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本论条法篇第十四
务本论条法篇第十四
徐鼒
鼒曰：“继之以抑奇巧。何？夫厌故而喜新者，人情也；而好贵而恶贱者，亦人情也。洋布之易朽败，羽毛大呢之易蠹蚀，不逮吾中国布帛之坚久也；而人争衣之者，厌故而喜新也。黑色之耐污涴，不似朱绿之易败也；而人少衣之，好贵而恶贱也。今欲禁苏杭之花绣、夷舶之洋货，其势既不可行，且行之而人人以为奇巧难得之物，或什伯其价以求售，是禁之而适以张之也。法在因民好恶之情而抑之：庶民以下至人役者，得衣洋布、羽毛大呢之属；生监以上则罪之。匹妇以下至为人役者，得衣洋货花绣及一切艳冶之色；命妇以上则罪其夫。夫人之衣奇巧者，欲自炫也。今不足自炫其豪，而反以自炫其贱，非特士大夫羞之，即倡优隶卒亦何乐以章身之具为标识之旗哉？如此则苏杭之花绣、夷舶之洋货不禁而自不行，而吾中国布帛之物贵矣，蚕桑之利兴矣。无骤更法令之苦，而有潜移风俗之权，则条其法者之微意也。”
杵臼经并序
翁广平
易》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后之人易之以石，仍以木为杵，以手舂。我乡烧土为臼，以为杵，以足舂。夫杵臼所以成米也，成米不独杵臼也，而曰杵臼者，犹之陆鲁望之序田器而曰耒耜也。因仿其意，作《杵臼经》。凡贮米之所曰栈，栈之中有砻坊，有碓坊。砻以脱米甲，俗名砻糠；碓以杵臼去米糠也。砻以木为之，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大者断九寸之木，数十缚以竹而两之，广八尺，下者为雄砻，上者为雌砻。雄砻中立铁茎八寸，雌砻中空尺有二寸，中贯坚木，木中凿一窍，以铁垫窍底，以当雄砻之茎。傍以坚木为砻耳，以木之歧者为砻枋，歧处小，以八尺之柚中空之上，束以无底之筥，以受谷。枋之首缀以径寸之铁，以贯耳，然后执其柚而旋转之，而米甲脱矣。其小者杀大者三之二，制与大者同。大者五六人执之，其力齐，米不损；小者一人执之，力不均则米损。米既脱甲，而米与甲尚杂也，且尚有谷也。分之者有风车，风车以木为之，有四足，前二足长五尺，后二足长六尺，有六寸。前束板为方箱形，四方从各三尺，横二尺而空其前句。后束板为圆形，径四尺有八寸，与方箱通。圆之中设机如车轮，屈铁为枋，着于机而穿于左后足方之上，有缝以楗木启闭之。架无底之斗以受米，下有漏斗以泻米，旋其枋而风发，启其楗，米谷自漏斗泻而甲随风去也。甲既去，而米与谷未分也。分之者曰筛，筛以竹为之，析竹编如布，而疏其孔以漏米。破大竹环为边，广五尺，横以木而悬于梁，以簸荡之，而米谷分矣。去糠者有杵臼，臼烧土而成，形如实，五斗而嬴，曰臼。杵以木为之，曰臼。臼有四足，以六尺有六寸之屈木析为二，如两股相背，连以二楗，相去尺有六寸，斜立为前足。前足之后立尺有八寸为后足，股上立两柱，三尺有五寸。人长七尺而柱半之，故三尺有五寸也。上横尺有二寸，以为式股之后，以三尺有三寸之板平之，着于柱。柱与板之凹，以坚木为两枢，以坚木为尺有六寸之机，以联之。机贯于踏板之中，臼夹于两股之前，踏板夹于两股之中，长六尺有六寸。前半三尺有三寸，上于臼句前之端，句下垂尺有六寸，是为杵。杵之端裹以铁，重三十有二两。曰臼嘴，上镇以石，曰臼脑，重三十斤。增之一斤则损米，减之一斤则不去糠也。杵入于臼，臼中有小板三面隔米而夹杵，曰撩。后半三尺有三寸，与平板平。舂者一足立平板，一足踏于后之端，以起石而舂之，而糠去矣。糠既去，而糠与米尚杂也。分之者曰簸匾。簸匾之制与筛同而小三之二，以两手簸荡之，而糠与米分矣。米之碎者曰粞，仍与糠尚杂也，则非风车不能分也。如是而米可以食矣。若夫蒸米以为冬舂者，则有甑。甑以木为之，实一石而缩。甑上于扬沸汤，以热米。甑中气上升而米热矣。若米百石，则以十石蒸之，而杂其中。或贮于仓，或贮于囤。仓围以笆
译务本论条法篇第十四
徐鼒
徐鼒说：“接着要抑制奇异精巧之物。为什么呢？厌恶旧物而喜欢新物，这是人之常情；喜好贵重而厌恶低贱，也是人之常情。洋布容易朽坏，羽毛大呢容易虫蛀腐蚀，比不上我国布帛的坚固耐久；然而人们争相穿着，是因为厌恶旧物而喜欢新物。黑色耐脏，不像朱红绿色那样容易褪色；然而人们很少穿黑色，是因为喜好贵重而厌恶低贱。现在想要禁止苏州、杭州的花绣和外国船只带来的洋货，这种势头既然不可行，而且即使实行了，人们也会认为这些是奇异精巧难得的宝物，或许会抬高十倍百倍的价格来求售，这样禁止反而恰好助长了它。办法在于顺应民众好恶的情感来抑制它：平民以下直到做仆役的人，允许穿洋布、羽毛大呢之类；生员、监生以上则治罪。普通妇女以下直到做仆役的人，允许穿洋货花绣以及一切艳丽之色；命妇以上则治其丈夫的罪。人们穿奇异精巧之物，是为了自我炫耀。现在不足以炫耀其豪奢，反而用来炫耀其低贱，不仅士大夫以此为羞，即使是倡优隶卒，又怎么会乐意把彰显身体的器具当作标识的旗帜呢？这样那么苏州、杭州的花绣、外国船只的洋货不禁止也会自然不行，而我国布帛之物就贵重了，蚕桑的利益就兴起了。没有突然更改法令的痛苦，却有潜移默化改变风俗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令者的深意。”
杵臼经并序
翁广平
《易经》说：“砍断木头做杵，挖掘土地做臼，臼杵的便利，万民得以济助。”后来的人用石头代替臼，仍然用木头做杵，用手舂米。我的家乡烧土做臼，用土做杵，用脚舂米。杵臼是用来做成米的，做成米不仅仅靠杵臼，但称之为杵臼，就像陆鲁望序田器而称为耒耜一样。因此仿照他的意思，作《杵臼经》。凡是储存米的地方叫栈，栈中有砻坊，有碓坊。砻用来脱去米的谷壳，俗名砻糠；碓用杵臼去除米的糠皮。砻用木头制作，有大的，有小的。大的截断九寸的木头，几十根用竹子捆绑并排，宽八尺，下面的是雄砻，上面的是雌砻。雄砻中间立着八寸的铁茎，雌砻中间空出一尺二寸，中间贯穿坚硬的木头，木头中间凿一个孔，用铁垫在孔底，以对应雄砻的茎。旁边用坚硬的木头做砻耳，用分叉的木头做砻枋，分叉处较小，用八尺的柚木中空的上部，套上无底的竹筐，以接受谷物。枋的末端系着直径一寸的铁，以贯穿耳部，然后握住柚木旋转，米的谷壳就脱去了。小的比大的减少三分之二，制作与大的相同。大的需要五六个人拿着，力量均匀，米不损坏；小的一人拿着，力量不均匀则米会损坏。米脱去谷壳后，米和谷壳还混杂，而且还有谷物。分离它们的是风车，风车用木头制作，有四个脚，前两个脚长五尺，后两个脚长六尺六寸。前面绑板做成方形箱子形状，四方纵向各三尺，横向二尺而前面开口。后面绑板做成圆形，直径四尺八寸，与方形箱子相通。圆形中间设置机括像车轮，弯曲铁条做枋，附着在机括上并穿过左后脚方形的上面，有缝隙用木栓启闭。架上无底的斗以接受米，下面有漏斗以泻米，旋转枋而风发出，启开木栓，米和谷物从漏斗泻下而谷壳随风而去。谷壳去除后，米和谷物还未分开。分离它们的是筛，筛用竹子制作，劈开竹子编得像布一样，而疏其孔以漏米。劈开大竹环做边，宽五尺，横放木头而悬挂在梁上，以簸荡，米和谷物就分开了。去除糠皮的是杵臼，臼烧土而成，形状像实物，五斗有余，叫臼。杵用木头制作，叫杵。臼有四个脚，用六尺六寸的弯曲木头劈成两半，像两股相背，连接两个木栓，相距一尺六寸，斜立为前脚。前脚后面立一尺八寸为后脚，股上立两根柱子，三尺五寸。人高七尺而柱子是其一半，所以三尺五寸。上面横放一尺二寸，作为式股之后，用三尺三寸的板平放，附着在柱子上。柱子与板的凹陷处，用坚硬的木头做两个枢轴，用坚硬的木头做一尺六寸的机括，以连接它们。机括贯穿在踏板的中间，臼夹在两股之前，踏板夹在两股之中，长六尺六寸。前半部分三尺三寸，高于臼句前端的末端，句下垂一尺六寸，这就是杵。杵的末端包裹着铁，重三十二两。叫臼嘴，上面镇压着石头，叫臼脑，重三十斤。增加一斤则损坏米，减少一斤则不去除糠皮。杵进入臼中，臼中有小板三面隔开米而夹住杵，叫撩。后半部分三尺三寸，与平板平齐。舂米的人一只脚立在平板上，一只脚踏在后面的末端，以抬起石头而舂米，糠皮就去除了。糠皮去除后，糠皮和米还混杂。分离它们的是簸匾。簸匾的制作与筛相同而小三分之二，用两手簸荡，糠皮和米就分开了。米碎的叫粞，仍然与糠皮混杂，那么非风车不能分开。这样米就可以食用了。至于蒸米以便冬天舂米，则有甑。甑用木头制作，装一石而收缩。甑放在扬沸的汤上，以加热米。甑中热气上升而米热了。如果米有百石，那么用十石蒸之，而混杂其中。或者储存在仓中，或者储存在囤中。仓用笆围起来
帘，衬以芦蓆，或以篾织如蓆曰栈条而围之，或稻草而围之，覆以稻草。与米甲百日后，气上升而色变为浅绦也，香则变为沉檀也，味则变为甘美也。如是而冬舂成矣。冬舂者，言冬日舂之，故名冬舂也。其他器用，如盛米而倾于臼者曰踔，恐臼米溢而阻之者曰拨，米棒验仓囤之米色者曰样筒，量米者曰升，曰斗，曰斛。运米者曰笆斗，曰三笆，曰栲栳句▯▯孛从俗字篮，所以凉米也。脚袱篾织者曰囤底，所以晒米也。华俗作搬曰翻扒，所以翻米也。叉袋所以囊米也。至于扫米之帚，畚米之箕，平米之攩，看米之团匾，其类不可悉数也。其大者略备于斯焉。
译帘子，内衬芦苇席，或者用竹篾编织成席状的栈条围起来，或者用稻草围起来，上面覆盖稻草。与米缸放置一百天后，热气上升，颜色变为浅褐色，香气变为沉香和檀香，味道变为甘甜美好。这样冬舂米就做好了。冬舂，是说在冬天舂米，所以名叫冬舂。其他的器具，用来盛米并倒入臼中的叫踔，防止臼中米溢出而阻挡的叫拨，用来检验仓囤中米色的米棒叫样筒，量米的叫升、叫斗、叫斛。运米的叫笆斗、叫三笆、叫栲栳（即俗字篮），用来凉米的。用竹篾编织的脚袱叫囤底，用来晒米的。华俗把搬运叫翻扒，用来翻米的。叉袋用来装米的。至于扫米的扫帚、盛米的簸箕、平整米的攩、查看米的团匾，这类器具不可一一列举。大的器具在这里大致列举了。
稽旱潦议
冯桂芬
曷言乎绘图以稽旱潦也？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费之目。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纵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前议绘图之法，所谓石柱，即今水则碑之制。吴江垂虹亭有水则碑二，并不布各乡，又无比较之率，则其用仅与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验石柱披地图，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坐广厦细旃之上，固已了然于胸中。舟舆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乡而四乡可知。脱有不合，则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尚何前弊之有？
劝树桑议
冯桂芬
西北稻田之利，前议详矣。顾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简至易之事，则蚕桑是。西北诸省，千百里弥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弃之，其可惜有倍甚于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后圃有桑数株，岁饲蚕数簇，缫丝与南中无二。盖西北地脉深厚，外燥而内润，故梨桃蔬之属转胜于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弃地多矣。天下事本难于创始，蚩蚩者尤甚。十年树木，利在日后，而费在目前。吾吴西郊山地，亩值钱数百，桑园亩值钱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尽为桑园者，亦以人情狃于近利，劙地栽桑，必三五年无利有费之故。东南犹尔，况西北乎？劝种之法，宜官为倡导，令编检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发帑买地种桑，募其乡善饲蚕者为之师，雇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后，招土着承买，归其帑，永为世业。民闲有能仿行者，呈明给照，永不许王公府八旗争夺，并永不加赋，使安其业。十年之后，桑阴满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夫经传所言蚕桑之利，未尝及吴越。郭子章《蚕论》云：“七月爰求柔桑，则豳可蚕；将仲子无折我树桑，则郑可蚕；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则卫可蚕；十亩桑者闲闲兮，则晋可蚕；皇矣其其柘桑柔菀，彼柔桑，则周可蚕；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桑土既蚕，青州厥篚丝，徐州厥篚元纤缟，扬州厥篚织贝，则齐鲁可蚕；荆州厥篚元纁玑组，豫州厥贡漆枲絺紵，厥篚纤纩，则楚可蚕；孟子树墙下以桑，则齐梁可蚕；蚕丛都蜀，教民蚕桑，则蜀可蚕。”不知何时利独归于吴越，视宜稻七州之仅存荆扬，殆又甚焉。作而致之，其有待于大贤乎？又宋秦观《蚕书》云：“戎治唐史载，于阗蚕蛾飞尽，治茧可为丝，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胜计。”是亦当留意访求者。
论治旱易言
李东沅
天灾流行，何国蔑有？然事后而始图补救，何如事前而预切绸缪？况事关国计民生，当轴者尤宜先务之急乎？今西北各省叠遘旱荒，东南复多水患，若不专心农政，设偏灾偶至，何以御之？今陈末议三条，请备详择：一曰开沟洫，次曰用水粪，次曰补种树。分言之，则各有所宜；并务之，则备收其益。其开沟洫若何？昔禹平水土，尽力沟洫，稷因得施稼穑之功，三代因之，即遇天灾，未闻赤地千里者，皆沟洫之力居多。迨秦废井田，开阡陌，沟洫之制荡然无存，其后水旱始有连及数郡者。自汉以来，循吏辈出，代不乏人，深知井田古法，断不能复，惟有详察水道，浚源导流，疏渠设闸，专事蓄泄，俾资灌溉，遇有旱涝，不忧荒歉，此郑白等渠之所以利赖无穷也。雍正时，怡贤亲王与众大臣等大开畿辅水田，渐欲推行于直隶与西北各省，惜功未竟耳。然畿辅水田至今民犹赖之，可见水利之兴，无地不宜。若各省大吏能于有水之地尽开水道，而于无水之田复讲求沟洫遗法，令民于每年农隙之时疏通水道，深浚沟洫，则大水可免淹没之虞，亢旱可无干熯之患。其事甚易，其功甚多，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之。至如平旷之区，可仿泰西风车之法，以代人力之劳，遇旱则掘深井以风力汲水灌溉田畴，遇潦则开水道以风力戽水导注江海，工程既省，昼夜弗辍，尚何偏灾之足患乎？其用水粪又
译考察旱涝的议论
冯桂芬
为什么说绘图可以考察旱涝呢？州县一遇到水旱灾害，吏胥就有注记荒田费用的名目。有费用就是荒年，无费用就是丰年。官员即使亲临乡村，亲自勘察，四下张望也茫然无措，指挥指示，完全听任吏胥摆布，虽然勘察了也等于没勘察。先前议论绘图的方法，所说的石柱，就是现在水则碑的制度。吴江垂虹亭有两块水则碑，并没有分布在各个乡村，又没有比较的比率，那么它的作用仅仅与石步相当，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益处？只有实行四角立柱的方法，查验石柱对照地图，今天不下雨，那么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干旱；明天又不下雨，那么又有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干旱。水位增加一寸，那么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淹没；水位又增加一寸，那么又有多少幅地图所示区域将淹没。坐在宽敞的房屋铺着细毡的座位上，本来就已经在心里清清楚楚。船车既已出发，勘察一处水情而百处水情可知，勘察一个乡村而四个乡村可知。如果有不符合的情况，那一定是高地阻隔，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缮疏浚，哪里还有以前的弊端呢？
劝种桑树的议论
冯桂芬
西北稻田的利益，前文已经详细议论了。但是治理农田应当先治理水患，重大的事情不容易实行。还有极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就是养蚕种桑。西北各省，千百里之内满眼都是平坦的草木，没有不适宜种桑树的，全部弃置不用，其可惜的程度比田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前我侍奉先母在京城的住所，后园有几株桑树，每年饲养几簇蚕，缫出的丝与南方没有两样。大概西北地脉深厚，外面干燥而内部湿润，所以梨桃蔬菜之类反而胜过南方。桑树的习性也是这样，就知道西北的荒地很多了。天下的事情本来难以开创，愚昧的人尤其如此。十年树木，利益在日后，而费用在目前。我们吴地西郊的山地，每亩值几百钱，桑园每亩值三十千钱，然而不能把山地全部变成桑园的原因，也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眼前的利益，开垦土地种植桑树，必定三五年没有利益只有费用的缘故。东南地区尚且如此，何况西北地区呢？劝种的方法，应当由官府倡导，命令编检部曹中的嘉湖人携带家眷来到城外，发放国库资金购买土地种植桑树，招募他们家乡善于养蚕的人作为师傅，雇佣本地人学习他们的技术。五年之后，招募当地人承买，归还国库资金，永远作为世业。民间有能够仿行的，呈报明白发给执照，永远不允许王公府八旗争夺，并且永远不加赋税，使他们安心从事这个职业。十年之后，桑树的荫蔽将充满京城地区了。靠近京城不太寒冷的省份，都仿照这样做。经典传记中所说的蚕桑利益，未曾提及吴越。郭子章《蚕论》说：“七月爰求柔桑，那么豳地可以养蚕；将仲子无折我树桑，那么郑地可以养蚕；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那么卫地可以养蚕；十亩桑者闲闲兮，那么晋地可以养蚕；皇矣其其柘桑柔菀，那柔桑，那么周地可以养蚕；兖州厥贡漆丝，厥篚装织文；桑土既蚕，青州厥篚装丝，徐州厥篚装元纤缟，扬州厥篚装织贝，那么齐鲁可以养蚕；荆州厥篚装元纁玑组，豫州厥贡漆麻细布，厥篚装细棉絮，那么楚地可以养蚕；孟子树墙下以桑，那么齐梁可以养蚕；蚕丛都蜀，教民蚕桑，那么蜀地可以养蚕。”不知道什么时候利益唯独归于吴越，看待适宜种稻的七州仅仅剩下荆州扬州，大概又严重于此。兴起并实现它，大概有待于大贤人吧？又宋代秦观《蚕书》说：“《戎治唐史》记载，于阗蚕蛾飞尽，治理茧可以成为丝，如果得到它的方法，所保全的生命不可胜计。”这也是应当留意访求的。
论治理旱灾容易说的言论
李东沅
天灾流行，哪个国家没有？然而事后才开始图谋补救，哪里比得上事前预先周密筹划？况且事情关系到国家生计和百姓生活，当权者尤其应当作为急务呢？现在西北各省接连遭遇旱灾荒年，东南又多有水患，如果不专心于农业政务，假如偏灾偶然到来，拿什么抵御它？现在陈述三条末议，请详细选择：一是开沟洫，二是用水粪，三是补种树。分开来说，各自有适宜的地方；一起从事，则能完备地收获其利益。那开沟洫怎么做呢？从前大禹平定水土，尽力开凿沟洫，后稷因此得以施展稼穑的功效，夏商周三代沿袭它，即使遇到天灾，也没听说赤地千里的，都是沟洫的力量居多。等到秦国废除井田制，开辟田间小路，沟洫的制度荡然无存，其后水旱灾害才开始有连及数郡的。自汉代以来，循吏辈出，代代不乏其人，深知井田古法，断然不能恢复，只有详细考察水道，疏通源头引导水流，开渠设闸，专门从事蓄水和泄水，以便提供灌溉，遇到旱涝，不担忧荒歉，这就是郑国渠白渠等之所以利益无穷的原因。雍正年间，怡贤亲王与众大臣等大力开垦京城附近的水田，逐渐想要推行到直隶与西北各省，可惜工程没有完成罢了。然而京城附近的水田至今百姓还依赖它，可见水利的兴办，没有地方不适宜。如果各省大吏能在有水的地方全部开凿水道，而在无水的田地又讲求沟洫的遗法，让百姓在每年农闲之时疏通水道，深挖沟洫，那么大水可以免除淹没的忧患，大旱可以没有干枯的祸患。这件事很容易，功效很多，这不需要智者而后才知道。至于平坦空旷的地区，可以仿照泰西风车的方法，来代替人力的劳作，遇到干旱则挖掘深井用风力汲水灌溉田地，遇到涝灾则开水道用风力戽水引导注入江海，工程既节省，昼夜不停，哪里还有偏灾值得担忧呢？那用水粪又
若何？查此法盛于东洋，余闻之东瀛游客曰：「东洋种麦独有妙诀，其农人暇时均于村庄预备粪池，修砌坚固，不使稍有渗漏，所有人畜粪溺一切垢秽之水倾注其中，以备粪田之用。其田陇广狭皆同一式，开沟深约寸许，及期种麦，农夫播种已毕，将水粪运往田间，用长柄巨杓挨次浇灌陇沟，俾得停蓄潜滋土脉，此后天纵不雨，麦亦萌芽。迨麦苗出至二三寸高，如前浇」。灌一次，吐秀时复浇一次，结实时更浇一次，由是农乃登。麦东洋麦田所以无患天旱者，大率恃此。至于分秧种稻，必赖甘霖，与中华无异。惟田家互积水粪，利益多端。凡疠疾之兴，由秽气中人所致。果能将污物尽投郊外，则城市中俱得清气，调摄以时，疫症何由而作？此有益于居民者也。盛暑之时，污水不蓄于街衢，自不至臭秽载途，行人触鼻而痧疹可免。此又有益于行人者也。且凶年饥岁，仓庾空虚，生民乏食，若用水粪多种宿麦、麰麦，以备不虞，即使亢旱频年，或不至民无粒食。此东洋所以有不惧三年旱之说也。今西北各省宜于种麦，无如屡逢亢旱，民无盖藏，亟须思患预防，筹之于早，则水粪之法，非当采用者乎？其种树之法又若何？西人谓成顷之田，四围须多种树。盖树之发荣自下而上，其所以发荣者资乎土脉，而土脉之所以能培养树木者，以其有水气耳。树根入土，不啻用竹管插地上，施巧力可使水由本达末，暗长潜滋。其地势平衍、去水较远之田，既无时雨沾濡，复乏桔槔灌溉，惟有树以吸水，则枝叶固茂，且阴森之气又浸淫而生。水自上而下归于地中，土脉愈润，上下呼吸长养不穷，虽值旱干，犹不至于速槁。倘忽然得雨，将前此未尽之水气合后来之雨泽，接续滋荣，尤为神速。若无树之田，水口较遥，不能平地引入，即时雨偶降，而水性就下，苗根入土不过数寸之多，水已入地尺余，吸引无资，涸可立待。故古者井田之法，必于两旁种桑，一以养春蚕，一以卫五谷也。乃后人习而不察，罔知种树，徒事西畴，反不若西人之即物以穷理矣。在上者果能广为劝谕，令民于畎亩之旁，有树者增益之，无树者补种之，将雨泽虽或愆期不可恃，而仍若可恃耳。夫种树之义，似乎创自西人，实仍师乎古制，亦何乐而弗为哉？故曰与其遇患而始图补救，何如未事而预切绸缪？谨献刍言，未始非千虑一得之助也。
译怎么样？查考这种方法在东洋盛行，我从东洋游客那里听说：“东洋种小麦有独特的秘诀，那里的农民在闲暇时都在村庄里预备粪池，修砌得坚固，不让有一点渗漏，所有人畜粪便和一切污秽的水都倾注其中，以备施肥之用。他们的田垄宽窄都采用同一种样式，开沟深度约一寸左右，到了播种期种麦，农夫播种完毕后，将水粪运到田间，用长柄大勺依次浇灌垄沟，使得水粪停蓄并暗中滋润土壤，此后即使上天不降雨，麦子也能发芽。等到麦苗长出二三寸高时，像以前那样再浇灌一次，抽穗时再浇灌一次，结实时再浇灌一次，因此农业丰收。东洋麦田之所以没有旱灾的忧患，大概都依靠这个。至于分秧种稻，必须依赖甘霖，与中国没有不同。只是农家互相积蓄水粪，好处很多。凡是瘟疫的发生，都是由秽气侵入人体所致。如果真能将污物全部投到郊外，那么城市中都能得到清气，按时调养身体，疫病怎么会发作？这对居民是有利的。盛夏之时，污水不积蓄在街道上，自然不至于臭气熏天，行人闻到也不会得痧疹。这对行人也是有利的。而且在荒年饥岁，粮仓空虚，百姓缺乏食物，如果用水粪多种冬小麦、春小麦，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大旱连年，或许不至于让百姓没有粮食吃。这就是东洋之所以有不怕三年大旱的说法的原因。现在西北各省适宜种麦，无奈屡次遭遇大旱，百姓没有积蓄，急需防患于未然，早做筹划，那么水粪之法，难道不应当采用吗？种树的方法又怎么样？西方人说百亩的田地，四周必须多种树。因为树木的繁荣是从下往上，它之所以能繁荣是依靠土壤，而土壤之所以能培养树木，是因为有水气。树根入土，不亚于用竹管插在地上，施加巧力可以使水从根本到达末梢，暗中生长滋润。那些地势平坦、离水源较远的田地，既没有及时雨的滋润，又缺乏桔槔灌溉，只有靠树来吸水，那么枝叶固然茂盛，而且阴凉湿润的气息又逐渐产生。水从上往下回归地中，土壤更加湿润，上下呼吸生长养育无穷，即使遇到干旱，也不至于迅速枯死。倘若忽然下雨，将以前未尽的水气与后来的雨水结合，接续滋润繁荣，尤其迅速。如果没有树的田地，水源较远，不能从平地引入，即使及时雨偶尔降下，而水往低处流，苗根入土不过几寸深，水已经渗入地下一尺多，没有吸引水分的凭借，干涸可以立刻等待。所以古代井田的制度，一定在两旁种桑树，一来是为了养春蚕，二来是为了保护五谷。后来的人习以为常而不察觉，不知道种树，只从事耕作，反而不如西方人通过事物来穷究道理了。在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广泛劝告，让百姓在田埂旁边，有树的增加，没树的补种，那么雨水即使有时失期不可依赖，但仍然好像可以依赖一样。种树的道理，似乎首创于西方人，实际上仍然是师法古代制度，又有什么快乐而不做的呢？所以说与其遇到祸患才开始图谋补救，何如事情未发生时就预先周密筹划？恭敬地献上浅陋的意见，未尝不是千虑一得的帮助。
广种桑棉，兼教纺织情形疏。道光二十年。
贺长龄
窃本年春间，臣奏试种桑棉事宜，钦奉朱批：“实力劝导，不可中辍，勉之。”钦此。臣惟桑棉为衣被之大利，而黔省向不多种者，一则土棉之种不佳，但能织成粗布，惟安顺、兴义、黎平三府及贵阳府属之定番州闲或有之。若细白布则皆贩自他省，路远价昂，故民闲谋衣艰于谋食。一则种植未能如法，以致木棉或花而不实，桑条虽长而不茂，辄谓土地不宜，因而畏难中阻。臣自抚黔以来，目击贫民蓝缕情形，常以此为地方一大缺陷。惟粮储道任树森在黔年久，熟悉风土人情，又肯讲求农桑之事，因委该道专心督办。方种桑之始，黔省皆系插条，而蟠根不坚，枝叶未能畅茂。该道因于省城附近之处治地两区，令以椹子试种，颇觉根固枝繁，易于长发。计十七年至今，共成活三万余株。贵阳府亦于署后隙地栽活二万余株，均陆续令民移种于宅畔山边，以普其利。此外，于石阡、思南等府各种活二万株、一万株不等。惟绥阳县自四川移来桑秧六万余株，均经栽植成活，办理尤善。今将种法通饬各属，需以岁月，桑多蚕事可兴矣。该道又以土棉之种不佳，因于楚、豫两省购回棉子，散给各属，择其地之相宜者教民栽种，并于附郭地方雇人种植数亩，教以按候锄治之法。数年以来，开花结实，与楚、豫等省无异，可破向来土地不宜之说。若他处实有未宜者，仍令自种土棉，以尽地利。并据贵阳、安顺、遵义等府及各厅州县具报，棉花收成虽多寡不齐，而所收之种既有留遗，即可渐次推广矣。该道又督饬贵阳府贵筑县于省城南门外设局，雇匠教民纺织，并令及幼堂之幼童一体学习，俾将来餬口有资。其尚节堂之嫠妇，则另延女师教之。该道又不时亲往稽查，现在织成之布较之贩自客商者价贱而易售，小民趋利若骛，省城纺绩者已不下数百家各属亦闻风兴起，而惟思南府及所属安化、婺川两县劝办最为踊跃，可见地方无不可兴之利，但须实力行之耳。臣惟有督同两司暨该道任树森，谆饬各属悉心经理，务使民鲜游惰，利溥蚕桑，以仰副圣主念边氓训饬殷肫之至意。
劝民蚕桑诗说序
管同
古之时，男耕而女织。天下有不耕之男，而天下无不织之女。咏于诗，着于礼，见于左氏《国语》敬姜之论。至于今可考而知也。织则必蚕，其蚕也，自王后、诸侯夫人皆有亲蚕之事。蚕则必桑，其桑也，则凡五亩之宅无不树之。而宅不毛者有里布。盖古者男自农夫而外，贵则为天子、诸侯、大夫、列士，贱则为百工商贾与庶人之在官者，彼皆有事而不能耕。而妇女则虽后妃之尊，不与外事，舍蚕织固无所为，而况于民间之卑贱乎？圣王在上，所以裕民衣食者，教之以自力，杜之以外求，率之以躬行，严之以法制，绝其饥寒而杜其淫惰。世之所以家给人足而风俗贞者，由此其致也。自战国以后，井田堕坏，而树桑之制随之。不桑则不蚕，不蚕则不织。由是机杼别为一工，而妇织移于男子。士庶之家，布帛必购于市肆，而富贵者披绮罗、曳绵绣，亦无一取诸宫中也。夫如是，民安得而不穷？俗安得而不敝哉？而论者不深维其本末，或曰：“蚕桑宜东南，不宜西北。”是大不然。《禹贡》言青州桑土既蚕，太史公曰：“齐鲁千亩桑，其人与千户侯等。”是以齐织冰纨，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今则青齐惟产茧布，其一切纨绮之属皆由吴越而来，而丝缕不能自办也。若是者，可谓地利之有殊与？可谓东南宜而西北否与？亦民之勤惰不同，而世之居官者未尝明以导之也。襄阳太守周公劝民事蚕桑，着为诗说，其考据经史，以为九州之地无不宜蚕桑，示之以种植之方，告之以饲养之法。治襄数年，而民以殷富。如公者，可谓今之循吏也已。窃尝论之，古之时，上为民谋，而后世听民之自谋。夫为谋则不得不去逸而就劳，自谋则往往舍勤而趋惰。贫富之不同，实由于此。抑又有说焉，古者农桑并重，桑则公之诗说备矣。以
译广泛种植桑树和棉花，并兼教纺织情况的奏疏。道光二十年。
贺长龄
臣私下认为，今年春季，臣曾上奏试种桑棉的事宜，恭敬地奉到皇帝朱批：“要实实在在地劝导，不可中途停止，努力去做。”钦此。臣认为，桑树和棉花是穿衣盖被的大利所在，而贵州省向来不多种植的原因，一是本地棉花的种子不好，只能织成粗布，只有安顺、兴义、黎平三府以及贵阳府所属的定番州偶尔有细白布。至于细白布则都是从其他省份贩运而来，路途遥远价格昂贵，所以民间谋求穿衣比谋求食物更难。二是种植方法不得当，导致棉花有的只开花不结果，桑条虽然长但不茂盛，于是就说土地不适合种植，因而畏难而中途停止。臣自从担任贵州巡抚以来，亲眼目睹贫民衣衫褴褛的情形，常将此视为地方的一大缺陷。只有粮储道任树森在贵州任职多年，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又肯钻研农桑之事，因此委派该道专心督办。刚开始种桑时，贵州全省都是插枝，但根系不牢固，枝叶不能茂盛生长。该道于是在省城附近的地方整治了两块田地，命令用桑籽试种，发现根系稳固枝叶繁茂，容易生长。计算从十七年至今，总共成活三万多株。贵阳府也在官署后的空地上栽活了两万多株，都陆续命令百姓移植到住宅旁和山边，以普及其利益。此外，在石阡、思南等府各种活两万株、一万株不等。只有绥阳县从四川移来桑秧六万多株，都经过栽植成活，办理得尤其好。现在将种植方法通令各属执行，需要花费时间，桑树多了养蚕的事就可以兴起了。该道又因为本地棉花种子不好，于是从湖北、河南两省购回棉籽，分发给各属，选择土地适宜的地方教百姓栽种，并在靠近府城的地方雇人种植几亩，教他们按节气锄治的方法。几年来，开花结果，与湖北、河南等省没有区别，可以破除向来土地不适合种植的说法。如果其他地方确实有不适合的，仍让他们自种本地棉花，以尽地利。并且据贵阳、安顺、遵义等府及各厅州县报告，棉花收成虽然多少不齐，但所收的种子既然有留存，就可以逐渐推广了。该道又督促贵阳府贵筑县在省城南门外设局，雇工匠教百姓纺织，并命令及幼堂的幼童一起学习，使将来谋生有资财。其尚节堂的寡妇，则另外聘请女师教她们。该道又不时亲自前往稽查，现在织成的布比从客商那里贩来的价格低廉且容易销售，小民趋利如飞，省城从事纺绩的已不下数百家，各属也闻风兴起，而只有思南府及所属安化、婺川两县劝导办理最为踊跃，可见地方没有不可兴起的利益，只是需要实实在在地推行罢了。臣只有督同两司以及该道任树森，谆谆告诫各属悉心管理，务必使百姓少游手好闲，蚕桑之利广泛普及，以仰副圣主念及边疆百姓训诫殷切的至意。
劝民蚕桑诗说序
管同
古时候，男人耕种而女人纺织。天下有不下田耕种的男子，而没有不纺织的女子。这在《诗经》中有所咏叹，在礼制中有所记载，在《左氏国语》敬姜的论述中有所体现。直到今天还可以考证而知。纺织就必须养蚕，养蚕这件事，从王后、诸侯夫人都有亲自养蚕的仪式。养蚕就必须种桑，种桑这件事，凡是五亩的住宅没有不种植的。而住宅不种植草木的就要缴纳里布。大概古时候男子除了农夫之外，贵的是天子、诸侯、大夫、列士，贱的是百工、商贾和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他们都有事而不能耕种。而妇女即使地位尊贵的后妃，不参与外事，除了养蚕纺织本来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何况民间卑贱的女子呢？圣王在位，用来宽裕百姓衣食的方法，教导他们自力更生，杜绝他们向外求取，率领他们亲身实行，用法制严格约束，断绝他们的饥寒并杜绝他们的淫逸懒惰。世道之所以家家给人足而风俗贞正，由此导致。自从战国以后，井田制崩坏，种植桑树的制度也随之废除。不种桑就不养蚕，不养蚕就不纺织。于是织布成为另一种工种，而妇女的纺织工作转移到了男子身上。士庶人家，布帛必须从市场购买，而富贵者披绮罗、穿锦绣，也没有一样是从宫中取得的。像这样，百姓怎么能不穷困？风俗怎么能不败坏呢？而议论的人不深入思考其根本，有人说：“蚕桑适宜在东南，不适宜在西北。”这大错特错。《禹贡》说青州桑土已经养蚕，太史公说：“齐鲁千亩桑，其人与千户侯相等。”因此齐地织冰纨，号称冠带衣履天下。现在青州、齐地只产茧布，其一切纨绮之类都由吴越而来，而丝缕不能自己办理。像这样，可以说是地利有差异吗？可以说是东南适宜而西北不适宜吗？也是百姓的勤勉懒惰不同，而世居官位的人未曾明确引导他们。襄阳太守周公劝导百姓从事蚕桑，写成诗说，他考据经史，认为九州之地没有不适宜蚕桑的，展示种植的方法，告知饲养的法度。治理襄阳几年，百姓因此殷实富足。像周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当今的循吏了。我私下曾经议论，古时候，上级为百姓谋划，而后世听任百姓自己谋划。为百姓谋划就必须去除安逸而趋向劳苦，自己谋划则往往舍弃勤勉而趋向懒惰。贫富的不同，实际上由于此。又有一种说法，古时候农桑并重，桑树方面周公的诗说完备了。至于
农言之，有蓄水之利，有播种之宜，有用器粪田、耕耨之理。今东南之民颇知事此，而西北则布种于田，视雨阳以为丰歉而已。此财赋所以有偏，而饥馑所以常告者也。使西北之为官者皆如公辈，用其所以劝蚕桑者而更劝农田，则江淮大河以北田与吴越同矣。不尤为生民之至幸也哉！
译农家说，有蓄积水资源的利益，有播种的适宜时节，有使用农具、施肥、耕作除草的道理。如今东南地区的百姓很懂得从事这些农事，而西北地区只是在田里播种，看雨水和阳光的多少来决定丰收还是歉收罢了。这就是财政赋税之所以分布不均，而饥荒之所以经常发生的原因。假如西北地区的官员都像你们这样，把用来鼓励蚕桑的方法转而用于鼓励农田耕作，那么江淮和大河以北的田地就会和吴越地区一样了。这难道不是百姓最大的幸运吗！
种桑议
刘汝璆
农桑之利，非纸上空谈，但须经理得人，则法不虚立。乾隆中，督抚檄民种树，多收其利，其事难以枚举，姑就近事论之。杭州屠琴坞太守，始为仪征县令，举行农桑，至今民习其业。又干隆初，嘉兴徐君阶平，官贵州正安州吏目，悯其地瘠民贫，无以谋生，偶见橡树中野蚕成茧，自以携来织具，织成绸疋，令民制织具，而令其妻教之，其地遂成市集，大获其利。至今所谓川绸者，皆从贵州而来，土人名曰徐婆绸。阶平没后，葬贵州，民思其德，为庙祀之。其孙准，由翰林官御史，出为广西盐道，别子分居长沙、贵州二省。论者谓循吏之报。道光中，贺尚书总督滇黔，奏请从祀名宦。夫以一命之吏，犹能兴大利于数百年，况有监司守令之责者乎！今金衢严三府，地脉膏沃，可种桑树，购种亦易。查分水、建德、浦江、东阳、江山、武义、桐庐、遂安等处，均有桑种，凡桑枝插地即活，详见张杨园先生《补农书》内。而所费无多，岁收其利，其效可立见者。地方叠遭蹂躏，民物凋残，必须官为之种，大拨钜款。三府设局，又须访求公正绅士，协同办理，再募嘉湖之人，教以机织，数年之后，便成富庶矣。盖蚕桑绝无所费，养蚕之法亦极容易，两月之内，事半功倍，获利甚溥。盖民生衣食之源，无有急于此者矣。现在湖北荆州等处，均能养蚕出丝，皆乱后浙人至彼倡始，所产颇多。洋人往岁曾至其地采买，亦向来之所无也。
试办蚕桑渐着成效疏
涂宗瀛
窃维天下大利，首在农桑。豫省处四方之中，地土沃厚，树艺五谷之外，尽可栽植桑株，藉兴织事。乃豫中仅有土桑野蛹，远逊湖桑家茧，南阳等处亦闲出绸绫，究非通省普行之利，臣甚惜之。值大祲之后，年谷虽渐顺成，生计仍属萧索。臣曾于上年通饬所属，劝办蚕桑。适署藩司本任臬司豫山，自东省携来自刊《蚕桑辑要》一册，颇为精备。当经檄饬在省司道，并委候补道魏纶先会同，设立蚕桑总局。由豫山、魏纶先首先倡捐银款，派员前往浙省采买湖桑二十三万余株，蚕种三百六十余张，雇▯工匠二十四名，并各种器具多副。又购买本产土桑三万余株，一并饬发各属散给民间，认真劝办。复在省城附近置地辟围，将发賸湖土各桑悉数试种，以为倡导，现皆活茁。又于本省外省分募善织绸绫缎机匠，在省城添设机房，招致聪慧幼孩暨外县土民来省预馆学习，不敷经费，劝由现任道府厅州县量力资助，不动司库正款。迄今将及一载，办理已有端倪。各州县奉行尚能实力讲求，内如永城县知县陈梦莲，署荥泽县知县华蔡，于去岁夏闲收买桑椹，种出子桑各数十万株，办理更属认真。代理祥符县事试用知州饶拜扬，当创办之始，即捐银一千两助买桑条蚕种，且劝谕乡民领种湖桑至四万六千余株，其勤恳爱民为通省之冠。据现任藩司成孚会同各司道详请具奏前来。臣查教民耕织，本属良图，据现在踊跃情形，似可遵循久远。大学士臣左宗棠前在甘境办理既着成效，则豫境亦可类推。倘能日益兴作，俾小民咸知趋就，相率成风，洵为中土非常之美利。用敢缕渎上达宸聪，以副圣主敦俗教民之至意。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六
户政十三农政下
重修懋功屯利民渠记
强望泰或记为张琛作
曩读《永寿县志》，知城在山巅，居民悉以弗能凿井为苦。宋嘉佑中，吕公大防为令，于城北八里分水岭凿山为渠，引水入城，百姓德之，名渠曰吕公泉，曰惠民。厥后金太和元至大间，主簿邢珣，邑人甚器之，先后疏浚其利，至今不息。余心识之，惜未亲往其地，以为憾。道光己丑春三月，余由成都水利同知奉宪檄量移懋功，入其境，见重山复岭，无半里平坦可劙水田，心已忧吾民之食。比至署，见城距山腰，窃以为与永寿县无以异，即询民取水远近，民曰：“地高难掘，虽百仞不及泉。城内外千余家，率下山汲水，人荷马驮，惫也甚矣。”余闻之，又复忧吾民之
译关于种桑的议论
刘汝璆
农桑的利益，并非纸上的空谈，只要管理得当，法令就不会落空。乾隆年间，总督巡抚下令百姓种树，大多获得了利益，这些事难以一一列举，姑且就近事来论述。杭州屠琴坞太守，起初担任仪征县令，推行农桑，至今百姓仍习惯于这一行业。又如在乾隆初年，嘉兴人徐阶平，在贵州正安州担任吏目，怜悯当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没有谋生的办法，偶然看见橡树中野蚕结成茧，便把自己带来的织具用来织成绸匹，让百姓制作织具，并让自己的妻子教他们，那地方于是形成了市集，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至今所谓的川绸，都是从贵州来的，当地人称为徐婆绸。徐阶平去世后，葬在贵州，百姓思念他的恩德，建庙祭祀他。他的孙子徐准，由翰林院官员担任御史，外放为广西盐道，与兄弟分居在长沙、贵州两省。评论的人说这是循吏的福报。道光年间，贺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奏请将他配祀于名宦祠。一个低阶官吏，尚能在数百年间兴办大利，何况负有监司、太守、县令职责的人呢！如今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土地肥沃，可以种植桑树，购买桑种也容易。查得分水、建德、浦江、东阳、江山、武义、桐乡、遂安等地，都有桑种，凡是桑枝插入土地就能成活，详见张杨园先生《补农书》中。而且花费不多，每年收获其利，效果可以立刻见到。地方接连遭受战乱践踏，民生凋敝，必须由官府带头种植，大力拨出巨款。三府设立局所，又须访求公正的绅士，协同办理，再招募嘉兴、湖州的人，教他们织机技术，几年之后，就会变得富庶了。因为蚕桑几乎没有什么花费，养蚕的方法也极其容易，两个月之内，事半功倍，获利非常丰厚。民生衣食的来源，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现在湖北荆州等地，都能养蚕出丝，都是战乱后浙江人到那里倡导开始的，产量很多。洋人往年曾到那里采购，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试办蚕桑逐渐取得成效的奏疏
涂宗瀛
我私下认为，天下最大的利益，首推农桑。河南省地处四方之中，土地肥沃深厚，在种植五谷之外，完全可以栽植桑树，借此兴办纺织业。然而河南只有土桑和野蛹，远远不如湖桑和家茧，南阳等地也偶尔出产绸绫，终究不是全省普遍推行的利益，臣对此深感惋惜。正值大灾之后，年成虽然逐渐好转，生计仍然萧条。臣曾在去年通令下属，劝办蚕桑。恰逢代理布政使、现任按察使豫山，从山东带来自己刊印的《蚕桑辑要》一册，非常精详完备。当即命令在省内的司道官员，并委派候补道魏纶先会同，设立蚕桑总局。豫山、魏纶先首先倡议捐资银两，派员前往浙江采购湖桑二十三万余株，蚕种三百六十多张，雇佣工匠二十四名，以及各种器具多副。又购买本地土桑三万余株，一并命令发给各下属地区散给民间，认真劝办。又在省城附近置地开辟围栏，将剩余的湖桑和土桑全部试种，作为倡导，现在都已成活茁壮。又在省内省外分别招募善于织绸绫缎的工匠，在省城增设机房，招致聪慧的孩童以及外县百姓来省馆学习，经费不足，劝由现任道、府、厅、州、县量力资助，不动用司库正款。到现在将近一年，办理已有头绪。各州县奉行尚能切实讲求，其中如永城县知县陈梦莲，代理荥泽县知县华蔡，在去年夏闲时收买桑椹，种出子桑各数十万棵，办理更加认真。代理祥符县事务的试用知州饶拜扬，在创办之初，就捐银一千两帮助购买桑条蚕种，并且劝谕乡民领取湖桑种植达四万六千余株，其勤恳爱民的程度为全省之冠。据现任布政使成孚会同各司道详细请示奏报前来。臣查教导百姓耕织，本属良策，根据现在踊跃的情形，似乎可以长久遵循。大学士左宗棠先前在甘肃办理已见成效，那么河南也可类推。如果能够日益兴办，使小百姓都知道趋向从事，相率成风，确实是中原非常美好的利益。因此敢详细陈述上达天听，以符合圣主敦厚风俗、教导百姓的至意。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六
户政十三 农政下
重修懋功屯利民渠记
强望泰（或记为张琛作）
从前读《永寿县志》，知道县城在山巅，居民都以不能凿井为苦。宋嘉祐年间，吕大防担任县令，在城北八里的分水岭凿山开渠，引水入城，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将渠命名为吕公泉、惠民渠。后来金太和年间、元至大年间，主簿邢珣，县中人都很器重他，先后疏浚其利，至今不息。我心里记着这件事，可惜没有亲自去那地方，引以为憾。道光己丑年春三月，我从成都水利同知奉命调任懋功，进入其境，看见重山复岭，没有半里平坦可以开垦水田，心里已经担忧百姓的粮食。等到署理县务，看见县城距离山腰，私下认为与永寿县没有不同，就询问百姓取水远近，百姓说：“地势高难以挖掘，即使百仞深也达不到泉水。城内外千余家，都下山取水，人挑马驮，疲惫极了。”我听了，又再次担忧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