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六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六

礼政七 家教

训子琐言

牛作麟

士人凭借文辞显达于世，是倚仗自己的才学来迎合世人的喜好。然而我曾阅读古人的书籍，见到那些在忠孝节义方面有大过人之处的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何受人敬重，人们甚至连带尊重他们的文章；或者那些大节有亏缺的人，因为人们鄙薄他们这个人，连带也鄙薄他们的文章。唉！用我一个人的心去衡量天下后世人的心，大概也可以知道了。那些想要凭借文辞显达的士人，难道也知道根本所在吗？

“不妨”这两个字最有害事。如今的人丧失品行、败坏家业，起初并非不能辨别事情的是非，只是顺从心里所喜好的去做，又因为偶尔做一次、稍微做一点觉得没什么妨碍，于是渐渐泛滥成灾而不可防范了。即使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恶行，哪里知道必定会导致灭亡而故意去做呢？他们起初也一定是用这两个字来宽恕自己，后来就以至于不可救药了。唉！一个念头的萌动，一件事的举动，凡是关系到自身、家庭和名教伦理的，只要审查它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罢了，哪里可以用“不妨”来自我宽慰呢？

程子教导学者，必定说一个“敬”字，这个字无论长久短暂、动静之间都没有间断。《愿体集》说：“一生做人的要诀，被孟子一句话道尽了，说：‘君子实行法度以等待天命罢了。’又说：‘古人教导人听取言论，没有比伊尹二十一个字更精辟快捷的了，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其中的道理；有顺从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其中是否违背道理。’这三者，是安顿内心、处世待人的方法。”父亲在待人接物、听取言论时，不担心儿子知道这是对的，就顺从自己的欲望而不听从；担心儿子知道这是错的，恐怕违背人情而勉强听从。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软弱之处，遇到这些地方，必须外表更加温和而内心更加刚强，不可改变自己的操守。从前唐太宗与魏征谈话，有时话有不妥当，魏征甘愿不说话，不轻易应承，何况普通人呢？

骏马每天奔驰千里，如果有所失误，它的过失必定很多。人家的子弟也是这样。所以天生平庸之才，不能做善事，也不能做恶事。只有大有才能而误用的人，追求外在必定行为不轨，历代的乱臣就是这样；追求内在必定败坏天理伦常，历代的邪教就是这样。所以父母生下有才的儿子，可喜也可忧。

送弟之江宁序《松陵文录》

庄庆椿

王君某将要担任江宁县的县令，聘请我的弟弟到幕府中任职。弟弟即将出发，我能没有话要说吗？从前范雎回答秦国的客人，知道武子击讨厌掩盖别人的过错。掩盖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掩盖他，所以告诫他第一点说：“希望不要夸耀自己的善行。”蓬草生长在麻田中，不用扶持自然挺直；杂草丛生，随风一起倒伏。所以告诫他第二点说：“不要亲近淫邪的朋友。”学问的道理无穷无尽，柳子厚所说：“像器皿一样，必定高大而后才能容纳东西；像墙壁一样，必定基础宽广而后才能有所成就。”所以告诫他第三点说：“凡事贵在自我选择，并且善于吸取资源。”《左传》说：“安逸享乐如同鸩毒，不可怀恋。”贪图安逸，不仅能败坏名声，也能败坏本性，君子尤其厌恶它。所以告诫他第四点说：“在职务上应当思考自己所负责的职责。”我们祖先世代有官位，子孙却不振作，像这样为衣食奔走，甚至瘦骨嶙峋、面色枯黄，名声不出乡里。所以告诫他第五点说：“孝顺没有比显扬父母更大的了。”富贵声名，是人们共同想要的，知道想要却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所想要的。弟弟你要谨慎啊！况且我深有感触。司徒文子问子思说：“亲人去世三年，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而没有安葬，就不除去丧服。”如今我和弟弟正为父亲服丧，然而母亲去世已经六年，拖延安葬的罪过，怎么能够掩饰忍受？告诉我的弟弟吧！只有互相勉励罢了。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记

姚莹

桐城麻溪姚氏，他们的祖先在宋元之际，有在安庆做官的人，喜爱桐城的山水，在东乡的麻溪选择定居，于是安家在那里。几代人在耕种中隐居，到了明朝正统年间，才开始显达。从明朝景泰元年开始，到当今皇上嘉庆十六年，共三百六十二年，考中科举的有四十四人，成为进士的有二十人，都是麻溪的后代。他们生平做官的踪迹、事功、文章，记载在史传中，以及通过其他途径崛起以及凭借节孝言行记载在地方志和家族谱牒中的，不在此记载。这里只按科举科目的先后顺序来记录。说：唉！祖先的德行，不是很深远吗？自古以来没有无德而兴盛，不继承而长存的。开创家业的祖先，出身微贱，服劳役，自身修养德行，功绩惠及万物，上天于是昌盛他们的后代来报答他们。所以孙子的兴盛或衰败，就看祖先功德的大小，以此决定长短的定数。从前黄帝的子孙五德交替兴盛，而后稷开启周朝的国运，长达八百年，大概是因为耕种收获供人食用，功劳很大。其次没有比立法教化世人更伟大的，所以契的王统也延续了六百年。观察往事，上天的意志就可以知道了。国家与家庭，虽然大小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姚氏出自吴兴，唐宋之间，曾经有兴盛的人，而旧谱所载南渡后遗失了名字，怀疑无法考证。麻溪府君，是我们迁居桐城的始祖。历经元朝直到明朝正统年间，务农一百五十多年，他所供养的人已经很多了，而家法所传承的，只以忠厚为根本。从我参政府君通籍入仕至今，又过了十四代，人口将近数千，孝悌之风未衰，都清贫自守。那些做官的有上百人，朝廷中有贤良之外，没有贪婪残暴的官吏，而捐躯殉节，立志

译守持贞节的人彼此相望。如今考察科举名次的数量，又是这样。唉！上天用来报答我们宗族的恩惠，不也是极其丰厚吗！阅览图籍所载，古代品德高尚、才学卓越的人从微贱中起家，这样的人很多。当他们崛起并迅速兴盛时，曾经受封土地，尊贵为王侯，显赫的气势，一时之间威震四方，像我们家族这样的不止十倍。然而有的当身就败落，有的传了一代两代就败落，不到百年，荣辱顿时不同，甚至到了断绝后嗣的地步。推究寻找其中的原因，难道不是由于造物主忌讳盈满，德行浅薄却享受丰厚所导致的吗？

我又听说太行山绵延千里，并非只有一座山丘的形势；黄河横贯中国，并非只有一勺水的源头。其中十里一座山峦，百里一条河流，起伏曲折，用来延长其源头和延长其尾闾的因素很多，因此才不枯竭断绝。草木的花，过于繁茂的必定不结果实，骤然茂盛的很少能再次繁荣，这是常理。然而如果有培育浇灌的人，每天养育每月滋息，不伤害其根本，不剪断其枝条，怎么会不再次茂盛呢？观察山川草木的道理，人也就可知了。

况且世上有豪杰之士，身处孤苦无依，或者遭遇危险，常常想着发愤图强自我振作。虽然他们才智超人，但没有丝毫凭借，形势极其艰难。然而振臂而起，考中高等功名，担任显贵官职，功业建立才能显现，还足以成就大业。世家子弟，文学议论，熟练精通已经优秀，如果有中等才能，凭借先世的资财，其形势足以加倍。反而百不及一，为什么呢？谚语说：“开创基业的人多辛劳，守成的人多安逸。”辛劳是成就事业的资本，而安逸确实是失败的凭证。不思考盛业是从哪里来的，只把祖先的功德作为可以依赖的，不仅没有培养的勤勉，而且每天加以削减。虽然有盛德的父亲，大功的祖先，怎么能昌盛呢？

周公告诫成王说得好：“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成王是天子的身份，却用耕种收获的事来告诫他，不忘他的祖先。帝王的祖先，都有圣明的德行和世代的功业，尚且不敢自己闲暇自己安逸，何况士人百姓之家呢？所以作为子孙，一定要有开创基业的志向，然后才可以守成；一定要有警惕祸患的心，然后才可以保世。

唉！科举的名声，天下人认为荣耀，已经很久了。这是海内共同争夺的，造物主不轻易给予的。我们宗族虽然不盛大，然而自从明朝以来，得到它的人曾经兼有几个姓氏了。其他普通姓氏，有的几十年得不到一个人。难道是没有才能而不能振作吗？虽然盛衰的定数不可知，然而长久压抑的必定昌盛，已经盛极的不再盈满。亏损往复，确实像蓍草龟甲一样可信。寻求所以保持垂危而保留其有余的方法，我还没有得到其道。因此兢兢业业，于是排列其先世，直到现在，与这次被选中的写这篇记，留给我的宗人，一起观看，不要依赖祖宗的功德。唉！有明达诚实笃厚的人，阅览我的这篇文章，难道能没有警惕之心吗？

译笔记十二则

曾国藩

士大夫的志趣与学术如果确实有异于常人，那么修养自身，规范家庭，必定会有良好的风气和余韵流传给子孙，教化乡里。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之泽。就其中最优秀的方面来说，大约有三类：叫做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比如韦玄成议定礼制，王吉传授经学，虞氏、魏氏的后代，顾氏、陆氏的子孙，代代都有名家，无法详尽叙述。我朝如桐城张氏，从文端公张英以下，高官重臣与大学者，世代继承其美德；宣城梅氏，从定九征君梅文鼎以下，世代精通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梅曾亮）自认为未能继承先人余绪，但他所作的古文诗篇，当时被推为文坛领袖；高邮王氏，从文肃公王引之以下，世代成为著名儒者，而怀祖先生（王念孙）的训诂之学，实际上集古今之大成。国藩对于这三家，常常徘徊赞叹敬仰，认为他们不可企及。礼让之泽，比如万石君石奋的廉洁谨慎，富平侯张安世的恭敬慎重，唐代的河东柳氏，宋代的蓝田吕氏，门庭之内，文雅有礼，具有君子之风。我所见到的近世官员，没有崇尚礼法而不兴盛的，习于傲慢而不败落的。稼穑之泽，只有周朝开国时，《豳风》陈述农事，叙述谋生的艰难，引导民风趋于淳厚，其言辞意味深长！近世张敦复的《恒产琐言》，张扬园的《农书》，用意极为深远。国藩私下认为，稼穑之泽，比起诗书、礼让之泽，更加可以宏大且长久。我的祖父光禄大夫星冈公曾说：“我的子孙即使做大官，家中也不可废弃农耕园艺的旧业。”多么美好啊！这是至高的教诲，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吉凶悔吝，这四者相互循环。吉并不是有什么祥瑞可言，只是行事举措都适宜，没有人指责，没有鬼神责备，这就叫做吉。超过这个限度就变成吝了。天道忌讳自满，鬼神损害盈满，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损。《易经》爻辞多言“贞吝”，《易经》的道理应当随时变易，以处于中道。应当变易却坚守不变，那么即使正固也会招致吝惜。凡是行事过度，无论其不符合道义，即使是尽善的举动，盛德的事情，稍微过度吝惜就会随之而来。我在京城做官时，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求阙斋”，是害怕因为满盈而招致灾祸。人无论贤愚，遇到凶险都知道自我悔改，悔改就可以避免灾祸，所以说“震卦无咎在于悔改”。磨炼心志，坚韧性格，这是承担大任的基础；端正身心，修养德行，这是中兴的根本。自古成就大业的人，没有不是从内心困苦、思虑重重，觉悟并知道错误而来的。吝惜会逐渐导致凶险，悔改会逐渐趋向吉利。所以《易经》的道理，没有比悔改更好的，没有比吝惜更不好的。我家子弟想要自我修养而避免过失，有两句话：叫做“不要喜好痛快淋漓的事，常存反省过错的心”。

《论语》两次提到“敏则有功”，“敏则有得”。关于天资方面的“敏”，是指才艺丰富充足，裁决事情如流水般迅速，这种人不常见。关于人事方面的“敏”，是指别人做十分，自己做一百分，勤奋学习不停止，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都可以努力做到。而我天性愚钝，别人一眼能看二三行，我有时快速阅读也不能读完一行；别人顷刻间就能办完的事，我有时沉吟几个时辰也不能完成。友人阳湖周弢甫（周腾虎）曾经对我说：“儒者迟缓，赶不上事情”，我也深深以儒者迟缓自愧。《左传》记载齐国人责备鲁国国君不回答稽首之礼，于是唱道：“鲁人的数目，年岁不觉察，让我高高跃起。只因他们喜好儒术，成为两国的忧患。”意思是说鲁人喜好儒术而失之迟缓，所以两国兴师来问罪。《汉书·朱博传》记载：“齐地舒缓，养名。朱博捋着胡须拍着桌子说：‘看齐地人想以此作为风俗吗？’都斥退罢免了那些官吏。门下的掾吏都是老儒，拜起舒缓迟缓，朱博说老儒不熟悉官吏礼仪，让主簿教导他们。拜起熟练后，又因为功曹官属大多穿着大袖长袍，不符合节度，命令掾吏的衣摆都离地二寸。”这也是厌恶儒术的舒缓，不足以处理事务。《资治通鉴》记载：“凉州骠骑大将军宋混说：‘我弟弟宋澄处理政事比我强，只是恐怕儒者迟缓，应对机变之事不称职罢了。’”胡三省注释说：“凡是儒者大多追求舒缓，而不能顺应机变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不是病，而是失之疏缓，那么从政多有积弊之事，治军少有可趁之功。”

古代英雄建立功业，必定有基业。比如汉高祖的关中，光武帝的河内，曹魏的兖州，唐代的晋阳，都是先占据这些作为基础，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学习道义，也必定有所谓的基业，大体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就像建造房屋一样，宏大那么居住的地方广阔，依托庇护的人众多；诚信那么根基稳固，架构牢固。《易经》说：“宽以居之”，是指宏大；“修辞立其诚”，用来安居基业，是指诚信。大程子（程颐）说：“道义浩大，从哪里下手？只有确立诚才有可以安居的地方。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就是要确立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会被淹没动荡，确立不住了。”国藩按语：“立得住，就是所谓的居业。现在世俗说兴家立业，是对的。”子张说：“执持德行不宏大，信奉道义不笃实，怎么能算有？怎么能算无？”也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

译那么，我内心的知识浮泛动荡，既不能说是我拥有的，也不能说是我没有的。如果这样也不行，那么终身就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事业，这正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罢了。

译古代的杰出英雄，胸襟开阔，志向宏大深远，但在训诫子弟时，却常常表现出恭敬谨慎、收敛退让的态度。刘备临终前告诫太子说：“努力啊，努力啊！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去做。只有贤德，才能使人信服。你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效仿。你与丞相共事，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西凉的李暠亲手写信告诫诸子，认为执政者应当审慎地施行赏罚，不要凭个人爱憎行事，亲近忠诚正直的人，远离奸佞阿谀的人，不要让左右近臣窃取威权、操纵祸福。当毁誉之词传来时，应当仔细考察其真伪。审理诉讼案件，一定要态度和颜、依据情理，千万不要主观臆测别人的欺诈或必然，轻易显露声色，务必广泛咨询意见，不要独断专行。我执政五年，虽然未能使百姓休养生息，但包容污垢、隐藏瑕疵，早上还是寇仇，晚上就委以心腹重任，大体上没有辜负新旧臣属的托付，处事公平坦然，起初就不容许怀有私心，有所增减损益，从近处看似乎不足，从长远看却绰绰有余，大概也可以无愧于前人了吧。宋文帝任命弟弟江夏王刘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的军事，写信告诫他说：“天下局势艰难，国家事务繁重，虽然说是守成，实际上也不容易。国家的兴衰安危，全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怎么能不感念王业之艰难，深惧肩负重任呢？你性情偏狭急躁，意志所执着的地方，一定要强行实施；意志所不在的地方，就随波逐流，这是最大的弊病，应当想着克制抑制。卫青对待士大夫以礼相待，对小人施以恩惠。西门安干矫饰性情以求完美，关羽张飞任性偏执同属弊病，立身处世行事，应当深刻以此为鉴。如果局势与今日不同，继位的君主年幼无知，司徒承担周公那样的辅政重任，你不可不尽恭敬顺从的道理。那时天下的安危，就取决于你们二人了。你每月自用的钱，不能超过三十万。如果能节省这笔开支，那就更好了。西楚的府舍，我大致了解，估计不需要改作，每天追求新奇。凡是审讯案件大多在当时决断，难以预先推测，这确实很难做到。审讯时应当虚心广泛听取意见，千万不要因为喜怒而施加于人。能够选择好的意见而听从，美德自然归于自己，不可专意独断，以夸耀自己独断的明智。名位器物应当慎重珍惜，不可以随意授予他人。亲近者的爵位赏赐，尤其应当裁量节制。我对左右近臣虽然少施恩惠，但听说外界议论也不认为这是错的。凭借尊贵凌驾于他人之上，他人不会信服；凭借威势强加于人，他人不会心服。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声乐嬉游，不宜过度，赌博饮酒渔猎等一切娱乐，都不要作为供给自身享用的常规，都要有节制。奇异的服饰器物，不宜兴起倡导。又应当经常接见佐吏，相见不频繁，彼此就不亲近，不亲近就没有机会了解人情。人情不了解，又怎么能知道众事呢？这几位君主都有雄才大略，有经营天下的志向，但他们教诫子弟却简约谦卑，思虑收敛抑制到了极点。伏波将军马援，也是旷代的英杰，但他告诫兄长的儿子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可以听到，不可以说出来。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胡乱评判是非，这是我最厌恶的。我宁愿死，也不愿子孙有这种行为。”龙伯高敦厚周慎，说话没有不当之处，谦逊节俭，廉洁公正且有威仪，我喜爱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仿他。杜季良豪侠好义，忧虑别人的忧虑，快乐别人的快乐，父亲去世时招致宾客，几个郡的人都来了，我喜爱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仿他。效仿伯高不成功，还算是谨慎小心的人，所谓刻天鹅不成，还像鸭子。效仿季良不成功，就会沦为天下的轻薄子弟，所谓画虎不成，反而像狗。这也是谦恭谨慎地对待自己，收敛高远的情怀，遵循卑微近便的道理。大概如果不这样，就不能达到长久和伟大。收藏不严密，释放就不准确。苏轼诗云“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

自命清高的人大多讲究气节，讲究得不精当就会流于傲慢而自己不觉察。风节是坚守于自身的，傲慢则是施加于他人的。汉代萧望之初见霍光大将军，不肯露出腰间的佩剑，挟持着王仲翁，讥讽他。望之说：“各自遵循自己的志向。”魏国孙资、刘放掌权，辛毗不与往来，儿子辛敞劝谏他。辛毗严肃地说：“我立身自有根本，即使与孙、刘不和，也不过是让我做不了三公罢了。”宋代顾觊之不肯向戴法兴等人低头，蔡兴宗嫌他风节太峻厉，顾觊之说：“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做三公罢了。人禀受天命有定分，不是智力可以改变的。”于是命令弟子顾原撰写《定命论》来解释这件事。这三件事，都是风节坚守于自身的表现。至于汲黯不向张汤低头，宋璟不礼遇王毛仲，这是凭借位高望尊，得以实行自己的志向，已经不能用风节来标榜了。然而还不能称之为傲慢。将傲慢施加于人的人，像盖宽饶对待许伯，孔融对待曹操，这是傲慢体现在言辞上。嵇康对待钟会，谢灵运对待孟顗，这是傲慢体现在神态情理上。殷仲文对待何无忌，王僧达对待路琼之，这是傲慢体现在礼仪节度上。息夫躬历数诋毁各位公卿，暨艳弹劾射斥百官，这是傲慢体现在奏议上。这几个人，都没有得到善终。大概人道忌盈，鬼神福谦。傲慢的人内心倚仗自己的才能，外在流露骄横之气，其心志已经不再稳固了。像盖宽饶、孔融、嵇康、谢灵运、殷仲文、王僧达等人，仅仅将傲慢施加于一二人，尚且无德不报，有毒必发。如果像息夫躬、暨艳那样，普遍忤逆同僚，哪里有幸免于祸患的道理呢？

裴子野说：“有超逸才华的人，必定思

译凭借冲天的傲气，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失败是平常且普遍的现象。那些能够用道来坚守、用礼来引导的人，大概很少吧？大凡怀有才华、身负奇能的人，总是希望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如果一律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这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的。韩信对樊哙等人感到羞耻，彭宠对没有特殊礼遇积怨成望。他们平素所倚仗的志向高远，确实不愿意与平庸之辈平起平坐。君子的处世之道，没有比善于谦下于人更好的了，没有比自傲自负更不好的了。凭借齐桓公的盛大功业，在葵丘会盟时，稍微流露出一点骄矜之气，就有九个国家背叛。凭借关羽的忠勇，仅仅因为一念之间的骄矜，就在徐晃手下战败，在吕蒙手中失地。凭借大禹的圣明，伯益还劝谏他说：“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凭借郑伯的弱小，楚庄王却说：“他的国君能够谦下于人，一定能得到百姓的信任。”不自我倚仗的人，即使处于危险境地也能获得平安；自我倚仗的人，即使处于平安境地也容易陷入危险。自古以来的国家，往往都是这样。所以，倚仗尊贵、倚仗年长、倚仗贤能、倚仗旧有的功勋劳绩，都是孟子不予回答的；而倚仗宠幸、倚仗奢侈、倚仗错误、倚仗祸乱，都是《春秋》中士大夫所深深讥讽的。

译陈容曾说：“仁义难道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吗？践行它就是君子，违背它就是小人，这话真是伟大啊！所谓仁，是指物与我之间没有隔阂。一旦有了自私之心，就是小人了。所谓义，是指无所图谋而去做事。一旦有了自利之心，就是小人了。同一天，早晨公正就是君子，晚上谋取私利就是小人。同一件事，起初念头公正就是君子，转念谋取私利就是小人。只有圣人，不思考就会狂妄；只有狂妄之人，能够思考就能成为圣人。所争的只在细微之处。君子没有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德，仓促之间必定如此，颠沛流离时也必定如此。一旦不这样，就会流入小人而不自知。所谓小人，不过是见识浅陋罢了，度量狭隘罢了。井底的青蛙，看到的几何，却自以为有绝世的学问；辽东的猪，有什么特别，却自以为有盖世的功勋。推而广之，以拘谨为义，以固执为信，以吝啬为廉，这都是见识浅薄而容易自满的人。君臣之间的相知，需要积累诚意来互相感应，却动不动怀疑君主恩惠过于微薄；朋友之间的交往，贵在逐渐积累来互相信任，却动不动埋怨知己难得一见。有的甚至兄弟不能相容，夫妇不能互信，父子不能互相谅解，这都是度量狭隘而容易滋生猜疑的人。君子则不然，拓宽见识，那么天下之大，弃之如破鞋；尧舜的事业，视之如浮云。宏大度量，那么行为有不善不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里还会有什么自私自利呢！不追求这些，却洋洋得意地向众人宣称：‘我是君子。’当他自诩为君子、深信不疑的时候，有见识的人已经嘲笑他是小人了。”

司马光说：“才德都具备，叫做圣人；才德都缺乏，叫做愚人；德胜过才，叫做君子；才胜过德，叫做小人。”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用水来比喻，德在于滋润向下，才就是它承载万物、灌溉农田的作用；用树木来比喻，德在于弯曲或笔直，才就是它作为舟楫栋梁的作用。德如同水的源头，才就是它的波澜；德如同树的根，才就是它的枝叶。有德而无才来辅助，就接近愚人；有才而无德来主导，就接近小人。世人大多不甘愿以愚人自居，所以自命往往愿意做有才能的人；世人大多不愿与小人结缘，所以观察人往往喜欢选取有德行的人。大体上是这样的。两者既然不能兼备，与其无德而接近小人，不如无才而接近愚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观察人的技巧，都以此为标准就可以了。我生平短于才能，爱我的人或许错误地以德行器量来赞许我，实际上虽然曾担任过艰难重大的职务，自问只是一个愚人，幸好没有用私智诡诈来破坏我的愚钝罢了。

开国之际，像汉、唐初期，非凡的人才和奇士，丰功伟绩，如暴风骤雨般兴起，这完全系于天命，而人力不得参与其中。到了中期以后，君子想要有所建树来济世安民，那么天命占一半，人力占一半。用人力与天命抗衡，没有比“忠勤”二字更大的了。乱世多崇尚巧诈虚伪，只有忠诚可以革除这种习气；末俗多趋向偷闲懒惰，只有勤勉可以遏制这种流弊。忠诚不必有过人的才能，智慧尽到我心而已；勤勉不必有过人的精力，竭尽我力而已。能够剖心沥胆来奉侍至尊，忠诚到了极点，智慧也就产生了；能够劳苦筋骨来抵御大患，勤勉到了极点，勇气也就出来了。我观察近世的贤哲，得力于这两个字的人不少，我也忝列在诸贤之后，但对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及一。我家子侄，倘若将来有出任艰难重大职务的，应当勉励忠勤来弥补我的缺憾。忠诚积累于平日的，从不说谎开始；勤勉积累于平日的，从不晚起开始。虽然有良药，如果不适合病情，不如次等的药；虽然有贤才，如果不适合任用，不如平庸之辈。巨大的木材可以用来冲撞城门，却不能用来堵塞洞穴；耕牛不能用来捕鼠，骏马不能用来守门。千金之剑，用来劈柴，不如斧头；三代的宝鼎，用来开垦田地，不如耜。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那么凡材也能奏效神奇；否则锄地而终无所成。所以世间不担心没有人才，担心的是使用人才的人不能量才录用而使之适宜。魏无知评价陈平说：“现在有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但对胜负的局势没有益处，陛下哪有空闲用他们呢？”在战争的时代，如果对胜负的局势没有益处，即使盛德也无用武之地。我生平喜欢任用忠实的人，如今老了，才知道药大多不适合病情。

魏安厘王向子顺询问天下的高士，子顺用鲁仲连来回答。王说：“鲁仲连是勉强做出来的，不是本性自然。”子顺说：“人都要勉强去做，不停地做，才成为君子。做了不变，习惯与本性融合，就是自然的了。”我观察自古圣贤豪杰，大多由勉强努力而达到极高的造诣。《淮南子》说：“功业可以勉强成就，名声可以勉强树立。”《中庸》说：“勉强去做，等到成功，是一样的。”近世评论人的人，有人说：“某人，以前所做的不是这样，现在勉强这样做。”这是不可信的，阻碍自新的途径，而助长偷惰的风气，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给王庭的信

曾国藩

外甥初入京城，总以勤俭敬信四个字为本，而以选择朋友为用。没有这四个字，那么凡事都没有根基，纵然有才华，也

译不过是虚浮的荣耀罢了。不选择交往的对象，就没有切磋琢磨、规劝帮助的益处。因此必须寻访贤德之人，公开地与他结为朋友，私下里尊奉他为老师，借此作为约束身心修养的凭借。

译给瑟庵从弟的信

刘蓉

来信说，近来家中用度比较奢侈，我固然知道内外上下没有能坚守俭朴、致力于节省的人，然而为什么竟然增加到十倍、百倍那么多？我所增加的，只有先生束脩这一项，大概是希望基垕等人能敬服名师的教诲，严谨儒雅，稍微懂得修身持己、应事接物的道理，那么在居家处世时都应当有自处之道，不至于羡慕世家纨绔骄纵盈溢的习气，那么一时的花费虽然多，将来所节省的却很大，所以在这件事上我特别不吝惜。此外只是嘱咐对旧日亲戚、外家馈赠加厚，至于家中用度，则屡次写信嘱咐弟弟完全遵循旧规，不应该稍微追求浮华。世道越来越坏，而人情一天天竞相奢侈，这不仅不是惜福之道，更担心它招致灾祸，从而造成衰微流离的变故。十多年来东南遭遇祸乱，凡是衣冠文物、竞相追逐繁华的地区，没有不残破的，世家大族所遗留的，巨商豪贾所积累的，没有不化为灰烬、变成飞烟的，儿女离散，在道路上乞讨。唯独湖南安然无恙，我们家乡又因此跻身显贵，广积金钱，旧时凿井耕田的子弟，杀牛屠狗的粗人，都高牙大纛，穿着华丽的衣服，住着华美的房屋，在乡里自夸，究竟有什么功德在人，应该享受这种报应，从而长久保持富贵而没有后患呢？智者能在祸患未萌发时看到祸机，凡是无功而享受厚报，无德而身居高位，都是智者视为不祥而深深自我警惕的。况且各省都遭受灾难，我们家乡独自蒙受福佑，那盈虚消长、祸福相依循环的道理，也已经明显可见。希望弟弟时常用这些话告诫基垕等人，不要从事华侈，以加重我的不德，而务必节俭退让，积善修身，时常存有戒惧修省的意思，将来家乡如果遭遇祸灾，还可以侥幸免于灾难，为祖宗再延续一世的祭祀，不共同归于沦没，天道祸害淫逸，明显不会差错，这些话痛切，希望不要忘记。近来听说罗氏新媳妇进门，嫁妆很丰厚，除了辎重之外又有嫁妆金三百两，听到后非常不愉快。我与罗忠节公是道义至交，结为姻亲，我对子女所期望的，不是让他们坐享丰厚成为富翁富婆，也是希望他们守礼敦伦，垂范家风以绵延世泽。现在存有流俗的陋习，厚备嫁妆，这不是用来仰承忠节公遗意的。古人有话说：“贤能而多财，就损害他的志向；愚笨而多财，就增加他的过错。”我看见世家的妇女，倚仗有厚财而骄傲对待公婆，败坏家法的很多。现在罗家赠送女儿的如此丰厚，我担心新媳妇因此滋长傲气，而培基因此增加过错。况且罗氏也不是素来富有的，奢侈到如此地步，难道是保家的道理？培基如果体谅我的意思，应当把这项退还，并传话给新媳妇家：有弟妹尚未婚嫁，不应该先拿这个来增益自己。况且我家衣食粗足，积蓄这个也没有用处。新媳妇如果能婉转听从我的话，大概对罗氏是贤女，对我家是佳妇。我与同邑曾、罗二公是神明至交，起家于儒素，这三个人经术深浅，学问大小，不必完全相同，然而对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三句话，都毅然有所自立。涤翁名位冠绝一时，然而看他的书信奏疏，都兢兢业业，常怀忧国奉公、持盈保泰的意思。罗忠节公在兵闲积苦，固然不曾一天自我安逸，他的遗书教诫子弟尤其恳切。至今三家结为姻好，子弟往来，应当遵循庭训，互相策励，大概不失去故家轨范，怎么可以竞相奢靡，自毁家风？如果在勤俭持家之道，或许不讲求；对于居乱世而图自存的意思，或许没有考虑到，这是我私下认为忧虑的。两明允吉都朴实敦厚，也没有沾染世家习气。昨日的嫁妆或许出于堂上宠爱女儿的过错，培基应当把我的意思告知他们，彼此都以道义相处，才不失去先人结纳的意思，也是用来绵延世泽于无穷。家中谷米储蓄多年，应当可以次第出售。出售得到的钱，切不可浪费浮费，将来置买蟹形山护坟的田亩，就可以从这里取用。我离开时在制府处所剩余的幕僚薪俸还有一千多金，八月应当付回，就打算另购先赠公护坟的田宅。此外如果不能另谋家计，将来收入也不会很多，不节俭无法供给朝夕日用。希望弟弟遵守我屡次告诫的话，一切完全照旧，除了先生束脩及旧戚馈赠外，不可稍微增加繁费。基垕等人读书稍有进步，很感激镜晜先生教诲引导的力量，只是他们的志向趋向未定，根基未立，打算请镜晜先生预定五年之约，使他们长久获得陶铸的益处。希望弟弟早点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以免秋天后又再次纷纭扰乱我的心绪。我近来对家事百不关怀，唯独对基垕两个儿子读书一事，盼望得很迫切，希望他们发愤刻励成为端谨儒雅之士，坚守儒素家风以延续世祚，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近来仕宦之家，喜欢把做官作为世业，这中间藩臬道府，没有不为子侄辈捐纳州县官职的，自以为光耀门户，而不知道只是斲丧元气。中材之士，一旦涉足仕途，外诱日多，根器日坏，最终落魄萧条，不可名状，不如让他们从事诗书，坚守

译寒门素族能够绵延世泽。去年冬天我接到署理藩司的任命，因为丧期未满，不肯穿着丧服去任职。同僚朋友中有很多劝我的人，说一旦赴任就恰逢皇上登基，广施恩泽可以荫庇一个儿子做七品官，如果等到服丧期满再接任，就在恩诏之后，不能承受这种盛典了。大抵世俗之情都以子弟得官为荣耀，所以看法往往如此。不知道子孙如果贤能，即使不蒙受荫袭，也自然能振兴家声；如果他们不肖，即使侥幸得到荫庇，也只是耻辱罢了。我前信中说为基儿捐纳监生，也不过借此作为激励的辅助，并非想让他穿戴官服来向世俗夸耀。培垕年纪已经大了，也应当商议婚事。近来官场相识的人，大多约结姻亲，我内心实在不愿意，即使几个女儿我也不愿让她们嫁入富贵人家。因为朱门子弟中贤能的，实在不多得，而那种纨绔习气，令人憎恶讨厌，不如乡里诗书人家的子弟循规蹈矩、过错少啊。弟弟前次来信，还托付我为几个妹妹择婿，不知道官场中实在没有好的选择。蜀藩向来号称优裕，每年所收入的节寿陋规可达五万金，我全部推辞了，因此费用颇为窘迫匮乏。我不能取不义之财来使我家富裕，希望弟弟和各位堂兄弟节省用度，谨慎守持先人留下的家业，估量将来罢官归来，还能吃饱粗茶淡饭，那么心中充实满足，没有世俗牵累困扰我的心怀了。

译与培基、培垕

刘蓉

近来多次接到湖南朋友的信，大多称赞你们谨慎恭顺、谦让退避，恪守弟子的本分，我听到后感到非常欣慰。凡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往往趋向于骄奢淫逸、自夸自大的道路，他们不知道父兄的勤劳辛苦，认为富贵是我们家本来固有的，因而傲慢自得，放纵自己的心志，逐渐变得浮浅轻薄。那些见到他们的人，又往往因为他们是贵族子弟而另眼相看，贤德的人谨慎地避开他们，不贤的人或许还会趋炎附势。因此，子弟的过错日益增多，而做父兄的常常不能及时知道，即使是父辈的朋友，也只有在私下里叹息，而不愿立刻告诉父兄。根据我平生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往往都是这样，所以我多次写信告诫你们兄弟，为你们选择明师以便获得观摩学习的益处，希望你们归于谦虚谨慎的道路。我又曾经举出“宽厚和平”四个字，反复恳切地告诉你们。现在各处来信都这样称赞，这果然是你们能够遵守我的告诫呢？还是朋友们用宽慰的话来安慰我的心意呢？然而我即使明知情况未必完全如此，但私心里不能不为此感到高兴。你们如果能够时常体会我的心意并时常以此反省自己，那么所谓使父母喜悦、顺从父母就是孝道，也不过就是这些了。

心术喜好自以为是，走宽厚仁爱的路子，只是言语没有节制，往往让人产生嫌隙，这也是个大毛病。凡是有大福分的人，必定有容人的气度，被人冒犯也不计较，被人触犯也不发怒，那么人们自然佩服他的度量而不与他相抵触。怎么能动不动就与人争辩口舌之快呢？我以前的信教导你们常常学着吃亏，常常肯退一步让人，也是这个意思。人品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只要能够反躬自省、责备自己的人，就是君子；开口责备别人的人，就是小人。小人难道没有见识吗？难道不善于议论吗？但他们的见识和议论，专门用来责备别人而不用来责备自己，这就是他们堕落到下流而不自知的原因。这是我极其恳切的话，近来我常把它作为观察人的方法，条条都应验无误。你们和培垕，当时要把我的话当作警戒，凡事反躬自省、责备自己，这是最重要、最恳切的。

我多次写信寄给你们兄弟，估计陆续可以到达。所嘱咐的寻找老师读书等事，不分先后地反复叮嘱，估计你们也一定明白我的心意，所重视的是遵命而行。只是西垣先生，不知道究竟已经聘请定没有？我非常挂念。乡村中实在难得良师，能教时文不落俗套的，已经是好手了。能教人敦品励行、致力于正学的，已经觉得难得了。至于学问有渊源、有家法，对于义理、考据、词章这三家之学，都能穷尽源头并探究到底，使后生学子听他的绪论，有门户可以进入，有阶梯可以遵循，不至于迷失方向，也不至于沉溺于俗学的浅陋，从而禁锢他们的灵性、堕落他们的志趣，那么本来就不能期望我们乡里的人能做到。而你们兄弟的天资学力，也还不足以谈论这些，所以暂且聘请本邑的贤者来教导你们。你们兄弟如果真的能刻苦钻研，充分发挥一位老师的长处，再换一位老师，那么将来自然可以再选择有道德、精通经术、擅长文章的人来为他们开导并诱导进步。只是恐怕志趣卑下浅陋，稍微有一点一知半解就觉得自足，那么终身就没有再长进的日子了。培基现在在子寿先生处讲解《大学衍义》，回家后是否仔细读过？培垕近日是否颇能入理？凡是不学习的人，任凭资质再好，终究看不到长进，只是浑浑噩噩地与世俗之人交往相处，见识也就一般般罢了。我从前年少时在乡村，听到世俗所称道的文人议论，心中总是不以为然，认为读书人的见解和期望何止于此。后来我去长沙住在岳麓书院，结交的朋友也很少有合心意的，其中杰出之士不过几个人，虽然学问尚未成就，但志趣见识气量确实能超出流俗，不肯随波逐流，现在果然都卓然有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臣。可见士人总以志趣见识不落庸俗者为可造就，你们兄弟不可不自勉啊。

家书一则节录

吴廷栋

我居官任职只知自我刻苦，生平不随便拜见一个人。有人先对我施礼，我以礼回报，也必定选择之后才交往，所以没有原因到我面前，不敢随便接受别人一分钱。至于求取请托，尤其是我深感耻辱的。常坚守孔子“志士不忘在沟壑”的训诫，不怕饿死，不稍存自私自利的心罢了。

遗训八则录二

张兆熙

一、世俗兄弟间的嫌隙，都起于争夺一些小便宜。不知道哥哥与弟弟争，弟弟应当想：“哥哥，是我同父的哥哥。我失去便宜，哥哥得到，这就像是父母得到一样，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弟弟与哥哥争，也应当这样看。兄弟之间如果一念不忘父母，那么忿怒争执自然平息，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家门和睦，古人还有要诀，所谓“不听妇言”就是。

一、士人的一举一动，都是众人瞩目的，行为举止不容不谨慎，吸烟赌博、狎妓邪淫尤其应当深戒。不要自我宽恕说“只是暂时的”，这就是走向经常化的阶梯。每见世俗子弟不知道戒除这些，不久就辱身败德的很多了。你们无论读书还是谋生，总应当持重戒轻，不失古人“守身如玉”的宗旨，不可以小德的出入作为借口。

与子书

贾履上

你担任大通知县后，两次递送家书，并附上通禀草稿让我阅览，我很欣慰。民风土俗，切实讲求，遇事才有把握，不固守书生的见解，也不随俗吏作为，因利而利，择劳而劳。

译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行，为官的准则已经完备。所担忧的只是治理求成太急，与百姓争利罢了。汉人、土人、番人、回人，气质类别虽然不同，但性情本质是一致的。朱子说：“百姓虽然众多，毕竟只有一个心，很容易感动。”相信这句话，哪里还有争执呢？全邑的生员童生参加科举考试，不过三十人，文风怎么能兴起？应当设立书院和义塾，来培养他们。而书院和义塾，必须从读书入手，不要只做时下科举应试的功夫，这样才能造就后辈人才。我们家乡文风日益兴盛，而士人的品德却日益衰败，难道不是习俗使人沉沦陷溺吗？边疆之地天真淳朴未被破坏，所以希望你慎重地役使这些百姓。田地中种植作物，五谷不生长，只有麦子生长，而在杂粮中有稞子。查考《本草》说：“大麦就是现在的稞麦，也是麦子。”又有莞豆，查回鹘语中豌豆名为豌豆，《唐书》写作毕豆，“豌”字是否是传抄错误？但像蚕豆这一种，《农政全书》极力称颂它的好处。又说：“张骞出使外国，得到胡豆种子带回来，西方人用豆麦混合磨粉制作饼饵食用，非常美味。”为什么陕西西部没有听说用豆和麦混合磨粉？至于蚕桑的利益，现在由侯中堂通商惠工，广泛开设织造业，这是全省万年的利益，比起淘沙凿矿难道不是成倍地多吗？

译甘节妇传

管同

节妇金氏，是江宁金智洪的女儿，十七岁时嫁给同县的甘元积。五年后丈夫去世，所生的只有一个女儿。节妇忍受着死亡的痛苦，赡养守寡的婆婆，立族中子弟文陞为嗣子。文陞娶了刘氏为妻，不久也去世了，也没有儿子。节妇坚守节义二十八年，四十八岁时去世。在她去世时，女儿已经出嫁了，而婆婆依然健在。节妇病重时，对她的儿媳说：“我的生命将要终结，不能再侍奉你的祖母直到终老，我死后也不闭眼了。”去世后五年，族人福遂为她请求朝廷表彰，并叙述她的事迹，请求我作传。妇女守寡坚守节义，她们的事迹大多相同，不必详细叙述。节妇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家中田地仅有二十亩，她能用十亩赡养婆婆，而将十亩田地捐入宗祠作为祭祀费用。古代先王的制度，卿以下的官员必定有圭田，而士人没有田地就不能祭祀，这是为了尊崇祖先、敬重宗族，使祖先长久地享受血食祭祀。如今豪富之家，购买肥沃的土地，动辄连绵成片，却很少设立祭田。为什么呢？因为购买的田地是私留给子孙的，而祭田必须公之于宗族。等到时间久了，田地落入他人手中，而家道更加困顿，那么祖先的灵位就没有人用血食祭祀了。唉！抛弃根本而想要使枝叶肥壮，难道能做到吗？甘节妇在困苦艰难之中，唯独能懂得这个道理，可以举出来以此教化当今的士大夫，所以我乐于为她作传。有人说：节妇去世后，常常显现出像生前一样的形象，大概是因为死后仍然挂念她的婆婆。这件事很奇怪，我不加评论。

书杨氏婢

梅曾亮

杨氏的寡妇妾室因为贫穷的缘故，不能安心住在家里，已经定下了出嫁的日子。在出嫁前一晚，她呼唤婢女，婢女三次不应，她愤怒地说：“你是我的婢女，怎么敢这样？”婢女斥责她说：“我是杨家的婢女，你现在是谁家的妇人？”妾室说：“我是婢女，我是婢女。”妾室手中的剪刀掉落在地上，她起身在房中环绕奔跑，直到天亮，她呼唤婢女说：“你现在究竟怎么样？我再次成为你的主子了。”婢女磕头哭泣，妾室也哭泣，最终谢绝媒人没有出嫁。后来妾室要嫁出那个婢女，婢女说：“人们因为我一句话的缘故忍死至今，我也终究不离开杨家的大门，也不出嫁。”妾室的丈夫是杨勤恪公杨锡绂的儿子。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七

礼政八昏礼

与张铁甫论昏礼书

张士元

承蒙您惠赐手书，并展示歌诗杂文，反复阅读，看到您用心之处，与时人截然不同，文章也典雅丰富且有法度，我私下庆幸同乡知己中有您，这正道并没有孤立无援。唯独关于昏礼问答的一篇，与我的见解有不完全契合的地方，谨陈述其大概：士人的昏礼从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主人都迎接宾客进入宗庙。《礼记》说：“凡是行事必定在黄昏和黎明，在宗庙接受（神示）。”孔颖达说：“女方家每件事都要告祭宗庙，那么男方将要实行六礼，必定都要告祭宗庙，不仅仅是占卜而已。”这是昏礼告祭宗庙的明确文字。其中没有提到男方家告祭宗庙的，是通过女方家推知而可知的，礼文本来就有互相见出的情况，并不是缺漏。男方家告祭宗庙应当在醮子命迎的时候，醮子在寝宫进行，而命辞说：“前往迎接你的配偶来继承我的宗族事务”，那么告祭宗庙就可以知道了。《左传》中郑国公子忽先配后祖，杜预注：“礼制迎娶妇人必定告祭宗庙然后才出发”，这也是告祭宗庙的证据。如果认为昏礼不是进入宗庙的时候，那么时间还未到黄昏；妇人既已到达，就不再告祭宗庙，直到三个月后才举行祭祀。大概是在告祭宗庙、命子之后，祭祀举行之前，没有理由再次渎告。您却说告祭宗庙应当在天亮时，见公婆之后，恐怕不符合礼制的本意。您说三月庙见是公婆已经去世时奠菜的礼节，与三月祭行不同，确实是对的。然而一定要等到三个月的原因，是因为三个月的时间人的善恶可以得知，这与留车反马的礼节相合，《白虎通义》的话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如果用七出来反驳它，那又不对了。因为妇人被休弃是家庭的大不幸之事，而庙见的慎重，是在开始时加以警戒，虽然以此警戒，但没有听说在庙见之前，嫌恶妇人行为恶劣就让她乘车马回娘家的，这可以看出先王制定礼制的意图，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为了这种苛刻急迫的法度。至于说《白虎通义》说“娶妻不告庙”，明显违背经义，那么《通义》本来就没有说娶妻始终不告庙。《通义》说：“娶妻不先告庙，到者示不必安。”辞意大概是说妇人到达时不告祭到宗庙罢了，或者其中有脱误，未可知也。至于《士昏礼》篇首说：“下达纳采用雁”，郑玄注、贾公彦疏对于“下达”的意义已经明确说明了，朱子又解释说：“大夫执雁，士执雉，而士的昏礼下达用雁，是说士和庶人通用雁。”这个解释很明白，不必怀疑有缺漏。

周官媒氏说儆居集

黄式三

《周官》中媒氏禁止迁葬者和嫁殇者。依据郑君的注释推演：迁葬者，是说生前本来没有婚议，各自葬在不同地方，后来商议迁葬为夫妻，这是无论其未成人、已成人，都禁止的。嫁殇者，是说生前有婚议，女子未嫁而死，死后归葬于男家，必定禁止的。《曾子问》说：“女子未庙见而死，该怎么办？”孔子说：“不迁葬到祖庙，不附祭于皇姑，不持杖、不穿菲履、不次位，归葬于女方家族，表示她没有成为正式的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