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一

译纵横三十里范围内，水陆勇丁有数千人，附近乡团一呼百应，不下数万人。后来接到中丞的密令，与投降的贼首熊国荃约定盟约，但防御工事依旧，大军一到，必定能作为呐喊助威的力量。如果拖延太久，万一事情泄露，灾祸将波及乡里，所以多次请求这边进兵却得不到回应，只能流泪离去，这是不能持久的一点。

第二点是枪船，江浙一带向来有这种船，船小而行进快捷，枪法准且人心齐。起初以射猎野鸭为生，后来成为开设赌局、演花鼓戏的聚集地，官府无法捕捉，战事兴起后转而受雇防守堵截。吴江陷落时，其首领沙锅阿四战死，次首领费玉孙、四喜也接到中丞密令，侦察贼军各船往来迅疾如风，屡次成为贼军祸患，贼军畏惧而招揽他们，允许他们蓄发出入贼营，表面看似平常。这些人明显持两端态度，一方面贪图宽大的政策，另一方面留恋贼军的小恩小惠，实际上真心归附我们，大军一到，必定能作为向导的力量。只是贼军明知他们不会为自己所用，却加以牵制；他们也知道贼军不会相容，却暂时接受牵制。日复一日，必定会发生变故。这是不能持久的又一点。

第三点是内应，听说贼军中向中丞投降的人不少，苏州李兆熙甚至以母子为人质。春天贼军大举来犯，事先泄露了消息，军队交战后贼军随即撤退，应当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军一到，或许能作为倒戈的力量；如果拖延太久，也必定发生变故，更换贼将，更加牢固，不可收拾。这是不能持久的又一点。

然而这些还是小的方面，请让我说大的方面；这些还是虚的方面，请让我说实的方面。数量也有三点。

第一点是有兵无饷的镇江，冯镇军子材所统领的，多是张忠武的旧部，艇船等水师也号称勇猛精锐。贼军两次进攻，都大败而归。如今扬州、通州一带安定，固然因为贼军志向在南不在北，也未尝不是镇江屏障的力量。如果现在大军一到，可以保全它，作为北路的一面之师。然而军饷拖欠巨大，孤城无依，军心已经动摇，溃败立即可待。这是不能持久的一点。

第二点是兵单饷乏的杭州、湖州两郡，是贼军注意的地方。两年来以全力制约，却灵光岿然，百撼不折，可以说很难。如果现在大军一到，可以保全它，作为西南一面之师。然而精锐不多，军队久战而衰老，依赖供给过多，军饷久缺而匮乏。近来听说萧山、绍兴相继失守，四面受敌，文书不通，湖州更逼近贼军气息，四乡瓦砾几乎无人烟。如果没有援军，最终必定溃散决裂而后已。这是不能持久的又一点。

第三点是有饷无兵的上海，上海是军饷重地，江浙残余势力聚集，商民辐辏，兵籍数万人，可依靠的不过数千人。如果现在大军一到，可以保全它，作为东路一面之师，且可筹备水陆粮饷然而地势居下游，无险可扼，小小区域，孤悬浮寄。数十里外都是贼兵，勇丁虽多，有的为近地游民怯懦而不能前驱，有的为大营溃勇犷悍而不知遵守纪律。即使孙武、吴起复生，也不能建功。幸好贼军不大至，苟且偷安，日复一日，总非长久之策。这是不能持久的又一点。

由前三点来说，如果大军攻破金陵而来，即使乡团尽散，枪船归贼，内应无闻，也不妨碍其为破竹之势。由后三点来说，那么金陵既下，贼军将徘徊南徙。从两浙到皖南，再到西江绕出上游，甚至蔓延江北，以追踪大军之后。而您自西北控制东南的议策，不再可行。恐怕风吹雨打，正无已时。而吴中能否出水火而登衽席，尚在可知不可知之间。

译我们借箸分析，趁现在两三个月之内，叛军尚未完全溃散，仅存的势力尚未彻底决裂。只请调遣奇兵一万人，由一位勇猛的将领抄小路而来，十天之内，苏州、常州便可唾手可得。大军一到，连朽木枯枝也会助长声威；大军不到，则坚固的城池也将化为灰烬。趁现在不图谋，后悔必矣。听说大军以一支部队包围芜湖，以一支部队急趋宁国，上游的部署已经严密。所谓的一万奇兵，应当从江北渡过福山，袭击常熟；或者从长江直逼江阴，凭借您的威势，挟雷霆万钧从天而降的气势，各路兵勇民团，人人振奋，内外呼应，一万兵力可抵十万之用。一方面传檄镇江兵向南进攻丹阳，向西驻扎高资；传檄扬州兵截断江面要路进行攻击；传檄水师沿江助战，作为北路军队。一方面传檄宝山兵进攻嘉定，松江兵进攻青浦，作为东路军队。一方面传檄杭州兵进攻嘉兴，湖州兵由太湖收复宜兴，以会合宁国的军队，作为西南路军队。同时大举进攻，下游各贼必将自乱自溃。您摆开堂堂之阵，竖起正正之旗，由芜湖、太平逼近金陵，即使有智者也不能为贼人出谋划策了。肃清江南，在此一举。从前梁王僧辩打败侯景，侯景逃往吴郡，僧辩派遣侯瑱追击，侯景向南趋向嘉兴，势力又变得炽盛。幸好赵伯超奋力抵抗，侯景才退却，最终在松江而死。明太祖平定吴地，廖永安先以偏师进入福山港，徐达、常遇春从宜兴进入太湖，趋向湖州，守将李伯升降服嘉兴，松江随后投降，然后进军包围平江。这两者都是上游进兵歼灭吴地贼寇的例证，但都是先以下游一支部队牵制，如出一辙。《传》所说的譬如捕鹿，晋人抓住鹿角，戎人抓住鹿腿，与晋人一起扑杀，就是这个道理。恭敬地陈述这些浅陋的意见，愿您采纳。至于军队出行，以粮食为先。您拔营出发的日子确定后，立即飞书给吴方伯，预先筹备。方伯善于筹措军饷，全部委托给他，必定不会贻误。昨天已大致陈述，向圣主呼吁，那些奏折中不能详尽的，如上所述。特意派遣户部钱鼎铭呈递，以申包胥哭秦庭之事，愿听您无衣之赋的号召。如果得不到命令，江南亿万百姓从此死无日矣。只请您斟酌进退。

书袁端敏公年谱后

孙衣言

唉！从宣宗皇帝末年，到咸丰庚申、辛酉二十年之间，战争的祸患，可以说是非常紧急了。洪秀全在广西发难，以邪神夷鬼的教义，驱胁死党冲出广西，顺流而下，不到半年攻破荆州、鄂州，占据金陵，南到福建山区，北惊动京城。而曲沛霖、张隆、张乐行凭借淮北七八个无赖，挟持乡里不甘受约束的人，抗拒官府，掠夺作乱，也在秦、晋、齐鲁地区兴起，两次侵犯京城附近。当粤贼势力炽盛时，跨踞江东，建立名号，尽有财赋之地，几乎形成割据之势，似乎不是淮贼所敢企望的。然而金陵老巢，用兵十年，最终被消灭；而苗沛霖、张乐行的残余势力，过了七年才被消灭。为什么成功有快有慢呢？这是因为治理的方法不同。从前圣王对于百姓，是尽心尽力的。为他们安排田地住宅以供养他们，为他们设立学校以教育他们，为他们制定礼乐以涵养他们。对于我们的百姓，好像唯恐违背他们的本性而伤害他们的生命。而那些不遵从我们教化的人，刑罚也就随之而来。所以有五礼来彰显德行，就说“天秩有礼”；有五刑来讨伐罪恶，也就说“天讨有罪”。这都是奉行天命行事，而不是我们有什么私心。战争，是刑罚中最大的。刑罚用来禁止奸邪，战争用来抵御强暴，所谓是天意的事。后代教化百姓的方法，一切都被废除，固然不知道如何行礼；更严重的是，以至于刑罚不足以示警，战争不足以示威。到了战争不足以威慑的地步，那么上天授予我们的权力，几乎无处施展，而天子奉行天意的事也就废弛了。唉！那将如何振兴呢！当粤贼之变时，集合吴、楚数省的军队，竭尽天下的财力，来攻打一座城市，这与三代用兵相比，不知如何？但志在平定叛乱，则还有先王用刑的意思。至于淮贼之乱，开始有了“招抚”的说法，而刑罚的权力就松弛了。所谓“招抚”的说法，古人有用过的，用于外国，汉文帝对待冒顿，宣帝对待呼韩邪就是这样；用于中国，张乔、祝良等在交趾就是这样。文帝之时，汉朝刚刚兴起；宣帝之时，是武帝兵威极盛之后的余威。张乔、祝良平定交趾，不是顽民好乱，而是迫于州县官吏的暴虐而想自救性命。在兴起极盛之时，他们本来知道我们的兵力足以消灭他们还有余；而百姓被州县官吏逼迫，就像婴儿被婢仆虐待，呼号以求慈母。这本来可以一次招抚就平定的。如果他们是天下的乱民，正认为我们的法律不足畏惧，而夷狄正有轻视中国之心，却想苟且用招抚的说法，那么祸患必定不可挽救。靖康、建炎之际，李纲、宗泽赵鼎、韩世忠、岳飞等将相都可以有所作为，而宋徽宗、钦宗、高宗被女真胁迫，于是采取和议。明朝的流贼，也是屡次招抚屡次叛乱，这效果也可以看到了。没有其他原因，汉朝不肯用兵者，是仁爱恻隐之心

译罢了。宋徽宗、钦宗、高宗谋求议和，熊文灿等人主张招抚，这都是畏缩怯懦、苟且偷安的策略，并非出于仁爱恻隐之心。这种用心本可以屈服夷狄，感化异族；但如果出于畏缩怯懦、苟且偷安，那么连五尺高的孩童都会嘲笑他们。这难道仅仅是这样而已吗？忠义之气，君父之仇，即使在衰败混乱到极点的时候，蕴积在人们心中的情感也不能泯灭。我们不能利用这种不能泯灭的情感，反而在上层倡导畏缩怯懦、苟且偷安的说法，那么对于那些怀着忠义之心想要报答君父的人，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挫伤他们。百姓知道他们的气节无法伸张，也就罢了。一旦有事发生，需要求助于那些长期遭受挫折的百姓，那么势必来不及了。夏朝的少康凭借一城一旅之力而实现中兴，宋徽宗、钦宗凭借累世积累的基业，统治万里疆土，而国家却在一天之间灭亡，这是什么缘故呢？唉，难道不危险吗？至于粤贼的叛乱，今天已经没事了。假如在他们长驱直入、乘胜追击，朝廷军队屡次受挫的时候，按兵不动，假装寻求招抚，当时一定有人落入他们的圈套，那么粤地的祸乱至今可能还没有平息。苗沛霖刚起兵时，如果立即用重兵打击他，他在咸丰三、四年间被消灭也是肯定的。治理粤贼，知道必然要出战；而对于苗沛霖，希望或许可以招抚，所以成功与否的不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皖北的叛乱，是我亲眼所见的。张隆、张乐行等人，当时的将帅都认为姑息招抚可以成功，而贼人不能隐忍以耽误我们，于是刚招抚就反叛，幸好迅速被消灭。苗沛霖以阴险狡诈的本性，在官府和贼人之间周旋了将近十年，当时的议论，甚至有认为不能立即诛杀苗沛霖而责备某公的人。等到看到某公的奏章，才知道当时皖中的兵力和粮饷都掌握在某位主帅手中，某公孤军作战，疲惫无力，本来有所不能为，却苦口婆心地向皇上进言，并且与楚地主帅密谋诛杀苗沛霖，这本来就是预料到苗沛霖必然反叛。后来苗沛霖果然反叛，果然随即被诛杀。大概只有知道贼人必然反叛，那么我们也不能不真正出战。真正出战，然后天下也就没有不能消灭的贼人。唉，战争是最大的刑罚，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必须出战的，怎么能用畏缩怯懦、苟且偷安的看法去推行呢？

译专责成剿捻十议之二

葛士达

捻逆兴起，已有十多年了。被其蹂躏的地区，已有五六省了。商议如何剿灭并招抚他们的办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斩杀俘获并遣散归农的，累计有十多万了。可是贼寇的人数并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兴盛起来。是将领不勇武，臣下不尽力吗？这是因为责任没有专一明确。既然不能剿灭而只能招抚，即使暂时受到牵制，最终还是反叛离去，招抚没有成效，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即使所谓剿灭，也不过是贼寇向东我们就向东，贼寇在豫州我们就在豫州，贼寇在秦楚我们就在秦楚，往来追逐败逃的敌人，既然难得立即擒获。一旦兵力疲惫、士气懈怠，仅仅能够自保就已经是幸事了。假使获得胜利，斩杀几百人，对于数十万贼寇来说，丝毫无损，而我们却已疲于奔命。在贼寇方面，局势都是他们牵制我们；在我们方面，局势都是我们受制于贼寇，这哪里称得上是剿灭呢？所以说：现在处理贼寇，不专一明确责任是不行的。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贼寇踪迹飘忽不定，忽而在东，忽而在豫，忽而在秦，忽而在楚，将责任专一给谁才行呢？不知道贼寇虽然飘忽不定，但他们当前窜逃的地方，就是确定的地方。如果窜逃到东方，就是东境的贼寇，应当责成东抚；窜逃到豫、秦、楚，就是豫与秦、楚各境的贼寇，应当责成豫抚、秦楚抚。贼寇入侵时，纵然不能扼守并全部歼灭，既然追击使他们退出，就应当防备他们不再进入。如果再次入侵，就不能推卸责任。东、豫、秦、楚各自守卫疆界，使贼寇不能进入，那么贼寇将无处容身？议论的人又一定会说：中原地势平坦空旷，没有险要可以扼守，即使想要各自防备边界，不增加数十万军队是不行的。增加军队做不到，增加军饷怎么办？不知道所谓专一明确责任，一省就责成督抚，督抚责成边界各府州县。如果东方的南境曹州、单县等地，豫州的东北境兰考、虞城、永城等县，西南境汝宁、南阳二属，西境灵宝、阌乡等处，楚州的德安、黄州，秦州的华阴、华州，苏州的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徐州、邳州，皖州的宿州、亳州、英州、六安等属，都是贼寇出没的道路，责成各属地方的官员，让他们各自守卫疆界，如果担心没有军队和军饷，就仿照唐代李抱真守卫泽潞的方法，登记户口抽取壮丁，给他们器械，免除他们的租赋，加以训练。一个县的租赋不够，就免除邻近县的租赋来资助。每个边邑大约有三千士兵，选择有胆略才识的人担任守令，让他们统领众人，加上本省平时训练的军队。贼寇来了就互相联络，不得轻率作战，只要击退贼寇不让他们入境，就算首功。如果有过错就按军法处置，朝廷责成督抚，督抚责成边邑官员，使贼寇无处容身，而湘军、淮军随后进行游击，或许可以。限定日期扫荡消灭，剿灭安定后再招抚，可以慢慢商议了。

必须断绝他们四处窜逃的道路，然后才能迫使他们灭亡。地方官坚守，将帅奋力攻击，各自专一明确责任。贼寇就像锅里的鱼、陷阱中的野兽一样了。

联民圩剿捻十议之三

葛士达

南北方用兵，地势互相不同。南方地域狭窄，得到几千精锐部队，就足以控制扼守一路。北方地域空旷，难以扼守截击，计策必须联络民间圩寨，协力剿灭守卫，步步为营，既以收到犄角配合的效果，又以平定不甘屈服的人心。东、豫两省圩寨交错建立，起初是结寨抵御寇盗，后来却占据寨子对抗官府。寨长既然不是正直的人，寨中好坏不一，往往贼寇来了就献粮纳款，官兵来了反而关闭寨门断绝粮食供应。如果任由他们毫无约束，久了必定生变。明末李际遇、沈万金之类的人，不能不担忧。我认为应当在边境贼寇往来的要路各寨，预先布置，每个大寨选择一个将领统领两营士兵驻扎，小寨以一营士兵驻扎，约束不得骚扰百姓丝毫。寨中严格清理，一个寨子的男女总共立一册，登记强壮的人，另外造一册。五家为一伍，由伍长主管；两伍为一什，由什长主管；十什为一队，由队长主管。连环互相担保，驱逐无赖，诛杀党羽恶人，选择有才望勇略的人担任长官，严格制定条例，酌情设立赏罚，配给火器军械。没有战事时由统兵的人教他们操练，有战事时留一半人守卫，按伍登上城墙，用一半人跟随两营士兵作战，观察贼寇举动，看准时机出击剿灭。明确举起烽火，邻近寨子救援应援，县里的士兵也出来接应，或者攻击其中，或者拦截前后，或者冲击左右，像常山蛇一样，首尾相应；像诸葛亮的八阵图一样，星罗棋布，触处为首，贼寇决不敢深入，撤退时也无法在野外掠夺，又断绝了献粮纳款的弊端，然后用大军随后扼守，他们的形势自然困顿了。

军队骚扰百姓，百姓就与军队对立；军队爱护百姓，百姓就更乐意效命于将领。使用其中的关键，在于驾驭有方罢了。

〇贼党剿捻十议之四

葛士达

贼寇人数虽然多，但像蚂蚁聚集一样乌合，不相统属，紧急时互相聚合，缓和时互相图谋，怎么能同心协力？不如广泛招徕，以〇之秦观说：“盗贼不值得深深忧虑，所忧虑的是其中有豪杰。”应当仿照战国七科、虞诩三科的方法，即召募东、皖、豫的人，不论杀人劫盗，只要有技艺才能，都可以应募。能统领十人的，就担任十人的长官；能统领百人的，就担任百人的长官

译用不可测度的威严来压制他们，用非同寻常的奖赏来给予他们，用忠义来激励他们，用极度的真诚来结交他们。那些盗匪中自恃有才能，或者与贼寇有嫌隙而内心不安的人，自然一定会闻风而来。得到其中一两个杰出狡猾且肯出死力的人，或者让他们回去离间贼寇的同党，或者任命他们作为内应，或者让他们充当向导，这样剿办贼寇就有把握了。从前岳飞讨伐杨太，他所率领的部队都是西北人，不习惯水战，大家都认为很难。后来得到了贼寇同党黄佐，让他去离间贼寇的心腹，于是八天就攻克了贼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现在贼寇的擅长之处在于骑兵，而我们的长处在于步兵。如果一定要舍弃我们的长处，去练习我们的短处，不仅因为南北习性不同无法熟练掌握，而且经过长年累月，贼寇的势力将会迅速壮大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何况还能等待吗？自古以来抵御外族的策略，没有比利用外族攻击外族更巧妙的，而剿灭贼寇也没有比利用贼寇攻击贼寇更好的。捕捉麻雀用鹰隼，搏击兔子用猎犬，虽然指挥它们的是人，但并不完全依赖人的力量，这是因为万物各自用同类相互制约。假如麻雀能飞，兔子善跑，一定要强迫人去练习麻雀的飞翔、兔子的奔跑，然后去捕捉搏击它们。我看麻雀和兔子还来不及被人抓住，人就已经先累死了。

译用叛贼去攻打叛贼，就像用毒药去攻治毒疮，见效最为迅速。

重间谍剿捻十议之五

葛士达

兵法说：“凡是用兵，要以正兵正面交战，以奇兵取胜。”又说：“用兵出于正道，胜败各半；用兵出于奇谋，十次有七次胜利；用兵出于诡道，战无不胜。”又说：“不要拦截旗帜鲜明、士气旺盛的军队，不要攻击阵容严整、气势浩大的军队。”大概用兵是诡诈之道，作战是危险之事，必须计谋万全，哪里容得轻易尝试？下棋，是小道，其攻取争夺，尚且必须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才能获胜；打猎，是小技，其驱马奔驰追逐，尚且必须暗中设置坑阱、埋伏网罗，才能有所收获。自古以来用兵的人，不下数十百家，没有不是出奇制胜的，即使遇到小股敌人，也必定用计谋取胜，并不是不敢正面交战。正面交战，即使能够获胜，也必定双方都有损失，所以明智的人不乐意这样做。汉高祖说：“我宁愿斗智，不愿斗力。”他的意思深远啊。何况处在四通八达的地方，想要与数十万善于奔跑的叛贼搏斗，如果不使用奇谋，怎么能取胜呢？出奇制胜，不一定在于山水的险要，平原旷野，麦高粱遮蔽视线，到处都可以埋伏。叛贼夜间住宿，必定占据村舍，自然可以趁机偷袭。火器是我军的优势，但也必须出奇使用，更显猛烈。用兵没有固定法则，总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为主。而现在没有人敢这样做，难道都是怯懦无能，只是因为没有使用间谍的缘故吗？古代军中招募，有能每天奔走数百里、矫健绝伦、出入城郭无人察觉的，以及言语伶俐、机智巧妙的，都重赏招致，确实有使用他们的道理。现在如果真能招致这类人，散布在叛贼之中，让他们跟随叛贼的动静，凡是叛贼的多寡、分合、出入的路径，以及夜间叛贼首领住宿的地方，时时侦察报告，虽然没有见到叛贼，但叛贼的形势已洞悉于心，自然能随时用计，临事不至于仓皇。从前广武君见韩信想要攻下井陉，请求用奇兵袭击其辎重，成安君不听，韩信派人暗中观察，知道他不采用，才敢进军。广武君的计谋，必定非常机密，不是成安君身边的人不知道。韩信的军队还未入境，已有人伺察敌人的左右，难怪他用兵天下无敌。宋朝刘錡守卫顺昌，夜间派遣百人，口吹竹哨，直入金营，借着闪电的光亮，看见梳辫发的人就杀，金兵大乱。这也必定是探明了金营的门户及出入路径，所以才敢以百人袭击数万人。好比进入山中突然看见岩石险恶、石阶崎岖，即使是勇敢的人也会脸色惊骇、心跳加速，如果有山中人为其引路、口头讲解、手指指点，懦夫也能坦然行走毫无疑虑。这是知道与不知道的区别。至于使用间谍的方法，孙子《用间》一篇已经说尽了。关键在于用破格的奖赏来吸引他们，用至诚的心意来打动他们罢了。

使用间谍，是用兵的关键。古人多因此成就奇功。

习长矛剿捻十议之八

葛士达

兵法说：“长兵器用来护卫短兵器，短兵器用来护卫长兵器，在弯曲狭窄的道路相互埋伏，在险要狭隘的地方相互逼迫，则利于刀盾。敌人众多蜂拥而至，直逼阵前，仓促难以支撑，则利于巨斧。在平坦空旷的地方相距，远在百步、数十步，则利于长枪。至于十步之内，刀盾够不着，而长枪又来不及施展。我前进则逼近叛贼，叛贼前进则逼近我，胜负之分，全在此刻，则没有比长矛更利的了。长矛的使用，比其他兵器更难，不精熟练习不行。我认为训练的方法，应当像练习射箭一样，立一个木靶，高与人相等，分为四部分：上部为脸，其次为胸，其次为脐，其次为脚。让脚上裹铅，持枪距离木靶二十步站立，命令刺某部分，就飞步刺去，不得稍有迟疑，刺无不中。然后稍微将木靶移远至五十步为度。这样一是训练眼光，二是训练手法，三是训练步法。严格设立赏罚，五天考核一次，几个月之后，技艺可以大致掌握，临阵自然能击刺如飞，比其他兵器尤为得力。”

近来练习长矛，专门练习刺击，空有架势，这种立靶分部的方法，比较切合实际。

拒马绳剿捻十议之九

葛士达

地势空旷没有险阻，叛贼骑兵冲突，不设藩篱，阵型容易动摇。使用偏厢车，恐怕其转动不灵活；使用拒马木，又恐怕其笨重，斟酌变通，用绳子结网，横长一丈，宽度减半，网眼四寸，中间贯穿纬线，那线稍微宽松荡漾，网的两侧及中央，用九根桩子，钉在地上，桩头装着三棱刺铁，桩梢削尖，以便容易入土，两侧桩长五尺为度，中间桩略短三分之二，使网下凹如同捞鱼一般，每具网配刀斧手四人，埋伏在网边，用来砍断马脚，每一队士兵携带两具，突然遇到叛贼来犯，分层布置在地，相机进退，随地形圆转，麦高粱遮蔽之处，也可以埋伏，这种器具叫什么，叫拒马绳与铁蒺藜，可以相辅而行。

霆营士兵不宜分散。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沈葆桢

臣私下接到提督鲍超的咨文，奉皇上谕旨准许休假两个月，假满后出关剿贼，将所筹划的分派勇丁、增兵、协饷等事宜

译请臣切实代为奏报等语。臣以为，行军打仗没有比审察敌情更优先的，用人必须充分发挥他的长处。臣查回部自唐朝至今，一千多年，雄踞西域，其族人流入内地，与汉族百姓杂居，虽然几百年了也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他们天性强悍勇猛，人口繁衍众多，意志统一，远远不是其他部族能比的。关外平沙广漠，敌军骑兵如风雨般迅猛奔驰，如果用十几营步兵去抵挡，勇敢的人无法施展锐气，有谋略的人无法施展巧计，即使是精锐部队也必定会受挫。只有摆开堂堂正正的阵势，竖起严整的旗帜，骑兵和车营相互配合行进，才能成功，这是需要集中兵力作战的地方。汪海洋、李世贤诡诈多端，变化万千，他们的党羽还有十多万，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怀着必死的决心。闽粤的土匪依附于他们，闽地山峦重叠，水流曲折，千溪万径，这里攻击那里逃窜，防不胜防，稍微大意就会落入他们的圈套。这里必须将领了解士兵的心意，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呼吸相通，首尾呼应，才能成功，这是需要出奇制胜的地方。鲍超治军严谨，战前必定周密计划，不估量胜算绝不轻举妄动，即使仓促遇敌，也必定深挖壕沟加固营垒，派出侦察兵四处探听，务必掌握敌情，亲自率领众将，亲临战场观察，凡是敌营的前后左右，山川的朝向，道路的曲折，都了然于心。回来询问愿意作战的将领，让他们立下军令状，然后在厅堂画地为敌营，让众将领按照各自分配的进军路线依次演练，使每个人心中都有敌人在眼前。第二天才决战，号令一出，寂静无声，勇敢的人不能单独前进，怯懦的人不能单独后退，奇兵正兵分合变化，使万众如同一人，稍有退却的，即使是镇将也立即按军法处置。他亲临前线，将士的优劣一一知晓，所以安排营哨官员必定称职，让他们像家人一样亲近，近则有所眷恋，想要人人有拼死之心，所以不太使用本地人；亲戚故旧多则有所倚仗，想要人人有畏罪之心，所以不太使用同乡人。他作战必定胜利，楚军看见后信服他；他惩罚必定执行，楚军习惯后安心，所以乐于使用楚人。这是鲍超一军的实际情况。先前鲍超到省城，臣与他反复详细商议，私下认为西陲局势如此紧急，应该率领全部兵力西行，再在四川增调额定兵员，在甘肃多购买良马，才可以独当一面，谋划万全之策。确实是因为这支军队是天下所期望的，绝不能让它稍有挫折。等到接到闽中的军报，林文察在漳州阵亡，刘典先胜后败，退守连城，闽地局势非常危急，长江防线也告警，东南的祸患仍未平息。私下认为霆军远征，哪里比得上就近剿灭？只要将康王、侍王等逆贼歼灭，先解除朝廷对南方的担忧，然后用天下全力肃清西陲，剿抚并用，自然就会归顺。然而想要就近剿灭康王、侍王，也必须霆营的全部兵力才能摧毁清除，不是抽调十几营所能完成的，而且恐怕在新旧交接之际，将领们互不相让，彼此去留之际，士兵们互相违心，人数突然分散，军容顿时改变。询问鲍超来信的意思，只是认为局势必须兼顾，暂且作为调停，实际上出关必须有两万人才能确有把握。臣愚昧地认为，与其兼顾而两方面都不可靠，哪里比得上专顾而必定有所成就？现在鲍超因为安葬事宜未定，幸蒙赏赐假期，无论出关还是入闽，都必定先回籍。可否恳请天恩，俯念闽疆紧要，敕令鲍超假期结束后立即兼程由江西进入福建，他的全部兵力先由宋国永、娄云庆会统率前往汀州，以安慰民心。湖北军情稍缓，僧格林沁忠勇谋略超群，尤其熟悉关外情形，如果可以出关督办，必定能建立大功。由河南赴甘肃路途较近，闽省肃清后，倘若楚豫捻匪尚且猖獗，鲍超也可以就近移师。如果认为回疆关系重大，非鲍超迅速出关不可。应请敕令鲍超统领全部部队前往，使他充分发挥长处，并恳请批准所请，下谕各省宽筹军饷，源源接济，专门委任他负责成功。臣先前因为江西军饷万分难支，裁撤了精捷、继果、仁、右鼓、湘等军营，兵力立即显得单薄，霆营调走后，必须另募劲旅以巩固边防。霆营进入江西以来，欠饷约三十万，尚需分月清理，以供行军费用。总之，早日奏报一路荡平的业绩，就早日解除一分日夜操劳的辛劳。

译关于统筹新疆及各省用兵缓急情形的奏疏。

骆秉章

臣私下禀报，于同治四年正月十九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上谕：先前据曾国藩奏报，鲍超请假回籍安葬亲人，当时已降旨赏假两个月，谕令假期届满后立即从四川起程出关剿办回部叛匪，其旧部兵勇及得力将弁准许酌情带往，并着招募四川勇丁带赴关外。现在据沈葆桢奏报，接到鲍超咨文称：拟带所部八千三百人，另调四川兵四千，招募四川步勇数千，酌情增添马队，统计新旧各营每月需饷十余万两，请求饬令各省酌情拨给协饷等语。新疆各城变乱局势十分猖獗，如果没有内地大批劲旅出关，难以资助攻剿。鲍超勇猛谋略过人，声威一向显著，必定能在边疆立功，迅速扫荡逆贼气氛。该提督认为塞外用兵必须厚集兵力，拟带万余人前往方能制胜，这自然是实际情况。只是筹兵必须先筹饷，这样才能士兵饱食、马匹奔腾，所向无敌。新疆地处沙漠，没有饷银来源，从前用兵都是由各省转运接济。此次鲍超所带兵勇每月饷银计需十余万两，必须合力各省之力协济，以免缺乏。着官文、曾国藩、都兴阿、駱秉章、毛鸿宾、李鸿章、吴昌壽、恽世临、刘蓉、阎敬铭、沉桂芬、郭嵩焘、恩麟体察情况，每月可以协拨多少，各自酌情确定数目奏明办理，即按月如数拨解，不得拖延。这是紧要的军粮，众人抬举容易，各位总督等必须顾全大局，宽裕筹备，不许稍分界限，藉口推诿。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官文、曾国潘、都兴阿、駱秉章、毛鸿賓、李鸿章、吴昌壽、恽世臨、刘蓉、阎敬铭、沉桂芬、郭崧焘，并传谕鲍超、恩麟。遵此。同日又奉上谕：沈葆桢上奏甘肃、福建军情均极吃紧，霆军营兵不宜分，并将鲍超原咨文抄录呈览一折。所称关外平沙广漠，利于用众；闽地山重水复，利于用奇。西陲军务紧急，鲍超适宜统率全部西行，方可独当一面。只是闽事大棘，江防亦警，若想肃清康祯等逆贼，也必须霆营全部兵力方能摧陷廓清等语，还算实际情况。只是新疆自库尔喀喇乌苏失陷，伊犁被围攻，情形万分危急。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绾等分剿宁夏、固原的贼寇，正在得手，不能立即分兵，如果不另拨大批劲旅，迅速西行，那么出关剿贼的说法，几乎成为空话。况且闽省余氛，已由左宗棠三路援剿，鮑超又分兵万余人，交给娄云庆等统带会剿闽贼，兵力不算不厚，自然可以无须再留鲍超全部，致使增加朝廷西顾之忧。着曾国藩、沈葆桢传达该提督，于假期一满即日率领所部宋國永等各军，从四川起程入甘，节节扫荡，早日出关，看准时机进剿。娄云庆等军，待闽贼消灭后，仍着前赴鲍超军营听候调谴。鲍超请求拨给四川制兵四千名，并从四川招募步勇数千名的地方，着駱秉章即日妥善筹办，不要稍有迟缓以致阻滞师行。沙漠地方，平原旷野，没有马队车营相辅而行，不能有所成就，应如何添设马队及入甘购买马匹的地方，着鲍超咨商曾国藩，斟酌情况，实力筹办。鲍超一军每月需饧十余万两，本日已寄谕官文等人，各就该省情况酌定协济数目，源源拨解等因遵此。伏想新疆逆回倡乱，自库尔喀喇乌苏陷落，伊犁被围攻，局势十分危急，自然应该择将出师，大张挞伐。只是查关外用兵与内地迥异，平沙广袤，利于驰驱。道光年间克复新疆四城，擒獲首逆张格尔的战役，著绩以吉林索伦马队为最，其次则招集伊犁等处遣犯，用作头敌，立功贖罪。这类强悍之徒，久戍边庭，习惯风土，且有生还之望，所以临敌思奋，奏捷尤速。那些各省所调征兵，疲于远道，不过是藉以壮大声威。因为南方地煖，既不能耐西域严寒，而且骑射驰驱非其所长，奔走绝漠，动不动就千里，虽然有健者，尚未临敌而已疲惫。况且川楚产米之区，人非谷食不飽，关外偶有杂粮，人众尚且难以继接。经过沙碛之中，往往以牛乳马肉藉充饥渴，风土异宜，飲食异俗，用违其地，不能尽其所长。这是川楚兵勇远征西域，甚非所宜。内地用兵祗须筹给饷項，兵勇有资，随处可以买食，即使偶有乏粮之区，裹带转输，还容易筹办。

关外则人稀，土旷，戈壁，水草不生长，寻常行旅往来尚须预备餱粮。道光年間，新疆南路之役，在兰州、肃州及口外节节设立粮台，派员转运，并从内地多购驼只以备沿途驮运，小麦源源供送大营，尚闻偶因途中稍有

译如果有拖延，军中就无法避免空腹等待。当时甘肃省内无事，麦子容易采购，关外的哈密、乌鲁木齐也都安定，还可以转运供应。如今新疆各城屡次报告失陷，被抢掠一空，而甘肃贼寇的势力遍及半数地区，遭受蹂躏，积蓄已经耗尽，播种也错过了时节，虽然河西的甘州、凉州、肃州三郡还算完好，但要想每天供应数万军队的干粮，转运不断，恐怕难以持续。况且关外自哈密向前，中途不能受阻，一旦粮运接续不上，不像内地还可以选择就近就食，军队悬置于荒漠绝域，进退两难，即使有精锐部队，不战也会自我困顿。这就是用兵西域，运粮比筹饷更难的原因。而且鲍超所部一万多人，每月各省筹集解送的饷银十余万两，如果在内地固然足够支用，既已出关外，花费巨大，无论各省现在正值筹防、筹剿，款项都不充裕，即使勉强凑集解送，道路通塞不定，难以期望随时接济。而鲍超行营每月纵然有十余万两，所有的干粮行装都必须在关内预先采购备齐，沿途转运费用巨大，出关后就无处可以采购，军队没有隔夜之饱，怎么谈得上作战？想要再增加饷力，更达不到这个程度。关外用兵，不是饷项充足不行。至于酌情调派川兵四千名跟随鲍超前赴新疆，现在川北自龙安到城太都难以放松防备，川东则酉阳、秀山、彭水、涪陵、綦江、南江、合州都与贵州边境相连，贼寇如毛般窜扰，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建昌则西面防御会理、盐源，东面剿灭越巂夷匪，时常劳师征缮；松潘则各营新收复的番地事务未平，峨边、马边夷匪时常蠢动。省标尤其以根本为重，之前抽调制兵一千五百名交给鹤龄统带赴甘，已经属于勉强凑集，这就是川兵再次难以抽调的原因。我私下通盘考虑大局，以用兵缓急次序而论，伪侍逆、康逆等以残破之余遁入福建疆域，凶焰复炽，如果不大举合力及早扑灭，那么浙江、江西、广东都担心贼寇窜越，筹兵筹饷，东南百姓的困苦仍然不能缓解。鲍超的霆字营剿办这股贼寇之前在江西已经屡次挫败贼锋，贼中闻风丧胆，似乎不宜立即抽调，正可以借此来平定余逆。而且发捻大股贼寇窜扰湖北、河南之间，往来飘忽，附近各省都需要戒严，急切应当添调劲旅，四面围堵，消除这个腹地的祸患。至于云南南部叛服无常，贵州全省糜烂，四川处于其间，沿边处处设防，日久军队疲惫，百密一疏，倘若贵州边境盗贼数十万，迫于饥饿驱使，每日谋划来四川掠夺粮食，如果被其闯入边界，蜀中就不可想象。所以四川先将甘肃阶州的踞寇剪除，稍微缓解北顾之忧，就应当抽调各营，由东南分道越境剿杀，先将贵州边界肃清，并将西南会理一带布置周密，才可以进军规取云南南部，而没有后顾之忧。至于新疆各城沦陷，固然应当早日收复，我私下认为广袤荒漠之外，不能与内地的贼寇相比，即使稍微延缓天讨，所骚扰的仅止于回疆，不至于裹胁的人越来越多，蔓延越来越广，日久贼心自然懈怠，况且分踞各城，势力已经涣散，此时西路只需严扼嘉峪关，断绝其勾结之路，回部绝不敢轻易窥视内地。至于北路，本来有蒙古作为屏障，朝廷加意安抚，沿边借此作为保障，逆回怎敢侵犯？等到甘肃各路回匪荡平之后，就在现在所调各省兵勇中，挑选精悍者，给予重饷，预备干粮，统帅出关，节节扫荡。那些兵勇在甘肃从征日久，对西陲风土逐渐习惯，自然能够得力。加上那时内地余逆已经清除，声威远播，外域震慑，而各省元气逐渐恢复，筹饷较易，转运不竭，士兵马匹饱腾，擂鼓前行，以击其懈怠蠢动，那些回众怎能抗拒？天戈所指，无异于拉朽摧枯，新疆立刻就能底定。这就是内患既平，然后从事西域，才可以掌握胜算。

译再次陈述四川省兵力无法会剿贵州匪徒的奏疏。

骆秉章

臣等私下查考，在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接到军机大臣传谕，同治五年八月初八日奉上皇帝谕旨：李瀚章奏报援助贵州获胜战况，以及增添勇丁筹划防务的情形，请求命令四川省会剿的奏折。长江以南的教匪，北抵遵义、绥阳、桐梓、正安，南抵湄潭、龙泉、思南、安化婺川，贼巢众多，与荆竹园一伙匪徒处处可以互相支援。该地与四川省接壤，必须川东地区合力会剿，才能断绝内江方向的支援。命令崇实、骆秉章立即命令防边的军队，从秀山、酉阳一带居高临下而下，将外江各匪徒实力扫荡，与李元度声势联络，以便迅速消灭逆贼气势，不要稍有延误等因。钦此。

私下查考云南巡抚刘岳昭，自从去年率领四川督兵进入贵州，攻克正安、绥阳，剿灭安抚遵义四乡各寨，声威已经振作，乌江南岸何逆大股贼胆已落。恰逢刘岳昭被任命为云南巡抚，臣等体察云南情况，自从总督劳崇光进入省城之后，驾驭得当，命令岑毓英剿办雄镇一带的股匪，屡获胜仗，迤东道路现在已经疏通，并筹拨饷银，责成马如龙专门剿灭迤西杜逆。况且劳崇光进入省城几个月以来，并没有咨文催促刘岳昭赴滇。臣等揣度云南局势，刘岳昭率领楚勇突然赴滇，不仅马如龙等人会再生疑惧，而且滇练与楚勇的口粮悬殊，不免观望推诿，劳崇光反而显得掣肘。而刘岳昭在遵义一带，正好可以与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上下夹击，使贼首尾不能相顾，贵州境内可望肃清。因此贵州巡抚张亮基奏请留下刘岳昭共同剿办贵州匪徒，臣等也上奏请求暂时留下刘岳昭与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会剿，先平定贵州疆域，然后整顿军队进入云南。确实因为贵州时机不可失，乘此扫荡寇贼则兵威远播。刘岳昭虽然没有进入云南，但云南慑于先声，不敢突然产生不良企图，劳崇光也可以因势利导，使之听从驱策。所以暂时留下刘岳昭在贵州，对云南事务没有妨碍，而贵州大有起色。

后来刘岳昭奉旨从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节节扫荡，迅速前往云南。臣等因为担心刘岳昭所部果后各营出发之后，遵义郡人心未定，顿时显得空虚，何逆大股以及附近各匪徒又萌生窥伺之心，那么新安抚的各寨又将沦陷于贼手，因此札饬道员蹇誾，抽调安吉字三营，前往遵义扼守驻扎，兵力已经显得单薄，实在苦于没有兵可增，不能分头应对。现在四川省只有湘果九营以及武字十二营为大支劲旅，湘果一军分防叙南，现在正值岑毓英攻剿滇边各匪，四川边隘正形吃紧，既难抽动，而武各营又因为陇东回氛肆窜，警报频传，其中夹杂溃勇，籍贯属于四川省的居多，川北时常担心狙窜，又因为叙永时常有滇黔苗教各匪分番迭扰，武各营分扼川北的广元，川南的大坝以及泸州三处，以备往来驰剿，此外防兵不多，东南一带已觉得不敷分布。

现在刘岳昭既从仁怀、黔西转战而前，那么四川省的叙永、合江、江津等处万难疏忽防备，而湖南的军队又从下游进攻，那么四川省的秀山、酉阳、南川、綦江等地又显得吃重，上下二千多里，处处都与贵州边界接壤，节节都可以伺机奔窜，况且贵州糜烂，大概寇贼无不垂涎四川疆域，加上刘岳昭的军队拔赴云南，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步步进逼，贼势全注于四川省。现在仁怀县城再次失守，黔西、仁怀各股贼匪，石逆以及张伪元帅、郑伪元帅等各纠集数千人，涉水渡河，屡次扑袭叙永边隘，虽然经过兵团屡次全力击退，但旋去旋来，防不胜防，并根据蹇誾禀报，何逆势又猖獗图谋窥视遵义郡，并有股匪窜近正安，逐渐逼近四川边界，桐梓、油萝口的贼又复勾结肆扰，而江津、南、酉阳尚缺乏兵力防堵，时常担心贼锋突犯，策应不及，不免蹂躏内地。

如果再贸然移动防兵越境深入，兵少既不能制服敌人，倘有挫失，反而导致引盗入境；如果调集各营专门谋划荆竹园一路，那么四川边隘处处空虚，我由此进，贼由彼入未及直捣贼巢，先以自弃险要私下认为四川省连年以来时常有邻氛肆扰，面面撑住，筹饷征兵，实在已经筋疲力尽，贵州尤其属于密迩川疆，黔寇一日未灭，四川省一日不能安枕。但只要力有可图，机有可乘，臣何惮而不为？无奈遵义既依赖川军镇压，如果再由酉秀出疆会剿，实在没有兵力可分，臣等固然不敢稍分畛域，也不敢自撤藩篱。况且查考湖南援助贵州的军队，已有二万余名，现在既屡获胜仗，并增添勇丁筹划防务，军声不为不壮。四川省防兵，实在无可抽拨。臣等因此敢据实缕陈。

况且臣等更有请求的，贵州贼氛遍地，民不聊生，相比之下云南附省及迤东一带民尚安业

译这种情况，情形截然不同。即便迤西杜文秀逆匪固守一隅，潜伏未动，督臣劳崇光也已派遣马如龙进行剿办，不至于像贵州省那样四面都呈现危急态势。刘岳昭从仁怀、黔西、大定、毕节前往云南，必须逐段疏通道路，才能前进，目前尚未离开贵州境内。是否可请旨命令刘岳昭先与湖南军队约定时间，上下夹击，剿灭平定贵州的寇匪，然后再前往云南，这对三省的大局确实都有裨益。臣等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恳请圣明陛下俯察施行。臣等现在命令川东沿边防军扼守要害进行截击，以阻断贵州匪徒窜入四川的道路，使贼寇没有空隙奔逃，湖南援救贵州的军队得以专心全力攻剿，或许可以依次扫荡平定。所有奉旨派兵会剿贵州匪徒，目前四川兵力实在难以分拨的原因，谨共同撰写奏折，通过驿站恭敬上奏。

译关于筹议训练军队事宜的奏疏

曾国藩

臣私下禀报：去年十月初六日，臣在江南接到寄来的谕旨：直隶地区的军营事务长期废弛，此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户部、兵部商议决定选拔训练六支军队，实在是因为直隶是国家的根本重地，应当谋求自强之道。等到捻军向北窜逃，直隶官兵打仗仍然不得力，虽然说是训练不精，但国家每年耗费巨额国库资金，供养这些无用的士兵，实在令人痛恨。此时贼寇既然已经平定，亟应将先前制定的练军章程重新整顿。曾国藩久经军事，对于如何根据时势变通之处，着他在到任后详细谨慎地妥善筹划，悉心管理，务必期望化弱为强，彻底洗刷从前的积弊，以保卫京城疆域。倘若因为直隶地区刚刚平定，毗连山东、河南一带，应当督拨勇队以资弹压，一并由这位总督斟酌奏明办理。曾国藩未到任以前，官文务必命令各员弁照常训练，不得稍有松懈。神机营原折均着抄给阅看等因，钦此。等到臣在腊月、正月两次觐见天颜，仰蒙圣训周详，也将直隶练军作为要务。臣于二月抵达任所，检阅六军的案卷，看到内外臣工的章奏对于直隶不宜屯留客籍勇队这一节，论述得很详细了。当此全境平定之时，如果留下大支勇队驻扎在近畿，穷年累月，剿无可剿，防无可防。这不仅难以与居民和睦相处，即使从事势上看也如同赘疣。因此各位大臣的议论，大多主张练兵而不主张养勇。只是养勇虽然并非长久之策，而东南招募勇队多年，其中也尽有良法美意，是这支闲散的练军所应当参用的。臣请略说几点：第一，文书法规应当简省。勇丁包头短衣，朴实诚恳耐苦，只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几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太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几天就能完成；运米搬柴，半天就能集事。士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礼仪节度，就有一种在官府服役的气象。等到出征，则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需用民夫，油滑偷惰，是积习使然。而此前所定的练军规条多达一百五十余条，即使是士大夫也不能迅速通晓并全部记住，文书法规太繁杂，官气太重，这是应当参用勇营做法的地方。第二，事权应当专一。一营的权力，全权交给营官统领，不实行遥控制约。统领如果想要招军买马，储粮制械，升降将弁，防剿进退，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近年来江、楚大将为统领时，就能大展其才，纵横如意，都是由于事权归一的原因。现在直隶六军统领屡次更换，所部营、哨文武各官，都由总督派拨前往，下有翼长分担其任，上有总督揽其全权，统领并没有进退人才、综管领项的权力，一旦驱使他们赴敌，下属怎肯听命？加上总理衙门、户部、兵部层层制约，即使是良将也瞻前顾后，不敢放胆任事，又怎能尽其所长？这也是应当参用勇营做法的地方。第三，情意应当融洽。勇营的制度，营官由统领挑选，譬如树木，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出叶子，都是一气贯通，因此勇粮虽然出自公款，而勇丁感激营官挑选之意，都像是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义相孚，临阵自然能患难相顾。现在练军的士兵，离开本营、本汛，调入新哨、新队，他们的挑选多由本营主政，新练的营官不能掌握去取之权，而又没有优待亲兵、奖拔健卒的手段，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联，紧急时刻岂可深恃？这虽然想参用勇营的做法，但势有所不能。又听说各营练兵都有冒名顶替的弊端，防不胜防。大概士兵的常态，口粮不足以自给，往往兼做小买卖、营生、手艺，以此补贴家畜之资，这是各省所共有的。直隶六军将这里的士兵调至他处训练，其练饷二两四银，在练营支领，其底饷一两五银，仍在本营支领，士兵不愿离乡，往往正身仍留在本处，特意在练营附近雇人顶替，应付点名操练，将练军所加的饷银少分一些，给受雇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调取远征，被雇者又不肯去，则又转雇乞丐、穷民代往，士兵只有一名，人已变了三次，练兵十人，替者过半，还怎能期望他们得力呢？

臣两个月以来，广泛采纳众论，参以愚见，就目前的练军规模，即使极力整顿，也难以迅速化弱为强，想要倚为干城，防备强寇，殊无把握。现在应当讲求变通的方法，自然须先杜绝顶替的弊端。拟定命令今后一名士兵被挑入练军，就将本营的额缺裁去，练军增加一名士兵，底营就减少一名士兵，无论底饷、练饷均归一处支放。如果因事被斥革，就由练营募补，底营不得干预，希望所练的都是正身，或许可以稍变积习。此外还有需要酌情更改的，如马队不应增至二十五人，应仍为十人一队，使士卒易知易从。像这类情况

译臣原本拟定了一份简明的章程，打算整顿训练军队，练足一万人，以符合朝廷殷切训诫的旨意。然而近来节气已过夏至，大旱依旧，冬小麦和春小麦已经歉收，秋季庄稼大多尚未播种，深深担忧今年饥荒、百姓困苦，藩库的收入会大幅减少，因此不得不深谋远虑，暂缓兴办此事。

查直隶省的司库本就入不敷出，同治六年、七年的收入尤其少。而拖欠发放的各项款项，除了京协各饷以及文职官员应领的款项共欠一百五十多万两外，单就本省武营而言，拖欠绿营及驻防官兵的俸银、薪水和养廉银三十二万多两，拖欠兵饷二百七十多万两，拖欠米折及公费银十三万多两。

近来武营的俸饷本就只发放五折、七折或八折不等，在打折之后，又拖欠三百多万两，因此各将士纷纷诉苦，衣食没有资财，办公没有费用。即使六军选练得极其精锐，但各底营留存的老兵已经废弛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全面筹划计算，本省可以指派的银两，断然不能拨给练军作为军饷。如果在现有的四千人之外，再增练六千或八千人，仍须由兵部另外拨给确切的军饷二万两，按月解送到直隶，才可以从容应对、长久办理，逐步谋求成效。

那些未被挑选入练军的各底营留存老兵，也必须略加安置，不能听任他们困穷败坏。臣打算略微仿效浙江减兵增饷的方法，不必大幅削减兵额，只是将年老体弱的人淘汰而不补充，病故的人空缺而不补充，就用节省下来的饷银，酌情发放历年拖欠的款项，使各营略微有些公费，添置器械、旗帜之类，这才足以壮观瞻而振作士气。

几年之后，或许可以将五折、七折、八折的部分全部发放，兵丁中入选练军的所得固然优厚，即使留在底营的，也足以自给自足，营务或许可以渐渐好转。而京畿地区练兵的建议，也不至于屡次开始又屡次停止，事情如同儿戏。至于腾出裁减士兵所节省的饷银，来弥补军练所增加的饷银，多寡尚难预定，但也多少有些裨益罢了。

译再次商议操练军队事宜的奏疏

曾国藩

我私下接到兵部的公文，会奏直隶操练军队事宜的折子，命令我迅速筹定简明的章程，上奏报告确定的意见等因，公文传达到我。我私下认为用兵的道理，是随着地形和敌情变化而变化的，起初并没有一定不变的规矩可以拘泥、固定的方法可以死守。有的古人建立功绩的事情，后人效仿却没有功效；有的今天制胜的方法，日后拘泥于它反而失败。只有知道旧例不可拘泥，独到的见解不可依赖，随处选择好的方法而跟随，大概就可以经常施行而没有弊端。就拿扎营这一件事来说，湘勇刚出征时，也屡次被粤匪攻破。后来加高营垒，挖深壕沟，先谋求自我巩固的方法，随即用这种方法来制服敌人。此后淮勇各军相继兴起，也都以高垒深沟作为自立的基础。善于扎营的，就被称为精锐部队。直到移师北来，改剿捻匪，每天计算路程的远近，区分各营的优劣，曾经没有修筑营垒挖掘壕沟的空闲，而营垒的坚固与否，对于胜败完全不相关。即使询问陕西甘肃剿灭回民、贵州平定苗民的事，也不把修筑营垒挖掘壕沟作为首要任务。至于在天津抵御外洋，虽然坚固的壁垒也不足以依赖。仅从这一点，就知道旧例不可拘泥，兵势的变化无常了。然而安营扎帐，埋锅做饭，一方面不骚扰百姓，一方面自我巩固壁垒，这是自古以来的常法，不是勇营的新章，终究不可废弃而不讲求。我认为直隶练军应该增添学习扎营的方法，每月拔营一次，以行军二三百里为常规，命令士兵修筑营垒疏通壕沟，亲自拿着畚箕筑土，以习惯劳苦，不乘坐差役的车，以习惯行走。至于运米搬柴，勇丁不过偶尔做做，如今年近来的事，老湘营的勇丁从绥德州运米到花马池，铭军的勇丁从济宁州运米到张秋就是这样。论平日的常例，砍柴等事，每百名勇丁按章程有三十六名长夫，百名兵丁旧例也有三十名夫役，有报告四十名的。我认为练军既然拔营行动，就必须增添招募长夫，百名士兵给三十名，虽然花费较多，似乎也不可节省的项目。有长夫承担砍柴打水负重的事，那么兵丁就可以不承担搬运的劳累，既以此稍示体恤，又以此表明修筑营垒挖掘壕沟等事必须亲自去做，在这里宽厚正是为了在那里严格。至于兵部大臣所议兵丁宣讲衣冠礼节，我认为老营操演尽可以整理衣冠束带以学习礼仪，拔营行走仍适宜包头巾穿短衣以归于简便。凡此都是一张一弛，选择好的方法而跟随。我前折所说的重视统领的权力，大概因为平日的事权不统一，那么临阵的指挥就不灵便。我在南方，曾见有藩臬衙门招募勇丁多营，平日的领饷、补缺、请奖等事，都由衙门主政；到临阵的时候，则另派武官统领率领他们打仗，导致指挥不能如意。即使巡抚和大帅所部多营，平日没有一定的统领，临时酌情拨出几营，派一名将领统领他们赴敌，终究不能得到士兵的死力。而江、楚各省侥幸获得成功的，大抵都有得力的统领，他们的权力向来重，临阵往来指挥号令进退的人，就是平日发饷、挑缺、主持赏罚的人，士兵的耳目有专属，心志没有疑贰，所以所向有功。我所说的事权应当专一，本意如此。然而也恰逢其时，幸运遇到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宾、多隆阿、鲍超、刘铭传、刘嵩山等人，有的隶属我的部下，有的隶属其他部下，都凭借重权而树立伟绩。如果不是这些人有权，也不可以施行。兵部大臣所议，得到良将则每天都有功效，遇到不肖则流弊不可胜言，确实是恰当的理论。良将，是可以幸运遇到而不可以强求的。此后直隶练军统领，我应当悉心察看，遇到上选则破格优待，尽其所长；遇到中材则随处防范，不使他们越分，大概这是两全的方法。

兵部大臣复议，以及兵将相熟，可以收到一气贯通的效果。又说转弱为强，不必借才于异地等话。我私下认为就士兵来说，以本地人为主，以保状为凭据，断没有让外省客勇充补的道理，而客勇也没有愿意充补远省额兵的志向。就官员来说，则武职自一命以上直到提督总兵，都准许在各省做官。况且京城附近各方汇聚，更是志士愿意效命驰骋的地方，所以各路将弁有出色的，都可以酌情调来直隶，不可以用借才来论。直隶练军，询问众人的议论，不外两种方法：一是就本营的镇将操练本营的弁兵；一是调南方的战将操练北方的新兵。访闻此前六军，用本营镇将作为统领的，他们的情意容易沟通，而苦于全营没有振作之气；用南方战将作为统领的，他们的气稍盛，而苦于上下没有联络之情。想要救这两种弊端，气的不振作，本营官员或许不胜统率之任，应当察其懈弛，择人而换；情的不联合，南方将领或许不知士兵的艰难，应当让他们久处，积累诚意以感动他们。我现在拟定在前留四千人外，先增添三千人，稍微恢复旧观：一是在古北口暂添千人，该提督傅振邦在军中老练，安详勤慎；一是在正

译定州、镇州暂时训练一千人，该总兵谭胜达一向以勇敢著称，志气正盛。这两处都由本管官员统领。又在保定暂时增添一千人，命令前琼州镇总兵彭楚汉以南方将领的身份统领，与中军冷庆所管辖的一千人，暂且分为两支队伍，等考察验证确实得力后再合并为一支军队。这是因为考虑到士兵与将领相互信任，而拟定的目前增添训练的权宜之计。兵部大臣又命令筹划制定简明章程，再按月发放军饷，查明确直隶省未经遣散撤编的勇丁，命令他们返回原籍妥善安置。臣查直隶省的勇丁，去年经署理总督大臣官文奏请保留十二营，臣今年撤去了余承恩的三营，此后夏麦秋禾接连遭受大旱，常有匪徒窃发，因为担心散勇穷困无依，聚集起来滋事，所以拖延未能继续撤编，等秋末局势安定，再遣散撤编数营，就把裁减勇丁节省下来的银两增添作为训练新军的费用。至于淮勇、铭军，是臣奏请作为拱卫京师的军队，其大队驻扎在张秋，分几营驻扎在保定，几营驻扎在临清，眼下不打算裁撤，另行附片覆奏。训练新军的规模，臣打算仍以四支军队为定数，两支驻在京师以北，两支驻在京师以南，每军三千人，统领将领功效尤为显著的，或者增加到四千、五千人。其余常规章程，已在兵部大臣及前任总督大臣刘长佑所议定的条款中详细列明。臣昨天议定训练军饷、基础军饷一并支领，骑兵不混杂在步兵之中，一棚只以十人为定额，也已经经兵部议定允准。此外如顶名冒替，是以往的积弊，不知将来能否革除；参用南方将领，是以往已经实行的，不知此后能否融洽；这次议定增添招募长夫，每月拔营，也不知有无阻碍。这三者一旦有一项不妥，那么全局都须变更，臣不敢立即确定章程，恐怕不久仍须更换。可否请旨，一方面交各衙门核议，臣一方面先行试办。其军饷暂时使用江南协款，等定议后再由户部拨发。等试行果然有了头绪，然后刊刻简明章程，使各军一律遵守。

译关于官军出关分批次依次行进的奏疏，同治十二年十二月。

左宗棠

肃州攻克收复，大军理应乘胜出关，迅速谋求扫荡，这是人人都知道并能说出的道理。微臣起初的想法，也认为巧妙迟缓不如笨拙迅速，但等到体察军情，详细审察局势，私下却有不敢轻易议论的地方，请向皇上恭敬陈述：第一，筹划出关的兵力应当审慎。总计攻打肃州的各军，金顺、宋庆、徐占彪以及臣先后调派的骑兵步兵各起，共六十多营，可以说是很多了。然而攻坚时间既长，损失确实很多，受伤致残的也不下数千人，这些都是号称精锐的选拔。徐占彪所部蜀军骑兵步兵十三营，前后阵亡将士五百多名，带伤的有两千四百多人。宋庆一军死亡受伤的人数近千名，而染病去世的也有数百人。金顺所部军队，即胡世英的英礼十营，本来就不是好的选拔，又因为在从宁夏拔营赴凉州时逃亡不少，虽然幸亏金顺随时补充整顿得以成军，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激发他们的勇气，然而阵亡的有数百人，受伤残废的也有数百人。这是臣在肃州时深深了解的。肃城攻克收复后，臣与各军仔细商议，如果不重新整理，难以收到实效。金顺、宋庆、徐占彪都认为是这样。于是命令随带的总兵戴洪胜、余起立、提督金品顶戴记名提督谭上连统领，合并成五营，增加骑兵三营，驻守肃城，修缮城墙壕沟，使其成为雄镇。命令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接统杨世俊原有的骑兵步兵四营及亲兵小队，驻守嘉峪关，重修边城，以严守关隘，并拨派马陟小队分驻关外，以贯通玉门的气势。玉门靖逆营游击的缺额，委派随营总兵衔副将陈南波代理；安西协副将的缺额，委派随营提督吴次汉代理；炖煌沙州营参将的缺额，委派随营副将聂福田代理。各自命令挑选淘汰存营中孱弱的士兵，而招募山内的猎户补充，各营足额五百人，实际人数按照内地防勇的章程，以月饷责成他们防守本地，兼护运道，缉拿游勇。臣巡视嘉峪关完毕，回到肃州，就撤除徐占彪的骑兵步兵七营，分别遣返回籍，挑选留下精壮的，合并成骑兵步兵六营，在肃城外选择水草便利的地方扎营，按日操练，也便于他们养伤等待痊愈。当时因为出关日期临近，各军整理需要时间，奏调张曜的嵩武军由镇番、凉州赴肃州，而嵩武军到达肃州后，军粮日益增加，甘州、凉州订购运往肃州的粮食不足以接济各军的需用，不得已商请宋庆回凉州整理，同时就近解决粮食问题。宋庆又因为旧部在豫州的很多，招募补充容易成事，而金顺出关在即，打算将所部现存精壮的士兵，听任金顺挑选补充名额，以便快捷便利。臣佩服他努力顾全大局，深知缓急轻重，并符合我的私心。随即又拨派副将冯桂增骑兵一营，布洛斯螺丝后膛开花大炮一尊，命令总兵邓增带领跟随金顺出关，以顺从他的意愿。计算此时整理就绪，壁垒焕然一新了。张曜一军骑兵步兵十四营，队伍整肃，士兵吃饱马匹健壮，堪称劲旅。臣又增加新制的连架劈山炮十尊，布洛斯二号螺丝后膛炮一尊，七响后膛枪十杆。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的骑兵，除了自己挑选凉州满营百骑外，穆图善拨给吉林二百骑，黑龙江一百骑。臣担心兵力单薄，命令总兵桂锡桢带领所部骑兵一营一起，约四百骑，归他统带。计算金顺、张曜、额尔庆额三军出关的骑兵步兵共一万多人，幸好都是精实可用的。几个月后，仍可调拨劲旅陆续跟进。这样士气常新而不竭，粮运常裕而不饥困，用来制服关外的客土逆回，自然有十全的把握。第二，筹划出关的粮运，应当审慎。肃州、安西同属一道，而产粮的丰歉各地不同。肃州及高台，是肥沃之地；安西、玉门多有沙石贫瘠，而炖煌最为肥沃。军兴以来，百姓困苦于逆回的骚扰掠夺，又苦于军营的捐税摊派很久了。百姓存活的不过十分之三四，田地荒废占其大半。官军借着兴办屯田的名义，先发给籽种牛价抵算，采买粮食的银两，搜刮压迫。户口流亡，自从白逆窜出关外，官军又没收囤积的庄园被陷，安敦玉雕的状况更加严重。从前臣在肃州见到难民络绎不绝入关，担心辗转流徙的人越来越多，荒地无人耕垦，筹银二万两分发给三州县，并拨寒衣万套赈济他们，希望留住这些灾民尽力屯垦，以便将来余粮出粜给关外各军，可以就近采买，稍微节省劳费。然而目前军粮不能从安西获取，那是固然不必说的。甘、凉、肃所称的肥沃之地，连年战乱受害最酷烈。自从徐占彪偏师直捣肃州，肃州回民退缩，各军平定河湟，甘凉道路逐渐肃清。农民得以安心耕种，有幸获得中等收成，两年以来尚能供应官军采买。然而死亡的人既多，川原耕种的不过十分之三四，旱地更无人过问。臣从兰州到肃州途中，接连据士民纷纷递交呈文，请求免除采买。近来经过再三开导，除了留下民食及籽种外，谕令他们悉数出粜，不许囤积居奇。幸好三郡民情朴实愿从，又

译知道官军发誓要消灭这些贼寇，并且能够不扰民，于是得以聚集到足够的数量。总计凉州、甘州、肃州三郡订购购买市斗军粮十六万三千余石，按照额定征收的仓斗计算则是三千余万石，几乎抵得上全省常年规定的赋税总额。虽然商议了优惠的价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余斤，给予白银四两，但民间缴纳迟缓不前，市场价格骤然上涨，每石竟然高达六七两之多。

译根据甘州府县的禀报，无赖之徒乔良廷（即乔铎）、李太和造谣煽动，阻碍缴纳官粮，导致市场物价暴涨，贫民卖粮无门，军民都陷入困境。臣查访属实，立即下令将乔良廷、李太和大杖处死，并因署理甘凉道萧宗干办事糊涂，将其撤职查办。又访闻局员候选知县杜辅仁、甘州后营都司林长兴有贪污欺诈之事，交由署理甘凉道黄庆章审讯查实后详细参奏。从此民间缴纳粮食才逐渐踊跃。然而，计算购买粮料的总数，供给金顺、张曜、额尔庆额三支军队食用，以及运粮的车、驮、骆驼和防营所需的食用，算到明年六月新粮成熟时，还短缺粮料市斗二万余石。现在打算尽量征收定额的实物税及各营的季粮陆续填补，还不知道能否足够。况且甘肃地势高寒，麦秋虽然在六月，但民间收割完麦子必须堆积成垛，等麦秸脱粒后才方便碾打上市。臣这次七月十九日从兰州出发，八月十二日才抵达肃州。沿途村舍麦垛虽然很多，但缴纳官府上市的很少。明年节气虽然早，估计民间缴纳新粮必定要等到八月，陈粮还应宽裕筹划两个月，这样在新旧粮交替时才能得到接济。这就是筹粮甘苦的实际情况。

就转运而言，从凉州到肃州共九百里，再从肃州到嘉峪关到玉门县三百六十里，玉门到安西又二百里，总共一千四百多里。路上多沙石，用骆驼为宜。但骆驼不是农家所蓄养的，向来民间只蓄养骡马牛驴以供农事，借以应付差役。所有的木轮大车不耐负重远行。连年贼寇和回民骚扰掠夺，牲畜极少，差车没有来源。上年成禄出关强行拉差车数百辆，刚到玉门，车夫就弃车逃回，骡马也被抛弃不顾。从此更加无从着手。臣在初夏派弁兵三路出关采购骆驼三千只，又恰逢蒙古骆驼少而价格高，采购到的还不足一千二三百只，报到登记的仅六百多只。臣经过甘州时，道台府台请求高价雇用民车，每运粮百斤走百里给银四钱，应出差车的给银二钱，计算四十多天的时间，民车差车运到局里的粮料还不足三千石。幸好臣先前调集各营的官骡一千六百多只，先后到齐起运，勉强维持周转。而先前用民价在兰州、平凉雇用的商民车驮骆驼，以及袁保恒在河州雇办的车辆，也陆续搭运军装军火抵达甘州，于是转运稍显兴旺。肃州才有存粮，以后就不必高价雇用民车了。但总计从凉州、甘州采粮运往肃州，从肃州用骆驼运往安西州，合计民运车驮骆驼的费用，以及官车、官骡、官驼的员弁人夫薪粮、牲畜草料、口袋杂物、局费一切摊算，每粮百斤需要银十一两七钱，内外如此辛劳，费用如此高昂。这难道是此时财力所能承担的吗？如果不预先筹划节省，而动不动就说用人众多，恐怕官军的粮饷接济不上，粮台的储备早就空虚。不但以后不能保住这不尽的粮源，即使目前出关的军队，也会时常担忧饥饿溃散。这就是转运艰难的实际情况。

我私下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于精干而不在于人多。当全盛时期筹划用兵，就先筹划草料粮食。如汉朝赵充国，古称名将，他驻军酒泉，就是现在的肃州；治理敦煌，就是现在的安西州治所，筹划兵事重视屯田而罢免骑兵，留下步兵万人，借此节省大量费用。三秦极力争辩实行，最终见效至今，谈论西北兵事的人没有能超出这个范围的。乾隆年间先臣兆惠苦守伊犁数月，当时北路军队受阻不前，深入敌境的仅精兵数百人，最终能奋力解除重围，宣扬威德于绝远之地。大约估计当时北路士兵马匹多也不过数千。那么道路遥远转运艰难，不能用众兵，即使古今太平无事，官私充足时，也没有不同，可以知道了。现在打算出关的金顺、张曜、额尔庆额所部的骑兵步兵已有一万数千，加上员弁丁役人夫将近两万。正值哈密解除戒严，贼寇踪迹向吐鲁番一带逃窜，军队行军二千里，还不知道能否追上贼寇。如果依次打算让大军接踵前进，即使太平无事，官私充裕时，尚且难以做到，何况在祸乱未平，人物凋残，财用枯竭的日子呢？臣在肃州时，与各军商议，淘汰疲乏冗杂的弁丁以求精干，遣散伤残成废的弁兵以减轻负担。考察张曜一军锐气正新，作为头起；金顺一军次之；額尔庆额又次之；宋庆一军整理需要时间，军装骆驼都需要增添购买，请求留下等到明年秋天后续出发。臣打算在所部整锐足恃的各军中，再精选数千，届时谨慎选择统将率领同行。如果上天赐福，甘凉安肃明年丰收，西师吃饱后再分起层层递进向前，如在席子上行走一样安稳，那么边塞肃清，可以掌握全胜的把握，计算日期不过稍迟数月而局势就稳定了。否则军队行军于荒远边疆，既不能因粮于敌，又不能随地征粮，士兵马匹苦于长期征调求一饱而不得，正担心没等到遇见贼寇，军心先在局势中动摇，无益而又有害。况且战阵之事，最忌讳前突后竭，行军布阵，壮士利刃，厚集于后，那么前队得势，锋锐增加，战胜而兵力愈增，

译这是必胜的着法。如果将全部力量都倾注于向前推进，一旦耗尽便再无余力，倘若发生失误，便没有后续力量支援，这乃是危险的做法。《诗经》中说“小心谨慎”，《左传》中提到“敌方士气衰竭而我方士气正盛”，大概都是强调要注意后路的意思。何况出关的军队，应当特别留意的，不仅仅是哈密以西地区，那里的客居汉民与客居回民，似乎成效并不在于急于求成以树立威信，也不仅靠一次战斗就能决定。我这点浅陋的愚见，之所以无法释怀，就是因为对于关外的军事情况，除了景廉每年还有书信往来外，其余方面我未曾接到只言片语。即便镇迪道，名义上虽然隶属于陕甘总督管辖，但实际上是由乌鲁木齐都统及各位大臣就近督率，公务一切由他们主持，几十年前就是如此，我无从过问。所有哈密以西的粮草运输事宜，应当由出关的各军到达当地后自行筹划，我固然无法凭空揣测，也是能力所不及，并非预先推卸责任。

译给沈相国的信（节录）

李有棻

所谓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来制服外国人，这是魏源先生的观点。魏先生撰写了《海图志》，其中记载抵御外夷的方法非常完备，但也不一定条条都对。我们学习他们的长处，以此来制服他们，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故意保留一些余地，作为日后制服我们的手段呢？这等于自我损害。制服外夷的方法，只有晁错说得最好，他说：“匈奴的长处有三，中国的长处有五。帝王之道，必须万无一失，那么就要避开敌人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就没有不称心如意的。”如今的洋人，长处在于航海，我们就在陆地上抵御他们；长处在于攻城，我们就在野外攻击他们。他们擅长火攻，我们就广泛制定防火的对策；他们难以持久等待，我们就极力谋划持久战。避开他们的长处，他们就难以施展；攻击他们的短处，他们的短处正好让我们展示我们的长处。从古以来的名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就是掌握了这个道理。如果只是单纯学习外国人的长处并效仿他们，就像邯郸学步一样，会被有见识的人讥笑，本来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

详细陈述台北情况以辨明是非的奏疏，光绪十一年。

台湾巡抚刘铭传

臣在正月初二日接到大学士左宗棠的咨文，其中详细奏报抵达福建后仔细考察台湾当前情况的折子。恭敬抄录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的谕旨：左宗棠奏报详细考察台湾情况，妥善筹划前往支援的折子。据称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战，官军已经获胜。因为刘铭传营务处的知府李彤恩驻兵沪尾，认为孙开华等军队不能作战，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沪尾兵力单薄、将领弱小，万不可靠。刘铭传被他所动摇，突然率领大队人马前往支援基隆，于是情况变得不可挽回。李彤恩不审察敌情，用虚假言辞动摇人心，拟请立即革职，押解回原籍，不准在台湾逗留等语。前敌军情关系极重，必须确切查处，不得含糊了事。李彤恩所禀报的刘铭传各情，众说纷纭，如果确实因此造成严重后果，仅押解回籍不足以抵罪。先前谕令杨岳斌迅速赴闽支援台湾，即着该前总督在到达台湾后详细确切查明，据实参奏。李彤恩着立即革职，听候查办等因。钦此告知前来。伏查基隆退守的情况，已于上年八月十四日奏明在案，无需重复陈述。谨将左宗棠所弹劾的各节，为我皇太后皇上陈述。

臣渡海来台时，随带亲兵一百二十名，其次是孙开华三营，曹志忠六营，每个营精壮士兵只有三百余人，当时从台南调来章高元的淮勇两营，那时台南瘟疫盛行，士兵大多生病，只来了五百人，后来又增调巡缉营一营，加上刘朝佑的一百余人，张李成的土勇一营，统计基隆、沪尾两地总共只有四千余人。左宗棠的奏疏称基隆、沪尾各营兵力将近万人，不知他依据什么见闻。自从七月末基隆发生瘟疫，将士十人中六七人生病，无法组成军队。八月十三日之战，九个营仅挑选了一千二百人，其中还有抱病勉强应敌的。在孤拔到来之前，初九、初十两天，臣接到香港、上海的电报，得知敌军全部侵犯台湾。那时沪尾只有孙开华三营，刘朝佑一百余人，以及张李成新招募的土勇一营，刚刚到达防地，炮台尚未完工，又没有营垒，地势平坦，没有险要可扼守，危急的情形不待旁人说明，臣早已忧虑及此。曾写信给孙开华、李彤恩，如果敌人侵犯沪尾，臣就撤除基隆的守备来支援，嘱咐他们坚守等待，一方面派人到下游赶雇船只，将军火行动物资先运上船。十二日，孤拔率领大批兵船进入港口，臣预料敌军必定从仙洞登陆，当时同曹志忠等密商：如果敌军明天战斗后就驻扎在仙洞，那么就不会立即攻击沪尾；如果战后全队下船，就必须预备回援沪尾，以保护后路。十三日酉时，敌军收队全部下船，当时接到孙开华、李彤恩、刘朝佑先后来信，都说据报法国兵船五只直犯海口，升旗开炮。臣同孙开华、李彤恩已有约定，不存在李彤恩用虚假言辞动摇人心的情况。左宗棠的奏疏称李彤恩三次飞书告急，就是孙开华、李彤恩、刘朝佑三人的三次书信，并非李彤恩一人的书信。臣当即传令拔队，只有四十磅大炮两尊无法移动，埋在山下，其余军装、锅帐以及病伤士兵，毫无遗弃。如果真因为李彤恩三次飞书告急，仓促拔队退回，军装怎能毫无遗失？基隆撤退后，敌军上岸驻扎，兵力已经分散，前往攻击沪尾的不足千人，如果不撤除基隆的守备，敌军必定全队攻击沪尾，没有兵力前往支援，即使提督孙开华骁勇敢战，器械不敌，人数悬殊，怎能保全其人？从而失去二十日的胜利。左宗棠先前根据刘璈的禀报，奏称孙开华所部以及淮军土勇三路迎战，获胜。这次又奏称是孙开华数营战胜，不仅对台湾事务没有加以访察，就连奏报中也自相矛盾。不如斟酌所陈述的，台北距离沪尾二十里，如果危急，地方官员应当比他人更加慎重等语。查基隆到沪尾水路只有八十

译距离我驻地十里，片刻即可到达。我在每五里设置一站，往来传递信息，还担心听到警报后集结响应不及。如果等待地方官员禀报，必定等到沪尾失守之后，敌人到达台北城下，才能回师救援。台北府知府陈星聚多次禀报说，进攻基隆，并且有当地土著愿意告奋勇前往进攻基隆的，这些情况都是确实存在的。自从沪尾大捷之后，大家都认为李彤恩招募的张李成土勇得力，提督孙开华、曹志忠、苏得胜、柳太和各自请求增募千人。台北知府陈星聚等人联名禀请，基隆通判梁纯夫招募土著勇丁二千，候补知县周有基禀请招募千人，都声称愿意奋勇进攻基隆。那时记名道员朱守谟请假尚未销假，主张多招土著勇丁，迅速进攻基隆，至于军饷军械是否充足则不予考虑。忽然有台北府书识陈华声称，愿意招募土著勇丁一千五百名，自备枪械，保证攻取基隆，每月每名勇丁需要洋银十二元，托亲兵哨官奚松林来转达。当时我申斥他不许多事。朱守谟听说有包取基隆的说法，就私自允许陈华招募。等我得知时，军队已经组建。我按照淮楚营的规制，每名勇丁只有饷银四两二钱，陈华夸大其词轻视敌人，不知能否得力，即使给予如此厚重的军饷，怎么能让老勇心服，我坚决不许增加口粮。那些勇丁都知道台北府没有军队，只有我亲兵几十名，就聚集众人呐喊鼓噪。我派军官前往查看，陈华招募的都是城外艋舺市井之徒，毫无器械。当时传陈华来见，告诉他军饷不能增加，如果能攻克基隆，立即赏给银二万两，先发十天口粮，让他带到水转，听候曹志忠调遣。朱守�被我严厉申斥，含愤离去。陈华到达水转后，曹志忠见他的勇丁多生事端，毫无器械，不能面对敌人，不肯节制。我命令苏得胜亲自到曹营与他密商，将陈华的土勇先行挟制。以兵威截去五百名，又调三百名到观音山，归柳太和裁并，其余随即一并裁撤，耗费军饷一万多两。周有基招募的勇丁尚未成军，就闹饷鼓噪，经我将已招募的四百多人派归柳太和节制。梁纯夫见土著勇丁不遵约束，屡次生事，不敢招募。这就是左宗棠奏疏中所称各将领以及当地土著之人愿意告奋勇前往进攻基隆的情况，这是九月初旬的事。

译绅士陈霞林等人多次陈述，内山的防番土勇常在实战中表现勇猛，可以招募，我告知各军前往内山选拔招募，同时命令工匠连夜修理各营缴获的旧枪，分拨使用。搜查军饷仅够维持一个多月，各军招募的有尚未成军的，也有已成军但缺乏器械的。当时正值瘟疫蔓延到台北沪尾一带，军民都患病，提督孙开华、署理台湾镇总兵章高元、总兵柳泰和等都患重病，曹志忠所部六营的营官没有不生病的。我随从的文武官员每天死亡数人，自从封锁海口后，内地音信不通，兵力单薄，援军断绝，土匪四处起事。我日夜忧虑焦急，不知所措。台北府知府陈星聚每次见面必定催促进攻基隆，我因为他年近七十，不懂军事，详细告知不能进攻的原因，无奈该知府说完就忘。绅士陈霞林和淡水县知县刘勳都明白通达，看到将士多病，土勇尚未招募齐全，器械缺乏，都知道不能前进。陈星聚除了当面催促进攻外，又上禀请求进攻。我亲手批复百余字，告知不能立即前进的道理。该知府又怂恿曹志忠进攻，并用危言激将。曹志忠一时愤急，于是有了九月十四日的挫败，幸好伤亡不多，未损军队锐气。敌人于十五日即渡河在七堵炫耀兵力。陈星聚妄听谣言，说基隆的法军病死将尽，又说已经退走上船，所以每天催促进攻。自十五日后，该知府才自称不懂军事，不再妄言。这就是左宗棠奏疏中称陈星聚屡次上禀请求进攻基隆的缘由。左宗棠参奏我坐守台北，不图进取，错失战机。我曾将兵力单薄、器械缺乏不能进攻的情形多次上奏在案。基隆靠近海岸，敌船入口则不能为我所有，所以六月十六日的胜利并未奏报收复。曹志忠所守营垒逼近海边，如果法军增兵增船就必须退守山后，也经我附片密陈。我所依靠的是山险，敌人所依靠的是器械精良，他们来攻我，我发挥长处；我去攻他们，他们发挥长处。况且敌军占据依山傍海之地，兵船聚集停泊其下，如果不能驱逐他们的兵轮出口，纵然竭尽陆军之力进攻，也是徒劳，攻克了也如同未攻克。如果容易进攻，现在两军都在疲乏之际，王诗正统领三千精锐部队，不久应当可以奏效，以免我背负懦弱怯战、株守不前的罪责。我治军十余年，对于战守的机宜稍有阅历，只事事求实，不习惯铺张粉饰，如果空谈大话，纵然可以一时欺瞒，难道能不遗笑于中外吗？我实在以此为耻。我渡海到台湾时，军务废弛已极，军装器械全不能用，炮台营毫无布置，仓猝间接战，所部多是疲病之卒，历尽艰难，支撑半年，临敌应变，大小十余战，幸好没有挫败损失。如果听信局外人的大话，轻敌冒进，上月初十日，孤拔增兵大举进攻，战无策应之师，守无可据之险必定一败涂地，无法立足。军事瞬息万变，其中的行动机宜，固然不是旁观者所能完全知晓，也不是隔海所能臆测的。至于浙江候补知府李彤恩，本是沪尾通商委员，我到台北，提督孙开华称他办事勤能，熟悉洋务，现在因身体虚弱多病，决意乞求退职，我商请提督，现在是用人的时候，不可任其退职，托他致书慰留。六月十二日，我和提督以及台湾道刘璈到沪尾察看台地基，李彤恩带病出来相见，瘦弱不堪，我让他赶紧调养，不必请假，当时委派他兼办沪尾营务。六月十五日，基隆开战以后，李彤恩上禀请求买船填石堵塞海口，当时正值秋茶上市，英商阻挠，李彤恩与英领事反复辩论，才将口门填塞，隔天法船即到，英兵船告知口门已封塞，随即驶回。七月二十日，我到沪尾查看，提督孤拔亲自乘坐三号兵轮也到沪尾查探水道，并托英船代为寻找引港之人，如果不是李彤恩提前堵塞海口，法船混入一只，台北已不堪设想。绅士陈霞林等人，每次交谈时都称赞他的功劳。我到台北，有招募土勇的事，我因为他们使用的土枪不能御敌，不肯操练，未曾招募，力保张李成打仗奋勇，请求招募五百名，发给后门枪二百杆，令他操练助防。八月二十日的战斗，张李成包抄得力，官绅共同见闻。十月初，我因军饷短缺，发文命令李彤恩来城，与福建候补知县郑建中会同官绅办理捐款借贷军饷之事，该知府到后，立即与陈霞林等人商议向城乡殷实户借用银票二十余万元，毫无勉强，现在已经办成。如果李彤恩有贻误大局的地方，绅民应当共同切齿痛恨。哪有听任他分派捐款借贷的？该知府不领薪水，未获保奖。究其办理的几件事，对大局有益，都不浅薄。左宗棠刚到福建，一天不加访察，就凭刘璈的上禀，以及朱守谟挟嫌倾陷、颠倒是非的话，率行上奏参劾。我如果缄默不言，使出力有功之人突然遭受不白之冤，当此孤岛险危之地，军情万分紧急之时，我何以用人办事？应恳

译天恩浩荡，拟将已被革职的浙江候补知府李彤恩恢复原职，并请求暂时免于查办。待军事局势稍为安定，恳请圣旨命令杨岳斌或专门派遣大员渡海赴台，逐一详细调查。如果左宗棠所弹劾的情况属实，臣妄用匪类，办事不力，贻误战机，应请将臣一并从严治罪，以显公允。诚如圣谕所示，此事关系极重，仅凭革去李彤恩官职、遣返回籍不足以抵偿其罪。时间拖得越久，是非曲直就越发明白，臣惶恐不安，恭候圣命。

译台北远离重洋，军事行动的迟缓迅速、有利不利，或许不是局外人所能凭空揣测的，但公众舆论所存在的道理，应当也有不待辩驳就自然明白的，姑且保留这些文字以记录当时台湾防务的情况。

遵旨督办新疆军务，恭敬陈述筹划情形的奏疏。光绪元年六月补录。

钦差大臣左宗棠

我私下认为，臣于四月初八日接到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谕说：今天已有旨意，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金顺调任乌鲁木齐都统，仍协助办理军务；景廉调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回京任职。景廉着等金顺抵达古城后，将各营兵勇的粮饷移交金顺接管，再启程回京。新疆军务紧迫，必须迅速筹划进兵，逐节扫荡。金顺原本自带各营，加上景廉所部兵力，已不薄弱，着即督率各营，亲临前线，相机进剿，作为收复乌鲁木齐的计策。所有进兵的机宜，随时会同左宗棠斟酌办理。袁保恒已令回京任职，西征粮台已谕令左宗棠责成陕西藩司经理，应当奏催及咨行的事件，呈报陕西巡抚核办。关外转运事宜，就在哈密、巴里坤各处设立粮饷分局，由 left 宗棠派员经管。袁保恒将经手事务逐一交代清楚后启程回京。现在关外的兵事、饷事、转运事宜，均归 left 宗棠督办。兰州相距遥远，鞭长莫及，该大臣应当统筹全局，斟酌办理。关外军粮务必源源不断地运送接济，以期士兵吃饱、马匹健壮，不要让军队停滞等待供养。宋庆的一支军队，该大臣已咨令回驻潼关，今天也谕知钱鼎铭商令该提督选择要害驻扎等因。钦此。跪听之下，惊惧深感。私下思考新疆之事，从前兵力因粮饷事务未能兼顾，遂致叛乱的回民构起变故，强敌窥视边境，国土人民无法恢复原状。在此想要力图恢复，将两万里戎狄旧地，归还于职方管辖，使万千种族风俗不同的民众，逐渐受到声教感化。正值天下刚刚平定，财力长久耗尽，内患虽然平息但民力尚未恢复，其困难确实比开拓疆土之初加倍。微臣平庸腐朽、才能浅薄，又正值衰病侵扰，意志思虑迟钝枯竭，怎敢不自量，错误地自我承担？但念及臣子的道义，重在不顾自身，边疆事务所主管，责任无可推卸。自从从军伊始，即发誓竭尽辛劳奔走效劳，岂能头发白了临到边疆，忽然改变初心？谨将所筹划的情形，为我皇上恭敬陈述。

一是广泛筹划军粮。军队行进北路，宜用北路的粮食，不但节省费用，也避免损耗粮食。臣前疏已详细陈述。南路肃州局已有现粮，又车驮驼只购雇稍多，可以进行灌运，自然应当严切督催，以扩大储备。北局设在归化，分局设在包头，命令升用知府前署绥德直隶州知州 C 瑞芝，提督衔总兵萧兆元主管，雇佣民驼转运。计算从三月至五月，据报陆续运过四十多万斤至巴里坤，每百斤折合银八两。内外袁保恒前奏宁夏采运，臣命令署宁夏镇总兵记名提督谭拔萃、宁夏府知府李宗宾接办。现在据报已雇佣驼数百，先由察罕庙试行，如果这条路通利，再增加办理。察看漠北素产健驼，又便利水草，可惜久未开运，仓促应募者少，又驼户每以拉运差役为苦，疑虑阻碍不前。臣见命令巴里坤镇、镇迪道严行告示禁止，希望闻风而至，运道畅行，庶几饷馈可通，也收节省之益。正办理间，恰逢俄国游历官索思索福斯齐等到兰州，与之谈论近事。索思诺福斯齐自称俄国人山诺尔地方粮产甚多，驼只也健壮，距离中国古城地方不远。如中国需用粮食，他可以代办送至古城交收，由俄国起运，须护运兵弁，均由山诺尔派拨，其兵费一并摊入粮价內，每百斤需银七两五钱。如年丰收粮多，驼不贵，则价尚可减。随即与定议，书立合约，计算年内可运古城粮二百万斤，明年夏天可运足三百万斤。索思诺福斯已专兵入瓦劳伏前往告知，其地巡据称断不致误。臣现委知府衔甘肃候补同知丁鹗等到巴里坤，又委布政司衔甘肃即補道陶兆熊等到古城办理采粮、开垦及收支事宜。这是北路筹粮的情形。南路肃局存现粮三万余石，安西局存现粮一百数十万斤，哈密局除张曜各额外，存现粮一百三十余万斤。现在正赶紧灌运。张曜在哈密办理屯垦水利事，必躬亲，不惜劳苦。据报垦荒地一万九千余亩，可获粮食数千石。现在据甘、凉、肃各厅州县禀报，今年夏雨优渥，希望获得丰收，将来新粮市价有减无增，车驮之受雇者亦日多一日，转运较从前稍容易，这是南路筹粮的情形。臣因为归化、包头采运巴里坤，比凉甘肃采运巴里坤价大减，而且粮食实装实卸，别无虚耗，所以决计在北路开一运道，陆

译继续拨兑实银已四十余万两，宁夏已发放银三万两，预计秋高气爽、骆驼聚集之时，运输数量可以增加。南路由甘肃运往肃州，由肃州运往安西，均用车驮；由安西运往哈密、运往巴里坤，均用骆驼，沿途设置厂局，疏通水泉，收割草薪，以利运输道路，一切经费统在现办采运项下开支，预计通过辗转运输，运量可增加一倍。这是合并南北两路运输，为巴里坤筹措粮食的办法。俄国在山诺尔地方，紧接我国布伦托海边界，距离古城数百里，俄人代为运输采购二百万斤军粮送往古城，相比巴里坤运往古城的路程较近，实属意外之获，预计需银十五万两，这是在北路之北为古城筹措粮食的办法。就目前局势筹措前线急需，所能做到的仅此而已。历代论述边防，无不以开垦屯田为首要任务，或在用兵之时办理，以节省转运供给；或在事定之后办理，以图长远规划。总之，得到合适的人选则能增加军需储备，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则白白浪费经费。况且西北地区开荒，尤其依赖水利，在低洼处蓄水，筑堤使其加深，引渠灌溉农田，洒水使其普遍，既需要人工，尤其需要器具。而哈密土质善于渗漏，除了土工石工外，还有用毛毡包裹的工程，是其他地方罕见的。既须多筹措器具，又需广备毡条，开垦之前所费即巨大。臣在张曜由安西进军屯垦哈密时，已津贴过运费等银五万余两，购办毡条价银约一万九千余两，张曜亲自率领部下，竭尽全力经营，而后才取得成效。预计以后沿袭此法，因此在这险要地区安抚戎狄藩属，从而成就数十百年无穷的利益。现在又规划巴里坤，招收饥兵一千三百余名，每月发给饷银三千两，配备矛杆、枪弹、火药，使他们重新成为劲旅。又委派甘肃同知丁鹗等人协助办理屯垦事务，兼收包、归、宁夏解送的军粮。只是巴里坤地处天山顶端，气候严寒，旧设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厂，久已荒废，虽然屯务兴起，尚难供给客军坐吃。但从巴城向西北七站，地势肥沃广阔，天气逐渐温和，由此向古城以西一带更称得上是膏腴上壤。景廉所办的官屯、私屯之外，剩余荒地很多，如果兵民尽力耕垦，不愁缺乏粮食。臣现委派布政使衔甘肃补用道陶兆熊挑选带领员弁，前赴古城验收俄人代办军粮并支付价脚，一面察看古城一带情形，规划屯垦事宜，随时快马奏报请旨裁决。这是筹措哈密、巴里坤、古城粮运及屯垦的情形。

译第一点，军事事务应当尽早加以整顿。西部战事拖延至今，未见成效，是由于吃闲饭的人多而作战的士兵少。绿营各营兵力不足额，邻近各省没有精锐部队可以调遣，于是征召当地兵民以及各处谋生的兵民，授予土地耕种垦荒，一方面储备军粮，一方面备战防守。无事时驱使他们尽力在田间劳作，有事时调遣他们效命于刀枪箭镝，这叫做且耕且战，事情并非不劳苦；这叫做亦兵亦农，名目并非不美好。然而调集赴期会合，则彼此观望，几天也不能集结齐备；指挥命令前驱作战，则勇敢与怯懦混杂，气势不能完整，这样怎么能够作战？况且既已挂名在武籍，又让他们从事耕种，好比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两者兼顾，必定导致一事无成。既战之兵不能作战，既耕之兵无暇耕种。现在应当将兵与农分开，挑选精壮有胆识的士兵，适合骑射的编入骑兵，适合步战的编入步兵，用营制约束，完全依照内地军营的体制。那些曾建立战功如徐学功等人，任用他们为管带、督带；那些有才能办事如孔才等人，任用他们为帮办。凡是督带、管带以及所属哨官、什长，酌情给予薪水和办公银两，普通士兵给予饷银和口粮，按照客军营制减发。那些愿意归农、不能胜任作战的人，解散他们去务农，按照户口指拨剩余的荒地，让他们承垦，官府酌情给予籽种、农具、耕牛，收获后缴归本仓之外，不收取利息。所获粮食由官府按照时价收购，这样精简精壮营伍可以得到充实，解散愿归农者屯垦可以得到增加，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关外各城驻扎的大臣，有办事、领队、帮办的区别；驻扎的士兵，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儿、蒙古、厄鲁特、沙毕纳尔以及绿营眷兵、换防番戍兵的区别。动乱之后旧制不可再沿袭，而办事、帮办、领队大臣在本营存兵之外，兼带马步各营，各自请求专饷。所称的马队、步队，既然很少有能作战的士兵，而办事、帮办、领队各员，又不是全都懂军事的人选，白白耗费粮饷，对实际战事没有帮助。都统及各大臣因为担心粮饷来源不够丰裕，增加军队更显得匮乏，极力主张划地自守、闭关谢客的议论，以保护官员私屯的粮食，不顾军事的利害。金顺进驻古城，张曜进屯哈密，迟疑徘徊不前，而后队尚且艰难行进，原防者因此可以看出。在巴里坤、古城已经办理采运，哈密已经开设营屯，金顺、张曜两军留在后方的部队，应当立即陆续开拔。兵力既然增加，那么屯丁就可以减少。私下认为此时必须分别兵农，责成士兵作战，督促农民耕种，然后粮饷事务可以节省，军事事务可以精良。哈密、巴里坤、古城驻扎的各大臣，就现有的旗营核定粮饷，如果缺额过多，允许按照旧额马步就地招募丁壮补足人数，但只责成他们保守城隘，不必责成他们作战。如果解散屯丁伍籍让他们归农，那么尽力在田间劳作，百姓乐于耕种他们的田野，而官屯、私屯地亩收获的余粮，允许按照时价出售，百姓更加得到富足，不但分驻各军可以凭借接济，即使调发后续进军的马步，沿途就地采购，无需携带干粮，趋向军事行动更觉顺利，比起现在兵农两荒的办法，不是更好吗？如果蒙圣明鉴察允准，应当请旨饬令金顺、文麟遵照办理，希望对时局有所裨益。这是筹划整理哈密、巴里坤、古城军事实际情况的陈述。谕旨规定关外军事、粮饷以及转运事宜，都责成臣督办。而兰州距离前线数千里，粮饷转运虽然可以总揽其成，至于参与军事机密，则调度指挥不能恰到好处。自然应当简率大军亲自驻扎肃州，相机办理。只是军队行进粮食跟随，事先预备则事情能成功，当此新谷未出，骆驼歇息在厂，转运难以期望畅旺之时，不先将前线各军食粮灌运充裕，催促留在后方的各营陆续开行，而突然大军进发，致使占用前线军队粮食，以后彼此兼顾更费周章。督臣兼任关陇，辖境辽阔，移驻肃州，距离关内腹地太远，又苦于鞭长莫及。调集各军所遗留的营垒，都是扼守要害的地方，不权衡其缓急，移拨填扎在建威消萌之计，也显得疏略。现在一方面督饬西路各局在骆驼起厂之前，赶催车驮层层递送灌运，一到八月，就调派新骆驼分驻安西、哈密各处分段层层转输，而调回车驮搬运新粮，一部分灌运安西粮局，一部分供应臣部军食，希望会合从容，畜力舒展，对事情都方便。一方面调集各路将领商议出关随征、留后防守各项事宜以及移营分扎一切，务必达到周详妥善。臣进驻肃州不能求速的原因，就在于此。至于景廉所奏关内运粮到古城，应以十万石为限度，以斤计算则三千余万斤，不竭尽四五年之力不能办到。金顺函件中所开所有会衔函牍，全未参与闻知。所需军粮，合计留在后方的十余营计算，每年以市斗二万石为限度，尚只六百万斤。然而这都是金顺未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以前，就当时局势而言的。一并声明。

译请提供需要翻译的古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