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本论罄辨篇第九

译务本论·罄辨篇第九

徐鼒

有人问：银价低廉，然后货币的源头才能畅通，这是为什么呢？徐鼒回答：粮食价格低廉，农民就会受害；银价昂贵，商人也会受害。起初，商人并不受害，乐于经商，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后来，商人受害，经商痛苦，而且对农民也没有益处。为什么呢？日常必需的物品，用铜钱计算价值，有固定的价格。商人用铜钱兑换白银，批量采购货物，银价昂贵而铜钱低廉，仍按原来的价值计算，那么价格不会突然增加；如果按原来的价值，货物就难以出售，于是商人贬低货物以迎合低价，用粗劣的物品进行欺诈。农民用难得的铜钱换取容易变质的货物，商人又因为货物卖不出去，坐吃山空，消耗了囤积的白银，辗转牵连，导致货币流通停滞，商人和百姓都陷入困境。现在用谷物和布帛代替白银的用途，也就是用谷物和布帛分割白银的权力。白银的权力既然减轻，那么白银的价格自然就会低廉。这样，使用谷物布帛、不使用白银的地方，固然不用担心白银短缺；而且使用白银、不使用谷物布帛的地方，也不会苦于银价高昂。以谷物布帛为主，以白银为辅，白银不至于暴涨，而谷物布帛借此得以流通。我只看到白银便利百姓，而没有看到它损害百姓。所以说：银价低廉，然后货币的源头才能畅通。

覆奏部议陕甘捐输经费再行详核疏

林则徐

私下接到户部咨文说：议奏陕甘捐输番案经费，应当准许给予，剩余期限两个月，截至二十七年二月底一律截止。所捐的银两，原本是为番案而设，拟定凑足七十万两，分别存放在陕西、甘肃两省的藩库，谨慎封存，以供储备。其中请求提取四十万两发给商人生息这一节，原因是常年设立关卡巡逻，预先筹划，但发给商人每年缴纳利息，也只获得四万两利息，如果遇到急需，而所发的本金难以指望收回，似乎应当实际存放在库中随时提取使用，较为方便。应当命令该督抚等查照现议，对该省缓急情形通盘筹划，详细斟酌核实，再行上奏办理。十一月以后所收的捐银及余限内续收的银两，都应当报部拨用，借以周转。所有归还完缴的减平银六万六千七百两，迅速委派官员批解到部库，不要稍有延误。又附片上奏说：陕西第三次捐输收银六十余万两，除了已经议定凑归陕甘两省藩库外，计算下来还有盈余，拟定在此项内提取三十万两，以充作收买商米之用，立即委派官员解赴天津道库交纳，稍勿延误等因。上奏奉旨依议钦此，咨文到达臣等，恭敬遵照办理。除了陕西省已委派试用同知雍载庆等三人各管解捐输银十万两，分作三批，都已在正月启程赴天津道库交纳，不敢稍有延误外，议定以七十万两分存陕甘藩库这一节，查甘肃捐局三次奏报共收银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两扣除应解往部库归还原借减平银数，尚不足以达到存贮的数额，自然应当由陕西核拨解往甘肃，并且陕西藩库封存的款项，都各自专案报部，仍然按照臣等前次奏折所请，遇到重大事宜，必须专门上奏说明，才准许动用，以重视公款而防备不测。只是现在接到部议，既然命令臣等将缓急情形通盘筹划，详细斟酌核实，再行奏办，遵即往返仔细商议，从长计议，不敢只顾及眼前潦草塞责。私下认为番务是甘肃最累人的事端，自古至今，不知办过多少次，如果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前人早就应该根除其根源，必定不会将就一时，仍给后来留下累赘。无奈那些番众等族类不可胜数，插帐又没有定居，而且没有恒产作为生计，只凭借抢劫掠夺作为长技，抓捕一处则一处暂时收敛，一年则一年仅免猖獗。如果有关顾不到的时候，防范未周的地方，他们就像狼奔豕突，无恶不作。就像前年大案丛生，上年贼踪稍敛，其中没有其他巧妙之处，总只是严防关卡隘口，勤抓汉奸。贼人未来则分兵巡逻，贼人既至则合兵剿击，虽然不能期望全部破获，终究不敢稍任空虚。然而这样办理，就必须有常年定额支出的经费，有临事急需的经费。所谓临事，如果遇到大股抵抗，必须多用兵威。像上年剿办黑错寺之类，就是部议所说存库提取使用较为方便，也就是臣等前次奏折所说必须奏明才准许动用的是。如果常年扼守要害防卡防河以及分派巡逻的弁兵，想要他们认真严守，不敢躲避虚报，就不得不另外给予口粮，使他们吃饱有资，才能奋勇从事。以此计算，即使终年安然无事，也需要二万两上下才够发放。以无尽的支出，如果从藩库封存的款项中取用，自然日渐减少，而且该年之中又难保没有临事急需奏请动用的款项，那么年复一年，不久就会化为乌有。臣等如果只顾及眼前，这几年内未必不能敷衍，但为长远计议，似乎生息一项势不可无。就像前次奏折所请，从捐项中提取四十万两发给商人生息，经部臣核实，每年只可获得四万两利息，原本就是经过仔细计算，再不能断定会增加。然而如果以二万两作为添防及巡逻舟兵口粮的需要

译仍然以二万两归还本金，那么二十年后本金就已全部收回，利息依然持续产生，比起完全依靠封存的款项支发而日渐消耗，似乎更为长远稳妥。查陕西局捐输自第三次具奏之后，又陆续收到银两二十九万余两，预计截至二月底，陆续呈报捐输的人应当还不少，核算数额总有盈余，是否恳请皇上施恩，俯念边境防备番族处处都需要设备，臣等先前请求提取银两四十万两生息这一项，仍求恩准办理，这样两藩库封存的款项可以期待永远留存，不至于日久消耗，实在对边防事务有益。现在据两省司道禀报，查近年陕甘商力也非常疲乏，或许需要将生息的比率酌情减轻，容臣等察看各属情形，再分别核办，总期望对公事有益，不违背舆情。其从十一月以后到剩余期限内所收捐银，除发给商人生息外，自然应当遵照部议，全部报拨。但查甘肃地处连接关外，每年所需兵饷四百余万两，全部由江浙、河南、山东等省及长芦、两淮拨解而来，路途既远，陆路运输极为艰难。如果将捐输款项抵解他省协济甘肃的兵饷，似乎可以稍微节省辗转解运的麻烦，而他省应当解往甘肃的饷银，又可以另外就近调剂补充。如此一转移，对于国库款项并无出入增减，而运费节省实在很多，似乎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

译沥陈湖南筹饷情形疏，咸丰八年，骆秉章。

湖南地方，山泽多而平原少，土地大多贫瘠，向来不是富庶之地，百姓致力于农耕，很少从事商业获利。统计全省的钱粮漕运，仅相当于江浙一个大郡的数额，其贫瘠程度可想而知。在平常无事之年，除了十五万余石漕米起运解交外，全省的收入仅够本省开支，几乎没有结余款项可供拨用。自战争兴起以来，湖南首先办理防剿事务，除咸丰二年逆贼窜扰湖南，重兵巨饷随同协济外，此后对内剿灭本省贼寇，对外抵御五省贼寇，又越境兴师援助湖北、江西、贵州、广东，连年裹粮从征，没有一天停歇，而且时常需要协济湖北、江西、贵州、广东的军饷，统计每年需要白银二百万两，这还不包括本省额设兵丁的饷银。收入如此稀少，支出如此众多。念及时局艰难，既不敢将困苦劳累的情形上报以劳圣虑，也没有指望邻省协拨巨额款项。所依靠来接济的，劝谕捐输固然是一方面。然而湖南富户不多，捐输再三，势必难以持续。况且邻省如湖北、江西、广西，都偶有在湖南收捐之事，臣因时局艰难，彼此相同，也未曾遵照部文，一概禁止。因此湖南军饷繁重巨大，并非全靠捐输。臣与僚属，在筹饷一事上，连年竭力谋划，略微收到实效的，大概有两方面：一在于清理剔除钱粮旧弊，使得百姓缴纳比从前更加踊跃；二在于杜绝厘金扰民，使得通商抽收更有实际帮助。请向皇上恭敬陈述。湖南各属钱漕科则，原本就轻减，近来民间艰难于完纳，不但难以期望年年清欠，甚至有拖欠数年未能完纳的。臣访察各属情形，虽然受害轻重不同，但究其致弊的原因，不外乎官吏的浮收与银价的昂贵而已。州县俸禄不多，办公所需，全赖钱漕陋规稍作津贴，缺分的优厚与贫瘠，即视陋规的多寡为衡量标准，这是东南各省所共有的，不独湖南一省如此，湖南也不独近日如此。沿袭既久，逐渐增加，地丁正银一两，民间花费多达数两；漕米一石，民间花费多达数石。名目繁多，民间难以折算，州县也难以逐一清理，全听凭户粮书吏科算，征收包征包解不压不止。每次完纳银米整数之外，尚有零头则一并收作整数，如一分一厘则收作一分，一升一合则收作二升之类，名叫收尾。小户穷民尤其受其累，未完纳之前有由单，由单有费用；既完纳之后有串票，串票有费用。其完纳稍迟者，粮书先前借垫，计息取偿，多达数倍，官府出差催追，名叫揭差。每次揭差下乡，则一方为之震恐。此弊源于官吏，害及于民，而小户尤其严重。官吏既然视钱漕为利薮，刁顽生员劣监就趁机挟持，每人索要费用数十两、百两，人数多的县多达数十人，名叫漕口。稍有不如意，就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捏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打吏役，酿成事端。州县在开征之时，必先将此辈笼络安置，然后才可期望无事。此弊源于刁顽生员劣监，官吏受之，其害仍然及于民。从前银价，乾隆、嘉庆年间，每银一两换钱一千文；道光初年，每银一两还只换钱一千三四百文。此后逐渐增长至二千文，近来更增至二千三四百文。农民以钱换银完纳钱漕，暗中增加一倍有余的费用。咸丰元、二、三、四年，钱粮拖欠多，民间欠纳确实由于此。等到五年秋后，收成稍好，每谷一石仅值钱四百余文，还苦于无处销售。农民以谷换钱，以钱换银，须卖谷五石才得银一两。计算有田百亩，可收租谷百石，不卖谷二十石不能完纳钱漕，农民商贾都困顿，情势汹汹。臣与司道熟商，严令各州县将钱漕旧弊大加清理，晓谕事理，告知利害，严禁吏胥生员棍徒扰索把持，允许地方公正晓事士绅条陈积弊，设立局所稽查，民情一致称便。只是各州县缺分不同，钱漕章程向来不统一，如果必须尽革州县陋规，丝毫不许多取，则办公无资，廉洁谨慎者无从施展手脚，其不肖者反而将以此藉口，另开巧取之端，更为国计民生之害。如果必须明定章程，许其每银一两、每漕米一石收银若干，又恐怕官吏视为定章，久之或于定章之外复有增，弊与今等，况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如果刁劣士民，本着挟持官吏之心，执清理旧弊的新章，指为滋生弊端的创举，则告讦日繁，其势必至胁迫官吏以从农民取偿不止。如果不厘定征收之额，又恐怕乡民无所适从，征收未能统一，弱者必仍为胥吏所欺，强者或许且藉此以遂其刁抗之计。

译这是想要消除弊端，反而因此助长了弊端。

译我反复思考，不难于制定法律来补救一时的弊端，实在担心补救弊端的办法反而增加了一个作弊的源头。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各县的士绅百姓纷纷到省城递交呈文，自己拟定款项作为征收的标准。我考察其中官民都能接受的便予以批准，不合适的便予以驳斥，等到适中后再予以批准。几个月之间，大致略定。又考察州县中不能切实遵行的便撤换他们，不法的吏胥以及刁顽恶劣的士绅阻挠的便斥责革职并严厉惩罚。那些不安守本分的士绅想借着清理积弊的举动为我建祠堂刻石碑，企图敛财的，也严厉斥责并彻底杜绝。自从咸丰五年以来，湖南的钱粮漕运才开始稍有起色，而元年至四年民间的积欠都踊跃缴纳，国家的赋税不至于落空，军需储备不至于束手无策，州县办公也不至于十分拮据，而农民则欢欣鼓舞，几十年的积累一旦免除，稍微得到喘息了。现在各属地的田价逐渐上涨，农民安心耕种，不再有急切盼望（减免）的念头，借着钱粮漕运聚集众人动辄闯进官署殴打官吏的，自从厘定新章以来绝无此事。这是清理钱粮漕运积弊以接济军饷的实际情况。

征收厘金这件事，我在试办之初也深深怀疑，恐怕执行不好，正好骚扰百姓。只是想到重视农业、经营商业，记载在以往的训诫中，现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苦，获利最薄，而钱粮漕运一切都从农田中取之。商人带着资本营运，流通有无，获利丰厚，没有劳作的辛苦却又免除征收的赋税。在这多事之秋，稍微取他们的盈余来辅助国家财政，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况且厘金的数额极小，百货价格涨跌，随时本无一定之价，用极小的数额附加在没有定数的价格上，官府从商人那里取，商人从货物那里取，货物价格从时势那里取。如果管理得当，又何必担心骚扰累及百姓呢？难的是水陆关卡局所的建设各有其地。以水路论，有水涨适合设在这里，水落又适合设在那里的；有水落暂时适合裁撤，水涨才重新增添的。以陆路论，有已经设关卡局的地方并没有总隘可以扼守，不能不分设子卡的；有未设关卡局的地方，商贩绕道争相前往，不能不另议移设的。加上贼踪飘忽，道路通塞没有常例，有时因为客商绕避贼氛，幽僻的地方反而成为大道；有时邻境道路偶尔堵塞，通行的道路反而像荒远之地。如果不因地制宜，怎么能推行而尽利呢？百货销量的兴衰，会有其时，各处市埠情况，彼此互异，有兴旺在春夏而秋冬逐渐衰减的，有兴旺在秋冬而春夏忽然冷寂的。上月收数与下月相比，常有参差，此处畅行推及彼处，又难一律。如果不随时通变，怎么能斟酌而都适宜呢？我认为厘金一事，本属创行，收支款项，既无定额可循，盈亏情况，实在难以一概而论。关卡局所既多，事务又杂，各执一成不变的法度，严格稽核，漏洞必然很多，再增加一切法度，预先防范，虚伪反而更甚。古话说“任用法度不如任用人才”，确实是切中要害的言论。只要所委任的官绅，各以实心办事，上念国家财政的艰难，下体察商情的畏累，将平常衙署关防的习气，一概删除，事必躬亲，数目核实，大概不至于丝毫饱了奸人的口袋，也不至于因苛细失去人心，而商情自然顺服。所有关卡局所需用的费用，以及在事官绅薪水的需要，我饬令总办局务的裕麟，悉心斟酌，稍微宽裕，使他们能洁身奉公，无虞拮据，也是培养他们的廉耻，杜绝侵吞欺诈，仍不时访查商旅公议，时常申示警戒。那些客货经过的地方，水边分泊师船，陆路派拨练勇，让他们就近往来巡护。那些商贾聚集的地区，专门驻扎水陆练勇，以资镇压，使他们知道出厘金以稍微辅助军储，就可以借厘金保全资本。自从设关卡局以来，商贾安心贸易，店铺如常，军饷得以接济。这是严防厘金骚扰累及百姓，以接济军饷的实际情况。

我想古今利于国家的方法，关键在于利于百姓，以体恤百姓为心的，除弊就是兴利，百姓认为有利，才是国家的利益。百姓充足与不充足，是治理太平的长远谋略。以欺骗百姓为事的，立法只是滋生弊端，百姓不认为有利，终究不是国家的利益。利益未见而祸害已随，或者甚至误了安全的基本计策。就湖南现在的情形而言，虽然局势狭小，仅勉强作为目前敷衍的资财，而访查农商情形，尚无不便。所有办理的情形，谨据实陈奏。

与陈秋门给谏光亨论军饷

胡林翼

在宿松途中，奉二十一日手教，反复思议，您的旨意大有疑虑。如果隐瞒不说，反而失去待人以诚的意思。钱粮漕运，是每年用度的常例。湖北每年收入正供不满百万，尚须请拨部款三十万来供养荆州及各营官兵，这是百十年的旧章。现在正供不能增加，部拨久无出处，每月加增征兵月饷三十余万，去年攻打九江赏七八万，三河、桐城赏十三四万的，加上船帐、房军火每年需要数十万，这是正支之外所需共三百九十余万，从何处取办呢

译自汉朝以前，对商人的征税比农民重一倍，到了后世反而免除这种重税，这是因为君王调节顺应天时的适宜，认为正常的赋税已经足够供给使用，可以借此让百姓休养生息罢了。世道混乱、战争兴起时，各种赋税全部征收，这并不是有意残害百姓，而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现在的厘金，与汉朝的算缗、唐朝的除官钱、宋朝的头子钱，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汉、唐、宋末年向百姓征收的赋税名目繁多，现在只是实行其中一种而已，并不成为百姓的祸害，之所以实行它，是因为它简约且能救济军饷，关键在于用人而不在于用法罢了。刘晏之所以能掌握理财的要领，在于他引用士人这一句话，这正是他与汉、唐、宋末年苛待商人而祸害百姓不同的地方。您反而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不向商人征收，难道要向农民征收吗？我无法理解。想要供养军队就不能不筹划军饷，所以在钱粮漕运上放宽心意，是为了培植根本并使农民得到厚待；在厘金上严格法令，是为了开辟财源并将精力致力于军事。商人追逐末业，获利丰厚，征收算缗又有什么不便？农民勤劳出力，获利微薄，减少一分征收，就得到一分利益，这是为了培植根本。您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漕运之事前信已经说得很明白，漕粮折银不仅对百姓有利，也确实对国家有利。如果河运真的畅通，仍然需要官府购买米粮运往太仓，未尽之意，容当面陈述。

译派遣官员督办广东厘金的奏疏 同治元年 曾国藩

臣私下认为，东南地区的叛乱势力蔓延已久，皖南池州、宁国两府十室九空，百姓甚至互相残杀充饥。皖北庐州、凤阳等地白骨遍野，田地荒芜。江苏、浙江两省遭受蹂躏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百姓遭受的苦难极深，圣上忧虑劳苦到了极点。作为地方大员和将帅，谁不想扫荡逃窜的贼寇，解除百姓倒悬般的危急？何况臣身负如此艰巨的任务，受命尤重，岂敢稍有推诿，更划分界限？无奈贼寇占据的地盘太广，分支太多，臣的兵力和饷银都极为缺乏，才智又太短浅。受命两年，至今没有一兵到达江苏境内。谋划收复安徽一年多，始终没有一支部队进攻宁国。分内的事不能尽忠效力，深夜反思，惭愧恐惧得汗流浃背。至于浙江的军务，左宗棠在衢州、严州苦战，独自承担艰难。臣不能分兵前往援助，赵景贤困守湖州，坚贞不屈举世无双。臣不能设法前往救援，徒有兼辖的名义，并无统筹的实际。此前钦奉正月二十三日的谕旨，仍令臣节制四省军队，不许再推辞。本不敢喋喋不休地冒昧上奏，现在因为御史朱潮奏请六七省的军务责成一人办理，臣既怀有“大名不祥”的恐惧，更触动了内心隐微的愧疚。私下计算，苏杭、安徽糜烂到这种地步，让一个人去办理一省的贼寇，无论多么大的才能，多么竭尽全力，只看到力量不足，看不到有余力。何况以臣的愚陋，暂代两江总督之职，时常担心失败，怎么能兼顾浙江？怎么能再顾及两湖和福建？该御史朱潮所奏的数省军务责成一人的建议，确实无需讨论。如果蒙圣上鉴察臣的愚诚，并收回节制四省军队的命令，使臣能专心本职，稍微解除神魂的震惧，尤其感激圣上的慈爱周全了。至于朱潮所说的四川、广东协饷，派遣大员一人督催馈运等语，这件事难以完全实行，但建议确实有可取之处。去年侍郎宋晋五省会剿的奏疏，也是兵饷统筹考虑，与朱潮大致相同。臣查四川内部祸患未平，本省支绌，自然难以协济外省。即使将来四川贼寇荡平，也应当先协济云南的饷银，不能立刻顾及江浙那么远。只有广东最称殷实富庶，财力为东南之首，其地势也适宜供给江浙的饷银。天下的大利，除了丁税、漕粮正赋外，大约有四种：一是海关，二是盐场，三是富户劝捐，四是市镇抽厘。其他省份或占有一种，或占有两三种，只有广东四种兼而有之。粤盐这一项，行销江西、湖南的，浸染了淮南的引地，占夺了江苏的大利。仅乐桂埠商孔广缙一户，七八年间拥有百万资产，其他商家的殷实可想而知，官府的盈余也可想而知。而淮南的课税因此全部丧失，广东的课税并未稍增。厘金这一项，如佛山、韶关、肇庆等地，著名繁富。咸丰十年间，巡抚耆龄在韶关后面设一新卡，不到一年，收税达五十多万。藩司周起滨建议在肇庆府河设卡，每年也能得到四十多万。此外大镇大卡不一而足。至于海关这一项，粤海税项远超过各口岸。捐输这一项，粤东富室也不是各省所能比及的。这是中外所共见共闻的。如果筹划得当，只要在四种中得其一，就可以供养数万军队，剿灭江浙的贼寇。追溯查考庚申年五月，臣奏请以江西的厘金充作臣营的军饷，两年以来，臣的军队依靠这个没有饥饿溃散的担忧，似乎可以援引作为先例。恳请天恩采纳朱潮的建议，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驰赴广东驻扎韶关，通省办理厘金，专门救济苏浙安徽三省饷项。乾隆年间，新疆用兵，曾派大学士黄廷桂驻扎在肃州，综理兵饷。这次江浙军务，较新疆更为重大，即使派六部卿贰衔命出使广东专门督理厘饷，也不为过。如果蒙圣上允准，臣将奏派熟悉厘务的贤员，随同星使前赴粤东设卡抽收。韶关距离江西很近，臣将与该使臣往返函件商议，使筹兵筹饷一气呵成，或不足或盈余，随时斟酌。广东官绅有设立私卡的，使臣会同臣处奏参；州县有暗中阻碍的，也立即奏咨参撤。凡厘务所得的饷银，先解往浙江军营，左宗棠新任浙江巡抚，没有一寸完整的土地，没有一滴饷源，蒋益沣等人到达后，更感到无米为炊。如果用广东厘金救济，那么此前奏准协济浙江月饷十万两，就在其中。扣除其次，则解往安徽军营，臣处如鲍超一军欠饷八个月半月，曾国荃一军欠饷九个月半月，徽州各军欠七个月有余，急切希望早日得到粤饷以清除积欠。李续宜添募新营，也应当另筹接济。袁甲三长期处于穷困，也应当适当津贴，才足以驾驭强将而安抚饥军。再其次则解往江苏军营，听说上海支出太多，亏累甚巨，镇江、扬州两台亟须另筹协饷其广东应解红单艇船的费用，也可以在此中扣除，由臣咨商韶关，使臣察看各军的缓急，确定拨解的多寡。其运解的方法，或由赣州送至江西转解，或由轮船运至上海转解，均听韶关使臣察酌办理其广东本

译应节省的开支项目，以及京城款项和协饷款项，该省除了正赋之外，还有海关、盐务、捐输这三大项收入，完全足以供资金周转，不允许挪作他用。各卡征收的厘金以厘清界限，多年来，户部国库空虚，从来没有从京城解送军饷的事情。如今如果特别简派京官督办广东厘金，那就与从京城解送出来的款项没有区别，实惠能惠及士兵，利权掌握在朝廷手中，地方官员守住他们的土地，不能私自占有财物。在谕旨挽救积弊的方法上，或许也能有一点小的补益。

译请求停止东征局的奏片，同治四年三月 曾国藩

再，咸丰十年，长法在本省厘金之外创立东征局，额外加抽半厘，这本来就是商贾长期无法平息怨恨的事情。当时冒着不利的名声而坚持定下此议的，主要靠黄冕一人的力量。该局就设在黄冕的宅院内，因此遭到众人的讥讽议论，多方阻挠，甚至有人扬言要焚烧黄冕的住宅来恐吓他。之所以能够侥幸办成，全靠抚臣骆秉章主持其事。臣在十年四月，荣幸地接受江督的命令，进驻祁门，正值苏州、常州新近陷落，安徽全省糜烂，没有一块土地可以筹措军饷，非常盼望东征局能够办成，借湖南的军饷来剿灭吴地的贼寇。因为听说舆论纷纷，不敢立即上奏。该局在八月办成，骆秉章在十月赴四川，臣在腊月才正式上奏。然而湖南的商民不怨恨骆秉章的主持，也不怎么怨恨臣的妄取，而专门归咎于黄冕的倡议。大概筹措军饭本来就是招致怨恨的地方，本省筹集的军饷专门供给越境的军队，更是各省所没有的创举，众口铄金，是势所必然的。同治二年，钦奉十月初二日的寄谕，认为黄冕贪婪专横、肆意妄为，声名狼藉，命令臣查核。臣查黄冕以前在江南任府县官时，并没有劣迹，后来跟随浙江军营获罪很重，但都在二三十年以前。近年黄冕大遭舆论指责，只是东征局这一件事，而事实对臣处大有益处，因此没有来得及覆奏。因为既不敢辩驳人言没有根据，又不想让东征局立即停止。咸丰十一年，安庆即将攻克之际，粮饷耗尽，依靠东征局解送银两七万，立刻安慰了军心。后来进军雨花台，孤军深入时，担心因饥饿而溃败，臣统领军队太多，不能专门顾及金陵一军，每当万分危迫之际，臣的弟弟曾国荃飞书向东征局乞求军饷，没有不立即应付的。外面不知情的人，只觉得该局筹措军饷充裕，实际上全省商民的心里，认为金陵早一天攻克，这个局就早一天停止，一心一意帮助其成功的，不是有多余的钱财，而是希望尽快停止。等到去年六月，金陵幸而攻克，湖南人民举手相庆，说从今以后东征事务结束，物力可以稍微宽裕了。臣也早就想努力践行最初的提议，已经在三年三月十二日先行陈奏一次。等到金陵攻克之后，又在十二月十三日、二十八日两次上奏，议定今年夏天裁撤东征局，提前写信告知杨岳斌、恽世临、黄冕以及湘南各官员绅士，那些来军营的湘人以及经过此地的公车，都极力请求早撤此局，臣坚定约定并全部答应。湖湘之间传播至今，杨岳斌请求将东征局的款项改为专门供给西征的军饷。张亮基、林鸿年又上奏将东征饷项分出一部分，协济云南、贵州，都蒙皇上允准。臣私下考虑，五年以来，湖南一省独自加征半厘，本来已经偏枯，臣上奏停止广东、江西的厘金，却对桑梓之地违背诺言，臣使用湖南各关卡的厘金，却让黄冕代为承受诽谤，都有于心不安的地方，谨一一详细陈述在圣主面前。等到四月间，臣就专门上奏裁停东征局，使湖南百姓共同感激高厚的恩德，而臣也稍微释去隐微的愧疚。至于杨岳斌的军饷，臣已经与他约定日期，从五月起就由金陵协解三万，正好符合东征局解送臣处的数额，又加上官文、李鸿章、沈葆桢、马星贻等处协款的甘饷十余万，不担心没有着落。云南、贵州的军饷，臣在同日另奏上奏了。

造报军需款目疏，同治六年二月 曾国藩

私下臣接到部里的咨文，同治三年七月初十内阁奉上谕：军需报销一事，臣自从咸丰三年带兵以来，统辖日益广泛，条目太繁杂，曾经在咸丰七年十二月酌拟报销的大概规模，陈奏一次。十年四月奉命署理两江督，就在五月附片奏明，打算从咸丰三年到十年五月分作三案造册报销，先将咸丰九年九月起到六年十二月止作为第一案，专门上奏，照例造册咨送部里在案。臣刚出带兵，并没有上奏派遣大员总理粮台收放各款，随时遴选人员经管。咸丰四、五、六、七年，以现今湖南抚臣李瀚章前任守令时经手的居多，八、九两年以江西候补知府张韶南经手的居多。十年五月忝任江督以后，才上奏在江西省城设立总粮台，添委江西建昌知府隋藏珠与张韶南会同经理。到十一年秋攻克安庆，图谋攻打金陵，又在安庆立台，名叫江外粮台，调隋藏珠管理，而让江西候补知府王延长做副手。那些留在祁门的，支应皖南诸军，名叫山内粮台。那时张韶南去世，派安徽候补知府李兴锐始终负责此事。那些跟随臣弟曾国荃在安庆、金陵的，则有江西候补知府李作士等官员，没有别的台局名目，只是在舟次支应而已。臣统领军队很久，人数众多，款目巨大，而委员极少，前后十余年，大小委员不满四十个人，因此浮费较少，头绪容易理清，这是臣军营历年发放军需的大概情形。同治三年七月奉到谕旨，命令开具简明

译清单，即札行各省台局开送历年所缴饷项总数，汇齐核办。随后各处陆续送齐，即在四年十一月在安庆省城设立报销总局，派遣安庆、江西两省布政使总领其事，仍令王延长、李兴锐二人专门负责勾稽，以资熟手，又添派安徽候缺知府彭嘉玉协助查核。其江西总台案卷，则由江西布政派遣候缺同知直隶州陈长吉携带至安庆会同清理。一年以来，各该员等逐款稽查，细心核算，开单则力求简明，底册则归于详核，现据署理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江西布政使孙长发、前署理安徽布政使调任湖北布政使何璟共同详细陈述：自咸丰三年九月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此前已经具奏的，现在也重新开列一单，列为第一案，共收银二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两五钱有余，收米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九石八升有余，共支发银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三百七十两六钱有余，支放米三千七百九十九石五斗八升有余，所余银两及余米变价等项，合计存银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两一钱有余。其自咸丰七年正月起至二月二十日本臣丁忧回籍之日止，陆续支发及各项杂款未经列入初案的，另开一单，作为第二案，共支银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两一钱有余。自咸丰八年六月本臣由原籍起复带兵援浙之日起至咸丰十年四月底止，开列一单，作为第三案共收银一百六十九万一千六百七十九两一钱有余，收钱一千一十九串有余，共支发银一百六十二万七千四十两八钱有余，支发钱一千一十九串有余。自咸丰十年五月本臣接任两江总督起至同治三年六月攻克金陵止，开列一单，作为第四案共收银一千六百八十五万四千五百九十两七钱有余，收钱九十六万五千五百五十二串有余，共支发银一千六百七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两有余，支发钱八十九万二千八百六十三串有余。以上四案，均就实收实放款项逐一开报，其各军欠饷及协济各路的银钱等款另行分析开单具详请奏呈来。本臣查向来军营放款缓急多少，粮台委员可以主持其事，本臣军营则十余年来无论支发何款，无不亲自裁定，虽有不合例的供给支用，从无不核实之款目。同治二、三年间统军至十余万人，欠饷达十五六个月，从未有兵勇向粮台索要饷银滋闹者，一由于粮台的银两，随到随发，从无留存；一由于发饷之际，概由微臣斟酌，不与委相干，因此免除了浮冒之弊，而即以此取信于将士之心。此次汇办报销，历时十二年之久，用款达二千一百三十余万之多。本臣复加查核，均系确实可据。除去自三年六月以后至四年北征之日止，本臣督饬各员接办照例报销外所有咸丰三年九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军需款目，分为四案，开列简明清单一一呈御览。谨专折具陈。

译关于奏请拨用两成洋税的附片，同治六年四月。

曾国藩

再，臣回到任上后，通盘计算军饷所需的款项，一年的收入与支出相比，缺口非常大，而且有万般不能拖延的事情，必须另行筹款，大约有几项：比如制造轮船，实在是救急的重要策略。上海开设铁厂，在上海及向洋商购买的两副机器，大体上已经齐备，而造船一事因为无款可筹，尚未兴办。臣以前在安庆时，曾试造一艘小轮船，不太得法，李鸿章苦心经营，独自掌握了要领。现在江宁、上海各局制造洋炮、洋枪、火药等项，都使用内地工匠，能够学习外洋的机巧，对于必须迅速办理的事情，又有可以利用的时机，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却因没有可拨用的银两而困顿，实在觉得可惜，这是第一点。剿捻的军队，如刘松山一军，按规定每月支饷六万两，进入陕西以后，因为增发米价、运费，将近七万两。今年仅解去两关的军饷，该军孤悬在西部边疆，每天与捻军、回寇交战，深怕军饷接续不上，或者发生其他变故。淮勇各军人数较多，霆军、湘军去年都发足了军饷，淮勇仅发了九关，臣心中抱歉，早就想略微增加，却想不出办法。近来苏州局的厘金大幅减少，上海厘金也远不如从前，盐务则长久没有起色，像这样的情况，不能满足每关的数额，接下来的三四关就难以凑齐，日夜忧虑恐惧，深怕无法维系军心，这是第二点。捻逆驰骋突袭没有定所，臣常说北边以黄河防务为主，东边以运河防务为主，南边以大江防务为主，能够守住这几处，不让贼寇踪迹窜过一步，大局还不至于崩溃。而长江上下数千里，只依靠水师，极少陆兵，北岸沿江最重要的郡县，安庆仅有两营，扬州也仅有两营，滁州、和州、无为州并没有一兵。臣想添练几营，布置在各城，作为防患于未然的计策，以免像二月间贼寇窜到江边，上下千里纷纷迁避，也因为无款可筹，至今未能举行，这是第三点。运河自清水潭以外，处处低薄塌陷，险工林立。前月漕运总督奏请修堤坝，又另片奏请疏浚张福口引河，修复新堤三项，分别劝捐拨款办理。臣经过淮扬视察，商民太苦，随即咨商停止劝捐，而各项工程都不可延缓，银两又无可拨用，这也是第四点。臣在军营十多年，常说地方大员自有筹饷的权力，从不敢以支绌的情况上烦圣听。现在江南虽然已经肃清，民力实在仍然穷困，收入只有这么多，支出却常有增加。即使是京饷以及协济陕甘霆军的军饷，道义上也不可少减。至于制造轮船等事，福建尚且奏请拨用巨款，新立铁厂，江南已有铁厂，难道可以置之不办？反复思考，实在有万难周转的形势。查江海关洋税一项，自扣款结清以后，提解四成，另款存储在部库，本是奏定专拨的款项，不敢动用丝毫。只是现在军饷万分吃紧，可否恳请天恩，俯准将洋税解部的四成，酌留两成以救济急需。如果蒙恩允准，臣拟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其余两成仍随时按数报解。等到轮船办有头绪，各军军饷稍宽裕，就应当奏明仍按四成全数解部，以符合最初的议定。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五

户政二理财中

请禁盐务河工侈靡锢习疏

贺熙龄

私下认为，量入为出，是筹治国事的常法；崇尚节俭、摒弃奢侈，是保全国家的要务。钦仰我皇上亲身实行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刚即位之初，恩免各项钱粮不下数千万之多，每年偶尔遇到灾荒，减免和赈济同时施行，极为优厚。现在河务军需，费用极其繁多，我皇上不惜屡次发放国库银两，以期保卫民生而安定国家。本部臣斟酌筹算经费，自然可以无忧匮乏。只是要在丰裕时考虑匮乏，必须崇尚务实理财，控制用度尤其重视节流。臣查考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记载的国初钱粮数目说：顺治八九年，岁入定额赋税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有余，而岁需各路兵饷一千三百余万，加上各项经费二百余万，支出超过收入共八十七万五千有余。到十三年以后，岁增军饷至二千四百万，当时定额赋税收入除去存留款项外，仅一千九百六十万，军饷缺口达四百余万，各项经费尚且不在其中，国家用度也可以说是匮乏了。而我世祖章皇帝爱民如子，只裁减冗员，抑制繁杂费用，军需浩大，无一不取自节省之余，这确实是崇尚务实、节流的明显成效和大验证。现在岁入的项目有定数，而支出的数目却难以预定，有不得不做长远打算的，谨就臣所见所及，恭敬地向皇上陈述：查财用中最巨大的，除田赋兵饷之外，没有比盐务、河工两项更大的，而盐务是一大收入项，河务是一大支出项。盐务的败坏，由于商人的奢侈；河务的败坏，由于河官的奢侈。奢侈产生于有余，而流弊必然导致不足。查各省纲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