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十六

译整顿厘金的弊端，严密封堵中饱私囊的现象，使商民安居乐业，这是可以的。给予洋人垄断的权力，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洋货既然免除了厘金，很快也会波及到土货。洋商运输货物免除厘金，必定会进一步庇护华商的商品。厘金的利益，难道不会全部丧失吗？况且如今军事虽然平定，但各路的防营尚不可撤除；各省的田赋尚未恢复定额；所有城墙、官署、仓库、监狱以及善后工程的修缮，尚未完备。无不依赖厘金作为财政补充。如果去掉厘金，那么国家将陷入困顿贫弱，各项事务都会荒废。将来他们趁我国没有防备，要求减免洋税，将用什么来应对呢？况且华商因为躲避厘金的原因，争相购买税单，而洋税因此稍微兴旺。厘金一旦去除，那么洋税必定会有很多偷漏。这样洋税随着厘金的取消而减少，又是自然的趋势了。《万国公法》中有这样的话：“凡是想要扩大贸易，增加年税，或者导致他国难以自主，与他国拥有相同利权的国家，可以遏制对方以保护自己。”又说：“如果在别国的主权范围内征税，妨害了该国人民的内政管理，就不应实行。”如今各国顺从商人贪得无厌的请求，想要妨害中国，其道理的曲直，不用辩驳就明白了。

译利权二

薛福成

凡是两国交涉的事情，条约涉及到的，就依照条约执行；条约没有涉及到的，就依据道理来裁决。中外各国，因此能够长久地保持和睦友好的关系。查照旧约，各种货物缴纳关税后，就允许由中国商人运往全国各地，经过税关时，不得加重税率，只能按照估价则例，每两加税不得超过若干分。这个条约订立于道光二十二年，当时国内太平无事，田赋足额征收，还没有“厘金”这个名目，当事官员又不知道中国的税额比地球上的其他国家轻了四五倍甚至七八倍，所以与洋人订立了这样的条约。后来天下多事，军饷没有来源，才开始创立征收厘金的方法。大概西方国家的通例，是根据支出决定收入，一年中如果有额外的开支，就在各项中加派，如果有战事，也由众商人捐款筹集巨额军饷，这几乎与中国征收厘金名异实同，但与规定的商税完全不相干。中国拥有自主权，军饷由中国自己筹措，不是各国所能干预的。创办厘捐之初，洋商的货物也在各个子口抽税，都没有异议。等到咸丰八年、十一年订立条约，与各口岸共同制定章程，才议定洋货、土货，如果愿意一次纳税，免除各子口征收的繁琐，每百两征收银二两五钱，给予半税单，作为其他子口不再另行征收的凭证。不领取税单的，仍然应该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这是格外通融的办法，体恤洋商已经无微不至了。那些洋商用子口半税来抵充内地的厘捐，他们的获利远远超过华商。然而商人贪得无厌，没有止境。往年滇案没有解决，英国威妥玛使节又顺从奸商的请求，借端要挟，欲望非常贪婪，长时间相持不下，才订立《烟台条约》，规定在租界内不征收洋货的厘金。又规定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商、洋商，都可以请领半税单，这又是格外通融的办法，用来优待洋商、流通洋货，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再增加了。听说各国议院对于中国征收厘金一事，本来不认为不对。戊寅年八月的报纸上，英国大臣因为《烟台条约》没有立即核准，并且担心中国会指责他们食言，威使徘徊观望，他的理由既已穷尽，气势自然衰退。他的本意不过是等待德国、法国等国修约之后，坐享其成，他或许从中挑拨，或许暗中主谋，都难以预料。然而各国所依据来争辩的，是旧约的说法。我曾经仔细推敲旧约的意思，当时既然没有厘卡，那么内地只有常关罢了。常关的税额比洋关轻，所谓“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比如江海关纳税后又经过苏关，浙海关纳税后又经过杭关，都不再按照值百抽五的税率纳税罢了。但是该关的税仍然应当缴纳，所以后来议定不领取税单的，有逢关纳税的条款，而各商人都无不遵行。至于厘卡收捐，是专门为了筹措军饷而设立的，名叫“捐”，那就不是税可以知道；名叫“卡”，那就不是关可以知道。这两者既不能混淆，那么条约本来就没有不得征收厘金的条文，那些西方人还有什么话说呢？而且查同治元年、二年期间，上海洋商屡次请求领事阻止在租界征收厘金，英国卜鲁斯公使批驳斥责，法国、美国两使意见相同。乙亥年七月报纸摘录《字林新报》有同治二年英国使节批复上海英国领事禀报英国国外大臣回复英国公使的话，都说租界应当由华官征收华商的捐税。租界尚且如此，何况在租界之外？拿这个来反驳他们，他们应当没有话说。洋人的货物一进入华人的手中，任凭他们保留或出售，使用或不使用，洋人不得过问。那么华人出于名义所在，自愿捐献公家的军饷，也是理所当然的。西方各国没有不征税的东西，没有人不征税，没有事不征税，就像商人既在合伙时征税，又在货物出入时征税，又在发收银钱时征税，又在每年盈利时征税，他们征收的繁多，十倍于中国。假如中国想要减少税项，以便华货畅通无阻，他们能答应吗？拿这个来反驳他们，他们应当没有话说。西方人的说法，动不动就说因为厘金导致洋货阻滞不通。考察近年进口的洋货，每年价值银八千万两以上，比起十多年前几乎超过一倍，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兴盛了，却还说贸易不畅，这要欺骗谁呢？拿这个来反驳他们，他们又应当没有话说。总之，洋商对于已经得到的利益就习以为常而忘记了，对于未得到的利益就变幻百出地谋取，满足他们无穷的欲望，即使全部免除商税，他们仍然不满足。众商每天聒噪领事，领事每天唆使公使，公使不是不知道事情难以实行，姑且肆意恫吓来试探。中国如果侥幸答应，可以博取名誉施恩；万一中国绝对不能答应，他们也有话向众商交代。那么应对的方法，在于洞察他们的情状，始终不被他们动摇罢了。

利权三

薛福成

我曾经听说西方人中有持公正言论的人说：“洋商请求免除厘金，不是敢干涉中国的政事，只是因为中国厘卡林立，征收数额互有差异，运货的人不能约定成本，恐怕多受亏损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增加洋税免除厘金的说法就成立了。从前德国没有统一

译李鸿章任职期间，德国各小邦如棋子般散布，关税繁多苛刻，各种货物无法流通；自从普鲁士人称霸，才开始集合各邦商议设立统一关税，进口货物只征收一次税，税率也比以前加重，按照各邦领土面积的大小，按月均分税款。近来德国宰相俾斯麦，又在其国内商议增加进口税。如今关于裁撤厘金的提议，德国公使巴兰德非常赞成。如果他知道中国必定不会答应，他或许会提出统一关税的说法。然而中国的形势与德国不同，中国土地面积以平方里计算，比德国多出将近二十倍，各省各口岸所设的厘金关卡，都有不可延缓的用途，用来支付开支。现在如果洋关加税太少，中国绝对不够用；加税太多，洋人又未必愿意。那么只有坚持旧有章程与他们辩驳而已。况且中国所需要的物品，只有这么多，即使去掉厘金，贫民也不会因此多用洋货。那些贩运在几百里以内的货物，抽取的厘金本来微薄，即使道路遥远，缴纳的厘金较多，获利也较厚，这些成本往往加在售价之内，而华人也不会因此少用洋货。所以厘金对洋商没有损害。中国保护商旅，陆路有防勇，水路有水师，都依靠厘金来供给巨额军饷。去掉厘金必然要裁撤水陆各营，盗贼兴起，靠什么来镇压？洋货和土货都将受阻无法流通。所以厘金对洋商大有益处。既然像那样没有损害，又像这样有益。然而巴兰德公使拾取威妥玛公使的残余手段起来相争，他自认为是天下强国，德国还胜过英国，所以凡是英国在中国不能做到的事情，想要竞争得到，以显示豪迈之举。但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巴兰德公使对于条约的渊源，厘金事务的关键，实际上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受威妥玛公使的愚弄而自己不知道。现在以洋船贸易来说，英国商人占十分之七，美德法及东西洋各国共占十分之三。即使争得获利，也不过是英国取十分而德国取一分。威妥玛公使自知无话可说，于是唆使巴兰德公使在修约之时，强迫中国做难以做到的事情。成功了则英国商人坐享其利，不成功则德国人且因不懂国际公法而被天下人嘲笑。威妥玛公使为英国打算倒是成功了？为什么英国这么聪明，而德国这么愚蠢呢？德国的君主宰相，一向以豪杰成名，一旦听到其中的曲折，也必定不会认为巴兰德公使是对的。有人说：中国增加洋药的税，罢免洋货的厘金，用来相互抵消可以吗？回答说：抽取厘金则利权在我们手中，增加关税则利权在他们手中。即使加倍增加洋药的税与厘金，如果足以相互抵消，然而洋药在中国按例本应当禁止，专门依靠这个作为利源，名义上就不顺当。万一将来有可以禁止的机会，必定因为妨碍国库收入而中止，这是让中国留下永远的毒害。况且洋药这种东西，轻微容易隐藏，就在手中。如果加税过重，偷漏必定很多，仍然对国家财政没有补益；而厘金的利益则一去不可返了。威妥玛、巴兰德各位公使，每每举出一两个关卡的小节作为要挟，作为罢免厘金的借口。不知道这些乃是通商常有的事情，按照案件清理是可以的，借作为要挟的资本则不可以。何况他们所晓渎的，又各自有是非呢？那么洋货加税的说法可行吗？回答说：如果不得已，所增加的数额，达到厘金的数额，又在立约之时，善于防止弊端，那么固然未尝不可行。西洋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为标准，多的有值百取六十的，有值百取百的，又有通行免关税的。大概在这高低之中，各自寓含自私的计谋，不像中国的大公无私，出入一体。现在斟酌适中定论，除了洋药以外，都以值百取二十为定，或许对厘金所损失的数额稍微足以补偿吗？

译利权四

薛福成

自从大股盗匪起事以来，军饷匮乏，才开始设立征收厘金的制度。古代有人实行过类似的做法，汉朝的算缗税，唐朝的除官钱，宋朝的头子钱，其用意都是相同的。挽救时局的杰出人物，创立了这个策略，而军饷依靠它得以支撑的超过二十年。近来群寇被平定，洋人颇认为军事兴起时抽取厘金以助军饷，军事平定后应当免除厘金以体恤商人。不知道这种说法看似正确而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自从各国通商以来，洋货的贩运，洋人的游历，日益繁多，不能没有水陆各营来提供保护，不能没有船政、机器等工厂来精于制造，不能没有江海各险要关隘的炮台来巩固防线。凡是这类事情，即使质问洋人，必定都认为应当去做，而每年支出的经费，也比以前增加了十倍。所以通商的事情，既然不可废止，那么各项经费一天难以减少，各省的厘金税收也就一天难以停止。如果中国在厘金事务上坚持得很坚决，洋人或许会提出增加关税的说法。万一所增加的数额竟然像中国所需要的数额那样，那么其中又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为什么呢？当子口税章程刚制定时，洋商凭借缴纳半税而免除内地厘金，其利益本来就优于华商。华商中狡猾的人，不免与洋商狼狈为奸，弄虚作假。于是有代华商领取半税单而收取规费的现象，有用运照庇护运送没有运照的土货的现象，有用洋船代华商夹带洋药等货物的现象，有凭借运照免纳厘金，在未到子口之前，就已经将土货销售的现象。这样洋税和厘金都因此受损。这也使得安分守己的华商不能获利，这也驱使安分守己的华商不得不成为奸商。现在制定税例，华商洋商一律平等，凡是进口的洋货在海滨的通商正口纳税，凡是出口的土货在内地的第一个子口纳税。各厘卡酌情裁并，论其大势，应当靠近海边密集设置，内地稀疏设置。用新定的税额征收一次之后，任凭货物去往哪里，不再重复征收。这样以前所有的弊端，一举就清除干净了。不必设立防弊的章程，弊端自然断绝。内地各省只需要在最紧要的关口设立总卡，既可以节省多余的开支，而且华货贩运距离较近的也不征税，那么百姓都受到好处。这些都是中国的利益。然而还有值得忧虑的，厘金取自华民，中国有自主的权力。现在既然全部归入洋税，假如洋人在下次修约时又以税重为理由，势必导致固有的利益，权力动不动就被洋人牵制，这应当在立约时声明，加税与停征厘金相抵，如果日后酌情减少税额，也应当酌情恢复厘金，以显示公平合理，永远杜绝洋人的借口。这是第一点。中国既然将厘金收入，全部归入洋税，如果华人自在内地贩运土货，如果免除其征税，既担心洋商暗中依附华商以滋生弊端混淆视听，如果偶尔经过一个关卡，也采用值百抽二十的税率，势必难以实行，这应当明确订立章程，核定路程的远近，比如某处到海口需要经过几个关卡，那么货物税也可以分几次缴纳，这样华人不以苛捐杂税为苦，而所经过的各关卡层层稽查征税，洋税不能偷漏，这是第二点。这两点确立之后，才可以消除弊端而收取利益了。既然中国得到了利益，洋商难道没有利益吗？回答说：有。洋商运货进入中国，可以预先确定成本多少，盈余多少，带着保证而来，必定如愿而返，这是第一个利益。关税交纳之后，运入内地，没有等候验货的麻烦，没有逐卡停留的痛苦，运输迅速，成本较轻，这是第二个利益。洋商一次纳税，虽然看似稍重，但暗中加在售价之内，仍然从华民那里收回成本，华民只知道洋货不再纳税，没有不乐于贩运的，或许因此更加畅销，这是第三个利益。利益所在，显然容易明白，洋人为什么害怕而不做呢？但我私下推测洋人不明长远谋划，而沉溺于眼前利益，加税一说，势必必定不会听从我们，那么只有坚持旧章，与他们辩驳罢了。

上曾侯条陈第四则

张焕纶

机器的精良与粗劣，价值的贵贱，应当随时采访调查，以免受欺骗和伪劣。中国开采煤铁，铸造船只等事情，处处都需要机器。往年购买，有的粗劣不堪不合用，有的价值虚高，等到与他们理论，往往倚仗强势胡搅蛮缠，耗费巨大，即使立下合同，也视为具文。为今之计，应当在随员中奏请派遣一人，专门负责访察，再访查税务司吏，选一名西方人辅助他。机器的制造，每年每月都在更新，随时记录。假如想要购买，就责令他们担保，工匠教习，也让他们选择。机器有不符合要求的，工匠有不称职的，只追究他们的责任。西方人重视利益爱惜名声，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必定不会欺负人。这件事虽然小，但对国家益处很大。

扩充商务十条上南皮张制军

钟天纬

第一是设立商会。我私下看到中国经商之道，心思未曾不敏捷，营运未曾不勤勉，而获利终究不及西方商人，实在是因为西方商人由官府保护扶持，而中国商人则多受官府压制勒索。查考西洋政治，事事必定顺应人情，唯独商务则一切由他们垄断。他们国家不仅不禁止，反而加以庇护，使他们获利。这没有别的原因

译西方国家将商业税收作为国家年度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把工商业视为国家的命脉。各个港口都设立商会，京城还设立总会，并延请有爵位的绅士担任领袖，他们的权力足以与议会抗衡。每当商人受到委屈压抑，允许他们向巴力门（议会）衙门申诉，所以商人能够有所依靠而无后顾之忧。贸易兴盛，国家势力日益强大。中国却不是这样，把商人看作市井小民，轻视工匠为底层百姓，平时百般压制勒索，遇到事情就把他们当作鱼肉宰割，所以商人的势力涣散而不能自立，又怎么能与外国商人抗衡呢？就拿关税来说，洋人只需缴纳半厘的税，而华人却被勒索数成的税。检查时，洋船不敢稍有违抗，华船却遭到百般恐吓，导致华商人人气短，处于不能自保的境地。如果真能效仿外国领事的做法，允许各行业推举绅士董事，给予他们优厚的礼遇和体制，授予他们处理事务的权力，遇到商务事宜，允许他们直接通达官府。凡是有益于中国商业的事情，听任他们设法保护，而不以固定的法规去阻挠。比如广东地区百工聚集，商贩摩肩接踵，地窄人稠，生计困苦，如果能够振兴商业，对内可以充裕百姓衣食的来源，对外可以杜绝洋人侵吞牟利的祸害，这足以开创天下风气之先，这也是转变局面的妙法。我私下感慨广东地区的士绅大家族，常常与地方长官抗衡，如果对商人加以礼遇，舍弃那些士绅而亲近商人，这难道是古人那种对待怒蛙的见识吗？

译第二点，关于合股设立公司。我曾观察西洋的军饷，全部出自商税。商人经商，跨越万里重洋，谋取境外的利润，来供养本国的百姓。所以国家日益富裕，军队也日益强大。而中国商人仅仅在本国贩卖，如同楚人丢失弓箭被楚人拾得，利益与损害大体均衡。这难道是他们的才能、力量和智慧不如人吗？是因为华商势力分散，分散则力量薄弱，资本微薄，无法经营长远的战略。西洋人势力联合，联合则资本雄厚，力量强大而无往不利。这就是所谓的“独力难成，众擎易举”，也就是公司的道理。然而中国近年开采矿藏，争相设立公司，去年上海倒闭了多家银号，十室九空，都受到牵连，至今被视为祸端。如果再想纠集股金、筹集资本，恐怕没有人不掩耳逃走的。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不善于效仿，只羡慕公司的名头，不考察公司的实质。不知道西洋国家每设立一个公司，必定禀报请求国家批准，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靠，利益有保证，才准许开办。每一个公司，由各股东共同担保选出十二名董事，由众董事再推举正副总办各一人，而每个人在其中也必须持有多股。总办受命于各位董事，各位董事受命于各位股东，上下相互制约，耳目分明，自然弊端无从产生。而中国恰恰与之相反，纠集股金的人只需禀报请求高官，给予告示招徕，刊印一份章程，绘制一张图说，如同海市蜃楼，全凭主观臆造。各位股东也不考察矿在何处，矿质如何，本没有置办产业留给子孙的心意，不过以股票涨跌作为投机牟利的计策，买卖空盘，宛如赌博，理应一败涂地。现在如果一概废除这种良法美意，未免是因噎废食，而后来重大的工程就断难开办了。为今之计，应当查照西洋的成法，凡设立公司必须经由商会派人查考，斟酌确定其章程，务必使总办不能独揽大权，而完全以各位股东的公论为准，那么凡是铁路、电报、开矿、造船等事务，都可以凭借众人的力量来完成。外国设立公司的律法本来有现成的书籍，如果斟酌折衷，制定为法令，那么中国的公司足以与洋人相抗衡，而能够展现于域外了。

第三点，关于借国债。查考国债之法创自欧洲，确实开创了千古未有之局面，不敢说永远没有弊端，但终究觉得它有大利益而没有大弊端。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国家用度不足，无非是向百姓加派赋税，或者计算缗钱，或者专卖酒醋，或者征收房屋税、人头税，无非是取济一时，甚至搜刮富民、卖官鬻爵，到了极点。然而如果连年歉收，内有叛乱外有敌寇，那么这种苟且维持不过一天的计策，终究有时会用尽。观察前朝末年，加派练饷，民不聊生，以至于斥卖宫中器物来抵充军饷，而哗变溃散时常听闻，明朝社稷最终倾覆。这没有别的原因，强行搜刮百姓的脂膏，却不给予百姓应得的利益，那么小民怎肯毁家纾难来救济国家用度呢？然而观察西洋，每当有大工程大役，必定向百姓借贷钱财，而又给予持有债券的利息，按期支付，分秒不差。如果有战事，不必强迫百姓捐献，而百万军饷顷刻间就能办到，而且从未有拖延推诿抵赖的。如果一旦违背约定，那么将来即使有急需，百姓都会袖手旁观，而自蹈骊山举烽火之覆辙，所以不敢违背。现在中国自从与洋人交往，海防军费百倍于从前，断非内地赋税所能供给，全靠征收洋税作为一个来源，一旦有战争，海口全部封锁，洋税断绝，断非空着肚子所能长久支撑，势必出高利来借洋债，渴饮毒酒也不顾了。如果恰好与该国发生冲突，那么借贷无门，这是坐等死亡的道路。仅就这一端，其后患哪里堪设想？不如早开国债的先例，使民间习惯使用，深信不疑，留下日后告急的途径，也是未雨绸缪的说法。现在的洋债，其利息为百分之九，与其本国几乎加倍，而我们中国并非没有财富，何必受其盘剥而每年向外国输送重息？如果自借本国的国债，每年偿还利息若干，由各海关经理，刊给饷票以抵现银，而即由海关付息，那么商民取信，尽出其藏镪以谋求什一之利，那么市面流通，经商易于获利。万一有关闭口岸断绝市场之时，而百姓都肯倾囊奉献，不啻取之于宫中，在安危呼吸之际才开始收效。所以说有大利益而没有大弊端。

第四点，关于铸造银币。人情没有不喜欢简单而厌恶繁琐，趋向轻便而回避沉重的。顺应人情而施行，那么下令于流水之源，而公私都受到益处。现在的钱法也极其低劣泛滥了。京都通行当十大钱，一出城门就不能换得一醉。外省私铸充斥，康雍年间的大钱已千不获一，而人情却相率喜欢使用外国银钱。起初使用西班牙老板，接着使用墨西哥新板，近来英法美德都铸造银钱流入中国，而日本起来效仿，每年铸造小银钱混入市肆，每年不下数十万计，价格也日益昂贵。论其银质不值所准的钱，而取信于其国家的官铸，所谓银币也。而中国不自鼓铸，坐视外人操纵货币的轻重，而利益遂为其所独擅。想设法禁止，而人情所趋，最终也无能为力。论其行驶的便利：一曰成色确定，二曰分两准确，三曰交易方便，四曰取携轻便，五曰价值不易高低波动，六曰花纹不易假造。与元宝纹银倾销的耗蚀，兑换的侵欺，扣短秤而搀伪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想收回其利权，不如中国奏明设立铸币局，购用机器自行鼓铸三种等级的钱币。

译每套机器小的不过五万元，吉林机器局曾经购买过一套。凡是铸造金银钱币，都必须稍微掺入杂质，才能坚固结实且敲击时有清脆声音。核算其盈余足以支付炉火、人工和鼓铸的费用，即使没有盈余，商业也已经大大受益了。但必须国家颁布法律，规定各种等级钱币相互折算的标准，每达到一定数额，就必须使用何种钱币。例如英国制度，铜钱满十二文，就必须使用小银钱一元；银钱满二十元，就必须使用金钱一元。既然金银铜已有搭配使用的惯例，且价值标准统一，那么凡是钱粮、关税、厘金的征收标准，都依据这个标准来确定，使得征收者、解运者、接收者、发放者无不都按照这个标准执行。没有成色高低的差别，没有兑换时的扣减勒索，自然就没有多收和贪污的弊端了。市场物价不能随时被操纵抬高或压低、刁难，那么买卖中做空盘牟利的弊端不禁止也会自然断绝。

译五、广泛制造轮船。日本与西洋各国订立条约，只允许洋人在海口通商，不准其驶入内地，侵犯日本本国固有的利益。所以日本人自行制造轮船，在内海和江河中行驶，以与洋人争夺利益。中国与各国订立条约，却允许洋人的轮船驶入长江，又听任他们在沿海设置船只往来，像天津、上海、宁波、福州、香港、汕头等港口，向来有怡和、禅臣、旗昌三家公司的轮船按期往来，夺走了我们华人应得的利益。因此李鸿章创办招商局，想与洋人并驾齐驱、争衡高低，但形势常常苦于不及。于是主持局务的人，又以高价兼并了旗昌公司，仍然不能独占垄断的利益，反而使财力疲惫。想要挽救中国的商务，不如广泛制造小轮船，通行于内地。那些洋船只能抵达通商口岸，而小轮船驶入内河，占据上游，争夺货物装载。比如近日汉口茶市兴盛，如果小轮船驶入湘江、汉江，直达襄阳、长沙一带贸易装载，那么茶商都想捷足先登、抢先出售，自然无不乐意装载小轮船。如果我们直接运到上海，也可以省去换船过驳的繁琐，就可以由该轮船一手交卸，那么洋轮船的生意就会大大减少了。推广到天津，由运河抵达通州；烟台由黄河抵达济南；九江由鄱阳湖抵达南昌、安庆；由巢湖抵达庐州、镇江；由运河则南可抵达苏州、常州，北可抵达济宁；上海则由黄浦江抵达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几个府。至于广东，西江水深流缓，轮船可驶至广西的梧州。这样努力占据上游，争夺货物装载，那么洋人就会瞪眼注视而丧失气势，我们的商务必定大有起色。而且轮船越多，那么驾驶轮船的人才就越能涌现。推广到行驶大洋，只是一转移间的事，就不必借才于外国。英国军舰的管驾，按规定必须从商船中选拔，而中国水师的学徒，却想一蹴而就，其错误不可用里程来计算了。我曾私下议论，认为中国必须先设立商船学堂，练习驾驶船只、管理机器的舵工、水手，才能作为练习水师的基础。大概没有不熟习驾驶商船而能驾驶兵船的。

六、设立民营工厂。国家设立科举选拔人才，如果不鼓励百姓家家户户诵读，而只依靠学校来培养人才，断不会有文教如此兴盛。由此可知，国家崇尚机器，但只设立官办工厂，其途径迂回而收效遥远。西洋制造船只、枪械、火药，大多取自民营工厂，即使有一两个官办工厂，也全部采用包工的方法，与民营工厂没有区别，所以没有冗员、没有滥食，按工作量给予报酬，工作因此精细。现在中国各省设立了船政、机器、火药等局，每年动用正项经费数以百万计，而所制成的物品，如果经由外国购买，或由洋匠承包，费用可以减半，但想要为华人开风气，就不计较了。但是官办工厂的弊端，工匠浮滥，而且都借职业嬉戏，赏罚不行，勤惰无别，又有谁肯舍弃安逸去从事劳苦以招致众人的嫉妒？每制成一件器物，价格比外国还高，却又草率不精，徒具形式，往往被洋人取笑，随即产生轻侮。这样即使过了一百年终究没有起色。只有仿照洋厂的方法，一切包工承办，责令工匠头目逐件分包，或者允许他们归私自制，那么工匠有一分的本领，就吃一分的薪水，做一分的工程，就给一分的价值，循名责实务必使花费国家一钱银子，就必须造成价值一钱的物品，而且器物都精实，价格不虚浮，那么工匠没有不争相奋发的。现在福州、天津、江宁、杭州、山东各厂局都由官办，未免积习相沿，确实不敢矫举其弊端。只有广东军火、机器等局采用包工的方法，能以泰西的工艺开创民营工厂的规模，而且修理轮船机括无不估工包价。如果仿照这种方法，让民间多开私厂，或者就把官厂租给商人，每年收取租息来抵制造的费用。如果国家需要器具，责成该厂优先赶办，用其余力听任其为百姓制造机器、轮船及救火水龙，以及开矿、挖河、抽水、磨麦、纺纱织布等各种机器，以收取其利。这样风气大开，人才日出不穷，工艺日益精进，不烦国家提倡了。

七、颁发专利证书。泰西工艺的精细，天下第一。而考察他们达到这种程度的原因，全是由国家鼓舞而成的，就像中国用科举利禄来诱导一样。其道从何而来？就在于颁发专利证书，即西语所谓“丕登”。丕登者，如士人考出新理新法，工商创成一技一艺，就献给国家，由商部考验，上等的赐予爵位俸禄，中等的酬以宝星，下等的也允许其独占专门技艺，或传为世业，或专利数年，国家发给文凭，以杜绝全国工商抄袭仿造。即使国家想要仿造其新法，也与本人商购，偿还重金。像创造汽机、轮车、纺织机器等人，各国无不颁赐爵位，终身供给廪禄，至今荣名永世。所以西人无论做官、士绅、农工商贾，无不梦寐以求得到新法以获取富贵，留给子孙，名利两

译为了保全国家的计策，连睡觉吃饭都忘记了，不惜倾尽家产去试验。西方人因此获得大名、得到巨额财富的人，多得数不胜数。每年美国发放的专利证书有数万张，他们通商和工艺的精妙，根本原因全在于此。他们所说的话是：士人之所以可贵，不仅仅是志向高尚而已，必须创立新的方法，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有利，这才配得上做四民之首。所以西方的儒者，不仅仅是抱着诗书、谈论仁义而已，有商业中的士人，有工业中的士人，有农业中的士人，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每天提出新的方法。中国如果真的能采纳这种用意，不必驱使天下的儒者都走同一条路，各自听从他们天资所亲近的领域，不论从事农、工、商、贾，考察探求新的道理和方法，以利于国家、造福百姓。每个省份由总督巡抚进行考核，颁发专利证书，能够独出心裁的人给予上等奖赏，变通西方制度的人给予中等奖赏，跟随既定方法的人给予下等奖赏，允许他们一家独占利益以酬谢辛劳，不允许其他人仿造以夺取他们的利益，甚至破格上奏奖赏，用功名来荣耀他们。只要有一个省份的总督巡抚倡导，其他省份推行自然就容易了。在重赏之下，却没有勇敢的人，这是我不相信的。

译第八条是保障海上风险。外国人经营商务，不外乎两个方面：有了公司，力量才开始雄厚；有了保险，意外就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商务才有依靠而不恐惧。保险的方法，并不是真的能避免危险，只是遇到危险发生事故时，按照数目赔偿罢了。它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假如有海船出洋，申报其船货资本价值白银一百万两，那么保险公司不必查验它是否真的值这个价，只抽取百分之一作为费用，并颁发保单。万一遭遇风浪触礁，意外失事，就按照一百万的本钱如数赔偿，不居功自傲，也不吝啬。一年之中，承保的船只有一千艘，而沉没的船、漂失的货，通常不过千分之一，除去赔偿的一百万，还有九百万，全部装入自己的口袋，这是保险公司不花一分钱，空手获得九百万的盈余。这也可以说是天地间第一等的贸易了。对于船商来说，远涉重洋，只需花费一万两银子，就可以高枕无忧，永远没有亏损的顾虑，有什么快乐的事不做的呢？如果华商从事海船生意，每当遇到风涛，整夜彷徨不安，虽然拥有千万资产，一夜之间可能变得赤贫，这是因为独自承担，而没有保险的方法。自从有了这种方法，洋人便大胆经营，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而华商却畏惧风浪礁石，局限于一隅，不能谋取其他国家的利益，于是中外商务便有了天壤之别。而且外洋的保险不仅仅保海险，凡是房屋就保火灾险，火车就保碰撞险，甚至人身也保疾病险，如果在限期内人死亡，家属就能领取赔款，寡妇孤儿借此得以抚养，不至于流离失所。只有自杀服毒的人按规定不赔偿，这样人们都珍惜生命而不会有自残的妄举。这大概是把白鸽票射标的办法，用来救济困顿、扶持危难，真是方便民众的好方法。如果真能让华商组建公司，仿行保险，一切变通其方法，那么每年各海口缴纳的保险费，就不会流入外洋了。

第九条是设立信局。西方人很留心中国的政务。常说中国财政收支有两项大的款项可以节省却不知道节省，应当收取却不知道收取，这真是掌管国家财政的人的一大遗憾。可以节省的是各省每年开支的驿站经费，几乎消耗天下钱粮的十分之一。可以收取的是设立公信局而征收其税。按照西方的方法说，公私信件合并在一个局里，国家特别设立信部官员来管理，根据路程的远近，称量信件的轻重，征收信资，每封信贴上印花，随处可以投递，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全国设立支局像网在纲上一样，有条不紊。递送境内的信件，一天就能到达。如果递送到境外，就在欧洲这一洲，从来没有延误超过三天的。每年除去车轮、牲口、马匹、人夫、房屋、薪工等杂费，还有盈余作为收入的一大项。就像英国在光绪九年，信部经费用银三百四十万磅，而征收信资达到七百万磅，几乎抵得上中国白银一千万两。而日本仿行信局，也大大获利，现在已经刊出中文清单，人人都知道了。既然没有中国驿站、提塘、马号、铺递等各项经费，而凡是出使述职、计偕、按部等官员，索要夫马供应、牺牲刍秣、行馆的供张、酒馔的馈赠，导致地方州县赔累不堪的情况，全都一扫而空。每年节省的财政开支不知有多少，而且可以为国家开辟一个极大的利源。现在北省议开铁路，将来附随轮船运行，自然可以确信。只是由官府管理，头绪太繁杂，不如开设信局，招募商人承办。大商人承包一省，小商人承包一县。只是在各口各埠都设立支局，像身体指挥手臂一样，一气呵成。水路通轮船，陆路通快马，偏僻的地方则用专差。所有的走卒夫役都由官府供给俸禄，以自食其力。凡是奏折公文仍然派遣委员负责，以专责成。无论公私信件，一律称重封缄给值。不必突然裁减驿站钱粮以体恤他们的私利，仅就私信一项来说，已经足以收支相抵而递送迅速，商人没有不方便的。信资还可以大大减少，这也是有益于国家财政、商务的一大政事。现在上海、天津已经设立了文报局。如果广东援引成例仿设，使奏折差官航海赴京，这也算是公信局的开端吧？

第十条是比赛工艺。天下的事情，有粗略看像游戏，而实际上隐含富强意义的，那就是西方人的赛珍会吧？赛珍会，聚集五大洲的物产，罗列各国的珍奇，而品评其优劣高下，以此施行赏赐。有的获得金牌，有的获得宝星，由此增加见识，扩大见闻，作为商贾的指南车，作为工艺的龟镜。也就像文人在科举场上角艺一样。一经品评，声价十倍。而议论的人抱怨其劳费巨大，嘲笑为过举。而从西方人看来，则用意深远而取效长远，是欧洲振兴商务的一大关键。于是华商不明白其益处，而每当西国设会，也乐于把珍物运送到其中。西方人笑他们像盲人看戏，听旁观者拍手，而也赞叹不已。其妙处起初未曾领略。每次比赛，中国也必定花费数十万金。真不如自行赛会，以引导华人的先路，而开辟富国的基础。真能就南方的赛会迎神，北方的庙集赶墟，变通其法令，百工商贾、各行各业，自己比赛其物产。下至家用什物，也罗列于会

译集市上，同时开展贸易活动。推举乡绅和董事来经营管理，而不必借助神灵教化，效仿僧侣尼姑的煽动蛊惑，或沉溺于巫师神汉的荒诞无稽。只需稍加引导，百姓原本用于烧香、供佛、演戏、放灯的开销，全部投入到促进商业、惠及工业的实际事务中，依然不违背岁末农闲时万民游乐的本意。这样，虽看似游戏娱乐，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县城允许每年举办一次赛会，府州允许每三年举办一次，省会和海口允许每五年举办一次。每隔十年，则汇集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和物产，古玩奇珍，成千上万的马匹和车辆，从四面八方运来，评判其优劣高低，以区分等级名次。如果某地的物产最为丰富，某地的制造极其精细，某种物品受外国人喜爱从而可以振兴贸易，某位工匠堪称本国第一且工艺最为精妙，都一一登记在册，颁发金牌作为荣誉以宣扬其名声。那些工商业者一旦获得奖帖，视同泥金般荣耀，就会更加用心于制造技艺了。

译这是关于天津应当设立官方牙行以管理茶叶贸易及洋务的见解六条中的第一条。

姚文栋

俄国商人来到天津进行贸易，〇他们带来的皮货等物品都是中国本身自有的，利润非常微薄，观察他们的意图并不在于销售土产货物，而是以购买茶叶为主要目的。俄国人对茶叶的嗜好，是每日必需的，不可间断缺乏。从前中国对大黄、茶叶出口的稽查极为严格认真，乾隆年间因为俄国收留了我国的叛逃者，两次关闭边境，严禁私自贩卖出境，俄国便畏惧顺服，请求宽恩。由此可见，这两样物品确实有驾驭俄国的微妙权力。当时中俄交易只有恰克图一处，中国商人装运茶叶出口易于检查。如今俄国人亲自来到天津购买，捆载着向北返回，既然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想要在出口时分别放行或扣留，必定会有很多枝节麻烦。天津的茶商大小不一，都与俄国人自行交易，散漫无法稽查。上年中俄几乎引发争端，而俄国商人依旧在天津照常买茶，他们心中无所顾忌畏惧，所以更加放纵恣意。我认为应当在天津、嘉峪关等通商地方分别设立几家牙行，选拔设立行首，经营管理茶叶销售，命令他们在年终将一年售出的数目上报官府存档查核，没有牙帖的人不得私自售卖。将来遇到俄国人要挟寻衅的时候，一方面警戒严防边境，一方面传谕各牙行停止贸易。这样就能使控制权掌握在官府手中，而又不损害商人，这似乎也是中俄交涉中的一个重大关键。有人怀疑中国即使没有茶叶出口，俄国也可以向西方各国转购，却不知道西方路途遥远，不如中国近，而且价格方面中国低廉而西方高昂，货物方面中国多而西方少，俄国必定会非常不便。

论税务洋务的要旨

李东沅

从前夏禹有会计的记载，周朝官制有理财的条例，确实是因为拥有天下的人依据十分取一的法则，从百姓那里征收以供国家使用，并借此治理各种事务。中国自从开放海禁，与各国通商，从道光二十二年中西订立条约开始，规定洋人各种货物进口纳税之后，就准许由华商贩运到各地过关，按照估价每两加税，不得超过若干分。当时当权者不知道中国的税额比起各国轻了四五倍、七八倍，所以这样订立条约。等到后来天下多事，征兵招募勇丁，才开始创立征收货物厘金的制度，借以供给军费。商人以贩运为生，如果贼匪没有平定，道路不通，销货必定迟缓，所以无不情意殷切地报效国家，而且所抽的厘金仍然加在所售货物的价格上，实际上是取自众人，积少成多，因此百姓没有怨恨，商人也无亏损。最兴盛的时候，总计全国每年收入不下二千万，现在虽然稍微减少，也有一千五百万，所以能够削平群寇，共同庆祝太平，都依赖这个啊。无奈厘卡委员有的办理不善，有的因为战乱时设卡过多，洋人于是抓住洋货免厘的说法，作为要挟，明显违背条约，想要破坏我国自主的权力。即使厘捐确实累赘商民，也必须等到国家用度稍微宽裕时自行酌情裁减，逐渐停止免除，绝不是局外人所能干预的。如今军务虽然平定，但防营尚不可撤除，田赋还未恢复原状，一切善后事宜尚须布置，就连制造轮船枪炮，都依靠厘金弥补，去掉它则一筹莫展，百事都松弛。而且华商因为躲避厘捐，争相购买税单，所以洋税因此兴旺，倘若厘捐停止，那么洋税必定多有偷漏，只有减少没有增加，这是自然的趋势。查考最初办理厘捐时，洋人的货物也在各子口征收税款，尚无异议。等到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新订立条约，才规定洋货土货愿意一次纳税可免除各口征收的，每百两征收银二两五钱，给予半税单作为凭证，无论运往何地，其他子口不得再征收。没有半税单的，逢关过卡，仍照例纳税抽厘。这是体恤洋商，格外施恩，比起华商获利更厚了。所以狡猾的华人，常常串通洋人，互相蒙蔽，有为华商领取半税单而收取费用的，有为洋商用洋船装运洋药等货物的，有为使用护照包送没有运照的土货的，弄虚作假，流弊滋生，洋税和厘金都受到困扰，而安分守己的华商不能获利，多依附洋人而变成奸商，反而不如裁撤厘金，倍增关税，那些贩运到其他口岸的仍然缴纳半税，那么洋人就无所借口，而华商不至于失望。况且查考洋人管辖的香港、澳门，没有征收厘税的先例，商贾多抵达这些地方以期待货物容易销售，免出税厘，所以香港、澳门的货物日益增多，中国各港口的生计日益清淡，招致国家的轻视，扩大洋岛的财源。又如广东的闱姓捐输，其款项很大，本来属于损害百姓、伤害风化，只是不能杜绝其弊端，遏制其流弊，而奸民于是迁往澳门，仍然开设厂局广泛收取，总计三年捐银五十万两，利益归于洋人，这就是所谓的为渊驱鱼，为丛驱爵。曾考察西方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者取四十为制度，最多的更有值百取百的，又有完全不取税的，大概是在轻重之中各自寓含自便的计策。就像烟酒，外洋征税极重，在中国开设洋酒店的需要缴纳规费领取牌照，而每年进口的吕宋烟、洋酒，数量很大，竟然充作伙食，一概不纳税，西方各国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尤其显得不公。现在应当重视

译制定新的章程，仿照各国的税则，对进口货物加征关税，并对烟酒、鸦片、虚费等物品征收重税，以显示公平合理。又如珠玉锦绣、珍玩等物，并非百姓日常生活饮食所必需，即使加倍征税，也不会损害贫民，也不会伤害富户，而且统计我国所缺乏的物品，就轻征关税以扩大来源；我国已有的物品，就重征关税以遏制其输入，权衡轻重，保护我国的商民。如果担心贸然更改会导致诸多冲突，那就等到条约期满换约之时，重新制定税则，据理力争，务必使其符合我们的范围才作罢。

译论商务洋务抉要

李东沅

大抵欧洲各国，把通商作为根本大法，把制造作为基本任务。这是因为他们在货物上征收赋税，并将军事力量寓于商业之中。在未通商之初，各国划定疆界各自防守，互不往来。如今则百货流通，各国商人云集。如果这个国家的财富任凭滔滔流去，而那个国家的利益不能源源而来，无法堵塞这漏财的漏洞，长久下去必将陷入困境。所以西方各国，凡是利益所在，都疯狂地追逐。而传教士不仅想要使中国人心归服，还充当洋商的侦探。查考英国进口货物的税收，比出口货物重一倍，而本国船只的吨税比其他国家稍低，以便利商家并畅通销路。只是每年核算各商人所获利润，大约取八十分之一，略像中国户部所赐的税赋。商人将宝星及其他表记刻在器物上，以此作为光荣。其年收入有定数，三百磅以下不征税。如果有关商务的事，必定让议政院的官员商议回复，务必求得妥协后才施行，并设立商务大臣专门管理此事。因此利益和权力独自掌握，日益达到富强。所有商埠重要区域，都设立公使和领事，停泊海军战船，用来资助保护并壮大声威。遇到事端，倚仗此作为挟制，或者请求开放口岸，或者勒令免除厘捐，贪求没有满足，一定要实现其最大欲望才停止。起初英国在印度等地租地开埠，志向在于通商。后来趁机并吞，倚靠作为外库，于是富强便冠绝欧洲。无奈中国商民固守故乡，缺乏远大的志向，寻求像洋人那样设立公司，筹集巨额款项跨洋贸易的人，到现在还很少。流出的款项日益增多，来源日益枯竭，私下担心日后百姓穷困、财用耗尽，补救非常困难。既然不能禁止通商，只有自行管理商务，核算出入与之抗衡，以期互相抵消而已。中国出口到海外的货物，以丝和茶为最大宗。现在印度等地都种植桑树和茶树，所产出的与中国相似，洋人都前往购买，所以近年来中国的货物未能畅销。以后如果连这也失去了，中国的利源不几乎枯竭了吗？应当命令地方官广泛劝勉农民在山谷闲地种植桑茶，勤勉加以经营管理。那缫丝制茶的方法尤其需要刻意推究，如果有胜过平常的，优厚地给予奖赏，务必使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农民不失去农时，那么输出的数量越多，价格就可以降低，酌情销售以广泛招徕，将不仅国家赋税可以增加，而民间财富也可以丰富了。况且中国东南各省多种棉花，西北广泛放牧牲畜，如果用机器来制造洋布、羽毛呢绒等物，那么一个劳动力可以抵上百个劳动力的力量，又节省往返运费，其价格比外洋便宜一倍，而获利丰厚一倍。有人怀疑用机器代替人工，恐怕侵夺小民的利益，不知道洋布呢羽本来出自外洋，不妨碍民业，仿效而实行，本意是为了分割他们的利权罢了。现在福建广东人在新加坡、旧金山等地经商的，不下八十万人，其中有的居住已经二百多年，有的归入英美等国籍，然而都奉大清朝的正朔，穿本朝的服饰，足以证明声威教化广布到最远的地方了。倘若朝廷也选派领事人员，显明地安抚，暗中资以控制，那么华人有依靠而不恐惧，筹划更加精工。凡是外洋的货物，我们华人自己经营运输；中国的货物，我们华人自己经营管理。扩大远大的图谋，独占利益的渊薮，那么洋人进口日益衰微，而华人出洋日益兴盛。将富国裕民的成效，可以确信而得到。所担心的是，意志没有洋人那样坚贞，财力不如洋人那样丰厚，偶尔有盈亏，就想改变计划。只依靠在上位者扼住利权，神奇地鼓舞。凡是中西可以共享的利益，思考如何筹划？中国自有的利益，思考如何扩大？西方人独占的利益，思考如何分割？扼住这三端，那么利权就可以恢复了。只是西方人多财善贾，利益所在，必定争着前往。如果华人也设立公司，制造商船，极力与他们争雄，讨好商人降低价格，拼着损失资本，势必彼此亏损，对大局没有益处。想要挽救这种弊端，必须开辟源头。按照国际公法记载，凡是长江内河，像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江，人人都可以开设船行，因为它们分属于各国。美国的密西西比江，帆船轮船的利益，土著独占，因为专属于一国。其他如巴西的亚马孙江，虽然发源于秘鲁，流入巴西，支流派别，兼注依瓜朵耳国、委内瑞拉国。因为贯通巴西，数千里之遥，过去有客人请求设立船行，而执政者拒绝。后来因为商旅萧条，于是废除以前的禁令，以广泛招徕，操纵的权力，仍然自己掌握，不假手于人。至于中国的长江，向西导源于岷山峨眉山，向东注入沧海，源远流长，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江，绝非巴西可比。现在长江二千多里，洋船往来，确实获得厚利，喧宾夺主，实在令人担忧。应当等到中西条约期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是西方人的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因竞争而递减的，酌情恢复原状，那么西方人不敢有异议。更在长江上下游之间，每天开行轮船以报告市价。这样，长江商船的利益，全部归中国独占利权。当权者难道没有意旨吗？为国为民，都在于此了。

论借款洋务抉要

李东沅

中国向来没有国债的名目

译有这种从泰西各国传来的制度。凡是兴建大型工程、军务重大事务，国家经费不足时，可以向民间借贷，动辄达千万之巨。有的每年只收取利息，有的分几年连本带利归还，其中隐含了藏富于民的道理。如果本国没有款项可借，就转而向外国借贷，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奇怪。中国自同治六年间，左宗棠因为西征需要军饷，开始借洋款，由上海银行经理，利息从八厘到一分五厘不等。将各海关的洋税拨作抵偿，分年还清本息。该银行将债券分售给中外商人，每股计银一百磅，每年支付利息八厘。况且在借款时，用英国的磅数折算中国的两数；在还款时，又用中国的两数折算英国的磅数，暗中存在折算差额，吃亏很多。经手的人大获厚利，实在是因为军饷紧急，在无可奈何之时，做出的万不得已之举罢了。考察英、法、德、美等大国借贷的利息，大多不超过五六厘；而土耳其、波斯等国，因为公债过重，利息过高，导致利权被别国挟持，国势逐渐变得贫弱。我国疆域广阔，矿产丰富，关税兴盛，远远胜过泰西各国，国库充盈而借贷较少，不必支付八厘的高利，就可以借到巨额款项。听说中国的股票债券，中外人士争相购买，十分难得其一，每股从九十五磅到九十八磅，涨至一百零四磅，被珍重收藏。由此看来，中国即使少付利息，仍然能够顺利筹款。从前筹借洋款，固然因为办理不善，利息过多；此后如果有急需，应向英国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协商，自然能达到妥善的结果。这两家银行专门管理各国借贷银钱的事务，素有名望，人们都信服，常能以微薄的利息借到巨额资金，其他地方的银行万万不能相比。而且听说洋人详细陈述此事，如果中国愿意借银一百万两，只需到汇丰、丽如等银行，说明借款数额、支付的利息，指明用哪几个口岸的关税偿还本息，分作多少期在多少年内付清等等。银行如果同意借款，收存契约，就会如数兑交银两。这是向来筹借洋款的做法。该银行如果确实富有款项可贷，那么这种办法尚属可行。无奈银行只能承担中介，并非真正的主人。中国既与银行议定，银行就凑集同意借款的数额，出具一万张百两券票，从一号编至万号，然后出售。买股的人于是察看借款事务的虚实，或买一张，或买百张。等到第一期还款到期，谁的银两先收，谁的银两后付，无法预先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券票的强弱没有定数，券票弱则本金恐怕短缺，人们想尽快偿还；券票强则利息按期支付，人们想长期借贷。于是创立抽签的方法，确定还债的日期，避免银行袒护的指责。这种办法虽然极其公平，然而持股多的人必定遭受本金破碎的累赘。确实因为是否能收回全部本金，或收回半数，不到抽签之日无从预知，断不能事先料理，收回本金再入股，分大为不便。倘若将来再筹借款，必须设法补救这个缺失，才容易通融。大凡向人借债，必须先将不便之事通盘筹算，稍有妨碍，势必增加利息，备受亏损。想要策划万全，有两种方法：一是立法借银，限定不变的年月，一次全部还清；二是按期归款，先在券内载明第一期归还，或第二、第三期归还，使债主能够早点料理。而且放债的人每喜欢听说某国借钱建造铁路、电报、开矿、治河等一切富国政策，因为出息大而券票强盛，不愿意出资做耗财之事，尤其厌恶借银用于用兵，将银钱变成火药弹丸，散于枪口，不再能返回，那么债主不但损失本金，还将违背诺言，值得深思啊。我国量入为出，本有常规。从前借债于外洋，不过是剜肉医疮，暂时缓解眉急，永远停止固然有益。即使偶尔急需，而其他款项可以竭力弥补，仍以不借为上。万一搜罗挖掘都穷尽了，财政大臣仰屋叹息，地方大臣束手无策，不得不采取这个下策，稍微救济眼前，尤其需要全局统筹，周详审慎，不必委托中国银行经手，辗转图利。必须先将从前的流弊一洗而空，以昭示大信。朝廷只需谕令驻英公使，直接向劳士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那么利息不过五六厘，可以筹到巨额款项。况且中国素来守信，洋人自必乐意听从。如果重给利息，不仅耗费钱财，反而让洋人怀疑中国难以清偿，诸事转多棘手了。

译商政筹洋刍议补录

薛福成

从前商鞅论述富强的时候，以耕战为要务；而西方人谋求富强，则以工商为先。耕战奠定其基础，工商扩大其效用。然而论及西方人致富的方法，没有工业不足以开辟商业的源头，那么工业又成为其基础，而商业成为其效用。近来英国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思，工商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程度居地球各国之首。各国跟随效仿，相继兴起争夺霸权，西方强盛的态势于是成为古代所未有的。在商务尚未兴起的时期，各国闭关治理，享受其土地之利而有余。等到天下都以此为务，倘若此国衰落彼国兴旺，那么此国的利益源源不断地流向彼国，彼国的利益不能源源不断地流来，没有长久而不贫困的道理。所以地球各国在当今竞相从事通商，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现在以各国商船来看，它们与中国每年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在二万万两银子上下，大约计算洋商所赚取的利润不少于三千万两，以十年计算则是三万万两，这都是中国的利益有去无回。难怪近日百姓穷困、财用枯竭，有岌岌可危、难以维持终日的态势了。那么为中国谋划的人，既然不能禁止各国通商，只有自行管理商务罢了。商务的兴起，关键有三：一是贩运的利益。自从各口岸通商，洋人用轮船运输中国货物，不仅独占中西交易的利益，而且夺取了内地贸易的利益。自从中国设立轮船招商局，洋商与我们竞争，起初降低价格以求取胜，后来因亏损而改变策略。他们占据我们利权的虽然还有十分之四，我们收回利权的已经不止十分之三。总计七八年间所得运费将近二千万两，虽然局中商息未见盈余，但利益少流入外洋的已有二千万两了。所担忧的是，一个局的管理主持不过数人，控制二十七处埠口之遥，精力已经难以顾及。又自从合并旗昌轮船公司之后，官本较多，万一稍有挫折，其形势难以图谋再举。事情在开始谋划时艰难是常理，而人执着于私利是常情。现在市场中，商旅并非没有亏损，但携带资本前往的人接踵而至，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想满足自己的私利。只有人人都想满足私利，才不损害公家的资金，而最终成为公家的大利。现在的计策，虽然难以使用分设多局、分散力量的方法，骤然分成几个局，将来如果必然有变通的形势，或许就用局中任职的商人，兼招殷实精明干练的人，他们的才力资本，使他们各自分管若干埠口，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问。此外商人有能租赁购置轮船一二艘，或十余艘，或数十艘的，都听任他们向官府报名，自行成立一个局。又恐怕商人间互相倾轧，就用大员督率以统一政令；恐怕商利不丰厚，就酌情拨出漕粮来弥补其匮乏。只要使商船逐渐增多，然后由中国口岸推广到东南洋各岛，再推广到西洋各国，经商之术日益精进，起初步西方人的后尘，最终必然能与西方人抗衡。其利益难道不广博吗？二是种植的利益。现在中国货物出口到国外的，以丝茶两项为大宗，而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国兴起争夺利益，种植桑茶，印度茶的品质几乎胜过中国，意大利出售丝的数量也几乎与中国相当。数年以来，中国货物停滞而不流通，统计外洋所用的丝茶出自各国的，几乎达到三分之二。如果连这些利源都被完全夺取，中国将凭什么自立？这是不能不急于整理的。整理的方法，应当命令郡县官吏劝勉百姓种植桑茶。因为种桑必须在高亢之地，而种茶常在深山幽谷之中，不像鸦片那样妨碍庄稼，在于考察土地适宜与否，善于倡导罢了。其缫丝的方法、制茶的方法，有能刻意讲求的人，应当激励劝勉并奖赏晋升。至于丝茶出口，十数年前以加税为中国的利益，现在各国兴起互相倾轧，一加税则价格必然昂贵，价格昂贵则运货的人必然离开中国而前往他国，而税额必然大为减少。西方各国往往对来自外国的货物征收重税，而减免本国货物的税收以畅通其销路。现在中国丝茶两项，虽然不必减税，也不宜加税。只要使土地没有闲置，那么生产的人日益丰富，而其价格日益低廉，即出口的货物日益增多，不仅对税务有裨益，也是为百姓兴利的一大端。三是制造的利益。英国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个工人可抵一百个工人的力量，所以工省价廉。虽然棉花必须从其他国家购买，但获利已经不可估量。每年从中国流出的货物价值，数千万两。中国海边多种棉花，如果购置机器纺花织布，既节省往返运费，其获利应当胜过洋人。然而中国虽然有此提议，而没有成效，为什么呢？创造一事人情大多怀疑，阻止其才能足以办理此事的人，苦于资本难以聚集，而一二富商又因为不是平时所熟悉而不做这件大事，所以全部归于洋人。我私下认为在开始之际，有能招集商股自行成立公司的，应当考察其才能而授予事权，考核其成效而给予优厚奖赏。创办三年之内，酌情减免税额以示招徕，商民知

译如果有利益可以获取，人们就会争相奔赴。等到事情逐渐熟练，利益逐渐兴盛，再重新制定税收章程，那么对国家财政必定有所裨益。推广到织造毡子、绒毯、呢绒、羽毛制品等行业，没有不是这样的。用机器来代替人工劳作，人们担心这会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但是洋布以及毡、绒、呢、羽等物品，本来就不是中国生产的，中国多生产一分货物，外国就少获得一分利益，而我们的百姓就能多获得一分劳动所得。夺取外国的利益来滋润我们的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由此可知，中国在商业政策上，对于双方可以共同获得的利益，就顺势分享；对于中国原本就有的利益，就顺势扩大；对于外国独占的利益，就顺势夺取。这三个要点一旦掌握，中国的富强就可以期待。中国富强之后，各项事务就可以依次兴办，像这样还受制于敌人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