由此推论。

大的不立，所以廉洁为小；廉洁谨慎为曲谨，不然君子的一介不取，细行必矜。又何曾有一时

译难道不是用廉洁谨慎来约束自己吗？

对百姓的生活有益处，才能算作人才。看看高幸和高阳这两位才子，就可以确定人才的实质了。

译能够驾驭才能，而不被才能所驱使，这才是真正的度量。在才能之外，如果还有一丝技痒想表现的意思，那就浅薄了。

本体不确立，作用就无法施行；但如果没有作用，也无法显现本体。观察天道，按时令运行、使万物生长，这就是道，由此可知人负有开发万物、成就事务的责任。

对内自我尽力，对外寻求援助，这两句话贯通了学问与事业的根本。

古与今道理相同，形势不同，不能贯通古今，是不懂根本；不能因时变化，是不懂应用。

超脱于具体事物之上，才能驾驭运作；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事物中，还想让事物听命于我，怎么可能呢？

自己富裕而能救济他人的贫困，自己尊贵而能体恤他人的卑贱，自己智慧而能启发他人的愚昧，自己勇敢而能振奋他人的软弱，与万物融为一体，这就是可以推举的君子。

推利于人，引忧于己；小人则相反。

我想为万物做长远的打算，万物或许不理解我的意图，反而认为我在苦待它们，我对此不可对顽固者愤怒憎恨，以致不能从容地成就事情。

善于驾船，风就不会成为祸患。人事中能够挽回的，又何必怀疑气数呢？

将变化的道理隐含在人事中，而人们不知道，这是上等境界。如果等到公开辩论是非，必须做到道理平和而心气不躁动，人们才容易顺从。

谋划贵在详细，决断贵在简要，推而广之，可以通达“精一”的宗旨。一是一非，明显对比，就不需要权衡了。权衡产生于看似两方都对的情况，所以没有精通义理学问的人，不可以谈论权衡。

困于饮食男女，与困于死亡贫苦，都不是《易经》所说的亨通。

心贪就是贫，受屈就是贱，衰老就是老，内疚就是病，消亡就是死。如果心中没有挂碍，境遇自然不能困住你。

木头入水则浮，金属入水则沉。浮的自浮，沉的自沉，水并不参与决定。舍弃分量而询问位置，只是枉然追求外在罢了。

随时的意义，是随时加以补救，而不是顺从它。以喜悦之心随顺他人的人，不值得占问罢了。

替人做一件事，要旁人称赞，以及要那人感激，因为别人不知道就停止的，很少见。这可以说是人眼中的君子，天眼中的小人。

道只是一个常常必然对立流行者，以此观察：遇到盈满，就说是盈满；遇到虚空，就说是虚空；遇到消退，就说是消退；遇到增长，就说是增长。难以知晓常道了。

观察药性，知道草木也秉承五常之一，只是不能相通，所以天地之性，人为尊贵。

人的本心，比喻为镜子，不如比喻为太阳。太阳能长养万物，镜子只能照见而已。作用不同，本体就可以知道了。

产生于心，危害于政。举步高，心不稳固。以内占外，以外占内，都是《易经》的道理。

不合情理的道理，不是道理；不合道理的情感，不是情感。失在于礼乐不相作用。相作用的，必须是节制而和谐，和谐而节制。

劝诫浅言四则

曾国藩

立身以不说谎话为根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根本，做官以不贪钱为根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根本。

以才能自满，以能力自夸，就会被小人忌恨，也会被君子轻视。

喜欢谈论军事的人，其阅历一定浅薄；喜欢攻击别人短处的人，其自我修养一定不务实。想要务实之学，必须从禁止大话开始；想要禁止大话，必须从轻易不评论军事开始；想要不轻易评论军事，必须从不说别人短处开始。

三达德之首是智，智就是明。古来豪杰常称英雄，英就是明。明有两方面：别人看见近的，我看得远，叫高明；别人看见粗的，我看得细，叫精明。高明者，譬如在室内所见有限，登上楼则所见远，登上山则所见更远。精明者，譬如极微小的东西，用显微镜照它，就放大一倍、十倍、百倍。又如粗糙的米，再舂则粗糠全去，舂三四次则精白绝伦。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喜欢问就像买显微镜，喜欢学就像舂熟米，总须心中极明，然后口中才可决断。能明而断叫英断，不明而断叫武断。武断自己的事，危害还浅；武断他人的事，招怨实深。只有谦退而不肯轻易决断，最足以养福。

孔子教导人，没有比求仁更大的；而其中最切要的，没有比“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更重要的。这两句话立达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我想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这就是立；我想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这就是达。圣贤教导人修身，千言万语，而以不嫉妒不贪求为重。忮，是嫉妒贤能、妒功争宠，所谓怠惰的人不能修养，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之类。求，是贪利贪名，留恋乡土、贪恋恩惠，所谓未得到时担心得到，已得到时担心失去之类。忮不常见，常在名望事业相当、权势地位相等的人中显露；求不常见，常在财物交接、仕途进取相妨的时候显露。将要造福，先去掉忮心，所谓人能扩充不想害人的心，而仁就不可胜用了；将要立品，先去掉求心，所谓人能扩充不想偷盗的心，而义就不可胜用了。

修绠山房日记二十则

瞿庆贤

《周官》说：学习古代知识后入仕做官，议事时制定制度。又说：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事情只会烦乱。三代以上，没有将学习与事务分开为二的。

儒者的学习期于明体适用，现在做治心学问的人，不追求通晓时务；

译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人，如果不反过来激励自己修身养性，所学的学问哪里会有益处呢？如果没有反省、检查、克制、治理的功夫，即使整天读书，也只是虚度光阴罢了。

译功夫最怕外表周密而内心疏懈，在众人看得见的地方谨慎，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疏忽，这样终身不能进入大道的境界。

士人在穷困时显现节操义气，只是说穷困时节操义气容易显现罢了。实际上无处不可看见节操义气，在日常闲适中对于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这就是节操义气的体现。如果苟且顺从，就是节操义气没有树立。

与人谈论，通常有两种毛病：一是必定想要坚持自己的说法；一是苟且顺从别人的说法。

不要顺从自己方便的意愿，安于不要顺从人情的好尚。处事方正直率，干脆利落，粗鲁而不精细审慎，粘滞而少决断，这些都是事情的祸害。

处世没有利己损人、自夸傲视他人的心思，那么不期望和谐自然和谐。舍弃这些而谈论和谐，必定流于虚伪；持身有不符合礼义就不行动、不符合道义就不获取的操守，那么不期望孤高自然孤高。舍弃这些而谈论孤高，必定失之于严厉。

《礼记》说：“刚强坚毅地与人相处，心中有分辨，不诡诈盲从，这叫做刚强坚毅。如果在言行中动辄显露锋芒，这是虚浮之气，却有人把这当作刚强坚毅，那就差得太远了。”

多发表议论，这颗心已经不再凝定安静。心应当凝定安静时，精神内敛，即使一句话也不轻易发出。

在人情事理上体验，那么读书才能通晓世务。

听到赞誉就高兴，听到诋毁就悲伤，必定会迁就自己的行为，来避免诋毁、邀取赞誉，这都是被名心所累，名心不断，最终会做成乡愿。

与善于逢迎的人相处，其他的损害，还没来得及看见，先助长了我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是百种损害的根源。

凡人的知识被蒙蔽，不外乎气质、习俗、物欲三者。被气质蒙蔽的，以自己的意见作为是非；被习俗局限的，以世俗的好尚作为是非；被物欲淹没的，以内心的爱憎作为是非。这三者胶固在心中，一遇到事情，就凭借这些作为是非，怎么能看见真正的是非？

家庭中的是非，太明白必定导致每日引发争论；如果不导致争论，而隐伏在心中，危害更加严重。

学问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圣人都是蒙昧的，所以应当随处虚心听从善言，来启发蒙昧。

《尚书·太甲》说君王去桐宫居丧，能够最终实现真正的德行。孟子推论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大概去桐宫之后，他之所以能够最终实现真正的德行，必定有这种怨艾的实际情境。读古人的书，正应当推想当时的实际情境，才有益处。

心定，当时眼前有一物，放置得不正，必定使得它正，然后心才安。如果忙碌不定，即使有颠倒的事物在眼前，也漠然不觉。所以平定天下的人，想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必定在于敬慎地安守本分。

为善去恶，这个志向要常常自我扶持策励。在日常闲适中，涵泳义理来充养志向；审察思虑来维持志向；勘验过失来激励志向。这些都是为了树立志向，使它不倒塌。

遇到难以处置的事情，正应当仔细思量，求得正当的道理。如果稍有阻碍，就视为无可奈何，这是心先已经懈散，还怎么能区分处置道理？

省心迩言十六则

朱树新

学问的道理，获取知识贵在内心虚静，努力践行贵在内心充实。

《左传》说：立功；《孝经》说：扬名，功业必定济世，名声必定符合实际。如果仅仅是科举第次而已，那么只能说是富贵，有什么功名呢？俗人把科举第次叫做功名，错了。

责备别人时，须想着人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约束自己时，须想着细微的行为不谨慎，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

孔子说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孟子告诫不要说别人的不善。圣贤都以隐恶扬善为心。

能够勘破义利这一关，这就完全得到了纲常两个字。世上没有怀着私利来交往，而能不遗留后患的。

养气的功夫，重在自我反省。而“缩”是集义所生，生于它的“缩”罢了。

忠、质、文各自发挥其作用，这就是所以为中；清、任、和各自发挥其作用，这就是所以为时。

人须要自食其力，依赖他人供养最可耻。所以梁伯鸾的赁舂，王承福的业圬，都可以与《伐檀》的诗人媲美。

朱子说：“天生一个人，就必须管理天下事。”我私下认为人固然不能做自了汉，然而须要先理会得身心事，才能管理天下事。闲杂思虑，随灭随起，紧要的功夫，或作或辍，可惧孰甚？

过错由欲望产生，寡欲则寡过。

争辩过错只须改正过错，争辩不已而成心疾，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伊川程子说：“罪己责躬不可无，然而也不可长久，留在胸中为悔。”

我们人有道中之学，无道外之学，把道学的名字加给别人，而自己甘于无道，不学，奇怪啊！

事情未发生不多言语，临事不动声色，事情已发生不夸耀功能。

作止语默，无非是教化；作为老师的人，能不谨慎吗？

商贾想要追逐利益，所以冠巾衣服的制度多方更变。而俗人见异思迁，甚至弟子效优伶的装束以为美，妇女学妓女的装饰以为时，奇怪啊！

金壶醉言三则

黄钧宰

水，是我的血；石，是我的骨；土，是我的肉；风雷，是我的耳；日月，是我的目。万物，是我的心；人，是我的手足。君子以人才济万物，犹如以手足庇护心。

器物由人造成的，先败坏它。琢玉、雕木，皆

译确实如此。麦子做成酱，豆子做成豉，高粱酿成酒。蒸熟之后，又覆盖起来，让它们发霉腐烂。在反复的败坏中，至美之味才显现出来。所以事物有因成就而败坏，有因败坏而成就，也有败坏后终究只是败坏的，那便是废弃的材料了。

译豁达与放荡，俭约与吝啬，谨慎与拘谨，简默与深险，倜傥与轻佻，慷慨与浮靡，坦白与粗野，镇静与空疏，忠厚与昏庸，精明与刻薄，这些品质看似相似，实则背道而驰，如同燕地与越地般遥远。因此，观察人的外形不如审视其精神，审视精神不如考察其气质。豁达者气度广博，放荡者气度散乱；俭约者气度坚固，吝啬者气度收缩；谨慎者气度安定，拘谨者气度滞涩；简默者气度和顺，深险者气度沉郁；倜傥者气度超逸，轻佻者气度浅薄；慷慨者气度豪迈，浮靡者气度流荡；坦白者气度真诚，粗野者气度鄙陋；镇静者气度安定，空疏者气度浮躁；忠厚者气度宽厚，昏庸者气度迟钝；精明者气度清明，刻薄者气度急促。秉持这些标准来观察天下的士人，在择友用人的道理上，就领悟大半了。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

学术四 广论

天地

罗泽南

邵雍说：“天地之大，阴阳就穷尽了。它的道理可以知道吗？”回答说：“可以。太极分化之后，两仪就确立了。纯阳之气上浮而形成天，那苍苍的颜色，并非实质的形体。人仰望它而看到的便是这样。一昼一夜，天运行三百六十五度有余，却从未停息，所以称之为健。地以纯阳之气凝结在天的中央，天的阳气非常浓厚，循环不止，所以常常聚集而不散开。天有所施予，地就能有所成就。这就是《易经》所说的‘顺应天时而行’。有形的属阴，无形的属阳。有形的阴质，被无形的阳气所统摄，就像人的百骸五官，各有其位置，精神血气，时时灌注在筋络之间。阴阳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日月。太阳是众阳之宗，它的光芒乃是阳精之气所溢出。太阳的本体属阴，不过像火中的暗处，并非真有形质。月亮则有实体，借太阳的光而发光。就像水本来清澈，没有日月火光照射，其中也看不见东西。这也是地没有独立成就而依赖天来终结的意思。阴气将阳气收敛在内，阳气想出来却出不来，就激荡而成雷。阴气将阳气阻隔在外，阳气想进去却进不去，就叹息而成风。阴气出来而阳气驱赶它，阴气不能抗拒阳气，就聚集而成云。阳气上升而阴气压抑它，阳气不能胜过阴气，就凝结而成雨。这是二气交感的结果。得到阳气的物体亲近上方，得到阴气的物体亲近下方。飞翔、运动，属阳；潜藏、种植，属阴。鶡旦鸟寻求阳气，阳气生发时鶡旦就不鸣叫；反舌鸟感应阴气，阴气生发时反舌就无声。大凡物体的生死伏现、鸣叫停止，都是二气消长的表现。这哪里不是阴阳所充满周遍的呢？虽然如此，遍布天地的是气，而维系天地的是理。理产生气，理就存在于气中；气承载理，气实际上统摄着理。深远不已，是天地之所以常存的原因；覆盖承载无私，是天地之所以不息的原因。假如没有理在其中主宰，那么这阴阳之气就会游荡散失而没有纲纪，怎么能资生万物、化育流行到这种地步呢？那么天地有消长吗？回答说：‘物体有息灭就一定有消亡，即使天地也会有穷尽的时候，继承这天地而成为天地的，将不知道有多少。这也是只有这一理来递嬗传承的。’气有消长，理没有消长。那么天地有内外吗？回答说：‘物体有内就有外，即使天地也有尽头，这之外的天地，又不知道有多少。这也是只有这一理来统摄的。’形体有内外，理没有内外。这本来是根据理来推演，应当是这样的。人处在天地之间，非常微小。五官得其适宜，万事得其条理。天因此清明，地因此安宁。所以圣人体会天地的理，持守天地的化育，而天地顺从他们。所以说：天地人称为三才。

复性二则

孙颐臣

光明，是火。火没有光，没有明。不是火没有光、没有明，没有光、没有明，怎么能使火光明呢？堆积木柴燃烧它，倾倒油脂点燃它。人们都说：这是火的光，火的明。假如说：这是木柴的光，油脂的明。拿着木柴寻求光，木柴哪里会有光呢？拿着油脂寻求明，油脂哪里会有明呢？然而一车木柴，光照十丈；木柴聚集光就聚集，木柴烧尽光就熄灭。一石油脂，光照百步；油脂充足明就充足，油脂枯竭明就枯竭。本性，就是火；学问，就是木柴和油脂。本性没有不善的，火没有不炎的。没有木柴没有油脂，火就熄灭了；没有学问，本性就淡薄了。在水边照影，何必再到火边去照呢？

转丸，是天底下最污秽的东西。蜣螂不觉得转丸污秽，反而嗜好它。西施，是天底下最美的人。游鱼不觉得西施美，反而躲避她。不是转丸比蜣螂更香，西施比游鱼更丑。如果不像蜣螂，就不嗜好转丸；如果不嗜好转丸，就一定不是蜣螂。如果不像游鱼，就不躲避西施；如果不躲避西施，就一定不是游鱼。然而询问蜣螂，蜣螂不知道；询问游鱼，游鱼不知道。蜣螂的本性是嗜好，游鱼的本性是躲避。人的本性是善，就像蜣螂、游鱼一样。然而蜣螂不改变它的嗜好，游鱼不改变它的躲避，而人却独自改变了他的本性，为什么呢？蜣螂、游鱼始终遵循本性，人改变他的本性，是情欲造成的。所以君子节制情欲以恢复本性。

仪宋堂后记

邵懿辰

三代以下，道义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