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一

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一

户政十八·漕运下

请恢复河运的初步意见，附《地洞八辨》

丁显

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把运输通道当作次要事务来谋划的。虞舜定都冀州，在王畿之地汇总赋税，而贡品经过的道路，就是运输通道的起源。汉朝兴起，定都关中，开始开凿渭渠以运输山东地区的粮食，随即疏浚褒斜道以输送汉中的谷物，起初不过每年运输数十万石，等到兴盛时期，每年增加运输六百万石，这大概都是因为河渠疏通便利，治理得法。魏武帝篡夺汉朝政权，偏安于洛阳，然而仍然专门任用邓艾，开凿拓宽漕渠以通达江淮。取代魏朝的是晋朝，当时五胡乱华，局势形成割据，而晋武帝仍然开凿陕南山以运输漕米，晋怀帝仍然修筑千金碣以运输军粮。宋、齐、梁、陈相继定都金陵，米粮丰富充足，不需要烦劳转运，而西魏则偏僻地处在长安，道路险阻，百姓困苦，用车牛运输的费用，万分艰难，仍然依靠刁雍出谋划策，在山上造船，牵拉船只驻扎在山河水边，从此国家有了储备粮食，人们称颂安乐。等到隋朝开皇年间，引渭水开凿渠道，转运仓库的粮食，百姓称颂便利。隋炀帝不遵正道，征发百余万民众，开凿永济渠，船只首尾相接数百里，都装载军粮，虽然积聚粮食达到二千六百万石，但是劳民伤财，不久叛乱随之而起了。唐朝一代，其中转运漕粮做得好的，是裴耀卿、刘晏，而刘晏比裴耀卿尤其被称为最好。他的方法是沿着水路设置粮仓，分级转运，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黄河船不进入渭河，百姓不感到疲劳，而米粮没有翻船沉没的损失，这是因为国家建都长安，形势不得不这样。而刘晏将米装入袋中载在船上，胜过裴耀卿用函脚营窖的方法；刘晏让船只在江中停歇，胜过裴耀卿雇船运输的方法。宋朝定都大梁，有四条河流来运行漕运，叫汴河，叫黄河，叫惠民河，叫广济河，每年运输粮食五百五十万石，黄河不久就停用了，只有汴河运输漕粮最多且时间最长，它的制度是江浙荆湖地区的米粮，输送到真、楚、泗洲，在转般仓逆流进入汴河，以到达京城。此外从广济河运输到京城的，只有京东的十七个州；从惠民河运输到京城的，只有陈、颍、许、蔡等六个州。后来因为转般法败坏，又改为直达纲，以致沿路的乡保时常出来骚扰，公私方面的浪费，没有止境。元朝定都燕京，伯颜献上海运的策略，起初还商议开辟胶莱故道，随即因为沙民朱清、张瑄、罗璧能够识别海道，试行有功，于是成为一代良法。然而考察元史，仍然让寿张尹韩仲晖开凿会通河，每年运输漕米数十万石，以充实京都，防微杜渐，都有精心明确的谋划。永乐年间虽然实行海运，而江南的粮食也通过淮河运入颍、岐，另外用大车装载运往黄河转输到金台。等到会通河建成，海运全部停止，而东南四百六十万石漕米全部由河运了。本朝兴起，也主张河运。道光六年间，因为清口淤积沉淀，暂时实行海运，次年就停止了。于是从咸丰初年，兰阳决口，汶水被黄河阻挡，而运输通道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治四年，试行河运，临清以南全部干涸，船只到达张秋，借助黄河漂浮运送，磨浅起剥，闸门梗塞，秋高水落，难以指望回空。这二十多年，京城仓库的米粮都依靠苏浙地区的本色粮食浮海到达天津，而河运的进行微弱得如同细丝。于是中外大臣各自献出好的计谋，有请求全部实行海运的，有提议引卫水济漕的，有说东昌二百里陆运转般方便的，有认为折价采买方便的，有上奏挽黄河归故道的，有筹划筑堤束黄河的，像筑屋在道路上谋划，说法各不相同。请分别详细地论述。主张海运的人说：元朝实行海运，中外称颂其好。圣祖、列宗间曾想试行，何况现在外国船只聚集，海神显灵，苏浙的漕粮转运，十年风涛的危险没有经历，盗贼的氛气全部肃清，习惯出海大洋，不像元人那样沿着山脚寻找。那么路程熟悉，经过十天就到达京城仓库，不像河运那样经过一年才交兑。那么期限快捷，水运有定价，不用担心丁修的费用。那么费用节省，开洋有定时，没有修河守闸的骚扰。那么方法优越。与其在河岸边竭尽财力，借助黄河而虚掷国库资金，何如接连不断的洋船，招募商人而国家仓库充盈？那么全部实行海运方便。主张引卫水的人说：大洋的危险，不可以长久经历。汶水被黄河隔绝，黄河挟带汶水流动，清水点滴不能输送漕粮。舍弃海运而另作新图，那么何不引卫水济运？卫水距离张秋只有一百多里，而从元城注入该镇，也势如建瓴。如果真的不惜经费，疏浚开凿引河，那么卫水盛涨就可以泻注临清。再在张秋建筑水柜，储存清水，并引范县、濮州、寿张两地的水，随时倾注。冬春则关闭闸门蓄积清水，夏秋则开启闸门灌溉运输。从前白英激汶水济漕，也是这个方法。杜绝借助黄河的淤塞，沿袭引汶水的策略，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那么引卫水进入运河，方便。主张转般的人说：“航海和疏浚卫水，都是冒险而伤财。漕船受阻，不过东昌二百一十三里，转般的费用也不多。或者仿效董搏霄负米更递的计谋，或者遵循裴耀卿置仓转输的方法，仍然从临清运输。天洋、江淮的船不渡河，那么免除回空守”

译冻之累；津淀的船只不入闸，就没有套塘守汛的忧虑。」王念丰提出转运私议，蔡总漕又上疏复述转运之事。古人对此已有论述。于是主张陆路转运、中转搬运，并提倡采买的人说：「上述各项都需要依赖运输。如今有一种不需依赖长途运输而能自足国家需求的方法，就是采买。只需命令各省按照米折银的标准运缴至京库，特派大员在就近丰收的府县采办米谷，那么囤积居奇的奸商不招自来。关东田地肥沃，且可将其余粮运往江浙闽广，采买运至京城尤其容易。况且如今轮船装载，十天便可航行万里，四川的米、湖南的粟购运不难，只要酌情定价，商贩便会前来。通过各帮支兑运粮，舟车盘剥，其势纷乱；在近省交易购米，商贾云集，其政统一。因此不如采买。」主张将黄河挽归故道的人说：「如今议论改运的人，是因为黄河夺了济水，挟带汶水入海。如今如果将黄河挽归故道，那么河运似乎可以恢复旧制了。」考察黄河故道，过去由云梯关入海，自咸丰初年铜厢决口后，便改由牡蛎口经过。如今想要将其向南挽归，首先要疏浚河身数千里，分段修补长堤，依次堵塞决口合龙，总共估算需银二千六百万两，分省摊派，分年办理，似乎容易着力。这样清口的粮船自然有淮水浮送，而张秋的漕米仍然借助汶水运行，那么挽黄归故就便利。而筹划筑堤束黄的人说：「不对不对，航海是权谋之计，不是长久之策。引用卫河是变例，不是轻易改变的图谋。转运采买可以暂时试行，不可以作为国家常典。挽黄归故形势需要缓图，不可以作为急救之法。」近年黄河水势散漫，决口太多，不仅汶水的清水未能济运，即使黄河的浊水若非正值伏秋盛汛，也不能贯注张秋。如今只有将各口堵合，收束长堤，那么黄河水位高自然能抵送临清。虽然明知逐年疏浚淤泥似乎不是良策，但鉴于天廪正供系根本要图，即使万分艰难，也不能不极力兴办，那么筑堤束黄就便利。这几种策略，各自抒发伟论，卓有识力，实行起来，补偏救弊，也足以作为通达变化的方法、救时的术数。然而以显赫揣测天时，长远衡量地利，静审人心，细察水性，我私下认为全行海运，有应当忧虑的四个方面，引卫入运有六个不便之处，转运是权变的方法，又有五个困难，采买是暂行的方法，也有三个危害，挽黄归故，恢复旧章，有七个不足恃之处，筑堤束黄，是急先务，有八个可议之处，请让我说完。元代实行海运，成数具在，覆溺极多的，仅在至元二十三年，每石漂覆三斗四升余，而分年科算，与河运的短欠比较，仍然优越。即使明朝永乐初年，王宗沐在鹰游门小挫，倾覆七舟，也是因为溟渤初行洋道未熟，导致有此祸患，并非海运的过错。风涛之险，似乎不足以成为海运的忧虑，不知道天怒难测，海程遥远，万一像咸丰二年淮安五月十二日的飙风，飞舟拔树，光绪五年海州四月的台风，抛石移庄，其倾覆的数量，岂可逆料？即使依托圣朝洪福，漕米挽行，百灵护佑，断不会如此。总之，老成谋国，动辄万全，似乎贵在存有谨慎行事之心，断不可出铤而走险之策，这是海运应当忧虑的第一点。闽粤南洋，或有海氛，而从吴淞到达大沽，沙礁水浅，贼寇已全清，即使有萌苏松，则有提镇，登莱则有总兵王，随时巡缉，断不惧绿林盗舶掳劫。黑水军需，加上海防久撤，万国来宾，商舶星罗棋布，轮船如雨集，猜嫌不启，盟好永敦，正将同护帝京，谁敢凭陵粮船？然而以今九瀛杂处，难保不有一旅寻仇，倘若或燋齿贯胸，互相启衅，鲲程螯舟，〇〇日肆干戈，鹬相持，横截要路，或兵沪水，而十傚之粮艇不来，成角胜，燕台而百里之津门遽梗，安山河运久患渟淤，沙艇海粮又复隔绝，京仓暂竭，实在令人隐忧，这是海运应当忧虑的第二点。然而这还容易预料，更有人未曾预料而其势将来必梗塞不能行的，就是大沽口日久淤淀的祸患。元代实行海运以来，洋道的变迁昭昭可考，元代的漕米均由刘家河入海，即古代的娄江，旧称口宽二十丈，水深一百尺，如今则口门之外淤为平陆了。明初运艘例由崇明廖角嘴转弯浮海，如今该处淤浅，与戏台沙相接，海船不能出入了。登州成山为漕船借道之处，过去称水深千尺，船不可近，如今则与劳、薛诸山矗峙沙洲了。安东云梯关，漕船间或经过，黄河本由此入海，如今则海口远徙，滩淤成田，升科起税，而且超过二百里，口门之外并有五条沙梗了。大沽口距铁门关仅二百八十里，黄河挟沙行为斜射之形势，逐渐浮送，近年轮船赴津，秋冬水小，业经起剥待潮而行了，不数十里而牡蛎

译河口淤塞阻滞，又将在云梯关外接连修筑长堤，沙洲梗塞凝结相接，水势必然受到阻碍。大沽、江浙的漕米又无法运抵京城，即便借助外国机器疏浚河道使其通畅，但积存的沙子刚被清除，流动的沙子随即又来，日复一日地堆积，月复一月地增高，绝对无法按期完成粮食交接，这是海运应当考虑的第三个忧虑。

译更有甚者，漕运全盛时期，粮船上的水手、河岸上的纤夫、集镇中的贫民，依靠漕运维持生计的，不下数百万人。自从咸丰初年，黄河改道、漕运停止，广东一带的叛乱猖獗，无业游民听任其遣散，结党营私，因生计无着，势必要流落为盗贼。捻军滋扰，以淮、颍、徐、宿等地的人居多。往年贼党繁衍滋生，并非不是漕运受阻激化而造成的。我朝圣圣相承二百多年，不改变河运，即使道光六年试行海运，其路线的熟悉、兑粮的快捷、费用的节省、立法的优越，未尝不可以作为长久之计。然而圣旨昭昭，一方面说，这是一时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说，来年仍由河运才为妥善。圣明的谋略广博深远，洞察无遗，难道不是因为历代良法不可变更，亿万百姓难以安置吗？明知耗费巨大，而河运历年如故，也说是成就大事者不计较小费，谋求长远策略者不追求眼前功效，深谋远虑，确实有超出寻常万万之处。如今军务肃清，四方安定，多次奉承圣旨，军营勇丁依次裁撤，近来分散的还不多，仍容易防范检查，将来大批遣散，若不谋求安置之地，难保不另生事端。这些闲散民众，大多由招募而来，都是强悍无赖之徒，一旦放手让他们归田，毫无约束，稍有积蓄，挥霍立刻穷尽，逼迫于饥寒，又萌生旧日的坏念头，小则明火执仗的案件增多，大则揭竿而起，剿办歼灭，又不能不烦劳兵力，本想平息战乱却反而导致兴兵，其危害岂有穷尽？总计国家各项事务，只有恢复河运，安置的人极多，全部漕粮起运，船只非一万多只不可，每船按二十人计算，水手纤夫，其中可容纳数十万人，加上沿河小本经营的集镇贫民借此养活，实在人数众多。虽属奸民，如果能温饱，又有谁肯自找不安定？如果长期实行海运，最终废除河运，而地方终究不能安定，那该怎么办？由此可知，河运的废兴，实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这是海运应当忧虑的第四点。引卫河之水济助漕运，极为良策，但利益所在，就是弊端潜伏的地方。从元城县突然开凿新渠一百多里，不能不迁移集镇，挖毁农田，假如有人抗拒违抗，威逼势迫，民间骚扰，不可胜言，这是引卫河的不便之一。经过的地方，难道缺少坟墓，迁移安葬、移动棺木惨及枯骨。昔日河帅张欲在盱眙、溜淮、套等地凿山引淮水。圣祖仁皇帝南巡亲自查看，且因坟墓累累，最终搁置了该提议。如今从元城、馆陶凿渠开河，难保不会迁移坟墓，这是引卫河的不便之二。卫河水源本来清澈，但大水突然来临，浊漳河往往挟带沁水倒灌，怒涛浑浪一发不可收拾，遏制它则水势仍然微弱，放任它则泥沙淤积又垫高河床，想避开河患却最终与河患相同，这是引卫河的不便之三。芦盐进入河南由卫河运输，如今想阻挡它东流，就不能不在河中设闸，一旦关闭遏制，芦税盐厘导致多处阻塞。国家税收亏损，这是引卫河的不便之四。河南粮食往来本来由卫河东运，两岸民田尤其依靠灌溉，如今想引水济助漕运，势必建闸闭坝，从此商贾船只停泊不行，沿岸农民石田感慨，漕粮虽然能勉强运输，而民生阻碍良多，这是引卫河的不便之五。汶水承接东省各泉普遍湍急注入，支流很多，卫河发源本来微弱，即使极力蓄储设法展宽，断然不如汶水旺盛，纵然伏秋大水泛滥，水势有余，而上游容纳不多，盛水消耗也容易。如今十几帮的船只，确实不难趁时蓄送，假如实行全漕，春往秋还，周年不息，终究有容易枯竭的时候，催运押空，时刻可虑，这是引卫河的不便之六。转般之法在古代实行则是权衡，而在今天实行则多梗滞，木牛流马的经书，转毂括囊的方法，也因水路遥远，万不能不实行此法。即使唐朝沿水设置粮仓，宋朝易船折运，均由河道经过，也未尝陆路拖运几百里之遥。如今如东昌的道路永远梗塞，而仅靠转般进入御河，车负马驮不绝于道，民夫百万，多费国库银两，一难也。道路阻且长，管理不易，一旦阴雨霉变尤多，而奸民的盗窃，霖雨的漂淌，防不胜防，护不胜护，浮沉亏损，谁为补偿，二难也。设置粮仓设立官员，又增加国库支出，不仅文书纷烦，而且书差需索，多一番交割，就多一分开销，出纳转移更多周折，三难也。民工运价定例虽严，而胥吏掌权，多方舞弊，稍微有一点空隙就短扣额价，而威势相凌，大了就勒派民工，而丝毫不给。相沿成习，变为徭役，控告无门，民遭荼毒，四难也御河以东，驳船不多，增加不能，制造不易，循环接连，岁月拖延，久积临清，也滋生流弊，军饷官俸，未能如期到达，五难也。探买之法，少则容易实行，多则难以购买，如今以百万漕粮，突然想要采买，即使在南省购办，而搭附

译轮船运输，其弊端与海运相当，这是第一害。京城附近的粮食采运，数量超过百万石，太仓的存粮怎能足额供应？即便在丰收之年，粮价依然高昂，若强行压低粮价，商人便不愿前来；若放任不管，百姓便面临高昂的米价，这是第二害。派遣官员采购，并非不廉洁明察，但限期销账发运，急如星火，形势紧迫之下，也不得不采取倒行逆施的手段，或者以京城粮仓急需军饷为由禁止百姓私自藏粮，或者以官方定价成交强迫商贩低价出售，再加上胥吏分取利润，差役牙人索取费用，苛刻骚扰、凌虐百姓，反而累及民众，这是第三害。

译如果实在无法挽回，那么将黄河引回故道，也还有不可依赖的地方。疏浚、修筑、堵塞决口，已经估算需要银两二千六百万两。如此巨额款项，在国家财政匮乏的时候，哪里容易调配？而且自从粤捻扰乱以来，地方大户资助军饷，积蓄都已耗尽，现在再劝捐，也寥寥无几。户部议定分派各省，逐年摊派办理。但我私下考虑近年大局，海防尚未安定，军饷正急，加上秦晋燕赵水旱灾害接连不断，赈济的银两，每年都要拨付。如果再协饷治河，能保证源源不断地来吗？这是挽黄不可依赖的第一点。二千里的河道，堤身高处二丈，老淤凝结，飞沙充满渠道。即使拨付国库资金，哪里容易开凿？这段通畅而那段仍然淤塞，工程不能成功。今年开凿而明年又堵塞，工程也不能成功。即使全河治理好了，但如果有几十里的梗阻，几千丈的堵塞，工程仍然不能成功。这是挽黄不可依赖的第二点。干堤长达二千里，逐年风雨侵蚀，大段毁坏。加上筑圩抵御捻军，拆毁堤坝作为壕沟，兰仪以东，不下几百处。急忙修补，不容易弥合。稍微不符合规格，一经泛涨，处处都可能决口。决口在南边，铜山、砀山、睢宁、桃源，足以成为洪湖的祸患；决口在北边，曹县、单县、丰县、沛县，仍然是运河的忧虑。这是挽黄不可依赖的第三点。黄河迁徙，上天实在主宰。现在铜瓦厢决口，宽度超过十里，跌塘五丈，向东趋向利津，实在有回归故道的趋势。勉强堵塞，哪里容易合龙？假如闭合后又决口，千万金钱，又成虚掷。考察国初以来，黄河决口宽度仅四五百丈，尚且屡次堵塞屡次决口，经过数年而不能成功。丰口初决，耗费国库五百万两，而终究少有成功；马港改湾，耗费银两八百万两，而仍然由旧道。近代的覆辙，可以作为明鉴。从前黄河开始夺淮，百法挽其北行而不能；现在黄河又夺济，恐怕百法挽其南行而不能。这是挽黄不可依赖的第四点。且不要说它不能合龙。即使缓以时日，加倍筹措巨额资金，强行挽其南行，而清口套塘的方法，今天也不能实行。历年淤塞，黄河高于淮河，而自从七堡一决，洪湖高仰，引河摸口，淮水不能畅出。即使关闭礼坝，涓涓细流，仅靠一线张福口，淮弱黄强，怎么能浮送？道光末年，百法修补，甚至有到了孟秋而杨庄的船才报尽的。因此多次奏请实行海运。大概知道河运有岌岌不可终日的形势。今天淮口的淤塞更胜于昔，引河未开，湖水不高，黄河即使恢复故道，而淮河被黄河遏制，形势也不能启坝送漕。黄河不归故道，而运道的梗阻在张秋；黄河即使归故道，而运道的梗阻转在杨庄。这是挽黄不可依赖的第五点。不独如此，日〇旴石堤本多残缺，即使估算修筑，岂能保证坚固？而洪泽半湖，形势如碟，一旦筹划堵塞，礼坝淮水高经，临盛泛湖不能容纳，高堰即不可保。如果再溃决，那么高宝东岸又将有清水潭、荷花塘的忧虑，南运梗塞更在淮扬。这是挽黄不可依赖的第六点。而且淮扬的忧虑，也不仅在运道而已。往年黄河夺淮，二渎并行，洪湖水全以里下河为壑，漂没田舍，淹伤庄稼，几乎无岁无之。现在幸而黄河迁徙，大宪奏请导淮，百姓庆幸再生，工程幸能成功，而黄河又想要夺之，昏垫之惨又如昔时。黄河与济水合流，培堰而山东即弭水灾；黄河并淮行入泛，而淮南永为泽国。不仅百姓吞声，而且漕粮减额。这是挽黄不可依赖的第七点。筑堤东黄，固然属于今日要图，但仅恃筑堤束黄，即为河防弊政。往年前漕舳七千，按时浮送，水尚有余；现在因为漕粮仅十数帮，运船仅五百只尚且十分危险。待泛而行，假如起全漕，即使束黄，也难终年送。这是筑堤有可议的第一点。近日漕艘历年迟钝，非际大泛经临即致束手无策。幸而秋涨未消犹可按时抵次；不幸而天寒水落即难画策回空。仅恃束黄交兑，回船不能飞渡。这是筑堤有可议的第二点。运粮船价本自不多，而每年浚糜帑转甚，更加添纤剥浅在在需银，国家力顾京仓断不吝此库款，而以易穷之巨帑填难尽之漏，殊为可惜。仅议论束黄淤遏，更甚年年耗蠹日益加增。这是筑堤有可议的第三点。临清以南官河绵远，不仅米粮转运，而且商贾往来。现在仅筑堤束黄，势惟伏秋盛泛，浮送漕船，帆樯鳞集，而秋冬水涸，舟楫不行，致使两岸市廛仍然减色。这是筑堤有可议的第四点。万里漕河，有关国运，地泉源岂可中断？现在仅筑堤束黄，而不引汶水贯注致使河渎朝宗转等沟塍樍潦活水不来，民风更弱。这是筑堤有可议的第五点。张秋闸坝，曩为蓄清次第启除，良为善策。现在仅

译用束水之法让黄河水流助益运河，却没有引入清水来夹带并冲刷浮沙，导致每一道水闸都兜束泥沙，逐渐对御河造成祸患。这是关于修筑堤防值得议论的第六点。

黄河没有向南改道，自然必须加固修筑金堤，作为保障，加倍修筑民堰，以阻挡洪流。仅仅议论束水济运，而上下游最终都拖延办理，只是简陋地修补，态度游移模棱两可，致使黄河的祸患，先在侯家林决口，又在石庄户决口，连年泛滥溢出，在山东肆虐。如果再因循守旧，阳谷、东阿等地处处都可能决口，并且将危害到京城。这是关于修筑堤防值得议论的第七点。

译仅靠黄水辅助漕运，近年大水泛滥，尚且可以设法抬高水位推送漕米。然而查访荆门各闸，沙泥凝结，与往年相比，已经高出数尺，运送一年就高仰一年，人力有限，国库资金容易耗尽，怎能去除这日积月累之沙？譬如今年高一尺的，来年就高二尺；今年高五尺的，来年就高六尺。假使河渠阻塞，水位高到与闸门齐平，洪水即将来临，运送漕粮，我担心连像今天这样都难以做到。这是筑堤值得议论的第八点。引卫河济漕，那样偏左；而挽黄河归故道，又如此艰难。转运囤积难道是富国的方策？采买并非治理国家的策略。在当今议论漕运，显然反复思考，仍然不外乎以黄河为根本，以海运为辅助，以筑堤为关键，以抵御黄水为首要图谋。在于设法引导它，看时机修筑它，随时疏浚它，选择地点储蓄它。可以改动的就改动，应当沿用的就沿用罢了。况且黄水由大清河入海，是国家的福气。黄河从利津流出，乃是汉唐千乘故道，经过千年，极少水患。咸丰改道以来，南河每年节省岁修银七百万两，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而兰阳以东，濒临黄河淮河，滩岸又再次露出千百万顷良田，增加税赋，国家赋税增多。而且大河雄阔万里，水源环绕京城，尤其占据形胜之地。粤捻四处劫掠，邹滕没有安乐之年，而临近水流就反叛，最终未能飞渡黄河天堑之险，无异于长江浊浪一道，胜过雄兵十万。当今紧要策略，势必要将齐河、济阳、利津、沾化接连修筑遥堤，而南岸本是泰山旧基，酌情加筑沙堰，就足以屏障千秋。其中流仍然需要像南河往年那样设置十几具混江龙，往来疏剔，那么沙淤永远不再阻塞。纵观乾隆、嘉庆之时，名臣辈出，吏部尚书长洲孙相国嵇均请求改河入大清，咸丰初年安徽巡抚福以口兰仪决堤奏请黄河由利津入海，实在有两利四便。此外，钱辛楣文集、孙渊源奏稿、魏默深筹河篇、孙濬孙治河疏，都称黄河入利津是今日急务。黄河未夺济水时，还希望它迁徙，以减轻东南半壁之灾。如今黄河自夺济水，这是朝廷转乱为治的契机，百姓由危转安的日子，却还担忧地挽使南流，非常不是长治久安之策。我闲读经世文章，习闻名贤议论，远查历代掌故，近访数省水源。在蠡测管窥之间，有论说。那些称设法引导、相机修筑等大政，不是空言，试着实行，哪里说河运不可恢复呢？请说完我的观点：所谓设法引导，怎么做？分水一口，即南旺湖本是水脊，南高韩庄一百一十六尺，北高临清九十尺。该口有来自东边的汶水，挟带着百数十泉，滔滔泻注，用石坝阻挡，用斗门遏制。其支流极多，其水势极旺，分流济运，极为灵便。漕船用安山，经荆门，转御河道，历经四百里，经过十九闸，都凭借汶水，逐渐浮送。国朝以来，未曾听说困顿，而自从兰阳一决，黄河贯穿运河，汶水抵达济水，黄水都挟带着向东流，以致汶水清流，点滴不能注入张秋，而贯穿临清以南运河的，仅有泛涨浊沙，逐年淤塞，日积日高。而且黄河历年决口，水势漫溢，伏秋时节，水面宽达数十里，毫无约束。引卫河不能抵御，黄水不可遏制，因为漕米经过，万分艰险。起初还模仿实行套塘，近来淤垫太高，想要蓄塘套送，却也非常困难。当今策略，想要运送漕米，只有仍引汶水。而汶水被黄河隔断，想要引汶水，计策只有模仿淮安杨家庙，创修地洞之法，使汶水之清，仍由河底地洞潜行，到达张秋，或许浊浪不再浅淤，而清水如初始支送。策略虽创，却实因制度；虽新，却实旧也。其策创修双孔地洞六百米，各高五尺六寸，宽三尺二寸。修筑两堤口，宽以五百米为准。两堤之中，各建一坝，一个临黄，一个拦黄。两坝之外，再建两闸，一个导清，一个复清。酌情建造金门，作为漕船出入之地。闸坝修造，都骑在地洞上。而地洞的设置，又须南口稍高，入口配戴庙闸，出口配平水闸，才能势如高屋建瓴。这样则堤中的五百米，可容黄水经过；而堤外的一百米，分为运船屯船，到安山，如同南河套塘之法，因利乘便，这也是好的计策。援引古代证明当今，成规具在。大的如淮南里河底设立木洞，而河西几十里积水行于地下。都以东乡为壑，小的如杭州灵隐寺，套竹为筒，汲取韬光泉水，而水可引于五里之外。天然形成的，济水伏流千里，直到山东济南，激荡而成趵突泉。人为形成的，金陵贡院用洋铁为管，周围环绕，激荡引江水，而考场数万人饮食借此不竭。即

译凭借浅显的知识去理解深奥的道理，通过近处的事物去领悟远处的情况，哪里存在清澈的水流不能被引导的道理呢？

译所谓根据时机修筑堤防，是怎么回事呢？黄河水浑浊，必须用高堤约束，才能以大海作为泄洪的沟壑；否则泥沙缓慢沉积淤塞，阻塞河道会更加迅速。况且东昌的漕运水道，汶水通过水洞辅助航运，尤其需要依靠堤防抵御黄河水流，不让泥沙挟带进入。自从兰阳报告决口以来，黄河水全部注入张秋，历年主流向南趋向，又将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等地依次冲开，于是导致伏秋季节洪水泛滥数十里地，一片汪洋，而沙河及赵王河反而干涸。漕船从戴庙出发，没有岸也没有堤，插着标记绕着山坡行驶，十分艰难。况且滨河两岸接连遭受奇灾，小的则漫溢出河槽，远近的田地房屋全被水淹没；大的则冲刷决口，正对洪流的集镇尽数付之波涛。不仅安山逼近昏垫之地遭受灾害，就连阳谷以东十几个州县，也再次出现饥荒溺亡、流离失所，惨状不堪言说。百姓有什么罪过承受这种困厄？大都是因为山东的绅士长老时常以将黄河挽回复归故道为心愿，却不为此谋划长久之计。历年高官筹措款项非常艰难，只有扬汤止沸的谋略，没有釜底抽薪的办法。漕运的忧患，也是地方的忧患。却不知道黄河改道迁徙，人力难以挽回，连年毁坏破裂，累积起来已难以忍受。如果再因循守旧，祸害将何止于此？现在幸好霍家桥、张家志门各处都已逐渐堆积流沙，堵塞了决口。估计只有审度地势，迅速修筑长堤，拨出公款召集民夫，力求坚固。而在青、惠、蒲滨两岸依次加倍修建民堰并连接修筑遥堤，或许民众能共同庆祝安康，而漕运不担忧堵塞。此外，抵御汶水的石坝、蓄水闸、倾斜的湖岸、毁坏的斗门，尤其需要一律兴修，认真办理。不致力于这些，却仍然认为修筑堤防是缓办的图谋，这不是富裕国家、安定百姓的策略。虽然如此，设置水洞以引入汶水，修筑堤防以拦截黄河，将来的泥沙或许可以不来了，但已堆积的泥沙终究还是阻塞的。能怎么办呢？只有随时疏浚可以吗？约束黄河以辅助航运，泥沙日益堆积而越来越多；引入汶水以辅助漕运，泥沙日益去除而越来越少。这是一劳永逸的方法，一次花费长久节省的技艺。只是因为临清以南沙堆如山，地段太长，工程难度不易。不分年开浚，则急遽而不能完成；不积累时日累积功效，则逾越常规而不可达到。该河道淤积已有多年，各闸口兜拦，主持这项工程的人，首要在于开辟中浤、配平各闸，使十几万石粮食像鱼一样依次进入，然后依次开宽，逐年挖掘，务必使宽深尺寸恢复如旧制，那么运送十万石漕粮可以，运送百万石漕粮可以，即使运送四百万石全部漕粮，也可以。假如认为公款太多，不易措施，那么又有借助兵力的办法。过去同治八年，山东按察使刘估疏浚张秋河，亲自驻扎铭字各营，而酌情拨给津贴。光绪六年，爵相李鸿章大力开辟天津海口，联合三十四营兵力，而另外加给犒赏。军队可以杜绝其宽闲，公款不担忧其枯竭。上奏并施行，这也是通权达变的方法。其余陆续应当办理的，淤滞的山泉，则派员搜剔；迂回的山道则设法爬疏。管理泉水的各职官，也必须实心实意，随时疏导。山东的漕运水道，还担忧它再有停滞吗？然而我考察运河数千里，最容易淤塞的，首推东昌，其次就是众兴。现在东昌之地，拟请设置水洞引入清水，按闸疏浚，那么张秋的运河就治理好了。而众兴的运河，仍然担忧水小，那又怎么说呢？这种形势非选择地点储蓄水源不可。韩庄以东，过去借微山湖水以送船；宿迁以南，惯例依靠骆马湖水以辅助航运。现在骆马湖一片屯为官田，蒙沂之水不再储蓄，都由尾闾泄入六塘、王柳二闸，几乎成为虚设。近来漕运都依靠山东湖水贯注桃南，有时东湖水旺，或许能开闸分流，纵使其运行。假如遇到东湖水微，接济本汛尚且担忧不足，怎么能再让有余的水去救济下游？形势不能不闭闸蓄积清水，以保全本分。挑浚宿迁以东，于是担忧浅涸。光绪二年四月，粮船浅搁还在杨庄，就是这个缘故。现在即使不能合并骆马全湖屯水接运，也应当选择该湖卑洼的区域，圈以圩堰，遏以闸坝，作为漕船复行的地方。废弃的田地不多，而就能源源不断进入运河，这也是降低标准补救的方法。不把这作为当务之急，蒙沂泉源听任其旁泄，而仅依靠邻省的水，以侥幸于万一，十几帮船尚且担忧胶滞，假如运送全部漕粮，那怎么救济？至于漕政应当改革的，也很多了。会典开载浅船定式，船梁宽度不超过一丈，入水深度不超过四尺。近来江、豫舱廒还符合定制，而江浙、湖广等船图谋装载私货，深至七八尺的，于是导致运水稍小，守板蓄水，违限误期。况且现在各湖淤垫，储水不多，越制的大船怎么能行运？而且一船赴天津，耗费良多，有造船的费用，有修船的银两，有屯田的租税，有月赠的钱，一石粮食数倍，运送而州县的赔累，黎庶的加征，官民交困，更有积重难返的情形。尤其严重的是，今天的丁役，就是明朝的军户，起初因为稍宽民力，暂令支运，沿袭日久，遂改长运，渐渐勒令造船，渐渐坐之编册。其历年之赔垫，积岁

译残破之状，祸患已不可胜言。其中若有亏欠，便按惯例监禁追缴，偶尔有富裕的丁户被押解提审，或被签换断产以抵充运粮，或被责令赔偿粮款，百姓亲身承受，如同陷入沸水烈火之中，破产倾家者，不知有多少。而那些强有力的人，又借此借漕粮之名进行刁难勒索，州县官员加以挟制，关卡处买卖帮运、包揽货物，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况且漕粮的耗米本有定例，近来却逐渐增加，凭空设立名目，于是出现了赠送耗米、赢余米，有轻齎银两，有贴补的定额，有关通的例费。州县官员亏空挪用，于是不得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亿万百姓，哪里能承受这种额外征收的累赘？像这样的情形，都是河运的蛀虫。

译船式不改变，就会妨碍漕运；法令不改变，就会妨碍国库和军队；丁役不改变，就会妨碍百姓；漕运费用不改变，就会妨碍政事。过去因为太平日子长久，积习沿袭，固结难解，改革并非易事。现在弊端已经剔除，漕政焕然一新，有可以改革的时机，又处在能够改革的形势，千载难逢，恰逢其时，这在于大官根据时势来斟酌裁断，这也是漕运的紧急事务。而所应当因循的，也自有其道理。漕米在冬季兑换，冬季开仓有规定的条例，而回空船只加速运输各有期限，绝不容许片刻迟缓。近来因为水次停留超过钦定限期，沿途阻滞，处处延期，所以凿冰受阻，积压年年发生。现在想要往返迅速，自然必须查照限期。况且现在的长运，就是宋代的直达纲，本来少有转运的费用，又免除损耗盗窃的担忧，允许携带地方特产，足以作为津贴，即使交兑稍迟，比起支运、接运，仍然简便。再商议改变章程，反而滋生纷扰，便利百姓而不伤害百姓，利于国家而不损害国家，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又有什么妨碍因循而不改变呢？《诗经》说：“不违背不忘记，遵循旧有的章程。”《尚书》说：“借鉴成法，永远没有过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总之，策略贵在斟酌其优劣，谋划必须审察其正变，统筹全局，才能抓住关键来谋求成功，采集言论才可以折衷而立论。在漕政衰败的时候，作为权宜变通的方法：拿海运与达河比较，海运危险而河运安全；拿导卫河与引汶河比较，卫河迂回而汶河快捷；拿挽黄河与导清河比较，一个是逆一个是顺；拿筑堤与设洞比较，一个是堵塞一个是疏通。挽粟长行，就可以免除转运的烦扰；抵达京城充裕，并不烦劳采买的变更。雇船有定额价格，与舢板水相比，也不悬殊。漕法可以改章，从此积习弊端，也可以裁汰。圣朝除了军政以外，最重视漕粮，部议多次颁布，不废除河运，确实因为根本大计，必须建立经常性的良策。显狂瞽之言，虽然未必确有把握，而审时度势，似乎容易图功。如果询问于草野之人，而择善而从，或许山东运道，清流激湍；两淮河渠，毫无阻滞。权以江淮皖豫米谷，先行起运；暂时河未展宽，苏松全浙漕粮仍行海运。一俟疏浚多年，河渠恢复旧貌，然后苏浙大帮全由河运，即使湖广远省，也次第征收本色，陆续而来，那么进退权自我掌握，迟速不为人控制。从此远方服从输送米粮，仍来于八省太仓堆积粟米，可支十年？不仅天庾充足，业绩媲美干嘉，而且贡物骈臻，治理侔于虞夏，岂不美好吗？

附地洞八辨

我撰写《请复河运稿》完成，有人质疑说：“你想设洞引汶，想法可谓虚幻。只有黄河水势猛浊，秋冬水涸之时，还深一二丈，地洞怎么能设呢？”我说：“这时可以做。查张秋以南为沙河，再南为赵王河再南为老黄河。黄河迁徙无常，幸好堤尚未筑，自然可以在这数十里地，预先选择干涸卑洼之处，将闸洞造成，然后根据地势筑堤，移河就洞，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工程牢固，可以持久。”有人又质疑说：“黄河浊浪，力量能拔山，现在虽然将洞造成，一旦黄水经过，不担心它毁裂吗？”我说：“这不是可以苟且做的。洞底预先排列梅花木桩，洞每丈必须用二丈六尺长铁桩横以铁栅圈定天硪打入地中，其东面是下流，用铁络船装满碎石，层层靠定，再制造铁牛十座，以资擎托。其西面也堆碎石，不需要铁船，每丈用十二尺长粗铁索绾定，一头系在另外铁桩夯入河底，作为扯拉。洞面间丈覆盖长大铁瓦，或者制造铁洞，这样即使大溜来临，或许不担心冲突了。”有人又质疑说：“这样制造，可以免除冲突，然而洞式太长，不担心它渗漏吗？黄水浸入，怎么办？”我说：“这又不是可以草率做的。洞必须用江广大木做成四寸厚板，缝口合槽都用原缴漆汁镶嵌，接头之处间有不合，必须像练船，不使有一隙之疏，然后外面融合铁板，里面加满漆，如果能不惜帑金，以锡为胆，更能持久，这样也不至于渗漏了。”有人又质疑说：“地洞高以五尺六寸，宽以三尺二为准，其式不太大吗？”我说：“这盖有道焉。汶水之清，虽然不如黄水之浊，然而山之沙砾，堤岸之泥土，难保不随着水流拥入洞中，一旦有淤遏，也必须随时疏浚，这样宽长，畚局之往来，人夫之出人，方能有容，而且一经漕船套塘，也必须汶水全注，方才不掣肘，更可以宣泄盛涨有余之水其平日仅开一洞，仍然必须收小口门，作为蓄水之地。”有人又质疑说：“地洞须六百尺，其式不太长吗？”我说：“我也筹划熟了，两堤之中必须能容纳黄水。”盛涨两之中，必须能容船四千

译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宽裕。然而两边仍需各延长十里，才不至于拥挤，同时也能预防火灾。有人又质疑说：“开凿地洞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案也需要白银数十万两，再加上修筑堤坝的费用，又需要国库资金数百万两。如今估算引导卫河工程的用度，仅需白银七十余万两，而设置地洞的费用却增加了好几倍，这不太浪费国库资金吗？”显回答说：“引导卫河的银两，仅仅是针对河道而言的，并没有讨论修筑堤坝的事。引导汶水固然需要修筑堤坝，即使引导卫河也需要修筑堤坝，不能偏废一方。况且卫河水势微弱，终究不如汶河水势旺盛，引导卫河即便侥幸成功，能否完全依靠浮运漕粮，仍然没有把握。如果能够引导汶水到达张秋，那么往年的成功案例都在那里，形势上不难完全依靠浮运漕粮。”有人又质疑说：“即使设置地洞完全依靠浮运漕粮，假如黄河再次淤积，又将怎么办？”显回答说：“济水的清澈，足以冲刷黄河水的浑浊，况且利用混江龙每天进行疏浚，绝对不用担心它淤积堵塞。南河之所以毁坏，是因为废除了混江龙才开始的，也就是停止疏浚导致淤积。这个东西使用它就不觉得有功，废除它立刻就会显现出受害。果真能够不惜国库资金，那么黄河就永远不会有停滞淤积的祸患。”有人又质疑说：“黄河迁徙不定，假如勘察地势后无法移动河道来适应地洞，想要在水底施工，这可行吗？”显回答说：“这也很难，但可以设法去做。其方法必须选择河面极宽、水势极浅的地方，预先使用外洋机器，将设置地洞处的河底挖掘，配平两座闸门。接着用桩木和水硪打入，然后紧密排列铁桩，一半夯入河底，一半浮出水面，配平横向木栅。跟随地洞的形势，在河心搭设支架，随即命令工匠聚集在水面，横担铁栅，顺势迅速将地洞造成。一旦全部完成，同时用天硪夯入水底。只是东面的铁船铁牛必须预先安置，才能获得支撑的力量。那些连接铁索的桩子则同时夯入，慢慢覆盖铁瓦，只是浆灰不容易施工罢了。地洞安定后，陆续修筑四道堤坝，都跨越地洞，就像船的样式一样。地洞的首尾都伸出堤坝之外，各项工程齐全后，随即把洞中的沙淤剔除，那么汶水也可以引导来运送漕粮，只是国库资金需要增加好几倍罢了。”

译关于恢复河运的议论

范本礼

天下的事情，有固定不变的道理，那就是理之所在；有一变之后便无法恢复的趋势，那就是势之所趋。这两者看似相反，实则相互依存。河运，并不是那种固定不变、不可更改的制度；既然已经改变，就无法恢复。在虞舜和夏朝的时代，冀州的田地属于中等，赋税却定为最高等级，所有的秸秆和粟米都从甸服征收，所以上层没有仰仗他人供给的弊病，下层没有转运输送的劳苦。如今舍弃三代培养根本的大道，而专门采取唐宋以来苟且应付眼前的计策，自己放弃粮食供给而仰仗他人，这不是重视根本的做法。所以从道理上讲，要想为天下做长远打算，河运本来就是必须改变的。河运改为海运，固然不是为根本着想，只是因为清口淤塞，漕运停滞难以通行，形势逼迫不得不如此罢了。形势的到来，即使是圣人也无法阻止。所以既然已经改变，就无法恢复。议论的人只看到近日中法战争，和议迅速达成，起初不就是因为海运阻滞吗？因此想要恢复河运，认为只有恢复河运，将来海疆有事才不用担心受制于人，却不知道这在形势上是不可行的。想要恢复河运，必须先治理运河。考察同治十年，曾国藩上疏陈述河运的艰难，比如峄县的大泛口、胜县的郗山口，都嫌浅窄；从微山湖到袁口闸，更是处处淤浅，有的几十丈，有的百余丈。十多年来淤积应当更加严重，治理起来也应当更加困难。况且不论治理运河有多难，即使治理了，最终也没有益处。为什么呢？黄河穿过运河之后，汶水不能越过黄河来补充运河，安山以北更加担心干涸。同治初年，黄河主流全部趋向张秋，还能灌溉运河；后来黄河穿过运河的地方日渐向南迁移，从安山到八里庙五十多里，运河堤坝节节被冲断，黄河水流湍急，漕船难以行驶。运河可以治理，但黄河穿过运河的情况却无法治理。况且道光六年开始实行海运，是因为清口淤积；清口淤积，是因为引黄济运。当时，黄河还没有北移，所以无论黄河向南还是向北流，运河都难免被它穿过。运河被黄河穿过，漕运必然不能没有阻滞。所以说河运不可恢复，是形势所趋。议论的人也没有看到河运的危害罢了。丁夫骚扰百姓，官吏不敢查问；风水阻滞漕运，人力无法施展。当时，公私都为此受苦。五十多年后，忘记了以前的痛苦，不担忧以后的后果，急切地把恢复河运当作紧急事务，见识何其浅薄啊？况且河运如果真的恢复，万一海疆有警报，难道真的能不受制于人吗？为什么呢？河运本来就不能越过天津到达通州，怎么能把河运当作万全之策呢？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顺应形势加以引导，是救急时务；致力于农业使粮食充足，是立国的根本。直隶的水利之所以屡次兴办又屡次废弃，不是因为土地不可耕种，而是百姓懒惰而没有看到危害。如今海运一受阻，粮食价格飞涨，百姓也知道仰仗他人供给是靠不住的。趁着这个时候引导他们，疏浚沟渠，提供农具，教导种植技术，努力耕种的人给予奖赏，而赋税不增加，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务必使根本之地不依赖他人供给，这是正当的道理。即使是虞舜夏朝的盛世，又能远远超过这个吗？

关于海运和河运的议论

李庆恒

国家定都燕京，沿袭前明的旧制，每年输送东南的粮食，命令漕卒自行到所在州县支取运输挽运的费用，每年大约两三倍，实行了两百年。道光末年，天子念及百姓的困苦，怜悯他们，于是下令大臣商议恢复海运并施行，至今几十年了。东南地区在遭受创伤之后，得以裁减浮费，让百姓稍得休养生息，这已经见效了。议论的人仍然深谋远虑，防备海道堵塞的祸患，想要同时尝试河运，请让我借箸来筹划一下。在元朝时，伯颜因为河漕费用繁多，命令朱清、张瑄开通海道，从刘家港出海，到撑沙，转沙嘴，到三沙洋，子江，经过万里长滩，穿过清水、黑水两洋，到成山，经过刘岛，到之罘、沙门两岛，放开莱州大洋，抵达略河口。整个元朝，获得了利益，但是每年都有船只漂没溺亡，而元朝末年最终因为供给不足。明成祖迁都北平，鉴于元朝灭亡的弊端，命令疏浚会通河来挽运漕粮。这时，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的粮食，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的粮食，运送到淮安、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的粮食，运送到徐州，徐州的粮食，山东兖州的粮食，运送到济宁，都用里河船依次运送到京师，这就是所谓的转运。当时百姓认为难以承受，于是改为在淮安、瓜州的水边，增加船耗米，对船贴兑，由军队领取运输，称为兑运。百姓仍然认为难以承受，又改为在本府州县附近的水边交兑，而增加漕卒过江的损耗，于是确定了长运。本朝因袭变革损益，知道明朝的制度不可轻易废除，所以不敢吝惜一时的费用，而改变二百多年的旧制。然而法令长久弊端滋生，漕卒的需索，官吏的浮冒，绅民的不公平，到了宣宗成皇帝的时候，东南地区再次陷入困境。河运改为海运，固然形势不得不如此，也借此缓解百姓的困苦。大抵海道快速，十天就可以到达，运输挽运的费用又节省，效果可以立竿见影。但是一旦海疆不平静，堵塞阻隔，仓促之间无法挽救，而漂没覆溺的祸患还算是小的。河运虽然没有这种忧虑，但是

译三四千里的路程，如果不经过三个月就无法到达，耗费已经巨大，更加使百姓生活困苦。这两种方式各有弊端，因此国家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不会轻易谈论变法，大概谨慎就是到了这种程度。如今海运实行了二十年，漕运非常便利，主管官员又商议想要恢复旧制，难道不是因为朝廷两百年的法度，子孙万世无穷的利益，不可以轻易废除吗？况且自从停止海运以来，漕运士兵没有所得的食物，山东、河南等省份盗贼四起，十几年才消灭，中原的元气实际上在这里受到了伤害。又因为敌对的外夷窥伺京城周边地区，万一发生变故，用海军截断我们的粮道，事情尤其有非常值得忧虑的地方。这确实不能不为之谋划，然而只是防备海运的害处，却不知道今天河运不可以突然恢复；即使恢复了，也不能保证它有利而无害。大概河运一旦恢复，耗费必定巨大，耗费巨大，势必不得不从民间征收。百姓无知，不认为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而认为上面仍然不体恤百姓的困苦，至于官吏借机加派赋税，以及虚报冒领、侵吞渔利等弊端，又将说不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孔子与子贡讨论政事，宁愿去掉粮食也不失去百姓的信任。圣人难道是说这种迂腐的话吗？确实是认为没有百姓而有粮食，不可以建立国家。

译国家承继历代圣主深仁厚泽，逐渐浸润人心，那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叛乱者，兴起旋即灭亡，也是因为民众团结深厚，根基稳固，外患不足以动摇。如今东南刚刚平定，又蒙毅皇帝施恩，减免江南的漕粮，可以说是勤勤恳恳体恤民间疾苦了。如果又因为河运的缘故，让百姓重新遭受昔日的劳苦，这就是恩德不能贯彻始终，非常不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漕运本身没有得失，漕运数量的多少才是得失。汉朝初年漕运山东的粮食供给中都，每年只有几十万石，后来每年达到六百万石。唐朝初年每年不过二十万石，后来三年达到七百万石。宋朝初年也不过几十万石，后来达到五百五十万石。后来之所以不能不多运，是因为多余的兵卒太多，冗官没有裁减，西北的水利没有兴修，不除去不得不多的根源，以逐渐恢复到不靠漕运也能富裕的方法，仅仅讲究眼前的得失，这也是只治标而不治本。现在的计策，也只有裁减多余兵卒，裁汰冗官，兴修水利罢了。国家初年供养旗人兵丁以拱卫京师，相当于汉朝的南北军，确实取得了内重外轻的优势。然而二百年来，人口日益繁多，如果都依赖国家供给，必定不能长久。现在如果确定定额，选拔精锐，另编为一军，其余的都让他们各自寻找职业，与汉人一样，一转念之间，国家节省的就多了。至于裁减冗官，不关闭捐纳途径，严格保举制度是不行的。如今外省的官员，科举出身的不到异途出身的一半，而京城各官从员外郎以下，也都可以通过捐纳入仕，至于保举的泛滥，从监司到守令佐杂，更不知有几千人。这些人即使小有才能，但不是读书稽古之人，大多是浮躁求进之徒，让他们位居百姓之上，不仅虚耗朝廷的俸禄，而且更加重剥百姓的脂膏。现在如果永远关闭捐纳保举这一途径，申明连坐法令，大吏不得滥予，以前捐职保举的人员，在京的由各部，在外的由督抚严格甄别，除才能业绩卓著者奏请留任外，其余都听任他们回籍。这样，国家节省的就更多了。尤其重要的，在于兴修西北的水利。土地没有贫瘠肥沃之分，水利的兴废，就是贫瘠肥沃的原因。如今西北的石田，都是三代时的膏腴之地，谁不知道呢？而水利终究未能兴修，是因为费用巨大而用人又难。用人方面，担心费用巨大而没有出处，不如逐渐推行。命令地方官得以便宜行事，招募百姓修筑陂塘，修筑堤岸，开垦荒田而免除赋税。百姓容易趋利，必定踊跃从事。如果各州县相继这样做，或许力量众多而事情可以办成。至于用人，在于各大吏实心整顿，严格赏罚，统一事权，长久任用。天下难道没有郑国、邓艾那样的人吗？行之有效，然后全部折抵东南的漕输银两上交天府，不仅东南的民力得以舒缓以利于国计，也永远有所依赖。这与斤斤计较海运得失的人，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愿将此告知天下有心经世的人。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二

户政十九盐课一

驳长芦盐价改用银桩疏道光七年

贺长龄

本年十月二十日钦奉上谕：先前据那彦成等人奏称，长芦盐商财力长期疲弱，亏欠日益增加，是由于钱价过低，换银交税导致成本亏损所致，请求将盐价改用银两计算，并将加价三文减去，两相抵算不至于影响百姓食用，当时交给户部复议。现在据奏称，按照现在最贱的钱价计算，除了将减去加增三文抵算外，还多卖出一文有余，终究担心民间因此有食盐昂贵的忧虑等语。长芦盐价先前议定增加，原本是为了体恤商情，借以调剂，然而历年以来盐务毫无起色，亏累更加严重。该督等人所奏换银交税导致成本亏损的情形，固然属于实际情况，但突然改变旧章，是否民间不至于食盐昂贵？此后先交税再发引，就能每年结清款项，再无拖延，必须体察情形，详细核定商议。长芦引盐行销直隶、河南地方，山东与长芦情况相同，该督等人所奏也没有考虑到差异，命令杨国桢、琦善认真访察运务和商情，并将各地换银市价核算盐价，务必使民食毫无阻碍，详细确切调查，据实奏报。并命令那彦成、阿扬阿按照户部所议，将商人成本内支出的各项，凡是用钱支付的，全部剔除，另行核算，不得一概以换银赔折为借口。如果改用银两计算，先交税再发引，是否确实能长久？每年奏销是否确实能全部还清积欠的税款？是否确实能归补？并按年可补多少，通盘详细核算，逐一切实复奏，再降谕旨。钦此。让我皇上体恤百姓，广泛咨询采纳的至意得以彰显。臣担任台职，凡有管见所及，也不敢不献上一得之愚。我认为利不百倍不变法，功不十倍不易器。改用银两计算的提议，如果对国家税收稍有裨益，也未尝不是通变权宜的方法。然而臣反复访察，私下担心有累于平民，有损于国库，而对盐政并无益处，实在不可轻易议论更张，请为我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