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一

译父母怀抱抚育他们的孩子，大概是因为每天忙于劳作而自己没有察觉。这就是君主应当自我处身的方式了。

译谕示州县亲民札

贺长龄

国家设置的官员众多，但只有州县官被称为“亲民”。如今这些州县官果真能与百姓亲近吗？政令必须根据当地情况来施行，不了解情况怎么施行？而且恐怕贸然施行，反而抵触更加严重。事情必须亲身经历才能了解，不经历怎么了解？即使稍微有些了解，隔阂也已经很多了。那么想要达到了解，必须先亲近百姓；而真诚想要亲近百姓，就必须每天坐在大堂上，亲自巡视田间小路才可以。大堂是政令发出的地方，田间小路是政令落实的地方。百姓前来诉讼，一定是在大堂，这是官员与百姓相见的地方。只是恐怕深居简出，那么小百姓想诉讼却没有门路，吏胥就会从中舞弊。堂上远离百里，堂下远离千里，堵塞蒙蔽的危害，哪里说得完？不仅是有冤屈不能申诉，或者是申诉了却不立即审理，审理了却不立即结案。大的导致倾家荡产，小的也浪费时间荒废生计。即使是非曲直分明，也已经因等待而受苦；如果又是是非颠倒，更是委屈压抑难以忍受。对于当事人固然濒临死亡也不推辞，但邻居证人却无辜受牵连。如果州县官肯每天坐在大堂上，那么小百姓又怎么会有这种危害？大堂是万众瞩目的地方，如果审讯判决公正合理，那么结案一案，不仅双方心服，就连旁观者也没有不倾心的。这样折服的不只是一案的人，后来的诉讼都可以迎刃而解，更能在结案之后，将案情的曲直是非反复开导晓谕，那么言语更容易被接受，政令更容易推行。这样不拖累百姓，就是养育百姓；善于开导晓谕，就是教育百姓。只要勤于坐在大堂上，就已经百废俱兴。如果真心以民事为重，那么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然而这只是有事进城的人才能见到官员，而终老乡里的百姓，仍然不认识本官的声音笑貌像什么样子，而官民之间的情意仍然不通，那么还不能把百姓都亲近，也就不能把一个州一个县都彻底了解。这尤其必须亲自巡视田间小路吗？州县的地域，小的不过百余里，大的也不过数百里，划分东西南北为四乡，每月必须到一乡，四个月就巡完一遍，一年就可以巡三遍。即使有事不能时常巡视，一年之中总共也可以巡两遍。如果真能轻车简从，以父母自任，而以子弟看待百姓，百姓亲近他没有不像对待父母一样的。至于百姓都视其为父母，那官员还有什么情意不倾诉？什么事不办理？由此观察情况来制定措施，那么措施没有不恰当的；时常询问疾苦来补救，那么补救没有不周全的。也趁机宣讲，圣谕一定指出不良习俗作为警戒，那么教化就容易推行。随地抽查保甲，一定不让奸邪之人有容身之地，那么稽查就容易严密。凡是贼盗、地痞以及一切习教、结会、唆讼、窝赌、藏娼之类，都畏惧本官耳目很近，而且不时下乡，那么一定不敢在此立足，并且将会改过自新。如果有小的争讼，就可以立即召集审讯，而百姓不必进城。如果钱粮拖欠抗缴，就可以传唤欠户，立即惩处，而缴纳不敢落后。这样州县只要时常巡视田间小路，与百姓亲近，那么听讼断案、缉捕盗贼、安抚百姓、催征赋税以及教化养育、保甲各项善政，没有一项不兴办。如果真心以民事为重，那么又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而其关键不过在于一个“勤”字，而勤又必须由于嗜好少。如果真能一心为公，又哪里有空闲去旁骛？开始或许不免勉强，久了就会习惯而忘记疲劳。不久就会看到名声登上上等考核，赞誉满天下，成为神明般的官员，州县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有的人却推托说没有时间？如今主管事务的大员，只讲究公事，不喜欢阿谀奉承。如果没有重要事情禀报商议，即使衙门可以不去，哪里需要去省城奔波？哪里需要迎送的辛劳？这是今天聚精会神，努力做好官的时候。各州县官各自在堂上办公，按月据实禀报，以备查核，希望共同谋求实效，千万不要空谈。至于知府、直隶州对于下属，也应当在因公过境的时候，虚心采访，屏退随从以免扰乱稽查政事的适宜，借查吏来亲近百姓，借亲近百姓来考察官吏，民意的向背，官声的优劣，诉讼的多少，治理措施的修废，车驾所经之处，必定激励勤勉而警戒懒惰；风气所树立，自然官吏畏惧而百姓怀念。这是平常近切切实实的事情，并非迂远难行。如果能够持以实心，必定能够取得成绩。

整饬吏治以清政本札

贺长龄

查得安定百姓的要务，考察官吏是首要。本总督先前巡抚贵州时，就已经听说云南政事非常熟悉。近来又恭敬承受恩命，上任以来没有一天不盼望各属官员共同做好官，报国爱民。等到体察近日民风，似乎不如从前。这总的原因是吏治未能齐心振作，民情无所观感，日益骄横放肆。古人风草的比喻，确实不可改变。牧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如果真能端正自己端正他人，勤勉谨慎，那么百姓中坏人少好人多。他们忍心辜负清正廉明的父母官，而甘愿做恶人的又有几人？查现在各属牧令，尽心爱民的原本不乏其人，庸碌不称职的也难免。有这样一种情况，本总督就无法报国。只是立即参劾，心里不安。应当急忙宣布心意，为全省牧令申明警戒。大凡做牧令的，不要说官职卑微职位小，必须时时玩味亲

译“民”这个字，去除贪婪、去除懒惰、去除奢侈，是最为紧要的任务。官吏玩弄法律条文，向百姓横征暴敛，这固然是贪婪中最为恶劣的。即便是在民间平常的诉讼中，往往先收取几两银子的“带案费”，结案时再收取“结案费”。云南全省大多贫瘠，能收得多少？百姓已经议论此官不清廉。家丁、书吏、差役借官府的名义，必定索取数倍的财物，所有的怨恨都归咎于官员，这实在不值得。奸民因此诬陷善良百姓，只想要被告倾家荡产，并不在乎原告是否理直。况且如果主官不清廉，那么下属的厅官、汛弁以及乡保等人便都能欺压愚弱，有恃无恐。又或许借着生辰名义收取份子钱，借着苦差事名义索取帮贴。百姓贫穷且吝啬，这只会玷污官员的名声。表面上歌颂勉强刻印，控告随即而至，百姓将仇视官员，亲情何在？深居高卧，漠视百姓疾苦，这固然是懒惰中最为恶劣的。比如听讼断案、缉捕盗贼，稍有松懈，诉状送到眼前，交给幕僚处理，几天都不批示。书吏便索要“买批费”，又隔几天没有发出传票，书吏便索要“出票费”。又隔几天不审理，书吏便索要“升堂费”。一堂未审结，改日再审，又须等待。民间原本争执的旧案，改为新案，一案变成数案，小案变为大案，案件越大越难结案，于是有拖延十余年之久的。云南民情虽然强悍但并不刁钻，诉状有什么难批示的？虚心细致询问，有什么难结案的？事情或许细微，却能让全家荡尽，命案尤其严重，造孽何止无穷？至于云南的盗贼原本难以骤然清除净尽，然而多半是四乡之人。案件报官，几天后才发出传票派遣差役，又敛集费用才行动。盗贼早已远去无踪，难免隐匿不报。因此盗贼胆量更大，盗案日益增多。百姓知道官员不抓贼，见到贼也不追问；盗贼知道官员不体恤百姓，稍有空隙又来抢劫。究其根本，贼少民多，官员不与百姓同心，便觉得盗贼众多难以制服。百姓将抛弃官员，亲情何在？纨绔习气养成，恣意挥霍浪费，这固然是奢侈中最为恶劣的。比如日常起居，不知节俭；僚属亲友、家丁差役，顺从欲望讨好官员，声色犬马、锦衣玉食，上面有好此道的，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士人百姓逐渐染成风气，丧葬嫁娶，都增加虚浮的费用。云南贫瘠的缺额虽然多，但官场排场非常奢侈，再不改变，变本加厉，负债日益增多，最终成为百姓的累赘。百姓将鄙视官员，亲情何在？况且云南近年来的风气，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或许因为案件需索不遂，立刻杖毙，这是既贪且酷；流娼有“打洋琴”的名目，出入公馆衙署；省中候补委任的各官员，有公然开设赌局的；各属在任的官员，有与幕僚、家丁一同赌博的；又或许吸食鸦片，暗中违犯禁令，昼夜颠倒，全衙昏沉，这是既惰且昏；纵酒任性，喜怒无常，饮食宴乐，多相炫耀。刚到省之初，无论有无缺额、有无子嗣，先置姬妾，嫡庶不分。一到实任职务，官员亲属塞满衙署，或许兼有外宠，扰乱是非，侥幸获得优缺，债务利息更加紧迫，退休时无资财，遂成为寄籍之人，起初为赘婿，后来成为鼻祖，伤天害理，相习成常，这是既奢且滥。以上各条，虽然不明确指出其人，但各位地方长官应当有所见闻。本部堂可曾说到实处，想必不言而喻。本部堂由词垣出任府道，历任封疆大吏，非常羡慕各位地方长官能与百姓亲近，造福最容易。像这样玩忽懈怠，岂不可惜可恨？至于在省候补委任的各官员，正应该讲求公事，立定根基，如果清廉勤勉，首府县乐于相助，本部堂也欢喜他们将来实任必定是好官。即使只是查监查街，名为闲散，也要有精神。如果像以上各条，岂能指望他们尽职？官员无大小，同受国家恩惠，并寄托百姓性命。本部堂求贤若渴，疾恶如仇，听说有好官，欢喜得睡不着；听说有劣迹，恨之入骨。各位地方长官念及本部堂一片苦心，孜孜不倦追求治理，共同洗除积习，极力发誓清廉勤勉，那么与本部堂都是同僚的情谊，必定会随时推荐。任用国家，倘若仍执迷不悟，置若罔闻，那就是辜负君主辜负百姓，本部堂岂能姑息，自失本心？此前接见各属，已经谆谆训诫，但恐怕各位地方长官未能共同知晓，除了饬令各该管上司严密查访外，因此特别推心置腹，反复申戒，务必期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省候补的，不要淫乱，不要赌博，不要沉溺游戏，留心地方公事，勤勉承担现派差使，多看前贤治政谱录及例案诸书。得委后，幕僚有吸烟纵酒、不明公事的，委婉辞退谨慎聘请，酌量事务繁简，少带家丁，藉以节省夫马，也免冗杂生事。到任后，询问百姓疾苦，去除太过分的，收呈随到随批，提案随到随审得暇时巡察乡里，教导百姓孝悌驯良及守望相助的方法。署中居家，务必遵循伦理，节俭自奉，扫除一切浮华，严察舞弊。差役课士，殷勤奖励，不让他们出入干预。大略不过如此，已是正本清源至于因地制宜，全赖存心去做，难以尽述。总之，少一分耗费之才力即多一分办公之才力；少一分耗费之精神即多一分办公之精神。言语虽浅近，所以移风易俗，报答君父之恩，积累子孙之福，实在不外于此。果能同心振作，行见吏治

译治理清明，民生日益富足，本官所言绝非虚妄，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如果此次告诫之后，仍然重蹈覆辙，一旦被发现，便是辜负本官的一片苦心，必定依照成例严加参奏并惩处，切勿后悔。

译州县应当依照惯例长期任职，以专一责任，特此札示。

贺长龄

查考设置官吏是为了造福百姓。州设知州，县设知县。没有了解不真切而能有力推行政令的，也没有任职不久而能了解真切的。有的人聪明敏捷超过常人，虽然任职不久，但境内的情形已几乎了然在目，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然而如果任职不久，那么或者了解了却来不及施行，或者施行了却未能完成，这对地方都没有益处。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多得吗？“九年或六年”的说法，虽然难以在如今实行，但“三年考核”却是现行的通例。自从“调剂”的说法兴起，于是为人挑选职位，每天忙于频繁更替，而贵州省又有“过冬”的说法。得到优缺的人知道不能久任，就只想着尽快装满自己的口袋，而不顾惜民生；那些贫瘠缺分的人又认为上级将要调剂自己，于是营求竞争、窥探动向，更无心于民事。大概只要经过一个冬天，大家都动摇而有离去的念头了。即使有实心任事的人，而胥吏料想他将要离去，也呼之不应，匪徒认为他无能为力，或者肆意妄为，这都是“调剂”的说法造成的错误。为百姓设置官吏，原本是为了利民，不是为了自利。现在却用商贾的心态对待下属，而各下属也用商贾的心态期望上级，这种念头怎么可以对得起士人和百姓？这难道不是两败俱伤的做法吗？我部堂治理贵州九年，悉心体察，其中用度不足的不过三四个缺分罢了，其余都足以自给自足。只要谨慎修身、节约用度，自然能到处宽裕从容，而且这不仅是为了地方考虑，就是为各下属考虑，也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为什么呢？贵州省不通舟船，每次调动，其眷属随从至少也需要百十名夫役，总计多年往来的费用，不知白白耗费了多少，而风霜之苦、跋涉之劳，尚且没有计算在内。那么哪里比得上长期任职、安居乐业，毫无耗费？计算所节省的，不还是胜过优缺的收入吗？该司任职已久，对此弊端自然洞悉，整顿治理必定同心协力。为此札饬该司会同藩司、臬司确切查询，某某缺分确实入不敷出，应另行详加核定。任职满两年，公事没有失误的，酌情予以调剂；冲途各缺分应察看差事繁简，管理是否得当，随时酌情办理。如果衰老平庸贻误公务，以及劣迹昭著者，应立即撤职参奏；或者过错稍轻以及在任绝无善声者，罚令出差，这些都不能拘泥于三年之外。此后无论正职杂职，凡是有地方责任的，都以三年为限，知府方面的大员不在此例。刘知几说：“倏来忽往，像蓬草一样转动，像浮萍一样漂流，既然怀有苟且的谋算，哪里有空闲去施行循良的政治？”确实意味深长啊。

上各大宪请留温太守启 丁巳六月

徐鼒

我署理六合县温太守自从奉旨留任办理防堵以来，三年之中，县城境内平安无事。最近因为偶然感染风寒，禀请札饬部选李令到任处理地方事务，温太守仍然办理防堵。前任抚宪批准，李令此前署理如皋县，官声显著，士民远闻，欣喜之情又何必多求？只是六合与贼寇接壤，南边是金陵、江浦，东边是瓜州、仪征，西北是安徽省捻匪出没的地区，四面受敌。本县既没有额定设置的士兵，也没有库存的军饷，所以军务以捐输和团练为先，而捐输团练的得失与地方事务互为表里，合而为一则两利，分而为二则两损。敢为阁下陈述：小民只知道利己，而捐输团练之事只听印官的命令，不敢违背，难道是真的急公好义吗？这是有不得已的情由。一县的人依靠印官作为安危的保障，印官高兴则利益惠及他们，发怒则祸害随之而来。所以印官一举一动，一笑一皱眉，小民都窥伺着，以此作为趋利避害的依据。即使有大宪的命令，如果印官不命令执行，就不会执行；即使有大宪的禁令，如果印官不禁止，就不会停止。对尺布斗米都吝惜，而捐输动辄成千；对举手跬步都怕劳苦，而团练肯亲身赴刃的，是因为他是印官。骨肉至亲计较锱铢，而这捐输的银子，听凭印官一人支配开销，不敢开口询问；肩挑背负必须酬谢，而这团练的劳苦，听凭印官一人举劾，不敢攘臂争辩。所以能指挥如意，显扬才能，事半功倍。比如温太守未必熟谙兵法，未必能亲身抵御矢石，数年以来也未必事事都合乎人心，而九十七堡的人趋承恐后者，是因为他是有印信的官员，而且历年已久，事权统一而不分散，威势积累而愈重，百姓除了温太守外，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卸去重担。现在将印信交给李令，那么士民将以李令的喜怒作为趋避的依据，不能以温太守的禁令作为行止的标准了。以李令的贤能，不难降尊相从，齐心戮力，而士民只看重印信，不再像以前那样归心了。即使家喻户晓，如果不是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不能统一百姓的心，万一在这一个月左右人心未定，事变已经到来，呼吸之间已成变局，那么祸患岂敢言说？如果说另外给予关防与印信无异，那么各省劝捐的委员都奉督抚札委，为什么报捐的人寥寥无几呢？各营带兵的官员都系统于统兵大员，为什么乡民助阵的人寥寥无几呢？就像我徐鼒在本籍，也是奉旨办理

译那些负责劝捐团练的人，三年来之所以未能舒展手脚、施展才能，固然因为才干不足，也是因为不是正式印官，所以号令呼应不灵。大抵官员对百姓的期望，在于劝捐团练这件事上；而百姓对官员的期望，则在劝捐团练之外。我所说的军务与地方事务合而为一则双方受益，分而为二则双方受损，正是这个道理。恳请陛下俯念江北地方紧要，命令温州知府照旧供职；一旦军务稍为宽松，我便率领当地士绅百姓迎接李县令到任，使父母官与百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译致广顺，仅谈湖广十二则

胡林翼

一、贵州知府有自理地方，则词讼案件首当其冲，应当尽心。尽心的方法，没有比让贪官污吏无处下手更好的了。拟定放告之日，应当堂收取诉状，批准或驳回，即时批示明白并张榜公示。已批准的，具呈时，双方当事人都到，就谕令批呈，事情完毕当日就讯问结案，无需差役传唤。一、被告未到，查访不是显然犯法不至逃匿的案件，就在诉状末尾批示命令中证、约邻转告被告，定于某日某时自行前往对质，以免差役传唤，并声明超过期限不到，立即差役传唤。原告不到，就销案。一、必须差役传唤的案件，分别道路远近、人数多少、事由难易，限定到案日期，收呈之日即时发出票签差役。词讼案件一票一差，超过期限不到，将差役分别惩处，仍自立号簿，每日稽查。一、中证不关紧要，就删除姓名，仍在差票中标明“某某不必到案”字样，总求少唤一人，即可保全一家。中证没有全部到齐，而案情已无遁饰可结，就结案不使拖延。至于诉状已批准的，限定日期必审，不准和息。一、差票内拟粘连章程数条，如不准锁链，不准私押人证多带白役等弊端，使乡愚一目了然，则棍徒蠹吏的恐吓讹诈大概可以稍减。人到不问何时，立即禀明，不得在外羁押致使滋扰勒索，且免在城讼师代为设法。如果差役不按规定期限到城以及到城不立即禀报到者，如何尽法惩处差役？准许被害人鸣锣喊禀，或当堂面禀，就能明察无遗。一、贵州白役最多，石阡一府最偏僻最贫瘠，白役尚数千人，此外各府大概可以推知。似乎可以约留十余人及数十人，并张榜示于乡城，载明榜上无名均非官役。留下的人签分名次，依次差遣，仍令五人互结，取具连环保状的具结，以免逃匿。那些被裁汰的散役，不至于另滋事端，是否有紧要大案须差之时，不至于被差役所动摇，否则一命案的扰害闾阎，其祸尤烈。拟定命案到后即刻查问初供，不分风雨早晚，带忤作、刑书、皂役各一名、轿夫四名、马一匹，路远或被褥及盐菜饭一肩，近则删去，共不得超过十名，每名自发饭食钱文，家人差役一律不带，一切陋规一概禁止。除所带夫役，忤作即随身携带，可免在外滋弊。凶手饬差、同乡约邻证拿送，酌量优赏。自尽及企图拖累的案件，酌情予以惩处，似乎对地方可以免滋扰。只是缉拿凶手，如何能够迅速无误？程限尚须随地审察。一、盗案，与其用捕快，不如用百姓。捕快贪图盗贼的财物，则隐匿盗贼惟恐不深；百姓厌恶盗贼的危害，则铲除盗贼惟恐不尽。然而百姓恨贼而往往畏惧贼，不是畏惧贼，是畏惧官府罢了。送贼需要费用，又不立即审理。苛求细故，问拟擅杀、擅伤制缚诸法，又或贼口诬攀、事后报复，种种刁难。恩贼仇民，那么除害而先受害，只有裹足不前，忍气吞声罢了。如果能够给予百姓制贼的权力，洞察民间疾苦，力除陋习，仍严防挟嫌妄拿、诬陷等弊端，那么盗风也应当稍息。一、古人说：百姓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恐吓他们？何况我朝深仁厚泽，大德曰生，内外观刑衙门都以民命为重。杀人尚且不死，而盗贼更不用说了。他们知道破案而罪不过如此，那么胆子更加壮大。昔日汉帝治盗，使盗贼自相捕斩，而纪文达说部中记载一婢主使工作尾随盗贼之后，盗贼返回就返回，盗贼前行就前行，天未明而盗贼已丢弃所劫赃物，这确实是知道盗贼情状的人了。是否可以仿照其意以侦察窝顿？一、保甲团练，第一良法，也可以成为第一弊政。怎么使城乡军民不费一文，不见一役，而自己能够成功？一、苗民中刁诈者须加严处，而江西、四川湖广客民的百端盘剥，实为大害。怎么两得其平，共知感惧？一、州县公事有废弛闒茸不振的，怎么振作其气？其例设循环簿，向来归巡道提查，知府是否可以一并提查？此外有什么鼓舞歆动的方法？怎么可以按期催结，照例遵行？以上各条都是入仕浅陋之说。总之勤快耐烦，那么百姓枉费钱文的必定少。有人怀疑这样则烦难琐碎，不知道官员果真能时刻以惩蠹爱民为念，那么期月之后，狱讼自然少息。烦难琐碎正是为了求得简便法门罢了。

札麻城吴令咸丰十年

胡林翼

所言以休养生息为实心，以团防坚壁急务，颇见心思，而尚未精实。休养息之道，须先严禁书差及凶恶棍徒刁健讼师，举凡扰民生诈民财之人，必期雷厉风行明刑法，然后民生得所养民力得少息也。官长必须日夜勤苦，心力交瘁，视民事如家事，视

译对于赋税、盗贼、诉讼等小事，要像对待创伤深重、痛苦剧烈、附骨剥肤的大事一样重视。官员辛劳而后百姓安逸，官吏清瘦而后百姓富足，这才符合休养生息的根本宗旨。尤其必须使百姓劳苦才能爱护百姓，必须教化百姓才能养育百姓，这才符合休养生息的精微意旨。古代从政的人，率领百姓从事劳作，兴起事业，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休息，既不效仿庸俗官吏荒废时日，也不效仿名士清谈高远。如果把废弃政事当作节省事端，那就谬误千里了。碉堡哨卡已经建成，坚固壁垒的方法已具备大致轮廓，只在于切实执行，持之以恒。得到民心才能使用民力，得到士人的心才能得到民心。应当日夜访求正直的士人，随时接见咨询地方事务的道理。我从前驻守黎平时，延请接见士人以及椎髻苗族的头目，以保甲册籍作为团练的基础，从早到晚，口中不停说话。那些士人来见，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那些苗人头目来见，有的赐给他们酒食，让他们就地席地而坐，都详细询问民情地势，让他们各自充分表达心意后离去。世俗之人害怕接见士人，百姓怀疑他们请托办事，否则就认为是尊重自己而失体统。公事允许他们直陈，私情嘱托、假借公事说私事，何难立即揭穿他们的奸诈。坐在大堂上申明法律，所谓尊重自己而失体统的说法，尤其鄙陋俗气。我看天下的公卿直到平民百姓，他们的贵贱其实正相等，不因亲近百姓而低贱，不因简傲不亲近百姓而高贵。如今的官吏天天与差役相处，把差役当作腹心爪牙，他们果真自视高贵吗？这位县令心地质朴直率，口舌笨拙，他的器量远远不是庸俗官吏能比的，只是道德智慧仁术、办事条理尚须努力自我勉励，精心思考刻意自我磨砺。至于守卫碉堡哨卡，应当使用乡兵；守卫城池，应当使用官兵。我将简派官军前来。

译再次回复温邑县令的信

刘蓉

月前，侧面听闻您的仪仗将莅临我们县，百姓和士人都为此庆幸，认为六七年来浮夸乖戾的习气，能由贤者用儒术坐镇其中，大概可以焕然一新，恢复旧日的淳朴。近来拜读您的惠信，果然以整顿学校、移风易俗为首要任务，确实相信儒者的言论，深知治理教化之本，欣慰庆幸之情难以言表。敢因您勤加垂问，便粗略陈述一些要点。我们县的风俗向来以淳朴著称，农民勤于耕种，士子颇重廉耻。所以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文职武职官员从民间崛起，确实能为国家效力的人不少；但时间推移久了，侥幸充数的人也非常多。因为利禄容易得到，便争相追求繁华，改变了淳朴厚道的旧风而趋向喧嚣竞争。乡村常有争讼，不问道理的是非，只比较势力的强弱；等到呈控到县衙，也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因此有势力的人固然都倚仗它横行霸道，没有势力的人也不择手段地借助有权势的绅士来壮大声势，以求胜诉。这就是民风浇薄、人心败坏的原因。咸丰二年，湘乡举办团练，在县城、永丰、娄底分设三个局，又在四十七个里分别设立都总局，绅士专办团练，都总兼催钱粮。在立法之初，精心挑选廉洁正直的绅士担任此职，上下气息通畅，官民关系融洽。这个县只要没有偏私党羽，就能获得循良的美誉。到现在沿袭已久，人员混杂，团练只属虚名，诉讼另辟捷径。不肖之人又借此谋取私利，招揽事权。前任慎庵县令，心地并非不仁厚，律己并非不廉洁，无奈过于宽厚，一味顺从局中绅士的话，导致外界议论沸腾，说事情由局里决定而不由县衙，权力在绅士而不在官员，上诉纷纷，声名大损。这固然由于局中绅士不肖所致，然而当官自有职守，现在如果不自我振作，专门迎合顺从，也就过分了。我在同治丁卯年回到故乡，离开家乡仅六七年，世风已觉得大改。闲居深思，私下忧虑叹息。认为自从粤匪倡乱以来，东南各省几乎都被蹂躏，而湖南独获安全，湘乡尤其际遇盛会，文武杰士崛起，几乎千年难遇。然而天道忌盈，物极必反，如果不警惕修省，时常保持持盈保泰的念头，只怕暑往寒来，福过灾生。前些日子承受福泽，冠于其他郡县；日后遭受祸患，也将烈于其他州县。这是古今盈虚消长的常理，不是佛教因果报应的空谈。每次拿这话告诉朋友，语重心长，听者虽然表面顺从，退下后却互相嘲笑。人心陷溺，无可奈何？现在幸得您的车驾屈尊莅临，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大概可以荡涤末俗，振起颓风，使全县亿万生灵免于尘世劫难，这就是所谓起死回生、白骨生肉，也是我日夜祈祷的事情。来信教导说打算在秋凉后，遍历各乡访察民情，整顿乡校，以期望潜移默化地改变喧嚣竞争的习气，这确实是立政的根本。只是湘乡地域辽阔，方圆四五百里，如果没有一两月的空闲，势难周遍巡视；而积压在衙门等待决断的案件，又极其纷繁，长期外出滞留，担心导致延误。我认为暂且在审理诉讼之余，士绅聚会之时，常宣讲五教六行，谆切训诫，以启发他们向善之心，并随时咨询各都士绅耆老关于人品邪正、行为贤否的情况，分别善恶并登记在册。每当公事到乡，就选择那些素有孝友和睦尽责实行的善人端士，亲自前往其住所礼遇；而召见那些不肖之人，当面告诫，令其不再如此，或者并发信饬令其家族，严加管束，不许再生事端扰害乡里。这样则人情感发，互相劝戒，不待大施威严，而风声所及，即使在穷乡僻壤，无不敬畏如神明。等到半年或一年之后，旧俗大变，政务简省清闲，然后巡视乡校，勉励学业品行，众多士子承风，将更共同敦行实学，以符合您的厚望。至于旅费所需，也不难共同筹划津贴的方法。只是登记善恶这一节，难保进言者不徇私情，或致枉直相混。但只要能随时考核，公听并观，就不难参互验证以得到实情。不仅那人的是非真伪，无人能逃，就连进言者的明昧公私，也可借此互相映照。这在俗吏手中，或许导致观听惶惑；而以您明敏精察的才能临之，必能使事物无所遁形，应如桴鼓相应。儒者的功效，所以待人而行，这也是其中一端。我平生常遗憾没有得到百里之地，而您说它离百姓近而政教易行。从前我在贵省任职，在秦中补缺，都苦于层层阻隔，恩惠不能下达，至今常引以为愧。您独得降低阶资，小试牛刀，固然是我们县百姓的福分，也未尝不是您生平幸事！素来托以知契，敢布腹心。秋后如果蒙您便道经过，得以承续高论，藉以慰藉六七年离别的怀念，更是我所仰慕期待的。旧在陕西，有赠贺征士的序文一首，偶然与您的心意相符，便抄录一份附上供鉴。

清本源剿捻十议之一

葛士达

从来祸乱之起，由

译人心的败坏，确实是由于吏治的衰败。等到变乱的端倪已经出现，社会动荡纷乱，已经持续了多年，百姓变得顽固凶悍成为习惯，不知道法纪，不得不严厉地剿灭清洗，以杀戮制止杀戮，这本来是众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我这个浅陋的人却有一些过虑。

凭借数十万的贼寇，经过多次大战，他们行动飘忽善于逃跑，用尽力气去追赶，就像在广场上捕捉兔子一样，劳而无功，暂且不说。即使出奇制胜，每天都有斩获，难道能把十几万贼寇全部诛杀吗？即使全部诛杀没有遗漏，但人心的顽固凶悍依然如故，能保证他们不再啸聚而起吗？百姓的创伤，遍布天下；财力的匮乏，不是一天两天了。假如贼寇不能迅速消灭，或者消灭后又重新猖獗，又或者战乱之后，年成不好，将怎么处理呢？

况且捻逆的兴起，不过是一个大盗罢了。黄河南北，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向来多盗贼，加上连年黄河决口，官吏不体恤百姓，于是像蜂群一样聚集。这时如果还有贤能的太守县令，几个人像朝歌的虞诩、渤海的龚遂那样，不难用鞭子就能平定。然而因循守旧、畏惧退缩，导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攻城掠地。之前督率军队去办理这件事的人，又不追究根源，用法律诛杀捕捉，用计谋解散他们，士兵又到处惊扰百姓，以至于百姓甘愿帮助贼寇，不愿意帮助官兵，变乱在这个时候加剧了。

变乱到了这个地步，几乎不可收拾。而现在的太守县令，还是以前的那些太守县令。上级官吏用来考察太守县令的标准，不过是说“某人催缴赋税得力，某人征收赋税没有差错”。对于风俗强悍好斗的地方，就选择一两个武断严酷的人交给他们，说“不用重典不足以震慑”。这就像治理洪水却用息壤去堵塞，能有多大作用呢？

俗话说：“得到一个好的官吏胜过十万强兵。”大概百姓可以用道德教化来战胜，不能用残杀来战胜。现在的计策，想要谋划平定贼寇，先要谋划治理百姓，急于选择将领，更急于选择官吏。官吏的来源有三条：科举、军功、捐纳。捐纳之中并非没有人才，但是没有读过书，不懂学问，出身于富贵人家不知道耕种的艰难，哪里能懂得百姓的疾苦？下至市井无赖，借贷筹集资金，侥幸得到官职，还在算计利息，怎么能存有爱护百姓的情怀？即使关系到军饷来源，不能关闭捐纳的渠道，也应该改任清闲的官职，治理百姓的任务不可轻易尝试。

至于科举和军功出身的人，也应该仔细挑选，必须有才略且廉洁谨慎有操守的人交给他们。从这两类人中选取不足，就由上级官吏各自推荐所知的人，试用后再任职，给予威权，允许他们灵活处置，不要牵制他们，不要用私事干扰他们。时常巡视各地，考察民情的顺逆作为去留的标准，把清廉勤慎作为上等，把贪污残暴作为重罪。三年之后，政绩卓越非凡，破格提拔，那么贤能的人本来就能直接实行自己的志向，无所顾忌；中等才能的人也会因法律而警惕，因善行而羡慕，尽心竭力以达到治理的目的。

从前陈仲弓治理太邱，仇季知治理蒲亭，没有其他措施，只是劝勉百姓从事生产，制定科条法令。至于瓜果蔬菜有限，鸡犬有数，那些轻浮放纵游荡的人都被役使从事农桑，严格设立科条惩罚，使得县里没有闲人，孤寡老弱都得到了安置，于是达到了大治。现在所谓的盗贼，难道不是百姓吗？谁没有田产房屋坟墓，父母妻子？像野兽一样奔跑像鸟一样逃窜，不怕死亡，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吗？如果得到贤能的太守县令，教育他们养育他们，谁不愿意放下武器回归队伍，而一定要用重典呢？

虽然如此，这也在于上级官吏是否真心为百姓社稷谋划。否则，像陈仲弓、仇季知那样的人，质朴木讷少文采，动不动就获罪；即使有像虞诩、龚遂那样的人，设立科条招募，擅自释放，难道不认为他们是藏奸纵恶，放松防备吗？如果是这样，而且战战兢兢，担心落入法网都来不及，哪里有空谋划治理呢？

那么，已经发生的变乱在于吏治，而吏治的兴衰，更看督抚的居心如何？督抚能时常以百姓饥溺为心，那么才德声望的人不等待选拔自然到来，贪官不等待弹劾自然离去，奸民不等待诛杀自然消亡，大治大概可以恢复，难道只是治理流寇而已吗？想要止住沸腾的水，应当抽去柴火；想要引导水流，必须清理源头。何况是挽救变乱平息祸乱呢？

译当今地方长官的重要政务策略

姚文〇

自古以来设立官职、分配职责，都是为了百姓。而在划分疆界、守卫土地的官员中，没有比州县官与百姓的关系更亲近、更切身的了。我朝吏治清明严整，而对于治理百姓的官员尤其重视。宪皇帝颁布训诫州县官的上谕，恳切深入。至于《州县事宜》一书，也曾经奉旨颁布。近年来，朝廷念及民生，重视州县官的心情，屡次在诏书中体现。身为州县官的人，想要造福一方，以符合皇上的恩德意旨，固然贵在以真诚的心实行真实的政务，而其具体措施也不可不急切讲求。州县官是治理百姓的人。治理百姓的人，一定有教育百姓、养育百姓的方法。教育百姓、养育百姓的人，一定有法度的建立，教令的颁布。然而有时制定一项法令，想要兴利，弊端却丛生；下达一道命令，想要革除弊端，骚扰却百出。为什么呢？圣人有话说：“家庭和睦然后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然后天下太平。”意思是先治理好近处的，然后才能推广到远处。因此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肃清宫室官府，然后才涉及吏治民生；治理一省的人，必须先整饬官场常规，然后才涉及军事、刑狱、财政；治理一州一县的人，必须先整肃公门，然后才涉及地方的利弊。过去临川李氏曾经说过：“做官的大忌，第一是蒙蔽。蒙蔽在内部的有门客幕僚，蒙蔽在外部的有胥吏。官员受到他们的蒙蔽，人们认为是官员不明察。这难道是明察所能做到的吗？”那么怎么办呢？回答说：“胥吏是官员与百姓交接的枢纽；门客幕僚是胥吏交接的枢纽。我每天与百姓相见，胥吏就没有权力了；我每天与胥吏相见，门客幕僚就没有权力了。”因此过去的循吏，礼遇贤能的绅士并咨询访求，巡视乡村以普遍考察，见到不好的就训诫；那些谨慎老实且努力耕田的，就慰劳奖许，唯恐不及；因事而来的人就趁机教诲开导，更加详细。让百姓看到我的行事，知道我的心，深信我，而不被胥吏的话迷惑，那么胥吏就不能向百姓行骗。对于胥吏，公正普遍地对待他们，严明地考察他们，使他们服从我的教化，知道我的心，深信我，而不被门客幕僚的话迷惑，那么门客幕僚就不能向胥吏行骗。像这样政纲既已建立，才可以谈论措施的大要了。州县官措施的政务，不外乎教育和养育两方面，但必须先掌握纲领然后才可以。那么请首先进行编查保甲，清理田赋。保甲的法令将人口系于户下，而且尤其必须附注他们的职业和财产。只有编查最容易扰民，所以不如效法汪龙庄治理甯远的方法，责成里长，发给簿册填写，最为简便而周全。一县的田赋，也应当详细知晓，现在串册一切都交给各都图庄的胥吏手中，虽然公然飞洒（指贪污舞弊），而官员不能察觉，政体还存在于哪里呢？应当命令将鱼鳞图册、粮户册等清理造册一份，不时存留阅览，那么土地的荒熟，户口的良莠，也可以随时察知。这两项实行之后，那么一县的大纲已经建立，而教育和养育的政务就有地方施展了。那么教育和养育的政务怎么办呢？请分条陈述：一是劝勉农桑，衣食是百姓的天，努力劳作是百姓的本分。然而引导的责任，在于治理百姓的官员，一定要根据土地适宜来教导他们，考察应当修缮的水利而修缮它，不要因公事而骚扰农民，不要拖延诉讼而耽误农时。又在春秋两季巡视田间小路，从而劝导他们。至于开垦荒地，更是急务，我世宗皇帝即位初年，就下诏实行开垦荒地的条例，身为州县官的只在于审时度势，努力实行罢了。二是准备积蓄，社仓不如常平仓，常平仓不如常平田，前人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方法不同，同样归于治理，只要实行能够实行的，总期望有利无弊。三是敦厚教化，义塾、乡约各州县都能举行，古人有善恶簿等法令，现在则没有听闻了。美好的法令和善意，也在于实行的人。我私下认为处在今天谈论教化，大体上节俭忠厚是要点。知道节俭应当崇尚，那么迎神赛会、婚丧僭越奢侈之类就在所必禁，淫赌之类就在所必惩了。知道忠厚应当崇尚，那么唆使诉讼的人、邪教迷惑百姓的人就在所必治了。至于坏习俗沿袭，尤其必须大力纠正使之改变，这则随地而不同，又难以一概而论。四是训练隶役，我朝廷规定州县隶役有三种，叫皂隶，叫快手，叫民壮。民壮设立用来保卫仓库监狱，条例原本与士兵一体操演，近来只用来传唤词讼罢了。监司有备兵，州县隶役有民壮，这是朝廷立法的深意。我私下认为应当恢复旧令让他们演习武事，不能的淘汰他们，以遵守国家典制。假设有变故，而武官或许突然不足以依赖，也不至于凭一己之力坐听存亡了。这四条规制，虽然其细节的详备，有待于实行的人斟酌而润色，而其大要不外乎这些了。总之身为州县官的人，涵养心德，以端正治理的根本。约束胥役，以清理治理的源头；清查保甲田赋，以掌握治理的纲领。然后教育和养育的政务，依次举行，而以真诚的心贯穿其中，那么州县官的政务没有比这更恒常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现在的州县官，大抵把一官职当作旅馆，即使有一二个有志向的人，也不过以决断狱讼为勤勉，以减轻刑罚为仁术，以

译称职。如果以兵农礼乐之道来推行，很少有人不认为这是迂阔而难以实行的。这确实是迂阔而难以实行，然而寻求那些不迂阔的方法，就只有用不可预测的恩威来震慑官吏百姓，追求一时的功效，却留下无穷的祸害。否则就是苟且敷衍、弥补缺漏，粉饰公文告示，以没有事端作为安定。这难道是士人君子所能讲求的吗？

译关于到任后地方情形的禀报

徐赓陛

我县管辖区域东西长一百十里，南北长一百六十里。过去是从海丰县的一半划分出来设立县治，辖区本来就不算宽广，东临大海，背靠群山，位于惠州府的东部边境，与潮州府的惠来、揭阳，嘉应州府的长乐，以及本府的永安、海丰等五个县接壤。县南的居民靠海谋生，田地肥沃；县北的居民依山而居，土地贫瘠。这是大致的情况。只是其中聚居的宗族，既然有人口多少的不同，也就有势力强弱的差异。起初是强者与强者争斗，常有持械斗殴、绑架拘捕的案件，而弱者尚且不与较量。等到咸丰末年，出现了结社聚众的风气，弱者联合弱者，就可以化弱为强。于是境内红黑两派的械斗纷纷兴起，道路阻塞，田野荒芜。又正值红匪逼近城郊，当时内部冲突不断，外部惊扰不止，守卫地方的人束手无策，政令教化竟然无法施行。后来恰逢方提督在潮州镇任职期间，奉命查勘，剿灭了首恶，大大振奋了民心，局势才开始安定。近年来，虽然风气已经有所转变，但怨恨愤怒终究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因粮食丢失等小事动辄引发争端，言语之间立刻酿成大祸，所以械斗结社的事情偶尔也有发生。至于聚众殴打伤人以及绑架拘禁，更是比比皆是，不仅不同姓氏互相残杀，甚至有同宗族互相残害的情况。

我愚昧地认为，大规模械斗的案件，过错在于百姓，应当痛加剿除，以扭转积习；小规模械斗的案件，过错在于官员，应当修明刑罚政令，以安定人心。为什么呢？大规模械斗的案件，牵连乡里上百个村落，聚集数万人，问其起因，实在没有难以忍受的事情，不过是一两个刁顽的生员和劣等的监生，逞其凶暴傲慢，鼓动煽惑愚民，因而发泄私愤、谋取私利，敛钱满足欲望，推究其情状罪责，实在与乱民没有区别。如果不追究主谋，立即执行重典，仅仅将听从械斗的犯人按斗杀律拟罪抵命，这就如同治疗疮疡不拔除毒根，割除杂草不净其根部一样。应当请求由县里核实案情，陈述其罪状，禀请乘提督办理乡务之时，亲临督办，稍微给予变通处理的权力，从严惩办。至于小规模械斗的案件，大多是因为州县官员因循守旧、懈怠玩忽，骚扰百姓而导致的。大概两姓争端初起时，不过是因为钱债、坟山等细微小事，如果能够随审随结，那么是非已经判定，冰释前嫌有什么困难？即使有逞凶抗拒判决的人，那么情状罪责既然明确，抓捕办理也容易。所担忧的是，一纸诉状送到县里，传唤差役需要多少时间？等待审理需要多少时间？即使草率审讯一次，或者又增添传唤证人，或者又拘禁多人，以致积怨未伸，小衅又起，官府悠闲地处理文书，百姓却在郊野残杀，倘若内心没有过多的欲望，外面有勤政爱民的实际，本着公正无私来施行刚毅决断，更用慈爱恩惠来引导愚昧之人。小民各自具有天性，未必最终会形成隔阂。

至于士人的习气，则是因为读书人少，义利不明，虽然潜心修养、洁身自好的士人尚且不乏其人，但一旦进入学校，武断乡里，更是习以为常。邻里间的口角小事，投奔他们排解，称为“公亲”。如果能够秉持公正，原本可以平息事端，无奈他们以顺逆决定喜怒，以同异引发猜忌嫌隙。起初激怒对方，唆使兴讼；接着暗中掌握权柄，怂恿争斗。他们表面上居于理事的名位，暗地里做着中饱私囊的打算。当争端初起时，假借官府之势来欺压乡愚；等到事态蔓延难以控制时，则藉口百姓顽劣来挟制官长。近年频繁开设捐纳资格，凡是豪强不逞之徒，无不捐纳微小的功名，竟然与荐绅为伍，出入衙门。甚至办理局务的绅弁，擅自受理民词，派遣局丁壮勇下乡查传双方，有公然责打拘禁、罚款赎罪的，以致贫苦愚昧之人无处申诉，相继投入天主、耶稣等教，倚仗外国教士作为护符。民教互相猜忌，更令人隐忧。我察知其中的缘故，昨天已经严厉告诫绅耆，不准仍然像以前那样玩忽放肆，事情不关己身，不准随意使用公呈来迷惑视听。民教案件，尤其必须坚持条约，审办持平，并明确告知民教都是人民，都是朝廷的子民，固然不因其在教而心存苛刻对待，也不因其在教而任其妄为。

抵御外侮没有比自强更好的，自强没有比修明政事更好的。应当申明纲纪，整饬官绅，以期潜移默化。至于学校，则是因为地处山隅海边，实学长久以来已经衰微。日常课诵，除了四书之外，很少有熟读五经的人。经济、理学等书籍，从未讲习。所以稍微懂得文理，就把八股文当作猎取学校资格的资本，一旦获得生员资格，此事就废弃了。所以问以经史之学，则茫然不知；谈论诚正之功，则惊为新奇之说。这难怪好勇疾贫会酿成风俗。我到任后，与士人接触，必定告诫他们砥砺廉隅，树立名节。现在打算将朱子的《小学》、朱子的《语类》以及元朝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太祖选定的《性理大全》等书，挑选几种，颁发到四乡。又选举通晓讲解的人，在初一、十五及三、八等日宣讲“圣谕”，旁及先辈格言，希望使士人知道仰慕道义，而百姓也向往教化。我县水乡，十中无一二。民间以薯类为食，以粟米换钱。所以夏旱则生计艰难，冬霜则粮食匮乏。然而天时难以依赖，必须期望通过人工来补救。地利可以利用，尤其须要竭尽人力。我私下查考区田这一方法，创自商

译代理阿衡一职，其本意是为了救济连续七年的旱灾，因此山区乡村尤其适宜。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失传，近代逐渐荒废。去年陕西、河南大旱，台臣曾上奏提及此事。卑职早有相关著作，可以试行办理。现拟在附城地区调配官地，捐备工钱，依法试种。如果取得成效，即可向民间推广。应当等到办理初见端倪，再另行上禀报告。至于本县的钱粮，定额丁银五千八百余两，民米一千五百余石，屯田米四千三百余石，数额本来不算多。而历年征收完毕，往往不超过六成以上。虽然是因为民情刁钻顽劣，习惯抗缴拖欠成为常态，但追溯弊端的根源，也是因为县衙长久没有征收册籍。询问负责计算的吏员，吏员不知道；询问负责地图的差役，差役也不清楚。因为自一百多年来，民间买卖田地不过户，以节省税契的钱；官吏征收粮赋不核查田地，以省去清查的麻烦。以致沿袭日久，向甲户征收乙姓的粮赋。等到田主更换多次，也就无从考究了。自从前任巡抚蒋公删减米价，全省都受益，唯独本县则是官府减免而书吏征收依旧。因为民间只知道缴纳原额米粮，不明白地丁银是一件事，民米是另一件事。所谓原米，乃是往年旧额包银米而统称为米，实际上原米一石内包含丁银二两一钱二分，民米五斗五升六合。现在书吏征收原米一石，价格高达十两或八九两不等。以前巡抚所定米价四两八钱，与他们征收的价格相比几乎相差一倍。当时已经严厉查究，据称米额很多，用费浩大，小民如果不踊跃缴纳，那么设立征收站点有费用，站书有费用，站差有费用，图差有费用。一旦遇到刁顽抗缴的地方，必须官员亲自前往征收，那么夫役、伙食、勇粮，无不从中支取，往往花费千金却只征收到百金的粮赋，其中的困苦劳累也有说不尽的。卑职愚见认为，钱粮是国家的正税，如果任由书吏差役浮收，还成什么政体？如果轻率更改，万一稍有掣肘，征收不上，尤其不是慎重对待钱粮的方法。拟请宽限期限，由卑职汇总核算总数，如果与定额征收相比有盈余而无短缺，然后明确制定章程，给予期限，让他们自行封装投柜。小民趋利如飞，只要期望比以前节省费用，或许乐于遵从。只是事情烦难，实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见效的。本县诉讼诬告者很多，因微小嫌隙，动辄以抢劫抢夺为由控告，诉讼牵连祸端结聚，往往导致倾家荡产。所以起初因一时的愤怒，借诉讼来逞威风；接着因诉讼的嫌隙，寻衅殴打以报复；最终酿成深仇大恨持械杀人。考察其起衅的根源，其端绪很细微。勤于听讼断案以消除祸端，这是有司的责任。卑职历任以来，都是亲自接收诉状，当庭批判，初状不多，准许受理的就立即签发差役，计算道路里程，确定期限的快慢。大约寻常案件，限定一旬半月，其中调解和解，也就免予深究。诚恐差役拖延压制，就按期限追比，诬告则必定重惩，假命则更加严酷惩处。只要求当面质证，不借助侦察以开启疑似之门；只审理现有诉状，不准罗织罪名以开启株连之渐。巡典淹留关押人犯，就立即严加提审；营汛审理民事案件，就不稍加迁就。如此清理，数月或许可以使诉讼止息。尽力耕耘，以上六条，谨就本县情况据实冒昧陈述。

译覆本府条陈积弊禀

徐赓陛

海葛士浚子源辑

吏政七 吏胥

胥吏论一

鲁一同

天下那些公然自甘堕落于恶行，却又不得不任用，任用后终究有害，必定没有好处的人，在朝廷内部是宦官，在地方上是胥吏。当宦官横行霸道时，天下的士大夫曾经一起痛心疾首，环顾四周却无计可施，而我朝二百年来顺从听命，周旋于宫禁和朝廷内外，寂静无声不知是谁在作祟，这实在是驾驭他们的方法得当。如今天下人对胥吏，也是痛心疾首，环顾四周却无计可施了。难道真的无法制服吗？还是驾驭他们的方法不对呢？现在制服胥吏的方法，一是用严刑来威慑他们，二是用定额来裁减他们，仅此两点罢了。人如果爱惜身体、顾全羞耻，必定不会去做胥吏，胥吏不畏刑罚，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胥吏必不可少，为什么呢？因为法律繁密。法律繁密，官员不能全部知晓，必定要询问胥吏，胥吏怎能不横行霸道？法律怎能不歪曲呢？法律为什么繁密呢？因为事务繁多，法律不得不繁密。事务为什么繁多呢？因为官员太多。官员少，事务就会更多吗？天下的祸患，大概在于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少，而管理官员的官员多。州县的长官、丞、簿、尉，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州县以上的官员都是管理官员的官员。天下的事务没有一丝一毫不起源于州县，像府、道、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他们所管理的，就是州县的事务。州县既然处理了事务上报给府，府不信任，上报给道也不信任，上报给布政使、按察使也不信任，上报给总督、巡抚也不能完全信任。而两制中从府、道以上的官员地位更加尊贵，事务不能分担州县的丝毫，作为州县官员的必须用公文送达，如果不合意就立即推卸责任又交还给州县，所以一个县的事务，到了府、道就增加数倍，到了布政使、按察使又增加数倍，到了巡抚、总督又增加数倍。县令一个人两只手，除非有奇才异能，否则常常要承担数十倍的事务，势必应付不过来，应付不过来不止，胥吏才开始捋起袖子纵横其间。从州县以上没有不设有胥吏的，凡是文书都由胥吏处理，胥吏接收。不是胥吏强悍而官员不勤勉，而是胥吏处理并接收，州县的事务已经纷乱不可理清了。所以官员多并不是对事务有利，而是对胥吏有利。从知府以上减少管理官员的官员，从州县以下增加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管理官员的官员少则事务少，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多则事务都能自己处理。那些胥吏还能捋起袖子来夺取权力吗？这样胥吏必定大大减少，而事务就能理清了。

胥吏论二

鲁一同

所谓减少管理官员的官员，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加重府的权力，来统领州县，而废除道和按察使，布政使得以详细考察所属地区，直接向天子汇报。关于盐政、漕运、军政兴革等重大事项，设置总督或巡抚一人主持，而地方事务不得干扰布政使的权力，布政使也不得越过府去苛责州县，那么州县的事务就会减少。总督、巡抚同时设置，是为了相互制约吗？还是因为大事繁多而分任呢？如果那个人真的有才干，一人足以治理天下；如果那个人真的没有才干，两人同心同德，又怎么能制约呢？巡抚和总督，就像弟弟和哥哥一样，普通小家庭，哥哥和弟弟共同治理，这个家必定败坏，权力相当、地位接近，即使是君子，也会有意见分歧吧？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应当一并废除道和按察使，这太过分了吗？回答说：把事务归属给府，把权力归给布政使，布政使的事务不是太繁重了吗？回答说：州县治理好上报给府统领，布政使总其成效，有什么害处呢？过去汉朝兴盛时，太守上面有刺史，以六百石的官职监察二千石的官职，近乎以小加大。现在如果仿效州牧的制度，赫然伸张方伯的权力，府中有不称职或不守法的，升迁或降黜都由他主持。如果有疑难诉讼或大案，府中不能决断，然后上报，小事不要听信。对于钱粮等国家利益所储存缴纳的，不要更改。知府的权力不是太重了吗？回答说：现在天下的弊端，大概在于知府拥有虚名，在下属和上官之间优游自得，实际上无所作为，法令不能推行，吏治不如古时，就是由此造成的。知府是亲近百姓的首长，如果真正加重知府的权力，来制约所属的长官，又因为他的统辖范围不太辽阔，耳目容易周全，真情假意容易知晓，赏罚与剥夺，早晨发出晚上就能到达，城门钥匙还未锁紧，百姓愚民呼号就能容易传达，佐贰丞尉详细考察而周知。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委托他治理数百里的土地，事情必定能办好，又有大吏镇抚在他上面，专门直达六部，这样府到六部，只有一阶之差。天子一旦下诏书询问贤良与否，立刻就能清楚明白，没有抵触的苦恼，符合古代重视二千石官员的本意，在法律上确实便利，而制度也适宜。

胥吏论三

鲁一同

管理官员的官员少，那么州县就不会被无益的事务打扰，能够集中精力来应对我们的胥吏了。然而胥吏还不能立即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官员不亲自处理事务，事务不在官员手中。现在从县令以下，像丞、簿、尉这些人，处理什么事务呢？催缴赋税问胥吏，刑狱案件问胥吏，盗贼案件问胥吏，现在连仓库监管、驿站传递都问胥吏了。那些丞、簿、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横行的胥吏。作为州县官员的，难道愿意把权力给胥吏，而不给丞、簿、尉吗？

译他的想法是认为县丞、主簿、县尉容易牵制我的手脚，而胥吏却只按我的意愿行事。县丞、主簿、县尉这些人，也自认为不像胥吏那样卑贱。平时他们互相勾结，仰承长官的意旨，吃喝欢聚，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长官，像对待弟弟一样被长官豢养，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个百里见方的地方，知府只有一人，耳目和精神纷乱困扰，孤独地坐在穷山之中，与狐狸为伍。不如寻求两三个兄弟般的人，勤勉地共同做事，或许能有所成就呢？况且法令、刑名、钱粮、盗贼等重大事务，民众诉讼中重大的案件，佐贰官不得过问。意图将一州一县的权力，不知反而分散到千百个如虎狼般的胥吏手中。现在的计策，不如在州县之中，酌情增加两三个佐贰官，稍微分给他们一些权力，左右辅助，而长官监督他们完成。那些州县胥吏、佐贰官得以指挥驱使，有不自我尊重或与胥吏勾结的，立即削职夺官。胥吏对待佐贰官如同对待长官，呵斥责骂鞭打，随心所欲，上下清明肃穆，门户通达，官员都亲自处理事务，事务都直接面对官员。那些州县，上面没有上官驳斥责问、审查复核的烦扰，下面有县丞、县尉同心协力的帮助，文书案牍减少，综合考核有余力，然后胥吏的数量就可以减少了。成周时期，闾胥、比长、酇长、理宰，以及掌囚、司隶之类，都由中下士担任，都不是吏。计算《周官》一书，吏的数量不超过十个，现在却达到千百，甚至无数，难道不荒谬吗？有人说：县丞、县尉果真一定贤能吗？回答说：县丞、县尉未必贤能，但终究比胥吏贤能。胥吏容易受辱且不知羞耻，县丞、县尉本是官员，爱惜名声、追求晋升的心，比胥吏更重。为什么不做这件事，而让那种情况长久存在呢？如果真使一个县之中，长官以下常有十余人，亲近百姓、审理诉讼，侦查盗贼、刺探奸邪，长官可以有空闲时间劝课农桑、兴办学校，从容不迫而有余力。那些胥吏，保留今天的三分之一，制定为定额，足以处理事务。这样，那么自宋朝以来七八百年的积弊和混乱政令，一旦改变，根源就断绝了。

译胥吏论四

鲁一同

有官就有吏，二者不能分离。多设置丞、簿、尉等官职，难道吏员就不会过多吗？丞的吏员和令的吏员，其实是一样的闲职。有人说不是这样，吏员本身并不能害人，一定是借官的权势来害人。官位尊贵，吏员就横行；官位卑下，吏员就软弱。用现在的话来说，州县的吏员只是危害百姓罢了，司道的吏员能够危害官员，督抚的吏员危害大吏。去除了大的祸患，小的祸患就容易治理。现在的人读书考取功名，亲自接受天子的选拔，冢宰的铨选，寄托以百里之地的宠信和章服，竟然与上官的奴仆分庭抗礼，这确实是士大夫所悲愤的，也是庸劣吏员所以苟且无耻的原因。那些做州县官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是耻辱吗？而做大吏的人，何尝不申斥并约束他们呢？然而不能做到的原因，是吏员借官的尊贵，即使强令也无法奈何。现在如果让督抚不直接控制州县，而将重任委托给布政使，布政使又不越过府去苛责。府的权重，那么上足以抗衡司道的吏员，州县离府近，必然没有畏惧其胥吏的道理。况且州县的吏员与督抚司道的吏员，其势必互相首尾呼应，交通固结，通过姻亲关系往来。所以裁撤道员与按察使并减少督抚权力的做法，不仅仅是为了节省官员和减少事务，而是为了挖掘豪强胥吏的巢穴，使州县的吏员全都失去他们所倚仗的东西，然后才可以独断专行有所作为。那么如果真的去除了督抚司道的吏员，即使是州县的小丑，我已经不畏惧他们了吗？那些佐贰官的徒隶呢？那些丞尉，他们的官位很低，他们所用的吏役不过是乡里的愚民，欲望少容易满足，才能平庸容易控制。丞能控制他们，尉能控制他们，县令能控制他们，知府能生杀他们，他们能造成祸患的也就很少了。十个丞尉的吏员，抵不上州县一个吏员；十个州县的吏员，抵不上司道一个。尊卑之势，确实如此。天下没有比用地位最轻的人而寄托以极重的权力更令人担忧的了，早上鞭打晚上侮辱，颐指气使，这个人本来就已经轻贱了，而他的权力却能操纵一县事务的开关，所以作奸犯科容易而畏惧罪责难。现在已经设定了州县佐贰胥吏多寡的定额，对待他们的方法，不妨稍微宽厚一些，不要轻易鞭打责罚，重视他们的颜面，如果有不道不法、欺上作奸的，赫然报告给太守，请示方伯，杀一两个人以殉法，其余的人内外就会肃清了。

胥吏论五

鲁一同

有人说：“去除了道员与按察使，合并督抚而将权力交给府州县以削减胥吏，这样就对了。”如果这样，州县就会专断自恣，法令必定偏颇，冤民必定增多。回答说：“百姓之所以多冤，是州县冤枉了他们呢？还是大吏冤枉了他们呢？”必定会说：“州县冤枉了百姓，百姓就向府申诉；府仍然饬令县，百姓就向道司申诉；如果道司仍然饬令府，百姓就向督抚申诉；督抚仍然饬令道司转饬府，府才亲自提审审讯。其审判结果必定与县的判决大致相同。百姓于是不得已向部里控告，部里饬令督抚。督抚不得已，让省会州县杂治。地方州县又先前往铺路，曲意徇私，罗织罪名，无所不为？百姓冤屈得以伸张的，大概百中有一二。而当事者的身家，局外人的株连，证验的旁及，奔走道路，经年累月，冒犯寒暑，死丧相继，财尽身冤，痛入心髓。所以能冤枉百姓也能不冤枉百姓的，是州县；不能冤枉百姓也不能洗雪百姓冤屈的，是督抚。一个案子下到司道，动辄花费千数，转相研驳，毫发之间都成病痛。贿赂一到，细微之处都吻合，徒然伤害我百姓的肌肤，而掏空州县的囊橐。囊橐一旦掏空，又将剥削百姓。那些大奸巨贼，州县畏惧到司的费用，隐匿不成为案子，不在此列。何必取上司的层层上报，名为详慎，实则漏吞舟之鱼？况且州县是否冤枉百姓，本心自然如此，必定不是大吏所能检制。太守耳目最近，喘息必定能听到，如果畏惧上司，没有比这更甚的。现在不责成府，而责成司道，为什么天下的府都不肖，而司道都贤良？这是我所说的错谬之处。如果真的能让一位廉平公正的方伯，正身率属，府必定能得到合适的人；府得到了合适的人，州县就不敢作奸。天下不过需要几十个人。圣天子在侍从公卿之间详察，亲自选择那些可信、风裁素着、宽重有体的人，付以一方之事，久任而责其成功。这与督抚司道丛治一方的情况相比，功效相当。唉！上面将地方寄托给方伯，下面将百姓寄托给州县，用知府转输其间，亲民之官多，治官的官少，胥吏的数量减少，长吏的权力伸展。那些州县官，用趋承上司的精力，治理百姓；用申详反覆的精明，治理吏员，必将公务修举，耳目清明，文法简易，然后再议久任之法，恢复代耕之制，使百姓蒸蒸日上，三代之法不难再见，岂止是汉文、景，唐贞观之间那样而已呢？

省则例议

冯桂芬

谈论的人说今天下有三件大弊病：吏、例、利。任用吏员挟持条例以谋取私利，而天下大乱，于此尽之矣。条例为什么要设立？回答说：为了治理天下。条例的大纲，尚不失治理天下的宗旨。至于条目，越勘验越细。其开始若离若合，其后来风马牛不相及。

译等到最后，便出现郑声般的胡言乱语，不知在说什么，于是与根本宗旨大相背离。偶尔有人点破其中的荒谬，没有不哑然失笑的。试以吏部为例：丁忧守丧期满，核查月份日期，这是对的。不信任官员亲自提交的供状，却依赖乡邻的结状；不信任本官亲自到来，却等待驿站传来的文书。刘文清守丧期满到京，任命他代理空缺的部职，因为原籍的文书未到而驳回。特旨准许代理，近年驿站授予选人外官赴选，更要用原籍的文书验看。因守丧期满文书未到而扣留选任的，不知有多少。外官赴选更要用原籍验看的条例，守丧期满的人也适用，这道理何在？还是同一个人，三年中不可能突然衰老。如果说哀伤毁损性情，举动改变常态，假设有这样的人，那是曾参、闵子骞一流的人物，正应当表彰他以激励天下，那验看又是怎么回事？如果有甄别，岂不是冤屈压抑？既然没有甄别，为何要取具文书？旗员道台、知府守丧期满引见，分别内外任用的条例相同。我认为：因守礼去官，正应当优加体恤。实缺不要开缺，候补不要扣除资历。守丧期满赴任，自己递交亲供，就照常任职。只有超过限期一年不到的，才开缺扣资。其余繁琐的条文一律可以删除。又如父母年老请求就近任职是对的。但规定父母六十五岁以上准许就近任职，那么六十四岁的父母就不伤心了吗？家中没有次丁准许就近任职，那么有次丁但或患重病，或远出，或愚钝，虽有如无的，就不伤心了吗？况且迎养在寓有别，迎亲送亲请假有别，告养告近而守丧期满的有别，剖析可谓精细了，但在人情上多有阻碍。只有一切用欺骗来应付，才能无事。假设有老病的父母但年龄不合条例，又不得不无病称病，至诚无伪的人处在这种情况下计无所出，将带着叹息流泪去赴任吗？内心已经慌乱，荒废官职，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那么这不是为了防止欺骗，而是诱导欺骗。不仅诱导欺骗，而且逼迫欺骗。这对于治理天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只有对胥吏来说是大利的所在，而条例本来不是胥吏制定的，是朝廷制定的。朝廷对胥吏有什么恩德，一定要为他们开掘利源吗？偶尔举两件事，其他事可以推知，其他部门也可以推知。大凡治病的人，必须探明病根而根除，然后病才能痊愈。胥吏的病根在哪里？在于条例案卷太繁琐罢了。像这样的，不编成一卷，一把火拉杂烧掉，那么天下就不能治理。应当选择熟悉吏务的大小官员数人，梳理《会典》《则例》等书，保留其要点，命名为《简明则例》。凡是《则例》等书涉及银钱的，尤其像牛毛茧丝一样，让人不能迅速明了，这些都是舞弊的经传。每个部不得超过二十万字，旧册保存，旧例旧案无论远近，一律毁掉，用新例颁发，大小官员只须遵守。从今以后，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两可的，由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以情理断决。传曰：“用人不要怀疑。”尚书、侍郎、总督、巡抚是大官，却一定要用条例案卷束缚他们，而且用没有一定之规的条例案卷束缚他们，这是怀疑大臣而转而信任胥吏，颠倒得多么厉害啊！至于咨文、移文、详文、札文等叙述之处，无可简略，其首尾复述的套语都删去，并颁布一个固定格式，无论上下行文书、呈状纸，长宽若干寸，格长宽若干寸，每页若干行，每行若干字，都统一，令可以装订成一卷。照例知照，每月一报，一类为一册，按行续写，文字力求极简，以不能减少一字为标准。连页用骑缝印，版心署年月日。又各衙门都创制一个公事表，仿照诸史表式，分类分门，事经月纬，像目录一样，使易于稽查考据，也是一个便利。二十万字不过两卷，即使是中等才能、年老不习吏务的人，也能通晓。凡是户部、工部记载银钱的书籍，都是胥吏舞弊的书。就像苏松重赋，数倍于其他郡县，二三十倍于其他省份，未尝不记载于《赋役全书》，而《赋役全书》俱在，突然阅读，只见款项的繁多，名目的琐碎，分合杂糅的离奇，不熟悉此事的人无从得知每亩征税的数额。尚书、侍郎起家于文史，不熟悉会计，即使遍阅全书，也不能知道数倍、二三十倍在哪里？这是什么道理呢？必须改定体例，只写明某县田若干亩，一亩的税米若干，银若干，以大体通晓为主，其他可以类推。即使使用胥吏，胥吏已无权不用，今日的胥吏如后议。

译关于更改吏胥制度的议论

冯桂芬

后世的等级品第，没有比吏胥更卑贱的了，到了今天，他们简直等同于奴隶。后世的权势，也没有比吏胥更尊贵的了，到了今天，他们竟然凌驾于公卿之上。《册府元龟》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下诏规定曾经担任州府小吏的人，不得申报参加进士考试，因为这与礼教相违背，受到科罚的，都被称为不能进入清流。《明太祖实录》记载：吏胥的心术已经败坏，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吏胥的卑贱，由来已久了。到了近代，江苏州县的漕运书吏、守门人轮流担任这些职务，士大夫阶层不与他们并列。他们的卑贱到了那种地步，而他们权势的盛大，却又没有比今天更盛的了。州县说可以，吏胥说不可以，那就不可以了，这还算小事。卿贰、督抚说可以，吏部说不可以，那就不可以了，这也还算小事。天子说可以，吏部说不可以，其中有一半也是不可以的。于是他们的权势就超出了宰相大臣之上，他们的尊贵又如此。所谓可不可，关键在于部费是否送到。《汉书》说：“想让他活就与他同生，想让他死就与他同死”，这是专门针对廷尉说的。现在这种情况在吏、户、兵、工四部尤为严重，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利益所在罢了。每个部不下千人，其中的头目有几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的供养，堪比王侯，内外勾结，用隐语书信往来，频繁运送金银，暮夜踪迹诡秘，没有人能查出他们赃私的总数。我曾和一个绍兴人商议，吏部四个司每年大约贪污三百万，兵部官员少但费用更巨大，户部有盐政漕运，工部有河工，计算四部每年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其众多，贪污的赃款更多，更不止千万。追究银子的来源，国家的国库占三成，我们百姓的血汗占七成。今天天下的动乱，是谁造成的？也是官员和吏胥，而吏胥比官员更甚。顾炎武称他们为“在民间豢养百万虎狼”是正确的。虎狼懂得什么？只知道捕杀撕咬，撕咬百姓不止，接着就会撕咬国家，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奇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豢养这些虎狼？纠正名分定罪，不全部杀光是不行的，然而不是一杀就能结束的。杀了一个虎狼，又豢养了一个虎狼，他们吃人依然如故。现在的吏胥不能再被任用，这是明显的。考察《周礼》：太宰陈列众士，设置辅助人员。郑玄注：“殷，众多。指众士。辅，府史庶人在官者。”辅助人员不是卑贱简单的名称，又与士同列。知道古代不把吏胥当作卑贱的役使。汉武帝时，卒史都任用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人。唐高宗下诏各司令史考核期满的，让他们测试一经，吏胥应当通晓经书。这是古代的道理。元朝时小吏可以升到宰相、台谏。明朝也有吏员累积升官到卿贰的，况钟担任郡守，尤其有贤名。中叶以后，才开始轻视吏胥不予任用，这不是最初的制度。钱大昕说：元朝时士人都乐于做吏，而吏也知道自重。自从士大夫对待吏胥，像使用奴隶一样使唤他们，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他们，而吏胥于是就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这话多么深刻啊！今天的任用吏胥，大概是将国家生计和民生完全托付给奴隶、盗贼吗？既然不能不任用他们，就应当有办法尊重他们。只是今天吏胥的卑贱，深入人心，突然尊重他们，清流之士还是不会就任。我私下认为，既然如前议更改条例之后，文书案牍减少大半，外官可以将事务合并到幕友手中，而称之为幕职，大致仿照唐制，给予他们入仕的途径，不能让游手好闲的人担任。由郡县学山长从诸生中挑选有才有德而文学中等、经历三次考试没有中式的，送到郡县充选，同时准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九年没有过错，叙任丞簿官候选，才开始脱离试籍。丞倅佐贰等官，在郡县分别聘请一人，大吏及部院都由郡县选择其中最优秀者上报。现在的制度只有军机处不设吏胥，由章京处理文书，苏拉只供奔走之役，所以流弊较少，这也是部院可以用幕职代替书吏的证明。这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两途并用，只是不能进入翰林院及担任大学士，稍作区别。其余升迁提拔没有稍许偏颇。又荐举可以不从诸生中产生，而幕职必须从诸生中产生，定为法令。这样人们就知道自重，舞文弄法、贪污受贿的风气，或许能稍微衰息吧？

致鄂垣司道关于差役的信

胡林翼

林翼泛舟黄州，读《诗经·小宛》第五章，怀疑传笺的解释，大概没有完全恰当。传曰：“交交，小的样子。”应解释为飞翔的样子。笺曰：“窃脂没有肉，吃粟米失去了本性，不能自活。”也不完全恰当。“交交桑扈，率场啄粟”，比喻今天的差胥，在周围民居所在的地方，啄食百姓的人。“交交”比喻结党的意思，“窃脂”比喻贪婪剥削的样子。哀怜我孤弱寡助，适宜于岸上适宜于监狱。诗人自知孤弱，无处申诉，而以岸狱为宜，其忠厚悱恻的情感，哀而不怨，也可悲伤了。呼唤长官而冤屈不能伸张，即使占卜鬼神，也没有吉兆。诗旨尤为沉痛。管见所及，录呈鉴正，或许也是瞽赋蒙诵的一得之见吧？经典在于致用，政治贵在安民，乞求函勉各府州县按时省览而垂戒，书写差役贪婪暴虐的风气，或许能稍微收敛，百姓受赐无穷了。

请惩治贪残吏胥疏

游百川

吏政八幕友

幕友说

陈必甯

入幕之宾，自古就有，用来补益政术，匡救缺失

译其次，也任用墨客卿担任传递文书、发布檄文的职务，这都是为了辅助治理。然而古人通过学习古代经典进入仕途，通晓经义以便实际应用，不仅深入理解治国之术，期望使好恶符合民心，就连六部各类政务，也都应当熟悉，其中刑法尤为重要。所以古代选拔官员，在考核年龄资历之外，还兼考书写和判案；后代考试士人，在考核法制和技艺之外，也使用表文和判词。书写表文是为了观察其文理，判案是为了检验其审理决断的能力。现在却不是这样，揣摩迎合以求中榜，只在于八股文。连试律诗也不必兼长，何况治国之术呢？追求八股文，连当时的墨守成规、先正之道都来不及涉猎，何谈经史呢？等到猎取功名登上仕途，那么钱粮刑名等事务，一切都依赖幕友。主人只是坐着吹口哨、画押同意罢了。然而幕友中并非没有有学识的人。那些被称为名幕的，大抵天资高，读书多，通晓时务，又能树立品格，不可轻易屈服，不隆重礼遇、厚赠钱财不能招致。所以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常常凭借他们的才能傲视他人。然而他们的才能还是可以凭借的。等到弊端出现，子弟不能读父亲的书，学徒不能继承老师的事业，人们因为他们是出自匠门，又得到有权势者的推荐，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傲视的，而傲气却自然存在。等到馆俸丰厚，吃饱穿暖产生欲望，侍奉妻妾，追求宫室之美，往往超过官员。官员有升降，幕友没有升降；官员有赔款分摊，幕友没有赔款分摊。所以官员多亏损而幕友多盈利。那么幕友的职业，不比官员更值得做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张载不说过吗？富贵福泽，是用来丰厚我们生活的；贫贱忧戚，是用来成就你的。忧戚不是忧虑贫穷、悲伤低贱的意思，是说忧虑勤勉、警惕严厉，触动心灵、忍耐性情，增加所不能的，以承担世事。哪有拿着尺牍文书，墨守死法，来结束事务的？狡猾的人善于避重就轻，狂妄的人妄自操持生杀大权，轻视百姓，愚弄雇主，却想以此来安身，养育子孙，有这样的道理吗？那些早早拥有厚资，不久就陷入饥寒的，比比皆是。那么幕友的职业，不比官员更不值得做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幕友和官员是一样的，能够学习古代经典、通晓经义，以端正开始，持盈保泰，以善始善终。官员可以世代相传，幕友也可以世代相传。如果他们没有从事诗书的传授，摘录律本，作为遵守，不再推求世事，又本性沉溺于饮食宴乐，对于民事，只是敷衍了事罢了。像这样的人，就看不到他们可以做幕友了。

译幕学说

宗稷辰

老朋友吴实之有个儿子，因为增广名额而进入我的门下，可以成为学校的学生，却因家中贫困，被派去担任舞乐之职，于是游历北平，学习名法之学三年，已经能够辅佐郡县治理政务了。他因此前来请求我赠言告诫，我说：“古代圣贤治理天下，尚且有师友相伴。到了战国七雄时期，天下的士人，贤能的人谈论王道，有才能的人谋求霸业，门客大多参与国家大事。汉代多凭借廉洁、孝悌、茂才、异等来选拔掾史，唐宋于是征召辟举名士作为参佐，称为幕僚。即使是考中高科的人也为幕僚，前朝初年重视科举而轻视地方长官，官员如果不是被贬谪侮辱就不肯屈就，于是幕僚地位卑微，很少有人才。然而幕府中各自延请通晓经义的儒者和杰出的人才，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百年以前，大多引用经典来断案，依据情理推究案情，他们的文书典雅值得诵读。乾隆年间尚且有这样的人，自从对褒贬之词有了禁令，入幕的人就不必谈论学问了。然而也要思考，辅佐治理的人，是天下的百姓；所掌握的是，天定的法律；所以决定生杀的是，天定的道理。道理如何才恰当？法律如何才公平？百姓如何才信服？不学习大人之道的人是不能做到的。吴生努力吧，难道可以废弃学问吗？难道可以舍弃学问而迎合世俗习气吗？”

拟策七以刑名钱谷补县属

杨象济

如今县令难以担任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县很大，盗贼、水火、钱粮、诉讼、兵刑、差役、供应、迎送等事务繁杂，都责成一个人，那么事情做不成的必然很多，这是职位本身导致的，并非人才不如古人笨拙。考察前代，郡县都可以自行征召所属的丞来辅助治理，而掌管农田水利；主簿掌管文书簿籍；尉督捕盗贼，所以县令不太劳累，只主管教化风俗的开端罢了。如今县令与其属官不相往来，就不得不增加吏员，他所视为心腹的，只有幕宾，于是有了所谓刑名、钱谷的名目。县令对于千里之外来的人民的风土人情，不是向来熟悉的，而把权力寄托在幕宾手中，适宜事情治理不好。县佐既然无事可做，就不再讲求政务，他们的责任就相互勾结做出不肖的行为。过去宋朝时让进士及第的人补任县尉，如今以至于士人耻于为朝廷效力，不再把那个官职放在心上，已经很久了。如今想要让民事治理得当，不如让县令各自把权力归还给所属官员；想要他们不荒废职守，不如任用长期任职的幕宾来担任，都用本县人，任职长久且有政绩的，可以加官进爵成为县令，那么吏员就不能欺骗，民间的事情细微必知，而县令也有余力了。大概如今对于刑名、钱谷两位幕宾每年的馈赠，必须达到二千金，官员的养廉银不过这个数目，其他日常用度不在这个数目内，所以县令不能不贫穷，而如今也人人不想做县令。而且狱讼的失误，幕宾按例不承担连坐责任，如果分担责任，使他们尽力，他们既然是本地人，就必然与地方休戚相关，不敢做暴虐奸邪的事情。为什么呢？人各有私心，而亲近的是子孙所共同生活的人。西汉时，亭长、啬夫、三老、巡徼都由本地人担任，所以汉朝灭亡不是因为下层动乱，按照我的说法，封建制虽然不能恢复，这也是治理天下的好方法啊？

致左季高

胡林翼

听说您为案牍劳神，应当延请一位精通例案的刑名幕友，专门管理咨题文案，而您自己掌管例外的奏折以及例案之外的文批，那么精力有余，智慧更大，谋划更镇定而有余力。刑名法律，秦汉时就是这样，即使是萧何、曹参这样的名将相，也以文书没有瑕疵见长。绛侯统领百万军队，却不能做狱吏的文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何况今天？大抵天下混乱则法律严密，法律严密则吏员操持权力而必然混乱；天下太平则法律简约，人们容易守法而必然治理。无奈胥吏把持的天下无法挽回，只在主持事务的人在规矩之中神明运用罢了。如今办事，必须知今知古，知今的人可以谈论萧何、曹参的规矩，知古的人可以谈论房玄龄、杜如晦的谋略。断定先生可以谋划可以决断，而法律太繁杂，恐怕精力有所不及。大清律容易遵守，而条例难以全部熟悉；刑律容易熟悉，而吏部处分律难以全部熟悉。这不过是专门为书吏生财罢了，对实际政务没有丝毫益处。疆吏竭尽心血诚意办事，而部吏得以抓住他们的短长，难道不让英雄短气吗？

请查禁谋荐幕友片

何桂芳

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幕友必定推荐他们的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事务。该州县不问其人是否精熟例案，情愿厚出束脩，延请入幕。只因为上下通气，申文免遭驳诘，起意而合省幕友从此结党营私，把持公务，弊端百出，不可枚举。近来各省习气，大体如此，不独上年左宗棠所查江西劣幕高一隆一人是这样。应请谕饬各省督抚严行查禁止，认真整顿。如院司幕友有推荐徒党充任各州县幕友的，立即驱逐回籍，不准在该省逗留，并将有意谋求聘请的该州县惩处，庶可挽回浇薄之风而澄清吏治。谨附片具陈。

请饬严禁查拿片

何桂芳

刑部办理各省案件，全凭解送刑部的招册核议。臣风闻各直省州县办理案件，凡是犯人原供，其中有情节可驳的，必经刑名幕友删改妥协，才录册送部。所以解部

译供词招认多有不实不尽之处，刑部依据案册拟定判决，私下担心会冤杀无辜之人，且难以追究责任。恳请圣旨命令各总督、巡抚，督同按察使严密查察。如果州县幕僚中有删改犯人供词一字者，立即逮捕审讯，从重治罪，并将该州县官员严加参劾治罪，这样各犯人的真情才能全部上报，而刑部议定罪名自然不至于失去公平了。

译覆督署某幕书

徐赓陛

道光二十一年夏天，夷人侵犯广州。某御史请求开采矿藏以资助军饷，议论的人有的惋惜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我认为国家用度的不足，不是因为银子少，而是依赖银子作为用度的弊端。我打算呈上劝谏开矿的密封奏章，其大略说：现在筹划国家用度的人，在于重视农桑罢了。重视农桑，必须先使粮食布帛珍贵；使粮食布帛珍贵，必须先禁止淫逸奢侈。淫逸奢侈被禁止，然后商人的利润微薄；商人的利润微薄，然后耕种织布的人众多；耕种织布的人众多，然后粮食布帛的产出就多；粮食布帛的产出多，然后银价低廉；银价低廉，然后货币的流通就通畅。议论的人认为我迂腐。我认为叔向规劝邱甲刑书，井田世禄并非兰陵人所说。那束脩往来的交往，没有比孔子更亲近的；继承洙泗之学的，没有比孟子和荀子更过的，然而他们还是分封茅土设立标志。像这样，何况我是出身卑微的下士，想要凭借一人的口舌，使天下人的心信服，这也太狂妄了。但是因人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就因此无法自信，那就是暧昧苟且、随波逐流的学问，再加上圆滑世故的情态。《易传》说：“内心疑惑的人，他的言辞支离；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屈从。”我私下感到惭愧。于是依据前面的说法，竭尽辩驳，分条陈述方法，写成《务本论》上下篇，用来坚守下棋者举棋不定的警戒，并且以备遒人摇动木铎巡行宣示。

务本论罄辨篇第一

徐鼒

有人问我：“国家两百年来，历代圣君相继，上自河工边防军饷，下至民间交易，都依赖银子作为用度。近年银子流向外洋，公私才开始匮乏，这是银子少而国家用度不足的征兆。您却说国家用度的不足，不是因为银子少，而是依赖银子作为用品的弊端，为什么呢？”我说：“各省州县，产银的地方不到十分之一，不产银的地方占十分之九。可以耕种可以养蚕的土地，不止十分之九，而不能耕种养蚕的，也不到十分之一。这多少难易的数量，相差万倍了。现在追求利益却舍弃多的选取少的，放弃容易的选取难的，这也太狂妄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取自百姓。一尺的土地都可以耕种，一寸的丝都可以织造，从百姓那里取用而百姓有能力应对。银子不是耕种能产出、织造能制成的，从百姓那里取用而百姓没有办法应对。百姓低价出售他们的粮食布帛来换取银子，缴纳官府有数石粮食、数捆布，不足以完成几两银子的数额，银子越贵而百姓越困苦了。况且不只是常规额度的银子取自百姓，官府供给不足，就把漕粮变为强行折银；费用不足以批解，名义上火耗变为加封。长江以南一石米折银高达五六两，长江以北一石米折银也有四五两，弱者倾家荡产来缴纳赋税，强者聚集众人来对抗官府。追逼鞭打已经穷尽，就捏造灾荒来图谋缺额；催征不力有惩罚，就摊派挪用公款来救急。在官府方面，十个县中有九个亏空；在百姓方面，十户中有三户抗粮。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国家用度不匮乏，能做到吗？那么怎么知道使用银子有这些弊端呢？回答说：现在督抚查办州县亏空案件，银款占十分之九，而仓谷只是偶尔有；花户拖延不交的款项，也是银款占十分之九，而米谷只是偶尔有。曾经看到州县开仓收米，百姓背着米在仓外坐卧守候，米入仓就高兴的样子；官吏唱筹查册籍故意拖延，只怕米几天内不来，急忙关仓强迫百姓缴纳银子。百姓背着米回家，全家愁叹。催租吏到他家，拿着串单怒吼，缴纳的银子是米价的二三倍。假使征收实物，我知道百姓会争先恐后地缴纳，怎么会官私都匮乏到这种地步呢？”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所以说：国家用度的不足，不是因为银子少，而是依赖银子作为用的弊端。”

务本论罄辨篇第二

徐鼒

问：“现在试着拿粮食布帛给人，人取粮食布帛；又试着拿银子给人，人则丢弃粮食布帛而取银子。银子比粮食布帛贵重，很明显了。您说筹划国家用度在于重视农桑，为什么呢？”我说：“人人都认为银子贵重，是说有银子就可以得到衣食。有银子而不能做衣服，不能做食物，银子有什么依靠呢？向银子求衣服，不如向衣服求衣服来得得当；向银子求食物，不如向食物求食物来得得当。现在南漕缺额，而有捐米的奖赏，海运的议论；河南荒年，而有请求赈灾的奏章，招商的命令。假使仓库有积贮，户家有储藏，怎么会一方遭受偏灾，致使圣天子日夜忧虑呢？万一粮船淤浅，商船受阻，虽然银子堆积如山，恐怕也无济于事。过去夷船侵犯金陵，金陵城墙高护城河深，调集的军队五六万，应该可以稳固民心了。而士民出城避乱，抢夺城门呼喊，带着老幼进入荒郊无人之地，不是放弃安全而走向危险，而是因为城中没有一月的米，人人不担心死于寇贼，而担心死于饥饿。这时藩库存贮以及绅商捐输的银子，不下百万两；富商大贾藏有的银子，也不下数百万。然而没有守着银子而不离开的，除了背负手捧干粮棉袄之外，也没有带着藏银出来的。固然担心激起戎心，也是因为生死存亡之际，不足以活人命。那么没有衣服没有食物，虽然有银子，也是无用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