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七

译婚后将近三个月，夫妻关系已经确立，但尚未在宗庙拜见公婆，虽然算是妻子却还未成为媳妇，神主牌既不附祭于皇姑的墓，也不葬在夫家。那些迁移安葬夭折新娘的人，坟墓已经合葬了，难道神主牌也要附祭进去吗？神主牌不附祭却合葬，合葬了神主牌也附祭，这在礼法上没有任何一条是可行的。迁移安葬始于魏武帝对仓舒的做法，嫁殇始于魏明帝对女淑的做法，顺从一己的私情，违背先王的法度，禁止这种所谓的衰败世道之事，表面上似乎是从厚，实际上礼制却更加败坏了。近来迁移安葬的风气盛行，导致立继承人的规矩混乱，继子尊贵而鳏夫寡女安然接受追赠的典制，这本来就是错误的。更严重的是争夺继承权的诉讼兴起，贪官污吏上下其手，无人能制约他们，弊端极大。嫁殇的风气盛行，导致墓葬的次序混乱，使得原配妻子降格等同于继配，这本来就是错误的。否则原配妻子不服从，女方家庭就会向官府诉讼，官吏不指出嫁殇的失礼，反而指责葬礼的不完备，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名分不正则礼制不能兴起，刑罚不当则百姓不知如何行事，不可不加以辩明。

译昏问衎石斋记事续稿

钱仪吉

道光十一年，山东两位县令约定结为亲家，但前任与现任官员发生争执，官员的谷父杀害了县令的女儿，县令的父亲也因此死去。女儿不忍心侍奉仇人，便自缢而死。朝廷下诏表彰她的孝行。有人议论说，女儿不死的话应当离婚，请问：这是百姓陷入极度困境而王政所应怜悯的情况吗？亲人复仇时不反戈相向，海外避官是为了和解难处。《春秋》中子沈子说：“臣不讨伐贼人，就不是臣；子不复仇，就不是子。”如今让这孑然无依的孤女怀着悲痛站在庭院中，却让她戴上成年女子的发饰去朝见，拿着礼器去祝祷，忘却亲人而侍奉仇人，生存的理义就完全丧失了。又说要择定吉日举行婚礼，必定要称颂先人，这既已言辞穷尽，如何能完成礼仪？有人说婚礼一旦与丈夫齐等，终身不可改变；又说妇人以内属于夫家，以外疏远父母家。又引用先儒的话说，丈夫有恶行，妻子不得离去，是因为没有离开天的道理。这个女子，虽然怀着终身的哀痛，也将无处逃避命运。不知道女子没有专断的行为，有三从的道理。当她未嫁时，不受丈夫制约，所以丧服的制度规定，在室的女儿为父亲服齐衰三年，未嫁而丈夫死去，安葬后就除去丧服，本来没有三年的恩情，也没有双重斩衰的嫌疑。《春秋》中女子在本国称女，在路上称妇。如果这样终身不改，是施行于同牢之礼；疏远本亲，是责成她成为媳妇。至于妻子侍奉丈夫，就像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如果所依靠的丈夫失德，必定要规劝，如果依靠诚信而怙恶不悛，即使号啕哭泣也难以断绝，这所谓至亲没有离去的志向，在于感动对方吗？所以赵阿自杀，情势被怀疑为过中，庞娥为父报仇，世人称颂她的纯孝。那么丈夫的恶行与亲人的仇杀，权衡其轻重，又非同类可比。查考离婚的条例，前代史书中多有记载。过去在曹魏时期，犯大逆罪者诛及已出嫁的女儿，夫家受刑，又有随姓受戮的情况；当时有特别听许离婚，从而保全性命的人。丈夫背叛家庭宣告断绝关系，取决于君主；仇家宣告离婚，取决于父亲。平时凭借尊敬是相同的，面临危难难道心意会有不同？《白虎通义·嫁娶篇》说：“悖逆人伦，杀害妻子的父母，废绝纲纪，是最大的混乱。”义绝就可以离去。唐律户婚章说：“凡是义绝的，离婚；又说凡是违律为婚，当条称离婚的，即使遇到赦免也还是离婚。所谓义绝，长孙无忌等注解说：如果夫妻双方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姐妹互相杀害，即使遇到赦免都算义绝。”那么断罪的条文，罪行有应当赦免的，但恩义断绝，就绝不恢复。况且推寻汉议、唐律的条文，都关系到已出嫁的女子，何况某县令？女儿还在娘家，仇人不可共戴天。如果不离婚，如何能教导孝道？我私下认为某县令的女儿以死成名，没有可评议的。以后有类似情况，有关部门审理案件，应当请求离婚。

昏问

林柏桐

谨案：婚礼，是将两个姓氏结为好合。两个姓氏不好合，就不合了。父亲选择配偶而嫁给她，妇人称嫁为归。以内属于夫家，以外疏远父母家，是秉承父亲的意志罢了。如果亲人把刀刃刺入父亲的腹部，却要与他的儿子白头偕老，侍奉仇人作为公公，世上哪有这样的人？《春秋公羊传》说：“礼，仇家不互相通婚。”《谷梁传》说：“仇家的人，不是用来接婚的。”鲁国仇视齐国，却让主持王姬归齐的礼仪，尚且被《春秋》所厌恶，何况侍奉仇人呢？《谷梁传》又说：“不让齐侯得以与我行礼。”仇国不可与我行礼，仇家反而可以与我通婚吗？应当离婚，似乎没有疑问。谨对：有人说，许婚，是父亲的命令。一与丈夫齐等，终身不改，是父亲的意志。父亲活着时命令她，父亲死了就违背他吗？回答说：礼有常道也有变通。父亲命令嫁人，终身不改，是常道。先婚后仇，不是父亲所能预料到的，是变通。推想父亲的意志，必定不允许侍奉仇人。推想女儿的意志，且与仇人不能共戴天。《传》说：“不顺于天的，天绝之；不顺于人的，人绝之。”通婚而互相杀害，不顺已经太甚，不绝何为？有人说：礼，妇人没有双重斩衰，所以为丈夫服斩衰，而为父亲服期。丈夫就重了，又可以离吗？回答说：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之后从夫。所以在室的女儿为父亲服三年，亲迎而女之父母死，那么女子返回。女子未庙见而死，就归葬于女氏之党，表示未成妇。对于处子，怎么可以用既嫁的例子呢？有人说：杀害女儿父亲的是父亲，不是丈夫。何不念及这一点？回答说：文姜对于鲁桓公的弑杀只是参与耳闻，并非亲手行凶。而《公羊传》有说：“念母的是所善的，那么为什么对于念母贬低，不赞许其念母呢？”母亲参与弑杀，不许其子念仇与成吗？杀害独可使未成妇者念吗？有人说：婚礼者，千古公义也。不侍奉仇人者，私恩也。无私恩，非孝；无私义，非忠。君子不以私害公。有上位者主持，可以说鲁主王姬之婚，周王命令的，而《公羊传》所谓“以我主书者”，其意在恶周。然而有命令者，尚且不可说公义不是这样吗？有人说：臣子重受命，父亲死了，其离婚安所受乎？回答说：鲁庄公娶于齐，夫人姜氏入

译“进入的人，内部不接纳。”为什么不接受呢？娶仇人的子弟，让他住在前面，从道义上讲是不可以接受的。何况是用祖先留下的身体，去侍奉仇人的子弟，这怎么向宗庙交代呢？因此，从道义上通达来看，接受命令是有其原则的。有人问：“那么雍纠的妻子、庆舍的女儿，应当离婚呢？还是应当自杀呢？”回答说：“她们都是别人的妻子，应该有补救的办法。如果能把事情做得完美，使双方都保全，做不到就自杀，不必等到离婚。女子只知道有父亲罢了，仇人不是她愿意见的，这是不同的。”有人问：“女子不自杀，还可以改嫁吗？”回答说：“婚姻没有解除，就是妻子；婚姻已经解除，就是仇人。即使改嫁，也没有嫌疑。倘若她痛恨父亲死得不明不白，怨恨自己生不逢时，不侍奉仇人，也不改嫁他人，穿着白色的丧服度过一生。君子一定会深切哀悼她，认为她的志向没有邪恶之处。”

译关于父母患病时是否应当娶妻的讨论

邓瑶

父母患病时不应娶妻，这不需要有见识的人来辩驳了。乡间习俗，家里有人生病，就让儿子匆忙成婚，意思是新媳妇刚进门，病人见到她会高兴，希望他快点痊愈。《士昏礼》中请求婚期的辞令说：“只是因为三族中可能有意外变故，所以派我来请求吉日。”郑玄注解说：“意外变故指突然发生死丧之事。”这就是世俗中确定婚期娶妻的意思。顾炎武说：“三族是从主人角度说的，指父亲、兄弟，以及兄弟和儿子的兄弟。”等到做儿子的遇到父母生病，侍奉汤药、求医问药，呼天抢地祈祷代替父母受苦，忙得不可开交，却急着娶妻，如果突然发生意外变故，这难道是做儿子的忍心说的吗？所以说“亲自去迎接新娘，新娘在路上，而新郎的父母去世了”，这是因为接受命令去迎接时父母本来安好，中途突然听说重大变故，并非父母已经生病，就冷漠地举行亲迎之礼。那么父母患病时不宜娶妻，难道还需要辩驳吗？于是有个戚某的母亲生病，母亲对父亲说，想为儿子娶妻，催促办事的人，儿子因为侍奉病人，仓促间坚决不从，母亲的病因此稍微加重。客人问：“是听从母亲呢？还是听从儿子呢？”我说：“儿子不肯娶妻，是出于情理，也符合礼制。至于他母亲一定要娶妻，大概是自己料定活不成了，还希望在临终之前，见一见新媳妇，观察她的容貌举止动静，来占卜她是否能使家庭和睦，然后才能甘心闭眼，这心意沉重而令人悲哀。”做儿子的侍奉病人，如果可以顺从他的心意而稍微缓解他的病痛，没有什么是不做的，即使权宜娶妻，也未尝不可。只是亲自侍奉汤药，不能执行亲迎之礼，选择族中熟悉礼仪的子弟，向女方父母传达旨意，告知婆婆病重迫切想见媳妇的意思，当天就上路，请女方的母亲和亲兄弟送她来，如同祈求先灵赐福。新媳妇进门，婆婆的病随即痊愈，实在是两家的福气。如果婆婆不幸去世，就援引“亲迎新娘在路上而新郎父母去世”，新娘改穿布制深衣、白色头巾奔丧的条文，进门号哭，跟随家人办理丧事。有人说：“新娘改穿丧服，是因为亲迎的缘故，虽然没成婚，但媳妇的名分已定，所以听说父母去世就奔丧。”现在不亲迎，如果新娘在路上听说变故，一定要责备她奔丧吗？回答说：“父母安好，自然不能废除亲迎的大礼。这里则是母亲病重，忍着死等待儿子，难道还要从容不迫，戴着爵弁、穿着浅红色下裳、黑色镶边礼服，乘坐墨车去迎接儿子回家吗？即使不亲迎，新娘在路上听说丧事，难道就要跟着女师中途返回吗？这不是符合礼制的议论。”又有人说：“新娘已经奔丧了，安葬后该怎么办？礼书上没有明文规定，大概是跟随母亲回家除丧，然后成婚吧？”又回答说：“妇女以丈夫为家，既然进门，就没有必要回家。即使像现在的童养媳，从事缝纫、洗涤、打水、做饭等杂役，来侍奉公婆。三年丧期结束，主人才准备酒食，大请乡党朋友，为儿子完成夫妇之礼。大概以前因为母亲病重娶妻，仓促间不亲迎，是通达权变；现在因为父亲命令成婚，慎重地合卺，是为了厚待分别。这样在礼上很适宜，在义上也协调。”客人退下，于是写下这些来请教讨论礼制的君子。

再答陈秀才的信

邓瑶

承蒙告知，贤妻有母亲丧事超过一个月，想召她回来，担心在义理上不安，殷切地询问。好啊，你的问题！礼制，女子出嫁为父母服一年丧，传文说不服斩衰。《丧大记》说：“为父母服丧，练祭后回家，为期九月；安葬后回家。”注解说：“回家指回夫家。”那安葬后回家，是妇女为祖父母、为作为父亲后代的兄弟服丧。先王的意图，认为女子舍弃父母而跟随丈夫，已经由斩衰改为期年丧了。如果再不让她在家守丧，情义就太淡薄了，所以有练祭后回家的条文，用来通达她的私情。朱子的门人叶味道的妻子丧母，安葬后回家。味道后来读《丧大记》，才知道自己错了，让她回去服满丧期。大概古人用情深厚如此。你的妻子新丧母超过一个月，就催促她回来，对照古制，未免太急促，宜乎你心里不安。然而妇女有主持中馈的义务，况且你有父母在世，媳妇侍奉公婆的礼节不宜长久缺失，一定要求她练祭后才回来，形势也不方便。不得已，就以三虞卒哭为期限，不还是比超过一个月就回来好吗？从前味道也有话说，认为媳妇在娘家久住，彼此多有不便，想不等到练祭就召她回来。朱子说：“或许有不便回家而不变动居处饮食节制的，但衣服则不能不变。”这议论未为害理，你遵行吧。虽然如此，言论岂止一端而已？各有所当。妇女遭遇父母丧事，如果遇到公婆有病，或者丈夫病重，就不等超过一个月，只要已经看过含殓，就应立即回去，这就是权变。如果夫家幸好无事，酒食杂役有妯娌能代替，而公婆又允许她遵循古礼来通达私情，那么做丈夫的，又何必不让她练祭后回家，而一定让她怀着悲痛愤懑，匆忙离开父母的灵位呢？大概看待别人的父母很重，然后看待自己的父母不敢稍轻，而说别人对待亲人不必过厚的人，一定对自己的亲人对待至薄。风俗的衰败很久了，有见识的人能不思考补救的方法吗？

译用来矫正它，使它一天天趋向敦厚吗？

译霍勒霍屯氏守义论

李惺

蒙古正白旗护军校苏隆阿的女儿霍勒霍屯氏，许配给翻译生员瑞祥，还未过门瑞祥就去世了。女子想要以死殉情，她的家人防范严密，没能让她死成，于是她请求前往奔丧，父母哀怜她的志向，答应了。到了瑞祥家，她抚着棺材痛哭，瑞祥的父母哭泣，观看的人也都哭泣。她慢慢拿出袖中的刀，割断头发，发誓坚守道义直到终老。这是道光十三年的事。金纯甫太守是瑞祥的叔父，我是从太守那里听说这件事的。有人说：霍勒霍屯氏是贞洁的女子。我说：霍勒霍屯氏是守节的妇人。有人说：妇人的道义，是从一而终，还没成为别人的妻子却坚守妇人的道义，是不合礼制的。我说：道义所在的地方，就是礼制所在的地方。霍勒霍屯氏坚守道义，就是合乎礼制的。现在，礼制中没有什么比君臣、父子、夫妇更重的了，父子因天性而结合，君臣和夫妇都因人为而结合。以君臣关系来说，作为臣子没有二心，至于还没有委身效忠、登记名册，似乎就不属于分内之事。然而古代的节义之士，不幸遇到国家变故，即使不必牺牲生命殉国，也隐藏踪迹、销声匿迹，终身不出仕，他们心中常常有耿耿于怀、难以忘却的东西，难道不是认为我本来就有君主吗？君臣之间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谁不是君王的臣子，能说他没有成为臣子吗？那么作为妻子的人也可以知道了。女子未出嫁，是没有成为别人的妻子，但未出嫁却已经许配，不能说不是别人的妻子。礼制说女子许配，用缨带系在身上，取的是系身的含义，有所系结，道义就不可断绝。道义不可断绝却断绝了，因为没出嫁而宽恕她；道义不可断绝而心中不忍断绝，反而因为没出嫁而苛责她。把坚守道义的人说成不合礼制，难道那些道义不可断绝却断绝的人就恰当吗？礼制吗？礼制以道义为准绳，道义不关乎出嫁与否，而看能否坚守。所以我才说：霍勒霍屯氏坚守道义，是合乎礼制的。况且人如果尽到了实质，就不应当吝惜给予名义，没成为别人的妻子却无愧于成为别人的妻子，称她为妇人是可以的。《春秋》的法度，可以进升的就进升，那么就把霍勒霍屯氏当作守节的妇人，也是适宜的。虽然如此，有奇特节操的人必定有盛大的名声，名声所在，喜好名声的人就会趋附，世家大族门楣相尚，那些未出嫁就坚守道义的人，或许是形势所迫，而不是内心所安。即使他们的心未必如此，但他们的行为如此，评论者尚且不能不给予他们节操的名誉，何况霍勒霍屯氏毅然决然，起初并非有所逼迫才这样，她的至诚本性是怎样的呢？唉，可以用来教化风气了！我听说这件事，不胜感叹。又厌恶那些喜欢苛刻议论的人，恰好方便了他们苟且的私心，因此极力辩驳，以消除世俗的疑惑。即使作为对天下做妻子的人的劝勉，而天下名教所系，有类似做妻子但比做妻子更重要的，他们也可以自己决断了吧。

归葬于女氏之党议

袁翼

《曾子问》篇说：“女子没有拜见宗庙就死了，不迁入祖庙，不附祭于婆婆，死后就归葬到女子娘家的亲属那里，表示她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我曾经读到这里感到疑惑，等到反复研读汉、唐、宋、明各位儒者的说法，更加疑惑了。《屯》卦六二爻辞说：“女子贞洁不嫁，十年后才嫁。”《后汉书·百官志》说：“凡是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的，都在门上题字表彰。”女子所谓的贞，是贞守节操以从一而终，这是天性。所以婚礼在纳币之后父母死了，就停止婚礼；安葬后，向女方家传达丧讯说：“有丧事，不能继续结为兄弟之好。”女方家答应但不敢再嫁。守丧期满后，女方的父母派人请求，然后才嫁。女方的父母死了，也是这样。大概男女都有三年的丧期，嫁娶耽误了期限，可以改换配偶，但女子仍然不敢立即改嫁，是因为缨带有所系结，系结于一个人为正。求婚的开始，纳采是被选择；问名是知道名字；纳征用皮币，征的意思是成。到了这一步，夫妇就可以成就了。亲迎的那天，父亲给儿子祭酒，希望他上事宗庙，下继后嗣，重视到了极点。主人接受礼节以及给女儿祭酒，都在宗庙，把先祖的遗体交给别人，也重视到了极点。婚礼的第二天，枣栗脯修用来赞见公婆，入室洗手进献食物，公婆同一天宴请媳妇，礼节以一献为限。公婆从西阶下来，媳妇从东阶下来，表示传付的意义，也重视到了极点。不幸突然像朝露一样死去，来不及拜见宗庙，却不迁入祖庙、不附祭，归葬娘家。为什么前面如此郑重，后面却如此冷淡放置呢？贾逵、服虔说：“礼制，媳妇到了没有完成婚礼，不问公婆在不在，一定要等到三个月祭祖庙后，才开始配享。所以《春秋》讥讽先配享后祭祖为非礼。没有配享就没有成为媳妇，死后归葬，有什么不可以？”贾逵的话是对的，然而凭什么断定不可以先配享呢？《士昏礼》合卺之后，铺设床席，媳妇的席子在西边，陪嫁女子的席子在东边，都有枕头，脚朝北进入，亲自解下媳妇的缨带，蜡烛熄灭，陪嫁女子侍立在门外。当夜，被褥共同使用。《仪礼》明显有明确的依据，而三个月未配享的说法，经典中没有明文。女子没有两个丈夫，已经侍寝就是所依靠的丈夫，难道所依靠的丈夫却不让她同穴合葬吗？况且庙见与未庙见，其间仅仅相差几天，庙见后立即死，得以附祭于婆婆；庙见一天后死，就让她归葬

译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吗？况且之前的婚礼如此郑重，结婚之后，同床共枕的时间又如此长久，而是否成为正式的媳妇，一定要取决于进入祖庙向祖先献祭那区区一次奠礼，这难道不是极其违背常理的吗？晋代的应元对此感到疑惑，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便强行编造出“成妻成妇”的说法。本朝的毛奇龄于是附和这种观点。他们只知道儿媳在祖庙拜见祖先是一种孝道，却不知道女子将身体托付给他人，名节关系重大，有丈夫却不能共同祭祀祖先，这是极大的痛苦。班固说：“拜见祖庙一定要等到三个月后，这样善恶就可以知道了。”善良的女子固然会拜见祖庙，那么邪恶的女子难道就不拜见祖庙而被休弃吗？假设有介于善恶之间的女子，是要拜见祖庙呢？还是不拜见祖庙呢？不拜见祖庙但夫妻已经同寝，也已经侍奉公婆了。妇人没有祭祀不得进入祖庙，三个月之中，如果突然遭遇斩衰之丧，就不能再举行拜见祖庙的吉礼。或者拖延到一年之后媳妇去世，拖延到两年之后媳妇去世，难道也因为未曾拜见祖庙而送回娘家安葬吗？如果说“某氏嫁过来”，祖先的灵位未曾接引，祖先不知道有这个媳妇，所以不迁移神主、不附祭，就不能葬在夫家的墓地。然而刚到达时，与媳妇一同拜祭以报告到达，已经朝拜过祖庙了。这个祖庙不就是祖先的庙吗？祖先的灵位难道一定要等到三个月后拜见祖庙才知道有这个媳妇吗？况且《曾子问》篇又说：“亲迎途中，遇到齐衰之丧，男女在门旁改换丧服，就位哭泣，丧期结束后不再举行婚礼。”既然不再举行婚礼，就不再拜见祖庙。不幸在三个月中媳妇去世，又将用什么说法来处理这种情况呢？本朝的吴定于是援引《仪礼》中“公婆已去世，三个月后献祭采蘋”的条文，认为不迁移神主、不附祭的，是因为未曾拜见祖庙；送回娘家安葬的，是因为未曾拜见祖先的庙。如果公婆健在，已经行笄礼拜见他们，那么即使未曾拜见祖先、未曾拜见皇姑，先王也一定允许她葬在夫家的墓地，只是特别不迁移神主、不附祭罢了。怀疑经典而牵强附会来圆通自己的说法，可以吗？我考察古代礼制，有流传至今但当时并未实行的；有实行了几十年随即废弃不行的。符合人之常情的礼，圣人不禁则自行废弃；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礼，又怎么能禁止呢？六经毁于秦火，《礼记》都是汉代儒生补缀而成的篇章，鱼目混珠，为数不少，不像《仪礼》那样还是圣人的完整著作。晋代将三个月拜见祖庙改为三天的期限，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家礼》都遵循这个制度，三个月中必定没有不能拜见祖庙的事情，而女子将身体托付给他人的道义，得以保全并回归了。“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意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随意卷起。”《邶风》中的这首诗，是为卫夫人而作的。夫人到达城门时国君去世，进入宫中守三年之丧，不返回齐国，这件事发生在孔子制定礼制之前了。媳妇报答丈夫的情义如此深厚，而丈夫报答媳妇的情义却如此淡薄，所以我断定：这不是孔子的话。

译在《刘贞女纪略》后

方东树

嘉兴的钱仪吉侍御说，在他巡视西城的那年，平谷县有个民妇某氏自缢身亡，官府派人查验尸体，没有发现其他伤痕。民妇的丈夫、她的父母分别陈述情况，都说：“妇人因为公公恼怒她的丈夫，害怕而死，这是愚昧所致，并无冤屈。”我观察妇人致死的原因非常可疑，每天到附近探访，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便催促召来民妇的丈夫接受询问，他的供词完全像他父亲说的那样。询问邻居，也是如此。于是我只单独传唤妇人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反复开导他们，最终他们的说法也都和民妇父亲的一致。大概是因为妇人家愿意息事宁人且畏惧事端，邻居害怕卷入诉讼，所以都没有如实告知。我虽然心里明明白白，但终究无法用道听途说的话在公堂上证实案情，只能自责身为地方官，却不能为这普通妇人伸张冤屈，因此写下这件事来彰显某氏隐藏的节操。侍御后来游历广州，便把这事告诉了祁竹轩中丞。中丞说：“这个案件如果不彻底查究，那么死者的内心怎能安宁。”于是进一步评论伯夷、叔齐和卫国辄公的事，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这位妇人也是这样的用心啊。”侍御审理此案是在道光十三年，而十六年又发生了刘贞女的事。刘贞女是仪征人，许配给某氏，十七岁时作为归妻到了夫家，但实际上并没有立即举行婚礼。住了半年，忽然自己回家，发誓不再回去。父母惊讶地追问，她哭着不说话。后来父母也明白她有难以言说的隐情，不再追问而听任她如此。贞女勤于针线活，从事劳苦的工作，为父母服侍操劳。不久父亲去世，过了一年母亲又相继去世。贞女侍奉病榻、端送汤药，一百多天不解衣带，毫不懈怠。父母去世后，贞女悲痛欲绝想以身殉葬，几天不吃不喝，依靠众亲属劝勉，才稍微节制她的哀痛。从此以后，代替哥哥操持家务。哥哥本来贫穷，接连遭遇重大变故，加上连年水灾饥荒相继发生，家里一年多次搬迁。贞女吃不饱，穿不暖，却从未有过丝毫怨恨的意思。到了十六年某月某日夜，忽然自缢而死。贞女的哥哥刘澍写文章记载这件事，说：“妹妹不在刚回家那天死，是怕以死伤害父母的心；不在父母去世那天死，是不忍心把沉重的事情累及兄弟；不在饥寒交迫、四处迁徙的日子死，是怕别人说她不能忍受贫困；等到如今家里稍微宽裕却终于死了，这是妹妹的善良，她以死来保全自己的贞节。”方先生说：“贞女不曾有一天忘记死亡，只是认为死得不得体，所以没有立刻死，文天祥到柴市殉国，心意才完结。王炎午却想早点逼迫他，这不仅不能理解文天祥，也是因为对义理的辨析不够精微。”唉！聂政的姐姐能彰显弟弟的义举，贞女的哥哥能表彰妹妹的德行，难道不是贤德吗？难道不是贤德吗？像平谷民妇的兄弟，虽然愚昧但最终得到钱侍御、祁中丞为他们彰显细微的光亮，如同日星一样明亮！又有什么遗憾呢？所以我特意将这些事牵连在一起写下来，以彰显其中的义理。

在《归震川贞女论》后

王廷植

这是归震川的《贞女论》。震川是明朝一代文人，谈论古文的人大多取法于他。幸运啊，贞女因为什么原因能得到这样的论述呢？贞女的事迹没有记载在古书中，她的姓氏也不显赫。自从归氏的论述出现，辩驳的人很多，而贞女于是流传于千古了。他说：“女子没有出嫁，却有的为丈夫而死，又有终身不再改嫁的，不符合礼制。”这意思就是认为改嫁符合礼制了。他在礼制上引用了父母去世和女子没有庙见就去世这两条，却不引用丈夫去世这一条，为什么呢？曾子问：“娶妻有吉日，但女子死了，怎么办？”孔子说：“穿齐衰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丈夫去世也是如此。意思是丈夫死了，女子也穿齐衰去吊唁，或者又说穿斩衰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经典已经明确说了丈夫去世的情况，既让她穿丧服，又让她去吊唁，难道说他们不是夫妇吗？她为丈夫死，或者终身不改嫁，又有什么不符合礼制的呢？如果认为改嫁符合礼制，那么吊唁的是一个丈夫，改嫁的又是另一个丈夫，这能算是礼制吗？先王制定礼制，不强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经典说“安葬后就除去丧服”，而不说嫁或不嫁，礼制贵在通达而施行。除去丧服后出嫁，是礼制；除去丧服而不嫁，更是礼制的极致。所以说“礼顺应人情”，又说“礼中接近人情的，并不是它的极致”。那些女子有贵贱、智愚、贤与不贤的不同，如果一定用一个标准来衡量，那就不是天下的通行了。归氏认为女子在娘家，只有父母为她许配聘礼，而自己没有什么参与。又说女子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属于谁。又说：“一种礼仪不齐全，就不亲迎；没有父母的命令，就像私奔一样，不符合礼制。”这意思就是认为改嫁是父母的命令了。娶妻有吉日，女子已经二十岁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问期这五礼都实行了，都是父母的命令。没有实行的只有亲迎罢了。难道女子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属于谁吗？孟子认为亲迎是礼制中较轻的，亲迎就成就了夫妇，这是婚嫁的常礼。现在不幸发生变故，不能亲迎，而丈夫就死了，丈夫死了，对于女子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吗？以前父母的命令都算没有，又要请媒人、写庚帖、家里亲迎来等待父母的后续命令吗？礼制所说的“穿齐衰去吊唁”，也是因为女子虽然没有出嫁，但对丈夫的死不能无动于衷，即使出嫁也必须等到除去丧服之后。现在那些没有出嫁而丈夫死了的，有穿齐衰去吊唁的吗？

译穿着不完整的丧服去吊唁，随即就改嫁，她对丈夫的情义也太淡薄了。归氏为什么不责备她？这难道不是违背礼制吗？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在下面表现为河流山岳，在上面表现为太阳星辰。女子中那些贞洁刚烈的人，她们的正气自然足以使山河壮丽、日月增辉，哪里是说违背或伤害了阴阳之气呢？那些改嫁的人，只是认为阴阳之气需要调和，如果不改嫁，未免话说得太苛刻了。归氏又把这种观点作为廉耻的防线。对于未曾见面的丈夫，哀悼他的死而殉节守节，这是礼义廉耻根植于本性，纯粹出于天理，没有丝毫情欲的私心。她前往夫家，是听到丧讯而舍生赴难，并非私自逃跑，去做谁家的妾室？却竟然诋毁她是私奔，这难道不是诋毁伯夷、叔齐是篡位吗？为什么话说得如此荒谬悖理！

译天地赖以确立的，不过是三纲罢了。君臣的名分，没有人敢冒犯。那些呈上贽见礼成为臣子的，都是名册登记在吏部的人。等到国家破败、君主灭亡的时候，枢密大臣就打开城门投降了，宰相就劝进拥立新主了，百官各司就投名接受新职了。天地颠倒易位，哪里还有君臣之分？然而那些名籍登记在礼部的生员，却凭着那一身青衿的微末身份，誓死不与新朝共存，与平民百姓一样坚守节操，忠贞之士数不胜数。这难道能说不算是君臣之义吗？

父子的亲情，毫无虚假借代，必定要有生育之后才有子女。如今有族人男女去世，子嗣已经断绝，而亲属为他们立了继承人。这继承人的名号，叫某字某，而族人生前并不知道。而做继承人的，只是在神主牌位上写上奉祀的名字，在祠堂祝告，那么这继承人的子孙，就是族人的子孙。这难道能说不算是父子之义吗？

有了婚嫁之后才有夫妇。至于势穷事变，未婚而丈夫去世的，那女子来到夫家，那么她的丈夫就还是有妻子，所以女子是坚守夫妇之义。对于世俗中已婚有室而去世的，就为他立继承人；没有妻子的就不立，因为立了儿子作为继承，不能只有父亲而没有母亲。如今丈夫去世，这是公婆没有儿子；丈夫去世是因为未婚，不能立继承人，这是丈夫断绝了子嗣。女子如果说：“我的姓氏年月，我的父母写在彩帖上，经过媒妁送到夫家了。委禽奠雁，就是聘礼，而又接受了夫家的首饰衣帛，这是我的丈夫父母命令我的。”有夫妇的名分，有夫妇的道义。如今丈夫去世，我没有丈夫了，我可以没有丈夫，但丈夫不可以没有妻子。有女子回到夫家，那么丈夫虽然死了却有妻子；公婆没有儿子却有儿媳，丈夫没有后代却可以立继承人了。这难道能说不算是夫妇之义吗？

天崩地倾的时候，必定要依靠有作为的柱石，乾坤才能得以不崩坏。君臣之义断绝，而生员坚守它；父子之义断绝，而嗣子坚守它；夫妇之义断绝，而女子坚守它。国家灭亡了，家庭灭亡了，生命灭亡了，但都有办法使它们不灭亡。这是用人世间的作为来挽救天命的穷尽。而这件事极其痛苦艰难，没有比女子更甚的了。她们听到死讯自缢，或者见到丧事自尽，这是舍生取义；在娘家终身不改嫁，这是明哲保身。至于回到夫家，持守丧服，侍奉公婆，抚育幼小的孤儿，支撑夫家的门户，这是树立大节、成就大义，孔子所说的君子啊。在极其艰难痛苦的事情上，实行极其中庸平常的行为，听到丧事哀痛，这是仁；不改嫁，这是义；为丈夫持守丧服，这是礼；发誓以死相殉，坚定地知道这是正确而那是错误，这是智；盟书在前，生死不二，父母不能改变她的志向，公婆不能阻止她前来。舜不告而娶，未婚妻不告而嫁君子认为如同告知了一样，这是信。曾子听夫子说：“父母完整地生下我们，我们完整地归还身体，可以称为孝了。”这句话，只有古今的贞女才配得上啊。

纵观书籍所载，大都是秉性温良，懂得礼法，专门以贞洁清白自我砥砺，虽然处境艰难，却甘之如饴，履之如常。大凡世间的富贵贫贱，祸福利害，欢戚忧惧，祸患死生，都不能动摇她们的心，一旦发誓，就坚持百年，可以奔赴刀兵，可以蹈入水火，可以感动天地，可以泣下鬼神。难怪她们与忠孝节义一同被国典褒扬，被地方志记载，被文人学士传述，而被鄙薄顽懦之人感奋兴起。三纲确立了，五常植根了，即使是圣人也赞许她们是天地间的完人。而归氏却说：“先王的礼制，不必用这个来激励世人。”唉！妇女如果不以贞节来激励，又哪里有所谓的先王之礼呢？

有人说：“如今改嫁的，不是礼吗？”回答说：“是礼。父母因为她未婚而嫁她，那么嫁她就是对的，礼并没有说嫁她是不合礼的。”不改嫁的，重在以身许人，既然许配了，不一定有夫妇之事，但一定要坚守夫妇之义。改嫁的，重在以身嫁人，一定要嫁人以行夫妇之事，然后成就夫妇之礼。夫妇之义无可逃避，夫妇之礼也不可废弃。只是改嫁的事多有曲折，而且不免有所忌讳，她娘家的庚帖必定要向夫家收回，定婚的首饰仪物必定退还给夫家，改嫁的家庭必定与前夫家不是亲戚，又不亲近厚待，不这样做就不免有隔阂，而心里有所不安。而认为改嫁是不合礼的，也是不可以的。

书清芬集后

张文虎

明代归熙甫认为女子未婚守志是过礼，近代江都汪容甫又作议来辅助他的说法，两位先生太不懂礼了！古代圣人根据人情来制定礼制，衡量普通人所能做到的而确立，不要求他们做到卓越高远的行为，这就是礼之所以能通行于天下万世的原因。然而其中有些隐微疑似之处，不能制定明显的法令，就等待懂得其意的人善于选择。哀公问孔子说：“礼制规定，男子一定要三十岁才有妻子，女子一定要二十岁才有丈夫，这难道不晚了吗？”孔子说：“礼制说的是极限，不是超过这个极限。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有做父亲的道理；女子十五岁许嫁，有出嫁的道理。由此推论，那么礼制的条文不可拘泥就明白了。”所以三年的

译丧礼，是礼制的体现。世间有像刘瑜那样，服丧期满二十多年，仍穿布衣、吃素食，常居住在墓旁的人，君子不认为这是错误的。不能只喝粥羹而加点菜，生病时喝酒吃肉，这也是礼制的规定。世间有像张敷、杜栖隐那样，不吃盐菜，因过度哀伤而损害身体的人，君子也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老师去世，心中守丧三年，是礼制的规定。世间有像子贡那样，在三年守丧期结束后筑室独居的人，君子也不认为这是错误的。汪踦未成年而死，但能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所以按成年人的规格为他治丧，君子也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按照两位先生的观点，那么这几个人都可以被非议了。况且两位先生所坚持的，是《曾子问》中的文字。那篇文章说：“已经下了聘礼，选好了吉日，父母去世并已安葬，向女方家传达话说：‘我的儿子有父母之丧，不能继续作为兄弟（即完成婚礼），派我向您传达。’女方答应但不敢出嫁，等到丧期结束，女方父母派人请求，男方如果不娶，然后才出嫁。”那些不敢出嫁的人，正是因为女子已经许配给人而重视这段关系。不娶然后才出嫁，而不责备她们坚守节操，这是考虑到普通人所能做到的程度。而后才出嫁，是难以推辞的。又说：“娶妻选好了吉日，但女子死了，穿齐衰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是这样。”注释说：“女子穿斩衰服，穿什么服呢？穿斩衰服，就俨然像她的丈夫了，而不责备她们守节，也是考虑到普通人所能做到的程度。”假设有女子立志不嫁，或者以身殉夫，或者愿意侍奉公婆，君子也会悲悯她们的深情而允许这样做。而容甫先生却将她们比作齐楚的君主去世，鲁卫的大臣号哭自杀，那一定是疯狂失心的人。唉，这是什么话！婚礼纳采时，主人在户西设席，西边为上，右边放几案。注释说：“将要先祖的遗体交给别人，所以在祖庙接受聘礼。”《曲礼》说女子许嫁系缨，注释说：“女子许嫁，系上缨，有从属他人的开端。许嫁之初，其重视程度如此。而将她们比作鲁卫的大臣对齐楚的君主，难道不是疯狂失心的言论吗？”从前齐侯的女儿嫁给卫国，到了城门卫国君主死了，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于是进入卫国，持守三年的丧。弟弟即位，请求让她同用厨房，女子不听。卫国向齐国诉苦，齐国派人告诉女子。女子作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卷曲。”见于《列女传》，大概本于韩诗的说法。又卫女嫁给齐太子，半路听说太子死了，问傅母说：“怎么办？”傅母说：“应当前往持丧。”丧期结束，不肯回去，最终以死殉节。见于《乐府诗集》引扬雄《琴清英》这两个女子，难道不知道安葬后除去丧服的礼制吗？立志不嫁，节操显扬千年。容甫又将她们比作鲁卫的大臣，号哭自杀吗？高子问孟子说：“嫁娶之事，不是自己亲自操办的。卫女为什么能编入诗中？”孟子说：“有卫女的志向，就可以；没有卫女的志向，就会懈怠。”见于《韩诗外传》。这就是所谓卓绝过高的行为，不可以要求普通人做到。将卓绝过高的行为称为疯狂失心，我不知道容甫的心是什么心。熙甫先生说：“女子在娘家，只有父母允许，聘于他人而自己无关。自己的身子是父母的身子，将自己许嫁的是父母。父母允许，却说自己无关，这又成什么说法呢？”况且礼制，不是强迫人而束缚驱驰人的，也是寻求内心安宁罢了。微箕、比干都谥为仁，伊尹、周公、伯夷、叔齐各自成就其是。孔子听说孔悝的难处说：“柴大概会来，由大概会死，而在其间没有褒贬。”这就是所谓各自寻求内心安宁。礼制，三代不相沿袭，今古适宜不同。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媳妇为公婆服丧都是期年，而现在都是三年。两位先生能坚持古礼而反对吗？孔子说：“礼制，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丧事，与其容易，宁可悲哀。”如今世俗浮薄日趋，如果有卓绝过高的行为，确实足以激励人心。而两位先生又加以非议，这也不同于孔子论礼的观点。然而熙甫也自知其言有过，所以在张氏女贞节记中斡旋之举，以三仁夷齐为况，而容甫遂坚持到底。奉贤徐母吴孺人，未婚夫死，在家守志十五年，听说婆婆生病，哭着请求回家。徐母侍奉婆婆抚养嗣子，得到厚待成立。事情上报给学使者，表彰她的庐舍，士大夫有歌咏其事的人，得到厚汇，刊为《清芬集》，向虎虎乞言。读《临川》、《昆明》两学使者序，辨析熙甫的错误，引而未发，又未及容甫所议的，所以推而详之，不自觉其辞费也。

译俞樾

我的同科进士应敏斋观察拿出他所记载的张贞女的事迹给我看，我在卷首大大地写下“奇贞苦节”四个字。有人问我：“没有出嫁就为丈夫守节，符合礼制吗？”我回答说：“《礼记·曾子问》篇中，曾子问：‘娶妻定好了吉日，但新娘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穿齐衰丧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这样。’郑玄注说：‘因为还没有为期三年的恩情。女子应服斩衰丧服。’孔颖达《正义》说：‘因为丈夫服齐衰，所以知道女子服斩衰。妇人没有两服斩衰的道理，在娘家为父母服斩衰，出嫁后为丈夫服斩衰。现在听说死了穿斩衰去吊唁，这本来就是以丈夫的丧服来服丧。只是圣人制定礼制，本于人情，如果一定要服斩衰三年，终身不嫁，那就是强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那些不能踮起脚来够到的就多了，所以制定安葬后就除去丧服。除去丧服后女子可以嫁给别的家族，这礼制，是为了保全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使天下可以通行。’世上的儒者拿着这个标准来衡量天下的女子，见到有未嫁而丈夫死了却为之守节的，就斥责为非礼，唉，错了！”“《士昏礼》中，郑玄注说：‘女子十五岁许嫁，行笄礼，因此系上缨，表明有所系属。’这是许嫁之后，这身体已经有所系属了，所以必须等到成婚的夜晚，丈夫亲自为她解下缨。现在不幸丈夫死了，这缨由谁来解呢？将一直不解，而又系属到别的家族吗？这是一系再系。将自己解下，等她许嫁别的家族，而又系上缨吗？这是系而不系。由此说来，假设有死了去吊唁而最终不归，侍奉公婆，抚育嗣子，几十年如一日的，圣人必定深深赞许她，必定不会以非礼来斥责她。”《列女传》说：“卫国的寡夫人，是齐侯的女儿，嫁到卫国，到了城门卫国国君就死了，保姆说：‘可以回去了。’女子不听，于是进入卫国，行三年之丧，作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卷曲。’圣人把她的诗收录在《邶风》中，不认为非礼，很明显。”“况且圣人的礼制，难道只是未嫁而丈夫死了可以改嫁吗？即使已嫁而丈夫死了，也可以改嫁。所以礼制中有同母异父兄弟的丧服，如果拿着这个说丈夫死了改嫁符合礼制，可以吗？不可以吗？”“有人依据《曾子问》篇‘婚礼定好了吉日但父母死了，向女方家致意说：我的儿子有父母之丧，不能继续做兄弟，派我致意女方家，女方家许诺但不敢嫁，符合礼制。’除丧后女方父母，派人请求不娶，然后才嫁，符合礼制。’这是父母死了，尚且可以改嫁，何况丈夫死了呢？这本来不对。礼经晦涩很久了。这段经文两次说‘礼’，具有深意。女方家许诺但不敢嫁，符合礼制。这是礼的正统。不娶然后嫁符合礼制，这是礼的变通。说‘不娶然后嫁’，可知娶了仍然归于这个丈夫。古人婚礼，从纳采、问名到请期而成礼，时间起初不太久，不像后世在幼年论婚。所以遇到父母之丧，等到三年之后，已经旷日持久。圣人知道久要不忘的道义，不可以一概责备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所以制定礼制如此委曲，也是为了保全中等资质以下的人，难道是说女子必须改嫁吗？我所著的《经平义》曾详细论述过。世儒不通礼意，于是说婚礼成于亲迎，未亲迎之前还是路人，改嫁不为过。唉！哪有路人而圣人为其制定斩衰丧服的呢？推究‘不二斩’的道义，女子已经服斩衰了。假设未葬而女方父母死了，必定降等服期丧。既然安葬之后，又还为父母服斩衰。圣人制定礼制有如此浮游不定的吗？斩衰丧服，是三年之丧。圣人既然为其制定斩衰丧服，必定希望其终了三年之丧。如果不希望其终了三年之丧，必定不为其制定斩衰丧服。所以安葬后就除去丧服，是圣人的不得已。有人又说：礼制，女子未庙见而死，不迁入祖庙，不附祭于皇姑，不拄杖、不穿木底鞋、不垫席，归葬于女方家族，表示未成妇。这是未庙见，尚且未成妇，何况未成婚呢？这又不对。妇，是对公婆而言，未庙见所以未成妇，不是说其未成妻。妻的道义成于亲迎，而实际始于许嫁。许嫁之后已经有丈夫了。传曰：‘六礼不备，贞女不行。’这是因丈夫在而如此。如果不幸丈夫死了，就应当奔赴了。况且她穿斩衰去吊唁，见公婆吗？不见公婆吗？既然去吊唁了，必定见公婆可知。既然见公婆了，已成妇又可知。所以女子未庙见而死，不迁入祖庙，不附嫁于皇姑，表示未成妇道。未成婚而丈夫死了，穿斩衰去吊唁，表示已有妻道。圣人制定礼制，有时疏远，有时亲近，难道可以执一端而论吗？从前延陵季子，一剑之细，不因生死改变心意。何况女子以身许人，而忍心辜负他？国家定制，凡未嫁守志者，都旌表。如例考之。礼经则有斩衰丧服，稽之功令则有旌表之典。那么

译贞洁的女子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我既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于是依次叙述她的言辞，并写在后面。