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

译道义与功利分离为二，然而庆幸的是，道义能够依附于功利而得以保存，这是为什么呢？自从孔子雅正地讲授《诗》《书》《礼》，辅助阐明《周易》，依据鲁国史书编成《春秋》，之后他的弟子们共同编纂整理他的言语和行迹成为《论语》，又各自根据理解推演形成了《大学》《中庸》等七篇著作。这些经典在秦朝遭受焚书之祸，《论语》被藏在墙壁中，《大学》《中庸》混杂在《礼记》之中，而那七篇著作则流落于诸子百家之中，难道经书的隐藏与显扬本来就有其时运吗？为什么尊崇仰慕并信奉它们的人这么少呢？汉武帝起初凭借英杰的才能推崇儒术，利用孔子的六经来招揽当世的贤良俊秀之士，此后这便成为了固定的制度。而司马迁阅读诏令，甚至废书叹息，班固接着讥讽说，这是因为儒道借此拓宽了获取俸禄利益的途径罢了。明太祖统一天下后，与他的辅佐刘基用四书义理来考试士人，这一制度实行了五百年没有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议论的人又说，用排偶的文风混淆了传注疏解的体式，让刚束发成童的少年张大口执笔，代替圣人立言，这是侮辱圣人、伤害道义的大罪。这两位君主确实不能以道义亲身为天下表率，不得已才制定这种制度，大概也是受困于时世变迁，但其效果却暗中造福了天下后世，而人们却不知道。况且，从秦汉到元明至今两千多年间，土地没有实行井田制，学校没有兴盛，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不常出现。如果没有孔子的六经以及宋代程朱考订的四书，像饮食衣服一样在天地之间常存而不朽坏，那么乾坤几乎就要毁坏，人类几乎就要灭绝了。仅仅因为朝廷法令所在，爵位赏赐所趋，所以即使是在偏远之地，妇女小孩都知道孔子是圣人，程朱是贤人，嘴上说着，心里想着，却突然不知道这已经纳入了义理的范畴。这种效果固然已经过于丰厚，对天下后世的恩泽固然已经广博了。这两位君主，以功利倡导天下而道义赖以尊崇，以利禄诱导天下而义理赖以彰显，大概在这方面并不是很大的过失。假如汉朝不凭借经术选拔人才，明朝不凭借制义考试士人，即使圣贤的精神与天地相依托，也必定不至于归于消亡灭绝，然而又怎么能做到家喻户晓，像现在这样兴盛显著呢？不考察这些而责怪他们，也只是喜好高谈阔论而没有通达事实的过错罢了。我的朋友苏厚子，研习正谊明道的学问，而放弃科举已经十年了，给他的堂屋取名叫“仪宋”，嘱托我为它写一篇记，这既是为了记录他的志向趋向，也是为了批评世上那些穿凿附会、标新立异、自称汉学的人。汉学擅长考订，宋学擅长义理，本来不能分个轻重。然而从明朝至今所承袭的都是宋学，士大夫必定要用四书义来晋升自身，程朱的传注，从小学习，长大后却背离它，这有什么不同于虫子生长在禾苗上却反过来吃它的叶子呢？这对学问的蛀害太大了！我对此还没来得及与他辩驳，而且论述古今学术顺应时世变迁的情况就是这样，让学者知道遵循现在的制度仍然可以依靠它来安定，而不必为了哗众取宠、博取名声，突然改变常规制度。这就作为记。

译明说

眼睛的明亮，有能看见几步、几十步的，有能看见几百步、几千步的。那能看见几百步、几千步的，人们认为视力比前者远。然而如果在极近的地方，有物体遮挡在前面，那么想要争取得到几步、几十步的明亮，也是不可能的。而那能看见几步、几十步的，人们认为视力比前者近。然而如果能不被前面的物体遮挡，凭借它所及的几步、几十步，通过逐步推移来发挥作用，那么整个宇宙的辽阔空旷，都能得到周遍的考察，又何必以看见几百步、几千步为多呢？由此可知，明亮与不明亮，不在于眼睛本身，而在于眼睛是否被遮挡。那被遮挡的情况，固然不一定有像屏风、像墙壁、像高大的城墙、茂密的树林、陡峭的山峰那样的障碍物，哪怕是一片叶子的遮蔽，它的明亮也就废失了。人心的明亮，更不可以有遮蔽，而且它容易受到遮蔽，比起眼睛来更为严重。我喜好声色，声色就成为我的遮蔽；我喜好财货利益，财货利益就成为我的遮蔽；喜好骄傲、喜好争胜，骄傲争胜就成为我的遮蔽；喜好谗言谄媚、当面阿谀，谗言谄媚当面阿谀的人就成为我的遮蔽。方寸之心的明亮，遮蔽它的东西有万端，一天天昏暗堵塞，即使事情的得失、是非明明摆在眼前，也熟视无睹而不能省察。即使有从旁边直接指出并深切告知的人，正不认为自己蒙昧，反而责怪对方荒诞。况且那些形势隔绝在极远处，征兆潜伏在未成形时，又能有什么察觉呢？大概那明亮被遮蔽所夺取，简直与没有眼睛等同，更不是有眼睛而被遮蔽者可以相比的。我撤去那些造成遮蔽的东西，明亮就达到原本的心，那就不是这样了。外面有遮蔽，里面就有损害，遮蔽越厚，损害越多。譬如眼睛生了翳膜的人，墙壁坚硬在外面，而眼珠就受伤在里面。纵然有名医，能用妙刀挑除它，那闪烁的光芒，终究不能恢复，而且恐怕它的根随即又萌生。那么不仅仅要挑除它，又不可以没有防护、滋养的方法。那方法是什么呢？减少欲望以端正性情，推究事物以储备道理，广泛询问广泛采纳以通达事理。这固然是受到遮蔽者所应该急用的药，也是未受遮蔽者所应该预先服用的药。否则终于被遮蔽，终于成为瞎子罢了。眼睛瞎了，走路就不能没有跌倒、损伤的祸患，何况心瞎了，而没有祸害自身的呢？

病说

有一位患有郁结疾病的客人，龙子经过并询问他。看见他呆呆地坐着，仰卧着呼吸，每天吃三顿饭都吃光碗里的食物。龙子说：“你生病了吗？”回答说：“生病了。”那么你得的是什么病？回答说：“我苦于腹部疾病而从事如厕之事。医生治疗了三个月而没有效果，我忧虑得不知如何是好。停止我的职业来治疗它，疾病反而更加严重。”龙子叹息说：“我到现在才知道你确实生病了。你所说的腹部疾病，这不过是饮食寒热造成的祸患。而你丰盛地饮食，华丽地修饰容貌，这根本就不能做到。停止罢了，于是废弃了你的事业；而你一天天枯萎形体，荧惑内心，整天忙碌好像大难将要到来一样，这是你的精神先败坏了，疾病有什么关系呢？”万物生于精神，养于精神，所以精神聚集就强壮，精神旺盛就昌盛，精神衰败就生病，精神散失就死亡。因此喝糟粕的人躺在悬崖边而不坠落，是他的精神完整。襁褓中的婴儿遇到猛虎，就折断三尺长的草茎来驱赶它，老虎还是不伤害他。为什么呢？心里忘记了外物，外物就不能侵害他。现在你没有很严重地生病，却一天天以生病为忧虑。那忧虑，确实是疾病聚集的来源。你何不早晨起来从容自得，晚上睡觉安然自在，没有怀想没有思虑，以宁静的心态居住，疾病大概会有痊愈的希望吧？”客人说：“好，将听从你的话。”三天尝试它，他的病果然好了。

习说

年轻时读书，在养晦堂西偏的一间屋子里，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思考有得不到的，就起身绕着屋子旋转。屋子有一个洼坑，直径一尺，渐渐扩大，每次踩到它，脚都苦于绊倒。时间久了就安于它了。一天，父亲来，在屋子里坐着，说了很久，看着笑着说：“一间屋子都不治理，怎么能治理家国天下呢？”回头叫童子取土填平它。随后又起身旋转，踩到它惊愕，好像土突然隆起一样。低头看，地面平坦，已经填平了。不久又这样，又过很久才安于它。于是起身感叹说：“习惯对人的影响，太严重了！脚喜欢平地而不适应洼坑。等到时间久了，那么洼坑就像平地，不需要眼睛与地面接触，心与脚谋划，而自然适应它的适应。以至于反过来回到原来的样子，反而阻塞，趑趄不安。难道不是本性随着习惯改变，而失去原来的趋向吗？”上面颁布命令违背民心的，开始好像非常痛苦，久了就一起安于它。等到又久了，视听改变而心志淫邪，而且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觉得奇怪。所以君子致力于使政治公平，真诚谨慎地引导他们。从前先王谨慎学校教化，使士人在学业中兴起，修习五礼，敦厚六行，使百姓在道义上勤勉，用来规范他们的心思耳目手足百体，使他们习惯于动作威仪进退俯仰的仪容，那方法非常完备，都是为了引导他们，使他们恢复本性罢了。等到逐渐磨合久了礼俗形成，那么百姓奔赴道义就像饥渴之于饮食，不需要劝勉而后趋向。看见邪说淫辞在前面扰乱，而迅速离开它就像躲避蛇蝎，不需要禁止而自然断绝。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大法，用来使百姓纳入正轨，而建立

译这是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法则啊。自从王道衰微而各种制度废弛，治理教化的常理不再端正，邪恶不正的风气便兴起，于是民心动荡不安，起初如同堤防决口，洪水泛滥横流，却不知何处是尽头。在这个时候，来自异域的不合正道之教，又突然闯入我国并暗中煽动。它们对天文历法、象数推演的精妙窥测，已经足以使贤明智慧的人侧耳倾听；而那些功利、夸诞、欺诈的言论，又足以迷惑愚昧不肖之人的耳目，从而蛊惑他们的意志，这种侵蚀逐渐加深，不停止，人们便随之同化。即使想让他们回归并回到原来的状态，也肯定无法做到了。这更是古今混乱轨迹中显而易见的现象。然而却不为此担忧，那怎么知道最终的结局会怎样呢？我担心人们的脚会适应洼地（意指习惯恶劣环境），所以将这番议论写在这篇文章中。

译火喻

史善长

火产生于木，所以得到木就能燃烧。起初火光微弱，随后火势更加旺盛，烟雾火焰纷纷升起。火渐渐熄灭，木就变成灰烬了。木，我知道它含有这种火，但不能因此就把它叫做火。烟，我知道它出自这种火，但不能立即把它叫做火。火，是木所呈现的形态；烟，是火所遮蔽的东西。木是最静止的，有火来使它运动，所以能明察万物，放纵逸散不可控制。它的光气逆向运行并向旁侧放射，〇火，〇孛郁蒸。然后聚集成为烟，从而夺取了火焰。烟难道是木本来就有的吗？有人说烟凭借木来助长火，所以木烧尽烟也就停了，这种说法不是通晓事理的人说的。火不离开木，没有木火就不显现。火没有烟，火依然如故。烟虽然也不能离开火，但实际上足以危害火。火的作用，只是光明灿烂地向四方通达罢了。外物接触它，慢慢地牵引它，突然地扩张它，连绵不断地扩大它，发扬它，直到它的神力枯竭，它的元气亏损，于是烟得以弥漫覆盖而没有收敛，这助长了火的旺盛，恰恰是火衰败的征兆。等到火熄灭烟散去，一切都消亡了，而木的礼制也就丧失了。性，是木；情，是火。从情发展到欲，就是烟。情根植于性，欲牵制情，久而久之就会迷失沉溺迷惑，不知道返回。烟蒙蔽火而焚烧木，就是这种景象。所以君子一定要先抑制情欲来保存本性。如果像告子那样把饮食男女当作本性，那么木就是火了吗？荀子认为本性是恶的，那么烟也就是木了吗？

天论

汪能肃

心与头目手足所处的位置不同。感触在头目手足，心没有不知道的，因为是一气相通的。所以心不期待而没有不能感通的人，上天所生的也是一气相通的。所以统一亿兆人，就像统一一心与头目手足一样。然而心的作用近，所以容易看见；天的作用远，所以难以看见。只有人与天都安定下来，然后才能看见。人安定下来，善恶就确定了，善确定了就把惩罚转为奖赏，恶确定了就把奖赏转为惩罚。所以能战胜天。天安定下来，赏罚就确定了，奖赏确定了就区分善与恶，惩罚确定了就区分恶与善。所以能战胜人。那么盗跖荣耀而颜回困顿，为什么呢？回答说：盗跖身体荣耀而名声困顿，颜回身体困顿而名声荣耀。身体的荣耀困顿是有限的，名声的荣耀困顿是无穷的。所以上天的赏罚在于名声而不在于身体。身体不荣耀，名声怎么能困顿？身体不困顿，名声怎么能荣耀？荣耀他的身体，正是为了困顿他的名声；这是惩罚他。困顿他的身体，正是为了荣耀他的名声；这是奖赏他。怎么证明这一点呢？盗跖已经荣耀了，然而试着问别人说：“你愿意做盗跖吗？”那么没有人愿意。颜回已经困顿了，然而试着问别人说：“你愿意做颜回吗？”那么还有人愿意。现在说上天奖赏盗跖而惩罚颜回，难道有把人们不愿意的当作奖赏，把人们愿意的当作惩罚的吗？那么秦桧子孙多富贵，岳飞子孙多贫贱，为什么呢？回答说：秦桧的显达，是因为他祖父积德而奖赏他。等到他显达却不善，遗臭千年，这是奖赏反而变成了惩罚，没有满足上天奖赏他的心意，所以又奖赏他的子孙。岳飞的显达，也是因为他的祖父积德而奖赏他。等到他显达而能行善，流芳千年，已经满足了上天奖赏他的心意，所以不再奖赏他的子孙。那么秦桧的恶难道不应该惩罚吗？岳飞的善难道不应该再奖赏吗？回答说：流芳千年，还有什么奖赏比这更大？遗臭千年，还有什么惩罚比这更大？所以不再奖赏惩罚他们的子孙。而且人虽然看不见神灵，要说天地之间没有神灵吗？不敢这样说。不敢这样说就一定有神了。有神那么上天的福报奖赏，地狱的惩罚就一定都有了。一定都有了那么岳飞得到天福，秦桧得到地狱就一定了。刘禹锡、柳宗元论述天，大体认为天不干预人事。请就用刘柳来验证。二人都依附王叔文，柳能悔过，所以死后成为明神，儿子也考中进士，而刘不是这样，所以终身被贬谪后就没有声闻了。由此看来，上天的赏罚错了吗？不错吗？不干预人事而能这样吗？唉！人只看见几十年罢了，天则有百千年而没有尽头。用几十年的天来判断百千年的天，本来大多不灵验，为什么呢？没有安定下来，所以论述天的人一定要等到它安定下来。论述它，像刘、柳那样喋喋不休，都是在鸡蛋里求夜光珠。虽然如此，因为奖赏而鼓励，才开始行善；因为惩罚而警戒，才开始不行恶。这难道是有志向的人吗？

与郭筠仙中丞论通志体例书

李元度

我多年从军，学业荒废。去年秋天主管官员招我进入修志馆，那时请求告老养亲还没有得到批准，担心有阻碍，必须恳请当道再次陈述，所以不敢推辞。却又听说总管这件事的是阁下，我不过充数在写官的行列，在旁边聆听高论，也借此来启发我的愚钝，所以暂且混迹其中，实际上不能胜任工作。近来议论多而成功少，同事一半已经辞职离去，正担心事情没有结果，又怎敢再标新立异？但是愚者千虑，或许有一得，私下认为不妥，也不敢沉默不语。先前看到同人拟定的体例，实在有让我心里不高兴的，不敢附和，恭敬地逐条列举来商讨。志书是官方的书籍，自然有通行的体例，书成应当缮写正本，上表呈给皇帝阅览，不是私人著述可比，也不是郡邑志还可以别出心裁可比。康熙年间曾经颁布《河南通志》于天下，作为修书的范式。雍正七年诏令各直省编纂通志，也经过礼部颁布条例，现在虽然不能见到，然而各志都在，《河南志》也在，这是

译这正是通行的体例。至于《盛京通志》和《热河志》，都是经过皇帝钦定的；《大清一统志》则是奉皇帝诏令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盛京志》在确立凡例时，每一项都禀承皇帝的英明裁决，然而它所分的三十六个门类，总称为“志”，并未听说另外设立名目。《热河志》分为二十四门类，《一统志》每个行省设立统部，此外各府及直隶州，又各自分为二十一个门类，也都未听说变更名目。自从嘉庆年间谢蕴山修撰《广西通志》，模仿《景定建康志》中图、表、志、传的体例，设立了典一、表四、略十、录二、传八、实八，这是两百年来十八个布政使司官修方志中的创体。道光初年，阮元重修《广东志》，沿袭并效仿这一体例，于是成为崇尚奇古者的滥觞。昨天看到子寿同年所著的《志例琐谈》，打算完全效仿这种体例，您对此表示赞同，我私下里对此感到困惑。仔细考察历代祖先的《实录》编成后，按例要编修《圣训》，即以实录馆作为训典馆，“典”的含义本来自《尚书》中的《尧典》《舜典》，都是用来稽考古事的，这显然是史官追记的内容。因此，“训典”只适宜用于历代圣祖，而当今皇帝的诏旨，又不能不恭敬地记录，统称为“训典”在义理上不妥当，反而不如各志书中称为“诏谕”的更为合适。查考《广西志》的训典中不记载世祖定鼎建元的诏书，凡是历代圣祖的遗诏、登极诏都缺失。《广东志》效仿它，却唯独将仁宗的遗诏、宣宗的登极诏恭敬地收录在篇中，竟然像是有所选择。然而开篇的第一项，详略就不伦不类到这种地步，这是不可效仿的第一点。学校是政教的源头，人才由此产生，世道的升降与之相关。康海的《武功志》将学校并入建置中，这只是为了简略概括，况且是县志，暂且从略罢了。然而已有对此提出异议的人，通志效仿这种做法，可以说是不知根本了。考察现存的州郡志，以宋代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周淙的《干道临安志》最为古老。《吴郡志》目次有二十八项，其中设立学校门，排在州宅、亭馆、祠庙之前；《临安志》也设立学校门，排在城社、廨舍之后。自从宋仁宗庆历四年开始，诏令郡县都设立学校。朱氏的书成于元丰七年，相距三十多年，而他重视学校已经如此。此后如常棠的《澉水志》、袁桷的《延佑四明志》，都详细记载学校，未听说将其并入廨舍、亭堂、寺庙以及城邑祠祀中的。

译明代包节所著《陕西行都司志》将学校与祭祀礼仪归入“建置”门类，认为这两者是建置中的主要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他说：“除了郡县、山川、人物之外，没有哪一项不是从建置开始的，难道能全部附在建置之下吗？”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本朝尊崇道德、推崇儒学，典章制度完备，远远超过宋明两代。然而《两广通志》却将学校列在“建置”中，对于典制、礼仪、乐舞等一概省略，这可以省略吗？还有什么不可以省略的呢？如果说这些事属于公共典章，有《通礼》《会典》等专门书籍记载，无需赘述，那么他们所说的“经政略”“前事略”，哪一项没有成书可查，为何在那方面详细而在这一方面简略呢？况且既然把学校并入建置，而学制、学田苦于没有依附之处，却又分散记载在“经政略”中，相距三四十卷之远，不仅轻重失当，而且首尾隔绝，这是不可采纳的第二点。古代的地方志只记载地域、山川、物产，《元和郡县志》略微涉及古迹，采用《山海经》的体例；《太平寰宇记》才开始涉及人物、艺文，都是由地理推广及于其他方面的。有了土地然后才有人民，政事法度应当以地理为本，现在以“表”继“典”，表目有四，只有“沿革”属于地理，而职官、选举、封建却强行归类，共占八十多卷，才轮到地图，现在又增加“道里表”，篇幅更加繁重。《提要》说：“末节大于根本，地图反而像附录一样夹杂其中”，确实如它所讥讽的那样。而且让读者翻阅二三十册书，还看不到地图，名义与实际不相符合，这是不可采纳的第三点。《周礼》六卿分职，后世六部沿袭这一制度，凡是官署都设六曹，贺氏《经世文编》也以此分类。邓氏《宝庆志》首创“六书”体例，虽然改变了旧例，但眉目确实井然有序而不混乱。现在所谓的“经政略”，分为二十一类，合并吏、户、礼、兵、工五部的政务，统归一门，头绪迷茫，不便查阅。至于户口应与田赋同类，却归入“舆地略”中，附带稀姓，尤其显得不伦不类。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将户口、水利归入“食货”门类，《提要》讥讽其牵强不伦，创例不当，可惜当时没见到《两广通志》。通志供官民查考，应当雅俗共赏，凡是通行的体例，人们都熟悉。现在突然变更名目，使读者茫然，等到核查所记载的内容，仍是官方言论，不过是分并易置以显示不同，徒然显得自作聪明、扰乱旧章，这是不可采纳的第四点。方志古称图经，图和表，《河南通志》都有，自是不可缺少。至于“录”“略”“传”，都与“志”同一含义。既然叫“志”，志中又有“略”“录”“传”，不是叠床架屋吗？古代志书以“录”命名的，只有宋代高似孙的《剡录》，其目有官治志、山水、兵志、学志，反而以“录”为经，以“志”为纬。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赞高似孙任馆职时，给韩侂胄写生日诗九首，都用“锡”字，寓有九锡之意，被清议排斥。他任处州知州，尤其贪婪残酷，此人不足道，其书更不足信。以“略”命名的，只有明代谢肇淛的《滇略》，分十门：版略、胜略、产略、俗略、绩、献略、事略、文略、夷略、略，一义相承，没听说又混入别一体例。此外，如明代任庆云撰《商略》，自称本于华峤，《提要》驳斥说：“华峤说：‘略’语出《史通》，也是史志的别名，不是地志的名称。”“略”的含义，体例如此，那么改“志”为“传”，尤其不必了。又考明代雷礼《真定志》，为纪四、志、传十五，《提要》讥讽其与地志体例不合；隆庆《永州志》为记一、志七、传五，《提要》讥讽其虽宗《汉书》，却不是志体；胡松《滁州志》《提要》，也讥讽其以“志”名冒史体，文虽新创，而义则乖谬，可见地志不宜袭用史体，这是显而易见的。《提要》是钦定之书，言论淆乱，以圣断为准；《两广通志》炫耀博杂、矜持新奇，所以与之相背，这是不可采纳的第五点。有人说谢、阮号称硕学钜公，创制应当有义法，但舍弃钦颁的成式、钦定的成书，而独自遵从一家的臆说，这难道是遵道遵路的道理吗？难道是为下不倍的道理吗？况且十八布政司都有志，两广仅占其二；广西志在谢氏之前的，有郝浴、李绂、金；广东在阮氏之前的，有黄佐、刘秉权、郝玉麟、郝玉麟，都遵循通例，可见谢、阮只是在两志中偶尔为之。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何必违众独用，舍弃平坦大道而走羊肠小道？如果只被他们的名声所震慑，那么各直省纂修通志见于《四库目录》的，黄宫允之隽、沈光禄起、查编修慎行、傅编修玉、陆检讨奎勳、孙编修灏顾司业栋、高杜检讨诏、储庶大文，都是鸿达魁垒之才，未必就落后于谢、阮二人。从前王文恪作《姑苏志》，因为杨仪部循吉好造谣中伤，不想与他同局，书成，循吉摘“姑苏”二字，未展卷即诋为不通，文大服；毛西河撰《萧山志》刊，又作《杭志》三诘

译第三点关于错误的辨析，如今担任仪部、西河职务的人，正不在少数。如果遵循旧有规章而偶尔出错，还可以解释；若是改变通行惯例而招致非议，谁来承担责任呢？这是不可采纳的第六点。以上这六点，即使去质问作者本人，他也无法强行辩解。至于将山川关隘排除在地理志之外；将官员政绩单独列为迁谪一门；以及阮氏所说“清初收复广东及平定尚之信叛乱等重大事件，已载入国史，地方志不得再记载”，这与《广西志》体例相同，子寿已经纠正其谬误了。然而仍想沿用这种体例，大概只是看了目录，没有仔细考察全书吧？我私下认为，修撰方志以考据严谨、完备掌故、扶持伦理常道、对民风吏治有益为贵，不在于体制的差异。此前南屏年丈在《大箸湘阴志》中多次想要提出疑问，我说县志惯例不呈送上级，不妨自成一例，但通志不可拘泥。当时告知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今尚未裁定体例，推测未必最终会以《两广志》为准则。我内心忧虑过度，担心一旦形成定例便难以改变，所以不能保持沉默。我见《江南通志》采用《汉书》体例，分为十志，以纲统领目，以简驭繁，与《河南志》略有出入，但体例确实完善。附录另纸，稍作变通，将职官、选举、封建、世爵等表移到后面，以恢复地理志的本貌，不知是否妥当？如果一定认为这是瞎说而遗憾地搁置，我也绝不敢有伴食尸位之念，只是谨慎罢了。担心口述不能尽意，所以用文字冒犯您的清严，心中更加惶恐不安。

译还写什么补之的书呢

张文虎

收到信，得知你近况，非常欣慰。我的拙作向来不轻易示人，只有极知心的朋友才拿出来。承蒙教诲却只是互相推誉，没有一句对我有益的话，为什么呢？我从小就开始学习五言、七言长诗，更加嗜好它。到现在回想起来，中间没有真实的收获，只是喋喋不休。即使造诣像古人那样，也不过是屋下架屋罢了，何况远远不能达到呢？至于想以此互相标榜，更是荒谬妄诞。侥幸传名与侥幸科举及第，有什么高下之分？况且这种念头一萌生，心术就已经坏了。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近来唱和、题图、酒食竞争的事情，越发令人厌恶，干脆不写诗，或许可以谢绝应酬。不是我矫情，实在是看到这些无益且无意义罢了。补之，天资超人，气概英锐，将要在诗古文辞上大下功夫，这谁能阻止呢？然而我私下不自量力，想劝补之摒弃众艺，专心于医学。你家累代名医，补之继承家学，又灵敏善于领会，应手见效，何不因此更加充实它？取《素问》《灵枢》《难经《伤寒》《金匮》直到后世诸名家书，探究其会通之处，辨别其中的错误。外在参考临床验证，如果有抵触不通的地方，就深思并保留疑问，不要拘泥古法，不要盲从今人，不要强行让书本迎合自己，务必追求实用而已。这样几年，应当成为国家的栋梁，坐而言起而行，对世人有实用价值。没有比医学更好的了，诗古文辞是无用的空谈，只是因为名声高而从事它，真是糊涂啊。况且医学固然是一种技艺，但可以进升到道的境界。诗古文辞，是技艺的末流，未见其高于医学。如果说载道的文章，对人心政治有功，这固然很好，但又不应该只在诗古文辞中寻求。况且读书应当观察其贯通之处，善于贯通的人，漂洗丝絮的药可以用于战争，铸造金属的技术可以移用于铸造人才。如果不这样，诵读三百篇诗不能应对专对，精微如《素问》，不应当仅以医理穷尽它。补之如果真能专心于此，对于道应当有左右逢源的地方。我欲望多选择少，起初沉溺于辞章，后来又泛滥于考证律历之学，每每自念对当今社会百姓一无所济，白白耗费时日，悔恨填胸。补之竟然以品德学问奖赏我，令人羞愧无地自容，所以敢抒发我的耿耿忠心献给补之。只因为我爱补之深，于是不知不觉言语唐突，希望谅解。

积善积不善说补录

汤金钊

世上有做善事不得福报，而善念随即毁坏的人；有做不善事不得祸患，而恶念于是放肆的人。这都是没有明白“积”的意义啊。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是逐渐形成的，就像积攒钱一样。一天一钱，一千天一千钱，当初并没有富有的名声，久了才开始成为富有。善与不善的积累也是这样。只有积累才长久，不长久不足以显现真诚。偶尔行一次善，谁不能做到；偶尔犯一次不善，贤者也不能避免。区别在于积累罢了。有的积累几年、几十年后才验证；有的积累几代、几十代后才验证。报应快的小，报应慢的大。所以做一件小善事，不要说没有益处，这就是受庆贺的基础，只是担心不积累罢了。做一件小不善事，不要说没有伤害，这就是受灾祸的根本，只是庆幸不积累罢了。明白了积累的意义，做善事的人可以勉励了，做不善事的人可以畏惧了。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

学术五文学一

玩易阁记

刘蓉

六经都是载道的文章，然而《诗》《书》《礼》《乐》有的出自太史采集，史官记录，以及学士大夫辑录，唯独《易》是圣人亲自执笔写下的言论。又经过秦朝焚书，因为占卜不被焚烧，所以在六经中唯独是完整的书。它的言论从天地阴阳名物象数，直到人事的繁杂，始终无所不备，为什么教导得如此详细呢？大概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只是彰显阴阳的意象罢了。到了文王、周公才开始系上辞句，孔子又进一步引申其义理，而人事在下完备，天道在上显明，圣人的心意于是大大彰显。然而后来的学者，有的诵读其词句而迷失其主旨，沉溺于流俗而不识其精妙，为什么呢？圣人怀着忧患之心创作，后世却用浅易平常之心阅读它，适宜日用而不知晓了。从前文王被幽禁在羑里，周公东征以躲避流言，都遭遇人伦的奇异变故，然而他们处理的方式，无不曲折地符合当时义理的适宜。孔子奔波到老，在鲁国被谗言中伤，在陈、蔡受困，艰难困顿的道路，几乎不是人世所曾遭遇的。那三位君子都具备圣人的资质，又如此备历困顿，那么推究人事的变迁，祸福的依存，以探究天运循环，阴阳消长，往复交替胜败的机理，其道变化万端而不可穷尽，无不借助《易》来阐发。所以其词句艰危警惕，虽然在当时蹈常履顺，大亨而动，神色致戒好像深深畏惧后世迷惑的样子。那些卦爻所值的时间与位置，都是圣人亲身实践而忧勤警惕厉行出来的，所以不觉言语深切而痛切至极。后人资质或许平庸浅近，又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变故，终身遵循它而不知道其道的多了。想要窥测爻象，役使心智冥思苦求，以通达圣人的微旨，难道不遥远吗？我对此有默契，所以在住所的北面建阁，陈列象与辞而熟读玩味。当观察阴阳的变化时，远而六合天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